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交通论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以人民广场地区的道路交通现状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广场地区客运交通集散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上海市城市客运交通发展的实际，对人民广场交通枢纽的客运结构和规模进行了分析预测。根据广场的交通功能定位，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指导，探讨了建设综合交通枢纽的必要性和比选方案。 0.前言 人民广场交通枢纽是指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由西藏中路、金陵中路、黄陂北路、南京西路所包围区域的总称。人民广场地区历来是上海主要的市内交通枢纽，汇集了包括常规地面公交、轨道交通在内的多种城市客运交通方式，客运集散量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到2001年全日集散量已达50余万人次。 然而，由于枢纽的布局、交通衔接方面存在的不足，影响了枢纽功能的发挥，集散换乘效率低下。广场地区人流车流混杂、彼此干扰严重，而且在交通管理方面存在缺陷。广场地区的交通问题，特别是公共客运交通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上海市的城市形象，对该地区进行包括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在内的交通规划与梳理工作，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1.人民广场地区客运交通现状分析 1.1 公共客运交通设施现状 人民广场交通枢纽内的常规地面公交设施包括区域内的26个公交站点，52条公交线路通过。其中，首末站11个，始发线路22条；中途停靠站15个，过境线路30条。在全部的52条线路中，全日线为33条，高峰线3条，夜宵线6条。 轨道交通方式包括地铁一、二号线。其中，地铁一号线是南北向贯穿市中心区的快速有轨交通线，于1995年5月建成通车。地铁二号线是把多个商业中心及浦东开发区连接起来的东西向的快速轨道交通线，于2000年6月通车。人民广场站与人民公园站均是岛式车站，是地铁一、二号线的换乘车站，采用通道换乘形式。地铁一、二号线目前共设置9个出入口分别与人民广场、西藏中路、人民大道、九江路及南京西路衔接。 1.2 公交客流集散与换乘总量特征 在2001年5月的调查中，广场地区全日公交集散总量为51.2万人次。其中，由常规公交承担22.3万人次，占人民广场地区公交客流集散总量43.6%。其中，常规公交之间的换乘量为115684人次/日，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之间的换乘量为30092人次/日。 轨道交通方式全日集散的客流总量约为28.9万人次，占人民广场地区公交客流集散总量56.4%，其中人民广场站的集散客流量为18.1万人次/日，约占地铁一号线全线集散客流量的17.6%，人民公园站集散客流量为10.9万人次/日，约占地铁二号线全线集散客流量的24.8%。地铁一、二号线之间换乘客流量分别为3.3万人次/日和3.9万人次/日；地面交通方式换乘地铁的客流量与地铁换乘地面交通方式的客流量均约为7.2万人次/日，双向比较均匀。 人民广场交通枢纽现状全日公交客运集散换乘量见表1表1 人民广场全日公交客运集散换乘量分布 1.3 公交客流的集散与换乘特征 表2是对常规地面公交乘客的问询统计结果。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广场地区换乘公交的旅客中，以上班、回家和娱乐、购物为目的的出行比例较高，分别为24.59%、25.50%和24.22%。换乘目的的分布也进一步说明了人民广场是上海市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心的区位特性。在常规地面公交与其它的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关系中，常规公交之间的换乘比例最大，占到达51.86%。公交直达的比例也较高，达到了28.93%，而公交与轨道交通之间的换乘比例较低，平均约13.49%。采用停车换乘（Parking &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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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众理论读物。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在认识与实践100例”宣传活动，2理论普及推行大众化。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各类学习活动。加强专题讲座、职工学堂、电化教育、干部培训、党政一把手和领导干部讲党课等学习载体建设，推动理论普及深入基层，走向大众。

集中攻关，3理论研究突出前沿化。各级中心组学习课题调研都要围绕实现率先发展、建设两型社会、发展低碳经济、交通大部制改革等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及时转化，推出一批有价值、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舆论引导是重中之重。市交通建设进入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历史时期，二、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宣传思想工作服务大局。2011年交通以大部制改革、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为重点，加强结构调整，创新行业管理，提高发展质量，优化公共服务，为全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更好地发挥先行保障作用，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上下功夫。

全力抓好以“率先发展看”为主题的经济宣传，1经济宣传要持续推进。要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提高城市国际化水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目标。着力宣传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市交通工作会议的总体要求，宣传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建设发展的新形势，宣传我市和交通改善民生的举措和成效。

努力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要建设好交通信息中心。要适应媒体格局的新变化，2信息传播要更加健全。要正确把握今年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加强与上级媒体、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形成舆论引导的优势，全面展示交通率先发展，科学发展的整体部署，重大成果和典型经验。

科学跨越的发展目标，3对外影响要不断扩大。要围绕全市又好又快率先发展的大局和交通转变方式。加大策划力度，用好激励机制，协调各类媒体，进一步塑造交通的良好形象。要依托重大活动和主流媒体，组织对外宣传，加强对外交流，扩大对外影响，加大正面引导力度，让社会各界了解交通、理解交通、宣传交通、维护交通。

凝聚起城市的精气神，三、深化文明创建工作。文明创建是一个渐进积累、不断提升的过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人民满意城市，彰显出交通的情行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建设人民满意城市，其核心就是体现时代的文明，其关键就是反映城市的和谐。人民满意城市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已经到关键之年，交通系统文明建设要围绕全市创建的大局，站在新的起点和更高层次，对文明创建工作想深想透，创新出新，抓牢抓实。

教育提高，1积极弘扬核心价值理念。要按照思想引导。行为养成和政策调节几个方面整体联动、协调推进的要求，进一步凝聚全系统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讨论”道德模范评选、志愿者服务等系列活动，从各个不同层面弘扬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交通的文明素质。

2始终坚持人民满意目标。文明创建、人民满意城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依靠人民、服务人民、

强化行业联创、品牌联创、城乡联创，3着力夯实基础创新机制。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要求。确保硬件达标、数据达标和环境达标，为我市在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继续“争先进位”作贡献，为2011年的总测评奠定坚实基础，努力在创新载体、健全网络、培育典型、优化服务、办好实事上下功夫，推动行业和城市文明程度，推动市民文明素质渐进积累、不断提升。

协调处理好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五大关系，四、加强统一战线建设。统一战线要立足创业富民大舞台、形成服务经济大统战、促进和谐发展大团结、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市交通工作会议要求。凝心聚力、开拓创新，为交通建设率先发展和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率先发展作出科贡献。

促进和谐的有效载体。2011年是市交通建设投资又一个高峰年，1深入推进创业富民工程。创业富民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抓手。将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建设、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加大站场、综合枢纽、港口建设力度，统一战线的宣传思想工作要围绕更好地服务城乡一体化和县城经济发展，服务群众平安便捷出行做文章、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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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认同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既是走进别人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又是与人和谐融通的纽带。可是，民族文化的高认同又会导致文化壁垒的出现，这样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构。

1.2 人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西方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①一是人际交往理论；二是人际特质理论；三是人际激励理论。

人际交往理论主要包括符号相互作用论、社会交换论、T组理论等。符号相互作用论也叫象征往理论，是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提出的，他认为每个交往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符号系统，在人际交往中重视语言符号的作用，语言中所含有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都是人际交往的外在载体。这一理论关乎族群的文化认同。一个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因素错综复杂，但在这诸多因素当中，文化背景因素和社会背景因素无疑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抑或是一种文明的形成。而文化群体一旦形成了就又通过族群的认同去影响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人际关系和民族文化认同的辩证联系。

2 人际关系建构中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溯源

人类的文明演化近万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类逐渐走上了群居生活。群居生活是多人积聚在一起，进行共同的生产和生活，遵守由习惯形成的生产和生活规则。人际关系中有几对重要的关系：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熟人关系。面对这诸多关系，我们要应用不同的心理战术，但他们有着诸多的共性，绝对有规律可探寻。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特征远不同于西方，这源于其独特的民族心理特质。众多的学者在这方面均做了相应的研究，也发现了众多有价值的理论问题。黄光国提出了华人社会人际交往理论模型，②认为中国人际关系可分为三类：情感性关系，用以满足关心、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工具性关系是强调物质利益的关系；混合性关系主要是由亲戚、邻居、同学、师生等组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

历史上的人际关系建构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过程中，我国各个民族之所以能形成各自的民族文化就源于他们族群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磨合，最终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符号。而随着这种文化符号得到广泛的认同，又会在这个族群的内部促成他们人际关系的和谐融通。而民族高等院校是一个民族文化光彩夺目的地方。虽然各个民族的文化在校园内部有着广泛的交流；但在各个民族的内部，依然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圈子。这种人际关系的高度集聚就形成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这种文化认同感的指引下，各个民族被困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小圈子。这样可能影响人际交往的广度，反而对人际交往会产生一种不利的影响。

3 人际关系建构与民族高等院校的文化认同的关系

良好人际关系的建构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但文化认同也是必然涉及其中的知识。现在由于社会关系趋于复杂，人际关系的建构也有一定的难度。

其一，在民族高等院校，构建人际关系首（下转第149页）（上接第84页）先分析对方乃至一个群体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征。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的心理特质均千差万别。这就需要我们找出他们的不同点，按号入座。然后为自己向对方发出交往信号找一个兴奋点。在深交往的过程中，更要深入了解对方族群的性格。我们还要学着去尊重民族文化人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人的那种永远不满足既存的生存机遇而去不断创造新的生命价值”。③所以我们要承认人性是复杂的，人的性格也是捉摸不透的，故我们在人际关系建构中对民族性格的深入研究，尊重主体性。

其二，在民族高等院校内，建构良好的人际关系理应合理定位不同群体的心理特征。社会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那就是社会地位，个人背景相近的才有交往的可能性和预期性。故与人交往过程中，理应运用这社会心理现象。

4 民族高等院校人际关系建构过程合理运用民族文化认同感的至关重要性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发生关系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人类学文化因素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化认同感对人际关系的构建有以下重要的作用。

首先，民族感情的研究有助于寻觅到人际交往的剂。生活是务实的，人的感情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现实发展过程。④人是感情的动物。要想交上知己，建立真正的友情，就需要用真情换真心。需要我们在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时，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其次，民族人格特征的研究更加有助于巩固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与人打交道时，完全可以细心地观察对方或者一个群体的人格特质。人格特质映射了一个人由于民族成长和个人教育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因子。在民族高等院校，通晓了某一个人的民族人格特质，也就打通了通向其他不同民族内心世界的脉络。

再次，民族文化特质的探索同样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构建。生活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活动，那它自然也包括环境的影响。⑤那么，民族文化的认同自然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双方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质，就很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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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两岸交流主题与海西发展议题结合。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支持海西建设《意见》，研讨海西率先探索、率先实践的举措，充分发挥福建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海西先行先试：

三是文化交流。活动内容设计上更加突出文化内涵，充分展示闽南文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突出文化产业对接，注重群众性文化交流，努力扩大交流活动的受众面。让所有参与论坛活动的民众和其他普通民众共享文化盛宴、感受交流氛围、融洽彼此感情：

四是基层对接。突出民众参与主体。让两岸百姓当主角。通过论坛活动，深化两岸基层民众的交流，扩大基层参与面，开展基层各界别的对口联谊，促进基层对接常态化，争取形成更多的合作共识和成果。

开幕式

6月19日19时30分，第二届海峡论坛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并宣布论坛开幕。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致欢迎辞。他首先代表大陆方面32个主办单位对论坛开幕表示热烈祝贺，对台湾方面30个主办单位给予的合作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前来出席论坛的两岸各界兄弟姐妹们表示热烈欢迎，向海峡彼岸的广大台湾同胞们致以诚挚的祝福。

说，海峡论坛是两岸交往史上的创举，今年的论坛参加民众更多，界别更广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海峡论坛是两岸民间各界的大聚会，是两岸基层民众的大交流，更是两岸血脉亲情的大融合。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我们已经实现了两岸的通商、通航、通邮，但除了“三通”，我们还要让两岸心灵相通、感情相通、命运相通，真正把两岸民众的心联结在一起，把两岸民众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把两岸民众的意志凝聚在一起，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开辟两岸关系的美好未来，共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代表中国前来参加论坛的副主席、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在开幕式上致词时说，今天海峡论坛正式开幕了，充满了更深入、更多元的声音。这个平台就是留给大家表达意见的最好的开始。每个人的热情就是最让人感动的。我也特别代表所有参与这次论坛的台湾朋友，感谢大陆方面给我们热情接待。人民是推动历史最重要的力量，希望海峡论坛成为两岸民众大交流一个新的开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会长梁国扬，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等两岸各界人士共8000多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福建省省长黄小晶主持。

“中华情・海峡缘”综艺晚会

6月1g日晚，开幕式后，6位两岸知名主持人的闪亮登场，拉开了“中华情・海峡缘”综艺晚会的序幕，为第二届海峡论坛的顺利召开献上了一份重重的厚礼。

只见厦门会展中心二期H、K、L厅组合的大型舞台，被一道1O米高的视频墙180度地环抱着，非常大的LED高清彩幕上，“这边是武夷山，那边是阿里山，此山连着彼山”，_上来就吸引了无数眼球，给人以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视频墙上方在无限的黑色底衬映照下“中华情・海峡缘一一金桥之夜”一行红色行草的艺术体显得格外耀眼夺目。视频墙前下方，是继去年首届海峡论坛综艺晚会的变形钢琴之后，今年特意采用的中华巨轮、码头、风帆、椰子、海浪、海风等充满海洋基调的形象符号。使人在炎夏的夜晚欣赏整台晚会，不会闷热，只会时时感觉凉爽的海风拂面而来。

开场舞蹈欢快俏皮的闽南语童谣《丢丢铜仔》，由大陆女歌手陈笠笠与来自台湾的踏西男孩，用闽台两地共通的乡音乡调，唱出了对此次跨海赴会的台湾乡亲的殷切欢迎：紧随其后的闽南语歌曲组曲《海海人生》、《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更是深入人心，现场的两岸嘉宾，忍不住地跟着节奏打起拍子，轻声唱和：舞蹈《罄鼓萦楼》，将晚会推向了一个小高潮，在“年年好，节节高”的客家民谣声中，气势磅礴的永定土楼在LED上壮观呈现，把观众带到客家独有的劳动场景中：而来自台湾世新大学拉拉队的清凉辣妹们，用精彩的竞技拉拉操表演，让大陆观众感受了一把台湾辣妹的风情……

“一样的大地，一样的天空，你我未来命运相与共……一样的血液，一样的光荣，心中拥有同是一个梦。”伴随着《同是一个梦》歌曲，来自台湾的刘立行告诉大家，他是第六届“和平小天使”：来自福州的陈思仪告诉大家，她是第十二届“和平小天使”。“想当年我才小学六年级，现在已经是个大学生了。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和大陆‘小天使’一直保持着联络。相信这么一个深具意义的交流活动，一定能在每位’小天使’心中种下和平的种子，并在未来开出美丽的和平之花。”站在台上。刘立行大声说出期许。走到台下19岁的陈思仪告诉记者，今年2月她刚刚去过台湾，结交了很多台湾小朋友，而且这次她们又相聚在第二届海峡论坛上。

伴随着欢快的民族歌曲，南投仁爱中学的25名台湾少数民族学生身着鲜明的服饰奔向舞台。来自台中县的高金素梅文化团队用一曲《分享庆丰收》唱出了大家的心声。也把现场气氛推到最high!高金素梅兴奋地说，“很明显，两岸之间不管经济、文化还是旅游方面，都大大增进了，我相信第二届海峡论坛会更好所以我们带来了《分享庆丰收》。”高金素梅团队的秘书长张俊杰则向记者透露，这次来参加海峡论坛活动的南投仁爱中学25名台湾少数民族学生，就是他们“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今年2月启动的，在台湾实施“希望工程”中17个学校中的一个8月他们还将带岛内的“希望工程”学校学生与大陆的“希望工程”学校学生一起相聚上海世博。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与台北新剧团团长李宝春联袂演出的京剧《长生殿》，成了晚会的又

一大亮点，再谱了梨园新佳话。早在1947年，京剧大师梅兰芳与李少春曾在上海携手表演过一出《四郎探母》，轰动上海滩。如今时隔53年，子承父业的梅葆玖与李宝春跨越时间的距离，在海峡论坛开幕式上实现了首次合作。“我们的父亲63年前有过合作，此次跨海合作是再续前缘，更是两岸文化交流走向深化的一个侧面。”梅葆玖说。

全长约一个多小时的晚会，处处皆见的是闽台风情、两岸情深。10多个表演节目中，台湾演员表演和参与的就有10个熊天平、伍思凯、罗志祥、陶等台湾艺人依次登场。两岸歌手一唱一和，大陆、台湾艺术元素巧妙衔接，可谓星光璀璨、相得益彰。

在台湾名歌手蔡琴深情款款唱出《今宵多珍重》后，宋祖英以一曲《踏歌起舞》为晚会画上圆满句号：喜洋洋，情真真，意浓浓，乐陶陶，笑容容，步步高。你自豪我自豪，携手共创那美好幸福……

海峡论坛大会

6月20日上午，第二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海峡会议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并致辞。

受总书记的委托，贾庆林代表中共中央，对第二届海峡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海峡论坛是由两岸同胞共同打造、旨在促进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论坛的主题“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体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内涵，反映了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本届论坛的举办，是当前两岸同胞和社会各界大交流、大合作的重要体现，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生动写照。

贾庆林指出，两年多来两岸关系发展取得重要积极成果，得益于两岸双方抓住难得机遇，以两岸同胞福祉为念，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平等协商，推进合作。更重要的是，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符合两岸民众的利益和愿望，得到了两岸同胞普遍认同和有力支持。我们应该顺应两岸主流民意，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继续保持两岸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继续巩固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良好势头，继续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思路，务实推进两岸关系发展进程，力争取得更多实际成效，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同时，还应当着眼于今后逐步破解两岸关系前进道路上的难题，在反对“”、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两岸的政治互信。

贾庆林表示，两岸由长期隔绝到交流往来，各领域合作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民间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今天，支持两岸开展平等协商，赞同两岸加强互利合作，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台湾民意的主流，成为两岸同胞的普遍共识。实践充分证明，两岸民间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是增进同胞感情、扩大共同利益的最好方式。

贾庆林说，两岸关系发展的主体是两岸同胞，动力来自两岸同胞，成果也惠及两岸同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事业，需要两岸同胞最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当前，扩大和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责任，同时也具有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特别是两岸正在积极商签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必将为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有利于两岸经济长远发展。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必须更加积极有力地推动两岸民间交流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地开展下去。

贾庆林说，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珍贵的是两岸同胞心与心的沟通。只要两岸同胞进一步密切交流互动，消除各种疑虑和误解，就能够不断凝聚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识，不断增进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不断为携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贾庆林强调。新形势下的两岸交流理应向更宽领域、更大规模、更深层次迈进。两岸交流，应当以两岸同胞为主体。以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为核心，以增进同胞感情和提升福祉为归宿。两岸交流没有党派之分，没有地域之别。希望两岸各界民间团体发挥更有力的促进作用，为两岸民间交流拓展新领域、开辟新渠道、构建新平台、创造新形式。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增进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了解，增加与大陆同胞的直接接触。我们也鼓励更多的大陆民众到台湾各地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和基层民众中去，真诚与台湾同胞交朋友，认真倾听台湾乡亲的心声。两岸同胞完全应该常走动、多往来。大家以诚相待，彼此交心，走亲访友做生意，交流合作促发展，日子就会越过越红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中国副主席、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在发言中代表对第二届海峡论坛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她说，近年来，国共两党、两岸双方共同努力，开启了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新局面，深获海内外高度肯定。两岸经济互有优势，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创双赢。热忱欢迎大陆同胞多到台湾特别是台湾中南部交流访问，通过扩大、深化两岸各界、基层的大交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在发言中说，希望两岸交流今后朝三个方向做出进一步努力：一要更加广泛，不断扩大参与，跨越地域和界别，跨越党派和意识形态。要鼓励两岸交流的范围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展、交流对象从政经各界向社会基层深入、交流地点从城市向乡村、从北部向南部延伸。参与交流的同胞越多越好，交流的领域越广越好，从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二要更加深入，不断充实内涵，既要求同存异，更要聚同化异。希望两岸同胞在交流中进一步敞开心扉、坦诚相待，通过交流加深相互理解，营造良性互动，解决实际问题，增进彼此信任，从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三要更加持久，不断保持势头。交流不是一时一事。重在可长可久。希望两岸各界积极创新交流方式，打造更多符合自身特色、体现本地优势的交流平台。在两岸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机制化的交流格局，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高雄市议会议长庄启旺在发言中说，近年来，两岸关系持续改善发展，交流互动频繁。2008年12月。两岸在相隔一甲子之后正式开启大三通，两岸人民的往来更为便利。两岸交流互访是增进两岸人民情感最好的方法，希望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日签署，希望台湾南部加强与大陆各地的交流合作，希望海峡论坛越办越好。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在发言中说。海峡论坛是百姓的论坛、民众的舞台，是两岸同胞深化亲情、增进友情、密切感情的平台。福建将抓住难得机遇，进一步加快发展，厚植两岸经济合作基础：着力先行先试，密切闽台交流合作，积极探索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益经验：坚持对台优先，完善相关政策，切实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建与台湾有着独特的“五缘”关系，热忱欢迎台湾同

胞常来常往，共同努力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共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湾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长林秉彬在发言中表示，两岸中小企业各有所长。应加强交流合作，共谋发展。中国民航局局长、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名誉理事长李家祥在发言中表示，两岸航空运输促进了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使两岸同胞往来更便捷，两岸经济合作更紧密。今后，将逐步扩大两岸航线，增加航班，推动航空公司降低票价，推进闽台空中直航等先行先试，为两岸同胞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邓亚萍，台湾中华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饶颖奇，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国良，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周庆雄。福建漳州龙海市角美镇镇长江龙辉，台东县池上乡乡长林文堂也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杨崇汇、陈云林、黄小晶、李毅中、宋秀岩、梁国扬、林军、梁绮萍，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等两岸嘉宾共1700多人出会。

台湾各界人士踊跃参与海峡论坛

与第一届海峡论坛相比，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乡亲从8000多人增加到本届的1万多人，包含台湾各界别、各行业、各县市，其中基层人士占到80％，来自台湾中南部的约占60％。另外，53家台湾媒体的77名记者报名采访报道第二届海峡论坛，是迄今为止福建历次重大活动接待台湾媒体和记者人数最多的一次。

“海峡论坛是一个包容各种声音的大舞台，所以我才有勇气亮开嗓子唱歌。更想不到的是我的歌声得到了全场千人两岸同胞的共鸣，大家共同唱了起来。”到厦门参加第二届海峡论坛的中国副主席黄敏惠如是说。在参加活动的几天里，她始终仍忘不了在论坛开幕式上情不自禁展喉高唱的经历，“在台湾我都很少唱歌，但在气氛那么热烈的现场，我很自然地就想唱，就唱起了《高山青》。”

黄敏惠说：“这次海峡论坛的普及性、深入性、广泛性的特点非常突出，已经构建起两岸民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对于两岸日益热络的民间交流。黄敏惠认为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过去都是以政策推动交流居多，但现在民间的力量则越来越突出。她说：“本次海峡论坛邀请了更多台湾中南部基层的社团和乡亲一起交流，而且越来越有深度。让更多的声音能从基层不断发出，展现多元的力量，是我们向大时代迈进最重要的动能。”

台北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郑又平表示，本届论坛大会上贾庆林主席和主任都表示希望两岸交流更加广泛，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因为两岸不能仅仅是经贸、文化等交流，扩大民众交流也非常重要。“两岸推动民间交流的努力现在还像是在堆积木，但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就会形成宏大的金字塔。”郑又平形象地说。

“乘坐松山机场的直航航班过来，很快就到70”来自花莲的“台湾原住民永续发展协会”会长林静玉说，“听到的是亲切的闽南话，交流沟通没有任何障碍，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林静玉热情地向大陆朋友介绍台东的风土人情，她希望通过这个民间的“发声”平台，两岸人民之间能够更好地加深了解。

此次海峡论坛比首届新增10个交流界别，劳工界是其中之一。台湾中华劳工联盟总会理事长侯彩凤出席论坛活动时表示，此次台湾中北南的劳工都有代表应邀前来参加，两岸民众尤其是劳工对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很期盼，此举能让劳工生活得到改善，将实现两岸双赢。

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秘书焦钧，期望更多品质佳的台湾水果能销到大陆，“海峡论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民间平台，让来自两岸的业者能够直接交流。对于农民的蔬菜水果销售有很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坦诚、直接、民间”――台北市议员陈彦伯如此评价此次论坛，“双方都能坦诚地承认过去的隔阂，并着力解决两岸的民生问题，对日益密切的两岸关系来说，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什么都能解决。”台湾侨联的廖俊杰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将两岸数千万海外华侨华人联系起来，组织起来，发展起来。

率领50名基层乡民前来赴会的台湾乡镇市民代表会联合总会秘书长刘冠雄说，此行促成117对两岸基层乡镇实现对接，论坛后各对口乡镇将自行进行后续交流，密切联系，促进感情，这有利于促进两岸农业交流的发展。和他有同样观点的还有阿里山乡党部民众服务社理事长许荣镇，也是富顺制茶厂合伙人的他说：“我们基层的是两岸民间交流、投资、旅游观光、农业技术交流这样的经济议题。虽然政治归政治、民间归民间，但相信民间的交流会融化政治的僵硬。”

台湾快乐联播网行销负责人廖凤彬连续参加两届海峡论坛，首届他只身前来，本届则带团而来。他说：“去年同行多持观望态度，但今年大家都乐意来，主动来，因为看到第一届海峡论坛带来的优惠措施得到了落实，开放尺度大，方向正确。”“台湾向前行”节目主持人张孟崇表示。台湾民众参与态度的积极、主动，表明台湾主流民意对海峡论坛这一基层交流平台的认同，两岸民间交流得到全方位发展，对于两岸关系健康前行意义重大。

人民交通论文篇5

1 研究的目的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普通高职院校中，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占据一定比例，民族观教育是此类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与民族类院校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又较少，民族观教育相对不受重视，教育方式、方法也不够灵活。同时，高职高专类院校学生素质与本科类院校相比又存在着一定差距。民族观教育形式切忌单一、死板，需要建立更有趣、更灵活地教育方式的相关研究。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正是一所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职类院校。在该校中，少数民族学生有“抱团”现象，尤其是预科一年期间，与汉族同学交往较少，小型冲突时有发生。冲突的表象是民族问题，表象之下其实隐含着民族观问题、人际交往心理及技巧等多方面的问题。为减少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学的交往冲突，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技巧，促进民族和谐，进行民族教育观及大学生人际交往训练是必要的。

2 研究的理论依据

有学者提出，民族观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同属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民族意识控制。还有学者系统的提出了“民族意识控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民族意识，是民族问题和社会控制的中心内容。其中就主要包括了对民族知识的认知和决策意念。同时，有学者认为民族观教育也就是一种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内化的过程。

人际交往训练，作为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主要的理论依据有学习理论、群体动力学理论、人际交往理论、人际沟通理论等。其中学习理论，尤其是行为派学习理论受认知心理学的影响，认为人的行为受到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作用，观察学习不等同于模仿，具有认知性。

故从某种角度说，民族观教育和人际交往训练都是一种意识内化的过程。用人际交往训练方法将民族认同、民族意识与个人行为、个人意识结合起来，改变民族交往中的认知方式，无论是人际认知还是民族认知。

3 研究的训练方案

3.1 训练方案的目标

由于人际交往是存在一定目的性和方向性的，所以交往的个体必然在交往之前就必然需要一定的情感和心理准备。在存在民族差异的人际交往中，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便成为影响到个体交往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交往训练的一大任务便是使参与成员理解民族情绪、民族意识对自身人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有一定的影响，帮助参与个体做好心理上的接纳准备。

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是人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外界事物的过程。在心理学中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功能。学生民族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外部环境和学校内部生活接触老师、同学的过程，即概念形成的过程。所以人际交往训练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使参与成员在民族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民族融合性的认知方式。

3.2 训练方案的内容

本次训练活动计划安排4次，每周1次，每次预计1个小时。第一次训练包括热身活动“大风吹”、主题活动“滚雪球”和“同舟共济”；第二次训练包括热身活动“我们一定是最棒的”和主题活动“团队建设”、“大脑结构图介绍”；第三次训练包括热身活动“心有千千结”和主题活动“信任背摔”、“飞越黄河”；第四次训练活动包括主题活动“定向越野”。

3.3 训练方案的实施

随机抽取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班级4个，共192人实施前测。测试问卷为自主编写问卷《民族观调查问卷》及《大学生人际关系调查问卷》，根据问卷所得总分及关键题得分筛选出有同质性问题的学生40人，分成实验组20人、对照组20人。实验组20人参与四次训练活动，训练活动完成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共计40人参加后测，使用问卷同前测。测试后将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后两次的问卷得分进行整理录入，使用spss20.0进行数据整理分析。

4 研究的结果结论

使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前后问卷得分差异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小。研究组参与人员较少，所以在选择被试和实验组上就有很大限制，不能选择大样本进行研究。在拓展活动训练中，指导教师只有三人，所以只能选择小样本进行研究。这对数据的回收和分析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使用spss进行分析的时候，小样本的前后测T检验以及实验组和对照组的T检验分析结果显著性不高。结果不显著的另一原因是交往训练次数少，四次拓展训练导致实验的深度和持久性只能显现较为细微的效果。

数据分析结果并不显著，但实施过程中在每次主题活动后的分享会上，大部分参与学生表示内心有所触动，对团队协作和与他人交流的方式有所感悟，并十分希望再次参与此类活动。组织者通过切身观察，发现部分学生随着参与时间的推移和次数的增多，参与训练活动时情绪和态度有明显变化，从被动到主动，从话少到热情。

该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作为研究主要内容的训练活动，其项目不够丰富、时间不够持久。对参与学生的追踪调查不够全面，未对训练以外的生活学习进行干预，不能形成立体教育系统。

参考文献

[1] 赵小青.大学生交往能力的训练[J].思想理论教育，2004（10）.

[2] 姜艳.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训练―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方案的设计与实施[J].科教文汇，2008（9）.

[3] 张改叶.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训练的团体辅导活动设计与实施[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5（7）.

人民交通论文篇6

三要在提高交通参与者素质上下工夫。一是把社会成员渴望交通文明的愿望迅速转化成为付诸实践的行动。文明要从交通开始，要在每个交通参与者身上体现出来。二是用中华民族文明史教育群众，做到不闯红灯，不随意变更车道，不酒后驾车，促使大家自觉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约束出行行为，并且监督其他交通违法者。

四要严管重罚交通违法者。一个百万人以上的城市要有良好的交通秩序，除了市民有较高的文明素质以为，对交通参与者的交通违法行为必须严管重罚。

人民交通论文篇7

其―，“绝地天通”后，懂得人神交通的“士”地位不断上升。“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种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这里记述了入神直接交通的权利转而集中到王权、巫祝人士手中的过程。“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天子者，一面为天之子，一面为民之父母。故天子可以“格于上下”，并设王官来专司之。“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郑注曰：“大士，以神仕者。”《正义》曰：“土，即周司巫，所以降神。” (《礼记・曲礼》)士因“所以降神”而成为人神交通的王官。虽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但巫术在夏代是很流行的。据考证，《九辨》《九歌》就是夏禹所传的巫术歌舞，“后启无疑为巫”；“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利”，主管人神交通的士更是如日中天：“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 (《礼记・玉藻》)这时的文明交往主要是在宗教活动体现出来，实质上是由士主管人神之间的文明交通。

其二，周代开始由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转变，士由此走下坡路，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周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礼记・表记》)由“敬鬼神”向“近人而忠”的转变正说明了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的转变：一是认为“惟(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二是“言仁必及人”(《国语・周语》)，“有孝有德”(《诗・大雅》)。主管人神交通的土由此走到下坡路。不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还是能够应对这个变故的。所谓“礼”，《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通过“事神致福”还是能够继续走向社会上层。

然而周代末期“礼崩乐坏”，依附王权的士就走向了末路，受到迫害或纷纷隐居。《微子》篇的“周有八士”就是其代表。如何安置这些流逸于政权之外的士，齐国管仲：继承古代“四民”划分而采取“四民分治”措施：“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显然这对士的发展意义重大：一是对士进行“义”、‘孝”、“敬”、“悌”等道德培养，为士阶层适用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的转变提供了较好的人文环境；二是土容易形成整体化且具有较强人文传统，为后来士的崛起准备了较好的文化修养和主体意识：“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

士的地位显然不及以前的王官那样显赫，所以士在寻找重新走向社会上层的机会和理论支持。此时士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交往论的结合是有其现实和理论原因的：

首先，孔子对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的转变有自己的思考和抉择，更为注重人人关系的沟通，由此阐发出了儒家文明交往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泰伯》，下引只注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他对入神交通存疑，而对人人沟通却重视。“仁者爱人。”(《里仁》)《说文》曰：“仁，亲也，以人二。”将仁看作为最高标准。“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颜渊》)。所以孔子文明交往论是以人人交往为基础，是“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学说”。其主要内容是：其一，治国是平天下的必要前提，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大学》)。只要“国治”，“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子路》)。其二，平天下是治国的归宿，即“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但不能限于治国，而要平天下；更不能居有国治，而是要“以礼让国”。“能以礼让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所以孔子文明交往论实质上是以人人交往为基础，是通过治国来实现平天下；治国是阶梯和途径，平天下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

其次，孔子周游列国正是追求通过道德文明交往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然而四处碰壁。“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他并非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反，他的思想有了转变，开始寻求和培养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主体，而不再停留于游说和主观理想的层面上。孔子好像对“四民分治”的传统有所持守。“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方”字历来学者多释为“地方”。朱熹认为，“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则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有人释为“法度”。“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合理解释就是：“父母在世，儿子不出远门；一定要出远门，必定要有正当理由，行为合乎礼法规范。”所以孔子认为只有“有方之士”才宜远游。哪些人适于远游，这在孔子那里绝不是小问题，它关系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现。而孔子似乎对士阶层有偏好，“富而可求之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且明确将土看作他的文明交往理想的实践主体：“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

伴随着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的转变，土阶层与孔子的文明交往论达成了默契：士阶层接受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激励和理论支持；儒家借助士阶层的优良文化修养和主体意识来实现自己文明交往的理想。

道义忠信的交通载体：实践着孔子“礼仪之邦”的文明交往原则

《乡党》中记载孔子为君摈相之容和聘于邻国之礼，的确是以礼仪为原则来处理国家间的文明交往。但他有感于当时参与文明交往的人只是些“斗筲之人”，一般民众“父母在，不远游”，然而“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宪问》)。所以他根据自己文明交往经验来加强对士文明交往礼仪和道德素养的教育：

首先，广收各国学生以培养士。孔子学生中，子贡、子夏卫人，子张陈人，公冶长齐人。真可谓“有教无类”，突破过去官学形式，进行私人讲学。

人民交通论文篇8

现代社会，车辆是人们出行最基本的代步工具。在带来诸多方便和福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财产、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损害。交通事故系常见的侵权类型，处理这些事故的基本原则即《侵权法》第四十八条，其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通过这一指示参照性的规范，将交通事故处理所依据的限定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处理交通事故与侵权损害赔偿有密切关系的，就是第七十三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所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此处所提之“证据”是否就是《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或者是作为最终分配民事责任的标准？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之证据性质的理论探讨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性质，意见不一：有认为如果是一般轻微的交通事故，则是行政责任认定书，如果是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则是具有刑事责任认定性质的文书；也有人认为认定书为鉴定结论。[i]有人认为认定书是证据，此方面代表性观点有书证说、鉴定说、综合证据说。就鉴定说前述已经将其批评否定，有人就书证说、综合证据说提出质疑。[ii]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是证据，这还得从证据本身入手。将证据看作为大前提，交通事故认定书看作为小前提，当证据内涵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与该内涵对应，则其是证据。民事诉讼中，能够做为证据使用的是否就只有《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八种证据，除了这八种法律文本所载之证据之外，其他有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在诉讼中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在民事诉讼中，因诉讼证明的对象不仅仅是争议的案件事实，还包括经验法则，外国法律等。故证据定义为：在民事诉讼中用以证明诉讼主张成立与否的根据。[iii]按这一定义，在诉讼中用来证明诉讼主张之材料、手段，不论其真实性或是否为法院判决的根据，都是证据。因此，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所有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材料，都可称之为证据。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第六十三条该条第一款，将“证据有下列几种”修改为“证据包括”。依文义解释，“有下列几种”将证据的外延予以明确的封闭，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必须符合“下列几种”的形式，才能被称为证据。“证据包括”，依文义解释，“包括”后面的众多项种概念被包含于属概念之中，这里种概念包含于属概念之中，但属概念又不全是特定种概念的相加。如生命健康权、人格权、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包含于权利，但权利并不等于前述具体权利。同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八项证据种类包含于证据，证据是属概念，后列八项证据是种概念，二者不是简单数学式相加相等。因之，证据的内涵是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而此处的证据外延却是“八项证据”。此“八种证据”是否能穷尽证据的外延，其划分标准亦有探讨之处。[iv]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警部门勘验现场、检查、调查情况和根据有关检验、鉴定结论而制作的。是对第一现场的记录，所载之内容，具有很高的客观性。由常理可知，交通事故现场因其所处的特殊场所，极易遭到破环，且无法恢复或原景重现。而其内容，反映了事故发生时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人具体的主客观情况，并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有明确的分析记载。从这一意义理解，其能证明交通事故的客观事实，与证据的内涵一致，其可以作为证据。

三、交通事故认定书之证据性质在诉讼中的实证表现

“葛宇斐诉某某案”[v]裁判要旨谓：“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

依上开判决要义，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所采依据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规则原则有所不同。交通事故认定结论所追究的是原因责任，即归责所考量的是行为人可责的行为原因，而不评价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若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为意外事故的案件，当事人双方均无责任。这里之无责，是指当事人双方都没违反道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而在诉讼中法院审判推理所采的依据却相异，据笔者实证研究所参考的判决中有两例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为意外事故的，一是前述“葛宇斐诉某某案”，二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与陈某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vi]。在两起案例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为意外事故，法院法官则主要考虑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各自具体的主客观原因对事故结果产生的大小来分配民事责任的比例。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却不仅仅是记载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还有交通事故发生原因、当事人的过错大小或意外原因、及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等。据考察，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判决反映直接采用交通事故认定书来确定案件的事实、分配当事人民事责任大小。在部分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之内容，存在缺陷，如“甲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vii]，就致损结果大小的原因，除肇事人因素外，还有受害人自身因素。此类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证明案件的全部事实。因而，在审理过程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之内容可以用来证明案件待证之事实，但具体的民事责任须依侵权法归责原则进行认定，而不是为图“省事”，照搬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全部内容。

四、结论

综上所述，证据的内涵可以确定，其外延不仅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列之八种形式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之内容，能够客观的反映出交通事故的全部或一部分事实，其符合证据的内涵。因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

注释：

[i] 参见罗筱琦，陈界融.证据法理论与实证分析（一）[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9.

[ii] 参见赵信会.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属性的质疑[J].法学论坛，2009（6）.

[iii]参见张卫平.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4.

[iv]参见张嘉军，张红战.我国证据种类的反思与重构[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3）.

人民交通论文篇9

货币是伴随着商品的出现而产生的。商品的出现引起了对价值的广泛深入研究，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履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本职能。我国的法定货币为人民币。

以个人，企业等经营单位，财政及机关、团体，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对外等五个方面的货币收支包括了整个国民经济中一切现实的货币收支。这些收支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收彼支，此支彼收，由此及彼，连绵不断。这个割裂不了的货币收支系统，通常称之为货币流通；这一系统构成的领域，称为货币流通领域。

货币券别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券别结构不但包括大、中、小额票面及上、中、下限的整体结构，而且包括纸币与硬币结构等方面，也被称为“M0券别结构体系”。狭义的券别结构特指大、中、小额票面的券别结构，是在既定上、中、下限整体结构和纸币与硬币结构下的票面结构分配。此外，券别结构体系存在高低之分。采取高面值券别结构体系，由于单张票面金额很大，不便折算计数，有碍流通，同时带有膨胀色彩，会给使用者带来不稳定心理。

本文从探讨需求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在我国流通领域中的狭义券别结构问题。

二、理论准备

（一）理论参考

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现金需求的古典方程式主要包括费雪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凯恩斯货币需求分析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这些古典方程式以及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现金的总需求量展开，而关注现金需求结构的研究凤毛麟角。在现行研究中，现钞货币的印制、发行存在两个基本模型，即“塔式实务模型”和“水平架构模型”。

塔式实务模型是以商品货币流通实践为基础，主要由四个模式构成：

（1）顺方向构成模式，即商品价格等于大、中、小面额货币科学累加，形成买主应付卖主现钞货币的数量。

（2）反方向构成模式，即商品价格等于大额货币减中、小面额货币，形成卖主应找零给买主现钞货币的数量。

（3）高档高价格商品交易或旅游、出差等使用、携带现钞货币模式，即大宗现钞货币数量等于大宗现钞货币票面累加。

（4）小额零售商品交易额所需现钞货币模式，即微量现钞货币量等于小额现钞货币票面支付。

塔式实务模型从商品交易微观行为出发，将商品交易分为高价交易、一般交易和小额交易三种不同的类型加以研究，一般交易又细分为顺方向的支付型交易和反方向的找零型交易两类。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塔式实务模型所述四种模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掺杂、并存发生的，但该模型未能实际说明券别结构的问题。本文借鉴塔式实务模型作为需求理论模型的理论参考，并作了进一步推导和完善。

（二）研究对象和范围

本文将所有现金交易分为大额交易和小额交易。所谓大额交易是指现金交易额在100元及以上的交易，且仅包括100元及以上的整数部分，不包括100元以下部分；其他除大额交易外的交易为小额交易。例如一笔交易额为356元，则300元的部分属于大额交易，而56元部分则并入小额交易范围。如此分类，是为了将100元券别和其他券别区分考虑。本文认为，100元券和其他券别人民币在现金交易中作用是不同的。100元券主要用于大额交易或支付，更多地体现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其需求量更容易受经济发展状况、收入水平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除100元以外的其他券别人民币，在日常现金交易中主要用于支付或找零，更多地体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其需求量主要受每笔交易中100元以下金额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的需求理论模型研究剔除了100元券。为进一步简化模型，本文也暂不研究角币和分币。故研究对象是除100元券以外的主币，研究范围是100元以内的主币交易，以及100元以上交易中100元以内的主币交易部分，也即小额交易中剔除辅币交易后的部分。

（三）判断标准

虽然使用者、时间、地点、交易量或支付量等因素的不同均会影响对券别结构合理判断标准的看法，但满易或支付的需要量、持有和使用成本最低这两点是均要得到满足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判断人民币券别结构合理性的基本标准是满足需求和成本最低。

满足需求即满易或支付对各券别人民币的最低需求量。成本最低即合理分配各券别人民币的生产调运和使用量，使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持有成本、清点成本、销毁成本等所有相关成本之和最低。需求理论模型的推导也同样要符合这两点基本要求。

（四）假设条件

在构建模型之前，先设定以下假设条件：一是供应充足假设，即流通领域中人民币总量供应充足，各券别供应充足，每个交易者持有的人民币各券别均能满足其交易需求：二是不考虑货币流通速度，本文将研究单位时间内货币的需求结构，在单位时间内每张人民币只能使用一次，不存在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不同而增加或减少使用量的情况：三是理性人和理假设，即交易者对各券别人民币的使用没有偏好，在交易中总是以成本最小化为最终目标；四是成本最小化等于使用数量最少，即假设各券别人民币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持有成本、清点成本、销毁成本等均相同或忽略不计，券别结构合理性判断的成本最低标准则体现为使用数量最少；五是单位时间内各金额交易均只发生一次，即各金额交易发生的次数是相同的。

结果中，x为420张，各券别的需求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1元券的需求量是最大的，占比达到了47.62%；其次为20元券，占大约19.05%；而50元、10元和5元的需求量基本相同。

在该模式中，部分交易需支付较多人民币，单笔最大支付量是8张。例如在支付99元的交易时，支付方需支付1张50元、2张20元、1张5元和4张1元券，共计8张人民币。因为没有考虑交易中收款方的行为，故该模式是不完备的。

（二）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是指为完成现金交易，支付方可以支付与交易额恰好相等的人民币给收款方，也可以支付一张大于交易额的人民币，然后由收款方进行找零来完成。为满足限制条件（4），该模式取两种方式中所需数量最少的作为最终需求量。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弥补了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的缺陷，现金总需求量是交易双方支付和找零需求量之和。其具体计算结果X5×99T如表2所示。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使单笔交易的最大支付数量降低为5张，比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节约了大量现钞。例如交易额为99元时，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支付方需支付8张人民币，如果支付1张100元券，收款方找零1张1元券即可，所需人民币数量大为减少。再如交易额为44元时，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支付方需支付2张20元券、4张1元券共6张人民币，而如果支付1张50元券，则收款方找零1张5元和1张1元券即可，共需要3张人民币，减少了人民币的需求量。

该模式求得x为300张，比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减少120张，各券别需求量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1元券的需求量仍最大，占比达到了45%；其次为20元券，占18%；10元和5元的占比有所上升，达到了13%，而50元的占比则下降为11%。

另外，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在遇到直接支付和找零两种所需人民币数量相等时，优先选择了直接支付的方式（即支付优先）。如果选择找零优先的方式，则计算结果5×99T见表3。支付优先和找零优先的区别是，在如交易额为33元的交易中，支付优先时支付方需要支付5张人民币，即1张20元、1张10元和3张1元；找零优先时虽然也需要5张人民币，但支付方需要支付1张50元，而收款方需找1张10元、1张5元和2张1元。支付优先和找零优先的需求总数未发生变化，但1元和5元券的需求量分别增加了3张和1张，10元、50元券的需求量均减少了2张，20元的需求量未变化。可见在找零优先时的计算结果，比支付优先时计算的结果需要更多的小面额人民币。

（三）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模式

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是在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允许支付方可以支付两张合计金额超过交易额的人民币，然后由收款方找零来完成交易。每笔交易的最终现金需求量，是支付方直接支付、支付方支付一张后收款方找零、支付方支付两张后收款方找零三种方式中使用券别最少的。

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放松了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对支付方只能支付一张超过交易额人民币的限制，虽然单笔交易最大需求量仍为5张，但部分交易需求量下降。例如交易额为81元时，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需支付4张人民币，而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则支付1张100券和1张1元券，收款方找零1张20元券即可。除100元券外，交易双方仅需2张人民币就完成了该笔交易。

此时，该模式求得x为288张，比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减少12张，各券别的需求量5×99T见表4以及图3。可以看出，1元、50元券的占比未发生变化；20元券占比下降到16%；10元和5元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达到了14%。

另外，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在遇到直接支付和找零两种所需人民币数量相等时，优先选择了直接支付（即支付优先）。如果优先选择找零（即找零优先），则结果5×99T见表5。与支付优先相比，1元、1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分别减少了1个和5个百分点，5元、2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分别增加了2个和4个百分点，5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未发生变化。

如果对支付行为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即允许支付三张及三张以上金额合计超过交易额的人民币，通过收款方找零来完成交易，通过计算得知所需人民币数量并未进一步下降，故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计算结果即为A99×99=E时需求理论模型结果。

假设条件一和条件二是不影响模型的。某种券别供应不足，则该券别流通速度加快，流通中含残率上升，但根据流通领域的自我调节最终会满足对该券别的需求；假设条件三如果不满足，则动摇了模型的基础，会导致模型整体不成立；假设条件四如果放宽，即如果能够得到各券别综合单位成本，则在推导模型结果时可以按综合单位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计算交易需求量；假设条件五放宽，如果可以得到各金额交易在总交易次数中所占的比重，则以此为模型计算过程的权数同样可以得到各券别的比例结果。

在现实的现金交易中，很难通过统计或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流通领域各交易额交易次数的数据，即A99×99是难以确定的。虽然某些商业企业为促进销售，通过定价产生较多类似49元、59元、69元这样的交易额，但在整个流通领域看来，这些特殊定价增加的交易量是微不足道的。故本文认为，在流通领域巨量的现金交易中，假设条件五是成立的，即A99×99≈E，故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计算结果即为需求理论模型结果。

四、模型验证

由于无法获得北京市流通中各券别的数据资料，故只能通过对各券别的补充情况（即投放情况）来判断流通中各券别人民币的需求结构情况。

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全辖50元及以下主币纸币投放量为38.83亿元，完整券回笼量为13.90亿元，净投放完整券24.93亿元。将50元及以下各券别主币纸币投放量分别折算为张数后，得到如图4所示结果。

表6为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实际投放情况。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完整券供应充足，实际投放情况可代表上半年北京市流通领域对各券别人民币的实际需求情况。与理论模型相比，上半年北京市投放的各券别人民币的结构与需求理论模型结果相近，一方面证明模型结论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另一方面证明北京市各券别投放结构是基本合理的。从对比结果还可以看出，实际投放的各券别情况更接近于模型中支付优先的结果。

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实际投放中10元和1元券的实际投放比例高于模型结果，50元和20元券的实际投放比例低于模型结果，5元券实际投放比例与模型结果基本相同。实际投放量与模型结果发生差异，主要是由于个人支付偏好不同（即非理性人和非理产生的影响）、各券别人民币磨损率不同、供应不是完全充足的，以及现金管理需要等因素造成的。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需求理论模型的探析，主要提供了研究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的一种方法或思路，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根据本文的研究，对人民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人民交通论文篇10

2006 年 10 月 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1］这就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指导思想上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上的最新理论概括，突出中华传统文化中 “和” 的精神，也是当前民族关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民族关系是 “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是双向的、动态的［2］（ p. 166）从民族交往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关照民族关系首先必须搞清楚民族交往是什么。按照 金 炳 镐 先 生 的 观 点，民 族 交 往 是 指”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民族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3］而和谐民族交往意指 ”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处于同等地位的和睦、协调的交往，这是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生存发 展的共 同 需 要 和 共 同 的 愿望“。［2］（ p. 112）可见， ”和谐“ 是 ”民族交往“ 的目标追求。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和谐民族交往就是强调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活动引导、统一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 发 展 观 中，创 建 和 谐 的 社 会 主 义 民 族关系。

二、和谐民族交往的思想渊源。

（ 一） 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国文化很早就有 ”和而不同“ 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资利用的宝贵精神遗产，仍然是全球化时代民族之间和谐交往共同发展赖以借鉴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国语·郑语》载史伯云：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4］”和“ 是以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同“则是单一同质事物的叠加，如此不会有新的发展，”同则不继“、”尽乃弃矣“。《左传·昭公二十年》 中记载晏婴论述 ”和与同异“，他对 ”同“的批评是：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孔子也曾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和而不同“是君子 ”尚义“，既能与人和睦相处，合作共事，又恪守自己的道德信念，不苟同于他人；”同而不和“则是小人被利益所左右，对自己有利就苟同于他人，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则与人争执。《易传》中有云：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厚德载物“ 就是君子效法地之坤德，具有博大宽容的精神。 《中庸》 则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7］”小德“ 是讲差异性，”大德“是讲统一性，天地间 ”万物并育“、”道并行“，虽然有差异，但其 ”不相害“、”不相悖“，在差异中有其统一与和谐。概括起来说， ”和而不同“ 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冲突、对抗。这一宗旨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尚书·尧典》 中讲到的 ”协和万邦“，意思是说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主张各国互相尊重，和睦 相 处。 ”天 下 同 归 而 殊 途， 一 致 而 百虑。“［7］（ p. 196）兼容并蓄，相反相成。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之于当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多元，既认同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 代替 ”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与和谐，逐渐走向人类文化的 ”多元一体“。只有 ”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 ”和实生物“， ”殊途同归“；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 ”同而不和“、 ”同则不继“了。

（ 二） 克己复礼 仁者爱人。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 ”礼“的精神实质就是”敬“。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就是 ”礼之用“。”非礼勿动“、 ”立于礼“ 目的都在于 ”执事敬“。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8］”克己“，首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一个自我拥有意识和行为的自由。因此要自觉预防自我流于任性，做到 ”克己“。”复礼“，首先是 ”礼“，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 ”复礼“更在于对他人的尊重。所以， ”克己复礼“ 就是通过个人的自觉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自觉与自律，践行尊重人的原则，进而达到 ”仁“ 的境界。这种仁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爱，仁爱学说彰显人的禀赋和尊严， ”以人类共同性的本质为哲学基础，为所有人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9］孔子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墨子所谓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体现的都是仁爱精神。董仲舒认为 ”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戴震所谓 ”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 等无不秉承追求仁义道德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10］孔子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8］（ p. 208）血缘之爱加以延伸和扩大，变成全社会人际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仁者爱人“既是自我觉醒，又是自我完善，既是自我发现，也是自我实现。张扬的是一种博大的理念和崇高的境界，试想，交往主体间彼此都能以自我的仁爱情怀与生命意识去关照对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岂不就是和谐祥和的美好人间。

（ 三） 上善若水，有容乃大。

对 ”善“ 的向往与共生理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不懈追求，老子讲 ”上善若水“，［11］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滋养，而不与万物争利，故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 ”有容乃大“，源自 《尚书·君陈》： ”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12］意思是说，对于冥顽不化的人，不要愤怒忌恨，对于一个人不要求全责备。必须有忍耐，才能够成功。必须宽容，德才算大。 《古兰经箴言》里讲： ”只因来自安拉的怜恤，你要对他们和气； 如果你粗暴傲气，他们必定从你周围远去； 你应该体谅他们，为饶恕他们而求祈； 处理事情要跟他们商议，你要是已作决断，就该对安拉仰赖托依，安拉对仰赖者确实欢喜。“［13］清代回族学者马智在其著作 《清真指南》 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14］这种 ”善“ 的思想及其包容共生的理念告诉我们： 民族之间的交往攸关民族发展，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汲取不同民族文化优秀的智慧，对于各民族文化在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通过交流和交融，民族文化才有机会在世界上树立起应有的威信和地位，各个民族的文明及智慧也才有可能从被遮蔽的状态中朗然呈现，造福人类。 ”人类文明史表明，各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与交往范围扩大同步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要善于开放交往，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2］（ p. 106）各民族和谐共生的要求必将使民族关系的内容更加完善。”和谐共生“ 以承认差异和多样性为前提，力求实现不同个体、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利益调适，强调对各民族文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在共同利益和目标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与繁荣、发展的一致性。

三、和谐民族交往的现实意义。

和谐民族交往就是要实现社会各民族成员、群体之间，各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睦顺畅，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民族团结的社会。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间信任和谐的思想渊源，在民族交往中保持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政通人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基础。

政通人和是和谐社会的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稳定，体现在民族交往中就是民意通畅、民气顺达、民心安定、民风朴实、民间祥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应加强少数民族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充分重视、真正确认少数民族在民主制度建设和政治参与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在国家的总体指导下，尊重各民族在民族交往中的自我选择与创造精神，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权利，建立有利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对接与调适的制度机制与政策环境，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有机整合和主动适应； 同时要动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政治，尽可能畅通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使少数民族能够依据制度实现政治参与，减少或杜绝非制度政治参与，以正常途径和渠道解决少数民族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利益调整和利益保护问题。对于在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都需要充分运用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自然生态调控机制去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利益合作，以实现各种民族利益要求都得到合理满足。其次实现政通人和要充分依靠法治国家的建设，依法治国也是政通人和的重要保障。民族和谐是法治建设的目的，法治是建设民族和谐的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我国已进入转型的关键阶段，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多发期，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现实性问题集中呈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时，法治所承担的促进民族合作、协调民族利益冲突的任务更加迫切。 ”坚持以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处理族群 （ 民族） 问题，……所有公民不论族裔 （ 民族） 成分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15］”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离开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能解决。“［16］法治就是依法办事，民族法治就是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保证民族事务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交往。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表现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民族交往心理的差别，这种差别有认识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不管哪个层面都有可能引发民族矛盾。这就说明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性，通过法律制度的实施，合理疏导各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切实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实现各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和谐的民族交往。

（ 二） 利益共享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动力。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以和谐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规范和原则，就是为了使各族人民在相互交往、接触、沟通的过程中，增强对彼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承认和尊重，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社会主义阶段，各民族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非根本利益上，各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资源开发中践行利益共享机制，利益共享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克服原有资源开发与利益分配机制中忽视资源所在地政府和资源所在地居民利益的弊病，形成各方利益主体在资源合作开发中共生共赢的分配模式。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又有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程度。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直接原因， ”在古代，每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17］”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18］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民族平等的社会基础即经济关系中结成的纽带。只有实现了利益共享，才能不断发展共同利益。民族利益包括民族总体利益和民族个体利益。从民族个体成员来说，民族总体利益是比较抽象的，难以体会和辨明的，而民族个体利益则是直接感受和容易辨明的。正是由于民族个体成员都是经济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和感受到民族经济交往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以平等为基础的利益共享机制，事关民族个体成员切身利益的经济活动得以保持和延续，并在实践中逐步优化为稳定的方式或内容，才能推动和谐的民族交往日益巩固和发展。

（ 三） 文化认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导向。

当前各民族人员流动、杂居现象增多，多种民族文化并存成为常态。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交往、共存、共荣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保障，各民族多元异质文化的和谐共存、共荣，也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民族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也有力地支持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与发展。同时，各民族表层文化共存相安无事，但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却常常隐藏着冲突。文化发生变迁时可能造成心理失衡与感觉错位，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充分认识民 族意识 作为 ”民族历 史 发 展 中 的 文 化 积淀“［3］（ p. 110）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这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中华传统文化的公共性影响，充分发挥和依靠这种公共性的影响来促进和推动民族间的信任与和谐。在 2010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 ”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9］这一政策主张为促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和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在当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历史渊源，二是共同主体民族的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认同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认同“。［20］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在数千年文明史发展中，中华各族人民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共存共荣意识，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中国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繁荣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历史。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要认同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和纽带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充分的发挥，经受住了历史性的考验。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民族精神鼓舞下，成千上万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斗。这其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民族整体意识、忧患意识和民本意识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重要的传统和心理依据，是中华各民族和谐交往得到不断增强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舆论导向。

（ 四） 包容共生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条件。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18］（ p. 270）和谐民族关系的 ”多元、共生、互补“ 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内生机制。 ”多元“ 是社会和谐的逻辑前提； ”共生“ 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没有共生，就无所谓和谐； ”互补“是社会和谐的动力和活力所在。 ”多元、共生、互补“的结构意味着各民族、社会各种力量、各种资源的共聚汇生、互补共进。实践证明，各民族多样性的互动交流是激发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源泉，民族多样性结构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更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21］民族之间的经贸往来是民族之间物质生活和经济发展取长补短的重要交往活动，也是杂居诸民族持久奔小康的第一生活需要。商贸互动，互通有无，各民族的生活达到有机互补，实现互利互惠的双赢。”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载体，民族间互通语言越多，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越有可能，民族间相互尊重越多，民族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越有可能“。［2］（ p. 259）语言交流是民族之间交际和交流须臾不可分离的条件，人口较少民族主动学习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是一种必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在许多场合使用，使用起来非常便利。自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也不乏局限，特别是一些涉及其他民族特性的专门表达领域时可能缺乏合适的表达词汇，这时人口较少民族的特色用语可以借入到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达到语言互补，加深民族间的感情。不同民族成员之间通婚是民族间相互交融、走向趋同的重要途径。不同民族通婚后，历史背景的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都会在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的亲情中淡化。特别是作为下一代的孩子出生后，他的成长过程，既是不同民族文化和谐交融的承载者，又是作为父母生命延续和未来希望的承接者，有助于淡化父母的民族差异，也是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融为一体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华大家庭中，56 个民族一条心是民族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最浓厚的根基。各民族之间在通商、通语、通婚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深化到 ”通心“，前 ”三通“ 是 ”通心“ 的铺垫和过渡， ”通心“ 是 ”前三通“ 发展的结果，民族间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 的关键就是 ”心“ 离不开，即共同的心理、共同的精神、共同的文化因素的形成才能使全民族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最终达到民族之间的心理和谐。［22］总之，实现和谐民族交往就要在政治层面突出政通人和，追求 ”和实生物“。在经济层面实现利益共享，在文化层面，则要从战略高度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共同繁荣； 在社会生活层面则要充分发挥民族 特 色 和 潜 力 的 优 势，包 容 共 生，实 现”四通“，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社会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新华网，2006 － 10 － 18.

〔2 〕金炳镐。 民族关系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3 〕金炳镐。 民族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 〕国语·战国策 ［M］。 长沙： 岳麓书社，1988. 148—149.

〔5 〕徐志刚译注。 论语通译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67.

〔6 〕李军等主编。 五经全译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济南： 齐鲁书社，1992.

〔8 〕李泽厚。 论语今读 ［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人民交通论文篇11

2006 年 10 月 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1］这就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指导思想上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上的最新理论概括，突出中华传统文化中 “和” 的精神，也是当前民族关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民族关系是 “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是双向的、动态的［2］（ p. 166）从民族交往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关照民族关系首先必须搞清楚民族交往是什么。按照 金 炳 镐 先 生 的 观 点，民 族 交 往 是 指”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民族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3］而和谐民族交往意指 ”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处于同等地位的和睦、协调的交往，这是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生存发 展的共 同 需 要 和 共 同 的 愿望“。［2］（ p. 112）可见， ”和谐“ 是 ”民族交往“ 的目标追求。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和谐民族交往就是强调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活动引导、统一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 发 展 观 中，创 建 和 谐 的 社 会 主 义 民 族关系。

二、和谐民族交往的思想渊源。

（ 一） 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国文化很早就有 ”和而不同“ 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资利用的宝贵精神遗产，仍然是全球化时代民族之间和谐交往共同发展赖以借鉴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国语·郑语》载史伯云：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4］”和“ 是以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同“则是单一同质事物的叠加，如此不会有新的发展，”同则不继“、”尽乃弃矣“。《左传·昭公二十年》 中记载晏婴论述 ”和与同异“，他对 ”同“的批评是：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孔子也曾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和而不同“是君子 ”尚义“，既能与人和睦相处，合作共事，又恪守自己的道德信念，不苟同于他人；”同而不和“则是小人被利益所左右，对自己有利就苟同于他人，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则与人争执。《易传》中有云：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厚德载物“ 就是君子效法地之坤德，具有博大宽容的精神。 《中庸》 则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7］”小德“ 是讲差异性，”大德“是讲统一性，天地间 ”万物并育“、”道并行“，虽然有差异，但其 ”不相害“、”不相悖“，在差异中有其统一与和谐。概括起来说， ”和而不同“ 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冲突、对抗。这一宗旨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尚书·尧典》 中讲到的 ”协和万邦“，意思是说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主张各国互相尊重，和睦 相 处。 ”天 下 同 归 而 殊 途， 一 致 而 百虑。“［7］（ p. 196）兼容并蓄，相反相成。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之于当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多元，既认同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 代替 ”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与和谐，逐渐走向人类文化的 ”多元一体“。只有 ”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 ”和实生物“， ”殊途同归“；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 ”同而不和“、 ”同则不继“了。

（ 二） 克己复礼 仁者爱人。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 ”礼“的精神实质就是”敬“。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就是 ”礼之用“。”非礼勿动“、 ”立于礼“ 目的都在于 ”执事敬“。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8］”克己“，首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一个自我拥有意识和行为的自由。因此要自觉预防自我流于任性，做到 ”克己“。”复礼“，首先是 ”礼“，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 ”复礼“更在于对他人的尊重。所以， ”克己复礼“ 就是通过个人的自觉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自觉与自律，践行尊重人的原则，进而达到 ”仁“ 的境界。这种仁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爱，仁爱学说彰显人的禀赋和尊严， ”以人类共同性的本质为哲学基础，为所有人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9］孔子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墨子所谓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体现的都是仁爱精神。董仲舒认为 ”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戴震所谓 ”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 等无不秉承追求仁义道德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10］孔子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8］（ p. 208）血缘之爱加以延伸和扩大，变成全社会人际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仁者爱人“既是自我觉醒，又是自我完善，既是自我发现，也是自我实现。张扬的是一种博大的理念和崇高的境界，试想，交往主体间彼此都能以自我的仁爱情怀与生命意识去关照对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岂不就是和谐祥和的美好人间。

（ 三） 上善若水，有容乃大。

对 ”善“ 的向往与共生理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不懈追求，老子讲 ”上善若水“，［11］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滋养，而不与万物争利，故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 ”有容乃大“，源自 《尚书·君陈》： ”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12］意思是说，对于冥顽不化的人，不要愤怒忌恨，对于一个人不要求全责备。必须有忍耐，才能够成功。必须宽容，德才算大。 《古兰经箴言》里讲： ”只因来自安拉的怜恤，你要对他们和气； 如果你粗暴傲气，他们必定从你周围远去； 你应该体谅他们，为饶恕他们而求祈； 处理事情要跟他们商议，你要是已作决断，就该对安拉仰赖托依，安拉对仰赖者确实欢喜。“［13］清代回族学者马智在其著作 《清真指南》 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14］这种 ”善“ 的思想及其包容共生的理念告诉我们： 民族之间的交往攸关民族发展，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汲取不同民族文化优秀的智慧，对于各民族文化在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通过交流和交融，民族文化才有机会在世界上树立起应有的威信和地位，各个民族的文明及智慧也才有可能从被遮蔽的状态中朗然呈现，造福人类。 ”人类文明史表明，各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与交往范围扩大同步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要善于开放交往，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2］（ p. 106）各民族和谐共生的要求必将使民族关系的内容更加完善。”和谐共生“ 以承认差异和多样性为前提，力求实现不同个体、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利益调适，强调对各民族文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在共同利益和目标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与繁荣、发展的一致性。

三、和谐民族交往的现实意义。

和谐民族交往就是要实现社会各民族成员、群体之间，各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睦顺畅，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民族团结的社会。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间信任和谐的思想渊源，在民族交往中保持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政通人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基础。

政通人和是和谐社会的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稳定，体现在民族交往中就是民意通畅、民气顺达、民心安定、民风朴实、民间祥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应加强少数民族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充分重视、真正确认少数民族在民主制度建设和政治参与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在国家的总体指导下，尊重各民族在民族交往中的自我选择与创造精神，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权利，建立有利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对接与调适的制度机制与政策环境，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有机整合和主动适应； 同时要动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政治，尽可能畅通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使少数民族能够依据制度实现政治参与，减少或杜绝非制度政治参与，以正常途径和渠道解决少数民族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利益调整和利益保护问题。对于在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都需要充分运用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自然生态调控机制去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利益合作，以实现各种民族利益要求都得到合理满足。其次实现政通人和要充分依靠法治国家的建设，依法治国也是政通人和的重要保障。民族和谐是法治建设的目的，法治是建设民族和谐的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我国已进入转型的关键阶段，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多发期，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现实性问题集中呈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时，法治所承担的促进民族合作、协调民族利益冲突的任务更加迫切。 ”坚持以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处理族群 （ 民族） 问题，……所有公民不论族裔 （ 民族） 成分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15］”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离开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能解决。“［16］法治就是依法办事，民族法治就是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保证民族事务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交往。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表现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民族交往心理的差别，这种差别有认识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不管哪个层面都有可能引发民族矛盾。这就说明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性，通过法律制度的实施，合理疏导各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切实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实现各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和谐的民族交往。

（ 二） 利益共享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动力。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以和谐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规范和原则，就是为了使各族人民在相互交往、接触、沟通的过程中，增强对彼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承认和尊重，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社会主义阶段，各民族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非根本利益上，各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资源开发中践行利益共享机制，利益共享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克服原有资源开发与利益分配机制中忽视资源所在地政府和资源所在地居民利益的弊病，形成各方利益主体在资源合作开发中共生共赢的分配模式。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又有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程度。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直接原因， ”在古代，每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17］”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18］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民族平等的社会基础即经济关系中结成的纽带。只有实现了利益共享，才能不断发展共同利益。民族利益包括民族总体利益和民族个体利益。从民族个体成员来说，民族总体利益是比较抽象的，难以体会和辨明的，而民族个体利益则是直接感受和容易辨明的。正是由于民族个体成员都是经济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和感受到民族经济交往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以平等为基础的利益共享机制，事关民族个体成员切身利益的经济活动得以保持和延续，并在实践中逐步优化为稳定的方式或内容，才能推动和谐的民族交往日益巩固和发展。

（ 三） 文化认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导向。

当前各民族人员流动、杂居现象增多，多种民族文化并存成为常态。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交往、共存、共荣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保障，各民族多元异质文化的和谐共存、共荣，也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民族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也有力地支持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与发展。同时，各民族表层文化共存相安无事，但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却常常隐藏着冲突。文化发生变迁时可能造成心理失衡与感觉错位，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充分认识民 族意识 作为 ”民族历 史 发 展 中 的 文 化 积淀“［3］（ p. 110）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这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中华传统文化的公共性影响，充分发挥和依靠这种公共性的影响来促进和推动民族间的信任与和谐。在 2010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 ”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9］这一政策主张为促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和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在当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历史渊源，二是共同主体民族的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认同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认同“。［20］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在数千年文明史发展中，中华各族人民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共存共荣意识，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中国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繁荣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历史。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要认同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和纽带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充分的发挥，经受住了历史性的考验。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民族精神鼓舞下，成千上万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斗。这其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民族整体意识、忧患意识和民本意识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重要的传统和心理依据，是中华各民族和谐交往得到不断增强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舆论导向。

（ 四） 包容共生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条件。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18］（ p. 270）和谐民族关系的 ”多元、共生、互补“ 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内生机制。 ”多元“ 是社会和谐的逻辑前提； ”共生“ 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没有共生，就无所谓和谐； ”互补“是社会和谐的动力和活力所在。 ”多元、共生、互补“的结构意味着各民族、社会各种力量、各种资源的共聚汇生、互补共进。实践证明，各民族多样性的互动交流是激发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源泉，民族多样性结构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更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21］民族之间的经贸往来是民族之间物质生活和经济发展取长补短的重要交往活动，也是杂居诸民族持久奔小康的第一生活需要。商贸互动，互通有无，各民族的生活达到有机互补，实现互利互惠的双赢。”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载体，民族间互通语言越多，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越有可能，民族间相互尊重越多，民族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越有可能“。［2］（ p. 259）语言交流是民族之间交际和交流须臾不可分离的条件，人口较少民族主动学习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是一种必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在许多场合使用，使用起来非常便利。自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也不乏局限，特别是一些涉及其他民族特性的专门表达领域时可能缺乏合适的表达词汇，这时人口较少民族的特色用语可以借入到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达到语言互补，加深民族间的感情。不同民族成员之间通婚是民族间相互交融、走向趋同的重要途径。不同民族通婚后，历史背景的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都会在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的亲情中淡化。特别是作为下一代的孩子出生后，他的成长过程，既是不同民族文化和谐交融的承载者，又是作为父母生命延续和未来希望的承接者，有助于淡化父母的民族差异，也是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融为一体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华大家庭中，56 个民族一条心是民族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最浓厚的根基。各民族之间在通商、通语、通婚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深化到 ”通心“，前 ”三通“ 是 ”通心“ 的铺垫和过渡， ”通心“ 是 ”前三通“ 发展的结果，民族间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 的关键就是 ”心“ 离不开，即共同的心理、共同的精神、共同的文化因素的形成才能使全民族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最终达到民族之间的心理和谐。［22］总之，实现和谐民族交往就要在政治层面突出政通人和，追求 ”和实生物“。在经济层面实现利益共享，在文化层面，则要从战略高度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共同繁荣； 在社会生活层面则要充分发挥民族 特 色 和 潜 力 的 优 势，包 容 共 生，实 现”四通“，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社会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新华网，2006 － 10 － 18.

〔2 〕金炳镐。 民族关系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3 〕金炳镐。 民族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 〕国语·战国策 ［m］。 长沙： 岳麓书社，1988. 148—149.

〔5 〕徐志刚译注。 论语通译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67.

〔6 〕李军等主编。 五经全译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济南： 齐鲁书社，1992.

〔8 〕李泽厚。 论语今读 ［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人民交通论文篇12

中国医生学会的调查显示，在医患纠纷中90％以上的医患纠纷为不当的医患沟通所致。，有效沟通绩效。然而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开展的如何，与社区医生的沟通技巧有着直接的关系[1]。，有效沟通绩效。2年多来，我们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尝试并利用沟通技巧，按要求形成制度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沟通对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团队人员和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社区居民包括病人、病人家属、亚健康人群和健康人群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人员。

1.2 沟通内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内部人员的团队作用与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桥梁作用、社区管理干部对社区卫生人员的互动作用、社区居民与社区医生信任关系、居民参与程度、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状况的知晓程度、慢性病的防治知识了解情况。社区居民慢性病患者的建档率，慢性病控制率的情况变化。

1.3有效沟通中的技巧：（1）见面问候语并介绍自己，如：您好！我是某医生、护士，很愿意为您服务等话语。（2）事先有所准备，如社区医生主动回访居民、患者的话，把要回访的内容拟清楚，以免遗漏。（3）确认需求，病人需要什么健康问题力求帮助解决。（4）处理异议，要求同存异，允许患者有不同的看法，先不要拨斥病人的不同意见。（5）达成协议 交流后把共识形成协议，以便下一步工作的进行。（6）共同实现，有相同的目标，才能达到目的。，有效沟通绩效。

1.4沟通方法：（1）首先在团队人员之间、以及与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经常交流，达成共识，形成凝聚力。2008年初开始与社区管理干部和专科医生互动交流思想，旨在联络感情加深了解，以求在工作上得到进一步的支持。（2）每月有10个工作日深入社区与居民交流、开展健康教育。深入居民小区：①有利于互相认识、面对面交流、增进互信，以求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卫生服务工作。②又有利于我们宣传社区卫生工作，如慢性病防治的重大意义，增强保健意识，从而使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发生兴趣，对慢性病防控有了新的认识。

2. 结果

我们对35岁以上人群的120人次进行面对面交流所产生的效果做了调查与问卷比较，其中有慢性病的66人，其他为一般人群。

2.1沟通前调查结果（1）与社区管理干部交流互动较少，每季度约1-2次。（2）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概念、内容、方式的了解程度分别是(27/120)22.5％，（36/120）30％,(31/120) 25.83％。（3）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评价满意度（72/120）60％。(4)对慢性病防治知识知晓率（38/120）31.67％。(5)共同参与慢性病俱乐部活动（30/120）25％，治疗依从性差（33/66）50％，慢性病控制率（23/66）34.84％。，有效沟通绩效。

2.2沟通后调查结果（1）与社区管理干部交流互动增加，每月1-2次。（2）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概念、内容、方式的了解程度分别为（84/120）70％，（105/120）87％,(99/120) 82.5％。（3）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评价满意度（102/120）85％。（4）对慢性病知晓率（88/120）73％。（5）共同参与慢性病俱乐部活动（50/120）41.67％。治疗依从性改善（55/66）84％，慢性病控制率（47/66）71.21％。

3 讨论

沟通是社区医生开展工作的一项基本功，一个好的开端，从沟通开始。我们社区卫生工作者与社区管理干部的联动及街巷居民交流，下社区进入居民小区，入户随访，建立健康档案，疾病预防、保健、社区医疗等等，无不以沟通为开路先锋，真可谓还未入户，问候在先。，有效沟通绩效。

沟通是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工具，也是医护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它是融洽医患关系的润滑剂，沟通是一门科学，它像似哲学使人变得聪明，它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难题，要想做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只有引导居民积极参与，才能积极体现社区卫生服务的群众性，把这一惠及广大居民的好政策落到实处，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就医模式，我们近两年来发挥思想交流、沟通的优势，从内部来说提升了团队的作用，发挥了患者与专科医生间的桥梁作用，形成了合力。，有效沟通绩效。从外部来看，加强与社区的管理干部的互动，增进了解，工作上得到了广泛支持。从社会上来讲，调动和发挥了群众自觉参与的积极性，使人们的健康行为从物质关心再到了解最后实现行为改变的过程。这些变化的提升所产生的效果已在近两年市卫生局年终绩效考核中体现出来，并获得相应的经济补贴。

研究表明，通过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可以将医疗花费降至原来的1 0 ％ 。沟通能有效保护自己，也能惠及广大社区居民。

参考文献

人民交通论文篇13

“我今年快80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是从大陆来的！我是泉州人！我是惠安人！我是大岞人！我们都是一家人！”

6月16日，在第五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当台湾基隆大岞村村长张细山用闽南语喊出无数台湾同胞心声时，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养育张细山的，是台湾基隆的大岞村。而福建惠安的大岞村，却哺育了张细山的祖辈。数百年前，无数福建先民迁移到台湾，为开发建设台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定居台湾的大岞村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园，他们不仅用哺育自己的原乡来给新家园命名，更把精神信仰完整地保留下来。

两个“大岞村”的故事，只是闽台深厚渊源中的沧海一粟。这也解释了海峡论坛立足海西，辐射两岸，以地缘情缘博取民心的根本定位。

厦门，今天海峡论坛的举办地，历史的时针回转30年，这里还是金戈铁马，炮火纷飞的对峙之地。但随着一封“家书”飞跃海峡，两岸关系的曙光，也恰是从海峡西岸，通过民间层面缓缓升起。

犹记得在第一届海峡论坛召开之前，搭建一个由“民众”唱主角的舞台，还被认为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普通民众能谈些什么？有必要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讲些家长里短、族谱乡情吗？”事实很快给出了答案。谈什么？就是要谈感情！

首届海峡论坛就召集到8000人，台湾几乎每个县市都派了代表参与：朱立伦亲自上阵推介新北市，彰化的县长与漳州的市长话起了家常。而很多从来没到过大陆的草根民众，更是在开幕晚会伊始就融入了民间嘉年华这片欢腾的海洋。90多岁高龄的台湾武术名家黄善德老人一语中的：两岸以民间交流、相互鼓励为起点，将可“日新又新，止于至善”。而在台南市政府文化观光处的蔡明泰看来，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开始。

事实也的确如此，从第二届开始，海峡论坛的参与人数破万，两岸参与机构的规模也再度扩大，此后逐年增加。就是在这届论坛中，时任国台办主任在开幕式上动情地表示：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当前已经实现了两岸的通商、通航和通邮，但是，除了这“三通”之外，我们还要让两岸心灵相通，感情相通，命运相通，真正把两岸民众的心连接在一起。

以何通心？开大门，走大路。广对话，多结友。细心的人士发现，在第二届海峡论坛上，一些“绿营”人士也纷纷参与其中。绿营“阿嬷”许荣淑，还有籍的邱建富都吸引了不少媒体的目光。而面对“交流与对话”的主流民意，邱建富也对这场民间派对大加赞赏：“政府力量有限，民间力量无穷，只有让更多台湾人参与，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仅两岸民众通心，官员和百姓之间也同样需要通心。在第四届海峡论坛上，我们就看到领导与民众不分职位高低并肩而立，甚至连领导致辞也彻底“让位”。取而代之的只有两岸基层代表面向5000现场观众的直抒胸臆。而在第五届海峡论坛期间，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在炎炎烈日下造访台湾特色庙会，和摊贩们拉家常、搏感情。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本届论坛的论坛大会上提出“三个深入人心”，并表示，即使是那些曾经支持过、追随过、从事过“”的人，只要他们有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意愿，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大陆走走看看。这被台媒普遍解读为释放出极大善意。

“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在第四届海峡论坛的论坛大会上，中国副主席洪秀柱以一句闽南话俗语道出台湾跟大陆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先民渡海血泪斑斑，到如今两岸来往其乐融融，两岸关系走到今天可谓“来之不易”。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唯有将心比心，以和为贵，才能做好这件“人心工程”，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人心”之桥连两岸，心通则百通。正是通过海峡论坛搭建的畅通平台，两岸基层民众拥有了面对面对话与交流的机会，正是这一平台效应不断的积累发酵，将两岸的民间的“通心之梦”编织得越发牢固与丰满。

携手聚力打造“合作之梦”

在两岸关系中，交流与合作是永恒的主题。海峡论坛发展5年，规模已经发展为72家主办方合力打造，大陆重要部委和辐射全台的民间组织、县市政府共同参与的名牌平台。在官方到民间的努力推动下，吸引了两岸各领域有识之士参与其中，共谋发展，用智慧与诚意打造出一个庞大而充满生机的两岸“合作之梦”。

平潭，正是两岸合作之梦的“现实版”。在第五届海峡论坛的共同家园论坛上，来自台湾资拓宏宇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冯国书就畅谈起自己对平潭建设的思路：“两岸中国人共集智慧，发挥各自特有优势，可以将平潭打造成一座智慧岛，把所有的信息、资料汇集网络，让平潭人过上云端的生活；平潭日照充足，可以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路板吸收热能；平潭岛缺水，可以在地下安装雨水收集系统解决问题……”这些“梦想”当即引起了平潭管委会副主任尤猛军的称赞，“没错！唯有吸引更多的台湾同胞前来居住，平潭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家园。要实现这一目标，平潭需要具备完整的配套体系，并不断完善提升、突破拓展。”

事实上，经过3年建设，平潭“两岸共同家园”的元素越来越丰富：台资企业投资超过37亿美元；“海峡号”平潭一台中高速客滚航线运送两岸旅客超15万人次，平潭一台北高速客滚航线正式开通；台湾电视频道落地；两岸无漫游“闽台一卡通”开通；近200名台湾专才在平潭创业就业；对台小额贸易市场年底前可建成…“合作，为平潭的发展带来了无限机遇；平潭，更为两岸关系通往更高层次的发展带来了无尽可能。

而这，只是海峡论坛上两岸间共谋合作的一个缩影。

在第五届海峡论坛上，两岸出版界成立闽台报业研究中心；福建50个农民合作社和台湾50个农业产销组织签订对接合作交流协议；招商银行厦门分行等6家银行与台湾的永丰商业银行等6家银行进行了人民币结算清算合作协议的签订；厦挂牌成立“海峡两岸职工交流基地”促进青年职工交流合作谋求高质量就业……这些冰山一角的统计，已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出海峡论坛强大的“造梦”能力。

不仅“坐而谈”，更注重“起而行”，要谈就谈出内容，要做就做出成果。在海峡论坛的平台上，两岸的交流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作为一个为两岸基层民众搭建的全方位交流平台，通过交流对话，每一届海峡论坛都是两岸民众间的感情进一步加深的过程，也让两岸民众心灵相通，情感相通的梦想编织得更加牢固。

惠政齐发点亮“共赢之梦”

共赢，是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目的。惠民举措，为两岸同胞谋求实实在在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正是海峡论坛的原有之义。

海峡论坛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在于其团聚了广大台湾同胞，为两岸民众沟通互动提供了平台；更在于它能从“听民意、察民情、兴民利”出发，出台一系列绵密细致的惠台政策，让更多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享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最终实现两岸的“共赢之梦”。

2009年，首届论坛8项惠台新政，针对双向投资、海上货运、赴台旅游等多个领域提出措施，在此刺激下，更多的台湾产品可以进入大陆市场、台企将得以分享大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利好、大陆游客将给台湾带来近15亿美元的经济效益；2010年，ECFA启动，两岸大交流时代入轨，第二届海峡论坛上，大陆出台了包括鼓励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简化审批手续、帮助融资贷款等方面改进服务的政策，在扩大农产品采购和赴台旅游、扩大就业、考证办证、技能鉴定、方便就医、支持置产、便捷往来等方面创造条件；2011年，第三届论坛公布的惠台措施更多，旅游、航空、入出境、海西和平潭规划等诸多方面都有涉及；2012年，第四届论坛又8个方面对台惠民新举措，涵盖台胞在大陆就业和大陆居民赴台游、便利台胞来往大陆、进口台湾大米以及促进两岸教育、科技合作等。这使得台股应声叫好，稻米产区也连呼“高兴”。

在这些利好政策的刺激下，去年初以来，闽台经贸交流合作捷报频传：首个海峡两岸合资产业投资基金在闽设立运营；厦门至金门海底直达光缆项目建成投用，福州长乐至台湾淡水海峡光缆1号工程竣工，开启两岸“通信直航”新时代；首个海峡电子商务产业基地率先开建，海峡股权交易所、海峡证券公司等项目正加快建设……

2013年，两岸关系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第五届论坛出台共计31项对台惠民新政，内容涉及两岸人员往来、赴台旅游、就业、基层调解、文化交流、版权交易、两岸直航、台企融资等多个领域，更加专业、细致、扎实。

对此，台湾《旺报》刊文称，综观此次惠台措施，相当明显地，大陆对台的政策方针比过往更加着重人员往来和文化思想的互动交流。大陆此前涉台各项报告和作法凸显出，对台政策趋势已不止于满足两岸经贸交流，更希望“从物质转向精神”，透过深化人员联系，加强两岸民众的“情感纽带”，以带动两岸更具凝聚力的“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