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时政论文篇1
（二）导入时事新闻加深学习印象
根据以往教学经验可知，课堂中对时事政治的引入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在主题教育中提高感情基础，这也在时效性上给予政治课充分的肯定。在针对时事政治的实际教学中，教师首要做到的是导入国内、国际大型事件，继而引入课堂内容，比如：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问题，使同学们利用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等眼光和思路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由此，可以让同学们了解最新社会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教材滞后、枯燥的缺点。
（三）作业与练习中引用时政材料
政治课堂作业或练习能够有效辅助学生巩固知识，但要注重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在此情况下，教师应该在教中深入练习，合理带领学生在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下，进行对知识的分析和理解并充分挖掘政治内涵。由此，不但能巩固政治的基础性知识理论，而且还能引起学生对时事热点的关注，准确把握时代规律和特征。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统一，更可实现学以致用的目标。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激发高中生政治知识的兴趣
在实际教学中，吸引学生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激发他们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实现极佳的教学氛围和效果，一般而言，现今的会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以及好感，可以把新颖、新鲜的事物引入课堂，就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能够够让学生会作出自己的分析，还能使学生相互间实现评论，进而准确、全面、系统的进行讨论和分析，实现良好的课堂氛围和课堂效果，这也对学会生的总结和归纳知识点最为有力。
（二）有助于转变高中传统政治教学观念
一般而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能对有效转变传统政治教学课堂模式，实现全新的政治教学极佳效果。新课改下的高中生不再是知识的接受、传递的主要对象，而已经演变为课堂教学的新主体，由此以来，就要教师在公平、平等、开放的政治教学环境下，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爱好和学习兴趣并予以激发，系统合理的引导学生体验和观察社会生活，从而不断提高中生在面对各项问题中的判断能力，积极把改变高中传统政治教学观念引向深入。
（三）有助于高中政治教学的时效性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具体可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合理的引入时事政治能完善教材的内容，有助于学生在利用教材内容和方法解决对时事政治的基本问题，并使教材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和抽象化，更加便于学生理解。第二，将时事政治引入到实际教学课堂中，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引和帮助下作出思考和判断，能延伸课堂、丰富知识以及提高学生爱国情怀。第三，时事政治的引入和运用，能使学生在繁忙的学习过程中对社会事件进行关注，有效防止学脱离时代轨道。
政治时政论文篇2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到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还要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切实关心员工的工作、生活、学习、思想，积极发挥每一位员工的专长，充分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员工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实践工作。
3.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到实现可持续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是以思想建设为基础，积极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各个环节。按照市场发展的规律做事，充分遵循客观规律，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正确处理好组织、员工、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营造出一种公平、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良好工作氛围。
4.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到认清形势保稳定局面
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让社会的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生活观念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变动，这样的变化发展要求组织重点要抓思想政治工作，积极从实际情况出发，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做好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引导员工认清形势，融入大局，积极开展工作。
5.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好增进党群干群和谐关系
在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力量，把广大员工的力量充分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各项工作往一个新的方向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更加入微细致，这就需要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用最真实的案例最实际的情况鼓舞员工，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
6.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好陶冶员工思想情操
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利途径，更是提升组织品质、增强组织凝聚力、陶冶员工情操的重要手段。及时把党中央的重要精神和重大决策传递给广大领导干部和组织员工，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思想情操。
7.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利用现代化舆论媒体优势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媒体的出现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挑战，也发生着巨大的冲击，这就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化舆论媒体的优势，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媒体新方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引导，发挥出现代化媒体的舆论导向的作用，创造一个优良的网络环境，正确引导党员干部对于权力的权衡，正确行使权力，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受到广大网络群众的监督。
政治时政论文篇3
2.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
时政教育属于德育的一部分，教师引入时政教育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德育。利用时政教育可以增加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注，从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对社会时事有一定的见解，对初中生本身的人文修养和综合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用积极的态度看待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在初中政治教育中渗透时政教育的有效方法
1.突出时政材料的时效性和教育性
在初中政治教学上，教师作为一个知识的传播者，本身需要不断学习了解最新的时事，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渠道获得最新的时政新闻，并根据课本的理论知识将时政新闻运用到教学中。如，我在讲“做个知法守法用法的人”的时候，导入最近发生的一则新闻，以此时政作为反面教材，讲述社会中贪污现象，这是一种知法犯法行为，不可取，要纠正学生的错误思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
2.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渗透时政教育
初中政治教育从课程内容上而言，学习的理论知识比较枯燥，尤其对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而言，因此教师要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教学，尽量避免一味灌输的教学方式。在课堂外可以通过在黑板上设置时政快报，每一天安排不同的学生来写新的时政，向大家传播。还可以利用课前几分钟，教师给学生播报时政新闻，将事实引入课堂当中。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来演示一些身边的时政生活，如，最近我们学校所属的社区举行人大代表选举，我叫学生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来演绎“区人大代表”的选举，这种教学方式形式新颖，容易吸引学生的兴趣，通过这种课本剧加深学生对时政生活的理解，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吸收。
政治时政论文篇4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林彪、江青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
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
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
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
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
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不是
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
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江青、周恩来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为“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林彪、江青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转贴于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转贴于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
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
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
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
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
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
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著作
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
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著
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渗透着林彪、江青少数人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
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
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
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
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
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
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
实践”。［14］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转贴于
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
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文革”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
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
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
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
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
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
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
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
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
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
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
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
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
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
［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
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
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
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
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
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
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
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
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
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
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精英集
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
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
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
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
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
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等。
（2）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
个层次：1、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2、政治性组织；3、国
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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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时政论文篇5
一、政治社会化的范式启迪
“政治社会化”首先是由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1958年明确提出的，并伴随着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政治社会化”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政治社会化”提出了种种解释，国内有学者把它们归纳为五种观点，即社会教化论、个体学习论、文化传承论、政治传播论、社会环境论。…尽管其定义存在着歧义纷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大致厘清“政治社会化”所具有的一般范式蕴涵。
要而言之，“政治社会化”在目标和功能上至少有两个层面：就目标而言，它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宣传政治知识、进行政治教育等过程，强化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维系整个政治体系的平衡与和谐。另外，“政治社会化”使个体了解政治信息、获得政治知识、形成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吻合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掌握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技能，从而塑造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健康、参与的公民人格。正如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所说：“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的实施方式和途径具有浓厚的社会化色彩。“政治社会化”就其生长土壤而言，它只能发达于高度分工的社会体系中，没有高度的社会分工，“政治社会化”就没有多维度的媒介系统。“政治社会化”就其实施而言，无论是政治信息的传播、政治教育的途径还是民众对政治活动的参与，都要借助于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包括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机构、家庭、社团组织、传播媒介等。对于“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实施方式，人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象征、政治参与和非政治态度传递。象征是指以某种物体为政治共同体的符号象征，通过对该象征物的纪念、崇拜、礼遇等活动，以培育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神圣感；政治参与是指通过动员、引导人们参与政治生活实践，亲身体验政治信念，践行政治规则，从而感悟政治生活的意义，塑造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应有的人格素养，了解和感受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非政治态度传递是指通过教育、期望、理想、习俗、礼仪、娱乐等形式和手段，不以直接的政治教育为目的而又能实现政治社会化目标的活动。
因此，“政治社会化”范式的核心蕴涵在于改变了传统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在目标上不仅仅把维持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作为自己惟一的目标，而且也把塑造健康、独立、参与的个体作为自己的目标；不再使政治权力的运行限于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使之与社会实现双向互动；在组织方式上，“政治社会化”通过各种社会性机构实施“或明或暗”的政治教化，使政治教育更具有开放性、公共性，拓展了教育途径，优化了育人环境。因而“政治社会化”使政治不再仅仅是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利，政治权力的运行具有了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契合的品格。
二、“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现有模式的缺失
市场化改革的根本性推动和计划体制社会的解析，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多元化的整体性变革特征，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不再是单一的、被动的，而是多元的、自主的，国家权力的运行不再是单向和不可抗辩的，而是受约束和可以预期的；国家权力对社会不再是直接全面的控制，而是民主化和社会化控制。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的运行方式，而国家形式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运行必须契合该国具体的社会结构，顺应该国整体的权力运行逻辑。因此，运用“政治社会化”范式，对立基于革命和计划体制时代的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社会系统中的局限和缺失进行反思是富有意义的。
1．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定位失衡。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但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年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凝聚人心、团结力量，使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先进的革命理论和立场上来，以便步调一致，完成革命任务。计划体制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将社会成员的思想统一到一致的计划上来(国家计划、单位计划)，以便完成上面下达的计划任务。这两个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具有共同之处，即都是为了整体，因而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定位，这是与我党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切合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价值定位遮蔽了人，把个体当作整体的工具和手段，抹杀了人的个性，压抑人的正当需求，它“不是去焕发人的潜力和能力，不是维护人的个性发展，而是把人的欲望、需求和利益都看作是罪恶的渊薮”(石义斌，2000)。同时，这种整体性的价值定位不能培育独立、自主、负责任的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不仅仅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它同时也是在我们这个信念崩溃的时代里建立一种普遍性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因而可以说，公民意识的培育正是我们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3j(瑚’，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性的价值取向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却扼杀了进取心和创新能力，使人们丧失了发挥自己创新能力的愿望，从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不相容。
由于整体主义的价值定位，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内容显得单一、狭隘、抽象。虽然有论者提出过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人为本，要尊重人的需要等等，但由于没有在价值定位上作出根本性的整体矫正，也只能是对思想政治工作作出局部的工具论意义的调适。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定位上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国家本位和人本位之间的严重失衡，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只见整体不见个人、只见国家不见公民的特征，很难契合市场社会的内在要求。
2．思想政治工作实施过程的封闭性。思想政治工作往往采取从国家——单位——个人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单位是核心，国家虽然处于权力的最顶层，但其意图只能通过单位来实现，国家和个人是很少直接照面的，国家对于个人而言似乎是遥远的、抽象的，因为个人的利益主要由单位来直接体现和满足，“单位制度既是单位垄断个人生存资源分配的制度，也是国家权力垄断资源分配的制度”。以单位为核心枢纽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主要缺失是其封闭性：首先在范围上，能有组织地实施思想政治工作的往往只是国家机关、公有制经济主体以及国有事业单位，而绝大多数的非公有制企业、中介组织等由于没有党组织的存在，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其次，单位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往往“立足于本单位实际”，换句话说，单位往往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置换思想政治工作的本真使命。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过程具有浓厚的“单位本位”色彩，国家权力一旦进入单位，就被过滤掉了国家性和公共性。由此而来的第三点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是封闭的，即一方面它只指涉具有本单位身份的人，外单位或单位外的人与本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培育了封闭、狭隘的“单位人”，这与开放、多元、自主的现代社会要求相去甚远。
3．思想政治工作机构的缺位。思想政治工作一般由单位内的党组织作为主要的实施机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单位性质、种类的同质和单一，党组织的建设是普遍化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普遍开展。新形势下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组织，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一般没有党组织存在，也就意味着缺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机构。另外，即使是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原先党组织承载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剥落和弱化现象。这与这些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性质有关。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中经济组织的本性，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无非是“开源节流”，一方面扩大经营规模，另一方面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重要方面就是优化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尽可能地去除与经营活动“无关痛痒”的机构和功能。许多企业在进行内部改革中，被裁撤或分流的机构和人员往往是政工机构和人员，即使保留了这些机构和人员，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异，可能让这些机构和人员去从事与企业经营直接相关的广告、策划或文秘工作。
三、“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的建立方略
1．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根据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阐述的观点，社会团结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机械团结，它是在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联系，其特征主要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小，集体成员情绪感受类似，价值观类似，信仰也类似；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相似性和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
它明显的客观标志是“镇压的权力”，即对差别性、异质性的强制压抑，“压制法”是这类社会主要的法律形态。二是有机团结，它是在发达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其主要特征是：社会上个人与群体存在着显著差异；社会分工错综复杂，社会的基本任务以各种曲折的方式由人们共同完成；专门化分工的结果是人们相互依赖性的增长；法律规制的主要类型是“恢复法”、“协作法”。因此作为社会整合方式之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确认和尊重不同社会阶层及个体的多元利益和价值诉求，其运行路线不应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而应是回应性与对话性的交流活动。维护我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主导和权威地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应有使命，但纯粹的居高临下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将会使正确的理论信息抽象化、教条化，增加其不可接受性。只有在确认和尊重不同阶层及个体异质性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基础上，使整体主义与以人为本达致有机平衡，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契合于社会多元的正当需求，其生命力才得以真正焕发，才会获致社会和谐与有机团结的功效，才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品性。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公民意识，型塑开放的公民意识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公民意识对于一个健康社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公民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公共意识，它包括政治上的参与、对所属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法律上的制度认同感、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道德上的自我负责与社会责任感；它还应包括负责任的环境与生态伦理等等。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标内容上必须调整到公民教育上来，以型塑公民意识作为自己的核心，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必然要求。
政治时政论文篇6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发展趋势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紧紧围绕着的不同历史时代背景展开，其采用教育方式亦随着时代背景、历史任务变化而不断转换着。在经历了民主革命到建设一个独立国家再到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具体实践都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在秉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应继续将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时刻以此为行动准绳，指导实践。作为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新指导标准，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渗透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因此，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都应该以此为导向而适度适时的转变。具体说来，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应该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导的中心，吸取多种经验，采用不同模式，改变过去死板教条的沟通方式。亦可借鉴国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好的经验，吸收相关学科的方法论知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媒体、媒介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过去的教育方式难免有“填鸭式”教学嫌疑，学生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都不尽人意，因此，在核心价值观这个行动指南的指导下，适度“放权”给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起到的是保护和“兜底”的作用，要做到不放松、不强迫，帮助学生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转化为自己主动去求解的学习过程，这样更加符合学生的内在需求。另外，可借助校园文化建设、各种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党团活动、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方式，不仅可以此强化核心价值观这个指导准则，还可以使学生将切身体会反馈回来，用“自治”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与能力用于建设校园文化和思想政治环境。除此之外，教育者要注意处理好现实生存需求与深层精神追求的关系，做到教育方式的“有血有肉”，如果过分追求思想精神境界而偏离现实生存的实际，那么则违反了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甚至可能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造成不良影响。再崇高的精神追求也要基于物质的现实，在强化思想价值观层面的教育的同时，要兼顾到学生的生活品质、就业方向等，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二、强化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采取的措施
第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大学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方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我国的教育理念决定了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论时代背景如何变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不能动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内容无论如何发展变化、调整、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和改变的。第二，“以人为本”是教育的衡量标准，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准绳。我国大学教育确立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科学教育理念，坚持平等、民主、和谐，注重交流、沟通、融合的方法，尊重、关心学生的利益和需求，促进他们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以大学生为本，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对待学生。认识个体差异，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现实需要，发展大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除此之外，要看到大学生思想发展的新变化，因地制宜，创造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善于运用多种媒介，如QQ、微博等大学生聚集的平台，从而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亲民”，更注重人文关怀［2］。第三，坚持“平等”的价值观。思想教育发生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二者相辅相成。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应该树立大学生平等的态度开展互动交流，构建二者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结果的真实可靠性和实用性。并且，二者之间的互动交流需要对大学生所反映出的各种思想问题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正确的引导，在内容与形式上既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导向作用，还要考虑到大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等方面因素，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在平等的价值观的促进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二者之间的“教学相长”作用亦可实现。第四，加强高校思想教育队伍的建设。历史和长期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质量的好坏至关重要。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师和辅导员来向学生传达，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素质就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质量。具体来看，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辅导员为核心的学生工作队伍，亦包括了学生干部的作用，他们主要负责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二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水平建设相关的教师，他们主要负责向大学生教授理论内容，帮助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二者均起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达纽带作用。第五，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工程的重要基础。我国于2005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在其之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第二学科进行重点建设，这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做出了更加准确的界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对理论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指示作用，并且该学科建设的加强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作用是相互的，该学科建设加强为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实践基地和学习平台；反过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得到实践学习与检验，将会产生更多的理解与感悟作用于学科建设上，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我们仍然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的后盾支持。
作者：韩蓉辉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高职学院
政治时政论文篇7
2.教育不再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自媒体时代，教学活动摆脱相关设备与技术的限制，使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受到环境、时间等条件的制约，教学内容与教学活动可以随时随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在自媒体环境下教师更加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性。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随时可以在这个广阔的空间平台中进行思维的碰撞。
3.以兴趣导入学习。
自媒体时代，学生利用网络媒体实施自学，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学习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
二、自媒体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自媒体是一个媒介，是大众用来通过微博、微信、博客等以网络为平台的工具传播、获取新闻消息的。它具有平民性、多样性、交互性、开放性和复杂性。它易于操作，使用方便快捷，人人都能学会、处处皆可使用，因此极受大众喜爱，每时每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学习，对大学生的影响尤为明显。尤其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自媒体可以说是一柄“双刃剑”，挑战与机遇并存。从一方面来说，自媒体下的网络传播速度之快、传播容量之大令人惊叹，这使得大量信息没有经过筛选和处理就进入大学生的视听范围。各种信息鱼龙混杂、彼此碰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判断力，模糊了视听，引导了他们的思维导向，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复杂度。并且，大学生获取信息、知识的渠道增多，便捷、多元的信息来源使传统教育模式中教育者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因此教师难以把控住学生思想动态，为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不过从另一方面积极地想，首先，自媒体的发展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搭建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前面说到自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快、传播量大，如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对此加以利用，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延长时间、拓宽空间。其次，传统的教育模式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后练习为辅，如果能利用自媒体，多开展网络教学，并通过微博、微信等工具传播知识，增加与学生的交流，不仅能丰富教育工作形式，还能激发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兴趣。并且，通过在网上与学生的互动和深入沟通，教育者能随时随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利于把控教育进程，提高教育效率与质量。
三、把握时机，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之路
1.创新自媒体时代下的教育模式。
要寻找新的教育模式，首先要加强对自媒体的了解、转变思想观念，以提高对自媒体运用的能力。其次，新的教育当然要有新的教育内容相匹配。既然不能阻止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获取，那么就转变思路，将网络上的信息加以利用，使之成为鲜活的教材。因此，应加大对专业的资金投入，创造良好的自媒体学习环境。在掌握自媒体相关技术的基础上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结合，对教育理念进行创新，确立学生与教师双方的教育主体地位。教育者需要把握信息脉搏，找到大学生的关注点、兴趣点和时事热点，从思想政治的角度帮助大学生分析信息内容，引导其正确判断和取舍信息，提高其是非分辨能力，提升其思想境界，成为其良师益友并赢得他们的尊重。最后，教育工作者应深入院系、班级、图书馆和宿舍进行调查研究，并利用现代工具对大学生施以人文关怀，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
2.借助自媒体优势，构建新的教育平台。
首先，在自媒体时代，信息的传递是相互的、开放的，教育者可以利用官方微信、微博、论坛、贴吧、QQ群、邮箱等媒介和学生随时随地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互动和交流，及时、准确地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变化，从细微处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例如，我所在大学就有专门的官方微信、微博及党、团支部微博和辅导员微博，在上面进行思想政治传播，引导大学生的思想走向。其次，学校可以选拔、组织一批有热情、有坚定思想政治立场并熟悉自媒体相关技术的师生，建立一支网络监控队伍。在网络上，多数大学生会毫无顾忌地释放心理压力、宣泄思想情感，排解郁闷忧愁，发出一些有失理智的言论，引导舆论走向，误导他人。这时，这支队伍的建立就能在自媒体上以理性的声音疏导其情绪，展开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大学生的言论，有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后，学校还可以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开展一系列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比赛活动，提高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学习热情。
3.鼓励大学生培养良好的媒体素养。
在网络遍及全球的时代，我们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的网络自律意识。通过讲座等形式加大网络安全与道德的宣传教育，促使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养成文明上网的好习惯、增强网络道德责任感，培养其自觉过滤和抵制不良信息影响的能力，从而形成良好的媒体素养，构建文明网络、绿色网络。通过校园电视台、校园网、校园广播站、校报等校园媒体展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学生提供参与思政工作建设的平台，提升学生的媒体素养。
4.鼓励教师培育良好的媒介素养。
教师自身应当构建相关的媒介素养培养理论与方法，结合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充实教育理论。教师应坚持贯彻执行“以人为本”的教育方针，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理论联系实际，最终实现教育目标。教育者不应该以上位者自居，而是拓宽自己的视野，学习和研究学科以外的知识，将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在教育过程中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指导。
5.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机制。
中央在相关的文件中指出要加强对校园网的建设与管理，通过不同的手段保障高校思政工作的有效运行，就必须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对高校思政工作的传播途径进行管理，确保学校各个部门的管理机制有效运行。学生信息部门、党委宣传部门要各司其职，落实权责关系。要及时对组织的专题讲座、交流报告会等自媒体活动进行有效的宣传与报道。建立校园网络领导、监督与管理的体系，构建一支优秀的网络管理技术队伍。
政治时政论文篇8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政治时政论文篇9
“公共外交”一词由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古利恩认为，公共外交包含了国际关系的多重维度，超越了传统外交的范围。如一国政府对他国公众舆论的引导与促进，两国利益集团间的互动与交流，外事报道及政策层面的制定等各类政治活动均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约瑟夫·奈认为“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是软实力的三个主要来源。其中文化在对他国产生吸引力方面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对本国政治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是否被理解与接纳、对本国外交政策是否被认知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更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推动力。奈还认为，在通常意义上，公共外交被看作是展现本国软权力的重要工具。公共外交是政府运用软实力并与他国公众交流，进而驯化他国公众的有效手段。因而公共外交不仅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而是包括多种行为主体在内的对外交流与活动方式。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公共外交既需要借助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来进行跨文化的外交活动，同时又倚重和借助大众传播工具，从而实现影响国际公众态度，以及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外交目的 。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具有更加开放、多元、瞬时、互动、无障碍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因此成为直接干预外交议程和结果的工具。作为互联网大国的美国一直很注重新媒体公共外交。早在2008年，美国就提出了“公共外交web2.0”的概念，旨在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技术与公众实现高效、快速、直接的交流沟通，进而推行美国的外交活动。网络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外交竞技场。
二、基于政治舆论的公共外交
美国向来主张以政府为主导，发起外交项目，影响国际舆论，为自身营造有利的政治舆论环境。美国政府重视公共外交战略的统合工作。早在2001 年，美国就成立了“白宫联合信息中心”(White House Coalition Information Center)，时隔一年又设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负责公共外交议题的协调与统筹，主要是为政府提供有关外交政策和提升国家形象的建议。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都由总统任命，历任总统也特别重视公共外交的战略部署。作为“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利用网络进行公共外交活动，并借机塑造美国形象的实践运用得相当熟练。比如，他曾在 2015年9月28日就叙利亚问题在推特上连发三条推特：“Nearly 12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displaced by the conflict in Syria. As Americans， we can’t sit idly by. That’s not who we are.(在叙利亚将近有1200万人因战乱而流离失所，作为美国人，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We’ve provided more than $4.5 billion in humanitarian aid to help meet the needs of those impacted by the Syrian conflict.(我们已提供超过4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帮助那些受叙利亚内乱影响的人们)。”
“We’re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yrian and other refugees we admit to the U.S. to 100，000 per year for the next two years.(未来两年，我们每年接收的叙利亚和其他难民人数将增加至10万人)。”
美国的公共外交常常借助政治舆论来表达，往往会摆出鲜明的官方立场。从奥巴马的推文可以看出，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多次发声，表明愿意提供政治、经济，甚至是包括转移和救助难民在内的各方面外交援助。奥巴马站在有利于美国的政治舆论立场上，极大地宣传了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即美国不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冷漠旁观，而是积极展开人道主义救援。奥巴马在个人推特上多次提及美国对叙利亚问题做出的贡献，利用公共社交平台，频繁营造国际政治舆论，来塑造美国人道主义国家的形象。
三、基于文化存在感的公共外交
2013年英国BBC国家形象的民调显示，德国国家形象排在第一位。2012年美国《时代》周刊对国家形象排名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日本，而且日本得票远超其他国家。很显然，根据西方权威主流媒体的排名，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较好的国家形象，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两国在公共外交方面注重文化存在感的建构。
政府虽然在公共外交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德国的商企和民间力量也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诸如汉莎航空、大众、奔驰、西门子等知名跨国商企，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宣传德国品牌、输出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传递着德国文化的品质、底蕴和理念;此外，民间力量的参与也给德国文化外交带来新鲜力量。2015年获得南京公共外交梧桐奖的德国人盖尔克，身为德国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早在2008年就选择用一场慈善之举来为西门子家电的中国业绩年庆祝，并在慈善会上组织拍卖张大千等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盖尔克还提供赞助，与南京大学合作建立拉贝纪念馆，用来纪念和研究南京的战时历史，配合德国官方正视二战以及法西斯历史的诚恳态度。民间力量的参与可谓是公共外交中事半功倍的一剂良药，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人与文化之间的深度认同与共鸣。提倡公共外交的主体多元化和公共外交内容的多样性，无疑是对国家形象塑造产生积极影响的有利补充。
除了德国，日本“谦逊有礼”的国民形象、“高端精专”的科技形象，以及“古朴与现代并重”的文化形象也为其在公共外交事务中添力不少。日本的“国技” ——相扑，在日本的长期经营下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日本的传统文学形式——俳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世界范围内演绎出英俳、美俳、犹太俳、法俳等不同的文学形式。日本的樱花、茶道、茶花、浮世绘扬名全球。除此之外，日本也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国之一，日本甚至成为西方人眼中体验东方文化的最佳去处。不可否认，日德两国在国际文化之林中以其鲜明的文化烙印，向国际民众呈现出真实、可感的文化形象。非政府主体的外交活动，形式丰富而多样，与政府为主体的外交项目相互配合，相得益彰。2006 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发表《文化外交的新构想——寻求大家的力量》的演讲，他指出，日本要以“文化”作为公共外交的切入口，日本将长期大力推行文化外交。而近几年，日本政府还向东盟国家派出3000名公开招募的志愿者，旨在推广和输出日本文化。
四、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外交实践来看，政治舆论和文化存在感构筑了公共外交领域的“双壁”。我国公共外交的实践中也常常借助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来进行对外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俨然成为促成我国公共外交中政治话语与文化传播相互交织的重要一环。“中国故事”既包含了当前国家政治利益的陈述表达，也纳入了文化形象的符号编织。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社交网络媒体的运用使得公共外交更加释放出其多向立体的效果。主席访美期间，在 Facebook上开设了官方主页“Xi’s US Visit”，其对官方首次以国际社交媒体展开外交活动的深入解读，有利于我们探讨“互联网+”时代公共外交的规律与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一是要积极主动地讲述中国的故事，二是需要讲述与外国人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中国故事，三是要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在“Xi’s US Visit”的主页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动态已是在遵循这三个层面的传播规律讲述中国故事：
“习大大和彭麻麻的故事”——2015年9月29日下午1时51分，主页上的时长仅40余秒的短片，题为“Mee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遇见中国国家主席)。短片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了主席的成长经历并对其夫人彭丽媛进行介绍，以生动的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国家领导人及其夫人的故事。此外“Xi’s US Visit”还了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英文演讲的视频，受到世界网友的广泛好评。很显然，彭丽媛在外交舞台上具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Xi’s US Visit”相关信息，更是在社交网络平台宣传了软实力外交与文化外交。正如约瑟夫·奈所评价的那样：“彭丽媛女士是中国的软实力。我们能看到她所展现的中国文明之礼和中华文化。她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很大，是中国软实力的代表。中国有这样一位‘第一夫人’，对国家的形象提升非常好 。”
“高铁故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和全球领先的高铁技术，在公共外交中，高铁已是一个重要的推介项目。“Xi’s US Visit”在2015年9月28日的这篇题为“China’s high-speed railways： benefit people& connect world(中国高铁：便利民众 连接世界)”的文章，不仅介绍了中国高铁自1999年建设以来取得的进展，还透露，中国高铁轨道近年来已经铺进不少国家，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等福利。这条动态一度置顶，获得诸多点赞，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高铁的故事。
“熊猫外交的故事”——主页在2015年9月25日通过一个视频对“熊猫外交”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介绍。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大熊猫作为一种人见人爱的动物，是一种带有可爱意味的文化符号，同样也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它们在中国外交史上扮演着特殊角色。从1957年到1982年，中国一共赠送给9个国家23只大熊猫。熊猫外交是中国在向境外赠送或租借大熊猫，借以增进友好关系的外交方式。
“体育故事”——体育外交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2015年9月25日的一个视频介绍了中国青少年对篮球的热爱，对青少年个体进行跟踪写实，让西方受众既深入了解中国，又觉得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国普通老百姓是一体的，对诸如姚明、王治郅等中国篮球明星进行介绍，也提及了在中国发展的 NBA篮球明星，如马布里和莫里斯，指出了中美两国在篮球方面的交流活动。9月26日的一条名为“Two world leaders and their shared love of sports(两位世界领袖和他们对体育共同的热爱)”，指出和奥巴马在体育运动方面有共同点，他们都是体育迷。体育外交是彰显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途径，体育外交也是公共外交的一种形式。
“传统节日的故事”——2015年9月27日中秋节当日，该主页了一个2分23秒的视频，视频内容是一个英国人讲述中秋节的习俗和历史，并介绍了月饼的饮食文化等。当天还了一个名为“China connecting with you(中国与你相连)”的视频，视频讲述者是澳大利亚知名酒商Burke Reschke，主要是以外商的视角介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以西方人的视角和口吻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经贸，更容易使国际受众理解和接受。访美期间通过 Facebook这个平台上述内容，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公共外交。
五、启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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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学强调在提高学生认知能力的同时，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使其对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是认知与情感的统一，时代感是高中政治课程的最重要特点，而时事政治教育正是体现这一时代感的核心教育课程，学生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所以时事政治教育最能调动高中生对政治学习的主动性。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比较死板、枯燥，教材中所举的事例大多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缺少新鲜感，学生渴望开阔眼界、增长时代知识，学生学习探究当下社会问题的热情不能因此被点燃，最终导致学生学习效率不高，政治教育无法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而时事政治教育因其自身具有时代性、丰富性、新颖性及动态性的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深受学生的重视与喜爱。
2.时事政治教育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时事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书本理论知识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把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当前，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高中政治教师把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答题能力的培养上，而忽视对时事知识的普及，导致高中政治成为学生的学习负担，使得学生无法把平日所学的知识灵活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学习与生活相脱节。时事政治教育的引入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产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对时事政治事件现象的分析与解答中，促进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教学中应用的途径
1.转变课堂教学观念
在新素质教育改革的理念下，学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而是教学课堂的主体。教师应当摒弃传统教学理念，转变自身职能，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指导学生学习的辅助者。在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上，教师应当引入时事政治，鼓励及倡导学生进行“探究式”、“讨论式”学习，将学生转变为课堂学习的主体，打破教师“一支粉笔”、“一言堂”的模式。教师在学生进行学习探讨的时候，要适时地在一旁进行指导，聆听学生的想法。时事政治教育本身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热情，放松式的自主学习课堂更有助于让知识悄无声息地进驻学生的脑海。
2.设置专题讲座
社会每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世界的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有新闻事件产生。每当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或是国家颁布实施重大决策时，高中教师就应当为学生设置专题进行时事政治事件演讲，向学生传达时事知识，让他们了解当下世界格局和社会现状。如前段时间出现的新疆分裂势力在昆明汽车站的砍杀事件，导致众多无辜百姓死亡，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于这起事件，教师可以开展以《严厉惩治暴力分子，保护国家人民安危》为主题的讲座。通过讲座，学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新疆悠久的历史，得知新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知晓当下国内外的局势，国家对于暴力分子所持有的态度。通过教师声情并茂的演讲，学生对事件有了明确的态度，领会和掌握了事件的精神实质，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让学生更深切地体验到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魅力所在，提高政治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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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材料的正确运用在政治教学中是一条有利于学生发展和教学目的达成的良好途径，但是如何才能正确运用，成了教学成功的关键。下面就来详细说明合理运用政治材料于政治教学中的具体措施。
1.教师充分发挥指导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治教师在对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时，要从教材和学生接受能力两方面进行考虑，同时还应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动者，自己则是课堂的引导者和辅助者，在一旁帮助学生更好更快地融入政治课程的学习中，而不是自己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忽略学生的心理感受，要把指导作用发挥到极致，从根本上保证学生对政治时事热点的热爱。
2.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个人能力的提升不能代表整个教学的成功，教师应提升自身素质，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对于政治学科来说，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是老师讲好课程的基础，开朗乐观的心态、成熟稳重的思维方式是老师内在修养的体现，老师要紧跟时展的步伐，和学生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3.教学方法的改革。对于高中政治教学方法来说，其要紧跟时代潮流，因为现今教育是让学生全面发展，彻底激发综合能力的教育，这就要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抛弃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就是让学生探究自主性质，关注身边的事情，不仅因为高考而学习，更是因为成才而学习。
三、采取合理的辅助手段，发挥现代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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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受到大数据信息传播的干扰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主流价值对人们思维和思想的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个社会思潮，引导人们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人的思维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们所思所想的原材料来源于大数据的建构。大数据的多样性使得人们思维认知产生种种调适，是在对不确定的消融中产生出自身的逻辑体系。当高速度、时交性和数据异构性的数据充斥到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时，一旦缺乏理论梳理和指导，就容易对整个教育活动产生干扰。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信息传播和衍射的过程，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信息交汇、碰撞和衍生的过程，实质就是为了消除受教育者（收信人）对主流思想的认同的不确定性。但是在大数据模式下，大量信息的出现和高速流动增加了信息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冗余信息的不断增多，导致信息流动悖论的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息流动模式同样可以参考信息流动的一般模式
二、新要求思政教育的大数据应对总之
1.大数据已经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特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要积极防范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和大数据手段进行渗透、颠覆。因此，从信息化社会的新形势新情况出发，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认真研判大数据时代的要求，积极应对大数据带来的种种挑战，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机遇。
2.要牢固树立起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伴随着新型智能化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理念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网络和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统的主客体二分法的灌输式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果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是矛盾的，人们将无所适从，难以建立共识。”但是，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更是社会历史中的一个客观领域，是人们的一种现实的生存体验。因此，要回应数字化媒体化时代信息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树立起大数据的观念，配备高性能的软硬件系统和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实现对海量信息的提取、抽样、分析，利用大数据进行舆论监测。同时，积极研判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时刻关注大数据带来的社会变革，更新思想观念，重视数据、尊重数据、“让数据发声”，使大数据成为在信息化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抓手。
3.要深入挖掘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随着现代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繁忙、最具活力、最富有挑战性的教育工具。人们的各种社会生活已经深深地与网络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在丰富的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95后”青年大学生对于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依赖性正在不断增强，他们生存在日益网络化、数字化的环境中。在网络空间，大数据信息的流动往往是以“对话”的方式展开的。福柯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大数据的话语权力和网络思潮的分散式传播已经重构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针对大数据的特点，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强制性的力量已经无法实现主导意识对主流意识的转变，现在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针对性和操作性，必须拒绝居高临下的高姿态，拒绝冷眼旁观的清高，而是积极地参与大数据的话语空间，在全面收集信息的基础上，将大数据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归类和分析，利用必要的技术手段过滤信息垃圾，达成对教育对象的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
4.要科学运用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多学科、多种研究工具地利用大数据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机理；顺应量化研究的新崛起，创新网络思想教育的研究范式；实现宏观覆盖与微观深化相结合。在宏观层面，要注重群体性特征，把握群体性思想，寻找的内部联系和运行规律。从微观上看，用大数据思维来整理和梳理个体的行为特征和思想状况，用事件和行为来透视其思维状态，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导和教化。面对大数据信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碎片化，为了维护大数据价值的秩序，就要整合各种资源为我所用。正如指出的那样：“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就是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旧的观念、旧的范式，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范式，因此，要不断创新，整合多种资源，科学地找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运用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测功能。
5.要理性把握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大数据的环境下，社会大众拥有获得信息资源和表达思想观点的更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受众的不同倾向性意见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大数据的意见“场域”，转接信息形成议题。如前所述，这是客观存在的复杂大数据意识形态现象。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远不只是一些自觉的政治信念和阶级观点，而是构成个人生活经验的内心图画中变化着的表象，是与体验中的生活不可分离的审美的、宗教的、法律的意识过程。”大数据作为现实社会的反映，依然是人的生存空间，人们会在这开放空间中表达一个真实的自我。但是，在网络中我们时刻都可以闻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味道，不仅这些大数据符号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底蕴，就连大数据技术本身也难免沦为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同时也许在那里，人们的独立见解不仅不会消融在意识形态的硫酸池中，而且恰恰通过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在复杂的大数据信息中，人们仿佛听到了卢梭的声音：“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大数据技术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形成。针对大数据时代的这一观念，教育者可以依托大数据平台的信息，对数据及其来源进行有效鉴别，形成良好的“信息资源观”和“信息价值观”，并善于选用适当的数据计量方法或应用程序软件等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挖掘大数据潜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找出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并对事件的发展走向及趋势进行预测，最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无缝对接的“合力型”教育，促进教育内容获得“内化于心、外化于言，实化为行”的实效性。
政治时政论文篇13
我军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出发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其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我们常说，政治工作只有联系实际才有战斗力。当今最大的实际是什么？是我们处于信息网络时代。如果脱离时代，必然就脱离了实际，而且是最大的脱离实际。脱离实际就可能出现“刻舟求剑”或“东边跑水西边筑坝”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研究怎样铸牢军魂、怎样贯彻落实强军目标、怎样建连育人、怎样创新发展问题时，不能脱离身处信息网络时代这个生动而又严峻复杂的实际。只有紧密结合这个实际，我们研究回答的问题，才有时代意义，才能有效增强政治工作的战斗力。我们常说，坚持群众路线决定着党的政治工作的生命力。网络思想文化阵地建设问题，就是我军政治建设在时代背景下坚持群众路线的大问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动员群众，千方百计组织群众。这是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如今我国有近6亿网民，90%是45岁以下。而部队旅团以下官兵95%以上是45岁以下。他们不仅是被互联网挷定的一代，也是决定我们事业前途命运的一代，同时还是我军政治工作必须面对的最广大群众。互联网进入中国的时间，有1994年和1987年两个版本。按1994年算也已经是20年。按教育学的观点，人的认知方式、思想行为方式及人生价值观的形成与固化的关键时期是15至25岁。这样一算，不远的将来我军绝大部分师以下官兵，都是在这个时段里成长起来的。这是个什么时段呢？就是我前面说的，“爷爷的故事”不能进入“魔方”的时段，就是“聪明的爸爸”没有掌握进入“魔方”方法的时段。这是我们今天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是政治工作面对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三、把握信息网络时代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机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拒绝互联网，也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不高度重视严格管理互联网。互联网的“利”与“弊”对于军队这个特殊群体，“双刃剑”的特性更加明显，两难选择十分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互联网是双刃剑，用得好，它是阿里巴巴的宝库；用不好，它是潘多拉的魔盒。”在信息网络时代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网络的能量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其核心是要抓紧在机制上解决资源的充分畅流共享问题。今天的政治工作，最大的挑战在网上，最大的机遇也在网上。而抓住机遇，要靠把握网络时代政治工作的机理，要靠运用网络思维破解矛盾和问题。互联网是工具，但不是器物层面的简单工具，而是有着思想文化和划时代特征的工具。对互联网我们不仅不能怕之，而且要钻研它、用好它，善于用网上的正能量打败负能量。以2006年3月全军政工网建设使用座谈会的召开为标志，全军网上政工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在军队内网上，政治工作展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和强大能量，为我们探索网络时代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机理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1、网络让经常性思想工作更具活力，也对领导干部信息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某师一名战士以“一个上等兵的苦恼”为网名，在内网发帖讲述自己近期连遭“两弹”：女朋友提出要“吹灯”；父母闹着要离婚，他感到“挺丢人”，天天心里憋屈“堵得慌”。帖子很快引起关注，战友评说和支招的跟帖，两天超过了200条。他在一个个“陌生人”的规劝和建议中找到了解决办法，重新提起了精气神。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有的遇到家庭涉法问题，网上帖子一挂，军营法律顾问和战友们就开始七嘴八舌地出招，当事人优中选优，很快就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案。再譬如，有的新兵想家，有的碰上父母病重、病故没能回家等等，在网上都有专题讨论。不过，目前运用网络开展政治工作，就是在一个集团军内部的各旅团间，也有红红火火与冷冷清清反差分明的两种现象。其根源主要在于，领导者信息化素养上的差异，导致管网用网观念和态度上的不同。由于自己不用网、不知网，所以认为这种网上工作方式可有可无，有的则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可见，红红火火和冷冷清清的背后，其实是领导者信息化素养的影子。
2、网络对于密切官兵关系可以打开一扇门，也可能也能垒起一堵墙
某集团军政委网上信箱，从去年4月开通至今，官兵留言680条，点击访问达58938人次，集中反映了基层的意见建议、困难困惑。他感慨道：要不是借助网络，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和这么多战士对话沟通，了解这么多官兵的所思所想，就是把汽车轮子跑飞了也办不到。网络隐身和匿名的特点，淡化了横亘在官兵之间诸如职务、年龄、专业、地域等身份上的差别。凡擅长与战士进行网上沟通交流的领导，即使职务高、年龄大，其在战士的心中也很“年轻”；相反，他们会认为你“不是一路人”。所以，网络能拉近官兵之间的距离，也能垒起一堵墙。
3、网上的“民意表达”激活了三大民主，然而尚需构建科学长效的机制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网络对教育活动的“贡献”随处可见。不仅述职报告网上评、“”表现网上点，为兵服务网上打分，还有种种对话、调查、评估问效、献计献策等。一位教导员说，由于网上可以匿名，领导机关面对面听汇报，开座谈会时，官兵们不愿说、不便说、不敢说的话，网上都能放开说了。为确保网上意见的“原汁原味”，某旅专门作了“三不”的规定：不许删，不许改，不许查IP地址。网络激活一池春水，我军三大民主也找到了新渠道、新载体。如今，营区超市价格贵了、探亲休假被卡了、家属来队没房住了、蹲点领导的承诺没兑现等等，基层官兵都会在网上不客气地指出来，或用“怪脸”表达质疑和愤慨。网络一方面监督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一方面能及时表达官兵的利益需求、感情需求和精神需求。这种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的网上政工方式，还存在着随意性的问题。对内网上的“民意表达”和群众监督，有的单位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一些领导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置之不理。此类问题的解决，应从规范管理机制入手，从顶层设计入手，制定具体的刚性措施以确保网上政工发挥强大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