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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
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文化安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同时又因为各国历史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性。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发源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然而时至近代，在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小农经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致使中国几乎隔绝于外部世界，一味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自我中心主义之中。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碎了“天朝上国”的千年迷梦，中国屈辱地被拖入世界体系。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716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正是这场民族浩劫，使国人开始反思中国文化。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可以为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文化认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条件
文化认知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内容有深入了解，对民族文化的精髓有所把握，以及当民族文化遇到外来文化时的自我定位、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它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文化自觉能使我们对民族有正确的认识和自我定位，在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自觉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多元文化的良好互动。要言之，文化自觉既不是“全面复归”的盲目自信，也不是“全盘西化”的自我否定，而是在文化反思中做好自我定位，在文化批判中推进文化创新。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的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3]简言之，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未来充满信心，是对文化历史的自我肯定，对文化理想的不懈追求。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使民族文化既保持自身特色，又能理智地接纳外来文明。
文化认知构成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心理前提。历史表明，导致近代中国衰落的不仅是器物和制度的落后，还有文化认知上的偏差。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屈辱的形式将中国重新带回世界体系。从文化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也是一场文化战争，它凸显了东西文化的差异与隔膜，扩宽了囿于自我中心主义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中国近代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4]这种文化对抗是历史与文化心态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封闭、官僚制度下孕育出的文化产物。虽然古代中国曾有过辉煌的文化创造，但当现代工业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之时，中国却将自己包裹在旧有的农业文明模式之中，盲目自信。这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错误的文化认知使得中国文化在近代错失发展机遇，面临严重危机和挑战，“保种保国”成为国家意识与民族生存的直接表达与诉求。
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拯救中国文化的序幕，这场由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力图通过文化自新启国人之智，进而拯救国人的灵魂。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它作为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运动，唤起了国人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对于重构中国文化具有深远意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20世纪初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人进行文化反思，重新进行自我认知的文化自新运动，它立足于批判传统，却又未完全否定传统，而是致力于传统精髓与西方优秀文化的结合，在文化“自知之明”的基础上重塑文化自信。自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文化走上全面更新的征程。作为的历史性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文化反思，在客观地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每一次理论和实践的进步都是文化认知深入的明证。实践表明，文化认知不仅是文化生存发展的观念前提，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心理基础，因为只有充分、正确地认识自我，才能找到提升自我的途径，进而增强抵御风险的“免疫力”。
二、综合国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国力基础
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实力的综合性指标。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将国家综合国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硬实力是指由经济、科技、军事等因素构成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是指由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的精神力量。硬实力为软实力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其力量在于“强制”；软实力为硬实力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其力量在于“吸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不仅要求文化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进而是向心力和吸引力，更需要综合国力的全面支撑。
综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代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隋唐年间，中国的经济、技术、市场等各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依托于强大的综合国力的中华文化极具吸引力，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效仿和学习。然而时至近代，资本主义异军突起，欧洲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飞速发展，当工业文明席卷欧洲之时，中国却仍在闭关锁国的小农经济中缓慢发展。虽然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制度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中国逐渐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距离。特别是近代以来几次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不仅使中国蒙受丧权辱国的民族屈辱，而且使国家综合国力遭遇重创，逐渐沦为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而此时的中华文化也面临着内部的文化认同危机和外部的文化冲突的双重挑战。国力的衰弱使中华文化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甚至沦落为连国人都意图抛弃的负担，文化安全问题丛生。
可见，物质的繁荣发展不一定带来文化的繁荣，但是综合国力衰弱的国家，其文化注定是不安全的，注定是要被新文化所取代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她在带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在致力于改造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就是因为综合国力是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障，文化是综合国力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正如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5]663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的引领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虽然我们依旧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与侵蚀，但文化安全状况相比过去已有巨大转变，中华文化正以独特的魅力重返国际文化舞台。从根本上说，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
三、文化创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动力
文化创新是文化生命力的源泉，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动力。文化创新是在社会实践和文化继承的基础上，依据时展的特征和要求，构建文化的新理论、新内容、新形式、新技术等，赋予文化时代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传统的超越，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重塑，融传统精华与时代特征于一体，进而形成新文化。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并不意味着严防死守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以兼容并蓄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汲取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不断创新文化发展模式。
回顾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在闭关锁国政策和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已经奄奄一息，与世隔绝的文化生态环境将人们的思想桎梏于封建伦理纲常之中，致使文化发展缺乏创造活力，缺乏对整个世界的了解，缺乏对新事物的探求。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6]265因此，“由于几千年创造和积累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与时俱进地实现主动的现代转型和更新，经济上的强势没能获得文化上的有力支撑和转化为文化上的优势，一个强大的帝国也就只剩下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7]当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迅速发展并蔓延至东方时，东西文化的冲突便成为历史必然，缺乏创造活力的中华文化在资本主义文明面前败下阵来。
新文化运动吹响了中国思想启蒙的号角，在这场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无情地批判了封建腐朽文化，他们倡导文化创新，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强调：“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之力也。吾人生千百年后，俯仰今昔，惟有秘契先民创造之灵，而以创造新国民之历史，庶以无愧于先民。若徒震于先民之功德，局于古人之成规，堕其自我之本能，蔽其秉彝之资性，是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罪人也矣。”[8]156“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祺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8]169可见，创新之于民族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文化创新更体现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动力。任何落后、僵化、封闭的文化都会被历史淘汰，只有不断为文化机体注入新鲜血液才能使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所以，也只有不断创新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己任，不断探索文化发展的新路，正如所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534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集体更加重视文化创新对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9]“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10]显然，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文化创新都是国家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旧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思考，对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体现了对文化发展历史的反思，对文化这一民族血脉如何得以传承的热切关注。
四、国际视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要条件
国际视野即世界眼光，它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国际视野要求我们站在全球的广阔的角度上考察国家文化安全，观察文化发展。因为引发文化安全问题的因素不仅来自国家内部，也源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内部与外部、国内与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分析文化安全内源性因素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和碰撞。只有了解他人，才能更好地反思自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从历史上看，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方面铸就了中国辉煌的文明发展史，一方面也造成国人的文化自大心态。中国人曾采取鄙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对待被视为非我族类的外来文化，自17世纪晚期开始便关起大门，隔绝于世，陶醉在自我制造的樊篱之中。即便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也仍旧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傲慢。缺乏国际视野是近代中国衰落的诱因之一，文化上的关门主义更是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体现。因此，当封闭的文化因战争的爆发而不得不面对世界之时，它的失败便成为必然，诚如马克思所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692陈独秀也指出：“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6]133封闭的文化发展模式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外界交流的渠道，失去了了解他人文化的路径，失去了自我完善的空间。当西方文化伴随着商品和资本登陆中国时，已经明显落后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中国文化无法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理论支撑，而且还不得不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化安全问题伴随着民族危机凸显出来。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殖民主义文化的侵略，中国文化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为挽救民族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理性地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他们既反对殖民主义文化，但也不主张文化上的关门主义，而是倡导中国应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反对盲目排外。明确提出了中西文化应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1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5]706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2]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借鉴中取得了创新发展，国家文化安全指数显著提升。虽然西方敌对势力依旧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西化和分化，国家文化发展存在一定风险，但我们不应因为风险的存在而放弃发展的机遇，不应因为异质文化的存在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历史表明，文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人为地破坏规律，就会阻碍文化进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拥有国际视野，必须将民族文化置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体系当中考察，才能使民族文化既具有文化的共性，又具有民族特色。国际视野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一个视角，即文化安全不是文化发展上的严防死守，盲目排外，而是应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一切有益因素，并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不断推动文化的自我完善与壮大。
五、结语
中国近代史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民族危亡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生存状态的描述，从文化的角度看，也是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的刻画。长期生存于农业文明模式中的中国文化在工业文明的挑战下变得岌岌可危，挽救民族文化亦是挽救民族危亡。为此，先进的中国人积极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路，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之路。反思近代以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可以为新时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离不开文化的自我认知，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支撑，离不开文化创新的内在驱动，离不开广阔的国际视野，这是一个自我与他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过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国文化也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各展风采。但我们也应看到，当前的国际文化发展仍是以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为主导，并且这种优势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思考如何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既保持自身特性，又能全面走向世界。中国近代史虽是一部民族屈辱史，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独特视角，值得深入挖掘与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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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2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参考文献：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3
中国没有外族移民问题，但中国也有安全与安全感问题，也有界定自身与身外的问题。2006年，这个问题再次以外资政策争议的形式浮出水面。
似是而非
本刊2004年10月（下）曾发表葛顺奇的文章，全面系统地驳斥外资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论调。然而，在去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即将离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以一番言辞激烈的发言再次点燃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论的不灭之火。此后，一系列社会名流跻身质疑外资的行列。另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比如商务部官员胡景岩和郭京毅，商务部的研究员王志乐和马宇则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口吻反击该论点。
一般而言，就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应该就事论事，重实质，轻形式。不过，有些所谓的公共政策问题本身子虚乌有，那么讨论其之被讨论的形式反而更加能揭示问题的实质。外资―国家经济安全论就是这样一个基于似是而非的话语形式而生成的政策命题。
似是而非的论证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牵强附会。有些人高调批判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之后，为了言之有物，把正面的具体政策建议落到反垄断审查机制上，其它具体措施则乏善可陈。殊不知，反垄断主要关注的是消费者权益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跟国家经济安全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外资企业可能是中国火腿市场的垄断者，但这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除非把火腿进一步附会成民以食为天的民生大事。如果外资真有对国家经济安全那样广泛的威胁，主要依靠反垄断机制来因应就近乎渎职了。然而，在话语层面，反垄断与并购是经常相提并论的；并购当中，跨境的外资并购往往是招人瞩目的。由此，反垄断与限制外资的并购的话语联系易如反掌。至于反垄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那就是言者有心暗示、听者也无心探明究竟，近乎蒙太奇效果的理论飞跃了。
第二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使用大量看上去热闹但完全不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某大学教授在所谓“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里用统计数据和图表显示更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在中国独资而不是与中国企业合资或合作，以此且仅以此证明外资意图保持垄断。这是把投资人追求对个别企业的百分之百控制（即独资）和对同行业市场的控制混为一谈，犯了常识的错误。该教授对外资企业掌握大量知识产权忧心忡忡，于是他呼吁中国政府为了抵御外资对知识产权的“控制”，要制定“知识产权法”。殊不知，我国早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否则连加入WTO都困难。而且，如果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以另眼看待外国人为宗旨，那我们就违背了国际条约义务。类似的，有些忧国人士因为操心国家经济安全，就大而化之地呼吁制定“国家安全法”，而国家安全的法规和机制早已有之。比如，某些类别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程序之一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备案；在上海，外国企业代表处必须设在经过特殊审批的写字楼，安全机制之细腻可见一斑。在战略层面上，那些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资的政策建议更大的误区在于他们不知道中国之所谓外资其实包括来自港澳台的投资，而这些自家人的“外资”占我国FDI的相当高比例。这里的国家安全意义自不待言。
第三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不学不问、望文生义。为了证明以产业安全的名义限制某些外资是国际惯例，某知名大学校长称产业安全是WTO“安全例外”原则的核心。实际上，WTO体制下的“安全例外”（GATT的第21条）明确局限于国防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第四种似是而非是正话反说。对于所有谈论“产业安全”的文本，我们可以试着用WORD软件里的替换功能把“安全”换成“竞争力”。半瓶水可以说成是几乎满了，也可以说成几乎空了。说成“安全”，就有了敌我斗争的同仇敌忾。说成“竞争力”，自然就会引来追问：哪些行业因为什么原因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为什么要动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将其置于外资不能竞争的保护伞下？谁又将受益于如此保护下的“安全”？既然是市场经济，竞争就是基本法则。这个法则下就可能有个别企业的破产、或整个行业的全军覆没。个别行业的难以为继，一方面往往未必由外资竞争所致；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社会效益也未必不是好事。因此，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抽象地谈维护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遮盖了问题的实质：什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而又有基于公共利益获得额外的政策倾斜的理由？
醉翁之意不在酒
经不起推敲的观点何以能在朝野得到这样广泛的响应？因为这样的观点听着自然顺耳。把“涉外”与“安全”联系起来不用费力，因为这样的联系本来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液里；把它们在具体政策问题领域中分析、区别开来却至少要动用常识和理性。
“国家经济安全”的提法在执政党的十四大报告里还没出现，尽管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谈及“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其中第三段：“……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十六大报告同样在第七部分谈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时，提到“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看来,“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话语的出身就不好，从一开始就是限于外资和对外开放语境下的紧箍咒。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不是一定只有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才存在？当然不是。远者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词）显然与外资外贸无关，近者有“非典”几乎造成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与外资外贸无关。我们可以轻易罗列一系列国内环境、人口、教育、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非涉外因素直接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但是，这些都不会令朝野兴奋。攘外，只要是攘外,不论是真的还是嚷嚷的，却一定不乏“同去、同去”者。
自2002年十六大之后，外资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几乎都念叨着“国家经济安全”的诫语，有的在法规的操作性条款里，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规开头的立法宗旨部分。2006年出台的六部委“关于外资并购的规定”和稍后国家发改委的“十一五利用外资规划”里都非常突出地谈到利用外资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六部委的规定甚至苦心孤诣地针对外资并购“中华老字号”设立额外的通报与备案机制。孤立地看，这本无可厚非，但放眼横看才会看到真正的门道。自2002年末，国资主管部门颁行的法规无论是关于资本市场改革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的，还是关于国有产权评估与转让的，无论是关于产权无偿转让的还是向管理层有偿转让的，都闭口不提国家经济安全。此处无声胜有声！真正占据重点行业和垄断行业的主要是这些国有企业，而管好国有企业却被当作企业治理层面的“保值增值”问题，完全避开经济安全这样的宏大话语。相对于我国高度成熟和成功的外资政策与实践，国资改革起步晚、难度大、触及深、影响广，指导性理论几乎为中国独创，缺乏其它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如果国资体制改革不能顺利推进，会直接带来政治社会稳定性的问题，从而引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如此重大的风险暴露面于不顾，只对着外资领域耳提面命地念叨经济安全，难免令人闻到一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安全感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4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一是须将其纳入整体国家安全教育体系。首先，文化安全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国家安全教育一直是以传统国家安全教育为主，并辅之以非传统安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和大中小学生，从文化安全教育方面来看，其教育范围应扩大到全体国民，应该使文化安全观念深入人心，不过教育的重点对象应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青少年学生以及文化工作者这三类主体身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因其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价值观念直接作用于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的现实安危，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久生存与发展的话语空间，所以应优先开展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文化安全教育；青少年学生是祖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对祖国文化及外来 文化的态度，关系到祖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对青少年的文化安全教育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长期工作；从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工作的人员如新闻工作者、学者、教师、作家、演员或是文化企业老板等，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会直接作用于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而这些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思想导向性，会影响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念，所以，有必要对文化工作者进行文化安全教育，使其在文化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关注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提高抵御能力。其次，文化安全教育需要借助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式和途径。我国开展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如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馆以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现在的北京国家安全教育馆、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以及去年建立的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等都是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有效途径，国家安全教育的途径还有讲座、论坛等，此外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国家安全法》及国家安全知识活动。文化安全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一部分可借助这些途径展开，如通过图片展示传统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中严重破损的文物古迹和流失的文物，来提高人们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一些文化产业、文化贸易数据来说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特别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 巨大贸易逆差，严重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让人们全面了解；还有通过网络论坛的讨论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正确地导向；多开展一些书评、影评来评价外国文化产品，正视其对我国的各种影响；还可以通过专家讲座形式让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潮，避免盲目追随。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须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文化安全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国民教育体系是由国家通过制度或法律的形式来制定的，它体现的是国家的行为；同时其并不仅仅以单一的学校教育或学历教育为唯一的教育形态，它既包括学校教育，同时也包括学校外的社会教育等其他教育形态；国民教育体系顾名思义就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而不仅限于某一年龄段的儿童或青少年。当然，把文化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我们不仅看重国民教育对象的广泛，我们更看重的是教育对象对祖国文化发展的意义，青少年学生无疑是祖国文化的继承者，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他们身上。所以学校应该成为文化安全教育主阵地，对象就是青少年学生，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长，教育产生的效果会相对较好。文化安全教育在学校开展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生存境遇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并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同一切危害民族文化的行为作斗争，为祖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应当指出，在目前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关于文化安全教育的制度建设、课程体系的建构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的冲击，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真正使文化安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框架内，还可以通过讲座、论坛等形式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讲座是大学里常见的教学形式，而且都是专题研究性质，针对性较强。讲座可以风格多样，充分展示讲者的学术功底、语言魅力、思维的敏锐以及深刻洞察力，比较受学生欢迎。学生对这种形式比较认同，那么通过这种讲座形式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势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学术研究的领域来说明我国文化安全现状，更有说服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学生社团开展演讲、辩论赛等活动进行主体自主的文化安全教育。任何外在的灌输都比不上自我教育的效果。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种由在校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的群众性团体在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社团开展的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是学生比较关注并积极参加的活动。多开展些有关文化安全的演讲比赛、辩论赛，会使学生从内心认同文化安全教育，更好地实现文化安全教育目标：学生积极关注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得到提高，并自觉主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应当广泛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和载体。一是充分利用广播、报纸、影视、书刊，特别是网络等媒体进行文化安全教育。现代网络传媒已使信息传播速度在瞬间传遍全球，同时也是当今民意表达最快最多的场所，这一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各种焦点事件在网上都会有非常广泛的激烈的讨论，网络舆论都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正义利用也可以被邪恶利用，网络高速发展使各种资讯快速传播，文化安全问题就更加棘手，不良文化在因特网上流行的现象日趋严重，色情、暴力、迷信和邪教信息在网上泛滥成灾，网上民意放大和失真现象严重，网上道德逐渐沦丧。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一大公害，这已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构建网络文化的钢铁长城势在必行。目前的“红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缺乏社会影响力，还需要加强文化安全教育网站及论坛建设，对于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现象及时曝光，吸引广大网民能够通过新闻跟贴、论坛上贴等方式在网上迅速形成舆论讨论，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提高人们的文化安全意识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好的书刊、影视作品总是能在无形之中教育人感染人。我们要把文化安全问题渗透到文化产品之中，寓文化安全教育于无形之中，这一点美国的好莱坞应该是学习的“榜样”，美国一直通过影视、书刊等媒介及其他文化产品向外输出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好莱坞在文化战略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使欧盟的一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文化例外”的政策来抵御美国的文化入侵。相比而言，中国就不那么乐观，虽然我们进口电影，也有一定的配额限制，但是现在通过盗版、网络下载等途径，国外的电影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冲击很大，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冲击就更大了。我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我们国产电影的发展来抗衡国外电影，同时要把文化安全教育渗透到影视作品中，渗透到整个文化产业之中。二是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民族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端午节”被韩国申办成世界保护遗产，对国人的触动很大，感受到了一丝文化危机。这恰恰说明我国某些传统节日的文化传统在不断消解，至少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不过国人对某些传统节日还是有很强的认同，如春节时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忘记要回家过年，中秋佳节也会有一家团圆的强烈渴望。这就是我们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最好的时间，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渲染节日气氛，增强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我们首先必须要重视传统节日，西洋节日已经对我国传统节日构成严重的挑战，特别是青年人更热衷西方的情人节、愚人节、甚至是圣诞节、平安夜，当然这里有商家的炒作，青年人也并不会深入了解西方节日的内涵，只是更喜欢西方节日的浪漫形式，但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当青年人过西方的节日多于自己民族的节日的时候，民族节日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由谁来传承呢？国家已经对民族传统节日是否应该放假问题，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决定，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已定为了国家法定假日，这在民众心中民族节日的地位就会得到提升，也会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我们也看到民族节日也出现“物质化”倾向，而忽视了文化精神内涵，如月饼因包装而身价倍增，“天价年夜饭”，节日竟然只是商家炒作赚钱的借口，而节日所传承的民族精神却并未得到重视。我们要利用节日这样一个契机，积极开展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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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01-15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3001
党的十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迎接党的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增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总结和科学提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理论，对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接，对外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互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一、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建设中的两大亮点，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理论指导。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任何重要的外交理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的发展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正是产生并发展于中和世界的外交风云际会之中。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这些内容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战乱和兵燹之苦，深受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害。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都把国家兴亡视为己任。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 对鸦片战争后1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并使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内外环境，其中外交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深刻阐述，不断丰富其理念内涵并逐步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所表达的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不仅如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正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2017年2月10日，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 又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2008年，以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推进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加快了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步伐，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审视和规划中国的外交和安全。2012年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更加强调在外交上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命题。此后，中国日益以大国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国的胸怀处理全球事务。2013年年中，中国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指中国对世界大国的外交，而且意指在当前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外交”。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2014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要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国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叠加。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导致形势紧张，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当地局势剧烈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网络攻击形成新的威胁，国际难民潮和美欧社会撕裂互为因果，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同“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及政局变动遥相呼应。在出现这些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原有的应对机制和主流理论都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同样复杂和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还较低，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加之民族分裂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土安全的任务艰巨。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使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开创认识当代安全问题的新境界，努力探索应对安全问题的新方案，大力推进安全理论的新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指导我们应对时代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三）从“总结归纳”到“前瞻设计”的新征程
如果说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在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历史总结和观点归纳，那么今后的重点则要转移到理论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上去。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并丰富已有的外交安全理论。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有什么、缺什么和补什么。当然，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特别珍视新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倚靠先人而不思进取和创新。相反，我们要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奏响时代的理论最强音。
第二，要以时展的观点来审视和规划今后的外交安全理论。如果从“两个一百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面临更多和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国家、社会嬗变之时，加强国内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共识，明确在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等强国”过渡时期的战略目标、阶段任务、主要挑战和方向途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才能成为应对将要发生的种种挑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三，要以内外统筹的观点来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的互动。党的十以恚中国已经成功主办或将要主办亚信上海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厦门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利用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和理论，并提出了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理念。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以及其他途径，同国际社会在外交与安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进行建设性互动。但是，已有的互动同中国应有的规模和作用相比仍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有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而且，在中外交织和内外一体的时代，只有经过国际实践的检验，中国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指导性和普遍性。
总之，我们要借助迎接党的召开的东风，加快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使这些呼之欲出的新理论和新战略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工作。
二、理论的物质和实践属性
中国在构建外交安全理论时需要增强其“物质本原性”和“实践第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物质本原性”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本质。“实践第一”强调理论需要付诸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安全实践是建构相关理论的深厚土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撑着国家外交。与此同时，国家外交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曲折前进，国家安全在战胜许多严峻的内外挑战中也不断得到巩固。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之丰富、道路之曲折、成绩之巨大，在当代全球性大国中并不多见。正是这些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展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实现从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兼有的外交（如次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的转变；在具体领域方面，也在从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社会外交、体育外交等多方面拓展。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逐步从传统的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向总体国家安全转变。总体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土、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领域的安全，同时也包括网络、海洋、太空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和心态安全等。
（三）中国对外交安全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
十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强调实践自觉和实践自信。中国的外交安全首先是实践问题，体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外交安全的逻辑起点。同时，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又在不断发展和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实践自觉和自信。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日益丰富、成果愈发显著，这增加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和可能，使实践自觉、自信同理论自觉、自信相互促进。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加大了理论研究力度，而理论认识的升华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学界虽然并非中国外交安全的直接实践主体，但是他们通过间接和虚拟参与，深化了对实践的感性认识，并以学术理论研究促进了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
三、新时期的理论传承
除了实践之外，优秀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外交安全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形势下，中国正在通过重新总结和思考，选择传承的重点和要点，以此构建和丰富相关理论。
（一）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国外交安全同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理论首先应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传承中华文明时，我们在思想上要“两点辩证”，在行动上要“双向互动”。
第一，“国”“家”相依。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中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社和人民在“国家”问题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根本理论内核是“国”与“家”相依。孟子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位2 000多年前的先贤关于“国”和“家”富有哲理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和外族屡屡入侵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都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障，因此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观。曾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另一方面，聚“家”成“国”。“国”的基础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人，所以又要重视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优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国”和“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号召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由此可见，“国”“家”两者相依互补，这才成就了中国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生生不息并持续前行的民族伟业。
第二，“和”“战”相应。从远古的夏、商到近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一直密切相关。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无数先贤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与和平外交思想，而孔子的“和为贵” 和墨子的“非攻” 思想即为其集中体现。但是，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盛行的年代，在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苦难境遇中，一厢情愿的“唯和平论”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还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这辩证地阐释了和平发展的双向性与多向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交”“攻”相济。中国的版图自汉唐后基本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使其在疆域问题上基本采取守势，这一态势到清朝时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自古就有“协和万邦” 和“讲信修睦” 之说，孔子更是提倡“近者悦，远者来”。 但是，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只讲友好睦邻的一面，那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常以“近交远攻”和“纵横捭阖”来实现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汉唐时期，中国在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时既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也巧妙利用西域各国对付强敌匈奴。在清朝末年，中国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下还尽力“以夷制夷”来达到保存国家命脉的目的。
因此，在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交”和“攻”问题上，不能“一点论”，而要“两点论”，有时还要“多点论”。这既符合史实，也更易为外人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红色基因”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世情和国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传承尤为突出。
第一，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其存在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应当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公平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等方面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中国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长达百余年，对国家和民族平等关系有更执着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秉持国际公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之时，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加强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在安全方面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且，还强调要将外交、安全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考虑。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外交观和安全观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发展和落实。
第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主要是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暂时“均势”和经济交往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理论观点。 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斗转星移，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群体性崛起，且已经能够较为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目前，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将当年革命导师们的憧憬和理想变为现实。
第三，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剧变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十后，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照顾到当前内外环境的实际状况，也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四、创新裂变和互动聚变
外交和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强调，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 因此，中的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要各自发展，而且要相互促进，并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进行交流、交锋、交汇，在创新中裂变，在互动中聚变。
（一）理论的创新裂变
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相关理论建设也相应进入了高度活跃的探索和创新时期。
第一，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安全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经历了保卫国家政权和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改革三个阶段。
在外交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包括的外交思想和的外交思想）等阶段。党的十后，在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和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他站在时展的前列，立足中国并放眼世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要求。相关外交理论和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有优先重视政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原则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中国的安全观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扩展。“在横向上，国家安全从以往集中于政治、军事安全向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在纵向上，国家安全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性’就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体系’。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
第二，纵向和横向的创新之道。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发展呈现出纵向、横向和多向整合的三维创新格局。从纵向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历了逐步发展、创新阶段。例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邓小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思想等阶段。又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1995年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在交叉发展中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蕴含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元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各类安全观的集大成者。
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创新思想进行综合性整合。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不断对外交安全提出新的理论需求，这要求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强调统筹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反过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安全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理论的国际互动聚变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同国际理论交流、交锋和交汇，在互动中发展和成长。
第一，坚持特色和扩大共性。坚持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特色，最主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就扩大共性而言，中国需要扩大中华文明大国理论、社会主义大国理论、发展中大国理论和全球性大国理论等国际共性。中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外交安全理论共性时，还需要扩大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持久。发展并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共性，就能为中国特色理论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提升中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二，交叉互动和创新聚变。在国际外交安全理论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但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安全理论正日益缺乏时代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例如，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理论，搬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对此，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有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动力。同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也从国际同行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开阔了学术和理论视野。
（三）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完善。
第一，增强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意义。理论是分层次的，也具有时效性。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能够提供指导应对当前挑战和规划未来发展的应用性理论，以此保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观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的体系构建。
第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外交安全与当前实际情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而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则能超越具体案例和事件，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前瞻性的理论。因此，在应对外交安全问题时，我们要避免实践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第四，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理论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判。外交安全的实践检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在对待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上，政界和学界都应心存敬畏，并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理论。
结 束 语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但是，理论建设又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复互动，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而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改变当前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学者滞后于领导、学术滞后于政治的局面，我们需要提高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
为此，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大理论创新力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敏感，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6
对政治安全的研究，学者们习惯于从政治安全的主体、政治安全的核心议题、维护政治安全的手段和途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与国家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研究进行区分并重新定位，以期政治安全的议程设置更加明确具体，从而为维护政治安全的行动逻辑提供理论支持。而在总体上，较少有人把政治安全的理念价值与政治安全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结合起来讨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就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而言，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免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国视角和欧洲视角的安全理论而言，其主要是源于西方语境的阐释，这些理论无疑对研究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多元的借鉴路径，但由于西方各种安全理论的侧重点以及价值理念的差异。对安全的界说重点以及实现路径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吸收西方安全理论的合理成分。以推进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安全研究的学术语境定位
要研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要理解“安全”的内涵。根据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人的界定，“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提出时，它就是安全”。当一国政治体系被作为指代物时，安全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具体来讲，政治安全是指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执政党执政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衡量。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地位独立是国家实体存在的具体表现，对这三者体现的价值的维护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其针对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威胁和武力侵略。而政治安全除了要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外，还涵盖了国家内部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即要确保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可见，政治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其内涵和外延无疑大为拓展了。
后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不断重组，随之而来各国的经济版图和辐射力也得以重新调整，一些非军事性的威胁和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各国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诸如大范围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人口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民族冲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这些危机的突然爆发可以极大地摧毁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它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心理阴影有时甚至比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为严重和持久。如果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幸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急剧倒退。有可能还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威胁到国家现政权的稳定。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替代军事安全而成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安全大敌。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就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它是一种广义安全，与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和单纯侧重于军事安全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主要关注“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其重心侧重于非军事安全问题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两者的差别详见表1）。如2003年突然爆发的SARS疫情，不仅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同时给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中国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恐慌，给人们正常的社会活动造成了障碍，更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再如2008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犹如一场大地震，使美国遭遇了长达一年的经济衰退，这一金融动荡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银行，其因参与美国抵押贷款而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出口需求减少而身陷困境。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制，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得大批知名企业破产，失业率随之大幅增加，银行业出现信贷危机，实业同样也大受影响。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势必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安全战略议题，其关注度甚至超越了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在这些新问题的侵扰下，虽然国家实体并没有受到别国的直接武力侵犯，但是民众却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此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构成严峻的考验。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日益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其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强化。因此，对政治安全的维护逐渐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叉领域。对政治安全理论的研究也将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而开拓新方法，从而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观察的视野。
二、安全研究范式演变推动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
从研究逻辑来看，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是安全研究范式演变的必然要求，其演变过程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相伴随。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民族认同、国家内部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则直接成为人们超越国家本位主义对安全理论进行反思的内在动力。
伴随着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日渐式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并分化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等。布赞和汉森（Lene Hansen）把这些理论范式大体分为“美国路径”（大部分常规建构主义及批判建构主义）和“欧洲路径”（批判安全研究和哥本哈根学派），而女性主义同时向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视角提出了挑战（不同安全研究范式的主要差别详见表2）。比较而言，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而非传统安全观更趋向于关注人类自身的安全和伦理关怀，力图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本文试图从安全研究视角的指涉对象是优先关注国家还是个体，以及安全研究范围是否偏重于军事一政治领域两个层面，把国际安全研究的诸多理论流派大致作一个概念图谱的描述，以厘清各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轨迹，并思考这种范式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之间的某种内在逻辑。
传统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之前，安全研究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它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视角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预见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而结果又可以通过理性预测来解释，因而只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他们认定国家的最高目标不是权力就是安全，拥有权力就获得安全，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理性的策略追求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利益，而这种理性常常倾向于想方设法地增强自身实力，震慑和削弱对手，从而获得国家安全。
而传统安全研究即是由理性主义所主导的，在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中，普遍认为国家面对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国家间军事武力的威胁，这种局限于武力使用的过于狭隘的安全研究范式常常忽略文化、道德、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导致其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安全研究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中心主义，而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建立联盟才能与更具威胁的国家相抗衡，如此一来，军事竞赛和军事联盟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一旦成为常态。就意味着国家总是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时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威胁，而这种隐形的威胁极易形成循环的不安全或对抗心理。
以冷战的结束为界限，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逐渐增多，除了军事一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传统主义者已经不能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安全研究关注的范围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占据安全研究中心议题的不再是军事事件或传统主义者所定义的大国事件了，因此，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也必须寻求突破。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将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安全领域由高政治转向低政治。但高政治问题和低政治问题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与传统安全研究不同，建构主义超越了理性主义路径，特别强调了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奥努夫（Nicholas Onuf）1989年第一次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语言和规则作为理论核心，倡导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世界政治。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并不是外在于国家而客观存在，等着分析家和政治家去发现的，相反，它是由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创造的，正如社会世界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构建和重构的。⑧虽然他们仍然关注军事、国家中心议题，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把文化、身份、规范、理念、认同等作为重要的分析变量，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因而使传统的安全议题有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视角。
建构主义内部分为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个分支。1996年，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将建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国家安全研究，其代表作《国家安全的文化》更是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建构主义者能够证明安全的观念因素能够更容易地解释那些“超越军事问题或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安全概念。常规建构主义这一安全范式主要流行于美国，它在扩展安全概念上最不激进，总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较为传统、范围较为狭小的安全研究。虽然仍然关注与国家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议题，研究重心看似与战略研究相似，但它“选择通过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从而使安全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路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主义，从理性主义走向文化建构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批判建构主义开始从常规建构主义流派中分离出来，它主要源于美国，在欧洲比较流行。批判建构主义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但也开始更多地面向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
建构主义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传统主义者以及其他安全流派认为建构主义并未在指涉对象上超越传统论者，它只是对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依此观点，常规建构主义并未对“安全”进行批判性的建构，而且它在规范意义上依然接受国家是安全的指涉对象以及坚持军事的优先性。但也应该看到，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与否取决于各国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文化认同造就了国家间不同的安全状况。这无疑也为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研究拓展了视界。
哥本哈根学派。这一学派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OleWaever），他们出版了大量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关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一学派对拓展安全研究贡献了两个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安全（societal security）和安全化（securitisation）。
社会安全被定义为“在变化的条件中以及在面临潜在或实际的威胁下，一个社会保持其基本社会特征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环境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的同时，社会也成为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总体上，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的指涉对象上。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立场，既对两个可能性的集体指涉对象即国家和社会进行了限制，又将安全拓展到个人和全球层面。而安全化的过程是对安全指涉对象建构一种存在性威胁，并号召人们采取特殊的应对方式去消除这种威胁。安全化“将一些问题要么设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议题，要么居于政治之上”，因此，它也是一种限制安全概念过度扩展的手段，它通过话语的形式将安全的定义固定下来。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也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有学者认为它错误地将安全和生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主导的、保守的、政治上被动的研究范式。另外，在方法论上，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行为”。使安全问题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修辞结构或安全逻辑，使得安全化理论也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安全”的界定变得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批判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冷战后在英国比较兴盛。它奠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在政治规范意义上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并在规范性目标上强调了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在概念层面，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相比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国家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威胁程度也更低。这导致了一个全球安全的悲观主义观点：国家导致个人不安全，而不是创造稳定和繁荣。
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者认为，坚持将个人作为指涉对象并与国家相对立，不过是重复了那个非要在两者中选择其一的经典型错误。所有的政治概念都阐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而一个仅仅指向个人的指涉对象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个人必须被置于集体层面的解决方案中，认为个人层面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性别缺失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的军事一国家中心取向的安全研究没有为性别与安全留有空间，一系列以性别为特点的安全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反对传统安全研究。强烈呼吁要更少地从国家中心和军事方面来考虑安全问题，号召将“女性”和“性别”作为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这种基于女性经验的研究视角在国际安全研究中自成一体。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同批判安全研究一样都号召安全研究要分析一个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包括个体层面的“女性”以及非军事安全的领域。这深化了安全的指涉对象，扩大了安全的适用领域。然而，大多数关于性别与安全的研究并非理论性的，也并非直接涉及安全的概念，而只是一些低理论的、经验性的类型。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来推动的。
人的安全研究。联合国发展署在1994年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将安全概念扩大成为一个包含“发展”的概念。联合国发展署最初对人的安全界定的逻辑是，应该在领土防卫、国家利益及核震慑基础上拓展至“普世关注”与冲突预防以及更为紧要的展开全球合作以消除贫困与不发达。与批判安全研究相近，人的安全研究议程包括贫困问题和对人类的其他潜在威胁，因此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
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从民族一国家转移到了“人民”，关注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自由选择、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取市场与社会机会以及生活于冲突还是和平之中。这意味着扩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与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会不平等、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正因为如此，“人的安全”因其过于宽泛，导致学术与政治上的“空洞”而遭到质疑。如帕里斯（Roland Paris）指出，如果“人的安全”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其实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些批评者如布赞认为，“安全”与“人”联结，其实质是一个人权议程，并无多少新的内涵以助于理论的分析，也无多少与人权讨论的区别以体现实际的价值。无论“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是“集体”还是“个体”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有可以替换的与之对应的概念。因此，“人的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缺乏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价值。人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宽泛的议程，在人的安全的边界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人的安全”概念之后，欧盟、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加拿大政府甚至为“加拿大人的安全年会”提供经费支持，并自2002年起不断出版“人的安全”电子期刊。总之，在人的安全的争论中，极为关键的或许是它既体现了制度化的价值（其概念由联合国发展署提出，并被多国采纳），也证实了一个概念的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由学术标准所决定。
以上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种主流范式。除了上述理论范式之外，还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等其他理论流派，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呈现其理论特点。总体上看。这些理论范式都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语境，寻求后冷战时期从多角度对安全概念进行拓展。安全研究是一个多种理论并存与竞争的领域，然而，无论这些理论流派如何争鸣，都反映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社会群体对于安全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知。毫无疑问，这些学术争论受大国政治所影响，它们所讨论的安全概念范围、安全议程必然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也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安全研究路径的拓展与深化。
严格说来，这些安全研究范式的演变并不遵循理论逻辑和发生时间上的衔接性和延续性，但是这种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必然的联系。如，安全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凸显了传统安全研究范式的局限；建构主义把规范、理念和认同等分析变量引入安全研究，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性；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社会安全和安全化概念：批判安全和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强调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认为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应该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人的安全的提出，直接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等等。这些安全理论成果给中国政治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国家安全研究向政治安全研究转变，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转变，促使了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人本安全：新时期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传统国家安全研究者已经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不能从容地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安全问题。在此意义上，政治安全研究已然突破了军事的和国家中心的安全议题的狭隘性，正在寻求安全概念的扩展路径，这是对国家安全研究指涉对象和范围上的超越。国际安全理论流派对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研究者在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即安全的落脚点究竟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抑或是全球的安全，安全研究的范围是军事中心的或是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在批判地吸收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各流派合理构想的基础上，也许中国政治安全理念和范式的确立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复合的和交互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需要有效地维护的人的安全。概括来讲，就是必须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政治安全观。在此，我们特提出“人本安全”（humanistic securi-ty）的概念，以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相区别。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当然，人可以理解成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作为类存在的人。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就是以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为本原起点和价值目标的，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我们所倡导的人本政治安全观既不属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也不同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理论，因为其指涉对象不局限于人类个体的安全，而应是人本安全和政治安全互为促进的和谐统一。概括来讲，政治安全为人本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因为个人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而人本安全则是政治安全的目标和最终归宿。因此，人本安全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第一，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国家的认同感，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度，注重发挥民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聪明才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能有效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关于国家和人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安全论者认为，生存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利益核心，只有在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利益（目标）。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权、公正、生态平衡等公共价值，甚至有西方学者开始极力宣扬人权高于的理念，这虽然有一种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事务的嫌疑，但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言，“国家必须不再被用作粗暴践踏人权的挡箭牌”。
必须承认，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所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要重视社会化的个人所获得的保障或受到的威胁，不能一味以“国家至上”解决问题。而要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国家的权威，又要看重社区和个人的独立声音：既要承认物理层面加强的意义，又要看重体制层面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应将国家总体的安危与公民个体的安危结合起来，或者说，将个体安全作为总体安全的基石。只有个体认同国家的合法权威，国家才有权界定个体安全的范围，因此，个体安全概念和集体/国家安全概念无法割裂。
第二，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个体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是政治安全之本，中国共产党要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与执政能力，必须实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确保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切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来获得执政安全。没有民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的执政安全只是无源之水，这种安全其实只能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安全，而这恰恰是最不安全的。人民群众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只有强化安全问题的人本关注和社会关怀，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群众的内心诉求和需要，才能依靠广大群众，获取群众的支持，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第三，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利于促进民众有序参与，确保政治秩序安全。政治秩序安全体现为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效运转，政治参与活动有序进行。在网络时代，微博等传播工具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社交性和自媒体性，如果网民没有其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及时表达个体或所属群体的政治诉求，就很容易转向微博等自媒体工具满足其参与动机。当网民的言论或披露的不确定信息涉及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或敏感事件时，这种自媒体就很容易转化为公共媒体，引发围观。由于网络海量信息的即时扩散性，利用网络舆情监测工具实行实时监测进而进行有效疏导和控制毕竟是一个事后措施，终究不是网络化治理时代的优选方案。在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树立人本安全观，真正尊重民意，以民生为本，将极大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对于这种安全感的依赖将有效缓解广大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时的焦虑感。保持克制，促进理性有序参与，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
第四，树立人本安全观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社会正能量的持续积累有利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坚持人本安全观，首要的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社会个体的安全和群体的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政治安全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提高人民的社会权利并增强人民的满意度，才能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全体人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只有确立广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也只有构建以人为本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维护政治制度安全。
第五，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助于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创新。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从政治的本原来看，“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尊重人民群体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目标和根本动力，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创新，才能确保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化。
在后传统安全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对于国家或社会安全价值观的威胁并不亚于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侵略，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在2012年9月13日的由美国宗教电影引发的利比亚美国大使馆骚乱及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浪潮，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警告国际社会，必须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利益。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正在使传统安全理论的窄化研究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结合的全面研究回归和提升。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和安全需要。国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才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认同和接纳，才能最终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7
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监督工作建设，提高政府资源合理使用效率，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财政审计，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企业审计，揭露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以及决策失误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维护国有财产安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提高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工作应适应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顺应审计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审计工作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审计工作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国家审计如何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显得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学者开始重视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最早使用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该报告中经济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80年代，美日两国学者相继出版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告。直到90年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才引起国际政界要人、战略专家的关注，此时，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逐渐融入到很多主权国家的国家战略或政府政策之中。
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维持那些有利于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维持一国公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维持一个对创新和国内外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益的环境所必须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本国经济不受外国严重剥夺的威胁，也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使用经济等手段进行操纵的状态。相反，经济不安全就是易于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或伤害的状态。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安全指的是保护本国免受外国暴力威胁和伤害，那么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保护本国经济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和伤害。
此外，左根和阿什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地区间收入差距、乡村向城市移民、大量失业、社会稳定、粮食短缺、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他们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和有效治理在经济安全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位学者认为，经济安全的核心不仅包括有效的商品、金融和劳动市场，还需要良好的工业结构和有效的规制制度。
国内：左敏(2011)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现实目标。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和体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局限，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应按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重新定位审计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即以落实权力主体经济责任为主攻方向，强化对公共资源整体性的监督，保障公共资源安全；强化对公共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安全；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管理安全；强化对国际竞争引致公共风险的监督，保障宏观经济安全。刘博，安广实(201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长期关注的问题。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进行了展望。雷家骕(200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领域应包括战略资源和能源供给利益、产业生存与发展利益、金融系统运行与发展利益以及财政收支与运行利益四大方面；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领域包括科技发展、信息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稳定性、公共安全、周边事态、国际关系七大主要方面。王梓薇(2008)认为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的不足，文章以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就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归纳了国外学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进展，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乔瑞红(2009)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政府审计只有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才能有深度、有高度。本文论述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阐述了两者关系，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途径。
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2009)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政府审计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家重点行业的运行、国家金融安全、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监督、预警和服务作用。政府审计应贯彻全面审计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以审计信息、审计报告为载体，实现审计功能结构的调整变革，保持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廖义刚，韩洪灵，陈汉文(2008)认为政府审计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性质。本文以洛克、奥尔森和巴泽尔的国家理论模型为基础，从本源上追溯了不同国家形态下政府审计的职能及相关特征差异，并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说。本文的结论将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战略作出合理安排提供一个得以支撑的思想框架和较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世谊，刘颖(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监控作用、预警作用和保护作用。政府审计发挥作用途径主要包括：增强排险功能、规范功能、促进功能、免疫系统功能和守护功能。政府审计发挥作用主要方式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为支撑，以探索创新精神为动力。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认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引起了高度关注。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审计历史层面、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国际经验层面以及现实层面五个方面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从基本层次与衍生层次两方面剖析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机理，并从创新审计模式与构建经济安全审计预警系统两方面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问题。官银(2010)认为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对实现经济调整、政策执行具有监督职责和预警作用，可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性资金的绩效管理、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可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应创新审计理念，构建审计预警机制，实施绩效审计，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确保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汤小莉，逯颖(2011)认为政府审计是公共财产的卫士；它的特殊的身份，使它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审计也在不断拓宽审计监督范围的边界，正朝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向延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国家经济安全审计评估报告、制定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标准等方式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监测预警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肯定了一国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保证基本福利水平，使其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威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国家经济安全还需要在有效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合作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
三、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简述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通过定义，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国家审计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第二部分：介绍国家审计与国家安全经济的关系，简要分析了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第三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对国家审计的几个主要作用分条简述，为下文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打下铺垫。
第四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路径选择，对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分条描述，进行总结性的归纳整理。
四、进度安排
1月5日前在广泛搜集和阅读相关资料的前提下完成开题报告
1月6日至2月28日完成论文初稿
3月1日至4月30日完成修改稿
5月中下旬定稿并提交相关资料
五、参考文献
[1]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4-11
[2]左敏.国家审计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11.(4)：8-13
[3]杨建荣.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基于新兴古典理论和公共受托责任的分析[J]，审计研究，2009.(05)：9-11
[4]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95-99
[5]乔瑞红.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关系[J]，现代财经，2009.(06)：68-71
[6]官银.政府审计：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1)：11-12
[7]张维.国家审计、风险管理与经济安全[J].学术论坛，2011.(11)：107-111
[8]李健，冯均科，侯兴国，曹广明.政府审计监督与国家经济安全[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9.(05)：7-9
[9]刘博，安广实.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综述与展望[J]，财会月刊，2010.(18)：71-72
[10]刘成立.政府审计“杀毒”功能与国家经济安全[J]，财会月刊，2010.(27)：66-68
[11]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04)：7-11
[12]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8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9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指导原则，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方针、政策，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总体工作部署，深刻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安全生产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形势新任务、新矛盾新课题，通过开展深入研究，理性思考，把握特点，探索规律，推动以“安全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理论创新，建立安全监管监察长效机制，促进全国安全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
二、论文选题的参考范围
1．巩固发展百日安全督查工作成效。这次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有哪些特点；取得哪些切实成效；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如何改进提高；今后的督查工作如何进行。
2．深入持久抓好隐患排查治理。隐患排查治理是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途径，也是加强安全监管的有效措施。如何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如何使这项工作在基层得到落实，取得实效。
3．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如何做到安全生产警钟长鸣；通过什么方法和途径，才能保持高压态势，并使安全生产工作常抓常新；北京奥运会之后以及下一阶段，如何有效防止事故反弹。
4．营造有利于加强安全生产的舆论环境。怎样形成强大的舆论环境，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为加强安全生产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5．抓好煤矿这个重中之重。如何贯彻落实太原“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座谈会”和辽宁“全国煤矿瓦斯治理现场会”精神，建立“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有效、管理到位”的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继续整顿关闭不合法、不合格的小煤矿，深化煤矿安全两个攻坚战。
6．抓好各行业（领域）重点工作。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监察的基本思路和要点是什么；当前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7．探索实行分类指导、重点监管。如何通过普查、评估、会诊等方法，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科学分类，明确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监管监察工作重点；如何强化责任，逐级落实责任，确保监管监察到位。
8．加强监管监察队伍建设。近年来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最大教训是什么；采取哪些得力措施，让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机关这个“龙头”摆起来；如何提高各级安全监管监察人员的业务素质。
9．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如何才能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生产立法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10．加强执法体系和执法队伍建设。如何建立健全安全监管监察执法体系，当前的薄弱环节是什么；如何建立健全与安全监管监察繁重任务相适应的执法队伍。
11．完善执法手段和途径。现阶段安全监管监察执法有哪些手段和途径，如何用好这些手段和途径。
12．加强和改进联合执法。采取哪些办法，才能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提高联合执法的效率效能。
13．落实“两个主体责任”。目前存在的突出矛盾、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如何建立促使“两个主体责任”落实到位的工作机制。
14．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从生产三要素（劳动场所、劳动工具、劳动者）分析，目前各类企业特别是高危行业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15．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治标包括哪些内容；治本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才能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16．完善控制考核指标体系。如何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的权威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采取哪些行之有效措施，推动指标体系落实，确保目标实现。
17．建立长效机制。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从哪些环节着手建立长效机制。
18．支撑体系的构成。支撑体系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由哪些子体系构成；支撑体系建设的现状，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当前要突出抓好的工作是什么。
19．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科技支撑体系的职能任务是什么；如何建立健全科技支撑体系，发挥相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作用；如何建立强大的安全生产专家队伍，发挥专家的作用；安全生产科研攻关的主攻方向和技术进步的重点是什么，*年和今后两年要在哪些重点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20．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应急救援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应着力抓好哪些环节的工作。
21．发挥协会和事业单位的作用。协会和事业单位如何服从服务于安全生产这个中心，围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的总体部署和阶段性任务开展工作；采取什么办法措施，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督查检查、评估评价、普查调查、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22．利用好外部资源。如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参与支持安全生产工作。
三、论文的基本要求
1．以上所列22个论文选题为参考范围，可在此范围内根据研讨需要自定题目，但要紧紧围绕所列研讨方向。
2．论文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要体现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又要理论联系实际，回答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增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3．论文要紧扣主题，观点正确，思路和逻辑关系比较清晰，语言比较精炼，力求数据准确，列举事例具体，分析问题深入，善于抓住本质，把握规律性。
4．论文个人或集体署名均可，字数在3000字左右，请于*年8月底前，将论文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法司，来稿请写明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电话。
四、论文的组织与评选
1．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成立评审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局领导担任，成员由总局办公厅、政法司、协调司、监管一司、监管二司、危化司、人事培训司、直属机关党委和煤矿安监局综合司、安全监察司，应急指挥中心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有关组织协调工作由政法司负责。
2．论文的组织、推荐工作，分别由各单位负责。征文期间，各单位推荐稿数不限。
3．奖项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4．获奖论文将汇集成册，编印《安全生产优秀论文集》，并予以奖励。
五、工作要求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0
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世界安全理论体系。但是自二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安全的紧张形势并没有因为世界安全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缓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亚既有安全格局的解体使东亚地区陷入“安全困境”之中，这使得对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讨论与创新成了东亚安全研究领域的新方向。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给东亚安全增添了新的变数，而东亚地区持续升温的领土争端问题及朝鲜核问题使安全困境不断加深。为此，许多学者贯古通今、高瞻远瞩，从多个角度解读了东亚的安全形势，并提出了一些极富建设性的安全机制建设路径。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安全形势研究”、“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四个方面对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
一、东亚安全形势研究
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的研究成果初见于苏联解体之后，东亚地区原有的安全格局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被打破，并涌现出新的安全问题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一）对东亚安全形势的综述
目前能够找到的对东亚安全形势最早的综述类文章刊载于1993年11月发行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田新建在他的文章《东亚安全的分析与展望》中对两极格局终结之初的东亚安全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展望。他认为，东亚地区的集团意识逐步削弱，自主观念和地区意识不断增强，对话和合作在解决地区性问题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在看到以上利好因素的同时，作者也观察到了在新格局下不断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朝鲜半岛核问题、北方四岛问题、美日与美韩的同盟体系和东亚地区的经济问题等。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东亚安全形势发展中的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两极格局终结到9・11事件发生，东亚地区接连发生了几起危及地区安全的事件。朝鲜于1993年3月12日宣布推出《核不扩散条约》，而后在1998年夏季试射了“大浦洞”导弹，朝鲜半岛形势骤然紧张。美日两国于1997年6月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引入了“日本周边事态”的新概念[2]。东亚地区大面积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甚至引发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些影响，宋城在《世纪之交的变局――东亚安全形势综述》（刊载于1999年1月《亚非纵横》）中认为它们没有给东亚的安全形势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而东亚地区能够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金融危机在给个别国家的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从而使保障东亚安全的措施显著增多。此外作者还看到，虽然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热度依旧不减，但是各国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控制力增强，东亚安全形势总体向好[3]。同样对东亚安全形势发展持乐观态度的还有著名学者杨成绪，他在《东亚安全问题的分析》（刊载于1994年3月《国际问题研究》）一文中也详细阐述了当时东亚安全形势的利好因素[4]。
911事件之后的10年，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冷战后第二次重大调整，出现了一些新形势和新特点。东亚地区中韩等国经济持续崛起使全球的经济权力重心向东亚转移，各主要大国开始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中国与这些大国的战略竞争开始超越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明显扩展到海军力量、海洋影响力以及争夺海洋势力范围等一系列新领域。一些担心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危险的国家为了寻求安全保障，纷纷表现出对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的依赖[5]。
另外，朝鲜半岛局势在这10年间愈加复杂，朝韩之间的矛盾出现激化。朝鲜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2010年3月朝韩发生“天安舰”事件；2010年11月3日朝韩又发生了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鲜不断做出危险动作造成朝韩两国的多次摩擦使朝韩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半岛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为了回应朝鲜的行动，美韩两国在对朝进行制裁的同时调集军队开展军事演习，美国借军演之机扩大自己在东亚的存在给东亚安全增添了几分复杂性。
（二）对东亚安全困境的研究
“安全困境”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指国家行为体间因缺乏互信，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目的而扩充实力的国家行动。许多学者认为目前东亚安全形势的紧张与该地区陷入安全困境有关，东亚的安全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多数国家的军费在冷战后连年增长，出现了开展军备竞赛的趋势。东亚地区国家的防务开支平均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军费开支增加最快的地区。日本借口与中俄韩的岛屿争端和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扩充自卫队的力量，加强夺岛能力和导弹防御能力。日本在2013年下水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最大满载排水量已经达到了2.75万吨，并且可以搭载F-35垂直起降战机，这种军舰实际已经完全超出了日本自卫的需要。台湾地区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统独之争”从美国购进大量先进武器，使台海地区的军备平衡维持在较弱的水平。东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势头虽然一度因为金融危机而放缓，但随着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东盟内部也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6]。
第二，东亚国家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冷战之后遗留下来的国家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仍然是建立国家间互信的最大障碍。美日韩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朝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鼓吹“中国”，并把朝鲜定义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日本不断做出损害中韩人民感情的事情，中日和韩日之间因为历史原因难以建立互信。中日关系的冷淡和韩日在美国主导军事同盟下的貌合神离严重影响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第三，美国主导东亚安全体系带来两方面作用。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韩、日、菲、泰4个盟友。这5个盟国都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共同防御或集体防御的联盟，对维护东亚的安全稳定具有积极意义[7]。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在东亚地区制造事端，增加了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难度。美国明确表示在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却宣称日本拥有对的行政管辖权和争端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纵容日本扩充军力解禁集体自卫权。东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局面并不是美国和几个盟友能够造就的，它需要东亚地区所有国家的合作。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一来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不可避免。
二、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
（一）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松寒和王森就从这两个视角出发对东亚安全进行了分析。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运作的推动力是权力。东亚地区国家自然是处在一个“无政府”的环境下，都对权力的分配状况及其变化非常敏感。近年来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东移，符合现实主义中“权力平衡”政策的构想。在东亚地区不能出现一个权力过大的国家，必须有一方对这个国家的权力予以制衡。日本在地区事务上强行引入美国势力的做法明显是“霸权稳定论”的反映，认为美国有助于威胁各种潜在危险的发生[8]。
新自由主义也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但这种无政府状态不同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一切对外活动都受到国家利益的支配，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掌控权力。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对东亚安全的看法比现实主义乐观得多，它在看到各国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同时也看到了各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可能性[8]。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在追求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开展军事行动的代价加大，因此东亚地区的国家应当更倾向于进行安全合作而不是军事对抗。
（二）建构主义
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流派在解决东亚安全问题上存在一些漏洞，无法为东亚安全问题找到出路，如现实主义理论下的霸权稳定论认为美国势力的介入东亚地区会平衡地区力量，而现实却导致了东亚的安全困境。面对这些问题，有学者开始用建构主义理论来审视东亚安全问题。
建构主义并不认为东亚地区现存的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和事实，相反安全困境正是东亚地区国家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既然东亚国家可以建构起安全困境的状况，那么他们也可以建构起维护东亚安全的机制。在对地区形势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不同的规则可能产生不同的建构结果。东亚至今没有建立起能够有效维护地区安全机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欧洲式的硬机制性的安全合作途径，如共同的法律、条约、组织等机制[9]。
虽然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缓慢、文化和政治体质差异给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带来一定的阻碍，但一些东亚地区特有的优势也给未来建构这种机制带来可能。如东亚国家普遍崇尚“和”的观念、历史上合作维持地区安全的传统等。建构主义正欲利用这些优势来“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实现该地区的持久稳定和平。
三、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
东亚地区大国林立的特征加大了维护地区安全的难度，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着决定性影响。冷战后，东亚地区中俄美日四国之间的关系牵涉重要的安全利益，虽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剑拔弩张，但也没有对东亚安全合作产生太多的促进作用。由于东亚地区能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只有美日两个国家，国内学者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
（一）美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美国不是一个东亚国家，但它在东亚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就很重视同日本的关系并与它结成了军事同盟。美日同盟在美国的主导下经历了几次变革：1951年美日两国签订允许美国在日驻军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66年美日签署了《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1978年美日又制定了《美日防务合作指针》，规定了“日本有事”时美日的分工；冷战结束后的1996年美日在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同时还签订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突破了美日同盟专守防卫的职能。日本从美国冷战时期的“桥头堡”，变成了21世纪遏制中俄的战略支点。
美日同盟在对东亚安全的维护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在日本境内驻扎大量的军队对日本构成了有效的监视，至少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美国对日本形成了有力的限制，这本身就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对于可能发生的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来说，美国也有强有力的管控手段，美国有能力制止日本与一些国家发生有损东亚地区局势的摩擦和冲突。
在奥巴马宣布“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国开始放纵日本在东亚地区挑起事端。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称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显然是默许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扩张，两国因为有强有力的同盟存在而降低了对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兴趣[10]。美国担心如果东亚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区域安全机制，自己会被排除在机制之外而失去对东亚的控制。美国既然可以依靠在亚洲的若干军事同盟实现自己在东亚的利益，它们绝不会冒着被排挤出东亚的危险来支持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
（二）中美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特点是合作与冲突并存。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许多进展，两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解决朝核危机上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中美两军交流次数增多，中国还应邀参加了美国主导的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不过，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冲突令人们难以对中美未来安全合作的前景持乐观态度。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些冲突都曾经给中美关系造成很大的破坏，从这些冲突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远多于合作。
中美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东欧剧变让两国原有的为抵抗苏联霸权主义而建立的安全合作关系不复存在。中国一贯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与美国谋求东亚地区霸权的野心格格不入，除朝核问题外两国在各自的东亚安全战略上合作的空间很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美国感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倍增，尽管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固有的冷战思维和根深蒂固的“国强必霸”观念还是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不仅鼓吹“中国”来强化与东亚地区盟友的关系，还野蛮干涉以为代表的中国内政，企图从内外两个方面削弱中国的实力。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中国的国家利益开始扩展到美日的传统利益区，中美之间会不会因为利益分歧引发新的摩擦还有待关注[11]。
（三）中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东亚安全形势关乎两国的切身利益。两国双边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决定性影响。但21世纪以来由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在上的错误立场和两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中日关系并没有为推动东亚安全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日本一直在宣扬“中国经济”和“中国军事”，近年来又在领土问题上不断逼近中国的底线，这使得两国安全合作陷入停滞，也成了阻碍东亚安全建设的最大障碍[12]。
日本当今的安全战略目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日本想借美日同盟的力量拓展自己的安全空间，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日本也对美国企图称霸东亚的意图有所不满，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军事管控，日本想通过提高防卫独立性、自主性摆脱美国的限制[13]。为了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战略目标，日本必须不断为自己的军事膨胀寻找借口，于是日本在炒作“中国威胁”的同时还故意挑起与中俄韩的领土争议，以此裹挟美国寻求“松绑”。目前安倍内阁试图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提升自卫队夺岛攻击能力的做法增加了东亚地区擦枪走火的可能，这些做法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四、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深入分析东亚安全形势与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之后，对东亚安全合作的现状做出了如下总结：第一，东亚地区缺乏有效地安全合作机制，目前最早建立的东亚地区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因为缺少大国的主导而作用甚微。第二，东亚地区难以找到安全利益的契合点，东亚地区有不少国家试图扩大现有的安全空间势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难以达成利益共识。第三，东亚地区军事同盟的存在让安全合作困难重重，东亚地区存在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若干个军事同盟，同盟内的国家更愿意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而不是地区安全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安全[14]。从这些现状来看，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成为了一个短期内难以破解的难题。
面对这个难题，许多学者对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构想。学者杨值珍在他的论文《东亚安全合作呼唤新安全观》提到了要缓解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必须从信任方面着手，在东亚地区推行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东亚国家应当减少对他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加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抛弃传统的冷战思维，从依赖军事联盟维护自身安全转变为通过合作寻求地区安全的稳定。
一些学者还关注到了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机制。在东亚地区的若干安全机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现有的最为成形的安全机制。在其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坚信东亚安全论坛会成为推动东亚安全的最有效机制。经过10多年的运行，东盟地区论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些问题无能为力。东南亚地区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主导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地区大国也不愿意把在论坛上取得成果付诸实践。另观其他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香格里拉对话都存在和东盟地区论坛同样的问题，这种仅仅通过建立互信而保证地区安全的机制在东亚似乎并不奏效。
东亚地区大国的利益交织纷繁复杂，只有通过厘清国家利益，找到各国共同利益契合点的方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何突破现有的安全形势的束缚，在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安全机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东亚安全机制进行创新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未来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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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1
(1)理论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如今已不再是简单的一种卫生、化学或生物问题，而是涉及到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多样性、复杂性问题。现今世界，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对其都投入了大量的研究，中国政府也对其越来越重视。本文以无锡的食品安全监管为研究对象，从无锡的监管体制出发，结合近年来无锡在食品监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来揭示出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并从理论角度来阐述政府监管失灵的原因，最后从法律法规、监管职能、技术标准、信用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从而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2)现实意义
导致无锡现在食品经营单位数量多，规模小。那些地下加工、无证无照小作坊大量存在，这也给无锡的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无锡的食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无锡市委、市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历来高度重视，每年都会采取很多措施，花很多钱，用于食品安全监管。但是，由于现行的食品安全体制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标准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无锡食品安全问题也时常发生。如何面对现状，采取有效措施，探讨一条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对于保障无锡快速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先进方法，结合无锡现在通用的食品监督管理体系，提出一系列措施用于解决食品监督管理问题，对无锡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3、研究思路与施
鉴于上述目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来阐述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再以无锡为例，列举多个发生在无锡的案例来深层次剖析现行的食品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再结合国外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最后提出完善我国食品监管体制的一些措施。
4、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实证分析法。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2
所谓安全（security），《现代汉语词典》其解释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安全的属性具有二元性，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指特定的客观事实，而主观方面则是指人们对这些客观事实的感受。美国政治学家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在《冲突与合作》中指出：“所谓安全，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的威胁，从主观意义上来说，是指不存在价值受到攻击的恐惧感。”[1]这个说法被概括成广为接受的安全概念，即安全就是指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依主体而存在，其表现就是不安全的客观事实，离开了主体就无所谓安全。感受“不安全”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某个组织，也可以是社会上的某个利益集团（如某个阶级、阶层等），也可以是国家乃至整个社会。
一、产业安全研究文献
国家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繁荣和发展的保障。而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态势的基本单位，产业安全问题是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关键是保障产业安全。
1.产业安全研究溯源
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探讨最初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的贸易理论，产业安全最早可见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要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进行保护和扶持的思想。后来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为代表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成为产业保护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最初发展阶段必须向幼稚产业提供关税等形式的贸易保护，以确保其在国外强大的竞争下继续生存和发展。
我国的产业安全研究贯穿于外贸和外资政策制定的各个历史阶段，但是产业安全问题真正成为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热点，是在外资大量进入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比重和影响迅速提高所引起的[2]。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部分学者认为产业安全这个概念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认为，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只有全球产业而无民族产业，民族产业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意义而只有抽象的价值。丁冬红（1996）提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以资本比例、产地、品牌划分产业的民族属性已经过时。这种否定民族产业的意见，实际上否定了产业安全的问题。当然，更多的观点认为，民族产业的概念不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意义。程秀生（1996）认为：“尽管当代民族经济的外在形态出现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经济概念需要拓宽，但是蕴含于企业权益背后的民族权益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民族产业的概念还是有意义的，产业安全问题是存在的。笔者认为，产业安全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而且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
然而，由于人们对产业“不安全”的最初感受直接来源于“外资”的进入，因此许多观点都通过“外资”或者“民族资本”来进行衡量产业安全问题。顾海兵（1997）认为，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的组成部分。经济安全是指由于外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对我国经济进行渗透而产生的威胁。他的衡量标准就主要是“三资”企业的比重；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1996，1997）则从民族资本的角度认为，产业安全意味着民族资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行业掌握着控制权；张碧琼（1999）从直接投资方面认为，国家产业安全问题最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的，指的是外商利用其资本、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合资、直接收购等方式控制国内企业，甚至控制某些重要产业，由此而对国家经济构成的威胁。
上述观点的贡献在于坚持了产业安全对民族权益保护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提出比较明确的产业安全概念的定义，多数观点仅仅从外商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影响来认识的，包括外商投资所占的比重，民族资本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等，可以说，这些观点是我国早期经济发展的“产业安全”问题的客观现实，但就当今的形势来看，这些观点都是产业安全狭义上的含义，是表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产业安全“权利”观
也有学者从安全的概念角度给出了产业安全的含义。前文已述，安全是一种“状态”。赵世洪（1998）认为，产业安全，简单地说是指一国国民使其既有的或潜在的产业权益免受危害的状态和能力。产业权益受到的危害可以来自自然、社会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何维达和宋胜洲（2003）认为，产业安全，即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产业的生存发展以及政府对这些产业的调整权或控制权受到威胁的状态。
仔细考察发现，这些概念已经提出了产业安全的基本范围，即何维达和宋胜洲老师指出的产业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政府对这些产业的调整权或控制权。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学者从权利的角度研究产业安全。于新东（2000）提出界定产业安全的三种权利，他认为，所谓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对某一产业的创始权、调整权和发展权的控制程度，如果对这三种权利都拥有相应的自或称控制权的话，即可认定该产业在该国是安全的。李连成、张玉波（2002）提出界定产业安全的两种权利，一是指一国拥有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二是这些产业在国际比较意义下的发展力。
3.产业安全“能力”观
就同样的问题，也有学者从“能力”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这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对产业安全比较全面的认识，王瑛（2001）提出了衡量产业安全的“能力”，即是指一国产业对来自国内外不利因素具有足够的抵御和抗衡能力，能够保持各产业部门的均衡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三方面，第一是国家经济命脉是否被外资所控制；第二是国内市场结构状况，这是影响一国产业安全的重要因素，主要指外国企业占有特定市场份额的大小；第三是产业结构安全，从经济长期发展、综合国力提高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等整体角度而言，国民经济应保持整体结构的合理性。杨公朴等（2000）也认为，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对国内重要产业的控制能力及该产业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张立（2002）提出，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国际竞争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保持民族产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始终保持着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主体的控制。
这些观点认为产业安全是“权利”或者“能力”，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安全”观相比，其外延有明显的扩大，对产业安全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然而，其不足之处便在于仍然缺乏对产业安全内涵全面、系统的阐述。
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就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对产业安全内涵进行总结，形成了一些相对全面的观点。赵惟（2005）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某一种或某一类产业在受内外部综合因素作用的环境中，既关系产业自身防范损害或威胁，保持发展和创新，也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乃至国际产业制度演进的总和。景玉琴（2005）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本国产业具有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要准确理解产业安全的概念，必须从三个层次上进行把握：一是宏观层次。宏观层次的产业安全是指政府具有适当规制产业的能力，国内相关制度安排能够引致合理的市场结构及市场行为，产业结构合理，国内产业具有活力。二是中观层次。中观层次的产业安全是指在开放竞争中本国的重要产业具有竞争力，绝大多数产业能够生存并持续发展。三是微观层次。微观层次的产业安全是指本国国民所控制的企业达到生存规模，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及较大的产业影响力，在开放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产业安全的理论研究日趋成熟化，不但从产业本身生存、发展、控制的能力上考察产业安全，学者们已经从制度、政策的视角关注产业安全问题。
二、矿业安全研究文献评述
1.独立研究矿业安全的文献
我国就矿业安全研究而言，主要有马成成的《我国矿业安全生产问题探析》（2010，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主要梳理了国内对于矿业安全生产问题的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可以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将研究成果分为监管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和其他研究角度等方面。通过分析国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矿业安全问题中存在的不足，并争取找出能有效解决我国矿业安全生产问题的方法。马成成、孙巧珍《制度视域下的矿业安全探析》从制度视角进行矿业安全生产的相关研究有其必要性，对制度和矿业安全进行深入分析是现实的需要。在矿业安全问题中，制度可以发挥重要功能，如确定政府权力边界、维持市场经济秩序以及遏制现实不良行为等。合理的制度构建应该遵循合理性、效率性和现实性的原则，以求能更好的维持矿业安全生产的良性运行[3]。王义保、李爱彬在《制度视角下的矿业安全思考》一文中提出，我国矿业生产领域的安全问题已然超出了安全科学技术保障的范围，矿业生产领域的市场、产权及政府监管等制度创新与完善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入点[4]。王忠，揭俐的《基于矿业安全的矿权配置与管制政策》，提出中国矿业市场的治理应从“控制式的行政管制”向“协作式的市场规制”转型，充分发挥政府规制、自由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构建三者协作共管的“三维一体”均衡管制机制。郭艺在《矿业安全中的政府管理》提出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制定政策，完善法制，采取经济、法律、行政并存的手段加大矿业生产中的安全投入，减少安全欠账及环境污染，降低矿业安全隐患系数，降低矿难发生频率，推进矿业健康、安全的发展。
综合审视上述文献，这些研究都是将矿业安全背景置于矿难之下，发现将矿业安全与矿业安全生产等同，实际上是缩小了“矿业安全”的研究范围。
2.将矿业安全与矿产资源安全混同的文献
从字面上看，矿业是“业”，矿产资源是“产”，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从我国现有研究看，通常将两者等同。笔者将矿业安全与矿产资源安全同时通过中国知网统计，发现除了前述主要矿业安全的文献之外，有关矿产资源安全的文章更多。而通过查看内容，凡是写矿产资源安全的文章都包括了矿业安全，比如汪云甲（2002）认为，矿产资源安全的含义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矿产资源供应的稳定性（经济安全性）；二是开发使用的安全性，指矿产资源开发及使用不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构成威胁。沈镭、何贤杰（2004）等从我国矿产资源安全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出发，提出解决我国的资源安全问题的两方面建议，一方面要树立资源观念，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是给予政策支持，鼓励科技创新，培育矿业集团，并建立资源储备及加强资源管理。张久铭（2007）提出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战略对策是：树立矿产资源安全观、构建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管理体系、开展资源外交、培育具国际竞争力的矿业集团公司、加强科研开发和做好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工作；马伟东、古德生（2008）针对我国常用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和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问题，提出了提高我国有色金属资源安全应采取的对策，即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加大矿产资源勘探投入；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和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率；积极参与海外资源开发、建设稳定的供应基地等。
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在探讨矿产资源安全问题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包括了矿业安全，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研究的多数文献都没有严格区分矿产资源和矿业的区别，而是在讨论矿产资源安全时，同时谈到矿业安全问题。
3.严格区分“矿业”和“矿产资源”的文献
真正将矿产资源与矿业区别的代表性著作有李显冬的《中国矿业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详细探讨了矿业权的立法取向以及矿业企业税费法律制度研究、矿业权出资立法研究、矿业用地使用制度研究、矿山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等；康纪田教授直接对矿业制度设置的总体方向进行了思考。他根据物权状态的二元论观点，将物权分为归属明确的静态物权和开发利用的动态物权，属于静态物权的矿产资源产品属于普通物权，应当统一由财产性的私法调整；而动态物权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权利，因强势者获利的同时可能损害弱势者的利益而显失公平，矿业权必须由政府加强规制。由此，《矿产资源法》应当是以财产性的“矿”为主要对象的法律制度，而以管制性的“业”为基本对象的法律制度应当是《矿业法》，因此我国应当制定以社会性管制为主的《矿业法》[5]。
笔者认为，这一思路有助于厘清矿产资源产和矿业权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助于我国矿产资源法律制度的完善。然而，这一观点也有不尽完善之处。首先，按照物权状态的二元论结构将矿产资源划为归属明确的静态物权，将矿业权划为动态物权，这是明显地将问题简单化。原因在于，矿产资源使用的普遍性、不可再生性、稀缺性等特点决定了矿产资源并非单纯私法上的物，对其提供、保护、配置等问题，普通财产权远远不能胜任，它实际上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次，如果仅仅从“物”静态的存在就划分为静态物权的话，那么很难解释矿产品的地位、价值、国际市场对矿产品的争夺以及发达国家对我国稀土资源设置的“陷阱”等问题。这一点从有关矿产资源安全问题的文献可以得到证实。
三、矿业安全的界定
在笔者看来，矿业安全不仅仅是指矿业生产安全，也不能与矿产资源安全简单地等同。
事实上，按照“安全”的含义，矿产资源的国际供应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产业安全问题。原因在于，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是一种客观事实，企业、产业及至整个社会通过这些客观事实感受到了“不安全”，感受到了矿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因此，本文认为，在论及矿业安全时，论及矿产资源的供给安全才符合中国的现实。矿业安全与否的关键是相关法律制度是否健全。
具体来说，产业安全是一种受威胁、不稳定、有危险的状态和对这种状态控制的能力，这些状态既有来自自身能力不够强的比较感受、也有来自国际上激烈竞争对某产业的影响。笔者认为，产业安全，其内涵就是产业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由此，笔者根据这些“能力”的地位，将产业安全分为产业内部安全和产业外部安全。所谓内部，通常是指深层次的，起决定作用的能力，具体来说，产业内部安全就是指产业本身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以及国家对产业的调整能力、控制能力等根本性问题，只有健全的“体魄”和良好的制度才有能力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不安全因素。所谓产业外部安全，主要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如果产业的对外依存度低，国际竞争力强，就表明产业具有安全性，反之亦然。当然，根据内因决定外因的原理，要改善产业安全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提高产业内部安全，只有国内法律制度健全了，产业本身的能力增强了，才能增强国际竞争力抑或降低对外依存度。
总之，要提高产业安全，既要通过发展和创新来提高产业自身生存、发展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又要通过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产业政策调整，提高国家对产业的调整控制能力，从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据此，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安全也可以分为产业内部安全和产业外部安全。
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内部安全包括矿产资源的生产安全、环境生态安全、职业安全，这些安全是产业自身生存、发展能力的体现，这些“能力”最终通过矿产资源法律制度以及相应的政策予以保障。
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外部安全，主要指矿产资源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表现的客观事实又集中在矿产资源的供需安全上。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直接体现。在我国的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外部安全又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改善劣势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对本国需求量大、进口依存度高的短缺矿产，能够通过制度保证持续、稳定、足量获得，并且有制度应对可能发生的供应不足和价格波动；另一方面是扩大优势矿产资源“优势”的能力。对本国优势矿产资源，能够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之上加以充分利用，制约他国，影响市场定价机制，为本国在国际矿产资源市场乃至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中谋求有利地位。申言之，扩大优势战略矿产资源之“优”，缩小劣势战略矿产资源之“劣”，这两项目标的极致就是我们追求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外部安全的含义。
参考文献
[1]苏长和.从国家安全到世界安全――现实主义及其后[J].欧洲，1997，（1）.
[2]李孟刚.产业理论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6.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3
这套译丛弥补了上述不足。丛书在选材上基本上涵盖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既有主流结构现实主义的力作，也有边缘流派如女权主义的代表作。丛书主要撷取的是最近一二十年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成果，从中可以把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
以下择要介绍译丛中的几种。
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一书，收录了14篇风格各异的学术论文，以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国际关系理论元理论的考察为线索，展现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视角研究。书中马丁・怀特的《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汉迪布尔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和无政府状态》、温特的《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斯坦利・霍夫曼的《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罗伯特・基欧汉的《研究国际制度的两种方法》，都是国际关系学中被广为引用的名篇。
文化和认同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日益受到重视，这既是出于对全球化加速所凸现出来的种种文化和认同问题的反思，也是对主流正统理论长期排斥文化和认同问题以及对亨廷顿那种肤浅的文明概念的不满和批判。所谓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其内涵之一就是对文化意义的强调。《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一书是解析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内“认同意义和文化回归”现象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某些具体分析，诸如对国际政治中“距离”、“边疆”、“乡土观念”现象的文化涵义的分析精彩绝伦，展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思维空间。原来国际关系理论还能这样来研究！
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近年来受冲击较大的领域。《新安全论》一书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它可能仅适用于所谓“成熟的无政府状态”和“成熟的国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尽管如此，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对于我们拓宽安全研究的思路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价值，它表明安全归根到底是人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