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论文篇1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人民币论文篇2

1.人民币升值对我们老百姓的影响 个人财富可能缩水，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清议认为，假如人民币升值，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将更值钱。比如，如果人民币升值10%，1000元人民币就相当于132.90673美元。如果单纯从狭隘的角度来看，升值对百姓有好处，但是如果从整体的国家或者经济层面考虑的话，人民币升值以后，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不确定性，甚至给就业带来困难，个人百姓的财富很有可能会缩水。 他还认为，人民币升值短期看肯定是有利于进口，所以进口车的品种会更多，价格相对也会便宜不少，对想买车的消费者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他还建议，真升值的话，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将会带动商品价格上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教授说，假如人民币升值，国内整个商品价格体系会出现重大变动。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或原材料，从而影响到国内一些商品的价格，有升也有降。 从长期看，国内进口的增大，扩大了国际商品的需求，也有利于国际商品的上涨，而国际商品的价格上涨又会使国内商品价格向国际商品价格靠拢，从而最终带来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 出国留学旅游更实惠，人民币升值会让老百姓出国旅游和留学变得更加实惠。比如，当年日元升值前，35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后，86日元就可以兑换1美元。如果按这样的升值幅度计算，现在1万元人民币的出国游，就会变成2500元。当然，人民币升值的比例不会这么高，但升值后，人民币在国外就更值钱了。 2.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渐进升值增强中国经济"底气"，经过接近9个月的跋涉,昨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汇改以来的累计升值幅度不多不少地落在了1%。1个百分点的跨越,虽然只是数字上变化,但是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淡化一次性升值的行政色彩后,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以市场供需决定的升值幅度。 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争取到时间，然而意义还不仅止于此。自去年7月22日到3月17日,人民币再度升值1%,总计经历了162个交易日,平均每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升值5个基点。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陆文磊表示,在这一渐进而有节奏的升值过程中,不仅给了出口企业以缓冲的时间进行适应和调整,而且为了我国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争取到了时间。 将热钱的冲击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1%的升值幅度,意味着从去年7月22日起的9个月内,热钱流入的成本在提高。随着美联储不断升息,目前中、美之间的利差已经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而人民币升值幅度却远远低于这一利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海外热钱大规模流入的进程,将热钱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此外,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70%的国内经济而言,汇率的变动无疑牵一发动全身。对这9个月的汇率改革的结果,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教授的综合评价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这位有着十几年外汇研究经历的资深专家表示,1%的升值幅度对出口企业仍然有利可图,因为这还没有达到企业平均换汇成本之上的水平。同时在进口方面,其成本却因人民币升值1%而更具有增长动力。 黄泽民教授的结论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数据进行佐证。今年以来,外贸进出口继续延续了以往的增长速度。今年1至2月份尽管受到春节假期的影响,但是出口仍然保持在25.5%的增长态势；出口增长速度达到27.4%,去年全年则为17.6%。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今年1、2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6.2%,与去年全年基本持平。 汇率升值的时间和节奏将非常重要，然而这期间并非没有隐忧。陆文磊表示,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升值预期将是长期的,就今年而言人民币极有可能达到3%的升值幅度,这将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定价能力较弱的纺织行业有较大影响。但是这些企业也可以通过兼并、重组降低成本。因此,从未来的一段时间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时间和节奏将非常重要。 目前应注重本外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怎样遵循"中国原则"走自己的道路?黄泽民教授认为,目前应该注重本、外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近一时期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已经引起关注,其中虽然不排除有汇改的因素,但是货币政策应立足国内的经济状况,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的底气。而在外汇市场方面,则应该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扩大投资者对外汇的需求,促进供需平衡,进而有助于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人民币升值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提升股市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于昨日创下去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对此,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正面影响,提升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对内地股市的影响主要来自于A股和H股的联动"。国泰君安研究所宏观部经理周克瑜表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国际资本进入和退出香港股市都很方便,所以H股对人民币升值的反应要比A股灵敏得多。近期,香港市场地产股和商业股的上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而H股的上涨又会对A股市场相关板块产生示范效应,提升投资人对A股市场的估值预期。 周克瑜同时表示,人民币升值的实质影响应该从长期来看。本币升值意味着国内资产价值的提升,而这必然会增强证券市场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国外战略投资者加快进入A股市场,未来外资并购案例将逐渐增多,A股市场将进一步活跃。周克瑜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业内人士的认同。东方证券冯玉明认为,根据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在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一般都伴随着证券市场的走强。所以,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有望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向上的推动作用。 "近期人民币的升值其实在市场的预期之中,尽管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内地股市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但由于QFII额度的限制,短期内对A股市场的直接影响不会太大,主要还是增强投资人对股市的信心。而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入压力可能会推动QDII的进程。"海通证券研究所投资策划部负责人陈久红表示。 而某券商投资部负责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投机资本冲击压力往往会迫使央行采取低利率的政策,进而使得国内货币供应量出现上升,而大量资金的存在肯定需要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从目前情况看,股市并不缺钱,许多资金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合适的进场机会"。 4.人民币升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昨日记者采访发现,在人民币升值影响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一批行业人士认为,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升值对于各行业的影响是较为复杂和多角度的,往往是利空和利多相交织；不过,总的来说,原材料或部件进口型的行业将会有所受益,传统的出口优势型行业将会受到直接冲击。前者如造纸(纸浆进口)、钢铁(铁矿石进口)行业等,后者则包括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行业。 不过,以上终究是笼统而言,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具体到各家公司,甚至某个行业,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影响也不好简单论断。对航空业而言,这是大好消息；航空公司一般都有较多外汇负债,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汇兑损益数额是相当大的。 对毛纺类的上市公司,公司方面人士表示,由于公司产品质量较高,拥有一定议价能力,所以升值对公司出口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可以转嫁到外商,另一方面,公司大部分原料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负面影响也就有所抵消。 另外,一向被认为将较大受益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房地产业,在一些业内人士眼里,也并非如此。记者昨日采访到的一位房地产行业研究员,目前已转到一家较大规模的房地产公司任职。他表示,升值对于房地产公司的影响远逊于国家政策因素,目前尽管有热钱流入投资房地产,但大部分公司还是使用自用资金。升值不是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关键因素。

人民币论文篇3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人民币论文篇4

二、OCA的理论简介

OCA理论是蒙代尔（Mundell）于1961年提出的有关汇率安排的理论，其要旨为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选择一定的区域构成使用同种货币的通货区。根据蒙代尔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美国和加拿大的东部区域可构成一个统一通货区，而两国的西部地区则构成另一个通货区，这一切是从产业结构差异引起的不对称性会导致宏观调整的不对称这一理论前提导出的。蒙代尔认为只有产业结构比较一致的地区才适于构成一个统一通货区。其后，麦金农（Mckinnon,1963）和凯南（Kenen,1969）亦对OCA理论作了开创性研究。麦金农认为一些开放的小国适合进入统一通货区，而凯南则认为如一国产业足够多元化其进入统一通货区的代价可较小。一般认为，上述三位著名学者的工作构成了经典OCA理论的框架。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有很大改观，各国的汇率安排亦多由立足于金本位的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OCA理论似乎越来越远离现实。哈里·约翰逊（HarryJohnson）等著名学者也因此认为该理论仅是读书人的游戏文章而已。

然而，进入90年代后，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实际运行使OCA理论死而复生。为了适应理论与现实的不断变化，OCA理论亦改头换面。德格洛瓦（DeGrauwe）等人的工作使OCA理论蒙上了浓厚了新古典主义色彩，他们的工作也因此被称作新OCA理论。经典OCA理论所要求的加入统一通货区的先决条件在新OCA理论中变成了可在先加入通货区后逐渐达标，只要有可信的承诺和有力的纪律约束即可。欧元区内意大利和西班牙的EMU达标似乎验证了这一点。由此可以推论，一些长期饱受宏观经济动荡之苦的国家可以通过定住某些宏观稳定国家的货币而引入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彻底改变原有的预期，从而尽享经济长期稳定所带来的好处。这是新OCA理论开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的药方。这个方子看起来与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采用定住某一硬通货的汇率政策倒是不谋而合，但其中的隐含的前提条件却又是诸多欠发达国家所不可能具备的。因此，由OCA理论又可反证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长期执行固定汇率政策的能力。以下，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就此展开论述。

三、选择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理由

各家OCA理论对构成统一通货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着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而对其带来的微观效率则常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这种不证自明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的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放松管制，汇率由市场决定的成份增大，特别是1996年起，人民币已成为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只要是真实的贸易需求，所有外汇均可自由购买。而在IMF的正式分类中，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如果把人民币汇率放入一长期背景看，会发现它基本上定住美元，虽然其间亦夹着多次一步到位的贬值。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在8.26—8.70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可以认为其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一般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这时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都是毁灭性的。因此，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在一般情形中能够极大地提高国际经贸活动的经济效率，从这一点说，人民币目前的汇率安排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除了微观经济效率的考虑，OCA理论还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固定汇率可作为名义锚（nominalanchor）成为稳定一国宏观经济的关键。这种名义锚在政府急欲摆脱人们的通胀预期时尤为紧要。以下通过简单的货币方程式对此问题作一解释。

A国：P[,A]L[,A]（Y[,A],r[,A]）＝M[,A]

B国：P[,B]L[,B]（Y[,B],r[,B]）＝M[,B]

P[,A]、P[,B]为价格，L[,A]（.,.）和L[,B]（.,.）为货币需求涵数，M[,A]、M[,B]为货币供应量。如A、B国间采用固定汇率，可认为P[,A]／P[,B]的值为固定，由利率平价条件可得r[,A]＝r[,B]，如Y[,A]、Y[,B]给定，可知货币市场出清时的货币供应量。根据新OCA理论，要维持汇率固定，即P[,A]／P[,B]值固定不变，M[,A]／M[,B]的值也应维持不变。换句话说，如政府承诺固定汇率，它即承诺采用与定住汇率目标国基本类似的货币政策。一般而言，被定住国往往是采取较稳健货币政策的国家如欧元区中的德国，而加入欧洲货币机制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则通过引入固定汇率这个名义锚承诺采用类似德国央行的稳健货币政策以彻底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当然，人们可以直接定出M[,A]／M[,B]的值并维持不变，但在实际情形中，M[,A]／M[,B]的值不容易直接得到，而名义汇率P[,A]／P[,B]则是最容易得到的一个变量，因此汇率固定常用来作为一个名义锚表示政府稳定其货币发行量的决心。

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尤为重要，只有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并健康地发展，改革才能成功。事实上，中国也极为需要固定汇率这个名义锚来表示政府采取稳健货币政策的决心，而多年来的实践也表明我国用相对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相结合取得了高增长低通胀（相对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奇迹。萨克斯（Sachs,1997）说过：“过去一些年中极大多数成功的经济稳定计划均包含有至少一个时期的定住汇率。”享德森（Handerson,1979）认为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度不够，如采用浮动汇率，会由于由货币的资产性[来

需求的频繁变动带来的实际汇率的经营振荡，从而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固定汇率作为名义锚为许多发展中和转型国家在某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健康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如排除中国于1994年1月一次性大幅度贬值的影响，上述九国和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因而可以说亚洲九国和地区与美国形成了事实上的统一货币区——亚洲美元区。用传统OCA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十国和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美国为3.7和1.14），从这点看，亚洲国家与美国间形成共同货币区是不奇怪的。再则，亚洲九国和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除中国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是再合适不过的。另外，上述国家的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从统计上看类似（Kwan,1998），这又同蒙代尔的有关OCA的标准相合。因此，用OCA理论的观点可以找到中国（包括东亚邻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许多理由。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理由是很具说服力的。

四、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内在矛盾

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稳定宏观经济环境，人民币汇率采用阶段性的定住美元的政策，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中美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无人相信人民币定住美元会长期维持一个不变的名义汇率水平。因此，由新OCA理论所强调的名义锚作用是不明显的。同样的，亚洲美元区内各国和地区由于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差异很难作出有关货币一体化的正式承诺，上述亚洲美元区内不可能有任何制度的约束，其相对固定的双边汇率注定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美元区内，汇率相互固定的关系已不复存在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没有承诺的固定汇率不是真正的固定汇率，其短期的稳定必包含着长期的不稳定，这种没有可信度的固定汇率对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一个理性的交易者必然会把这种虽是小概率但是巨幅的汇率波动当作必须正视的风险列入其收益方程，并由此影响到开放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在1997年前人民币汇率安排多数处于这种没有承诺的固定汇率的状态，导致虽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和资本项目的控制，但每年均有大量的资产以不同名义流往国外。这种逆向的资本流动是由人们长期的贬值预期造成的，给我国这样的资本稀缺国造成了效率上的损失，也反映了我国汇率制度的矛盾，即短期稳定伴随着长期不稳定。

1997年下半年，亚洲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亚洲美元区中除中国和香港的其他七国和地区的货币均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世界经济面临着考验。我国领导人为了让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及时中止，果断地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虽然该承诺没有明确的时间期限，但人们有理由认为它是超过2年的相对长期的承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999年的下半年，人民币汇率纹丝不动，充分说明了政府说话算数。但这种固定汇率的长期可信度从OCA理论的思路看来，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新OCA理论强调的名义锚理论的前提是认为长期菲里普斯曲线是垂直的，政府不必在失业和通胀方面用积极的干预手段作出取舍，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同时，由于各种生产要素有流动性，价格和工资具有弹性，一个国家完全可放弃汇率工具而应付外部冲击。但是，这种前提在我国是不具备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理性预期的前提基本不存在，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往往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调控国内的失业和通胀起作用。现阶段，我国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往往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调控国内的失业和通胀起作用，现阶段，我国扩张的财货政策的凯恩斯色彩很浓，与格林斯潘的联储关注于通胀的货币政策差异很大。由于两国货币政策间的差异的长期存在，由上节提到的货币方程式可知，名义汇率固定在长期是不可能的，人民币在长期必然有贬值倾向。同样，由于我国的现实情况，人员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尤其在中美间）尚有许多限制，工资和价格的向下刚性亦很明显，一旦遇到邻国货币巨额贬值这种紧缩性外部冲击，必会产生显著的实际汇率上升。放弃调整名义汇率这样的手段而取得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平衡是不可能的。显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美国的巨大差异导致货币政策的南辕北辙以及我国不具备固定汇率所必需的内部条件，虽然有相对可信的政治承诺，但固定汇率在长期仍然是不可维持的。

人民币论文篇5

首先，从购买力平价看，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就一直钉住美元，兑美元汇率在8.3人民币元/美元上下小幅波动。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约为9%，是美国的3倍，通货膨胀率和美国基本一致，工资和生产率增长率大大高于美国，这意味着和美元相比，人民币的购买力已大大提高，中美之间的相对购买力需要调整，尽管去年7月人民币汇率已经调整，但迄今（2006-7-26）仅升值了1.6%左右，还远没有达到均衡汇率的水平，中国社科院赵志君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金森俊树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2000年以来按名义有效汇率计算的人民币币值低估了7%到25%，平均低估了17%.这个低估幅度与2005年7月21日对人民币做的2%的向上调整相比，显然2%的向上调整不足以消除进一步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渐进的升值过程。

其次，从资产市场理论看，美国已进入一轮加息周期之中，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压力有所缓解。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和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促使美联储坚定地执行稳步小幅升息的政策。今年6月29日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25%.这是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连续第17次加息，考虑到经济增速放慢与潜在通胀压力加大两种现象并存，此轮持续了近两年的加息周期有望终结。美国升息，美元和人民币的利差加大，对短期资本流入我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压力。美元对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的弱势地位会有所改善，在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以及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3%幅度内浮动的机制下，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升值的幅度可能加大。如果美元加息周期结束，那人民币升值压力会重新加大。

第三，从国际收支看，国内外汇明显供大于求，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从出口方面看，全球经济稳步发展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国内经济高增长推动跨国集团的产业转移进一步深化，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下国内企业的对外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外贸经营权完全放开和配套政策逐步落实。虽然，去年7月21日汇率调整会消弱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贸易摩擦更加频繁和贸易竞争日益激烈，国外企业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的调查和诉讼增多，对高耗能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贸出口，但总体来看，由于世界经济稳步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4.9%）、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出口仍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从进口方面看，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刺激进口需求；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关税将进一步削减，而且逐步调整到位；利用外资的快速发展和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进口增加。但发达国家对高新技术设备的出口限制将继续存在，国内以抑制投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将继续维持，进口增长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增长势头不减。此外，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外商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虽然印度、越南等国家利用外资的发展势头良好，直接投资分流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直接投资流入难于实现快速增长，但伴随着国内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外资流入中国的趋势将依然十分强劲。当然，由于中国投资政策和外汇管制的逐步放松和配套措施开始落实，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也将会出现一定的增长，所以中国直接投资项目在较长时期内仍将保持较大顺差。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预计中国外汇储备仍将保持增长势头。

可见，上述三种汇率决定理论的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存在，人民币仍将维持升值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我国通货膨胀率为1.8%，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2.7%，按照购买力评价模型，我国人民币有约10%的升值空间。又根据人民银行数据，我国当前一年期央行票据利率为2.7961%（2006年7月26日），而美联储最新的基准利率为5.25%，根据资产市场理论，今年人民币约有2.5%的升值空间。因此，从汇率决定的中长期模型和短期影响模型来分析，考虑到我国在人民币升值上会吸收日元升值过快的教训，会采取台湾式的渐进升值方式（1986-1992年平均每年升6%），剔除今年以来已有的1.6%升幅，预计今年人民币还会有2%左右的升值空间，全年升值幅度在4%左右，上限为10%.

二、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推动力量

由于世界三大经济主体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特别是替代“金本位”的“美元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创造全球过剩的流动性，推动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也推动过剩流动性向中国流入。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2100亿美元，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350亿美元来自贸易顺差，其余1750亿美元都是资本流入。资本流入中500亿来自外国直接投资，200亿来自外债增加和海外证券投资，剩下1050亿美元可能来自各种名目的寻找投资机会的国际资本。

流动性过剩的输入不能等同于正常的由于需求引进的资本输入。最关键的是这种输入是强行的推门而入，本国被动地没有独立性地被制造流动性过剩，特别是对中国目前的过度的投资更是火上浇油。中国外汇积累的大幅增加，全球过剩的流动性的输入占到半壁江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由于9.11事件和科技股泡沫破灭，为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长达两年多的1%低利率政策。2001年，中国资本账户开始从逆差变成顺差并持续增长，2004年达到高峰，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从2001年开始。这些事情与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步应该不是巧合。

8月8日，美联储决定暂停加息，仍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在5.25%的水平。美国基准利率维持不变，极可能导致美元走弱。若人民币兑美元不能进一步大幅上升，人民币兑一篮子挂钩货币将持续走弱。这将导致贸易盈余进一步扩大以及投机性资本大量涌入，从而令货币环境更加宽松，同时亦将限制中国通过货币政策解决流动资金过剩问题的能力。

金本位时代，货币供给受到相应的制约，其多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黄金的采掘数量。而今天美元本位时代，货币过量供给成为可能。本轮美元升息前，利率降到了40多年的新低，美元供给因而过剩；而大量国家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机制，则作为杠杆进一步放大了相关国家的货币供给。以中国为例，外汇占款成为我国货币供给的主渠道。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国利率、汇率机制高度不均衡，借入低利率、弱势货币，投资高利率、强势货币表示的资产成为多数对冲基金的基本操作手法，助推了全球货币泛滥。如果各国机会均等，人民币升值压力还不是很大，当别国机会减少，而中国机会凸显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是持续的、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升值是不可避免的。拒绝升值将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大规模的对冲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对冲将使银行体系的运转发生严重问题。看来，逐渐升值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目前，由于中美之间仍存在3%左右的利差，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具有双向浮动性，中国的资本管制也并非完全无效。因而，渐进性升值下，投机资本流入和套汇活动所造成的损失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

中国的经济、贸易结构决定了人民币升值属于结构性问题。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占总的出口贸易额的一半以上。而加工贸易天然地会产生顺差。贸易的顺差又往往引致资本项目的顺差。因此，升值并不一定会减少顺差。换言之，汇率变化对于贸易的调整矫正效应在我国不会太明显。事实上，日元持续升值过程中，并没有改变其贸易顺差的基本态势。

升值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升值并不一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相反，由于升值，高价值增值企业得到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得到大大提升。从根本上说，决策者须在长痛和短痛之间做出选择。

三、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助推并演绎一轮比较大的牛市

研究经济发展史发现，股市的大牛市，往往产生于技术革命，或者因本币升值等因素提振国民自信心、自豪感，并吸引国际资本之时。尽管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大力倡导自主创新，然而，技术创新断非朝夕，缺乏创新土壤，就很难产生系统性的技术革命。换言之，技术革命很难在当前成为推升股市大牛市的基础。相反，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则可能助推并演绎一轮比较大的牛市。

1、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股票市场较长时期内处于良好的低利率环境中，因为国内的高储蓄率以及赌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资金不断进入我国，使得国内资金充裕，而国内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又使国内物价上涨不具备可持续性，此外，人民银行为防止更多的投机资金进入国内，也会倾向于保持低利率。因此，可以推断，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维持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上。这种低利率环境的存在，将为我国股市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的坏境。

2、人民币升值会通过影响国内外资本的流动，影响股票价格。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形成升值预期，将在短期内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以获得以人民币计值资产升值的收益，就会导致相关资产价格上涨，并通过预期的增强，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进一步加大升值压力，推动股价上涨。

3、人民币升值会影响上市公司进出口及收益水平，从而影响股票价格及价格构成。人民币升值可提高本币购买力，降低进口成本，可以较低价格收购国外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同时，也会抑制出口。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将因此受到影响，资产价值会发生变化，投资者会相应调整投资策略，从而影响股票市场价格及其构成。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发生变化，国际资本持续流入我国股票市场的动力就不会减小，它对于股市的影响就会大于经济增长与公司业绩因素带来的影响，从而对我国证券市场走强形成强有力的推动力。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本轮行情上涨的主因在人民币升值。早期地产股、银行股大幅上涨就是明证。从资金角度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推动股指上涨的资金来源，显然不是国内基金，也绝非券商，这些机构在本轮上涨之前并没有足够的闲余资金；真正的资金力量可能来源于国际资本，在这些资本的诱导下，国内私募资金、普通投资者，以及国内基金蜂拥而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之快令人瞠目，而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源配置全球化，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使得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了全球化输出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于是，技术、劳动力、土地均对全球资本产生了替代作用，资本的稀缺性弱化，资本的实际利率相应降低。由于货币过量供给，名义利率可能更低。尽管美国、欧洲，甚至于日本均酝酿升息，然而，在经济增长要素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前，全球的资本价格就不可能有大的上涨。作为金融资产最终价值参照坐标的利率低企，意味着全球资产价格可能一直处于高位。

当前推动中国股市上涨的真正动力是人民币升值，加之人民币过量供给，而相关市场对于资金的吸引力下降，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未来两到三年内中国股市有可能演绎像样的行情。此间，决定上涨幅度和上涨速度的有可能是中国汇率机制的改革进程。这一进程高度影响外资涌入的程度。

四、人民币升值对指数推动的弹性分析

由于我国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和台币的升值具有大相似性，因此，日元台币升值与股市的关系可以作为我国人民币升值对指数作用的参考。

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指数的影响力取决于人民币要升值的幅度，因此，人民币均衡汇率应该多少是问题的关键。但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应为多少没有定论，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博士认为：没有人知道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因为谁都不能预测资金供求的变化。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G20国财长会议上专门强调这一观点。

事实上，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结果，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根据一些均衡汇率根据的计算，包括一般均衡或局部均衡，美国政府认为人民币人为贬值了30%，其他一些机构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到20%左右。2006年5月8日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彼得。莫里奇认为，人民币贬值了40%，我国社科院赵志君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金森俊树先生所做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按名义有效汇率计算的人民币币值低估了7%到25%，平均低估了17%.

综合判断，我们认为，人民币可能低估了20%左右。结合台湾经验，以人民币升值20%估计，每年升幅4%，以复利公式（其中m为本金，a为年利率，n为年数）计算，我国人民币升值时长约为5年左右，期间估计有3年左右的牛市和2年左右的调整，根据台币1989年升值34%时指数达9624.2点推算，人民币升值18%左右时指数将达高点，以上证指数度量，上证指数可达6900点左右，考虑今年股改等因素，上证指数有望达7000多点。若人民币升值幅度达40%，每年升幅4%，那么，估计人民币升值时长约为10年左右，上证指数可达15000多点左右。目前人民币升值基本上处于类似于日元和台币货币升值的第一阶段末第二阶段初。

根据计算（见表1、表2），台币在升值的第一阶段末第二阶段初即1986年，台币升值5%，指数对汇率的弹性系数为4.89，相应地，日本在第一阶段，升值了16.88%，指数对汇率的弹性系数为2.53，当然如果我国采取日本式大幅升值的方式，那么日本指数弹性系数更适合我们参考。但我国采取的是台湾式的渐进升值方式，台湾的指数弹性系数更适合我们参照。因此，本文采用台湾的指数弹性系数推算。基于以下事实：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升为8.11，当日上证指数为1020.63点，2006年7月26日，人民币汇率7.9877，升值1.5%，当日上证指数为1686.65点，按照4.89的弹性进行推算，汇率导致的指数上升值约为75点，股权分置等其它因素导致的指数上涨值约为591点，两者比例为1：7.88.因此，若今年人民币汇率在8.11的基础上升4%，那么将推动上证指数上升约200点，加上股权分置等其它因素对指数的推动，上证指数可达2700多点。但值得关注的是，股市的不断扩容不可避免地会压制指数的上涨速度和上涨幅度，从而会使上述指数点位打折。

资料来源：根据比利时BVD公司数据库资料计算整理

表2.日元升值期间股指对汇率的弹性系数表

五、结论与建议

日元台币升值的经验表明，货币升值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改革开放后借鉴了它们的做法，采用了相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因而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相似的结果：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高速发展，外贸顺差持续扩大，贸易摩擦加剧，最终货币升值、股市走牛。因此，人民币升值、股市走牛是必然现象。

当前，我国人民币正步入中长期的升值轨道，股市也正处于牛市的初级阶段。因此，投资者应积极投资股市，根据上市公司产品的是否可贸易性及产品的进出口汇率弹性，选取相关的行业和公司进行投资。另外，对外摩擦的加剧和升值压力的存在，也将迫使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从“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变，与消费需求相关的行业和公司将从中受益，这些行业和公司也同样值得关注。具体而言，在人民币升值下值得关注的行业主要有：

1、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类行业：属非贸易的不动产行业，升值将全面提升国内地产资产价值，同时提高具有资源有限、垄断性或建设周期较长而供给弹性较小的特点的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这类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投资价值；

2、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和证券业：属于经营货币和资本业务的资金密集型行业，由于具有较好变现能力和流动性，属于高人民币资产的行业，因此将吸引国际资金大量流入，从而受益；

3、航空、电力、炼油、造纸、工程机械等行业：这些行业收益于原材料或设备依赖外国采购为主而导致的成本降低，或大额外债而导致的还本付息所产生的汇兑损益方面的收益，对国内市场拥有垄断优势的航空业更为明显；

4、技术进口依赖型的高科技类行业，在关键科技知识产权上还不具有优势，在一定时期内还将保持着大量进口的势头，在汇率升值的前提下，能保持自己在成本方面的优势。

人民币论文篇6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遇到了两大严峻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失衡下外汇储备过多的挑战。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等亚洲国家高储蓄，低消费，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美国靠举债度日，中国巨额外汇投资美国国债，贸易战、汇率战给我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二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经济总体实力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三农，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农民工，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很难得到解决，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1人民币短期将会小幅升值的必然性

1.1进口企业需要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会发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降低我国进口的成本和在进口环节的费用。根据需求弹性理论，需求弹性越高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就越大。由于各个行业价格弹性的差异，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进口行业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人民币升值将使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降低，进而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状况，这对我国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很多重要战略物资如石油，铁矿石，铜等都要依靠进口，中国需求的大增曾导致国际相关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大大增加了我国的建设成本。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有利于增强我们对原材料物资的购买力，减轻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1.2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需要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贬值有利于提高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升值对出口不利。但根据弹性轮的观点，只有当进口和出口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汇率变动才会对进出口贸易形成明确的效应。考虑到我国独特的贸易结构及进出口商品供给价格弹性不高，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如果再计算上一般贸易当中原材料和投资品进口，这个比例还有很大的上升余地。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加工费，和汇率的变动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当人民币升值之后，出口价格上升，对这部分企业的出口不利，但是其购买力也将随着人民币升值而提高，能够购买更多的设备和原材料等进口品，两项权衡，汇率变动的净效应有待观察。其次，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高，尽管是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由于中国极低的工资，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国际竞争对手相比，依然占有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因此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长期动力并不是靠汇率低估的政策，而应该是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是主要的出口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这与世界出口产品结构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不一致，而且这类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竞争激烈，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而来料加工贸易出口只能收到加工费，失去了销售利润，同时，它对一般贸易的出口也造成较大的冲击，影响一般贸易的出口效益。

1.3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需要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200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回顾，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而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周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差距悬殊。我国长期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而现今世界经济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不景气，我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风险也加大，因此，必须扩大内需，以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时产生的剧烈冲击。房价，医疗费用，教育投资与水电气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养老问题，加大老百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抑制即期消费。从而造成我国经济增长连创新高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双创新低的矛盾。由于人民币升值，老百姓能用同样的钱购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

另外，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有利于减轻国外舆论对我国汇率，经济贸易政策的非难和指责，减少同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及国外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2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

虽然很多现象显示人民币有巨大的升值压力，但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表明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非零。

首先，目前导致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继而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产业的成本很低。中国以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对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的基础上。但是根据人口资源统计，到2050年，上世纪50，60年代（也就是人炸期）的人大多会去世，而出生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保持较低水平，中国将会陷入劳动力缺乏的处境。现在，很多社会成本没有计算到成本中去。

其次，中国企业有庞大的债务规模。隐性债务，如欠发工资，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其他公共部门债务等带来中国未来的债务负担沉重，为人民币贬值种下隐患。

3结论

总体而言，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不排除有暂时的阶段性的贬值。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良好，应该抓住时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同时扩大内需，真正做到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并驾齐驱，为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健康的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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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这种产业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其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及高开放度的进程，也因此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美国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对外贸易政策，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1981年以后，尽管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失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仍不断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广场协议”由此产生。此后，日元升值进入第三阶段。自1985年以来，日元汇率出现两次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国家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从240日元兑1美元一口气升至120日元兑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后，日元从110日元兑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兑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或者说是美国强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这颗恶果。

日美关系是带有主仆色彩的异样关系，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护日本，理所当然在经济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日美贸易极不平衡，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对日贸易的庞大赤字。美国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在毫无准备和并不情愿下发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车、家电、机械等制造业。据日本有关机构调查，每升值1日元，丰田、索尼、东芝等企业就要损失100亿—150亿日元。据估计，在两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业的损失至少达上万亿日元。日元升值还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和失业人数猛增。据统计，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间，企业破产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产的企业达45％。另外，这期间大企业为降低成本不得不辞退工人，加上中小企业的破产增加，因而失业人数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万职工加入失业大军。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把工厂搬到海外。原本已经低迷的国内需求更加萎缩，本应在国内的投资却投向海外，本应在国内增加的就业却在海外增加。据东京都调查，1990—2000年的10年间，东京都减少了6.1万亿日元的投资，为此就业也减少了32.2万人。其中，以投资比重最大的机电业为例，1997年雇用人数为246万人，1999年减至220万人，2000年又减至205万人。投资和就业的下降也必然影响消费，以致于零售业竞争空前惨烈，许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纷纷破产倒闭。

日元升值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因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努力保持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美国或把传统产业移至海外，或干脆放弃部分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国的进口商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仍要进口日本的家电。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根本上讲，还涉及日美两国的传统文化。美国人注重消费，常常借钱消费；而日本则注重储蓄，提倡“节俭为美”，经济不景气使日本人更重视存钱。据统计，日本的储蓄率约为6％，而美国则在1％以下，甚至是负数。这是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根本原因。

3、美元的汇率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发达国家相对势力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早曾美元汇率下跌的总趋势，比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保持了持续的坚挺地位，但伊拉克战争后，摆在美国总统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明年大选连任，而获得大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为了大力振兴美国经济，美元贬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动美国经济的一张王牌。几乎所有的舆论分析指出，美元贬值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利远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强美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避免通货紧缩，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另外，美元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确保其经济霸主地位，从而维护其单极世界的法宝之一。面对第二大货币欧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带来的挑战，美国政府的策略在过去的四年中确实利用了欧元新生不久、脚跟不稳的劣势予以了有力打压。十多年来，欧元区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力图大砍福利社会给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但远未成功。在市场内需不旺的情况下，欧洲迫切需要推动出口以支撑其经济，而此时此刻，欧元持续走强使欧洲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通货紧缩风险增大，经济增长受压。因此，有媒体分析，所谓美国财长斯诺不久前给“强势美元”下的新定义，称美国政府不再根据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价值衡量美元的强弱，“强势”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众产生的信心和它的防伪能力，这不过是掩盖美国政府当前放任美元贬值以打击欧元区经济的真实意图而已，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放弃“强势美元”政策，而是通过贬值巧妙地维护美元“强势”。当然，目前美元贬值尚没有达到1995年4月份的历史最低点。美元当初对德国马克的比价为1比1．3525马克，假设那时就有欧元的话，1欧元等于1．9558马克，那么，那时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为1欧元兑1．4461美元。据此推断，欧元对美元还有升值的空间。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经济长期疲乏反过来对美国经济也必将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美元继续贬值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二、人民币面临的汇率压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人为诱导日元贬值，但收效甚微。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员便将矛头指向人民币，他们频频在国际上游说，试图迫使人民币升值。而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心要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问题的美国也在汇率问题上打主意，开始改变坚持了近10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美元走贬导致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舆论显然放大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动。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对美元贬值百分之十几甚至几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自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较窄的空间里波动。但总体上看，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或德国马克）、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同期人民币相对上述三种货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期间，人民币对三种货币最高实际升值幅度曾经分别达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走贬，只是收窄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并没有改变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论调是没有依据的。

国际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导致中国今年外汇储备增加了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00亿美元相信属于国际游资，而这部分热钱将导致人民币供应超常增长约2000亿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人民币汇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面对国际上的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2090

但国际上的压力，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压力，保持我国快速健康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措施

近年来，对于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原则、方向和具体措施，国内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总结。这些探讨和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本文综合了众多的观点，并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1、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第一步是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货币组合会更好地反映人民币的有效汇率。相对于只与美元挂钩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或资本外逃压力、有利于克服市场结构上的刚性及更好地吸收冲销外部冲击等。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与功能转变节奏。还要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健全人民币汇率机制，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逐步改变人民币只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机制，改为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加权平均)一揽子联系机制，确保人民币的稳定。

人民币论文篇8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进攻阶段，华北地区是中国人民的战略后方，担负着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4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次月，华北财办筹备处召开华北财经会议，这是为准备反攻而召开的第一次有众多解放区参加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会议决定各个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价，可以相互流通，向统一发行过渡，并积极筹建全国性的银行。10月1日，董必武致电中央时提出："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8日，经中央同意后，即成立南汉辰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24日，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同时，中共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具体着手货币的统一事项。

1948年以后，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邻近的解放区开始统一行政区划，统一财政和银行。例如，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编为西北解放区，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5月，华北解放区决定，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总行。这些边区的地方性货币实行固定比价，混合流通，把各区间的货币流通统一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0月，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币、西北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币，又与华北解放区的冀南银行币实行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这样，华北、华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的货币实现相互流通，为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到了冬季，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货币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12月1日，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新纪元。华北人民政府布告说，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人民币"不但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货币，且将逐步统一所有各解放区的货币，成为新中国战时的本位货币"（注：《华北银行总行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1948年11月25日。），标志着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开端。

从源流上来说，人民币制度是解放区货币制度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人民币继承了解放区货币的优良传统，但更加集中统一，"人民银行新货币的发行，预告着解放区货币的进一步巩固，和解放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注：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1948年12月7日《人民日报》。）人民币发行和流通的扩大，首先是从解放区开始的。它的价格是从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比价中体现出来的。在合理制定人民币与解放区地方性货币比价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对解放区地方性货币的收兑工作，为全国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市场奠定基础。

二、独立、统一、稳定的人民币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解放前，也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的货币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统由国家银行经理。"为此，人民币除了在解放区内部逐渐统一外，各地采取了下列金融措施：

首先是坚决肃清敌币。集团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是空前绝后的。人民进入刚解放的地区，立刻宣布急剧贬值、形同废纸的货币为非法货币，并坚决、迅速、彻底地肃清这些敌币，从而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铺平道路。

其次是严禁金银流通。统治区因纸币毫无信用，造成金银在市场上计价流通，并成为金融投机的主要对象。解放初期，这种现象依然相当普遍，成为人民币占领市场的主要障碍。党和人民政府严禁金银流通，规定金银买卖与兑换统一由国家银行办理，私下买卖和计价行使属于犯法行为。当时采取藏金银于民的政策，允许人民持有金银，并以适当的价格进行收兑，把保存在人民手中的金银逐步集中到国家银行用作外汇储备。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各地取缔金银投机活动，金银管理的办法取得显著成效。

再次是实行外汇管理。人民每解放一个地区，必须取消外国银行的擅发货币权，禁止外币流通，实施外汇管理。外汇（包括外币）均须存入中国银行换成外汇存单或售予中国银行，任何人不得经营买卖或私下转让，统由国家银行经营管理。

通过以上措施，彻底摧毁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货币制度，结束了金银、外币在市场上流通计价的历史，使中国人民砸碎了长时期来恶性通货膨胀的桎梏，人民币流通得到空前的统一。

然而，人民币刚发行时，只能解决统一全国货币的问题，还来不及解决货币的稳定性。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财政支出猛烈增加，不得不发行大量人民币来弥补赤字。这一年中，曾多次出现程度不等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0月中旬以来，全国物价剧涨，币值大跌，人民币流通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陈云同志及时指出："这次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钞票发行过多。"他又说："在政府的财政措施上，不能单一依靠增发通货，应该在别的方面寻找出路。"（注：《陈云文稿选编》第34-3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尽管新中国的通货膨胀与旧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但也对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发生负面影响，因此，稳定通货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寻找什么出路才能从根本上稳定通货呢？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施对稳定通货具有深远意义的"三平衡"政策，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实现全国财政收支平衡；统一全国物资调拨，实现全国物资调拨平衡；统一全国现金收支，实现全国现金收支平衡。由于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很快就停止了通货膨胀，全国出现前所未有的通货稳定和物价稳定。

接着，政务院了《关于实现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规定所有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的现金及票据，除保留规定限额外，全部存入银行。单位往来一般使用转帐支票，而不使用现金。实施现金管理和转帐制度，使原来留在单位中的现金和流通领域中的大批通货，源源流回国家银行，缩减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同时，货币流通范围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是现金收付按照一定轨道运转，一部分是非现金（转帐划拨）大量结算，人民币流通渠道有了新的拓展。

为了主动掌握与调剂货币流通，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50年12月批准《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和《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强调货币管理制度是进一步统一财经工作的重要环节，旨在集中资金，统一管理，有效使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中巨大资金的需要。

另外，政务院在195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严厉打击伪造、变造人民币或贩运、行使伪造、变造人民币等违法犯罪行为，从法律上进一步保证人民币的正常流通，维护国家货币的尊严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和货币立法工作的开展，是稳定通货的关键。一方面，人民币的稳定性在财政收支平衡、物资调拨平衡、现金收支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上都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人民币的稳定又为平衡财政收支创造了有利条件，使财政年有结余，从而顺利地进入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这样，独立、统一与稳定的人民币制度已经形成。

三、人民币制度的健全和巩固

货币制度是国家以法令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但在建国初期，人民币制度是不够完善的。具体表现在钞票种类复杂，面额大小悬殊，票幅尺寸参差不齐，纸张质量和印刷技术也较差，还没有完全摆脱通货膨胀、物价不稳的痕迹。据统计，"从1948年12月至1953年12月，共印制发行了12种面额、62种版别的人民币，最小面额只有1元，最大面额则50000元"。（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司编：《人民币图录》第3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这段时期的人民币因券种纷繁，不利于交易和核算，亟需进行整顿和改革。

实际上，人民币的改革从1950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以后就开始准备工作，原来定于1953年实施，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推迟了时间。到1955年2月2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对货币制度实行改革，以便利交易和核算。《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简称新币），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简称旧币），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1比1万。新币主币面额1元至10元，辅币面额1分至5角，每种券别印有汉、藏、蒙、维吾尔四种文字。自新币发行之日起，凡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的一切货币收付、帐薄记载及国际间的清算等，均以新币为计算单位。

应当指出，这次币制改革并不是重建一种新的货币制度，而是对新生的人民币制度作了改进，主要是改变了货币的单位价值使人民币具有好看、好算、好使用、好记帐的优点。将动辄以万元为单位的价格标度缩小为1元，不仅提高了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而且化繁为简为计算和流通提供便利。钞票上印有四种文字，更有益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展现了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经过改革的人民币制度是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符合广大人民愿望的。新人民币种类简洁，交易与计算均感方便，能节约大量人力和财力，从而一举消除了旧人民币上留有的通货膨胀的痕迹，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时期在货币流通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在财政收支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并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货币制度，人民币制度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人民币是集中统一的货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货币是人民币，也就是说，在我国市场上只准人民币流通。中国人民银行以国家信用作保证发行人民币，代表国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调控国民经济。货币流通规律要求市场货币流通量必须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人民币的发行原则是坚持经济发行、计划发行和高度集中统一发行，其中坚持经济发行是最根本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家授权统一掌管人民币，负责集中统一印制和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法律保护人民币，任何损害人民币和损害人民币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人民币论文篇9

一、从IMF对汇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汇率制度规定

1973年8月15日，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告崩溃。国际货币体系从钉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体系进入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体系并行的时代。应美国的要求，IMF相应修订了协定，有关汇率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IMF协定第四条、第八条第四款和第十四条。

第四条第1节规定了会员方的义务：应努力以自己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来达到促进有序经济增长的目标，既有合理的稳定的价格，又适当照顾自身国情；应避免操纵汇率或者国际货币制度来妨碍国际收支有效的调整或取得对其他会员方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努力创造有序的基本经济和金融条件和不会产生反常混乱的货币制度去促进稳定。IMF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号监管决定解释：汇率操纵是指长期、单向、大量干预外汇市场。

第四条第2节规定了汇率制度的种类，包括：(1)一个会员以特别提款权或选定的黄金之外的另一种共同标准，来确定本国货币的价值。(2)通过合作安排，会员方使本国货币同其它会员方的货币保持比价关系。(3)其它外汇安排。这样，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条第四款规定会员应当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避免限制经常项目支付，避免实行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货币汇率，兑换外国持有的本国货币(接受该条的国家称为第八条款国)。但对经常项目可兑换条件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第十四条第2节规定，经IMF批准可以暂时维持现行外汇限制(援引该条的国家称为第十四条款国)。

(二)IMF对汇率的监督

为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各国以邻为壑的竞争性汇率贬值政策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覆辙，IMF被赋予了监督国际汇率制度的职权。IMF协定第四条第3节规定，IMF有权监督指导会员方汇率政策。第二十六条第2节等规定，如果成员方拒不履行IMF的裁决，IMF可以处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资格，乃至经85%的投票权表决逐出IMF，但并不存在类似WTO争端解决程序或交由WTO解决的先例。同时，第四条第3节规定，IMF汇率的监督指导，应该尊重、关注会员方内的国情及社会和政治政策。

IMF对成员国的审查监督每年进行(称为第四条款磋商)，重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也审查第八条款国的汇兑措施是否违反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第十四条款国取消外汇限制的条件是否成熟。在实际监督中，IMF在汇率水平上态度灵活，更多地尊重东道国的意见，并不强加于人。甚至在危机前后，IMF对汇率水平是否恰当多与东道国充分协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中，IMF没有强求这些国家调整汇率水平，直到市场力量迫使政府放弃不现实的汇率水平。

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却是世界长期发展的潜在威胁。IMF在《2004年世界经济展望》中批评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政策，认为这是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

(三)基金组织中固定汇率制度成员多于浮动汇率制度成员

在现实中，各国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行状况自主选择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根据IMF《2003年度报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种汇率制度，按照汇率弹性从小到大分别为：没有本国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货币发行局制度、传统的钉住汇率安排、平行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浮动、无区间的有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在187个IMF成员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别为41、7、42、5、5、5、46和36个。通常前6类归为固定汇率制度，后2类划入浮动汇率制度，这样，IMF会员采用固定、浮动汇率制度分别为105和82个，固定汇率制度占多。

纵观世界各国，汇率的弹性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基本呈正相关。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后，有一些国家采取了自由浮动汇率，但多数寿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员改变汇率制度多达78次，其中放弃自由浮动的为Z7次，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别有10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新兴市场国家从自由浮动转向无区间的管理浮动，自由浮动的成员从1999年的48个减少到2003年的36个。

理论上说，除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外，其它汇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预。实际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汇率不管，差别在于干预的方式、频率和力度。极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对汇率采取“善意的忽视”，但是偶尔通过官员“放风”来引导汇率走势。而另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综合考虑利率和汇率的货币状况指数进行调控，有时(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直接入市干预。还有些国家采取间接干预，如通过调控利率调节汇率。总之，对汇市的干预是各国进行宏观调控和维护稳定的汇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得所谓“不公平”竞争优势

衡量币值高估还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双边汇率为基准，而应以多边汇率作参照系，而IMF等国际组织普遍采用实际有效汇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根据测算，从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21.37%。研究表明，不论是出口还是净出口，与中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较大，而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随美元处于最为坚挺的时期，但中国出口增长27.8%，进口增长35.8%；相反，2003年，人民币汇率随美元走软，出口增长34.6%，进口却增长39.9%，外贸顺差同比缩小了16%。

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基础是银行结售汇制度，机构和个人买卖外汇都通过指定银行进行。指定银行又根据核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上下限，将多余或不足的外汇头寸，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平补，进而生成人民币汇率。该汇率制度是单一汇率，没有歧视性汇率安排。银行间外汇市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银行依靠法律和市场手段，调控外汇供求关系，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汇率稳定，是中央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通过市场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并不是为了阻碍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得所谓“不公平”竞争优势。在每年第四条款磋商中，IMF从未对我国汇率制度安排提出异议，也证明了目前人民币汇率是符合IMF协定的。

(五)外汇储备的标准

美国和日本某些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世界银行的标准，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他国不公平竞争优势，这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世界银行并不管辖外汇储备标准。相反，根据WTO有关规定(见第二部分)，缔约各方应接受IMF对外汇储备的结论，而IMF对华第四条款磋商没有质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次，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世界银行所谓的外汇储备占进口的25%，只是一个最低要求。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低于这一标准，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第三，储备水平还要考虑许多因素。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外汇储备需要考虑资本流动的因素。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影响储备的因素，还应当包括偿还外债和维持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国银行体系，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高达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负担。因此，中国的外汇儲备需要维持较高的水平，以维护投资者信心。

此外，中国的储备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资本流入而非贸易顺差。从1990年代起，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国吸收FDI超过4500亿美元，外债流入1800亿美元。这些资本流入中有许多最后反映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因此，外汇储备中只有一部分来源于贸易顺差，更多的部分来源于资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国际收支中的资本和金融帐户顺差达到800.1亿美元，而经常项目顺差只有733.5亿美元。

二、从WTO对外汇事务的规定看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WTO对外汇事务的规定

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还达成了一系列的多边协议和协定，构成了当今国际贸易行为规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关系有所发展。WTO涉及外汇安排的条款，新添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等协定。具体规定如下：

1.货物贸易领域。WTO成立后，根据《WTO关于与IMF关系的声明》(以下简称《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规定，WID与IMF的关系基于规范GATT1947缔约方全体与IMF关系的条款。因此，在货物贸易领域，WTO与IMF关系遵循GATT与IMF的关系。GATT章节涉及外汇事务的实质性规定主要有国际收支保障条款以及外汇安排，内容如下：

国际收支保障条款。GATT第十一条、第十八条分别授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采取进口数量限制和征收关税附加税(称为国际收支保障措施)。为防止滥用国际收支保障措施，GATT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该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困难和储备下降及两者的威胁，或者储备过低，而国际收支和储备状况由IMF认定，GATT缔约方全体都必须接受IMF的结论。

外汇安排。GATT第一条规定，在有关进口和出口的全部规章手续方面，成员必须对其它成员实行最惠国待遇。对外汇措施来说，这与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条对成员的外汇安排进行了规定。第一款规定，GATF应与IMF进行合作，以便双方在IMF管辖范围内的外汇问题和GATT管辖范围内的数量限制和其他贸易措施方面相互协调政策。第二款规定，在外汇安排问题的所有情况下，缔约方全体应与IMF进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货币储备或国际收支的结论。第4款规定“成员不得通过外汇措施而使本协定的各项条款的意图无效，也不得通过贸易行动使《IMF协定》各项条款的意图无效。”第5款规定，如果一成员的外汇限制与本协定对数量限制所规定的例外不一致，缔约方全体可以向基金报告。第8款规定，本协定不阻止一缔约方依照《IMF协定》，使用外汇管制或外汇限制。

GATT上述条款说明：GATT管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而外汇事务基本由IMF管辖，但双方应当互相协调政策。GATT缔约方有关储备、国际收支、外汇限制、货币制度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应当要提交IMF裁决。一GATT缔约方可采取符合IMF协定的外汇限制，不受GATT管辖。

2.服务贸易领域。GATS涉及外汇安排的是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此外还包括《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和《金融服务协议》。GATS第十一条明确了WTO和IMF在服务贸易项下外汇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辖权，指出，任何规定不得影响IMF成员在《IMF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采取符合《IMF协定》的汇兑行动；除在严重国际收支困难或其威胁的情况下外，一缔约方不得对与其具体承诺有关的经常项目交易的国际转移和支付实施限制，也不得对任何资本交易设置与其有关此类交易的具体承诺不一致的限制。同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对金融服务管辖范围进行了限定。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机关和任何其它公共实体为推行货币或汇率政策而从事的活动属于“在行使政策职权时提供的服务”，不在GATS涵盖范围内，因此不受WTO管辖。“金融服务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银行。因此，GATS中关于外汇事务的条款，基本与GATT一致，均未涉及汇率制度。根据GATS第十二条，对服务贸易采取国际收支保障措施时，是否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和对外财政困难或其威胁，也应接受IMF裁定。

3.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领域。TRIMs附件第二条规定：不得要求企业自求全部或部分外汇平衡(外汇平衡条款)。因此，WTO对发展中国家通常使用的经常项目外汇管制手段之一—外汇平衡条款享有管辖权。

综上所述，货物贸易项下，WTO成员的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是IMF的管辖范围，WTO必须接受IMF结论，即IMF对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享有单独管辖权。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的外汇管理方面，IMF拥有管辖权，但WTO也对与成员的极少数具体服务开放承诺有关的经常性、资本性国际交易外汇限制和外汇平衡措施分享管辖权。汇率制度则是在IMF单独管辖范围内。

(二)中国加入WTO有关外汇问题的谈判情况

2001年6月，WID中国工作组会议的多边谈判在日内瓦恢复。会上，美国要求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加入外汇事务的条款，旨在将中国的外汇事务纳入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外汇问题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国向WTO承诺外汇安排，开放部分资本项目，提供外汇管制的完全信息。对此，中方认为，外汇事务应当由IMF管辖，并不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范围内。因此，中国就此问题与美方进行了多次双边磋商，WTO中国工作组举行了八轮多边谈判。经过艰苦谈判，最后各方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删除了要求中国承诺外汇制度，包括汇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国工作组报告有关汇率制度见第31—32段。文中，中国代表介绍了中国现行汇率制度，即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形势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WTO成员(包括美方)当时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当然，如前所述，GATT规定成员应当转向IMF提出)。2003年对中国的过渡审议机制各成员也未涉及中国汇率制度和政策问题。

(三)以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为依据指责中国使WTO协定意图无效是对WTO多边规则的曲解

Preeg据第十五条第四款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使得GATT条款的意图无效。因此违反了GATT规则。这是对WTO协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个多边组织，它判断贸易问题、解释WTO协定是从多边角度着眼的。因此，纵然中美双方对双边货物贸易赤字的统计存在分歧(双方差距超过3—4倍，见Bronfenbrenner等人的总结，第74页)，对WTO来说，强调的是一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总差额。即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如美国所称，在2003年超过1346亿美元，但是，中方对日本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却是大量的贸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国的货物贸易总顺差在2003年只有255亿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来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务贸易赤字(2002年约为68亿美元)，则比例还会更小。因此，中国外汇安排没有使WTO协定的意图无效。换言之，美方从中美贸易赤字角度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违反WTO规则，本身就是站在狭隘的双边角度，并不符合WTO规则。

其次，姑且不说WTO管辖权问题以及何谓GATr条款的意图，如果完整地看，就会发现第4款实际上要求成员在贸易措施和外汇措施上相互协调，是一个平衡条款。GATT进一步解释：“‘使…无效’一词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协定任何条款文字的外汇行动，如在实际中不存在明显偏离该条款的意图，则不应被视为违反该条款。因此，一缔约方符合《IMF协定》而实施的外汇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结算使用本国货币或IMF一个或多个成员货币的缔约方，不会因此被视为违反第11条或第14条。”换言之，GATT第十五条第四款是为了防止外汇措施明显偏离GATT条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断章取义。

再次，WTO并不管辖汇率制度。Preeg认为，根据第十五条关于WTO可与IMF充分磋商的规定，美国可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条规定，在磋商中，“缔约方全体应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货币储备或国际收支的所有统计或其他事实的调查结果”，即WTO听从IMF裁决，既无规定也无先例将外汇安排纳入争端解决机制。

三、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贸易问题的关系

(一)绝对购买力平价不能作为评估汇率水平的依据

撇开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问题，人民币是否汇率低估的问题，涉及汇率的参照系选取问题，也就是汇率决定理论。Preeg提出人民币汇率较绝对购买力平价低估了40%，就此认为中国取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购买力平价理论着眼于商品市场，从货币的交换职能出发，把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作为确定各种货币之间比价的一种汇率决定理论。自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Cassel)提出该理论后，吸引了大量研究和检验，目前基本共识是，长期来看相对购买力平价基本成立，即汇率水平由国内外相对物价水平决定；绝对购买力平价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进行跨国比较的指标，不能作为确定汇率水平是否合适的依据(Visser，2002)。从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经济越不发达，汇率对绝对PPP偏离越大。

名义汇率对PPP的偏离度

经济体类型汇率对PPP偏离度

低收入-75%

中低收入-64%

中高收入-40%

高收入非OECD成员-37%

OECD成员-12%

来源：1.汇率：《国际金融统计2003》，IMF。

2.PPP：《世界发展报告2003》，世界银行。

发展中国家汇率与PPP偏离度较大的原因包括：现实情况与PPP完全竞争市场假定有很大距离；非贸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国的比例约占50%)；国内外生产率变动存在差异，产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各国消费结构不同和偏好变动；PPP测算技术、资本流动、预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相对购买力平价大体相符

直接将相对购买力平价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外贸市场多元化的高速增长的转轨经济国家并不可取，需要进行四项修正(或扩展)：用多边相对价格变动(dP*／P)替代双边价格变动、计算生产率差异(dδ，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考虑关税减让(df)和出口退税率变动幅度变化(dv)的影响。同时我们采用贸易大体平衡的年份的汇率作为基期汇率，得出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计算公式为dsppp=d(P*／P)+dσ-dV+df，我们称之为人民币PPP的生产率—市场化修正模型。据此估算出，以1987年汇率为均衡汇率(当年贸易逆差占GDP的-0.3%，则1998和2002年，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分别为8.37和7.52元／美元，名义汇率分别高估1%和低估9%(温建东，2004)。考虑到2003—2004年中国通货膨胀、出口退税率下调、关税减让、资源瓶颈制约生产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两者的差距将大大缩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明显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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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区域化带来的最大收益就是可以获得铸币税的收入，当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或者国际货币后，中国就可以纸币换取境外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实际资源。铸币税是货币发行者凭借其发行特权所获得的货币面额超过发行和管理成本的金额。根据维恩(2002)的估算，到2010年人民币的区域化带来的铸币税收入可能为152.8亿美元，到2015年约为224.6亿美元，到2020年约为300.2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每年将因人民币区域化而获得至少25亿美元的铸币税收入。

(二)减少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成本

由于人民币尚不能用来偿付外债，在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不得不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用于购买流动性高的美国国债，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元不断贬值，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让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国不但要面临因美元贬值而投资受损的风险，还要承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中国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就相当于中国不断向美国提供巨额的廉价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美国经济的扩张和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在无形中强化了人民币对美元的依附，也相应地弱化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能力。

(三)有利于推动周边国家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

人民币如果作为区域性货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履行职能，有利于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和金融联系，增强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金融的影响力，提高周边区内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关系，从而加快中国与周边地区经济融合的过程，促进亚太地区经济金融的稳定。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将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地位，进而对全球经济稳定产生正面影响。

(四)促进中国成为贸易、金融大国，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人民币区域化后会大大方便中国的国际贸易往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国际上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国内银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吸收人民币短期负债，向外提供人民币长期贷款或投资，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收入。中国企业也可以较低的成本在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实现较高的投资收益，提高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此外，人民币的区域化还有利于中国政府更方便地使用人民币在国外从事对外援助等事务。这些都必将提升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地位，增强中国对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的发言权以及影响，有利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二、人民币区域化的现实条件

人民币走向区域化对中国至关重要，而且中国具备了日趋良好的条件，使得人民币区域化成为可能。

(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增强。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区域关键货币，是市场选择而不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而市场选择的基础是货币发行国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必将导致一国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经济影响力的扩张和经济地位的上升，而这种上升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该国货币走向区域化甚至国际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7％左右，总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3.38万亿美元，经济规模超过了德国的3.3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力量之一；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迈过300000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9.0％。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对整个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为人民币区域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国对外贸易常年顺差，利用外资规模扩大，外汇储备稳步上升，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2002年中国加入WTO到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经连续六年保持20％以上的快速增长。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贸易顺差295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5％，净增加328.3亿美元。巨额的贸易顺差成为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也在稳步增长，2008年上半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达到719亿。国际收支的顺差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稳步上升，到2009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95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的不断攀升意味着中国具有十分充足的国际清偿能力，提高了中国对外支付、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使国际社会看到了人民币的稳定性。

将外汇储备和其他一些经济指标结合起来被证明是有用的金融危机预测指标，诸如外汇储备与每周进口额的比率、储备和短期外债的比率等。数值越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低。我国外汇与每周进口额的比例在二十一个有代表性的国家中排在第二位，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则排在第一位。所以我国抗金融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这为我国开放资本账户提供了条件，从而为人民币区域化，进而国际化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外汇管理和金融体系改革朝着有利于人民币区域化的方向发展。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

1近年来，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发生了有利于人民币区域化的变化。

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延续以及开放型经济完善的需要。从国际上资本项目开放的经验来看，中国具备了一些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条件，比如宏观经济稳定、国内金融体系的深化等。而且近年来，通过一系列配套措施(如对外借债实施严格控制、鼓励外国在中直接投资等)，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已悄然拉开帷幕，例如资本收益现在可以自由汇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金融开放程度的加深以及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中国最终会分阶段的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2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不断深化，金融市场日益完善，为人民币区域化创造了金融网络基础。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回购协议、大额可转让存单、长期政府债券、可转换债券、股票和基金等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日益丰富；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证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等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不断开放；金融服务体系日益健全，银行支付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银行和私人可以使用众多便利的金融工具进行交易、避险和储蓄等活动，从而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金融服务基础。

(四)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成为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推动力

自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出口增长率和国内需求双向下降，以及遭遇特大洪涝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这不但避免了货币危机进一步扩大，保护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减轻了已实行货币贬值国家的经济压力，而且维护了东南亚的经济秩序，为人民币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并完善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人民币币值进入了缓步上升期。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8.00，达到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2007年1月11日，汇率中间价突破7.8，达到7.7977元，同时人民币汇率十三年来首次超过港币；2008年5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次突破7.00，6月17日突破6.90，进入6.8时代。

三、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机遇

中国足够大的经济规模、充足的国际清偿能力以及在外汇金融体制上的改革，都使得人民币不可避免的成为区域内的重要货币。而且，人民币区域化发展正面临着难得的国际环境。

(一)东亚货币区域化发展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人民币充当区域关键货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难以有效地抑制国际金融风险，而货币合作是抵御外部冲击、降低交易成本、获得重大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由此，东亚各国形成了用区域合作抵御金融风险的共识，并以此为契机，迈出了东亚合作的第一步——“货币互换”。眼下制约东亚货币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区域内缺乏核心货币，而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化中成为关键货币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大。

1日本经济低迷，政治地位较弱，日元难以成为东亚区域化的关键货币。

虽然日元曾被认为是区域内最有可能的关键货币，但是由于日本陷入经济泥潭难以自拔，信用关系严重恶化，加上日本长期存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其失去了这种可能。一方面，日本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低迷，加上美国经济的不景气，日本的对外出口也受到阻碍，美日汇价急剧波动，日元贬值，直接导致了日本金融动荡，加剧了经济恶化；另一方面，由于日本长期存在的政治历史问题，影响着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感情，极大影响着日元的信任度。日本在历史上侵略过许多东亚国家，而且始终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使得其在政治上难以得到邻国的信任。

2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化中成为关键货币的可能增大。

随着中国边境贸易和边境旅游的发展，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具备了一定区域的可接受性。在新加坡、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已出现人民币兑换该国货币的兑换店；在中蒙、中俄、中朝和中缅等边境地区，人民币不仅在较广的范围执行交换媒介的职能，并且部分执行了价值贮藏的职能；在香港和澳门地区，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已经相当普遍。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向香港、澳门银行提供人民币清算安排，与越南、蒙古、俄罗斯等国家签订了边境贸易结算协议，这为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可接受性提供了保障。2010年“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启动，将进一步扩大中国从东亚的进口规模，中国也将逐渐替代美国现有的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这样人民币作为区域贸易结算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二)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化为人民币走向国际提供了机遇

1美国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民币区域化。次贷危机是否已经结束，目前尚无定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的国际信用，动摇了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从而为资本流入亚洲新兴市场地区提供了机遇，也为人民币扩大国际影响、增强国际间的信用水平、提高国际地位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货币互换也促进了人民币的区域化。2008年以来，区域性的货币互换成为众多国家缓解危机影响，增进贸易的重要手段。主要国家中央银行从稳定金融市场，保证国内经济平稳的高度出发，纷纷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定。为了应对美元等硬通货的短缺，亚洲一些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以及南美的发展中国家均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这在事实上推动了人民币在区域范围内的流通程度。

2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成为区域性关键货币的可能性增大。

克鲁格曼(1980)曾从交易成本的角度人手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货币交易网络的建立存在固定成本。就某种货币而言，它的交易规模与单位交易成本成反比。交易规模越大，单位交易的成本就会越低。1983年，凯文·多德与戴维·格里纳维在其《论货币竞争》一文中，进一步论证了货币交易网络的规模效应，即在经济主题选择交易币种的时候，会考虑有多少人在使用这种货币。这样，经济主体在选择使用何种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这种货币的使用规模和稳定性。

目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度正在向多元化的国际区域货币制度演变，逐步形成了货币同盟的欧元区、货币替代的拉美美元化和正处于探索中的东南亚货币合作三足鼎立的国际区域货币格局，而人民币正崛起于这一变革时期。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人民币的使用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人民币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及之后超稳定的出色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会使得更多的经济组织及个人选择使用人民币，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有利于人民币区域化的过程。

四、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措施

中国应该把握难得的战略机遇，在已有的有利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

(一)扩大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从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角度看，随着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和人民币在周边地区流通范围的扩大，应该支持边境贸易中采用人民币结算，鼓励中国的商业银行参与边贸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国要加强与其他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磋商、交流和合作，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有贸易区建设中的优势，积极争取领头羊的地位，为人民币输出到东盟国家提供推动力，为边境贸易甚至是一般贸易的人民币结算提供明确的双边契约安排。边贸结算银行作为人民币结算的重要载体，其金融深化程度对人民币结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把建设边贸结算银行的重点放在提高其金融深化程度方面。

(二)把香港打造成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被成为是“国际资本流动车轮的剂”，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离岸金融市场，对推动市场所在国国内金融深化，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有着积极的影响。在中国，随着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已经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将形成一个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指标，并可以为中国内地的外汇市场调节提供参考，还可以提升中国内地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度，而且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已经具有相当的现实基础。首先，内地游客在港旅游，消费的增长为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其次，边境贸易积累的人民币寻找流通的出路，这为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最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健全的金融法规、及时的信息流动、高效的金融监管、优惠的政策待遇、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高级的金融人才都为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模式选择上，近期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应实行严格的内外分离型管理模式，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足够的监管措施后，再向内外混合型发展模式变迁。

(三)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

人民币论文篇11

一、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①如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再选择这种政策组合已不合时宜。要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20世纪90年生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说明，这种政策组合的危害决非货币政策无效这样一个温和的负面影响，固定汇率制度在开放的资本账户下往往伴随着货币冲击和货币危机，从而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荡，使经济时时处于不稳定的威胁之中，从长期来看，我国也不宜选择这种政策组合。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自由资本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应当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必然是我国的现实选择；另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据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应是浮动汇率制度。

但从国际金融经验来看，汇率急剧变动和不稳定往往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完善。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欠成熟和完善，人们对金融避险工具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金融监管也比较薄弱。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仍面临着诸多困难，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缺乏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可见，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能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不仅无助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成本。为此，我国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对稳定性，美元确实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各国货币标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美元的稳定性逐渐减弱，同时欧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因此，我国政府根据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和美元地位的变化，放弃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选择采用了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这可以削弱长期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影响，更好地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二、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

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和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供求变化并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大于需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下跌，人民银行就会买进美元卖出人民币，从而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反之，人民银行会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以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另外，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是由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样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贬值。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使人民币相对于几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保持不变的一种汇率制度。为更好地理解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内涵，我们假设人民币货币篮中只有美元和英镑两种货币，W＄。为货币篮中美元的数量，W￡为货币篮中英镑的数量，ER/＄和ER/￡分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人民币与美元和英镑的加权平均汇率为ER，则：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所谓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变，即ER为常数E③。

从公式(1)可以看出，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同样无关，但篮子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而且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由于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钉住不变，因此，当美元对英镑升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升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贬值；当美元对英镑贬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升值。可见，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可能性皆有。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受货币篮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且与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有关。例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下，当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时，人民币对美元应该贬值。但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考虑到外汇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人民银行可能不是根据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要求，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相反，人民银行可能不干预外汇市场或仅进行小幅度的干预，而听任人民币在市场供求作用下升值。“参考”意味着人民银行有了决定汇率水平的较大灵活性

三、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影响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汇率制度，尽管可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但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因此，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完全由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波动吸收，从而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较大不稳定。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的稳定，不仅不能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反而可能会造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更大不稳定。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因为人民币对货币篮中任何一种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经过权数(小于1)化后传导给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大大缩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如果美元在货币篮中的权重是50％，那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10％，只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影响5％。此外，由于货币篮中各种货币的双边汇率的变动，向上的变动与向下的变动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相对稳定。可见，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钉住单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会有适度波动。但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浮动范围，从而使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幅会较小。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是名义有效汇率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有效汇率，因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见，与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资源

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均衡价格是对供需双方最有利的价格。尽管单纯从供应方看价格愈高愈好，单纯从需求方看价格越低越好；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价格最好，因为它能最优配置资源。人民币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均衡汇率最佳。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相对于均衡汇率)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相对于均衡汇率)会促进出口，但人民币汇率低估也会提高进口成本，从而不利于进口。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口大量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人民币汇率低估尽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可能会扭曲价格机制，使人民币汇率丧失在资源配中的积极作用，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会减少贸易伙伴国的市场占有份额，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这不仅会抵消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积极效应，而且还会损害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从而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问题。

同样，人民币汇率高估对贸易双方国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币汇率高估会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币汇率高估尽管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促进进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也会扭曲价格机制，从而降低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汇资源的浪费。另外，如果我国出口产品是贸易伙伴国消费者欢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币汇率高估也会损害贸易伙伴国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币汇率长期过度高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贸易伙伴国对我国的出口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

可见，人民币汇率是把双刃剑，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人民币均衡汇率也是一个双赢的汇率，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钉住单一货币汇率制度，则本国货币政策将依附于钉住货币国的货币政策。当钉住货币国提高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提高利率，否则就会产生套利，资金就会外流，本币就会贬值，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外币，回购本币，这会减少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上升；反之，当钉住货币国降低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也必须降低利率，否则投机资金就会大量流入境内，冲击国内金融市场，本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增大，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本币，购买外币，这会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同样，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我国继续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么当美国调整货币政策时，我国货币政策也必须作出一致的调整，否则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难以为继。

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是一种加权平均汇率，它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即使我国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出现了偏离，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仍会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减轻了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负担，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从而使我国货币政策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

(四)会增加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

人民币论文篇12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力图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汇率制度，就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确定汇率实际上确定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价格。假若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充分（即按照马歇尔——勒纳条件，这个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相对价格”较低即本币币值采取低定价策略能够刺激出口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状况，“相对价格”较高即本币汇率高估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用一价定律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思考和解释长期的汇率决定问题。按照一价定律，同样的商品如果不考虑运费和贸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价格相等。由于一价定律考虑的不是单项商品，如果将两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就生成了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逻辑上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贸易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价格会逐渐趋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本币币值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主流汇率决定理论进行解释。通常，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常常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及由国内货币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及国际收支调节策略等多项因素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但对市场参与者和调节者有影响意义的永远是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或如何确定一定时期的名义汇率。

中国多年来的汇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钉住目标的固定汇率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关系确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才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允许人民币汇率每日在3‰的区间中浮动的新汇率制度，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7.76%。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市场仍抱有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国际上一些热钱仍然在想方设法钻进中国市场，在难以抑制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资产（股票、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出现一路飙升的景象。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简单说清的问题。在一国实际汇率的分析中，现在理论界较普遍的看法是用实际有效汇率这一综合汇率指数方法判断一国的币值更有说服力。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消费物价指数为测算基础，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还采取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替换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其所得测算结果，同样能反映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大体经过了3个阶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大幅同步贬值势头；（2）1989～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仅经历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值。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名义汇率如果未发生变化，但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就说明该国的货币币值存在低估倾向。

汇率决定理论极为精巧复杂，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种均衡汇率理论模型恐怕都难以获得对人民币币值现状及走向问题的圆满解释，但现有经济理论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简明的思考路径，这就是在不考虑决策当局偏好的情况下，从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中分析现行汇率是否已出现失调，然后从失调的矫正措施中去选取政策调节方法。

一般地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币值的提升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及由此产生的投资者预期改善等因素相联系。而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又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的开放度条件下该国的储蓄投资循环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社会总需求和就业水准、贸易条件、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如果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就会对经济成长产生合成推动作用，而中国在改革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就是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原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大大放慢了增长速度，美国自2001年以来也结束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欧洲经济虽然未出现美国经济那种戏剧性的涨跌变化但始终未出现过高成长奇迹，日本则刚刚走出经济不景气泥沼呈现低速增长势头，印度和俄罗斯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上亦有不俗表现但眼下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还无法同中国抗衡。在相互发生作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速度领先，而且在国民储蓄率、外汇储备增长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增长领先地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治安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能维持10年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预期的经济体，其货币就必须坚挺并出现明显的相对升值，从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币值变动史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规律。同样，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是这个规律在强制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速来源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双顺差”的关键原因在哪里呢？显然，对“双顺差”局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增长背景下带有特殊国情味道的生产要素的非均等化倾向。在人力、土地和资本这三项基本生产要素中，中国生产的可贸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工业国家，而且还远低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趋势的环境中，中国可贸易商品中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所占份额极低，而且在近30年时间里始终未发生特别明显的增长性变化；在中国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各地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税收和就业岗位，在土地批租中纷纷展开优惠竞争，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贸易商品中同劳动力成本一样也只占很少的份额。这两项成本节约因素与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加之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必然使中国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世界工场。这使得中国在2

002年年底一跃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国外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创汇企业，只要这类企业总数在增长，中国的出口就会相应快速增长。同时，在中国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企业贸易收入的绝大部分会自动转化成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条件的明显改善和开放度的进一步扩大使得中国进出口总额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这也带动了外汇储备的增长进一步提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价格机制和价格水平可以解释很多现象，笔者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币值和外汇储备问题，完全可以用低价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低价水准导致的币值严重低估来解释。

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是两种交互发生作用的力量。依靠行政管制、道义劝说和政策调节，政府可以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活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长期看，客观经济规律总是能够矫正由政府行为惯性、惰性及决策者个人偏好或意识形态偏见产生的各种非效率倾向，让物质利益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牵引力量。在人民币币值或汇率政策问题上，我们今后也许能进一步获得这种逻辑体验。

自1986年起，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每年进行一次世界性的调查，调查内容是麦当劳快餐店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经调查发现，中国大陆的巨无霸最便宜，售价约1.2美元，而其他工业国家的较高售价为3.5美元左右。人们都知道，早在麦当劳进军中国前几年，该公司已经开始低价租用中国农村的土地对其所选土豆品种进行试验性种植，所以，对麦当劳公司来说，其产品原材料基本不存在特殊运费问题，在中国卖出的巨无霸之所以成为低价世界之最，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租金成本极低。货币汇率就是两种价格指数之比。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地区销售就有近200%的价差，这个现象似乎已完全违反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价定律”，而这种现象也一定会引导人们去重新思考人民币币值是否已被低估的问题。巨无霸是非贸易品，但在中国国内的统一市场中，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规律仍然在发生作用，因此，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商品中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亦同样遵循均等化规律，中国的可贸易商品定价过低也自然是普遍现象，从前边所提及的物价与币值的关系我们可以得知，人民币汇率也确实有相当的上升空间。

三、从打造贸易强国的角度思考人民币汇率问题

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基本内涵就是资源配置最优化和福利或收益的最大化问题。在汇率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探讨构建各种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着眼点也是币值的最优化问题。常识告诉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币值低估能刺激出口、遏制进口从而改善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如果名义汇率、实际汇率过分地偏离了均衡汇率即定价过低，它也会导致利益损失即通常所说的不经济或“肥水外流”。

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用低要素价格吸引外资，用出口退税政策来鼓励企业的出口积极性，这些选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中国跃升为世界贸易大国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但这些政策能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却不会使中国成为贸易强国，可以认为，这些政策如不及时矫正甚至还会成为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化的拖曳因素。这一立论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且仍以每天平均5亿美元的速度增长，这些外汇储备又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等国家的长期低息政府债券，这实际上使中国在实体经济、县域经济、三农领域及民营科技企业仍亟待金融支持的情况下用低息贷款的方式去支援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较高的国内外投资机会收益与外国政府债券收益相比之差实际上就是中国巨额外汇资产运用的净损失，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年均收益与美国政府向中国出售政府债券利息支出之差就是美国向中国借款的净收入。据统计，美国企业在上海等地区投资的年收益率可达20%以上，这样即使美国政府长期债券年息率达4%，美国也能获得16%以上的巨大收益。仅仅从这点就可以粗略地计算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目前这种运用方式上所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

第二，与制度演进过程中常常碰到的情况一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路径依赖”倾向。在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企业即使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也能卖得出去，卖出去后即使销售利润很低也能在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方面获得收益补偿，这样就会在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流动方面产生负面效应，即扭曲价值信号不能自动产生资源优先配置的结构调整效应，大量的企业生产偏低端产品耗用了巨大的资源，而那些新兴的、高成长性、高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可用资源被惯性效应作用下的低附加值产品行业挤占。从中短期角度看，大量低端产品和传统企业的繁荣兴旺虽然在增加税收和就业方面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这类行业的不断扩张会迟滞一个国家工业基础改善的速度。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或指导的方式来解决结构调整问题，结果一直收效甚微，其实只要运用汇率、税收、利率等价格性工具，微观主体的投资行为就会立即改变。以可贸易商品结构之调整为例，只要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足够高，出口型生产企业的投资就会自动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再比如对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生产企业采取惩罚性税收制度，也能对这类企业的投资冲动产生明显抑制作用，等等。总之，中国应当将提升人民币币值作为产业产品结构的一种手段——即使在短期内会付出一些企业关停并转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如果足够大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谁是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受损者？银行系统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耐冲击限度到底有多大？目前这种投资和出口双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会不会受到剧烈的负面影响？中国会不会出现日本“广场协议”之后的宏观经济现象和可能的长期经济萧条，等等。这些问题和担心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中国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总要有些优先考虑的事项，在目前条件下，我认为中国的优先考虑事项就是如何尽快使自己从大国变成强国，从储蓄利用效率过低转为疏导储蓄投资循环流程并运用强制和诱导等种种政策手段进行产品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在国际收支调节上以平衡管理为基本指导思想并用市场化的价格性工具作为基本手段，而不是象2007年开始这样：各地方政府按照上级精神用行政的办法敦促本地的外向型企业压缩出口增加进口。这类做法到底能否奏效还有待实践检验。根据以往的经验，压缩地方企业的出口就等于压缩地方政府GDP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因此，这个新近实行的平衡国际收支的最新做法恐怕很难收到中央政府所期望看到的预期效果，事实将证明，平衡国际收支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简近有效的办法还是动用汇率等价格性手段。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理解为在现有水平上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再升值10%以上，这样幅度的升值实际也远未弥补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与一般新兴市场国家同类要素价格之间的差距，就是说，即使在这样升值水准下，中国的可贸易商品仍然会保持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不会使出口增长出现明显下滑，但却会对进口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因为人民币升值10%意味着石油、矿产品、木材、农产品、高科技产品及一般工业消费品等所有的进口商品的价格都会下降10%。这样，用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或改善的思考方法分析，人民币若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升值10%，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度可达到20%（即出口产品多赚10%，进口商品价格相应降低10%），这是一笔可观的国民收益。

“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会对出口型生产企业和银行造成损害”，这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忧虑。有人说，许多外贸型生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在3%至5%之间，只要人民币升值超过5%就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的现象，但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逼近8%，中国呈现的却是出口越来越旺盛的势头，我们还可以回想20年前日元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远超过100%时，日本每年仍保持大约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的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微观主体的政策环境适应能力之强有充分的信心。此外，关于人民币升值可能对银行业负面影响的问题，我们看看2006年中国股票市场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上市银行股票成为市场行情上升的基本推动因素并普遍被境外和国内投资者追捧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作为经营货币的机构，业绩不断向好的银行将成为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它们经营的特殊商品在不断增值。其实，中国的银行业不怕人民币升值，怕的是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在银行业总体存放款业务中占比接近50%以后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币值波动可能引发的“存款搬家”即中资控股银行的存款向外资银行大量转移现象，这才是真正值得担心的一点。但在资本项目仍存在严格管制和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基本面背景支撑下，这种由扩大人民币每日波动限制区间可能出现人民币币值大幅度频繁波动景象出现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中国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以来五年多的时间里在银行业开放实践中也没有出现1999年和2000年期间许多实务界和理论界人士所担忧的“狼来了”效应，外资银行从机构数量到业务规模都没有取得迅猛发展，我们看到的只是境外银行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中资银行行为的普遍化。这种行为从实践效果看是良好的，它不仅壮大了中资银行的资本力量，而且在改善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敦促中资银行在财务审计上同国际接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创新及服务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一点说，中资银行目前应对利率、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与五年前相比已大大提高了。所以，银行承受能力不是也不应当是我们目前推进利率、汇率等价格性机制改革的一个障碍。

四、结语

中国的金融改革设计正

人民币论文篇13

而这一做法也成为美日欧等攻击中国的口实。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问题，美日及欧盟都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以市场为基准即时升值。

一、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

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压力，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一个是来自美国，美国认为中国的货币操纵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制造业问题。其分析思路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低估人民币的货币操纵行为,从而使得中国的制造业赢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制造业发展出现萎缩,企业大量倒闭,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现象。

但是，日本的通货紧缩究竟有多大程度受中国的影响呢?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仅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左右，而且由于两国在贸易上的竞争程度极低，因此，中国的通货紧缩(或者与此相对称的人民币升值)对日本物价的直接或(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间接影响都很有限。再者，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确切地说是通货紧缩率)与日本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如果说中国是造成日本通货紧缩的原因，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认为日本是造成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实际上，从日本和中国的出口结构上看，前者以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为中心，而后者则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相互竞争的领域其实很小，两国经济显然是互补关系。而且，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初级产品，再日本制造高级产品后再最终由日本出口到美欧市场。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实际上也是提拔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的增加，并不会与日本国内以及日本的出口商品形成竞争关系。中国减少出口，并不意味着日本能增加出口，不存在中国抢占日本国内市场的问题。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瑙索恩和纳玛斯旺的研究分析了导致“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去工业化”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1/5。依据这一判断,中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还不足10%,中国的竞争最多只能解释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的2%。

因此，人民币汇率与美日等国家通货紧缩并没有比然的联系，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日等国家的国内复苏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压力：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和贸易“双顺差”的持续增长成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核心问题。

由于我国事实上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对非美货币的贬值，使得人民币也相对其他非美货币贬值40%以上，因此，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到2004年3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4288亿美元。正如现在的情况，当人民币汇率被设定在偏低的水平上时，美元的供给超过需求，当局入市吸纳多余的美元，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假如中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当局不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那么在外汇储备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汇率早就应该上升了。如果硬是将人民币维持在现有水平，对外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就会进一步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各种各样的弊端。

第一，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并非多多益善。

的确，一个国家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保证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其二，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理论上是不需要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外汇的)。持有外汇储备可以带来流动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等等好处，但是，得到这些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丧失了使用这些外汇以获得其它收益的机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海外筹集资金的时候，往往要支付反映风险溢价的高昂利息，而把外汇储备运用于美国国债只能获得很低的收益率。这种利率上的倒挂现象意味着收入从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转向了美国这样一个高收入国家。

况且，外汇储备与国内的基础设施或者生产设备一样，不过是国家资产的一部分，其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国民储蓄。如果国家资产是一定的，那么决定其最佳构成时就要同时考虑收益性和风险性两方面的因素，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实际上，在中国，一方面外汇储备在增加，而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核心项目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却陷入资金困难，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储蓄并没有得到有效使用。用于改革的资金不应通过增加外汇储备而应通过税收或者发行国债来筹集。

其次，所谓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应增加外汇储备的主张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在国际上流通本国货币的最大目的是为获得货币发行收益。但是，如同中国这样，在本国货币的信用不得不依赖于保有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时，其保有的成本完全抵消了发行收益，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荡然无存。现在，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正在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大，加速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膨胀。

总之，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是维持汇率稳定所必需的，但通过维持大量外汇储备来抗御货币危机则是危险、无效和代价高昂的。

第二，由于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使货币投放量快速增长，存在的隐患是加速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升，在工资不随之上涨的情况下，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第三，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争端大幅上升，例如中美贸易中出现的反倾销案件，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

第四，我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导致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使得国际通货膨胀加速。

三、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

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经济学界的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

(一)通过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使实际汇率下降，以此降低出口。

(二)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或者降低出口退税率，使出口下降。

(三)大大放松资本管制，鼓励各种资本的流出。

(四)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使汇率变动。

四、对各种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对策的评论:

对策一：我国经济的瓶颈产业，如电力、交通、能源等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如果物价上升，致使瓶颈产业状况发生变化，由于资源过多地流向它们，将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并非可取之途径。

对策二：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与其让人民币升值，不如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率。这种做法既可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出口减少)又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增值税退税是世界通行做法。与在国内销售的产品不同，对出口企业的产品不征增值税(实行零税率)，而对其投入品却要实行增值税退税，在出口这一环节上，国家增值税的税收收入是负值。其结果是，出口越多，中央财政的退税负担就越大。但是，因为国内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是可以转嫁给最终消费者(使用者)的，所以出口企业并不会因在不缴纳增值税的同时享受退税而得到特殊好处。在原则上，退税并不是一种出口鼓励政策。一般来说，退税只是使出口企业享受到一般企业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取消对出口商品的退税将构成对出口企业的歧视，从而造成市场扭曲。我们应该做的是保证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得到同等程度的退税，一个百分点不应多，一个百分点也不能少。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减少退税率和升值都会导致出口减少，而汇率升值更容易操作，为什么非要舍易求难，非要通过改变退税政策而不是调整汇率，或两者同时进行，来释放升值压力呢?

对策三：在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产权关系仍然模糊不清、金融体系问题成堆、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的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的情况下，使资本自由化这种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是为避小“害”而趋大害。不论在哪个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移动、汇率的稳定和自主的货币政策三项目标。迄今为止，中国放弃了资本的自由移动，但坚持了实质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今后，如果放开资本移动，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需要由钉住美元制向允许某种程度的汇率变动方向转变。如果中国一方面继续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方面立即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完全丧失经济上的独立性，并很快成为外国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所以，资本自由化不可操之过急。

对策四：笔者认为最为可取，变动汇率，使人民币适当升值。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是无法承受汇率的巨大波动的。换言之，在目前和今后相当时间内，中国还不具有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因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们现在的最佳选择。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围绕中心汇率，在一个给定区间内，汇率是可以有一定波动的。中心汇率也可以根据一定规则进行设定和调整。可以先逐步扩大汇率变动的区间，再逐步扩大变动幅度，允许每年有数个百分点的升值。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显示出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人民币升值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如果漠视这一情况，拖延人民币的升值，将产生诸如资源配置低效化、泡沫经济膨胀以及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弊端。

但是由于来自以日本为首的海外的升值要求正在把外汇政策这一中国的国内经济问题演变为国际政治问题。对于中国新的领导层而言，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以屈于外国压力的形式提高人民币的汇率。但是，恰恰因为外汇政策事关国家利益，因此需要相互排除感彩，加以冷静地分析和对应。日本把通货紧缩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并从人民币升值中寻求解决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日本通货紧缩的真正原因是结构改革的滞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低迷。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人民币升幅多大，日本经济都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复苏。相反，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上涨和日本贸易条件的恶化，这对日本的生产企业和消费者都是极为不利的。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维持人民币的现有汇率水平，放任不均衡扩大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很大，因此，可以推断人民币的升值并不利于日本，而更有利于中国自己本身。

五、人民币可以升值的原因:

首先，有人担心升值之后，中国出口顺差将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将因此而下降，并对就业增长造成相应的不利影响。

如果把从事国际贸易作为获得顺差和增加积累外汇的手段，那是回到了古老的重商主义。世界各国进行对外贸易的目的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本国福利水平。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可以增加贸易顺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贸易顺差增加的同时，中国的贸易条件却恶化了(以实物计的换汇成本上升了)。从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以汇率贬值(或实际汇率贬值)为代价维持长期贸易顺差很可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出现贸易逆差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经济效率。如果贸易逆差是由于高效率驱动的高投资所造成的，只要不失去控制，出现贸易逆差就不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首先，贸易顺差的减少对短期经济增长(总需求)的负面影响，将被投资需求增长的正面影响所抵消。其次，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贸易逆差基础上的有效投资率的提高，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未来的就业形势将会因此而改善。

事实上，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尽管其它亚洲国家货币相对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中国出口在主要出口对象国所占份额并无明显变化)，还是有关部门(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小组)使用不同方法计算的结果都显示：在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人民币小幅升值将有利于增加进口，平衡国际贸易，降低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逐步消除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所引起的各国政府的心理不平衡。

其次，人民币适度升值还有利于减轻中国的外债负担;提高中国GDP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中国企业扩充海外业务。

再者，人民币的升值，可以迫使一些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减少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真正有效率的企业是不怕升值的。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可以向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出信号：今后外汇风险将会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当做好相应准备，加强风险的防范。其结果可能是在贸易条件改善的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非但不减少，反而增加。由于升值，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将会加强。与此同时，企业也将会有较强的购买能力进口先进的资本品和技术。因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适度升值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

许多经济学家同意“中国的汇率制度应该有一定灵活性”的看法。但是，他们认为，目前还不是人民币升值的最好时机。对时机的担心可以理解，但经济发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最好时机只能在事后判断。在“历史终结”之前，谁能保证从现在看的未来的某一个时点是最好时机呢?如果认为现在我们面临升值压力，因而不是最好时机，那么再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升值压力就会减轻吗?如果升值压力真的减轻了，我们是否应该等待升值压力进一步减轻呢?如果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升值压力被贬值压力所取代，我们又应该怎么办?以此类推，我们就只好永远等待下去了。余永定认为，在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已经得到肯定的前提下，只要我们能够断定，现在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允许人民币有小幅度升值)，不会对经济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就可以认为当前是一个可以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一味等待必然错失良机。

参考文献:

[1]廖清成.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对策刍议.金融与经济，2003年第11期.

[2]覃东海，何帆.浅析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升值压力.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3]蔡向辉.人民币汇率：新形势、新视角、新观点——“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问题研讨会”观点综述.新金融，2003年第11期.

[4]评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何方.搜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