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新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刍议提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效果的对策

【摘 要】即使中国少数民族区域新闻传播行业有了不小的进步，但其全局水准依旧和沿海地区有很大差异。分析少数民族地域网络媒体走向的境况能够得出，纵观当下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与我国整体构建小康生活的全部计划，对中国少数民族区域新闻传播行业而言，起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推助作用。最近几年，我国更加扩大提升少数民族地域的新闻传播行业。我国宏伟的策略计划向少数民族区域的贸易进步和新闻传播行业的进步给予了很多机会。所以，少数民族区域务必要把握时机，以思想、体系等为着入点，保持连续创新，加强地域新闻传播行业的进步。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效果

一、更新发展理念

现实表明，当下社会，唯有服从新闻传播规章制度，依据当下传播思想的需要去实施新闻传播，才会从根本上增强新闻传播的品质与水准，增强新闻传媒的可信度与作用力，从而推动新闻传播行业良好的进步。中国少数民族区域新闻传播行业是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一同创办与成长起来的，它称得上是社会公共行业的构成因素，我国在策略与贸易上均向其表示了极大的鼓励。这种做法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区域新闻传播行业的进步，但也导致了民族区域部分新闻传媒“坐享其成”的倚赖观念。于此期间，部分民族区域的新闻团体并未有效地管理新闻媒介思想方式的性质与知识企业性质的联系，在其成长的同时只求稳定，而革新观念不足，造成新闻和信息样式死板、实质简单，不能符合民族区域中人们对新闻和信息复杂化的要求，也不符合当下社会对新闻和信息复杂化的要求。

二、优化管理机制

对少数民族地域新闻传播行业而言，创办完备的、满足目前传播规章制度的媒介治理系统，是推动其良好有秩进步的关键缘由。于媒介信息装备领域，应区别民族区域的人们所有的资源需要，整理归纳新闻传播信息；在人事部门领域中，应创办更加科学完备的成绩考察系统，指引及支持大部分高品质的新闻和传播贤人奉献在少数民族区域的新闻传播行业中。应经由体制的改革去激起媒体的动力，增强媒体质量，扩大延伸传媒的成长布局。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媒体科技的促进中，所有新型的媒体形式与传播方式接踵而至，这对中国少数民族区域新闻传媒的规划是一项严酷的考验。当下，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区域在传媒规划系统上还无法追赶上科技进步的步伐，内部管理化、事物机构化的开展不能提高新闻从业者的积极性。所以，加强提高经管系统的能力，激起传媒进步的主动性，提高传媒进步的活跃性，是民族区域党与政府以及其新闻传媒规划治理者应当解决的问题。

三、完善传播体系

当下，中国少数民族区域新闻传播行业数字型规划处于平稳实施的过程中，而区域进展不平衡，部分民族区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仍处于分散衔接的处境中，网络媒体的创办仍在实施，还没达到科学、合理、圆满的当代传媒系统。因此，应创办涵盖固有传媒、城市传媒与互联网传媒的全领域新闻传播系统，在此系统里，所有新闻传媒互帮互助、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其固有主导传媒需要有统领与引导的功能。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的新闻传播行业应该持续提高信息归纳能力，以主动推动固有传媒的持续进步为前提，发奋推动网络媒体的成长，利用网络媒体跨时空传播的能量，创办与促进合理、高效的当代传媒系统，还应把握新闻传播的自助权与传媒语言的统领权，达到“以我为主”的主动传播形式，圆满完成新闻与信息传播的宗旨。

四、增强传播效果

当下，中国少数民族区域不少新闻传媒忽略了它身为大众传媒中新闻传播的本质作用，造成消息报道不够及时、资源含量不足、报道实质比较单一等问题。除此，部分新闻媒体依然无法建立受众本位的思想，就像在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传媒的成长中，缺乏当地化、特征化的表达，甚至其中的少数媒体已成为汉语媒介的解释版，这便干扰了少数民族人民认同的程度，造成了传播成效远远不够，传播宗旨达不到的现象。想要提高传播成效，本着为受众服务的思想尤为关键。在传媒物质的制造领域中，新闻媒体需要安身在当地化与民族化之上，应该注重兴建区域化、民族化较强的节目和栏目，精益求精，打造品牌，化被动为主动。于此期间，也应加强建立包含民族特征的消息资料，如民族教育、民族知识、民族贸易资源、民族区域旅行等，使少数民族知识的社会弘扬力与作用力得到加强与延伸。

刍议新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

摘 要：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无疑是其核心范畴之一，但却并没有受到学界的应有关注。本文试图简要阐述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中面临的挑战，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范畴，把握学术研究的特质。

关键词：民族语言 大众媒介 核心范畴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简称“民族语言媒介”）毫无疑问是核心范畴，但却常常被“回避”。

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应聚焦何处？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了，但就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本身而言，却显得有些“目光涣散”，延揽的对象过多，并且与多个学科研究发生重叠，研究的指向比较模糊。

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范畴。在中国的民族地区，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信息传播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色彩。但在国家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国家的稳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关系密切，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主流传播平台，其引导力、影响力毫无疑问居于主导地位。基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处于成长期的文化现实，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学术界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少数民族大众传播媒介纳入自己关注的主要范畴。

根据统计，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满族、回族已经使用汉语，其余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有13个少数民族使用文字――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壮文、哈萨克文、锡伯文、傣文、乌孜别克文、柯尔克孜文、塔塔尔文、俄罗斯文、彝文、纳西文、苗文、景颇文、僳僳文、拉祜文、佤文等①，同时基本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媒介，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构成了中国民族语言媒介体系。而在国家媒介体系中，也设置了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媒介。

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特质日渐凸显。在少数民族地区媒介体系中，由于文化的交融，民族地区媒介正表现出与非民族地区媒介的更大趋同性，传统媒体同样面临挑战，新媒体的传播力急剧提升，但民族语言媒介的受众范围、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却发生重大争议，特别是在现代传播背景下，民族语言媒介存在的必要性、媒介价值和未来命运格外令人焦虑，成为民族新闻传播难以回避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成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较大挑战，因而也成为核心命题。

二、为什么民族语言媒介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命题？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涉及很多层面，但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就可以发现，民族语言媒介成为具民族特色但同时也是较大的现实难题，足可以列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命题。

1.民族语言媒介是民族的文化权利。在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得到明确保障，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传播是其文化权利的应有之义。

2.民族语言媒介是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体现。在国家的治国方略中，民族区域自治是基本国策。它对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创办文化传播机构，包括新闻出版媒介的权利给予法律中保障。

3.民族语言媒介具民族传播特色。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够如民族语言媒介这样最典型地体现出民族传播的特色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民族语言媒介用民族母语传播，使这种传播可以实现传者和受众之间的“无缝对接”，其中没有任何文化隔膜，即使不识字的民族受众，也可以通过民族语言的声画传播实现信息的沟通;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民族传播的方式，同时在传播内容上自然就会容纳更多的民族文化因素;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民族语言媒介又必然与国家通用语言的汉语构成奇异的“民汉双语”传播格局，形象地体现中华民族多位一体的现实，构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特性;在民族文化的沐浴下，民族语言媒介能够真实展示民族的传播心智，塑造本民族最合适的传播模型，实现最直接的传播。在民族语言媒介身上，民族传播的基本特质展示无遗。

4.最能体现民族传播面临的挑战。在习惯思维下，民族语言媒介仅仅是一种国家政治的符号而已，其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了，并不具备或者没有人去追究它是否真正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因此，对于民族语言媒介的兴衰并不关心，似乎存在合理，消失也在心理逻辑的许可之内。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民族语言媒介固然受到国家政策的庇护，但更重要的是服从于传播的需要。只要你真正走进民族社会的基层，就会感受到民族媒介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民族语言媒介在复杂的文化护环境中，也遭遇严重挑战，主要包括受众教育水平、城乡分割、媒介形态变迁诸方面，成为民族新闻传播事业中最突出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民族语言媒介的问题，实际上就不能解决整个民族新闻传播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民族语言媒介面临的挑战

根据调研和观察，民族语言媒介面临多重挑战。

1.语言的困惑。虽然国家极力推行基础教育普及，但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农牧区民众文盲不少，识字水平有限，就直接限制与平面媒体接触效果，即使面对新媒体，也会制约信息接收效果。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国家在民族地区推行的双语教学政策面临复杂困难，语言“空壳化”现象逐渐严重――口语与书面语分离，能说不能写的情况蔓延，这也限制了与民族语言媒介的接触;在开放和信息环境下，面对现实需要的选择，民族语言使用的场合、时间、语言习惯等逐渐萎缩，使用范围越来越局限于农牧区，对民族语言媒介构成了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作为历史产物，民族语言在一定成程度上难以适应现代科技，这种语言不适应性造成传播障碍。语言的困惑实际就是受众的困惑。

2.机制的困惑。对汉语媒体依赖严重，媒体独立运作能力不足。在双语传播体制下，民族语言媒介一般与汉语媒体同体共生，遂设立民族语言编辑部，与汉语编辑部同属一个媒介行政体，但因为民族语言编辑部专业人员缺乏，故自采稿件有限，翻译就成为惯常手段，民族语言媒体的传播策略、传播指向和传播优势就不能充分展示。民族语言媒体到底应该是独立的媒体还是汉语版的翻版？双语传播的一致性和区别性如何把握？民族语言媒介的自有优势何在？

3.区域的困惑。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或多语媒介受众的区域分割越来越明显，大体的走向就是民族语言媒体更集中于农牧区，而汉语媒体则集中于城镇。但问题是存在着双语或多语“杂居”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双语与或语与媒介的受众到底是谁呢？如果在农牧区是民族语言媒介占主体，那么汉语媒介能否进入受众的视野？如果在城镇是汉语媒体为主体，那么民族语言媒介是否还有人接触？难道双语或多语各自“割据一方”就是合理的传播现实？双语或多语传播能否实现全区域融合，而融合的结果是否必然就是民族语言媒介的退出？一切有待现实的回答。

4.内容的困惑。处于双语传播媒介保持宣传政策一致的考虑，以及民族语言媒介本身传播机制的缺陷（如民族语言记者、编辑的匮乏等），民族语言媒介最容易成为汉语媒介的翻译版，更多的变动也许仅仅在于因为拼音文字与汉语方块文字版面容量的差异而造成的内容容量的精简，整体内容并无多大区别。民族语言媒介到底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还是汉语版的异性“双胞胎”，人们还是支持及时选择。因为如果作为独立媒体，她就会具有自己的传播设计和策略，更方便于发挥自己的传播技术优势，更能适应自己独特的受众，更容易形成自己的传播地位和特色，但实际上很难实现。

5.功能的困惑。对于民族语言传播媒介的功能，如果没有基本的了解，最容易将其视作国家民族政策的符号，似乎并无实质的意义。假如仅仅是站在民族地区城镇的背景上观察，也许看到的更多是被疏远甚至抛弃的民族语言媒介，更容易得出民族语言媒介等于“政治符号”的结论。民族语言媒介于是就成为基本不具备传播价值的政治滋生物，仅仅是国家政策的象征而已。人们会质询：作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文化传播以及娱乐的功能，是否存在？没有真正受众的媒介有无继续存在的意义？

6.人才的困惑。按照常理，国家在民族地区积极推行的双语教育，能够为民族语言媒介提供充足的民族园传播人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民族语言媒介恰恰缺乏能够驾驭民族语言的专业人才，特别缺乏能够熟练使用民族语言进行采访、写作、编辑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那么，大批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研究生为何不把民族语言媒介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及时选择？主要是民族语言媒介的局限性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包括经济效益、事业前景和成就感等。高等教育尚不能提供具备完整民族语言媒介素养的专业人才，进入民族语言媒介的更多是民族语言、历史、文学等专业的毕业生，新闻传播学院系几乎没有民族、汉语兼备的双语传播人才专业。供职于民族语言媒介的人员更多地是具备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素养，但却未必拥有新闻传播的专业素养，民族传播能力并不完整。

7.前景的困惑。对于民族语言媒介的未来，是一个敏感而难以讨论的话题。从国家民族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而言，民族语言媒介无疑要一直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生命力不仅应该源自于国家力量的赋予，更源于民族受众的需要，民族语言媒介理应是富于现代色彩、全媒介融合的信息传播媒介、民族文化传承载体。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融合的速度和广度加快、加大，少数民族语言不得不接受文化融合带来的巨大挑战，严格而言，文化的选择是一个“自然”过程，并不能被人为阻滞或扭转，语言种类的“简化”是必然趋势，人类更趋于在更大范围使用更一致的传播符号，以适应交际的需要，部分民族语言的“被融合”甚至消融在所难免，民族语言媒介的“精简”也在逻辑之中，人么总会想象民族语言媒介的明天和生命周期，但现在难道会有明了的结论吗？

四、民族语言媒介为什么在研究中被“疏忽”？

不管人们是否明晰地意识到民族语言媒介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播中的重要地位，但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回避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使相关研究总是很难实现跨越。

1.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民族语言的障碍。对民族语言媒介研究的基础，就是要掌握民族语言，起码能够看懂或者听懂民族语言媒介多传达的信息。这种现状就给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提出期待，必须学习民族语言。语言是进入文化的及时道大门，掌握民族语言也是进入民族语言媒介研究的基本前提。而身处民族院校的学者们，实际具有学习民族语言的最便利条件。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西藏自治区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学习双语（汉族学习藏语，藏族学习汉语），西藏民族学院各基层单位为此邀请藏族学生担任教师，在教师中每周开展藏语学习。

2. 少数民族学者“缺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方阵。虽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在勃兴，但她的研究阵容还并不强大。人们会发现，在这个本应该拥有最多少数民族学者的文化方阵中，却恰恰最缺少少数民族研究者，或者是缺少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非少数民族学者。这种缺席，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缺乏民族语言的支撑，缺少民族文化的基础，不能直接了解民族语言媒介，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把握，不能保障地理解，学术研究的基础就不牢固。我们并不认同“掌握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新闻传播的准入证”的说法，但民族语言修养缺乏确是当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一大软肋。

3.对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价值把握不足。思维的惰性会使我们把民族语言媒介等同于国家政治，将其仅仅是看作为没有实质意义的政治符号。但实际上，民族语言媒介具有多层的含义：它不仅是传播信息、传承民族文化的平台，同时具有保障民族话语权力、展示民族生存状态和增强少数民族凝聚力、影响力的使命，而在国家层面上，民族语言媒介还具有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历史责任。当然，不论给民族语言媒介赋予多少文化角色，其基本的媒介角色却不能被忽视。只有突破政治视角的局限和成见，认可其媒介本质属性，才能对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价值有基本的把握。

4.缺少在文化融合背景上面对民族语言媒介的学术勇气。关于民族媒介的研究，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主要难题之一。有一个担忧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依然沿用传统的汉族主体民族新闻传播模式，以非主流文化的眼光看待民族语言媒介，不能评估民族语言媒介的传播意义和文化价值。在一个开放的多民族国度，国家既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民族的文化权利，同时又力图推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塑造中华文化的当代形象，于是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融合就成为一种复杂的关联。如何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审视民族语言媒介的“前世今生”，眺望民族语言媒介的未来命运，就成为极大的难题。但因为涉及国家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等敏感话题，民族语言媒介就被有意“疏忽”，转而关注比较“保险”的话题，在学术的边缘优雅“散步”，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很难触及关键范畴，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境界，不利于树立研究的独立性。

面对民族语言媒介的生存现状和研究现实，笔者建议学界要明确“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之间概念的区别，清醒认识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核心范畴”的学术地位，梳理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和现状，分别建立不同民族语种的媒介研究中心，有效推进民族语言媒介的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拓展民族语言新媒体传播领域，直面民族语言媒介发展中的困惑和挑战，由此思考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华传播学”。

刍议新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提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现实话语权

摘 要：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影响力有限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缺少现实话语权。要超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眼界，具有争取现实话语权的抱负和决心，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关注对象，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实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的话语权。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 大众媒介 现实话语权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当前进入了发展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在成为一种学术共识，逐渐进入主流研究的视野，成为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正在崛起的文化现象。但是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依然未能真正进入主流研究，学术的影响力较为有限。究其原因，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范畴模糊，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梯队等方面的局限，更为重要的是，缺少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话语权的把握，即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引导力、影响力较为有限。

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成就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开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研究的新视角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兴起，首先源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以白润生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另辟蹊径，揭开了新闻历史研究新的一幕。这种研究的路径，既符合新闻传播研究的一般规律，也奠定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扎实基础。嗣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兴起，也是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为发端。历史的研究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整体研究发挥了“开山”之功。

历史的研究其实也是现实研究的一种方式。任何历史的梳理和思辨，绝不仅仅限于对历史本身的责任，即不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为较高目标。历史的真正价值，应该在于对现实的启示。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发展轨迹中，不仅展示着历史本身的样子，更是积淀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历史所固有的传承秉性下，这些特点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中，将会依然保持顽强的惯性（延续性）。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就是在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这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支撑点。

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逐步厘清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范畴和基本概念。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之初，总会面临何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最基本概念之问。如果不能基本解决，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在学界奉献出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在内的一系列传播史成果之后，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最基本概念就有了最初的轮廓。这使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同时催生并演变成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目前，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最基本概念依然存在很大争议或朦胧之处。对此概念诠释的层次会有多个版本，但是，笔者觉得最核心的范畴是“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也许这可称为是“狭义”的定义。在当前的学术习惯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内涵较为广泛，既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也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和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这就意味着，很多汉语媒介也被纳入其中（汉语媒介当然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平台，但并非最典型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形态）。这就极易造成研究范畴的泛化，不利于凸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独特价值。

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应该成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核心。这不仅是因为少数民族语言媒介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代表作，而且其中最真实地体现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实状态。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凡起例”而言，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应当是最直接的关注面。从最严格的逻辑判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即是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特别是在地球村信息传播时代，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更加值得深思。它曾经在传播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正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存在，如果是一种必然，那么，在各民族融合日益深刻的今天，它的存在是一种内在逻辑，还仅仅是国家民族政策的外在符号？它的传播到底具有多大的效果？它会拥有明天吗？撰写一部“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史”，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完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还原，既是一种历史姿态，更是现实的需求。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中，的梳理应逐渐向专项研究过渡。按照一般的逻辑，只有在地方传播史、媒介史、个案研究等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就“通史”。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往往是先有“通史”，才有地方史和媒介史的拓展。这种研究模型，可能容易捕捉新闻传播史的经典历史“镜头”，具有全域眼光，但也会使历史的认识和判断失之偏颇。要开展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史的编撰。要集中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并促成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史的完成。要集中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媒介个案。要挖掘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理念、思想、编辑方针等传播的特殊性，最终实现由新闻传播历史向新闻传播理论的推进。

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争取现实话语权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影响力有限的最关键之处，在于这些研究尚未取得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的话语权。

历史的研究不仅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开山鼻祖”，而且在目前的研究成果系列中占据了主要份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的研究与现实之间自然会保持较大的距离。就总体格局而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对于现实问题的开拓远远落后于对历史的关照。

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研究的严重缺乏，可能还来源于一种深刻的心理障碍：对民族问题敏感性的“惧怕”。民族问题对国家发展、稳定的重要性、特殊性不言而喻，在民族问题上秉持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必要性亦无需多加论证，关于民族问题研究的严肃性、严谨性，也是学术研究的自在规范。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疏忽或回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研究的理由。白润生先生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12月3日）中就直接批评了这种心态：“我还要指出，有少数同志存有畏难情绪，他们怕犯错误。有人说民族、宗教问题都是敏感问题，不敢触及这方面问题，怕违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又怕研究成果没有地方发表，因为有些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的负责人怕因一篇文章的发表，一部书的出版丢了乌纱帽，很不值得。的确，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需要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尤其是要认真学习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并要有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是个禁区。我认为，研究无禁区，可是要做出研究结论，特别是出版发表的时候，要、慎重、严谨，反对片面、极端、草率，真正使研究成果有益于学术，也有益于国家和社会。”这里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不敢研究，怕有风险；一是担心研究成果不能发表，劳而无功。白先生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研究“无禁区”，只要“有益于学术，也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就是学术成就。也许回避的理由是民族问题的所谓“敏感性”。实际上，“敏感”问题也往往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关键问题。如果连面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自信都不具备，何来学术研究的创新与突破，并对传播的现实给予引导呢？而对于成果的发表，实际上，涉及民族问题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恰恰因为具有跨学科的优势，兼具多学科特点，其发表的平台和媒介反而要比单个学科的成果发表途径更加广泛些。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要具有直接面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难题的勇气和能力。如果追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起源，就会发现，正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巨大特殊性，才激发了学术研究的动力。这种特殊性，不仅取决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地理和文化环境，而且取决于中国实行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国策。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性，决定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突出的政治色彩和传播内容的严谨性；少数民族语言被作为民族地区的通用语言，由此造就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或多语传播模型；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形态的特殊性，同时会形成传播方式的明显差异；由于面对的实际问题不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功能也与内地有较大区分。这些特殊性，就很难用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进行诠释，也很难加以引导。这正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诞生的土壤。如果没有面对这些特殊性的勇气和能力，那就失去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存在的必要性。

实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现实话语权，就要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重大课题和现实难题展开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规律的揭示和发展的指导。但是，受各种文化心理障碍的局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与现实脱节。在很多重大传播议题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思想力度。比如：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生存与发展；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双语传播体制；民族地区对外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民族地区城镇与农牧区传播的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经营和产业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等。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重大事件面前，新闻传播学者应具有最敏锐的思想触角，并做出最及时的学术应对。在西藏“3・14事件”突发后，这个事件就立即演变成重大传播课题。新闻传播学者不仅要对相关传播做出积极评价，而且要最早觉悟其对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重大价值，提出具有前瞻性的传播策略应对。但整个新闻传播界特别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却对此应对迟缓，不能够及时发现传播缺陷，未能提供传播应对策略，错失国家对外传播战略机遇。这种学术研究上的滞后，拉大了学术与现实的距离感，降低了学术研究的现实影响力，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价值大大降低。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学术滞后并不局限于西藏“3・14事件”发生后的表现，它是整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生态的真实写照。

能否赢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话语权，关键在于对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和传播能力的研究。我们可能会激烈地批评少数民族地区媒体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媒体的传播方式，但却不能忽视这些主流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主体影响力。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少数民族地区主流媒体的传播方式不免僵硬，口号式传播语言盛行，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能力严重不足，对外传播则习惯于套用国内传播模式，城乡传播严重不平衡，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主流媒体传播能力的不足。而在特殊机制的保护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主流媒体并无经营和生计之忧，媒体创新动力缺失，客观上强化了已有传播传统的惯性，实际削弱了主流媒体的引导能力。任何激烈的指责并无意义，重要的是，需要以主流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在现实背景上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和传播能力的策略、方式，解析矛盾，寻找途径，设计策略，改进方式。

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问题研究：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关注对象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是在当前情境下，笔者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的研究，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媒介和以少数民族地区为传播对象的媒介。

在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略作观察，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的研究并不多。部分学者可能会觉得，如果以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不会具有很大的“投入产出比”，而且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他们会认为，在现行的新闻传播体制下，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有重大改观，传统的传播或宣传方式不会得到改变，比较生硬的宣传模式依然具有强大的惯性和市场，任何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将会以失望告终，研究的前景一点也不乐观。这种判断和逻辑，从表面看似乎很合理，但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误判。国家实施的严谨的民族宣传政策，并不包含保护僵硬传播模式的必然逻辑。 目前的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口号标签化等落后方式，正是由于尚未找到国家传播战略、政策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之间的良好结合点所致，这正是给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责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机遇，并能够抓住机遇，开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新天地。

我们会并不困难地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所承担的传播责任十分复杂和特殊。它们当然肩负着传播国家民族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使命，但问题就在于如何使这种传播与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相适应，并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传播媒介，实际上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传播往往变成简单的宣传，政策图解成为基本的宣传格式，直白的口号代替了“事实”的客观叙述，媒体不太会用生动的事实宣传重大政治和社会、民生命题。于是，如何用先进的传播方式传达国家民族政策等重大议题，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媒介不可回避的难题。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多民族存在，大众媒介就面临跨文化传播的直接挑战，特别是语言文字的复杂选择。媒介到底应该用哪种语言文字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呢？用母语与受众对应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最简单的选择。但在创建了一批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后，却又面临受众分化和萎缩，媒介自身不具备经营能力的难题。在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下，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未来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在舆论引导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谨慎有余，主动性不足，在面对重大社会事件（亦即重大新闻事件）面前，缺乏主动的应对姿态和技巧，错失传播良机，往往造成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的被动局面。而在舆论引导方式上，对国家层面的媒体和传播策略过度依赖，更多地是“照猫画虎”，亦步亦趋，缺少立足于当地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上的民族特色传播。这些状况，实际上集中显示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关键问题，并在大众传播媒介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

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大众传播媒介之内，具有学术研究的合理逻辑。任何研究都应具有明晰的研究范畴。特别是在某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初创时期，相对集中的研究范畴是保障学术研究正确方向和路径的前提。如果将研究范畴无限扩大，看似学术天地广阔，实际上是在消磨研究的个性，终会坠入到似是而非，不能把自己与其他研究相区别，从而失去自我的境地。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的关注，应该是少数新闻传播研究的及时阶梯，也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假如是绕过这个难题，漫无边际地游弋于文化的传播原野，固然会有收获，但总归是难以实现研究的直接突破，还有可能将自己与“文化研究”混同起来，终究难以脱颖而出。

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只有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才能拥有现实话语权，并实现学术研究的真正自立

毫无疑问，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历史研究的光环之下，不能俯就于文化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巨大的翅翼，不能回避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困惑和矛盾，而要直面现实，直面大众媒介，保持与现实的“血脉畅通”，逐渐拥有话语权。

要与少数民族地区主流媒体保持直接的联系。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少数民族地区主流媒体集中反映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优势和主要问题。直面大众传媒，就是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复杂现实。这种关联，不仅是将大众传媒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还要提供理论思路和传播策略，发挥学术研究的引导功能。

要敢于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传播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确聚集着很多重大社会、民族问题，并有可能突发为重大社会事件，对国家形象产生重大影响。类似于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这样的大的激烈社会震荡，往往也是新闻传播的历史机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不仅要率先反应，而且还要深刻应对。要有在即时应对中捕捉话语权的勇气和智慧，也要保持对少数民族地区重大事件的舆论引导。重大传播事件应该被作为传播的典型案例，进行完整研究和解读，以此寻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特殊规律、对策。要在重大传播事件的背景上，分析不同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特殊性，提供舆论引导的策略，引进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传播手段，加强民族地区舆论引导的先进性，并由此构建系统的舆论引导机制。要摈弃保守的信息封锁模式，确立开放而积极的传播策略，使大众传播媒介在民族地区重大事件传播中处于主动态势，从而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要不断提炼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理论命题和规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兴起，主要取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并不构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价值本身。一种学术研究角度的存在，仅仅是开辟了学术研究的空间和可能性，并不会必然保障学术研究的价值存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殊理论命题和规律，往往体现在国家政策和一般传播原理之间的融合深度上。政治的要求和传播的机制之间，总是会发生错位。大众媒介所承担的重大政治责任，就非常强调媒介的宣传功能，并由此带来宣传手法的多重惯性。而传播的固有规律则强调信息的传播，重视客观性，注重传播手法的多样化。虽然政治性并不会必然导致传播的口号化，但当政治性与传播规律发生冲突的时候，传播就会变成为以观念灌输为主的宣传，与传播的本质渐行渐远。这些问题显而易见，无法回避，关键并不在是否看到这些问题，而是如何在政治原则和传播并行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平衡”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真正规律所在。仅仅是捍卫政治原则或传播秉性的作法，丝毫不具有现实的意义。

以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为核心关注对象。少数民族语言媒介最集中地体现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优势和难题，因而也成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核心选题。对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关注和研究，绝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学术的外在象征符号，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直接标志。如果离开对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轻浮”，失去根本。要吸纳更多的少数民族学者从事母语媒体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者，应具有驾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能力或“支撑能力”（例如：在研究团队中拥有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成员）。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和现状，摸清家底，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他们的传播优势和难点，探究传播的规律，寻找解决难题的方法，并对未来发展进行战略设计。应集全国之力，编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史”，由此构成最严格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从而建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基础。要形成以民族语言为区别的跨区域（如藏语、蒙古语媒介就涉及）研究阵容，在各自的语言范畴中形成完整的成果。

【作者简介】周德仓 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西藏自治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西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主要著作：《西藏新闻传播史》《中国藏语报刊史》。

刍议新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致力区域传播和语言媒介研究工程建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

摘 要：面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战略需要，作者提出实施“少数族区域传播和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工程”的设想，简要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对构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的必要性和现实需要，并就实施这项工程提出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 区域传播 语言媒介 研究学派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逐渐进入主流的时候，学术争议也在增大，显示该研究该领域的基础比较薄弱，其中就包括地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现状和特质的研究还不到位，尚未形成体系，缺乏流派化个性。笔者认为，应把对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奠基工程给予重视，积极实施少数民族区域传播和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工程，致力于建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

历史的研究无疑走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最前列，并形成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通史”，取得了体系化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历史的研究就已经结束，所有问题获得答案。实际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虽然不过百年，但其中的历史内涵和题目并不单纯和透明化。对于这一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专家白润生先生也不回避。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举例说明历史的研究依然充满“悬案”：关于《婴报》是否是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就有学者认为1895-1897年在俄罗斯赤塔市出版的《东陲生活》（也称《东方边疆生活》）为最早。而有的学者还经过考证，判断《婴报》的文字并非规范的蒙古文字，因而并不能称为蒙古文报纸，所谓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逻辑基础便不存在。另有一例，关于最早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就有3种说法：一是1956年拉萨萨木汝林卡的新闻培训班，一是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创办的新闻编辑科，一是1939年在新疆日报社举办的新闻技术训练班①。这就证明：即使“短暂”的历史，也不必然是毫无争议、清晰透明的历史，依然需要通过学术研究进行拓展和深化。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深入进展，亟需在地方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成果。

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规律和特点的研究，更是充满盲点，缺乏逻辑体系和深度，成为该研究领域的软肋，甚至在学界造成了这样的误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就是沉浸于历史的学问。历史研究实际是现实研究的奠基工程，但绝不是研究的归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学科价值，在根本意义上取决于它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未来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现在严重缺乏的依然是学理的研究、传播方式和规律的研究、传播效果的研究、对外传播的研究等等。这些方面的成果多少年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非常难产，固然有学理基础薄弱的羁绊，但最关键的是缺乏现实的扎实根基：仅仅凭借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状况浮光掠影的印象，显然不能触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本质规律和不可替代的传播特质。如果把我们的眼光朝下，紧紧盯住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实际，高度关注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构架和难题，把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特点、困难、发展趋势研究清楚，并能够抽象出可以感受出来的特质，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那就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的成果，更是整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根本性进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在学科上的建设将不再会是一种模糊的目标，而是可以触摸的期望了。

由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起步，构筑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的大厦的坚实基础，实际上已经在不同视角中展开，但缺陷明显。它向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正确方向。在已有的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研究成果中，可知关于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区和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轮廓初成，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西部、中部和东北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没有诞生自己的地方新闻传播史。以媒体从业者、大学新闻传播学者和研究生为主体的研究群体，在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务、传播方式、传播效果、传播政策、对外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进展。但像周建明《新疆新闻发展战略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牛丽红《新闻报道中西北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这样的区域新闻传播专著并不多见，整体研究比较碎片化。特别是如新疆、云南地区那样规范的传播效果研究更是匮乏，它会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多带有宏观推衍、高高在上的空洞感。凭借“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机制和平台，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发起编撰《中国少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②，就汇集了北京、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14个少数民族地区或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省市，意在梳理各地方新闻传播的历史、现状和传播特点，包括设置“大事记”等。它及时次提供了一部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非官方“蓝皮书”，具有直接的文献和参考价值。作为其中的编辑者，笔者深知它还不能称得上是最完整、最满意的“蓝皮书”：中国中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湖南、湖北因故未能跻身其中；有些地方的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并未概括得很；而有些地方的特点却未被真正发掘出来。在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方面，维吾尔文字媒介、藏语媒介、蒙文媒介、朝鲜文媒介等的研究已经有较为完整的成果，而更多较小民族的语言媒介的研究还属空白，传统媒体如报刊的研究较多，但新媒体的研究则为鲜见。

最为关键的是，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要在不同地区、不同语言媒介的完整而深入的考察中，把握它们不同的区域特色和特殊传播品质。少数民族地方或区域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性和最关键的意义，就在于它们的特殊性。这些各个地区新闻传播的差异、区别，实际凝聚着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独特传播品，蕴含着传播的独有价值。在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其新闻传播的特质已经有醒目的体现。比如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是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民族自治区地方，由此形成的藏汉双语传播机制，大概是少数民族自治区最完善、最明晰的民文――汉文双语传播机制，构成了西藏新闻传播最突出的特征。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于多民族及语言文字的存在，就形成了最多语种的双语传播机制：《新疆日报》使用的语言文字达到4种（汉文、维吾尔文、蒙古文、哈萨克文），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使用汉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5种语言进行广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与东南亚国家毗邻的区位优势，使其“东盟传播”成为它的传播增长点和研究优势。内蒙古自治区在蒙古语言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和传播成熟度方面占有优势。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缺少少数民族语言传播媒介，故在哪些方面体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质，尚在思考中。全国还有不少省市，特别是青海、云南、四川、甘肃、辽宁等地方，设立有民族自治州、县，它们的新闻传播事业也具有独特性。不过，关于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多地是在梳理和记录，深入研究其传播特性和规律的并不多。而这些规律，正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性的基础，同时最有可能构成中国新闻传播本土化的重要因素。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逐渐深入的时候，学者们很自然地就关注它的学科建设问题。这种关注必将有助于提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境界，只是在一定文化发展时期内，实现的可能性可能不大。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状况，包括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研究领域、研究水准等，距学科建设的目标距离还很大。在2012年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贾文山先生就提出，促成和构建少数民族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流派）”的意见，令人眼前一亮。它的合理性就在于看到了这个领域研究的特殊性和研究的前景，云集各路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展开研究，在五彩纷纭的学术语境中，展示不同的研究成果，而又不会拘泥于学科建设的条条框框，特别适合尚处于“奠基期”中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如果真正有志于建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流派”，它的着力点也许并不要急于在宏观上建立多么庞大的体系，而正在于从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入手，扎扎实实地勾勒各个地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轨迹和传播个性，描绘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地域、民族图谱，为提炼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质提供素材和基础。

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并不意味着研究视野和方法的狭隘。我们总有宏观研究和思考的习惯，认为这样就能够把握研究的方向和本质。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能够做到扎实的基础研究，所谓“宏观”就极有可能演化成空洞。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的当前语境下，最需要的是奠定研究的基础，其中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这种判断的根据，主要是各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巨大区别性。如果不能够将各民族地区和各民族新闻传播的特质归纳和概括起来，从中抽象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共性，那么，要实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整体研究目标，显然是空中楼阁。由此可以预测，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研究，不仅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基础，而且是有效的突破点。我们需要宏观的关照，但更需要中观的把握。如果宏观的研究是整体建筑的顶层设计，中观的研究则是建筑的构架。

根据这种设计，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就明确致力于建设西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西藏新闻传播”是我们学术中心的不二主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石。“西藏新闻传播”主要是地域新闻传播的概念，但也包括跨地域的一个少数民族（藏族）新闻传播的概念。在学科建设中，我们设计并开始实施“西藏新闻传播书系”工程，首批包括三册“西藏新闻传播史”、“西藏新闻传播概论”、“西藏新闻传播实务”的编撰。它们的基本范畴就是“西藏”，而不是较大范围的“少数民族”，以突显地域特色，做出自己的品牌。在硕士点建设中，我们整合全校资源，在“新闻与传播”一级学科下设6个方向，其中二级学科“新闻学”下设3个方向：西藏（藏语）新闻传播史论研究；藏区传统编辑出版文化研究；西藏文化产业与媒介品牌研究；二级学科“传播学”下设3个方向：西藏文化传播研究；传媒与西藏形象建构研究；藏学文献信息开发与传播研究，并由此组建学科团队。在学校2012年启动的民族学博士点申报中，新闻传播学院以自己的研究特色，在其中设立“西藏民族文化与传播”方向，力争有所作为。所有专业教师的学术研究，都要在这个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持续努力。在省部级以上课题的申报中，我们无一例外地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以西藏新闻传播为视角，取得了重大进展：从2005年至今，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教育部项目3项，国家民委项目4项，西藏自治区人文社科专项基金项目和人文社科项目5项，已经构成了西藏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阵容。我们利用西藏所属民族院校的独特优势，先后构建了多层次西藏新闻传播研究平台：“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建，2010）、西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藏经济与文化发展研究基地”下设，2011）、西藏对外传播研究平台（西藏自治区2011“西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下设，2012）、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副秘书长单位（2010）、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单位（2012）、陕西省新闻传播学会副会长单位（2012）、陕西省咸阳市新闻学会长单位（2012）等，为西藏新闻传播研究创造了条件。

对于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笔者有如下建议：

1. 从学会研究战略规划的角度，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区域和民族界别传播研究。学会应对“区域研究”进行调研和梳理，掌握基本状况，提出研究指导策略，激励和扶植这项研究。

2.民族大学（学院）新闻传播院系应突出区域和民族本色，成为当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占据学术研究的制高点。民族大学应把本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作为研究的主要支撑点，逐渐凝聚特色，构建研究团队，形成学科优势。即使非民族大学的中西部大学的新闻院系，也可以利用本地区少数民族分布密集的特点，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列为学科建设支点之一。

3.建设区域传播研究中心（平台）。在区域特点接近的地方，可以共建研究平台。如建立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中心：藏语传媒研究中心（全国已形成“藏语传媒协作会议”，最近的第十三届会议在甘肃甘南进行）、蒙古语传媒研究中心、维吾尔语传媒研究中心、朝鲜语传媒研究中心等；建立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全国五大民族自治区地区应率先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其他民族区域的研究中心也应逐步建立起来。

4.编撰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史和不同民族语言媒介史。尚属空白的民族地区应编写本地区新闻传播史，整体把握新闻传播的历史和传播规律，奠定研究基础。有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应编写自己的民族语言媒介史，从核心范畴思考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

5.编制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年度报告。民族大学新闻院系应是编制报告的主体，它同时也应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