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论文

一、隐匿与发现:缘自民间的书写姿态

1．母语体验与民族精神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十分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将古老的族群观念和传统习俗晾晒在现代数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远山地文化与发达都市文化近距离对视、交流与磨合，促成汉民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紧张啮合状态，进而唤起少数民族作家“以新载体说老故事”的言说冲动和新奇感受。所以说，“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整体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为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较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本身，作家主体的姓名符码、题材选择、母语认同、民族精神等无疑是必要而的辨识维度。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关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民族身份的两大核心指标:一是外在的母语运作，二是内在的精神期盼。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三个基本层面:单一民族母语认同、汉语共同语认同和汉民双语互译认同。对于包括部分网络作家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较高学历，出于民族自觉或母语崇拜，常常或不时用母语创作。有些民族作家坚持用母语方式走网络和纸质双边写作的道路，但多数作家更愿意采取将网络母语文学翻译成汉语纸质文学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为例，毛尔盖•桑木旦、土登尼玛、昔扎、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双语创作体验，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传统纸质文学和现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均有实绩，有力推进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这表明，网络文学只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原有文学传统的彻底颠覆。隐含在民族语言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对当代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拥抱民族生活，传扬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网站上的《我们是谁?》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记忆:“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抬头一线天，低头一线江，脚下一线路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们生生不息的地方。虽然我们身在城市，但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民族。”①其民族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自然、真切、温暖。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应戒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当表达，以免过于沉重乃至变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来健全的民族体魄。

2．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文化之旅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换言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充满希望。除网络文学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外，相关他律性推进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范围;鲁迅文学奖已经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国内相关单位已举办多次网络文学研讨会;网络文学正式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联盟、中国青年网络文学联合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等已经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中国民族文学网建网十余年来成效显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任校长，莫言应邀担任名誉校长。这标志着网络文学作者得以由纯粹“自发式”创作阶段，步入“职业化”运作旅程。同时，继浙江网络作家学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拟于年内组建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大陆如此，台湾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陆续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风情、自己的房间、多方位艺术家联盟、台湾网路诗实验室、触电新诗网等文学网站，蔡智恒及其《及时次的亲密接触》更是将诸如响葫芦、涩柿子、向阳、代橘、大蒙、白灵、海瑟、苏绍连、李顺兴、须文蔚、林群盛、衣剑舞等带入多媒体、超文本网络文学的殿堂。然而，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可以预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然不能例外。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网上写作模式和网站现行运行机制的共同制约，网络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的自我化、审美趣味的娱乐化、写作题材的类型化、表达技巧的粗鄙化、市场运作的商业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学深度掘进的现实瓶颈。我们不妨将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网络文学症候概括为“五化”:虚幻化、浅薄化、粗糙化、趋利化、去民族化。网络文学崇尚玄幻，想象奇诡，偏好穿越，趋近世俗，但远离当下生活实际，存在明显的逃离、梦幻、虚脱色彩，总体上缺乏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救赎设计。网络让人个性绽放，书写自由，但门槛偏低，把关不严，时有暴力色情。与此相关，各大网站追名逐利，比学赶超，改编成风，盗版泛滥，致使各自为阵，无序竞争，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还出现了民族性不断弱化的“去民族化”倾向，主要体现为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国家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时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乱”(藏名扎西茨仁，汉名洛兵)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音乐、小说、绘画、电视剧，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丢手绢》、《选择坚强》、《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等，对其网络作品《护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长发盈空的日子:致潘劲东》、《伤逝•悼高枫》、《那一夜的烟花:张国荣》、《雪村:游戏人生的快乐》等则相对陌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去民族化症状，一方面彰显了民族文化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学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生态传承的现实隐忧。

二、特色性与经典化:对于文学史的三重建构

“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体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存在，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阈……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有足够的资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构建‘网络文学史’。”①网络文学可以入史，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当然也能入史。从特色化与准经典性的应然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具有三重建构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学现场: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编了相关族别文学史，出版了若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著作。但在中国总体文学史亦即全民族文学史的浩繁书写中，以下“三大缺席”长期存在: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缺席；二是港澳台文学缺席;三是网络文学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全十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后修订为十二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大缺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不仅进一步填补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乃至民族特色。“六后”藏族网络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家班进修，现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早期在纸媒发表文学作品，二四年创办藏人文化网并任总监，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有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发表诗作《大树》、《鲜花与酒徒》、《梦幻五章》、《平原的黄昏》及随笔《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写意》等大量网络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划成立西藏妙音工作室，以“朝觐心灵的圣地”为理念，策划、拍摄、编辑、出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书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与藏人文化网总编辑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关于藏人文化网及藏族文化的访谈，并与万玛才旦联合出版莲花生大师传记《大师在西藏》。这是一位有着清醒民族意识和强烈民族现场感的作家，其纸质作品、网络文学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实践活动彼此联动，互为印证，为藏文化的阐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自觉回到民族现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还有: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西部藏人”)、白玛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萨娜，苗族作家杨昌祥，瑶族作家唐玉文，满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地带虔诚坚守着自己的民族记忆，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种“抵抗遗忘”的悲壮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目前这类作家数量偏少，大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除少数民族出身外，创作题材、主题、语言都严重汉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作家的网络文学作品反倒蕴含着浓郁乃至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藏地密码》的问世。汉族作家何马出生在藏区，前后深入西藏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网络上集纳式发表关于西藏自然、文化、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藏地密码》，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藏族作家。这说明，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现场绝非少数民族作家的专利，汉民作家已经形成合力开创民族文学新局面的共识。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化空间日渐拓展，原有网站不断改进，新建网站快速成长，就连《民族文学》也推出了网络版，甚至用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同时发行。凡此种种，预示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2．重建多元文学秩序:优化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地隶属于当代文学的界域。从逻辑层面排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再次才应该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补足原有文学板块，修正传统写作体制，确立新型文学秩序。首先是补足原有文学板块。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原有体例中，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严重缺席，造成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被纳入“重写”轨道。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仅客观上具有民族板块和网络构型上的文学史补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区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步入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视并重视这一事实，势必改变我们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进而引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冲动。我们同时注意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之所以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框架的资质，并不一定是因为率先考虑了它的民族属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顾及到数字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异质新构特征以及“文学性”的网络流动本质。其次是修正传统写作体制。传统文学体制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在更为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则“被齿轮和螺丝钉”化，要求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政治乃至阶级服务。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约束在一定的机制之中，如作协、文联、学会或其他相关院所。历史地看，传统作家体制和创作机制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今天，传统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当今文学创新发展的桎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样态的诞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写作体制机制，而且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形态的审美内涵和文学史的构成方式，其对传统格式的解构和对当代文学“移动盘”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学行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叙事就构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总体上优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再次是确立新型文学秩序。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虽然适应了“去经典”的泛阅读、浅阅读需求，但文学史建构中的“汰滤机制”客观上又阻滞了网络文学快餐化、粗鄙化的倾向，或者说“文学史”书写的固有责任迫使网络文学尽可能走向精致和经典，亦即经典化。所谓网络文学经典化，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网络文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受到了传统纸质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文学经由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写作传统和文体规范;三是正规出版或影视改编等再度创作对于原生性网络文学作品的思想渗透与艺术施加;四是文学史在吸纳网络文学入史时优胜劣汰机制的功能性发挥。这四种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性发生和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效果。这从《夜上海》、《梦回大清》、《一霎移魂变古今》、《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一品闺秀》、《零度青春》、《砖头王老五相亲记》、《失落的村庄》、《神曲马头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瑶乡传奇》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作品雏形中可见一斑。从文学史的“准入”机制来看，准经典网络文学通过正式刊物、正规出版社或影视动漫公司的刊发、出版或改编，有可能进入经典网络文学行列。

3．激活世界对话能量: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立体化、多维度、无边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频率和进程，而且改变了既定民族经济、国家主权、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义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互联网作为谋取优势国际地位的战略制高点，导致不对称信息暴力层出不穷，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触即发，英语传播已然成为网络话语霸权的显要标志，网络文化入侵随之构成后殖民主义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广大网民越来越确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早年的预言正在变成严峻现实———“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战略最为柔软的“人学”路径延伸开来。承前所论，网络文学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学新潮、当代文学气象，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虽然源自民间，但终归要凝聚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网络写作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必将也必须以自身的独特风采汇入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江河，从而使中国网络文学以更加丰厚的实力、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参与世界对话和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辩证地看，不同网络文学集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补的一面。否则，个人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文学的国家化、国家文学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点上，重温歌德、马克思、韦勒克等人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与向往或许是必要的。歌德谈及世界文学时曾说:“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①歌德尊重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赞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互相宽容。这四个“互相”，可视为处理当今世界网络文学关系的“外交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沟通与国家交往打破了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执笔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显然，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其结果形成维系人类未来的共同的精神财产———“世界文学”。而在韦勒克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种含义，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学基础上文学构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趋密切的世界关系对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自然包括电子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托举作用。因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网络文学还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网络化传播，都必然处在网状联系之中，都必须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广义的文学间性语境中多元共生。这同时表明，在网络世界中，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限度的。

三、大数据时代与多民族文学史观:持续前行的潜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历史发生、文化性状、现实处境以及对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处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支撑、多元一体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鼓励、持续拓展的现实机遇，合力规定了网络文学事业的开放性与未来性。

1．大数据时代助力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网络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数字技术与媒体环境紧密相关。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并非传统纸质文学的网络化“寄存”，而是借助数字网络技术创作、传播、接受并可在线生成互动性、多媒体、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称原创性)文学生产行为。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成为文艺生产广义修辞方式的时代，网络媒介技术的生产力意味分外浓厚。作为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大数据(bigdata)又称巨量数据，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大数据作为技术方式，也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它适用于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库并行处理(MPP)、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其他可扩展的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不仅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和信息产业不断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促使科研观念和手段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始发挥提高社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对于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战略而言，大数据的直接效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拓宽创作路径;二是强化立体呈现;三是加快传播速率;四是扩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辐射效应。大数据的超强功效，与网络文学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网络文学可望借此提高表达个人感情、民族意识、国家意志乃至人类愿景的效率与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第三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及时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①这表明，微博文学和手机在线阅读成为网络文学新趋向，我国作为及时网民大国“正以白蚁的生殖速度向文学的纵深前进”，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显示出较大限度地释放网络文学价值空间的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原生性网络文学事业的转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开创性尝试，诸多新思维、新概念、新范畴得到初步梳理和阐释，甚至出现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一类的理论专著。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网络创作，先后撰写了《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作家队伍中的网络星辰》、《在虚实之间穿越与流浪———回族网络作家夜有轻寒、兰喜喜创作简论》等多篇论文。姚新勇也发表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成果。从创作实践的拓展到理论批评的晋级，说明中国网络文学事业正向纵深迈进。

2．多民族文学史观激发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力量固然重要，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可取，网络文学之为文学的人文情怀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借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看作大写的单数的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可视为小写的单数文学史。小写的单数或复数文学史，终归要汇入大写的总体化单数文学史。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来涵括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倡导“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整体性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多元需求和生动现实，而且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培育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总体形象。满族学者关纪新对此有过透彻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多元’和‘一体’两个侧面及其相互关联上，诠释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本质。其中强调‘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另外的民族;‘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一个由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①在他看来，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从而走上亲近与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壮族学者梁庭望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中华文学史应当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②上述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构成论的层面阐述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层掘进提供了学理依据。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当代文学史较大的学理与伦理支持，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学史观虽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学史，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激励包括网络文学创作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醒脑提神、奋发有为，毅然肩负起振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包容性理论敞开，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的空间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开发共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平台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当展，除前述技术支撑和理论鼓励外，还有赖于民族地区交往与对话的三重现实契机，即国际上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国内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步入全球化时代，这已是无可争辩的现实境遇。问题在于，全球化语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会不会丧失其独特性?钱中文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在论述全球化趋势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时，他深刻辨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异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种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文化全球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现实性在于物质性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现实的;不可能性在于各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使然……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①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大趋势的簇拥下，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趋异性，从而构成守正与创新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状态恰恰是区域性民族文学持续高扬的增长点。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要素也经历了由经济附庸到软实力再到核心竞争力的跃升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总体要求。文化部随之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为民族地区网络文学更快发展增添了羽翼。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凸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动观念更新;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创作灵感;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西部大开发命题中的“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一百五十五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五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八十四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中国作协明确提出推进民族文学大发展的“八条思路”。通过数年实践，这些思路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效，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以及网络作家、编辑培训活动更是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深度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总之，对于良莠不齐、方兴未艾、曙光初现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不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不必顶礼膜拜、夸大其词。本文的出发点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落脚点却是整个中国网络文学，价值旨归则趋向网络文学形态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成和宏观形象来衡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当展，也是网络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地说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网媒时代的必然衍生形态。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色彩，完善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当然，我们虽然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功效和发展前景总体上做出乐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民族传统文学就不重要了，更不等于网络文学自此雄霸天下。事实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边缘性、区域性、民间性乃至艺术表达上的粗鄙化还将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正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建构作用，呼吁作家承担应有的社会和人生使命，使网络文学健康运行在“人学”的本质轨道上，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保障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文化职能。

作者：龚举善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论文

一、母性的天赋道德：作为审美愉悦之源的存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性隐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较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较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最初源自少数民族对自然恐惧的体验，这是大多数文学研究承认的基本事实，但却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衍生发展同样也是对自然恐惧的承继。本文引入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概念对少数民族与自然对话的文本语境做出了全新的阐述，旨在揭示隐藏在现代心灵之中的古代特征，说明了这种自然恐惧的精神复现蕴含着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它并不是主流文学所提倡的生态环境保护，而是通过更为深沉有利的天赋道德，吸引人们享受自然抒写的古典诗意，并对作家创作的心灵影像有所发现，认识到人类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寓所是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统一。

作者：王晓翌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幼儿师范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误读缘由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较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较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较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着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及时,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 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较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解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笔者认为应该紧抓两个关键词:文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性作为一般文学的共性,同样适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此处不再赘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指和汉族文学的区别程度。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论者对《尘埃落定》的贬抑实际上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理解和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简单认识。有些论者认为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实际上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倾向性与少数民族作家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单以此作为衡量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虑和守卫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为本民族书写;还有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和鬼子认为文学更具普适性,他们在创作中尽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图彰显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第三类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题材和语言都是汉化的,如满族的王朔。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之下,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也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现在对于主流民族的离心和隔膜上,而应该表现在“跨语言跨文化写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间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在作家笔下熔铸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学样式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谈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建设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任务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语言的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 提高师资水平

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老师。另一方面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 教学结构的改善

汉语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及时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及时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过多,过繁,讲的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的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 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

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再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的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的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几点

1. 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系统地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辩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 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学习语言最基础的是学习文化背景,尤其是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韵内涵之深,其概括力,语言弹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学习上的难度,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起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

内容提要：当我们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全球性的语境中，就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边缘化的现实，看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感受到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学/文学批评/边缘化

无疑，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构成，到当代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世纪里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篇章。但是，当我们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全球性的语境中，就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边缘化的现实，看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感受到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

一

事实上，一种文化一旦处于边缘，便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虽然这种文化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己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往往成为被忽略乃至被淹没的“少数者”声音。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鲍尔吉·原野、江浩、白雪林、郭雪波、邓一光，维吾尔族的阿·吾铁库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祖农·哈迪尔、柯尤慕·图尔迪、祖尔东·萨比尔，壮族的韦其麟、陆地、华山、韦一凡、冯艺、鬼子，藏族的饶阶巴桑、伊丹才让、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白族的晓雪、景宜，满族的老舍、柯岩、胡昭、舒乙、叶广苓、赵玫，回族的高深、张承志、郭风、霍达、石舒清、马瑞芳，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禄琴，土家族的孙建忠、李传锋，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达斡尔族的额尔敦扎布、孟和博彦，纳西族的杨世光、沙蠡，瑶族的蓝怀昌，苗族的向本贵等等。这些作家在诗歌、小说、散文等领域创作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作品，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特别是当我们把这些作家的作品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和积累的一种范本，还原于它们所属的民族文化系统和民族文化语境时，许多在主流文化语境或他者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不被注意的文化价值便会立即凸现出来（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文本只有在自己的文化系统或文化语境中，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才能得到完整的呈现）。

但是，当我们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的语境下，便不难发现：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各少数民族文学受民族文化传统、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仍然处于各自为战的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状态之中。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学间的交流也非常缓慢，各少数民族文学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文学理念，更没有形成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整体上的强势。因此，当某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产生较大反响的作品时（如阿来的《尘埃落定》、赵玫的《从这里到永恒》），我们很少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收获，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高度来界定其意义，而仅仅将之视为某个民族文学的收获，因此，其所具有的改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弱势和边缘地位的意义和影响便被大大削弱和降低。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取得最初的成功后，不但没有认真思考和认识民族文化和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创作成功中具有的重大作用，从而在接续下来的创作中进一步强化，反而忽视了自己在作品中鲜明的民族身份。特别是在跻身于主流文化后，有些少数民族作家丢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而使他们作品的民族性逐渐消失，如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后期以《大漠狼孩》为代表的沙漠小说。虽然这些作品表现的依然是他所熟悉的民族生活，但郭雪波已经不是从原有（如《沙狐》）的蒙古族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审视，而是从湮没自己的那个文化系统，或者从主流文化价值系统的需要出发来进行展示，因此，他的小说虽然可以被冠以“生态文学”的美称，但却远离了自己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系统。所以，对于这一类作家来说，民族仅仅具有符号的标记意义，而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的指示功能，其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作用便可想而知。

二

来自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弱势和边缘化现状的客观原因，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内部的诸多原因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处于一种弱势和边缘的地位。这种弱势和边缘地位不仅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对外阐释受到阻碍，而且也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与主流文学和主流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中处于被误读的尴尬处境。

我们知道，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应该是一种双向阐释和平等对话的关系。但是，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强势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或者边缘文化居高临下的阐释。由于这种阐释是从强势文化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出发，而不是从所解读和阐释的对象自在的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出发，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误读。

可以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就处于强势话语居高临下的阐释和误读之中。

以蒙古族当代文学为例。50年代，以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朝克图纳仁、朋斯克、扎拉嘎胡为代表的小说家们，用自己的创作向人们展示了内蒙古草原文化，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得到文坛的广泛赞誉。客观地说，在当时，这些小说在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与同时代汉族作家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是，人们对这些小说艺术形式上的缺陷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原因一是蒙古族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本来就处于被同情、被宽容的弱势和边缘地位，二是这些草原文化小说表现出来的陌生化的异质文化风景满足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期待视野。人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小说的艺术形式，而是这些小说中的另类文化景观——草原文化的特征、草原自然风光和蒙古族特有的民俗等等。

再如，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的幸运者的乌热尔图，他的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与其说是这些小说的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倒不如说是他在作品中展现的鄂伦春原始形态的文化景观满足了主流文化对鄂伦春原始文化的陌生化期待视野。因为，对于一个依然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之中的民族，其文化的边缘和弱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却产生了利用现代主流话语系统进行创作的作家，而且他的作品展示了地地道道的鄂伦春原始文化的陌生图景。

作者的民族身份以及小说中的文化景观在某种程度上比他的小说本身更加具有吸引力。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但可以接受他的作品，而且，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会原谅他们作品表现形式和创作理念上的某些不足。因为，对于主流文化和“他者”的阅读期待来说，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毕竟是一种异质文化，虽然这些文化处于边缘，但大都有自己的传承历史。有些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强势文化的历史记忆，如蒙古族文化、契丹文化、藏族文化、满族文化、回族文化等等，这些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刺激着主流文化的心理，使他们对这些文化的发展史以及这些异质文化的本真形态产生强烈的解读欲望。而正是这些民族作家具有民族特色的创作满足了“他者”对边缘和弱势文化陌生化的期待视野。

事实上，一旦文学阅读进入到符号下面的文化层面，特别是当阅读进入到从一个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的“锁孔”来审视另外一个文化系统时，误读便不可避免。对于与主流文化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前状况来说，误读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民俗的误读上。

我们知道，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任何一种民俗，都是这个民族审美心理和生命情志的物化形态。在一个民族的民俗中，我们能较清楚地看见这个民族文化的始初的真实面貌。但是，民俗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系统，有些民俗保留至今，而有些民俗则已经随着文明的进步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乃至民族精神的胎记储存于民族文化的记忆体内。所以，对民俗的误读直接导致对整个民族文化的误读。以草原文化为例，在许多人那里，只要一提及草原，便是天苍苍野茫茫，蒙古包勒勒车；一提起蒙古族生活，便是逐水草而居，茹毛饮血，大碗大碗喝酒，大口大口吃肉，一提起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必定是粗犷豪放。本来是鲜活的、多样的、复杂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被抽象化和凝固化了。特别是在目前的草原风俗旅游中，在许多所谓的民俗村，让本来已经不再穿蒙古袍的蒙古人穿上蒙古袍，让已经骑上摩托车的蒙古人放下摩托再骑上马，让本来不住蒙古包的蒙古人再住进蒙古包，让早已开上了拖拉机的蒙古人再赶上勒勒车等等，以此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这种现象在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的悖论式、悲剧式的文化展示，这种展示一方面表现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逢迎，另一方面则加大了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差距，从而加重了误读的程度。

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以及那些以表现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同样存在着类似民俗文化旅游中的误读现象。80年代末描写藏族生活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遭到查禁，原因是作者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对藏族生活进行了歪曲的描写。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这部作品除了作者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缺乏了解外，最主要的是对民族文化（民俗）的肢解式误读。这种把具体的民俗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体系中肢解出来，从“他者”的文化系统和价值出发进行的“阐释”和“创造”，对民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众所周知，民族文化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组合而成的完整的生命系统，正如努济所说：“由一个民族在他们集体的努力下所形成的某种生活方式，并进而构成他们的整个环境。它是他们的艺术，他们的科学以及他们的社会机构的总和，包括他们的宗教和礼仪系统……

（文化的）价值观经常体现在人们的歌谣、舞蹈、民间故事、绘画、雕刻、仪式和庆典当中。“

①在文学创作中，这些因素往往能够成为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质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艺术形式从民族文化的系统中孤立出来，而仅仅从其表层意义上去体会它的审美意味，或者从“锁孔”去窥视以获得陌生的趣味和刺激，就会造成对民族文化的肢解式误读。遗憾的是，这种误读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相反，在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容易陶醉于来自主流文化的喝彩而忽视自己的弱势和边缘地位，身处边缘却意识不到边缘，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漠视了误读的存在。

三

应该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和被误读的现状，给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化也决定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和边缘化特征。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很少听见来自少数民族自己的声音，很少看见那种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和民族身份。如，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作家中，张承志、乌热尔图、扎西达娃、阿来、鲍尔吉·原野、梅卓、向本贵等作家可以说是少数民族的骄傲，但是有意味的是，对他们的评价大都是来自于主流的。或者说，对这些作家出现的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界定，不是来自于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而是来自于非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文化。特别是，在这些批评中，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居高临下的阐释，而且还可以感受到主流强势话语对这些作家作品民族文化意义的漠视。

比如，在对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研究文章都对小说中陌生化的民俗以及小说独特的及时人称外视角的叙述方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小说民俗和叙述表象下的深层的民族文化价值却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评析。或者说，研究者只注意到了小说对民族文化的表现，并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这样表现，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系统之中，从藏族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阐释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人物行为。因此，这部小说虽然可以因为自身边缘化的题材而获奖，但对这部小说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意义的研究却远没有开始。再如，郭雪波沙漠系列小说的被关注，也不是因为其中的文化内涵——那种深植于小说中的蒙古民族特殊的自然观念和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其中的生态意义迎合了主流文化对生态的现实的功利的关怀。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缘于另一类文化的需要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误读批评，有时会改变一个民族作家的创作走向和选择，使其最终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立场。曾经以《太阳部落》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藏族作家梅卓，在自己的创作取得成功后有过这样一段颇有意味的话。她说，自己所属的创作群体过去一直被界定在少数民族作家范畴内。少数民族作家对写作的文学意义认识不够，也被认识得不够。比如自己，事先并未想写一个民族的作品，但作品出来，马上被界定是民族的，把文学的意义给忽略了、掩盖了。这里，梅卓把自己向主流文化靠拢的渴望和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立场的迫切心情表露得一览无余，我以为，这种心迹无疑会改变她以后的创作方向，尽管她对藏族文化有着深厚情感。再如郭雪波后期的沙漠系列小说中对草原文化进行展示时文化身份的转换和对主流文化需要进行迎合的鲜明的功利色彩，说明他的小说已经离开了草原文化的母体，变成了符合主流文化需要的自娱性的寓言或者童话。其实，无论是梅卓还是郭雪波，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价值并不在他们对文学形式的把握和张扬，而恰恰在于他们小说中的民族文化底蕴，倘若他们真的割断了自己与民族文化的血脉，他们的创作生命也便宣告终结。这种结局既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缺席有关，又与主流批评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误读有关。

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内部，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相比，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力量相对薄弱，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批评队伍和批评群体，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都处于分散状态，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批评理念，这首先表现在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边界以及内涵的界定上。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是除主体民族（汉族）以外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和。某一个个体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三层意义，一是对本民族文学发展的自身状况和内部规律而言，它具有的个体意义；二是对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而言，它所具有的位置；三是在中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整体中，它所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整体价值和影响。对一部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分析都应该在这三种意义的背景下展开。也就是说，评价一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既要从它独特的民族属性出发来评价他在本民族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又要把它投放在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背景中，去界定它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整体格局中的影响；同时，还要将其视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人类的独特创造，确立其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把握其价值。

但是，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作为整体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常常被个体民族文学的概念取代，如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壮族文学、白族文学等，人们很少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高度来审视个体民族作家和作品。这使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被消解和淡化。此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缺少清醒的批评意识，有些批评者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批评对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难以对民族文学的个例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和的艺术定位，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诸如作品的民族意味、民族表达尤其是作为作品活的灵魂的民族精神的张扬和重塑等关键和共性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更不能以一种全球性的视野来审视民族文化，界定本民族文化和所批评对象的文化传统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往往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处于表面和平庸的阐释状态，不能给作家以一种明确的方向性导引，缺乏那种通过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透视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论穿透力。因此，作家很难从批评中受到启迪。特别是当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赢得了主流文化的认同，而这些作家又恰恰对自己创作成功原因缺少十分清醒的认识，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疏离倾向时，或者说，当作家迫切需要批评高屋建瓴的定位和引导时，批评却常常处于失语和缺席状态（如对阿来、梅卓这类作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中应有的作用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影响。

四

较大限度地消除对边缘文化的误读，改变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弱势地位，不仅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自觉抵抗，也是扩大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确自己目前的话语地位和文化处境，应该承认自己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弱势地位，应该承认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中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的现实。因此，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承担对民族文化正确解读时，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应该具有一种人文精神和开放、现代的学术品格，应该追求自己独立的学理精神，这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改变自己边缘状态和完成自己文化承当的必由之路。

消除误读现象发生的可操作性策略是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还原到该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去审视和考察。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 ）是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说，“文化语境”指的是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eld of Culture）。这一范畴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指与文学文本相关联的特定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组合而成的特定“文化氛围”；其二是指文学文本的创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者，个体或群体的创作者）

在这一特定“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认知能力、认知途径与认知心理和认识方式，以及由此达到的认知程度，此即是文学创作者们的“认知形态”。构成“文学发生学”

的“文化语境”分为“显示本民族文化积淀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显现与异民族文化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和“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共性的文化语境”三个方面。任何一种文学的文本都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②只有我们把文学文本还原到这样的三维文化语境中，我们才能够把握文学文本中具体的文化形态与该文本所依存的文化母体的关系，才能够从民族文化这面镜子观照出具体文学文本的真正内涵，才能让作家看见自己的优势和现实，从而修正自己的创作路线。这一点，不仅对已经崭露头角、具有发展潜质的作家如阿来、石舒清、向本贵、鬼子、沙蠡等人非常重要，而且对提升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水平都至关重要。

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仅仅把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作家作品投放到具体的文化语境还远远不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自身体系的建设中，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形态，应该在激活自身具生命力的因素的同时，向异质文化求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向异质文化求发展不仅仅是为保护本土文化的纯洁性而选择的文化抵抗策略，同时也是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改变自己民族文化弱势和边缘地位的必然途径。因此，我们在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强弱差异，承认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速度和影响力被边缘化的现实所阻碍的同时，还应看到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间的对话可能和“和而不同”的全球化趋势。

文化的融合，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再可能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同化，而作为“少数者”的边缘文化的发展之路也并非只有被同化的一条路可走。事实上，真正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两种文化的碰撞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阐释和平等的对话。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而言，各少数民族间的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也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不同民族间的了解和沟通，而且会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获得激活和整合少数话语的机会，为建构自己的批评话语准备好文化基础。

在这一点上，相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文化地位以及共同的政治语境（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扶持）为各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对话和互补提供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可能。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是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整合；应该是在统一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下的统一的批评话语和批评理念指导下的批评；应该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视角下不同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重新审视以及战略性的重组，而不再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游击式的；应该是以整体的姿态与外部异质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自身活力，才能获得走出边缘和改变弱势的强大实力。实践证明，从捍卫民族文化的纯洁性的善良目的出发的自我封闭，其结果必然是更加边缘化，并最终在误读声中丧失民族文化的生命。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开放性是指其对当代全球文学理论的借鉴、吸呐和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对自己的位置的确立。鲁迅先生在发展民族文化上的拿来主义思想值得我们深思。

但这绝不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少数者的生存策略，而是全球化语境下发展民族文化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

此外，树立独立的学理精神是开放、现代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内在品格。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不仅面对自己民族的作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总结、评价和指导，同时还负有民族文化传播的重任，负有使自己的批评话语强势化的终级目标。这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独立的文化视野和学术目标便成为其学理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学理精神还表现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扬弃上。

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都有自己自在、自律的生命系统。每个民族都依附于一定的文化母体。在历史上，民族的存在往往通过争取民族生存权力和发展权力的斗争这种“硬件”来得以证明。民族文化则是民族身份的一种标识。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特定语境下，民族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然而，任何一种文化都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展。当一个民族找到自己依附的文化母体，当一种民族文化形成自己自在、自律的系统，对这个系统的维护与捍卫便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正如法侬例举的那样：“例如在造型艺术领域，本土艺术家期望不惜一切代价创作一件民族的艺术作品，他把自己关起来，循规蹈矩地悉心复制全部细节。这些艺术家尽管彻底研习过现代技法，参加过当代绘画和建筑的主要潮流，但是他们抛开外国文化，否认外国文化，动手寻找真正的民族文化，十分珍视他们所认为的民族艺术的不变原则。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思想形式及其依赖的养料乃至现代信息技术、语言、服饰等已经辩证地重组进人民的心智，殖民时期起保护作用的那些不变的原则现在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期望创造艺术真品的艺术家必然认识到民族的真实首先是他的现实。他必须继续前行，直至找到未来知识出现的地方。”③这种情形只会导致文化的封闭，而不利于文化的发展。事实上，接受一种文化观念容易，而对自我的否定则很难。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来说，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要找到“知识出来的地方”，同时还要敢于对现实和传统进行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有一句话值得借鉴：少数者要否定霸权者要先对少数者进行否定。敢于否定自己民族文化者，才是民族文化的真正捍卫者。当然这种否定并不是对民族文化的简单抛弃，更不是从“他者”的强势文化体系或“锁孔”出发对另一种文化否定和同化。而是站在全球化高度对民族文化内部那些阻碍民族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惰性因素和陋敝内容进行排除。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对国民性格和中国文化中的封建因素的批判和否定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对自我的肯定和对本土文化的解读是针对主导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进行的抵抗和自我张扬，那么，对自我的否定同样是对自我境界、品格提升的重要手段。这与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误读式的否定和同化企图不同。这种对民族文化内部的“坏死部分”的大胆否定也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学理精神的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毕竟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的多民族文学的结合体，其内部的分散和每一个个体民族的文化系统和文学传统的差异是一种客观现实，加之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彼此相同的弱势地位给整合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我以为，这并不足以改变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局部走向整体的历史趋势。况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本来就是统一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它们的繁荣与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繁荣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提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整体水平，不仅是繁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发展中国文学的必然要求。对此，我们别无选择。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关于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提要】从“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研究命题的提出及其文化意义，研究的对象与范围，研究的思路与重点，研究中须注意的问题等四个方面，表达了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考。

【摘 要 题】少数民族文学

【关 键 词】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思考

【正 文】

一、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课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时代潮流，不仅为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和谐的时代背景，也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得以命名滋生的土壤。中国女性文学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代与文学喧嚣变革的潮流中崛起，呈现出“春水”般涌动的赫赫声势与“繁星”般灿烂的熠熠光辉。不仅显示出女作家令人瞩目的空前创作实绩，使中国女性文学之命题真正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发展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起步与兴盛。可以说，女性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研究对象，女性文学批评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新兴的研究学科。甚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备受注目的显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才有可能提出“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样一个命题。

20世纪末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无疑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少数民族文学空前繁荣的队伍中，有不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也在这片撒满亚热带阳光的边疆文学沃土上辛勤耕耘，创作出了不少颇有深度和力度的文学作品。诸如维吾尔族女作家热孜万古丽的《红遍乡村》，阿依夏木·艾合买提的《永不消逝的足迹》，以斯拉依里·哈里黛的《沙漠之梦》，艾里拜·木合买德的《雪飘之夜》、《这不是为了爱情》等；哈萨克族女作家哈依夏·塔巴热克的《魂在人间》、《魂在草原》、《魂在大地》，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散文集《永生羊》、中篇小说《枸杞子的惶惑》等；回族女作家毛毛的散文创作，回族女作家祁文娟、马玉梅的小说创作等，其中不少堪称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之作。

近年来，虽然女性文学已成为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却没能受到这一热潮的关注，获得相应的重视。由于种种原因，新疆为数很少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几乎均将目光投向国内女性文学衍进思潮及著名女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新疆这块家乡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倾注的关注、研究远远不够；而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们，又几乎将关注力全投向或在全国或在新疆产生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男性作家或汉族男性作家，而对至今尚属性别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关注也很不够。虽有零星评论见诸报端，但是较有组织的、较为集中的研究，目前仍然鲜见。也就是说，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成就，价值远未得到充分的评价和应有的认可。对其创作、发展、变化作出无愧于文学、时代和历史的评价，是本研究的初衷，也是我们女性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课题研究以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为宗旨，以世界语境和中国大文学史的视野为背景，以性别视角契入，倡导性别公正，提升性别文明。既充分展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改革开放时代女性意识及命运的深刻变化，又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地位相对偏低的严峻社会现实予以认识和究源。从而使本课题从文化认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探索女性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意义。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审美特征，因而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便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因此，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进行初步整合，探讨其对全国的借鉴意义；探索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充分肯定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我国女性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在世界语境中的文化价值，必将丰富、拓展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国女性文化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提供有力佐证，具有其他任何范畴的女性文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新疆各民族文学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学与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也必将丰富深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有鉴于此，本课题研究具有既充实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又丰富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研究之双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运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女作家作品。其作者大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这种独特边疆文化现象之研究，既具有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之意义，又对建构多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了解与沟通，促进中国与世界女性文化的交流，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二、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由于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地缘的优势，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文学，也是女性文学的绿洲沃野。尤其改革开放的这20多年，维吾尔、哈萨克、回族女作家或以本民族语言、或以汉语言创作出许多的文学作品，风格特色鲜明，在我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疆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边疆地区，有着多元文化、多民族、多语种和多种宗教信仰的特征，因此，对新疆多民族特殊地域上的女性文学的研究，还不能与全国女性文学研究所运用的概念内涵划等号，还须充分注意到新疆的区情。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应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准则。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研究范畴。从学理层面上讲，既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和“女性文学”的概念，就应该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概念。本研究提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研究范畴，但为学术的严谨考虑，暂不对这一概念加以界定。因为概念的界定必是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理念成熟的结果。目前，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研究刚刚开始，条件尚不具备。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命题的需要，还是应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作一界定。这还须从“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这两个研究对象与范畴来推论。

（一）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指现今生活于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的和历史上曾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产生于这些民族中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文人书面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范围涵盖了对上述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1] “凡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论其题材与主题如何，何种体裁，都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2] 按照上述阐释，“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可作如下理解。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作家；

2、其范围涵盖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

3、创作客体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二）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女性文学”一直是颇具争议和歧义的一个文学概念。并在实际上造成了理解与阐释的困难。比较认同的界说有两种：一种是特指女作家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称之为狭义的女性文学；一种是泛指女作家的一切作品，称之为广义的女性文学。[3]

笔者认为，女性文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系统。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应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所有文学；它应该是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并是包括女性生活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而严格意义的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文本。是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女性生活、女性生存处境、女性感情、女性命运，从而对女性、女性人生、女性生命、女性人性有更多的寻找和发现。[4]

女性文学研究涵盖范围，不仅有宽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还包括女性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和女性文学理论成就。

（三）关于本课题研究中“当代”的时间范畴

在文学史分期的称谓上，依照惯例，“当代”一般泛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今的一段时间流程。但由于21世纪的来临，这一时间概念所指的时间限量已发生全新的变化。很显然，当我们已经迈进新世纪的大门时，如今所称的“当代文学史”已不能再冠以“当代”。因为新的纪元无疑是新的“当代”。

为此，本研究所指的“当代”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即20世纪末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依据上述推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至少应有以下四点：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

2、创作客体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3、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4、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她应该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包括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的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三、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

本课题以社会性别视角契入，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解放为宗旨，对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进行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多角度层面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

把现代性问题引入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是一种新的阐释角度，给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既立足于文本研究，又较大限度地切近、贴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切近、贴近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深刻的时代变化和历史变迁。

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追踪女作者笔下少数民族现代女性随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一起前进的足迹，展示她们应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角，承担新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崭新时代风貌。以鲜明的女性自省、自审意识，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愚昧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以其鲜明的时代感，独特的表现视角和维、哈语言或汉语言形式，表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形态，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特征。如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婚礼、节日、集会等都以歌舞示庆贺，且歌舞的主体多为女性。如哈萨克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无论其“加尔歌”（劝嫁歌）、“萨仁歌”（娶新娘）、还是“哭丧歌”（葬礼歌）、其吟唱的主体均为女性。

本研究的对象，有一部分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民族女作家作品，她们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两种以至多种文化背景的交叉，使“民考汉”知识女性群体，获得了立体交叉的思维方式。具有吸纳多民族文化精髓的开放胸怀和现代意识。她们代表了新疆各少数民族妇女群体现代觉醒的必然趋势，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亲和、融合、整合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这一文化现象，要作为专题重点研究。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中须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文学是民族的文化符号表现，是民族心灵的感性呈现，是时代变革的最敏感神经。20世纪末叶新疆社会和祖国一起经历了改革开放而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因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而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不能仅就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谈女性文学，既要把她放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既要把她放在中国女性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特质。而应该融合这两个范畴，在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成员之一，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之一，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组成之一。另一方面，也只有从中国多民族文化与文学这样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其自身独特的审美特质和文化价值方能深入阐发，方能彰显。

（二）二者（严格意义和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兼顾，点面结合，突出重点

综上所述，本研究课题所论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从创作主体必须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这一基点出发，在对创作客体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把握中，按照创作主体依照社会人生的不同眼光及创作客体的特定审美内容，做出大致规范的。本课题宜将普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代表性文本，均纳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均作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文本来研读。尽可能二者兼顾，点面结合，为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研究设定一个相对客观、比较的研究领域，尽可能地概括出20世纪末叶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精神觉醒、境界升华的心路历程，并且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是对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的、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论述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等少数民族当代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审美特征等。

对于她们那些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文本，其中确从女性的视角，凸现了在社会、历史、家庭、国家、民族大文化背景下女性形形色色的存在命运和生命流程，表达了朝着女性世界向度和深度掘进的创作趋势，研究中须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其中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对于那些女性意识不是很鲜明的，或者说超越了性别的意识，站在“人”的文化立场创作的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意义的文本，研究中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和重视，在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渗的大背景下，深刻揭示女作家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对社会、文化、历史、家庭、国家、民族的思考，充分肯定展示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对中国女性文学宽度和广度的拓展，充分肯定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女性文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进程。

研究重点可放在反映生活和表现人性的真实性和深度上，放在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历史变迁与时代变革上，放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文化审美特征的探索上。

（三）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警惕话语霸权

根据研究的需要，深入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族群，感受民风民俗，把握文化底蕴和民族心理，这不仅是实事求是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尽可能减少文化误读的需要。学术上允许其他民族研究和评述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但是任何人研究他民族的作家作品，都须充分尊重原作，尽量客观地反映文本原貌特点。研究时要以客观描述为主，要从女作家的自身经历出发，了解女作家作品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充分尊重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和民族情感。

研究中，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对把握不准的问题，尽可能以商榷的、质疑的对话的态度思考和阐释，做到留有余地，对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在历史上的定位和地位，吃不准的，可以等时机成熟了再行研究，或以科学的态度留待后人继续研究。总之，宜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和准则贯穿研究始终。

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当然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鉴于目前学术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内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妇女为主体的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至今尚未建立起科学的、系统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学科体系，因此，在探索女性自省、自审命题时，在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痼疾时，注意其与中国传统汉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的传承关系，指出其与中国男性中心文化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少数民族文化中社会性别意识滞后的问题，慎勿用过于超前的超越历史发展的观念求全责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探究，切勿越俎代庖，须警惕话语霸权。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康巴方式》与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

《康巴方式》与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

我觉得，近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有几个热点，及时个热点就是《人民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写作”，从新的角度、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重新切入现实和生活。第二个热点，就是正在高等学校学习的或者刚刚毕业的这批年轻人，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出生的，这批人被称之为“小清新”一代，他们的审美趣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对于我们讨论文学概念有疑问，对我们所推荐的经典的文学作品有疑问，说那些作品是“重口味”， 他们不喜欢“重口味”的东西，太沉重了，他们喜欢比较清新的东西。他们喜欢清新一点的风格，比如带有中国古典美学风格的（特别是台湾地区作家的作品），还有日本一些文学作品。他们对“物语”比较迷恋，也就是关注“物”自身的历史，比如一朵樱花的绽放和凋零的历史，而不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一代人审美趣味的变化，影响着当代文学传播，这也是一个热点。对此我有专门的文章，正在编一本相关的研究资料。

第三个热点就是边疆题材，少数民族题材。这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而且这个热点尽管在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里面，还没有构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研究的态势，但是在传播领域里面，在出版领域里面，在公众阅读领域里面它已经非常强势了。我在《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这篇文章里边有专门的分析，我把一些蒙古草原题材，西藏题材、新疆题材，还有西南边疆题材这些长篇小说大致梳理了一遍，讨论了这样一个“边疆神话”建构的意义，以及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困境提供的新思路。

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可以继续做，目前研究界做得不够，它确实是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那些生活在现达的中心城市的作家们目前创作，说得稍微重一点可以说是黔驴技穷，在叙事上越来越复杂，复杂到了已经人家看不懂。因为我们的词汇系统与语义系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一方面是语言符号大量的繁殖，一方面是基本情感的表达力几乎丧失。广告里、电视剧里整天都在说“我爱你我爱你”，导致“爱”这个词汇失效（人家不相信了），于是作家不得不重新发明新的语汇，于是读者越来越读不懂了。本文由论文

刚才一位朋友说得很好，说汉族作家的小说里全是疑问号，人家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里都是句号、感叹号。这个发现非常有意思。在边疆题材里面，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里面，它的许多话语，它的语言，它的说话方式，是以感叹号和句号为主的，而不是问号为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叙事，我们的小说故事里面绝大部分是问号，我们的读者怎么读得懂。边疆题材，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当然我说的是用汉语创作的作家，因为我不懂少数民族语言）在这方面填补了空缺，精神空缺，它提供的是一种非常确定的一种价值准则和价值观念。换句话说，他们的叙事重返了简洁、简单、明白和确定性。

另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需要加强。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学史的总体性和民族经验的多样性》，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问题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其中主要意思是，要重建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叙事逻辑，而不受某种逻辑的依附。可以将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引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去研究文学的原型、母题的演变史，研究它们在不同的民族文学之间的跨文化传播。

回到这次会议的主要话题上来。这次我主要是读了《康巴方式》这部小说。读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时候，我们首先调动的是我们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常识，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常识把握这部作品。我发现我们所受的教育，那套常识的东西，那套理的论东西不够用。这部小说写什么呢？写了一个家庭，吉桑、拉姆夫妻俩，两个儿子尼玛和沃玛。在这样一个村庄里面，同时存在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村庄里的人即使农民也是游牧民。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这个村庄里；同时又有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历史背景。这是故事发生的历史文化状况。这里边人能不能用传统文学理论中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典型人物”去套呢？从整个叙事中我们发现，这套东西不管用。

在小说史理论中，根据小说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的不同，将小说分为几大类。及时类是：人在变，环境不变，我们称之为“成长小说”。第二类是：人在变，环境也在变，我们称之为“漫游小说”。第三类：人不变，环境变了，我们称之为“流浪汉小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学史常识。可是《康巴方式》这个小说，上述三种类型都套不上。这部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是：人不变，环境也不变。在文学史里面叙事模式里面没有这样一种东西，那么它是什么，我们必须给它命名，我称之为“文化小说”。《康巴方式》就是一种新的“文化小说”。

当然，80年代文学研究里也提了“文化小说”这个概念，但是文化小说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晰，但没有考虑到人物和环境关系的这个基本要素和基本模式。我认为，就是“人不变环境也不变”，人物性格发展退到了次要位置，文化问题（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世界的永恒关系）被推到了前台。但它毕竟不是诗歌，而是小说，需要叙事的流动。在这个小说叙事中，什么东西在变呢？“事件”在变！这些事件是什么事件？不是城市里面的时髦事情，是边疆那个“未开垦处女地”里边的事件在变化。这些变化着的事件，是人类的一些基本事件，那就是生、老、病、死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一个“不变的人”来说，似乎有变化，但它是一个对于全体而言重复性的事件。因此这个变化叫做“事件”，对于主人公和对他村庄里面的父老乡亲，以及对所有的读者而言，他都是跟你相关了。

在应对这些基本的人类事件，生老病死这些基本人类事件之中，由于特殊环境，导致了他特殊的应对方式，这种特殊的应对方式跟汉族人不一样，跟其他民族不一样，因此他有浓郁的边地文化色彩。而且这种边地文化，对于正在黔驴技穷的中心文化、汉文化，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对比，使你读这个作品的时候非常好读。好读不是说语言简单就好读，好读是你读了以后有感觉才觉得好读想读下去。

在同类边疆题材的小说之中，《康巴方式》有它

的特殊性。就我的阅读经验，我认为边疆题材里面有两种大的主题，一是写神圣生活的主题，我们经常阅读的文学作品中缺少这种主题，所以读来令人惊喜。毫无疑问，边疆同样也有日常生活。《康巴方式》是写边疆题材，但它的叙事重心，是处理边疆地区世俗的日常生活。神圣生活，说来说去人类重大主题就那些，但是他们神圣生活的外表，也就是24小时24小时展开的世俗生活究竟如何，那是我们很陌生的领域。康巴人怎样处理最基本的世俗生活，这是他对小说叙事展开基本动力。他处理这种世俗生活，这种世俗跟我们有关，但是他不同地方在于，他对待世俗的生活里边许许多多的事件方法不一样。

当然，这个小说也不是说排除神圣生活，日常故事的背后有一个基座，有一个垫底的东西，那就是神奇性：神奇的景观，比如卡瓦神山，这是它的神奇景观；神奇的人物，比如说南卡婆婆；它还有神奇的视野，比如松马日恰（音），这三个神奇的要素，尽管在叙事中并不占核心地位，但是它像影子一样一直跟着它的叙事后面。这三条线索构成了这个小说世俗生活底部的神圣性，那就是神奇的景观，神奇的人物和神奇的视野。在这样的一个神圣性的要素垫底的过程之中，展开的世俗生活。他跟我们所经常看到汉族文化对世俗生活的态度毫无疑问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这部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读完了以后，我觉得15万字的篇幅不大，但它的视野非常大，文化视野和历史脉络都是非常大的。并不是说小说越长历史视野就越大。15万字读起来比较轻松，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不错的小说。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尤其是作家要把它的笔墨，注意力集中到边地少数民族对待世俗生活和世俗事件的处理方式上，把神圣东西垫在底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途。不要一上来就谈信仰问题，尽管我们今天的信仰很成问题。但也不可以向我说教，不可以直接把神圣生活端出来，这个不是小说创作的方法。一定是把神圣生活、信仰问题隐藏在日常生活细节里面，使之水乳交融，用文学性自身来感染人。第二个问题是小说的叙事力度如何体现得更好。如果仅有世俗生活，在世俗生活里面铺开，很新奇很好读，但是它没有力量，所以我觉得在处理世俗生活和神圣生活关系时候，这部小说还有发展空间。

这一次我没有来得及读更多的作品，就这部作品发一些感想。根据以往自己参加各种文学评审工作的经验，我发现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形式非常好，但是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另外就是一个研究的思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评论，更有待加强。而且要跳出我们已有的文学史的常识和文学理论常识，要直奔这个小说本身，要跟它对话，然后把你内心最真实的最简朴的话说出来就好了。特别是对于一个新的题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语言，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已有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常识里面没有办法对应这个作品，必须要有发明，一个批评家要有发明而不是学舌，发明就是你必须要找到跟这个小说相配套的说法，不是既定成说的那些东西，所以我希望少数民族地区题材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比翼齐飞。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的理性自觉

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的理性自觉

2011年5月26日至30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主办，常德市文联承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中青年评论家交流会暨“庆祝建党90周年多民族作家看常德”活动，在湖南省常德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民族文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中共常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覃清香，副市长万成贞，市政协副主席张新民，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水运宪、陶少鸿，市文联主席王军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志平，内蒙古自治区作协名誉主席哈斯乌拉，《十月》副主编顾建平，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民族评论家、常德市作家和读者代表等。交流会由《民族文学》副主编石一宁主持。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老中青三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辛勤耕耘和勤奋努力下，少数民族文学焕发出勃勃生机，呈现繁荣发展的喜人局面，日益显示出不可估量的独特性和发展优势，成为中华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受世人瞩目的文学奇葩。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总结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经验及优势，探索少数民族文学的未来发展，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巩固和壮大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队伍，是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前进的迫切期待。在交流会上，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学期刊的多民族评论家，就少数民族文学诸多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既反映了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态势，也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会议研讨内容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新的崛起，珍贵的文学版图

与会评论家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发展的契机，从边缘崛起，作为一个创作群体走上了中国文坛，少数民族文学版图日益壮大，在全球化背景下更显示出潜力和优势。会议阐释了以玛拉沁夫为代表的文学前辈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探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现状，还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青年作家群体创作、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创作、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等进行了梳理与扫描。

女，广西贺州人，《南方文坛》主编。主要从事文艺评论和散文创作。有论著《大草原——玛拉沁夫论》、《感觉与立论》、《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张燕玲卷》，散文集《静默世界》、《此岸彼岸》等。曾获第二届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奖，第三、第五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等。

张燕玲论述了玛拉沁夫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者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她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这除了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民族的种种客观因素外，也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自身就缺乏深度的研究、应有的评价，更缺少的深刻系统的表述，尚未能形成一个严密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体系。此次多民族文学批评家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表现出一种学术建设的理性自觉。

张燕玲说，玛拉沁夫作为著名的蒙古族作家，首先向中国当代文学史发难，他为确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和开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最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4年，只有24岁的年轻的“兄弟民族作家”玛拉沁夫执笔给当时的文艺界领导茅盾、周扬、丁玲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创造的，中国的文学是各民族的文学，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这封信不仅代表了各兄弟民族作家的心声，而且成为开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及时个壮举。信，得到了相当重视和注意，并由此促成1955年4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召开首届兄弟民族文学座谈会。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及时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

“”结束之际，玛拉沁夫又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一封信，再次呼吁对全国几十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予以关心、帮助。此信得到了领导、诗人贺敬之的重视，并于1978年给玛拉沁夫回了信。于是，中国作家协会于1980年7月1日正式召开了中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讨论会，而且由此而引发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自50年代中后期的及时个高潮之后的复苏，此复苏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高潮。之后，玛拉沁夫来到中国作家协会创办《民族文学》期刊，并当选为此后成立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

玛拉沁夫发动广大民族文学工作者共同创造出既遵循一般的文学创作规律，又有中国自己特色并结合中国各民族个性的理论体系。在《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分集导言中，玛拉沁夫是这样表述的：“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作品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作品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三条，是界定少数民族文学范围的基本因素；但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并列的，其中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应是前提，也就是说，以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作为前提，再加上民族生活和民族语言文字这两者或是这两者之一，即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理论尽管也存在着异议，但从它的提出至今，一直为国内所沿用。此外，他对作品民族特色的强调，尤为注重时代精神、文化内涵和本民族特点。

1957年出生，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多族群文学研究及当代多族群文化关系观察。出版专著《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6－1995）》、《观察、批判与理性——纷杂时代中一个知识个体的思考》、《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等。

姚新勇分析了转型期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他认为，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拉开了经济、文化、社会转型的序幕，少数族群文学也随之开始转型，即从以阶级斗争、传统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为纲的“民族文学”，开始向以本族群“民族本位认同”的文学方向转移。这种转向极大地解放了少数民族文学，促进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实践，过分强调了国家性、中华民族一体性，导致了多元性的压抑；而后三十年族群本位认同的强调，矫枉过正地强调了多元性的一面，并非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的综合。到了新世纪，中华多民族文学所处的环境已经与80年代不一样了，不能再继续沿着单向性的“民族本位认同”的方向行进，必须调整立场，重定方向。高层次的立场应该是：旗帜鲜明地树立“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意识，将捍卫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维护各族人民最基本的和平相处的权利、丰富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国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作为自己的使命。而低一级的立场则要求我们在国家文学、个体文学、民族文学之间寻找基本的平衡点，以保障文学拥有最为基本的普世的人类性。

壮族，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广西师大旅游研究所副所长。著有文学评论集《桂海论列》、《转型的解读》，评传《孔子的魅力》。曾获第八届庄重文文学奖、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黄伟林探究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模式的流变及原因，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组织了“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的结果不仅是为国家识别出了56个民族，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每个中国人都有了一个“民族身份”。具体到中国作家，由于他的身份有了明确的民族归属，他的作家身份也就有相应的民族归属。如果他是少数民族，无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的身份就是少数民族作家，他的创作就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的确认，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作家少数民族身份的“识别”，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新时代。60多年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随着时代的变迁、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从叙事模式来说，经过了共名叙事——正名叙事——匿名叙事三个阶段。

1978年出生，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200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中心做访问学者，201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做联合助理教授。从事文艺学、近现代文学、民族文学和影视文化的相关研究和评论。

刘大先阐释的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他说，“少数民族文学”是现代性的产物，就中国多民族文学而言，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和国家性，另一方面从其一开始就是在全球语境中诞生的。尽管现代中国是被迫进入世界史中，它相对于西方的地方性却从来也不是静止无为，而是与之互动的，并且“地方性”本身也存在着西方强势话语的构造在里面。全球化时代的多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关键词是多样性：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影响了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地区，并且它本身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时，一种多元主义者的普遍论（pluralist universalism）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即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性中寻求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承认具体的文化认同要求，同时开发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实践，以之作为民族身份的功能性基础，并且也施行具体的针对性政策对特定族裔群体由于历史性原因造成的不利和落后进行必要的扶助。

回族，1964年出生，江苏镇江人，现供职于中国作家网。2001年开始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目前侧重于网络文学理论研究。出版专著《网络文学透视与备忘》《欧美悬念文学简史》，专著《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10年史》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11届成果奖。

马季谈论的是全球化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写作。他说，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每一次进步，都与媒体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文学艺术的变革总是和传播手段的变革密不可分。21世纪，互联网给文学带来巨大的撞击力。在这场媒体变革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和文学传承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呈现出一派新的繁荣景象：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已经步入网络时代。网络传播是全球化的传播，通过网络的平台传播民族文化，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传播面和辐射面，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民族文化；网络传播也是跨时空的传播，可以提高民族文化传播的易得性。总之，网络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容易和民族文化“亲密接触”，民族网站成为团结民族作家的阵营。网络改变了社会，基于网络的传播方式将人与世界的关系较大限度地拉近，偏远地区的民族作家也在经历一场人与时空的重新塑造过程。超越地域的文化想象，使新一代民族作家进入了更加广阔的话语选择环境当中。少数民族网络写作在这场文学变革中展现出独特的价值。

女，彝族，云南昭通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专著《李乔评传》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一等奖，《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黄玲分析论述云南特有七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的特殊意蕴。她说，云南特有七个人口较少民族，是指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普米族、基诺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目前各个民族都已经拥有自己的及时代作家，创作了本民族及时代书面文学，他们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共同构成了云南文化包罗万象的共美景观，丰富了同时代的中华文学内涵，体现了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事业多元共存的繁荣局面。七个人口较少民族，在由以民间文学为主体的历史走向以书面文学创作为主体的文学建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看”与“被看”的现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作家、诗人的文学道路，都是从接受汉族教育开始的，其文学启蒙也多是从汉文化中受益，作家的文化立场面临着解构与重建的多重考验。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既可以感受到一个民族文化内涵的独特性，也可以看到作为民族文化代言人的作家们在文化上的理性思辩、民族尊严感和责任感的文学表达。中华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特色正在这一个特殊的写作群体身上得到彰显。

女，侗族，1974年生于湖南省通道县，文学博士，民族文学杂志社编辑，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杨玉梅对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意义及其创作状况进行了分析。她说，在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学以口头传承为主，但是，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和书面文学也具有悠久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转型，少数民族母语写作蓬勃发展，老中青三代作家同台竞技，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作品数量倍增，民族特色鲜明，时代性特征浓厚。母语写作体现作家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是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坚守。母语写作在中国的广泛存在和繁荣发展，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民族政策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再者，跨境民族之间的交往密切，跨境文学的交流频繁。母语作家的创作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特殊意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走向趋同的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对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具有特殊意义。然而，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发展并不平衡。在作家队伍构成、文学体裁、题材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少数民族汉语小说、诗歌、散文创作齐肩并进，争相媲美，近年已经有一大批年轻的汉文写作者引起全国关注，而年轻的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力还稍逊一筹。

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甘肃联合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严英秀阐述了她对近30年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及其研究现状的看法。她说，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兴起，中国女性文学发展走向前所未有的高潮阶段。在中国女性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共同开拓的良好发展空间中，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走向繁荣。随着创作的热潮，理论界也开始了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研究，不同程度地解析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的现状，其中不乏独到的发现和新鲜的论点，但它们或是侧重于对某一具体的族别和地域的作家创作现象的分析研究，或是针对某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在全国视野下对多民族女性文学的整体研究还是空白。中国女性文学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女性叙事后陷入了焦虑和困境，在现时段中无法寻找到女性叙事的新的生长点。而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却避免了女性写作中的“瓶颈”效应，从个人经验的叙事转变为基于对民族、文化、历史、现实的叙事，开辟出更宽阔的创作道路，为中国女性文学的整体创作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族别与性别相融的新视角。可以说，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既坚守了性别和族别的双重立场，又完成了自己对此主流话语的突围。

女，土家族，《民族文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

叶梅谈论的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她说，《民族文学》创办30年来，看到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看到了不断涌现的多民族中青年实力作家和作品。我深深感受到对多民族文学进行评论和梳理的重要性，期待更多的评论家走进多民族文学。希望此次会议是一个理性自觉的开始，期待今后能建立一种多民族文学评论的长期机制，为作家们把脉，让更多的好作品走进读者的视野。

新世纪10年以来，逐渐丰满壮阔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成为向世界表达中国文化多样性和独立性的具体表现。老中青作家队伍梯队完整，实力名家与文学新秀并驾齐驱，小说、散文、诗歌均有不俗之作，以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多语种文学作品得到有效的彰显，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评论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整体上看，无论美学风格、创作手法，还是题材与体裁等多个方面都为中国文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补苴罅漏的作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之后，中国作协从战略规划、政策制定、经费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更多的投入和支持。到目前为止，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书面文学作家，各部级文学奖项均有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 作为多民族文学创作的阵地，《民族文学》杂志见证了中国多民族文学从比较单一化向着多元化发展的过程。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文化是由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更是离不开多民族智慧的凝聚，在今后的中国文化发展中，需从全球视野和文化软实力的高度、从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认识多民族文学成果。的确，多民族文学的繁荣能够避免工业化伴生的统一化和规范化在文化领域带来的单调与刻板。少数民族作家也面临着民族文化被同化甚至是消失的问题，以文学的方式保留民族文化的记忆，促进民族间的理解和沟通，需要我们进一步壮大队伍、提升质量，出精品推新人，同时加强多民族文学成果的翻译、研究和宣传推介，使得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走出本民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彰显，与其他民族沟通、碰撞和对话，这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应尽的努力。

二、文化优势与文学经验

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文化优势、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质，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价值，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的文学经验及其意义，得到了评论家们的肯定。同时，在文化的多重选择中找到自己，在文学求索中寻求突破，也是会议探讨的话题。

湖南长沙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著有《文学批评学》（合著）、《伊甸园的困惑——文学中的描写》（合著）、《铁凝评传》、《鲁迅与读书》、《还在文化荆棘地》、《重构宏大叙述》等。

贺绍俊论述的是从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论及少数民族文学的“后视镜”视角。他说，现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一般都是直接从正面入手来研究，将少数民族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提纯式的研究方式，是将少数民族文学从一个融合了众多民族文化的文学格局中抽取出来进行研究，是侧重于对其本身的民族性进行研究。但少数民族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各种民族文化交融的状态下进行的，这特别表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活动之中。一个作家在使用他者民族的语言进行写作时，他的本民族文化的思维习惯会受到他者民族语言思维的干扰，会给他的文学叙述带来一些异样的东西。不同的语言在塑造不同的文化精神，保持一种语言，就是保持一种独特文化的最坚强的保障。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语言交融的特点，汉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湖，它汇集了四面八方的河流，每一条河流都代表着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点。汉语这个大湖不是属于汉族一个民族的，它是众多民族的集合体。即使考察汉语写作，也包含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要素。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应该研究汉族作家创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这就是一种“后视镜”的角度，透过这种后视镜所观察到的情景，有助于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更为更为的把握。在一个多民族文化的语境中，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学习是相互的，双向的，同时也具有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从你的眼中能够看到我，从我的眼中能够看到你。当我们考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时，我们就会从“后视镜”中看到汉族作家写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到创作的走势和动向，并调整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可以把这样的汉族作家写作的研究看成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部分。

1970年出生，福建仙游人。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历史学学士，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理论处处长。著有理论批评《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传记《少年英雄——20名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的故事》、《世纪知交——巴金与冰心》、《居里夫人的女儿》、《硬汉子作家海明威》等，点校译注古籍《明心宝鉴》、《读史心得：忠信读本》等。2009年获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

李朝全分析少数民族题材资源的价值。他说，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题材资源备受热捧，文学创作出现了一股转向边地，转向少数民族生存方式、历史、心史、文化，开挖新鲜故事、经验、创作题材和情感精神资源的热潮。这种“西部大发现”式的“边地淘金潮”早在1980年代已现端倪。边地题材热、少数民族题材热是贯穿整个新时期文学历程的现象。少数民族题材的开掘，对少数民族精神图谱的深入描写，大大开拓了文学的版图，改变了文学的格局。少数民族题材具有文化的无比厚重、丰富与新鲜，是一种比汉族这种杂糅混合体文化更为纯粹的文化，物质文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常被作为生命力的象征、精神生存的代表。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题材的追逐具有用以改良汉族文学、文化生态的意味。少数民族题材天然地具备普遍性价值和意义。对少数民族题材的挖掘与书写是一个健全的完整的优良的文明生态系统的需要，也是世界文明多元化建构的必然呼唤与内在要求。这类题材的作品似乎更具普世价值，更易于融入世界，为异国异域的人们所欣赏与接受，因此常常被认为更具备世界性特征，更容易走向世界。

1963年出生，陕西延安市富县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专著《宁静的丰收》、《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必要的反对》等。作品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论文奖、《南方文坛》论文奖，以及2002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等。

李建军谈论作为新鲜经验的少数民族文学。他说，玛拉沁夫对草原、对花、对自然的描写，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这和汉族作家的写作不一样，汉族作家往往直奔事件、直奔故事、直奔矛盾冲突、直奔场景，很少用那么浓墨重彩的语言去描写大自然。张承志的作品《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题目直接抒情，这在汉族作家当中是很少用的。再有《黑骏马》，里面表现出来的那种情调，那种对两性关系、对生命的理解，也是汉族文化中很少见的。还有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也是跟中原文化、儒家文化不一样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这个角度来讲，少数民族文学从灵感、对文学的理解、写作经验上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处于边缘地区的、人数较少的、生活方式极为独特的群落，可以为主流叙述、主流社会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蒙古族，20世纪60年代出生，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兴安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及其现状表达自己的思考。他说，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到现在，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或者曾经主导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或者至少与汉族作家相比肩。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曾登载过这样一篇文章《不要把我们捧得太高了》，作者就是刚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小说《草原上的人们》的玛拉沁夫，他当时也就20岁出头，他是代表当时国内年轻的一批作家发出这一倡议的。由此可知，当时的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或者说是和中国主流的一线的作家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但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有几位作家能够达到这个高度，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和关注。去年我曾在《民族文学》举办的青年作家研讨会上提出过三点意见：一、对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应该有自豪感和自信心；二、很多作家对自己民族身份和归属感焦虑的缺乏；三、民族文学不应只停留在歌功颂德或怀旧的迷梦之中，无法反省自身的问题以及面对各种新的矛盾。

女，山东潍坊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文学评论中心主任、教授。著有文学评论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发表文学评论100余篇。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学自由谈》20年作者奖，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首届江苏省文联文艺评论奖等。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文学评论中心主任李美皆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的神秘化和去神秘化。她说，由于地域、宗教、历史传统等原因，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神秘化特征。作为文化承载的少数民族文学，也相应地具备神秘化特征，这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和独特性。文化是生活本身，它不是一种表演。对民族文化的刻意体现一方面会突出其传奇性、异域性、神秘化，另一方面又会导致文化的异化，使其与生活脱离，成为一种表演。少数民族文学的生命力并不需要在另类中彰显，的文学作品在本质上是共通的，是社会和人性中的恒常因素的表现。去神秘化就是文化上的平常心。比如，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小说《紫青稞》以对西藏现实生活的细腻描写颠覆了藏族书写的神秘化传统，以更加沉潜平易的艺术追求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学与现实对话的可能性，是去神秘化写作的成功范例。

女，纳西族。有著作多部出版。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师。北京电影学院访问学者。鲁迅文学院十二期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

丽江师范学院副教授、纳西族评论家蔡晓龄论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群的文本姿态及价值突围点。她说，少数民族作家，首先是一个现代人，承载着现代文明附加在他身上的一切重负。用汉语写作是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必然选择，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潮和艺术观念的影响。他们又承受着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冲突，这首先表现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变异，其次表现为作家自身文化观念的深刻裂变。围绕少数民族作家形成的种种影响因素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活动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群也相应显现出了几种典型的文本姿态：一是远观与固守，二是隐形与他融，三是史诗宏构与民族经验复制，四是两级游走与裂变之痛，五是民族意象支撑的世界经验。无论是当今的汉族诗人还是少数民族诗人，甚至当今所有的写作者们都面临突破的压力。突围点在于：一是主客体对峙中的价值分配，二是本体自觉与集体无意识神话的创建，三是身份与细节的大众化语象，四是对垒经验模式间的新生价值点。

满族，北京人，现为民族文学杂志社事业发展部主任，北京市作协少数民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集《雁过皇城根》、《译道与文化》，传记文学《汪海三十年》，散文集《真水无香》等九部。

赵晏彪谈论作家的现实关怀与评论家的意义。他说，当代作家要致力于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与担当。我们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而这一切又给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土壤、艺术源泉、发展动力以及丰沛的想象力空间，但可惜的是，积极深入生活、思考人生、关注现实的作家已经不太多了。叶梅主编一直强调《民族文学》要办成精品文学，我想办成精品有两支队伍不可或缺：一支的作者队伍，一支的评论家队伍。这好比，文学是麦苗，作家如化肥，评论家若除草剂，化肥可以使麦苗长得茁壮，但化肥也会让杂草丛生，所以除草剂就要把杂草除去，使麦苗真正得到茁壮成长。

三、深邃的情怀、独特的求索

少数民族作家的独特人文情怀、创作风格、个性特征等也是会议探讨的议题。与会评论家既有对玛拉沁夫等老一辈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的重新审视，也有对抵达中国文学前沿的中青年作家创作特色与成就的深入论述，获取对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及文学本质的深刻认识。

1962年生，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教学。专著《玛拉沁夫小说艺术论》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另有《契丹艺术史》及论文获多项省部级政府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等课题6项。

李晓峰论述为什么要重读玛拉沁夫。他说，60年前，玛拉沁夫创作了他的及时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标志着玛拉沁夫正式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坛。与此同时，李乔、陆地、郭风等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中坚。然而，60年后的今天，在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呼声背后，却无法回避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的现实。这种边缘化既表现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弱化，也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滞后等诸多方面。重读玛拉沁夫，也是对6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反思和回望，其意义不言而喻。纵观玛拉沁夫60多年的文学创作，歌颂祖国和民族团结是一以贯之和有意为之的主题。今天看来，这一主题恰恰是伴随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最重大、最有价值的主题。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以启蒙主义为代表的各种社会思潮。

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指引与注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失败的偶像》等。曾获得过2003年度宝钢奖，第九届文艺争鸣奖。

敬文东对吉狄马加的诗歌进行了深刻解读。他说，吉狄马加的每首歌都是颂歌，都充满了感恩。大凉山将彝人团团围住，保护了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传统、歌喉、天真、诗性和令人震惊的神秘性，让他们有机会继续缅怀祖先的荣光，拒绝“在时间中成熟”和烂熟。吉狄马加深知这种神秘性和彝人血肉与共的深刻关系，自觉认定它必须成为诗歌写作的重心或焦点。出于对母语、发源地和祖灵的感恩心理，吉狄马加和他的民族一道，拒绝“在时间中成熟”，继续“固守失落的文明”。大凉山、火、鹰以及它们代表的一切事物，构成了古彝人的生存背景，培育了彝人的思维方式；而在实施培育的过程中，还将它们自身成功地溶解、递交到彝人的思维方式之内。和赞美诗、颂歌比邻而居的万物有灵论，是彝人吉狄马加诗歌写作的起点和根据地。 (原文见本刊今年第6期)

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当代近期作品点评论坛主持人。著有《倾斜的文学场——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美女文学现象研究》等专著。当选“2006年度青年批评家”。

邵燕君以阿来《空山》为例探讨纯文学的方法与史诗叙事的困境。她说，近年来持续不断的“长篇热”中的“史诗化”作品，大都出于新时期以来从“知青文学”到“先锋文学”各个时期成名的作家之手，在经过“先锋文学”的反叛和“个人化写作”的分解之后，各派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重新集结在史诗的旗帜下建构“封顶之作”。不过，他们都面临着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在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瓦解之后，面对错综的历史和纷乱的现实，如何为自己的史诗化叙述寻找一个可以建立叙述逻辑、整合价值体系的内在支点？面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作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身后有着高大的雪域和不灭的神灵。其实，写作《空山》的阿来遇到的问题与他的汉族同行相似，这就是阿来自己谈到的“写当下较大的难度是认识问题”：“毕竟这些人事都发生得太近。当我们试图在里面进行判断的时候，你会有怀疑。当然不会直接说好坏，但是字里行间肯定会透露这样一种判断。”阿来还谈到这样的怀疑在写《尘埃落定》时并不存在，因为，《尘埃落定》写的是一个制度的崩溃，而《空山》写的是一种文化的瓦解和一种新秩序建立的艰难，因而，《空山》的写作比《尘埃落定》要难。

苗族，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出版专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南方民族作家文学创作论》、《当代湖北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成果获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武汉市社科成果奖。

吴道毅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叶梅的创作个性。他说，作为土家族作家，叶梅文学创作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她对鄂西南土家族地域生活的精彩描写和对土家族文化精神的着力发掘，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对土家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对女性生存图景的积极描绘和透过女性生存图景对女性人生道路与人生价值的用力探讨，凸显了叶梅的强烈女性意识或曰女权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女性的书写使叶梅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作家的身份，使叶梅的文学超越了我国当下民族文学的某些局限，进入到关注人类普遍命运或探讨普世性生活命题的更高层面。文学表现上的浓浓抒情味或浪漫主义的气息，是她作为女作家文字上的温婉、柔丽与多情。叶梅小说在注重发扬诗意小说或抒情小说的长处的同时，还积极借鉴与融会交错叙述与整体象征等现代小说技巧，从而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叙事风格，展示着交错叙述的魅力与富于整体的象征意味，这拓展了叶梅作品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路子，也体现了叶梅作为民族作家在艺术道路上勇于探索的精神。

女，蒙古族，内蒙古哲里木盟人。2005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中国视协会员。已出版学术著作两部，各种相关论文30余篇，创作电视专题片、电视电影及电视剧60集（部）。

肖惊鸿评述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诗歌。她说，鲁若迪基的诗来自灵魂，来自小凉山的神，也来自小凉山的不害人的鬼。他的诗就像是一棵大树，和他一同植根在小凉山里、泸沽湖畔，和他一同生长，枝蔓哪怕伸到了地球的那一边，根，也还在小凉山的土地上。研究鲁若迪基的诗，不能只停留在文化的表层上，而应该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的文化格局。他的诗自觉接续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除了本质特征和与生俱来的美感外，还折射出对世界的根本性问题和现实人生问题的思考，有着直观的朴素的哲理性和朴素的浪漫主义诗风。

回族，20世纪80年代生于哈尔滨，《民族文学》发表散文、小说多篇，获第三届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奖。编剧导演电影《沙枣》《嚼子》等。

石彦伟探讨回族文学的美学底色。他说，“清洁”在描述回族文学创作时，已是惯见的词了。它最早正式进入公众视线，大概就是《清洁的精神》一文，张承志主要从中国古代侠士精神中，提炼出渐已沦落的清洁气质，作为他生为一介笔者的立场。如果说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为发端的“为人民”立场的树立，是张承志早期创作的启蒙观念，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几年，“清洁的精神”几乎成为张承志最核心的美学支柱。尊重他者，支援弱者，敬重人道，表达正义，成为张承志当下最切要的精神特征。“他者的尊严”与“清洁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因为，要真正表达对他者的尊重，就要首先剔除掉盘踞在内心的自我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剔除盲目的自我欣赏，剔除不公正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剔除一切污秽心灵的残渣余孽，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自净过程，亦是清洁精神之外延。回族要求自己不仅要吃得清真，更要思想清真，言谈清真，举止清真。在这种内敛而强大的自律传统的濡染下，回族文学的清洁传统，便非出刻意，却是天然；非出偶然，却是必然；非出个性，却是共性。回族作家下笔时格外谨慎，作品风格大多沉静、节制、干净，他们的笔是干净的，他们没有与物欲的时境同流合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如何在汉语教学中提高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学修养

如何在汉语教学中提高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学修养

我校从2011年3月开始接受湖北省援疆办的委托，承接了新疆博州高校毕业生培养学习班的任务。因了这个机缘，笔者开始从事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从而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

在汉语教学中，如何让学生更好地学好汉语，充分深入地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对于新疆班的学生来说，他们虽有属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底子”，但他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地理、哲理等知之甚少，如何根据新疆学生特点把精深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引入课堂，引入他们平时的生活和谈论的话题中，构建学生丰富而又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层面，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学修养，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以诗歌为盲点突破口，增强诗文底蕴

针对学生对诗歌知识的缺乏，在常规课本教学外，可发动并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古今中外的精品诗歌，给学生介绍诗歌欣赏的入门知识，推荐自己钟爱的诗篇，和他们探讨诗与人生的话题，谈论与诗歌相关的作品文化背景、文学流派、习俗典故等，引发学生对文化的渴求。

二、开展丰富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我校新疆学生都是已经大学毕业了的，但是由于他们身处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区，平时使用汉语交流的机会很少，从小学到大学很多都上的是民族学校，在学校里老师学生讲的都不是汉语，所以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历史、文化、地理等知识是相对匮乏的。汉语的学习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会说普通话会写汉字，还应该着眼于真正让少数民族学生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从而更

热爱我们的祖国。

所以，笔者认为在教授汉语之余，我们应该多给学生开展一些专题性的讲座，比如礼仪礼俗讲座、湖北文化讲座、地理知识讲座、国学讲座等等。我在给少数民族学生上汉语课的时候，及时节课我就给他们讲孔子，先让他们看电影《孔子》，然后让大家自由发言，看完电影后，大家都感受很深。可见，通过这些专题

活动和专项知识的讲解，可以让少数民族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华文化的精髓。

三、以成语、熟语学习为辅，补充古汉语知识

内地新疆班学生对学习汉语的认识上有一个误区。他们觉得能把现代汉语学好就不错了，古文学了没用，而且也难懂。对学古文没兴趣，讨厌、害怕学古文。其实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语所反映的事物，在当今社会中虽已不复存在，但原来的一些说法仍保留在现代汉语中。这些成语既然是有出处的，那么要理解它的内涵，就必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

由于相关知识的贫乏，对在课文或者对话时出现的一些常用熟语，新疆班学生常会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意思。汉语中许多口语化的惯用语如“碰钉子”“磨洋工”“走后门”等，表现力很强，但如果不了解它的文化前背景，也就不能理解它的内涵。因此要教育学生，现代汉语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没有扎实的古文基础，要学好汉语是很困难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汉语成绩的

提高。

总之，在新疆班的语文教学中，注重汉文化的熏陶，开展丰富的专题讲座，以成语、熟语学习为辅，补充古汉语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充分调动各种教学手段，形成文化、知识、训练的循环融合，就一定能在新疆班汉语文教学的路上越走越宽，为学生开辟出一片自由快乐的学习天地。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如何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新的时期下，我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应当如何改革创新，转变思维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汉语言文学人才。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与缺陷，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改进和转变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交流。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问题；转变

汉语言文学是传承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门重要专业学科，其主要是为了研究我国传统的古代诗词、文学作品、成语、典故等一些具有我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语言常识，这对于我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是起到很重要的奠定基础作用的。目前我国的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发现教学效果并不能达到满足的效果，尤其是近年来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加快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以下本文笔者就在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分析新时期新形式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探讨如何转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1、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学科种类划分上来讲，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属于一门人文学科而非自然学科，其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我国古代文化流传下去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从目前我国的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与不足的，教学思维较为固定和守旧，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教学需求。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大概表现在以下几点：

1.1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约束，在现阶段不少高校教学中都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想和积极性。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在三尺讲台上，口若悬河地滔滔不绝，将各种知识点分解为条条框框逐一的列举在黑板上，下面学生通过对黑板上知识进行记录的方式来对各知识点进行理解，这就造成了学习的被动性和学生听课的不主动。学生在听课的时候一般都是昏昏欲睡和埋头抄写笔记，等下课的时候一哄而散，很少去对知识点进行交流和探讨。一个学期下来，师生的彼此认识和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由此可见，这种教学模式明显地存在极大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状态，教师永远是高高在上。缺乏应有的互动，有趣的人文课程变得刻板地抄录笔记，无法激发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热情，学习效率自然低下。

1.2教师忽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将来的社会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信息时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对各种专业知识点的教学，同时还要教学生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掌握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具体来说就是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上。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不少中文系教师往往只重视教材上的知识传授，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课，缺少对问题的思考，没有小组讨论和交流的训练，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到了实习的时候，方知道在讲台上非常害羞，说不出半句话来。至于书面的创作，更是少，连实习学校的教案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学术论文的发表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师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忽视学生的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

1.3教师不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是客观实践的高度总结，对实际运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今不少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往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导，譬如。学生还没认真把文学作品原著浏览一遍，教师马上向学生总结出该作家以及相关流派的特点、思想意义和历史地位，到考试前，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一下课堂笔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查资料、筛选资料、归纳总结等基本动手能力根本没有调动起来。至于调查报告、撰写公文、新闻稿等贴近实际需要的应用写作，还是比较缺乏应有的指导和训练。

2、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面对当前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若还是一味沿袭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汉语

文学教学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在当前的教学方式基础上着手改进与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要点，能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充分发挥其所学到的知识内容。在此笔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和转变当前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具体如下所示：

2.1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

思想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想要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教师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联系就是传授知识，教师和学生是上级与下级的不平等关系，教师拥有的，学生必须服从教师。以教师、知识为主体的陈旧教学观念，直接导致课堂的教学活动只存在着教师的单向传授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讨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自然较低，对知识的理解只是处于表面的识记层面，缺少应有的深入反思。

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2转变落后的教学法，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

至于在教学法上，我们必须转变落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探究型教学就是指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性的引导下，主动地参加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并且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与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相比，探究型教学的较大的根本区别是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自主地探究问题的存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培养起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探究型教学的步骤口以分为：选择课题（发现问题）——收集、分析资料（分析问题）——总结归纳结论（解决问题）。

2.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作为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若一味的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则违背了我国“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倡导。由此就需要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既要力争“实践、创新、应用”还要遵从我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将汉语言文学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尤其是发挥“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例如：2011年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留学生因学费问题与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就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伤母亲。这虽是个案，但也要引起重视。教师教授先秦诸子散文孔子的《大学》：“为人子，止于孝”时可将“孝”作为一个专题。让学生认识到符合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不爱父母焉能爱他人？不爱家庭焉能爱祖国？以此类推，将“爱国”、“礼仪”等美德也作为专题，既学前人文才，又品思想，使学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道德教育。为此，在转变教学模式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践教学，将社会中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需求转化成实践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辅助教学来使学生更加与客观的了解到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与实用性，这样才符合新时期社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

3、结语

总之，汉语言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化传承来讲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一门学科，为了在保持我国文化的传统与特色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化发扬光大，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发展，改革转变落后的教学模式，积极利用新的教学工具与教学理念，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试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原先被殖民的国家在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国家不得不换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殖民方式以达到采用原先“殖民主义”不再能顺畅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内部指向的生产关系的压迫性。从其理论产生的出发点考虑，它加深了我们对西方文化霸权和资本主义利欲本质的认识，从而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本质上，它是不适用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

论文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理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在这里，笔者主要想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的某种具体运用提出一些质疑，其指向针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的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当然，这并不是说二者在具体的内容上是一致的，而是指其思维方式的确有着某种契合。

前段时间，笔者听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的文学评论界尽管大量运用了某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对部分国内外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发现了潜藏其中的基于工业文明和物质操控下的“话语霸权”及东西方的对立，但简单地将之比附于西方对东方、及时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渗透和政治侵略以及事实强权下的某种抑制，并不是真正地运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至少是没有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去运用，尤其是在审视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时更是如此。这种观点认为，在评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中，只有通过审视主体民族和政治强势是通过怎样的话语形式及掌控的庞大的传媒机器影响人们的意识，认识到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某种强行介入或者少数民族在物质主义或政治主流驱动下的某种被迫性尴尬境遇，并进而激发少数民族自身的“自省”意识和独立自强精神才是真正地运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

其实，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一些理论批评文章中也曾出现过，只不过他们的言论没有这么直露，而是经过了某些“学术语汇”的包装。例如，针对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理论，有人即说：“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理论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并不仅是可以借鉴身份理论关于殖民／后殖民和少数族群的某些观点主张去解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些具体文学现象，最重要者毋宁在于其反本质主义的治思方式和以总是居于‘文化之间’的少数族群为思考起点的‘后殖民视角’。”再如，针对所谓后殖民理论的“精髓”和思想方法之一的“对抗性思想”，有论者亦提出：“对抗的对象是很宽泛的……对东方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只是这样对抗精神的一种表现而已……张颐武等的第三世界批评是将批评的矛头对外的，对着及时世界的文化霸权，批评某些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宽泛地理解‘对抗性’之后，批评的可适用性增强了。对抗性潜在的意义是批判性、边缘意识和反思性。对抗是对着某种居于强势地位的思想、力量和行为的，对抗的主体往往居于边缘地位，这使得对抗的主体有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运用对抗性意识，发现边缘感受和边缘的文学现象，正是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神来之笔。比如，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沉默现象、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存在的选材、艺术追求和风格的距离等，都可纳入批评。”

可以说，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有着较为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审视更是如此。如仅就对藏族作家的评论而言，这几年以“身份”命题的论文就有朱霞的《当代藏族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与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李建的《阿来：边缘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意娜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文化身份意识初探》、乔丽的《从扎西达娃作品辨析其文化身份》、杨红的《论扎西达娃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唐红梅的《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身份认同》等，至于涉及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相关术语的、对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批评，更是难以计数。而其合理性，似乎是毋庸质疑，因为在全球化多元性的现代社会，不“拿来主义”是不行的。可是，此种“拿来”真的是“拿来”吗?不可否认，任何主体建构都存在着对象性的关系，或者说任何注视都有一个看与被看的关系，权力也总是与其对象相联系在一起的，但当这种关系转至后殖民批评术语“他者”与“自我”的对象性审视中时，是否一切这样的关系都与后殖民理论原初产生“他者”与“自我”视角时的关系一致呢?弱者和强者的对抗，或者说弱者和强者的相对存在，是否因为这种存在的存在就都是一致呢?不同的弱者与弱者之间、不同的强者与强者之间是否就没有差异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有学者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其社会成员所体验到的支配性压迫也是不同的，在后殖民理论领域，如果忽视及时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错位，机械‘进口’、挪用西方后殖民理论的话语乃至话题，所犯的错误正是文化理论的跨语境移置过程中的简单化错误。”

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笔者以为，究其实质，它是原先被殖民的国家在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国家不得不换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殖民方式以达到采用原先“殖民主义”而不再能顺畅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内部指向的生产关系的压迫性。在西方社会文明(及时世界)的背景下，它更多的是理论设计者自身对自我困境的解脱，对自我行为的辩解，其逻辑起点——强势和弱势的已然区分，使看者和被看者的身份同样暖昧，被预先置于了一个虚构的体系之内；反之于在东方社会(第三世界)背景下，则是对政治强权、文化侵略、意识渗透及物质主义的一种“自省”和反抗。其所运用的具体环境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在批判和阐释西方对东方的潜在侵略、及时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压榨上是有普遍有效性的，但这并不等同于这一有效性适用于任何一种具体条件下的情况，尤其是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截然不同的社会中，这种理论是不能一概视之的。

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承认其具体条件下的实用性或者片面地强调抽象的普遍性，那么必然在其对立面的条件下显示出谬误。而目前“后殖民主义理论”这种存在各种可能性和对抗意识的批评范式即是如此。它在一定条件下的有效性，并不能在另一条件下具有同样的合理性。在现实问题中我们不难理解，比如我们并不能把今天遇到的问题全部等同于历史上遇到的问题，不能把在非同一时代背景、序列和社会条件下的一国遇到的问题等同于另一国遇到的问题；同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虽然都表现为民族的问题，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我们的民族问题是在解决了民族生产关系压迫基础上的具体的人民内部的民族问题，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问题，就其根本来讲是民族生产关系依然存在压迫性的问题；我们的民族问题不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则是民族生产关系存在压迫和被压迫之间的对立。由此出发，西方对东方的“后殖民主义”策略掩盖的是一方对另一方出于物质基础不平衡而施加的生产关系性的压迫，而在我国，各民族之间本就不存在与之同质的“民族问题”，更不用说什么“后殖民主义”下的民族压迫了。

因此，且不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的某种运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将如何把现实引向一种可能的危险境地，就那些主张引进对抗意识论者的所谓对抗精神来说，抽离了基本生产关系的人道主义和民主，又能有多少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乃至人性?事实上，仅就后殖民主义理论范式中的“他者”与“自我”的单对立来看，其在现实操作层面上，也将面临着不可解释的困难和难以避免陷人想象的怪圈的。比如在一篇题为《想象西藏——当下文化生产中的“西藏形象”》。的论文中，当论者指出在文化工业生产中存在塑造“他者”这一想象西藏的方式时，当他对诸种以“差异性”为主的西藏表述策略进行分析时，以及当他评述西藏的言说中的自我表述或表述的共谋时，他如何能够保障自身就不是在以“自我”塑造另一个“他者”?换言之，也即他如何能保障自身的言说方式不也是一种塑造“他者”的策略，或他们不也是正在加深这种“差异”的鸿沟，或不成为这种差异拉大的共谋者?进一步说，到底又是谁在真正进行着这些想象或想象的想象?他们在向谁进行着想象的揭示?如果“他者”不能说话，被表述者只能被表述，那么表述者的这种表述，如何可以说就是对被表述者的表述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西藏文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或在怎样的层面上存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呢?事实上，在作者与其预设的少数民族作家诸种“身份”的“他者”与“自我”之间，无论是从任何一方的角度来看，其套用的过程都是对异方的消解，其展现的平切面既非民族作家的真实现状，也从根本上开不出一个疗治民族性写作偏见的良方。这就更不用说这些理论的指向，天然还可能使“后殖民主义者”将对抗的矛头引向“被后殖民者”内部——从“被后殖民者”中激发起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将其愈加引人一个狭隘利益的固执己见的封闭保守落后的内斗之中。而这种本是希望消弭对抗的对抗引进，却有意无意中加深了这种对抗，那么这种对抗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另外，这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运用，在具体操作层面的表现上，除了提出所谓的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即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静态的审视。比如当下一些批评者将一个恒定的藏文化预设在藏民族作家的表达中，不约而同地以静止的非藏文化的视界去审视运动着的藏文化的表现，或者以运动着的非藏文化视界去衡量静止着的藏文化的表现，这种矛盾与以民族作家身份去替换作家身份，或者以民族身份去取代民族作家身份一样偏谬明显。例如，在一篇题为《阿来笔下的西藏想象》的文章中，作者虽然明知阿来的作品并非全部关涉到了行政区划上的西藏，却偏偏舍弃现实意义上的“西藏文化”，热衷于想象性的“文化西藏”的构筑，并以“西藏这个名字，与整个藏民族息息相关”为由，把对阿来作品的解读题名为“阿来笔下的西藏想象”。由此可见，这种所谓对作家西藏想象策略的揭示，与其说是在想象真实，毋宁说是真实的在想象。

可以讲，以上这些西藏文学批评中的误区，一定程度上都与其袭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有关联的。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范式的实际运用，在一种貌似纯粹客观公允的学术构想中，非但没有改弦更张，而且还进一步地在所谓民族精神和文化生存的悖谬曲解上肆意衍生。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不适用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如果非要说从其理论产生的出发点去考虑，那么这也仅在于它加深了我们对西方文化霸权和资本主义利欲本质的认识，从而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而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则是要让我们站在比较视野的前提下对问题进行思考。总体而言，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的趋势，但又不能盲目认同全球化，尤其要避免在抽象的全球化的口号下丧失自我。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浅析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对建构中国文学叙事生态伦理意识的意义

摘要：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话语系统，其鲜活的话语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识。既是对当前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冲击、破坏的暗示，也是对中国文学应如何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寻求合理和合适支点进行的一次重新打量。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幻演成镜泊湖八大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建设探讨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任务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语言的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 提高师资水平

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老师。另一方面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 教学结构的改善

汉语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及时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及时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过多，过繁，讲的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的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 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

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再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的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的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几点

1. 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系统地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辩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 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学习语言最基础的是学习文化背景，尤其是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韵内涵之深，其概括力，语言弹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学习上的难度，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起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间文学拾遗

一、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俗称“古今”，按其流传地域，虽各有侧重，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宗教故事类卓尼地属少数民族聚居区，且以藏族为主，有浓厚的宗教基础和习俗，宗教故事在民间有相当的生命力。这些故事大多数美妙奇特，虽然有些情节虚幻缥缈，但其中几乎都寄托着人们对新福生活的美好祝愿和憧憬，歌颂真善美，诅咒假恶丑，代表着人民的良好祝愿，是这类故事中的精华，有流传在大峪沟地区的《五座神山》和藏巴哇、洮砚等地的《策墨林轶事》等。 在宗教故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荒诞不经的情节，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以统治者的需要出发愚弄人民，这类故事是宗教故事中的糟粕。 族源史故事类这类故事流传在各个部落中，既是故事，又是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部落的历史。他不是以史书、家谱的新式流传于世。这类故事，有点像经过演绎了的史书，它们并不是枯燥无味的编年体、记叙体史志，而是进过历代的口头流传、修饰、润色和渲染，变成了优美动人的民间故事。如流传在纳浪乡西泥沟地区的《三个先人》和邻村小板子的《六月六冻冰》等。《三个先人》是西泥沟卢、杨、梁三家的祖先，传说在古代，他们起码挎弓背箭，带着妻儿老小，在西泥沟的土桥子安下了家。 故事就围绕他们三家的垦殖经过和他们与邪恶势力的斗争展开，赞颂他们的英勇善战、勤奋艰辛、团结亲善，能在此地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千户子松的大部落。这个故事相传已久，直至今天，西泥沟人每年还在四月初七这天供上三位先人的行乐图进行祭祀仪式。《六月六冻冰》说的是小板子部落有位英勇的酋长夫人，武艺超群，百战百胜。可有一年出去带兵打仗，遭到数十倍的敌人围困，当她带着属下突围出来，遇到一条大江拦路，晚上扎了营后，就派兵去打探，一看河上是否冻了冰桥，这天正是六月六，哪来的冰桥呢！派人如实报告，都被她斥退，有个士兵想，反正说实话也不能活，就撒谎说“：夫人，河上冻了冰桥了！”他就命全军拔营渡河，到河边一看，果然河面上冻了一座冰桥。等一人渡过河后，冰桥即变成一滩浮沫顺流而去……战斗故事类此地为历代弯弓跃马的战场，从周到羌戎、汉马防、唐哥舒翰、宋王韶、明沐英、清左氏……还有各民族间、部落间大小战事不断，为这类故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创作素材，很多故事几乎就是战场纪实。这类故事中尤以杨土司家族的战斗故事为多。 例：北宋王韶，面对宋、金、夏对峙局面，深感收复河湟的必要，即上书宋庭，提出西平西夏，收复河湟，招抚羌族的计略。熙宁四年八月（1071年），遂置洮河安抚司，命王韶主其事。 随后，王韶就看是了收复失地的大小战争，传说他身不解甲行军五十天，平定了洮、岷、迭诸州，形成包围西夏之势，以功升任枢密副使之职。 二、童谣 当地童谣流传区域主要分布在汉、藏、土族聚居区，洮河沿岸三格毛藏区（俗称半番子地区）。流传形式以汉语为主，其大多在儿童游戏时吟诵。也有少量的摇篮曲和催眠曲。这些童话语言质朴、优美，有浓郁的乡土味。 游戏谣： 1、脚右脚右盘盘，一盘盘到南山。南山哥哥会扯线，扯了一窝窝鹁鸽二蛋。拿到屋尼（里）叫娘看，把娘看了一身汗，驴蹄儿，马蹄儿，踡过阿婆一只儿。 2、马莲花，当路开，上来下去屋尼（里）来。你家做下的啥早饭，奶茶酥油拌炒面；你家做下的啥晌午，糕糕馍馍水萝卜；你家做下的啥夜饭，羊肉臊子下挂面。 3、缠、缠、缠棉花，李子树上叫阿爸，阿爸带的尖尖帽，你看热闹不热闹。 催眠谣：马莲花儿，打骨朵儿，阿爸给娃说媳妇儿，不说媳妇儿娃一个儿，说下媳妇儿扎兜兜儿。 他姐姐，捏馍馍，一捏捏了十八个，差一个，猫吃了，猫来？ 上树了，树来？水淌了，水来？和泥了，泥来？裹墙了，强来？ 猪隳了，猪来？屠家哥哥杀过了，屠家哥哥来？十字路上躺着呢，花花被儿盖着呢，花花枕头枕着呢。 三、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当地民间口头文学中最富于想象力、创造力，也是最感人的一种艺术形式，尤其在卓尼历代政教合一制度统治下的农牧民，更是向往美好的生活，但他们又处于浓厚的宗教思想的束缚之下，所以，在他们创作的口头文学中，往往借助于神佛的力量去达到向往，这也是环境、时代对他们的局限。 四、结语 无论是民间故事、童谣还是神话传说，都反映了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体现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 这些流传在一代代人们中间，连绵不断的民间文学，给时代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给整个人类文化的宝库增添了光芒。通过对这些逐渐失散的文化财富，及时地进行收集、整理和保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对校园文学的影响

校园文学是指发生在校园的文学现象的总和，包括校园文学创作活动、校园文学批评活动、校园文学鉴赏活动、校园文学社团活动等校园文学实践活动。高校校园少数民族文学，是指在高等学校里由少数民族学生参与的校园文学实践活动，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参加的各类文学社团活动、少数民族学生用民语进行的文学创作及阅读等活动、少数民族学生或汉族学生用汉语言书写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及对作品的阅读鉴赏活动，这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过程。 校园文学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所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将校园文学的建设纳入校园文化的建设中，不但可以推动和繁荣校园文化，而且可以开创校园文学的新局面，为进一步抓好高校的政治思想和育人工作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何建设和发展校园文化是近年来许多高校一直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而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各高校文化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新疆各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如喀什师范学院、和田师专等。发挥校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作用，可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可以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同时还将大大地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 一、校园少数民族文学的作用 （一）校园少数民族文学是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之一 新疆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密切联系，互相学习，相互促进，增进了民族团结，建设了繁荣、富裕、和谐的新疆。但长期以来，国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他们除了不断地在新疆制造暴力血腥事件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妄图占领思想文化领域。于是，他们把黑手伸向了校园，不仅在中小学，而且在大学的校园里进行反动舆论的宣传。校园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少数民族学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容易被民族分裂分子加以利用和歪曲篡改，或添加制造带有民族敌对或民族分裂情绪的成分，从而使校园少数民族文学沦为民族分裂分子煽动民族反动情绪的阵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反动观点和言论，对各族学生造成了很大的毒害，这种毒害如果渗入到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会使他们背离正确的人生道路，成为危害社会的隐患，严重影响到新疆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占领校园少数民族文学阵地，让它成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工具，成为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理想教育的阵地，不仅可以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可以促进校园少数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积极健康地成长，并使他们成为维护校园和谐和社会稳定的坚实力量。 事实证明，搞好校园文化建设，以校园文化为平台抓好学生的思想和宣传教育工作，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没有市场，校园就会成为一方净土。在校园内发展多方位的校园文学，让汉民族文学和各少数民族文学共存在校园中，充分发挥好文学的宣传和教育作用,对校园文化建设意义重大。（二）校园少数民族文学能够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各种能力，能够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少数民族文学活动，能发挥民族学生的潜能，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和各种能力，培养他们内在的人格品质，树立以科学精神、艺术精神、道德精神为要素的人文精神。如通过开展读书活动，能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思辨能力和审美能力；通过各类讲座，能丰富他们文学知识和文化常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积累人类文明成果；通过演讲比赛，能锻炼他们的辨别能力、表达能力和反应能力；通过文学创作，能提高他们写作水平和思想境界；通过文学作品的改编演出，能加深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和对文学艺术的创造能力。此外，少数民族学生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评论，能够增强他们的文学鉴赏水平与明辨是非的能力，还能够培养他们的文学审美情趣。而从文学作品中所汲取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高尚的思想情感，增强了他们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辨别，从而便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了他们健全正直的品格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二、新疆高校校园少数民族文学目前的状况 目前,新疆各高校校园文学主要是汉民族语言文学，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基本上处于边缘状态，甚至有的高校还没有校园民族语言文学，与之相对的是汉语言文学在校园文化里占据着主流地位，而这种主流地位主要是汉族学生主导的精神文化。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语言上和文化上的沟通存在一定的障碍，再加上民族文化的差异和文化认同的差异，造成了少数民族学生对汉民族文学阅读、理解、欣赏的隔膜,并进一步影响到少数民族学生参与汉语言文学活动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言文学的交流、沟通、融合和发展。因此，创建和发展校园少数民族文学，能引导少数民族学生积极参与校园的文化建设活动，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和汉族语言文学的相互借鉴和交流，为开创校园文学的新局面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如何创建校园少数民族文学 借鉴内地和新疆校园文学建设较成功的高校经验，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新疆校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建设，积极探索新疆高校少数民族校园文学的发展道路，是一个重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少数民族校园文学的建设。 （一）发展校园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传媒手段，从一出现便以它得天独厚的优势迅速成长壮大。现今的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大众化的文学交流平台，自由创作、自由阅读、自由评论、内容风格呈现多元化,使得文学不再高不可攀，网络文学成为人人可参与的创造性地学习和审美活动。新疆各高校都建有自己的校园网络平台，为校园师生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选择交流对象和自由选择交流时间的平台，交流面广，方便快捷。#p#分页标题#e# 而目前各高校的校园网络文学，基本上是汉语言文学占据着主导地位，民族语言网络文学发展还比较较缓慢。随着计算机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少数民族学生对计算机和网络的运用越来越熟练，网络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在思想教育和文化战线上占领传播速度最快的网络，进一步发挥校园网络的育人作用，在新疆高校创建校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可以丰富校园文学的内容，增进各族学生之间的精神交流，形成一种新的校园课外活动方式，而且只要能引导校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它还可以成为校园内一个宣传和教育的网络平台，能正确引导民族学生明辨事实真相，分清是非，自觉遵守校纪校规，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稳定。它还可以成为少数民族学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平台。因此，创建校园民族网络文学，能使校园文化模式得到一种全新的提升。 （二）举办校园文学沙龙 文学沙龙是指一种组织形式灵活的小范围文学活动形式。在高校的校园里，文学沙龙有它独特的自身优势：文学沙龙的组织方式简单易行，它无需耗时、耗力，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在校园或校外的任何一个地方举行，如教室、宿舍、校园、广场、茶屋、餐馆等等。它可以在一个系的范围内，也可在一个班级的范围，还可以是文学趣味相同的不同系别，甚至不同学校的师生参加的文学活动；文学沙龙的活动形式多样，如可以组织几人到十几人的文学创作交流、书评会、朗诵、讨论、辩论、采风、生活体验活动等。在民族学生中举行这样的文学沙龙活动，让他们在这些活动中，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从而能提高学养，弘扬正气、抵制邪恶。各高校要要充分发挥民族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文学沙龙活动的组织和正确引导作用，积极鼓励民族教师参与学生的文学沙龙活动，并重点培养既有文学爱好，又有组织能力，并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的少数民族学生来组织文学沙龙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让校园少数民族的文学沙龙活动健康地向前发展。举办校园各民族语言文学沙龙，不仅有利于提高各族学生的文学素养，而且还有利于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涵，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和学习风气，对维护校园的团结和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成立民族文学社团 校园文学社团是团结同学，形成合力，交流经验，创新艺术的载体。在校园内成立民族文学社团，让民族学生积极参与到文学社团的活动中来，使每一个成员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学养和各种能力。在校园民族文学社团中，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如读书活动、文学讲座、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鉴赏活动，诗歌朗诵会等，不但有助于学生积极进取、主动参与、大胆竞争等自我表现能力的培养，也大大增加了他们与老师、与汉族同学交往的机会，提高了他们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了团队精神，增强了合作意识。学校团委、学生会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社团，激发少数民族学生参与文学社团的热情，帮助他们营造自己的文学园地，以展现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民风民俗，弘扬少数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为校园少数民族文学活动开辟一个窗口，这样无疑更有利于各民族青少年增进交流，加深友谊，促进校园和谐和社会和谐。 （四）丰富校园的板报栏，充分发挥校园广播站的作用 校园的板报栏在汉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还要适当地加入民族语言和民族书画艺术的形式，要充分发挥板报栏对各族学生的宣传和教育作用。还要让少数民族学生在校园广播站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积极鼓励民族学生投稿，宣传国家的大事、政策和法规，把校园内的好人好事、不良风气用生动的民族语言写出来，通过校园广播站传向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使校园里的每一位民族学生都能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这样才能鼓励少数民族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校园的文化建设上来。从而促进校园各民族文学的共同向前发展，为维护校园的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之，新疆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创建和发展新疆高校校园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今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提高民族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民族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它还有利于促进高等学校的德育工作，有利于校园和谐和稳定，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力于社会安定和团结，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有利于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布赫参观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

日前,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专程到内蒙古师范大学参观考察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馆长特・赛音巴雅尔为布赫同志解说并汇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布赫参观考察后表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展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充分展示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他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建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为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文化大省增添了一个亮点,同时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陪同考察的领导有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雷・ 额尔德尼、副主任云秀梅、教育厅副厅长满达等。 (民 文)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及发展

摘要: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同汉族文学一样,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趋势是在曲折中前进。

关键词:当代文学 少数民族 民族性

我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始于1949年,是我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制度的建立,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50多年来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多民族、多语种、多梯队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创作出一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映时代主旋律、表现民族特色和时代变革的好作品。在新时期,为什么小说创作比较繁荣,而且写出那么多有深刻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好作品。

一、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性

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精神特定的形象性、艺术性的具体体现,它只能建立在作者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一个民族之所以成其为一个民族,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不能为其他民族所取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文化上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有别于他民族的文化,又是由该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一系列的共同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共同的经济生活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它直接反映着该民族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又使这种关系细致地体现到人们的意识、行为之中,使其稳定和持久。这些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学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创作,有一个值得关注和欣喜的趋势,就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者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那种简单地叙写民风民俗、俚语服饰、传奇故事的平面化叙事套路,而展开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追求,在一个更深的层面表现民族精神。他们的作品往往更注重于塑造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环境下独具个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积极调动各种手段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譬如叶广芩的《逍遥津》,视角独特,语言娴熟,凸显人物的性格命运,颇具艺术感染力。再如梅卓的小说集《麝香之爱》,文学性很强,具有独特的民族韵味,叙述手法颇具灵性。作者观察生活深入细致,故事情节曲折蜿蜒,起伏不定,往往于轻松平常处显现意味甚或沉重。书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当代藏族知识青年男女――画唐卡的画家、歌手等等,折射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21世纪前行的身影。作品中的文学性和民族性得以巧妙地契合互补,对于藏民族的历史和心路历程有着别具特色的艺术呈现。

二、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底线

(一)少数民族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底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文学的民族性书写是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存在、发展的一条底线。“五四”以来,关于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的争论一直是个热点,坚持民族性书写,是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基点。在中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的书写中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藏族作家格绒追美的《失去时间的村庄》,作者从大山深处的村庄看雪域、看世界、看过往的岁月、看当下的进程,也窥视未来的面目。作品的写法新颖别致,在传统中融入新的时代气韵,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性。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黑马归去》也以一个哈萨克人的独特眼光,通过一匹外来的健壮的黑马去窥视一个民族最隐密的心灵世界。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作家自觉的民族性书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

又如,佤族作家袁智中的短篇小说集《的魔巴》就聚焦于云南佤族山区的人与事,把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以及她所理解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和民族性格融入到作品中,因此作品很有张力。她的《丑女秀姑》讲述的是一个山寨丑女人秀姑与几个矿工的情爱故事,一个苦难女人的忠诚和质朴跃然纸上。读后给人一种刚性与硬气,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韧性与力量。

(二)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精神现象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精神现象,也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要历史地、客观地、真实地、生动地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全部面貌,表现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和揭示本民族的文化内核以及本民族的心理结构,就不可能不对本民族宗教文化现象作认真的考察和描述。而且,宗教与文学都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方式,是对世界的两种评说和把握方式,二者同属于上层建筑,都是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在新时期文学大潮中,少数民族作家在自省的过程中,对宗教表现出三种态势:及时,否定宗教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老一辈作家和中年作家的作品中,如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等;第二,在新时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他们将笔端渗入到本民族的宗教文化领域,正面描写宗教现象,他们既看到了宗教的消极因素,也发现了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予以审美观照,如孙健忠的《死街》,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朝佛》,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棕色的熊》,以及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和《一个彝人的梦想》等等;第三,肯定宗教文化,如张承志的小说。张承志的现代宗教意识在《金牧场》和《心灵史》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三、在批评中促进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消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边缘文化,改变少数民族文学弱势地位,不仅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自觉抵抗,也是扩大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确自己目前的话语地位和文化处境,应该承认自己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弱势地位,应该承认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中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的现实。我们知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和研究一直在进行,但长期以来却缺乏自觉地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去思考、反省、展开民族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致使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工作,还没有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构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因此,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承担对民族文化正确解读时,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应该具有一种人文精神和开放、现代的学术品格,应该追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理论精神,这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改变其边缘状态的必由之路。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作为整体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常常被个体民族文学的概念取代,如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维吾尔族文学、壮族文学、哈萨克族文学、白族文学等,人们很少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高度来审视个体民族作家和作品。这使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被曲解和淡化。此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缺少清醒的批评意识,有些批评者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批评对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难以对民族文学的个例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和的艺术定位,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诸如作品的民族意味、民族表达尤其是作为作品活的灵魂的民族精神的张扬和重塑等关键和共性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因此,作家很难从批评中受到启迪,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中应有的作用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影响。

结束语

总之,的少数民族作家,应当既能深入于自己所熟悉的民族生活之中,又能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的束缚,克服单纯从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文学的思维定式和对强势文学、主流思潮的依附、趋同心理;不要让“文化自恋”情结和“民族自卑”意识禁锢头脑、限制视野、动摇胆魄,用清醒的头脑、现代的思想观念、先进的哲学理念来提升作品的品味。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差异的现状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和网络调查的方式对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进行调查，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现状，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现状上的差异，对这种差异进行了的一种思考并提供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汉族；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现状

本次调查选择了云南二十多个市县，涉及问卷187份，包括了汉族与九个少数民族：彝族、回族、哈尼族、藏族、白族、苗族、傣族、壮族、苦聪族、普米族等。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深入当地调查与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从调查的效果来看，大部分当地人对这类调查较重视，但也有一些问卷上有很多的选择题被空留着。

一、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现状

通过我们对云南九个少数民族的调查发现，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少数民族人民对“小说”与“词”两种文学体裁存在偏好现象。

（二）通过电影、电视等形式向少数民族人民传播的四大名著受到较大欢迎。对于我们提出希望我们提供何种帮助时，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人民认为可以通过电影与电视等方式来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另外，少数民族人民所了解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两种媒介了解的。

（三）大部分少数民族人民不是非常了解本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原因之一。经济环境决定了民族的文学艺术发展的程度。在统计问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少数民族人民在遇到“你对自己民族的文学、文学了解的程度”问题时，大部分人选择了放弃此题目的回答。从回答的情况来看，也不容乐观，非常熟悉的少数民族人民还未占到三十分之一，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极大瓶颈。

（四）对中国古典文学表现出不太积极的学习态度。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人民一般不会阅读也不会购买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在被调查的少数民族近一半的人民可能会去了解，只有30%左右的一定会去了解；他们对于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似乎不太需要我们的帮助；等等。

（五）语言文字障碍是少数民族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难题之一。

总的来说，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他们已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并且对非常著名的作品和非常出名的人物形象有较深的印象，同时他们已认识到必须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才能保障本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不仅是一个吸收营养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宣传自己文化的过程，对构建民族大团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现状上的差异

汉族人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存在先天的优势，主要是语言及环境等方面。但在具体调查和统计后，我们发现，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接受中国古典文学上还是有很多差异的，下述其要：

（一）少数民族偏好词，而汉族人民偏好史书。就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来说，大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都偏好小说，这是由小说本身的体裁特点所决定的。有近30％的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分别认为经常选择读词和读史，这两种体裁也是他们各自选择喜欢阅读的体裁中所占比重第二高的。小说与词两种体裁应该说是俗文学的代表。特别是词从产生始就被认为是艳丽富贵，而云南少数民族地处南疆，本身就具有南国的各种性格特点，如细腻、温婉、富于色彩等。徐渭曾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析，是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知觉。其南方之媚柔也。”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恰是柔和，婉丽的性格，这与词本身的婉转、亮丽亦不谋而合。同时俗文学相对雅文学来说，俗文学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

（二）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方式上，少数民族人民主要通过电影与电视，而汉族人民主要通过书籍与电视。少数民族人民由于语言文字等因素，对于电影与电视更易于接受；而汉语人民虽然也可以通过电影与电视，但大部分都是较早通过书籍来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如汉族小孩较早就开始读连环画等一些普及中国古典文学的读本。

（三）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时考虑的因素方面，少数民族主要考虑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作品内容与作品的知名度等方面，而汉族主要考虑作品的内容、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与作品人物等方面。

（四）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难度方面，汉族主要在于兴趣不大，而少数民族主要在于语言障碍等因素。大部分被调查的汉族人民认为兴趣决定了他们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态度，他们在汉语的基础，但不一定选择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而少数民族则不同，他们大部分连语言文字都没有过关，就谈不上兴趣了。

三、对这种差异的一种思考和建议

对于加强民族融合，现已存很多观点，也不乏创见，此不赘述。笔者抛开当代现有的少数民族政策和相关观点，以实际调查为基础，以少数民族的现实需求为指导，针对少数民族与汉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差异，提出几点有益于提高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建议，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一些帮助和理论支持。

（一）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是有利于中国古典文学在少数民族群体间传播的重要途径。认字水平是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少数民族人民不会认、写、读普通话，那么就无所谓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了。当然少数民族的汉语学习不宜提早进行，这是为避免少数民族语言的丢失。何为文化素质？它当然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两者也是少数民族人民必不可少的素质。

（二）加强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注解，使这些著作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被少数民族人民所接受。可以尝试用当地民族语言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这部分工作似乎已悄悄开始发展，但还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原因在于还只有少数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投入其中，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仍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少数民族增加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求知欲望。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同化等因素，少数民族语言的掌握者正逐年减少，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也难以产出，也不可能有大批量的翻译工作者来从事此项工作。鉴于此，当代教育机构应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继承，使我们已濒临消失的语言得以在少数民族间广泛流传，并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头进而影响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让他们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简单化的专门人才，这于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大有裨益。

（三）运用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来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学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宣传。这些新型媒介在少数民族中已呈现出普遍性，但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相关内容还很少。我们利用这些新的媒介能直观地展示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所在。电视与电影具有非常强的直截性，它们以声音和画面的形式直接传递给少数民族人民。我们电影行业和电视制作企业及网络企业应举起大旗，做好相关产品的开发，以推动少数民族人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

（四）少数民族知识群体，特别是其中的高知群体，需要真正提高中国古典文学素质。正如贺希格陶克陶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文中提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需要一批专家教授、博士硕士等高层次人才。同时也需要一批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教授，他们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桥梁，融通两者，这不仅有利于接受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先进元素，亦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文学本身的地位。

该论文是西南林业大学2007年面上基金项目（编号：200603M）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