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传承篇1

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其传统的道德理论，他的始创人就是我们现在拜奉的大教育家孔子。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的兴盛时代，也是在向着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他以政治理论为基点，形成了系统的道德思想。这种思想以善为本，从亲出发，把仁、义、礼、智、信做为核心观念，初步形成了我国早期的道德意识。所谓仁是指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也就是说要以公平的态度对待其它人，把人当做人来看，而且还要让自己宽以待人，善以爱人。在孔子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仁应该是他所认为的当时社会的最为基础的道德信条。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不仁，就不用谈其它的德行了。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实施了“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方针，使儒家思想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道德规范甚至是政治理论。

二、儒家文化的特征

1、重私德

从侠义的角度来说，儒家文化属于私德范畴。道德有公德和私德之分，但在产生儒家文化的那个奴隶社会时期，国家和社会根本就无公德和私德之分，只有到了近代和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国度才有了公德和私德之分。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我国的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新民说》中提出“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这也是公德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正式的提出来。但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公德与私德还是有一定的改变，也界定范围。所谓公德就是指在社会关系中与公共生活相关连的道德行为准则，而私德是指那些私人生活相关的道德行为规范。“纵览中国传统道德，可以归纳和概括出十八条基本规范，即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宽恕、谦敬、诚信、礼让、自强、持节、明智、知耻、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在这里除了几个像正义、礼让和公忠是公德外，其它的都是在强调私德，都注重于个体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培养。

2、重义礼

中西方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中文讲究重义，而西方国家的文化重利轻义，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主要是讲礼、讲义。忠、孝、节、义是我国的传统的价值观，而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礼，重在心，重在义，重在接人待物的真心，儒家所宣扬的诚信和真心，表现在生活之中，也就是儒家所重的礼，而对于儒家所强调的义来说，从大的方面，表明的是对国忠，对友义。儒家首先是讲德，如果德所缺，就行仁，仁不在，就在礼，礼或缺，就行义。义与礼，忠与贞，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对于人的最为基本的标准和行事准则，也是当时社会中道德标准的最根本。从更为深层次来说，在古代社会中，儒家所申明的礼，就是着重指个人的明礼，知礼和懂礼，礼仪的教育在于教育人们如何端正仪容和身态，表情适当，言语适合，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君臣位份明确，父子关系和睦，家庭邻里合顺。

3、重中庸

中庸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温不火，不急不燥，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不激进，不落后，刚刚正正好好的在中间的位置，而这种态度和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其优点，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造成我国近代时期相对落后的原因。这种观点和态度是对中庸的误解和错解，在中庸的开篇中提出过，天命之所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着重强调的是顺应自然的规律，顺应社会规律和要求，对自身进行规范，所以中庸之中，才会有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中庸最为重要的基点，强调着外界与内心，形势与能力的一种平衡。虽然在当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中，有人对于中庸还是持着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庸就是不思进取，左右逢源，墙头草，两边倒，两边靠，这种错误的思想，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庸这一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的错解和仳离。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它只是在强调人要审时度势，不强求，也不放弃，无论强弱，无论进退都应该坚持信念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三、儒家文化在当代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我国实行以法治国治国，体现了国家和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在近几年，提出了以德治国，以德建国的方针，标志着我国道德建设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国家理论高度的层面，这也反映出当今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孔子在《论语》中曾经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目格。”也就是说，国家或是政权如果只凭借着法律和苛政来维持国家，来约束百姓，那么这种方法只能在短时期内取得成效，但如果用道德来使百姓信服，使他们懂得礼仪与文明，那么这种方式才是长治久安的良策。而儒家文化与我国当下道德的要求如走一辙，如行一轨。儒家文化做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纵使有千百般的不足，但谁也无法剔除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中的作用。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国家今天，更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儒家思想，立足于本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地完善公民自身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四、继承儒家文化，提高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策略

1、转变观念，提高对儒家文化的认识

首先，对于当代公民的道德建设来说，转化公民的观念，提高意识，是重中之重。当今社会中，我们应该认清儒家文化的本质以及其精髓，只有对儒家文化有大概的了解和整体的掌握，才能转变自身对于儒家文化的误解和错解，才能在思想的层面上提高自我的意识，虽然儒家文化形成于我国的封建社会，但是却是我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和传承，曾经强调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不能完全摒弃了古代和旧中国的一些优秀文化和借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子到执政的中国，再到我们全新的中国，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总结和剖析，祛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文化，发扬传统。

2、健全公民道德建设机制，完善制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的发展使我们已经跟不上历史的进步，与开放一同引进的还有很多不同的西方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当前在我国社会日益复杂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在提高对于儒家思想和观念的意识之后，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是完善我国的制度和健全相应机制。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健全的状况下，我们要不断的完善公民的道德建设的机制，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安定，也同样给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文和谐的友好环境。

3、丰富活动，重视德化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的德化教育是后天形成的，这与理智德育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上来看，我们不仅要学习儒家优秀的文化的同时，还要组织和创建一些全新的道德教育活动，进行实践并不断地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完善道德修养。

【参考文献】

[1]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2

中国传统美术创作注重“理”与“法”的规律性，映射出传统儒家文化遵从秩序性的理念。南齐谢赫有“穷理尽性”之说，指出绘画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北宋苏轼提出“常理”的理论，指出一切事物均有“常理”。在其所著《净因院画记》对文同的评价中说“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为得其理者也”，强调在绘画创作中贵在抓住“常理”这一事物的本质规律。因此，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中，艺术家贵在对山水进行提炼、概括、综合，“搜集奇峰打草稿”，才能得山水之本质规律，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描摹山水的外在形貌。“法”侧重指艺术创作的法则规律性，如中国绘画中总结的线描技法“十八描”，山水画中讲求的山石的各种皴法，写意花鸟画中对笔墨性能的掌握和运用等。明代石涛在其所著《苦瓜和尚画语录》中对“理”与“法”进行了概括和比较，他说“画之理，笔之法，不过天地之质与饰也”。可见，中国传统绘画别注重艺术规律的总结与艺术创作的法则和秩序性。中国传统美术创作在遵从“理”与“法”的规律下，强调主体在绘画不同阶段、不同层级的内在体验，艺术家在绘画过程中参透了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嗅觉全方位的感知和体验，只有在绘画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主体情感的满足，才能实现艺术的真正价值。因此，中国美术教育通过对中国传统美术规律性的认识以及强调主体在绘画过程中价值实现的理念，传承了儒家文化“秩序”的命题。

三、“向善”之情思

中国美术教育的道德教化是对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主体责任感的价值传承。美术的教育功能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孔子对中国历史人物画的“劝善惩恶”功能进行了探讨，南朝齐谢赫指出绘画具有“明劝戒，著升沉”的作用，唐代张彦远“成教化，助人伦”明确地提出绘画的道德教化功能。汉代画像石中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成为其重要的主题，如山东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闵子骞失棰》《老莱子娱亲》就是标榜封建道德和孝子的历史故事，河南南阳画像石《二桃杀三士》则是对义士的宣扬，而蒋兆和的《流民图》让受众在对受苦人群的目睹中产生对苦难的同情、对战争痛恨的情感共鸣。诸如此类包含道德教化意义的绘画实例举不胜举。所以，中国美术教育通过对包含道德教化内容的美术作品的创造、传播与接受，很好地传承了儒家文化“向善”的要求。同时，与传统的说教形式相比，中国美术教育使观者在对美术作品的视觉审美和直观感受中得到深刻的道德教化。

四、“成仁”之境界

中国美术教育修身怡性和注重主体精神品质提升的特点是对传统儒家文化“仁”的传承。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那么，什么是“仁”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由此可见，“仁”是符合于社会秩序之“礼”的一种道德秉性，是一种主观的思想意识修养。既然是一种道德修养，通过主观的努力应该就可以达到。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由此可见，要想达“仁”取决于主体的意愿、自觉的要求和主观的修养。古人用“琴棋书画”来提高自身的修养，因为绘画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智慧，起到陶冶性情，发散思维的作用。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明确提出绘画的修养论。唐代王维、宋代苏轼、米芾，以及元代赵孟頫等都是集文学家、画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的大家，并且以他们为代表，在中国绘画史上出现了陶冶性情、自我锤炼的“文人画”流派。文人作画正如倪瓒所说的“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寥寥数笔用以写胸中之逸气，文人画将书法、文学和绘画结合为一体，绘画成为提高自身修养，抒发主观性情的一种方式。因此，美术教育在提高人的审美素质和自身修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人的修养要从《诗》开始，要到艺术（乐）完成。由此可见，艺术教育在人的自我修身和整体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中国美术教育通过绘画、书法、鉴赏等课程的开设，可以使学生得到精神品质的提升和主体素质的提高，从而在美术教育过程中传承儒家文化的思想。

五、“达礼”之本质

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性是对儒家文化强调艺术社会功能这一美学观点的传承。艺术教育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孔子认为“政治风俗的理想境界乃是一种审美的境界”2。由此可见，审美、艺术、社会和政治风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当代艺术的本质之一在于其“社会性”。中央美术学院徐冰教授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实验艺术家和前卫艺术家的代表，同时他也是少有的被西方主流艺术界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徐冰的代表作《析世鉴——天书》，他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四千多个具有汉字结体特征的方块字。在这些无人能懂的“天书”中，他将中国传统汉字的“音、义、形”进行了分离，只保留其横竖撇捺的笔画形式及方块特征，而取消其所象征的内容及意义，这些“天书”打破了观众欣赏传统书法的惯性思维方式，将观者推向对传统书法及传统文化重新认识和再度思考的境地。在作品《艺术为人民》中，徐冰用中国的书法运笔和方块组合样式书写英文“ARTFORTHEPEOPLE”，使这一抽象性的视觉组合（天书）具有了可读性和释义性，显然这件作品是艺术家对当下中西方文化的互读与融合的一种尝试和思考。由此可见，当代艺术需要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创作出更具意义的艺术作品，从而从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儒家文化对艺术社会功能的强调。作为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去关注我们的社会，使学生意识到只有生活和社会才是我们艺术的本源。同时，我们的美术教育不能仅停留在教室和校园内，还应该通过写生或艺术考察等方式让学生走向社会，关注社会，并用艺术的方式反映社会，使艺术真正来源于生活，反映社会“礼”之本质。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3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些是历史先贤留给我们的瑰宝，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作为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是全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和财富。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想这“特色”要从弘扬传统文化来体现。因此，我们在今天探讨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并不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是整个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我国古代社会的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儒家文化的先进性渐弱，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下，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因此，在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领导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运动，然因历史原因不了了之。直至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后，官僚资本文化（儒家文化的新形式）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依然在阻碍社会的进步。到了近阶段随着“和谐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等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随着“百家讲坛”的火爆，儒家思想方有了复兴之势。

今天，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谈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呢？

一、“尚礼”“明德”“仁爱”“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评价古代圣贤的标准

儒家思想还倡导“人以群分”，其中的“群”字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阶级性，也就是说“尚礼”“明德”“仁爱”“至善”的对象是在社会中拥有相同利益的阶级群体。这是儒家思想的鲜明特征之一，它将人群划分成一个个圈子，在这样的圈子里，不知不觉中就积淀了过多的、历史的腐朽。这些毫无疑问将要制约国家的创新与社会的发展。

因此，对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我们从批判的角度来继承，

从发展的角度来创新。就说这个“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平等，那么，“群”应该泛指广大人民群众，“尚礼”“明德”“仁爱”“至善”的对象应该是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那些曾经带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繁荣的传统文化，我们更加迫切要“重新发现”“重新认识”，让传统文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焕发新的生机。

二、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丰富公民道德教育与和谐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兴盛，而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教育，就必须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与和谐文化资源。

儒家思想指导公民的道德教化与社会的和谐需要“互动”。儒家伦理以人为本，认为道德是人与人互动的产物。孟子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仁、义、礼、智“四德”，这就为每个人的道德成长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搭建起心灵的桥梁，使道德教化成为可能，也为中华后世道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国际儒联顾问徐惟诚教授强调研究道德环境，他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受不断变化着的环境所制约，在没有“熟人”的环境里，不道德行为更容易发生。

孔子还认为，“吾道一以贯之”，什么是孔子的“道”呢，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陈瑛教授就此给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孔子主要用“仁义”之道或“忠恕”之道来成己、成人、成物，这“仁义”“忠恕”就是孔子的“道”。今天，我们仍可以借鉴“一以贯之”之道，在思维方式上，要善于把握和发展“一”，用“一以贯之”的思想来落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全过程；在内容上当前讲“仁”就是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而“成己”，益于社会而“成人”，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而“成物”。

以上仅是儒家伦理道德智慧中的“冰山一角”，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对丰富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与和谐文化资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近代以来，囿于现代与传统对立的思维偏见，国人对传统文化否定多于肯定，很多人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全部归因于祖先，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身上。岂不知，中华文化曾支撑中华民族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直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主张弘扬传统文化，这才给了传统文化复兴以政治保障。

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认同传统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领悟儒家核心价值追求。国际儒联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的钱逊教授曾经就“儒家价值追求与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这一问题提出看法，他认为无论是共同理想、民族精神，还是核心价值体系和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每一样都要扎根于儒家伦理的沃土，都需要研究儒家核心价值――仁、义。

我们具体来看：1.儒家主张“仁以为己任”“居仁由义”，以仁和义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2.儒家主张“志于道”，将精神生活放在首位；3.儒家主张“修己以安百姓”，将个体放在群体之中；④儒家主张“养浩然之气”，具备“大丈夫”精神，由此构成民族精神的基础。不仅如此，若能将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见义勇为”，它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是“舍己救人”“成仁取

义”。这些在利益至上，仿佛一切都可以明码标价的今天，无疑是我们最缺乏也最需要的。认同传统文化，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最重要途径。

另外，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人文科学学者李汉秋教授认为应当重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传统节日，他主张要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如：李教授建议以七夕节作为中国的情侣节、以孟母生孟子之日即农历四月初二作为中华母亲节、以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作为教师节，加上已确定的重阳节为中国老人节，这些就构成了一个完善的中华节日体系，以利于弘扬儒家伦理道德、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十已经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四个字，早就被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不能丢弃，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面对各种文化潮流的冲击，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秉承传统文化，坚持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之路。

参考文献：

[1]张伟.儒家道德思想及其现代意义[D].山东大学，2008.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4

儒家思想以孔孟学说为主要代表，其核心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系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源泉[1]。“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护理文化的灵魂所系。通过在优质护理服务中应用“仁爱”“和”等儒家思想，进行人性化的护理管理，不仅能提高护理的质量，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改善护患关系，还有助于培养护理人员的人文素养，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提高护理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文化和优质护理服务之间的传承关系从如下两方面展开具体讨论。

一、儒家文化和护理文化的关系概述

护理人员的核心价值观会受到护理文化的深切影响，并能够从他们的日常护理工作中体现出来。护理文化可以让护理人员产生无形的精神力量，有助于护理人员良好社会形象的树立。

从这一层面来看，护理文化和儒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都具有“仁爱”“博爱”和“关怀”的精髓，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传承儒家文化对于优质护理服务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规范护理行为，还可以提高其工作能力，更有助于创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培养其人文素养，树立以“仁爱”为中心的职业信仰[3]。

二、优质护理服务是传承儒家文化的具体表现

1.积极开展“专精”的护理工作

在传承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其内涵就是要对患者给予仁爱精神和诚信行为的无私关怀[4]。以老年患者的护理为例，由于年龄较大，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有限，心理承受力较差，受到疾病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担心增加子女的负担，所以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需要家人和护理人员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照顾。从我院住院患者的陪护方式来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由配偶照顾。但是配偶自身的年龄也较大，难免有照顾不周之处。第二种，由子女照顾。但是由于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身子女，夫妻双方要承担4个老人的赡养，同时还要抚育子女，生活压力较大，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亲自照顾老年患者。第三种，由护工照顾。但是从医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护工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无法保证护理质量。因此，老年患者身边出现的护理人员，一定要尊老敬老。在护理过程中，注意使用礼貌用语，行为端庄，和患者交流时尽量面带微笑，对其用药、饮食、运动和心理等进行全方位护理，从细节中彻底贯彻优质护理的服务理念。

2.贯彻落实中西医结合中的无痛护理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中医护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著名的医药学家都认为“医是一种仁术”[5]。由此可见，中医护理和儒家文化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当儒家文化在现代护理理念中进行传承时，可以充分发挥品管圈的作用，加强对患者的疼痛管理。护理人员可以采用专用的疼痛量表对其疼痛的程度进行评分，对其疼痛级别进行准确划分，在医护合作的基础上，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镇痛药物，同时充分发挥中医的护理技术，例如按摩穴位、针灸等方式来缓解患者的疼痛和不适感，从而改善患者因为疼痛而产生的焦虑、抑郁、失眠等情绪不良和其他功能障碍，尽量让患者处于一种没有疼痛的舒适状态中，这样不仅可以维护患者的个人尊严，改善其生活质量，还能让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人员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提高护理满意度，改善护患关系。

3.充分发扬“仁爱”精神，提高沟通效果

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如何和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和艺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以展现出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从当前护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患者和护理人员这两个群体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导致其在相处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因此而导致医疗纠纷，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就是两者之间没有进行沟通，或沟通无效。

“仁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其内涵就是要对他人怀有仁爱之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仁者爱人”[6]。在我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过程中，明确了提出了如下要求：护理人员在和患者和家属进行沟通的过程中，首先，合理利用现代护理理论中的沟通技巧；其次，结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仁爱”这一思想核心，让患者真切感受到温暖亲切的护理服务，促进疾病的康复，改善预后效果。儒家文化在优质护理服务的传承中，要求怀抱一颗充满仁爱的心来关怀和照顾患者，并主动进行换位思考，感受患者的痛苦和内心的需求，全心全意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护理服务。

三、儒家文化在优质护理服务管理中的传承

1.大力倡导并树立“和谐”意识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中，“和谐”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价值原则，而“人和”则是儒家文化整体管理思想中的主要战略之一。由此可知，儒家文化的管理突出的是“以和为贵”以及“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儒家文化中，“和谐”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在管理的过程中要相互团结，进行团队合作。具体到优质护理服务管理中，护士长就是最基层的护理管理者，除了要做好自己病区之内的医生、护士和患者之间的交流、沟通，独立解决问题，对病区进行科学管理之外，还需要坚持与人为善的原则，关心每一个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合理安排值班表，增强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让每一个护理人员在这个集体中有荣誉感和自豪感，树立主人翁意识，群策群力，共同做好病区的护理质量管理。

2.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是指，在管理的过程中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人作为管理的中心，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强调人的价值也是儒家思想主要特征之一。儒家认为，尊重贤能，善于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可以为管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在护理管理中，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需要护士长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以儒家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规范管理，和护理人员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体现比较民主的人文管理。综合来说，就是指护理管理者既要有仁爱之心，又要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身作则。护士长在管理过程中要转变理念，变集权式管理为参与式管理，既能引导护士自觉形成尊老爱老的职业道德和行为标准，也有助于在护理团队中树立威信[7]。

3.做到以“礼”服人

儒家思想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孟子认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护士长在进行优质护理服务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了解每一位护理人员的特点，学会欣赏他们，让他们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出自身优势。同时，秉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思想，包容护理人员的过错，宽容带人。另外，对于年轻护士，努力为其创造更多培训和锻炼的机会，促进其专业素养的提高，快速成长起来。

儒家思想中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我们虽然不鼓励这种思想，但是可以结合当前的实际对其加以创新，促进护理人员为人之道的养成和提高，完善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我们可以组织专业和人文知识的讲座，鼓励大家自学，扬长避短，为护士提供外出学习的机会，与同行交流，接受医疗与护理前沿的信息，不断拓宽视野，全面促进科室形成学习型团队，创造良好的工作效率。

四、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阐述了儒家文化和护理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然后分别从护理实践和护理管理等两个方面对儒家文化的传承进行了全面分析，希望能促进优质护理服务活动的顺利开展，提高护理质量。

参考文献：

[1]范卉，王瑜，李坤.儒家思想在老年护理中的实践[J].护理管理杂志，2014，09（15）：683-684.

[2]黄行芝，刘义兰.优质护理服务工作中传承中国传统人文关怀的思考[J].护理学杂志，2015，03（17）：47-49.

[3]温杏良，陈惠冰，李智.加强护理文化建设推进优质护理服务[J].护理实践与研究，2011，12（29）：102-104.

[4]江智霞，李丽湘，杨德芬，等.“仁信礼”对护士身心和谐发展的影响[J].护理研究，2011，17（10）：1564-1565.

[5]陈素锦，丁玉兰.优质护理服务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剖析[J].中华护理教育，2011，07（13）：327-328.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5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认为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这个“经世致用”的“用”落实在哪里？我们若以“和谐”的观点来看，就可以别见境界：南宋以后，浙东学术走向繁荣，从杨简经王阳明、再从刘宗周经黄宗羲，下传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他们经世致用的学术虽各有所专，但都可以用追求“和谐”将他们贯通起来，或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和谐、或是为了寻求社会的和谐、或是为了寻求宇宙万物的和谐。可以说，“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

用“和谐文化”的观点来解读浙东学术文化，可以看到浙东学术文化在传承中华和谐文化中同样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涵。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万民之忧乐”的道德良心，体恤民生，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从而也使以他们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在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一、王阳明对于儒家和谐文化的传承和革新

以往，人们以唯物唯心的观点来评判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将其归之于唯心主义而加以否定。所以，阳明心学在当代人的视野中是变了型的。其实，阳明心学作为儒家文化在明代的重要学术文化的流派，其最大的成就在是丰富和发展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文化”上。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王阳明曾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而“万物一体之仁”是最能表现其学说的儒家“和谐”文化特色的。王阳明在其阐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的《大学问》中，开篇即说：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就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①

《大学》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一部经典，阳明之前的论者常以“大人之学”为解，把“大”解释为“正”，即标准、楷模之意；“大人”即为人们的楷模。王阳明则解《大学》的“大人”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以为“大人”即圣人，圣人以万物为一体，天下为一家，国家为一身，而不“间形骸”、“分尔我”。他这种解释，表达的正是儒家自孔子以来以“仁”为核心的社会“和谐”理念。王阳明生活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明代中叶，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是儒家“大同”思想在当时的一种新说法，其指导思想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寻找道德教化的新途径，不仅要“破山中贼”，而且更要“破心中贼”，实现社会和谐，意欲在多灾多难的明代社会推行和创新儒家的“和谐”理念。

王阳明的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就是视天地万物为一生命整体，将自然界的万物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它，保护它，不要使它受到伤害。因为每一物都体现了天地之“生意”、“生理”，每一物都有自身的价值，因而应当受到尊重，受到爱护。人类自身不仅要生存，而且要使物物“各遂其生”、“各顺其性”，这才是仁的真正实现，才是“天地万物一体”境界。

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说法虽然是从宋学家这里接受过来的，但他要把它来作为自己推进“社会和谐”的指导工具，是需要对它作理论改造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使命是大不相同的。宋儒所面对的是如何维护既定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长存久安，所以他们的学说重心是在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何的不同，论证社会阶级分层的合理性，从而保持所谓的“社会和谐”；而王阳明面对的则是明代社会各阶层对立日趋激烈、社会动荡的严酷现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他要倡导社会和谐，就不能把自己学说的重点放在论证阶层等级差距的合理性上，而是恰好相反，要竭力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何的相同，从而淡化这种区隔，调和这种对立，实现所谓的“社会和谐”。

正因为有上述所说的差别，所以，王阳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针对程朱理学在维护封建“和谐”秩序上的失效，为了重建封建统治秩序，他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作了新的诠释，在“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等儒学“和”文化的基本观念上，形成了和程朱理学绝然不同的思想学说，在传承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文化中创建了以“致良知”为核心概念的心学理论体系。

首先，王阳明以“致良知”来阐发体现“万物一体之仁”精神的“人我”关系，对什么是理想社会“和谐”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见解。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对于理想社会“人我”关系的基本看法，都是以先秦儒家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作蓝本的，但如何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呢？王阳明和宋儒有不同的解答。

宋学认为，理想社会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②

他们把天地比作父母，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自应把万民看作同胞兄弟，把万物视为同伴和朋友。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尊长慈幼，同情、爱护病苦、残疾、鳏寡、孤独者；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没有矛盾和争讼。显然，在宋儒们看来，人类社会和谐的根据不在人自己身上，而在外在的“乾坤”即“天理”这里，因此，和谐的社会是依靠君主和大臣按照“天理”来精心治理的结果，所以，要实现太平盛世，就要“存天理、灭人欲”。

王阳明对理想社会的“人我关系”是这样描绘的：

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蘷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③

在王阳明看来，天下要“亲如一家”，人们能“各效其能”，虽然需要“大人”的有效统治，但“大人”(圣人)之所以能视天下如一家，并不是由于外在的“理”对他提出这种要求，而是他的内心具有“仁”的本质，“大人”具有视人如己的崇高情怀和“博施济众”的社会责任感，是出于他的“良知”。而这样的良知不只“大人”之心有，即使平民百姓也有这样的良知；天下人都有良知，所以心是息息相通的。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根据。这样，就在道德人格，或者说在人伦关系的根本问题上，缩小了圣人与平民也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距。从而在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着眼点上，王阳明从宋儒的诉诸于君臣的善治转变为诉诸于人们良知的发现。

王阳明是位富有忧患意识的思想家。本来，封建道德以“三纲”“五常”来维系社会统治秩序，区分人的身份贵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命根子，也是封建社会不能实现社会广泛和谐的要害所在。而王阳明认为，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良知”的显露发用，就是“天道”的贯彻流行。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与人，不论是富贵贫贱，也不论是古今远近，以“良知”为融汇点，就可以凝成一体。他的“良知”学说，正好抓住了这个要害，以“致良知”学说突破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于社会各阶层的阻隔，在人伦观念上为实现封建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和谐开拓了渠道。这是阳明心学在传承儒家社会和谐文化中既能超越前人，又能启迪后人的重大贡献。阳明学说之所以在东亚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启蒙中能发生影响，原因也在于此。

其次，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万物一体”的心学体系，在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谐观念方面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王阳明认为，不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间万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发源处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与天地、万物凝为一体。他论证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因此“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④从而把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哲学推向顶峰。“心之灵觉”，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灵”、“万物的主宰”，又是“天理”、“至善”和学问。在这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都以“良知”即“吾心”为源头、为基点统一起来、同一起来，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人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以及关于万事、万物之理，都统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王阳明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谐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必须看到，在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和谐观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厚薄亲疏的，物与物之间也是有等差的。

王阳明认为爱之所以有厚薄，这不是人为刻意要这样，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该如此”。他举例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救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⑤而这个“合该如此”的“道理”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义礼智信。按照这个“条理”，得不到爱，甚至作出牺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对此从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辈作了更完整、更严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确信，只要贯彻“以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把整个社会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亲相爱、不分彼此的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⑥，因此便可实现天下大治。当然，王阳明倡导“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和谐观念，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其所憧憬的这种美好的和谐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他的心学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的。特别是他的“万物一体”论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和谐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二、黄宗羲对儒家和谐文化的终结及创新

黄宗羲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穷途末路。虽然这时满清王朝入主中原，汉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儒家文化在这时还是作为主流文化存在着，儒家文化中以“仁”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和谐文化”为凝聚中华民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黄宗羲作为当时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传承儒家和谐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如果说，程朱理学是以论证封建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主题，以巩固封建宗法秩序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话；而阳明心学以论证人性的平等为主题，以缓解封建阶级冲突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话；那么，黄宗羲则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是以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的不合理性为主题，是以探索社会和谐新出路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黄宗羲学说的根虽然是儒家文化，但是他的学说充满了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从而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中，既对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价值观作了全面的检讨，又着眼民生对儒家文化作了重新的设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理论学说。

从和谐文化的意义上来解读黄宗羲学说，可见他在看待宇宙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心灵的和谐等方面有不同于前人的新思想和新论点。他的学说，既具有对儒家传统和谐文化终结的意义，也具有开创民族的新和谐文化的意义。

（一）黄宗羲提出了理气心性合一的本体论，在论证儒家“和谐”观念的哲学理论上开拓了新境界。

在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理和气谁先谁后的问题，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了说明是以封建伦理纲常来约束百姓生活、还是从民生实际出发来改善社会治理的问题。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以其哲学本体论为一切立论的根据。对此，他继承了老师刘宗周的“理不离气”的观点，坚持天道以气为实体。黄宗羲明确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明确地坚持了理依于气而行的观点。在黄宗羲这里，理气与心性同一序列，是同一的气的不同表现，这一点也不同于王阳明。与王阳明相比，黄宗羲在本体论上有一宇宙始基的观念，而王阳明则没有。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黄宗羲比王阳明具有更多的实证论成分，而王阳明则完全是境界论。

黄宗羲的心性论，由其理气论派生，提出了“盈天地皆气”的观点，所以他论心性，皆以气为根据，他在《孟子师说》中对理气心性诸概念及其关系作了明确界定：

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秋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⑦

黄宗羲的理气论，一本其师刘宗周，是他的心性论、功夫论的学理基础。因此，他的理气论与张载、罗钦顺、王廷相也不同，认为他们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不能归一。可以说，在气一元论的彻底方面，在以气为根据解释心性诸范畴方面，黄宗羲的理论是包容性最广、最能融通、最少隔碍的。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盈天地皆心”一说上。他说：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殊，非穷万物之殊也。⑧

所谓“盈天地皆心也”，正是王阳明“充塞天地”的灵明之说的活用。在黄宗羲“盈天地皆心”这一套理论中，把宇宙间万事万物看做气而同时又看做心，因为人赋予天地万物以意义，天地万物对人而言是一种有意义的存在，使其成为“在我之物”。所以黄宗羲既可言“盈天地间皆气也”、“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亦可言“盈天地间皆心”。这二者在他这里并无矛盾。

“盈天地皆气”和“盈天地皆心”这两个观点是黄宗羲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他由此而构建了理气心性合一的哲学本体论。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展示了黄宗羲作为大思想家，具有超乎前人的杰出的哲学思辩才能。在他的这个哲学本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融合：

一是他的理气心性合一的哲学本体论，把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气）、事物发展规律（理）、人类社会的感性世界（性）、构成人们知识体系的理性世界（心）很好地融合起来了，并且将这四者的本末、因果、体用的关系十分清晰地揭示出来，开辟了儒家哲学本体论的新境界；这不仅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恰当的。

二是把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世界本体论的各方面的合理思想融合起来了，无论是心本体、气本体、理本体，黄宗羲将它们中的合理内核都游刃有余、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包容在自己的这个哲学本体论中了，这是一般的思想家所难以做到的，也是其后的思想家很难超越的。他的这个本体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儒家的“和谐文化”的意义上来看黄宗羲这个理气心性合一的世界本体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就是为诠释“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的“和”的世界观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哲学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说，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既是对儒家“中和”哲学最好的终结，又为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和谐”哲学理论体系开启了大门。

（二）黄宗羲提出了建立“天下为主，君为客”社会改革方案，在建设“和谐”的政治制度上提出了新设想。

黄宗羲是明亡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士族子弟，他在一系列抗清活动失败后，从总结明亡教训的角度写成《明夷待访录》。在这部著作及前十年所写的《留书》中，他对专制政体作出了初步的反思，对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未来社会如何建立和谐的政治体制作了有益的思考。

首先，黄宗羲对为君之道进行了论述，说明了君主在保障社会和谐中的基本职责。黄宗羲从人的本性与国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君主设立的社会原因。他认为君主产生于人脱离了动物式的蒙昧走入初民社会时期公众兴利除害的需要。他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⑨这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因而就会造成社会各方面关系的不和谐，君主的产生正是为了克服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从而为保持社会和谐服务的。君主的职分，是为群体谋利益而不是为一己谋利益。后来人争君主之位，是因为君主的职分改变了：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⑩

今世的君主，为得到君位，不惜毒害天下百姓为其争夺权位；得到政权后，也不惜毒害天下百姓去保有其政权，因此，黄宗羲愤而抨击曰：“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b11

其次，黄宗羲对君臣之道进行了探究，提出“在万民之忧乐”是保持君臣和谐关系的准则。他认为：因为天下国家之大，非君一人所能治，必须设官分担治国之责。人之为臣，是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所以，着眼于天下万民，于天下万民为不义不利之事，即使受君主强迫，臣下也不应去做。黄宗羲对于所谓治乱有一个非常卓越的见识：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b12

作臣子的，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从万民之忧乐着眼，即使能辅佐君主而治，或为君主死节，都不合于臣道。

其三，黄宗羲对治国之道进行了批判，提出应当以“藏天下于天下者”的原则来建立国计与民生的和谐关系。黄宗羲对封建专制的批判矛头也指向古今法制。他所谓法，不限于法律法令，也泛指国家制度设施等。黄宗羲比较三代之法和后世之法时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为公法，后者为一己之私法。一己之私法，创法者固为私，变法者亦未始不为私。在私法之下，即使有能治之人，其所治亦在私法的范围内。黄宗羲指出，法之为公为私是最大关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为公之法，法之外另有大空间。在公法下，正确的行为固为法所许，不正确的行为也不致招致罪名，为法所害。

（三）黄宗羲倡导“切于民用”的经济观念，为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提出新见解。

黄宗羲谋求社会和谐的思想，表现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围绕变革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赋税体制而展开。在黄宗羲看来，理想的国家政治，还要通过经济措施，才能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明夷待访录•原君》）。

黄宗羲以“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明清时期，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国策，规定“各守其业，不许游食”，严禁弃农从商。自明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人们改变了重农抑商的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要求对传统的农本主义重新进行审视，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在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上，真正从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充分地反映市民阶层利益与愿望的思想家，在清初当推黄宗羲、唐甄、王源等人。黄宗羲上承宋代叶适的“抑末厚本，非正论”的进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是否“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提出了“工商皆本”论。在重农抑商思想仍然占居主导地位的清朝初年，黄宗羲明确地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启蒙思想。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特别是亲王、勋戚和宦官的庄田更是多得惊人。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以及清初南方各地广大佃户纷纷组织“田兵”，以武装夺取地主田产等行为，都是十七世纪广大贫苦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疯狂兼并土地的强烈反映。针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初的一批进步思想家便提出了各种各样解决土地问题的改革方案，试图解决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这一顽症。黄宗羲企图通过恢复井田制来解决土地高度集中这一社会问题。在他看来，农民的痛苦主要是由井田不复所致，他指出“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後之为民者日困於前。……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b13但他并不主张笼统的去恢复古代八家共井的井田制，因为现实的情况已不可能倒退回去，只能取古代井田的遗意，实行均田，打破疆界，“授田于民”。

虽然，黄宗羲有些关于经济制度改革的思想是粗糙的，但是贯彻着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经济理念，目的也是为了能建立有利民生的社会和谐的经济生活制度。

注释：

①《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②《正蒙•乾称篇》，《张载集》

③《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④《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⑤《阳明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⑥《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⑦《孟子师说卷二》

⑧《明儒学案•自序》

⑨《明夷待访录•原君》

⑩《明夷待访录•原君》

b11《明夷待访录•原君》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6

一、儒学的传承与发展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文字是重要的载体，文字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文字的使用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古有夫子教学，现有语文课堂来传承中华文化，而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不变的精神信仰。提到儒家文化，我们最先想到的便是圣人孔子，现在海外已有2000余座孔庙，而在国内就有1600余座。设孔庙的意义由数量便可浅显看出孔子对儒家文化的贡献，对中华文化甚至全世界文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了，现如今不是也有来山东首选曲阜的说法吗？当然了，这也只是就表面现象得出的结论，谈起儒家文化，虽不是只有孔子一人，但孔子却早已成为儒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

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学说并未受到太大重视，直至汉朝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想法，儒学的影响才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地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支柱。孔圣人留给中华子孙的精神遗产是不可磨灭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学说是中国学子教科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就连高中的语文课本里都设有专门空间来学习儒学。其实，真要仔细探究，儒学的发展也是一部曲折的历史，从春秋时期不被重视到秦朝焚书坑儒，儒学的发展遭受重创，再后来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占据中华文化主流地位。

后来出现的新儒学，程朱理学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儒学的批判。儒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改造创新，经过一个又一个儒家学者继承与发扬，使儒学得以传承千年而不失其主流地位，可以说发展到今天，儒家文化是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国人的精神信仰。现如今的中国发展腾飞，国力强盛，已经成为世界认可的经济强国，更加是一个文化大国，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史，而相适应的，现代语文文化课程也是沿袭了这一优秀传统。所以，儒家文化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让儒家文化浸润学生心灵

在学生学习历程中，最能体现儒家文化的便是语文课程，语文课程从我们刚上学起就是一大主科。由于在学术界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说法，许多同学平常都是一头钻进数理化的题海当中，但却从未做到对语文课程如此重视和执著。

但我们知道语文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文学素养，人生价值，因为语文的学习，我们有了自己的思维，有了自己独特的说话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交流，如若你有很好的语文功底，没聊几句便能体现出来。有些人说话是粗大条的，一条信息的传达需要好几句话才能表达出来，而且表达过程话语只是很粗浅的话，而语文功底较好的人却可以用极尽简洁的话语将同样的信息传达，并更好的让别人理解。其实大家应该能发现这种情况，并司空见惯了，和一个陌生人谈话，有时候会发现两个人很能聊到一块去，而有些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像两个高级文化知识分子聊天，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高度，谈话内容必然比语文功底相对较低的人之间的谈话内容要更体现文明一点，当然这没有诋毁和低估任何人的意思，只是表达语文的重要性，更加体现儒家文化的重要性。

笼统的来讲，儒家文化并不是口头风标，它是生活的向导，教会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事，而语文课程只是传承儒家文化的载体，但语文课在多数人眼中，是一门很浅显的学科，好像并不用费多大功夫就可以取得高分，这便大错特错了。语文是无时无刻陪伴着我们的，说话体现了语文，写作体现了语文，所以我认为，想要更好的传承儒家文化，就必须先改变对语文的看法。相应的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方式，让语文课不再只是围绕高考题型来按部就班地进行，因为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就可以通过语文课来让儒家文化浸润学生的心灵。

三、用实际行动传承儒家文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7

一、儒家文化与韩国

韩国与儒学的渊源起于汉唐时期。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学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影响着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制度，渗透到韩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部分韩国民众的眼里，儒“教”已不是简单的宗教，而是韩国传统文化的中枢。早在李朝时代，儒教就替代佛教成为韩国的国教，并逐步形成正统的儒教化体制；当今韩国社会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标准，如忠孝仁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伦理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就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正式设置伦理教育课程，并进行了多次改革。而儒教的思想在每一次的改革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如1998年拟定的“21世纪的教改方案”，其宗旨就是青少年中推行儒家哲学，宣扬儒家精神。韩国民间更不乏热衷儒教之士，如1965年成立的“民族文化推进会”，就将《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作为重点的研究学习书籍，并专门开设课程传播借以儒家文化。历史不断推动儒教在韩国的发展，儒家文化在韩国占据着主导地位，以一种潜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

二、韩国公民教育中的儒家文化

（一）儒家文化的世代传承

韩国历来是个善于学习与吸收的国家。自从儒家文化传入韩国起，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始终在韩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据重要指导地位，韩国政府坚持把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为推进公民教育的有效素材，不断将儒家的伦理思想内化为国民精神。在韩国社会里，韩国民众都主动践行儒教伦理思想，将其信奉为自己日常行为的准则。如儒家思想中 “忠”，韩国将其诠释为效忠大韩民国，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如，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文化，韩国每一个家庭都将其践行到实处，尊卑思想、尊重长辈观念深入人心。韩国的民族单一，这种“忠孝”一体的观念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与遵循，将其内化成公民的心理需求，使得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国家的繁荣富裕而奋斗。同时，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坚持“娃娃抓起”。在韩国，从小学至高中学校的公民教育中，每一个年级必有一门关于道德伦理教育的必修课。道德伦理教育课程的内容大都来自于儒家精神，如日常生活礼节、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等。

（二）儒家传统伦理的现代化

韩国自创国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创新的国家。韩国在面对东方传统文化资源受到西方现代文化资源的挑战时，为防止西方价值观对本国传统道德观的过度冲击和侵蚀，在立足东方传统文化基础上，广泛吸收西方文明，融合了东西方资源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建立起了以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相结合的道德体系，形成了独具韩国民族特色的公民道德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方面，韩国学校教材的制定以学生的身心成长规律和认知发展特点前提，内容则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让学生可以从书本上学习儒家伦理知识，从小对儒家伦理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认识；在教学方法方面，以实践为基础，注重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以实践促进儒家伦理的内化。

韩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与其在承继优秀的儒家传统伦理基础上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密不可分。在儒家传统伦理现代化过程中，韩国不断丰富国民精神的内涵，不断灌输国家、民族之上的伦理意识，充分强调家国一体的意识。

三、韩国儒家文化教育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一）端正态度，传承与弘扬优秀的儒家文化

作为儒家文化起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将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视为己任。在发展我国道德教育中，必须从思想上端正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区别对待儒家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多种形式地将儒家文化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儒家文化内化为国民所需。韩国汉城大学教授金学圭曾说过，“自古以来，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受孔教的影响很大，换句话说，现在韩国人的生活、习惯、对人关系等等，大都是来自儒教的”。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相对所欠缺的，更是我们应该借鉴和学习的。只有在继承与传扬的过程中，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儒家文化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才能从本质上内化儒家文化。在继承与传扬过程中，必须充分平衡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的责任。国家必先需要发挥其充分的引导与保障作用，将儒家文化中的精髓以更为人性化更容易被人理解与接受的形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拉近儒家文化与人们的距离，缩小儒家文化与人们的陌生感，让人们更易将儒家文化的精髓内化。在社会层面，我们应该像韩国学习，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全民践儒的氛围，将儒家伦理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以促进儒家伦理精神的内化，促进国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最后，家庭作为传承儒家文化的小单位，应该充分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将儒家伦理践行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儒家伦理的传扬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二）与时俱进，儒家传统精神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结合

儒家精神是韩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自强的精神力量，被韩国人作为公民教育的基础和框架。但韩国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而是结合自身国情赋予儒家伦理道德新的内涵。在发展教育方面，韩国主张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认为公民的道德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在教育内容上，韩国强调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家庭内部应该做到互敬互爱。针对当今我国不断滋长的道德滑坡现象，我们应该虚心向韩国学习，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培养公民的民族与国家归属感，不断强化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公民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应该切实将儒家文化纳入到文化建设上来，赋予儒家精神以现代涵义，以文化软实力带动国家道德水平的提高。我国作为儒家文化的起源地，可谓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更应该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并赋予其新时代内涵，将现代化的儒家伦理作为学校乃至社会德育的主线，减少人们对它的陌生感，缩短人们对它的距离感，古为今用，充分利现代化的儒家伦理以增强我国德育的实效性。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善于借鉴韩国在儒家文化传承及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不断重塑及强化儒家文化在我国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推进我国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志成，乔琳.析韩国公民教育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9.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8

第一阶段：（先秦）孔、孟——儒家学说的创立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思想家、学者们为抒己见，纷纷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其中，孔子所创的儒家学派的理论，颇具影响，一枝独秀，逐渐成为“显学”。孔子的儒家学说都有些什么内容呢？“克己复礼以为仁”孔子因之被后世称为“圣人”。孔子之后的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并进一步提倡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有进一步的阐扬和发展，故其学说，具极大影响，孟子因之也被后世尊为“亚圣”。先秦孔孟儒家学说的形成，被后人视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创，其学说是中国古代宗法农业社会的产物。于是，孔孟学说大行其道。

第二阶段：（西汉）汉儒董仲舒针对当时黄老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黄老系战国中期至汉初的道家学派，此派假托黄帝的名义而推行老子的“无为”“虚静”等思想。汉初实行修养生息政策，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以清静之术治天下的政治主张，曾被汉初统治者所采用。提倡“无为而治”显然与儒家主张的“王道”、“仁政”、“有为”相悖，汉儒董仲舒于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积极入世，参政议政。传统儒学的思想涵义，至此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为1.天人合一的解释：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先秦时，尚有一定唯物成分的阴阳五行说，被神秘化，被说成是天命的表现。2.抛弃了先秦儒家提出的君臣相互尊重的民主精神。把各种封建伦理关系固定化、绝对化，明确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永恒道德规范。3.强调大一统，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4.主张“奉天法古”（一个著名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封建制度神圣化后，又使之凝固。5.打造新儒学——经学（对孔孟儒学的整理、注释和改造，客观上为统治阶级服务，致使读书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皓首穷经，假圣人之言立言，“学而优则仕”）。尤其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了儒学在新时期的勃兴，标志了儒家思想走上了与政权统治相结合的道路。此后，儒家学说与政治相结合，直接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历千年而不变。探究儒家学说之所以被汉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原因在于：其一，它论证了等级特权的合理性。封建专制统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尊卑等级特权的统治，儒学给予了道德上的认同，对其合理性作了一系列的论证。其二，它把道德关系说成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从道德关系上说，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关系本来是由一种道德义务所维系的，即彼此之间相互承担着一定的道德责任，从而维系其间的和谐的关系。其三，儒学与政治互补。汉代儒学开始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同时，它也走上了社会化的道路，它的社会化有赖于政治的支持和保障，相应的，政治也离不开儒家学说为其从思想意识和理论上张目。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文化，也从此宣告形成。

第三阶段：（晚清）曾国藩是传统儒文化的继承、发扬光大者，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大儒

曾国藩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继承儒学传统，深得其精髓。他不拘成法，开洋务运动的先声，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就儒学而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也是其实践指针。曾国藩正是因恪守正统，继承孔孟衣钵，在“忠孝”的前提下，注重道德教化，办事兼传教，成就大事的。自己树立了一个“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独特形象。据说，一生“独服曾文正”。作为“这一个”有争议的典型人物，以下择曾国藩用人、教子（兼修身）、办洋务例，试论之。

用人。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此，李鸿章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教子（兼修身）。曾国藩教子，总不忘做人，读书两端。于读书则不厌其烦地解疑祛惑，于做人则指出其优劣，敦促其改正。曾国藩的家教观尽管从根本上体现了封建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但他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出了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且在实践上获得极大的成功：曾纪泽和曾纪鸿（曾国藩的两个儿子）作为清末“正牌高干子弟”，他们不仅没有成为“衙内”和大少爷，相反，一个是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一个是有成就的诗人和数学家。

办洋务。曾国藩是一个有“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双重特性的人物。曾国藩是“自强”实践的领头雁。他在1861年攻陷太平军占领安庆后，驻节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招募国内科技人才，仿造西洋军火、轮船，成为中国近代军用工业的肇始。容闳（中国近代最早的留美学生）是曾国藩亲自识拔之人，多年来殚精竭虑地帮办洋务，容闳不仅肩负带领留学生出国的监督重任，而且还负有“联外交而窥秘钥”之责。派遣留学生代表着洋务事业对人才的需求，因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认为这是“收远大之效”的事业。可以说，曾国藩办洋务上的“发展”与“革新”理念，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放弃夜郎自大的盲目自重观，开启了一代学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给黑暗沉沉的近代中国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正是他敢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行动，他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结　论

传统文化的前途还在于因时而变化。抚今追昔，进一步说，主观上，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民族历史中，其主流文化的宗旨和目的决不会是为了阻止本民族的发展而生成的。客观上，应该看到，不能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的文化是没有前途的文化，经不起磨难和挑战的民族精神也是不能带来振兴和希望的民族精神。辛亥革命时期，传统儒学一度失去了昔日的灵光，封建文化日益受到批判和抛弃，而建立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孔子文化学院如今遍布海内外，学国学穿汉服俨然成为时尚。然而，中国近代的鸦片战争俨然一场陨石雨，通过战争这种最高对抗形式，东西方文明进行了激烈的碰撞，结果是东方文明和我们的民族自尊心遭到重创。当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在西方坚船利炮前暴露无遗时，也就到了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总结、甄别、挑选与重建的时候。

【参考文献】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9

1传播方式单一，市民了解儒家文化的来源单一

儒家文化自诞生后，能够传播到华夏各地，最重要的在于其具有开放与流动的学术品格，能不断吸引各个学派之长，随着人的流动与学术的传承而跨越时空，最终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同时，历朝历代统治者十分注重儒家文化的宣传与传承，如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先后传入越南、朝鲜、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封建王朝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全国各地设立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大典，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这进一步传播和繁荣了儒家文化。

相比中国古代，当代社会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单一、重视度不够。自“五四“以来，随着改革思潮的涌入和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对传统文化充满了排斥和疏离状态。市民接触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方式即是高等教育，课本上的繁文缛节、咬文嚼字，更增加了市民对儒家文化的排斥情感。即使是市民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一些心得体悟，也只是零星片叶，缺乏对儒家文化的整体把握和认同。

除了教育的传播方式之外，通过媒体传播也是当下流行的新途径。针对媒体商业化的性质，主要是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传播行为，不可避免冲淡了儒家文化自身的纯洁性、公正性。当务之急，迫切需要拓宽儒家文化传播手段，合理公正地传承儒家文化，开拓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集思广益，继往开来，找出多种能让市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

2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认识不够合理、全面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和沉淀，儒家文化本身有其合理部分，也有其不合理部分。郑州市民在对待中华民族儒家文化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态度：一是纯中国化，完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一切都是美好的，高尚的，甚至中华儒家思想中故步自封的思想和文化也不加批评地继承和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二是完全西方化，这类郑州市民可以说是崇洋，西方的文化都是优秀的、前卫的，把中国的落后和国内的社会问题完全归于中华落后的文化传统，不加批判地把西方外来文化引入中国和日常生活当中。

儒家思想精糟并存，儒家思想存在合理部分，如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倡导孝、仁义、诚信的伦理道德，坚持仁政、德治、民本思想，维护社会稳定，重视正身自省、修己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个人修养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定的糟粕部分，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存天理，灭人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子无才便是德”、“君权神授”、“三纲五常”、“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言行主张。儒家思想为了迎合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许多思想存在着泯灭人性，束缚人欲的狭隘观。这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儒家思想成了统治者钳制人性，麻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针对儒家思想精糟并存的局面，也给市民正确认识儒家文化、运用儒家文化带了诸多不便，这也导致市民对于儒家文化缺乏合理定位和全面认识。

3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中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反思，而且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也都在反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笔者深深感受到：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在思想上的困惑――对传统文化，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摒弃的没有彻底摒弃；对西方文化，该引进的没有深入的引进，该排斥的没有严正地排斥。同时，“五四”以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结构――即文化传统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启蒙心态，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科学、民族、自由、人权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导致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随时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崛起，信息时代如何正确传播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许多网络媒体平台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传播西方文化，在新一代青年和市民中形成了过“七夕”是守旧，过“情人节”是潮流的不正当观念。市民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抱着“五四”以来留下的“臭老九”、“四旧”、“老封建”的狭隘文化观念。加上网络媒体对外来事物的不加取舍的“拿来主义”，导致市民更是崇洋，对传统儒家文化情感大大降低。加上许多网络媒体为了谋其暴利，不惜歪曲传统儒家文化，诋毁孔孟之道，颠覆传统文化价值，甚至利用儒家文化为其牟利服务，妖言惑众，造成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4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资源利用不足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10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内容上来看它属于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方法上来看，它通过对人的不断引导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对人们进行熏陶以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养成伟大的仁爱精神。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刚好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结合方式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同时也是对古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一种尊敬和佩服。

1.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报道中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国民教育系统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载体、主阵地、主渠道。根据儒家文化能很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陶冶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办了很多私塾，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儒家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这也形成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现在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拥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等，从而激发起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儒家教育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差异，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扬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包含了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儒家文化出发，充分吸收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唤醒人们内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给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力。

2.儒家文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提升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迫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回到我们的身边。纵观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珍视，例如美国、英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避免文化教育上的失误。中国文化教育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因素的各种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教育慢慢地淡化变弱甚至失去了原有的风格理念，也让更多的本土人对本国的文化感悟知之甚少。儒家文化凭借其几千年的文化根源，刚好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标。这对于当前情况下确立一种文化主题，加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作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些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很欠缺，这就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儒家文化的思想分析其道德文化的迷失，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自信和处世态度。将儒家文化拉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很多高校开设有《诗经》《论语》和《周易》等传统文化课程。这让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明白其中的价值意义，并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高校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加强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其中就蕴含有许多的民族精神和处世态度，同时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11

韩国是儒家文化圈中将儒家传统保留最完整的国家之一。韩国儒学作为儒学的一个分支，为世界儒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高度现代化的韩国社会中，儒学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这值得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人深思。

一、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历史

韩国的儒学传统由来已久。纵观韩国儒学史，中国儒学播至朝鲜半岛已有两千多年。早在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以汉字的形式传入古朝鲜。朝鲜半岛历史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儒学更是作为官方正统思想被引入。高句丽不仅在中央设立了儒学最高学府――太学以教授儒学经典，在地方还建立了扃堂以供贵族和平民学习儒学甚至汉文。百济国还有“博士”的称谓，在武宁王和圣王时期就有“五经博士”，指博通儒家经典的人。三个国家中接受儒学较晚的是新罗国，为培养出具有儒家思想的贵族青年，创立了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事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为信条的花朗道。

新罗统一了三国后，在中央设立国学，讲授中国儒家的五经三史。同时，儒学已成为教育和选拔人才的标准，政府设置的读书三品科制度便是以儒学经典为考试内容的制度选拔人才，委以官职。另外，新罗与大唐两国交流日益频繁，人员不断往来。这段时期大唐出现了许多由新罗人聚集的“新罗坊”、“新罗馆”等。新罗国“向羡文教”，选派了大量留学生入唐太子监学习儒学，其中不少留学生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如新罗学者崔致远18岁时即在唐朝考取进士，后留在唐朝担任过侍御史、内供奉官等职。

高丽王朝初期，虽将佛教定位国教，但仍提倡修齐治平的儒学思想。高丽国内对于儒家文化的学习，除了中央的国子监和地方的乡校，崔冲在国内率先办学，开设私塾，并向学生教授《周易》、《仪礼》、《礼记》、《左传》、《尚书》、《诗经》等儒家典籍。后又有十一名儒臣效仿办私塾，史上合称“十二徒”。高丽王朝中后期，随着程朱理学的传入，理学开始了在朝鲜半岛的大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高丽末恭憨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了一直沿用至今的“成均馆”， 任命被韩国人尊为“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等一批名儒讲授讨论朱子学。于是，“学风由从来以文学为中心者，一转为以经史理论为中心的学风。”[1]

李氏朝鲜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全面贯彻了尊儒抑佛的政策。于是，确立了理学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李氏王朝历代君王都秉持着儒教建国的理念，“从开国的太祖到第三代太宗，其间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达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第九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础”[1]， 朝鲜社会几乎变成了儒家社会的典型。随着“李氏王朝儒家之双臂” 李（号退溪）, 李洱（号栗谷）的出现，李朝理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包括李栗谷和李退溪两位大儒在内的一批韩国儒家学者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独到体认，形成了性理学学派，被称为韩国“朱子学”。“到了退溪、栗谷时期,退、栗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哲学思维高峰,确立了韩国儒学的独有领地。在民族睿智的至圣期,朝鲜性理学不但发挥了民族文化的轴心作用,群贤之人格与思想影响到日本和中国。由是,韩国近世的精神支柱得到建构。”[2]从朝鲜王朝开始,韩国社会思想在儒家传统的主导下，基本呈现稳定的形态，直至今日。

二、儒学在韩国的发展现状

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认为，韩国的儒学发展要比中国超前。这里且不谈文化断层对中国儒学传承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就韩国而言，儒学传统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由于汉字的通用性，加之朝鲜半岛单一民族的稳定性，使得韩国在吸收先进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同时，较为完整地引进了儒学思想并稳定地传承下来。虽然儒学在朝鲜半岛本土化发展后形成了自身一定的独特性，但是仍可以说韩国儒学的继承远大过创新。

在这个被称为“比中国还典型的儒家社会”的国家中，韩国儒教是对其儒家传统继承的最好体现。虽然儒家是否能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这点在学界仍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宗教形式上来说儒教确实存在于韩国社会。目前,韩国的儒教寺庙近三百座,教职人员近两万人，信徒人数仅次于佛教和基督教[3]。始建于高丽王朝的成均馆如今坐落于韩国首尔市的成均馆大学内，是韩国儒教组织和儒学思想的中心，也是韩国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成均馆的文庙内供奉着孔圣十哲以及中、韩两国历代著名的儒家圣贤。为了纪念孔子，这里每年都要隆重举行春秋两期的释奠大祭。韩国政府对此也相当重视，常常是教育部长以上的官员亲自出席。成均馆至今完整地保留着中国明代的释奠礼，甚至还指导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孔庙重新学回庄重的祭孔仪式。

“成均”一词源于《周礼》，“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成均馆这座效仿中国元代太学、国子监而兴建的昔日最高学府，除了以上提到的祭祀功能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其儒学教育功能。成均馆下设的地方教育机构是乡校和书院，作为儒家伦理的教育基地遍布全国。“汉城（今首尔）的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儒教的中心,也是一座孔庙的所在地,每年春秋两季在那里举行纪念仪式。韩国还有着二百多所向青年传授传统价值观和礼节的乡校,即设有孔庙的儒家学院。这些乡校想要使儒家的价值观念与现代工业社会比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成均馆大学，这所世界上唯一的一所儒教大学一直以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该大学学则的第一章、第一条就写道：“本大学院根据教育法,继承我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韩国传统思想,并使其现代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使全体国民达到共识的新的伦理观和自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有能力的人才。”②

在韩国学术界，儒学仍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在1945―1992年间,有关传统哲学研究成果的著述中,研究儒家、道家、佛家的著作数量的比例约为240∶70∶4，论文数量为1100∶385∶17。除了成均馆大学外这样的高等学府外，还有众多的研究院、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从事着儒学和儒教的研究工作。这其中诸如退溪学研究院”、“国际退溪学会”、“栗谷研究会”、“栗谷思想研究院”、“圃隐思想研究院”、“茶山思想研究院”等，均是由企业支持或创办的。韩国著名的三星公司也长期向成均馆予以资金支持，并引以为荣。儒学不仅受到韩国知识精英界的认同，企业界精英也推崇备至。可见，儒学在当代韩国社会的地位仍然十分崇高。

韩国社会浓厚的儒家氛围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韩国现行货币中最常用的1 000元纸币上印的是韩国大儒李退溪先生的头像；5 000元纸币印的是另一位韩国大儒李栗谷先生的头像。不同于大部分国家将政治人物印在货币上的做法，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儒学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此外，就连韩国人的名字里也能找到儒学的踪影。历史上孔子曾在洙水讲学，孔子死后也被葬在洙水旁。由此后人都以“洙”字代表孔子学术。如今“洙”字仍频繁出现在韩国人的名字当中，这也体现出他们继承和光大儒学的愿望。

儒学在韩国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以至于他们大多已接受和认同儒家伦理教导，并形成了社会普遍的共同认知。 “在韩国,人们十分热切地、一丝不苟地接受儒教，他们把韩国称为‘东方礼仪之邦’,指的是韩国人一丝不苟地遵循教义所定的仪式的所有方面……根深蒂固的儒教行为举止和社会关系模式仍然是在韩国人想事和行事中起重大作用的因素。”[4] 传统儒教的伦理教导不仅影响着儒教教徒，更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据一项有关“韩国人的宗教意识”的调查显示，有92%的被调查者回答遵守儒教的生活道德，可见儒教的观念在韩国是深入人心的。“一般韩国人，都不承认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现上，却具有儒家色彩。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式和继续扩大家庭的影响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7] 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教导和行为规范已内化为韩国人的习惯，其表现形式可谓“日用而不知”。所以，“一个典型的现代韩国青年虽然可能对儒教表示毫无兴趣,但是他照样仍然受到儒家对待工作和学习、生活和玩乐的律己习惯的约束。这样的律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①

儒学已经融入韩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几乎已成为其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韩国社会中的儒家文化，高丽大学编写的《朝鲜文化史大系》中这样写道：“儒教文化在朝鲜盛行了千年,它对朝鲜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已深深扎根于朝鲜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了……现在,儒教看起来已是历史的遗物,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儒教的长处与弊端已深深地残留在我们生活底层了。”[5]

参考文献：

[1]柳承国.韩国儒学史[M].傅济功,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9.

[2]黄心川.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韩国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12

一、现代企业文化的源头活水

中国具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为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理应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之中，才能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1.现代企业“以人为本”理念之“源”――传统儒家的人本思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给予“人”极大关注，认为“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尚书・秦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仁”是其核心概念和内容，儒家经典《论语》中共有一百多处谈到“仁”，孟子将“仁”解释为“仁者爱人”，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可见，“仁”即是“爱”。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仁”从构字法上讲是个会意字，二人，说明人并不是孤立于社会，而是一种人际关系，儒家正是把人和人际关系作为自己理论的立足点，而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爱”。在儒家看来，在世间万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儒家极其关注人并把人与人之间的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主要准则，从此意义上讲，儒学即是仁学。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关注人、重视人伦的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有相通之处，都重视人的因素，突出人的主体作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这种重视人的思想成为现代企业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之源。

2.现代企业“团结协作”精神之“基”――传统儒家的和谐思想。团结协作精神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前提和基础就是员工之间、企业之间关系的和谐。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等等。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谐有序，追求实现“和为贵”的和谐社会，并把“和”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主要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可见，儒家和谐思想的特色是侧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从人性本身出发调解人际关系，其根本宗旨在于通过谋求人际关系的普遍和谐，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现代企业所倡导的团结协作精神必须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以及外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和”为基础，不和的氛围和环境必定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和谐思想处处闪耀着管理者的睿智，它的积极作用不仅在于能够化解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还在于员工间通过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德，相互协作，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3.现代企业“诚信立企”追求之“本”――传统儒家的诚信思想。诚，言为心声，对内诚于己，不自欺；信，恪守诺言，对外信于人，不欺人。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一个企业是否讲诚信，直接决定着它能够走多远、飞多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诚信思想极为丰富，儒家典籍《论语》中“信”字先后出现有38次。儒家认为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孔子说：“人无不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倡导“主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认为“民无信不立”等主张，这些诚信观都可以成为现代企业诚信之树的根本。晋代学者杨泉在《物理论》中，对诚信的社会作用也作了论述：“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诚与信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不诚则不可信，信必见其诚，所以隋代王通说：“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宋学家程颢也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这些都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的思想。诚信是个人立身之本，是国家立国之本，也是企业立企之本。企业确立自己“诚信立企”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也必须从中国传统诚信思想中汲取养分，并将这种理念和追求扎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之中。

二、传统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由于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决定了它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是促进与制约交织。

（一）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促进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

传统儒家文化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价值取向有利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的倾向，自觉关心集体的利益。企业经营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利益诉求，要做百年品牌，就要兼顾各方利益，要符合道义，“企业家身上要流着道德的血液”（语）。

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创新进取精神有利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对中华民族勇于创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也是现代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员工需要具备的素质。企业在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时，应将这种开拓创新、积极有为的思想作为激发员工奋发向上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形成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企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传统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伦理道德精神有利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有些学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儒学即“仁学”。儒家重视仁、义、礼、智、信、忠、恕、勇等道德追求，主张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倡导“言而有信”、“成人之美”、“以直报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际交往观念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的友爱思想等，都有助于企业价值观、道德观的培养和建立，对企业良好风气的形成及共同价值目标的确立有积极作用，它能够使员工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或约束员工的行为。

（二）传统儒家文化的糟粕制约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

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制约了企业民主精神的形成。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使上下等级森严，尊卑观念浓郁，使得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尊卑贵贱的界限格外分明。官本位思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华民族麻木不仁、窒欲守节、压抑个性、逆来顺受、息事宁人、谨小慎微等消极民族性格、惰性心理和阿Q精神，这种思想在企业中主要表现为家族化或官僚化，从而导致话语权上的“一言堂”，决定权上的独断专行，形成极其鲜明的企业“领导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取决于企业领导的个人倾向和个人意愿，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民主精神的形成。

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因循守旧思想制约了企业创新精神的发扬。因循守旧传统与创新精神相冲突。中国数千年农耕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其结构上的超级稳定性，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内，人们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囿于常规，崇拜祖先和圣人，畏惧官僚，这些恰恰是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形成的诟病。反映在文化上，过分崇拜经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反映在思想上，崇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悠闲散漫的生活方式，鄙视商业生产、重义轻利，再加上中庸思想的束缚，窒息了劳动人民极大限度地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对大自然的积极探索、开发、利用以及对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的强烈动机与热情，极大地禁锢了现代企业创新意识的培育，导致创新精神不足，模仿严重。

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制约了企业人际关系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在宗法制度下，中国人对自己人身与生命价值的认识囿于亲情社会或熟人社会的狭窄人际关系圈子里，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迎合周围的人事关系建立熟人关系上，而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注意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自身的创造力量和生命价值。这种宗法观念在现代企业中最大的影响就是人际关系中裙带关系严重，不利于企业良好氛围的形成，企业内部容易形成小集团，人事任用上容易任人唯亲。

三、植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积淀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特有智慧与历史经验，包含富有哲理性、真理性的精华，但受历史、阶级的影响又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在借鉴传统儒家文化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时必须弘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对传统儒家文化，赋予其现代意义，作出现代诠释，实现创造性转换。

（一）坚持批判地继承的原则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既有历史的包袱，又有宝贵的经验，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对其进行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既要批判、剔除其中过时的、打上封建时代烙印的思想，肃清其消极影响，又要继承、吸纳其中具有恒久价值的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用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叫“扬弃”。批判地继承的原则要求把批判与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同时不忘批判，既不能食古不化，更不能颂古非今。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一方面必须积极利用；另一方面又必须勇于打破，这实质上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问题。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必须立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企业发展的实际，有意识、有目的地挖掘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对其中与现代企业核心价值观相容、相通、相契合的因素消化吸收并加以改造、创新，实现现代转换。

（二）坚持合理吸收与现代转换相结合的原则

对于传统儒家文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存在着三种情形：其中一部分内容超越了历史局限，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属于思想精华，如大公无私思想、自强不息精神、诚实守信意识、重义轻利思想等，这一部分可以合理吸收，直接或间接用来为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服务；还有一部分内容，受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而形成的不利于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思想观念，诸如知足长乐、枪打出头鸟、息事宁人等，这些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要坚决予以摒弃；另外还有一部分内容是精华与糟粕交织，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辩证的分析和科学的扬弃，对其中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发挥其现实价值，如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必须剔除其中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和森严的等级观念，对其注入民主法治思想、平等公平观念，实现现代转换，充分发掘其中重视人的因素的积极意义，把它吸纳到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来，才能做到古为今用。

（三）坚持继承民族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

传统儒家文化所蕴含的、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现实性、变易性。坚持继承民族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创新的问题。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要继承民族传统，必须将现代企业文化扎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丰厚土壤中，使之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企业文化之所以能显示出新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具有全新的物质基础，还在于它继承和吸收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并展现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特征，并与当前政治、经济的状况与要求相结合。要弘扬时代精神，必须具有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放眼世界，展望未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世界局势中永放光芒，才能使现代企业文化既植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厚土壤又融汇于世界文化的大潮。

参 考 文 献

[1]程昌明译注：论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2]梁海明译注：孟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13

越南语主要分布在越南，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周边语言如孟高棉语、台语、汉语有着密切且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在判断其语系归属问题上有不少困难。伴随着中越两国语言文化交流，汉语成语被大量的传入越南并被越南语“吸收、消化”。其传承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广泛的社会内涵。

2.传统社会传承模式

传统的传承模式主要包括教育、礼制和。由于中国地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思想的影响，儒学对越南主流思想、社会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国家通过教育将思想赋予人民，人民在生活中以礼制将其体现。同时，道教、佛教的传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教育既是儒学的内涵之一，也是汉字文化传承的机制。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中叶，越南就被中国封建势力所统治。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如三纲五常、仁义、孝悌、忠恕等对越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汉字也称为越南两千多年一直沿用的官方文字，并用来撰写了大量的哲学、宗教、经学、史学、文学艺术著作[1]。随着越南确立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使得汉字成了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必须学习、掌握的文字。

道德礼制化的承传对越南思想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化而走向庙堂，二是民俗化而走向民间[2]。意识形态被政治家所把握，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中确立其正统，而民间则变成“家道”被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可以说，没有礼制，汉字就不会融入社会生活获得更高更丰富的内涵，也不会使得汉字文化传承得以巩固。

由于两国交流的历史，越南的几大宗教受中国宗教的影响非常深刻。汉字佛经在越南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使用。此外，老子的学说演化为宗教之后，很快被传到越南，并与越南的本土信仰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越南特点的道教。其清雅逍遥的思想也随着宗教对越南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3.现代传承的变迁与危机

3.1 传承模式的变迁趋势

随着时代的变化，封建社会解体，西方的殖民体制度在全球扫略，严重地打击着东方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也对传承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变迁趋势主要体现在传承主体及传承方式上。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和打击，儒学也因此失去了国家的支持，社会中文人由此被边缘化，文人的知识和儒学也被提出主流之列。儒家，私塾先生变成社会舆论的焦点，在人们眼里，他们就象“不合季节结下的果子”，又是“辉煌时代的余音”[3]。由此一来，文化传承的责任被私塾先生抗下来，而不是受教育的大众。

儒学教育体系瓦解，法越殖民教育强行和新学教育兴起，新国文的建设与学校汉字教学开始改变[4]。翻译书籍与转码文字成了近代社会汉字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越南喃字出现并成熟后，书籍翻译也从此开始，喃文（国音）主要用来翻译中国古籍以及越南人的汉文创作。

3.2 现行传承模式所面临的危机

随着传承主体及传承方式的变迁，现行的传承方式因此面临着潜在的危机。这主要体现在汉字文化变迁的压力和传承模式变迁自身的挑战上。

越南语中汉越词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可它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生活中人们对其的使用经常会被误解，误用的情况也很常见。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权威的汉越词工具书经过考察，也存在着词素意义和词意解释的问题。

就古籍的整理工作而言，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比较偏爱于古籍的翻译。但古籍的白话文翻译要比注释困难的多，它不仅要全面了解原文的真实含义，更需要相似风格的语言来对其进行表达。而诗歌的翻译就更加困难了，流传千古的诗歌也不是轻易可以模仿转述的。再加上目前精通古代文学的人越来越少，翻译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4.总结

汉字在越南语言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其教育、礼制及宗教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字伴随着儒学、道教等占据着其得天独厚的社会地位。可随着封建社会瓦解、西方科技富强的威慑，儒学失去了它在越南的地位，汉字的传承方式也发生了变迁。传承的重要任务落到了私塾先生身上，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危机也随之体现，生活当中汉越词被频频误解、误用，工具书也存在部分问题。整理工作集中在翻译，也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参考文献：

[1] [越]陶维英.越南一占代史[M].商务印书馆，1970. 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