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环境问题逐渐凸显，物流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推动物流过程节约成本，降低能耗已成为业界亟待思考的问题，发展生态绿色物流则是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支持，例如2020年3月，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要“完善绿色物流建设支持政策。加快建立健全快递、电子商务、外卖等领域绿色包装的法律、标准、政策体系”；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绿色物流，整合运输资源，提高利用效率”。因此，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物流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当下物流产业研究重点。本文将以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为研究主体，对影响其生态化演变的驱动性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丰富产业生态化研究内涵，为缓解我国物流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促进物流产业生态化转型，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基础

物流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我国物流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营业总额不断攀升。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购买於少臣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业经济系北京100000）内容摘要：物流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随着产业规模快速扩张，其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推动物流产业生态化发展无疑是缓解经济与环境之间矛盾，提升物流资源利用率，保障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本文以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为研究主体，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各地区调整物流产业发展要素，促进物流产业生态化转型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在众多驱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调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可显著降低邻近区域的物流产业生态化水平，后者则可显著提高邻近区域的物流产业生态化水平。力逐渐增强，企业间货物交易总量逐年提高，加之政府对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断增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不断融入，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物流运输、物流包装等环节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11.9万亿元，同比增长15.1%。而产业生态化是一个产业发展形成的高级形态，有利于产业保持高效、可持续性地健康发展。对于物流产业而言，生态化演变过程可以理解为物流企业在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内，利用有限的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水平，创建更加符合经济生态规律，更加适应经济生态要求的产业生态与环境生态之间物质、能量均衡发展的现代产业生态体系。

由上述定义可以得知，物流产业的生态化模式不同于简单的产业生态模仿，而是将物流产业与生态环境保护进行高效整合，实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在互动过程中互融共生，实现可持续性、低污染性、资源高效利用的发展模式。对于物流产业而言，受各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人力资源、文化教育等因素差异的影响，各地区间物流产业生态化水平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目前学者普遍认为产业生态化区域性差异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导致。主要因素包括：区域内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管理水平、资源环境治理能力、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环境政策水平差异等。研究设计

（一）驱动因素选择

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化是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展变化过程受到了产业开发政策、政府监管、产业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在众多驱动因素中，政府监管以及产业政策的制定是物流产业生态化的外在驱动因素；产业创新能力、产业研发投入等是内在驱动因素。基于上述分析，结合物流产业生态因素协同发展的客观现实，本文最终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商投资、政府调控、人口密度、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等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ec）来衡量，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tn）来衡量，外商投资以外商投资总额（fi）来衡量，政府调控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gv）来衡量，环境规制以污染排放合格率（ev）来衡量，技术创新通过科研投入（sc）来衡量。

（二）模型构建

考虑到传统OLS回归分析受限于各变量之间严格的独立性，一旦变量间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现象，即在某一具体分布区域内具有潜在的相关关系时，OLS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将失效。因此，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对OLS回归方法进行改进，采用了空间杜宾模型与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相结合，构建形成了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三、实证分析

本文将物流产业生态化水平作为因变量，将各种驱动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STATA计量软件对驱动因素与生态化水平间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基于表1中拟合优度检验、Sigma2、Log-likelihood三种视角的综合考量，可知相比于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双固定效应具有更佳的拟合指数，因此本文选具有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描述物流产业的生态化演变过程。

首先，从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可知，空间自相关系数为正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某一地区的物流产业生态化水平显著受到其邻近区域物流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即物流产业生态化在临近区域呈现出显著相关性。事实上，物流产业的生态化过程严重依赖于各地区生产、金融等要素的聚集与扩散。对于处在产业生态中心区域的附近的地区而言，资金、人才、技术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均依赖于中心区域的供给，自身物流产业的生态化演变受到了中心区域生态化演变的强力支持与推动。换言之，经济中心区域对周边邻近区域的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过程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物流产业生态化水平呈现出由中心区域向周围逐渐递减的扩散化趋势。

另外，从发展程度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物流产业生态化水平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显著正向提高了地区物流产业的生态化水平。尽管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环境污染，进而对环境生态造成负面影响。但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水平的发展确实对产业环境生态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归因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治理等方面的便利性。随着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财政收入随之提高，将有利于提升环境治理、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并且引进先进的环境管理、治理、保护方面的技术与设备，进而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效果。同时，从企业角度看，自身收入的提高也会促使其采用更加清洁的能源和更绿色、可回收性的先进技术，进而从根源上达到清洁、节能、减排、可回收的绿色生态目标，提升产业生态化效果。此外，从居民角度看，地区人均GDP指数的提高客观反映了居民收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随着居民收入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其对周围居住环境的品质的要求也随之增加，进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地区产业生态化进程。正如“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所提出的，经济与生态环境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经济增长初期，通常会造成资源环境的破坏，而一旦某一地区经济增长达到某一临界点后，人们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到环境、生态保护当中，进而可以促进生态化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提升经济水平是发展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的重要基础，只有保障经济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才能可持续性地实现物流产业生态水平的平稳发展。产业结构也是地区物流产业生态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可显著提升产业生态化程度。具体而言，第三产业在地区产业结构中比重的提高有利于推动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相比传统的农业、制造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对地区物质资源的依赖性明显更低，其产业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性更小。相反，部分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地方生态环境建设，因此，会迫使地方政府提升资源环境的治理力度，进而提升产业生态化演变效果。尽管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占总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是第二产业在总体产业中的占比依旧很高，以传统采矿业、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高能耗企业在我国经济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当下经济仍然存在高能耗、高排放、高资源消耗的依赖性。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是制约产业生态化进程的重要阻碍。应当加强产业结构转型，引进先进技术，发展低碳、绿色、循环经济，提高以技术、人力资源为主要投资的服务型经济，从而提升物流产业地位，降低能源、资源消耗，进而促进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政府调控对物流产业生态化具有重要意义。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调控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其可显著提高产业生态化水平。事实上，对于第二产业占比较大，经济建设呈现粗放性、高能耗、高污染发展现状的地区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手段。政府调控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要素流通，保障优势产业并逐渐淘汰掉落后过剩的低端产能，提升环境规则要求，进而提升生产的清洁性。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制定物流产业生态化的相关法规政策，通过环境规制的构建促进物流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提高。

技术创新对物流产业生态化具有促进作用。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达到1%，表明其可显著正向提高物流产业生态化水平。事实上，技术革新是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的核心动力，一切经济发展不可避免会造成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加。唯有从科技创新入手，实现物流行业的技术革新，才能从根源上减少物流服务过程中的污染现象，提升资源利用率，并且通过引进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从而从根本上推进物流产业生态化进程。随后，本文将各个驱动因素对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过程的影响分解为直接、间接、总效应三类，结果如表2所示。直接效应指的是某地区特定因素对该地区生态化影响；间接因素是指某地区因素对其他地区生态化的影响，即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对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间接效应为负，且显著水平为5%，表现出显著的负面空间溢出效应，说明经济发展对邻近区域产业生态化具有显著负面效应。这主要由于经济发展对于人才、资金、技术具有聚拢效应，间接削弱了邻近区域的生态化治理能力。另外，技术创新间接效应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5%，表明其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事实上，技术创新具有扩散效应，可推动周边区域共同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物流生态化演变。

综上，本文基于产业生态化理论，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于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化过程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调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均为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的显著正向驱动性因素。另外，从空间溢出效应角度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邻近区域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利于邻近区域物流产业生态化建设，科技创新水平对邻近区域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邻近区域的物流产业生态化演变的推进。

四、物流产业生态化发展策略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对于物流产业生态化发展提出如下策略：

第一，我国应当做好整体与局部、现在与将来物流产业生态化建设的统筹工作。从空间相关性角度看，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调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均可显著影响物流产业的生态化建设过程。因此，对于整个区域物流产业生态化建设这一系统工程，应当从整体和局部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应当将具体地区经济、社会、技术、文化条件与资源环境禀赋紧密结合，努力构建与环境、社会基础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应从物流产业与生态环境二者发展的协调性角度出发，努力做好系统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制定适合当地物流产业发展的生态化战略。同时，应当注意到物流产业生态化建设具有长期性，而生态演变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长期、复杂、见效缓慢的工程。在实践过程中，不应制定短期、迅速的考察指标，应当秉承科学生态治理的原则，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与理念，制定长期动态的物流产业生态发展路径，以保证生态治理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二，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物流产业生态化改造，努力发展绿色生态化产业。我国物流企业应当以绿色发展为创新发展的重要目标，不断贯彻落实节能、减排、循环利用的绿色发展理念，科学确定物流产业布局，强化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传统产业与现代物流业、现代绿色科技之间完美融合，强化对可持续利用的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注重降低单位标准服务的能耗，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同时，我国政府应当建设高标准的物流产业示范区，借此大力推广先进、绿色的装卸、包装、仓储与运输技术；积极推进物流产业风能、太阳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极大程度地减少碳排放；发展生态物流业与生态电商、生态制造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生态电商产业与生态制造业园区的相关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或引进成熟的金融机构投资组建生态物流服务集群，促进区域制造业与物流业经济协同、高效发展，降低工业生产与物流运输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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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少臣 单位: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业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