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育论文篇1

（二）“回归传统”是达到当前高校德育目的首要选择

“不成规矩，无以方圆”，大学生作为未来企业、事业一员，不仅仅需要懂技术和知识，更需要懂得并遵守规矩，适应社会主流公德。然而，当前的实际情况是经济越是发达、文化越是繁荣，凸显出来的问题也越多，其根源均在于社会发展与道德培养反向拉大距离，导致了人们“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严重、漠视公平正义、思想道德沦丧。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复杂，解决的方法只有一条———“回归传统”！从大力普及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做起，从祖先的智慧中寻求解决方法。所以，做好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迫切需要而且呼唤“回归”，既呼唤高校成体系、有制度、有计划地以更多优秀传统德育理论培养“90后”大学生优秀道德品格，又呼唤广大教师在德育过程中融入更多人文关怀和传统伦理，激发学生热情和兴趣，使其主动积极地接受优秀传统道德观。

二、“回归传统”其实是高度“兼容并蓄”

以儒家德育为代表的我国“传统”德育体系既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具有启示价值，同时支持并广泛吸纳一切相关学科如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优秀成果来改造和加强当前高校德育工作的内容及方式方法：

（一）儒家德育注重贴近学生道德实际

1．从小处着眼润物无声。儒家德育内容多结合学生年龄特征、道德发展水平及生活实际，尤其多以具体事例使学生明辨事理，形成认知、激感，为未来人生“持之以恒、导之以行”奠定基础。2．主张兼学别样触类旁通。儒家德育体系高度重视与相关各学科贯通，因而高校完全可以通过各科教学促进学生品德形成，培养其情趣、情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促进学生良好道德品质，增进德育实效性和趣味性。3．儒家德育向来不回避社会“负面”。当前高校德育多宣讲正面人或事，很少涉及社会负面现象，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社会适应和免疫力。正常的德育课程应该既要输送“正能量”，同时又要让学生知晓如何避免被“负能量”伤及而增强道德判断力，学会正确地处理真假、美丑等现实问题。

（二）儒家德育注重培养学生道德自律和实践精神

当前高校道教育方法单一且形式化，德育教师及课程一般多重视理论和概念单向灌输，忽视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导致学生对起码道德问题缺乏判断能力，而儒家德育则不然，儒家德育首先紧密结合学生道德实际，善于运用灵活方式方法调动其积极参与、自发反省，培养优良品德；其次是热爱和了解学生，开展针对性德育工作，切实解决其道德及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再就是通过开展各类活动将德育理论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陶冶学生情操、意志，将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心自觉遵守、知行统一。

（三）儒家德育观视育人为首要任务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许多高校重科技、轻人文，淡化学生德育，片面注重考试成绩，而且德育目标模式化、理想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德育目标假、大、空，学校期待的德育目标最终成为一种外在“口号”，在学生心中遥不可及。而儒家德育观一贯追求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之君子、贤人，始终以“修己以敬”为德育首要目的，所以，在将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更重视其品德教育，培养学生爱国、爱人、爱社会，具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品德修养与外在言行和谐统一，达到治国安邦目的。

（四）儒家德育注重发挥教师示范作用

儒家德育一贯强调道德主体自我教育，明确指出施教者在受教者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高校老师在具体育人中应该做到如下两点：1．身教示范。要时时以身作则、处处为人师表，既教书又育人，以健全人格、高尚情操、良好师德风范影响和熏陶学生。2．因材施教。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学生个性特点提出不同要求，使教育深度、广度、进度适合于学生实际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人都获得理想学业。

儒家德育论文篇2

一、把德育排在首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传统

儒家办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在儒家教学活动中占有首要位置。儒家所以重视道德教育，是与他们对道德教育的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

第一，在儒家看来，道德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和得以治理的根本。因此，道德教育对巩固国家政权具有特殊的绩效。《左传》说：“德，国家之基也。”《尚书》言：“德惟治，否德乱。”认为以德治国，天下就会太平；否则，社会就会大乱。儒家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德治论，主张以德治国，以德育人。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就是说，用行政命令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整齐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免于犯罪，而不知犯罪是可耻的事情；用道德来教育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老百姓不但知廉耻，而且人心归服。孔子还认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高低是国家治乱的决定因素。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即：统治者有道德，老百姓就会如众星一样拥戴他。思孟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礼记·大学》中明确提出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无疑是一种约束，影响所至十分深远。我国历史上开明的君主一般都讲求个人修德，良臣义士则视规劝国君修德行善为应尽的职责。

孟子主张“仁政”，认为加强儒家道德观念教育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3）］这就是说，良好的道德教育能使人们心悦诚服，以改革其心；而良好的政治手段虽可以防乱于外，但达不到征服人心、使百姓衷心拥戴的效果，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依仗实力使人服从是压服，只有道德感化说服，才能使百姓心悦诚服，如同七十多位弟子服从孔子一样。这里，孟子与孔子的认识是一致的。

第二，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的主要标志。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5）］意思是说，孝不仅要子女在物质生活上赡养父母，同时在精神生活特别是态度上，对父母要尊敬和仰慕，恭而有礼。单纯的物质供养如同饲养狗马之属，不可谓孝。今天看来，孔子的敬养，为孝很有道理。孟子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6）］，意即，人与禽兽的区别就是那么一点点，这点区别就在于人有“不忍人之心”［（7）］的仁义道德。正如《礼记》所说：“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8）］列宁指出：“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9）］儒家以道德为标准，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虽不尽科学，但毕竟反映了人的自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而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0）］意思是说，人们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习染的不同，而相距甚远。这里的“性”，是指人的本性，指先天的素质，“习”就是习染，指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道德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环境影响，它比一般自发的环境的力量更大，是形成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要途径。对此，孔子明确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意即，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其蔽病是易被人愚弄；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放荡不羁；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被人利用而使自己受害，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闹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狂妄不羁。这里，孔子认为，人们如果不学习，不接受道德教育，就不能形成仁、智、信、直、勇、刚等各种良好的道德品质。即使有人具有以上各种良好的品质，但如果不学习，不接受道德教育，这些好的品质也会分别产生愚、荡、贼、绞、狂等各种不道德的后果。孟子提出了“性善说”，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的萌芽（“善端”）是先天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2）］由于受不良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固有的道德观念逐渐丧失。而道德教育能把已经丧失的“善端”找回来或将其保持、培养、扩充、发展，排斥环境中的污染和损害。与孟子不同，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说：“人性恶，其善者伪也。”［（13）］所谓“伪”，也就是孔子的所谓“习。”在荀子看来，道德教育使人“博学，积善而化性”［（14）］，能改变人的恶性之质而迁于善。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他们由此认识到了教育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

正是基于以上道德及教育的社会价值观，儒家在办学执教过程中，既重视才能的培养，又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教化，主张“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5）］，“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16）］，“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7）］，循循诱导弟子门徒“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18）］，使道德教育在儒家教育实践中处于“为先”的地位，起着统帅的作用。诚如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所言：“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司马光看来，思想品德是统帅，而学问智慧和才干等等只是思想品德借以发挥作用的工具，并且学问才干等所起作用的性质，完全取决于人的思想品德的性质。这段话可谓集中表达了儒家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儒家追效的理想人才是“才德全尽”的圣人，鄙视那些“才德兼亡”的愚人，疾恶“才胜德”的“小人”，立足于现实，致力于培养“德胜才”的君子。

孔子的教学实践很能说明问题。正是这位儒学大师开创了儒家德育首位的优良传统。他认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是成为圣贤君子的首要条件。他说：“君子怀德”［（19）］，君子所经常想的就是道德。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0）］。由此可见他对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他把道德教育列在第一要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1）］这里，“行”、“忠”、“信”都属于道德教育范畴。由此可以证明，道德教育是孔子教学的重心。他在谈到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时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2）］这更足以表明他是把道德教育和实践放在第一位，把知识教育放在第二位的。可以说，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分肯定并系统阐述道德作用与地位的教育家。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我国古代形成了以德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这是我国传统教育有别于西方各国教育的重要特点。后代儒家无不遵循孔子的这种办学方向，逐此形成了儒家德育首位的育人传统。唐代韩愈认为，教师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惑”，更加明确地指出一个教育者的职责首先是传道，即传授儒道，培养人才；其次才是授业（传授业务知识）和解惑（解决疑难问题）。授业解惑的目的是传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书育人。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韩愈在一千多年前提出这个思想道德教育的命题，是很有见地的。韩愈在历史上首先提出教师的三项基本任务，文字表述明确，有主有从，一经提出，就广为流传，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在后代为数众多的儒学“教规”、“教约”、“学规”中也都毫无例外地把德行条目列居其首，并提出具体要求。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伦理关系列为“五教之目。”王守仁的《教约》明确规定：“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颜元在《习斋教条》中把“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勤赴学、慎威仪、肃衣冠……”等等列居条目之首。

二、现实的思考

儒家置德育于首位的传统，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之所以会渊远流长，几千年一直未曾断裂，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功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以儒家伦理道德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也有其功不可没之处。尤其是儒家所倡导的“自强不息”、“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曾感召和哺育了无数志士仁人。他们舍身求法的英雄气概与品格是永远令人敬仰的。中华民族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

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确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这些虽已因时代的发展而“俱往矣”，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中仍然不乏熠熠闪光之处，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第一，儒家对道德文化及道德教育的作用的认识是深刻的，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这种精神的弘扬对于整个社会同衷共济、安定团结是关系重大的；而道德沦丧，则天下必然大乱，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与此相应地，儒家把道德教育看作是政治工作，是政治得力的臂膀。这种观念也是很有价值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道德教育不仅和政治法律一样，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而且还能起到政治法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它可以感化人们，征服人心，既能使百姓守规矩，又能使百姓形成“羞耻之心”，即形成“道德信念”的力量，因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里不仅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也包含着人类对道德教育与社会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和上述认识相联系，儒家把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首要位置，反映了各个阶级教育培养后代的一般规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教育是有阶级性的，这种阶级性体现在由哪个阶级来掌管教育，用哪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青少年，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等。而道德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学生传授做人的道理，塑造学生精神境界，使他们形成高尚的政治思想品德，进而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离开道德教育，就谈不上育人，教育就会丢掉根本。同时，把德育放在首位也是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决定的。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是难以出人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将德育置于教育的首位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见解是过去剥削阶级思想家、教育家提出的，就不加分析地一概如以拒绝，而应该在新的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教育，学校的根本任务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中的理想、道德、纪律都属于道德范畴，因此，更应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在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3）］的同时，又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24）］邓小平在着重指出学好现代科学文化的同时，同样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25）］。在1989年庆祝国庆40周年讲话中也指出：“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这三代领导人的论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用教育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高度的阶级自觉性，是对儒家置德育于首位的优良传统的弘扬和发展。

上述所说的继承是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的，即继承的是教育规律。应该看到，历代儒家所强调的德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那一时代及其统治阶级造就人才，培养顺民。其具体内容无不带有鲜明的阶级的、社会的和时代的烙印。而且，儒家把道德教育及其实践作为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很难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这种把道德教育当作人类生活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对地说，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儒家教育思想不主张积极向外探求宇宙规律，而仅仅以人比附自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教育与科学技术相脱节，教育内容和考试都排斥科技知识。士子的学问，主要是追求“身心性命之学和对儒家经典的考订解释。况且，德育在整个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过大，这也不是我们所取法的。

注：

（1）（2）（5）《论语·为政》

（3）（6）《孟子·尽心上》，《孟子·离娄下》

（4）（7）《孟子·公孙丑上》

（8）《礼记》，《特效牲》及《曲礼上》

（9）《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10）（11）《论语·阳货》

（12）《孟子·告子上》

（13）（14）《荀子·性恶》，《荀子·富国》

（15）《中庸》

（16）《荀子·劝学》

（17）《大学》

（18）（20）（21）《论语·述而》

儒家德育论文篇3

2.为学。

学习是明道达仁的重要手段，“志学然后可与适道”。在先秦乃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能够参与学习活动的人是不多的，学习的首要目的起初并不是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是为了学为人之道，识记圣贤之言，荀子在《劝学篇》中说，“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这里先王之遗言指的是教化之言。通过向他们学习，领悟做人的道理。从中华文明轴心时代开始，中西方为学之道就有了很大的差异。孔子的学生子夏认为学习是了解仁的途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孟子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们做学问并没有别的事情，而是把放逐出去的善心追求回来，恢复善的本性。荀子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3.存养。

“存养的内容是指以不同的方式保养个人善的本心、本性，培养自己道德、精神的品格。”在存养的论述中，孟子言说较多。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里，“存心”存的是其固有的善良之心。这和孟子人性本善的人心论的前提是相吻合的。对本来的善心放逐不予追求，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是人的异化。如何才能做到存心养性呢？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荀子则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

4.慎独。

“慎独”本身需要很高的意志力和道德自律感，它是人的主体性的主要体现之一。《礼记•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的前提是天命和道始终伴随人的左右，须臾不离。那么道是什么？这需要人的感知，道德低下的人无所畏惧，君子则敬乎天命，独处时，也谨慎从事，时刻检点自己，“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是群体性的生命存在，但总有独处的时候。当没有别人的监督的时候，更彰显其操守。因此慎独成为儒家极为重视的休养方法。后儒王通、李翱、柳宗元、张载、朱熹对此都有过深刻的论述。

5.内省。

自省作为修养的功夫，是一个人最为常见的自我省察，是作为道德个体的人的主体性的体现。《论语•学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内省反思因外部事情引起，触发了个人的智性思考，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就是这个道理。内省的方法，孟子把之表述为“反求诸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这种自我审视的态度和精神成为个人不断成长的重要方法，体现了传统的忠恕之道，极为难能可贵。荀子也把自我反省作为达善的重要途径，“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6.践行。

如果说上述五种修养方法主要是从内在来进行自我反思和提高的话，那么践行则是更具有终极价值的道德实践和修养方法。《中庸》上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即是强调应广博地学习，审慎问辩思考，最终是为了笃实的实践。实践是检验和改进个人道德水平的标准。一个人对道德理解反思得再多，如果只是坐而论道，不去实践，就不会有新的体悟。《论语•里仁》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有德之人应谨慎地说话，勤勉地实践。孟子认为“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二、先秦儒家修养方法的主要特点

1.凸显主体意识。

先秦儒家的修养学说以“内圣外王”为目标，以人性为基本出发点来建构自己的学说。众所周知，孟子提倡“性善论”、荀子提倡“性恶论”，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其对人性的看法，但根据其表述来看，其持性善论的倾向。在判定了教化主体的本性善恶之后，他们依据这个根据，进行论述修养的方法。不管他们怎么论述，他们所强调的都是要从单个的个体出发，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的“反身而诚”都是从主体性讲。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就明确了教育所实施的对象，就有了目标。同时，在道德教育方法上，自孔子开始就提倡因材施教、个性发展。

2.注重内在超越。

先秦儒家的修养方法，主要是强调个人的内在超越。人为什么向善而生？在面对众多的社会诱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值得弘扬的？什么是需要贬斥的？作为君子，不能人云亦云，更重要的是要自我反思、谨慎判断。坚持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养成个人习惯，需要一个人后天养成的克治自身的道德定力。梦培元先生在《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一书中，指出“自我反思型内向思维”是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的一种。确实如此，这种思维方式符合了人的成长发展规律，显示了人的智性，特别是从孟子所阐释的心性之学开始，对道德生成的内在机制的弘扬就一直为传统儒家所提倡，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宋明理学。这种省修方法后来又得到升华提高，即“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3.强调知行合一。

知是已有知识的学习，学的是间接经验；行是把知应用于实践，过程中会有很多新情况。《左传》讲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意为知易行难。为了避免学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的情况，先秦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并不强调“躲进小楼成一统”、单纯地对道德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观其言，看其行”，即要把学到的道德知识转化成自己的德性意识，并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它。《论语•颜渊》中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说话谨慎。司马牛又问，说话谨慎就是仁了吗？孔子说，仁做起来困难。因此，要实现仁德只知道知识不行，更重要的是实践。这种思想发展到明代王阳明那里就是“知行合一”的概念。

三、先秦儒家修养方法的当代意义

1.大学德育应引导学生树立志向。

德育最终涉及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从根本上是为了培养“内圣外王”的君子。这样的目标有两个互动的因素，即内在个体和外向事功的协调发展。其中，“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上的修养，要想成就一番事功，在伦理主导的封建社会中，即便能投机一个时期，甚至位居高位，但最终会被钉在历史的屈辱柱上。因此，这些修养方法为一个人所采纳的时候，这个人必定有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有了这种志向，才有毅力进行道德修养。千百年来，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的感染力，正是因为它是古之学者的志向凝练。今天，我们的德育，首要的就是要引导学生树立志向。并且，这种志向需要具有恒久的引导力。“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己”也许是今天大学生道德状况的一种反映，但也正是高校德育面临的困境。大学德育要保持个人志向和国家宏观目标的逻辑一致性，有了恰当的逻辑衔接，就会使得大学生的志向有了宽度的拓展，既具有现实色彩，又有历史担当。

2.大学德育应引导学生发挥主体意识。

先秦儒家道德修养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凸显修养中的个人主体精神，不管是立志、为学，还是存养、慎独和内省都是从自我做起。这种自小而大、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修养方法形成了社会道德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形成显著的伦理特征，就与这种重视个人修养的做法密不可分。“道德教育在本质上是内发和生成或建构的过程。”主体因为年龄、学识、环境、实践等多个条件的不同，道德感知力也不尽相同。高校德育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通过激发大学生的道德自觉意识，形成个体认同基础上的“知、情、信、义、行”的统一才是避免道德教育空洞化、教条化、单一化的根本。当众多的个体通过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体系达到自我认同和内心确信时，和谐的社会秩序才有了运行的根本。

3.大学德育应加强道德生活实践。

在先秦儒家看来，所有内在心性提高的方法固然重要，但在实践中尊德性而道问学更具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不仅是提高道德认识的方法，而且也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是仁人志士的重要手段。并且，通过实践事件来探讨道德更有针对性。孔子对管仲事二主（公子小白和齐桓公）的看法，孟子对“嫂溺，援之以手”的讨论皆是在生活实践中深化对道德的认识。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人的社会化的目的。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虽然主要在课堂进行，但要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觉悟就不能局限于课本，结合青年人的特点，更应该鼓励他们走出教室、走出宿舍、走向社会，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对社会道德事件的观察，来增强自身对道德的理解和感知。现在的校园日常生活、暑期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实践的途径，我们应以此为抓手，形成有效地道德实践机制。

儒家德育论文篇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4-0008-04

[摘 要]儒家道德文化中包含很多文化精华，其中很多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对于当前的国民教育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关于“道”，儒家主张士志于道，人应该秉持建功立业的信念对社会有所担当；关于“德”，儒家认为事举而中、中庸至德，中庸之道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适当方法；关于“仁”，儒家倡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但是，儒家道德文化并非尽善尽美，其消极因素必须摒弃，比如，道德至上，助长独裁与专制；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实行双重道德标准，此点常被统治者所利用；过分依赖自律，难以自然实现国家安定和谐；等等。要实现儒家道德文化与当前国民教育的融合，首先要大力宣传普及优秀的儒家道德文化；其次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能急功近利。

[关键词]儒家道德文化；中庸；修身；治世；国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4.002

儒家道德文化中包含很多文化精华，其中很多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对于当前的国民教育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很多学者致力于对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融合的研究，但由于有些关键问题没有搞清楚，采取的方式又不甚合适，以至于在国民教育中对儒家道德文化的宣传普及成效甚微。基于此，本文拟从儒家道德文化中的核心范畴谈起，指出其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以期实现儒家优秀道德文化与当前国民教育的有利融合。

一、儒家道德文化中的核心范畴及其积极意义

儒家站在人生之内俯察宇宙万物，体证生命本源，因此，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说，儒家文化是一种道德文化。儒家学者心怀悲天悯人的情怀，身负兼济苍生的宏愿，并据此追寻人生的意义，审视人生命运，以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儒家思想中关于道德方面的阐述有很多，下面结合儒家典籍对儒家文化中“道”“德”“仁”3个核心范畴进行阐述。

1.“道”

关于“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有着自己相对完整的阐释，提出“士志于道”。儒家一直主张人一生中应该秉持建功立业的信念，对社会有所担当，因此，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很多传统中国人的理想人生。一个人要想立足于社会，成就一番功名事业，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养自己的心性，磨练自己的人格，让自己成为一个符合道德标准的人，而后才有可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就是说，儒家认为想要立功，先要立德，只有先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能推德于社会，即先内圣而后外王。

在孔子看来，“道”是人们日用常行的规范，是人实现最高成就的道路，也是人实现最高精神追求――“成仁”――的方法和途径。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1]（P26）落实到具体内容，孔子将其解释为“仁”。关于“仁”的具体含义，《论语》中有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P138）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3]（P40）也就是说，“忠是尽心竭力，尽己之心以爱人；恕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以爱人，仁是忠与恕的合体”[3]（P8）。孔子对待“道”的态度和追求志向是非常坚定的。在他看来，“道”就是一种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至高道德，是天地人伦之道。只有知“道”才能明“德”，才能达到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境界。所以，孔子对于“道”始终坚持笃定的态度，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2]（P38）另外，关于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孔子认为首先是要坚持内心的道德，而后还要掌握可以操作的技巧。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P71）他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P12）可见，孔子将人生划分成6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并以此来描述人生轨迹，而每一阶段都是以“道”为核心而展开的，这是一个由浅入深、一步步接近于“道”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思想境界由低向高的提升过程。儒家道德对个人的影响在于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这些阶段性目标都秉持着道德的总体原则。千百年来，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儒生一直坚持“格君心之非”的习惯，尽管这种习惯可能会遭来灭顶之灾，但是儒生们在天道和个人生命之间往往会选择前者。这种忠于道而非忠于君的态度恰恰是国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2.“德”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道”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来实现，而具体规范原则的规定和实施也使“道”的内涵更加丰富和饱满。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具体则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辱，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P194）孔子认为贯穿其中的道德本质是中庸至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已乎，民鲜能久矣。”[2]（P68）在这里，孔子把中庸看成一种崇高的德性或实践理性原则。孔子认为事情要“事举而中”[3]（P15），即凡事做到无过无不及，体现了孔子教人成德达仁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仁”是中庸的价值旨归，中庸是践行“仁”的方法论原则。孔子注重中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仁”的理想。中庸作为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倡导为人处事要讲求一个最合适的“度”。孔子在将中庸作为重要的实践理性原则的同时，明确地将中庸与折中主义、调和论做了本质区分。他认为，只有内心真正坚持“仁”的人，才能真正践行中庸之道。朱熹也鲜明地指出中庸不是折中，中庸之道讲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是通往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至善之途。[3]（P14）因此，只有把作为本体论的“仁”和践行其方法论原则的中庸之道结合起来，儒家的仁学思想才能更好地彰显于世。

3.过分依赖自律，难以自然实现国家的安定和谐

儒家道德文化强调的“修身”方法是个人道德修养，认为个人只要虔心修养就会成为君子。所有社会成员都达到君子标准，国家自然就安定和谐了。可是道德修养只会告诉个人应该怎样做，不能强制每个人必须去做。道德约束强调的是个人自觉，依靠的是个人良知。人的理性力量不可能彻底战胜感望，道德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在权力面前，这种自觉向内的非强迫性约束就更显得脆弱。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所谓的完美人格只存在于关于古圣先贤的传说之中。儒家道德文化对自律的德治有着过高的期望，对他律的法治则有着潜在的不信任。在儒家看来，法律等强制手段只能暂时地克制欲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用道德外部教化和道德内在修养的手段才能使人们真正从内心自觉自愿去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一厢情愿的理论在面对手中掌握权力的专制统治者时无疑是天真和脆弱的。法律是一种强制性权力的体现，没有法律的威慑力作为后盾，道德力量就无法发挥其功效。

三、将儒家传统道德文化融入当前国民教育中应注意的问题

儒家对个人的人格期许是成贤成圣，这种理想人格的追求致使儒家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道德教化一直看得很重。儒家培育的是德才兼备的治世贤良之士和国家栋梁之才，对人才的道德要求一向极为重视。曾参曾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P85）这就是“士志于道”的人生追求和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2]（P215），积极入世，一直是历代儒家所倡导的人生价值取向。儒家非常重视道德教育过程的真正落实，实际上就是强调理论指导与实际践行相统一。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儒家文化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对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思想道德方面产生着深远影响，其沉淀延至今天。例如，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与朋友交往要言而有信，工作上要志存高远、努力奋斗和敢于担当等。可见，儒家道德文化对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因此，将儒家道德文化与当前国民教育体系相融合，充分利用儒家道德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来提高国人的文化道德素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进行国民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尤其是在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当前国民教育相融合的时候，由于现在很多人对儒家道德文化的真正内涵缺乏正确而深入的了解，时常会出现将后人曲解的所谓儒家道德视为道德圭臬的尴尬局面。比如，一提到儒家道德，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浑然不知，这些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后儒迫于当时政治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等原因对儒家道德思想内涵的曲意解读，而非儒家道德文化的真正内涵。因此，要实现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的有利融合，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

1.宣传普及优秀的儒家道德文化

首先要把属于真正儒家道德文化的思想与后来被曲解过的道德内容明确区分开来，然后将优秀的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宣传普及，吸收其精华，对于那些被后人歪曲的有消极影响的所谓儒家道德文化予以摒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教育体系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它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总体目标。国民教育体系应以提高国民素质与培养人才为核心，通过正确的方式将优秀的儒家道德文化同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并做到融会贯通。为此，在将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相融合的过程中，对儒家道德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旦误把一些糟粕的东西当成儒家道德文化去宣传并提倡国人学习效仿，就会与儒家道德文化融入国民教育的初衷相悖，对我国社会主义国民教育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2.注意循序渐近，不能急功近利

在确定了要进行宣传普及儒家优秀道德文化的内容之后，接下来所面临的问题是选择采用何种宣传方式。目前越来越来的专家学者在对国民教育的研究方面对于儒家道德文化给予了很多的理论关照，社会民众对于儒家优秀的道德传统也表现出充分的认可和接受。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在宣传儒家优秀道德文化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国学热，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关的很多读书讲坛、书籍著作、历史考察等文化活动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儒家的经典著作和篇章也陆续出现在从小学到中学的推荐必读书目中。但是对民众进行儒家道德文化的普及，重点是对其儒家道德思想内涵的宣传和普及，而思想的教育绝不是简单的让人诵读，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优秀道德文化的教育应渗透于国民的日常生活中，更多是长时间的耳濡目染，是家长、教师对孩子的言传身教，是为人处事的道德认知和自觉约束。因此，只有让儒家优秀道德文化真正融入国人生活，并使之成为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才能真正实现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的有效融合。

[参 考 文 献]

[1]

儒家德育论文篇5

在儒家德育的上述理论特征中，人文特性是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的核心、突出特征，贯穿于其它特征之中。它通过“以文化人”“仁之实”“仁之方”等内涵彰显自身，从而倡导一种集人、文、教、养、爱、理、知、行于一的寓教于养、寓养于教、有教有养、教养合一的人格养成观。这一人格观通过对主体现实生活的肯定、仁爱情感的激发、德性行为的践行以及社会人文的营造，以润物细无声而充满温情的方式，有力、有效、有爱地弥补了当前人格养成教育的不足，表现出强劲的有效性。

一、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之“以文化人”及其对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效性

儒家德育生于儒学，儒学的人文特性是学界所公认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1] ，“孔子关注人及人类社会，并不断地进行追问，试图寻找自己的答案，整部《论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2]简言之，关注人及其社会、赋人以文是儒学自《论语》开始就形成的精神传统。

在儒学看来，与人相比，怪异暴力与叛乱鬼神，都不值得谈论：“子不语：怪、力、乱、神。”[3]188因为“怪，怪异也。力，谓若?S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乱，谓臣弑君，子弑父。神，谓鬼神之事。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4]即使在礼崩乐坏、社会动乱的春秋时代，也要以人及其教化为重。因此，事奉鬼神之事也不必谈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3]293与死相关的鬼神之事，和人的现实生活相比，后者更值得探讨。人及其生为什么比死及鬼神之事更重要，原因有二：一是“人道迩，天道远。” 人及其生属于离人较近的人道，鬼神之事属于离人较远的天道。依据由近及远原则，先探讨人及其生之人道，才有解决鬼神等“不可言说”之天道的可能。二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438“道者寂然不动，行之由人。人可适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适人，故曰非道弘人也。”[3]439“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摇扇，扇如何摇手。”[5]道作为儒学孜孜追求的理想，是寂然不动的真理，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可推行和完成的，而是也只能是具有能动性、懂得应变的人来推行与完成。因此，知道、传道、行道、适道在儒家看来，责无旁贷。一句话，儒道必须凭借人及其生来实现。由此，人、人之生、人之社会性的重要凸显无疑。与此同时，儒家之学及其所生之德育的人文特性初见端倪。

人重要且值得侍奉。如何彰显人重要？儒学的回答是――“以文化人”。儒学从一开始就表达出对文化的美好向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69周人承继夏商文化，夏人尚忠、殷人尚质，所以周人合二，制礼尚文、注重人文、丰富文雅。据此，孔子时刻希望紧随周人，以文化人、成就君子人格和文质社会。“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156如何以文化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6]7“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6]117“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7]通过开办学校，实施孝悌等人伦教育，教人明白明德，使人焕然一新，即是“以文化人”。由此，儒学将人、文、庠、教（化）、道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通过教育，使个体获得文质彬彬之人格，社会呈现浓郁人文之风貌的理想图景。这一图景在全面展现儒学人文特性的同时，还将儒学与教育，尤其是人伦及德性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它看来，教育是通达人文，实现理想的唯一凭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无教不儒，无儒不教。由此，儒家德育应运而生，并因“以文化人”而呈现出浓郁的人文色彩。

更为重要的是，从个体层面看，彬彬君子是庠教的理想；从社会层面看，人文风貌是庠教目标，都显而易见地表明着“以文化人”与人格养成之间的相生关系：文化与人格是相济相生的。的确，文化与人格的相济相生，早已为人类文化学、教育学及心理学所肯定：“人格是个体在特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样态，其实质是一种文化人格，即个体在接受特定文化熏陶时，通过对特定文化的内化及个体社会化后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气质、性格、个性特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8]“人在自身人格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中又进行着文化的传承、习得与更新，创造出新的文化。”[9]简言之，文化促成人格，人格传承并创生文化。

同理，在儒家德育这里，个体因文化而文质彬彬，社会因个体文质彬彬而有礼。换句话说，要想成就人格，文化教育与社会风气都具有十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当前的人格教育中，主要依靠对象还是学校、家庭等传统方式，而社会人文的建构等文化力量还远未起到其应有的影响及主导作用。由此，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中的“以文化人”对当前人格教育模式的指引甚至警示作用显而易见：人格教育不光是学校德育及家庭教育的说教与引导，更是社会人文氛围的营造与熏习。社会人文环境的营造与熏习，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也可称之为教养。与之对应，人格之成，不光在教，还得有养，是教与养的结果。显然，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从对人及其生的重视，到“以文化人”的主张，实际是在倡导一种视人为主体，从人的生活实际出发，在人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实践中寓教于养、寓?B于教、教中有养、养中有教的教育旨趣。这一旨趣，无论是从人格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讲，还是从人格教育实际效果看，都是贴切实际、较易操作又极具效力的。

二、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之“仁之实”及其对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效性

儒学的人文特性既然浓郁，那么，它的表现就绝不仅限于“以文化人”。应该说，“以文化人”只是儒学浓郁人文特性表现的开始。因为渴望个体君子、社会礼仪的儒家深知，人文环境的建构除却个体文质外，更需要个体与个体间的融洽对待。因而孔子在整理六经后第一个提出了“仁”，并将其置于儒学的核心以及最高位置，用以调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人）与个体（人）间的第一层关系便是个体与自己亲人的关系。所以，仁融洽个体的第一层含义即是：亲亲孝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4 “仁之实，事亲是也……‘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6]179亲亲孝悌是仁的根本，“仁之实”的第一要义。的确，孝悌、亲爱、事奉自己的亲人，显然更易?自己与亲人融洽和美。推而广之，如果每个家庭均能亲亲孝悌，那么各家庭也即各自和美，全社会随之也呈现和美之风，而社会和美之风在儒家德育以及文化、人格的辩证视阈里，无疑是有益于个体人格之养之教的。

将亲亲孝悌视为“君子之本”还说明亲亲孝悌是成就人格的根本与基础。“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4]15个体只有做到亲亲孝悌之本，才有成就人格乃至大人格的可能。换言之，亲亲孝悌是成就个体人格最重要、最根本的践行。不仅如此，亲亲孝悌还是成就个体德性，让个体接受教化的开始。“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0]教化个体之内容，成就个体之德性都是由亲亲孝悌开启的。没有亲亲孝悌，德性无法成就，教化难以实施，人格自然不得挺立，儒家之教当然也称不上以德育人。

合起来看，亲亲孝悌之仁表明，在个体践行层面，如果一个人都不能对自己亲人施以关爱友好的话，那么他便很难对非亲之他人施以关爱友好，而个体人格也因缺少根基而无法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亲亲孝悌之仁，通过个体与亲人之爱的表达与践行，在继续强化儒学人文特性的同时，还分别从家庭融洽与个体践行两个方面展现出它对人格养成教育所起的基础作用。的确，从当前人格教育来看，孝道的实施与效果均十分有限。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独生子女较为普遍的时代，子女或忙于自己学业、事业，或习惯父母关怀，很少有机会施爱父母并予以践行。因此，返回家庭之本，从与家人的相处对待开始，让子女体会亲人之爱、知道亲人之爱、承担亲人之爱、感恩亲人之爱，才是挺立人格的根基，而从家庭起步的亲亲孝悌挺立之路实际也预设着儒学的人格养成从一开始便是有教有养、教养合一的。这显然有益更有助于解决当前人格教育中相对重教轻养的教育困境。

走出家庭，将人与人的关系拓展到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仁之实”表现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3]337“泛爱众，而亲仁”[3]11广泛地爱一切人，是让自己与他人融洽相待的践行要求。它表明，一方面要对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施以关爱，展现人道关怀；另一方面在他人危难之时，还要伸出援助之手，以行动来解救他人的危难，践行人道行动。也就是说，“爱人”之仁是将家庭亲亲孝悌的进一步推广，以至于当他人需要关爱援助时，能够施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18式的情感倾注与事奉行为。这需要个体对他人具有足够的仁爱之心并付诸行动。与此同时，个体的生命与人格也会在一件又一件的仁爱之举中，得到升华与建立。这种升华与建立，对个体的生命体验是直指人心、富有冲击力的。它是完全脱离学校显性说教，反以隐性有力的方式，将其融入个体的生命体验，因而是富有成效并长久恒远的。而且从更广的角度看，人人献出一点爱，社会更友爱，也是有益于个体人格熏陶的。由此，当我们指责学生人格自私、情感淡漠、社会道德冷漠，甚至道德怀疑时，如果能重拾儒家仁爱这一同样饱含人文的为人原则的话，那么学生的人格教育将不仅是富有成效的，而且是充满温情的。

总起来看，“仁之实”由“孝悌”到“爱人”“亲亲”到“泛爱众”，儒学的人文色彩早已彰显无疑，它甚至可以说是儒学人文特性最直白、最有力、最温暖的证明。这证明，一方面，在个体表达自己与亲人及他人之爱的践行中，以“润物细无声”之态养育、教化、挺立、成就个体人格，从而使得儒学自成个体之德育；另一方面，这一证明还将个体情感与理性行为、自我确定与社会关系、家庭养育与家庭社会教化、德性成就与行为规范、现实生活与理想社会等对举视角自然浑成地统一于个体的人格挺立中，这显然还有利于解决当前人格教育中理性有余情感不足、重学校轻社会及家庭等舍本逐末、有失中和、效率不高等不当之处，从而折射出它所蕴含的效力光芒。

三、儒家德育人文色彩之“仁之方”及其对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效性

“仁之实”力证儒学及儒家德育富含人文之实质，但如何落实这一实质、真切实现仁之亲亲与爱人，则是“仁之方”所要正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这符合儒家一贯秉持的知行合一、上学下达之旨趣――提出问题、陈述所知固然重要，但解决问题、践行所知更重要。由此，孔子明示：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3]167对此，清人阮元的解释是：“所谓仁者，己之身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己欲达德行，亦必使人达德行。”[4]428通俗地讲，个体达仁的方法是：个体践行亲亲及爱人之仁、或是任一德行时，也必帮助他人践行上述仁德仁行。扩大来看，个体在成就人格及德性的过程中所践之各德行，都必须推己及人地推广于他人，在成己中成人，成人中成己，最终人己互成人格与德性。反过来看，个体如何保证所推德行是他人所需并真能成就他人？孔子回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434将心比心，个体不愿推行的德行，也不要推行于他人。

合起来看，实现“仁之实”，成就人我人格，体现仁爱的“仁之方”有二：其一，自己挺立，也帮他人挺立；自己达到，也帮他人达到，又称忠道；其二，自己不希望被对待的，也不要这样对待他人，又称恕道。忠道指明人格挺立的方法――在挺立他人中挺立自身。也就是说，挺立自身与挺立他人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挺立他人还是挺立自身的有益促进，甚至是先决条件。这样看来，挺立他人会有两种情形：一是为挺立自身而挺立他人，其动机与目的都是挺立自身，挺立他人是手段，表现出一定的自私心；二是为挺立他人且在挺立他人的过程中挺立自身，动机是挺立他人，目的是挺立自身与他人，也即纯粹挺立他人，挺立自身是客观效果，体现彻底的仁爱心。

前一种情形显然并不符合儒家的亲亲爱人之仁，因为它在动机上是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在情感上也不是出于对他人的爱而行动。这显然与“仁之实”相违背。因此，由此而挺立的人格， 要么并非儒家人格，要么无法挺立。对此，以防出于私心挺立他人，恕道从否定角度讲明，自己不希望他人挺立自己实是为他人自身，因此，自己也不要只为挺立你自己而挺立他人。合而言之，忠道以积极有为的方式指明了挺立人格的方法，而恕道则以有所不为的方式巩固了挺立人格的方法。二者，一正一反，将无私仁爱他人视为成就人格（包括他人与自身）的首要条件，在成人成己中表现出真正的博施济众式的人道精神，从而将儒学及其德育的人文特性予以落实。

在具体践行上，忠恕达仁表现为：“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3]478个体与他人的交往对待中，如能做到谦虚恭敬、宽容大量、自信诚信、聪敏迅捷、施恩惠及这五种德行，那么就达到仁了。也就是说，个体如果能在德性、胸怀、才干、品性等各方面分别以“恭宽信敏惠”为标准来践行忠恕之道的话，那么也就符合仁，成就人格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恭宽信敏惠”是个体践行忠恕之道的基本要求。换言之，不是人人都具备践行忠恕之道的能力的，个体如果没有谦虚恭敬的践行态度，不具备相应的理性或道德认知能力，也没有惠及他人的宽广胸怀是很难保证他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不是出于自私心，而是出于他人的真实需要并得以持续下去。

儒家德育论文篇6

中国高校教育特别注重推行“德育”教育，“德育” 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中国古代开始即非常重视“德育”教育，对于做人做事所应依据的标准有着明确的规范，要求人们自律、自尊、自爱，按照社会道德规范要求为人处事。中国传统的“德育”教育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才子，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文明的发展，从商周时期到几千后社会变革的今天，儒家思想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代，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及改革开放多元化思潮的涌入，让当今中国高校的“德育”教育面临着极大的困惑，一些高校学生缺乏传统道德思想，道德观念出现较大偏差，道德意识水平较低，亟须加强“德育”教育，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因此，在当前社会变革时期，要解决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问题，促进“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提高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实效性。

1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先后有诸多的哲学家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各种学术观点互相争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况。到西汉中期开始推崇儒学，在此后的二千多年间，中国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统治阶级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教育的起源，中国教育是以儒学为起源地的，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也是儒学文化的体现之一。新中国建立后，逐步推行教育现代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育变革，各种教育的目标都是为实现教育现代化，与西方结轨。

中国的教育模式依照西方国家教育模式而开展，每次教育改革都远离了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教育教学内容、教育形式乃至教育精神，甚至是对儒学精神的背弃。在中国高校德育教育中，以西方思想为主导的课程内容也与传统儒家思想有了一定的冲突。

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缺失，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盲目的西化只会让中国当代大学生迷失自我，淹没在物质的纸醉金迷中，迷失本性。传统儒学思想真的是现代教育的绊脚石吗？真是会成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桎梏吗？我们对此展开了研究。

2在中国高校德育教育中推行儒家思想的意义

面对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我们认为传统儒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于中国高校德育教育有很好的教育作用，能够推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德育水平的提高。能够礼乐结合，注重素质教育，加强个人修养。

2.1传承与发扬优秀传统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张扬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和包容万物的博怀。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甚至是国家的道义责任，当代大学生要悟原理，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真正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事、小节关乎大节、大德，体现的是一个人的道德操守和人格品质。每一名大学生都要把修身、正己、立德作为做人处事的根本，做思想道德建设的表率。将传统儒家优秀文化传承并发扬下去， 将传统儒家优秀文化融入中国高校德育教育中，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将传统儒家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2.2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到信仰和灵魂的归依

儒家思想有着明确的信仰和道德规范。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精髓已流传到了海外，成为众多国家学习的教材，西方诸多国家都在学习儒学思想，并在诸多群体中弘扬儒学经典文化。对大学生而言，若不念纲纪、不守规矩，就会失去约束、乱了秩序。大学生要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修正缺点、增强信心、明确方向的过程，力求收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儒家思想为人们的精神困惑找到了根源，解决了人们内心的迷茫，让大学生远离纸醉金迷的物质诱惑，走进儒家经典里，修身立世，自我修炼，端正价值取向，重塑信仰，找到灵魂的归依。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没有信仰的青年是没有灵魂归依的。寻根溯源，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到信仰和灵魂的归依。

2.3增加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当我们背弃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时，日、韩等国家却在推崇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被作为基本道德准则，儒家思想与这些国家的民族精神相融合，得到了继承。因此中国有必要充分利用中国儒家思想的丰富资源，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增加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3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

3.1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

《大学》中提出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当代修身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又赋予“修身”以新的内涵，讲的理想、品格、世界观、人生观的锤炼问题。每一名大学生都要清醒认识到，只有加强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才能铸就金刚不坏之身，使优良作风根基牢靠，使自己严得自觉、实得坦然。秉持“归咎于身、克己自责”的解剖精神，经常过滤思想、检点言行，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要有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要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的代表思想。大文豪屈原、将军岳飞等都是鲜明的例子。受儒家思想熏陶，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时代英雄，他们有着关心天下众生的胸怀和气魄，有随时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在儒学思想的教化下，集体主义思想熠熠生辉，照亮了中国文明发展之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元化思潮的涌入，让一些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较大偏差。在此背景下，倡导儒学思想，在大学生“德育”教学中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并通过大学生的影响力，在社会范围内传播集体主义精神，倡导爱国主义教育。

3.2儒家思想重视厚德载物，有利于构建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

“仁”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重视仁爱，提倡人和，倡导“礼尚往来”，孔子所说的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中提到了“礼”，即倡导重视礼节，“来而不往非礼也”，注重人际关系的维系，在礼节上倡导“礼尚往来”，注重人本主义精神的涵养，提倡人本主义精神。这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宽广的胸怀，促进大学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如多年前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件，即是由于大学生之间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导致的人伦悲剧。因此，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中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引导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德育”重要的环节之一。

3.3儒家思想强调身体力行，有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

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形成相当完备的一套体系，其在教育、修养及实践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儒家思想教化人们勤学上进，塑造个体优秀品格，注重实践的应用。孔子在理论学习后，也曾周游列国，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升华，而明代的学者王阳明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理论。儒学思想的观点认为人要讲求身体力行，要知行合一，是谨记于心的成功法宝，要做到知行合一，必须要身体力行，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升个人境界。

3.4儒家思想追求精神境界，有利于大学生树立传统传统道德观念

儒家思想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完美，儒家思想文化当中的为人处事的落脚点皆是落实于精神层面，要将自身的行为落到精神层面上，追求儒家思想的精神至高境界，儒家思想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是以道德追求为重。讲求个人道德的修养，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挫折要修身养性，大度宽容；在做事方面，讲求知行合一，努力进取；在面对民族与国家危亡时，要求舍小家为大家，如谭嗣同等革命前辈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高风亮节的气度，为国捐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高校大学生“德育”教育中融入儒家思想，有利于大学生提高个人的思想境界，提升道德水平。

3.5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向上，有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吃苦耐劳

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向上，倡导吃苦耐劳的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儒家思想提倡积极上进、乐观进取，顽强奋斗。在当前社会变革环境下，很多大学生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其中一些大学生的独立生存能力较弱，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到一定年龄仍不能够自立，还有相当一部分“啃老”族依靠父母生活。这与一些大学生吃苦耐劳精神不足有关。而一些大学生群体通过自身努力，顽强奋斗，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这是个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易经》中写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正是儒家思想所积极倡导的精神，因此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对大学生的德育教育要提倡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持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珍惜当下生活，勇于承担家庭责任，有担当、有责任感。大学生只有在艰难困苦中磨练意志，艰苦奋斗，才能锻炼和成长，才能够培养安身立命的本领，在经过了逆境的磨练，才能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4结论

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融合与发展不能单纯依靠课堂教学的灌输，不能只注重理论的宣贯，认为对儒学思想经典著作传授一番，做一下讲解，就完成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这样墨守成规的教育方式不能让大学生产生心理共鸣，很难起到较好的教育结果，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只会让大学生得过且过，应付了事。要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注重把握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要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将传统的教学与学生的思想关注点密切联系起来，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注重加入一些案例，让教学更加丰富，更能够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大学生将儒学思想的精华融入到大学生做人做事中去，内外于心，外化于形，及时更新大学教育大纲，根据社会发展与变革，及时调整教材和讲授内容，贴近实际，让学生乐于接受。大学生是中国的栋梁，“少年强者国强”， 大学生是中国的新生代，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国家建设发展的主力。大学生经过几年的大学教育后走上社会大舞台，发挥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在当前社会变革、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为大学生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大学生思想活跃，知识储备丰富，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面对高知群体，高校要加强“德育”教育，借助于传统加儒家思想的精华，培养大学生独立自尊，自强不息的性格，将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朴素品格及积极上进的传统精神根植于大学生心中，让大学生“德育”教育与传统儒家思想相融合，确保大学德育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儒家德育论文篇7

收稿日期:2010-02-10

作者简介:高虹(1980-),女,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张敏(1965-),女,陕西西安人,教授,硕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引言

在2009年的“两会”上,代表们提出要恢复“儒学”,让儒家思想浴火重生。这种观点对于当代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渊源

中国儒家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大师辈出,如: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等等。其中尤以儒学的开山鼻祖孔子的思想对后人影响至深。而孔子的德育思想的形成又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一)孔子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家庭背景。有关孔子德育思想的文化背景,首先来探讨他的家庭背景。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有九女而无子,复娶颜征在,生孔子。殷人擅长礼记檀弓。孔子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和社会群体的背景中出生和成长的,因而从小就耳濡目染,使他后来能以通礼而闻名于世。

2.文化背景。作为文化大师,孔子决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一定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诞生的。正如钱穆所说:“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1] 孔子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 ( 《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 《论语・泰伯》),“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孔子对周文王、武王不仅推崇其道德,如“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而且自认为继承了他们的文化遗产,比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论语・子罕》),并以文武之治作为他的政治理想。周公辅佐成王,制礼作乐,完善典章制度,后称为“周礼” (《论语・八佾》)。“吾从周”,即我跟随周,继承周。在老年时,他还感叹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论语・述而》)。可见周公对孔子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难怪有“周孔之学”的说法。这些文化典籍无疑是孔子成长和成熟的基础,是他的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

3.社会背景。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政局动荡,战乱纷争,民不聊生,人心不一,道德沦丧,原来沿袭氏族部落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的周礼统治秩序已彻底崩溃 [2]。孔子看到为政不能实现抱负,于是,匆匆离开鲁国,开始了列国之行,并最终形成了他的一整套的系统的德育思想。

(二)孔子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孔子认为,人在天地万物中最为珍贵,使人首次认识到自己是天地万物中的主宰,从而使人能够挺直脊梁立于天地之中。孔子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公开宣布了他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关于人的学说的,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人性的理论,开创了人性理论研究的先河(《论语・子罕》)。由此可见,从论证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

二、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他的德育思想在儒家德育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孔子德育思想以“圣人”、“君子”和“士”为德育培养目标,以“仁”为德育的核心内容,以“知情意行”相统一为德育过程,以“因材施教”等为德育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德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孔子的德育思想是以《论语》的形成和传播为其形成标志的。

在孔子来说,人的道德追求不外表现在对人、对己两个方面, 以孝悌为根本, 仁对外要求“爱人”, 突出对人的关心,也就是‘仁者爱人’; 对内则强调“为仁由己”, 突出自身的自我完善。

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孔子又一核心思想, 它包含着系统而严格的道德规范。在孔子看来, “礼”和“仁”是互相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 “礼”是“仁”的外在表现, 是评价一个人是否“仁”的客观标准。

三、中国当代大学生德育现状呼吁儒家德育思想

同志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做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4]

(一)中国当代大学德育内容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市场经济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正处于观念形成与观念混乱相交织的阶段,许多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注重功利、讲求实惠、缺乏理想、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出现了“前途前途,有钱即图”,“理想理想,有利即想”的拜金主义倾向,从而导致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等思想行为的滋长。

(二)中国当代大学德育方法存在的问题

目前德育课程的教学方法,偏重于道德规范的填鸭。中国大学德育课程中的传统灌输模式,以教材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的方式,注重知识记诵。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教师注重讲授、示范、规劝、批评,主要发挥教师的讲授作用,过分强调道德对学生的制约作用,把学生单纯地视为道德规范的被动的接受者,置于服从教育者的地位,完全不顾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三)中国当代大学德育途径存在的问题

在德育途径中,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德育力量缺乏沟通联系和组织协调配合,教育要求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形成教育上的分力与反作用力,最终影响学校德育的实效性。

(四)中国当代大学德育过程存在的问题

当前德育课实效性比较低靡的原因,从根本说是在德育目标实施过程中,重视解决“知”的问题,而不重视道德品质和观念的形成。具体表现在以文为本,重知识、轻养成。现在学校的德育课教学,忽视把学生作为生命个体进行教育。重视对书本知识的传授,以考试得高分为目标,只解决知不知的问题、会不会的问题,却不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从而使道德与现实生活割裂、忽视了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导致知行不一,形成人格缺陷,故造成一部分学生知行分离、言行不一。

四、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教育的价值

(一)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内容的价值

1.儒家的人格修养的价值。在儒家看来,“仁”是一个理想的人格,是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高目标。人们只要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就会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仁者“爱人”,这是“仁”的核心范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强调礼仪;又要求弟子:“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2.儒家“重义轻利”的原则。儒家思想中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讨论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原则。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因求利而失义,因追求个人私利而做出对别人、对公家不义的事情。他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二)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方法的价值

要完成和落实大学德育的目标和内容,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当前,中国大学德育效果一直不佳,与所采用的德育方法不无关系。因此,探讨儒家德育方法的价值,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问题之所在,从而加快中国大学德育方法的改进。

儒家在道德教育方法上注重学思并重、因材施教、身教示范等科学的道德教育方法。儒家重视道德中的学思并重,主张学与思应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认为学习是人掌握道德知识和提高道德修养的基础,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又应该进行积极的思考,这样才会使教育得到良好的收效。

(三)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途径的价值

学校德育途径是对受教育者实施道德教育影响的渠道,即道德教育的组织形式。只有采取恰当的道德教育途径,才能有效地运用道德教育方法,落实道德教育内容,实现道德教育目标。因此,中国大学德育有必要在德育实践中积极探索,在借鉴儒家德育途径的基础上,解决自身现存问题,开辟有效的大学德育教育途径。

中国儒家道德教育除了道德修养是属于自我教育系统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是教育的基本方面,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完整的教育系统。儒家德育途径中,最为重要的是学校的道德教育。

(四)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过程的价值

学校德育过程,即学校德育内容的实施过程。在德育过程中,学校既要跟学生讲清楚德育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以及怎样去做,又要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与习惯,进而内化为良好的道德素质。空洞说教、灌输规范来解决道德认知问题,知而不动情,动情而不能践行,都难于使学校德育真正有实效。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即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结束语

中国当代大学生只有力争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5],这样才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才能肩负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钱穆.孔子传:第2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

[2]蒙培元讲孔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

儒家德育论文篇8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1989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

[2]唐凯麟:伦理学[M].2001年第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3]杨伯峻:论语[M].2011年第1版.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7月.

儒家德育论文篇9

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其传统的道德理论，他的始创人就是我们现在拜奉的大教育家孔子。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的兴盛时代，也是在向着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他以政治理论为基点，形成了系统的道德思想。这种思想以善为本，从亲出发，把仁、义、礼、智、信做为核心观念，初步形成了我国早期的道德意识。所谓仁是指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也就是说要以公平的态度对待其它人，把人当做人来看，而且还要让自己宽以待人，善以爱人。在孔子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仁应该是他所认为的当时社会的最为基础的道德信条。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不仁，就不用谈其它的德行了。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实施了“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方针，使儒家思想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道德规范甚至是政治理论。

二、儒家文化的特征

1、重私德

从侠义的角度来说，儒家文化属于私德范畴。道德有公德和私德之分，但在产生儒家文化的那个奴隶社会时期，国家和社会根本就无公德和私德之分，只有到了近代和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国度才有了公德和私德之分。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我国的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新民说》中提出“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这也是公德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正式的提出来。但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公德与私德还是有一定的改变，也界定范围。所谓公德就是指在社会关系中与公共生活相关连的道德行为准则，而私德是指那些私人生活相关的道德行为规范。“纵览中国传统道德，可以归纳和概括出十八条基本规范，即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宽恕、谦敬、诚信、礼让、自强、持节、明智、知耻、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在这里除了几个像正义、礼让和公忠是公德外，其它的都是在强调私德，都注重于个体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培养。

2、重义礼

中西方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中文讲究重义，而西方国家的文化重利轻义，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主要是讲礼、讲义。忠、孝、节、义是我国的传统的价值观，而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礼，重在心，重在义，重在接人待物的真心，儒家所宣扬的诚信和真心，表现在生活之中，也就是儒家所重的礼，而对于儒家所强调的义来说，从大的方面，表明的是对国忠，对友义。儒家首先是讲德，如果德所缺，就行仁，仁不在，就在礼，礼或缺，就行义。义与礼，忠与贞，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对于人的最为基本的标准和行事准则，也是当时社会中道德标准的最根本。从更为深层次来说，在古代社会中，儒家所申明的礼，就是着重指个人的明礼，知礼和懂礼，礼仪的教育在于教育人们如何端正仪容和身态，表情适当，言语适合，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君臣位份明确，父子关系和睦，家庭邻里合顺。

3、重中庸

中庸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温不火，不急不燥，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不激进，不落后，刚刚正正好好的在中间的位置，而这种态度和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其优点，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造成我国近代时期相对落后的原因。这种观点和态度是对中庸的误解和错解，在中庸的开篇中提出过，天命之所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着重强调的是顺应自然的规律，顺应社会规律和要求，对自身进行规范，所以中庸之中，才会有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中庸最为重要的基点，强调着外界与内心，形势与能力的一种平衡。虽然在当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中，有人对于中庸还是持着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庸就是不思进取，左右逢源，墙头草，两边倒，两边靠，这种错误的思想，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庸这一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的错解和仳离。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它只是在强调人要审时度势，不强求，也不放弃，无论强弱，无论进退都应该坚持信念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三、儒家文化在当代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我国实行以法治国治国，体现了国家和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在近几年，提出了以德治国，以德建国的方针，标志着我国道德建设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国家理论高度的层面，这也反映出当今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孔子在《论语》中曾经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目格。”也就是说，国家或是政权如果只凭借着法律和苛政来维持国家，来约束百姓，那么这种方法只能在短时期内取得成效，但如果用道德来使百姓信服，使他们懂得礼仪与文明，那么这种方式才是长治久安的良策。而儒家文化与我国当下道德的要求如走一辙，如行一轨。儒家文化做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纵使有千百般的不足，但谁也无法剔除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中的作用。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国家今天，更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儒家思想，立足于本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地完善公民自身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四、继承儒家文化，提高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策略

1、转变观念，提高对儒家文化的认识

首先，对于当代公民的道德建设来说，转化公民的观念，提高意识，是重中之重。当今社会中，我们应该认清儒家文化的本质以及其精髓，只有对儒家文化有大概的了解和整体的掌握，才能转变自身对于儒家文化的误解和错解，才能在思想的层面上提高自我的意识，虽然儒家文化形成于我国的封建社会，但是却是我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和传承，曾经强调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不能完全摒弃了古代和旧中国的一些优秀文化和借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子到执政的中国，再到我们全新的中国，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总结和剖析，祛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文化，发扬传统。

2、健全公民道德建设机制，完善制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的发展使我们已经跟不上历史的进步，与开放一同引进的还有很多不同的西方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当前在我国社会日益复杂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在提高对于儒家思想和观念的意识之后，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是完善我国的制度和健全相应机制。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健全的状况下，我们要不断的完善公民的道德建设的机制，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安定，也同样给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文和谐的友好环境。

3、丰富活动，重视德化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的德化教育是后天形成的，这与理智德育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上来看，我们不仅要学习儒家优秀的文化的同时，还要组织和创建一些全新的道德教育活动，进行实践并不断地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完善道德修养。

【参考文献】

[1]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儒家德育论文篇10

1 关于明治时代儒学道德观的先行研究

明治的修身教育书一直以来就被以各种视角进行研究，从教育史的观点出发，其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基本分析的工作基本已经完备，其中代表作有海后宗臣和吉田熊次的《教育敕谕焕发之前的小学校教育的变迁》以及《教育敕谕焕发以后的小学校教育的变迁》。虽然还没有将儒学道德观当作中心进行研究的先例，但研究明治时期德育和近代化关系时有提及到儒学道德观的学者，比如源了圆的《教育敕谕的国家主义的解释》，松本三之介的《明治前期保守主义思想的侧面―以政治和道德问题为中心》等。与本论文视角最相近的是高桥文博的《明治前十年的德育教育―以修身教科书为中心》，他将修身教科书置于明治时代的大背景下，着眼于修身教科书的类型和授课方法，并论述了修身教科书在“君臣关系的双面性”和书籍内容的侧重点，但并没有特别研究儒学道德在其中的作用，虽然谈到了“忠节”，但也并未和儒学的传统相关联。

本文我打算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关于明治德育相关的论断，聚焦于修身教科书中的儒学道德观，研究其在明治时期的日本的作用、变化以及特征。

2 明治初期的教育思想以及修身教科书的概观

在讨论明治时期的修身教科书之前，我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明治初期的教育思想。以往的教育史都不甚关注明治维新前后到《学制》颁布这段时间的教育状况，但是要考察《学制》颁布之后的德育教育或是修身教科书的相关问题，还是有必要去了解这段时期的教育状况的。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5年的日本，接受教育的场所大体分为三种：一、皇族以及公家子弟接受教育的教育机关学习院；二、为诸藩藩士子弟受教育而设立的藩校；三、面向平民的寺子屋及私塾。其中面相平民的寺子屋主要教授的是读书、写字以及算数等生活中实用的内容，所以要想研究这个时代的思想教育还是应该把学习院和藩校作为主要对象。

从“宽政异学之禁”以来，朱子学就成为了在诸藩凌驾于其他学派之上的大学，但到了幕府末期，一部分藩校就不仅学习国学和汉学，也设立了医学、化学、物理学等学堂，俨然已经发展到综合学校的阶段，为近代学校制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公家教育机关学习院在这段时间由于大政奉还的混乱，暂时关闭，到了明治3年才再次开放。学习院虽然采用了旧有的以儒学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方针，同时又引进了学舍制，设立本教学、经世学、辞章学、方技学、外蕃学五科，将以儒学为代表的本教学放在了首要位置。明治元年9月16日力图打破儒教旧体制的“学舍制”派和保守派的公家势力妥协，设立了皇学所和汉学所。皇学所建议将日本的学问设置为以皇学为中心，将汉学和洋学分立在皇学两侧，用以支撑皇学，但是仅仅在实施一年后的明治2年9月就被关闭，同年12月又将皇、汉合并开设了“大学校”，皇学所走向消亡，但国学派和汉学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反而更加激烈了。之后明治政府在明治3年8月又下令停止“大学校”，转而设立府学。明治3年12月，在京都府开设中学校，设立国学、汉学及欧学三局，给作为公家教育机关原有体系画上了终止符。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明治初期的教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学科逐步多样化，以往占据绝对地位的儒学也逐渐变化，在公家教育机关，形成了以汉学和国学对立为主线的汉学、国学、欧学并举的复杂局面。明治5年《学制》的颁布又再次扣响了德育争论的板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明治中期，诸如福泽谕吉、西村树茂、加藤弘之等人都参与其中，其中心问题是围绕西洋道德和东方道德到底应当将哪个作为根基展开的，修身教科书也深受影响。修身教科书是将关于国家道德的上层议论、方针传播给一般民众的媒介，其根据国家的政策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明治5年到明治12年，使用的是按照《学制》所设定的以西洋近代道德观为基础的修身教科书；第二个时期是明治12年以后按照《教学大旨》所设定的以东方道德观也就是儒学为基础的修身教科书。

接下来将以《日本教科书体系修身》为基础，选取明治时期普及率较高的修身教科书以及“小学校教则"也就是所谓的基准修身教科书作为资料进行研究。

3 儒学道德观和西洋道德观的融合

3.1 明治初年―明治12年

明治r代是一个文明开化的时代，欧美的文化风俗受到重视，被大量的传入和介绍。在明治12年以前的教科书中，大量翻译欧美教科书，或者是带着欧美气息的文章，所以也被称为“翻译教科书时代”。这个时期的教科书与明治13年以后的相比，明显地脱离东方道德，倾向于西洋文明，但即使如此，仍然可以看出儒学道德观的影子。

初期的十二册教科书中，除了《劝孝进言》、《近世孝子传》、《本朝烈女传》属于过去江户时代的修身书系统外，其他九册都是翻译而来的教科书。这三册旧系统的修身书，其中两册专门讲“孝”，一册属于女德，其他的翻译书籍则是多样教育，只有一册聚焦于“孝"和女德，这说明了传统的德育教育中对“孝”和女德是特别重视的，而且即使被认为是远离东方的时代，但明治时期并未抛弃所有东方文化并且十分重视、认真学习。聚焦于同时期的教科书《小学教谕 民家童蒙解》，其开篇就大量引用《论语》、《礼记》、《中庸》，并吸纳佛经及圣经，将东方传统道德观和西方开明主义的道德观融合，不拘泥于宗教，吸收一切有益的知识，当然，这和教科书的编撰者这一批明治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汉学素养有很大关系。比如说，中村正直在《西国立志传》中翻译英国人斯迈尔斯的《自助论》，序文用流利的汉文写成，文章内容也是由汉文和片假名交织而作。也就是说，人类文明虽然各有不同，但没有好坏之分，应当相互学习共享益处，即使是翻译西洋的书籍也不要把东方文化全盘丢弃。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虽被称为“翻译教科书时代”，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仍有汉学素养，并追求汉洋的共存、融合和折衷精神。

3.2 明治12年―明治33年

自明治12年《教学大旨》颁布以后，儒家主义的德育方针再次成为主流，但是东西道德观同时出现在一本教科书上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明治12年以后的修身书将儒家思想作为德育的主体，但并不排斥西洋文明，两者自然的融合在一起，西村树茂的《小学修身训》中，就同时包含了中国古典、日本的近代教科书以及西W的著作。再如末松谦澄的《修身女训》，将西方的博爱和东方的忍耐忠义并举；东久世通喜的《高等小学修身书》也是把西方的博爱、公益与东方的孝顺、信义以及和风的精神巧妙的结合。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修身书中的儒学道德观和近代西方文明并不冲突，而是积极的相互补充，这自然是和儒学自身的包容性紧密相关，但也不能离开这些文学家的文化思想。

4 儒家思想的德育和体制的接近

4.1 儒家思想德育方针的登场

在讨论儒家思想教科书和国家主义的关系之前，首先来看一下《教学大旨》的象征―儒家思想的德育方针的登场。

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背景，明治11年，握有实权的大久保利通被暗杀，政府展开了“天皇亲政”运动，其中三大目标之一就是“国民教化"。因为在明治初期，虽然积极文明开化，但复古思想仍旧存在，而且明治7年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给政府带来了威胁，也就是说过激的欧化主义反而会适得其反。在明治初期思想混乱的局面下，儒家思想的敕谕《教学大旨》的颁布意义深远。其批评了《学制》中的“流弊”造成的教学混论，主张在教学中应当使用儒家思想的修身教科书，但其中明显反对自由民权主义，遭到了自由民权派的反扑。植木枝盛在明治13年《爱国新志》对政府在教育中的干涉主义也就是《教学大旨》中的儒家思想的教育方针进行批判。

4.2 国家主义支撑下的儒家思想的修身教科书

接下来我们选取具体的教科书的内容，来分析儒家思想的修身教科书和国家主义的关系。在《高等小学修身书》中有十六个章节，其中最初的两章都强调“孝行”，忠君的教育也占到了两章，其他方面最多只占一章，纵观其他的教科书，其比例大致如此，由此可见，孝行和忠君是最受重视的方面。而且在这些修身教科书中，常把“忠”和“孝”一起拿出来讲，强调其同质性。对于明治政府来说，最想教育国民的莫过于“忠”，所以“忠”和“孝”是明治政府战胜自由民权派最有力的武器。明治23年《教育敕谕》后，与“忠”相关联的对天皇及国家赞美的内容渗透到德育的各个方面，比如在《修身教典普通小学校用》第28课《义勇奉公》的开篇就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续两千五百年，未受外国侵略而消亡，全赖各代天皇武高德厚，我等先祖义勇卫国”，类似这种强调天皇“万世一系”的文章在各种教科书中反复出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政府虽然推行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修身教科书，但并不推崇和其相应的汉学，而是以儒家思想作为背景来推行皇道主义和国家主义，在任何场合他都是为这两大主义开道的。所以，这时采用的儒家思想理论并不是与西欧文明相对的，是在近代化的背景下，和西方功利主义相调和的。

5 总结

明治时期的日本的德育从最初的国学、汉学与洋学对立，经过了西洋思想的“翻译修身教科书时代”，最后回归到儒家思想的修身教科书。在这段曲折的过程中，儒学道德观经历了挫折和复兴，没有被消灭而选择与西方道德观融合并存，有些场合又和国家主义的道德观相融合，通过和体制的妥协被保存了下来。这段历程通过修身教科书如实地反映，并随着近代的教育，将“仁义忠孝”的儒学道德观传播给明治时期的年轻人。

明治的日本在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本着国家和国民富强的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但在这个过程中，过激的欧化政策的推行，也给政府带来了不乐观的局面，打破了政治的平衡，在这时“保守”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虽不是日本的思想，但在日本存续的很长时间内变成了日本人心中潜在的东西，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就这么被保留了下来。

参考文献

[1] 源了圆.《教育敕谕的国家主义解释》 未来社，1958.

儒家德育论文篇11

1 儒家思想中传统道德对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平台，切实推动儒家优良传统道德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教育工作平稳快速发展，注重道德实践教育，加强教师队伍道德建设，其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1.1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宏大人才队伍的客观需要提供理论借鉴

当今社会，儒家道德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成为了我国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一。高校教育与传统道德相结合，培养大学生现代人格，现代意识尤为重要。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彻底脱离自己文化传统而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儒家传统道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风尚，伸张了公平、正义，标榜了诚信、果敢，陶冶了宽容、勤敏等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当代大学生，不仅有利于国民强化集体主义和爱国意识，还有利于提升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影响深远。

1.2 为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诉求提供实践指导

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中的修身养性、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诚实守信等思想为现今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大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塑造迫切需要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故而，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文化，树立大学生刚毅果敢、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情怀；勤俭节约、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重大义，舍小利的价值取向和成人之美、勤敏好学的精神境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的挖掘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改进现代化道德教育的模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从而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合理统一；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个人自我身心，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大学生自我实现提供实践指导。

2 儒家思想为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所提供的指导内容

做好大学生道德思想工作必须结合党和国家的现实需求，将儒家思想之中的精神财富与大学生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道德相统一，同时，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内容的道德建设：

2.1 注重整体意识，培养爱国情怀

儒家认为，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人类群体，个人价值需要通过整体价值体现，换言之，个人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发挥自我价值，脱离了整体的个人价值不是存在的。《尚书》中“以公灭私”，集体荣誉远远高于个人荣誉。这在一定意义上培养了中华民族为了整体利益，在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无数爱国志士挺身而出，为国家利益舍弃小我。

《礼记·儒行》中记载“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爱国思想家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邓小平同志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可见，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当代青年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继承人，高校思政教育要将塑造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树立大学生民族自尊心作为培养其整体意识和爱国情怀的重点。

2.2 强调社会公德，追求人际和谐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不仅是“克己复礼”的个人修为，还包括与他人相处时的公共道德“恭、宽、信、敏、惠”与当下社会主义道德所弘扬的尊重他人、（下转第123页）（上接第90页）宽厚仁慈、诚信为本、乐于助人等优秀的社会新风尚息息相关。因此，高校道德教育需要用儒家“仁爱”的精神，培养大学生互助友爱的和谐精神，学会平等待人、尊重他人，在人际交往中互相了解、互相宽容、互相接纳，坚持真诚、友善、信任、理解的交往原则，并且做到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保持和谐的关系。

3 儒家思想结合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3.1 加强社会宣传力度，重视道德实践

目前，我国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对于传统道德的弘扬力度也在不断提升，已有350多所孔子学院和500个中小学孔子学堂遍布105个国家和地区。儒家思想道德是我国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耀眼夺目的精华，故而，大学生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道德不单需要高校通过思想教育，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依靠各种载体，培养大学生学习儒家传统道德的兴趣，鼓励大学生阅读经典文献，增强大学生对儒家传统道德观的认同，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帮助大学生做到道德观念清晰、立场坚定。另外，高校需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有机结合。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在实践中反思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途径，切实在实践中培养大学生修己正德的道德意识和完善人格。

3.2 树立校园正气，提高教师队伍道德建设

树立校园正气对大学生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文化，其中包括建设优良的校风、严谨的教风、勤奋的学风为核心，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将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结合，使大学生自觉做到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在和谐的校园正气下使大学生既受到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又接受先进道德文化的感染，促进自我身心全面发展。

另外，教师作为学校的根基，大学生道德建设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教学素养和道德情操。孔子讲“有教无类”就是要教师将“教书育人”为己任，除了传道解惑，更需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树立良好的教师队伍形象。此外高校教师理应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用儒家思想和行为准则来诠释师德含义，进而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促进教师队伍的德育水平，从而对大学生道德建设起到积极意义。

在面向21世纪的现代化教育理念中，儒家思想道德观的吸收和汲取正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高校思政工作中对大学生进行渗透，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真正坚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原则。大学生作为社会的财富，需要学校和社会共同重视，大力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担当起这任务，从儒家传统道德观中汲取养分和力量，不仅为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更要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优良道德的自觉实践者。

参考文献

[1] 傅佩荣.傅佩荣细说论语.上海三联书店，2009.

[2] 赵康太，李英华.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 田鹏颖，赵美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4] 张耀灿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6.

[5] 郑永廷，江传月等著.主导德育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

儒家德育论文篇12

经过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教育实践，先秦儒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具有鲜明的人本色彩。

1 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人性光辉萦绕着先秦儒家

1.1人性是先秦儒家建构其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与依据

为了对别人进行教育，先秦儒家对人的本性进行假设，从而为自己的育人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无有不善……。”（《孟子・尽心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并且孟子认为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所以他主张施行仁政，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而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所以他主张“礼为用”，对老百姓进行正确引导和教化，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注重人的道德是儒家思想的突出特点，正如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传统。”先秦儒家的这一人性观，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教育者进行教育与管理的理论依据。因而，要充分认识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对人性观的探讨就成为认识其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

1.2以人为中心来建构并阐述其天人合一思想

先秦儒家一开始就把人作为万事万物的中心，并以此来观照、建构并阐述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们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人是万物之灵，所以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先秦儒家看来，人不仅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中心。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就旗帜鲜明地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来阐述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唯有天下最诚心的人，才能过成认识到和实践自己的本性；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人有共有的本性；能认识到人的本性，就能认识到万物有本性；能认识到万物的本性，就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就“可以与天地参”了。儒家代表人物认为，正是人具有的这种中心地位，决定了人还能借此“知性、知命、知天”。孔子曾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规律。这说明，先秦儒家把“智”作为人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借助它来认识人类自身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人具有的智慧，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价值性的体现，也是体现人外在价值的一种表征。

1.3对群体人性的完善是先秦儒家思想的追求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一向重视认为“修己”、“治人”，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非常关注修己，并通过修己实现自身人性的完善。他们把修己分为三个等级：最低等级是“修己以敬”，也就是说做一个普通的有道德的人，做到见贤思齐，不断反省自身；第二等级是“修己以安人”，这就是说不仅自身要有道德修养，而且在与人交往时，能使周围的人得到实惠，并且受到道德教化，即“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 《荀子・修身》）；第三等级是“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说个人道德修养好了，能使所管理的百姓相安，使他们安居乐业，并都在道德上受到教化，即“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礼记・大学》）。儒家教育思想尽管强调修己、正己，但是这种强调与推崇是以群体的完善作为目标的，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崇尚人性的自身修炼，并推己及人，从而实现整个群体的修炼，进行达到育人治国的目的。

2 “人为邦本”“君轻民贵”的核心价值理念表征着先秦儒家

先秦儒家之所以为统治阶级所接受，能够用来教育社会，一个根本与核心的价值思想就是他们提出“君轻民贵”、“人为邦本”的价值理念，并借这一核心价值思想向世人表征着其价值追寻。众所周知，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仁道教育，认为道德教化首先施仁，行仁。“治国”就是“治人”，这是先秦儒家“治国之道”的立论基础。治人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儒家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国绕着治人展开的。儒家教育思想“治人”中的“人”既包括教育者以外的别人，又包括教育者自身。所以，先秦儒家认为得国的关键在于得民心，而育人的关键在于育人心。因而，先秦儒家的整个教育体系最终来源于“人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其中“爱民”“爱人”当为这一教育体系的核心思想，是先秦儒家的价值体现。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民贵是统治人民的出发点。与此同时，孔子重视“民、食、丧、祭”，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富民、教民的思想。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孟子，还是孔子，都非常关注人，关注老百姓，认为政在为民，只有治理好了民，才能算是为好了政，同样的，育在为人，只能育好了人，才能促进社会发展。

3 “正己正人”，自强不息的整体发展体系彰显着先秦儒家

先秦儒家一开始就把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教育理想，并通过自身的修身养性与不懈追求去努力实现这一价值追求。

3.1“修己”“正己”“正人”的内在教育体系

先秦儒家思想认为，治人是目的，正人是目标，正己是手段，而修己则是基础。因此，他们认为“正人”即人性的改造非常重要。而人性的改造主要通过自身的修养――正己来解决。正己，是儒家教育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亦是儒家教育思想实施的主要途径。正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雍也》）但这种“正己”决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轻而易举实现的，而是以身作则地去实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可见教育者表率作用的重要。教育者的行为准则就是以身作则，只有这样，受教育者才会认同与接受教育者的权威。同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也是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责任和人生目标。

“正己”的前提基础是“修己”。儒家对修身的论述笔墨之多、思想之深极大的丰富了传统教育思想对教育对象研究的范畴。《大学》规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格物”。这句话表明了修身与治国的关系以及一个人修身的方法与途径。可见，修身是儒家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是儒家实现自身价值，展现个人光辉的重要性所在。正因如此，儒家把修身作为教育自己、教育国家、教育社会的逻辑起点。

3.2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内在发展品质

先秦儒家为了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不仅强调自身的内在修身养性的发展体系，更强调个体的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学习精神。孔子就曾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并把这作为正人的基础。孟子也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而要达到这种正人的目的，只有正己；面对上天所降的各种困难，只有借助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克服。

4 以仁为核心，任举贤才的人才标准表现着先秦儒家

仁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中心观念，基本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儒家主张的教育伦理。“仁”的概念，古已有之。到了孔子，把“仁”发展成为他的思想核心，也是他道德教育的根本。孔子认为，仁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他鼓励人们努力去实践仁。《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不少，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了105次。其中重要的有下面几条。当孔子的学生子贡、樊迟、子张分别询问什么是仁德以及怎么样实行仁德时，孔子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方可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爱人”（《论语・颜渊》）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可见，以仁为核心，就是强调用一种道德伦理、道德准则来教化、指导人的言行。为什么要强调道德教化呢？理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孟子也谈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教化是“禁于将然之前”，刑罚是“禁于已然之后”。教化的目的和功能是“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可见，儒家“仁治”的教育思想是：用伦理道德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把推广伦理道德作为为教之道，同时教育者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使人感化，心悦诚服的归附。而且，其道德教化治本，刑罚只能治标。因此，治国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的惩罚上，而应该努力积极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

正是在这种道德教化的影响下，先秦儒家极力维护尊卑贵贱等级。但同时在用人方面总的来看尽管是主张论资排辈，但也强调“举贤才”、“以道事君”。表现着先秦儒家用人制度的民主性。“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孔子认为，真正有才能的人即使出身微贱，也可以推举任官。而且在君臣关系方面也强调“以道事君”“勿欺也，而犯之”。而且“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参考文献：

[1]刘玉嫦,林玉俭译注.孟子[M].广州：广东出版社，2000.

[2]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儒家德育论文篇13

德育是各个社会所共有的教育现象，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和民族性，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德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德育是指所有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活动，包括社会德育、社区德育、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等方面；狭义的德育专指学校德育，是对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的一种价值限定，目的在于不断完善学生的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一、当下学校德育工作中存在问题

近期学校伤害事件凸显，校园恶性事件不断，这已不是校园安全所能回答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教育到底培养了什么样的年轻人？现今很多学生缺乏爱心、不懂感恩、崇尚暴力、思想行为极端偏激，更加反映了学校德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缺失。首先，部分德育内容滞后，教育方式枯燥单一，与多元化社会现实相脱离，无力解释当下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其次，学校德育流于表面，道德行为存在双重标准。具体来看，现今许多大学生虽然通过第一课堂系统学习过两课和思想政治教育等理论课程，也具备一定的道德理论知识，但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较差，理论认识与外在的行为表现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尤其是在很多学生校内校外的言行常常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

党的十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于德育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将师德建设放在首位，创新德育模式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立德树人”首次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对十七大“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教育理念的深化，指明了今后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立德树人要以人为本，现今多元的价值观、日新月异的社会、海量的信息，让德育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照本宣科式的德育显然要被淘汰。立德即树立德业。《左传》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是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在今天也并不过时。“立德”是指做人，“立功”是指做事，“立言”是做学问，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显然是第一位的。在当下不断审视儒家传统的德育思想，把儒家德育精髓思想融入到德育课堂，创新学校德育，对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儒家德育内涵蕴藏的优秀思想和道德遗产

儒家坚持教育在于培养人，从而使人能够具有理想人格，“成仁”、“成圣”的理想境界，即成为知、情、意与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儒家教育思想提倡君子理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成仁”、“成圣”教育目标。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对德育给予高度重视，他重视培养德才兼备之人，把做人的道德品格摆在重要的位置，通过培养安邦定国、德才兼备的君子学而优则仕，从而由教化天下推行德育从而实现推行王道实现德政的社会理想。在今天，教育同样提倡要以人本，教育不仅是教授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人格。教育之目的在于实现人才的完善个性以及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养成，“以德为先”方能培养出一个人的健康人格，使得个体成长成为一个完整完善的人，一个能适应社会，一个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人，要成才首先要成人。

儒家重视德育，重视后天环境对人的熏陶。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性”开初是相近的，之所以后来产生善恶贤愚等重大差别，是由于教育和环境的习染所致，孔子强调后天教育和德育的重要性。德育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儒家德育以“明人伦”为内涵和目标，以“三纲五常”为标准，将“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作为道德教育“三纲领”，推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重向内求索，注重道德完善，构建了儒家教育伦理道德核心体系。

德育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儒家德育强调“明人伦”为内涵和目标，以“三纲五常”为标准，将“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作为道德教育“三纲领”，推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重向内求索，注重道德完善，构建了儒家教育伦理道德核心体系。因此，学校德育对人思想品德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