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及发展

摘要: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同汉族文学一样,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趋势是在曲折中前进。

关键词:当代文学 少数民族 民族性

我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始于1949年,是我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制度的建立,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50多年来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多民族、多语种、多梯队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创作出一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映时代主旋律、表现民族特色和时代变革的好作品。在新时期,为什么小说创作比较繁荣,而且写出那么多有深刻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好作品。

一、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性

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精神特定的形象性、艺术性的具体体现,它只能建立在作者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一个民族之所以成其为一个民族,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不能为其他民族所取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文化上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有别于他民族的文化,又是由该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一系列的共同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共同的经济生活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它直接反映着该民族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又使这种关系细致地体现到人们的意识、行为之中,使其稳定和持久。这些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学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创作,有一个值得关注和欣喜的趋势,就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者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那种简单地叙写民风民俗、俚语服饰、传奇故事的平面化叙事套路,而展开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追求,在一个更深的层面表现民族精神。他们的作品往往更注重于塑造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环境下独具个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积极调动各种手段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譬如叶广芩的《逍遥津》,视角独特,语言娴熟,凸显人物的性格命运,颇具艺术感染力。再如梅卓的小说集《麝香之爱》,文学性很强,具有独特的民族韵味,叙述手法颇具灵性。作者观察生活深入细致,故事情节曲折蜿蜒,起伏不定,往往于轻松平常处显现意味甚或沉重。书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当代藏族知识青年男女――画唐卡的画家、歌手等等,折射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21世纪前行的身影。作品中的文学性和民族性得以巧妙地契合互补,对于藏民族的历史和心路历程有着别具特色的艺术呈现。

二、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底线

(一)少数民族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底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文学的民族性书写是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存在、发展的一条底线。“五四”以来,关于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的争论一直是个热点,坚持民族性书写,是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基点。在中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的书写中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藏族作家格绒追美的《失去时间的村庄》,作者从大山深处的村庄看雪域、看世界、看过往的岁月、看当下的进程,也窥视未来的面目。作品的写法新颖别致,在传统中融入新的时代气韵,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性。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黑马归去》也以一个哈萨克人的独特眼光,通过一匹外来的健壮的黑马去窥视一个民族最隐密的心灵世界。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作家自觉的民族性书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

又如,佤族作家袁智中的短篇小说集《的魔巴》就聚焦于云南佤族山区的人与事,把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以及她所理解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和民族性格融入到作品中,因此作品很有张力。她的《丑女秀姑》讲述的是一个山寨丑女人秀姑与几个矿工的情爱故事,一个苦难女人的忠诚和质朴跃然纸上。读后给人一种刚性与硬气,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韧性与力量。

(二)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精神现象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精神现象,也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要历史地、客观地、真实地、生动地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全部面貌,表现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和揭示本民族的文化内核以及本民族的心理结构,就不可能不对本民族宗教文化现象作认真的考察和描述。而且,宗教与文学都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方式,是对世界的两种评说和把握方式,二者同属于上层建筑,都是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在新时期文学大潮中,少数民族作家在自省的过程中,对宗教表现出三种态势:及时,否定宗教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老一辈作家和中年作家的作品中,如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等;第二,在新时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他们将笔端渗入到本民族的宗教文化领域,正面描写宗教现象,他们既看到了宗教的消极因素,也发现了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予以审美观照,如孙健忠的《死街》,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朝佛》,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棕色的熊》,以及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和《一个彝人的梦想》等等;第三,肯定宗教文化,如张承志的小说。张承志的现代宗教意识在《金牧场》和《心灵史》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三、在批评中促进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消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边缘文化,改变少数民族文学弱势地位,不仅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自觉抵抗,也是扩大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确自己目前的话语地位和文化处境,应该承认自己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弱势地位,应该承认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中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的现实。我们知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和研究一直在进行,但长期以来却缺乏自觉地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去思考、反省、展开民族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致使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工作,还没有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构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因此,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承担对民族文化正确解读时,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应该具有一种人文精神和开放、现代的学术品格,应该追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理论精神,这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改变其边缘状态的必由之路。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作为整体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常常被个体民族文学的概念取代,如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维吾尔族文学、壮族文学、哈萨克族文学、白族文学等,人们很少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高度来审视个体民族作家和作品。这使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被曲解和淡化。此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缺少清醒的批评意识,有些批评者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批评对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难以对民族文学的个例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和的艺术定位,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诸如作品的民族意味、民族表达尤其是作为作品活的灵魂的民族精神的张扬和重塑等关键和共性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因此,作家很难从批评中受到启迪,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中应有的作用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影响。

结束语

总之,的少数民族作家,应当既能深入于自己所熟悉的民族生活之中,又能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的束缚,克服单纯从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文学的思维定式和对强势文学、主流思潮的依附、趋同心理;不要让“文化自恋”情结和“民族自卑”意识禁锢头脑、限制视野、动摇胆魄,用清醒的头脑、现代的思想观念、先进的哲学理念来提升作品的品味。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困境与前景分析

【摘 要】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史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更涌现出一大批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文章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点与当下发展困境进行梳理分析，对其未来创作前景进行评估预测，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出一些积极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 民族性 民族意识 现代性

陕西省教育厅2010科研项目《贾平凹小说创作与佛禅思想关系研究》（2010JK052），陕西省社科界2013年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媒介发展与红学革命――以刘心武的红学研究与红楼续写为例》（2013Z004）。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创作的一大批文学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的强大冲击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因受民族文化传统、地域条件及经济水平的制约，仍处于中国文学的边缘地带。通过分析其创作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有着主流文学无法替代的优势，但这些优势也会给其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的束缚与限制。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近年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激情创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展现出气象蓬勃的生命活力。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点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的其他各民族文学的总称。其创作主体主要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及作家，通过神话、传说、史诗及小说等体裁，以各少数民族人民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及民族性格为基础，来表现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及精神风貌。独特的民间文学、民族风俗、宗教文化、自然风光，使少数民族文学往往从汉族受众陌生的视角切入，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作品，使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绽发出独特深邃的艺术魅力。

1.民族特质的执著坚守与独特表达

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少数民族创作的基础与源泉，也是少数民族创作中着力表现的艺术内容。我国少数民族除了汉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外，多集中生活在荒凉边远地区。雪山、草原、盆地、沙漠、戈壁及原始森林等，这些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及地域风物，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赋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独特的生命力。沈从文古朴纯美的湘西世界、赵银棠纳西族世代而居的滇西风情，无不让读者切实地感受到异域风光与风土人情的神秘深邃与独特美好。这种独特的乡土情结与思想情感表现，以及透过各种文化差异性表现出来的人类共性与普遍性，既是对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诚挚坚守，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先天优势。

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及其神秘性与传奇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独特资源。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拥有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宗教传统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少数民族群众往往从宗教中寻求精神的指向和灵魂的栖所。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也着力表现本民族宗教及文化对民族历史、民族生活产生的复杂影响。而且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家在追求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奇异性的同时，也开始不断思索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出路。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张承志的《心灵史》等作品，均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对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及当代生活中所起作用进行细致的美学审视。

浓郁的民族特质还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相对简朴的人际交往环境，滋育了少数民族人民质朴、善良、豪放、坚忍、乐天助人的性格特征，这也深深塑造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审美取向。

2.民族历史的忠实继承与积极抒写

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成熟，自有其悠久历史。这种历史积淀往往是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的主要取材资源。他们以沧桑感伤的笔触将少数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对社会现状和人民苦难进行细致的描述，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行揭示，赋予作品深厚的历史感悟和丰富的文化内蕴。阿来《尘埃落定》叙写康巴藏族土司由神秘辉煌走向没落消亡的悲剧历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一位女酋长的自述口吻，讲述鄂温克人的百年沧桑与生存现状。这类作品常具有史诗性质，通过色彩斑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展现本民族发展的兴衰荣辱，加深广大受众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理解认同。

“文学只有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精神图景，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才能拥有生命力，才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①少数民族文学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一直将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作为作品的主体内容。作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入手，探索着生活的真谛，展示着生活的真善美，并通过作品启发和教育广大受众，引导受众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同时，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历史与时代的沟通交融中，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还表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这既是本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力工具，也是民族传统与世界交流的桥梁，在让外界认识本民族的同时，也引导本民族文化不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急速行进，时代变迁与各种文化的复杂融合，给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发展与变革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3.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

某种程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史也是其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与超越的发展史。在改革开放前，受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的制约，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相似方式单一，在社会话语权中也处于失语状态。在此情境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相对淡薄。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取材一般、立意普通，侧重反映不同民族共属的、而非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在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浸染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视野越来越开阔，其文化素养也得到不断提升。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他们对本民族所特有的、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与现实处境不断进行反思。“于是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加以自我认同和确证，开始怀着充当民族文化阐释人和代言人的热望投入到文学创作”。②从《穆斯林葬礼》到《尘埃落定》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使少数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不再停留在一个简单的附庸或者浅层次的表达层面上。在创作中，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突破传统的写作方法与叙述方式，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在内容上，所表达的民族特质更加鲜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反思力度也更加厚重。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创作中所表现出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这是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深入和自觉追求的结果。他们在与他民族及世界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断思量本民族特色、发掘民族内涵，其作品表现出的不再是狭隘的、单一的思想元素，而是以开放眼光、包容心态，在多元化文明中展示自己的独特思考。因此，作品既具有丰满的民族特质，又充溢悠远的人类意识与世界情怀。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困境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着主流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也因此取得一定的文学成就。但在其未来发展中，也存在诸多必须认真对待、积极解决的问题。

1.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

少数民族文学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也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缺少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坚守，从而陷入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当中。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故意回避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用汉语进行写作，在题材上避免留下少数民族的特征。即便是一些已经在文坛中取得较大成绩的少数民族作家，也会有意无意地使其作品不涉及民族题材，避免在作品中出现民族人物形象。

2.民族文化创造自觉性的缺少

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汉族文化，长大后还到汉族地区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了解还限于浅表层次，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系统深入的体认理解，不具备深厚扎实的民族文化功底。在文学创作中，他们猎奇式的表现本民族风俗习惯，浮光掠影地追求所谓的民族特色，因为没有汲取到本民族文化土壤的丰富养分，作品往往流于肤浅，缺乏对生活本质的精准把握能力、缺乏震撼人心的思想深度。

3.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不够密切

身处急遽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有不适应感，反映在作品中则是对时代把握出现偏差，过于流连于本民族的辉煌过去，使作品过多地体现民族历史文化，而忽略对现下状况的关注与思考。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面临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冲击，如何深入地把握本民族所经历的各种变革，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密切结合以求开拓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道路，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4.少数民族作家自身的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闭塞落后，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缺少高层次的思考，其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还有待提炼。同时，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缺少走出国门、感受世界的机会，他们对当今世界新的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的接触理解是有限的，因而他们的文学视野还需进一步开拓和深化。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每一种文化在前进过程中都会经历阵痛，但阵痛过后伴随着的可能是成长和发展。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在创作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在时代洪流、文化思潮和文艺理论的不断洗礼，少数民族文学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走来，在中国文学界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未来发展如何？抑或如何发展？

及时，不断加深的民族认同感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厚基础与原动力。以世界文学中拉美文学及非洲文学的发展经验为例，该地文学虽然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不属于同一范畴，但却有很多相似相通、可加借鉴的地方。在题材上，两者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以及鲜明的地域特点;在文学群落中，都处于边缘化状态。但拉美文学及非洲文学却在当代世界文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30年代由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人发起的“黑人性”运动， 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与责任感的驱使下，非洲文学得到了振兴发展。

再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近年来的发展历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是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化的过程，其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也是越来越强，并且能够以包容的态度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不断的审视与反思。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根基。

第二，创作人才的出现与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推动力。近年我国涌现出一批的少数民族创作人才，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对文化与科技的接受水平较高，更容易在外来文化冲击中，坚守自己的民族特性，也更具有批判思想与世界意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角与理性的思维。而且近年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每年都会召开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中国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作品100部，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语言、不同文学门类确定扶持项目;鲁迅文学院也通过和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合作，联合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支持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也纷纷通过各种办法与措施促进本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内蒙古作协提出“草原文化”概念倡兴民族文学;宁夏作协通过举办回族作家笔会、刊发回族作家专号等形式，大力扶持回族文学;延边作协通过各种途径集资设立文学奖项，促进朝鲜族文学的发展。

第三，多元化的文化交流碰撞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了创新血液与发展土壤。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与超越，他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的思考不断深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得到不断的解放，对题材的选择也更加丰富多样。特别是对现实主义题材与生态文明题材的把握，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一定路向。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现代性”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普遍遭遇。少数民族即使地处偏域，也无法避免现代文明带来的各种浸入，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意味他们必须挣脱原有禁锢，走出对民族性无休止的展示，沉潜到本真生活的深处，关注本民族文化在社会进程中的改善与重建。而在工业文明的强劲影响下，我国生态环境受到愈加严重的破坏与挑战。如何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积极关注点。少数民族受地域的影响，与自然生态有着独特的关系。这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创作题材将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

，现代化创作环境与传媒手段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打开更为畅通的渠道。相对主流文学而言，未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仍将处于边缘化地位。但无论是与世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横向比较，还是对其纵向发展阶段与特点进行梳理，都足以发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随着当前网络技术的不断推广、博客微信等现代传媒的普遍应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形式上不断超越传统媒介，艺术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因而，可以自信地预见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前景必将更加辉煌灿烂。

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 陕西西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分析: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

摘要：本文分析了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起因、发展和未采的发展趋势，并说明了借助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天然优势，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前沿性价值，对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

一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为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搭起了一座桥梁，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并以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生态哲学思想催生了作家的生态意识，一批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诞生。美国亨利・大卫・索罗的《瓦尔登湖》、前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国作家的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贾平凹《怀念狼》、张炜《九月的寓言》等，这些作品虽然基调不一，感情各异，但关注的都是生态问题。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兴盛，内蒙古生态小说创作开始崛起。

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国内生态文学的创作同步，甚至早于全国。乌热尔图、郭雪波、满都麦、阿云嘎等作家以小说、散文、随笔的形式展示民族风情，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中表现出的种种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生态文学作品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民族宗教文化的濡染造就了作家的创作灵性。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接触较多的是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平等相待；喇嘛教提倡众生平等，宣扬普度众生。这些宗教教义与生态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相一致。其次，自然的珍贵启示滋养了作家的心灵。与工业发达的中东部相比，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更好地保存着原生态的大自然。一大批作家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在灵魂深处仍保有一份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亲密。少数民族作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对于生态意识的追求以及对草原上的生灵的理解和亲和，笔下万物皆有灵，草木皆有情。再次，现实的冲击更多的触动了作家敏锐的思维。近几百年来，人类违背草原生态规律大肆垦殖，导致草原的沙化。50年代的，向草原、沙漠要粮，导致生态危机加剧；“”时期，知青以改天换地的斗志，以“人定胜天”的呓语，制造了更多的荒漠；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为了发家致富，草场、牲畜包产到户，一望无际的草原被分割成一个个网状的格子，每个单元格承载了载畜过量的牲畜。草原沙化，草原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上三个原因，更为直接地催动了内蒙古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当然，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当代生态文学思潮以及国内外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

二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锋，其作品《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乌热尔图以森林为背景，描写了鄂温克人狩猎和驯鹿生活。他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出发，展示了鄂温克人与森林互养互惠的生态整体观，森林养育了鄂温克人，而鄂温克人也与自然呼吸、共命运。这是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长期的生活积淀铸就的生态文学作品。乌热尔图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对话中诠释人与生态的关系。《七岔犄角的公鹿》里，“我”放走了美丽、骄傲、强壮的七岔犄角公鹿，而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人与自然生灵和解了，人与人和解了，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人类自身的和谐。《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奔向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在灰暗的丛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的温暖留在了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人与驯鹿真正地融为一体，肉体与周围环境地融合而实现灵魂的再生。老奶奶的死隐喻个体与周围环境融合，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真正的鄂温克人告别世界的同时亦融入大自然，他们并没有与自然真正分离。

80年代兴起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批判人对于自然地破坏的生态文学，而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更多的是描绘曾经存在的美丽和温馨，在回忆中唤醒迷失的精神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表现族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性之美。乌热尔图后期的作品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用震撼心灵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学意义。《胎》里猎人舒日克捕获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怀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这只母鹿喃喃而语，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它，体会着它的烦恼和恐惧。舒日克射死了母鹿，但他的眼睛里却是妻子的幻影，他觉得杀的是自己的妻子，心灵不断颤抖。疑虑、麻木、懊悔、悲哀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冥冥中害怕自然报复的恐惧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乌热尔图以人的情感去体味动物，亦以动物反观人性，人不能善待自然生灵，亦不能安抚自己的灵魂，揭示了生态危机导致了精神危机，预示着人类内在生命系统的崩溃。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银狐》等生态小说而声名远播。他的小说围绕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日益荒漠化的故乡土地的哀叹，对现代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反映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层关注。郭雪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被流沙掩盖的古城遗址，像一首首哀婉的歌，重复着沙漠吞噬草原的悲剧：沙漠步步紧逼，人类步步后退。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揭露了违背生态规律给人类带来的恶果。《沙狐》中那只具有灵性的老沙狐，《大漠狼孩》中的那只蔑视人类的公狼，《苍鹰》中的母鹰，它们与人一样，体验着自然大化赋予它们的盎然生机；同时，也显现着它们自然自在，天真无邪的野性。以动物未泯的真纯反观人性的卑微，呼唤具有真正生态人格的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具有生态人格的人都是自然和大地的看护者。《沙葬》中的云灯喇嘛，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看护着自然生命，这是郭雪波生态理想的实践者。

面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后果――沙地，面对精神危机的直接后果――道德沦丧，作者呼唤的是对自然地敬畏与感恩之心，呼唤回归传统的宗教文化，追随萨满教的教义――信奉长生天为父，信奉长生地为母，信奉闪电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信奉万物有灵。只有信奉这些，尊崇这些，人类才能控制自身的欲望，以感恩和敬畏之心，与自然达成和谐，从而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终极生命的意义上来，这是郭雪波生态小说的起点和终点。

蒙古族作家满都麦、阿云嘎是用母语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家。语言的隔阂，使得他们在中国生态作家的名单里缺失，但并不影响作家以更传统、更诗意的笔触关注草原生态、地球环境以及现代人类生态文化。

满都麦以神话世界的古朴和苍凉叙写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性的沉沦，透视着沉郁的救赎意识。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揭示诗意的破碎，在破碎中以悲剧的审美，探寻生态危机的内涵，寻找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和神性的和谐之路。满都麦的小说多以“仁爱”为主题，《瑞兆之源》写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马嘶・狗吠・人泣》描写了人对自然之爱，《四耳狼与猎人》中的“狼”在嗅出了“恩人”的味道后知恩图报，揭示了“狼性”之善。《人与狼》中，他揭示了“人类那种极端自私、无比贪婪、肆无忌惮、绝无仅有的卑鄙秉性”，充满母爱的年轻的灰色母狼惨死，年幼的两只小狼崽只为了人要做皮帽子、大衣领子就被活活剥皮。“朝克始终替两只小狼在难过，感到非常愧疚”，而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东日布老汉因无法承受活剥狼皮的罪恶自杀身亡。人类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就轻易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准则，造成人的主体结构的内在性缺失，精神危机随之产生。满都麦小说在描写人性之善恶和“狼性”之善恶中，是对诗意的过去的追念和当前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反思。爱的撒播与人性向善的回归是人类救赎的出路。善是“一种神性领悟，一种诗意情怀，一种人性的博大和”。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表现诗意的破碎，更是在追求更高意义上的诗意重建。即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同时，建构生态自我，从而达到生态境界。所谓“生态境界”即指“人体验到与自然万物的大生命融为一体、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境界，这是生命意义的最终圆满的境界”。其小说所思考的不再是民族生存的现实问题，而是人类普遍意义的终极关怀。

阿云嘎的生态小说《燃烧的水》、《有声的戈壁》以戈壁为背景，围绕生态与权力、生态与伦理，在平实生动的描绘中表现深刻的人文内涵。“浓烟和烈焰像数不清的巨大怪物，不断地变换着形状在那里相互缠绕着，扭动着，膨胀着，疯狂着，整个大院变成了魔鬼的舞场”。这是对油田大火的描写，更是象征、隐喻人与自然、人与人裂变之后的恶果。作者在对恶的揭示中重新思索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辩证关系。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能不能在更高意义上回归生态文明？作品在质疑中探寻人类的救赎之路。

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根植于民族长久的信仰和大自然的质朴，这24小时然优势使得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即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少数民族“特有的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之间的同一性、亲缘性的情感关系”。以诗意的笔触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共兴共衰，体现了生命整体意识。这有别于80年代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主旋律生态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即“生态中心主义”。作品中对人与自然朴质、真纯，充满诗意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性，从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文化气质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间文化的独特视角，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叙述，使边缘的内蒙古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内蒙古作家应从更高意义上重塑自我，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现实问题，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和生态人文观。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若干独特优势

当今社会是一个众声喧哗、充满诱惑的物质世界，互联网的普及，让人们获得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捷、更庞杂，同时因为各种声色影像充斥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人往往流连于各种轻阅读和图像中，渐渐失去了对传统文学作品的美的感悟力和经典阅读的耐心和耐力。但是，少数民族文学仿佛一个清新剂，可以帮我们暂时逃离这纷扰的尘世，回归传统阅读的美的享受。这样说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文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恰恰相反，少数民族文学表现的正是当下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其中有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的喜悦，也有面对世界越来越快的变化产生的焦虑；有想要摆脱现状尽快跟上时代步伐的急迫心理，也有守望本民族传统精神的坚守心理。种种情绪都是当下少数民族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当下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的特殊性，使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一些更接近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作品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什么都求新求变的年代显得特别可贵。

一、原初的单纯品质往往能够触动人心

首先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单纯。程光炜在谈云南青年诗人李贵明的诗歌时曾说到，李贵明的诗中充盈着单纯的幸福感。读他的诗仿佛回到希腊的远古，回到中国商周，那是朴素自然的年代，是一个以单纯为较高品质的历史时期。有评论家曾说，我们现在的作家会写复杂，不会写简单；会写卑鄙，不会写崇高；会写小人，不会写英雄。我也深有同感。太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让人厌倦。而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经常能看到美好、善良、单纯的人物形象，以及让人敬仰的英雄形象。比如金仁顺的长篇小说《春香》中的主人公春香，郭雪波长篇小说《青旗·嘎达梅林》里可爱的少女牡丹和民族英雄嘎达梅林。这些人物身上都有着深深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烙印，也有着人类共有的最闪光的品质。这样的人物，给人带来的是积极向上的力量，用现在的流行语叫正能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因此有了阅读的价值。还有语言上的特色也为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清新的气息。少数民族作家的语言通常是质朴的，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有的还使用了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的音译词，使作品读起来充满泥土味，显得真实而可爱。

目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单纯，一方面来自作家所面对的现实生活比较简单。现代文明的发展往往是与人类精神的堕落为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西方世界的迅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原有道德制度的混乱。我们国家现在也面临相类似的问题。人们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却空虚了。但这终究不应该是物质文明的错，人类应该有自我调节、自我进化的能力。这时候，文学作为人们精神食粮的使命就显得格外重要。回到少数民族文学，当前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要落后，相应地，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处于一个相对原初的状态。简单的生活往往对应的是单纯的精神追求。因此，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状态的文学作品也就天然地呈现出单纯的品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单纯还来自作家所面对的自然环境比较自然。现代文明基本上是以现代化大都市的出现和不断扩张为表现的。在几乎全部东西都是人造的大都市里，真正的大自然成为城市人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来说很不好，但对于人们的精神需求来说，这样的自然环境恰恰是净化心灵、加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先条件。无论在草原上还是在大山里，还是在大海边，少数民族总是表现出与大自然的亲近，待人的豪爽。这样的性格，影响着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审美体验和写作风格。许多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都呈现粗犷、开朗的气质，还有来自大自然的灵感使他们的诗歌中常常出现让人惊艳的独特意象。

但实际上，要做到单纯并不容易。因为这里所说的单纯，不等同于简单，而是看透了复杂表象直达本质的纯。这需要作家对所要表现的对象有宏观的、透彻的认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思考，形成独有的见解，再用文学形象表达出来。这样产生的单纯，才是文学作品应该追求的境界。由此看来，目前少数民族文学中所呈现的单纯品质还停留在自发的状态。想要进入自觉的状态，还需要少数民族作家们的不懈努力，不断提高。比如通过学习一些文学理论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开阔眼界，提升自己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能力，这样才具备宏观把握表现对象，把自身原初的少数民族特性自觉转化为文艺表达的能力，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表现手法。就像《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一文中所说，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坚持和运用本民族的审美眼光，去感受现实，去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从各自民族传统的美学追求中选定自己的艺术观点，达到熟练地运用本民族的审美眼光，便可以达到对创作题材的能动超越。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股大潮中。少数民族作家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都在发生着不小的变化。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已经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面对商品经济大潮以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所产生的焦虑、疑惑，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也体现出作家的疑惑和思考。诗人南永前的诗歌从根上寻觅人类文化的源头，表达了作家对生态危机的思考。西海固作家群正是因为其作品紧扣当地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受到评论界的关注。

作家所面对的现实生活日益复杂化，文学作品想要保持单纯的品质就不那么容易了。无论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发展，原初的单纯都应该要保持，这是文学作品能够触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同的生命体验可以带给人美的冲击，而相同的生命体验才能触动人心。每个人的遭遇不同，看世界的眼光不同，对生命的体验也会千差万别，但人类共有的那些最单纯的情感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会改变的，这也是全世界人们能够沟通的心灵基础。

二、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使少数民族文学在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很强

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可贵特点是，文学与现实的联系非常紧密。从著名的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开始，少数民族文学就一直以少数民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为表现主体，开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

今天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都是现实性极强的。无论是历史题材作品，还是现实题材作品，无论浪漫主义作品，还是写实主义作品，都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发生联系。有的作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真善美，有的作品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小事中发现生活的真谛，有的作品给人以启迪，有的作品让人警醒，有的作品引人深思。

因为极强的现实性，少数民族文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很强。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作家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写作者，更是文化发展的引导者，是精神需求的供给者。特别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一般都有相当的民间基础，本民族认可度高，受众广，影响大。少数民族作家大多表现出可贵的担当意识，自觉以表现当代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为主，做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与时代的沟通者。他们注重挖掘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在深入理解本民族认识世界的心理方式、追溯精神根源的基础上，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认识当下世界的革新与变化，努力跟上时代潮流，少数民族作家们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向世界展示本民族，也带领本民族走向世界。如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大多是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显示出对现实生活的深度理解和有价值的思考。新疆各民族作家将本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本民族的发展，使自己的创作不仅仅代表本民族的形象，更能成为国家的缩影。西藏藏族作家的创作，有浓郁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特色。次仁罗布、尼玛潘多、江洋才让等藏族作家深入本民族广大农牧民的现实生活中，运用藏文表现藏族的生活。

少数民族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还可以说源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于汉族文学来说的一个概念，区分概念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其中涵纳的少数民族特质。少数民族特质包含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特点、心理状态、精神追求、审美习惯等方方面面。正像《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一文中说到，状写本民族历史的及现实的社会生活内容，是文学民族化的手段。一个民族独特的人物形象、生活场景、风土民俗，以及该民族特殊的历史进程、矛盾冲突、思想脉息，都是其民族特质的必然外化形态。

少数民族文学天然地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这与我们一直提倡的以人民为本的创作导向恰好吻合。这也正是少数民族文学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巨大能量的重要原因。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多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一直以此为方向。近年来提倡文学创作要讲真话、接地气，就是这一创作导向的延伸。文学只有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精神图景，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才能拥有生命力，才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是不断被证明着的真理。少数民族文学一定要坚持这一传统，把本民族人民的当下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同时关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文化上、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把本民族的发展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大视野中去考量、去探寻，从而找到确立本民族特色的基本点，也为整个中国文学提供新鲜的文学形象和艺术样本。

三、民族风情为文学作品带来让人惊艳的艺术特色

各少数民族独特的人文风俗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读者来说充满着神秘的吸引力。就像前面说过的，不同的生命体验可以带来美的冲击。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为少数民族文学增添了不少的亮色，使得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维吾尔族的智慧风趣、藏族的虔诚坚定、蒙古族的血性豪放、傣族的温柔善良，各个少数民族文学被天然地赋予了鲜明的民族性格。

但这些天然的文学气质对当今对阅读要求越来越高的读者来说还是不够的。最初的惊艳过去后，读者对文学阅读的需求会回到通常的状态，那就需要少数民族作家们在艺术手法上更下功夫。大部分伟大的作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或者是演讲高手。他们能把看似平淡无奇的小事讲得意义深远，发人深思；能从平常小事中发现美，发现动人之处。这是文学技巧。写作是需要技巧的。对于同一个主题，恰当的有感染力的表述方式更能激发人们的阅读热情。

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艺术性方面有两个特殊的问题。一是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品翻译成汉语时如何保持原著的艺术特色，二是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少数民族语言的比例如何把握。

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因为语言习惯不同，在语义、语法上都有明显区别，从而造成文学作品写作上的差别。在翻译过程中，在词汇的选择上、语法的转换上，又会因为翻译者不同的语言习惯造成差别。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无法在汉语里找到对应的词，比如蒙古语中的“梅林”是一种官衔，只能音译，维吾尔语中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那么，当音译的词汇超过一定比例后，就会对阅读造成障碍，从而影响整个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甚至影响读者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方言词汇在进入文学作品中时，如何把握一个适当的“度”，能够既让读者感到新鲜、有趣、真实，又不破坏阅读的兴致，顺应读者的阅读惯性。这也是需要少数民族作家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何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未来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国目前少数民族文学中，有一大部分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品因为语言的问题而限制了其阅读量和影响力。这一问题在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中尤其突出。这不仅需要各少数民族作家的努力，更需要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家的努力，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成汉语，也把汉语文学作品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增强双方的文学交流，这是很有必要的。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分析:中国作协大力扶持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

提起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民族文学》主编叶梅首先对记者谈起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她说，这些诗读了一次就让人忘不了，少数民族作家有着本民族非常独特的表述方式，这是其他民族的作家代替不了的。对于近10年来涌现出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叶梅和很多作家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文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和创作水准的提升。

叶梅表示，少数民族作者队伍在近10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 “过去很多族别出现一个作者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很多偏远地区都产生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少数民族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创作不断繁荣发展的态势让人欣慰。”

记者从中国作协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2007年，中国作协会员8129人，少数民族会员885人，青年作家（40岁以下）61人。在本年度发展的新会员中，民族分布广泛，新会员中包含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布依、朝鲜、满、土家、哈萨克、达斡尔、羌等16个少数民族作者。目前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都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叶梅表示，正是因为有了数量上的基础，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也越来越多。比如在今年审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的入选作品中，10位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中，就有4位是少数民族作者，如壮族作者李约热、纳西族作者和晓梅、仡佬族作者王华等。

“像女作家和晓梅，年纪不大，但作品带着浸入血液的纳西族文化符号，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关注。这一是说明少数民族作家里还有非常多的新星等待我们去挖掘，二是说明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水准已经非常高了。”叶梅表示，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数量的增多和作品质量的提高，除了时代大背景的因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近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和保护措施，比如举办研修班、讲座、采风等等。

实际上，作为各民族作家之家，中国作协始终坚持为全国各民族作家提供良好的服务，努力扶持新人队伍，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良好的环境。近年来，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合作先后召开了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举办了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4个少数民族的50余位作家参加了学习，并且在每期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阿昌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42位作家参加了学习研讨。组织了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颁奖活动，举办了“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积极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同时还选派少数民族作家出国访问。

中国作协还分期分批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深入生活。去年组织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东部行采风活动，今年组织了我国22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赴东部采风。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出版、评论以及研究和教学，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序的规模和体系。已有30多个民族出版了本民族的文学史。

创作园地方面，专门开设了《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和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栏。《民族文学》仅去年来就邀请了近200人（次）的民族作家进行交流。为了打破本民族评论家评本民族作品的局限，杂志社在活动中还专门请来很多汉族的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出版家。同时邀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参加各项交流活动，吸引他们对少数民族作者的关注。

“各项活动对扶植少数民族新人的效果都非常显著。比如说鲁院的高级研修班，很多作家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成熟。今年举办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上，赫哲族作者参会，被当地政府和群众认为是极大的荣誉。这个作者回家后写了非常多作品，还写了一封很长的非常感人的信，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系列采风活动和交流活动，更是扩大了西部作者的眼界，提升了文学修养。”叶梅说，从去年第7期开始，《民族文学》开设了青年佳作专栏，专门针对35岁以下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青年作者、较少少数民族作者和母语创作作者，将始终是刊物关注的三大主线。

据了解，在继续开展好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中国作协还将注重扶持各民族作家的作品，加强与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省区市作协的合作，实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每年翻译出版一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明年将编辑出版一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把少数民族作品列入当代中国百部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