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价值篇1

分析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现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文化传承性对于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儒家思想的文化本性始终未发生改变，即通过文化来实现对人的“统治”。而现代思政教育衍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基于历史发展对儒家思想现实发展的审视。儒家思想在时代的变迁中饱受经济、政治、文化的洗礼，在一次次的磨砺中塑造了其鲜明的应变性与融合性，在历史的演进中，儒家思想始终承担着“吐故纳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与精髓所在。三是基于现实性对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就现实来看，部分企业以传统道德作为指导思想来谋求企业的更好发展，部分地区通过开展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和宣讲工作，提升了公民的素质，改善了社会风气。 儒家思想中值得借鉴与发扬的理论

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人的价值肯定与尊严的重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天地之行人为贵”是孔子的一句名言，他认为人的生命力是这世间上最宝贵和最具价值的。孟子基于孔子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即人的良知，是与生俱来的，而道德意识便是这一价值的内在表现。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是因其具备了道德意识与做人的尊严。“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欲有甚于死者”两句名言便是对孟子“人本思想”的集中表现，第一句的意思是说人格尊严比生命更加的宝贵，第二句的意思是说人格的丧失比死亡更加的可怕，深刻地体现出对于人价值与尊严的肯定。中华民族在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行为模式与心理结构被赋予了鲜明的独特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学会自尊、自重和自爱，通过在道德修养上的不断完善，来实现对人的价值的开发与人的尊严的获得；二是尊重他人，将他人看作真正的人，通过对人的尊重、理解与关心，来体现出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而这一思想如能够被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领悟，并运用于实际教学当中，便能够形成师生间良性的互动，这对于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国家为重、民族为重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整体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整体”指的是国家与民族，而“整体主义”则指的是个人需要服从国家与民族。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对于“整体主义”的强调，才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民族精神，即轻小我，重大我，顾全大局，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贾谊的名句“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所以为世人所广为传颂，便是因为其对“国家为重，民族为重”这一民族精神的深刻解读。正是在“整体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仁人志士，他们乐于奉献，舍弃小我，而将生命意义体现在国家富强的建设之中，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国家与民族在经受无数次的内忧外患后不断地获得新生。而“整体主义”恰恰也是现代思政教育的目标所在，由此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抛开传统文化来谈思政教育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对于儒家文化中优秀思想的发扬与传承，就成为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需要。

重义贵和的思想。在以往的义利之辩当中，重义轻利备受儒家学者推崇，但要想在生活实践中贯彻这一价值观，“贵和”思想就至关重要，其能够提供道德层面上的保障。所谓“贵和”，强调的是在矛盾处理中谦忍与恭敬的态度，在人际关系的协调上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儒家思想的认知中，“和”并非是无原则的一味调和，而是一种亲和，受到道德制约是其典型特征。儒家思想中讲求的是“和而不同”，即强调的非同一，而是统一，且这种统一是具有差别性的。而“重义贵和”恰恰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追求，其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内容，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极具借鉴意义。 挖掘与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上述思想是儒家思想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内容，其作为对庞大儒家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是现代思政教育能够借鉴的理论源头。在对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挖掘与探索过程中，可依靠对儒家思想的理论借鉴，来支持现代思政教育原则的确立。

立己立人。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核心是仁爱，“亲亲之爱”是其强调的重点内容，但显然，“亲亲之爱”绝非目的，而是由此作为基础来实现推己及人，“泛众爱”便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仁爱不仅体现在“亲亲之爱”，还体现在“立己立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意思就是人既要爱自己、立自己、达自己，还要爱他人、立他人、达他们，且对于自己厌恶的东西也不要强行施加于他人。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真正领会“立己立人”的含义，并将其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原则，带着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必然会带来良好的成效。同时，教师的这种状态与承载的思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学生，这种超脱于课本、说教的教育形式，往往能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总的来讲，将“立己立人”的原则贯彻于现代思政教学当中，有利于师生间良性互动的形成，对于确保教学成果极具现实意义。

修己安人。“修己”在儒家思想中备受推崇，将其视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前提。所谓“修己”即修养身心，从本质上说是长期同自己薄弱意志和恶习进行斗争的过程。古人圣贤，很多都将“修已”奉为一生的事情，为之孜孜不倦。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修己”同样十分重要，“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便讲的是“修己”是“安人”的重要前提。思政教育工作者作为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传播者与引路人，首先要做的就应该是“正其身”，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够形成榜样的力量。而相应的，如果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不能做到“正其身”，那么其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就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讷于言、敏于行。儒家思想中“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便是对于“行”重要性的强调，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少说大话、空话，多用实际的行动，这对于现代思政工作来讲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思政工作会给人一种相对空泛的感觉，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内容。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我们必须从自身找原因，来就现行工作方法进行有效的改进，而这一过程中，“讷于言、敏于行”便是极具借鉴价值的儒家思想。家庭生活中，父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通过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来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学校中，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品质素养，结合实际情况，来选择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实地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课堂等等，充分发挥学校这一思政教育主阵地的作用；社会中，思政工作者也需要采取生动、多样的宣传方式，适时通过榜样人物的影响来形成对学生较强的思想冲击，从而使社会教育的作用得以发挥。总的来说，现代思政教育只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摆脱僵化的教条与说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2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迁，从孔子的创立在到明清时期的顾炎武、王夫之，不断随着朝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发展，但是他的核心思想没有改变，始终是以“仁”为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

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了新教伦理、人道伦理、乌托邦思想以及社会福利的思想的影响。新教伦理倡导人与神的交流，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这就包含了社会负责、自我负责、社会秩序、助人自助等价值理念；人道主义就是把人的尊严、价值放在首位来考虑，就是把人放在主体地位，任何考虑的首位都是人；乌托邦思想主要就是想给人们创造一个理想社会，在那里人们生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环境中，这种思想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就是指当人们面临各种问题时，国家会及时的对以应对，这就是所谓的福利思想。

社会工作在西方发展的时间较长，但是发展到现在，许多西方的社会学者对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界定还是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他们都重视个人的发展和利益，为个人谋利益。就像美国社会工作协会伦理守则一样，他以服务、社会公正、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类关系的重要性、正直和能力为基础，这就充分体现了西方社会工作是以注重个人为中心的，这和人道主义不谋而合，始终把人放在主体的地位，这也体现了西方的文化环境，西方文化注重个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所以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更多的强调的还是个人，而不是社会。西方和中国不同。

三、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

和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不同，中国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强调社会和谐，是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当建立于人们共同发展过程中的平等尊重、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应体现于密切的社会关系之中。基于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制度，相对于西方社会对个人尊严自由的推崇，我们应该更加强调社会和谐，并且它是以整体为为主体，强调整体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保持家庭和谐与稳定依然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家庭观念，西方文化注重个人自由，我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比较注重家庭的价值。因此，相比较西方强调人们的个人尊严和权利，我国应更加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宽容、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还有注重服务的“人情味”

四、儒学对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作用

儒学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有很大的作用，他们有很多地方有相容性和契合性，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有很大作用。就以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为例，讲一下儒学对社工价值观的本土作用。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3

和谐是儒家文化的特征，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要义，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观念系统中起到了非常深远的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经济、政治、文化甚至道德领域都出现诸多不和谐现象，在整个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之时，势必要求我们借鉴和吸收我国儒家经典的和谐思想，追求儒家“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达到修身养性、与自然和社会相处和谐的目的，为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出理论指导与帮助。本文将对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做出阐述，结合当前社会中常见的不和谐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与局限，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1 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和谐旨在使各种要素配合得当，互相统一，是一种不散的精神，“和”的本质在于将不同事物协同起来，孔子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就是以“和”为目标的和谐的理想社会，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和睦相处的完美社会。儒家和谐思想具体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己和”，即人自我身心的内外协调，通过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素质和高尚人格，为“治国”、“平天下”打好道德基础；二是“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的多重和谐关系，每个人各司其职，安于其份，遵守各种道德秩序；三是“天和”，即人与自然共生共荣达到天人合一，接受自然的法则和支配，合理利用资源，为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当前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

我国社会各种关系基本和谐，但人民内部仍然存在一些不安定和谐的隐患，主要包括人身心不和谐、社会不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不得当等。首先，人的身心不和谐主要表现为道德缺失问题，尤其存在利益的矛盾冲突下，人们的价值观扭曲，认为经济可以改变一切，导致社会上经常出现拜金主义不择手段的黑暗面，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负面的影响。其次，社会中不和谐的现象主要有分配差别，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等导致了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和紧张。最后，人与自然关系出现失衡表现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资源的减少、物种的灭绝、空气的污染都是人与自然关系失去平衡所造成的。

3 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

3.1 修身养性，实现人的身心和谐

和谐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没有个人的自我身心和谐就很难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要求个人崇尚道德、重视智慧，结合儒家和谐思想“道德至上”的主张，教育人们形成健康的价值观，不被金钱利益所左右，遵纪守法，以“中庸之道”“乐道精神”为标杆，宁静、平和地对待物质财富。所以说，儒家和谐思想中的培养自我道德修养能力是和谐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人身心和谐的道德标杆。

3.2 和而不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人是群居动物，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在人际关系日渐冷漠的今天，儒家和谐思想更应为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其作用，启示人如何做到与家人、社会和谐相处。和而不同理论指的是正确把握人际关系的和谐，均衡和统一人与人的矛盾，尊重个体的差异，追求整体的和谐，最终建立和平有序的安定社会。儒家和谐思想认为实现社会和谐需要施仁政、民为贵、均贫富，正是当今社会处理政府与公民关系中应该秉承的原则，为人民服务，在互相监督中达到和谐。

3.3 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乱砍滥伐、破坏环境使得我国资源严重减少，荒漠化增大，物种的灭绝也在加剧，这些不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人深省。儒家思想对天人关系非常重视，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类社会在大生态环境中与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体。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是主张尽物之性，防止人类过分索取自然资源，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

4 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局限

“和谐”思想是一种理想，我们若想实现儒家和谐思想最终构建的“大同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原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基础的匮乏，个体的生存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真正的“和谐”；还有一个原因是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缺乏合理的制度保障，必须建立在开明的法律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儒家和谐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十分重大的，有着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巨大力量，但是要真正做到建设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还是要对儒家思想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顾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

5 结语

“和谐”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古至今都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当今社会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有效手段。儒家和谐思想主要分为“己和”、“人和”、“天和”三个层次，通过修身最终实现人人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拓宽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为我们化解当今社会中的许多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总之，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合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对于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也为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参考文献：

[1]刘一.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D].山东大学，2010.

[2]叶金宝.儒家和谐思想的价值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8，（5）：215-218.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4

0 前言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主要内容我们可称之为德治思想。作为传统思想，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因其主导了中国封建社会而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它植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值得我们去关注。事实上，先秦儒学德治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己经被歪曲了，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内容做深刻系统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儒家思想的本意。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中许多的精华都因为在专制政治制度下，缺乏制度保障并没有发挥作用，反而被封建统治者歪曲以达到愚弄百姓，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而在民主制度下实行德治不但不会导致人治，而且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对现代社会发展产生重大意义。这也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意所在。

1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容丰富，但其主要的内容精髓是不变的，这里从德制、德政和德行三个方面加以系统阐述。

1.1 德制

任何统治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思想能够顺利的实施，传承下去，都必须把它贯穿于一套完整的制度中来保证其实施。而先秦儒家的德制最初起源于“礼”。“礼”最早见于《尚书》之中，这里所说的礼只是分别等级的礼节而已。“礼”最早只是在祭神活动中存在，在古代，祭神是政治的一部分了，因此祭神的礼仪就被政治化了。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慢慢的演化成一种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礼节逐渐的被完善，演绎为一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从此以后，礼就可以被看做是为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的而制定的一套完整的制度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1.2 德政

（1）“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思想是在孔子的《论语》为政篇第二中提出来的。原文是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是在继承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以及春秋时期的德治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强调各级的政府官员首先要有道德，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化和教育百姓。统治者的道德品质不仅关系到社会的风气，还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重要的影响。

（2）“以德化民，仁政爱民”。

这些思想的提出是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的。孔子鲜明地提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仁爱”学说。孔子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基础，爱民就是要爱百姓，这事仁政的基本内容。另外，孟子也提出了“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进而得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不管是民贵君轻，还是修己以按百姓，都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

（3）“尚贤弃奸”。

通过提拔社会上优秀的人才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的权利，并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行，这事许多政治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统治者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关键是能否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十分重视贤才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果没有贤才的辅佐，即使圣贤之君也难以成事。荀子在怎样选人如何用人问题上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是，荀子首先提出了“德才兼备”这一选人用人的重要原则。最重要的是他说：“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因此，任人唯贤也是儒家治国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

（4）治国之道，贵在修身。

重视统治者自身的修养，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儒家认为修养的目的在于：一是完善自身，养成理想人格，即儒家之所谓“内圣”、二是通过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即儒家之所谓“外王”，孔子认为，要建立和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应该通过领导者的“正身”作用去影响、感化百姓。把君主的道德修养与天下人的行止紧密联系在一起。荀子认为，国君是一国之中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国君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个人对老百姓的巨大影响和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决定作用。统治者只有具备了这些“内圣”的条件，“外王”才有了内在的基础。

1.3 德行

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运用的外在表现，是实现德治的重要手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德礼与刑罚相互依存，相互补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有两者兼备才能营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儒家总认为刑罚是德育的辅助手段，其作用在于促成德治，所以被后人归结为“刑者德之辅气又称“德主刑辅”。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中并非没有法的位置，但并没有忽视法功能的存在，也并不是说要全部以道德代替法。强调的是首先要以德来教化百姓，而必要时辅之以法律制裁，矫正那些超越法律界限的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必须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使天下太平。但是，儒家讲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有主次之分，道德是主要的，法治只能是德治的辅助。“德主刑辅”思想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结为：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以德去刑，以刑促德。

2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实质

从以上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的思想实质是想通过道德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全国上下都以道德作为最高标准。另外先秦儒家还肯定道德上的人格平等，承认人人都有人格上的尊严。先秦儒家还坚持儒家道统，把仁义礼智信构成的儒家道统视为高于政权的真理，以此制约君权。

不管在当时的生活中道德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不管这种道德至上的思想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儒家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要治理好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治国方略的实施都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但是儒家德治思想产生时的社会就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人治现实影响着儒家德治思想的真正实现，并且使德治思想在专制现实下表现为人治。统治者利用儒家的思想来愚弄百姓，儒家德治的思想在这种现实下被扭曲而变成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应该说专制社会原本就是个“人治”社会，而不是说因为德治思想而变成了人治社会。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治背景，使得真正的儒家德治思想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且其中有价值的思想观念还遭到扼杀与扭曲。可见，德治在专制制度下表现为人治，不是德治思想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治制度的结果。

3 儒家“德治”思想的借鉴价值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再加上儒家思想中有不少空想的色彩，他们的“德治”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今天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的对其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正是对德治传统的批判性继承。由此可见，儒家“德治”思想对今后我国的治国之道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以民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还是“民无信不立”，“民贵君轻”，“修己以安百姓”，这些重视百姓的重要思想，虽与今天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他们的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正是当代我们可借鉴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先秦儒家就注重以人为本，我们现在的以人为本正是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老百姓永远是执政党统治的基础。

（2）德主刑辅的德治精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德刑并施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道德与法律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规范机制和秩序体系，从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是人性的一种本质规定，是社会发展和人性完善的价值目标。就社会行为控制而言，道德主“内”，法律主“外”；道德治“本”，法律治“标”。儒家这些“德治”思想在历史的许多时期，曾起到过积极的社会管理效力，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反过来说，儒家“德治”，强调道德的作用是正确的，但过分将其夸大，以至于排斥其他手段的价值是不对的。法治和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中，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抓法治建设不是反对和排斥道德建设，抓道德建设也不是反对和排斥法治建设，而是法治和德治齐抓共管，使法治和德治协调配合，以更好地调整社会关系。

（3）传统德治提倡任人惟贤的选官任官标准，要求“尊贤使人，俊杰在位”，主张除贪官、去污吏、反腐败、革流弊。这种观点表明了传统德治在人才选拔中的价值取向。好的制度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固然很重要，但是制度并不能自行，必须有人来执行，因此在再完善的制度体系中，人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对我们的今天的公务员选拔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要严格干部选拔中的道德标准，强化对干部的道德教育和约束，培育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充分表明，社会风气的好坏，政治是否清明，社会是否稳定，这与干部队伍是否具有健康向上的道德风气是紧密相关的。干部做得好，以身作则，就会起到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否则“其身不正，何以正人”整个社会道德风气就会下降。

儒家德治思想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只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德治思想并不能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实现。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时，就要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去取精华，弃其糟粕，把儒家思想的精髓运用到新时期的治国之道中，对传统的德治思想进行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王军.论语诠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刘俊田，林松.四书诠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5

第一，肯定人的现实价值，尊重人的生命。自从人类成为智识动物后，对人自身、人与神、人与的关系便进行着不断的思索与探讨，不同类型的文化对此进行了不同的回答。在近代人文社会出现之前，只有中国文化对人的现实价值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比如，基 督教、佛 教都主张人们放弃现实世界的利益去追求虚无飘渺的天国世界、佛性世界，在实质上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否定（在不同时期其程度有很大区别），而在中国，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充分地肯定了人生存在现实世界的意义，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是中心，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 中国古代的“天命论”，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看成是上天安排的结果，是老天爷意志的体现，这种说法虽然与宗 教的上帝创世论有相似之处，但与其他文化中的上帝却有着重要的区别。其表现一是儒家思想中的“天”虽然也有神的含意和成分，但它更多更主要地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即我们今天讲的自然、自然界的客观。如孔子就明确地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意思就是说，上天是用诸四季的更替、万物的存在和变化等行为来表示它的存在和意志。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最为重要和根本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天命论”的出发点和归缩并不是要人们去追求天国世界，为“天”献身和殉道（像其他文化中的宗 教所宣扬的那样），而是借助“天”来证明在现实世界行为的合理性和按照天的意志即客观规律办事，达到天为人服务的目的，天生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使人有生存的条件，“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

第二，主张顺应和合理地满足人的欲望。对人类的本性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的文化也有着巨大的区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类的本性没有采取咀咒式的态度，而是在肯定和承认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对人的欲望予以合理的满足。如对“性”的问题，儒家认为 “食、色，性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人们的这种“大欲”应该得到合理的满足。对此，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最为精彩。孟子劝齐宣王推行王政，齐宣王担心自己有好色的毛病不能推行王政。孟子认为，如果齐宣王能在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同时也让老百姓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那就是王道的表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 因为这一原因，在以往几千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中国人的性观念是相当开放的，直到唐朝时，寡妇改嫁都被看作是正常的。只是到宋代兴起后，中国人的性观念才由开放转向封闭，对“性”才有了种种的不合理禁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基本价值倾向上也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多种文化中，都有过对作为人的本性的“性”进行否定和咀咒式的倾向，如有的文化中的“原罪说”就是其表现之一。

第三，“仁者爱人”，包含着对人们基本权利承认和肯定的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仁”的基本涵义有：（1）家族成员间的亲善关系。孔子解释仁的根本涵义时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就是指子女要尊敬、顺从父母、长辈；悌就是弟对兄要恭顺。反过来，父母对子女必须慈爱，兄对弟要友善和爱护。孔子认为这是“仁”的出发点，因为一个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其他人的。（2）“泛爱众” 、“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要用对待家庭成员间的友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具体表现就是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他人有理解、宽容的态度和心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如果有能力应该帮助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3）“仁者爱人”表现在统治者身上就是要有爱民之心，实施仁政和德政，为老百姓谋利益，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与民同忧，与民同乐，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省刑罚，薄税敛”，让老百姓能够安心生产，深耕易耨；老百姓所要求的，设法满足他们；不想要的，不要强制他们接受，“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6

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中国思想界长达两千来年的正统思想，在当今社会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虽然说当今思想界在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全球化时期。 放眼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两大潮流。但地区间的冲突却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 以“仁”和“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不仅可以消弭价值观差异。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可以成为社会的润滑剂和行为规范。像“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等经典言论在当今社会中还是有广泛地市场。 儒家在经济政策上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统治者竭泽而渔、赋敛无度，反对贫富差距太大，主张“有恒产者有恒心”，使民众的私产得到切实保障，让民众有一个稳定的心态，从而有助于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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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价值篇7

一、儒家教育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价值

儒家教育思想中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虽然不能把这种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提并论，但正是这种“入世的”、“人本的”教育思想引导中国文明摆脱宗教迷信的桎梏，迎来了重教兴学的阳光，开启了华夏历史文化的辉煌画卷。儒家教育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包含忧患意识、乐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及笃行精神，这些在培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民族性格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时至今日，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对于我们当下的教育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也迅猛发展起来，从而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即改善了人的生活，也扩大了人的视野，提高了人的认识。但是，科学技术在帮助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一方面，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及环境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类，如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等。这些都体现了人类人文生态和环境生态的双重滑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其真理标准的地位，使人们认为只有科学技术才是正确的、可信的，以致造成了片面的泛科学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凸显出的异化现象有关。

科技异化实质是人的生存的异化。本来，人类发展科学技术是以人为目的的，主要是为了增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使自然界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却出现了有悖于人类初衷的情况，即科学技术正在给人类的生存造成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这就是说，“科技这种人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①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主体所产生的对象物、客体，不仅同主体本身相脱离，成为主体的异在，而且反客为主，反过来束缚、支配乃至压抑主体。”②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既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又破坏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异化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既增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能力，又使人类无力控制自然。

造成这种局面，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现代教育模式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教育模式主要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以班级课堂教学为主，是一种程序式、技术性的专业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特别适合理工科知识的灌输与传授，故科学技术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但是这种教育模式对于人文精神的培育却是无益的。近人张君劢早就说过：近来的大学，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里面只讲知识，而不讲做人。差不多教师只是卖知识，学生只是买知识。毕业以后，等于交易已成。③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当然的事情。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现代教育带来现代人的成功，日益成功的现代人由此变得傲慢，日渐满足于当下教育给予的成功，不再追溯教育的根源，从而远离本原性的教育。日渐祛魅的现代教育，在现代知识与技术的关照下，越来越成为远离德性的训练场域，成了人在现代知识背景下的自我设计、加工、改造的效率工厂。”④所以，在现代教育模式下，应呼唤人文教育的回归。

二、儒家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的现代价值

儒家的教育家们重视道德教育，从孔子到朱熹，概不例外。他们所确立的道德教育思想即树立了个体人格完善的德育目标，又追求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同时也强调道德情感培养的德育过程和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今天，儒家的这些道德教育思想仍然是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目共睹，当今社会一些人中确实出现了“失德”现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道德滑坡”。本来道德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以爱国、守法、明理、诚信、诚实、助人为乐等基本内容，被人们认可并身体力行，然而，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我为中心”的自私功利思想等有了市场，且正影响着年轻一代。诸如近几年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说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有鉴于此，到儒家教育智慧中挖掘有益的成分，不失为明智之举。儒家教育思想在道德教育方面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

（一）就德育目标来说，要保持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德育目标是受教育者在品德形成方面所要达到的总体规格要求，亦即德育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或结果的质量标准。它是德育工作的出发点，不仅决定了德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而且制约德育工作的基本过程。德育目际往往体现为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塑造。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其设定的德育目标，强调“学为圣贤”，这是一个超越性的远大目标，能让人感受到强大的牵引力和感召力；同时又建构了“士——君子”这一由低到高具有层次性的现实性人格目标，能让人感到切实可行，从而实现了德育目标的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虽然在儒家德育实践中，存在德育目标要求过高、脱离实际等缺憾，但在他们看来，能否成为圣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为圣贤”可以不同程度地提升道德人格。

现实的学校道德教育在目前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越来越趋向于现实功利的取向，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作为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致使一些人完全沦为一种毫无理想与信仰的“经济动物”。其实，道德教育具有高于现实社会的特性，超越现实的道德理想教育是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因此，现实的德育务必要重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构建，用道德理想引导和培育学生，促使他们去追求更高尚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现实的学校德育也不能说就没有道德理想，它也设计了一套德育目标，比如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等，但是，这种德育目标的设定只注意到了方向性而忽视了现实性，严重脱离现实，导致学校德育的“假、大、空”的弊端。因此，今天的道德教育也应该建构一个由低到高具有层次性的现实性人格目标，有利于人们逐次攀登，逐步提升人格。

（二）就德育过程来说，应实现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主体性德育是教育者通过引导启发受教育者内在的德育要求，以培养创设相应的德育环境，调动和激发人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以促进人的品德发展，培养主体性人格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具有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成为德育活动和自我发展的主体。培养主体性人格是当代德育发展的趋势。儒家学者主张“为己之学”，强调道德教育要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相结合，注重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主动性，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反观我国目前德育现状，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是规范性的德育方式，即教师对学生行为规范的灌输和学生对行为规范的诵记和奉行。这种德育忽视学生自我的内心反省、自求自得，不重视学生的自我道德修养，结果严重地影响了道德教育的效果，致使相当多的学生对思想道德教育产生了排斥和逆反心理。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汲取儒家追求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的德育传统，把启发学生的道德自觉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使之与道德教育的规范性相互补充。儒家追求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的德育传统的启示，即把道德作为人的内在需要，把受教育者当做成长着的思想道德主体来培养，不断提高和充分尊重学生的道德主体地位，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的内在精神之中，实现由被动接受教育向主动参与教育的转变。

三、儒家教育思想中教学方法的现代价值

儒家的教育家们在教育实践中，逐渐探索出许多教育教学的方法，如学思结合、克己自省、慎独、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极大地丰富了儒家教育思想。我国这些传统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教育实践同样具有巨大的意义。

传统教学方法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传统教学方法中，教与学是一致的。教的方法主要源于学的方法。因此，古代教学方法研究的重点是学的方面，也就是学生学习与修养的方法。其次，传统教学方法具有自发性、个别化和非制度化等特点。所谓自发性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发地设计教学的，具有教师个体的特征。所谓个别化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是针对学生个体而进行，并非针对学生群体。所谓非制度化是指教学没有形成系统的组织制度，学生就地而学，就师而学，不像现代教育有固定的年级制度可供学生攀升。其次，传统教学方法由于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与修养上，因此其方法的基础就是诵记。中国传统教学方法在中国实行两千年之久，可以说是行之有效的。

可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教育理论也随着欧风美雨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教学理论造成巨大影响，使之发生了许多变化。从清朝末年开始，到“中华民国”，我国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以西方近现代思想为基本特征的教育体系。建国以后，我国以前苏联的教育模式为借鉴对象，建立起以班级教育为基础的现代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教学方式方法被排挤，几近乎绝迹。现代教学模式固然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教”与“学”分离，教学研究成为“教”法的研究。其二，教学对象由学生个体转向班集体。其三，教学方法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转化。现代教学方法的形成与探索，固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成绩显著。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教学方法并非完美，也需要完善。从此意义上说，儒家传统教学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儒家教学方法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儒家教学理论把教学概况为“学”、“思”、“行”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环节，《中庸》又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步骤。这里，无论是学、思、行或是学、问、思、辩、行，都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的学习过程，体现了儒家对教学规律的认识。因此，孔子以来的教育家总是由学论教，强调教的方法要从学的方法出发而达到教与学的统一，强调教、学的一致，强调知、行的合一，以此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这种对教学规律的认识具有启迪作用。

（二）现代教学模式以班集体为教学单位，根据年龄、认知水平把几十个学生编为一班，教师的授课针对班集体进行。这种教学组织方式固然具有许多优点，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学生的个体性差异。每个学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由于学生的智力、心理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所生活的家族及社会环境的不同，认知水平及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上都存在着不同的差异，因而他们获知的效率具有不同步性。这是客观的事实。因此，针对学生个体施以不同教育的传统因材施教法就显得特别重要。

（三）儒家的教育家们对教师的个人修养问题也有精到的见解。在这方面，他们特别重视的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种强调教师的“身教”作用的思想对今天的为师者仍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因此，儒家传统教育思想是现代教教育思想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到儒家教育思想宝库中挖掘一些有利的资源，比如以上所言人文主义精神，道德教育思想，以及教学方法，对我们当今教育的改革该大有裨益。

注释：

①史少伯.功利主义与科技异化.理论学刊，2008（6）.

②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哲学研究，2001（10）.

③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成立.新民月报，1935，VOL1，（7-8）.

④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2）：106.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9.

参考文献：

[1]喻本伐等.中国教育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皮连生主编.教育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8

1.儒家伦理思想和个人理想的形成

中国从计划经济发展到现在的商品经济社会，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很多人思想变得浮躁，丧失了前辈人艰苦奋斗的作风，出现了精神危机，功利主义急剧恶性膨胀。现在甚至有一些中学生、大学生出现了炫耀比富心理，好像自己吃的比别人好，穿的比别人好就觉得有了值得骄傲的资本。作为祖国希望的年轻一代，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抱有这种思想，我们国家的未来何在?我们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把自己宝贵的精力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曾经说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要克己、慎独有理想。人若没有理想，就失去了生活的航标，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幢一天钟，这样会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其实节约资源，也包括节约个人脑力资源，儒家文化中的“天地之间人为贵”，人是社会生产力的创造者，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具有较高理想，较高素质的人才能永远前行，才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现在评价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标志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口质量。因此，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2.儒家的“仁者，爱人”对于现代和谐人际关系形成的意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只有爱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才能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因此社会上亿万家庭的和谐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在一个家庭中夫妻两人是家庭的核心，夫妻的关系与家庭的幸福休戚相关。今天的离婚率逐年增长，固然一方面显示了人的自由，但是对于社会的长足发展来说有很大的影响，要想拥有和谐的家庭，发扬儒家的修身思想就显得特别重要。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等思想对于夫妻关系同样有益。对于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儒家主张父慈、子孝。其实父子关系中，父亲作为长辈，也应该尊重子女，不能家长专制，自己要修身、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历来不容易处理，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要把自己配偶的老人当作自己的老人一样孝顺，对一个家庭的和谐也是不可缺少的。

“以身作则，正人正己”，这是儒家讲究道德教育有效性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方面。孔子提出正人正己的观点，认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强调教育者只有以身作则，才能带动他人。荀子也十分注重“正己”和“修身”，特别指出“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从上行下效的角度说明正人正己的重要性。在现代思想教育中，我们仍然主张教育者必须高度重视自身形象。教育者的自我形象如何，直接影响教育的效果，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受教育者都是一种暗示，可以引起他们的效仿意向，也可以引起他们对教育本身的抵触。现在有些思想教育活动效果不好，也往往是因为教育者自身素质不高或其所为与其宣传的“大道理”相去甚远。

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这是儒家道德教育提倡的一个重要原则。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达而先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充满尊重、理解和宽容的心理换位法，有助于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沟通，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教育是以双方平等、真诚交流为前提条件的。如果教育者自以为是，凭空妄测，强加于人，无疑会阻断双方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因此，现代思想教育应提倡尊重人格、理解情感、宽容异己，将自己置于教育对象的心理位置上，去观察体验和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开展工作。

对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的修身思想，“仁者，爱人”思想同样重要。另外孔子主张过犹不及，要给对方留出足够的个人空间。《论语·季氏》之中主张交友原则有三:首先，朋友说话时，不要抢话说。其次，不要有话不说—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再次，要有眼色—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瞎子。即“知之才谓之智”，交友就要对人有所了解才行。

只有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社会的发展才能有和谐的氛围。

3.儒家义利观和杜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传统义利观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倾向。孔子认为，“君子以义为上”(《阳货》)。他主张一要“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子张》)，要以“义”来制约个人的私欲。二要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三要不做不义之事，不谋不义之财，“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赞扬“君子喻于义”，批评“小人喻于利”(《里仁》)。我}i7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获取利润的，做生意是为追求富裕生活的，但一定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要遵纪守法，以正当途径和手段来盈利，而不能唯利是图，搞假冒伪劣、见利忘义，坑骗消费者利益。

儒家的这种见利思义的道德观念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仍有现实意义。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当今社会里，我们不仅应高度重视个人利益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同时也应该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们的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乃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唯一出路。现在有些人在义和利的天平上失去了平衡，只讲私利，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官不是一心做人民的好公仆，而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把权利当作肥己的手段。如果各级领导干部不是以民为本，不懂荀子所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损害群众利益，一定会阻碍国家的发展。

4.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杜会的可持续发展

儒家学派认为人不能脱离大自然而生存，认为天、地、人同源，并提出“天人合一”学说。这里所说的 “天”是指大自然等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规律，“人”是指人类社会，“合一”是指人类对以“天”为代表的大自然的认识与适应，人类的活动应该符合自然界的规律。这就是“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朴素的辩证唯物的观点，在当今社会，仍有其不可估量的价值。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9

(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以人为本”就是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肯定，它不仅强调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儒家的民本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礼记•礼运》③篇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说出了人在自然界中的重要地位。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论语•为政》)他告诫统治者“为政在人”，治理好国家，人是关键。民本思想以其特有的精神对古代乃至现代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人为本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前提，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智慧所在。

(三)“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

儒家的“内圣外王”是在历史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以“仁”和“礼”为内核的思想。“内圣”是指个人通过自身的内在修养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外王”是指个人的政治目标，即把自身经过修养得来的道德风尚惠及社会的外在表现。“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庄子曰:“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随着儒释道三教合流，便开始用“内圣外王”阐释儒学。儒家以“修己”为起点，以“治人”为终点，在孔子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这两者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今天，“内圣外王”思想对我们塑造优秀人格以及培养良好的个人修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

现实世界的存在本来就是由痛苦和灾难交织相伴的，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未知的将来。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儒家思想并没有消极指引人们去逃避现实，而是从肯定人的现实价值出发，主张人们积极进取、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地同困难和挫折作斗争。《易经•乾卦》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④这种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和力量。

二、儒家思想对培养警察职业素质的现代价值

(一)“以人为本”，立足为人民服务

由于智慧思想的支撑，儒家思想文化中到处都充满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首先要肯定人的价值，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这体现了孔子眼中人的地位。人比物贵，重人轻物的人本思想，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有智慧的统治者的治国之本。其次，“以人为本”的另一层涵义是充分发挥人民的作用。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在《孟子•尽心下》中也说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早就看到百姓的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利害关系，看到当政者对人民的依赖。荀子也有同样的见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再次体现了对人民作用的重视。警察作为直接管理社会的执法人员，首先要尊重人、理解人，把人民放在突出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将这种思想常存于心中，察民心，体民情，顺民心，就能够在公安工作中得到人民的支持，一旦拥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公安工作也就可以顺利地开展了。“以人为本”的一个隐藏涵义就是构建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的主张，孟子则为人们描绘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和谐社会。儒家倡导的和谐社会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应该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和谐的理想社会。如果人民警察在执法工作过程中能够做到重视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强调社会公正原则，尊重弱势人群的基本要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和人民交往时可以像孔子一样“温、良、恭、俭、让”，就能够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和谐的警民关系也就不难实现。

(二)“内圣外王”，提高警察职业道德素质

《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中对警察的职业道德进行了详细的规范，要求人民警察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秉公执法、清正廉明，要团结协作、勇于献身、严于律己、文明执勤，这不仅是人民警察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也是人民警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孔子所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百姓”(《论语•宪问》)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儒家的“内圣外王”体现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正如孔子说的“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满足自己也要满足他人才是仁者情怀。在孔子心中的“内圣外王”是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儒家谈政治无不谈到道德，只有良好的道德才能给政治以正确指导。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要求政治家首先要是道德家，“为政以德”才能为天下人爱戴，进而稳定民心，巩固统治。⑥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仁政”管理理念，他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篱篓上》)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就是由“内圣”到“外王”的过程。因此，在培养警察职业素质时必须把警察职业道德放在重要的地位，只有“修己”才能“治人”，只有切实提高人民警察的道德素质，才能避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因道德缺陷而犯错，才能搞好警民关系，更好地服务公安工作、服务社会、服务人民。道德的范畴十分广泛。人民警察职业道德的规范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忠”、“诚”、“廉”。儒家思想中“忠恕”的原意是竭力尽心，《论语•公冶长》中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论语•学而》上也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一个“忠”字要求人们要孝忠，要忠诚待人，要忠于从事的正义事业。人民警察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以“忠恕”立身，忠于中国共产党，热爱本职工作，忠诚于公安事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热情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事业。“诚”是指诚实、守信。《论语•学而》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左传•宣公十二年》有:“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言而有信是儒家提倡相互关系的准则，诚信就是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诚信是人民警察应具备的美德，在公安工作中要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确保不发生冤假错案，答应百姓的事情一定要如实做到，不欺骗、不隐瞒实情。“廉”是指人品行的方正刚直，儒家赋予了“廉政”深刻的内涵，主张以“廉”修身，要做到为官清正廉洁，明廉耻。《周礼•天宫》从六个方面阐述“廉”的内涵:“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儒家把“廉”列为治国之纲，他们认为“廉为政本”、“廉为官宝”，从而形成以廉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廉”在现代社会同样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因此，人民警察在提高自身素质时应当以“廉”字修身，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对待工作要毫不懈怠，兢兢业业，公正无私，能够明辨是非，公正执法，在其位谋其政。在这种正确价值观的指导下，培养出以廉为本的警察之德。

(三)“克己复礼”，坚持依法行政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孔子是最主要的礼学倡导者，他的礼学思想是对“礼”内涵的创造性发挥。孔子对“礼”的思想本质这样解释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用孔子在《论语》中的具体解释就是“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恢复周朝的礼。子曰:“先进干礼乐，野人也;后进干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孔子果断地选择了“从先进”。在现实中，通过约束、培养和调整自我，使言行符合“礼”，在现代社会，“礼”就是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孟子•篱篓上》中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人民警察的一言一行都要以道德和法律为准绳，要坚持依法行政，力求让“礼”成为每个人内心的规范，时刻提醒自己不能逾越底线。人民警察在加强以“礼”为准则的内心规范时要做到严于律己，时刻反省，这就是儒家思想中提到的“慎独”和“内省”。《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宋史•詹体仁传》:“少从朱熹学，以存诚慎独为主。”当个人独居的时候，要克制自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防止有违道德的欲望和行为发生，这是一种个人修养的象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古人尚可如此反省自己，今人就更应该时刻扪心自问，今天的所作所为有没有违背道德，违反法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民警察的工作任务虽然繁忙，但是在工作之余一定不要忘记时刻反省自己，“见贤思齐”、“反求诸己”、“改过迁善”，在自我锻炼和改造中完善自己。

(四)学、思、行并重，提高执法水平

古语有曰:“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并不是某一段时间的事，而是一生的追求。儒家在个人修养上非常重视“学”的地位。“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说的是学习的重要性;“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说的是学习的态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说的是学习的方法。“学”固然重要，但是“思”也同样不容忽视。《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句话概况了“学”和“思”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当然，只“学”和“思”是远远不够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札记•杂记下》说“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只有“笃行之”才能检验出学的结果。新形势下的公安工作对人民警察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警察应该掌握尽可能多的公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相对完善的法律知识体系。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必须善于思考，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公安工作中去。人民警察只有将学、思、行并重的方法融入在公安工作中，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并形成相对稳定的涵养和能力，提高执法水平。

(五)积极入世，自强不息

人生在世，苦难和挫折本身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当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要积极面对，奋发向上，努力消除灾难带来的痛苦。儒家认为，作为天地精华的人应该全面发挥天赋和潜能，树立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意识。为了远大志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自强不息，甚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只有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磨炼，才能“曾益其所不能”。这种志向和道德理想的取向，对塑造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功不可没。当今社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自强不息的好警察，他们是爱岗敬业的忠诚卫士，是勇于奉献的人民公仆。他们有的牺牲了，有的残疾了，有的失去亲人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恒，他们在与命运抗争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自强不息。这种崇高的精神是每一位人民警察都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公安工作需要这样的警察，国家和人民更需要这样的爱国志士。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10

我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直接地归结为“下学上达”，即下学人之道，尽其善尽其美，以达致天之道，使人的所作所为都能与天之德性相合，而达到圣人之境，按照圣人的标准为人处事。“天人合一”不应仅仅是一种理念性的思想，而更应该是一种实践，也就是说“天人合一”或“下学上达”更应该是一个过程，以及过程的结果――“合一”或“上达”。言价值，重在致用。言现代，则应关注现今时代的特点。现在来谈“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意义，显然应以现时社会之现状来看，人们的生活与生产实践与“天人合一”有怎样的出入，以及人们又应该如何去纠偏归正，合于大道。

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可以说全球相继都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况。为了发展，你争我夺，甚至拼抢厮杀。其结果无非是各有伤损，某些物质或资源之占有发生了转移。而其目的也总是逃脱不掉满足人们感官的或心理的刺激性需求。这种刺激性需求就是人们过乎其本然的欲望。人与天本无间。天人之流通贯彻，初无间隔。然而，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天人两分的局面。从现代人的作为上看，常能见到的是一种躁动与乖戾，而那天与人所共同本有的明德与仁爱已是难得觅见。看看人类对地球的狂挖滥采，似乎他们的所在已不是地球一般;看看现代工业的乱排乱放，似乎人们的生存已不再需凭藉水土之滋润;看看那快速增长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名录，似乎只有当人独存于地球后才罢手;看看全球化背景下人类自身内部的种种悲剧的不断上演，似乎恐怖事件、核威慑是人们习以为常而且需要时不时上演的电影一般……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11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 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 “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 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说明了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儒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儒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作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12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日寸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刨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儒家思想的价值篇13

以上所列《易传》成书时代、学派归属等问题自唐宋以来至今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尽管20世纪以来已经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易经》、《易传》，学者们通过比较研究，否定了一些传统的观点，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可以说，在更新更多更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发现之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还将长期进行下去。笔者在此只是依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得出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易传》各个篇章的写作年代有早有晚当无争议，其基本部分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或秦汉之际，也就是说，其中，《系辞》、《说卦》的基本内容约形成于战国中后期，而《彖》、《象》、《文言》、《序卦》、《杂卦》等可能是秦汉之际或汉初的作品，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观，在大量吸收和借鉴道家思想及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把它们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纳入儒家思想的体系中去，以建构儒家形而上本体思想体系为目的的儒家思想学说，从而达到为儒家思想寻求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

《易传》吸收和借鉴了道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观点，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在更高的层次上建构了儒家的天道观17和人道观。

自殷商以来，对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到战国末期，经过荀子对天所做的自然性回归，思想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如何寻求天道之规律以更好地为人类自身服务这一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