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1
2．跨国公司的垄断趋势直接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跨国公司的垄断有可能获取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宜对外披露的重要行业信息，增加了国家的潜在风险。如IBM目前已垄断我国银行业大型机市场。作为中国关键经济领域之一的银行业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又几乎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的服务，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IBM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垄断，客观上使我国金融运行存在较高的安全隐患。因为，当国家间战略出现冲突时，IBM肯定要服从美国国家战略。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IBM曾一度撤回其全部专家，中断对我国银行业IBM大型机的服务。
3．与跨国并购关联的法律漏洞多，监控机制失灵。当前，我国对跨国并购还只是针对个案，通过行政法规、政策来调控，以防止无法可依而导致的失控局面。有鉴于此，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反垄断作为对外资并购管制的首要任务，并将其确立为外资并购立法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反对垄断、保护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内在要求，在构建我国法律体系时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把反垄断原则确立为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以合理规制外资垄断国内市场，从而促进有效竞争，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二、跨国并购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在跨国并购过程中会产生潜在的市场份额扩大、市场集中程度增加的可能性，造成对一国市场的垄断，解决途径在于由政府来控制跨国并购行为，防止国内市场垄断。政府干预跨国并购也是基于理论。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并购管制作为促进政治、经济独立的手段。
跨国并购的兴起是要素市场，特别是知识市场国际不完全性的市场。跨国并购通过克服这种不完全性，促进了国际专业化分工。可见，跨国并购和国际贸易一样，使国际比较利益得到了有效利用，改善了世界福利。但也应看到，跨国并购的某些行为并不能提高效率，尤其是所形成的垄断或寡头市场结构可能引发限制性的商业活动，并助长低效率，而跨国公司却赚得并非出自高效率的超额垄断利润。
美国管制政策和立法的变化是与美国管制理论的变化分不开的。以博克、德姆塞兹、波斯纳等为代表人物的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该学派不承认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从而特别反对政府对企业合并进行规模上的干预，认为反垄断法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经济效益，因此，对企业合并的分析重点应从市场结构转向经济效益，并以经济效益作为评价和是否干预企业合并的依据。此外，一些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美国青年学者也提出了“新贸易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政府应当在资金、技术上帮助本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如果这种帮助能够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就会给本国带来更大的利益；政府还应当通过各种办法防止外国竞争挤占本国国内市场。如今，效率分析在反垄断审查中的势力已大于结构分析。
三、美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经验做法
在美国，由于并购法律体系并未对外国人和美国人进行区别对待，而且美国没有独立的外国投资法律体系，因此，对跨国公司并购进行直接管制的法律、法规并不存在，美国的并购法律体系适用于任何企业并购。
（一）美国调整并购的法律体系与执行机构
1．联邦反托拉斯法。美国是最早对公司并购进行法律管制的国家，其反托拉斯法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反对垄断，保护消费者利益。其法律体系主要包括1890年的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及在这之后颁布的若干修正案。
2．联邦证券法。由《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和《1968年威廉斯法》三部法规构成。《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决定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实施证券法案，管理证券交易，监管市场。而《1968年威廉斯法》正是有关并购的联邦证券法的核心，该法对通过证券交易所逐步收购和通告发出收购要约一次性收购作了规定。
3．州一级的并购法律。州并购法律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敌意并购进行限制或惩罚，主要表现在对目标公司的反并购行为予以法律上的承认或支持；规定对敌意并购行为进行惩罚；或者干脆直接通过立法防止敌意并购行为。在执法过程中，普遍的倾向是对外国并购公司施以更加严厉的限制。
4．政府颁布的并购准则。美国司法部为了便于执行反托拉斯法，每隔若干年就颁布一次兼并准则，用于衡量什么样的并购可以被批准，什么样的并购得不到批准。
在美国，执行并购法律的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以及各州的有关部门。
（二）对跨国并购的特殊限制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除了在一些特殊领域，如国防工业、金融、保险、通讯、广播、交通运输等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外，在其他领域，外资进出是自由的。
1．国家安全。外国公司欲并购的美国公司如果涉及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该项并购将受到特殊的审查，执行审查任务的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认为该项并购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就此并购提请总统审查，而总统有权根据“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禁止任何外国人对从事州际商务的美国企业实行吞并、取得或接管。美国国会甚至至今还试图使该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经济安全”领域。
2．航空。外国公司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收购不得超过25％的股份，航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美国籍的董事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二。
3．海运。外国个人、公司或政府在该美国船公司的股份不得超过25％，否则就取消沿海、内河航运权。未经联邦运输部长的批准将在美国注册的船舶出售给外国公司，属于违法行为。
另外，对通讯、金融、原子能等行业也有限制。
美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主要特点是：外松内紧，表松里紧。在宽松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跨国并购的具体实施远比想象的复杂，特别是并购管制中的一些技术问题。
四、西方国家跨国并购管制的经验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1．加紧制定以《反垄断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并购与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宪法”，我国可以在反垄断法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控制制度，以克服跨国并购的负面影响。通过《反垄断法》规制跨国公司的活动，既能做到遵守WTO规则，又能维护国家利益；既能充分吸引外资，又能控制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这是当前条件下我国的理性选择。
2．设立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完善的中国并购审查法律体系有助于克服跨国并购可能带来的遏制民族工业、垄断国内市场等负面效应。对认定跨国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国应设立专门的国家并购审批机构进行审查。允许民间行业协会参加，充分吸收市场经验。
3．通过立法确立外资并购待遇标准。我国赋予外资国民待遇的同时，也有必要出台以下限制措施。（1）行业限制。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国防、新闻等部门，必须严格限制或禁止外资以并购的方式进入。（2）目标企业限制。在行业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或者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重点保护的传统技术的企业，应当严格限制外资兼并收购，或者规定较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标准。（3）并购规模的限制。对于交易金额达到相当规模的外资并购项目，应当予以限制。（4）支付方式与支付时间的限制。外资并购一般应由作为并购方的外国投资者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而且应当在并购生效时即支付全部价款。
4．应立法规范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在外资并购的审批范围上，除了对“购买”股权或资产的外资并购方式进行审批外，也应将非按现有持股比例的股份认购、股份消除、认购配股及转配股等致使外商取得企业一定控制权的行业的外资并购纳入审批范围。外资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还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审批，并应遵守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5．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功能在于及时反映国家经济的异兆，适时采取措施，将显性或隐性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确定一个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监测、预测并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形势；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我国防范和应对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
6．合理确定股权定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目前最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是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的收购。由于可供参照的价格少，转让的透明度又相对较低，因此可能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由于我国评估业在无形资产评估方面的技术、能力与国际上的差距，国有资产中无形资产的流失可能会相当严重。因此，如何确保评估的科学性、合理性，建立完善、全面的股权市场，是一个重大课题。
7．要建立服务型理性政府。应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提供服务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从投资审批和管制为主逐步过渡到投资保护、投资指导、投资监管及提供服务为主。政府应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外交渠道，完善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信息系统，为企业提供搜集投资环境、国别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服务，实现资源共享。积极参与国际多、双边投资框架谈判和区域经济合作，深入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组织的特点，并利用外交手段促进和保护境外投资，为企业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便利。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走出去”没有监管不行，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参考文献：
［1］胡景岩，王晓红．跨国公司发展与战略竞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1－231．
［2］王晓晔．竞争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82－383．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2
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监督工作建设，提高政府资源合理使用效率，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财政审计，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企业审计，揭露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以及决策失误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维护国有财产安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提高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工作应适应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顺应审计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审计工作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审计工作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国家审计如何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显得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学者开始重视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最早使用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该报告中经济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80年代，美日两国学者相继出版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告。直到90年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才引起国际政界要人、战略专家的关注，此时，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逐渐融入到很多主权国家的国家战略或政府政策之中。
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维持那些有利于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维持一国公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维持一个对创新和国内外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益的环境所必须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本国经济不受外国严重剥夺的威胁，也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使用经济等手段进行操纵的状态。相反，经济不安全就是易于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或伤害的状态。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安全指的是保护本国免受外国暴力威胁和伤害，那么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保护本国经济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和伤害。
此外，左根和阿什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地区间收入差距、乡村向城市移民、大量失业、社会稳定、粮食短缺、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他们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和有效治理在经济安全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位学者认为，经济安全的核心不仅包括有效的商品、金融和劳动市场，还需要良好的工业结构和有效的规制制度。
国内：左敏(2011)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现实目标。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和体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局限，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应按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重新定位审计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即以落实权力主体经济责任为主攻方向，强化对公共资源整体性的监督，保障公共资源安全；强化对公共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安全；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管理安全；强化对国际竞争引致公共风险的监督，保障宏观经济安全。刘博，安广实(201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长期关注的问题。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进行了展望。雷家骕(200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领域应包括战略资源和能源供给利益、产业生存与发展利益、金融系统运行与发展利益以及财政收支与运行利益四大方面；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领域包括科技发展、信息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稳定性、公共安全、周边事态、国际关系七大主要方面。王梓薇(2008)认为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的不足，文章以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就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归纳了国外学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进展，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乔瑞红(2009)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政府审计只有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才能有深度、有高度。本文论述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阐述了两者关系，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途径。
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2009)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政府审计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家重点行业的运行、国家金融安全、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监督、预警和服务作用。政府审计应贯彻全面审计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以审计信息、审计报告为载体，实现审计功能结构的调整变革，保持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廖义刚，韩洪灵，陈汉文(2008)认为政府审计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性质。本文以洛克、奥尔森和巴泽尔的国家理论模型为基础，从本源上追溯了不同国家形态下政府审计的职能及相关特征差异，并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说。本文的结论将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战略作出合理安排提供一个得以支撑的思想框架和较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世谊，刘颖(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监控作用、预警作用和保护作用。政府审计发挥作用途径主要包括：增强排险功能、规范功能、促进功能、免疫系统功能和守护功能。政府审计发挥作用主要方式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为支撑，以探索创新精神为动力。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认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引起了高度关注。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审计历史层面、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国际经验层面以及现实层面五个方面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从基本层次与衍生层次两方面剖析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机理，并从创新审计模式与构建经济安全审计预警系统两方面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问题。官银(2010)认为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对实现经济调整、政策执行具有监督职责和预警作用，可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性资金的绩效管理、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可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应创新审计理念，构建审计预警机制，实施绩效审计，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确保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汤小莉，逯颖(2011)认为政府审计是公共财产的卫士；它的特殊的身份，使它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审计也在不断拓宽审计监督范围的边界，正朝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向延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国家经济安全审计评估报告、制定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标准等方式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监测预警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肯定了一国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保证基本福利水平，使其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威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国家经济安全还需要在有效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合作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
三、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简述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通过定义，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国家审计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第二部分：介绍国家审计与国家安全经济的关系，简要分析了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第三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对国家审计的几个主要作用分条简述，为下文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打下铺垫。
第四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路径选择，对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分条描述，进行总结性的归纳整理。
四、进度安排
1月5日前在广泛搜集和阅读相关资料的前提下完成开题报告
1月6日至2月28日完成论文初稿
3月1日至4月30日完成修改稿
5月中下旬定稿并提交相关资料
五、参考文献
[1]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4-11
[2]左敏.国家审计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11.(4)：8-13
[3]杨建荣.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基于新兴古典理论和公共受托责任的分析[J]，审计研究，2009.(05)：9-11
[4]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95-99
[5]乔瑞红.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关系[J]，现代财经，2009.(06)：68-71
[6]官银.政府审计：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1)：11-12
[7]张维.国家审计、风险管理与经济安全[J].学术论坛，2011.(11)：107-111
[8]李健，冯均科，侯兴国，曹广明.政府审计监督与国家经济安全[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9.(05)：7-9
[9]刘博，安广实.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综述与展望[J]，财会月刊，2010.(18)：71-72
[10]刘成立.政府审计“杀毒”功能与国家经济安全[J]，财会月刊，2010.(27)：66-68
[11]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04)：7-11
[12]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3
一、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理解：20世纪70年代之前，出于国际政治大环境的考虑，经济安全主要被看成是军事与政治安全的附属品。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出现明显停滞，人们开始日益重视经济安全。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加强了这种转变，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经济安全展开研究。如Krauce和Nye把经济安全定义为“当一国有意识地地选择经济低效率以避免对外来经济冲击的脆弱性时，作为目标的经济安全就显现出来了”。Holsen和Waelboeck则认为，“国家可能把其影响国内经济水平的能力的削弱视为对经济安全的威胁，即使这种削弱并没有产生可见的经济损失”。90年代中后期，国际金融和债务危机接连爆发，经济安全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维护国家利益，而是维持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和保持居民正常生活。Moran认为经济安全“强调开放与对国家自的侵蚀之间的联系， 贸易、金融一体化和货币相互依存是国家安全政策中的薄弱环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学者开始对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展开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领域：
从国际分工格局研究。Ragnar Narkse认为， 国际分工格局的不平等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使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畸形发展。Amin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产生了国内经济不稳、受外资控制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以Prebish、Singer和Bhagwati等人为代表的贫困化增长理论支持者则认为，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增加出口缺乏价格和收入弹性的初级产品必然造成价格大幅下跌，使得本国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
从贸易自由化研究。Smair Amin指出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使后者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和贸易安全。Perbishc认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经济过度依赖国外，因此必须保护并培育民族产业体系。J.A.Brander、B.J.Spencer和P.R.Krugman等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进出口贸易的适度干预，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
从国际资本流动研究。Andrew K.Rose和Chales Wyploze提出金融危机的传递效应会影响其它贸易国的经济安全。Radelet和Sachs发现大量的短期国际资金流动与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Jerry Frankel和Andrew.K.Rose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对短期资本的依赖程度越高，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越大。Hemrna.Mlildoc和Stihgzt等提出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需采取一定的约束政策以保护和激励本国的金融产业。
从跨国公司的影响研究。Heymer.S.H.认为跨国公司可能使东道国的经济和经济利益受到侵蚀。Burnell指出跨国公司正忙于将发展中国家中的经济或产业变成自己的附庸。小岛清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的过度依赖可能会陷入“利用外资的陷阱”。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被提出。1994年，中国社科院出版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专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安全开始受到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重视。1999年出版的《超越危机———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一书首次建立了我国经济安全监测预警的量化指标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计量模型。
赵英是我国最早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学者，他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状态，认为“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的一种状态”，和他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郑通汉和丁志刚。张幼文和黄俊军主要从金融全球化的角度界定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 “从最狭义上说，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如何防止金融乃至整个经济受到来自于外部的冲击引发动荡并导致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雷家骕和吕有志则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不受根本威胁”。
除了界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外，我国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经济安全展开了研究。
江涌、万君康等探讨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内容。江涌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最根本的内容是一国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万君康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金融安全、经济信息安全和产业安全。其中，金融安全是核心， 经济信息安全是基础， 而产业安全是基本内容。
顾海兵、杜人淮、王恕立等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估标准进行了研究。顾海兵选取了市场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四项指标。杜人淮提出衡量的标准是国内市场结构状况、股权和利润的分配等比率的状况、社会收益效应和社会成本效应状况、本国外债规模和配套资产、外汇储备状况以及一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状况。王恕立提出的三个主要经济指标是市场占有率、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依存度。
魏栓成和段进军等对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魏栓成认为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段进军提出的影响因素包括：科技产业和经济竞争力，经济体制，财政金融和外贸外汇，国外市场，能源、资源和海上运输线。
李海舰和周肇光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展开了研究。李海舰认为要从对外经济开放角度、国民经济全局、区域经济联盟等不同的角度来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周肇光则提出应当从生产、分配、交换和金融四个方面着手，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保护机制、“双限”理性控制机制、外贸宏观保护机制和多层次金融监管机制。
就外资并购角度而言，中国社科院所属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的呼吁关注外资并购引发国家经济安全危机的机构。中心的研究学者专门撰文指出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五点：冷战思维的延续、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调整、全球并购过程中的价值“剥削”过程，全球公司对中国重要产业的压制以及中国对全球经济周期的依赖。2005年4月，全国工商联并购工会公开发表了《高度关注全球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白皮书，描述了跨国公司对我国行业的垄断状况，提出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或并购中国企业的方式强力抢夺中国市场，对许多行业实现了垄断或者处于垄断的临界点，增加了我国经济的潜在风险。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整体看来，国内外理论学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经开展得较为深入，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裨益。但是已有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国内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从研究层面来看，国内研究缺乏国际性和战略性的视角
对于外资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比较成熟规范，国内研究还普遍缺乏国际性战略性视角，而且实证研究也才在近年得到理论界的重视。发达国家很早就已将国家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次展开研究，并制定有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我国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视角往往还只停留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很少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甚至国际层面。
2.从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缺乏全局性和实践性的视角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理论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容易局限于细节工作，如大部分研究文献将经济安全分解为部门经济安全来研究，如产业安全、金融安全、财政安全等，从而缺乏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整体把握。在实践方面，现有文献往往沿袭国外理论学界的研究模式，忽略了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没有将当前我国政府转变经济职能的重点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联系起来，从而使得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不大。
3.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研究忽视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问题
目前国内理论学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的重点往往停留在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内容、对策、影响及原因等方面，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却没有很好把握，也就无法真正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只有深入理解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问题，才能提出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对策。
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为本论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发挥空间，因此，本论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系统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维度、实质与对策，以期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 Holsen， John and Jean Waelboeck，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Mechanism， Proceed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s， Vol.66， May， 1972.
2、 Theodore H. Moran，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1993， pp.41-70.
3、 Ernest May， Intellegence： Backing into the future， Foreign Affairs， 71：3，1992.
4、 万君康.国家经济安全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1（9）。
5、 周肇光.谁来捍卫国家经济安全—开放型国家经济安全新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5），P247-321。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4
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国家经济安全的思想源远流长，自从国家诞生之日起，只要涉及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思想或行为，都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萌芽；国家经济安全的由来是国家安全演进，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延伸和发展，也是当代日益突出的新主题。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首先使用“经济安全”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在该报告中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等并列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美国首先明确把经济安全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继美国之后，俄罗斯、日本和欧盟等国家也纷纷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加强对经济安全的维护。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逐步加深，经济安全这一有关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其不可或缺性日趋凸显。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引起高层的重视。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分别提出：“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2007年9月28日进行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最后一次集体学习的题目是“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十七大报告中论及“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时，特别强调要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而言，经济安全问题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被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所关注。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问题如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我国是否存在经济安全问题、我国经济安全问题存在于哪些经济领域、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怎样的手段等，无论理论界还是行政部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争议。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均被广泛关注，是因为缺乏安全的经济体尤其是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发展质量将存在严重的问题。对于国家是否存在经济安全问题其衡量标准虽大体相同，但根据时间、空间、重点领域之差异，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外延、评判标准亦在发生着丰富与发展。
经济安全的基本内涵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有三类观点。第一类是悲观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很不安全；第二类是乐观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无忧；第三类是中间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存在部分隐患，但总的来说是基本安全的。通过对文献的阅读研究发现，对我国经济安全现状的争论就本质上来讲与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判定以及对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的理解不同有关。在理解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概念以及研究方向上学术界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将经济安全问题的泛化，认为凡是威胁到国家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因素都属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范畴，使得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难以深入且容易导致研究成果与实际情况发生偏差；二是国家经济利益泛化，把许多产业、企业层次的利益都看成是国家经济利益，导致不同利益集团把本领域的问题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使得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不能得到准确的反应国家经济问题的信息，甚至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破坏作用；三是生硬的照搬而不是有效的借鉴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缺少对我国特有国情合理的理解和观察，使得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合理性被严重削弱；四是注重了经济安全的具体研究与抽象研究，但缺少具体与抽象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比如如何提升、通过怎样的手段提升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偏少。诚然，学术研究与争论不可避免，且在某些时候在某种程度有助于探求事物的本质与真相，但是在理论界定上过多的不确定将不利于对实践的指导，将不利于通过必要而有效的手段使我国经济安全在重点领域乃至国家层面上的提升。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应选择符合我国时代背景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分析和研究对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内容进行界定，选择必要的手段提升国家经济安全，界定其重点领域以期达到经济安全之目的。
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其在国家安全中所处的地位和内涵是不同的，所以，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性和历史性造成的，同时各国的经济安全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是指各国都存在的，个性是指对每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只要国家存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经济安全的个性就大于共性，所以讨论和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提出就不能脱离国家的现实经济制度和所处历史阶段。所以，国家经济安全应该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因素：一是国家的经济不受侵犯；二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经济风险处于可控制的状态。
中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全球化使得我国无法回避经济安全问题，对外开放是顺应国际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战略措施，应对经济安全问题也只能以继续对外开放和深入参加经济全球化为前提，不能因为对外开放可能产生经济安全问题就简单排斥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做旁观者。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总是对立的，对外开放从根本上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的。但当对外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之间产生冲突，原有的开放具体政策和措施损害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时，对外开放应该服从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要求做出调整。调整对外开放的措施和具体政策，不等于回归到闭关自守的状态，也不等于排斥对外开放，而是为了更好地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根本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着眼于国家根本利益，着眼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为国家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服务。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大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起步阶段，“入世”以来对国际市场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使得我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使我国对外开放风险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较高水平。对于我国这样“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正在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大国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外源性风险大于内源性风险。所以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主要来自市场、企业、金融和信息四个主要方面，具体表现为：
跨国公司利用雄厚资金实力和先进技术挤占了我国市场，会威胁我国产业安全，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国际游资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不成熟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冲击，加大了我国金融风险存在的威胁；许多国家使用所谓的贸易壁垒政策和措施遏制我国，这将在很长时期内对我国的贸易安全构成威胁；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变化，国家经济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移，加大了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先进制造业、战略资源等的安全都能构成巨大的威胁；信息是一个特殊的因素，尤其是经济信息，一旦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异常，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将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巨大的危害。
综上所述，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必须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
我国经济安全的重点问题领域分析
为了能较全面地反应我国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评价指标的选取要具有规范通用、采集便利和统计持续的特点，所有指标都能够在统计、经济和相关部门中采集，要选择一些对经济安全运行有重大影响的前瞻性指标，特别是要选择一些反映国家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数据采集、测算方式和评分标准在操作上简单可行，便于进行评价，从多个维度着手，既有客观评价以保证评价的公正性，又有主观评价以准确把握国情，可二者结合以保证分析评价的层次性和全面性，来确定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
国家经济安全在内容方面包括产业安全、能源安全、贸易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财政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地区安全等。通过对国外法、专家法和指标评定法的综合，本文认为：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目前是以贸易安全、能源安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为主，科技安全、粮食安全次之，地区安全、信息安全最后。
贸易安全的重要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即已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贸易安全关系到我国国家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经济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能源安全的重要意味着能源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在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已经起到并且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起到不可替代的催化剂作用，能源安全日益成为国家生活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和瓶颈；财政和金融安全是国家实现职能的需要，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与各有关方面之间的分配关系，财政和金融安全直接关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产业安全的重要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安全离不开支柱产业的支持，国家的支柱产业是国家经济活动的命脉，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来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借鉴美、俄、日、印等国经验，本文建议国家应成立经济安全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由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和行业协会商会及民间机构等方面代表组成，统筹贸易安全、能源安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科技安全、粮食安全、地区安全、信息安全等，负责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日常监督和审查工作，制定和运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系统，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贯穿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评估与预警系统之中。
参考文献：
1.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重要特性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1)
2.高昊，张一弓.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比较探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0(2)
3.张一弓，高昊，崔俊富.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演进及内涵[J].财经问题研究，2010(3)
4.高昊.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分析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S1)
5.尹正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J].当代财经，2002(4)
6.徐开金，严岭.国内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2(11)
7.顾海兵，沈继楼.中国经济安全分析:内涵与特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5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6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7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8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是对冷战思维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观关于安全问题狭隘理解的重大突破，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研究结合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的重要体现。它在否定传统安全观思维模式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世界新安全观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合了中国在国家安全上的传统追求，在保持与世界大国新安全观研究的同一性基础上，对实现安全的重要保障、有效途径、最终目标等方面做了创新性的诠释和阐发，从而使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非凡特质和独特鲜明的理论意涵。
一、相互安全：安全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
相互安全从根本上说就是相关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思维模式不应受到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束缚，是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相互确保安全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苏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两国政治学者把相互安全共同视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这与中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政府认为，相互安全是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实现的基础和必要前提，相互安全的获得不是建立在彼此结盟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国家间彼此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模式。采取一方安全利益的实现以牺牲他方安全利益为代价的传统模式，不仅给他国安全带来严重危害，自身的安全最终也无法真正保障。中国政府强调，相互安全的关键是实现双边安全，尤其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双边安全更是相互安全关注的重点。要通过对话增加彼此信任以确保相互安全，即使国家间发生冲突，也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通过和平方式加强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相互协调关系，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实现安全利益上的合作。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势头，从而使周边国家萌发的“中国”逐渐被“中国机遇论”所代替，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积极有利的安全环境。另外，相互安全的实现不能离开相对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这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协作，尤其要转变固有的安全思维定势。强调：“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确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机制，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所谓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1]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为营造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而中国新安全观也正是对这种国际多边安全和整体安全环境追求的反映。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国际安全环境新机制的“上海五国”协商机制的确立就是确保相互安全的一个典型例证，为地区国家之间确保相互安全以及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的创造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综合安全：安全内涵的重要特征
在内涵上，中国新安全观是在继承亚欧国家综合安全思想基础上而形成和完善的一种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把作为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文化、信息、环境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安全的行为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扩展到更大的层面。综合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容纳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是对国际政治关于“高阶政治”和“低阶政治”简单分野的重大突破。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国际安全理念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综合安全的战略思想现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应用，其思想蕴涵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使这种安全理念和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或者说使很多安全理论都能在综合安全中找到踪迹。因此，这也可以被视为综合安全的生命力价值之所在。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在吸收日本、西方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观思想及其实践认识的积极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传统追求和安全实践而对综合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安全观极大地规避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理念的种种不足，把综合安全思想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安全领域，是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革新的重要成果，符合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新安全观除了继续重视传统的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之外，还特别强调应把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领域安全融入到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推动下，国际安全形势及其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转折性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除了传统的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不断上升。因此，必须运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多元化解决的途径和手段，综合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威胁，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更好地促进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具体来说，中国新安全观作为一种综合安全观，其突出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依然强调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仍未改变，但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与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交织，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冷战后的国家安全维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只强调传统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都无法应对现实安全的种种困境。因此，中国的新安全观在高度重视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重要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的成功仍离不开中国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这个坚强后盾。实现国家的军事安全就是要加强其军事实力、国防实力和战备实力建设。很多西方学者都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大国的一个重要方面。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界定大国概念时就充分考虑了军事实力的要素。他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2]（p.2）中国正处在由大国向强国发展的进程中，军事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国家意志实施、外交政策施行和政局稳定维护等诸方面的作用发挥是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强调：“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3]由此，在全面考量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基础上，确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强调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的重要性，并努力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彼此促进机制。同时，还对现实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中国的国情和军情进行了新的审视，不仅规划了我国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还强调了改革创新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除此之外，他对国家、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也进行了着重分析。“要坚决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涉及发展中国家权益、涉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4]
（二）确立经济安全作为国家综合安全的战略核心地位
经济安全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产生间接的影响。对于布赞而言，“当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由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引发的时候，人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它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对经济的影响”[5]（p.97）。简单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就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免受威胁或破坏以及利用各种有效手段保护重大经济利益免受损失和潜在威胁的一种状态。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日渐加强，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因此，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实现综合安全的一项战略核心任务。认为：“经济优先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6]（p.314）“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7]。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与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的转变是一致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符合时代特色和中国自我安全定位的安全观。充分强调了涵盖金融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是综合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家安全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只有实现经济安全，国家的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一再告诫，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必须把金融安全置于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同时，一国即使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存在优势，也要为别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
（三）强化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在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在新的安全观思想中对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全球化的发展使科技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也使科技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总体态势的一个决定性要素之一。从国际安全角度讲，科技安全主要不是强调狭义的科学技术系统的安全性理解，而是侧重广义上的内涵，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特别是国际大环境中以国家价值准则为依据的对科技系统与相关系统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国家安全态势的一种动态描述”[8]。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而构成综合国力的两大中心要素除了经济外，另一个就是科技。随着科技在军事、经济等领域作用的增强，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也充分显现出来。科技不仅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军事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也经常被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或极端势力利用，给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科技的双刃性可以概括为“科技的安全困境”。可见，科技安全在国家安全的维护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立足中国国情，对科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创新性思考。他认为，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的关键。同时，一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要以和平利用为目的，以促进人类的安全为宗旨。
文化安全是一国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要素，在国家安全的多层次内涵中是最稳定的部分，因此，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短期内很难造成对国家安全利益威胁的直接后果，但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发展前途。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日渐深入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西方国家借助各种途径强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文化殖民主义论调欲达到对其“和平演变”的目的。正如尼克松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9]（p.110）。社会主义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出现的重大挫折以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方向产生极大的冲击。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入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指导，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力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信息网络安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基础，是综合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首次将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一起作为今后我国安全维护的四大重点。信息安全是指“维持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系统不受内外环境威胁、干扰、破坏而正常运行的状态”[10]（p.157）。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信息安全的保障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不再是一个信息化本身、业务工作和技术问题，而是上升为与国家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个实质内容和核心要素。网络安全是与信息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意味着政府应承担和加强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重点保护使其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近几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在中国也变得尤为突出，日益成为挑战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信息威慑”和“信息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限制性的信息控制与输出，意在达到比冷战时期核威慑更有效的目的，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信息技术很可能会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软权力资源，在信息时代条件下，谁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占有支配地位[11]。实际上，处于信息网络时代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信息安全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应把保护自己虚拟的信息边界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的重心和目标。以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信息网络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新威胁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其防范措施进行了积极探讨。强调，信息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绝不容忽视，为此，要特别注重加强信息网络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来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同时，为主动迎接信息网络化的严峻挑战和争取获得更大的信息生存空间，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信息网络的交流与合作，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维护的经验，以尽快实现中国信息安全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对人类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生态危机所致的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模式差异明显，运用传统的军事等手段解决只能加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必须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有限视野，探索新的防范和应对手段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或终极安全，相比较而言，环境安全是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词汇[12]（p.345）。环境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较丰富和广阔，除了包括生态安全外，还包括军事环境安全、经济环境安全、政治环境安全等多种安全内容。如果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来讲，生态安全的表述更直接一些，就像布赞等学者所强调的“生态问题是最纯粹的环境事务领域”[13]（p.130）。所谓生态安全就是指人类和国家依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处于一种免受污染和破坏的良好状态，具有跨国性、紧迫性和代际性。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断深化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而缺乏采取有效治理的历史，由此导致了在开发利用自然界取得成果的同时也给自然界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人与自然对立的结果必然是遭到自然的无情惩罚，如全球普遍出现的大气污染、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匮乏等问题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这种失衡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动荡，威胁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协调发展的坚实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国家和整个人类安全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强调：“有些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等，已跨越国界，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14]（p.760）“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15]（p.295）为保障生态安全，中国政府不断强调要在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加大生态立法和执法力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并积极拓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从而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空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共同安全：安全追求的最终目标
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仅要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也要对他国的正当安全保持适度关切，其实质就是促进人类的共同安全。1985年联合国发表《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对共同安全的概念做了如下理解：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共有的安全关系，任何国家自身利益的获得不应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因此，共同安全倡导裁军、削减核弹头以增加国家间的互信，建立更稳定的国际秩序，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在增加国家以及国际的资源再分配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应当说，共同安全的提出对于转变传统的冷战思维产生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美苏关系的缓和、军控谈判等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都是在这一安全理念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共同安全思想最初是为了摆脱冷战的困扰而提出的一种解决途径，但它符合国家和整个人类长远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冷战终结后仍然受到世界的追捧。
中国的新安全观把追求共同安全作为最终目标，要求各国也应追求共同安全，从而实现个人、非国家行为体、国家和国际社会共享的安全局面。中国新安全观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展和日益加深，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尤其是跨国性特征日渐突出，一国的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与这个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各国的安全有其独立性的一面，但不具排他性，要受到世界安全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零和”安全诉求既危及他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系统安全，也危及国家自身的安全，追求这种安全模式将使自身失去安全。因此，“零和”安全诉求不能给国家自身和地区带来持久的安全环境。集体安全机制是一种传统的多边安全机制，实质上就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即大家共同反对威胁集体安全的国家。这一安全机制深受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的支持。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就是通过发展军事联盟及增加军备来维护国际安全，最终由于缺乏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而被迫解散。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作为一种全球性安全机制发展至今，其生命力在于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来保障国际安全。但是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态势，南北差距继续加大，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困扰着人类。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机制，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安全现实。
中国在探索新的安全机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16]“要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该通过对话增加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17]为此，中国政府反复重申实现共同合作的立场，即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国家之间的平等；反对把自己的安全利益置身于他国安全利益之上，既要努力实现获得国家自身安全利益，也要积极为他国安全利益的获得创造条件；反对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分离，坚持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有机结合；反对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坚持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反对以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坚持共同安全的获得是以维护共同利益为重要基础。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共同的安全利益、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依附是构成共同安全的三个基本条件[18]。
共同安全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把“普遍和全面的裁军”视为最终目标，这与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安全而发展防务力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共同安全容易成为一个口号，很难成为一个内容明确的政治纲领。在冷战终结后，各国主要从安全的实现途径上探索，即把探索合作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共同安全总目标的主要路径，由此，“合作安全”成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又一重要安全模式。
四、合作安全：安全实现的有效途径
中国合作安全的构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及其逐步加深而构建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合作安全”是由加拿大前外长克拉克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安全理念，即在合作中实现安全。他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的新情况使各国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以取代均势抗衡的冷战格局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了发挥合作安全模式的安全效应，克拉克首先发起了“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的倡议。在倡议中，他建议中国、美国、苏联、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朝鲜七个环太平洋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安全对话，对国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从而实现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促进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地区安全，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也适时提出了召开“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重要倡议。他指出，合作安全可以概括为“用磋商而非对抗，用友好而非威慑，用透明而非秘密，用预防而非纠正，用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19]。从此，合作安全理念逐渐成为了被亚太地区乃至被整个世界公认的具有主导性的国家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安全模式。
中国新安全观就是以合作促安全的一种合作安全观，关注的基点是亚太地区的安全获得与维持，具有较浓的亚太色彩。但中国的合作安全思想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精髓，即以“和”制“合”，实现和谐相济、合而有序、协调平衡。因此，中国的合作安全理念还具有较强的自身特色。中国的合作安全观的目的就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具体说，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共同的利益追求是实现安全合作的首要条件
国家间安全合作是对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追求的结合。对于参与安全合作的各方而言，对国家自身安全利益的追求是驱使其参加安全合作的动力所在。如果自身利益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各方没有形成以共同安全利益为物质前提的“共赢思维”，而是以所谓的一国实力优势为条件，形成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的“零和思维”，合作安全只是无法实现的一句空话。由此可见，国家间实力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各方只要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就会最终摆脱国家安全合作的困境，进而实现安全合作的理想追求。“历史证明，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不能营造和平。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更有悖时代潮流。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20]
（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石
国家间不断加深的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根本动力和政治基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促进双方多领域的合作。相互依赖条件下存在竞争性的零和与合作性的正和两种可能性的状态，但在一定的国际机制约束下，相互依赖必然会加强国家间的互信，形成持久与稳定的安全合作。因为这种相互依赖能消除弱小国家对大国实力的种种猜忌和恐惧，而把大国的发展和影响视为一种机遇，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同时，大国在国家间相互依赖中也会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价值观，这为大国树立和平的形象和发挥应有的责任提供了舞台和途径。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战略与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到冷战结束后向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逐步拓展使双方充分认识到彼此相互依赖对自身安全利益和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当前的东亚，包括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已经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相互依赖不是单纯一国对另一国的相互依赖，而且也不是某个经济或者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而是一种复合相互依赖。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诉诸武力来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成本太大，使得哪一个国家都不敢随便运用武力……任何一个国家称霸该地区都是不自量力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21]
（三）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实现安全合作的制度保证
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保障合作安全的基础。合作安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也只能是以一种共同参与的模式体现出来。合作安全的获得与维持应以不断发展完善的多边机制作为重要路径。合作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结构，又要凸显多边主义发展过程的广泛性、灵活性与非正式性，以努力构建一种以制度化多边机制为保障的安全环境。这种安全结构能够对中小国家产生吸引力，为其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因为他们可以在多边主义机制下，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维护其国家利益和确保国家安全。另外，多边安全机制不仅仅是一种预防机制，而且应把危机治理机制的建立作为追求目标，以提高对区域内的不安全问题的有效预防和处理能力。
总之，冷战终结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在吸收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新安全观中的精华基础上，兼收并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虽然这几个安全概念对安全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定义，具有多元性的内涵。同时，一国在安全感上的认知和需求甚至可能要比一些具体的安全措施重要。其次，在国家安全面临种种新的威胁下，依靠实力优势、军事联盟或增加军备等手段已不是国家和地区获得持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路径。再次，国家安全只有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安全的获得与维持才能长远持久，安全共赢才能最终实现。最后，国家安全应与区域安全、国际安全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各方采取共荣共存原则和全面参与、开放合作等途径探求种种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安全威胁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可以说，对以上几个安全概念思想精髓的合理运用并进行的创新阐释正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意涵之所在。中国新安全观是与时俱进的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持久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间新型关系的确立以及致力于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91023.
[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3].关于二十年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N].报，19990108.
[4].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0829.
[5][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王忠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新华社.中俄高级会晤结果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19981124.
[8]严兴文.试论的文化安全思想[J].学术交流，2006，（12）.
[9]陶文钊，等.中美文化交流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蔡翠红.信息网络与国际政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11]Nye，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J].Foreign Affairs，1996，（3/4）.
[12]Norman Myers.Ultimate SecurityThe Environment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M].New York：W.W.Norton，1996.
[13]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4].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15]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907.
[17].增进睦邻友好共创光辉未来――在泰国国家文化中心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90904.
[18]阎学通.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构想[J].现代国际关系，1997，（11）.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9
一、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概念
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概念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在此本文进行的分析是针对新制度与政治管理和自由执行能力的融合总结。
首先，面对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实现，必然要经历困难和挑战，在深入的政治管理层面上来观察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概念，不难发现在这种制度的监督和执行条件之下，就必须满足人们自身利益的基础保障。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运行的过程中，起初还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中提取出来的，因此存在许多不适用于我国社会体系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还是影响了这种经济学理念的融合。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基础概念，就是执行自由形式的市场经济活动模板，实现经济结构成为私有化的基本理念。根本的思想指导观念就是实现民主的私有权归属，能够坚持自我主导的形式进行传统经济改革。
还有，针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计划目标进行观察，不难发现盲目的追求自由之风，会给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性质发展带来难题，引导了不正确的价值观走向。
二、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存在安全矛盾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普及的过程中，明显的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存在安全的矛盾。首先，能够发现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念与马克思的思想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主要是倾向于缩减成本的考量，而忽视了经济贸易交往的其他环节。在进行经济贸易收益的过程中，要讲求适合社会政治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保证国家的意识形态能够在有效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执行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新制度下的经济学理念是单一的，不能够整体上适应世界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不能沿用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只有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再进行对历史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进行总结，才可以完善经济学的管理手段，进而实现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监管作用。新制度下的经济学角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意见，全盘否定的态度具有局限性，对于我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模式就是实现经营私有化的转变。进行经营私有化的转变，充分实现适应时代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也不可否认的存在改革上的问题，那就是将个人利益摆在制高点上。这种价值观的树立是不和谐的，不能够充分的实现对现实社会的经济管理，只能造成完美化的想象，而没有充分实现体系的构建。
还有，经济制度关乎着国家的政治发展，在新制度的经济学表象中，能够清晰的观察到关于政治管理的弊端。新制度的经济学理念追求的是表面的民主，但是实质在形式政治管理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管理体系。
三、积极面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挑战维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为了积极的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是不可缺少的工作重点之一。
首先，要严格遵守一党一国制度，实现坚持以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制度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针下进行有效的经济贸易往来合作，实现全面的政治经济统一化管理。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针政策进行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够充分的实现我国发展进步的要求。坚持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目标实现，也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渠道。
其次，面对新制度的经济学模式，应该坚持维护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路线，不断的完善现有的政策方针实施，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侵袭下，还要保证我国原本的意识形态，充分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达成，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保证经济的良好发展。
还有，就是对于我国社会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式进行鉴定的维护。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针政策，保证我国的经济运营模式与意识形态不发生改变，坚持走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为我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时刻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做努力，积极的贡献市场经济力量。
新制度的经济意识形态理论推广，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经济政治管理体系。进行精密的推敲后，摒除不良观念的经济学理念，才能够丰富我国整体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保证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发展和改革。
参考文献：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10
基于国际经验构建中国战略体系的几点思考
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论析
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约瑟夫·奈软实力说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当代影响
格莱斯顿欧洲协调思想及其外交实践
国际冲突的要素与宏观层次分析
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学习与国际权势变迁
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海洋战略
中东欧国家转型与欧盟软实力
塞西尔·罗得斯与南部非洲政治格局的形成
外语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形态与对策建议
征稿启事
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论析
汉语习语英译与英语名著
电子书促使传统纸书回归静态深阅读
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的三重困境
英国学派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研究
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及其关系
经典现实主义与公众舆论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食洋不想化”
国际机制有效性透析
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与决定
简论均势的稀缺性
拉美历史上反美主义的演进及特点与根源分析
论“一条线”外交中的精神和物质利益
国际关系中的“葬礼外交”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美国政府职能定位
论外资并购中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机制的构建
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
俄美在外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政策博弈
从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看国际警务合作组织的角色
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
从哥本哈根会议看全球气候合作前景
“西方媒体跟踪”课程建设与教学
“意识提高”活动在大学英语精读课中的体现
修昔底德复杂现实主义思想的理论启示《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出版
层次分析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
试析国家让渡概念的界定
中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现状及其意义
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及其前景
西方国家制裁缅甸的目的及其效用评析
经济体制转型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的思考
从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太极推手与日本相扑体育文化比较研究
《中国国家安全概览(2005～2007)》出版
范妮·伯尼的叙事狂想
日本80后女作家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
论外语教师由讲解者向致能者转变的能力要求
《新视野大学英语》教法的研究与实践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11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消除了国际经贸活动的体制障碍,拓展了国际分工,使各民族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各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互补的同时,也使得民族国家间的经济利益问题愈来愈突出。这样,不同的人们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从而使存在着分歧的观点和论调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
一、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经济利益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一)民族国家利益消失论与民族国家利益永恒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有人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使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在商品与资本输出、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掩护下,打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推销“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已经过时”、“民族国家的观念已经过时”的论调,这些论调潜移默化地淡化了人们原来的国家认同而产生全球意识,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可以放弃或忽略。
也有人提出,虽然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和渗透,但谋求本国经济利益是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机。“原因是尽管跨越国家界限的因素日益出现,但国家之间的界限、利益差异等依然存在。因此,这些差异和界限必然在一定条件下激发出经济领域中的民族国家意识。”[1] 不同的国家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主动地还是被动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但只有民族国家经济利益才是各国追求的最根本的利益。
前一种论调主要来自西方学者,他们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承认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等的合理性,在经济发展时依附于发达国家而放弃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后一种论调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过程中的融合主要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市场、资本的融合,而决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利益的消失。
(二)封闭型经济发展观与开放型经济发展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国内工业体系、商业流通体系和金融体系,只需要自我独立发展,没有必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样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并且可以避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有人提出,WTO的自由贸易原则要求其全体成员互相开放。中国加入了WTO ,中国的经济活动日益渗入国际经济活动的各方面,开放的性质也应当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应将由有限范围的开放和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全球性、全方位的开放。
前一种论调主要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想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发展自己都是不可思议的。后一种观点虽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游戏规则”往往有利于建立西方国家的、稳定而持久的利益收益机制,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开放度不断加大的同时,要保证经济不受任何外界不利因素的打击,必须考虑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三)公有制一统论与全盘私有化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有人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中流砥柱还是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实力越强,在与国外经济的竞争中越有优势。因此,部分人希望走回头路,仍然恢复公有制一统中国的局面。
也有人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场经济,只有私有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实行私有化。发展中国家要想富强也必须走这条路,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全部私有化。
公有制一统论的排外、抑私思想表面上看有利于维护我们的国家经济利益,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的时候,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只能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中国也不能实行全盘私有化。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私有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东欧国家等带来的不是遍地黄金,而是经济急剧倒退,国家实力的削弱,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动乱。
(四)传统的政府计划论与自由竞争万能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有人认为,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上,应实行政府计划、行政指令,组建大的经济集团来对抗国外的跨国公司。
也有人认为,自由竞争是万能的,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只需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自由竞争,中国经济就可以发展。政府是缺乏效率的机构,对市场的干预有弊无益,它妨碍了个人自由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前一论调既反映部分人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也反映了中国目前跨国公司势力单薄,需要政府保护的现实状况。后一种论调其实是对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盲目认同、完全照搬,忽视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致命弱点。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在其研究中都已经论述过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都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自由主义更是频繁地、周期性地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上述这些矛盾与冲突既是中国经济利益观念变革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同时也会导致价值选择的多元化,难以形成价值认同,从而削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凝聚力,甚至可能产生价值选择的错位,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因此,我们应当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又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利益的新型国家经济利益观。
二、构建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新型国家经济利益观
新型国家经济利益观既坚持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又主张经济的开放性,它将促进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中国经济利益的实现,它符合未来全球化条件下新经济秩序的建立,体现了中国国家经济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一)坚定的国家意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拥有坚定的民族国家意识,捍卫民族国家界限,把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根本的利益来追求,独立自主地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才能在经济上不受制于人,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在历史上已多次被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建议往往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顾及当事国的国情。如拉美债务危机时,IMF与16个拉美国家签订贷款协议,要求其实行经济调整、减少赤字等政策,反而加剧了经济衰退;东南亚金融危机时,IMF开出了同样的经济紧缩药方,使其危机加重;俄罗斯经济转轨时,采用西方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迅速减少了一半。这些政策过后反思都很荒谬,但当时却为多数人所接受,不合国情的建议竟被采纳。在手里非常重要,比如1998年香港联系汇率制度遭到攻击时,香港依靠祖国的支持渡过了难关。如果当时按照西方观念行事,就会出问题。我们应根据国内发展需要自主决定开放政策、开放顺序,在金融开放、汇率、多双边等方面把握主动,不屈从任何外部压力,坚决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1]
(二)开放的经济安全观念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使全世界人们都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果互相开放的各国都能遵守国际规则,增加相互了解、沟通与合作机会,减少相互敌视和以邻为壑,就可以联手防范风险,共谋经济安全。
确立经济安全观念,积极保障中国经济安全应当做到:其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果没有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早晚会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国家的和民族的独立就难以保障,就会丧失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其二,在尽可能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同时,还要通过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适度的调控和引导,而不能把经济运行完全交给市场来进行自由调节,否则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就会导致经济危机。其三,一心一意谋发展,增强保障经济安全的实力和能力。国家强盛是经济安全的根本保证,经济实力是经济安全的基础。只有加快发展和增强实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其四,积极地预防风险,争取将风险消灭于无形之中;有效地化解风险,一旦出现危机则能够反应及时、应对得当,从而遏制事态扩大。其五,要把金融安全作为重中之重,把提升竞争力作为产业安全的保障,把保持稳定作为市场安全的日常目标,把粮食和资源能源安全作为长期任务,把海外资产与人员安全作为新要求,积极应对气候、生态、环保等非传统安全 [2]。
(三)合作的互利共赢观念
合作的互利共赢观念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理性选择,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明智选择,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唯一选择。中国依靠改革开放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日益崛起为一个贸易和经济大国,这一方面给全球贸易带来巨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竞争和压力,这就造成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正面临与以往不同的新环境新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追求的根本利益,只有当自由贸易通过互利共赢的途径,给各国带来最大的民族国家经济利益时,才能激发各国开放国际贸易的积极性、各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积极性,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另外,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良好外部环境。正如主席在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上所指出的:“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没有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中国的经济也难以保持稳定、持续、快速地发展。
上述新型国家经济利益观是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经济利益最大化,推动公正合理、平等互利国际经济新秩序形成的思想保障。它既主张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又倡导全面开放,既有利于中国经济利益的实现又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既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尊重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既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12
一、引言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具有严格国别性的概念，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言，其国家经济安全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因此研究经济安全问题应遵守“外部着眼，内部着手”的原则，即从可能的外部冲击出发来分析一国经济内部存在的问题，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按照这一原则，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应界定为通过加强自身机制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经济在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从传导途径来看，经济安全问题可以区分为直接经济安全问题和间接经济安全问题，直接经济安全问题系指某些对外要素的变化直接导致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如贸易摩擦频发与产业对外依存度提高等；间接经济安全问题系指国内某领域出现问题，通过一定的传导渠道，导致某些对外要素发生变化，进而在某些外部冲击的诱发下，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从操作的层面上看。经济安全问题又可以分为安全条件问题和安全能力问题，所谓安全条件问题系指衡量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经济风险程度，包括产业、环境、外贸等方面的安全程度；安全能力问题则是考虑我国经济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如金融风险应对能力、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保障能力等方面。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愈演愈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特别是2007年8月开始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突显了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经济安全隐患。而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社会保障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
从我国来看，中国经济首先是大国经济，经济总量上，1978－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至34.05万亿元，30年来，GDP居世界的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2位；其次，中国经济是转轨经济，所有制改革取得进展、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再次，中国经济是欠发达经济，中国经济距离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很大，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科技研究成果与现实生产的结合也不紧密。由于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上很不平衡，有些导致明显的歧视。比如，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存在深度歧视，机关与非机关之间、企业与非企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国企与私企之间、垄断国企与一般国企之间社会保障的标准差异很大。结果导致一部分人没有任何保障，多数人有少量保障，极少数人被过度保障。而城乡差别是社会保障深度歧视的典型。有专业人士估算，即使不计失业保障，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求缺口也至少在10万亿左右。
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一国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国际上针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该问题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术界针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安全的内涵、主要涵盖领域、安全状况监测与预测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措施几个角度展开的；社会保障问题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学术界针对社会保障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研究的范围也相对宽泛，有从社会保障中社会保险各个组成部分如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展开研究，也有针对国别社会保障的总体研究等等。总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然而笔者发现，基本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国家经济安全要素，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的社会保障要素屈指可数。
不论从时代背景、世界范围还是中国自身而言，将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都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试图从国内外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的国家经济安全要素和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的社会保障要素两个角度出发，分别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学术界针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结合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关联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1、国内外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关联研究的回顾。
笔者通过大量阅读文献资料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基本没有明确地将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两者相结合进行的研究，只有少量的在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因素，以及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社会保障要素，以下将分别论述之。
国外学者的社会保障文献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因素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从而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看作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之一)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一国经济安全能力，最终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Jonathan Gruber(1997)的研究认为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人的寿命预期增加，而老年人退休的年龄不断降低，所有这些趋势给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财务偿付能力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而社会保障制度规定本身，也容易导致老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Rowena A.Pecchenino(1999)研究了中年人所面对的孩子教育问题和老人赡养问题，论述了社会保障现收现付制度的经济影响。在各种人口学的假设下，如资本积累、教育经费、社会福利以及经济增长等，分析了社会保障税的效果，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社会保障挤出教育，减慢经济增长和减少社会福利；Bertholdu Wigger(2001)对作为公共选择的结果的非累积制社会保障在内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目的是在内生增长构架下，阐明社会保障的政治经济作用，研究表明，尽管非累积社会保障一般而言并不危害经济增长，但是却危害民主的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这种危害效果越来越明显；Rodrigo A.Cerda(2005)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是内生的，他通过内生人口统计变迁模型分析，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反面效应，即久而久之产生社会保障税率的持续上升，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是内生的，因为社会保障影响生育力和人力资本决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了社会保障现收现付制财务问题，社会保障税率、人口转变和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导致了现收现付制爆发性的恶性循环，现收现付制无法维持，只能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税率。
在国内学者的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因素主要有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人口老龄化和 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以及我国社会保障的歧视问题三个方面。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可以归结为从社会保障影响社会稳定的角度展开论述，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以及我国社会保障的歧视问题则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影响经济发展角度研究，而不论是社会稳定，或是经济发展均是影响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方面，王国军(2000)认为，合理化解中国的城市化难题，使人口城市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同步，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以推动农业人口的城市化。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在一个地方工作，而不是在农村和城市间频繁流动，给交通治安带来巨大的压力，解决民工在城市中没有责任心和归属感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李强(2001)认为，城市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很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离乡背井的外来民工，如果在城里遇到困境、没有工作、又得不到任何社会帮助，他们就会形成城市中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力量；刘翠霄(2001)、鲍海君和吴次芳(2002)也分别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对我国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的研究方面，宋晓梧(2001)在分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严峻形势时指出，养老保险基金不能满足人口老龄化的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存在着互促与互制的关系，经济发展既决定着社会保障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保障发展的制约，而社会保障亦反过来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表明有效地运用资源和恰当地分摊负担及利益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尤其需要审慎考察，力求相得益彰的双赢局面。
在我国社会保障的歧视问题方面，杨翠迎(2004)认为，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但不能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反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现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迫切需要统筹城乡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收人再分配的调节器减小贫富差距，熨平社会严重不公，努力实现保证社会公平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但在实践中，中国现行一边倒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严重扭曲，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反而因其不公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至于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是否涉及到社会保障要素，笔者分别使用State Security、National Economic Safety、Economic Threat和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等相关检索词进行了广泛检索，发现国外文献中涉及到Economic Security和Economic Safety，同时是我们所谓“经济安全”含义的都是中国人写的文章，并且文章数量很少。国外传统意义上的“Economic Security”基本是用来指“经济保障”，是有关健康问题、退休、失业问题等方面的经济保障，而不是我国所谓“经济安全”的含义，相关文献涉及到Economic Security的也都是针对社会保障的研究。我们所谓“经济安全”在国外并没有对应的名词，因此没有明确定义，是分开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等，都归属于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国家利益(National Welfare)范畴。用National Security检索，可以查到很多相关的书籍和文献，针对国家安全的学术研究很多，在涉及到日本、美国等国家安全的文献中，大多涉及三个领域，即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方面主要是针对资源、市场、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研究，但没有论及社会保障要素，因此，此处不进行国外研究的综述。
国内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中，涉及到的社会保障要素主要是从三个角度体现。第一个角度是社会保障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第二个角度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个角度是在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中，加入社会保障因子。
第一个角度方面，张如海(2000)认为，应该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因素和所面临的外部因素认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其中一国的内部因素之一是社会的安定程度，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在社会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也只有经济的发展才有国家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谢伏瞻(2001)认为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是同国家的经济安全紧密相关的，没有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没有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在中国尤其如此。当然，即使国家经济安全无忧，在繁荣发展的条件下，还会有一部分家庭、一部分个人会受到经济安全的困扰和威胁，这也是需要特别关注和重视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涉及就业机会、收入高低、社会保障程度等诸多方面。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张士铨(2009)认为，以民为本的国家经济安全观，旨在建设责权利对称、促进将个人与公众利益相融合的制度。在市场化进程中，做好社会保障医疗统筹等工作的宗旨，不是由政府施惠于民，而是让民众掌握自己的命运，是政府、民众和市场都发挥各自功能，在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得到总体和个体收益。
第二个角度方面，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研究方面，Wang Zhengyi(2004)在论述中国应该如何面对经济中不安全因素时，建议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制定城乡就业的全局计划、优化就业结构、建立再就业服务培训中心以及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最基本的制度，应该优先发展；徐学陶(2005)认为，政府为保障国民经济安全，应建立完备的社会安全体制，并以缴纳保费的社会保障为主，使人人获得可预期且可靠的基本保障而安居乐业。对少数不幸或有特殊情况的国民，则以社会救助作选择性补助。社会保险保障的水准，应以保障基本生存的假定需要为限，并以此决定保费的高低。顾海兵(2009)等从政府机构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保障经济安全需要从政府机构视角研究，既包括短期，也包括中长期，因为机构的设立、健全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社会领域，建议对民政部有关机构进行改革，部分职能放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改为紧急情况部，只对经济社会中发生的紧急情况进行干预和调解。还认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短期对策侧重于政策视角的研究，在社会领域，尽快取消户籍制度，完善最低社保制度，提高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同时指出当前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主流观点是不现实的，由于财力不足，全民社保的实现面临很大困难，而且从目前的社保管理实践看，社会保障管理相对其众多的工作人员来说，其运行的低效率较为突出。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安全保障必须走向规范化和体系化，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从总体上看应该建立《国家经济安全法》法律体系，从分领域看，在社会领域建议出台《最低保障法》，建议尽快出台《常住人口管理条例》，还认为目前应该主要抓住最低社会保障问题。
第三个角度方面，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中社会保障因子方面的研究中，顾海兵 (2007)等在国家经济安全能力指标系统的子系统及指标中，引入了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这一指标；年志远、李丹(2008)在研究中将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体系的指标分为财金安全预警指标、社会安全预警指标、外经安全预警指标、资源安全预警指标和产业安全预警指标等，认为其中社会安全预警指标应主要通过收入分配风险、失业风险、社会保障风险、经济增长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等指标反映。
2、研究评述。
综观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所谓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两者相结合的研究只是在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一点国家经济安全要素，或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到一点社会保障要素，并没有将两者相结合的深入研究，笔者在查阅文献过程中甚至没有发现针对两者关系的详细论述。国外针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相结合的研究，明显少于国内，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基本没有涉及到任何社会保障要素，而国外社会保障文献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要素的也十分有限，并且只是从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财务危机一个角度来论述，结合点单一。国内社会保障文献中涉及到经济安全要素的相对较多，包括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我国特有的社会保障歧视等。国内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到的社会保障要素也可以从社会保障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作为经济安全保障措施之一的制度建设问题以及经济安全监测评估指标体系中的社会保障因子三个角度来看。国内的研究相对丰富，某种程度上也跟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关：我国的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资金的严重缺口、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不同阶层的严重歧视等。
已有研究虽然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并且相对零散，但至少让我们认识到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从来就不应该是独立的、不相关的领域，两者结合着研究，不论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看，还是单从中国来看，都确实有其现实必要性和学术意义。笔者认为，未来针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论方面，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理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国家经济安全可能构成的影响；实证方面，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的构建，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等。
三、社会保障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路径的前瞻思考
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是息息相关的，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范畴来看，社会保障涉及间接经济安全问题，属于安全能力的部分。社会保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经济手段。当然，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水平而相应、适度的发展，并且在一国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应地呈现不同的问题和特点。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和社会保障歧视这两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能力，进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1、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与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系指社会保障基金的需求总额与现行体制下所能筹集的基金总额之间的差额，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据有关专家测算，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缺口达到10万亿元。从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的视角看，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将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能力。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依法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专款专用的资金。社会保障基金按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分，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社会救济基金、社会福利基金和社会优抚基金等。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障基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险基金按照基金的用途又可以分为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等，养老保险基金数额最大，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单从养老保险基金来看，形成缺口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供给方面的，也包括需求方面的原因，如历史欠账、人口老龄化等。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可以简单由下图表示(见图1)。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7％，就表明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0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1.67亿，80岁以上高龄老人达到1899万。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基数大、速度快的特点，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高龄化趋势明显。加之社会统筹养老金曾被国家挪用、调用，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的过程中，产生了历史欠账，个人账户资金被用来当期支付，空账严重。另外社保基金理事会所掌管的社保基金在海内外投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这一系列因素将会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愈演愈烈。据有关学者测算，到我国老龄化高峰的2030年，离退休人员将达到全国职工总数的50％，这意味着在职职工的养老金缴费率将由目前的20％急剧上升为50％，这必然会加大中国的养老金缺口。2005年初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当时叫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指出中国在未来30年将会产生6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另据世界银行2005年进行的测算，不考虑货币购买力贬值等因素，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达9.15万亿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国家必然会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采取诸如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提高缴费率、国有股减持、征收社会保障税等可能的措施。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加大养老金的财政投入，可能增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也可能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从而加大了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政府完全用税收来弥补缺口，将会增加企业税负，如果政府采用发行特种国债的方式来弥补缺口，会导致民间资金供给减少，利率上升，企业融资更为困难且成本加大，对各类企业、特别是经营业绩较差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不可否认的，广大退休人员仍然很可能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在职人员也会因此而恐慌。这一系列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政府公信力极大地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从而影响政治稳定，导致国内外对中国经济预期的变差，进而影响某些对外因素的变化，这一切均对我国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保障的能力提出了考验，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以上仅从我国养老金缺口视角初步探讨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安全的相关关系，实际上养老金缺口对一国经济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在中国以外的其他一些国家同样存在。笔者现采用法国养老金改革引起的一系列罢工事件这一典型案例进行说明。法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同时随着退休人口大量增加，工作人口减少，养老金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2010年赤字在107亿欧元左右，明显高于2008年56亿欧元和2009年82亿欧元。法国政府有关机构甚至预测，2015年赤字将达400亿欧元，2050年赤字将达1140亿欧元。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惯用做法是财政拨款，养老金缺口占一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无疑是一项重要数据。由于没有找到完整的近几年法国养老金缺口和财政收入数据，笔者采用估算的方 式。根据笔者从IMF、国家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等相关网页以及《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查到的部分年份法国财政收入和GDP数据，从相关机构测算2008-2010年法国养老金缺口的数据可以看出，法国养老金缺口约以每年35亿美元的速度增加，估算可得2007-2010年法国养老金缺口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0.39％、0.63％、0.87％和1.27％(其中欧元数据按2011年1月24日汇率折合成美元：1欧元=1.3596美元)。由此可见，养老金缺口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以每年超过0.2个百分点的幅度增大，并且随着缺口的扩大，增加的幅度也存在增大的可能。
为缓解这一问题，2010年10月法国议会通过了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该法案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二是将可领取全部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而这一制度改革引发了一系列全国性大罢工，在抗议中还发生了严重冲突事件，扰乱民众正常生活，影响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政府公信力下降。实际上早在该法案改革没有通过的2010年初，英国路透社就报道了一家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选民担忧法国经济疲弱，并且不满萨科齐的执政风格，有65％的法国受访民众不希望萨科齐参加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种种情况导致了国内外对法国经济预期变差，进而可能引起某些对外因素的变化，这一切均对法国的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保障能力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考验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2、社会保障歧视与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社会保障歧视指的是一个社会里的不同群体适用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社会保障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公平享有，我国当前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歧视问题则严重违背了根本特征，城市和农村之间、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之间、企业与非企业之间，甚至企业中国企和私企、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公务员里高级干部、普通干部和一般公务员之间，社会保障待遇都存在着明显的很大差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项目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等。仅从养老保险方面来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养老保险待遇的不同，必然导致相互攀比现象，此现象日益突出，并已成为每年“两会”代表批评的社会不公问题之一，也是社会媒体关注的热点新闻，由此导致上访案件逐年增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类现象频发，极易导致社会摩擦和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可能引起一些对外因素的变化，影响我国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和国家经济保障能力，进而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我国社会保障歧视最典型的表现是城乡之间的差异。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障项目差异显著。我国城镇地区已经基本建立了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项目的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险体系，而在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只在东部少数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新农合医疗也处于起步阶段，农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更是一片空白。第二，保障水平差距大。根据《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统计公报》中数据，2009年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8894.4亿元，农村养老金支出76亿元，农村养老金支出仅为城镇养老金支出的0.85％，而农村人口数却是城镇人口数的1.15倍。第三，覆盖面差别较大。《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数据显示，2009年末我国乡村人口71288万人，占总人口数53.41％，而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仅为8691万人；城镇人口62186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3550万人。
但一般而言，农民拥有土地，不可否认土地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尽管存在社保歧视，土地带给农民的保障程度也很低(土地保障程度可以用农民土地收入来衡量，笔者根据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查到的数据，按照全国种植业产品中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用净利润、人工成本和农业补贴之和减去成本外支出计算得到2008年农民每亩土地收入为409.30元，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查到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2.18亩，算出农民平均每人土地收入为892.27元；土地保障程度也可以用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家庭经营纯收入当中的农业收入来近似，这里采用以上两种方法相结合取算术平均值的办法来估算，2008年土地带给农民平均每人每年的保障价值为1159.62元)，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和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因此，农民社会保障歧视目前还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国家经济安全能力的影响也较有限，但长期看不容忽视。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17―04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安全的研究轨迹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二、教育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二）教育安全内涵的研究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教育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三、教育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一）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育安全研究地域性研究欠缺且比较视野不足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三）开阔研究视角，促进研究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四）拓展研究方法，从“单一”到综合
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在教育安全的研究方法中，文献研究法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虽然文献研究法在前期的应用对“教育安全”概念的引入有巨大贡献，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具有国别差异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单纯的文献法很难定位我国的教育安全内涵及描述和发现问题。且目前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引用调查法，并取得具有可信度和代表我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因此，日后的研究应更多地从实践层面去研究，引入叙述研究、扎根理论和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等在当下受到高度肯定的研究范式。从我国实际情况中进行自下而上的研究，以期为解决与学校、市场经济挂钩的教育安全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需要强调的是，边境多民族地区作为在教育安全各方面问题都相对突出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特别值得学者沉下去做实证研究。
基于研究核心的确定及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发展，相信通过学者们在元研究和质性研究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和不断探索，我国教育安全的研究会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不断互动之中丰满和充实起来。
参考文献：
[1][2]肖龙海，韩青青.美国教育改革的新动向――《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解读[J].比较教育研究，2013（3）：86-90.
[3]Joel Spring.PEDAGOGIES OF GLOBALIZATION：，11Ile Rise of the Educatlonal Security State[M].CityUniversity0f New York.2006：1.
[4]程方平.教育：国家安全的基础――关于“教育安全”的思考[J].教育科学，2006（3）.
[5]其其格.“教育安全”知多少？[J].内蒙古教育，2003（10）：45.
[6]姚淑君.教育安全及其法律预警机制构建之断想[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2005（4）：39-41.
[7]金孝柏.教育初论[J].国际商务研究，2004（6）：3―7.
[8]何伟强.关于美国国家教育安全战略的政策解读与思考[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叭0（5）.
[9]王露茜，王凌.我国的教育安全及其困境思考[J].教育科学论坛，2012（2）：8―10.
[10]何跃.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研究现状述评[J].学术探索，2009（6）：129―134.
[11]蔡宝来.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J].西北师大学～$，2003（5）：5.
[12]张进清.国际跨境高等教育：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8）：55―57.-
[13]米晓东.全球化背景F-～，J建我国高等教育安全体系的战略选择[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98―1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