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发展分析: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及意识形态功能

【摘要】比较文学的研究不是文学之间的简单对比，也不是高低好坏的衡量，它是一种将空间和地域因素抛开对文学进行纯粹的研究。它从总体和世界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学科和文化中人和人之间的文学沟通，了解构成文学体系的整个过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研究时间较短，但却有自己的研究特色，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取代了纯理论的研究，而且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国；发展；意识形态功能

在二十世纪初，比较文学先从西方进入日本，然后再由日本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处于国家灭亡，意识形态瓦解的地步，一些激进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发动了影响极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倡导抛弃旧文化，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在文化方面，大量的翻译作品走进人们的视线，比较文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中国兴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一些著名的高校也将比较文学纳入学校的教学课程中，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它为后来的比较文学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及时个浪潮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及时个发展高潮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五十年代，这一阶段在学术界对比较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印度、俄国和西方文学的研究上。

（一）中印文学研究

中国和印度自古就有深厚的交往，佛教的传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度的一些故事也流入中国，尤其是明清志怪小说的兴起和印度文化的传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所以没有太多的相关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印度文学的研究才取得突出成果。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胡适和季羡林。胡适非常崇尚现代西学，而且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形态的色彩，在研究《西游记》时，它认为它的创作深受印度文学的影响，他的观点中更多地植入了“国民性”这一意识，他认为偏西方的表达方式是最现代而又有好处的；季羡林的研究与胡适的研究有一定的承接，他的思维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像胡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政治，季羡林的研究更加具有学术性，他注重的是文化的本身，是理性的思维研究。

（二）中俄文学研究

俄国文学在现代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中俄文学的研究是次比较文学浪潮中的又一个高潮，早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形态，比如周树人对两国文学家的比较，而没有对两国文学进行对比点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对中俄文学的对比兴盛起来，较为著名的是韩长经将俄国文学和鲁迅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还有一些学者论述了俄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两国政治关系的密切直接影响着中俄比较文学的研究。

（三）中西文学研究

在这一时期，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也毫不逊色，尤其是对英国文学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比如陈受颐等人对十七八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的研究是中西文学研究的范式。他作为最早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学者之一，在三十年代初期的学报上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影响的论文，最为著名的是对《赵氏孤儿》的传播做了详细的研究，他细致地分析了该作品传入的每一个国家的现状。对中国文学西传有深入研究的还有留学回国的方重，他研究了英国人对当时的中国的认识以及契丹的看法，在他看来，英国对中国的了解和文学材料的运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是他们对中国材料搜集的准备期，代表人物有RichardSteele；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研究的黄金期，代表人物有OliverGoldsmith等；从七十年代对中国的研究逐渐降温，但仍然有人在进行研究。方重认为，这个时期英国对中国的研究还是客观而友好的，不像后来的研究充满了挑剔的意味。沿着这条意识形态的研究路线继续研究中英文学的是范存忠，他的主要代表论文有《17、18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等，他的研究较之前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具体，他从各个细节进行了考究，尤其是对研究的反馈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范存忠的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句号，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国家灭亡的速度加快，在物质生活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更是被束之高阁，这个时期英国对中国的研究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另一种是持有否定的态度，所以，政治因素和民族认同直接使文学的发展停滞不前，双方都持有非理性的批判观点，当然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复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他们更加注重对翻译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说已经走向了“死亡”，但是，对非西方国家来说，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了新的高潮，尤其在中国，热情消退之后的研究又重新燃起了火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了新的繁荣时期。钱钟书的《管锥编》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的代表，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诞生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一）比较文学的发展特点

不管是从比较文学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这一时期的发展都是迅猛的，而且研究人员的素质较高，队伍庞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优势。钱钟书的《管锥编》作为代表作令国内外的学者都拍手叫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更多的外国作品涌入，中国的作品也被翻译到世界各地，在国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比较文学在国内已经成了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也加入这支队伍中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了大学的一门课程，很多高校尤其是沿海城市中的高校都开设了此课程，的研究人员被聘为学校教师进行继续研究和教授专业知识，同时还出版了相关的刊物，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学会，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比较文学的学术圈，一个新的文学阶段已经来临。比较文学的研究逐渐走向了正轨，它不再是单纯地套用西方的模式，而是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研究体系，更多的外国学者也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所以国际会议让双方能够吸收彼此新颖和积极的观点，更好地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

（二）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合法性”是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在动力，这里的“合法”不是合乎法律规范之意，而是追求一种规范，是对西方文学研究要规范客观。尤其是在翻译方面，在这一时期，国内已经翻译了很多关于比较文学的书籍，比如UlrichWeisstein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卢梭的《什么是比较文学》等，同时，类似于韦勒克的著作《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论文集也大量出版，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引用研究。“文学性”的重视是另一个发展研究的动力，对比较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以及高校课程的设置都促进了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我国学者越来越了解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现状，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会逐渐加入自己的看法，“文学性”就凸显出来，纯理论的东西不能被大众接受，所以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和价值观认知，文学性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三、比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兴起、衰落和复兴直到现在的繁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影响，尤其作为一种意识范畴的研究，它的研究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功能的影响则是最主要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为什么在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走向“死亡”的时候中国的研究却能走向复兴，这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一）对“民族性”的关注

中西方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平行的研究模式是常使用的研究手段之一，它平行地比较作家、作品，包括作品的内容、主题、题材、内涵等，即使是一些著名的大学者也对这样的比较乐此不疲，简单的比较只是得出一个关于好或者坏的结果，从根源上讲，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分不开，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是的，他的比较只是为了证明别国的东西没有中国的好，它过分注重现实主义和人本观念，没有从长远的角度去进行比较研究，比较更是为了从国外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尤其是能够证明自身的影子，不断地树立一种存在感。

（二）对“文学性”的追求

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复兴，学者越来越了解国外学者的思维和国外的作品，他们更加理想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有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它是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相沟通的，是民族性的延续和增强，是民族自信的标志。在七十年代，有台湾学者根据学者对“文学性”的追求，要求建立“中国学派”，他认为，“中国学派”的建立首先应该肯定“民族性”和“文学性”，随之进入一种文化自觉的研究状态中，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用西方的模式解构中国的比较文学。而内地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学派”力图打破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找寻一种共通的文化要素。“文学性”的追求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这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分不开，这两大思潮在中国兴起，使人们的民族责任感不断提升，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文学性”追求的背后所深藏的社会政治因素。

（三）对“现代性”的构造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性”和“文学性”的地位逐渐下降，西方国家开始提倡将现代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这一观念也开始被其他国家认同和接受。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进步与落后与它自身的发展关系并不大，而是由外部之间的好坏关系决定的，而且，国家的性质也是由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所以，比较文学的发展背后不是简单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是关系双方思维模式变化所决定的，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决定的，因此，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将视线转向研究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中，对“现代性”的构造可以直接反应出现在比较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功能。

四、结语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历史深远，纵观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在近代传入初期就经历了一次发展浪潮，虽然在后来由于政治社会原因停滞不前，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比较文学又经历了第二次发展高潮，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发展的繁荣期，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虽然和社会政治因素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文学背后双方思维模式的转变，所以关注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我们在研究中更应该重视的问题。

作者：赵伟华 单位：赤峰学院

比较文学发展分析:比较文学中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时代、跨文化的开放性学科。本文综述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个学派的形成及研究方法，思考如何更好地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研究比较文学研究。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文学关注人的心灵与想象的世界。比较文学通过对不同民族、社会、时代、语言的透视，通过比较分析人类的心灵取向和想象力空间，关注全球视野下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才能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可比性的强弱是决定这种文学想象与文学问题是否成为比较文学的关键。文学始终是比较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是国际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其发展的三阶段包括：

1.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影响研究，主张实证研究，即以确凿的事实和严谨的考证和思考揭示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各种关联和影响。梵•第根、基亚为代表人物。研究内容包括：以文学影响的起点考证放送国的放送者，从文学接受的到达者考证接受国的接受者，然后从两者之间的事实材料考证经过路线，再从经过路线追踪传递者。文学影响的过程是多样复杂的，在影响过程中，放送者和接受者往往要通过中介完成接触和联系。涉及领域包涵渊源学（由接受者溯源）、流传学（由放送者出发）、媒介学（中间路线）、译介学及异域形象学。影响的类型包括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超越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精神气质影响。除了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外，精神联系和精神影响也是研究者很难把握的。

2.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平行研究，通过类同和对比，不仅寻找作品的相同之处，而且研究其不同之处。美国学者威勒克、雷马克、为斯坦因、奥尔德里奇是代表人物。他们通过对不同国别文学作品的评价和阐释，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美学价值；对不同体系的文学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对比研究，以其他民族文学为参照，也可以清晰地认识自身民族文化学的特点，有利于不同文学体系间的对话与沟通。方法上，平行研究注重美学分析和科学理论的运用，强调寻求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包含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两种模式。平行研究的视角有文类学（文学体裁）、主题学（对考察对象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不同表现形态的手段和形式的外部关注）、形象学（一个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他民族文化形象）、比较诗学（不同民族文化体系文学理论及发展史的比较）等。

3.以俄国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反对文学“欧洲中心论”的统治地位，着重研究各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异同之处。不同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是，历史学派尤其关注文学史上相似历史条件下的主题、情节、形象、典型、题材等方面的类同想象。为此，不仅需要收集和挖掘外来影响经过路线的历史事实，还需要从民族历史和传统内部探寻其内部根源及作家的个性独创，揭示其发展规律。

4.以中国学派为起点的阐发研究，认为可以用一种文学理论和模式解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是文学理论相互阐发。阐发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类型及分支。它以某种理论批评模式对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及创作原理进行相互阐释和印证，以期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获得新角度和新视野，得到具有更新的借鉴价值和审美欣赏结论。作为中国学者的创造，翻译佛经的僧人使用的“格义”附会佛教教义。明末清初诗论家王夫之将阐释佛学唯识思想引入诗学理论，用“现量”二字阐释自己诗学理论中“心目相取”、“即景会心”的观点。这些均被视为我国比较文学的萌芽。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古添洪的《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均为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领域的贡献。不同于平行研究强调的中西文化差异矛盾，中国学者主张以一种平等的立场看待中西文化与文学，倾向于“双向阐发”法。

综上，自比较文学的诞生，随着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及阐释学的先后出现，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不同的研究。概括起来有：

1.历史实证法：既注重事实依据，更强调历史沿革。这种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实证式研究是影响演剧中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

2.美学批评法：各类具有可比性的文学现象都可以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再评估和再审视。

3.异同比较法：从相同或相似的文学现象着手，通过表层的类似寻求深层的类似，通过外在的“同”寻求内在的“同”。基亚曾说：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因此，他的工作方法就要与其研究内容的多样性相适应。在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仅有比较是不行的。

比较文学应该在中西基础上走综合研究之路。作为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时代和学科的比较文学学科，通过比较，我们要达到融通，以世界文学为语境，在比较中重新认识自己和他者的文学与文化，实现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汇通。为此，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界限并具有开拓的视野。

作者：方云 单位：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比较文学发展分析:比较文学出版物发展思考

【摘要】本文分析了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发展面临的困境，结合移动阅读时代的诸多特性，分析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具体发展策略。

【关键词】移动阅读；数字出版；比较文学

移动阅读即人们通过各种移动终端，随时随地阅读互联网上海量数字出版物的现象。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阅读终端的发展、普及，移动阅读现象在现代社会变得愈加普遍，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移动阅读已经成为出版物未来发展方向。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国际间的频繁交流，加之互联网技术日益进步和普及，国际间文学的交流在此背景下变得更具规模与深度。具有跨语言、跨民族、跨学科特点的比较文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且正在经历着以日趋形成的中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发展新阶段。那么，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现状如何，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的发展之路何在成为笔者探讨的重点。

一、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困境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872年维尔曼在巴黎大学讲学的内容中，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梵•第根认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①在我国学者曹顺庆看来，所谓“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②“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审美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③因此，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世界文化间的“翻译”，能够帮助普通读者增长见闻、了解多元文化、拓展国际文化视野。但是，在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正面临着如下困境：

1、内容专业化与出版全民化的矛盾

比较文学出版物一般涉及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实践等方面的专业化内容，带有学科特性和精英色彩。内容的专业化使得一部的比较文学作品的诞生，需要耗费作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从作品到出版物还要经过市场调研、策划论证、编辑加工、校对、印刷等流程。可是，在这个追逐快节奏的时代，比起需要经过“一番寒彻骨”的比较文学出版物，耗时少、内容浅显的段子、漫画或是小说等休闲类读物，更能符合移动阅读时代人们的阅读胃口。虽然比较文学出版物在国家为平衡人文学科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政策背景的支撑下依旧能够在出版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市场毕竟是需求与供给的产物，在这样的环境下，比较文学出版物的生存空间、市场占有率势必被进一步压缩，除了部分受国家资助的作品可以被少量出版外，比较文学出版物面临着“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

2、精细阅读要求与碎片化阅读方式的矛盾

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它的“学院派”色彩和“贵族化”气息，阻隔了与多数人的联系。④其作品内容晦涩拗口，深奥艰深的特性需要读者精读、慢读。而在移动阅读时代，阅读方式呈现碎片化特性，短、平、快是其基本特征，这与比较文学作品需要潜心钻研、精细化阅读的要求产生了严重矛盾。目前以图书、杂志等印刷品为主的比较文学出版物，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不能很好的满足当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对其提出的要求。这也使得消费者的体验感较差、观赏意愿降低。

3、作品版权问题与盈利模式缺失制约移动阅读发展

移动阅读市场产业链涉及内容创造者（作者）、出版商、电信、技术开发商、版权贸易等领域。当前移动出版物的销售模式分别以内容提供商、电信运营商及移动终端制造商为核心进行，具体的发行模式有手机阅读、专用终端阅读。但目前移动阅读存在版权不明、技术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使得内容创造者往往处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如何在新形势下协调产业链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关系，建立合理的商业模式，实现多方合作共赢是整个移动阅读产业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比较文学出版物想要在移动阅读时代提升市场竞争力，对这一问题同样无法回避。另一方面，网络中的比较文学作品和其它出版物同样是作为他人智力劳动成果而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书籍在网络中的版权问题因其涉及整个出版行业的根基而尤为引人注目，如若无法妥善处理将会严重制约包括比较文学出版物在内的整个移动阅读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新机遇

1、无线互联网为“世界文学”理想实现提供技术支撑

无线互联网络为移动阅读、全民出版创造了条件，也为比较文学作品实现“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的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其拥有的海量信息与全球互动的特性为比较文学作品的继续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条件与空间。世界文学交流传播多元、繁复，立体化、多维度的“世界文学场”在移动阅读时代得以形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他们通过互联网技术，在彼此沟通，相互借鉴的过程中充分发展、互动，无论是写作、传播还是阅读行为的跨民族、跨文化性特征将会进一步加强，文学写作的世界文学语境逐步形成，阅读亦随之成为对全世界文学、文化的认知与发现行为。另一方面，“网络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自我的机会，使每一个才子都不会被埋没，今后的伟大作家就将出现在这其中。”⑤作为一种新的信息通讯技术，移动阅读的普及对于推进文学翻译发展，拓展文学传播、阅读的多元渠道有着重要的意义。

2、数字化互动平台促进沟通移动阅读所依托的数字化互动平台

令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了无障碍的互动交流，“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⑥要适应移动阅读时代读者阅读方式的碎片化现状，改善比较文学出版物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尴尬境遇，就必须实现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交流。依托数字化互动平台实现上述功能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书籍评分、长短书评、佳作推送等功能进一步的扩散作品，阐释作品，进而实现出版物的营销互动。面对数字化平台带来的机遇比较文学出版物通过培养具有特殊兴趣的读者群体，并在读者和从业人员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创造新的联系，通过数字平台进行读者意见调查、分析读者或潜在读者群数据，进而锁定读者群，营造比较文学作品阅读氛围，实现此类出版物的可持续发展。

3、多媒体技术为比较文学作品提供多元表达方式

移动阅读不仅是一种阅读方式，其终端还是无线通信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综合载体，它能够突破传统印刷文本静态、单一的文字表现，将文字、图像和音乐等超文本形式通过数字编码、解码呈现出多元的动态组合。例如，美国诗人E.E.卡明斯张扬、独立的个性赋予其诗歌作品独特风格。如何能够将其具有个性的诗歌文本向中国读者介绍，这给研究者、翻译者和出版者都带来了技术上的难题。今天，在多媒体技术与网络工具的帮助下，我们能相对妥帖地处理其诗歌的表现形式，将原本晦涩、艰难的比较文学作品通过多媒体技术改造成为多维、立体的综合艺术，将其以更加接近原貌的、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读者。

三、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策略

1、彰显比较文学特色，提升出版物质量

彰显比较文学出版物的文化特色，提升作品创作人的比较文学学科素养是关键。作为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需要培养从广泛的跨文化联系中考察和审视文学的研究意识。”⑦比较文学学者须具备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眼光，“把自己的民族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背景下进行检验和评价。”⑧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和了解。同时，比较文学出版物作为提升读者文化素养、拓展民众国际视野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移动阅读工具的多媒体功能，在保障其比较特色的基础上，利用多种表达形式，实现专业学术作品的通俗化与普及。另一方面，对于当前盛行的全民出版，编辑人员也应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自觉抵制，努力使得提供给读者的出版物真正能够发挥陶冶情操、开拓视野、增长知识的作用。

2、增强用户体验，提升市场占有率

移动阅读背景下比较文学出版物发行中除了要求提升比较文学出版物内容质量，还要在此基础上加强移动阅读终端使用者对比较文学出版物的用户体验。这要求比较文学发行商在前期宣传和推广时明确业务定位，再细分用户群，将潜在用户区分为浏览者、关注者、猎奇者、响应者、传播者、关键人物等不同类型，以此作为向不同类型用户提供区别化的用户体验的依据，并阶段性的跟踪客户持续使用意愿，以提高粘性，进而使比较文学出版物阅读成为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另一方面，挖掘用户需求，选择适合移动阅读条件的比较文学作品进行呈现。为此，这就需要有专业的队伍对于比较文学出版物进行内容资源的重建，尽量使比较文学出版物呈现的形式简洁，从而更好的满足目标读者娱乐或者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需求，通过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感受提升市场占有率。

3、整合产业链，构建比较文学出版物

多方共赢的商业模式就整个移动阅读产业来说，探寻适合的商业模式势在必行，作为较为小众的比较文学出版物更需要在发展中寻找出适合自身特点的盈利模式与产业链结构。比较文学出版物在移动阅读时代，从纸质媒介传播向多元媒介传播的转变，只有通过电信运营商、内容供应商与终端制造商的紧密协作，建立资源整合、竞争力要素整合、利益合理分配、核心竞争力超强的战略联盟，在合作中应立足于读者的需要,提供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或技术，通过利润分成的方式实现共赢，才能将比较文学出版产业发展带入高速发展的健康轨道。

作者：陈悟 单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2013级学术型研究生

比较文学发展分析:比较文学持续发展分析

一学科理论构建及发展

中国比较文学切切实实推进了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中国学派开拓了新的领域；成为全球新时期比较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曹顺庆开始阶段主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其专著《中西比较诗学》被视为新时期及时部诗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他从话语范畴入手，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其《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则是从文论范畴的对比研究走向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995年，曹顺庆在《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无疑为亟待复兴的比较文学树了一杆旗帜。与《跨越第三堵墙：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一道被看作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奠基者。其特点是：一是从中西两极比较转向了多方位的多极比较，从原有的对中西两极的关注转向了对整体性的关注。其二是从范畴学的研究转向整个话语体系的思考。他认为，中国文论体系有其自身的学术规则，有一整套的话语的生成方式、意义表述和言说方式，不能以西方的话语规范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文论话语。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后来提出了“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中国化”等命题。其三，从文论范畴的对比研究走向了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力图从意义的生成方式、话语的解读方式及表述方式诸方面，寻求东西方异质文化所赖以形成、发展的根源，从而进一步清理发掘文化范畴群及其文化架构、文化机制和文化发展的规律。2001年，曹顺庆在《中国比较文学》第3期上发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明确提出跨异质文化(后改为跨异质文明)新理论，把跨文化、跨文明的中西比较文学置于21世纪国际学术领域内，如此一来既可以申扬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潜在价值，也可以纠正西方比较文学家的缺失。从而建构一套符合中国文学精神的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叶舒宪一直坚持引用西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来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进程。通过思考和探索，主张跨文化研究，倡导生态批评，倡导跨文化视野下重新解读中国上古文学经典，使得原型批评在国内收获了丰硕成果，催生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人类学研究。1988年先后出版、发表了《符号：语言与艺术》《从生态人类学看老庄的社会理想》等论著，被看作是及时个从生态学角度阐发文学与艺术价值和功能的论著，在中国比较文学界迅速兴起了生态批评和“文化阐释”的研究热潮。王宁是我国最早从事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将西方的文学和理论有机地应用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理论作出了一定的质疑和改造。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的思维模式，反过来又影响着西方学者，打破了荷兰学者佛克马的后现代主义(西方)观点。1998年，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这部专著中，王宁首次将后现代主义放在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进行考察研究，试图通过自己的批评和研究实践，将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研究，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及其研究关系之间协调，最终达到比较文学的超越和跨文化视野的实现。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走出了西方世界，成为了一股国际性的理论大潮。在传播到东方不同的国度内产生了不同的变体，由此消解了西方理论的“霸权”色彩，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走向世界，直接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创造了条件、作出了贡献。王晓平从亚洲同质文化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着手，对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文化和文学间的互识互证展开了研究。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对中日文学交流的断代史作出了系统描述，具有拓荒性意义。其《佛典•志怪•物语》一书，则以六朝至隋唐的志怪小说为抓点，追溯中印文学中的佛典关系，并考察其在日本物语中的投射。王晓平特别注重从接受的角度研究三个国家之间文学的相互影响，从而梳理了印度、中国、日本在文学交流中的历史因缘关系。在《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与人合著）一书中，审视了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何接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对西方“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了系统性总结；结合俄苏汉学研究，及时次完整地勾勒了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流传的轨迹。有意识地对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的发展作了开掘性的探索，与曹顺庆提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观点形成了呼应，为比较诗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孟昭毅主张世界文化交流中要突出“东方”的声音，在世界范围文化多元共存中找到东方的本位。强调既对过去西方中心论作反拨与突破，也有意识避免新的东方中心论，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宏观而广阔的视阈，作超越前人理论框架模式的探索。认为在文化、文学交流中，势能落差在所难免，应该努力缩小和消解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差异，要善于超越文化与文学的学术界限，对文化和文学各种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展开特有的关注，力求超越交流空间、时间和人为的樊篱，摸清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基本规律。其早期代表作《比较文学探索》较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些学术主张，他不仅强调和阐释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而且更深入地从“文学关系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和伊朗、越南、印度等国的文学关系。

二学科身份的过去与现在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的自觉意识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回首三十年,我们大致可以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归纳为三个阶段：及时阶段(1978-198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第二阶段(1988-199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第三阶段(1998至今)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①季羡林先生1982年在《比较文学译文集》的序言中指出：“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P29)。同年，严绍璗也提出，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继承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朱维之在1983新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鲜明地指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经有了长远的源流，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颇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苏学派的特点。因此，中国学派绝不是欧美学派的尾巴或补充（孟昭毅，“朱维之先生与比较文学”）。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中认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以我国传统与民族特色为立足点与出发点，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营养，去努力发展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1986年，段燕在《探索》第2期上发表题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应当崛起”的文章，明确了中国学派崛起的必要性与中国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任务。远浩一提出“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载《中国比较文学》1988年第3期)是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上的一次前瞻。同年，杨周翰先生发表题为“比较文学：界定‘中国学派’、危机与前提”(《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88年第2期)，认为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当成为“中国学派”的特色。

1990年,远浩一发表“关于‘中国学派’”(《中国比较文学》1990年第1期)，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学派”的研究。王富仁在《学术月刊》1991年第4期上发表“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论述了中国学派兴起的必然性。1995年，曹顺庆先后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跨越第三堵‘墙’，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等系列论文，论述了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1998年熊沐清率先发表了“中国学派：必要、可能、途径”(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2005年李卫涛(“从韦勒克、艾金伯勒到伯恩海默至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的跨文明轨迹”，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从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轨迹上重新审视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而王峰(“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兼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也从比较文学观念出发重新界定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些讨论促进了中国学派，即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的论争中成长。学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争主要围绕着两个焦点问题：及时，要不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立一个民族地域性学派是民族性的问题，还是世界性的问题；第二，“阐发法”是不是中国学派的方法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法出现不久，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除国内有学者质疑、反对外，更有国外的反对声音：1987年荷兰学者佛克马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就从所谓的国际观点出发，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坚决反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自国际的观点并没有让中国学者失去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热忱。1988年智量先生就在《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上发表《比较文学在中国》一文，援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学派辩护，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和特色显著，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足以与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上的其他学派相提并论，建立中国学派将会是一个有益的举动。

孙景尧先生在《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上发表《为中国学派一辩》反驳了国内外某些学者对“中国学派”之说的责难，强调“中国学派”的提出，“正是为了清除不仅在西方，也包括在东方都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来重估与科学认识非欧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自身文学及其文化体系，以更客观地沟通中外文学与更正确地把握其规律”。经过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和方法体系的论争之后，学者们普遍认同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佛克马教授在2007年4月的“跨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上，修正了自己以往十年的看法，公开表示欣赏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王宁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界最早提倡比较文学“超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与乐黛云教授共同主编了《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刘介民始终坚持从理论研究出发，探索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强调科学的规律性对于学科发展和文学发展的重要性，提倡比较文化学应从文化的多方位、大背景以及各种角度和分支研究文学方方面面的问题，他既从文化场中考察比较文学，又从比较文学中反映更为广泛的人类文化，倡导一种文化历史学家的直觉意识。其专著《比较文学方法论》，以梵•第根的比较文学理论为指导，组织了一场方法论的大讨论，允许不同的理论家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对话，促进了对不同理论的批评性思考。探索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这一研究课题，阐述了自己的分类原则。始终强调以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学现象和与文学现象有关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从中阐明国别文学的性质、特点和文学的基本规律。此外，刘介民还注重“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他希望实现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相互之间的共荣共生。叶舒宪开创了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学派。他一方面致力于介绍和研究西方文学人类学的新发展和新成就，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地倡导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人类学建设方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成为学界所认为的“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具活力的一派”①。

在《文化对话与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世纪性潮流》等论文中，提出将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和田野作业视角整合到本土传统的考据学中，从而建构起“三重证据法”(文献文本、田野考古和民族学、民俗学活态文化)的立体研究框架，这一做法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形成了新时期以来整个国内人文学界具有新学派性质的研究群体。叶舒宪致力的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地方性知识”思想、“深描”理论以及“主体”和“客体”等众多的视角，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阈。同时，他把民间文学和结构主义研究中常用的母体范畴作为分析上古文学源流影响的工具，将中国文学中的主题、母题、意象或叙事模式放在世界视野中加以透视，避免了见木不见林的短视和武断。更为重要的是，叶舒宪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乐黛云曾评价说“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以文化阐释学和文化人类学对中国传统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及其著作，可以说是在当论支持下所做的主题学和文类学的综合研究。而叶舒宪所开创和引领的中国的文学人类学，是一套全新的文学研究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体系。”（《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孟昭毅特别重视比较文学的实践性，即强调实践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他始终认为只有强化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才能证明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只有从实践基础上升华的理论才有普遍意义和说服力。他主张以东方话语研究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他在力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试图超越东方沙文主义的思想局限，努力保持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立场。

三体制建构的反复与纠偏

曹顺庆提出“跨文化”的理论命题，无可否认是接受了“中西比较文学”的观念，而袁鹤翔、苏其康、古添洪等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提出“比较东西方文学可能性的探索”、“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等观念，这是跨文化研究的最初理论文章。1988年刘介民的《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一书，也是意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比较文学研究著作。1997年陈悖、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2001年陈悼、刘象愚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修订本，都把跨文化作为比较文学的主要性质。对“比较文学总体研究”的提出，是来源于梵•第根《比较文学论》的第三部分“一般文学”即“总体文学”的。“总体文学又是比较文学很自然的延伸，两者很多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曹顺庆在提出“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后，又提出：“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①就是说中国学术没有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认为：一些学者对“跨文化”产生误解，说明他们在话语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是学术规则上头已经西方化了，与中国传统和本土的学术现实及现实关怀严重脱节。异质文化的话语问题、对话问题、对话的原则和路径问题、异质文化间探源和对比研究问题、文学与文论之间的互释问题等等，都是值得探讨、辨析的。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曹顺庆一再强调“跨文化”是“跨异质文化”,但仍未能防止误解的产生。所以,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曹顺庆又建议将“跨文化”改为“跨文明”。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反对者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跨文明”研究将又一次扩大比较文学的边界；“跨文明”研究缺乏可比性；“跨文明”研究消解或削弱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及时点主要是源于对“文明”的误解,“文明”在“跨文明研究”中指的是具有相同文化传承(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的社会共同体。因此，“跨文明研究”更清晰地划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和研究范围。指出传统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是“求同”,而“跨文明”研究所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文学的交流和对话，交流和对话的前提是差异。“跨文明”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突出了比较文学中的“对话性”。而曹顺庆认为跨文明研究的多元语境和诸种题域,不但不会消解文学性和文学文本的美学特性,反而有助于更广泛、深入地揭示文学性的真正内涵。

四不足与展望

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是比较文学工具书目前仍未出现，如“比较文学词典”、“比较文学书目”、“国别比较文学研究”等都还没有出现。仅有几本不很理想的类似工具书的著作，如贾植芳、陈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刘献彪、葛桂录等著《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稿》，唐建清、詹悦兰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等。这些工具书类虽然为比较文学作出了贡献，但仍无法解决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和问题。至于比较文学专著书目索引、比较文学散篇论文索引等，都是治学之重要工具，目前也并不很完备。各种比较文学工具书籍的编撰，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努力。虽然直到如今，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仍没有解决，但在探讨的过程中，比较文学取得了许多收获。例如，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使我们对于各国文学间的联系有了清醒的认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使我们对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异同有了更多的了解。诚然，“可比性”问题也许会一直讨论下去，但我们深信它是问题也是动力，随着认识的深入比较文学的研究也许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另外，作为比较文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变异学仍需在实践的检验下进一步发展完善。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走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更进一步地向跨学科研究发展，可以断言当今已进入了以多元文化体系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为核心的比较文学发展阶段。

新时期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开拓的新的领域，必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必将有益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首先，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从初始的比较文学研究走向比较文化研究。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背景中研究文学，已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难以逆转的历史潮流，从跨文化角度重新审视文学这一社会现象，将是21世纪比较文学发展的总趋势。第二，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由“显学”到“隐学”，由“张扬”到“收敛”，由“重理论”到“重实绩”，从传统的重视西方向重视东方转变。第三，在文化多元化、文化融合化、文学世界化发展中，比较文学观察的视野从强调学科特性走向与其他学科整合，其内容从精英经典研究走向通俗大众文化研究，其范围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走向东西方文化交流融会，呈现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同源研究与异质研究相结合、自身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展望未来，笔者认为：未来的比较文学研究，要按照本学科的内在理路行事，同时也要本着“变通”的原则，也就是在本学科处于转型或危机时刻，善于抓住事物发展的核心实质，通过各谱系间的互通互证互释，才能真正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学术研究发展的理想状态理应如此。比较文学中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流派，通过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术互通，伴随着研究者个人学术功力的加深，将使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迈进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