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其全盛时期，70年代后期开始趋于衰落，80年代和90年代有些西方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有必要存在一个名为‘发展经济学’的独立的分支学科吗？”[1](P2)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断言“发展经济学死亡了”。

我们认为，说“发展经济学死亡了”未免是言过其实，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仍然是经济学中没有解决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但是说“发展经济学失败了”则是有根有据的，因为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按照发展经济学家指出的道路和模式发展经济，结果大多失败了，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却又不是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开出的处方根治贫困病的。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也提出过一些原创性的理论和有用的政策建议，但是从整体上看，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现实之间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关系，发展经济学甚至阻碍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家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V.N.Balasubramanyam)和桑加亚·拉尔(Sanjaya Lall)在90年代初承认：“发展经济学这个分支并没有成功地消灭落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科它失败了，而且，由于它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伤害大于好处，所以它的灭亡是受到欢迎的。”[1](P2)桑加亚·拉尔甚至断言：“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都正常发展。”[1](P12)

现在的问题是，发展经济学本身发展了五十多年，为什么它会失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在对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失败，其原因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去寻找。

一、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被马克思称作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讨论了经济（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问题，生活在18世纪的斯密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快慢的原因归结为分工的发展程度和资本积累的多寡。古典经济学家都力图寻找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经济变革的长期过程。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约翰·穆勒。此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边际分析引入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的兴趣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和交换理论，静态经济学支配着西方主流经济思想。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长期慢性萧条和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停滞可能性的分析。从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差不多被冷落了1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才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题。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对象、动机和目的的关注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因为18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经济，是一种“发展中的”经济，古典经济学家力图找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一条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通过加快经济增长来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彻底战胜封建主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家当时关注的是其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他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热中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发展和富裕之路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考察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但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却敲响了殖民主义的丧钟，殖民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土崩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在国家独立以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何进行改革和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那么，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呢？这就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做出回答，需要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但是，当时在这些国家盛行的是殖民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一种为殖民制度辩护和服务的理论，它力图开脱殖民体系对不发达经济所承担的责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和贫困归咎于热带气候条件、人口压力、资源匮乏或劳动者懒惰。显然，这种殖民经济学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大大萎缩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追随苏联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反资本主义的阵营正在扩大。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把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自己的“规划”。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计划和投资项目，而发展经济学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经济理论“援助”。

从表面上看，发展经济学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需要的一种混合产物。但问题是，这种发展经济学最初是由发达国家“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因此，这就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带有发达国家的某种目的，寄托着发达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某种愿望。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杰拉尔德·M·迈耶(Gerald M.Meier)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所以受到激励去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有的是因为他们先前的学术兴趣，有的是因为有过在过去相关决策活动中的经历，有的是发自理想主义，有的是因为有基本的好奇心”。[2]（序言，P24）我们认为，如果说这种说法还可以用来描述单个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动机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则不能用来说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动机和目的。事实上，迈耶的另一个说法倒是透露了发展经济学产生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消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 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2](P6)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先驱人物之一，他从1957年开始对亚洲一些国家（主要是南亚国家）的贫困和不发达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1年出版了1卷本的缩写本）。根据缪尔达尔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来自西方富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是用静态的语言来描述尔发达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角让位给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研究欠发达、发展和制定发展计划的各种动态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西方学者研究工作的转向呢？缪尔达尔认为，这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巨大的政治变化的结果。具体说来，缪尔达尔把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随着殖民制度结构的迅速瓦解而来的是欠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们渴望发展……在冷战中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国际对抗关系已经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注的问题。”[3](P3-4)缪尔达尔进一步认为，其中第三个原因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就有关西方国家、它们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来说，显然上面所说的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欠发达国家问题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原因。”[3](P4)

缪尔达尔认为，西方学者之所以把研究重点转向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是由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殖民制度的崩溃，独立的国家取代了殖民地；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要求通过发展来摆脱贫困和停滞；苏联政权日益强大；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因此，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对抗关系中，争取到欠发达国家或至少让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对西方国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些欠发达国家“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改革的方向对彼此对立的霸权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3](P5)正是在这种重大利害关系的驱使下，西方各国政府、组织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社会舆论都迫切要求研究欠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重要性，所以，吵吵闹闹地要求研究这些问题是有道理的。”[3](P6)这就使得对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3](P6)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经济学家就需要戴上有色眼镜或过滤镜来看待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就难免带有某种偏向。缪尔达尔客观地指出：“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3](P6)

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没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成熟的经济学。客观的情况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产生出发达的经济学。另一方面，那些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分析的人大多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通过引进概念、推导原理和提出发展模式创建了发展经济学。而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不是来自凯恩斯经济学，就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

虽然在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加中心—论、依附理论、强调刚性结构的非均衡论等，但从整体上看，主宰发展经济学的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过是运用贸易工具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主流经济学家而已。”[1](P2)

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为及时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为第二阶段，90年代以来为第三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主导发展经济学的有三种理论：唯资本理论、唯工业化理论和唯计划化理论。唯资本理论强调启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增加资本积累，唯工业化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唯计划化理论倡导通过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来战胜贫困。这三种理论的典型代表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和刘易斯的经济计划化原理等。除了唯计划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苏联计划化经验的影响以外，这三种理论都来源于当时已经成为正统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经济学是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长期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而提出来的。虽然战后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严重不发达的结果，这与英美等国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用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如迈耶在20世纪80年代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时所指出的：“虽然凯恩斯式的失业被否定了，但是50年代经济发展研究的其他主题，如强调资本职累、工业化和计划工作，都可以追溯出凯恩斯主义的背景。”[2](P15)

由于照搬凯恩斯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经济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必然是纷纷碰壁。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展经济学又回归到新古典主义的传统上：批评计划化，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消除价格扭曲，实行经济自由化；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重视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如迈耶指出的：“发展经济学内容较大的变革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生的——这20年的特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复活。”在这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观点是，“一个穷国之所以穷，现在被认为是起因于政策不适当，好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是好的”。[4]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声势，成为新的、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潮。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从这些经济学思潮中找到了新的分析工具。于是，9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有了制度分析、交易费用分析、产权理论、寻租理论、国家理论等内容。

我们看到，发展经济学从它一开始产生就是以西方主流经 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贫困和发展问题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研究传统。发展经济学家们之所以长期坚持这种研究传统，实际上是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分析工具和一般命题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正如缪尔达尔在他的名著《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更倾向于得出一般性的命题，然后假定这些命题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明都有效。”[3](P8)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时，很难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很难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而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症结所在。研究者的立场错位，再加上把在发达国家产生、而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有效的经济学应用到经济条件、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失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有些有远见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指出：“只要这些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引者）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3](P8-9)缪尔达尔甚至还进一步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也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发达的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不顾这种差别，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名词概念是有害的。他写到：“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与储蓄、投资与产出这些‘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3](P9)

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说西方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无用，这种看法显然有些极端。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从一套不同的、全新的分析工具开始，不可能（也不能）抛开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知识成果。问题的关键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我们认为，这种发展经济学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创立，这些经济学家必须既精通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又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研究发展问题的动机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发展经济论文:关于公检法司立足职能、着眼全局为发展经济创造软环境

关于公检法司立足职能、着眼全局为发展经济创造软环境的思考

公检法司交统称政法机关，是国家专政机关，其职能是代表国家执行法律，肩负着打击敌对势力、惩治违法犯罪、调解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和职能，可以说任务明确、职能专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政法机关在公平、公正、公开、高效地完成上述工作任务的基础上，还要紧紧抓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机遇，立足职能、着眼全局，努力为我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司法软环境。

一、统一认识，着眼全局，增强做好政法工作的责任感

区委、区政府对实施振兴战略做出了安排部署，能否从战略全局上真正形成热情服务投资者、服务兴业者、服务企业的良好、和谐的经济发展软环境，除了发挥涉经部门作用外，还要求政法机关从法治上予以保障。

首先，各政法机关应牢固树立中心意识、大局意识。发展经济是全党、全社会的首要工作。因此政法机关党委、党组应以促进经济发展来统领政法工作，树立政法机关在新时期同经济建设息息相关、与经济发展同舟共济的新理念，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根本转变，不断增强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这个中心，树立主动关心、自觉参与经济建设的观念，把执法办案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为指导，科学、正确地处理打击犯罪的“显绩”与发展经济的“潜绩”的关系，并以此为重要内容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要把为经济发展、打造良好司法软环境这一科学理念落实到政法工作当中去。要教育广大政法干警务必把软环境建设放在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来考虑，克服经济发展与己无关的狭隘观念，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效率的法治环境。

其次，应努力解决工作思路中存在的不适应问题。走出单纯抓业务、因循守旧、求稳怕乱和特权思想的误区，树立政法工作与经济建设一体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理念；处理好部门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严格执法与提供软环境的关系和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强化大局、中心和发展的意识，真正把政法工作与发展经济有机统一起来；解决影响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在大局意识、振兴意识、开拓创新意识淡化，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不强，营造经济发展软环境的氛围不浓，思想僵化，机械教条执法，不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作风上耍特权，以管理者自居，以权谋私、作风粗暴，办事效率低，服务意识差；在办案中执法不公、不廉，办关系案、人情案、油水案，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树立政法机关的良好形象。

二、立足职能，明确任务，努力为全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经济建设需要安定的经营环境和稳定的社会治安秩序，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保一方平安是政法机关的主要职能，是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具体体现。任何犯罪活动都对经济建设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盗窃、诈骗等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不仅会给企业经营者、投资者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甚至会动摇经营者、投资者的信心。政法机关只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才会使经营者、投资者有安全感，才能不断增强经营者、投资者的信心。因此政法机关必须充分发挥打击、调节、监督、服务等职能作用，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效率的法治环境，这应该说是政法部门在发展经济中的两大基本任务。完成这两大基本任务应努力创造五个环境：一是要通过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和各类经济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创造安全的社会环境，要把多发性侵财犯罪和打击黑恶势力做为重中之重。二是要通过惩治经济犯罪，整顿市场秩序，保护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创造规范的市场环境和诚信安全的经济环境。三是要通过公正裁判，切实执行，保障公平交易和安全履约，创造公正的司法环境，依法处理好国企改制、国企破产、有效债权清收等审理裁决工作。四是要通过加强治安行政管理，做到公平诚信，廉洁高效，创造宽松的政务环境。五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安全团结，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着眼于振兴发展，需要政法各部门发挥主力军作用，与各有关单位协调运作，共同努力。各政法部门和有关单位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把维护社会稳定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要真正认识到稳定工作是振兴发展的前提、基础和保障，做好稳定工作要在三个方面要加大力度：一是在防范、处置“__功”等邪教组织方面要加大力度。要充分认识防范处置“__功”等邪教组织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要克服厌战、麻痹的思想，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和“__功”等邪教组织的渗透破坏活动要做到思想上不麻痹，决策上不犹豫，行动上不手软，在掌握证据后坚决打击。二是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调处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方面要加大力度。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较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冲击。进一步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调处机制和科学考核机制，抓早抓小抓苗头，把工作做到前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公安机关要快速反映，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及时控制事态，防止发展蔓延。三是在涉法问题方面要加大处理力度，坚决克服对人民群众麻木不仁、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决不能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了、领导批示了再去解决。要严格落实信访领导责任制，对每一件涉法系统来访都要认真对待，做到件件有着落，对重大涉法上访案件，有关领导要亲自督办，上级政法部门要进行督查督办，务必办出结果。做好稳定工作还要坚持“标本兼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继续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坚决遏制刑事犯罪的高发势头，坚决扭转少数地方治安混乱的局 面，要从实际出发，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犯罪，哪里治安问题严重，就集中整治哪里，尤其对黑恶势力犯罪要坚持早打，除恶务尽。对爆炸、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和盗窃、抢劫等多发性侵财犯罪，要快侦快破、快审快结。要进一步加大打击侵害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人身、财产安全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尤其要依法从严从重打击流氓黑恶势力侵犯企业经营者及投资者权益和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确保社会公共安全，减少恶性交通、火灾、爆炸等事故的发生。

三、各司其职，强化措施，积极为经济发展提高品质高效的服务

目前，我区正处于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给政法部门提出了全新的课题。为此，各政法机关要紧紧围绕促进经济发展这个中心，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深化“诚信服务在丰满”活动，拓宽服务领域，明确服务载体，硬化服务措施，营造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良好氛围。

公安机关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户籍管理方面应采取便商利商的措施，对来我区投资办厂的投资者、经营者的户籍办理要调整审批环节、简化办理程序，缩短办理时限，减少人为限制。在招商引资企业治安防范方面，在警力允许的情况下，像警务进社区那样，积极探索警务进企业的工作路子，指导协助企业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对大项目、大企业要跟踪服务，随时解决问题。继续开展企业投资者、经营者的重点保护工作。同时要深入开展企业周边治安环境整治活动，对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苗头应及时予以严厉打击，不要等到造成危害再制止、再打击，对危害企业的案件要快速出警，避免给企业造成损失。在办理涉企案件时，在传讯、留置、采取强制措施等办案环节时，要灵活把握，尽量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检察机关在查处企业经济违法犯罪案件的同时，应以司法建议的形式，指出出现违法犯罪的根源、原因和避免的方式方法，并帮助其建章建制，堵塞漏洞。同时各职能科室要与辖区大型企业结成共建对子，签定共建协议，定期走访，开展法律授课、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审查签定经济合同等，帮助、提示、警告、教育那些有错误行为的业主经商者，走正确的发财之路、经商之道，不致于小错误发展为违法甚至犯罪。

审判机关在立案、审理环节中在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对涉企案件当事人要积极提供诉讼便利，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尽力降低涉企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依法快审、快结、快执，在立案上开展“一站式”服务活动，减少环节和时间；在审判方式上以提高效率为核心，进一步扩大民商事纠纷普通程序简化审批的范围和比例；在审判体制上，积极深化推行速审合议制，对一些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民商事案件应随立随结，提高效率；在审判力量投入上，对涉及辖区的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和重点企业的经济纠纷的案件审理要加大审判力量的投入，以保障各种经济行为的顺利进行；在案件排期等诉讼环节上要优先，具体为提供法律咨询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诉讼费减免优先、执行优先，以加大司法保障力度。

司法机关要把工作重心下移，要改变过去的坐等上门改为现在主动服务，对各类经济主体开展法律咨询、法律培训、法律公证和诉讼工作，同时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工作，努力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交警机关要以实施畅通工程为主线，努力优化全区道路交通环境，科学地处理好执法与执罚、管理与服务、部门与大局的关系，为我区的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四、完善制度，强化监督，确保各项服务措施落到实处

近年来，我区各级政法机关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上非常重视，完善了一些制度、措施和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要求，对政法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首先要对现有的制度、措施针对新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要求，进行修改和完善，使其更加贴近和适应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具有针对性。其次要强化监督，注重制度、措施和保障的落实。有好的制度、措施和保障是不够的，还要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和落实。为此，各政法机关要成立相应的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司法软环境的领导组织，负责对司法软环境建设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及典型案件的查处。对“涉软”案件，要严肃查处，决不手软，尤其是重大恶性“涉软”案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要严肃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同时对主管领导和主要领导采取组织措施，进行通报、诫勉，甚至责令辞职或予以免职。同时要以“阳光服务”的形式，将为经济服务的制度、措施和保障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畅通内外监督渠道。真正使在我区经商办企业的企业家，实实在在感到安全、安心、安定。

发展经济论文:可持续发展经济理念的运用与解析

由于我国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保障体系,迫使人们在有限的收入水平之下,还需要承担高额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住宅费用等等.经济的增长,教育消费与医疗费用的消费水平在不断增加.尽管费用在不断增加,但上学难、就医难依然困然着人们的生活.医疗、教育、住房的成本在我国储蓄率一直是居高不下,居民的收入增加,但也有很少一部分将其转化为消费,出现需求动力不足、消费预期降低的情况.在过去的几年来,以政府作为主体,大规模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的行为和政策也一直了居民的消费,这也导致了积累和消费在生活中比例严重失调.经过调查表明,最终消费基础在逐年的下降,而投资拉动经济的套路依然被人们所使用.政府的财政的负担也在不断增加.这样继续挤压居民的收入和企业的收入,以银行行代开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将本应该属于居民的消费和投资以及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去.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政府的资金和社会保障支出出现滞后的现象.这也严重影响到居民消费水平,导致消费水平下降、内需更加不足.

1可持续经济产能过剩的原因分析

在2004年—2010年连续六年里,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很快,能保障在20%以上,而消费的总水平增幅程度在9%到13%之间,由此对比,前者要比后者快一倍左右,投资的增长与消费增长不能达到平衡.今天的投资就是未来供给能力持续地快于需求增长,必然能造成产能过程等一些列问题.在金融危机那个时间段,由于美国以过度信贷所支撑起来的消费结构使得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被大量出口产品所覆盖,美国与我国打的就是经济贸易战,对美国限制进出口,势必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而我国在一段时间内,也无法恢复到之前经济旺盛的局面,产能过剩问题的突出,是我国经济管理部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产能过剩就是将本应该提供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资源来制造产能,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2可持续经济中民营经济出现退缩现象

金融危机对我国有一定的影响,较大的影响在与出口的问题,无论是高端产品还是低端产品,以低端产品为主,而生产低端产品的部门都是我国的民营企业,所以说我国民营经济是较大的受害者.我国政府在投资中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依托,对财政资金和投资项目加大投资力度,而这些投资一般都落到国有企业的口袋,并没有为民营企业流出更多的空间.一般国有企业包括钢铁企业、机械类、电力、水利等部门.尽管存在产能过剩等问题,但对资金的投入的势头依然高涨.而到真正用到资金的时候,很多国有企业却拿不出来,而依靠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无法得到投资,影响其发展.同时,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要求的门槛过高,民营企业根本无法满足要求,所以,民营企业在发展中必然存在问题.

在2010年调查报告显示,在2010年整整一年,我国投资增长达到31%左右,而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达到40%—50%左右,而民营企业的投资仅仅能达到24%左右.民营企业的投资出现弱化的现象.而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性质,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一般在政策的角度来衡量投资的问题,而民营企业更多的是在市场的角度来衡量问题.而这样考虑问题对无法与百姓有更好的衔接,结果就是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状况,必然会造成一定的重复建设或扩张.,在项目结束之后,就会因为缺少社会或市场的需求而导致生产能力过程,这样也能看出民营经济在经济政策中存在明显的问题.若是民营经济不能发展壮大,仅仅依靠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来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就会面临一定的问题,这些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客观环境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原因,以完善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

3可持续发展经济中面对严峻的就业问题

经济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消费、投资、进出口等等,实体经济产生很多负面影响,经济总量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经济增长有所下降,很多企业都被迫停产,失业率在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在不断下降.而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有所下降,这样也导致了生产更加过剩,而危及逐渐加剧,可以看出,失业率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且也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保障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就需要积极的促进就业,保障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就业率提高就能促进国民的消费水平,使得经济有一个良性的循环,而我国提出的保增长就是保就业的理念也是非常争取的.而对于不同行业的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也有显着的差异.

一些行业对GDP的影响比较大,有些行业对GDP行业的拉动效果并不大.重工业方面就能够有效拉动GDP产量,而轻工业的发展对GDP的影响就比较小.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哪个行业,对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只是影响大或影响小的问题.我国对公路、铁路、机场、通讯等经济型基础建设的投资比较多,而对教育、科技、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比较小.而真正有助于就业的并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我国众多行业中,民营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对就业有很大的帮助.目前我国更多关注的是国企投资方式,但国企投资并不利于就业,相反被忽略的民营企业则是发展的重心,就业的重心.

4以金融改革创新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一定的困难,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也是一种改变,将其发展思路不断将其改变,将金融改革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金融体系的内涵包括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组织体系,金融产品等等一系列服务.以上金融体系的构建必然要满足金融服务满足经济发展水平,在发展中不断实现跳跃.另外,金融业本身的辐射力也会进一步提升其成为一个区域的重要支柱产业.在充分发挥金融发展的局面中,要着力发展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体系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以金融产业为核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步骤有:改革.首先要对金融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加以改革.通过资产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财务公司等相关公司对金融服务领域进行改革,在运行的过程中注入一些市场化的因素.

第二是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创新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创新有两点,及时个是要面向中小型企业.在中小型企业中引入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使企业的科技研发都能发展得更好,使实体经济融资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另外,要面向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将现代化的发展前沿引入到发展中,是金融交易成本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有所降低.然后是分工.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分工明确是也必要的工作任务.每一个城市的主导产业不同,金融的发展方向不同,城市与城市之间发展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变化,很容易出现错位发展的状况.互补合作与优化发展也是金融改革创新的工作之一,也是发展方向之一.就是要具有开放性.在发展中不仅仅要具有实效性,还要具有创新性.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发展方面,发展区域层次,构建一条合作的纽带,在创新与发展中寻求突破.要将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就要一定进行改革与创新体制,从而制动有效的经济体制,实现可持续经济的体制结构,最终寻求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从另一种角度分析,可持续发展是符合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并能够带动世界性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5结语

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这也能够推进世界经济的复苏.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让世界看到一个不断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经济浪潮.这样的发展形势,不仅仅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信心,也将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用科学发展观作为引导,将金融改革创新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法,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更上经济持续发展的步调。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演进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主流化倾向

一、引言

自从赫希曼(Hirschman,1981)提出“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了”这个颇具争议性的命题以来，拉尔(Lal,1983)、克鲁格曼(Krugman,1995)等在西方经济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学者也先后撰文支持“发展经济学衰亡”论。虽然与此同时刘易斯(Lewis,1984)、达特(Dutt,1992)、陈宗胜(1996)及谭崇台(2001)等人进行了反驳，并对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趋势持乐观态度，但是，作为经济学一个独立分支的发展经济学，其影响持续减弱（一直到今天），却是不争的事实。赫希曼曾经以发展中经济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否互益以及单一经济学是否具有普适性为标准，将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区别开来，并以后者的攻击为条件来解释发展经济学的衰落。赫氏的理论逻辑，被达特指责为从错误的定义出发，得出了发展经济学衰落的错误结论。问题是，当我们试图以主流经济学对发展中经济认识不断深化的事实为条件来解释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和繁荣时，是否正在重复类似的逻辑错误？实际上，把过多注意力放在应付主流经济学的诘难上，已经妨碍了人们对处于困境中的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趋势进行更深入、更的研究，一些更具一般性的理论命题被明显忽略了。

在坚持“只要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经济学就有必要存在”的基本前提假定下，发展经济学的辩护者至今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1)发展经济学为何在“塑造经济发展方面一直不是很成功”(Lewis,1984)；以及(2)为何近二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内，新的、原创性的重大理论基本没有出现？既然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经济所做的事的(Balasubramanyam,1991)，若长期以来在塑造成功的经济发展上无所建树，那么它存在的客观基础又是什么呢？尽管人们观察到近二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内重大的理论分歧、主义之争已不多见，但仅凭在个别发展中国家及其相应的微观经济领域内研究取得进展的事实，就断定发展经济学开始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多少有些勉强。从长远看，如果个别国别知识与普遍知识之间联系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林毅夫，1999），就无从理解以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的内涵。由于不愿或不能对上述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作出正面回应，使得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承认犯了过分强调政府作用的错误，认为重新确定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是一个革命性进步；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认为在市场不、信息不充分条件下，政府干预至少在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在某种意义上，发展经济学正慢慢向修修补补的实用主义经济学靠拢。

作为一门拥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概念范畴和一般分析方法（石川兹，1992）。前者涉及发展经济学的性质（内涵），后者则是指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试图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过程和未来趋势。

二、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假设与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不时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斯密所谓的“富裕的自然增进”。其一是要说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二是借此证明发展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突发性学科，它与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在Lewis看来，“经济发展理论是从1650年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期间大约一个半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注：LEWIS,W.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theory[A].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C].Elservier Science Publishes,1988,Voll,27-38.）顺理成章地，与古典经济学相联系的发展经历，就成了现代经济发展。谭崇台最近(2001)的一项研究，着重分析了西方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思想与发展经济学的关系，认为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不符合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而李斯特的历史主义思想却没有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应有重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十分清楚今天的发展经济学是如何从逻辑上演进而来的。根据目前国内流行的发展经济学三阶段论，以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为主线，发展经济学不长但颇为曲折的历史按时间顺序被划分为“结构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复兴”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三个阶段。令人不解的是，当一个新阶段的来临被看成是上一个阶段对发展实践指导不利的结果时，三个阶段之间就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然而三者间的关系却从未得到清晰表述。既然及时阶段与第二、三阶段是如此的不同，那么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内涵，进而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呢？已有的发展经济学文献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文献考察表明，经济史学、社会学与发展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经济史学、社会学在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20年来基本不为发展经济学家所重视，两者间的关系从未得到认真梳理。但这恰恰是理解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现代经济发展，首先肇始于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在已存在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启动其现代化进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事情，对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和前景势必产生重大影响。（注：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885-886.）

依照流行的看法，发展经济学产生和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事实上，早在40年代之前，像中国这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落后大国就已经启动了它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在当时还不算是一种主流现象（趋势），不足以引起西方国家政府及其经济学界的注意，创建一门分支经济学来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似无必要。因此，关于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现代化问题，自然被划入了经济史学、社会学的范围。所以不仅要了解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思想，而且还需要了解1945年之前落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如何被解释的。

罗斯托坚持认为，19世纪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压力之下，被迫参与到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来的。一个落后、孤立及封闭的社会在西方政治、经济与军事冲击下，不情愿（无奈）地做出了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选择。也可以说，在落后国家（地区）做出“发展现代经济”选择的所有动机中，“反应性民族主义”动机是其中最强烈的。韦伯、汤因比及享廷顿都强调落后国家（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是西方冲击的结果。罗斯托在详细考察了西方主要国家发展史的基础上，把一个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必经过程划分为：“传统准备起飞成熟高消费追求质量”六个阶段，即著名的“起飞”论，并确信它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对于起飞概念在经验上是否存在仍有很大争议，但对于罗斯托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应像西方一样进入现代，则不存在分歧。就像众多西方学者一再强调的，“我们的过去也曾经是未来。”

到了格尔申克龙那里，经济发展过程已无罗斯托那般整齐划一，但仍表现出线性（直线）的、非连续性的特征。在其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中，格尔申克龙以19世纪德国与俄国的经验为例，推出一个（在当时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模式，即著名的“后发优势”、“大冲刺”理论假说，并以此来说明落后国工业化过程的特点。

关于罗斯托、格尔申克龙等人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假说的局限性，已大量见诸于经济史学、发展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文献。但是，对于这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与发展经济学演进之间的关系，则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内维尔·凯恩斯(2001)看来，任何一种经济发展理论，其基础的形成主要直接借助于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发展经济学家是否承认，经济史学在相当程度上为发展经济学的演进提供了事实上的指南。1945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意识的努力发展经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致选择。此时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经济的努力在本质上与经济史学所记录的19世纪中国的情况并无大的区别：面对享有极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相应国际地位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及其人民希望改善自身处境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基础薄弱与资源匮乏之间矛盾的激化，使得发展中国 家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极端紧张的性质：在时间上，想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在空间上，改善其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显得十分迫切（陈明明，2001）。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现代经济发展逻辑：资本主义文明是值得向往的，依照发达国家的经历，也确实存在着克服低劣条件，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对既定模式进行合理偏移，最终实现跳跃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突然间涌现出了众多享有政治独立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前提的话，那么经济史学家所揭示出来的特殊经济发展逻辑则确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Myrdal于1957年曾明确指出，“经济发展作为一种主要政策目标的共同要求在不发达国家出现，把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定义，认同经济发展是政府的一项任务……所有这些成为历史中全新的事情。”（注：MYRDAL,GUNNAR.Economic Theory and Developed Regions[M].Duckworth London,1957.23-24.）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现代经济发展能否成功地重现于发展中国家身上，在这里转变成为一种国家政策目标。特殊的发展逻辑必然导致一种特殊的（政策）制度安排：面对国家经济剩余水平低下，市场机制不健全……，为发展能带来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重化工工业，由国家出面动员（调集）资源，组织经济活动（如创建、国有企业）。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或者说中心问题就是“弄清楚过去改变了发达国家的那种过程的性质，为什么它现在不出现在欠发达国家，今后能够做些什么去推动这个过程。”（注：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1-202.）显然，与经济史学一样，发展经济学仍然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逻辑假设。具体而言，它进一步假定“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关注于让已经发生的事情，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不同的环境中再次发生。库兹涅茨的表述更为清楚：“现代经济增长作为一个长波段，发端于欧洲，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现代经济增长波段到达最晚的地方。因为开端的革新是以欧洲的制度和价值观为基础的，而这种制度和价值观在发展中国家却难以被接受。”（注：石川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37-38.）因此，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发展经济学包含两层含义：(1)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存在，其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具有独特性；以及(2)也是最重要的，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赫希曼的发难，并非流行观点解释的那样，仅指所谓的及时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他感到失望的是，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的发展经济学，在塑造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及其人民已经放弃了发展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文明仍是值得追求的。同样地，那些继续捍卫发展经济学独立学科地位的人（如Lewis）也并没有轻言放弃“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这一发展经济学的底线。尽管对发展经济学的具体理论及其对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但发展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着确定的内涵，却是无疑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发展经济学家也意识到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假设的发展经济学的局限性，发展经济学遭到清算。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经济学家中间产生了一种从罗森斯坦—罗丹的“自然在飞跃”重新回到马歇尔的“自然不飞跃”的强烈趋势。对发展经济学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黑暗”的时期(Krugman,1995)。如果说这一时期与前一阶段还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就是仍有部分发展经济学家一方面转而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如舒尔茨的“农民穷而有效率”），另一方面仍然心存“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的理念，坚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可以通过某种政策或战略安排得到改善的。持折衷主义立场的明特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孤立社会对西方冲击作出适应的过程，其经济发展的被迫性和紧张性质依然存在，进而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作为独立分支学科存在的客观基础。不过，由于这一期间的主旋律是否定“视发展为政策目标”的发展经济学，因此，人们在反思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时，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大调整，得出及时阶段发展经济学失败了的简单结论。

最近十年的观察使经济学家尤是发展经济学家注意到，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发展中经济时的表现也难尽如人意。加之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及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发展经济学似乎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主战场。但从理论逻辑假设上看，被冠之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美称的发展经济学并没有走出困境：一方面发展经济学家们承认早期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假设的发展经济学是不成功的；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继续借助于坚持相同理论逻辑假设的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的相关理论来重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渴望发展的强烈情感驱使下，早先强调西方的科学技术，崇拜西方的“奇巧淫技，”现在则转向崇拜西方的民主及法律制度。近期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诺思、奥尔森甚至16世纪霍布斯的理论被大量引用，政策的中心明显转向了制度建设、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方面。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的发展经济学看来，落后国家首先应创建一个与西方类似的民主制度，然后再以此来解释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这与早期强调在经济结构（如主导产业的变化）上靠近西方，以各国工业发展水平来评判其经济发展程度的发展经济学，在逻辑上如出一辙。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如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深刻但并非正确的影响，它们仍不能很好地为发展经济学服务。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努力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发展经济学的永恒主题。问题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假设的结构主义没有取得成功，坚持同样逻辑假设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的发展经济学是否会成功，在经验上仍是不确定的。

三、理论研究中的主流化倾向与发展经济学的困境

根据斯特里顿(Streeten)的看法，“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就是从广泛概括和高度抽象向较为特殊和较为具体的转变过程”。（注：杰拉尔德·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372-374.）的确，20世纪80年代以后，沿着这两个方向，结合现代经济学不断取得的进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达到了一个以前从未达到的高度。

针对个别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进展最显著的当属有关发展中国家农村契约组织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经济组织的理论被大量用来分析在特定产权制度下出现的契约组织对农户理性行为的影响，进而对一国农业绩效的决定。例如，Jensen和Meckling发展了一个有关企业生产绩效的模型，并试图证明产权结构通过企业内部规则（如利益分配）影响企业参与者的行为和企业的产出绩效。埃格特森(1996)用这一模型解释了1985年埃塞俄比亚的：1975年埃塞俄比亚革命改变了该国的农业产权结构（政府成了事实上的大地主），使得农民的理性行为变得不利于该国农业生产，加上干旱和内战，导致了1985年几百万人死于饥荒。产权结构、经济组织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领域的问题时得到广泛、高度的重视。接下来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产权结构是如何被决定的，政府决策过程是不是内生并可以解释的？特别是，经济学家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看法来了个180度的转弯，以前认为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全体社会成员一致 ，而现在则认为政府有着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不仅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发展，而且其本身就是问题。

斯蒂格利茨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组织演变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些颇具影响的理论假说。除此之外，罗默等人的内生增长理论以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被广泛用于对发展中经济的分析。总之，关于这一领域的近期成果已有相当多的文献作了详尽介绍。这一切均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再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之中。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与此同时许多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却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认识深化”的事实为条件来解释发展经济学的复兴、繁荣。就其实质而言，回避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以行为主体选择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其内部的学科划分是以论域（论题）为标准，还是以方法论为基础？如果是以论域为标准，那么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与以劳动力要素配置为研究对象的劳动经济学和以金融资本配置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学等在一般方法上应该没有大的区别。很显然，发展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

不难发现，就对现阶段发展经济学影响较大的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其方法论基础仍是新古典的。埃格特森在《新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在整理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时，凡不符合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的文献一概不予考虑。毫无疑问，这个现代经济学规范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内核与保护带。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三个内核分别是：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及均衡分析，相对于新古典范式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只是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也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长期不为主流经济学重视的一些非主流问题。所以，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基本上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

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已经开始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不完善，市场机制的结果总的来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并且承认在“竞争性市场均衡中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可能性。”（注：狄帕克·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122-123.）或许，可以把斯蒂格利茨等人对发展中经济的研究看成是一种尝试，以证明主流经济学经过适当修正后，可以进一步拓宽应用范围。Syrquim在其1998年的一篇论文中曾说到，（注：Syrquim,M.Modern Economic (Endogenous) Growth and Development[M].Martin's Press,1998,27-32.）钱纳里1986年开始整理并对比分析结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所有假设的同时，罗默发表了其著名的《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一书，并借用了许多结构主义的假设。此举可以理解为，罗默等人希望借此来加强新增长理论的解释力，确切地说，是意识到市场并非总是处于均衡状态。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逐渐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产生兴趣的事实，表明主流经济学已开始认真着手解决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

反观发展经济学，近二十年来，在研究方法和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上，与早期发展经济学相比，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并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在强调“二元经济”、“社会分摊资本”及“需求不可分性”等概念对发展中经济仍然适用的同时，又大谈“寻租”、“交易成本分析”这些新古典理论的概念。由于对“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及一般方法”这样的关键问题认识不清，致使发展经济学家的行为在客观上追随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家的主流化努力，不仅无助于发展经济学走出目前的困境，反而从根本上进一步动摇了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由于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长期不能取得突破，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只能沿着斯特里顿所说的特殊的（个别国家）方向进行。例如，有关中国农村、城市（契约）企业组织演变的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与产权结构相比，激励机制与经济绩效变化的关系可能更加密切。但是，即使是它的研究者也不认为这一经验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个别国别知识与普遍知识之间联系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使得发展经济学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尤其令发展经济学家难堪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认识不断深化的现实，实际上是在主流经济学不断放松前提假设的情况下找回来的。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这是一种随机现象呢，还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趋势（规律）？到目前为止，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所谓的发展经济学复兴（繁荣）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造成发展经济学危机的因素并未消失。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的起源与演进

摘 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在发展经济学的草创时期，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经历了曲折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科学范式。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 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 ，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 ，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 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 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 1945年曼德尔鲍姆（K. 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及时，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 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 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 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 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 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 Schultze）、哈伯勒（G. Haberler）、哈伯格（A. C. Harberger）、迈耶（G. M. Meier）、缅甸的明特（Hla 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 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 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 meet basic human 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 （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 （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 Resurgence）。 （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60年代后期，以哈伯勒、钱纳里（H. Chenery）和斯特劳特（A. M. Strout）等为代表的的学者，开始重视论证自由贸易和利用外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 （5）社会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兴起。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哈伯格。他根据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建立了经济发展中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如何解决度量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等。 （6）激进主义的出现和依附理论家的革命。当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看成是“原始落后”状况的内部问题时，以巴兰（P.Baran）、弗兰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来自外部因素。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由发达国家控制形成。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中心的国家构成，中心的发展造成了的不发展，并使国依附于中心。总之，由于激进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以及经济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新古典主义思想已经贯彻到了“正统”发展经济学之中，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面对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怀疑，并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诊断。 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新古典主义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现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在西方，发展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向，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及时，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 第二，重新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制度因素的分析成为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科斯（R.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崛起，并开始广泛引入发展领域 ，这就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并运用新古典主义供求分析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制度障碍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和思路，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第三，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范围。例如，以英特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发展经济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全球性共同问题的经济学。 第四，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各种学派交融的综合发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开始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寻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结合，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呈僵化和刚性的实质和原因。再如，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 第六，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A.Sen）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评价发展的新方法，根据他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概念，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从1990年起，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每年发行一期。由于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开始直接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故从90年代开始，西方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专门论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建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改革和开放的经济政策，随之当代西方经济学说陆续系统地被引入和介绍进来，人们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的热潮。然而在此时期的西方学术界，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包括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领袖人物，却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与这些西方学者的诊断相反，我国的一些学者张培刚、谭崇台，不仅对发展经济学充满着信心，而且正确地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 张培刚教授早在198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针对西方某些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前途的悲观论调，呼吁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 新发展经济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及时，把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兼顾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在实行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地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 第三，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订发展战略。 第四，注意研究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关系在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中国外，许多其他的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前苏联、东欧诸国、越南、古巴等，相继选择了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目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可说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已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致力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例如提出研究过渡经济学或双重转型问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或倡导立足于国际学术规范的中国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以上所有这些努力将极其有利于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 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展望 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说繁多，观点不一。迄今为止，除了立足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外，在西方影响较大的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激进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新近盛行的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等等。客观地讲，每一种研究思路都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 然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问题。分析许多发展问题，尽管需要借助一般的经济概念和原理，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许多主要概念和原理对于理解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十分中肯和适用。因为在那里，文化价值、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和其他管理制度，都是作为既定的分析前提，并被假定为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就研究立场而论，我们应赞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和激进主义经济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结构主义分析、新古典主义分析乃至新制度主义分析，都是可以借鉴和包容吸收的。尤其是结构主义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分析，这两种方法是分析不发达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因为结构的不均衡和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变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个人、民间团体和政府）的行为方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正是制度分析的主要领域。至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要素分析，也早已成为发展研究的一种基本工具。 我们必须强调两点：及时，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始终坚持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即以农业国工业化为主线展开分析。因为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基本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可视为“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具体而明确地称为“农业国的工业化”，这就必然构成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可以合乎逻辑地将目前中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统率起来，因此以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立论主线是重整和革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途径。 第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兼容吸收东西各派经济学说之所长，以一种综合的视野和方法开展分析。发展经济学涉及的问题领域十分宽广，因此西方学术界曾流传一种偏见，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没有自己系统的大杂烩，它只不过是劳动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贸易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在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应用经济学拼盘。据此，职业经济学家主要应是某个领域问题专家，然后再把这个领域的前沿进展专题运用到穷国的相关问题中，而发展经济学家的称呼则反而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 。然而，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如阿瑟·刘易斯、斯特恩（Stern, N.）则认为：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及其制度和政治背景有了一般性了解，就可以对许多发展问题作出更好的回答，因此，一个的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既要作为某个学科的专家，又要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正是在把大问题、小问题和问题解决方法进行结合中，呈现出其显著的繁荣和丰富多采。 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科学范式。由于经济社会的欠发达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管理、技术以及文化等方面因素的作 用和影响，发展研究已从纯经济理论范式中走出，逐渐向一个超专业化学科（Hyperspecialized Subject）方向发展。一方面，它的研究视角扩展到许多非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学正在朝着更加精细的科学专业化方向努力。 总之，发展经济学从大一统的宏大经济理论范式中走出，分化出若干个专业化的关于发展问题的子分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跨经济分析与非经济分析的边缘性的综合学科。

发展经济论文:中国水工业发展经济政策体系浅析

内容提要:文章针对市场经济向新兴的水工业提出的挑战,分析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市场刺激,以及经济核算体系等几方面的内容。

水工业是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产业。水工业既然作为一项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其中水工业的经济政策就是水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强,如何加快建设市场机制下我国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水工业的发展和完善,尽快地与国际机制接轨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分析

1.1 我国的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基本状况

在我国,传统的水工业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的,其中的经济手段只是法规制度(尤其是排放标准)的辅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业经济政策本身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综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收费制度及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收费制度等。

1.2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政策虽然对我国的水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指令性的自来水水价的问题,由于自来水的水价不是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制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自来水的价格相当低,结果自来水公司因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或重大技术改造,导致城市缺水状况日趋严重,自来水公司多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运营。

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就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排污收费的有偿使用和贷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我国当前合理用水水平还较低、单位取水量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很大,所以水工业经济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价值规律(如排污收费大大低于污水厂的运行成本),同时,也未引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③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局限于在水工业管理系统的内部考虑,较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向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转换的角度来制定水工业政策。

④ 已行的经济政策本身需要重构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违章超标罚款制度,在标准的制定、排污费的征收、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大潮中,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建立适合市场机制运行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和微观刺激以及综合的水工业经济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 水工业的价格政策

水工业是集产、供、销及回收于一体的行业,也是对产品用过后进行回收的行业。自来水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来水的价格,就应该将“二重性”商品的特点包括进去,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这样,水价除水资源价格外,不仅要把自来水公司以及水厂等一切设施的修建经营、折旧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在内,同时必须把所有废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排放等全部设施的相应费用也应包括在内。

而且我国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价格改革中,应逐渐把水资源直接投放市场,根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价格,使市场价格地反映水资源成本,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水资源价格体系。

建议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据全成本费用确定水价格,对那些明显不利于水工业持续发展的产品征收附加税,使这些产品反映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水工业成本。

②根据地区和质量差异实行差别价格政策,鼓励节约用水。

③在国家或企业制定水资源的开发投资计划时,采用经济价格以取代低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市场价格或指令性价格;

④权衡价格调整的替代影响,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税收或使用收费)措施,以消除价格上涨对主要用户(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经济影响。

2.2 水工业的税收政策

在完善水价格体系的同时,对一切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污染行为征收一种税收。目前,正值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工业税收体系。建议该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建立和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引导水工业的发展,近期可以在现存税种的税率基础上实行。

②对于废水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在一定期限内免交全部或部分税收。

③对于结合水源保护区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的收益,也应给予税收或减免优惠。

2.3 水工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

保护水源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为了持续发展水工业,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使更多的资金投放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建议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国家水工业基金或国家水工业投资公司,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开发银行)中设立国家水工业专项贷款基金。

②国家也可以通过中长期债券,筹集大型水工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应对水工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

③推行水工业投资有偿使用,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等。地方水工业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吸收资金,包括中长期债券、股票或利用外资等。

④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如把水工业尽早推向市场,对水工业工程实行招标承包,推行自来水厂、污水厂的企业化经营。

2.4 基于市场的水工业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之后,必须有相应的微观层次的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与其相配套,以真正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和水工业税收政策外,在我国还可以实行以下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国家应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推出有关排污许可证交易政策或规范,在其成熟时向全国推广。该项制度需要与现行的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协调。

水工业的保险制度:条件成熟时建立水工业保险制度,解决由于无过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污染的经济责任问题。

2.5 水工业与经济核算制度

水工业经济与水资源核算对于确定真实的国民财富价格,客观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以及正确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该项制度:

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善、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适当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水工业经济综合核算制度的试点,把水资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损失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再生产活动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的核算体系。

3. 结论与建议

现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已很难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抓住机遇适时制定和实施有关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水工业经济政策。而且,我国的大部分有关水的法规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计划体制或转轨时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势下,应加快市场机制下的立法、管理体制重构或创新,为实施有关水工业的经济政策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发育和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家应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务之急,还应尽快着手制定价格政策、水工业税收政策、投资信贷优惠政策,并对这些制定或实施水资源的政策进行预评估和跟踪评价,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实施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水工业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不断需求,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新形势下农民发展经济需要法律保护

（一）根据市委统一部署，麻阳苗族自治县从去年3月10日开始，从县直机关、各乡镇抽调干部1156名，组成312支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工作队，进村入户开展政策法律集中教育活动，经过为期2个月扎实工作，全县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农民的法律意识大为增强，实现了由初步涉法向积极学法转变，现大多数农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在活动形式上，我们主要采取了：一是多种媒体交叉使用。运用了标语、横幅、专栏、墙报、简报等多种手段，对活动开展进行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二是因材而异，登门施教。针对农民群众具体情况的不同，我们采取了因材施教的方法，上门辅导，对个别重点户实行登门施教。舒家村乡将政策法律知识编成了对联形式，根据不同的情况把对联贴到每家农产的大门上，既使宣传入情入理，又使活动呈现出节日般的喜庆气氛。三是开办夜校，分类施教。我们采取开办农民夜校的办法，并编写了乡土教材，对村民实行集中宣传教育。四是鸿雁传法，惠及游子。为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各乡镇创造性地摸索了一套催、叫、劝、寄、导的特殊服务方法，共请回外地务工、经商人员5672人次，寄出法律书籍7829套，确保教育尽量无死角。五是集市咨询，有奖竞答。我县利用赶集日，在各乡镇设立法律政策咨询台，向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政策服务。如县法院在长潭乡设立了临时法庭，实行现场办案，现身说法，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和平溪乡还开展了有奖竞赛抢答活动，由于全民性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我县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育、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六是文艺下乡，富教于乐。自活动开展以来，我县文化下乡活动十分活跃，向村民送去了丰富多彩的法制戏、法制影片、法制电视录相片。组建了一支由原法院院长田良藻为团长的退休老干部政策法律宣讲团，深入乡村宣讲，以县花灯剧团为主力军的文艺演出队深入到各乡镇巡回演出，深受农民朋友欢迎。在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中，根据农民居住分散，外出打工人员和流动人口、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我们对不同层次的对象采取了多层次的普法教育，主要普及了三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及时，涉及农民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的刑法、刑诉法、行诉法、税法、村民组织法、农民承担劳务和费用管理条例、减轻农民负担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第二是涉及农民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九年义务教育法、计划生育法、农药管理条例等；第三是涉及农民之间交往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依法治理力度的加大，目前，我县广大农民的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活动本身。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干部们对农民搞政策法律封锁，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生怕让农民知道。农民一旦从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些政策法律的具体内容，就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县通过这一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农村政策法律读本等书籍共13万册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前些年各村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自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村民议事，以往只讲个理，现在先要看是否合法。如谭家寨乡政府搬迁，征用了弄里村土地。由于在征用后，该政府机关工程设备没有完善，造成农民部分土地荒芜。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按照法律程序，向乡人大主席团提出议案，要求对荒芜土地收取荒芜费。通过协商乡政府按《土地法》有关规定每年给弄里村补偿荒芜费1500元，直到没有荒芜为止。3、提高了广大农民依法履行义务的自觉性。过去一些农民对自己应履行的义务不甚明了，只片面强调自己的权利，而忽视甚至否认自己应履行的义务。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大大增强了农民履行义务的自觉性。舒家村乡丁家村过去各项上交提留一直收不上来，乡政府组织干部进村催收，多次遭到村民围攻殴打。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中，我们向农产开展政策法制宣传教育，依法进行综合整治，收到良好效果。目前，该村已由过去的失控村变为治安模范村，上交提留不须村组干部上门催收了。4、广大农民敢于依法维权。通过对法律法规的学习，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绿溪口乡洲上村农民向村委会实行三保障，即(1)遵守法纪，积极交纳税项税费；(2)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3)做一个合格村民。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村委会公开向群众保障以下三项内容:(1)提供一切法律服务；(2)提供生产技术服务；(3)向特困、五保护等提供相应的服务。相互间还签定了 保障书：自保障公开后，洲上村秩序井然有序，农民遇事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该村二组女青年张某某，原与中医院一医生自由恋爱，后男方中止了恋爱关系，女方家族准备纠集近百人向男方讨回公道，在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中，通过学习，张某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主动向法院起诉，通过法律解决了这一纠纷。5、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共为全县7.8万农产中16岁至45岁村民发放了《农民普法简明》读本，在每个村建立了农民普法夜校。同时与农民签订综治责任状，建立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机制。现在，农村中打牌、、扯皮、打架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去年，全县有235个村委会被评为市、县安全文明村，占总比例的70％，有6.3万农产被评为双文明户、遵纪守法光荣户，并涌现大批各种养殖专业户、重点户、省科技致富典型等一大批新型农民。(二)目前，我县通过开展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农民的学法积极性不断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普遍增强，那么现阶段我县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希望是什么?据调查，得到的回答是：农民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最希望的是发家致富，最怕的是加重负担，为此，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需要法律进农家，因为法律是他们的护身符，法比神灵验。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农民需要法律保护，今年元月至4月份，我县各乡镇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37起，其中重大案件14起，特大案件2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刑事案件发案数比去年的105起上升30.48％。今年3月6日，江口墟镇大禾田村三组龙弟弟为泄愤将本组村民龙社友已挂果三年的179株桔树砍掉，价值3万元余元；谭家寨乡咸池坳村一组的张青玉与该村二组村民李叶林因土地纠纷，张青玉对村委会调解不服，为泄私愤，张青玉将李叶林的柑桔树砍断24根，价值1000余元。还有家庭暴力犯罪、凶杀、纠纷械斗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地痞流氓骚扰闹事，在少数乡镇农民缺乏安全感，需要法律的保护。二、农村山、林、地界纠纷、因催收提留款等经济交往引发的问题增多，农民需要法律保护。如我县石羊哨乡跃马寨村因百亩山地的权属问题发生争执，乡政府指令国土站进行调查处理，国土站获得大量证据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了《该争议山地的所有权归李家村所有》的决定。然而跃马寨村以村、组干部为首无视党纪国法，纠集数十人，手持刀斧趁夜赶往争议地将该地承包经营大户符某已挂果的柑桔树砍掉一千余株，价值数万元。公安部门出面才平息了这一事件。当今，我县农村渔塘、水库、果园的承包农民在签订承包合同后，为了吃上定心丸，不少的合同办理了公证手续，这些都说明了农民急需得到法律保护。三、农民减轻不合理负担需要法律保护。前几年，我县不合理上交仍然存在，据农户反映我县和平溪乡的牲猪屠宰税变成田亩税、人头税。绿溪口乡的柑桔特产税也变成田亩税、人均税，而不按实征收，违背了上级的有关规定。此外，还有个别乡镇为了解决经费不足，下达创收任务，乡干部便在农民头上打主意。(三)经过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农民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从我县农村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不难看出，还有少数农民法律意识仍不强，导致违法现象时有发生，要落实好我县四五普法提出的抓好基层乡、村农户普法与依法治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如何进一步促进农民学法用法守法，不断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思考之一：应强化基层领导带头学法，把农村依法治家活动抓好抓实。农村问题事关大局，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我县的经济发展，人们要切实转变观念，走依法治村、治家之路，这就要求我们把法律交给农民。事实证明，农民掌握了法律，就可以变成生产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要推动农民学法用法守法，至关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应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思考之二：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农民普法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的任务才能落到实处。要有针对性地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学习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当前要围绕农民普遍关心的减轻农民负担、农民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并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普法宣传。思考之三：要用法律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目前，我县农村群众对有关政策法律的理解仍带有片面性和模糊认识，如果不去占领农村这块思想文化阵地，不及时把有关政策法律交给农民，农民容易受喜欢钻政策法律空子的人的影响，一些封建的、迷信的甚至反政府的东西就会见缝插针。95年8.9、8.11杀人抬尸冲击、打砸县委和政府机关，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思考之四：完善农村立法，确保农民有法可依。现在涉及农村、农业、农民的法律法规已经不少，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仍然存在一些法律空白点，如耕地抛荒怎么办，这类问题既无政策又无法律法规规定。另外，国家重点工程需要征用大量土地，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乡、村、组、农民个人的分配比例均无法统一规定，有的地方因处理不当造成农民阻工、闹事。还有农民外出打工仅凭一张身份证即可，无需在乡、村办理任何手续，有的在外赚了钱，盖起了楼房，并且银行有了存款，而他们的上交却分文不给，乡、村、组无法对他们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农民反映强烈。思考之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齐抓共管，以加强农民普法教育和农村依法治理的领导与管理。现在乡镇除了党政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抓这项工作外，主要靠综治办、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在抓，这是远远不够的，既要充实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的人员力量，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又要动员法庭、 派出所、国土站、林业站、农业站、工商、税务等部门，一齐上阵，还应发挥村支两委、调解治保小组、村民小组长的作用，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经济发展趋势、结构变化内在规律和发展因素各种内在关系的科学。概括地说，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不发达状态向经济发达状态演化的条件和规律的科学，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科学依据。发展经济学的任务是：最切合实际地分析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本国或者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把握发展的趋势，指导制定科学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有关发展的政策，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在长期的过程中，成本最小、时间最短、最节约稀缺资源地完成从经济不发达到经济发达的过渡，即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

首先，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条件和特殊国情，探索和研究如何开发、创造和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其次，发展经济学应当揭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第三，发展经济学还应当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为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发展道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各项重要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二、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体系和分析方法

发展经济学作为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演化过程的一般规律的经济科学，有其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要概述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性质、结构和特点，经济发展的含义和衡量等等。其次，将分别考察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等，分析这些因素的现状、开发和利用，以及变化规律，进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三，重点分析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及其变动，分析其结构状态、变动规律和优先选择等，以便使经济发展协调有序。第四，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系统的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研究如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观念、国际环境和条件等），促进经济发展。第五，必须进一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演化规律，以及如何通过宏观调控使经济顺利发展。

整个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关系为：

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机体特征成长因素制度因素结构状态空间状态系统开放动态调控。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科学，它与其他经济科学有着共同的分析方法，但是作为研究一个广阔时空经济的科学，它又有自己特殊的分析方法。

首先，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短期经济运行上的平衡和经济运行结构的均衡和优化，而着重探讨经济系统长期的优化发展过程中各要素和结构的动态性组合、协调和演化，侧重于动态研究方法。

其次，发展经济学侧重于结构分析，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转换过程，各种经济结构的演变决定和制约着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结构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而，要把它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来考虑。

第三，发展经济学侧重于制度分析方法，更加关注发展的制度成本，传统制度对发展的制约，制度创新对增长和发展的促进作用，发展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等问题。

第四，发展经济学运用非均衡、非平衡和均衡、平衡结合的分析方法，但侧重于非均衡和非平衡的方法，根据耗散结构原理，任何一个发展着的动态系统的内部结构是不均衡的，其演化过程也是不均衡的，正是这种不均衡和不平衡成为开放系统发展的活力。经济发展，就是经济机体内部各种结构从不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化，又从均衡向不均衡状态变化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

第五，发展经济学还较多地运用经验、比较和模型分析方法。

三、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演变过程

发展经济学主流学派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及时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60年代初），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特点，形成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思路，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和计划化。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后期），针对早期发展中国家“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发展经济学家更多地使用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并扩大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运用。对发展的目标、计划与市场、农业问题、对外贸易问题、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在进行宏观分析的同时，更注重微观分析，建立了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发展了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更加接近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分析。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发展经济学家开始注重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及人力资本的内生的经济增长去研究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问题，更多地考虑经济发展深层次的人的因素，文化、体制等背景，将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变量，从重新设计制度和进行制度改革和积累知识及技能入手寻求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探讨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

四、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别和联系

发展经济学回答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问题。

经济发展，简言之，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经济发展包括以下内容：（1）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在一个长时期内持续而稳定地增长；（2）居民生活环境，包括社会公共福利设施、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不断得到改善，人们有相当程度的安全感；（3）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金、物力资本及自然资源等，其数量不断增加，足以满足生产投入的客观需要，从而保障社会总产出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4）经济结构，包括生产的组织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结构，国民经济的产业、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空间布局结构等发生重大的转变，形成持续的高级化变化过程；（5）社会结构不断完善，收入分配不断趋向公平和合理，居民间的收入及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日益缩小，社会不再产生新的贫富阶级；（6）社会事业、环境和生态与经济的增长相适应，在“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之间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及运行机制；（7）文化发展、观念习俗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不适合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陋习、陈旧观念能够得以及时、彻底的废除和更新，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念能够迅速地成长、发育起来；（8）经济运行及其调控的机制趋于完善和健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及自我发展能力以及相互间的反应能力、变化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等。

经济增长则是指后期的国民经济产出量在规模上比前期增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从概念的内涵上看，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侧重反映和体现财富与产出量的增加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有关经济方面的发展问题；而经济发展除此之外，还特别关心社会一般关系的发展变化问题，涉及到非经济方面的诸多问题。从学科角度看，经济发展所关心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落 后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的经济演变过程，而经济增长则侧重研究和反映某种成熟状态的经济进步的动态化问题。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又是紧密相联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首要的物质条件，没有增长，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反之，没有发展，长期的持续增长也将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发展，便必然有增长。

五、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1、农业企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我国是一个拥有10亿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比重大，农业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已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发展经济研究表明，我国农业发展正处在一个中间阶段，即传统农业向混合的多种经营农业转化的阶段，现代农业方式开始出现，但距离专业化、现代化的商品农业阶段（即农业现代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现阶段如何积极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企业化是一条重要途径。

农业企业，是指使用一定劳动资料，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以及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经济组织。

农业企业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即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在保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不变的前提下，在现有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从而聚集力量，装备和武装农业，即调整增量，扩大新经济增长点的生产规模，也调整存量，优化资源组合，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过程。

农业现代化，是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来为农业提供生产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手段，用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方法提供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手段，把传统的封闭性农业转变为现代的开放型农业的过程。

通过农业企业化，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实现农业商品化，并带动千家万户农民脱贫致富，从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规模化、企业化的农业生产，就有可能获得较好的规模效益，增强抗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有可能利用现代化的要素对传统的农业技术进行改造，对经营方式进行改革，实现土地、劳力、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山、水、田等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开发，达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率、高效益的目的，从而有利于实现农田标准化、操作机械化、服务社会化、农艺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开辟一条通向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子。

2、工业化是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

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工业化是推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从经济不发达到发达的最重要的动力，我国要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发展经济学研究表明，工业发展是一个工业结构渐次演变的过程，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部门，主导部门通过一种效应（前向或后向联系），影响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主导产业的确定，一般应优先选择后向联系效应大的部门。因而，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判断不同地区所处的工业发展阶段，而且必须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等特征确定工业的主导部门。对于贫困落后地区而言，工业发展的程度还很低，工业基础也比较脆弱。所以，在工业主导部门的选择上，就应该根据不平衡的倾斜发展工业化战略和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把着力点放在后向联系效应大的最终需求型制造业上，首先重点发展占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从高梯度地区淘汰或外溢出来的产业，比如纺织、食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皮革、建材及服装、运输设备等。在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时候，等到国内中间产品市场足够大时，再有条件地开展从事中间产品制造，直到发展基本材料部门，从而确立起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体系，实现具有鲜明特色的工业化。

3、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经济发展是工业化的同时城市化的过程，工业化以城市化为条件，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动力，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人口、市场、企业、基础设施在地理上的集中过程，即城市化过程，必然是劳动力由低收入和就业机会少的地区向高收入和就业机会多的地区迁移和流动，这是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方式之一，城市化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

在经济发展的空间中，一个大中型企业的建立，一个城镇的形成，往往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极点，即发展极，并由此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对于贫困落后地区来说，实现现代化就主要是通过在该地区建立中心城市，并使之成为该地区的增长中心来实现。

经营城市就是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城市化的重要战略举措。经营城市是为了保障城市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称，具体的就是要明确本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确立城市的主导产业，积极有序地推进城市的扩张，改造城市环境，塑造城市个性，最终使城市达到可持续发展。

4、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就是指当代人不以消耗甚至破坏下一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而谋求发展，保持生物的多样性，资源可以得到永续利用，生态和环境适于居住、生活和工作。

发展经济学认为，对于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更要注意防止出现“公地的悲剧”，要从根本上改变产值、数量和速度目标导向，并由物质资源投入推动的、经济结构失衡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效用质量和效益导向的由技术、资源和劳动合理组织推动的经济结构优化的经济发展方式，以谋求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实现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5、后发优势理论坚定了我们加快发展的信心

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后起国家和地区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在同样的资金、资源、技术成本的条件下，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便宜的优势；只要在国家的保护与扶持下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就可能发展起新的优势产业，与先进国家和地区在其传统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分工领域一争高低。因此，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审时度势，乘势而上，奋发进取，就一定会出现经济发展新的腾飞，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新的跨越，就一定能够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及时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及时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较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发展经济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世界经济中存在一种周期性的滞涨现象，

浮华时代是短暂的。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探析

［论文关键词］发展 经济 学 ；结构主义；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广义的结构转型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口 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 经济 学 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 经济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 市场 在内的 金融 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当展经济学的理论视角选择

【论文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当展经济学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较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

摘 要：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 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 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的背景，内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发展理论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 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 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 逐步形成了比较的新发展观。因此， 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 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 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 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 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 互相影响， 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 发展才能持续下去；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 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 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 “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 因而， 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 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 新发展观另辟蹊径， 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 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 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 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 虽然面面俱到， 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具有相容性， 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 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 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 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 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 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2 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 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 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 /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 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 854项，居世界及时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及时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障。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 2003 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 ，水泥总产量的40% ，煤炭总产量的31% ，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 ，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发展经济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促使发展经济学不断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促使发展经济学不断变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配置，静态的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

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保险业初探论文

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法律作为正式化的内在规则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然而作为非正式化内在规则的信用在某些情况下对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和交易主体的失信行为已经成为妨碍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但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演进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的建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为防止理性经济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对经济效率的损害，发展信用保险业并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对提高市场的运转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一、信用保险业的作用

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由我国信用体系的不完善所引起的主要问题有：银行呆帐坏帐问题，企业三角债问题，消费信贷市场不发达问题，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及国际贸易信用风险问题等。就消费信贷而言，以房地产市场为例1995年，1996年及1997年全国普通商品房空置率分别达到87．8％，87．5％和87．4％。而我国中等水平住宅与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之比在大多数城市超过6，其中上海达10．6，北京达10，3，广州达10．2。而低收入水平和高房价正是住房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条件。可是我国信用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银行和客户之间相互不信任及过高的交易成本成为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障碍。而发展信用保险业一方面可以弥补目前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市场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及时，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增加风险承担的主体，从而降低企业信用风险，促进市场发展。信用保险是保障被保企业应收帐款免受不正常损失之保险。对银行而言，保险公司的介入一方面可以与其共同承担违约风险，另一方面又可以保障银行按期收回款项。银行风险的降低可以使投保人贷款的可得性提高。从整体而言，信用保险业的发展通过降低信用风险促进了市场效率的提高。

第二，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降低信用市场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如消费信贷市场与信用保险业的结合，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的介入可以更加有效的克服企业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防范并化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用风险，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信贷市场规模的扩大。

第三，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提高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水平，促进出口和消费，降低银行呆帐坏帐比例，对房地产，汽车等市场的发展，对企业融资效率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包括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以及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等。信用信息的收集与传递贯穿了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个人消费市场。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对企业和个人信用风险评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的企业信用信息收集和管理体系的发展，以及社会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目前我国已经实行存款实名制，但是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包括存款实名制在内的所有信用制度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仅仅建立了存款实名制并不能有效化解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而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而降低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

二、目前我国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程度高低是一国信用制度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的信用保险业务主要包括出口信用保险，消费信贷保险等。

1．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及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出口企业面临严重的信用风险、国家政治风险及汇率风险。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商选择灵活的贸易支付方式，降低信用风险，提高出口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全球国际贸易中有12％是由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的，日本、法国、德国则分别达到39％、21％和13％。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仅占出口总额的1％左右。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首先是整体发展水平低，险种单一，企业对出口信用保险重视不够，业务规模与出口规模相比很不对称。

第二，因出口信用保险较强的外部性和高风险性，一般而言政府应提供相应的政策性支持。目前国家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支持不够，造成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偏高，费率的厘定不合理，限制了出口信用保险业及出口贸易的发展。

第三，由于目前出口贸易尚缺乏企业资信调查系统，造成出口企业对客户信息了解不够，在没有出口信用保险配合的情况下，产生大量的故意欺诈行为。

第四，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目前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快出口信用保险业的立法工作，使出口信用保险做到有法可依是规范和促进出口信用保险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2．消费信贷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消费信贷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商业银行增长较快的贷款之一。目前我国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汽车和助学消费信贷等方面，其中住房消费贷款占重要地位。2000年上半年，个人消费信贷达2500亿元，而个人住房贷款达2130亿元左右。消费信贷市场的顺利发展必须有保险业的积极参与，化解信用风险。以美国为例，1991年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中各类抵押债务占GNP的68％左右。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之所以如此发达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为，首先美国建立了政府机构担保与私营保险相结合的完善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机制。政府抵押担保机构有联邦住房管理局(FHA)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私营保险机构与政府抵押担保各占住房抵押保险市场的一半左右。据《1997—1998年度美国抵押保险公司协会统计汇编》，私营保险的市场份额1993年占53．1％，1994年为48．2％，1995年为61．3％，1996年为54．7％。其次，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市场的担保比例高，经营方式灵活。联邦住房管理局(FHA)针对低收入家庭提供100％的贷款担保，贷款人首付5％的房款就可以得到30年期的银行住房抵押贷款，有力地促进了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且美国有综合性的多品种房地产保险与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一起在美国房地产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对而言，我国消费信贷保险市场，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市场的发展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首先，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住房抵押贷款和房地产保险的良性运转机制。住房制度改革滞后，缺乏有效的金融工具启动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消费需求。导致一方面是商品房闲置，另一方面是居民的住房面积严重不足。其次，保险机构没有在信贷市场上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缺乏有效的防范机制。目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条件苛刻，交易成本高，贷款期限短，不能有效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与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国家相比，我国与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相配套的房地产保险品种较少。房屋产权保险，抵押保险，委托保险等险种市场目前还是空白。

3．其他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由于我国相应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完备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出口信用保险，住房及汽车消费贷款保险之外的信用保险业仍是有待开发的领域。但是由于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对其他行业如出口、房地产、汽车等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积极发展信用保险对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三、促进我国信用保险业发展的途径

信用保险的发展有赖于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而信用保险业的发展本身又会促进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在目前我国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我国的信用保险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建立我国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不仅是缺乏个人信用的商业保险及个人信用评估和管理体系，而且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而完善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规范，贯穿于社会交易行为之中，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完善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由以下几方面组成的统一整体：

一是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主要由企业资信调查报告和企业资信数据库构成。以美国为例，美国的Dun＆BradstreetCorp拥有近5700万家企业的信用档案，每一企业都有与其他企业相区别的ID身份号码。这样客户就可以通过电脑实时检索企业的信用信息。我国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也应参照美国的作法，象个人存款实名制一样，企业的帐户和信用往来也应实行“实名制”，通过互联网建立企业资信数据库，彻底杜绝如多头开户等行为。这样就节约了企业信用评估和管理成本。对政府监管当局来说，也节约了监管成本。

二是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目前我国的个人信用环境和信用秩序十分混乱，个人信用观念淡薄，这种信用危机严重制约了消费信贷的发展。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应与个人信贷结合起来，采取个人信用调查与消费者自主申请相结合的形成，完善个人信用评估方法，逐渐建立个人信用数据库。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将会强化个人信用意识，规范信用秩序。

三是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及相应的立法。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加强立法工作，为信用制度的建立制定法律规范。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规模企业信息的披露和加强对企业的监管显得十分重要。同时，由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政府作为拥有暴力潜能的第三方建立一定的惩罚机制，增加违约成本，对维护信用制度的良性运转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国除保密法以外，对企业资信数据的开放度缺乏法律界定和规范，不利于我国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

四是发达的社会信用管理行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数据的收集和管理需要花费大量的搜寻成本。而相应的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可以降低搜寻成本，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2．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出口信用保险及出口信贷担保制度，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出口信用保险具有高风险性和很强的外部性，纯商业性的保险机构无法独立承担风险，而其本身对促进出口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出口信用保险一般作为政策性保险，由政府给以一定的支持，以降低经济主体的风险和保险费率，促进出口。目前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尚没有形成完善的体制，国家专项基金数额过少，费率过高，导致投保成本高，投保比例过低。

3．尽快建立完善的抵押贷款保险体制。

就住房抵押贷款而言，建立针对中低收人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政府担保制度和商业化的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改善全民的居住条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启动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发展。据上海社会科学院1981年的投入产出研究，我国在住宅上每增加1亿元投资，可带动其他23个相关产业增加1．479亿元投入，直接和间接带动的产业有60多个。当前住房抵押贷款及其他消费贷款保险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及信用风险的评估和防范经验。

4．加快社会信用管理和信用保险的立法工作。

目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消费信贷保险等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过于简略，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其他如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汽车信贷保险等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民法》，《商法》的相应规定和保险法一样，过于简略，且缺乏实施细则。

5．积极开发保险品种满足市场需要。

目前我国相应的保险品种过于单一，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现在财产保险日益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如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不能严格称为信用保险，它是由多种保险组成的综合性保险。险种单一就不能发挥综合性保险的经济功能。

发展经济论文:市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十七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及时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及时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多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核心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宪章、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我们要落实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执政的科学理性。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国度蔚为风气。摒除各种歧视、等第和偏见，倡导人民群众自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发表意见的意愿和权利，懂得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去建构高度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解决“潜规则”中滥用权力的社会问题，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为让政令畅通无阻，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继续探索以制度建设来化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让特权者放弃“既得利益”，能顾全大局，让人际政治、权力无约束得到杜绝，彻底改变膨胀、扭曲和蜕变的权力。通过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让有效的决策、执政和监督互相制衡，以达到社会建设持续的良性互动。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遏制垄断和暴利，铲除产生剥削和掠夺的不平等竞争的土壤，改变“世界大工厂”造成的环境恶化、资源浪费、成本代价过高的问题，对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予以坚决和尽快地扭转，以改变我国的基尼系数，实现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把民生中的工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环保和安全问题作为GDP比重的重要指标，尽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城乡不统一、地域不平衡、同工不同酬等不协调问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为着眼点，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要为努力提高国民素养，去创造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国民终身教育的条件，营造一个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氛围，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减少矛盾，深化改革。

发展经济论文: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问题探讨

摘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关注GDP的增长外，还要关注其他的发展指标，如环境，教育和文化等指标，文章着重谈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环境问题人与自然

1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GDP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土地沙漠化，春季肆虐的沙尘暴，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也阻碍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人民的幸福生活无从谈起，经济的发展也失去了终极目标，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省份先后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数十亿元人民币。”“‘近两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严重’已经成为调查中受访者的共识，这种说法的支持率达到94.8%。而选择‘一般’和‘说不好’的占4.1%，“不太严重’的占1.1%。在梁从诫主编的《2005年环境绿皮书》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些统计数字：《人民日报》报道，山清水秀的四川省每年因酸雨造成的损失高达113亿元；《光明日报》报道，汽车尾气已成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居‘世界及时’；新华网消息，当前我国农产品产地正遭受从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的多方位立体污染；中新社电，中国9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从空气、水源到土壤、粮食，我国的环境问题渐渐从‘局部潜在’走向‘爆发’。有网友评价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是，‘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本次调查也印证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担忧。调查中，公众最担心的是水污染，87.1%的人认为水污染对生活影响较大。接下来依次是空气污染（85.6%）、生活及工业垃圾污染（73.0%）、食品污染（63.0%）、植被减少和荒漠化（57.2%）、噪声污染（52.1%）等等。”

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教训是极为惨痛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现在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已经提到战略高度。

2经济发展中如何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马克思认为，自然反映人的本性。人的功利价值观影响着自然界的发展，人的不合理的消费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丹的发展模式给我们以启示。

2.1不丹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国民经济总值)。国民幸福总值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较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不丹的发展模式就是环保优先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很好地发展环境，为了环境保护宁可牺牲旅游资源所提供的经济价值，采取有限的旅游政策，对旅游人数进行有效的限制，从而使环境得到保护。这种模式显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及时位。”不丹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恩惠的同时，没有被物欲所迷惑，保持着平和与淡然的心境。

2.2经济发展中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措施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源于人。人的本性、价值观影响着生态的发展。那么一个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自然界的不破坏，归根到底就是持有怎样的发展观，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注重物质增长的发展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且这种发展观的后发优势已经日显衰竭和不足，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醒我们要注重人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2.2.1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教育事业，促使人的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发展观左右着我们的发展，也影响着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提出了四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最重要的文明，它既是四大文明的基础，又是四大文明的较高境界。现在一个国家较大的安全不仅是有没有高水平的军事设施，生态的安全与否更是较大的安全。生态文明的较高境界就是达到我国古代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大自然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我们应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科学发展观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同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2.2.2要禁止人类无穷尽的贪婪欲望，节制自己的欲望，注重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环境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人的贪婪的欲望所致。我们为了自身的享乐去食用珍贵动物，导致某些动物的灭绝；我们大肆开发旅游资源，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这些都是人类片面追求物质财富，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问题所导致的恶果。在发达国家中，如美国和日本，由于严重的环境问题，高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幸福感的增加，这说明，人的幸福感不仅仅来源于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的幸福快乐不应该仅仅是建立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之上，不能是简单的拜金或者是物质的奴隶，还有物质以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影响人的幸福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包括家庭幸福、良好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幸福应该是建立在更高的要求之上。与此相适应，国家的发展观要想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不能简单地把发展定位于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满足物质生活需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要有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例如高尚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谐优美的环境，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

2.2.3为了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有必要降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长远的利益，避免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解决环境问题，结果得不偿失。所以要注重和谐发展，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进而为更快的经济增长作好铺垫，使经济增长能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在和谐幸福的环境中尽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痛苦地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在进行物质享受的同时，精神文明的成果才是人们幸福的最终源泉。就象不丹模式所显现的那样，注重环境保护优于经济的发展，结果不但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GDP增长处于世界的经验丰富地位。注重环境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不丹模式，把环境指标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指标，如考核干部，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都要把环境指标放在首位，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指标。

所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虽然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有正确的发展观作为指导，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超级秘书网：

发展经济论文:浅析我国水工业发展经济政策体系

摘要：文章针对市场经济向新兴的水工业提出的挑战，分析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市场刺激，以及经济核算体系等几方面的内容。

水工业是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产业。水工业既然作为一项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其中水工业的经济政策就是水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强，如何加快建设市场机制下我国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水工业的发展和完善，尽快地与国际机制接轨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分析

1.1我国的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基本状况

在我国，传统的水工业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的，其中的经济手段只是法规制度（尤其是排放标准）的辅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业经济政策本身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综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收费制度及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收费制度等。

1.2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政策虽然对我国的水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指令性的自来水水价的问题，由于自来水的水价不是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制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自来水的价格相当低，结果自来水公司因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或重大技术改造，导致城市缺水状况日趋严重，自来水公司多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运营。

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就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排污收费的有偿使用和贷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我国当前合理用水水平还较低、单位取水量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很大，所以水工业经济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价值规律（如排污收费大大低于污水厂的运行成本），同时，也未引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③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局限于在水工业管理系统的内部考虑，较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向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转换的角度来制定水工业政策。

④已行的经济政策本身需要重构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违章超标罚款制度，在标准的制定、排污费的征收、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大潮中，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建立适合市场机制运行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和微观刺激以及综合的水工业经济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水工业的价格政策

水工业是集产、供、销及回收于一体的行业，也是对产品用过后进行回收的行业。自来水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来水的价格，就应该将“二重性”商品的特点包括进去，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这样，水价除水资源价格外，不仅要把自来水公司以及水厂等一切设施的修建经营、折旧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在内，同时必须把所有废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排放等全部设施的相应费用也应包括在内。

而且我国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价格改革中，应逐渐把水资源直接投放市场，根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价格，使市场价格地反映水资源成本，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水资源价格体系。

建议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据全成本费用确定水价格，对那些明显不利于水工业持续发展的产品征收附加税，使这些产品反映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水工业成本。

②根据地区和质量差异实行差别价格政策，鼓励节约用水。

③在国家或企业制定水资源的开发投资计划时，采用经济价格以取代低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市场价格或指令性价格；

④权衡价格调整的替代影响，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税收或使用收费）措施，以消除价格上涨对主要用户（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经济影响。

2.2水工业的税收政策

在完善水价格体系的同时，对一切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污染行为征收一种税收。目前，正值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工业税收体系。建议该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建立和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引导水工业的发展，近期可以在现存税种的税率基础上实行。

②对于废水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在一定期限内免交全部或部分税收。

③对于结合水源保护区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的收益，也应给予税收或减免优惠。

2.3水工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

保护水源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为了持续发展水工业，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使更多的资金投放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建议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国家水工业基金或国家水工业投资公司，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开发银行）中设立国家水工业专项贷款基金。

②国家也可以通过中长期债券，筹集大型水工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应对水工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

③推行水工业投资有偿使用，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等。地方水工业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吸收资金，包括中长期债券、股票或利用外资等。

④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如把水工业尽早推向市场，对水工业工程实行招标承包，推行自来水厂、污水厂的企业化经营。

2.4基于市场的水工业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之后，必须有相应的微观层次的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与其相配套，以真正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和水工业税收政策外，在我国还可以实行以下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国家应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推出有关排污许可证交易政策或规范，在其成熟时向全国推广。该项制度需要与现行的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协调。

水工业的保险制度：条件成熟时建立水工业保险制度，解决由于无过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污染的经济责任问题。

2.5水工业与经济核算制度

水工业经济与水资源核算对于确定真实的国民财富价格，客观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以及正确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该项制度：

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善、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适当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水工业经济综合核算制度的试点，把水资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损失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再生产活动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的核算体系。

3.结论与建议

现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已很难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抓住机遇适时制定和实施有关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水工业经济政策。而且，我国的大部分有关水的法规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计划体制或转轨时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势下，应加快市场机制下的立法、管理体制重构或创新，为实施有关水工业的经济政策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发育和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家应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务之急，还应尽快着手制定价格政策、水工业税收政策、投资信贷优惠政策，并对这些制定或实施水资源的政策进行预评估和跟踪评价，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实施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水工业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不断需求，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