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市场论文篇1

二、理论模型设计

(一)商品价格模型St和Ft，n分别表示时刻t的现货和距到期还有n时间的期货价格，rt，n表示时刻t到t+n的利率。定义Ft，n－St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首先，根据期货存储模型，认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放弃借入现金买入现货的机会成本，另一部分即为持有现货的仓储成本等，即为便利收益(Ct，n)。

(二)通货膨胀与资产收益率根据Fisher(1930)可知，同种货币计价的资产预期名义收益率会收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应该由资本的生产力等因素决定，与通货膨胀不相关。

(三)实证模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利用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分别对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

三、数据及变量

本文研究商品期货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利率数据采用WIND数据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交易平台6个月期国债利率，价格指数等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综合数据的时间段匹配以及样本量的大小等问题，选取2005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商品期货市场数据为日度数据，国债利率也为日度数据，为了进一步与阅读数据价格指数匹配，我们采用月内平均的方法处理商品期货与国债收益率数据。我们采用临近到期的当月期货价格代表相应商品的现货价格，采用次临近到期的次月期货价格组成期货价格序列。进一步，由于各商品之间的特质因素等影响，各商品的便利收益率的变动情况各不相同。为了提取各个品种便利收益率的共同驱动因素，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便利收益率的主成分，然后进行分析。另外，文中通货膨胀率数据根据经过季节调整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并利用HP滤波分解得到通货膨胀率的长期部分和冲击部分，分别表示可预期成分和未预期成分。

四、实证分析

(一)便利收益率主成分与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利用模型一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由表1可以看出，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随着持有期限逐渐发生变化:便利收益与1、2、3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与6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而与12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仓储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通过持有现货可以有效快速应对供给和需求冲击，从而获得便利收益。较高的便利收益能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导致现货价格较高，期货价格相对较低，从而导致现货收益率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具有相同走势。这就决定了便利收益与期货加权收益率在短期内显著负相关，随着现货持有期限的增加，负相关关系强度逐渐减弱，而长期内则显著正相关。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与第一主成分类似，但相对第一主成分来说其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相一致。另外，实证结论显示国债利率对现货加权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商品现货作为一种资产，国债可以视为它的投资替代品，国债收益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现货投资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二)便利收益主成分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由图1可知，便利收益率第一主成分和月度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并且第一主成分的变动比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动提前一段时间。另外，从二者的相关系数分析也可以发现，二者同期的相关系数为－0.17，显著负相关。而当期的价格指数变化率与上一期的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27，亦十分显著。所以可以直观的发现，商品市场便利收益率的主要变动因素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分析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发现亦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第一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显著。所以，可以初步判定，便利收益与通货膨胀率同期和跨期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接下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便利收益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利用模型二和模型三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可知，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之间均为负向关系，显著性随着时间逐渐减弱，即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含有有效信息用来预测未来3个月内(包括3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根据已有研究，便利收益是由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以及存货策略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它综合反映了市场参与者行为背后的各种信息，第一主成分则更是涵盖了影响整个商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共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品市场的价格走势。显然，供需失衡导致的较高便利收益可以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从而导致未来价格水平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率降低。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的显著程度降低，这说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对商品市场具有短期冲击，不具有决定长期趋势的能力。本文认为这和我国商品市场的成熟度有关，尤其是现货市场交易，回顾现货市场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现货市场发生过很多乱象，投机氛围比较浓厚。为了规范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13年11月联合了《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确立了三部门对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的联合监管机制，明确了监管职责。毋庸置疑，新规定的出台将会为现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现货交易行为的规范，综合反映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将具有更长久的影响。在我国，国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动态，因此利率增加可以视为紧缩性政策，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由于本文使用的是6个月国债利率，所以利率对6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率有显著负影响。

商品市场论文篇2

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商品市场中的信用缺失问题。

一、我国商品市场中信用缺失问题的主要表现

商业信用是信用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目前的信用缺失首先表现在商业信用领域，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1.大量存在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相互拖欠货款，贷款方拖欠银行的贷款，经济活动主体偷、逃、骗税的现象

中国企联于2005年7月至2006年7月通过问卷、企业座谈、实地调研等方式对513家企业的诚信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针对调查研究的情况，提出了推动我国企业诚信建设的政策建议。调查显示，企业受到多种失信行为的困扰，主要包括拖欠款、违约、侵权、虚假信息、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我国企业市场交易手段落后，由于信用条件不完善，造成企业信用交易手段受到限制，财务成本高。20世纪90年代我国商业票据结算量约相当于企业存款余额的11倍，而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3300倍。此外，发达国家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我国高达5％以上。近年来，我国由于企业失信行为引发的社会问题呈现多发趋势，发生数量大幅增加，影响较大有：欧典地板虚假宣传案、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制假案、安徽华源制药厂产品质量案等。

2.经营中弄虚作假行为猖獗，主要表现在：不法厂商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质量欺诈、商标侵权、专利侵权以及合同欺诈等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1998年全国有68.45%的消费者受到过商业欺诈行为的侵害。概括起来，我国商业企业对消费者的欺诈行为主要表现为商业质量欺骗、价格欺骗、服务方面的欺骗、商场在促销活动中的欺骗、经营方式的欺骗及企业形象和商场实力的不真实宣传等方面。据统计，2003年前11个月，全系统共查处提供虚假文件骗取登记、虚假出资、虚报出资、抽逃出资的企业2.3万家，吊销违法企业营业执照15.3万家。查处无照经营业额211万户次，取缔无照经营47万户，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件1.03万件，制假售假案件24.24万件、商业欺诈案件5159件。受理消费者申诉70.66万件，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15.45万件，广告违法案件6.88万件，商标侵权案件2.87万件，合同违法案件1.74万件，其中合同欺诈案件3173件。

二、我国商品市场上信用缺失的原因

我国商品市场上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从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两个层面来展开分析。技术层面的原因主要有信用风险管理意识淡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落后以及信用风险管理人才匮乏等，制度层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的契约化交易相适应的信用制度。

（一）技术层面的原因

1.信用风险管理意识淡薄

我国企业对商业信用的认识不完善，存在短期行为。很多企业为了提高销售额和扩大产品市场份额就盲目地赊销产品，加上信息获取困难等外在客观原因，对客户的信用情况缺乏足够了解，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商业信用风险比比皆是。当前，绝大部分企业尚未建立授信管理制度，有的建立了授信管理制度但不完善，有的建立了完善的授信管理制度却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以至有的企业第一批发出的商品货款还没有收回，就发出第二、第三批商品，而且涉及金额巨大。这种不重视控制信用风险的做法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这一观点的深入人心，企业信用管理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一些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信用管理，但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公司来说，信用管理仍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即使是在那些大型企业，专门设有信用管理机构、由专业的信用管理人员负责信用管理的情况也是凤毛麟角。信用管理意识淡薄的直接后果就是信用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使风险在企业中累积。

2.信用风险管理技术落后

授信企业普遍缺乏专业化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一些企业为了扩大销售增加利润，盲目地采用赊销形式，售后又不重视应收账款的监督和管理，结果导致了较多的呆账。据相关调查分析，在大量的坏账中，属于外部环境、政策性原因和“三角债”之类问题的，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大约只有16%左右;而属于经营性、内部管理造成的，则占到80%以上。

对客户的信息管理是信用风险管理的关键。当前，国内企业缺乏客户资信资料管理技术，还不具备自主建设客户信用信息数据库的能力，对往来的客户无法及时记录各种交易信息以及形成的内部评价，更没有条件对客户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等进行时时跟踪及风险预警。另外，企业信用管理的核心是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和信用等级评定，通过对客户所有相关财务及非财务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得出客户的偿债能力评估。这项工作需要运用专门的信用分析模型来完成，但目前我国的企业中能将信用风险模型引入企业信用管理的非常少见。3.信用风险管理人才匮乏

信用管理是一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管理知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对信用管理人员，尤其是信用管理部门经理的要求非常高。信用管理人员要掌握信息、财务、管理、法律、统计、营销、公关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同时实践能力和工作经历也必须出色，才能胜任信用管理工作。但当前，国内很多企业对信用管理工作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信用管理就是收收账”的层面上，所以，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工作并未受到重视，只是交给一些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业务人员去操作，缺乏科学、严格的标准。

另外，造成我国商品市场上信用缺失的原因还有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事实上存在的市场分割。

（二）制度原因

商品市场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如果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中契约化交易相适应的信用制度，那么商品市场中容易出现信用缺失问题。我国的经济形式，在改革开放以前是采邑经济，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

社会信用的维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在采邑经济条件下重要得多。因为在自给自足的采邑经济下，交易的重要性还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即使社会信用体系遭到破坏，交易无法顺畅进行，经济也不会受到致命性影响；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生产已经达到了很深程度，以至于任何一个微观个体都无法在不与其他个体交易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其生产经营。而社会信用的维持显然是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我们无法想象在缺乏社会信用，交易没有任何保障的条件下还会有众多的交易者愿意进行交易。于是，社会信用体系的维持就成为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契约化交易相适应，信用的维持也主要体现在对契约的遵守和履行上。与采邑经济下的情况不同的是，信用的维持主要不是通过对违约者进行舆论的谴责以及由此造成的实际社会活动的全面隔离来实现，而是诉诸法律及相应的市场规范，而我国恰恰并没有建立起维持信用的制度体系以及相应的市场规范。

三、政策建议

我国商品市场中的信用缺失问题表现复杂，而且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单从某个方面着手很难解决问题，应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企业信用制度。企业的信用等级涉及：（1）静态指标，反映企业当前实力，如企业规模、企业资产质量、企业产品质量、企业财务状况；（2）动态指标，反映企业发展能力，如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经营能力、员工素质、所在行业前景等；（3）履行承诺的意愿；（4）社会对企业信用的认可程度，等等。相对于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具有非人格化、积累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企业是具有独立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人实体，其信用虽然与员工行为有关，但作为一个整体，其信用主要通过企业整体形象为社会所感知，而不与具体的个人相联系，即具有非人格化的特点。企业信用被社会认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社会成员与企业在一个长期、反复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对企业的共识，建立信任关系。按照现代企业理论，经营者与其也是一种雇佣关系，企业可以通过更换经营者来改变由于个人失信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因而企业信用对个人的依赖较小，有较强的稳定性。

企业信用制度涉及：（1）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相关的法律、规章的建立和执行，包括信用信息采集、使用的法律规范和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2）征信（信用调查）资料的开放和征信企业合法地市场化运作；（3）政府或民间机构对信用交易和征信企业的管理，等等。中国企业信用制度组成框架包括：征信条例、征信企业管理条例、企业征信管理办法、企业信用评估办法、企业信用数据管理条例、企业信用查询条例、信用中介机构条例、企业债务催收办法、信用结账条例、信用监管条例和信用争议解决条例。

参考文献：

[1]企业诚信建设课题组.我国企业诚信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建议[J].中国建材资讯,2007.

[2]徐瑞娥.加快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观点综述[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2004-10-31.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4]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纲要[G]//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程选民.产权、信用与现代市场经济[J].财经科学,2000,(2).

商品市场论文篇3

1、因经营的条件所制，难以办理《卫生许可证》。这些旅游胜地由于受自然、生活等环境的制约，再加上经营设备简陋，经营周期短，经营地址不固定等因素，按照卫生部门要求，不具备办理《卫生许可证》的条件，因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不予颁发《卫生许可证》。

2、因有关前置手续的制约，为办理营业执照造成难度。季节性强的旅游胜地经营的大部分是商业、餐饮业。在对餐饮业的监管上，由于办理《营业执照》前需要经营者提供卫生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经营人员《健康证》，而绝大多数经营者全年只能经营3至5个月时间，再加上经营的从业人员不稳定，正因为如此，从卫生部门要求获取不到办证的资格，工商部门就无法办理办注册登记手续，经营者就领不到《营业执照》。

3、对工商部门日常监管工作造成困难。工商机关对旅游市场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严把市场准入关。因大部分经营者的前置许可不够条件，因而就造成了无序进入或违法经营（无照经营）长期存在，给工商部门日常监管造成了许多不便。同时也制约着旅游市场的发展和游客对本地区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的信誉度。

4、经营的饮食质量无法保证。在“三证”尚不健全、监管难以深入、各职能部门职权不及时到位的情况下，经营者经营的饮食质量就难以保证，万一发生饮食方面不安全问题时就无法查处，形成部门之间相互扯皮，当地政府以经营的商户属于卫生、工商、公安为理由推辞，卫生部门以没办《卫生许可证》为由不参与处理，工商部门没办营业执照处罚难以介入等问题，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将导致游客不满意，经营者意见大的问题。

二、监管的方法：

1、配合卫生部门办理临时《卫生合格证》。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应本着确保游客食品安全，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对景区餐饮业的管理，应由景区管委会协调工商、卫生、公安等部门联手，形成监管合力。对不符合办理《卫生许可证》条件可以协调卫生部门尝试核发临时《卫生合格证》的办法，以解决前置许可的问题。

2、办理确不具备条件的，实行实名登记制。对办不下《卫生许可证》的，采取实名登记制的办法：一是经营者出摊经营前出示本人身份证有效证件并予以复印，详细登记经营者出摊位置、名牌号；二是登记经营者详细地址，起码知道经营者是什么地方人，万一出了问题，就能及时联系；三是由工商部门对采集到的经营者相关信息进行建档保存、备查。

3、签订食品安全合同，责任到人。在经营前，由卫生、工商部门对经营者签订有关食品安全责任合同书，合同上必须载明有关各负责任承诺等事项，应负的责任范围。

4、建立市场查巡制。实行实名管理以后，对经营者在日常监管中具有以下4个作用：

（1）实行实名管理制以后，明确了双方间的连带责任。经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签订食品安全生产经营合同书以后，明确了经营者在经营中各种事项，达到的标准，如发生不安全事故时所负的责任，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经营者不得规范各自的经营行为，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商品市场论文篇4

(一)缺少商品交易市场总体规划

当前重庆商品交易市场总体建设规模偏大,投资速度过快,这与商品交易市场缺少总体规划不相协调。在协调如此庞大的建设规模,与日益稀缺紧张,成本不断攀升的土地供应、市场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培育、以及消费需求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二)市场定位不清晰,专业程度相对较低

重庆商品交易市场类型以专业市场为主,但是专业市场比重相对较小,专业市场作用发挥有限。2006年,重庆专业市场52个,占总数的68.42%;到2012年重庆专业商品交易市场占商品交易市场总数的68.42%,与2006年相比没有相对变动。同时商品交易市场专业细分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市场不多,经营商品雷同化现象比较普遍。部分地区追求大而全的综合商品交易市场,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市场,原来的市场正在被占地更大的市场所替代,这些市场投资忽视了市场细分,给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风险。通过计算重庆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指数发现,重庆市场专业化指数远低于商品交易市场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辖市。

(三)市场建设以硬件为主,软实力建设不足

1、加工冷藏技术落后。

农副产品市场一直在重庆商品交易市场中占据着比较大的份额,市场发展不仅要完成从规模和数量扩张到质量转变,食品加工技术也应该同步提升。

2、网络技术建设滞后。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形成的流通信息网络,渗透到流通的各个环节,直到企业营销环境,营销手段,交易方式等。而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在网络技术建设方面仍发展滞后。

三、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规划与政策扶持,促进市场外迁进程

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区域发展不均衡,这就需要各地政府部门的参与,加强宏观调控与整个地区的统一规划,加快重庆商品交易市场的建设步伐。通过政府统一规划,争取打破行政区划上的界限,合理布局规划,避免商品市场的重复建设,以免造成资源空间的浪费,提高摊位的利用率等等。运用科技手段来提升商品市场的质量,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实现商品市场功能的最大化。

(二)推动市场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提高专业市场贡献率

商品交易市场中工业品市场最薄弱的环节是专业批发,由于重庆的轻工业发展水平不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低,质地,款式,价格缺乏竞争力,加上经营主体的经济实力,资金条件有限,引进外埠产品批发有困难等,其专业化程度普遍不高,从而提高了商品批发市场的集中采购成本。这就是需要加快轻工业生产的发展,创名优产品,创拳头产品,不断开发新产品,提供越来越好的产品投放批发市场,在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通信业,仓储业,餐饮业的基础上,为专业批发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鼓励个体,私营,集体从事专业批发产业,并在信贷方面给予适当的扶持。

商品市场论文篇5

丁俊发同志在中国商品市场发展方面的主要重要贡献有：在担任国内贸易部与国家内贸局领导期间，主抓城市与农村市场的开拓，以扩大消费。先后在报刊及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培育和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理论与实践》（1993）、《客观估价我国的批发市场》（1996）、《关于开拓农村商品市场的几个问题》（1996）、《当前我国商品市场的特点、热点、难点及对策建议》（1996）、《做好积极开拓市场这篇大文章》（1997）、《商品流通日新月异，商品市场潜力巨大》（1997）、《市场经济与社会中介组织》（1997）、《1998年全国商品市场形势的基本分析》、《跨世纪中国批发市场的战略调整》（1998）等重要文章。

在2001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领导期间，又发表了《中国批发业向何处去》与《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形势与任务》。

商品市场论文篇6

论坛由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中国市场杂志社社长王波主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周林燕致开幕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席顾问丁俊发、国家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城市商业处处长李党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经济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显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商丘市副市长江文玉、商丘市梁园区区长孟庆勇等数位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做主题演讲。同时，来自全国数十家商品交易市场和流通企业的近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新闻社、河南经济报等多家媒体对本次论坛进行了关注与报道。

在论坛上，专家们围绕“十二五”时期商品交易市场如何转方式促发展这一主旨，详细介绍了我国流通业的现状、发展规划、政策措施，以及商品交易市场整顿、规范和发展情况，并就商品交易市场转方式促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商品交易市场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政府对商品交易市场的激励、支持及规范政策；农产品市场管理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建设等十项主要议题展开研讨。其中，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首席顾问丁俊发在主旨演讲中，对“十二五”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基本估价，并指出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必须快中求变。专家们深信，“十二五”时期，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将会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发展。

本次论坛的召开，受到了参会嘉宾和代表们的高度肯定，并对本次论坛的召开将对我国商品交易市场在新时期的发展产生的示范与推动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商丘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文玉评价说，这次论坛体现出规格高、内容新、针对性强的特点，对商丘的发展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他希望参会的商丘代表能倍加珍惜，认真吸取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虚心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和发展理念，支持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方式转变，大胆尝试、勇于探索，并以此为契机，努力把重要机遇期转化为黄金发展期。

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代表，中国市场杂志社社长王波表示，中国市场杂志社一直致力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每年的商品交易市场论坛始终秉承主题鲜明，内容新颖，层次高端的原则，不仅为业者提供有形联络，信息交流的机会，也为业者提供了商品交易市场建立、发展和改革中的创新理念、前瞻事业、路径探索等思想盛宴。他说，十二五期间，中国商品交易市场仍将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机遇仍将大于挑战，希望各位代表立足于本区域，结合各自市场的特点，抓住机遇，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论坛圆满结束后，专家们与部分参会代表共同参观了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等当地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就此调研并积极交流了市场发展经验。

开幕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周林燕

“十二五”商品交易市场转方式促发展论坛是在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召开的，本次论坛的转方式，意指两个：一是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二是商品交易市场研究方式侧重点的转变，即由过去更侧重于对商品交易市场硬实力，主要是硬件设施的研究，向新形势下加强商品交易市场软实力的研究转变，以构建诚信、公平、平等为主线的市场文化，建立和谐、有序、愉悦为主导的市场管理秩序，推动市场与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主题，突出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文化与商业创意的融合。

本次论坛恰逢其时，主题鲜明，话题重大，意义深远。当今世界，全球经济正处在重新思考，重新设定，重新构建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流通领域尤其批发市场更是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制造业和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最精彩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培育和改造提升，传统市场的模式不断提升，但仍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中国批发市场面对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产业组织变迁和现代流通方式的冲击，必须进行功能再造，经营方式转型和制度创新，从而增强其生存发展的能力和提升其综合竞争力。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开始的首年，在新时期总结批发市场发展历程中的先进经验和不足，重新认识其经济地位，构建其在经济发展中其自身的格局，深化和促进其在各方面的改革，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对于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后将联合各方面的力量继续关注和支持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关注我国物流业的发展。

专家演讲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席顾问 丁俊发

从进入21世纪以来年交易额亿元市场数、摊位数，营业面积与成交额分析，“十二五”时期，中国商品交易市场仍将处于较快上升区间，但受GDP回落的影响，增速也会有所回落。

除此之外，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产地型、集散型、销地型商品交易市场同步发展；东部沿海与大中城市仍是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主战场，但结构会发生变化，今后5年至10年，中西部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速度将明显加快；由于信息化技术的推广应用，商品交易市场正处于全面升级时期，经营品牌化、管理信息化、结算电子化、摊商企业化、功能多元化将成为必然趋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将得到高度重视；把经营商品与经营品牌、经营服务并举，把市场融入供应链；商品交易市场将成为国家商品批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下，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要快中求变，但如何变？可以参考以下七种模式。

一是政府主导全面改造升级模式。典型案例很多，如武汉、重庆、绍兴、顺德、烟台等。二是政府主导，一市一特色专业市场提升模式。最典型的是浙江省，义乌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海宁皮革城等。三是东货西进模式。比如广东，已在重庆打造“广东商贸城”，在西安打造“广东陶瓷城”等。四是批发市场全国连锁模式。五是电子商务批发市场模式。这已成为当前商品交易市场重要组成部分。六是总部基地、产业基地、供应链集成模式。浙江义乌、河北白沟、山东寿光等都是如此。七是商贸、物流共建模式。如广东惠州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乌鲁木齐国际物流港等。

党中央、国务院对商品交易市场给予了特别关注，有一系列的明确要求。即将出台的国内贸易“十二五”规划也对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与规范十分重视，特别是鲜活农产品交易市场更为关心。我们相信，“十二五”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将会有一个更健康的发展。

国家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城市商业处处长 李党会

我国商品交易市场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场所。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增加值可以成为越来越多的市场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

当前，欧债危机加剧，我国也受到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商务部一直在加大拓进口转出口的工作力度，同时也积极支持延长贸易增值链，鼓励外贸企业或外向型市场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加大产业设计和研发，以及品牌联营的市场营销。一些地方启动了市场强省，市场兴市的战略。产业、市场、物流的良性循环，市场群成为富民一方的有力支撑。

如何有效地科学地促进消费，使中国真正走上发展型的道路，是商务部门也是我们各级政府“十二五”期间工作的着力点。巩固、规范、改造、提升现有商品交易市场，确保商品交易市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物尽其用，也是其中重要的工作内容。

“十二五”期间，商务部将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以规划发展为引领。商务部制定了一个总体规划和三个部级的专项规划，这些规划将对商品交易市场的布局和功能提升带来巨大影响。二是要构建商品交易市场与现代物流的连接纽带。三是继续加大对农产品市场的公益性政策支持和投入。四是继续完善商品交易市场的重点研习制度，同时根据国务院的相关规定研究出台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加强对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规划指导，推动商品交易市场改善经营环境，创新和完善市场管理制度，提升商品交易市场的品牌建设等。

此外，提高品牌加工，推广适合商品交易市场的融资模式，更加注重商品交易市场走出去，把服务贸易作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平台，培育一批市场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全球化的骨干市场和重要依托，倡导以信息化和绿色低碳为重点，规范和灵活推动电子商务等，力争开拓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新局面。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副主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经济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刘显华

工商部门与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责是市场监管，根本目的是服务发展，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把监管与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在“十二五”的新的发展背景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以下工作：

支持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继续营造诚信守约的市场经营环境。信用对消费者来说十分重要，信用分类监管，意义重大，效果明显。它有利于整合有限的监管力量，增强市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市场监管效率，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它是推进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信用分类监管，会促进商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同时也是市场监管部门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打击违法违章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打击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是我们的重要职责。

推进“12315”进市场，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2315”，简单的说，就是消费者申诉举报系统。通过“12315”进市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遇到什么问题，不用出市场，就能把消费纠纷解决在市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这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加强网络商品交易市场监管，努力构建网络市场长效监管机制。要把好网络商品关，规范商品经营秩序，网络上的违法行为也要依法查处，强化市场管理，对网络消费行为要延长检查监控，及时受理对网络消费行为的投诉。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通过加强市场监管，规范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任兴洲

近年来，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加快了新一轮的建设步伐，很多地方在构建现代农产品批发市场时进行了大的实践和探索，第一个大的变化趋势是中心城市的批发市场普遍进入了新一轮的提档升级阶段；第二个趋势是农产品批发市场空间布局的调整和优化趋势明显，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些大型批发市场外移并重新整合；第三个趋势是销地型和集散地型批发市场成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主体且发展势头迅猛；第四个趋势是知名农产品批发市场携品牌优势和管理优势以及雄厚的资本优势以多种方式在全国快速扩展和布局，形成全国批发市场网络体系；第五个趋势是农产品批发市场不断增强服务功能，探索服务管理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向整合产业链的功能发展；第六个趋势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逐渐向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发展；第七个趋势是中西部地区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第八个趋势是农产品批发市场逐步成为扩展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

“十二五”期间，商品交易市场要转方式促发展，而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势在必行。虽然这30年来，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而言还是以数量扩张为主，以粗犷型的、跑马圈地式的市场模式发展为主。所以“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

一、整体上数量扩张要向质的提升转变，粗犷式的经营向集约式的经营转变，提高管理能力，转变发展方式；二、农产品批发市场要为两头服务，上游为农民增收服务，下游为居民用更低的成本消费农产品服务，也就是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效率的问题；三、农产品功能的提升和延伸，形成整个产业，成为整合农产品产业链的重要载体；四、提高组织化程度，调整市场经营结构，培植和孵化一批有实力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商；五、强化信息系统建设，完善流通功能；六、绿色低碳的市场发展。

市场代表

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 乔彬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不断重视，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对农批市场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商务部连续多年实施的“双百市场工程”和农产品现代流通试点项目的推进，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整体水平和市场功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商品市场论文篇7

一、了解市场与顾客需求

了解市场与顾客需求是企业进行营销首要的步骤，要了解顾客需求的变化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史记・货殖列传》上有关范蠡的记载：“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它所强调的是企业要进行营销调研，分析市场信息。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进行营销调研的过程就是确定问题和调研目标，确定调研计划已收集信息、执行调研计划、解释并报告调研结果。

越王在任用范蠡和计然时，其富国政策就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说，市场营销的产品不仅要考虑到满足目前的市场需要，更重要的，应从市场需求的未来发展趋势出发，制定市场营销计划，安排适应未来需要的商品供应上市。当水灾盛行时，不必以船作为主要的产品项目，而应预先作车的市场营销计划与方案，因为在水灾结束后，车将成为特别需要或缺乏的商品，其价格必将上涨。天旱时要作好船的市场营销准备工作。夏天要考虑皮毛商品的营销，冬天要准备葛麻商品的营销，都是同一道理。所谓水旱舟车，并不是具体的做法，不过用来说明这一市场营销原则而已。

另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大量分析了宏观的营销环境，包括人口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

二、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及市场定位

《货殖列传》中描述大货殖家白圭：“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从这方面看，白圭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他通过观察市场行情进行市场细分，并且选择他所服务的对象，即目标市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他可以进行市场定位，收购那些在未来能够满足目标市场的供给物。

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目标市场营销的三个步骤为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以及市场定位。市场细分是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特征和行为，将一个市场分为几个有明显区别的消费群体，他们可能需要不同的产品和市场营销组合。然后选择目标市场，评价每个细分市场的吸引力，选择一个或多个细分市场进入。最后，使产品处于有竞争力的地位，并设计详细的市场营销组合，进行市场定位。

三、合理制定市场价格

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影响定价的外部因素包括市场与需求的因素。我们都知道成本决定价格的下限，市场与需求决定了价格的上限。消费者和产业购买者都要在产品价格和产品能带来的利益之间进行比较。因此，制定价格之前，市场营销人员必须懂得价格和产品需求之间的关系。

《货殖列传》认为市场物价标准是按照“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贵上极则反贱，贵下极则反贵”的规律上下浮动的。货殖家要根据市场价格变化，随时变更自己的商业策略。《货殖列传》既注意到“薄利多销”，也注意到“经销精品”。这恰恰反映了分析价格和需求关系过程中的需求价格弹性理论，对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就进行“薄利多销”；而对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产品，就采用“经销精品”。

在考察诸多货殖家的经营状况以后，得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商得利为三，廉商得利为五）的结论。那些廉明的货殖家能够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价格低于同行，薄利多销，达到“廉贾归富”的目的。大货殖家白圭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坚持营销低价的谷物，而大发其财。由于他“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被誉为“治生祖”。与白圭的做法相反，子贡则坚持“贵玉而贱珉”的原则，经营昂贵的珍宝玉石。他看重的是经销精品，他要在商品的高进高出中求得利润。

当然，不论经营低档的谷物，还是高档的美玉，都必须要保证商品的质量，在这方面涉及到了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的营销伦理，也就是《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务完物”。

四、整合营销沟通中公共关系管理

公共关系是大众促销工具之一，通过获得有利宣传与有关公众建立良好关系，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处理不利的谣言、传闻和事件。对于一个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来说，“游说”也是其部门的工作之一，通过建立并维持与立法者和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以影响立法和监管。另外还有执行公共事务，建立并维持与国内和当地社区的关系。

《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时，沿途考察了解信息，极有利于他以后的商业发展。他亦官亦商，常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其他的还有，南阳商人孔氏“连车骑，游诸侯”；洛阳商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这些商人与社会上层频繁接触和交往，既与他们做了生意，又借助他们抬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商业影响，形成广泛的商业经营网络。公共关系能以低于广告的成本，对公众的认知产生更强烈影响。

除以上营销理论的分析，《货殖列传》中还记载着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应具备的品质，其介绍的商人都是善于学习、注重自身修养、勇于开拓的成功者。此外，领导者要善于用人，懂得用人之道，此即“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同时，经营者要做到“与用事俊仆同苦乐”，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通过以上我们对《货殖列传》中营销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如今的企业经营和管理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货殖列传》主要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加里・阿姆斯特朗著，郭国庆，钱明辉，陈栋，袁宏福，译.市场服务营销原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

[2]王兆祥.《货殖列传》的经营思想与商业谋略[J].商场现代化，2007（8）.

商品市场论文篇8

一、商品的双重性

文化产品与一般的产品不同，进入文化市场的文化商品也与一般的商品不同，文化产品与文化商品均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

产品，顾名思议，指生产出来的物品。商品，指为交换而产生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一般价值两大要素。“使用价值”与“一般价值”都是一般商品的共同属性。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产品不是商品，为他人生产但不经过交换的产品也不是商品。可见，所谓“商品”，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历史范畴，它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的结果。换言之，商品是进行交换、交易或进入市场销售的产品。而文化产品，一旦进入文化市场进行交换、交易、销售之后，便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就物质属性的层面而言，文化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存在价值；就精神属性的层面而言，文化商品又具有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美学品位、提高人的艺术鉴赏能力与艺术素质等多种功能。

二、产业的复杂性

文化产业与一般产业相比，也呈现出明显的复杂特征。

一般产业，是指各种生产、经营事业。而文化产业，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新兴的产业，同样具有物质与精神相交融、相渗透的复杂性特征。正因为文化产业的精神属性，所以我国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常常密切相关，甚至成为“连体婴儿”或“孪生姊妹”。然而，发展文化产业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国家强调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开发，目的是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与竞争力。

为此，一方面要注重文化产业的市场发展前景，努力创造丰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要注重文化产业的精神属性与精神意义，努力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要强调：文化生产不同于其他的物质生产，文化生产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精神劳动与精神创造，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高水准的复杂系统工程。

三、市场的多元性

文化商品的双重性与文化产业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多元性。

一般的“市场”概念，是指商品买卖的场所，它是一定地区内商品或劳务等的供给和有支付能力需求间的关系。按地区范围划分，有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按商品种类划分，有粮食市场、棉纱市场、黄金市场等，并有技术市场、金融市场、信息市场、老五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等。市场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与商品经济密切相连，它具有交换商品、提供信息、通融资金等重要作用。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极大地发挥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个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一代市场体系，推进了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特别是面对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了政府的宏观调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多种功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

与一般的市场相比，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种特殊的市场，呈现出明显多元化特征。

一是经营体制的多元化，既有国营的文化市场，又有民营、自营的文化市场。

二是经营范围的多元化，既有一般的文化市场，又有特殊的文化市场（例如古玩文化市场、书画文化市场等）。

商品市场论文篇9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正在逐步消失。”[7] 3.主义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主义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礽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胡平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社会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进行了。，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体系，高积累下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 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转向市场经济—新50年经济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 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 《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 《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 《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场疲软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 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 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 《统购统销与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经济》1991年第5期。[58] 《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 《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商品市场论文篇10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享有盛誉、功勋卓著的经济学大师。他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主要代表性论著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产权新论》、《论体制创新》、《现代财富论》等等。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体制转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财富理论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研究。

刘诗白教授的论著理论深邃系统、论述高屋建瓴、阐释植根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启发和教导了一批批中青年学子，培育了不少经济学骨干与精英。对刘诗白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难以用简短的文字进行归纳与凝练。我们在品读刘诗白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现代财富观和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等学术论著的基础上，深刻地领悟到刘诗白教授无愧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与现代财富观的开拓大家。

一、刘诗白教授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创新性探索

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独具特色，其创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认同，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所佐证。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些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刘诗白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始终坚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对商品经济的历史地位与功能进行科学解读。刘诗白教授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商品关系又通过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为促进生产社会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杠杆。刘诗白教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商品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教授很早就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真知灼见，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一，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刘诗白教授认为，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关系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分工与促进生产社会化的重要经济杠杆，一切摒弃商品关系而在非等价的实物交换或无偿的活动交换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社会劳动的联系的做法，都是不成功的。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因此，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刘诗白教授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论述，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其二，对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发展商品经济更为必要。欠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还十分落后，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刘诗白教授认为：需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专业化协作；需要发展商品化、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科技文卫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促进国际经济联系。所以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重要保证，是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所必须历经的阶段。

在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中，刘诗白教授还以他敏锐而独到的眼光，创新性地提出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起着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刘诗白教授指出，社会主义需要重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不能脱离市场和市场机制。同时，他也认为，市场机制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调节机制，不能因为强调市场而否认计划指导的作用，还必须发挥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他认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具有各自的特点，具有互不相同的和互不替代的功能，从而适用于不同的对象领域；人们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状况和要求，分别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调节形式，使计划机制的调节与市场机制的调节各得其所，互相配合，彼此补充，使二者的调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商品市场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71336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12-21

作者简介：李靖华（1970-），男，山西五寨人，浙江工商大学技术与服务管理研究中心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服务创新；马丽亚（1990-），女，杭州人，浙江工商大学技术与服务管理研究中心研究生，研究方向：服务创新；张孝娅（1991-），女，浙江金华人，浙江工商大学技术与服务管理研究中心学生，研究方向：服务创新。电子商务使交易形式从实体市场转向虚拟市场，必将导致交易成本的变化。作为大型的专业小商品批发市场，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义乌小商品市场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文通过分析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变化，旨在比较传统市场交易与电子商务模式的交易成本问题。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模型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是由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Williamson（1975）在科斯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的三重维度，即交易的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发生的频率；并且将交易成本归结到制度范畴，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以制度的差别来衡量交易成本。彭正银（2003）在Williamson的交易维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任务复杂性，结合网络条件建立了四重维度，以适应网络的市场治理。在科斯和威廉姆森的基础上，张五常在《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给予交易费用最具外延的定义，指出交易成本的产生归因于人们理性的无知、对于信息的缺乏以及普遍存在的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刘锡田（2006）认为制度创新所带来的获利可能是节约了交易成本，也可能是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增值大于交易成本增加所造成的，或者是增值和节约交易成本两种原因都有影响。此外，魏明侠（2010）结合交易成本理论与能力理论双重视角，构建了企业边界的二维分析框架，提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资源密集型企业的规模边界扩大，能力边界也扩大；知识密集型企业的规模边界缩小，能力边界也扩大；对于介于市场与企业中间的网络组织，规模边界趋于模糊，能力边界也扩大。

从各种商务模式下的交易成本的研究来看，基于电子商务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段钊（2007）将电子商务模式分为双方规制、三方规制和契约自我旅行机制；同时，将寻求“合适”电子商务模型问题转化为寻求不同类型电子商务交易，与不同规制结构之间的有效匹配问题，并对电子商务模式进行了设计。吕洪良（2010）比较了B2B、B2C、C2C电子商务模式下交易成本的差异，认为不同商业模式下的交易成本产生原因和构成各有不同。刘彦平（2005） 将交易成本理论应用在物流之中，根据交易成本判定企业应该物流外包还是进行纵向一体化。另外，张红历、王成璋（2006）指出虽然电子商务可能节约了一般传统交易模式下发生的成本，但是基于虚拟网络交易和分工网络效应特性，往往会产生新的交易成本，比如网络协调风险等，尽管合理的制度创新可以降低这些新成本。

总第445期李靖华：实体市场向电子商务模式转型的成本比较••••商 业 研 究2014/05从交易成本实证研究来看，康磊（2006）对交易成本中的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消费者网上购物对不同特征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接受程度，感知交易成本越低越容易被消费者接受；不信任是消费者不进行网上购物的重要原因之一，购买频率越高表明接受程度越高。因此，需要降低网上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李琪、于珊珊（2010）对网络购物的感知风险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消费者感知的各种交易成本对感知风险和购买意愿影响的研究假设，通过实地收集资料证实消费者网络购物感知的学习成本、搜索成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和风险成本影响感知风险以及最终购买意愿，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感知的各种交易成本降低感知风险。

（二）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

在网络经济下，娄经纬（2006）介绍了两种基本的电子商务交易成本分析模型，第一种是按电子商务的运营过程来分析，可将交易成本分为技术成本、安全成本、配送成本、客户成本、风险成本；第二种是按照电子商务契约达成的过程来分析，可分为信息成本、订约成本和履约成本。杨栋（2009）认为交易成本的主导因素有安全因素、电子支付的服务成本、物流成本、客户收集信息成本。张立刚（2007）提出在缺少外部信用约束力量的情况下，我国零售市场信用缺失的环境和 B2C模式的特点，使得较高的交易成本投入成为企业守信的重要保障。

从电子商务的运营过程来看，王钟庄、石文兵、吴婷（2007）认为可以将交易成本分为交易前成本、交易中成本和交易后成本，具体将电子商务下交易成本分成了八类，分别是商品或服务成本、设备配置与维护成本、员工成本、通讯成本、安全成本、风险成本、电子支付成本和配送成本，提出降低交易成本需要进行五种制度创新，分别是企业制度创新、市场制度创新、环境制度创新、安全制度创新和法律制度创新。刘杰、李丽（2007）从交易流程和交易成本视角进行了分析，通过对B2B模式特点下各因素对交易成本影响的分析，提出了以下的交易成本：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实施成本和其他因素（如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与交易量）。

（三）文献综述及研究模型

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目前中外有关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以科斯、威廉姆森、张五常等人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对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进行实证研究。目前，从管理学角度切入分析交易成本问题的文献还是十分缺乏，仅有的对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管理学领域研究，主要是针对电子商务成本分类及成本控制两个方面进行定性研究，针对以实体市场为依托，拓展成电子商务和实体市场并行的商业模式，并对其中发生交易成本变化比较研究的文献较少。通过研究义乌小商品市场案例，基于对现有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文献成果，本文比较了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交易成本的变化，逐步分析交易前的准备阶段、合同磋商签订阶段、合同履行阶段，那些细类成本影响着交易成本的变化。研究模型见图1。

图1本文研究模型

二、方法论和案例背景

（一）方法论

本文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收集资料。第一，文献搜索，通过阅读义乌商城集团网站，浏览相关新闻，并查阅相关期刊文献等收集背景理论资料。第二，在对文献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得到初步的理论框架，针对研究方向设计了访谈提纲，再对案例企业中相关人员进行一对多、面对面的半结构式的访谈。

（二）案例背景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产生到现在的发展过程如表1所示，随着电子商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2002年义乌商城集团建立了中国义乌小商品网，2012年中国义乌小商品网正式更名为“义乌购”。相对于阿里巴巴等B2B电子商务平台而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电子商务优势是有强大的实体市场，平台上的商铺具有实体地址，拥有更高的市场信用。这种基于实体市场的电子商务可以提升市场价值，实现电子商务和市场的同步提升。但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商铺大部分还处于一个信息的状态，在线上进行商品交易的经营者较少，且交易量往往是小批量的，那些大的订单还是由实体市场进行。

表1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情况时间名称规模20世纪70年代地摊不被政府允许1982-1984胡清门第一代马路市场水泥板的露天市场, 设摊位700个。1984-1986

新马路棚架市场

投资57万元，占地35万平方米,有钢架玻璃瓦棚顶, 设有固定摊位1 800个。1986-1992

城中路棚架市场

投资440 万元，占地44 000平方米,设有固定摊位4 096个，第三代市场之后，设有固定摊位8 503个，临时摊位1 500多个的全国最大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1992-2002

大型室内柜台式市场

第一阶段为篁园市场、宾王市场共同组合的规模化发展,设摊位7 100个；二期工程交付，市场经营面积增加到46万平方米，经营商位达到3.2万个。2002-至今

大型现代室内市场

2002年国际商贸城一区市场，总投资7亿元，占地28万平方米, 商位10 000余个；

2005年二区市场，占地32.2万平方米，商位8 000余个,三区市场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

2008年四区市场, 建筑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商位16 000个；

五区市场占地17.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总投资14.2亿元, 商位7 000个；

2011年篁园服装市场投入使用, 总投资14亿,总占地7.8万平方米，设商位5 000余个。

三、案例分析

（一）义乌小商品实体市场交易成本分析

1．交易前的准备阶段，交易在实体市场中进行，买者要获取市场信息就要来到义乌小商品市场，而要在众多产品中选择最有的产品，需一家家商铺依次询问、确定交易对象。另外，实体市场的价格制定是由商铺本身决定的，了解越多的商铺价格，所获得的价格会更低，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2．贸易磋商、合同签订阶段，小批量的订单可以当场敲定，而有些订单需要经过多次的协商和签订，协商过程会比较漫长。当然，当面进行贸易磋商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合同签订较为快捷。在讨价还价方面，面对面的交流以及在市场上的货比三家都能够很好进行。市场价格也是面对面的交流，主要是面对面的谈判。

3．合同履行阶段，实体市场物流主要是商铺经营者自己经常合作的物流公司，或者为了对方的需要改用其他物流。在售后服务方面，由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业务有很大一部分的外贸订单，若产品出现问题可以找到这家店铺，或向商城集团的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同时，商城集团对市场有一个市场信誉评价系统，但在实体市场当中对方无法获知。

（二）“义乌购”交易成本的分析

1．交易前的准备阶段。在 “义乌购”上进行交易具有很大的便利优势，大大节省了交易成本，主要涉及到信息成本、通讯成本、技术成本、维护成本等，信息成本相比传统的交易方式更小。因此，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实体市场商铺提供的不仅是交易平台，还是一个信息平台、服务平台，采购商可以在网络上获取市场信息，从而使得信息成本大大降低。但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仍然面临着信息不完全、平台不完善、平台的维护、软硬件设备的更新等问题，商铺店家和消费者在转变过程中的学习成本，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由实体向虚拟市场转化也产生了影响。

寻找合适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整个过程中产生的主要交易成本，采购商在义乌购网站上看到商铺信息，确定这些是可供选择的商家，然后到这边来采购。在了解交易价格方面，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电子商务系统可以通过QQ与商家进行交流，产品的价格在网站上一般不公布，否则可能会导致恶性竞争。因此，要了解产品价格还是需要跟商家沟通。除了QQ这种网络工具外，义乌小商品市场电子商务在网站上还公布了商铺的电话号码，采购商也可以通过电话进行价格询问。

2．贸易磋商、合同签订阶段。“义乌购”是采用QQ沟通软件进行交流的，合同签订只要进行一个网上的订单即可。在契约签订过程中，电子商务交易过程较为简单。在网上一般就是下订单，采购者省去了很多采购成本及交通成本。“义乌购”拥有第三方支付中心，但是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商家总会延迟才能收到货款，对于薄利多销的小商品来说，资金运转出现问题会严重阻碍进一步地发展，这就带来了资金周转成本问题，义乌小商品市场也在努力解决这类问题。由于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不统一价格的，大部分交易要获取价格都必须通过与商家交流才能达成。从这一点来看，与淘宝网相比，“义乌购”无法实现价格的市场公开化。

3．在合同履行阶段，电子商务交易成本与实体市场的交易相差不大，主要还是以实体市场为主，在合同签订之后的相关义务履行阶段。义乌小商品市场没有专门的物流系统为整个市场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物流成本和仓储成本。在售后服务方面，电子商务推出了“投诉与处理”板块，采购商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进行网上申诉。售后监管平台是整个“义乌购”有效进行的保证，这方面的维护建设程度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交易决策。因此，在电子商务模式下，售后监管成本、服务平台维护成本以及纠纷处理成本，相比实体市场大幅度地增加了。在商铺评价方面，由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电子商务是依托实体市场而存在的，网站上那些商铺都是真实可信的，减少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义乌购”推出诚信购的标识，在企业名称前显示由“义乌购”独家授予的“诚信购”荣誉标志的即为诚信购商铺，代表了价格诚信、品质诚信、服务诚信三大购物保障。这一举措完善了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售后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义乌小商品市场电子商务交易在准备阶段、合同签订阶段，以及售后阶段发生的交易成本如图2所示。

（三）实体市场与电子商务交易成本比较

基于上面的分析整理得出表2，即实体市场和电子商务市场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差异的比较。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电子商务实际运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与仅仅实体市场进行交易的最大区别还是在交易前的准备阶段。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这一阶段引进网络这一媒介，为买家进行信息搜寻提供了一个很好信息展示平台中心。由此可知电子商务网上市场交易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降低了交易双方的交易费用；减少了信息搜寻时间，省略了一些中间环节，提高了市场效率，拓宽了市场销售渠道。由于义乌购网站上的商铺全部都是存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买方对卖方的信息不确定性更低，交易成本费用也会降低。因此，电子商务的运用可以使义乌小商品市场得到更好发展。但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电子商务发展还不够完善，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要互惠互利，形成市场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还需要一段时间。图2“义乌购”电子商务交易三个阶段的交易成本

表2 实体市场与电子商务市场交易成本情况比较阶段/特点比较电子商务市场实体市场交易的准备阶段

1.通过网络搜寻，点击网站即可获得产品、市场信息；

2.通过网站上的商家介绍，了解商家情况，确定几家交易对象；

3.通过电话、QQ或者到实体市场询问了解产品价格。1.派商务人员到实体市场进行采购，了解产品信息；

2.需要到市场一家一家询问，了解商家情况；

3.面对面交流，了解产品价格。

贸易磋商、合同

签订阶段

1.交易谈判通过QQ进行，一部分到实体市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有一小部分通过电话沟通；

2.通过网站下订单，点击网站电子订单即可，支付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

3.价格基本是未知的，零售产品将在网站上挂出产品价格。1.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交易谈判；

2.在谈判完成后基本就可以下订单或者签订合同，支付方式可以是现金支付或是汇款支付，不通过第三方；

3.价格自定，可以讨价还价，与电子商务相似。

合同履行阶段

1.物流根据实体市场中商铺原有的物流运送情况；

2.通过网页上“投诉与处理”板块可以进行网上申诉；

3.依托实体市场，并会进行评价，评出诚信购商铺。1.物流配送由商家自己解决；

2.在商城里有专门的部门处理相关纠纷事件，可以电话或者直接到部门投诉；

3.若出现欺诈行为，行为严重会收回摊位。

四、对策与建议

经过多年的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电子商务与实体市场相互结合有利于整个市场的发展。现阶段可以继续完善电子商务，将电子商务配合实体市场，以实体市场为依托，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第一，完善电子商务软件和硬件等基础建设。第二，网上商品交易的选择要有差异性，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的商品并非所有都能够适用于电子商务模式，如原材料或配件的销售，就不适合电子商务模式。所以，要根据自身存在的环境和产品的特点进行相应的转变。第三，注重信息中心的建设，只有将义乌小商品市场打造成信息集散中心，才能很好地应对信息化的挑战。第四，提升市场经营户的整个素质。首先是技术上的掌握，要熟练掌握电子商务整个运作流程，了解电子商务的用处；其次是要将实体商铺和网上商铺进行良好的衔接。第五，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相结合，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尤其是物流配送。

参考文献：

［1］R.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4:386-405.

［2］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87(3):548-577.

［3］段钊.电子商务模式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分析［J］．情报科学,2007(9):1419-1422.

［4］康磊.基于交易成本模型的消费者网上商品接受程度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5］刘杰,李丽.面向B2B电子商务销售方解决方案的交易成本优化分析［J］．物流技术, 2007(11):103-106.

［6］娄经纬. 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分析模型及其启示［J］．电子商务与政务，2006（2）：40-41.

［7］陆立军,于斌斌.论电子商务与专业市场的转型、提升――基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实地调查与问卷分析［J］．情报杂志,2009(7):37-42.

［8］吕洪良.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及交易成本比较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7):76-77.

［9］齐美杰.论无形市场网上市场与有形专业市场的替代性与互补性［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0.

［10］王钟庄,石文兵,吴婷.电子商务交易成本构成分析及制度创新思考［J］．价格月刊,2007(8):73-76.

［11］魏明侠,程梦来. 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边界变化的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与能力理论的双重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0（5）:96-98.

［12］杨栋.浅议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成本［J］．科技广场,2009(8):152-153.

［13］张红历,王成璋. 论电子商务中的交易成本［J］．求索,2006(4):35-37.

［14］张立刚,傅铅生,朱海荣. 交易成本对B2C市场主体信用行为的影响分析［J］．商业时代,2007(8):85-86.

A Comparison of Transaction Costs in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Market

to Electronic Commerce LI Jing-hua,MA Li-ya, ZHANG Xiao-ya

(Research Centre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anagemen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商品市场论文篇12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 [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 [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 [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 [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 [5]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 [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正在逐步消失。” [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要代表。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 [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 [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 [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 [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 [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 [17]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 [18]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 [19]

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关于流通在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 [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 [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 [23]董辅礽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 [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 [25]柳随年提出：“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27]。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胡平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 [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 [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流通决定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 [32]。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 [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 [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35]刘国光提出，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 [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 [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 [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三、资料整理的进展 [39]

主义市场的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其中主要有：由社会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对于研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注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商品市场论文篇13

近几年来，长沙市房地产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轨道，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长沙市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投资较为过热的问题，导致商品房价格、土地价格等的膨胀较为严重，构成了房地产危机的引发条件，而与房地产相关联的资金链条一旦断裂，极易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整个地区经济的稳健运行产生严重的破坏。因此如何根据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准确地对房地产市场供应量发出预报信息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关于对房地产需求、供给、价格的研究方法很多，比如德尔菲法、趋势预测、回归分析预测、指数平滑、马尔可夫模型预测、最小方差预测等，其各有各的优点和不足，且都需要大量的样本。。我们将从非均衡理论出发，对长沙市房地产的市场供求进行有效的预测。非均衡理论认为，均衡是有效而短暂的，但非均衡才是一种常态。用非均衡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在其基础上建立的非均衡的模型会更贴近房地产市场的真实情况，会使我们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的现实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我们将采用双曲线形式对商品房市场聚合后的非均衡模型建立有效供应、有效需求以及交易量三个方程组成联立方程组。通过长沙市近15年来影响商品房市场的相关因素数据求解该方程组，得到长沙市商品房市场的非均衡模型，并利用Cp准则或AIC准则，采用全局择优法对自变量进行选择，对模型进行优化。将该模型应用于长沙市商品房市场进行预测，得到了未来一段时期房地产市场的供给量和需求量。

一、长沙市商品房市场供应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应用的方便，我们记Ai为i年度城镇商品房住宅有效供应总量；Bi为i年度城镇商品房住宅有效需求总量；Qi为i 年度商品房交易量；为市场摩擦系数；Qi为i年度城镇商品房住宅的竣工面积；Pi为i年度城镇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Ii为i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Ji为i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Ki为i年度城市化率；Gi为i年度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就房地产商品来说，其供给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商品房价格、GDP、开发成本和投入、政策等。在模型中，以商品房的竣工面积为商品房住宅的供给量，考虑上述变量与商品房住宅供给的相关性，发现其与商品房销售价格、开发成本和投入、GDP等因素相关性较大。

， (1)

其中c0为常数项，又称为截距，为残差。

影响需求的因素很多，如房地产价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口、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政策等。根据现行统计数据指标体系，并根据线性相关性的强弱，在众多因素中经过分析判定，我仅选择商品房销售价格、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商品房价格、城市人口为主要影响因素。。

于是得到需求方程如下：

， (2)

其中a0为常数项，为残差。

本文采用双曲线形式，即交易量

，　(3)

由于模型只考虑1994-2008年数据，因此为了简化计算，令市场摩擦系数=0，由此

， (4)

这样得到长沙市房地产市场商品房非均衡模型：

(5)

根据1994-2008年长沙市房地产相关数据，分别对有效供应方程、有效需求方程进行拟合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