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1
壮族《甜茶》是壮族人民的传统饮品,有很多讲究的茶礼。壮族男青年第一次到姑娘家相亲时,姑娘就给他敬一杯茶。如果茶中放有糖,男青年饮“甜茶”,就表明姑娘同意了;如果没放糖,则表示不同意。这种表达的方式，很特别，很有中华民族的传统。
白族“烤茶” 云南大理白族人常以“烤茶”招待贵宾。有宾朋来访时,主人就把从山上采回的鲜茶放在砂罐里,边烤边摇,待茶叶烤到发出清香并泛黄时,便用沸水冲入砂罐里,再稍煮片刻。茶煮成后便倒入瓷盅,双手举杯,敬给客人。
藏族“酥油茶” 其做法:把茶砖切开捣碎,加适量的水煮沸后滤出茶渣,调入食用酥油,茶汁和酥油就混合成乳白色的“酥油茶”。每有宾客来访,全家在帐蓬外恭候,待客人进帐坐定后,女主人即双手缓缓捧上酥油茶敬给来宾,使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蒙古旗“奶茶” 蒙古族每天离不开茶,除饮红茶外,几乎都有饮奶茶的习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煮奶茶。煮奶茶最好用新打的净水,烧开后,冲入放有茶末的净壶或锅,慢火煮2—3分钟,再将鲜奶和盐对入,烧开即可。蒙古族的奶茶有时还要加黄油、奶皮子、炒米等,其味芳香、成爽可口,是含有多种营养成分的滋补饮料。他们甚至认为,三天不吃饭菜可以,但一天不饮奶茶不行。蒙古族还喜欢将很多野生植物的果实、叶子、花都用于煮奶茶,煮好的奶茶风味各异,有的还能防病治病。
彝族“腌茶” 这是云南山区的部分彝族同胞喜爱的一种“茶”。将采下的鲜茶放入灰泥缸中,边放边压,直到压满,最后用重盖子压紧,数月后,即制成味道独特的“腌茶”。
中国各民族的茶文化特点
中国茶文化一般来说，有社会性、广泛性、民族性、区域性和传承性5大特征.
从其民族性来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多姿多彩的茶俗。蒙古族的咸奶茶，维吾尔的奶茶和香茶、藏族酥油茶、苗族和侗族的油茶、佤族的盐茶，主要是用茶作食，重在茶食相融;傣族的竹筒香茶、回族的罐罐茶等，主要追求的是精神享受，重在饮茶情趣。尽管各民族的茶俗有所不同，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凡有客人进门，不管是否要喝茶，主人敬茶少不了的，比敬茶往往认为是不礼貌的。因为客来敬茶，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人民重情好客的礼仪。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的茶道、茶艺、茶礼、茶俗，在饮茶的统一性下都清晰地表现出其民族性的区别。如日本茶道的宗教色彩(特别是禅宗)很浓，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茶道的表演也非常严格，甚至烦琐，对日本民众日常饮茶的普及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习惯清饮乌龙、普洱、花茶，茶俗与我国南方相仿或相近;非洲地区各民族饮茶习俗则以西北非的薄菏糖茶为代表，煮薄菏糖茶有一套程序和专用茶具，所用茶叶主要是我国珍眉、珠茶等高挡绿茶;欧美地区各民族的饮茶茶俗则以英国的英式饮茶法为代表等。
从其区域性来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地广人多，由于受历史文化、生活环境、社会风情以至地理气候、物质资源、经济条件、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的特点。如对茶叶的需求，在一定区域内是相对一致的南方人喜饮绿茶，北方人崇尚花茶，福建、广东、台湾人欣赏乌龙茶等。这些都是茶文化区域性的表现。
从其传承性来说，茶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的社会性、广泛性、民族性、区域性决定了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成为中华文化形成、延续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例如，在当代特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茶文化作为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推崇，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茶文化也随时代的发展而融入现代文化理念和时代新元素。
中国各民族的茶文化介绍相关文章：
1.各地的茶文化介绍
2.中华各民族的饮茶习俗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2
关键词：
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影响；作用
茶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水平。在面积广阔，人口稀少，地理位置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茶叶凸显出其独特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大力发展，茶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带动少数民族地区走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少数民族的人民拥有安定富裕的生活。
1茶产业的发展状况
中国茶产业最早起源于汉代，被众多文人雅士所喜爱，成为他们高谈阔论的必需品。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与生活水平都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茶产品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并对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人们经常谈起的一句“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我们就可以得知，茶产品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目前，茶主要被分为乌龙茶、红茶、绿茶、白茶、黑茶、黄茶共六类，与再加工的花茶、茶饮料等。我们所熟知的铁观音、龙井、普洱茶等茶叶都被涵盖在这六类茶产品之中，分别以不同的口味与功效走进我们的生活。现如今，茶产品不仅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国外同样吸引着广大外国友人的食用欲。在扩大茶产业在中国发展的同时，同样要拥有良好的对外发展贸易，日本、韩国、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国家都是中国茶叶对外出口贸易的大国。由此可见，中国茶产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步，逐渐呈现经济上升发展的趋势。茶产业之所以在社会中得到了大力的发展，是因为茶叶拥有美味与特殊的功效。茶叶在清新爽口的同时，拥有养生保健的功效。茶单宁（茶多酚），作为茶叶有的成份，具有苦、涩味与收碱性，在饮用的过程中，可以起到抑制血压上升、抑制血小板凝集、抗菌、抗过敏、抗氧化等功效。茶中含有的钾、钙、镁、锰、硒、锌、氟等30种矿物质，可以对人的身体起到保健的作用，防止蛀牙、抗老化、增强免疫功能都是茶叶所带来的特有的功效。由于茶叶的养生效果显著，导致社会中出现大量的茶饮料，以饮料的方式为社会中更多的人提供茶产品。这样的销售模式，对茶产品的销售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大力发展，我国茶产业不仅在对外贸易与市场营销中呈现良好发展的态势，在旅游观光行业同样呈现经济持续上升的趋势。现如今，茶产业对中国部分地区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促进我国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
2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状况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分布在我国的西南、西北等边疆地区，远离国家的政治核心与经济核心，导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起点比较低。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利，信息设备严重缺乏。这些区位劣势因素与历史积累因素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致使少数民族经济一直处于落后于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具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从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逐渐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大力扶持之下，少数民族的交通状况得以改善，火车、汽车等交通顺利的通行。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人民文化落后现象也得以改善，通过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改变了人民愚昧的现象，提高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境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具有积极的影响。种植业的发展状况，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其中，茶产业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土壤性质适合茶叶的生长。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为了满足社会中更多人的生活需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茶产业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在茶市场、茶艺馆、茶贸易与茶旅游业盛行的同时，茶产业带动了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水平。现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带动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逐渐提高了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活质量。
3茶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影响和作用
3.1茶艺馆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茶艺馆，作为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程度的发展，在拥有安定富裕的生活的前提下，人们对于精神享受与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茶艺馆作为小型的文化交流中心，满足了大部分人的生活需求。茶艺馆是以茶作为主要的媒体，为生活压力大，寻求放松的人们提供幽雅、舒适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在茶艺馆里饮茶的人们，可以与朋友开心的聊天、洽谈，可以安静的阅读一本书籍，还可以欣赏自己喜欢的曲子，品味它的韵味。茶艺馆还可以满足商业洽谈人士的需求，允许他们在茶艺馆举办各类的会议。茶艺馆内部雅致的布置、休闲的气氛、以及充满韵味的文化气息，吸引社会中形形的人。茶产品爱好者更是将茶艺馆与饮茶作为自己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经常邀约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们，走进自己喜欢的茶艺馆，共同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当然，茶艺馆的开放离不开优质茶叶的支持，在茶艺馆盛行的同时，我国茶产品的消费水平也得到了提升，提高了我国茶产品的销售数量。茶产品拥有广大的受众群预示着茶产业的发展，拥有大片茶园的少数民族地区，正潜移默化地受到茶产业的影响。在茶产品供不应求的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茶产业，生产中国的优质茶叶。随着时间的流逝，茶产业带动不适合生产农作物的少数民族地区走向繁荣。至今为止，茶产品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富裕生活提供保障。
3.2茶贸易影响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中国茶叶贸易在我国古代时期就已经开始盛行。宋代的茶贸易在促进宋代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进一步的推动了茶器具以及茶文化产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茶产品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如今，茶产业不仅在本国进行茶叶贸易，在世界各国都拥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市场，茶文化吸引着广大外国友人的购买欲。由此可见，茶产品的贸易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古至今，从未改变。中国茶贸易的大力发展推动了中国茶产品的销售数量，在茶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下，中国茶产品的销售量也得到了大力提升，从而促进中国茶产品种植业的发展，扩大了茶产品种植的范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茶产品的主要种植地，在茶产品贸易发展的前提下，提升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茶产品的种植。久而久之，种植茶叶成为大多数少数民族人民的主要行业，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茶产品贸易影响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少数民族的人们积极发展生产力，保证生产优质茶叶的同时，努力提高茶叶的数量。茶产品的种植，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而无法在丘陵与山地进行农作物种植的现象，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希望。茶贸易的发展水平直接提升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缩小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应该重视茶产品的贸易情况，根据贸易发展报告，改变茶叶种植的种类与数量，以保证少数民族地区茶产品经济的顺利发展。
3.3茶文化旅游业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旅游，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享受方式，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喜爱。现如今，在少数民族地区，茶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多的旅游爱好者为了欣赏茶园的美丽风光，而走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生态旅游，感受茶园的独特魅力。茶文化旅游业同样吸引着国内外的茶叶爱好者，为了学习不同地区的茶叶知识，很多茶叶爱好者选择亲临茶园，走进生产茶叶的地方，了解有关茶叶的奥秘。在游玩茶园的过程中，旅游者可以体验茶叶表演、听茶戏、猜茶谜、吃茶宴等一些与茶有关的活动，充分了解茶产品的历史，挖掘茶产品的民俗文化。旅游者欣赏茶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服务业与交通业的发展。为少数民族人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茶文化旅游业的兴起，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无人问津的状态以及贫困落后的现象，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走向共同繁荣富强的道路。在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更加积极的创造与茶有关的文化活动，以新颖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4结语
茶产业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在少数民族的发展道路上，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使少数民族经济逐渐形成可持续性发展的良好态势。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继续依靠茶产业，努力发展地区经济，在茶产业的带动下，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杨洁.茶对云南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J].云南社会科学,2011(5):101-104.
[2]刘念慈.[J].中武陵山区特色产业的减贫路径研究———以绿茶产业为例国商贸,2014(18):203-204.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3
1 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创新
1.1 初步探索与实践
1.1.1 大力开展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打造云南民族档案品牌。2010年，国家档案局批准云南作为全国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试点地区，云南省档案局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实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濒危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开创少数民族档案工作新局面。即大力开展全省25个少数民族，特别是云南15个特有少数民族的档案收（征）集工作，对于反映25个世居少数民族尤其是15个特有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民间艺术、民间传说等方面的档案进行抢救性收集和征集，将各个民族的天文地理、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婚姻习俗、音乐歌舞、传统医药、手工技艺等档案征集进馆，建立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特藏库和专门数据库，实现打造云南民族档案文化品牌的新目标。目前，阿昌族、布朗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已取得切实成效和阶段性成果，建立了阿昌族、布朗族档案数据库[1]。省档案馆在汇总、整理阿昌族、布朗族档案抢救保护成果的基础上，又联合西双版纳、临沧、保山、怒江等州市组织征集独龙族、基诺族档案，形成文字、照片、录音、录像、实物兼备的多种形式相互补充的系统化民族档案资源。
1.1.2 积极探索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构建云南民族档案资源体系。云南省档案馆联合省民族学会动员各民族有代表性人物捐赠或有偿转让有价值的档案，共同探索如何加强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工作。“十二五”期间，全省档案部门紧密结合民生，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将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纳入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范围，有计划地稳步推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完成对白、哈尼、傣、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族15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工作，初步建立以云南15个独有少数民族为重点，涵盖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充分体现民族性、群众性、文化性、时代性和覆盖人民群众、富有云南边疆民族特色的档案资源体系。
1.1.3 建立普洱茶档案，传承云南民族茶文化。茶文化是云南重要的民族文化特征，也是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云南省档案馆面向社会和普洱茶生产企业开展品牌普洱茶建档工作，通过征集和筛选全省具有代表性的普洱茶知名品牌，共征集普洱茶实物档案210件。采取永久收藏并结合展览的方式，编制唯一档号，设立专门库房，初步建立品牌普洱茶实物档案资源库，永久收藏及展览品牌普洱茶产品，全面记录和展示云南省普洱茶品牌和普洱茶文化[2]。西双版纳州档案局通过古茶树资源的普查建档、档案查阅补齐，征集实物、音像和照片，建立古茶树分布图表和登记册等专题档案，全面记录西双版纳古茶树资源现状，积极探索对古茶树群落和有代表性的古茶树实行长效档案化管理模式[3]。普洱市档案局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采取规范鲜叶采摘和原料加工程序、严格进馆收藏标准、开展征集样品理化分析、建立不同载体的普洱茶文化档案和鉴别样品等措施，在全市10个县区开展征集普洱茶区26座古茶山不同茶叶品种及类型的普洱茶实物档案。目前，已征集普洱茶实物档案33个396公斤（132件、924饼），供品鉴的干茶样品33个66公斤；建立照片档案4册269张，光盘2盘[4]。为服务陈年普洱茶的品鉴、价值研究和时效性考证起到了积极作用。
1.2 创新之处
1.2.1 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方法。云南省档案馆与省文化厅、文物局联合开展对部级、省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接收征集工作，采取个人访谈、文字记录、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采集和整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记忆，加大资金投入，购买数字化采集和存储设备，探索少数民族口传文化遗产档案的数字化管理，使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昆明市档案局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时建档、真实完整、系统有序、分级保护及优化利用的工作方法，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定档案分类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目前，已征集到反映民族民间音乐、歌舞、戏曲、节日、服饰的“非遗”声像和图片档案资料1347件，保存全文数字化信息800余卷[5]。
1.2.2 创新档案培训模式。树立“走出去”的思维模式，借助外国智力资源，重点培养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档案人才。一是充分利用中新口述历史合作项目，借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开展口述档案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成功经验，在昆明联合举办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培训班，对档案工作者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学的培训[6]；二是从全省档案部门中选派业务骨干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学习口述历史采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借鉴国外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分享新加坡在保存少数族群和民间歌谣方面的成功做法，培养一批开展口述历史档案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专业人才[7]，扩大档案部门对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2 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的原则、方法及路径
2.1 原则
2.1.1 本着优先抢救保护无文字少数民族档案、优先抢救保护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档案、优先抢救保护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档案、优先抢救保护反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特色的国家重点档案的原则，结合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保护，突出少数民族档案记录历史发展轨迹的特点，注重资料的原始性、真实性和直观性。
2.1.2 按照坚持特色、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原则，以记录和保存少数民族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为重点，全面完整地征集记录反映少数民族发展历程、生产生活和文化传统的档案，特别是反映改革开放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新时期档案，建立起一套既反映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又反映各民族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的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少数民族档案。
2.2 方式方法
2.2.1 采取省档案局统筹规划、统一部署、上下协同、落实经费、科学组织的方式开展试点工作，各地、州（市）、县级档案馆明确责任、分解任务、分工协作、分步实施、合力推进；参与相关工作的地区和单位按照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深入调研、周密部署、精心安排、密切配合，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实施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档案计划。
2.2.2 采用档案收（征）集、影像记录、翻译文献、个人访谈等多种方式，全面采集和记录散存或散失在社会和民间的反映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民风习俗等情况的重要、珍贵档案资料。
2.2.3 通过对民族文化研究者、代表人物、“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人、能工巧匠和古稀老人的访谈，采集口述历史，真实记录无文字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全面记录未用或无法用民族文字记载濒临失传的口碑文献，补充、丰富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角度、多层次反映云南绚丽多彩少数民族文化。
2.3 今后的发展思路
2.3.1 重点加强对本地区民族文化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探索研究，立足区域特征、文化特色和产业特点，积极征集和接收反映特色支柱产业、旅游文化产业、风俗制度、名胜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名人、民间艺术、乡土风情、宗教典籍等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档案资源；充分挖掘和整合云南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宗教文化、边屯文化、现代时尚文化等最具文化价值和地方特色的档案资源。
2.3.2 继续推进古茶树资源调查和建档工作，紧密结合口述历史采集，按品牌和山系，收集、积累完整的普洱茶产品档案，采集普洱茶口述历史档案，形成一套完整的集古茶树资源档案、普洱茶产品档案和各民族茶文化为一体，反映云南茶产业、茶文化之大成，文字、照片、录音、录像、实物兼备的普洱茶档案资源，为古茶树的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服务。
2.3.3 着力加强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把档案资源建设提升到档案文化建设的高度，引领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跨越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服务“两强一堡”建设，实现“档案强省”目标。
2.3.4 着力打造以少数民族档案和茶文化档案为代表独具云南特色的民族档案品牌，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品牌树立，保持和扩大云南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在实现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更大作用。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及其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0XJA870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晓蓉.保护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历史，服务团结发展——云南省完成阿昌族、布朗族民族档案的抢救和保护[N].中国档案报，2011-5-2（1）.
[2]李晓蓉.云南省开展知名品牌普洱茶建档活动[N].中国档案报，2011-6-3（1）.
[3]黄凤平.谋划发展，创新奋进，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开创云南档案事业新局面——在全省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J].云南档案，2011（2）：9.
[4]黄明芬.创新征集思路，彰显茶城特色——普洱茶实物档案征集的探索与实践[J].云南档案，2011（3）：7.
[5]李蔚.创新思维，积极探索档案资源整合新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征集与管理[J].云南档案，2011（2）：17.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4
1少数民族的美术艺术文化元素
1.1拥有独特审美的民族色彩
色彩的运用，对于发扬我国少数民族的美术艺术文化，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浓墨重色的色彩，可以更加直观的让人们了解到人内心的情感，从而传达出人们热情奔放、自由烂漫的情怀。从而让人们领略到深厚的中国文化。其中红色作为中国人民最为喜爱的色彩，将红色运用于茶叶的包装上，让消费者感受到红色包装所散发的欢乐气息，就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更加感受到其中的文化气息。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有了更加便捷的方式。
1.2寓意深刻的传统图案
少数民族在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他们传统图案的发展。少数民族的传统图案包含着深刻的传统文化，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积累沉淀出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图案带动着少数民族的发展，已经深深流淌在了他们民族人民的血液之中，它们形态各异，不同的图案有着不同的寓意，被誉为是少数民族人民心中的守护神[2]。在少数民族人民发展最为困难的时刻，由于传统图案所带来的影响，使得他们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帮助他们获得新生。因此，传统图案在少数民族人民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象征。因此，如果将传统图案印在茶叶的包装上，有利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从中感受到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
2当前茶叶包装出现的问题
2.1包装越来越缺乏实用价值
虽然茶叶作为我国人民的重要饮品，拥有很高的价值。但是茶叶在保存方面，却有着许多问题。茶叶通过采摘之后，就要将其保存完善，必须将其保存在干燥、整洁的环境之中，这样茶叶就不会遭受潮湿、腐烂，以及遭遇虫害等方面的危险。因此从古至今，中国人民想到了许多办法对茶叶进行包装，以防止其出现霉变，失去功能。我国的茶叶包装，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布料包装、木罐包装、陶瓷包装等形式。而且为了体现人们对于茶叶的喜爱，对于茶叶的包装物进行了艺术加工，使得茶叶在商业上拥有了更高的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茶叶的包装反而越来越轻视，使得茶叶失去了原有的储藏用处，人们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在了茶叶的包装上，通过越来越华丽的包装形式，促进了茶叶在制造成本方面进一步抬升。但是茶叶原本的用处就是供人品尝的，就算包装再华丽，如果茶叶的质量依旧没有提升，甚至反而在倒退，就会导致消费者产生心理落差，渐渐对茶叶失去了兴趣，影响茶叶的进一步发展。
2.2趋同性的包装使得消费者对茶叶的发展产生了信任危机
部分中国人向来习惯于跟随着大众的脚步走，这种形式在商业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山寨货，对于正品货的发展，有着严重的阻碍。这种趋势也体现在我国的茶叶包装之上，为了提高自己茶叶的销售量，部分商家就通过山寨的形式抄袭他人的包装形式，但是在产品质量方面，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这种现象造成了茶叶市场的混乱局面，导致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从而对正品茶叶产生了信任危机，致使消费者在茶叶消费的销售量方面越来越低，直接影响了茶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为我国的茶文化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3少数民族美术艺术在茶叶包装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茶叶在发展的过程中，遭受到了一定的商品化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多不同国家的茶叶在市场上得以流通，对我国茶叶销售份额有了一定的冲击[3]。因此，我国的茶叶为了能够提高市场份额，打响国际知名度，就不可以故步自封，在提高茶叶质量的同时，也要做好包装的改良工作，通过将民族文化展现在包装上的形式，促进我国茶叶文化的发展。
3.1促进构图方式的巧妙运用
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的情感表达出来最重要的形式，就是通过强烈的民族图案表现出来的。因此，为了能够让消费者在购买茶叶的过程中，感受到茶叶的文化魅力，就需要在茶叶的包装上，做好相应的工作。可以将少数民族的美术艺术通过民族图案的方式展现在茶叶的包装上，从而使得茶叶的包装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更加容易的让消费者感受到。从而让消费者从中体会到浓浓的人情味，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使得消费者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好奇心，对中国的茶叶更加的喜爱。通过茶叶，可以让消费者在喝茶的过程中，感受到茶的清香，有利于促进自身内心的纯净，在身心方面更加的放松，减轻了压力。这是少数民族图案会给人带来的感受，这一点，正好与茶叶所要给人带来的感受正契合。通过这种形式，对于促进我国茶叶的进一步发展，提升知名度，有了绝佳的机会。
3.2加强色彩方面的对比形式
色彩在运用的过程中，绝不仅仅是几个颜色之间的拼接和复杂的重叠形式。每种颜色在运用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己独特的意义，就算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如果搭配得当，也能够产生惊奇的效果，出现任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就像是太极八卦图一样，虽然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但是配合出的效果，却有着震撼人心的效果。这种对于色彩的理念，深深印刻在少数民族美术艺术之中。少数民族在色彩的运用上，主要包含了他们的画作，以及他们的日常服装之中。其中，通过自身民族特色将色彩运用其中，使得人们对于他们的服装造型，有了深刻的印象。而这种深刻的印象表现在茶叶的包装上，有了更深刻的内涵。通过将强烈的色彩对比运用到茶叶的包装上，有利于充分展现茶叶自身的特点，从而使得消费者对于茶叶的包装产生了好奇，进而对茶叶也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突出了茶文化的神秘感，使得消费者对于茶叶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
3.3利用书法展现茶文化的内涵
茶叶在包装设计的过程中，为了能够突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创作者必须拥有很深的创作功底，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运用的过程中得心应手，避免错误的发生，使得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茶文化产生误解。而书法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艺术性。通过书法，能够让人们在这其中，充分领略到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从而给人带来极其强烈的观赏效果。因此，在设计茶叶包装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美术艺术与书法相结合，可以给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带来不一样的效果，从而推进茶叶文化的发展。同时，如果选择环保可再生的材料作为茶叶包装的材料，不仅对于环境的保护，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在环保材料上面进行书法方面的创作，不仅可以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视觉冲击，也能够使得消费者对于中国的茶文化所体现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感受。对于促进我国茶叶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4结语
茶叶，作为我国从古至今大众所推崇的饮品，在我国人民的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贸易商品那么简单。这也是一种我国向外传播的民族特征，是展现我国风貌的重要手段，有着肩负文化传承的使命。因此，为了能够将我国的茶叶文化更加广泛的传播于世界之中，必须通过一定的包装形式，让世界对中国的茶叶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而少数民族美术艺术在茶叶包装上的应用，对于促进我国茶叶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必须做好茶叶的包装工作，以推进我国茶叶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韩家丽.浅析茶叶包装设计现状——通过对厦门茶叶包装市场的调查分析[J].大众文艺,2012,29(18):50-53.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5
1茶马古道舞蹈文化概况
1.1茶马古道
我国茶叶的主要产地集中于南方，其中巴蜀地区是世界上最早种茶、饮茶的区域，北方及西北高寒地区茶叶产量非常有限。宋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并列和频发的战争，客观促进了各民族文化间交流，茶叶分解油腻的作用开始受到以肉食为主的西北少数民族的欢迎，少数民族开始使用身边资源换取茶叶。宋朝边疆战争获得战马为边关贸易提供了最初的交通工具，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茶马古道逐渐出现并成为我国边关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与“丝绸之路”并称。茶马古道途经川、滇、藏、甘、青等地，路径较长涉及不同少数民族聚居区，人文风情浓厚是西北少数民族与内地文化的重要桥梁，有发掘不尽的历史宝藏。流传至今的舞蹈、音乐、绘画、雕刻等民间艺术作品呈现出当地丰富文化传承，但随着现代文化的不断侵袭的传统文化的保存问题开始受到重视，相关研究和教育教学的开展也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
1.2茶马古道舞蹈文化形成与特点
茶文化即在饮茶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特征，包括茶道、茶具、茶故事、茶舞、茶艺等多种表现形式。我国作为茶文化的故乡，有着悠久的产茶历史和茶文化底蕴，世界多地都有中国茶的流通和茶文化交流。茶马古道舞蹈文化主要是指形成于四川、云南、、甘肃等地与茶文化相关的地域性舞蹈，其表现形式与南方茶舞有着很大差异。这一地区的茶舞蹈主要是对南方采茶舞的改变，在已有表现形式中加入地方少数民族特色使舞蹈动作更加明快流畅、配乐具有西北风情，在舞蹈表演设计中简化南方采茶舞细腻的情节设计令舞蹈故事更富节奏感，满足当地劳动人民与往来商旅的审美需求。茶马古道位于我国古代商业贸易要道，本身带有流动性大、往来人口众多等特点，因此在舞蹈内容极大丰富的同时受地域文化及民族文化影响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边疆少数民族对先进汉文化的向往和出众的学习能力。尤其是甘南地区在舞蹈动作设计上更加大方洒脱，舞蹈故事的叙述上没有复杂的动作编排，形象的传达出当地人民及商旅的生活工作状态，符合劳动人民审美形成了不同与任何一个民族的独特舞蹈风格。这种舞蹈是一种对汉文化的学习也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生动形象的表现形式融合了当地生产生活特色也拓展了当地文化生活，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见证。
2茶马古道舞蹈教学普及
茶马古道舞蹈文化是对区域社会文化的高度凝练，其形成于发展使数千年文化积淀与各民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间传统文化流失趋势不断扩大，除了国家对民族文化保护力度的匮乏外，民众自身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了解正在减少，茶马古道舞蹈文化在教学推中存在问题。高校舞蹈专业课程的开设为培养更多的舞蹈专业及相关人才提供支持，在我国茶马古道舞蹈教学中，首先需要注重传统文化传承，教师及学生都应当先了解茶马古道舞蹈的文化本源与形成过程。将传统文化与舞蹈教学相结合以提高舞蹈专业的教学质量，使舞蹈具备艺术观赏价值的同时承载着本民族文化内涵。这是我国民族舞蹈想要走向世界的必备条件，只有不断强化自身特色、发掘舞蹈文化内涵、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在学校教学中，教师的授课过程中除了训练学生的身体和表演能力，也需要注重舞蹈文化修养的提升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同时，不断增强文化知识准备将学生培养为全面艺术人才，为茶马古道舞蹈文化的教学和普及储备必要人才。
2.1茶马古道舞蹈教学普及
我国地方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茶马古道舞蹈文化的出现是居于不同文化背景和地域差异下民间艺术家对当地生活、文化、风俗的艺术反馈。对传统文化传承和民族团结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丰富劳动人民文化生活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现阶段，为实现茶马古道舞蹈文化的传承，人们通过结合教育学原理和高校学科建设以校园学习的形式为舞蹈教学的普及提供途径。自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开始以来，我国各领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在高校舞蹈专业建设中对包括教材设计、课程设置、师资培训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规划，加大对传统舞蹈的投入力度，增加能够参与传统舞蹈教学的师资储备，为传统舞蹈教学的展开做好准备。在地方特色舞蹈的教学普及中，教材的编订和课程设置具有较大挑战性，只有舞蹈教材不断专业化、系统化、多样化才能实现茶马古道舞蹈的全国性推广。在学校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不同舞蹈特色展开教学，避免在教学考核中一味注重舞蹈动作轻视对舞蹈文化学习。因为不同地域文化与历史阶段都会对舞蹈产生一定影响，舞蹈作为肢体语言在信息传递上可能存在不足，只有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与舞蹈表演环境才能充分理解舞蹈表象内容。这里对茶马古道舞蹈的推广和学习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生搬硬套，需要对茶马古道中茶文化、舞蹈文化的有机结合，并且这种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舞蹈本身也并不在与舞蹈动作的标准程度。舞蹈艺术本身应当是美丽迷人的，无法承载文化内涵的舞蹈终究是一潭死水，因此，无论是教师还是学员都要从日常联系做起抓住舞蹈灵魂，使舞蹈成为历史的阐述、民族的标志。在高校和培训机构招生时应当参考不同舞蹈特色，为舞蹈爱好者提供更多机会，舞蹈教学的形式是希望为茶马古道舞蹈文化的推广和舞蹈艺术的传承提供合适对象及教学储备力量，以解决师资力量的问题，令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喜欢这一舞蹈形象。
2.2茶马古道舞蹈文化发展策略
除了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对茶马古道舞蹈进行普及外，茶马古道舞蹈文化的发展需要在传统艺人保护、呈现形式多样性和舞蹈内容创新升级三个方面展开行动：第一，对传统艺人进行学习和保护，民间舞蹈的传承往往依靠传统艺人的自发传承，相关部门应当在认可传统艺人的艺术造诣基础上，展开全面的学习和对相应资料的记录整理工作。为民间舞蹈传人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适宜的创作环境，通过社会各界对茶马古道舞蹈的了解和支持为实现文化商业化，改善艺人物质生活水平提供机会。除了对老艺人的尊重保护，相关文化机构及高校应当鼓励青年舞蹈爱好者进行茶马古道舞蹈学习，为舞蹈文化的传承储备力量。第二，呈现形式多样性，任何民间艺术想要得到传承与长久发展就必须深入群众。茶马古道作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旅游资源，当地旅游资源相对丰富，外来游客对当地民俗文化有着浓烈兴趣，因此，可以将旅游业和茶马古道舞蹈相结合，使两者起到相互促进、相互提升作用。同时借助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以完成视频、音像等多种资源形式把茶马古道舞蹈进行提炼，使区域文化有机会向全国推广传递。
3结束语
虽然茶马古道舞蹈文化作为一种充满魅力的传统文化，但是在如今快速发展的社会，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持续得到发展。因此，要实现茶马古道舞蹈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故步自封，舞蹈的表演者与创作者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在保持原有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元素基础上对现有舞蹈内容进行创新升级。对舞蹈中涉及的服饰、音乐等辅助原色进行升级换代，增强表演的新鲜感和时代性，有机的将现代舞的编舞方式融入传统舞蹈中，是古老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在舞蹈内容创作过程中加入全新元素在引起观众兴趣的同时也给编导带来更多灵感，编导在舞蹈故事创作、情节安排上的变化则使茶马古道舞蹈有了全新感受。
参考文献
[1]魏美仙,师向宁.地方性文化的诗意表达———《茶马古道——高原女人•大山汉》编创路径解读[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4(2):55-59.
[2]幸岭,蒋素梅,王丽萍.论旅游开发中滇藏茶马古道的保护格局———以滇西北核心段为研究对象[J].经济问题探索,2014(7):178-184.
[3]王丽萍.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保护层次研究[J].生态经济,2012(12):136-141.
[4]和云峰.由点到面———云南茶马古道佛教音乐地域流布、选点考察与文化特征[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6(2):15-30.
[5]向翔.茶马古道与滇藏文化交流[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17-22.
[6]马俊杰.论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民间舞蹈的教学[J].通俗歌曲,2015(7):178-184.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6
广西河池特产――六龙茶，也是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生长的。茶和茶歌是相辅相成的，有茶的地方就会有茶歌。这些敬茶歌也是壮族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文化。比较具有代表性是茶歌《采茶姐妹上茶山》、《三姐敬茶歌》、《唱首山歌敬杯茶》、《敬茶歌》等。壮族敬茶歌是壮族父老乡亲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壮族人民长久的民族文化传承。壮族敬茶歌特征鲜明、特点突出，是桂西北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特征分析
（一）桂西北壮族地域文化特征
桂西北壮族敬茶歌是伴随着壮族人民的生活出现的，众所周知，壮族人民的风俗较多，其中敬茶歌也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闲暇时三五人一起品茶畅谈，高兴时唱起敬茶歌，别有一番滋味。在广西桂西北除“赶歌圩”这样的倚歌择偶的相亲方式，还有一种以茶定婚姻的说法，男方去女方家相亲时，女方会为男方敬上一杯茶，如果茶是甜的，证明姑娘很满意，如果是淡茶，就证明姑娘不同意。可见在桂西北壮族人们的生活中茶是他们传播感情的工具。桂西北独特的地形地貌和天然去雕饰的风景，以及拥有独一无二的刘三姐的故乡，桂西北文化的民族风情传遍广西甚至是外省，每年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到桂西北地区旅游观光。在这个时候，壮家人民就拿出了本民族的特色表演以及食物招待客人。那么在招待的时候，为了给游客留下更多、更好的印象，壮家人民就在敬茶时穿插了歌曲，一桌又一桌，歌声几度响起，客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新奇和兴奋，被壮族人民甜美的歌声吸引，感到无比的亲切。正如《唱首山歌敬杯茶》中所唱的“门前喜鹊叫喳喳咧，今天贵客到我家咧。客人来了我高兴咧”，所谓“贵客越多，心越暖”，壮家人民就是秉承着这种礼仪之道对待我们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来到壮家，犹如回到家乡一样。
（二）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功能特征
桂西北壮族敬茶歌是指在迎客、待客、送客的整个过程中向客人敬茶时所唱的歌曲。壮族敬茶歌的特点功能可分为：第一是教育功能，敬茶要注意礼仪，是桂西北壮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蕴含深厚的生活基础，使人们在饮茶中学到尊老爱幼、爱国爱家，从而在不经意间提高了个人的道德品质。第二是历史、文化的承载和传播功能，靠口耳相传来保存和传播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在桂西北少数民族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桂西北壮族敬茶歌就是其中的一种。一首《三姐敬茶歌》，其中的歌词唱道：“侬啊喂……”这句是这首敬茶歌的经典歌词，壮家人民再熟悉不过了。作词者的用意很明确，用壮家人民的话语作为歌曲的高潮，既表示了对客人的亲切之情，又通过歌曲的表达方式，使得客人对壮家的语言深深烙下印记，因而做到壮家语言的文化传播。第三是情感信息的传递功能，在以茶助兴的同时又能传递某种情感、信息，这是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又一显著特点。壮族敬茶歌来源于壮族人民的生活，是人们心迹、生活、情感的一种流露和反映。壮家人民热情好客，桂西北敬茶歌首先传递的便是主人对客人的诚挚欢迎和客人对主人热情款待的由衷谢意。例如在《三姐敬茶歌》中就唱道：“我今没有好酒饭，只有清茶敬亲人”，我们可以感受到桂西北壮族人民的亲切之情。
（三）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社与文化因素特征
首先是社会因素，桂西北壮族人民的敬茶歌是壮乡的精神食粮，作为壮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在社会上逐渐盛行。敬茶歌的社会因素又包括物质因素、精神因素。所谓的物质因素就是为人民提供的各种与敬茶歌相关的物质。在各种场合，桂西北敬茶歌已经是像家常便饭一样，是饭桌上的第一道菜，要唱敬茶歌，就会用到各种各样的茶和茶具，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每个民族的茶和茶具都不一样，各有特色。客人来到，敬茶歌唱起，边起舞边喝茶，客人不仅可以欣赏到壮族人民的载歌载舞，而且壮族的敬茶歌令人精神振奋，带给客人的是无限欢乐。精神因素则是指桂西北壮族人们健康向上的情绪，愉快的情绪可使人振奋，增强体质，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是文化因素，文化因素的输出又是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一大特征。我国有56个民族，壮族是广西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在桂西北的宜州市、东兰、巴马等地都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这里有很多我们曾经发现或是未曾发现的文化精髓。其中，壮族敬茶歌就是一项。桂西北敬茶歌作为壮族人民的一项代表活动，是广西人民的文化精神，是桂西北地区人民的生活娱乐。从最初的茶歌演变到现在，桂西北敬茶歌的韵律渐渐成熟，在敬茶歌的发展过程中，桂西北壮族人民的本民族特色在敬茶歌里面得到体现，他们的乐观、他们的坚强、他们的勇敢以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音乐风格
（一）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音乐风格
桂西北壮族茶歌的衬词和衬腔，在《三姐敬茶歌》中出现了“喂、侬啊喂”等衬词，虽然没有很确定意义，但是它对演唱者表达思想感情和形象化地抒感是很重要的，歌者在演唱的过程中通过这些衬词进行二度创作，表达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桂西北壮族敬茶歌一般来说都是通俗易懂，接近口语，具有朗诵性。演唱这类歌曲时情绪始终是积极向上的，面带微笑，提起笑肌，抬头挺胸，就好比把客人当作自家人聊天一样，每个字都要咬清楚，表现出壮族人民热情好客的一面。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节奏一般比较简单，便于歌唱，音域跨度不大，一般是在一个八度以内，偶尔有几个音会在八度之外，为演唱者降低了难度。
（二）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表演形式
桂西北壮族敬茶歌在过去是为了在采茶时缓解疲劳、排解心中的痛苦、触景生情、人们自娱自乐。人们依稀记得在电影《刘三姐》中姐姐妹妹上茶山、采茶、唱茶歌的情景，所唱的歌词是信手拈来，例如：采茶姐妹上茶山中的歌词出现的鹧鸪、野兔、蜜蜂等，也有很多唱词体现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现阶段基本上是在各类山歌比赛、重大节日，例如壮族的三月三等的活动以表演的形式出现。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表演形式有独唱、对唱、小组唱、大合唱等。
三、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现状分析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习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桂西北壮族敬茶歌也在慢慢地淡出历史舞台。桂西北壮族敬茶歌在传播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在发展上壮族敬茶歌停滞不前。除了以前创作的敬茶歌之外，新创作的歌曲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可以从加强新媒体的传播入手。新媒体的出现和运用，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了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对于桂西北敬茶歌来说，一方面新媒体改变了它口口相传的传播模式，改善了在传播过程中再创作，保存原汁原味的茶歌形象。另一方面新媒体保存的一些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音频、视频、图像又可以通过新媒体将它推广传播出去，将为桂西北的敬茶歌文化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和传播途径，为桂西北敬茶歌的传承与发展推波助澜。第二，在传承上对壮族敬茶歌越来越不重视。这是个多文化发展的社会，在广西的歌曲文化中流行音乐是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的壮家年轻人热衷于流行音乐，对本民族的文化却是日渐淡漠，有的甚至是汉化了。桂西北壮族敬茶歌是地方文化特色之一，是壮族歌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敬茶歌的传承与发展。
四、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传承与展望
对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传承中，不能忽略桂西北地区音乐的发展。我们要跟上时展的步伐，以及人民群众对音乐文化生活的要求进行传承和创新。第一，对桂西北音乐进行深入了解，正确把握它的创作、表现手法以及它的艺术风格，正确理解它的魅力所在能够创作新敬茶歌；第二，深入体验桂西北壮族人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从生活中对音乐进行总结，收集创作素材，对原有的音乐进行创编。继承桂西北壮族敬茶歌朴实、明快的音乐特点，加上现代化的精神和内容，使桂西北的壮族敬茶歌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从而实现对桂西北敬茶歌的现代创编。桂西北壮族敬茶歌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宣传，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敬茶歌演唱活动，如敬茶歌演唱比赛，敬茶歌合唱比赛等，还要使桂西北敬茶歌走进课堂、走进学校、创编敬茶歌舞剧，使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桂西北壮族敬茶歌、喜欢桂西北民族L情，从而促进当地的发展，同时也促进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壮大与传承。通过桂西北壮茶族茶歌的宣传从而带动桂西北旅游，在促进旅游的同时也促进民歌的宣传。
五、结语
桂西北壮族敬茶歌是我们时代的缩影，是老一辈壮乡人民的生活娱乐与精神文化寄托。今天对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探析只是笔者对壮族敬茶歌特征及其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探讨，在参考了众多前人对敬茶歌的研究文献后，本文只是对前人研究结果的综合论述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还有许多关于壮族茶歌的特征及特点有待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与探讨。桂西北壮族敬茶歌的发展需要时代的支持与世人的保护，需要我们年轻一辈的传承，要注入新的敬茶歌力量，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王克永.桂西北少数民族山歌特征[J].音乐创作，2016.
[2]杨柳.中国少数民族酒文化[J].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1.
[3]董灵.浅析广西壮族音乐[J].艺林漫话，2006.
[4]危瑛.广西武鸣壮族民歌演唱研究[J].大众文艺，2012（11）.
[5]高柳珍，崔文娟.“印象・刘三姐”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发展研究[J].旅游经济，2011.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7
王力可演绎“铁娘子”罗钢当茶官
中国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也曾遭遇战争背景下的边茶危机。《茶颂》就以普洱茶和英国红茶的博弈为主线，恢弘纵览了从鸦片战争爆发后，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茶政的百年风云和为之牺牲、奉献的西南少数民族的英雄儿女的故事。
有“小宁静”之称的大眼美女王力可穿上高贵别致的民族服饰，首次挑战女王角色，饰演普洱勐撒宣抚司掌印夫人南渡娅，为捍卫边茶贸易和民族团结几经生死考验，不是强权，堪称茶国“铁娘子”、“捍卫和平的茶花女神”。而风度翩翩的萌大叔罗钢则穿上朝服，饰演西南茶政史段子苴，以对“茶祖之国”的忠诚和为民谋福的真情，联手南波娅改革茶政，为百万人民能得茶饮，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除了携手抗敌，保卫普洱，青梅竹马的两人更上演了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乱世爱情。
同时，作为民族题材剧的男女主角，王力可和罗钢的服饰造型也是一大亮点。孔雀冠、宝石戒指、嵌石手镯、大玛瑙项链、金丝花纹袍，掌印夫人的常服令人瞠目，再戴上镶满珍贵宝石的金冠，骑着大象出行，王力可雍容华贵的女王范儿尽显无遗。她说：“这是我第一次演身份这么高贵的角色，有点霸气女王，高端女汉子的感觉。真是不演不知道，一演吓一跳，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吧。”相较于王力可的华贵霸气，罗钢则是造型百变，既有包头巾的少数民族形象，也有白西服白皮鞋的洋装造型，更有顶戴花翎，高级官袍穿在身。对此，罗钢笑言：“我这是混搭啊，中西合璧，官民台一，还加了最炫民族风。最帅的打扮也不过如此吧。”而身为西南最高茶官，他自然也是茶专家，对茶了如指掌，罗钢坦言：“演了《茶颂》后，喝茶都比以前讲究了，有谱没谱都喜欢品味—番，现在韶陕成荼博士了。”
此外，老戏骨陈逸恒“改正变邪”演绎大反派；“沙家浜”胡司令刘金山再过茶瘾，诠释大清第一茶老；编剧景宜亲上阵，首次饰演慈禧老佛爷也是该剧的看点。
首次多民族共谱《茶颂》传扬茶文化
作为民族题材的最新力作，《茶颂》无疑是民族题材集大成者，堪称“少数民族文化大观”。《茶颂》融合了白族、彝族、纳西族、满族、布朗族、藏族等多民族元素，不同民族的建筑、服饰、风俗、节庆尽收于剧中，就连核心主创也来自不同民族，如编剧景宜来自白族，导演王文杰虽是汉族，曾经也当过干部，熟知少数民族文化。
为了原汁原味展现茶魅力，该剧在云南多个原始茶山取景，普洱历史上的重要茶产区——景迈山便是其中之一。出品方介绍，这些原始茶山上生长着千年古茶树，比如普洱镇沅千家寨就有一棵古茶王树，树龄长这2700年。另外，《茶颂》还斥资原地搭建实景，逼真再现了500年前的傣族“故宫”——宣抚司署、800年前的普洱古茶坊等原始建筑。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8
1昆明市茶博会简介
昆明市茶博会全称云南普洱茶国际博览交易会，首办于2006年，迄今已有十一个年头。昆明市茶博会每年举办一次，举办时间并不过定，多为五月中旬。云南作为我国产茶大省，有着悠久的种茶历史和丰富的茶文化，举办茶博会既是推进以普洱茶、滇红茶为主的茶叶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外展示云南多民族茶文化的重要途径。就以首届茶博会而言，保山市、临沧市、思茅市（今改名为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云南产茶大市先后举办了专场推介会，如临沧市的专场推介会以“中国临沧，世界佤乡”为名，很好地将临沧的茶叶品牌推介了出去。除了茶叶交易以外，茶博会也是茶文化、民族文化展示的重要舞台，临沧推介会上的佤族歌舞、思茅推介上富有多个民族特征的风情舞都是典型代表。这表明茶博会在诞生之初，就兼具茶叶交易与人文交流双重使命。2016年是茶博会举办的第十一个年头，昆明茶博会既有坚守，也有创新，茶叶仍然是茶博会的核心内容，这一点从2016年的主题“高原特色，云茶魅力”便可窥知。此外，茶博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平台，除了包含云茶展洽、交易和合作以外，同时也是茶文化展示、民族文化博览、茶知识传播的重要窗口，2016年茶博会中的“茶香昆滇，陶行天下”就以陶器展示作为博览会的重要内容，展现了西尼黑土陶、建水紫陶等茶具。总而言之，昆明市茶博会已经不仅仅是塑造云茶品牌形象、扩大云茶外销渠道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弘扬云南民族茶文化精神、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2昆明及周边地区旅游业现状
2.1蓬勃发展
昆明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同时也是云南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科技中心，不仅如此，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边境重点城市，昆明还是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交流贸易的枢纽城市。昆明及周边地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旅游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产生了为数不少的著名旅游城市，昆明就是其中之一，除昆明以外，云南省的大理市、丽江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都是国内热门旅游城市。昆明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受到了国内外众多游客的青睐，屡屡获得“十大旅游城市”的美誉。当前昆明共有各级政府保护文物200余项，5A景区有石林世界地质公园、滇池，4A、3A景区难于计数，这些为昆明的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昆明旅游总收入超过700亿元，旅游吸引力总名次居全国21位，西部地区仅次于重庆、成都，位居第三。
2.2特色鲜明
昆明及周边地区的旅游产业之所以能够获得长足的发展，和其自身的鲜明特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昆明而言，其旅游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四季如春。昆明年平均气温16.5°，气候宜人，四季如春，因而享有“春城”的美誉。“春城”的称号也为昆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尤其是在秋冬之际，不少游人选择到昆明感受春天的气息；其次，自然风光，相比于江苏、浙江等旅游大省以人文景致取胜而言，昆明乃至整个云南在自然风光上有着非常高的吸引力，尤其是昆明的石林世界地质公园、滇池等，都是举世闻名的自然景致，气势雄伟，别具特色；最后，民族风情。云南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人口五千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多达32个。昆明及周边地区如玉溪、楚雄等地生活又大量的少数民族，如彝族、哈尼族、苗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及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活动等也是昆明周边地区旅游的重要资源。
2.3寻求转型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9
茶是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不仅是最早发现茶饮用茶的国家，茶的文化丰富多彩，璀璨夺目。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茶文化对周围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繁衍生息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茶的故乡中，各民族人民中大多数都有饮茶的习俗，但把茶作为日常生活中生活必需品的和对茶的至爱至嗜，名列前茅的要算是藏族了。
一、茶叶在藏区的传播。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原先产于我国。据陆羽的《茶经》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①或“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等史料的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我国不但已有产茶饮茶的习俗，还对茶的保健作用也有所了解。唐朝时，中原地区种植茶叶的面积不断扩大，制茶的技术也逐步提高，产生了中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即陆羽的《茶经》。我国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同生活在边疆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交往。从那时，茶文化作为中原的一种物质文化成果在这样密切的经济交往中传到边疆地区是十分自然的事。至于茶叶传入藏区的时间上，许多学者众说纷纭，各不相同。本人通过研究后认为茶叶在藏区的传播时间至少可以推到汉代，其理由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在国内来看，据《四川茶话史》中“我国最早饮茶种茶的地区是四川东部的巴国境内” ②记载和《中国通史简编》中“西汉时，武都羌，氐杂居，当时巴蜀地方的茶叶就贩运到武都，买给西部游牧民族。”③的记载等史料证明了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在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而且传入藏区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我国的西南地区。汉代初期，西南是很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当时与周围民族的贸易很普遍。此外，史记和汉书等诸多汉文史料中出现的氐羌、戎羌、西羌等称谓的部落是从血缘和种族、文化和生活习俗来看，是活动在今天的青海、甘肃、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区的藏族的抽象别称，是分布生活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藏族小邦国。在我国境内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茶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贸易频繁，茶叶传入藏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据流传在藏区的民间传说；茶叶尚未传入藏区的很久以前，藏族先民已经饮用加汁的水，这是用一种树木的皮所熬煮后制成的。这虽然是民间的传说，但由此可知，之前海拔较低的南部地区有类似茶树的植物。解放前夕，一些藏族学者对本土的植物进行考察时，今洛扎县和江孜、门隅等地方发现了几种类似茶树的植物，经过研究后得知它们是土生土长的茶树。据《政教史》载“的森林树木有茶树等植物的种类不可数枚。”和1852年一个葡萄牙传教士所写的《中国旅行记》中说；“茶叶在公元前就已传入。”等资料的记载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的说法和“赞普杜松芒布杰时期茶叶传入藏区” 的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所以，本人初步认为至少从汉代开始茶叶在青藏高原的一些地方传入，但传播的范围和使用是局部的，并不广泛。
二、藏区茶文化的发展。
随着藏区喝茶人数的增多，有关茶的社会活动在藏区纷纷出现。4世纪以后，藏区所需要的茶叶和丝绸，内地所需的战马和药材的需求逐年上升，促进形成了以茶和马作为贸易中心的藏汉经济往来。到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吐蕃为了扩大疆域和藏汉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唐朝建立了联姻关系，进一步促进了茶叶在藏区的传播与发展。并先后开通了“茶马古道”，交易中吐蕃用战马和药材、手工业产品来换取唐朝的茶叶、布料、丝绸。710年，吐蕃赞普向唐朝请婚，唐中宗以养女金城公主入藏与赞普联姻，又进一步推动了唐蕃往来的进步发展。据《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可见当时藏区喝茶的生活习惯较普遍，在藏区买卖茶叶的人数也不少。作为吐蕃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的拉萨，不仅有买卖茶叶的市场，经营茶叶的数量和品种也有很多。
9世纪中叶，虽然吐蕃王朝崩溃，但汉藏茶文化的交流不但没有中断，还在继续维持着贸易关系。到了宋代，我国西部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西夏等政权，与宋朝长期对立，宋朝为了加紧战备，开辟了西南茶马驿道。13世纪，元朝在藏区建立了29个大驿站，促进了茶文化在藏区的进一步发展。记《八思巴传记》中说，1272年八思在后藏举行法会时。给众僧布施熬茶，捐献的茶叶有120大包。还有《米拉日巴传》中记载着11世纪朵康地区的僧人驮运茶叶到卫藏求学佛经的情况比比皆是。1434年，藏区出现了第一部藏文的茶经即《甘露之海》，详细地介绍了内地十六种茶树的种植生长情况和不同茶叶的茶汤颜色、口感和治病疗效以及烹煮方法。清朝初期藏汉茶马贸易兴旺发达，到了清末，住藏大臣张阴棠提出治藏大纲24条，设立了盐茶税务局后，历史悠久、促进藏汉民族友好团结的茶马互市逐渐在历史的舞台上腿色。1971年，军区先后从四川、云南、浙江等地调进茶籽，在察隅、林芝，波密等地区种植后收获丰厚。逐步形成了一片青藏高原的新茶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或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藏族自己的茶文化。
总而言之，茶的文化在藏区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逐步经过了一个选择、吸收、融合、发展的阶段后，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与中原茶文化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有很大区别的属于藏族人自己的茶文化。藏族的茶文化不仅是藏民族与其他民族友好往来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和乃至世界饮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书目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10
音乐和文化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凤庆茶道文化中的音乐，离不开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就是说，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创造的一切，都属于文化的范畴。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即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等。那茶道文化中的应该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茶道文化是指整个茶道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得总和。①狭义的茶道文化是指其“精神财富”部分。
凤庆茶道文化表演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据《凤庆县志》记载，1950年凤庆县“民众教育馆”改称凤庆县“人民文化馆”，主要开展政治宣传、茶道文艺会演，文艺创作等②。也即是说，凤庆茶道是1950年以后开展起来的。当时茶道文化表演并非有专门的队伍，只是一些爱好茶道表演的人组织在一起进行表演，不分任何表演场合，只要有一空地就可进行表演。喜庆节日时表演就更加频繁，茶道文化表演慢慢地发展起来。1990年，凤庆县正式成立了“凤庆县茶文化艺术团”，此时，茶道表演更具有了规范性，在茶道表演中，以民间歌舞，器乐的形式展现给人们。茶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各自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茶道表演，淀积了丰富的茶道文化的音乐资源。那永不熄灭的火塘边，驿道、马帮歇脚的篝火旁，山间清澈如许的溪畔，无不飘荡着音乐和歌声。
用土陶罐考茶是流传至今的一种茶俗，拿出平时精心采摘制作好的茶叶，直接抓一小撮茶叶放在土陶罐用火塘上的红炭，边烤边抖，直到茶叶发出浓郁的香味。在茶道表演中，采用佤族、彝族、傣族等民间音乐，以民族民间歌舞及器乐为基础，把民族民间的习俗，各民族的音乐展现给人们。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凤庆茶道文化中音乐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了，更加突出以宣传茶叶为主，以实现更大的利润为目的，融入民族文化的音乐也变得少了，表演都是以专门的舞台为主。有领导视察工作或到地方宣传工作时才进行表演，平时基本上不表演，这样就淡化了对人民群众的宣传，人民群众对凤庆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越来越少了。现在，茶道文化中使用的音乐变得现代化了，民族特色的音乐也产生了一些变化，那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会受到更大的阻碍。
二、音乐在凤庆茶道文化中的表现及其重要性
（一）音乐在凤庆茶道文化中的地位
1.突出民族民间茶道表演形式
民间艺术包括民间音乐、舞蹈、美术、文学等。在民族民间音乐歌舞中，不仅能显示该民族的文化，还能突出民族民间音乐对该民族的重要性。凤庆茶道文化中的民族民间音乐，以佤族，彝族为主，让人们更好地认识民族民间音乐及舞蹈的表现形式，使人们明白民间茶道表演主要是借助歌舞、器乐的方式传达给群众，凤庆茶道文化中，民族民间音乐在表现传统民间音乐中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
2.突显民族特有的音乐风格
凤庆茶道文化中的民族民间音乐（以佤族音乐为例）突出了它特有的民俗特征，在茶道表演中多以民族特色为主，突出佤族人民的音乐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以茶道表演引导出本民族的音乐风格。音乐风格参与了某一个阶段的生活方式，换言之，生活方式制约了音乐风格和这种风格的某些音乐作品的特征，透过茶道表演对民族音乐、舞蹈的演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或阶级的生活方式。
凤庆茶道文化表演中，佤族人民以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动听的器乐吹奏，表现出特有的音乐风格，从音乐中，可以突出民间人民纯朴的生活方式，旋律简单自然的音乐特色。
（二）音乐在凤庆茶道文化中的价值
1.对本地民族民间音乐的吸收及其作用
民族民间音乐是反映一个民族特点的心理面貌的一门特殊文化，在茶道文化表演的形成中，民族民间音乐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化，也就是说用他们民族文化的方法，用民族风格来表现某种民族情感，产生全民族共鸣的宣传效果，达到推动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目的。凤庆茶道文化中的民族民间音乐既然有民族性，那它必然有为民族服务的特殊价值。早期的凤庆茶道音乐吸收当地佤族、彝族、傣族等民族民间音乐，加以改编、及其舞台化，使人们在欣赏茶道的同时，聆听到只有在山区或田间才能听到的民族民间音乐，通过茶道文化表现当地民族民间音乐，成为宣传凤庆民族特色的一种手段。因此，凤庆茶道中的音乐既体现了茶道文化的民族性，又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民间艺术以另一种生存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关于凤庆茶道对当地民间音乐的吸收，下文将进一步说明，这里从略。
在凤庆茶道文化的表演中，看到一段舞蹈表演，都流露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听到一段音乐，都会随之融入到音乐的情景中，这就体现出民族民间音乐对一个民族的价值。茶道文化中，民族民间音乐表现出了民族的心声，凝聚了人民团结的力量，在整个民族民间音乐对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着独特的影响。因此，从凤庆茶道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民间音乐存在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凤庆茶道文化以民族民间作为其表演的基础和依托，在茶道表演中，更应该注重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扬。
2.凤庆茶道文化中的音乐及其社会价值
音乐是一种时间艺术，民族民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不同的个体溶和在同一感情中。列宁曾经说过：“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乡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③
这句话就明确地揭示了音乐艺术的价值使用。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于要和各种困难作斗争，使人类的群体性得到高度的发展，进而形成国家、民族和各种宗教团体。就一个团体来说，要形成一个稳固的团结群体，没有调和这个团体的纽带是不行的，民族民间音乐在凤庆茶道文化艺术中是形成这种纽带作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从现代社会来看，在一些单位团体中，比如有些大学有自己的校歌，一个企业也有自己的创业歌。这说明这些团体就是利用音乐艺术来树立形象，增强凝聚力，团结群众一起开创事业，发展事业。正是如此，在凤庆茶道文化表演中，也是运用民族民间音乐来加大这种表演形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佤族人民在艰辛的劳动过程中，形成一个团体，一起唱着歌去劳动，这个团体就是利用音乐艺术来减轻劳累，增强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的信心。可见，民族民间音乐在茶道表演中以及社会生活中能起到特殊的凝聚和激励作用。
三、凤庆茶道文化中音乐的变异情况
凤庆是一个少数民族较多的地方，有彝族、傣族、佤族、苗族等。凤庆茶道文化中的音乐主要以佤族、彝族的民间音乐为主，表现不同的民族特色。本文以茶道文化中佤族音乐为例，分析原来使用的音乐与现在使用的音乐异同。
（一）早期采用的佤族音乐
1990年，凤庆茶道文化的音乐早期以佤族茶道音乐为主，通过佤族歌舞音乐形式直接引用于茶道表演，体现佤族民间单一音乐风格，以此传播佤族民间风情。具体形式采用了佤族木鼓舞、佤族山歌、佤族小葫芦笙等，以简炼的音调和粗犷的风格而独具特色。乐器主要有佤族民间葫芦笙，其中包括佤族小葫芦笙和中葫芦笙，小葫芦笙是佤族吹奏器乐之一，小葫芦笙的音色比大，中型葫芦笙清丽，悦耳，外型与普通葫芦笙相似，只是比一般的葫芦笙更小巧。表演的场景：将茶具，茶叶等放在表演场地的中间，表演的民间艺人坐在中间。常用的乐曲有佤族小葫芦笙吹奏曲《小半翻》。
这首曲子表现了佤族音乐的特色，主要采用“duo.mi.fa.so.la”这5个音组成不同的旋律型，明显突出了佤族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特征。这种结构，表现出了单曲反复型结构，根据茶道敬茶的程序决定乐曲反复的次数及其终止。该旋律音乐形象鲜明而集中，好听、易记。
早期茶道文化中的音乐是茶道文化的主体，茶道文化与民族特色并存。
（二）当前使用的佤族音乐及其变异
佤族民间器乐的吹奏，如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且与早期的音乐相比，音乐的形态变得更加明了，音符的时值不再丰富多样，节奏型更加简单，在背景音乐中，加入了许多电子音乐。同时，现在，凤庆茶道文化中所使用的音乐也吸收了白族歌舞的音乐成分，至于这白族歌舞是否来自民间？是否传统？还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虽然，现在凤庆茶道文化中所使用的音乐，吸收了更多民族的表演形式和音乐成分。但是，现在凤庆茶道文化中所使用的音乐，难以突出各民族的风俗，已没有了“凤庆茶道文化”特色的存在。虽然现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也在逐渐转型，但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失去了更多地方的传统特色。“例如，在音乐生活中主导乐器的改变，像开孔的音位等，则会导致音律，音阶调式形态的变化，就会导致‘变迁’。所谓‘中心特征’，就茶道文化中的民族民间音乐而言，我们认为还是民族音乐中的律制，音阶调式、旋律型和节奏型等。”④
佤族民间音乐由保存的音乐形态从中心特征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可能不是完全改变），那么即使这些乐器，演奏的还是原来的乐曲，还是在茶道文化音乐中使用，但无形之中其音乐形态已经变化了，中心特征的变异，导致音乐形态的变迁，在传统的音乐中也产生了变异。
10多年以来，佤族的音乐形态从封闭的，不开放的跃迁到社会主义阶段，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必然对其音乐产生影响。由于汉民族与历史上较为落后的佤族形成文化上的落差，在交流之时较为落后的文化形态则会更多地汲取先进文化形态的成分，其民族民间音乐形态必然会受到影响。
社会变革的措施之一，就是培养新一代的民族干部，作为这些受了新思想，新观念的民族新人，务必将新的思想方法带给本民族，这其中也包含艺术领域的工作者，由此使得音乐形态产生变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近来的传播媒介的现代化，以往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处于深山峡谷之中的人们的自然封闭性因素越来越弱，人们通过寻音机、广播、电视、电影等多种媒体对汉文化的感受越来越深，在音乐方面首先就是汉文化的音阶调式，音律观念必然对佤族的音乐文化形态造成影响。再有，如今茶道文化的音乐有文艺团体，这些团体对当地民族音乐文化具有导向作用。由于民族民间音乐的音律基本固定，当地的音乐工作者在将本民族的特色加盟乐队时，考虑到音律的协调，音响的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自觉不自觉地对本民族的特色进行“改造”，这改造的同时，便有意无意地改变了本民族音乐形态的某些中心特征。那么，在将汉民族音乐形态的中心特征与佤族民间音乐形态的中心特征进行比较时，则应该本极其谨慎，对原来的佤族民间音乐和现在的佤族民间音色的形态，加以比较，观察其优劣异同，是否保存了原始形态的特色，保留传统，注重佤族民间音乐的形态特征，突出民族民间音乐的特色。
看到佤族音乐在凤庆茶道文化中发生的变异，我们不得不想到其他民族的音乐也会随之产生变异，面对现实，对凤庆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应该采取怎样的保护措施呢？
一是加大对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挖掘整理研究的力度，这就要求对音乐工作者进行专门的培训，懂得更好地收集、整理民族民间音乐。
二是加强对民间艺人的保护，政府行为显示出非常的重要性，即由政府部门带头，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指导对民族民间文化财产的鉴别与选择，就像博物馆一样，择定有保存价值的多种民族民间乐队以及深怀绝技的老艺人进行重点保护，每年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最好是茶文化艺术团、研究所能够选择一些民族民间的乐种，乐队进行重点地扶持帮助，参与进去，建立自己的基地，更好地对其所保存的音乐传统进行挖掘整理研究，使其摆脱目前自生自灭的状态，并逐渐巩固这些阵地，可以有效地阻止荒漠化现象的进一步加剧，专业音乐工作者在不断汲取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努力把传统音乐的精髓，富有成效地运用于音乐创作之中，成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新传人，使凤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得以更好地延续。
注释：
①王玲：《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11
茶马互市是兴起于唐宋、发展于明朝、衰落于清代的一种特殊民族交往形式，它主要指我国西北地区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与内地农耕民族生产的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比较集中的大规模的集市性贸易活动。茶马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性贸易形式，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茶马互市始于唐代，盛于明清，维系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茶马互市曾经对繁荣农牧业经济，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促进民族间的团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发展于我国西北地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我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这里亦农亦牧，农牧相间，民族经济的交往是当地民族须臾不可或离之事。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北地区又往往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或者说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分界线[②]，至迟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丝绸之路便贯穿于西北地区全境，民族贸易已经初具规模。由此可见，古代西北在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代的互市重点均在西北境内，茶马互市亦不例外是不难理解的史实。
二、西北民族贸易的渊源：从贡赐贸易到绢马贸易
在古代社会，马匹具有特殊的功能，它既是农耕生产中的重要畜力，也是狩猎、交通、骑射、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工具，往往与国势盛衰联系在一起。历代中原王朝都非常重视马政，将拥有数量充足的马匹看成富国强兵的重要标志。从区域生产的特点和分工来看，中原农耕地区一般缺少足够的马匹，而边疆游牧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牧养着数量可观的马匹。与此同时，游牧民族缺少的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这样，中原马匹的获得，主要提高贡赐贸易与绢马贸易来实现。历史上互市的出现，对于贸易双方的民族来说，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
我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西北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一般记载都是“进贡”与“赏赐”，即各政权或民族带来本地区的土产方物，中原王朝则回赠丝帛等物。当时的这种进贡与赏赐满足了双方的需要：进贡者谋求政治上的依托与援助，并获得物质利益；赏赐者将这种贸易看成一种政治需求大于经济利益的手段，就其作为安抚边境，结好各政权及各民族的基本国策。尤其一提的是，当时的这种民族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原王朝“天朝上国”的心理需要。
历史上的这种贡赐贸易，对于西北少数民族来说是一种有厚利可图的生意，故一些商人往往或随同使节一同前来，或冒充使节前来贸易，以此获得较一般正常的贸易更加有大的利润。如早在汉代西域罽宾“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③]。这些少数民族的商人及外商，或打着“使节”的旗号，或随同使节一同前往中原，以“进贡”的名义得到中原王朝的“赏赐”，从而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也热衷于这种贡赐贸易，如隋代河西地区在当时充当着中外贸易的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史称“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④]。隋炀帝令娴熟于中西交通的大臣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少数民族及外商同中原王朝交易[⑤]。在交往过程中，隋政府采取相当优惠的政策，“啖之以利，劝令入朝”[⑥]，以此来鼓励其与隋政府贸易。这种情况在唐代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由于这种交往明显地具有政治的边防的色彩，唐玄宗曾经明令“计价酬答务从优厚”[⑦]。
在茶马互市出现以前，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与农耕区的逐渐固定，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贡赐贸易也就发展演变为绢马贸易。绢系中原农耕民族首先所生产的丝织品的总称，因其受自然条件及加工技术的限制，游牧民族一般不生产丝织品，而少数民族的上层就其视为高级奢侈品，其消费只能靠马匹及其畜产品与中原民族的的交换来满足，随着少数民族对丝织品需求和中原王朝对于马匹用量的不断增加，绢马贸易相应扩大。像西汉西域所产的汗血马，北朝所出的青海骢，隋代大宛的狮子骢等等，都是当时进贡中原的名马种。这些名马以及一般马匹的获得，中原王朝须得花费数量可观的纺织品。这样，发展到唐代，就开始出现了马价绢。如回纥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为唐代立过功劳，“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⑧]。一匹马换取40匹绢，是当时回纥与唐朝绢马贸易中的标准价。当然，当时的这种绢马贸易是不公平的，具有政治色彩，马价过高，已经成为唐王朝沉重的财政负担之一。
历史上的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在茶马互市出现之前是中原王朝换取马匹及其畜产品、西北少数民族得到绢帛的主要途径，它是中原汉族、周边各少数民族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之一。自唐代开始，西北民族交往中的茶马互市逐渐取代了以前的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茶马互市是在传统的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的基础上兴起并发展起来的，或者说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是茶马互市的渊源；茶马互市兴起后，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依然存在，甚至在一些时期茶马互市还明显地带有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的浓厚色彩。
转贴于 二、唐宋：西北茶马互市的开拓时期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占据今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主动要求与唐朝划界互市，提出吐蕃于赤岭（今青海胡东岸日月山），互市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县境内）。唐朝批准的互市地点是，交马和互市的地点均在赤岭。当时运往西北地区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和陕西汉中地区，这标志着正式的民族茶马互市由此开始。[⑨]在历史上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的基础上，唐代兴起茶马互市是有深刻社会和经济背景的。一是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尤其唐初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族间和睦相处，贯穿于西北全境的丝绸之路畅通，民族交往比较正常；二是中原地区的茶叶生产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开始有了茶税，贞元九年（793）进一步“立税茶法”，每年税茶“得钱四十万贯”[⑩]。茶叶除了作为内地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外，还有一定数额的剩余用于民族交往。唐代饮茶之风已经十分盛行，已经出现了由陆羽撰写的经典茶叶著作―《茶经》[11]。随着中原农耕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与饮茶之风的盛行，饮茶风俗也逐渐传入草原畜牧业地区。茶叶具有助消化、解油腻、驱寒湿、提精神的特殊功能，在以肉类、奶酪为主食的且高寒的草原牧民中颇受欢迎。但是受交通运输工具的限制，进入游牧民族的茶叶数量毕竟有限，茶叶一开始只是作为少数民族上层的高级奢侈消费品，社会下层一般与此无缘。
茶马互市是首先在唐代见诸史乘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突厥、突谷浑等少数民族请求与唐王朝和市，朝廷下诏许之。因及时恢复了与西北少数民族的互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杂畜被野”[12]的盛况。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确定当时是用何物进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这就是内地盛产的丝织品和茶叶等，是唐政府用于民族互市的基本内容。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长安政府曾经“发使及典傔等，大赉缯绵，将于石国和市犬马”[13]。安史之乱给鼎盛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在长达7年之久的平乱过程中，骁勇剽悍的回纥民族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后来的民族贸易中，唐政府对回纥采取了相当优惠的政策，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14]。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末年，唐政府正式同回纥开始了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15]。这是茶马互市见于史乘记载的权舆。当时唐政府用缯帛、茶叶同回纥交换时“动致数万马”[16]。唐代“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17]。茶叶已经成为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的生活必需品。作为少数民族之一的吐蕃，对于茶叶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松赞干布时，曾经派遣5人专门从事内地茶叶贸易，后来随着饮茶习俗在吐蕃的普及，从事茶叶贸易的吐蕃人就更多了。而吐蕃当时饮茶之风之所以迅速盛行，据说与文成公主的和亲有直接关系。唐代人陈陶《陇西行》诗中曰：“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可见文成公主和亲后，对于在吐蕃民族地区推广中原地区包括饮茶在内的生活习惯，有直接的影响。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唐大臣出使吐蕃时，赞普就拿出品种齐全的包括寿州、舒州、顾渚、昌明等地名茶在内的茶叶。[18]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吐蕃地区的饮茶之风已经非常盛行，茶马互市已经是汉蕃民族之间经济往来的一项比较重要的内容。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刺激了全国植茶业的发展，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唐政府已经开始抽取茶税，当时的茶税率高达10％。[19]茶马互市发展的直接结果，是茶税成为唐代的重要税源与当时财政收入的基本内容之一。当然，唐代时茶叶还只是包括吐蕃在内的少数民族上层的奢侈消费品，一般牧民与饮茶无缘，饮茶之风还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形成。应该说，唐代尽管饮茶之风在少数民族地区兴起，由于受饮茶群体的限制，当时的茶马互市还是零星的、小规模的，绢马贸易仍然在民族交往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五代十国时期，茶马互市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北宋时期，茶马互市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在西北地区形成比较大的规模，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绢马贸易而成为各民族贸易的主要形式，这时的茶马互市形成制度，历代相沿。
宋代茶马之法较唐代为完备，这主要表现为茶商在从事茶叶民族贸易时须持有政府发放的凭证――茶引。按当时政府规定，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市场内方可从事正常的民族贸易活动，所谓“引与茶必相随”[20]就指此。当时的茶引，是指由宋朝官府发放给茶商的营业执照，商人执茶引后方可合法经营。宋代茶引的出现，意味着封建政府对茶马互市的重视，以及中央政府对民族贸易控制的加强，同时也说明茶马互市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另一方面，宋代西北少数民族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牧民，无不嗜茶如命，已经是一天也离不开茶业了，他们经常驱赶着马群到边市上，与汉族商人换取茶叶，或者直接向朝廷贡马，渴望回赐茶叶。西北少数民族已经将茶叶由奢侈品普及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其对内地所产茶叶的需求与依赖与日俱增。如果说唐代同西北少数民族互市时，除茶叶外还有大量的绢帛等手工业品的话，宋代这种贸易则非茶叶莫属了。宋代一度曾经用银两、绢帛来购买和换取西北少数民族的马匹，但是因销路不畅通，“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最后不得不改为以“名山茶为易马用”[21]。茶马贸易在宋代西北民族贸易中确实成为有厚利可图的生意，“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西北，利尝数倍”[22]，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北宋初年，西北的原州（今宁夏固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州（今甘肃天水）、德顺军（今甘肃静宁）等地是汉、藏、党项等民族贸易的比较固定的据点，当然也就成为当时民族茶马互市的主要场所。当时主要以四川、陕西等地的茶叶换取西北少数民族的马匹。除此之外，还有河东、川峡等处的互市地点，据估计当时每年茶马互市的马匹交易额高达3万匹以上。北宋神宗以后，茶马互市的重点则逐渐转移到熙秦地区。神宗时设熙河路，为了安抚当地30万余帐藏族并获取战马，宋王朝将茶马互市范围扩大到熙河地区，并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机构。熙宁七年（1074），宋政府在成都设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管四川茶叶与藏族马匹的互市事宜。不久，又以提举茶事的官员兼管买马；元丰四年（1081），并为大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互市。
西夏、宋、金鼎足而立时，它们之间的贸易一般是通过榷场来进行的，兰州等地的榷场地位在当时显得十分重要，系西北茶马互市的中心地。除此之外，河陇地区还是西夏同内地进行贡赐贸易的货物集散地，以及中原与西域、青藏贸易的商品交换的中转地，其中宋金间的茶马互市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由于入主中原的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其统治民族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而著称的，其马匹比较充足，茶马互市在这时显得无足轻重。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元朝在民族贸易方面一点值得称道的地方也没有，其中如西北地区的藏族所进行的朝贡，内容就包括马匹。实际上当时的这种朝贡和回赐就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形式。据记载，元朝时西北地区藏族僧俗贵族朝贡者比较普遍，往往是接踵而至。同时，元朝也常常在西北民族地区进行进行和市，其中包括茶马互市这样的内容。
总之，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开拓阶段，这为明代在这里的茶马互市的高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转贴于 三、明代：茶马互市的鼎盛时期
明代是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明朝为了抵御蒙古，迫切需要从西北地区获得大量战马；二是受当时内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民族贸易在西北地区也相应有所活跃，而茶马互市则是这里进行民族贸易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23]明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与以前有比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其是与当时军事防御相配套的一种带有政治谋略的经济政策。明代初年，政府在哈蜜以东，嘉峪关以西，青海胡、柴达木盆地一带建立了安定、曲先、阿端、罕东、沙州、赤斤、哈蜜等关西地区七卫，以对游牧于这里的蒙古、撒里畏兀儿等民族进行统治。明廷对西北各族实施政治统治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利用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茶叶作为对其控制的手段，与此同时，内地所需要的马匹，也主要由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提供。有明一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空前繁荣，系茶马互市的黄金时代。
明代的茶马互市机构较以前更加完备，设置了官营茶马互市的专门机构――茶马司，以管理内地与西北各族之间茶马互市的进行。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当全国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隋代形势下，鉴于对马匹需求数量巨大和迫切，便多次派员到盛产马匹的西北藏区或购买或用实物进行交换马匹。洪武八年（1375），内使赵成携带丝织品和巴茶到河州进行易马活动，明代官员易马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前来交易马匹的少数民族络绎不绝，就连贵德一带的藏族，也长途跋涉前来进行交易。明王朝的易马活动可谓旗开得胜。明朝紧接着由户部以60万锭的巨额款项，在西北的茶马互市的重要据点西宁、河州和岷州等地买马达7，000匹。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以30万斤茶叶的代价，换取10，300余匹马匹。明王朝一开始的这几宗马匹贸易的规模非常大，说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对于茶马互市或马匹交易的积极性比较高。随着明朝对西北各地统治的巩固，开始将茶马互市逐渐确定为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就曾经设置河州、西宁、甘州诸茶马司，以作为明王朝在西北地区获取战马的主要场所。[24]茶马司的设置在后来的历史中多有变化，但至万历年间有河、洮、岷、甘、西宁、庄浪等6茶马司，其中河州、洮州、甘州、西宁4茶马司设置时间最长，终明之世没有多大变化。明代茶马互市制度的比较完善，主要表现在朱元璋洪武（1368～1398）年间实行了金牌制度：
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杨景隆赉入番，与诸蕃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守曲先、阿端、罕东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十余万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25]
金牌制的实行，使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这既是当时民族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时，金牌具有法律作用，任何个人是不允许染指茶马贸易的，民间贸易在严厉取缔之列：“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26]明初的这种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对舞弊走私者严惩不贷，即使对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如驸马欧阳伦，就因茶叶走私而被朱元璋在兰州黄河处被处以死刑。为了保证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明初设检察官以巡理茶事，这种被定期派遣的京官于行茶之地监督征课，严缉私贩，就是所谓的巡茶制度，“岁遣行人等官巡视”就指此。一开始每年“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后来改为“三月一遣”。明宪宗专遣御史“巡理茶事”。成化三年（1467），明政府遣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岁一更，著为令”。[27]甘肃及兰州地区，是明王朝禁止茶叶走私的重要防线之一，自正统十四年（1449）始，“每岁遣行人一人，巡查潼关以西至甘州等处私茶”。[28]这一监察制度客观上使朝廷对“私茶”出境屡禁不止的现象有一定的遏制，对官吏在茶马互市过程中的徇私舞弊以及侵占牧场等枉法行为有所限制，从制度和稽查方面保证了政府对于马匹的获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禁止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是不利于茶马互市正常发展的。
实际上，严刑峻法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禁止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的进行，到永乐初年已经是“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同时，明王朝对民间茶马互市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从此以后，茶禁时紧时松，无一定制。弘治三年（1490），明廷接受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西宁、河州和临洮3茶马司招集商人运茶，只是规定每位商人运茶不得超过3，000斤，而官府收缴其中的40％，剩余部分则允许商人自由出售。[29]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民间民族贸易的合法化，茶马互市中的“民市”也就名正言顺地有了一席之地。明王朝为了垄断茶马互市可谓殚精竭虑，各种措施之严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变化，官府主持茶马互市还是衰落了。明朝中叶以后，日益兴盛的民间茶马贸易，成为各族贸易往来的主流。
从整体上看，明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史称以茶易马，“岁以万计，加之寺监所牧，足给边用”。[30]嘉靖时期巡茶御史刘良卿说：陕西设立三茶马司以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系番夷归向之心”。[31]也就是说，明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是“系番夷归向之心”的“怀柔之道”，是用来“抚番族以安地方”的政治谋略。从整体上看，明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确实收到了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且为清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清代：西北茶马互市由兴盛到衰落的时期
清代建立后，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为具有历史传统的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其制度更臻完善，交往更为频繁。同时，适应资本主义萌芽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本来主要由官府垄断的民族贸易，逐渐向民间民族贸易过渡，贸易范围更加扩大，贸易形式更加灵活。但是，因清代政府对茶马互市控制过死，其逐渐走向衰落。清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经历了两个变化比较大的阶段。
1、沿袭明代而有所变化的阶段
清代初期，为建立全国统治的战争依然进行着，战争双方对马匹的需求均刻不容缓，同时为了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表示抚慰，清政府一开始就对茶马互市十分重视。当时茶马互市基本上沿用明制：“每年榷茶中马，各厅员实掌其事”。[32]政府官员负责“于陕甘易番马”之有关事宜。[33]清政府在西北地区进行着规模巨大的茶马互市。当时茶马互市的具体条例是：茶以蓖（10斤）为单位，上马匹给茶12蓖，中马匹9蓖，下马匹7蓖。为了保证这种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清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置了5 茶马司：西宁茶马司驻西宁，洮州茶马司驻岷州，河州茶马司驻临夏，庄浪茶马司驻平番，甘州茶马司驻兰州。[34]由中央政府在西北5茶马司内统一发行茶引。顺治三年（1646）西北5茶马司共计颁发茶引130余道，中马1，300余匹。顺治七年（1650），规定西北5茶马司的茶引全部由商部颁发，大小茶引均由官、商平分以中马之用。“大引采茶九千三百斤，为九百三十蓖，商部引输价买茶交茶马司，一半入官易马，一半给商发卖，例不抽税”。每5斤为1包，200包是1引。不久又规定，每引只准附茶140斤，“茶蓖先由潼关、汉中二处盘查，运至巩昌，再经通判察验，然后分赴各司交纳，官查贮库，商茶听商人在本司贸易”。[35]为了保证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政府采取措施支持这里的贸易，如在兰州的“本色粮内”，就有一项专供支茶马的费用。[36]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走私活动，“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其番僧夹带奸人并私茶，许沿途官司盘检查，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37]并且严格规定只能在互市市场内从事交换。据《甘肃通志》卷19统计，甘肃5茶马司共有茶引27，296道，每引征茶5蓖，每蓖2封，每封5斤。这样，仅甘肃一地的茶叶就有1，364，800斤，而当时全国共有茶引28，766道，甘肃5茶马司占了全国茶引的近95％，西北地区尤其甘肃地区所占茶马互市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在“行中马之制”时，清政府通过茶马司向商人征收实物――茶叶，当时的征税额高达50％，一旦按数征税后，则允许商人自行处理长途贩运的茶叶，沿途关卡不得再向茶商征税。官商平分茶叶，保证了西北地区5茶马司的茶马互市的基本货源――茶叶。另外一方面，向商人征税实物税，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雍正三年（1725）规定，在甘肃5茶马司贮存的茶叶，先以康熙六十一年（1722）为始，每隔5年处理一次旧茶，并且成为定制。[38]
但是，清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出现了“无马可中”的局面，这一方面因为随着国家边境的确立与国内战事的明显减少，而政府开辟的牧场又有所发展，对于少数民族地区马匹的获得，已经显得不如过去那样迫切；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民族交往限制的相对减少，清政府对于民间正常的茶马互市的控制也就不如以前严厉，这使得在官府直接控制的茶马互市萧条的情况下，民间贸易却有了长足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西北官府控制的茶马互市萧条的同时，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的地位却在迅速提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乾隆时期，商人自行贸易的状况非常普遍，政府难以直接垄断茶马互市，而且不管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这种垄断已经没有必要了。这样以来，清政府不得不更弦易辙，其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向商人征收税收了。为了有效地在茶马互市中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改变历代皆在西北地区设茶马司总其事宜的做法，“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并以兰州“道理其事，分西（宁），庄（浪）、甘（州）三司，额引九千九百八十二，每引一税茶，十封以一封交茶，九封折银”。[39]按当时规定，每封茶缴银3钱，每引折银2两7钱。这样，兰州一跃成为全国茶马集散地，成为西北茶马互市的中心。
乾隆年间，因茶马集散地兰州缺少马匹，清政府不得不开始“罢中马之制”。陕西总督杨应琚称，兰州等地罢中马之制后“改征折色”，是因为这里“库贮官茶”过多的缘故。据杨应琚统计，从乾隆七年至乾隆二十四年的18年间，兰州库存的茶叶多达150余万封。[40]以每封5斤计，当时兰州地区所管辖的国库当有茶叶800万斤左右。由此可见，罢中马之制是民间茶马互市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民间民族贸易景气，官商腐败无竞争能力的有力证据。
罢中马之制后，凡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人，都得向兰州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商税。相形之下，现在征收的不再主要是实物――茶叶，而是剩余劳动的结晶――货币（银两）。这一变化对刺激商人从事长途贩运茶叶的积极性颇有意义，商人有了较多自由从事民族贸易，茶叶交易变得比以前更为有厚利可图的生意了。同样，这一变化对于清政府来说也是非常有利：一方面随着商人积极性的提高，运茶数量与日俱增，政府的税收在相应提高；另一方面，主要地向商人征收货币这较以前多收茶叶而造成国库严重积压来说，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当然，这一方面的变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即受资本主义萌芽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总之，清代自“罢中马之制”后，西北地区茶马互市开始走下坡路，其历史地位日趋衰落。当然，就西北地区来说，清代这里的茶马互市的发展和演变是不平衡的，在整体衰落的同时，兰州地区的茶叶贸易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清代末年，运销西北地区的茶叶除了由陕西生产的一部分外，主要来自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尤其两湖地区的茶叶，是西北地区茶销业的大宗。19世纪50～50年代，是国内内乱不止，民不聊生的特殊岁月，著名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陕甘回民起义，使两湖和陕甘地区兵燹连年，正常的商路受阻，西北地区的茶销业严重受到影响。不仅如此，腐朽的清政府还在商路沿途严密的封锁和严厉的盘查，茶商不能够到茶叶产地进行购买，即使商人购买了茶叶也不能顺利运送到西北市场进行交易，大量茶叶被积压在产地和茶库，任凭腐烂变质而无人过问。
五、近代：西北地区民族茶叶贸易的回光返照
历史进入到19世纪40年代，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终于在漠然无知中被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敲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一时间清王朝威信扫地，捉襟见肘。伴随着这一深刻变化，国内统治阶级的腐朽更加明显，行政效率进一步低下，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战乱的影响，使兰州地区的茶销业出现出一种跌宕起伏，由盛变衰的变化过程，最终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41]清末西北地区的茶商东西二柜均受到致命的挫伤，大部分无力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在1862～1874年（同治年间），西柜仅剩魁泰通一家，由于不能单独立柜，只好附属于东柜，而东柜也是非常不景气。[42]清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自“罢中马之制”后，国家控制互市的局面被打破，民间茶马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另外，清政府先后在甘肃河西、新疆等地建置牧场，而且牧场的规模巨大，马匹“俱属膘壮”，[43]使得政府所需马匹供应基本上有了着落，单纯靠互市取得马匹的愿望不复强烈。就在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衰落之后，历史进入了中国的近代，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却有了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繁荣，而这种茶叶贸易不仅仅限于国内民族贸易，而且还有一定数额的国际贸易。
我们从《甘肃省历案换发茶票数目比较表》中得知，清代末年，甘肃省茶票数目一度保持着直线上升的趋势。[44]甚至在洋务派左宗棠主持整顿茶务“以票代引”后，兰州地区于1910年仍然是“茶务日增”。[45]在全国范围内茶马贸易日趋衰落的形势下，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却依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由西北地区尤其兰州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国际交往需求所决定的。
近代保证西北地区茶叶运输者主要是当地和山西等地的商人，史称“甘商旧分为东西二柜，东柜多籍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46]包括回汉在内的各族商人，常年长途跋涉，为保证西北地区茶叶贸易的顺利进行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当时，要定期将茶叶由兰州地区运往新疆地区。[47]当然，当时这种运输不仅仅限于国内民族市场，国际市场――如俄国等――对华茶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俄国人运输华茶等商品的道路主要有4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即从汉口－兰州－嘉峪关－俄国这条道路进行的。[48]由于当时的日本、印度和意大利等国先后掌握了种植茶树的方法，因而国外对华茶需求量最大者便是俄国。1881年（道光七年），清政府准许嘉峪关为国际通商据点之一，通过此，由从兰州等地运来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俄国。据史书记载，当时俄国所需求的华茶，竟占全俄对茶叶需求量的1/3左右，这对于一个有众多游牧民族的国家来说，华茶市场当十分可观。[49]
为西北地区社会开放和经济开发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左宗棠，在主持陕甘政务期间，曾经与俄国官吏索思诺福齐一起，在兰州商定有关在西北通商的事宜，当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将湖南等地的茶叶运往俄国。左宗棠当时的主要用意，一是为其家乡湖南的茶叶寻找出口的途径，二是为甘肃增加商税，以解决军政开支的压力。[50]可见在近代，茶叶仍然是我国向俄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茶税依然是甘肃地方政府筹集军政费用的基本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有人在评价左宗棠整顿甘肃茶务时说：“左氏之制实行以来，乃挽回咸同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60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也”。[51]
左宗棠对甘肃茶务的整顿，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豁免历年积欠、消除茶商顾虑。针对当时“积课过多，商情咸畏代偿前之额引，故皆裹足不前”的现状，左宗棠下令“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课”。[52]左宗棠的这一措施确实击中时弊，调动了茶商从事茶叶运输和贸易的积极性，因为茶销业变成有利可图且比较安全的生意，不少其他商人也转而经营茶叶贸易，使西北地区的民族茶叶贸易发展的比较快。二是组建新柜、恢复茶叶贸易规模。在茶销业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后，左宗棠一方面整顿原来的东西二柜，另一方面则又组织了新的茶柜――南柜。与东西柜不同的是，南柜茶商主要由左宗棠在湖南家乡的商人组成。南柜商人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茶叶贸易业务迅速发展起来。三是改引为票、严格税制。这是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的核心内容。在左宗棠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主要靠“茶引”购买茶叶，一引为80斤，茶商可以不拘数额，随意领取，有些商人领取的茶引多达百引之多。这样，茶引制显得比较混乱，缺乏严格管理，往往导致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左宗棠则改引为票，以票代引。按当时的规定是一票为50引，约合5，000斤。凡承领的商人至少得领一票，而且其必须在陕甘地区有房屋等不动产，承领者还必须是同行三家连环保结。官府向承领茶票的商人征收税银258两。税银是分两次征收，商人领取茶票时先缴纳100两，当茶叶运送到西北地区入库时再将其余税收一次交清。[53]具有茶票且将茶税交清的商人，政府允许其在西北地区自由从事茶叶贸易。四是鼓励商人对茶叶的运销、与外商竞争。自帝国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外国商人在各口岸行销茶叶比较普遍，这严重影响了本民族商人的活动。左宗棠通过与湖南政府协商，规定湖南官府对于领有甘肃茶票的茶商过境，只征收金2成，其余8成则由甘肃政府举行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抵消。这一措施一举两得，既激发了茶商运销茶叶的积极性，也解决了甘肃协饷多年拖欠的棘手问题。[54]经过左宗棠对茶务的整顿，使甘肃地区的茶销业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据记载，到清末民国初年，仅兰州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加至40余家，每年经销茶叶多达数百万斤。同时，所发茶票也在逐年增加。1882年（光绪八年）茶票只发出403张，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发出的茶票就增加到628张，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猛增加至1855张。[55]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仅新泰和、魁泰通等8家茶号就领取茶票达320张。计茶叶128万斤。其中新泰和一家就承领的茶票达82张，茶叶为32·8万斤。[56]原来由西柜的同号魁泰通，在与东柜茶号经营的10余年内，迅速发展起来，重新变成独立经营的茶号。南柜的乾益升、天泰等茶号，在“新疆颇负盛名”，到民国初年，居然是“天泰运的茯茶就畅销西北各地了”。[57]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左宗棠时期，内地所产茶叶还经过兰州运往新疆，最后销往俄国。在左宗棠督理陕甘政务期间，俄国人索思诺福齐等就曾经来到兰州，向左宗棠请求在西北通商。当时，双方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运销湖南、湖北所产的茶叶。1881年（光绪七年），清政府允许茶叶经过兰州、嘉峪关等地，将华茶运往俄国。1882～1907年（光绪八～三十三年），清政府先后与俄国订立了《伊犁条约》和《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于是，大量茶叶经兰州、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进入俄国。据记载，当时俄国所需求的华茶竟占全俄所需茶叶的三分之一左右。[58]对于地广人稀且游牧民族比较多的俄国来说，对华茶的需求量一定非常可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华茶的国际市场的销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正因为如此，有人评价说：“左氏之制施行以来，乃挽回咸同年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60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也”。[59]今天看来，这一评论是比较公允的。
近代西北地区的茶叶行销在一定时期内有所起色，但是已经与明清时的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不可同日而论。一是这一时期茶叶贸易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明清茶马互市系指茶叶与马匹的贸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往的色彩比较浓厚；近代西北地区则主要指内地生产的茶叶在在西北地区出售，虽然其中有以物易物的部分，但比较多的是商品买卖。二是二者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明清茶马互市固然有经济的因素在内，但政治的、民族的和边防的意义明显大于经济意义；近代西北茶销业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政府首先计较的是商税的获得，其政治意义要较前者逊色得多。三是二者持续的时间和涉及的范围不同：明清茶马互市基本上贯穿于这两个朝代，交易范围包括中原王朝与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近代西北地区茶销业则时断时续，无一定制，主要视当地统治者的认识而定，且茶叶行销从整体上讲也不及前者为广。四是近代西北地区尤其甘肃个新疆是当时国际尤其俄国华茶贸易的中转站，过境性贸易的色彩比较明显，而这是明清所不具备的。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茶销业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发展到衰落的过程。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茶销业的发展民国初期到国民党中国茶叶公司兰州分公司的成立为标志。由于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在这一时期对于地方的控制并不有力，只是通过地方政府来收取茶叶税收，其没有能力和精力控制茶销业本身。正是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对西北地区的茶销业无力控制，则有利于当地茶销业的发展。北洋政府曾经宣布，甘肃省的茶务依然按照清政府时左宗棠的旧章行事，茶票由省财政厅发放商人，在此基础上成立新柜，扩大西北地区茶销业业务。与以前不同的是，北洋政府对茶税进行了调整。当时具体调整的情况是：在左宗棠茶税的基础上加厘2成即银14·4两。1926年，适应当时币制改革，将茶叶税由银变为元计算，折算比价是1两银=1·4银元。如此计算，1茶票课税约=210银元。在领茶票时首先缴纳茶税140元，其余部分等商人将茶叶运送至兰州等政府规定的目的地后再缴纳。后来，免去额外的厘金，一律改为正税，以每一茶票收银72两计，仍然折算比价是1两银=1·4银元，一茶票折合银元约为100·8元。[60]
国民党统治时期，基本上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茶销业的征税办法，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所调整。1942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征收统税暂行章程》，将茶叶也列入被征收统税的品种之一。按规定，凡是纳交完税课的茶叶，允许在各地行销并不再征税。具体税收是，在国内外的茶销，一律按茶叶的价值征税15％。[61]这样，西北地区的茶销业由统制而变为民间自由贸易。随着国民政府对茶销业控制的放松乃至控制取消，茶商经营的积极性比较高涨。
民国时期运销到西北地区的茶叶主要有来自湖南、湖北、四川、云南、浙江以及陕西的茯茶、砖茶、松茶、人头茶、紫阳茶、香片茶、红茶、绿茶等等。其中尤以湖南茶所占份额最大。抗战时期，西北茶销业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仅兰州地区就有专门经销茶叶的商号60余家，[62]系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之一。从民国初年到1940年，兰州地区的茶票连续发行了11案，累计发行达18，760张。[63]不仅如此，而且每一案所发行的数量也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如1913年的第13案发行茶票506张，而1916年的第14案就已经达到1，400张，同比增长了近2倍；1937年则增加到2，300张，与1913年同比增加近4倍；1940年的第22案增加到4，000张，与1913年同比增加了近7倍。[64]据粗略统计，从左宗棠整顿茶务到1938年的64年间，仅经兰州地区运销的茶叶就达到约153，693斤，其中粗茶614，774斤。[65]
总之，近代西北地区的茶销业比较活跃，而其中的国际贸易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回光返照。
六、西北互市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在西北历史上和我国民族贸易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茶马互市，对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稳定与繁荣，对于发展民族商贸经济，巩固和加强边防，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而言，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作用和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了中央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联系
历代政府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视作内地同维吾尔、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商贸的重要场所，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西北地区的互市尤其茶马互市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因为“西北游牧诸部，咸视茶为第二之生命”。[66]西北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民族，因其生产的局限性以及食物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内地所产茶叶的迫切且数额巨大。同时，这里的少数民族所产马匹及其畜产品，也是内地所急需的。正由于此，少数民族很早就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为唐宋以来的统治者所遵循。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交流，在当时确实成了维系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物质基础。“唐宋以来，行茶易马法，用制羌戎”[67]的传统，被明清王朝自觉继承。历史事实表明，互通有无的茶马互市，加强了中原王朝同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茶马互市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活动，它远远超出了经济交往的范畴。
2、有效地巩固了祖国西北的边防
西北系祖国边陲，历来为民族角逐和兵家必争之地。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首先，历朝通过茶马互市这一途径，畅通了中原王朝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畅通了中原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我们这是从经济方面着眼的。《明经世文编》卷115则从消极方面谈了经验：以茶易马羁縻西北少数民族，“贤于数万甲兵矣”。这是明代统治阶级总结的历史经验。历史上这一方面的例子不少，就连发动对宋战争并接连取得胜利的西夏政权，最后也因边市贸易长期停滞，茶叶供应中断，不得不与宋朝议和，享用“岁贡”的茶叶。
其次，茶马互市增加了历代政府的马匹及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西北边防。西北战略地位重要，但这里的边防一直比较吃紧，而西北的军费开支又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茶马互市则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燃眉之急。从唐代开始，政府开始征收茶税，清代甘肃以“陈茶变价充饷”，国库茶叶成为当地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68]乾隆（1736～1795）时期，则“将甘州旧积之茶，在五镇俸饷内，银七茶三，按成搭放”。[69]内地茶叶成为这里军饷开支的一项基本来源。清初，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对于政府来说主要是获得实物，而这些实物一般直接用于西北地区的军事方面的开支。清代中期以后，形势为之一变，自“罢中马之制”后，这种互市已经带有民间正常民族贸易的性质，政府将征收的商税――银两，也同样主要用于军事开支。道光六年（1826）诏谕：“著北路商民专运售杂茶，并在古城设局抽税，即以所收银抵兰州茶商课……，至附茶仍由甘肃运销”。[70]可见，当时是将各茶司茶税集中于甘肃省城兰州，汇总后统一用于地方军军费开支。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是如此记载道光（1821～1850）朝甘肃当时茶务的：
引地是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兼及蒙古和西藏，销数是每年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带损耗十四斤。税课是每引每年纳正税三两，杂课四种一两四钱四分，每年统共十二万八千七百四十而两有余。
按当时洮州、河州、西宁3茶马司均已经被裁并，故文中所指甘肃茶引特指治所在兰州的甘司所经营的数额。清代在甘肃地区用兵比较频繁，筹措军费是清王朝在西北所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最后通过军屯与茶马互市等途径，有效地保证了清政府对西北的经营与对西北边防的巩固。历史上通过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以获取军马和筹集军饷，达到了“以强中国”之目的。[71]
3、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尽管西北地区茶马互市首先是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而设置的，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其在客观上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首先，茶马互市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为了取得内地生产的茶叶和其他产品，藏族、蒙古和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必须首先发展畜牧业，这对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曾经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其次，茶马互市有利于南方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西北茶马互市的发展，为历代盛产茶叶的南方地区的茶叶的销路开拓了广阔的市场前景，这有利于产茶区对茶叶生产的高度重视，推动南方茶叶种植业及其加工制造业的发展。
再次，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正常维持。西北历来是战事频繁的地区，军队给养是当地人民的一项非常沉重的负担。西北茶马互市的开展，使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得到数量可观的实物和货币，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税收用于西北驻军的正常开支，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了农民的负担，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北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外一方面，对于内地农耕民族来说，大量马匹及畜产品的获得，还有利于运输业及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最后一点是，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还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茶马互市本身就是一种民族间的商贸活动，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明末清初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下，商品经济在封建经济领域内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显得比较落后，商品经济明显冷落。茶马互市自清代“罢中马之制”始，民间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北茶马互市的基本内容，封建政府全力以赴地征收商品税――货币，这样茶马互市本身就具备商品贸易的性质。西北茶马互市规模大、时间长，它对于促进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低估的。
4、使古代丝绸之路重放异彩
闻名遐尔的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加强了我国内地民族同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把我国西北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成为我国联系欧亚非各国的纽带。随着海上运输的日益兴起，自宋代以来，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远不及以前活跃和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陆路丝绸之路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水上运输交易。清代在历史的基础上在甘肃等地发展茶叶贸易，使古代丝绸之路又重发光彩。清末明初，定期将内地所产茶叶集中在兰州，最运输到新疆等地。1881年（光绪七年），清政府准许以嘉峪关为通商据点，通过嘉峪关，将由兰州等地运来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输向俄国。如上面所言，当时俄国所需华茶就占了其所消费总量的1/3，华茶在游牧民族比较多的国家内的消费是非常可观的。值得一提的是，清末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侵入，鸦片等毒品及大量工业品潮水般地涌进，这严重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也阻碍了我国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量白银外流，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经济萧条不堪，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使如此，这时甘肃地区作为全国茶叶集散地之一，将相当一部分茶叶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运往俄国等地。这种茶叶贸易，不仅仅具备了国内互通有无的民族性贸易的性质，而且还具有平等的国际贸易的特点，这在当时全国是比较正常的国际贸易。
总之，历代尤其清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不仅对于我国内地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对于加强我国同中亚、西亚等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使得自宋代以来黯然失色的古代丝绸之路，又重新放射着昔日的光彩。在我国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重新畅通欧亚大陆桥的今天，对此进行认真的总结，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转贴于 [①]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课题“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互市为中心”的绪论部分。
[②]当然，这只是就西北地区而言的。至于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情况，因不再本文讨论范围在内，有时尽管有所涉及，一般不作专门论述。
[③] 《汉书·西域传》。
[④] 《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五年（605）条。
[⑤] 《通鉴》卷197。
[⑥] 《通鉴》卷180。
[⑦] 《策府元龟》卷168。
[⑧] 《旧唐书·回纥传》。
[⑨]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Ⅰ》第52页“茶马互市”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⑩] 《旧唐书·食货志》。
[11] 《新唐书·陆羽传》。
[12] 《通鉴》卷191
[13] 《全唐文》卷269。
[14] 《旧唐书·回纥传》。
[15] 《新唐书·陆羽传》。
[16] 《旧唐书·回纥传》。
[17] 《旧唐书·李珏传》。
[18] 《唐国史补》卷下。
[19] 《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
[20] 《宋史·赵开传》。
[21] 《宋史·兵志》。
[22] 《宋史·食货志》。
[23] 参见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第295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本节对该书多有参考，特此注明。
[24] 《甘肃通志稿·财赋》。
[25] 《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卷256。
[26] 《明经世文编》卷103。
[27] 《明史·食货志》。
[28] 《甘肃通志稿·财赋二》。
[29] 《明史·食货志》。
[30] 《明孝宗实录》卷194。
[31] 《明世宗实录》卷188。
[32] 《甘肃通志稿·财赋》。
[33] 《清史稿·食货志》。
[34] 《甘肃通志·茶马》。
[35] 《甘肃通志稿·茶马》。
[36] 道光《兰州府志》卷5。
[37] 《甘肃通志稿·财赋》。
[38] 《甘肃通志·茶马》。
[39] 道光《兰州府志》卷5。
[40] 《清史稿·食货志》。
[41] 参见杨重琦主编《兰州经济史》第183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2] 杨自舟等《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43] 《大清会典事例》卷524。
[44] 《甘肃通志稿·财赋》。
[45] 《清史稿·食货志》。
[46] 《清史稿·食货志》。
[47] 道光《兰州府志》卷5。
[48] 《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
[49] 《清史稿·食货志》。
[50]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189页。
[51] 《边政公论》1942年3卷11期《历代茶叶边易史略》。
[52] 《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53]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杨自舟《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论》。
[54]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杨自舟《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论》。
[55] 《甘肃新通志·建置志·茶法》。
[56]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
[57]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杨自舟《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论》。
[58]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59] 《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边政公论》1942年第三卷第11期。
[60] 《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边政公论》1942年第三卷第11期。
[61] 《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边政公论》1942年第三卷第11期。参见前揭《兰州经济史》第二编第四章“近代兰州的茶销业”。
[62] 《兰州市各种商店家数》（1943年4月调查），《甘肃贸易季刊》1943年第四期。
[63] 王世昌《甘肃茶销概况》，《甘肃贸易季刊》1944年第10、11期合刊。按该统计不包括1939年所发行的一次特票。
[64] 王世昌《甘肃茶销概况》，《甘肃贸易季刊》1944年第10、11期合刊。
[65] 王世昌《甘肃茶销概况》，《甘肃贸易季刊》1944年第10、11期合刊。
[66] 《清稗类钞·农商类·茶叶大黄之互市》。
[67] 《明史·食货志》。
[68]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12
(1)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的特点。
恩施的清江流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原生的饮食结构、饮食风味、食物储存烹饪方式等受到的外部影响较少。因此保存了丰富的原生态饮食文化。就饮食结构而言恩施少数民族以玉米、红薯、土豆、荞麦、小米、高粱等粗粮为主食。他们善于将粗粮制作成各式各样的点心，如将苞谷面发酵后，用桐树叶包裹蒸熟，制成带有浓郁桐叶味的“桐树粑粑”。善于熏制腊味食品，如用松柏枝加核桃壳、花生壳、桔子皮等柴草料进行烟熏烘烤出的“土家腊肉”，它色泽焦黄、肉质坚实、熏香浓郁、风味独特。就饮食风味而言恩施少数民族嗜食酸辣，在他们那里，几乎各种蔬菜都可制成酸菜，如酸青菜、酸萝卜、酸洋姜等，成品酸脆爽口。恩施少数民族常将辣椒做主料食用，而不是做调配料。他们习惯用鲜红辣椒为原料，切开半边去籽，配以糯米粉或苞谷粉，拌以食盐，入坛封存一段时间，即可随时食用，因配料不同称为“糯米酸辣子”或“苞谷酸辣子”在莱肴中大量使用辣椒、花椒和特有的山胡椒，使菜肴具备而是麻、辣、香兼备的独特的复合味。
(2)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的发展现状。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恩施市餐饮业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的转变，涌现出了帅巴人、汇食街、巴蔓子等一批综合性的特色餐馆酒楼，推出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菜肴，推出富硒茶酥、瓜汁葛粉冻、土家老腊肉等为主打的特色菜肴，深受消费者欢迎。
在恩施州烹饪协会的带领下，多次召开会议，研讨地方菜的制作；开展活动，推动地方民族特色菜点的发展。如2003年建州20年时，举办全州烹饪大赛；与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恩施“十大名吃”评选活动；两次组织参加湖北省烹饪大赛；2005年出版发行的《硒都佳肴》一书等。
不少在外的恩施人还将这些特色食品推向山外。具有土家特色的土掉渣烧饼打入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大中城市，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这些行动，不仅展示了恩施民族特色名菜名点。扩大了这些特色菜点的知名度，更是让大家相互之间有了交流，推动了这些名菜名点的发展。
(3)恩施民族特色饮食存在的不足。
虽然行业发展迅猛，但必须要看清的是，目前恩施市餐饮企业发展的软件投入和基础条件不足，成为制约企业水平提升的关键和重点。就目前现状来看，恩施市民族饮食业有资源优势却没有产业优势，小店面占多，真正上规模的骨干企业还是较少，散兵游勇形不成合力。而且这些多是传统经营，部分菜品制作过于陈旧，创新不够，不太符合当今的口味趋势，真正可以和国际接轨的更少。本土餐饮开发不够，品种单一，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恩施菜肴向外推介。
2 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经济开发的可行性
(1)民族饮食风味独特资源丰富。
恩施民族饮食以张关合渣、土家油茶汤等为代表。其中的土家油茶汤是恩施州土家族具有代表性的饮食文化现象之一，堪称中国茶文化一绝。1992年，“来凤县土家族油茶汤茶艺团”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中国首届茶文化节，博得“来风名茶传千里，土家油茶香九州”的赞誉。韩国代表团称赞土家族油茶汤“是中国茶文化一绝。”后来有关部门将土家族油茶汤提炼、整理成“四道茶”(即白鹤茶、泡儿茶、油茶汤、鸡蛋茶)、油茶道表演等形式，使之成为一种规范化的程式茶道。在2005年中国茶叶协会主办的中国富硒茶文化节上，幽雅卓绝的“四道茶”茶道茶艺表演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使得油茶汤这一土家茶文化精髓得以发扬光大。
(2)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底蕴。
鄂西地区是我国早期人类发祥地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鄂西人民依据清江流域富饶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习俗。同时，由于这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使得这里保存了丰富的原生态饮食文化，具有很大的研究及开发利用的价值。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的深度开发可将这种原生态独特的文化底蕴渗透其中，赋予其文化特色。使客人在饮食上获得一种人文深度体验，感到自己饮食层次的上升。
(3)良好的机遇和巨大的潜力。
随着宜万铁路、沪蓉西高速公路等重点工程顺利推进，恩施正迎来新一轮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作为承中启西的交接地带，恩施还能享受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双重政策优惠，
将极大的刺激恩施的经济发展，各项基础设施的进一步便利，各种客观条件的进一步完善，大大地改善恩施进出的条件，使我们看到了恩施更为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保证当地人民日常服务的同时，拓展服务范围。通过与文化，旅游，农副等各个产业的密切联系，实时推出一系列富含民族特色的产品，进一步推进恩施经济的发展。
3 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经济开发的策略
(1)利用品牌战略培育龙头企业。
在现有恩施市餐饮市场的基础上，培育扶植恩施市名牌，挖掘、恢复、振兴恩施市餐饮老字号。特色餐饮。一定要符合当前流行趋势，让本地人倍感亲切，让外地人尝到新鲜，其原材料、加工技艺及色、形、味都要具有独特性，而这些特性在不同时期，根据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还要不断进行移植和提升。才能够真正适应市场的需要。有关部门应该因势利导予以足够重视，有效地组织、指导、帮助当地和有关业主进一步加强研究整理。创新开发，做好品牌打造和推介工作，使品牌特色更加突出，品质更加稳定，影响更加扩大，将其培植成恩施州叫得响亮的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并组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活动来加快对传统特色饮食的挖掘，整理，保护，创新，形成老菜新做，赋予民族饮食更多的时代韵味。
(2)提高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
少数民族的茶文化篇13
唐宋时期
一、引言
互市，是我国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交往与沟通形式。互市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如“边境互市”、“合市”、“和市”、“榷场”、“榷场贸易”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互市主要包括绢马贸易或茶马贸易等内容，其内容变化主要取决于特定时期贸易双方的需求。互市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内地与边疆生产结构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分工。互市出现的时间比较早，而茶马互市则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维系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茶马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性贸易形式，系一种互补性经济，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茶马互市曾经对繁荣农牧业经济，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促进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禁榷的性质，一度曾由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并完全由政府垄断；即使商人从事经营，也必须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
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主要发展于我国西北地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原因。我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这里亦农亦牧，农牧相间，民族经济的交往是当地民族须臾不可或离之事，正如史书上所言，西北地区是“华戎所交”之地，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北地区又往往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或者说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分界线，不同类型的经济互补是这里自始至终存在的一个特色。至迟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丝绸之路便贯穿于西北地区全境，民族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经济交往已经初具规模。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①]，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历史上人们的共识。由此可见，古代西北在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代的互市重点均在西北境内，茶马互市亦不例外是不难理解的史实。
西北地区包括茶马互市在内的民族贸易具有持续时间长久、分布范围广、内容丰富等特点，它除了民族间的互通有无的商贸含义外，还具有的、军事的、国防的意义在内；除了境内民族间的互通有无外，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还与境外民族发生着商贸活动，系一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形式。下面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只是将西北地区唐宋时期互市的主要形式之一的茶马互市的基本情况和演变及不同特点作一简要概括，敬请方家赐教。
二、唐代西北地区的民族互市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加强和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一体化关系的逐步确立，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唐代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隋代在周边民族中是以“圣人可汗”[②]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而唐太宗时期更以“天可汗”[③]的地位受到各族的拥戴。再加上当时国力强盛、文化活跃、百姓生活水平比较高，各民族之间的往来比较频繁，主客观形势要求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而在绢马贸易和贡赐贸易基础上出现的茶马贸易，也开始在唐代中后期出现，唐代民族互市的内容进一步丰富。
唐代互市的基本内容是丝绢贸易和茶马贸易。实际上，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贸易的转型时期，即贡赐贸易与互市同时并存的重要时期。贡赐贸易作为民族贸易史上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唐代西北民族贸易中仍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安史之乱前，西域前来唐朝的朝贡多达170余次。即是如此，当时的互通有无的互市已经发展起来。
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唐代的社会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国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中唐代实行了历史上少有的比较务实、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是唐代经济繁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今天的角度看，唐代当时实行比较开明、务实的民族政策，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来说，无非是想扩大统治阶级消费品及奢侈品的来源，提高政治力，因此难免具有粉饰、做作的成分在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唐代的民族政策，在客观上达到了鼓励少数民族商人来内地从事交易的社会效果，也为吸收外来资金和商品、提高内地商品的影响力，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大量少数民族商人的接踵而至，使得唐代内地的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起来。包括互市在内的唐代的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唐代国势强盛的基本条件之一[④]。唐代最高决策者的“胡越一家”[⑤]的意识，开创了唐代民族贸易的新局面。
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⑥]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⑦]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在唐代茶马互市出现之前，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有关茶叶的记载比较早，而茶叶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唐代或准确说是中唐以后的事。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713－756年）之间，稍稍有之，至德大历（756－779年）遂多，建中（780－783年）以后盛矣。[⑧]
据《封氏闻见记》载：唐代除南方盛产茶叶并普及饮茶外，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茶和饮茶。不仅如此，当时饮茶已经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的程度，唐代就有“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的例子。[⑨]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撰写经典著作《茶经》而标志着出现了茶学；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开始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⑩]唐代我国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饮茶之风更加盛行，饮茶习俗已经从南方地区扩大到广大北方地区，甚至连周边少数民族也以饮茶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唐代茶叶专家陆羽撰写的不朽著作《茶经》，不仅仅在内地广为流传，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11]。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请求和市，百废待兴的唐王朝下令批准了这一要求。唐朝同意在承风戍（今青海省贵德境内）互市。唐朝曾经派遣使者李远等人出使吐谷浑，“与敦和好”。有的学者指出，这次吐谷浑与唐朝的互市，实际上首先是由唐朝主动提出的，与其说是吐谷浑请求互市，不如说是唐朝主动要求互市，[12]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唐王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另外对战马和畜力的迫切需求，以及缓和与强大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唐朝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市”，在较短时期内就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13]我们今天已经难能确定当时双方用何物进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内地所产的丝织品和茶叶是唐王朝用于互市的基本内容，而牲畜则是少数民族用于互市的主要商品。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年间，长安政府曾经“发使及典缣等，大赉缯锦，将于石国和市犬马”[14]。这里已经明显地具有官方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互市的性质，而不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贡赐贸易。当时互市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愿望和要求，少数民族方面同样也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如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突厥突骑施可汗苏禄，就曾经派遣牙官送马1，000匹到安西互市。[15]虽然因具体环节出而没有成功，但却反映各族之间要求互市的强烈要求。
唐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已经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比较深度的认识，清楚这是和平年代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年）所指出的：“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16]实际上，按唐玄宗所言，当时已经认识到民族互市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即是如此，唐代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贸易――诸如绢马贸易――只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使中央王朝的财政负担接受，如果出现逆差，则必然会成为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就对与突厥之间的绢马逆差表示不满和担忧：
往者先（毗伽）可汗在日，每年纳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缘儿初立可汗，朕又结为父子，恩义相及，不可却回，所以总留，计物五十万匹，兼属国家大礼，并放天下租调，用度无穷，非特和市，缘此马价，通容稍迟，处罗达干未还，不是故为留滞，念悉此意，当复宽心。今见续续市易，不久望了，即当发遣，回日非赊，在此还如当家，去住亦何异也。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使交易，发遣易为，事须长久，不是限隔。[17]
按唐玄宗的看法，当时唐朝与突厥的绢马贸易中以年3，000－4，000匹马数为宜，如果年交易额达14，000匹马，则须花费绢帛达50万匹，这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唐王朝正常的承受能力。当然，我们也能从唐玄宗的这到敕书中看出，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与突厥的绢马贸易是相当活跃的。
安史之乱后，唐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中民族方面的变化尤其显得比较突出。经过长期的争战，突厥的势力受到了致命的影响，其影响明显减弱。相对而言，吐蕃和回鹘的势力却有了发展。这样，唐代与吐蕃、回鹘的互市相应有了长足进步。相对而言，唐代在与吐蕃和回鹘的贸易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这就是唐与吐蕃的贸易是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同时进行，但以民间贸易为主；唐和回鹘贸易是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相得益彰，而以官方贸易为主。回鹘虽然系游牧民族但具有经商的传统，其一再要求与唐朝进行互市，互市内容是以自己生产的马匹换取唐朝的绢帛，当时绢马贸易的比价是：“马一匹易绢四十匹”。马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对于这种高于市场价格的马价，在当时是唐和回鹘之间的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价，唐朝方面没有进行单独调整的权利。马绢比价为1：40，严重背离了商品的价值。这其中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长达7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陷入了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局面，骁勇剽悍的回鹘曾经应邀出兵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在收拾残局过程中建立了功勋；后来吐蕃曾经占领西北广大地区并且一度占领了唐朝国都长安，同样回鹘具有为朝廷解围的功劳。因此，唐朝与回鹘的互市，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具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因素在内。正因为如此，唐王朝对于回鹘来说是有求必应，即为了满足回鹘提出的互市要求，不得不按照高比例的马价从事不合理的绢马贸易，“回鹘马”成为唐代后期捉襟见肘的财政上的又一大沉重负担，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成为困惑唐朝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唐德宗曾经以帛10万匹、金银10万两偿还回纥马价；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中央政府支付回纥马价绢达20万匹；太和三年（829年）正月，唐朝又支付回纥马价绢23万匹。[18]史称回纥“岁送马十万匹，（唐）酬以缣帛百余万匹”，使唐朝“财力屈竭，岁负马价”。[19]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唐与回鹘绢马贸易的意义，而这种贸易的实际意义已经超出了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回鹘之间的互通有无的经济意义，因为人人皆知的事实是，自丝绸之路畅通以来，丝织品历来是中西民族贸易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在唐与回鹘所进行的数额巨大的绢马贸易中，回鹘所获得的绢帛，除了本民族自己消费外，还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出售至中亚以西的国家和地区，赚取巨额利润。[20]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民族经济贸易，或者说回鹘民族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扮演了中外国际贸易的中转的角色，广大了唐代的对外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书记载茶马互市正是始于唐与回鹘的交往。唐朝盛行饮茶之风，此风也逐渐向回鹘民族蔓延，回鹘“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21]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22]尽管如此，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互市中茶马交易并不普遍，茶叶还只是少数民族上层享受的高级奢侈品，普通牧马一般无缘享受茶叶，饮茶之风还没有在游牧民族普遍形成，所以才有“往年回鹘（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23]的记载。可见，当时唐代的茶马互市还是零星的、小规模的，并没有引起统治阶级的特别关注，相对而言，绢马贸易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唐代中后期割据政权林立，战无宁日，唐王朝为了平定各路叛乱，亟需马匹。这样，朝廷便主动利用茶叶与回鹘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当唐朝使臣又与回鹘使者在交界处商谈有关茶马互市事宜时，唐朝表达了需要马匹的意向，而回鹘使者则表示不想直接用马匹换取茶叶，而愿意拿1，000匹良马交换一部由陆羽撰写的《茶经》。这时陆羽早已作古，《茶经》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索马刻不容缓，唐朝有关部门只好任命使臣千方百计地寻查此书。就在举朝急不可待时，诗人皮日休献出了一个《茶经》手抄本，总算换取了回鹘的马匹，解决了唐朝需要马匹的燃眉之急。从此，《茶经》便在今西北地区广为流传。这一故事说明，唐代后期茶叶在回鹘牧区开始比较流行，人们的饮茶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品茶质量明显提高，回鹘对于中原地区茶叶论著的信息也相当清楚，其不仅仅只是需要茶叶，而且对于茶叶的产地、质量、生产、加工、饮用等方面的信息也非常关注，回鹘对于茶叶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甚至说回鹘等民族在这一方面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同步也不过分。
另外，唐代与党项族进行的互市也是当时的民族贸易的内容之一。《新唐书》卷114《崔融传附崔从传》记载，9世纪初“党项互市羊马，类先遣帅守，（崔）从独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盗境”。这条材料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由唐代政府主持的在周边地区的互市，往往派遣军队维持秩序，以保证互市的顺利进行；而开明官吏采取优惠措施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则被作为一种惠政受到褒奖。
唐代人对于茶叶“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24]茶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5]也正是在这种饮茶风尚的影响下，逐渐由内地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蔓延，[26]而吐蕃民族就是一个受内地茶叶影响颇大的民族之一。开元（713～741年）年间吐蕃与唐在赤岭、陇州等处互市，双方的交换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唐代中后期，吐蕃上层已经非常盛行茶叶，他们对于茶叶的了解非常全面。据记载，唐德宗建中（780—783年）年间，朝廷遣使至吐蕃：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雇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滬湖者。”[27]
从这条材料中可以看出，烹茶至少当时已经在吐蕃上层社会中相当流行，吐蕃赞普对茶叶的知识非常丰富，已经能够说出茶叶的具体产地，而且他所具备的茶叶已包括了内地茶叶的主要产地。另外，这一条史料也说明，流入吐蕃的茶叶，首先不是通过官方互市或贡赐，而主要是通过民间这一途径。茶叶在吐蕃地区的流行，除了其具备解渴祛乏的基本功效外，还与吐蕃当地盛行佛教有关，这是因为佛教徒坐禅者需要饮茶驱困。随着吐蕃饮茶之风的盛行，其对于茶具的需求也就日益迫切。据《汉藏史集》记载，吐蕃赤都松赞普为了获得饮茶的器具，曾经专门派使者向唐朝请求赐与茶碗等。皇帝没有直接满足赞普的要求，而是派遣一位工匠前去吐蕃。这位能工巧匠到达吐蕃后，用赞普从内库所取的陶土等原料，制造出了就连内地也罕见的茶碗，这种碗具有口宽、质薄、足短，光滑精细，有蓝色光泽等特点。第一口碗上绘有吐蕃关于茶叶来源的传说，其他碗则绘有各种动物图案。赞普对唐代工匠制造出来的茶碗非常满意，亲自给茶碗起了名字。[28]这是唐与吐蕃文化交流方面的一段佳话。据传说，文成公主对吐蕃饮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内地首批茶叶是随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地区的。唐代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看来其中包括在吐蕃地区流行饮茶之风在内。[29]
唐代西北民族地区对于马、牛、羊、骆驼等牲畜以及家禽乳汁的提炼加工，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在丰富当地民族生活的同时，对于农耕民族也有一定的，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北民族贸易的。唐代用牛乳或羊乳加工而成的“酥油”，将马、牛、羊和骆驼乳汁提炼而成的“酪”，由牛乳炼制而成、以脂肪为主为主的食品“醍醐”，将家禽、牲畜乳汁加工为被称为“乳腐”的乳饼，以及由奶酪发酵而成类似今日酸奶的“浆水”等。[30]有的少数民族还创造性地生产出“马乳发酵的乳酒”。[31]乳制品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不但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内地也逐渐流行起来，深受人们的普遍欢迎。少数民族地区乳汁加工技术的提高，对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意义重大。尤其一提的是，乳汁加工品尤其加工技术传入内地后，对于丰富内地的食品内容 ，改善食物结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乳制品加工技术的引进，还对于促进内地牲畜和家禽食品深加工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应该将此看作当时民族贸易交往的一个额外收获，这也加深了我们对于民族交往往往是双向而非单向的理解。
实际上，唐朝与吐蕃的互市并非均是吐蕃首先提出的，这种在上、上的互惠互利，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主动的。据汉记载，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至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的209年间，吐蕃入唐朝的使团达百余次之多，而唐朝入吐蕃的使团也有52次，平均16个月唐和吐蕃之间就有一次使团往来，有的年份往来使团多达4次之多。尽管每次的主要任务包括和亲、告哀、修好、吊祭、会盟、封赠、朝贡等等，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具有购买货物的内容，[32]互市是其中的基本内容之一。正因为如此，唐代人在判文中就有吐蕃和市的内容。[33]当时唐朝和吐蕃之间“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34]，正是两者之间贸易往来的真实写照。
上面所讨论的，主要是指见于记载的由政府进行或主持的民族贸易，实际上，当时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尽管受到官府的限制，依然存在，甚至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地区是民族贸易的主流。我们知道，唐代一开始就对广大居民在周边民族地区的商贸等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其限制已经超过了单纯商贸的范畴，具有政治控制的因素在内。唐代建立伊始，就对居民在西北民族地区的活动进行硬性规定，其中包括唐代明文规定，凡是通过周边民族地区关卡者，须持有当地政府发放的通行证――“过所”，方可“度关”。对申请过所的度关者要求必须提供如下具体的材料：性别、年龄、居住地、家庭状况、度关理由、度关时间、保人姓名等内容。度关超过一个月时，只有及时申请更换由政府发放的“行牒”才有效，否则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35]
实际上这并非只是唐代前期北方边境局势紧张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终唐之世的基本国策。即使在唐玄宗开元盛世，这种限制也没有解除。我们从有关出土的文书中得知，当时凡是唐境内的居民，若要经过边境从事贸易或从事边境贸易活动时，只是对其手持的过所严加勘验，方可放行[36]。唐代在对民族贸易互市中对内地商人进行严格控制的基本国策下，商人与周边少数民族商人之间的正常的商品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当时规定若干商品属于严格控制的范畴，如规定金银铜铁不许随便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易，就连纺织品中的绫织品也在限制范围之内：绫织品“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违法者不仅仅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还要追查当地官吏的连带责任。唐律规定，“共化外蕃人私相贸易”者，“一尺徒二年半，三匹加一等，十五匹加役流”，[37]处罚是非常严厉的。这样，公开或正常的民间民族互市受到限制，而各种走私活动则显得十分活跃，民间民族贸易自始至终存在，构成了当时边贸互市的基本内容。其中唐玄宗时期安禄山管辖之下的何明远就是典型的一例。史书记载开元（713—741年）时期何明远的情况是：
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惑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38]
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的记载在唐代文献中比较少见，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何明远有如此多的绫机，是特指他在定州三驿附近组织500绫机户，而他是以包买商的身份出现的。而何明远将数量巨大的绫专门与少数民族商人进行交易，这样何明远因生产有保证、销路有着落而“大富”。何明远公然将高级丝织品向周边少数民族商人进行特供，以获取巨额利润，尤其何明远身为政府“三驿”主持，为什么居然置中央政府的明文法律于不顾呢？
原来安禄山在唐玄宗天宝（742—756年）初年任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后，恩宠有加，“刑赏在己”，为了做好公然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准备，他除了厉兵秣马外，还采取各种措施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其中途经之一就是与周边少数民族商人直接进行贸易。史称安禄山不顾中央政府法令的限制，“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商至”，“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39]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与少数民族商人进行以高级丝织品为主要内容的互市，在安禄山的统治区辖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这正是何明远“专以袭胡为业”的特殊背景。“专以袭胡为业”就是将绫这种高级丝织品专门用来与“胡商”交易；而何明远作为要道“三驿”的主持者，无疑又是与少数民族商人直接从事交易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定州正好在安禄山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里，唐代中央政府关于限制与少数民族商人直接从事贸易的法令不能奏效，何明远“专以袭胡为业”不仅不会受到限制，相反还会得到鼓励。或者说何明远正是在安禄山“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的环境下，通过“专以袭胡”来使自己“赀财巨万”的，这是安禄山积累经济实力的主要途经之一。何明远作为“主官中三驿”的带有军人色彩的地方官吏，又是“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的作坊主。何明远之所以家资实力雄厚，主要是靠控制了数量可观的绫机，而其产品又向少数民族商人对口销售，正是这种商品的产销对路，才保证了其有厚利可图。同时，何明远的大型手作坊能够得到正常维持，除了上述的产销对路的因素外，还要一个绝对不可忽略的有利条件是，他主持“三驿”实际上意味着由他垄断了交通要道以及与少数民族商人进行贸易的特许权。“惑不从戎”，即不再主持三驿后，便失去了与少数民族商人直接开展互市的有利条件，立“即家贫破”；一旦重操旧业主持三驿后，“即复盛”。
从上面对何明远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何明远作为家有绫机500张的大型作坊的作坊主，是在安禄山控制河北地区时鼓励与“胡商”直接进行贸易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是藩镇割据势力对工商业利润追求的直接结果。这是一个私营手工业作坊与官吏结合的典型例子，是在藩镇势力膨胀下鼓励当地商人与少数民族直接交易条件下的一个特例，并不反映唐代民间民族贸易的正常水平。不过，安禄山统治下何明远与少数民族商人从事大规模的边贸互市，足以说明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自始至终都存在。
五代时期，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依然存在，农耕民族以所生产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品换取畜牧民族所生产的畜牧产品的情况比较普遍。如唐代安史之乱后逐渐强大起来的党项族，其所生产的“党项马”在全国范围内非常有名，五代时期党项族主要以自己生产的马匹换取农耕民族生产的茶叶、粮食和各种手工业品。据专家表明，党项诸部，包括河西地区的党项均争先恐后前来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用牛马等进行民族贸易，一年之内的马匹交易高达5，000匹。[40]这种情况在五代时期比较普遍，绝非个别现象。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对于马匹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在战时经济形势下官营牧场遭受到严重创伤，茶马互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各政权不得不更弦易辙，采取一系列措施从民间征集马匹。如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十月，颁布《夺马令》，规定“冒禁者罪之”，[41]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如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为了做好攻打蜀地的准备，“诏下河南、河北诸州和市战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坐罪”。[42]通过政府行为和市战马，作为国家马匹的基本来源，而绝不允许私人染指其中。总之，“发使于诸道州府，括取公私之马”，[43]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普遍现象，而非个别例子。再如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十月，敕“沿边藩镇，或有蕃部卖马，可择其良壮者，给券具数以闻”；[44]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九月，诏“天下州府，和买战马”，[45]如此记载，不一而足。对于当时和市马匹，政府一般都比较重视，甚至往往由政府直接从事经营。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对于直接参与和市程度的提高，同时也说明和市受到战争影响，不论从规模和市交易额方面，还是和市的频率上，已经难能与隋唐时期相提并论。
总之，五代时期西北地区因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使这里的民族贸易出现了与秦汉、魏晋和隋唐时期民族贸易不同的类型，同时，我们还是不可否认当时民间民族贸易的活跃性，并且成为当时民族贸易的主体，而官府控制的互市则要显得比较逊色。
三、宋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
宋辽夏金元时期，西北相当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这与以前处于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情形大不相同。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由官府直接主持或经营的贡赐贸易、榷卖以及和民间民族贸易均有比较大的。与历史上略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互市在史书上称作“和市”、“榷场”等。因榷场由国家垄断，故亦称之为“官市”，是由宋和西夏双方政府在边境指定地点特设的民族贸易机构，其有专门的官吏主持和监督，交换各自所需求的大宗商品；和市是非官方垄断性的民族贸易场所。[46]总之，榷场与和市二者之间只有性质上的区别而无规模上的差异。
在宋辽金元时期，贡赐贸易是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及中亚、西亚等地的国家或政权与宋朝所保持的重要的贸易活动。当时宋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贸易往来，并没有因为政治分裂和军事对峙而受到多大影响，相互间不论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岁月，均通过各种途经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如西夏在赵德明时，每年“遣人至京师货易，出入民间如家”；[47]西夏“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48]赵德明之后，贸易往来不减，西夏“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之利”。[49]“牛、马、驼、羊之产”和“金、银、缯、帛之货”之间的交易，正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经济的互补与相互依赖。有的学者根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及《玉海》、《山堂考索》、《文献考考》等书的资料统计，从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的158年间，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酋长、政权和西亚、南亚国家或政权经过河陇向北宋的朝贡超过230次。其中89次是瓜、沙曹氏政权、甘州回鹘、西凉六谷族政权、秦州回鹘政权的进贡。其余主要是居住在今青海地区的吐蕃、唃厮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的党项，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的西州回鹘、于阗、龟兹、高昌及帕米尔以西国家或政权对北宋王朝的朝贡。在各族或政权进贡品中，包括马匹、骆驼、羊以及牦牛尾、貂鼠、沙狐皮等牲畜和珍贵畜产品；有胡锦、白迭、花芯布、茸褐、驼褐、三雅褐、棋子褐等棉毛织品；包括美玉、珍珠、琉璃器皿、琥珀、珊瑚、翡翠、象牙、水银、玉鞍辔、勒马等奢侈品和装饰品；含有麝香、牛黄、阿魏、黄矾、乳香、木香、安息香等香料；包括玉佛、梵夹、菩提、佛骨、舍利等宗教品；有镔铁剑、甲、弓箭、宝马等兵器。其中最普遍、规模最大同时也最受宋廷欢迎的是良马。[50]有的时候在榷场购买的良马多达2，000匹之多，羊则以万计。[51]如乾德三年（965年），甘州回鹘进贡马匹1，000匹、骆驼500峰；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十一月，河西军左厢副使来朝时进贡马匹多达2，000匹。
与历史上的贡赐贸易的情况差不多，宋廷要给进贡者高额回赐，一般回赐的标准，主要参照所进贡马匹等物品的数量和价值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疏密情况而定，但是回赐物往往超过所进贡品的实际价值。宋廷的回赐品一般包括少数民族所缺少且迫切需要的茶叶、纺织品及其他手工业品等。按宋代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外蕃入贡人所过州县，于法得与官私交易”。[52]为了控制直接到京师进贡的人数，宋廷对进贡人数有所限制，超出规定的进贡人数部分，则允许在停留地熙（今甘肃临洮）、秦（今甘肃天水）等地的市场上贸易。如《宋会要辑稿》“藩夷”七之三五记载，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宋廷诏令熙河路经略司指挥熙州：
------自今于阗国入贡唯赏国王表及方物，听赴阙，毋过五十人，驴马头口准此，余勿解发，止令熙州、秦州安泊差人主管买卖。
对此，北宋中央政府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区别对待，如归顺宋廷又能对党项政权起牵制作用的唃厮啰首领董毡等，一般不受进贡人数和物品数量的限制，享受优惠待遇。宋代西北民族的进贡比较活跃，河陇、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及葱岭以西的政权向宋廷进贡者可谓接踵而至，曾无虚岁，史称“朝贡不绝”[53]。这些少数民族或政权的商人、使者，往往用宋廷所赏赐的钱币，采购所需要的茶叶、纺织品及其他手工业品后，再返回原地；有的则长年累月在宋朝统治区域内从事各种贸易活动，有的“家秦、陇间”，在西北地区定居。[54]这对于民族间互通有无和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宋代的贡赐贸易也不仅仅是单向的，在特殊情况下也出现宋廷向地方民族政权的进贡，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议和条件包括宋廷每年向西夏贡茶叶30，000斤。同时宋廷也向金进贡各类物品。除此之外，榷场贸易在当时比较活跃。[55]这些例子说明茶叶在当时的民族斗争和交往中，不仅仅起着经济方面的作用，还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实际上，宋代不仅仅只是少数民族前来进行交易，中央王朝也多次派遣人前去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购，因此当时的西北民族贸易的商品流向是双向的。如《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十五如此记载：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权知西凉州左厢押蕃落副使折逋阿喻丹来贡。先是，殿直丁惟清往凉州（治所今甘肃武威市）市马。惟清至而境大丰稔，因为其所留。灵州（治所今宁夏灵武西南）命蕃落军使催仁遇往迎惟清。
宋代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茶叶产量增长幅度比较大，据专家估计年产量在5，300万斤以上，若按当时宋朝境内的人口数量及人均年0.5斤的茶叶消费量，其所生产茶叶的50％以上，即约2，000～3，000万斤茶叶可用来外销，以供周边少数民族的需求。所以，宋代茶叶生产的发展能够基本满足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的增长，这为宋代茶马互市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茶马互市迅猛发展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绢马贸易给历朝政府曾经造成过沉重的财政压力，为了减轻这一负担，宋王朝非常乐意以茶代绢而从事民族贸易。因为当时的条件和生产能力，纺织品生产的总量有限，而茶叶生产的潜力却比较大。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经过唐代数百年的普及历史，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茶叶的消食、解乏和弥补蔬菜之不足的功效，饮茶成为习惯而且有了一定程度的茶依赖，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尤其西北少数民族以奶酪、肉类为基本食物结构，其对茶叶需求的迫切性已经超过了其对绢帛的需求。当然，宋代茶马互市兴起之后，并非意味着只有单一的茶马贸易，其中还包括绢帛、铁器和其他手工业品在内。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族贸易的内容更加丰富，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早在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西夏在灵州（治所今宁夏灵武西南）、夏州（治所今陕西靖边）党项人屯聚的赤沙州、骆驼口等地设置民族贸易榷场。景德四年（1007年）七月，应西夏赵德明的要求，宋廷批准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庆历六年（1046年）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的高平砦设置榷场，用纺织品及其他手工业品换取西夏的马、牛、羊、骆驼等牲畜及其畜产品以及高级奢侈品。另外在与西夏的交界处，还有一定数量的规模比较小的“初市”。“初市”也是得到宋朝认可的合法民族贸易市场。按规定当时官府在榷场具有优先权，只有当官府购买后才允许民间选购。当时宋夏榷场往往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正如文彦博指出的：
……自来蕃、汉客旅博易往还之处，相度设立和市，须至两界首开置市场，差官监辖蕃汉客旅，除违禁物色外，令取便交相转易，官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界自收蕃客税利。[56]
除了宋夏双方规定的违禁商品外，其他商品也均可在榷场内进行交易。据记载，宋代主要用缯帛、罗绮等纺织品获取西夏的马、牛、羊、骆驼等牲畜以及玉、毡毯、甘草等；以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商品换取西夏的蜜蜡、麝脐、毛褐、源羚角、柴胡、红花、翎毛等，首先保证官府对所需商品的购买优先权，其余部分允许民间自由买卖。[57]对于西夏来说，榷场中尽管可以购买到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最受欢迎的商品莫过于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的生活必需品茶叶。宋人田况就曾透露了这一信息：
……臣在延州见王正伦伴送元昊使人，缘路巧意钩索贼情，乃云：“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今既许于保安、镇戎军置榷场，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彼若岁得二十余万斤，则榷场更无以博易”。[58]
这一方面说明茶叶成为各民族生活必需品，具有非常强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民族地区的茶叶来源地是距离比较远的中原地区，在榷场内从事茶叶转手倒卖，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而这对于商人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榷场内有宋夏各自的税吏，他们之间的分工非常明确：宋朝的税吏负责征收本国交易者的税，而西夏商人的税，则由西夏官员自己征收。这种互惠互利的做法，是根据各自政权的税收政策进行征收税，使得各自商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可称为民族交易中比较成功的范例。但是，当时这种互市往往受到政治、军事、民族和经济等形势变化的影响，时断时续，无一定制。如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建夏国以后，宋廷决定中断与西夏互市，到庆历四年（1044年）十二月宋夏议和后，在元昊的请求下，才重新开放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榷场。但是，到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因为西夏人与宋人在耕地方面发生了冲突，宋廷下诏禁止陕西4路与西夏进行民族贸易。[59]直到宋神宗即位以后，宋朝与西夏之间的榷场才又恢复正常。自元昊叛宋、宋夏开战以来，北宋从西夏购买的马匹数量锐减：“陕西、河东岁市马一万二百匹，能补京畿塞下之阙，自用兵数年，所市马比常岁特三之一”。[60]即使减少了2/3左右，北宋向西夏购买的马匹数量也达10，200匹，其数量仍然比较可观。正因为茶马贸易在当时对于民族双方来说，均是有利可图的事，因此即使受到官府的限制也照常进行，甚至三令五申也无济于事。熙宁二年（1069年）文延博《乞禁止汉人与西人私相交易》一文，颇具代表性，不妨引文略如下：
……检会累降指挥沿边诸路经略安抚使，严切禁止汉人与西界私相交易博买，非不丁（叮）宁（咛）。近访闻诸路沿边，因循习俗，不切禁止。常有番汉私相交易，盖缘官司不遵守条贯，明行赏罚，是致全无畏避，及无人发摘告陈。[61]
西夏在元昊时曾经向宋沿边地区大肆发动进攻，迫使宋廷于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与西夏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宋廷每年向西夏赐绢130，000匹、银50，000两、茶20，000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10，000两、绢10，000匹、茶5，000斤；贺正贡献回赐银5，000两、绢5，000匹、茶5，000斤；仲冬赐时服银5，000两、绢5，000匹；赐元昊生日礼物银器2，000两、丝织品3，000匹。如此不平等的条约，获得巨大经济实惠的是西夏，即是如此，当时的这种不平等条约，还是打着贡赐的旗号，我们由此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党项游牧民族对于中原物品的迫切需求，以及贡赐贸易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方面的意义。
马市是宋朝在与西北民族贸易过程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宋朝除了通过设监牧养马匹和接收进贡马匹之外，还在西北地区的秦、渭、泾、环、庆、原、阶、文、熙、河等地设立马市或买马场，用货币和纺织品、粮食、茶叶、食盐及手工业品换取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的马匹。当时一般的马市或买马场每年确定具体的买马数目。宋初每年购买马数是5，000余匹，到天圣（1023～1032年）年间，每年增加至34，900匹左右，即使在南宋初期，每年买马指标也在20，000匹左右。[62]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仅宕昌监一处就“年额买马几近万匹”[63]。既然当时买马指标比较确定，所以每年用于购买马匹的费用也相应比较固定。据记载，至和二年（1055年），宋廷令陕西转运司以100，000两银在秦州市马，并且“岁以为常”。[64]西北一地市马数量可达近万匹，秦州一地的购马款多达100，000两，如果再加上河陇地区马市每年买马所支出的茶、绢、铜币、盐钞和度牒等，其折价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西北地区马市之活跃因此可见一斑。[65] 相对而言，宋代的茶马互市较唐代更加严密，为了控制茶马贸易，宋朝设置有专门的机构即茶马司，设职官都大提举执掌其事。[66]实际上，宋初茶马贸易机构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开始时设有买茶司、买马司两个机构。据《宋史·职官志》、《通考·职官》等文献记载，熙宁七年（1074年）收复熙河后，按照经略使王韶的建议，“西人颇以善马至边，请趣买茶司买之”。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买茶司。买马司最早见于《宋会要辑稿·职官》：
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二十五日，熙河经略使王韶言：奉诏募买马，今黑城夷人颇以良马至边，乞指挥买马司素应付。
但是这一时期买茶司与买马司分合无一定制。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恂提出茶司不兼买马，买马司不兼茶务，二者不能密切联系，“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此后二司合为茶马司。[67]“盖茶马司始合于此时也”。设买马司“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今宁夏固原）、渭（今甘肃平凉）、德顺（今甘肃静宁）三郡，以市蕃夷之马”；当时“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至数倍”。[68]这里是指汉与藏、党项等民族贸易的市场，也是蜀茶的主要销售场所之一。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年间，茶马互市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熙秦地区。朝廷派遣王韶开辟河湟，建置熙河路（治所今甘肃临洮），这就是上有名的“熙河之役”。王韶早年客游陕西，采访边事，对西北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王韶于熙宁元年（1068年）上疏《平戎策》，指出要制服西夏，当务之急是收复河湟，而收复河湟的关键在于以恩信安抚沿边少数民族，其中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开展历史上行之有效的茶马互市，其理由是西羌“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乞茶与市”。为了筹措资金，在今陇西城古渭塞设置“市易司”，以官钱为资本，借贷给商人，由他们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商人交纳的利息充作军费。[69]在神宗和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遂有王韶主持的包括茶马互市在内的熙河开边的举措，宋代军队先后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临潭南迭部）、宕（今甘肃宕昌）等州，设熙河路（治所今甘肃临洮）进行统治。在王韶的支持下，宋廷于熙宁七年（1074年）开始在四川地区榷茶，由政府统一控制蜀茶，将大量蜀茶运送到陕西秦凤（治所今甘肃天水市）、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两路，用茶叶与“西羌”“博马”。我国历史上定期进行的茶马互市，至此正式开始。
为了安抚当地300，000余帐吐蕃牧民，并获得战马，宋廷于熙宁七年（1074年）将茶马互市的范围扩大到了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地区，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日益兴旺的茶马互市，在成都设置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别负责管理买卖四川茶叶与吐蕃马匹等事宜。不久，又以提举茶事的官员兼管买马。这无疑简化了机构和形式，提高了效率；元丰四年（1081年），进一步将其合并为大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互市。
北宋西北地区的茶马司经营茶马互市的主要办法是：一、在当时茶叶的主要产区四川榷茶，严格规定所有茶叶都必须按官价卖给有关部门，然后由政府统一把所收购的茶叶运送至熙秦地区换取马匹。茶马司计在四川地区设置买茶场41处，在陕西设置买茶场32处，在熙河路设置买马场6处。后来陆续增设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岷州（治所今甘肃西和）、通远军（今甘肃环县）、永宁寨（今甘肃甘谷）等处买马场，以收茶买马，进行民族贸易。二、在四川至熙河沿途设立水陆茶递铺，招募附近居民并差发成都府路厢兵充当脚夫，从事茶叶运输。三、在政府开展茶马贸易的前提下，鼓励商人贩运茶叶，商人在产茶州县向官府交纳茶价和商税后，就可以领取运销一定数额的茶叶专卖凭证――茶引，按茶引所规定的具体数量，将茶叶运送到熙秦等地茶场。四、严禁内地商贩私自贩运茶叶出境与少数民族直接进行交易，同时也规定少数民族只能在官场买茶，违反者除了没收货物外，还要依法受到处理，地方官吏监督不严者，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采取严刑峻法来保证茶马互市的正常进行。
正如当时在熙州任知州的王韶所言，在熙河开边过程中，“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70]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益，减轻了政府在军费开支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益。据称在熙州设置市易司后，“熙河人情甚喜”，各族首领的子女“连袂围绕汉官踏歌”，他们说，“自今后无仇杀，有买卖，快乐作得活计，不被木征来夺人口牛马”。[71]茶马互市的正常开展，受到了各族的热烈欢迎。北宋西北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地军事物资的大量支援，其军事和意义明显大于纯粹的经济意义。如当时以永兴军（治所今陕西西安）、秦州等地为重要据点的西北市场，就是与西北诸族的茶马贸易，以及为抗击西夏贵族在秦凤（治所今甘肃天水）、环庆（治所今甘肃庆阳）、泾原（治所今甘肃平凉）和河东路驻扎了40万以上的军队，这需要大量物资转输过来，于是这个地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换场所，从而形成了西北市场。与西北诸族茶马互市，主要由北宋政府掌握。这是当时北宋经营陕西乃至西北的一个显著特点。[72]
在宋夏开展榷场贸易的同时，二者之间还存在传统的贡赐贸易，成为榷场贸易的一个补充，也使二者之间的政治联系进一步加强，这种贸易远远超过了经济贸易的涵义。《西夏书事》卷29记载，西夏崇宗（1086～1139年）时，西夏派遣使者“入京，赐予、贸易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民，价值五六千。再以他物计之，一次所获不下三十万缗，故以进奉为利”。贡赐贸易尽管非等价交换，却反映了当时民族贸易形式的多样化。
南宋时，陕西熙秦（治所今甘肃天水）地区沦陷，西北地区的买马场仅仅剩下秦州买马司管辖的西和州宕昌寨买马场和阶州（今甘肃武都）的峰贴峡买马场2处，茶马互市的重点由西北地区转向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二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种也”。[73]南宋时战马主要依赖秦州和川北地区。成都、利州路11州所属的23个茶场，每年产茶在2，102万斤左右，再加上每年买马绢帛值约合249万缗，其中的约50～80％主要用于秦州和川北购马。如果考虑由此而涉及的人力、物力及商品流通等因素，由西北地区茶马贸易所带动的是一个比茶叶和纺织品等商品的流通要广泛得多的经济领域，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正如史书所言，当时“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74]。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间的贸易除了民间正常的活动外，就官方来说，主要通过“榷场”来进行，榷场成为不同民族政权间贸易的特定场所。[75]当宋太祖平定江南时，就开始了民族间的官方互市，以适应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宋太祖曾经在宋朝的边界扬州、汉阳等处设置榷署，开展民族互市。宋朝对于辽代，则采取比较自由的互市，主要由边界守臣和商人进行。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军事攻灭北汉，但伐辽归于失败，宋朝对于榷场更加重视，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形势变化单方面决定榷场的开放或禁闭。而比较正常的榷场管理体制，随着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之后显得正规化。辽国要求推进榷场贸易，而宋朝基于各方面的考虑，只是将官方控制的榷场限定在雄州（治所今河北雄县）、霸州（治所今河北霸县）、安肃军（治所今河北徐水）、广信军（治所今广西梧州）、代州（治所今山西代县）等地方进行。但是，辽代的民族互市并没有仅仅限于宋代，它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多边贸易，如在同南宋互市的同时，还保持着与西北少数民族乃至与高丽的贸易。[76]金朝在与宋夏无战事的和平时期，比较注意双方的民族贸易，当时主要在沿边设置榷场进行商品交换。史称：
自南北通和，始置榷场，凡榷场之法，商人货百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赴南边榷场博易，俟得南货回，复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贾之来。蔡、泗、唐、邓、秦、巩、洮州，凤翔府置场……。[77]
金皇统二年（1142年）之后，金国在西北地区的秦、巩、洮、凤翔府设置榷场与宋进行贸易。当时南宋向金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象牙、纺织品、钱币、牛、米等，金向南宋输出的主要商品包括北珠、貂革、人参、甘草、北绫、北绢等。茶叶是其中最重要的贸易。金朝通过榷场或互市获得茶叶，而宋朝则通过此而获得马匹：“金人之茶，自宋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榷场”。[78]各得其所，互惠互利。
“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据不完全统计，陕西与河南50余郡，每年的茶叶消费量为36万袋左右，花费银约72万两，每袋茶叶的平均价为白银2两。如果以上引材料中50％用于民族互市的话，陕西与南宋之间的茶叶贸易额达18万袋左右，其价值不少于36万两。由此可见，陕西与南宋的茶叶贸易额非常大。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金朝在陕西也设置了榷场与西北各民族进行贸易，并且通过榷场获取西夏的马匹，有时还在西夏榷场直接换取马匹。金朝以换取牲畜作为与西夏进行贸易的重点，这和西夏占有良好的畜牧业基地牧场有关，而西夏同意与金朝互市，则因为金朝能够用当时中原商品与其交换，这正是双方经济结构互补和相互依存的最好说明。[79]
从整体上看，宋、辽、金、西夏诸政权处于一种对立的割据政权，军事方面的敌对状态和军备方面的竞争是不言而喻的，而马匹是当时最重要的战备物资，宋朝的马匹往往受到敌对政权的限制。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宋朝不得不采取措施与其它民族进行民族贸易，以获得战争所需之马匹，茶马互市在宋朝与敌对政权从事榷场的同时而发展起来。北宋的茶马互市中的马匹的获得，主要包括来自河东（今山西）和“西马”（来自西北）两部分，也有吐蕃的马匹。南宋时期的一段时期内，战马主要来自西北地区的西和（今甘肃西和）和西南地区的吐蕃。
这一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从王公贵族至一般牧民，无不嗜茶如命，其正常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到了一天也离不开茶叶的程度。少数民族经常驱赶着马群到边市上，换取汉族的茶叶，或者商人打着进贡的旗号（也有随同使者），千里迢迢向朝廷贡马，渴望回赐茶叶，以获得高额利润。就连对宋发动战争，且屡屡取胜的西夏政权，最后也因边市贸易长期中断，茶叶供应没有来源，绢帛价格昂贵，严重了社会上层和人民正常的生活，最后不得不与宋廷议和，谋求享有“岁赐”而来的茶叶。而对于陷入常年战争的宋王朝来说，这时对战马的需求日益迫切，战马是其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辽、西夏政权进攻的主要武器。由于宋王朝对于辽、西夏来说一度属于战败国，辽、西夏不用交换就可以从宋朝勒索大量茶叶，而宋朝花费了大量茶叶却不能够获得相应的马匹。这样，宋王朝只好把获取战马的途径寄托于嗜茶成性，马牛成群的西北藏族地区。由于买马制度和买马场地的确立，宋朝所需战马，有了可靠的保证，每年大约有30，000匹左右的马匹可以获得。从此以后，宋朝就专门依赖熙秦地区的茶马互市获得必要的战马。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民族政权鼎立的情况下，各政权一方面均有恢复和发展榷场的愿望和具体措施，但是同时又基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往往对榷场进行多种限制。官方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奏效，而对于大量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官方的限制则显得无能为力，正如史书所言，“互市虽有禁，而私易者自如”。
四、简单结论
从上面对唐宋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的简要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简单结论：
1、唐代是茶马互市的创始阶段，而宋代则是茶马互市的发展和初步完善阶段。唐宋茶马互市的过程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继承中有比较大的发展。
2、唐代政府对茶马互市的控制远没有宋代那样严格，但是随着整个商品经济的活跃，宋代民间互市发展的程度却相对高一些。
3、唐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贸易的半径较宋代大，唐代在这里的互市民族包括吐蕃、突厥、回鹘等民族，其范围不仅包括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而且还包括今中亚广大地区；而宋代在西北互市的范围要明显小得大，一般只包括与宋朝接壤的西夏等民族政权。
4、唐代茶马互市往往体现着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进贡与贡赐的关系，而宋代的茶马互市则更明确地体现着贸易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关系，有时的所谓的贡赐贸易的角色不是十分明确，甚至还在特殊情况下出现主客体易位，这在唐代则是难以想象的。
5、唐代茶马互市结构的设置和管理没有宋代那样完善，宋代出现的正如“茶引”法，是茶马互市成熟的表现，为明代出现茶马互市中的“金牌”制准备了条件。
上面所列举的唐宋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几点差异或演变，大体上反映了唐宋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发展变化的脉络，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既有当时民族环境、军事形势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变化的因素，其原因比较复杂，关于此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 the evolution of tea-horse interchange trad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y wei mingkong
abstracts: 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ea-horse interchange trad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 epitom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tea-horse interchange trade， national trad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注 释
[①]《读史方舆纪要》卷63《甘肃镇·序》
[②]《隋书》卷84《西突厥传》记载，大业八年（612年）突厥处罗可汗对隋炀帝曰：“自天以下，日月所照，惟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隋炀帝生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
[③]《唐会要》卷100“杂录”。
[④] 参见魏明孔《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1989年第2期。
[⑤]《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条：随着唐代平定突厥，少数民族的首领均称呼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七年，早已退位闲赋的唐高祖李渊得知平定突厥的消息后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⑥]《唐六典》卷22《诸互市监》。
[⑦]《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互市监”。
[⑧]杨华：《缮夫经手录》。
[⑨]《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茶陵县》。
[⑩]参见朱自振：《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
[11]《新唐书》卷196《陆羽传》。
[12]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第1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3]《资治通鉴》卷191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正月条：“是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14]《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谏停市犬马表》。
[15]《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
[16]《全唐文》卷40玄宗《赐突厥玺书》；《册府元龟》卷980。
[17]《全唐文》卷286张九龄《敕突厥可汗书》。
[18]《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19]《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一。
[20]于宗先主编：学百科全书》第1编《经济史》第313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21]《新唐书》卷196《隐逸传·陆羽传》。
[22]明代对西北茶马互市作出重要贡献的杨一清认为，“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关中奏议》卷3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众安靖地方事》）。这一说法被清代初期的学者所接受，如梁份：《秦边纪略》（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就持这一观点。
[23]《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24]《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25]《旧唐书》卷173《李珏传》。
[26]《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唐代饮茶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躯名马市茶而归”。
[27]《唐国史补》卷下。
[28]才让：吐蕃社会的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29]参见魏明孔《隋唐手工业与居民生活食物结构的改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30]《食疗本草译注》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1]（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第3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2]参见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第502－503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则统计：自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始，至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吐蕃王朝瓦解共213年间，双方使臣来往不少于191次，其中唐使入吐蕃66次，吐蕃使入唐125次。吐蕃一年中遣使2次的凡14年，遣使3次的凡六年，遣使4次的凡3年。唐朝一年中遣使2次的凡8年。往来使团的人数多者50余人至百余人，少者也有10余人。此说可作。
[33]《全唐文》卷172张鷟：《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知可否》：“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知可否？判：听其市取，实可威于远夷；任以私收，不足损于中国。宜其顺性，勿阻蕃情”。
[34]《全唐文》卷384独孤及：《敕与吐蕃赞普书》。
[35]《唐律疏议》卷8《卫禁》。
[36]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之诸种文书155、156号。
[37]《唐律疏议》卷8《卫禁》。
[38]《朝野佥载》卷3。
[39]《安禄山事迹》卷上。
[40]钟侃：《宁夏古代纪年》第12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1]《五代会要》卷12《马》。
[42]《五代会要》卷12《马》。
[43]《五代会要》卷12《马》。
[44]《五代会要》卷12《马》。
[45]《五代会要》卷12《马》。
[46]参见徐安伦、杨旭东：《宁夏经济史》第84～8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7]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6《韩公行状》。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48]范仲淹：《范文正集》卷9《答赵元昊书》。四库全书本。
[4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庆历三年（1043年）二月乙卯”条。
[50]参见漆侠、乔幼梅：《辽金夏经济史》第11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第105～10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十二月己酉条：“诏保安军、镇戎军榷场，岁各市二千匹，博买羊一万口”。
[52]《宋会要辑稿·藩夷》七之四三。
[53]《宋会要辑稿·藩夷》七之二、七之三。
[54]康熙《巩昌府志》。转引自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第10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5]《续通考》卷26《征榷·茶》记载：“金人之茶，自宋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榷场”。
[56]文彦博：《潞公文集》卷19《奏西夏誓诏事》。四库全书本。
[57]《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58]《长编》卷149，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甲申条。
[5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六至四四。
[60]《群书考索续集》卷44《兵门·马政类》。四库全书本。
[61]文彦博：《潞公文集》卷19《乞禁止汉人与西人私相交易》。四库全书本。
[62]《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六。
[63]《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九。
[64]《宋史》卷198《兵志·马政》。
[65]参见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第10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6]《文献通考》卷62《职官》十六。
[67]《文献通考》卷62《职官》十六。
[68]《宋史》卷183《食货志·茶》。
[69]《宋史》卷328《王韶传》。
[7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庚辰条。
[7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1，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十二月丁酉条。
[72]·王三北、魏明孔、李华瑞、杨秀清：《西部开发决策思想史》（古代卷）第259～26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3]《宋史》卷184《食货志·茶》下。
[74]《宋史》卷184《食货志·茶》下。参见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第10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5]《金史》卷50《食货志五·榷场》：“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金史》卷49《食货志四·茶》亦言：“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
[76]《金史》卷50《食货志五·榷场》：“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