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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篇1
一、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去上大学
总体而言，“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两个方面，而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化的核心内容。教育权利的平等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另一方面，人人享有的非基本权利应该比例平等。非基本权利的比例平等原则表明，社会可以“不平等”地分配每个人的非基本权利，但需要采取补偿性原则。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接受高层次教育是人的非基本权利，应该遵循比例平等原则，同时实施补偿性举措。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是相对于人的非基本权利而言的，主要是指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均等和发展潜力的机会均等，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入学机会；每个人遵循平等的竞争规则；每个人在教育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和待遇；每个人有平等的学业成功机会。
由上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实质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平台，为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并使每个学生的潜质与才能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机会均等”并不是指每个人都是(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指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权利通过竞争去获得成功。在我国国力目前还不足以支撑普及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并非是搞绝对的“平均主义”，不分类别、不分层次地将所有适龄人口都纳入到这一系统之中，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去上大学。
在这一点上，高等教育阶段的机会均等是与义务教育阶段有本质区别的。目前，接受义务教育已经是我国所有适龄人员的基本教育权利，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且政府有责任使所有适龄人口都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在特殊情况下甚至需要强制执行。人们在接受义务教育时是完全平等的，包括教育年限、教材及升学等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接受高等教育而言，人们仅仅是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竞争机会，能否真正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需要通过公平的竞争进行选拔，只有达到某一条件或水平时，才有可能享受到这个权利。
二、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能上大学
按照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理论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开始进人大众化发展阶段，但立足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实际国情，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能力目前还不足以使所有人都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根据比例平等的原则，我们必须通过一定的选拔制度择优录取。这是在不能完全满足人们高等教育需求的现实状况下一种较为公正的遴选办法，而且这种选拔制度目前来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给优秀者以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使他们更好地就学成才。这种机会均等的原则，帮助他们通过提供的教育机会向上攀升，取得与其才能相应的学位和岗位，虽然这种机制不能兼顾到所有人的利益，但在中国人口众多的背景下，“优胜劣汰”可以更好地调动和发展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竞争机制，进而达到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作为一种社会理想，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是世界各国多年来一直追求的目标。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基本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具体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而言，希望高等教育实现从入学、教育过程到学业成功全方位的均等，并通过教育机会的均等，使人们获得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的均等，进而消灭社会不公。换言之，机会均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伦理规则，它确保在追求成功的旅途中人人平等。但也需要为获取这种机会均等的权利付出代价——激烈的竞争。然而在现实中，人们不难发现，不管怎样扩大教育机会，面对激烈的竞争，无论在入学方面还是在学业成功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事实上，只要存在经济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就无法真正实现。因此，那种试图通过教育机会均等来实现社会平等的观点，短期内恐怕难以兑现。进言之，如果不通过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那么，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尤其是高层次教育机会的均等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必须立足现实国情，完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尽可能地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最大程度地促进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所有人都进入这一领域，使所有人都能上大学。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教育机会均等并非指全国人民都受同等的教育，都从小学、中学升入大学，而是国家以最公平的方式，使人民凭其禀赋及能力，而受到一种适合其才能与需要的教育。
然而，对于因各种限制尚无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者，国家或部门应该通过其他途径给予受教育机会，以体现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对于条件落后的地区，国家资源配置和名额分配应该有一定的倾斜，以达到一定条件下的基本平衡，保持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上一样的大学
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使得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因素。当今任何发展中国家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升本国竞争力，必须具有丰富的人才储备资源，更重要的是具备提供各方面优秀人才的培养机制。
竞争是各个层面的，需要的人才资源也是不同类型的。就此而言，平等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来参与这场竞争和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竞争可以消除权利垄断，从而保护个人自由。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机构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有的注重培养研究型人才，有的注重培养技术型人才。在我国，今天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确立私立高校、民办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同等法人地位，并还成人继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社会竞争地位。同时，学校层次的划分不能以其办学的主体及资金的来源渠道为标准，而应该以学校实际的办学条件、专业特色、教育质量、就业比例等要素为划分的依据，而且各学校之间也应该以这些本质性的教育要素为依据展开公平的竞争，包括生源的竞争、政府财政拨款的竞争及其他社会资源的竞争等。我们应该通过教育改革，端正人们的判断标准，更新人们的教育观念，给学校真正公平竞争的平台和机会，消除社会对个别教育层次的歧视现象。
社会分工形成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不同的职业，而从事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较高的职业需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较高程度的教育机会毕竟有限，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只有那些在考试选拔、教育分流中居于优胜地位的人才能获得享有较高程度教育的机会。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也是分层次的，根据不同能力进入不同的教育层次正是教育机会均等的体现。如果忽视人们之间的素质和能力水平，使所有的人都进入同一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甚至接受实质上相同的高等教育，这不仅是一种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更是一种现阶段教育机会不均等的表现，将会严重危害优秀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而且，社会的职业需求也是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它要求高等教育系统为社会培养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就此而言，片面地理解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机械地要求人人都上一样的大学，接受同样的高等教育内容，不仅有悖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有悖于国家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旨归。
教育目标的核心是培养和选拔适应社会需求的多种类型与多样规格的人才，而这只有通过合理的教育分流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分流必须充分考虑、统筹兼顾社会发展、个人发展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三个方面的需要与条件，要针对高等教育对象、高等教育任务和高等教育资源三个方面分别给予合理分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高等教育分流也正在逐渐步人科学、规范的轨道，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分流的成功经验，逐步形成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需求的公平有效的分流机制。如美国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了高级专门人才按水平、按志趣、按要求分流的机制：其一，在处理目标冲突时，构建合理的分流结构体系，统筹兼顾多方利益。美国的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相互竞争，彼此抗衡，各取所需，各显其能。其二，美国3000多所各级各类的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各展所长，各司其职。其三，美国高等教育分流主要有五种形式：外分式、内分式、交替式、参与式和沟通式。分流形式与分流时机紧密相关，各类分流形式相互配合，并且可以在一次分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分流、三次分流。其四，分流标准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教育的公平与培养人才的成效。美国高等教育分流标准的公平性与有效性集中体现在美国高校的招生政策上，三类高校的招生标准层次有别而又客观合理。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有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院校、成人高等教育机构等。我们应注意吸纳并借鉴美国高等教育分流的成功经验：首先，政府要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适当扶持非正规高等教育，逐渐增加对非中心城市和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考虑各地方的实际需要，增设地方性大学，以实现区域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其次，我国各层次高等院校应当学习美国的经验，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合理定位，找准自己的立足点和最佳的发展空间。每所高校都要做客观全面的分析，明确自己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在同层同类学校中的能级和特色。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合理确定分流目标，共同形成一个合理优化的分流结构。再次，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分流形式，使学生能够自主灵活地接受高等教育。最后，美国高校录取新生标准注意综合多种因素，具体包括申请者中学所学课程与学业成绩、统一入学考试成绩、特长与兴趣、个性等状况(推荐信)，以及其他标准。我国也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进一步深化高考制度改革，制定出科学的分流标准，并完善相关的审查制度，在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努力推进机会均等，这对于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教育机会苛求均等，是使每个人的潜能，尤其是来自各种不利阶层、劣势群体的人的潜能都有机会开发出来，从而最终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方人群的社会地位。因此，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并非苛求所有的人都上一样的大学，而是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获得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受教育机会，进入适合自己才能的教育层次，将来参与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工作之中，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只在青年期通过高考上大学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终身教育理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积极倡导、大力推广和普及下，已作为极其重要的教育理念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且深入人心。现代终身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提倡“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主张“学校不应成为年轻人的专利”，它更强调未来的国民教育体系应是连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以及贯穿人的幼儿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和老年期的一种综合而协调的体系。我国国务院于1999年1月转批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终身教育体系。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做出了“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的重要决策。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政府锐意推行终身教育的决心，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创建终身教育体系的进程从此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未来的社会是学习型社会，其理想是要为社会民众提供广泛而多样的学习机会，其着眼点是对人性及“人生真正价值”的培养，这同时也是终身教育的最终目标。由此人们将彻底改变传统的“一贯制”的受教育形式，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年龄段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接受不同形式的教育。虽然现在对高考的报考条件已经放宽了限制，但是并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热潮，除了正常升学的考生以外，只有少部分人冲进“高考大军”，而且由于目前高考激烈的竞争性，真正能够再次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成人并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人们均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就必须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贯彻终身教育理念，给民众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才能切实为建立学习型社会提供保障。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应继续坚持大力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教育，如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岗位培训等，建立起人才学习与成长的立交桥，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培训机构和县、乡、村三级化与技术培训网络的作用，加强对城乡劳动者的培训，并继续加强和完善我国的“老年大学”，提高我国民众的文化和技术素质。此外，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现有各种教育资源的作用，实施和完善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这是现阶段构建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也是我国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条件下办好高等教育的战略举措。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并不仅仅意味着每个人都上过一次大学，它更侧重于使人们通过接受高层次教育更大程度地挖掘自己的潜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适龄期通过高考进人大学校园接受了高等教育，就说明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了。在未来的学习型社会中，不仅要使每个人在任何阶段都能“学者有其校”，而且让“学者有其学”，根据个人需要随时都可以选择到合适的教育，这才是人们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最终追求鹄的。
五、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上完大学都一样
一般来说，机会均等并不必然意味着结果的平等。如果有很多人同时拥有相同的机会来追求成功，总会有某些人比其他人率先抢占先机。同样，通过教育选拔制度使受教育者进入不同的教育层次，是教育为社会培养不同类型与不同规格人才的一种途径，教育的结果必定是不同教育层次的人才选择不同的社会职业，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是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不是教育机会不均等的表现。
高等教育篇2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1][美]布鲁巴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社，1987：序2，4，10，4，8，12，10，11，27.
[2]张斌贤，刘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高等教育篇3
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现存的问题
（一）教学环节存在明显问题
一是教学内容老套，方法过于单一。很长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都没有过多改变，内容陈旧落后，无法与时俱进，应用领域真正体现学术价值课题与例题越来越少[1-3]。教学方法方面，教师始终采取理论传授方式，黑板加粉笔老旧方法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在课程设置方面仍然以练习课和理论课为主，缺少实践性教学方法；二是教学时并不重视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与思维能力。很多高等教育教师教学时还是将教材与自身作为中心，和学生情感交流很少，单纯注重知识传授与记录，缺少必要引导过程，这也让学生陷入尴尬被动地位，留给他们思考空间太过有限，学生创造才能没有施展平台，这对学生创造能力激发构成了非常大的阻碍；三是教学流程太过死板，教师创造性无法发挥。现如今，整体教学阶段，教师在按固定教学大纲传授知识时，其实也是比较被动的，通过固定课时传授固定内容[4-6]。因而，从事教学活动时，教师无法针对学生切身情况还有各专业需求对教学内容做出改变，更缺少时间与精力分析研究学生感兴趣内容。这势必对教师教学自由构成了限制，教师创造性与能动性受到约束，对学生各项能力提升是极为不利的。
（二）学生环节存在明显问题
其一，学生并未意识到高等教育课程学习的必要性。而且很多高等教育课程内容使用价值不是很高，缺乏实用性。尤其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严进宽出策略，换而言之，只要学生考上了大学，只要不在高等教育日常教学中掉队太严重，学生就等同于拿到了文凭，未来就业也等于拥有了敲门砖，所以学生们普遍认为学习就跟得上就行，从小学到初中该尽力也都尽了，进入高等教育学习阶段也该放松放松了[7-8]。所以学习吊儿郎当，并不把高等教育当回事。也有很多人认为实际工作生活涉及不到太多高等教育知识，因而忽略了学习数学重要作用，这在思想方面对学生学习动力与兴趣构成很大限制[9-10]。其二，大学生在学习方法和习惯上都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在很多的高等教育考试过程中，笔试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很多考试对大学生的考查中只重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忽视了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和意识的考查。同时，在日常的学习中学生也不注意学习方法和学习的习惯，完全依赖教师的讲解，学生不能够独立思考，缺乏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和意识。另外，教师本身素质也会对学生学习积极性构成影响。有些教师并未对学生个体差异给予足够尊重，致使学生主观能动性未能充分发挥，从而限制了其成绩的提升与能力的培养。
二、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一）教学理念
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采用填鸭式教学为主，应试型教育占据主流，盲目追求速度的教学理论导致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被完全抑制。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要求高等教育人员应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着重培养大学生突破传统的学习思维，不能仅仅是教师教什么就学什么，而是要敢于对一切知识说“不”，也就是说教师要培养大学生能够面对问题，多角度、多层次的对问题进行思考。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以往僵化保守的课堂教学严重缺乏创新，对行为的创新更是比较肤浅[11-13]。当前我国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呼声很大，而这也是社会讨论的重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以及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直接极大地影响学生的精神和理想甚至个性的发展，通过改革以往填鸭式教学模式与思想，可使其在学习文化知识或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有勇气去揭示事物或矛盾的性质，大胆创新。因此，我国高等教育人员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站在大学生的角度去鼓励大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展现自己的空间，培养学生成为国家与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
（二）教学模式
想要寻找到新r期最切实可行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最先要做的便是对传统课堂教学体系中的精华予以继承，可以说继承作为事物发展与延续的桥梁，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它都是客观存在的。教学方法产生与发展，是伴随教育演变进行的，也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前提下补充与改革而来的，尤其新课改背景下将传统教学体系中的精华部分当作改革前提，进而加上自主探索、经验总结与沟通合作等方法，对学生积极学习、勇敢探索与实践给予鼓励，以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日本高等教育过程中教师已经不再是命令学生去学习的主人，而转身变为辅助学生学习的助手。教学方法伴随教育起源而发展，尤其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更有很多先进的教学方法涌现出来。所以，对传统文化精髓继承基础上，再对时代前沿进行学习从而取长补短，进而进入正式课程内容，待新课讲完后再做复习式归纳，达到课堂内容融会贯通，重难点着重学习，对知识才会理解得更为扎实，学习也不再是以往的死记硬背，而是真正了解了其中要义，而以上内容正是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以后发展的道路。
（三）学生于融洽教学氛围中学习热情更高
以往我国的高等教育课堂中，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氛围非常古板，站在大学生角度讲，已经过了初高中接受枯燥教学的过程，结果在大学中还是这样，就会出现厌学现象，很多大学生直接就不来上课，即使来上课也不会认真听讲，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教学成果与持续发展。而且我国各个阶段的教学，均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能力往往容易被忽视，这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追求完成教学指标、提升分数，这种情况的最大弊端就是使大学生的思维固化，养成了机械式的被动。而实际上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乃是必然，而实践能力的养成重在实践教学，而做好实践教学的最关键因素就是确保能够让大学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操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进而来达到创新的目的。日本高等教育主张教师要为学生构建起良好的课堂氛围和环境，进而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14]。例如：教师可适时适度组织一些小竞赛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缓解紧张的学习情绪，相信会有很多大学生能够接受这种教学方法，让枯燥无味的课堂变得活跃起来，让学生可以各抒己见，通过竞赛平台充分展示自己，同时在这样的积极竞争环境中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三、创新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的作用
（一）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
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有效地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在我国传统应试教育理念中，教师侧重于对学生的书本知识的讲授，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却有所忽视，以“灌溉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为主，学生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思维模式的形成[15]。通过创新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为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积极有效地改进自身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时调整课堂教学计划，能够有效的提升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实现师生的双向发展与全面互动。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和效率，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二）有利于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
通过对先进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理念的学习和合理借鉴，相关教育人员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从某方面来讲也更有利于加快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16-17]。现阶段，在教育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也逐渐开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对学生进行素质培养、能力提升和实践能力强化的同时，也是践行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略，素质教育以以人为本为主要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同时，教育体制是教育实践的理论框架，教育实践是教育体制的形式载体，在高等教育中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进一步扩展教育体制改革的范畴，深化教育程度，推动教育改革的长远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理念还需要不断发展与突破，期望我国专家学者结合世界优秀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同时紧密联系我国国情，提出适合我国师生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及时解决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这同大学生未来就业与生活都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特殊性，学习内容更加专业化，同时发展空间巨大。放眼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应用现状，不难看出，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还是存在有诸多问题的，虽然已经意识到应用科学教学方法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但短期内进步的幅度依然比较迟缓。因此，教师应该站在我国全面实行素质化教育的背景下，为了不断完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需要利用更具生动性、多样性和现代性的教学方法开展一系列课堂教学活动。基于此，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的过程中，改进和完善我国教学理念，发展特色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以此才能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标准，完成提升大学生学习与应用能力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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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利于调动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高校的主体本来应该是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发挥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来实现。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使得行政人员成为支配学校的核心，教学科研人员成为行政系统中的“被管理者”,在行政系统运作中缺乏主动性,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和起码的主人翁感,结果,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受挫伤,行政系统制定的规章也不易得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必定是舍本逐末，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长期发展。
2.导致机构膨胀
由于教育资源按行政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涉猎领域来分配,于是人们的精力投向千方百计地机构升级上。收到利益的驱使，大量人员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中,机构庞大，系统人满为患,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容易导致学术与权力的界限模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颇有成就得研究者和学者都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者，权力的拥有和行政职责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从而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研究能力下降，故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对于高校形成行政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置有“吏师”制度和博士官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法统宣教天下的局面。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皇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乃成定制。隋唐时期，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专管教学事务。清朝时期，设国子监管理太学，祭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首长，另有监丞、博士、学录、典籍等各司其职，地方官学则有府、州、县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官学体系。及至近代，国家为救亡图存而创设了高等教育，从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到内部微观事务，都可见国家政府干预的踪迹。时至今日，中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实为“官治”)型的国家，“官师治教”传统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治理一切事务的观念；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管理的制度设计又为此提供机会，因此，各级官员也会不自觉地插手教育事业。
2.国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在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使的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集权型”体制，教育体制也以计划的形态运行。尽管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央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人事、财政、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各个环节中有所涉及。
3.传统文化意识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摇篮
不可否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在传统文化意识里，民众早已习惯于个人服从国家、政治权力一元，所以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高等集中于中央能够存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不乏有“中庸”等这样的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如同一家，以安定为上。因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在心理上也习惯于服从，这为行政行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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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教育改革的内容与特点
基础教育改革是全方位、多角度的。第一，基础教育的改革重构了基础。基础是重要的，但基础本身也在变化，基础教育的结构也要完善。首先，现阶段，在基础知识的结构性分析上，仅仅强调基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能力结构的问题，考虑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基础含义。因此，需要我们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第二，基础教育的改革突显了素质教育。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凸显了学生素质的综合发展。综合素质包括人文素养、科学素质等等。基础教育阶段要培养学生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培养学生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构思未来，使学生建立知识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相互联系，掌握探索未知世界的方法，具有把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以及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第三，基础教育改革要面向现代化。课程内容要充分反映时代特征。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选择不同的课程内容，使学生立足眼前，放眼世界，既秉承传统，又映射现代。因此，课程内容的选取至关重要。第四，基础教育改革强调多方位交叉综合。首先是培养目标上的综合。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对实施素质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高度、新境界，要求基础教育把培养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核心，把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作为重点，着重发展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以上皆是对人才培养高度综合的要求。其次是要实现内容上的综合。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小学课程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课程实行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二者相结合，高中课程以分科课程为主。在义务教育阶段，明确提出必须要开设“历史与社会”“科学”等综合课程。最后，还要实现课程形式的综合。例如，研究性学习课程。作为一种课程形态，研究性学习与传统的学科课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研究性学习秉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个性成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以及学生群体性共同发展出发，充分体现创新性学习、多样化和差异性学习、主体性和探究性学习以及互动性合作学习的特点。
二、现阶段基础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首先是教育规模的盲目扩大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实现，使绝大多数适龄儿童走进了学校的大门。至九十年代末期，高校开始进行大规模扩招。同时，高中教育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新兴高中不断涌现。高中的大规模招生促使高校生源有了一定的保障。这是基础教育给高校扩招带来的有利影响。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扩招是一把双刃剑，数的扩增并不代表质的提高，反之，有可能是质的降低。无限制的扩大招生规模，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就会出现短缺现象，生源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现行的高中与高校扩招疑似陷入到一个怪圈当中：高中扩招给高校招生提供了生源，高校扩招替高中提供了毕业保障。二者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其次，应试教育在高校招生中占有绝对优势。应试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旨在“育人”，而是指向考试。尽管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课程标准，其明确规定基础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但实际上仍未贯彻执行。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第一，现行的应试教育对高校的教育造成阻碍。应试教育注重应试技能的培养，导致学生“高分低能”。而高等教育是一种专业教育，专业教育要求学生既要有以往的基础教育背景做铺垫，同时又要具备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长期受应试教育的熏陶，易使学生形成定势思维。面对高校教育，学生必然要经历思维转变的过程。经过正确引导，加上学生自主性和适应能力较强，思维转换的过程或许较短。反之，一些学生则始终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第二，应试教育阻滞了高校学生管理。教育的本质是“立人”，然而，应试教育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现今，因为考试酿成的悲剧屡见不鲜。实际上，这些悲剧是应试教育不良影响的直观映射。考试带来的巨大压力已然使一些中小学生不堪承受，进而由此引发诸多心理问题。相较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闲暇时间较为充足，许多学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样，新的问题应运而生，比如部分学生迷失了人生的目标，无心学习；有的学生沉迷网络，荒废学业等。国家富强，教育为本；教育兴盛，教师为本。具有百年传统的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究竟何去何从呢？这迫切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的新的制高点上，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的关系，以全新的思维，做出恰当的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教育健康持续地发展，培育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人才。
作者：刘奕单位：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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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变化与大趋势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结构变化。这一变化至今还未结束。不，应当说才刚刚开始。这是自12世纪以来，大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世纪才有一次的大变化，并且它是世界历史变化的一部分，至今还未能看到这次变化的终结点。造成这种结构变化的基础，是大众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三大趋势。这三大趋势，发源于美国，传播、波及到全世界，使得整个世界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产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应当特别指出，首先要意识到这是一种美国化的现象，而不是别的什么。
（一）大众化
关于大众化，毋庸赘述。起始于美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浪潮，20世纪60年代，波及到日本，并将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卷入其中，80年代以后席卷欧洲各国，现在又广泛蔓延到中国等新兴国家。拿日本来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18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了37%-38%，大大超过了马丁·特罗（1976年）所定的从精英阶段跨入大众化阶段的指标。此后，由于在制定高等教育计划时采取了抑制发展的政策，高等教育入学率出现过一段停滞期。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入学率再次急剧上升，1999年已达到49.1%，离进入普及阶段50%入学率指标只一步之遥。然而，这个数字只包括大学和短期大学，如果再加上专修学校20%的入学率，日本实际已经大大超越了普及阶段的门槛。
根据特罗的学说，随着规模扩张，发展进入新阶段，从学生的意识到课程、大学内部组织，还有高等教育制度与社会其他制度的接点，整个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都发生着性质上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从学生的价值意识开始，进而涉及到升学准备教育和入学选拔制度。系统中的“其他构成要素与之相比变化速度要慢，有时还抵制变化。与规模扩大的决策、高等教育的定义、选拔的基准等主要由大学外部各种力量支配的要素相比，课程、管理运营的形态、教师的生涯、教学方法、学术的水平等等要素，则不完全由大学外部各种力量支配，而更多的是由大学内部的各种力量来决定。这种内部变化的过程，无论其好坏，可以说显示了极其保守的一面。这种保守性的根源—在大学管理运营的方式，二在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和倾向，舍此而无他”。（1976年，第84-91页）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验清楚地证明了特罗理论的正确性。60年代末期大学纷争风波的原因，不能不认为是由于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急剧上升，学生们的升学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即上大学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为多数人的权利。另外，高中入学普及化与此有着密切关系，它提高了普通科升学比例，使升学准备教育大众化，但却回避了入学者选拔制度的改革。70年代，考虑到入学考试竞争过于激烈，开始引入共同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并推进推荐入学制。正如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四六报告”）强调的那样（教育事情研究会，1992年），随着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由精英阶段迈向大众化阶段，结构变革迫在眉睫。然而“大学内部各种力量”的抵抗非常强劲，变革的课题一再推延，直到90年代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20世纪90年代是高等教育入学率再次急剧上升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课题尚未解决，又迎来了向普及阶段过渡的时期。1991年大学审议会发表咨询报告《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以此为契机，大学内部结构真正开始变化，这也表明要求变革的“大学外部各种力量”的压力已经超过了临界点。
（二）市场化
大学和高等教育，在包括其发祥地欧洲在内的多数国家，基本上是由国家来负责设置和运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最初的例外，它是先有私立大学的设置，后有州立大学的设置。众所周知，日本高等教育除了国、公立机构外，还有庞大的私立机构。同样，韩国与中国台湾也拥有庞大的私立机构，中国则设立了“民办大学”，菲律宾等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说有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东亚乃至太平洋模式，也未尝不可（天野，2002年）。
私立大学的经营，包括招收学生和募集资金在内，都要靠自己努力，它们不仅会相互竞争，而且有时还不得不和国立、公立大学竞争。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访问美国时发现，与受到国家保护的德国大学完全不同，美国私立大学显示出浓厚的“企业”特征（韦伯，1979年；天野，2000年）。竞争和高等教育总量扩大相伴随，这种竞争不限于私立机构内部，国立、公立部门也卷入其中。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从私立机构开始发展起来的，私立机构处于优势地位，后来又产生了州立大学，这些大学围绕着学生、教师和资金等资源的分配和获得而相互竞争，早就有了“市场化”经验，并随着规模扩大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日本，国立大学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管理，处于优势地位，私立大学则处于劣势地位，竞争及市场化长期局限于学生的分配和获得（入学考试竞争）方面。然而，即使在日本，以私立大学为主力推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国立、公立机构也开始感到市场化的巨大压力。它们在规模巨大的私立机构压力下推动着日本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这种市场化也可以说是以“私学化”的形式在进行着。
市场化开始于入学者选拔系统。70年代以后，由于与私立大学在招生方面的竞争激化，国立、公立大学削减了5教科7科目的入学考试科目，以多样化的名义引入了学力考试之外的其他选拔方法，推进了入学者选拔的“私学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由于政策因素而被压低的听课费和入学金，在“受益者负担”的名义下，年年大幅上涨，已接近私立大学的三分之二。还有，实行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的国立大学，也在寻求获得外部资金，正在力争增加竞争性重点分配资金的额度。
不仅如此，90年代末期，有关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废止特别会计制度及民营化的讨论越来越多。作为行政机构一部分的国立大学将改而赋予其法人身份，不仅是学生，还有资金等等其他资源，都将开始通过自身的经营努力去获得。
这种市场化的波涛，不仅发生在拥有私学机构的国家，而且也波及到欧洲诸国。国立大学的法人化，外部资金的引入，政府资金的竞争性分配，等等，都在这些国家进行着，少数国家还开始设立私立大学。韦伯20世纪初在美国看到的大学的企业化，在欧洲也开始出现。
（三）全球化
大学自12世纪诞生以来，基本上是世界主义者的世界。这种世界主义，最初只限于欧洲。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知识和学问的普遍性，或者也由于拉丁语作为大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学在从新大陆到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还有中东、近东、非洲诸国的设立，丧失了使用语言的共同性，世界主义只能靠知识、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来维持。
约瑟夫·本－戴维（1971年）提出了学术中心的时代转移说。根据其理论，寻求最先进的知识、学问的研究者和学生，是跟着成为“中心”的国家的大学转移的。不仅如此，他们在回国后，还会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大学理想化，并以之为模式来设想革新落后的本国的大学，这种倾向性非常强烈。从意大利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不言而喻，如今“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
英语，取代了以前的拉丁语，正在成为一种世界语。与此相关联，各国的优秀研究者和学生也汇集到美国。美国作为大学世界中新的世界主义的旗手，占有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就像以前德国的大学那样，美国起到了向世界提供作为学习目标的最先进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模式的作用。世界各国的大学改革，主要以“美国化”的形式展开，道理就在这里。
事实上，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信息化及以信息化为支柱的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中，也发挥着中心的作用。交通手段和信息媒体的惊人发展，使得知识、信息，乃至人们之间交流的时间和距离显著缩短成为可能。今天，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者和学生，都是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中，编织成知识的交流网络，这是不可避免的。各国大学不仅可以成为全球化了的研究者和留学生市场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超越国境、超越大学之墙实时地参加在美国大学教室里举行的教学活动。进而言之，各所大学提供的教育课程自身，例如在工学或经营学等部分专门职业教育的领域，不管是否愿意，都正在寻求全球标准。作为“美国化”的全球化，可以说将在“全地球”广阔地域中看到。
毋庸赘述，日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受到美国的极大影响。日本在占领期曾“被强制性地”美国化，以后在此基础上徘徊。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化”成为日本大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希望增加吸纳留学生，改善外国人教员的任期制，充实外语特别是实用英语的教育。后来，不说“国际化”，改说“全球化”，再然后就是按美国模式改革，“第二波美国化”，不过这回是自发地、主动地推进，表明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大学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日本的变化要因
对于在这种大趋势之中的日本高等教育90年代所发生的结构变化，还有三个具有日本特征的重要原因必须考虑。这三个要因是：(1)人口变化，具体地说就是18岁人口的减少，(2)经济变化，即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因经济结构原因所致的不景气，以及和它密不可分的(3)政策变化，具体地说是放宽政府控制和结构改革政策的展开。
（一）人口变化
作为高等教育入学适龄人口的18岁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达到160万人左右，1992年迅速达到205万人的高峰。此后正如所预测的，逐年减少，到2000年末只有120万人。由于担心人口激增所引起的升学竞争激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部省80年代中期放弃了持续执行的抑制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政策，以将入学率维持在36%左右的必要范围，所以转而允许规模扩大。但估计到1992年的高峰之后将面临长期的人口减少期，文部省设想，新增入学计划额的一半作为临时性的，待第二次生育高峰所产生的波涛过后再调整到原来的状况。
然而，以私学机构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与文部省政策意图相违的情形。也就是说，由于私学增加了临时定员，不仅规模远远超过了文部省的预想，而且入学率也上升了。不仅如此，人口高峰过后，由于私学方面的强烈抵制，文部省不得不许可将临时定额固定，因为私学此前随着学生数的增加，相应地教室数和教师数也都增加了，此后不得不继续维持这一招生规模，具有合法地“稀释入学”的意味。这也就意味着文部省事实上放弃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所坚持的抑制规模扩张的政策。而随着18岁人口减少，入学率急剧上升。换言之，日本的高等教育急速迈向普及阶段，并不是有意识的政策选择的结果（天野，1995年）。
虽然放弃抑制政策和入学率急速上升非常重要，但是，大学和短大在1992年达到81万人的招生高峰后，再也不能维持这么高的招生规模，1999年已减少到76万人。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人口变化，入学人数减少从幼儿园一直延伸到高等教育阶段，彻底结束了明治以来日本学校教育数量在政府主导下持续向上增长的时代。
毋庸赘述，这一事实对于高等教育、对于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正在产生极大的冲击。持续100多年“规模扩大”政策，正在转向“规模缩小”政策。持续100多年的与“规模扩大”相对应的各种政策，正在转向与“规模缩小”相对应的各种政策。已经习惯于增长的大学和其他学校，将如何发生变化呢？众所周知，在90年代末，已经有近半数的私立短期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陷入了生源不足的状态。与初等、中等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中心不同，高等教育是私立学校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和短期大学之间为了生存而展开的竞争不可避免，国立、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也不例外。取“计划时代”而代之，“市场时代”来临了（天野，1999年）。
（二）经济变化
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进展使世界经济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在适应这一变化上明显地落后了。丧失了自信心的经济界，重新认识到教育和研究作为对应变化手段的重要性，对教育改革寄予了强烈的关心。自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等经济团体，开始竞相发表教育改革的构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说起教育，它是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这点国际公认（例如，福格尔，1978年）。学校教育在培养勤奋而又遵守集体规范、对组织十分忠诚、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需要对它重新进行全面的认识。如果读一下上述团体的报告书中关于学校教育改革的构想，就会发现，其中镶嵌了许多“自立性”、“创造性”、“独创性”之类名词，总之是要求转变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要求培养具有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能力的新型人才。由于尖端科学技术竞争的激化，企业界强烈要求和大学结合，期待大学培养出具有国际通用性、高度教养和专门职业能力、自立精神和充分的积极性、丰富的创造性、勇于冒险的人才。
而且，社会对大学在研究方面也开始寄予很大的期待。以前，一些企业轻视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主要是从国外购进专利，然后投入资金在本公司的研究所里开展实用的、应用的研究。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它们看到了大学里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于是改弦更张。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的产学合作或官产学合作也开始公开地讨论起来，要求大学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开放和交流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
由经济变化而产生的对教育和研究改革的这类要求很多。70年代末以来，教育系统内部因种种问题或危机，自身也产生了改革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汇集，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以培养新型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改革，以及为了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使研究活动活性化这两个方面，经济界和大学之间的认识和期待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现象。
（三）政策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里根、撒切尔之流新保守主义的强烈影响，从自民党中曾根政权开始放宽政府控制，进行结构改革，不仅对经济界，而且对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背景正如前面所述，是为了使停滞的经济复苏和再生，通过学校教育和大学的结构改革使教育和研究更具有活力，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为此，文部省放宽乃至放弃对学校和大学的严格管理统制，被财界和政界广泛认为是有必要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1984年中曾根内阁设立了直属于内阁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直到1987年临时教育审议会完成其使命以前，该组织有关改革的讨论很活跃，对以后的教育改革起了先导作用。大学审议会（1987-1998年）也是根据临教审的咨询报告而设置的。90年代的大学与高等教育改革，都是根据这一新设的专门审议会的咨询报告所提出的建议而进行的。监教审关于改革设想的关键词是“自由化、个性化、多样化”。以此为基点，曾经在以入学选拔制度为中心的改革中部分地实现了放宽政府控制，而随着90年代初设置基准的大幅度修改，开始涉及到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基本部分。
从校园、校舍面积到师生比、到课程，没有什么不由文部省制定的设置基准规定。这一设置基准规定了日本大学的基本的组织结构，阻碍了大学的个性化、多样化，也妨碍了自由竞争。70年代以后，这些规定特别是受到了放宽政府控制论者的严厉批判。根据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以课程编制自由化为中心，对大学设置基准所进行的大幅度修订，对动真格的大学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恐怕远远超出大学审议会预想。
例如，其结果推进了国立大学教养部和一般教育课程的解体，学部教育阶段的教育被重新组织，一举提高了大学整体改革的机会。对私立大学来说，可以甩开传统的学部名称和课程，而代之以新奇的名称和课程，设置新学部的大学也急剧增加。还有研究生院，出现了新的类型，所谓社会人入学、就学更为容易，未曾有过的专门领域以职业人培养为目的的“专门研究生院”开始新设。设置基准的大纲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个性化正在超出预料地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放宽政府控制，不能无视经济领域等方面“外压”的影响。众所周知，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放宽控制的政策，遵循市场原理，重视竞争，使经济活动提高活力，实现结构变革。作为提高活力和结构变革手段的教育和研究，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教育和研究领域也应该引入竞争原理和市场原理。设置基准的大纲化，当然还有研究资金竞争性分配的强化，教员任期制的引入，国立大学法人化方案的出台，等等，都和“外压”的提高有密切的关系。
以前完全是根据其他组织原理而形成的大学，现在要和企业一视同仁，乃至同类型化，通过引入竞争原理而使它们提高活力，进而提高经济活力。这些见解，主要是由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下积极提出来的，他们坚持放宽政府控制，奉行行政、财政改革理论。
三、系统的结构变化
由于受到上述人口、经济和政策的变化以及三个大趋势之类的“外压”，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在摇摇晃晃中被迫启动了。如果对战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看到，其主要之点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已经作为重要的政策课题提出来了。在占领下被强行推行的“第一次美国化”是以大众化阶段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范型的。经过近20年事实上的挫折后，开始获得真正大众化经验的日本高等教育，1970年前后发生了大的转折。这一点，不要看当时遍布全国大学的“学生反乱”风潮，只要看一看以“四六答申”（1971年）闻名的中教审咨询报告，及以此为中心的一系列大学改革设想（横滨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1973年），或OECD日本教育调查团的报告书《日本的教育政策》等，就可以明了。
例如OECD报告书，在这一时期的各种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中，提出了建设“理想的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课题，具体有下面6点（第55-56页）：(1)满足社会提出的实用的、职业的高等教育的要求；(2)有助于发现新的知识及其进一步的发展；(3)满足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需求扩大而不断增长的对大学教育的需求；(4)和谐地培养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的人，同时最大限度地发展他们丰富多彩的能力；(5)使大学成为对社会具有独立“批判能力”的主体性机构；(6)有效地回应和参与策划有关社会、文化、经济活动。
对于这些课题，按调查团的见解，“尽管迅速成长，但在本世纪里没有什么变化”，不能“实现日本现在正在形成的高技术社会所要求的教育目标”，是由于存在着“缺乏灵活性的大学等级结构”（第53-55页）。为改革这种僵硬的结构，实现弹性化，《报告书》提出要废除讲座制，改革教员任用制以促进教师流动，促进学生的转学，改善教育方法，引入全国学力考试，使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实现大学管理专门职业化等等。这些建议的大部分，经过之后20余年，到90年代，已经开始成为具体的方向，这已用不着再强调。
20世纪90年代“放宽政府控制”成了时代的关键词，围绕改革高等教育僵硬的结构而提出来的一系列政策的基调，简单一点说，就是开放系统的各部分，引入竞争原理。这个以“竞争和开放”为基调的改革还在进行中。然而，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以及大学的内部组织已经发生了如下一些变化。
在18岁人口减少局面出现的同时，高等教育在政府主导下增长的时代结束了，文部省以设置基准的“自由化”为核心的放宽政府控制政策，与以前以入学者选拔为核心的政策不同，唤起了新的类型的竞争。加上泡沫破灭后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的以及产业、职业结构的变化，长期以来被遗忘了的就业难和失业问题又出现了，以年轻人为主产生了实学的志向乃至职业教育的志向，起到了加速竞争的作用。
如果说到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种机构，短期大学很明显成了竞争的失败者。虽然入学总人数减少了，但4年制大学入学人数微增，专修学校入学人数保持平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短期大学出现了入学人数大幅度减少的情况。生源不足的短期大学正在不断增加，它们有的改为4年制大学，更多的则竞相关门，这种现象可以预料以后还会迅速增加。其背景是职业教育的志向、高学历的志向提高了，而以女生为主体、偏重文科、地方性、小规模的私立学校占了短期大学的绝对多数，它们对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不足。照此发展下去，日本短期高等教育的主流地位将由专修学校占居。
4年制大学间的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在私立大学之间，最初的竞争是以招生为目的而竞相新设“新名称学部”。90年代末开始则围绕着争夺日益减少的生源，“求生存”的竞争开始了。大学开始真正意识到学生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乃至顾客，因而提高学生对教育内容和方法、校园生活及环境等的满意度，成了大学运营的最重要的课题。
研究生院的入学者一直是理工科学生为多，现在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有了开始增加的迹象。关于如何设置职业指向性非常强、向所谓“社会人”开放的新类型“专门研究生院”，现在已进展到讨论如何具体地设置“法科研究生院”。可以预料，围绕着新增设专门研究生院在大学之间展开的竞争，将日益激化。各大学已毫不怀疑，研究生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比例和重要性今后会大增。这显示了系统内部的新分化和等级化的发展。
说到“社会人”，学习的终身化、回归教育化开始成为现实，这种教育与全日制以年轻学习者为对象的教育不同类型，它与取得学位、资格不相干，主要是实用性的、有关职业的短期集中学习，或是长期分散的甚至灵活运用媒体的远程型的学习，这样的学习需求扎扎实实地开始增加。这个尚未开拓的市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大学，不分国立、公立、私立，都围绕着争取学生顾客——一种新型顾客而带有一种“经营感觉”，刻意求人的时代开始了。
大学间的竞争，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更变成国际性的了。在教育方面，作为新的市场，特别是着力从亚洲各国招收留学生的大学正在增加，在这一市场难免不和安格鲁－撒克逊语系的各国的大学发生激烈的竞争。还有以成人学习者为对象、灵活利用因特网等媒体、与高度专门职业教育相关的“远程教育”，也开始同上述诸国发生竞争，日本的大学明显地落在后面。
在研究方面的竞争更为激烈。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尖端科学技术竞争方面，提高大学研究水平成了最重要的政策课题，对以“卓越”为目的的“研究型大学”在人力和物力资源上正在重点集中地投入。作为参与全球化经济竞争的手段，日本政府强调基础研究和形成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增加了大学的研究经费，并强化竞争性分配，而且还推动了以提高研究活力为目的的动真格的组织改革，这些从90年代泡沫破灭时就开始了。日本无论是在全球化的尖端科学技术竞争方面，还是在研究型大学的卓越性的竞争方面，都显然落后了。
由于这一系列竞争的明显化和激化，以前人们习惯以高考偏差值及大企业就职率等指标来区分大学，如今，人们期待的与以前明显不同的、在现实中具有功能和作用的新的结构，正在大学之间形成。OECD的报告书中指出的“缺乏灵活性的大学等级结构”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
谈到系统结构变化，它与高中以下的学校教育系统的关系也不能忽视。大学从成立以来，长期形成了与初等、中等教育之间分割的制度的空间，大众化使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大学入学考试——入学者的选拔问题一直是大学与高中之间的“连接关系”所在，90年代开始“学力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两者间的关系已变得不能割裂或跳跃。初等、中等教育的问题现在也原封不动地成了高等教育界的问题。大学“学校”化，高等教育完完全全成了学校教育系统总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入学率已接近50%的高等教育的现实。
最后，应该谈一下终身教育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终身学习社会的到来，可以说是1970年前后一段时期开始的事情。1988年，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局作为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局等等，是为了振兴终身教育。大学实施了文部省提出的有关推动开设公开讲座、设定和扩充接受“社会人”入学的架构等等主要振兴政策。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入学率的上升，高等教育向“普及”阶段接近，产业、职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成人学习要求结构上的变化，大学作为满足这种需的工具，要求它进一步“开放化”的压力，明显地增强了。
新增终身学习的主要需要，是与职业关联的实用知识、技术的学习，围绕该由何种机构提供、怎样满足这种需要，开始了种种探索。新增设与职业关联的、特别是以“社会人”为对象的新型研究生院，与短期大学形成对照而持续发展作为短期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修学校，就是这种种探索的表现。特罗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终点的“普及”阶段的到来，并不是说入学乃至就学的普及化，而是指希望利用、活用高等教育机会的普及化（特罗，2000年）。大学和高等教育作为终身学习和学校教育两个系统的最重要的接点，对两者进行统合乃至融合，人们开始期待它起到一种中心的作用。
四、内部组织的变化
和90年代开始的系统水平的变化相比，恐怕更重要的变化是作为组织体的大学内部的变化。正如已经见到的那样，特罗说的随着大众化的进行而将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被称为“大学”的组织内部的变化，即“课程、管理运营的形态、教师生涯、教学方法”等的变化相对较晚，这是由于“大学的管理运营方式”和“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与指向性”具有“保守性”。确实，日本也因为这两种“保守性”的缘故，大学内部组织的变化，自“学生反乱”时代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才渐渐到来。
和已经发生的变化一样，组织内的变化的主要契机，是1991年的大学审议会提出咨询报告《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报告提出，要在对一般教育与专门教育、一般教育必修的科目和学分、甚至可能设置的学部的名称都严格束缚的设置基准“大纲化”的同时，积极地引进学期制、教学大纲、基于学生的教学评价、教师培训、研究生担任助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美国大学在大众化过程中开发出来的、对提高教育水平有用的“小道具”。另外，在根据这份报告对设置基准进行修订之际，要求各所大学努力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
学部教育组织大幅度自由化。在国立大学，仅仅在4、5年间就导致所有教养部的解体和一般教育课程的削减；在私立大学，“新名称学部”即以信息、国际、环境、综合、人间、文化等文字组合的“四字·六字学部”迅速增加。只要看看文部省的调查结果等就知道，教育“小道具”引进也正在迅速推进。然而，对于在大众化过程中难免要进行的教育方面的改革能否真正实施，以及如何使以前很沉闷的教育提高活力和水平，即使在相关人员中也有很大的疑问。从1998年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21世纪的大学像与今后的改革方案对策》中，就可以读出这种疑问。
妨碍改革深入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保守的”“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和指向性”。日本的大学教师即使是从国际的视野看也是“偏重研究”而轻视教育，这种倾向非常强烈（有本和江原，1996年）。美国的“小道具”从形式上引进了，但使它发挥作用的大学教育和大学教师的精神性质不能引进。由于没有大学教师意识和性格的变化，重蹈半个世纪前“第一次美国化”旧辙的危险依然存在。
关于教育方面的改革，必须强调，这和正在进行的19世纪的学问体系的变化和解体有密切的关系。“新名称学部”一批又一批产生，不过是其一种表现形态而已。即使是仍然使用传统名称的各个学部，学科和讲座的名称也在迅速地变化。“一位教授一个讲座”即所谓“小讲座”被重组合并为“大讲座”，成了普遍的现象，也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变化再进一步，就是教育和研究组织的变革，特别是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这种改革正在进行。
20世纪70年代，以筑波大学为代表的“新构想大学”，在设立计划提出来的时候，最大的争论点在与管理运营体制相对的教育、研究组织的分离问题。明治以来，在日本的大学里，教师和学生同属于一个组织，根据教育与研究不可分离的关系确立了讲座、学科、学部制，这已经成了教育、研究组织的原理。要成为美国式的大学，将教育与研究的组织分离，不设讲座和学部而采用“学群·学系”制的“新构想”的筑波大学，由于破坏了这种“良好的”传统，引起了与大学相关的人员，特别是重视研究的教员强烈反对，这一情况众所周知。从那时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时代流行的方向变为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所谓的“独立研究生院”相继成立，教师和学生的所属组织分离了，九州大学等还决定设置称之为“研究院”的独自的教师所属组织，就表明了这一点。
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曾经受到严厉批判，讲座·学部制被认为和日本的大学自治即“教授会自治”不可分。和学问体系相对应而设立的讲座·学部，作为教育、研究的基础单位，不仅是教师和学生所属的组织，而且，特别是在国立大学，还起到了有关教师人事、学生定员和教师定编、预算的估算和分配等等管理运营的基本单位的作用。它的解体意味着教授会自治的变质乃至崩溃，这就是引起批判的最大理由。90年代开始进行的，是对以前“管理运营”和“教育与研究”或“经营”和“教学”的一体化的分离。这意味着战后实行新制度以来尚未解决的事项，大学管理运营制度的整备和改革，渐渐地提上具体的议事日程。
大众化不仅是大学数量的增加，还伴随着大学自身规模的扩大和多功能化。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将此称之为“巨型大学”化（1962年），由于多功能化和组织的巨大化、复杂化，管理运营的问题不提出来已经不可能。与早先持有“企业体”性质的美国大学相比较，这一“问题的提起”对以教授会自治为运营基础的日本和欧洲的大学带来了更为强烈的冲击，这不用多说。然而，对于急速的大众化，日本的大学总不肯正视这些问题，即使是在1970年前后“学生反乱”期受到严厉质问时也是如此。
文部省1973年设置不采用讲座·学部制的“新构想”的筑波大学，提示了一种答案。不设置学部和学部教授会，从人事到预算分配的管理运营职能，都由校长和5名副校长所组成的执行部来集中承担，这种美国模式的“新构想大学”的出现，对习惯了教授会自治和局部自治的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的有关人员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但是，由于大众化、巨型化的发展，这些国立大学不能不超越部局，相应提高有关大学作为整体决策必要性的认识。90年代初以来，不仅教授会成员广泛认识到强化校长和执行部的决定权限不可避免，而且即使在教授会自治力量很强的国立大学，副校长制度化和校长裁定的特别预算框架的设定等等，也没有受到强烈抵抗就实施了。现在，或说此前，国立大学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构想，也是众所周知的了。100余年所坚持的大学的内部组织，必将迎来彻底的变革之时。
五、“评价的时代”的到来
必须指出，90年代开始的放宽政府控制和对竞争的鼓励，与对评价的重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前所述，1991年设置基准大纲化，作为交换，各所大学开展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成了义务。这表明开始从法规和行政指导的“硬的规制”向评价的“软的规制”转换。实际上评价系统开始显性或潜在地进入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各部分。评价最初是要激发教育与研究的活力，而今不仅如此，还在各种资源、特别是资金的分配方面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
高等教育篇8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直接影响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而在一门学科创生之初，人们对它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往往并不十分明确。对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几部高等教育学着作中，分别是这样论述的：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揭示高等专业教育的特殊规律，论述培养专门人才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任务的高等教育学新学科。
――潘懋元着的《高等教育学》（1984）
高等教育学是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是研究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科学。
――田建国着的《高等教育学》（1990）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泛泛的高等教育，也不是高等教育规律的应用，而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和发展规律。
――胡建华的《高等教育学新论》
上述关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内容的高等教育学的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是每一种高等教育学是否揭示出了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或特殊规律。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关于作为基本的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的问题，以及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关系的确定
长期以来，受教育学局限性的影响，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引起传统教育学者的关注。传统的教育学固守其普通教育的“地盘”。但是，我国的普通教育学却又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其他教育现象关注不多甚至视而不见，那些对教育学感兴趣的学者也主要是关注中小学教育而不关注高等教育，其结果是高等教育不但被社会科学家忽视，而且被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所忽视。因此高等教育学从普通教育学中找不到理论根基，在传统的“教育系”或“教科院”这些教育学的组织建制里高等教育研究难有安身之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如果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构建自身相对独立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由高等教育学承担理论建设的任务，以人类一切高等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思维的方法，探索和揭示高等教育活动的规律，反映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并对现存的高等教育概念和原理进行制度化梳理，为人们提供一系列由概念、原理、原则、规律等构成的具有逻辑性的知识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据笔者分析，无论是在学科建制方面还是在研究对象方面，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并列的兄弟关系。
但是一般人却认为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为什么高等教育学研究还要进行学科化的探讨；为什么长期以来，教育系（学院）里面一直没有开设高等教育学方面的研究，而是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呢。因此，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可以通过对教育学学科演进历程的客观分析，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建制的问题。
三、教育学的演进过程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兴起了国民教育运动，伴随着国民教育运动的展开，中小学的师资培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进行师资培训的师范院校应运而生，为了满足中小学师资培训的实践需要，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便诞生了。
赫尔巴特之后，教育学的进展一直不大，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名不符实，名为教育学，实为普通教育学。其二，由于教育学以师资培训的课程形式存在，因此其内容主要关注教学的方法、原则、程序、规律等问题。这种传统的沿袭，教育学就成了研究“教什么、怎么教”的学问或艺术，而非研究“教育是什么”的科学。其结果是“当固定化的学制、教科书和班级授课制这“三位一体”的学校体制形成的时候，当以学校为中心，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三中心形成的时候，大规模的培养人才的本质在教育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传统教育学本身，却走向了衰微。
总之，由于历史的局限，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还是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一开始就是不完备的，而且一直没有完备起来。可以认为，历史上的教育学只能相当于普通教育学。
四、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建制问题
历史上，高等教育的兴起远远早于普通教育。自古希腊起，接受教育就是少数统治者子弟的特权，因此，在古代，教育一直就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教育的理论就是高等教育的理论。但是等到近代民主思想勃兴，接受教育成了每个人都该有的权利之后，普及的全民的教育理论才应运而生，教育讨论的也就多集中于中小学教育的问题上，似乎并未注意到高等教育所独有的问题。换言之，就教育研究的历史来看，整个教育研究一开始就是以高等教育的研究为开端的。
以中国为例，20世纪中期潘懋元先生首倡加强高等教育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分析当时形势，高等教育研究毫无基础，要建学科谈何容易，但是不建学科，高等教育研究又无从谈起。当时的情况，就学科的合法性而言，在教育系里谋求高等教育研究的建制，借助教育学的名义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较为有利。但当时的教育系由于对高等教育毫无研究，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研究一直持排斥态度。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便依托综合大学成立“高教所”发展起来。不过，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虽名为“学科”，但经典的成果不多，学科的含义并不强。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我国高等教育学的草创基本延续了教育学的体系，重走了普通教育学的老路。
因此，必须突破普通教育学研究定势的束缚，尽快摆脱高等教育学对普通教育学的依赖，站在高等教育学立场上，以自身的逻辑为线索进行学科的研究和建设。那么，既然高等教育研究在大学里获得了独立的建制，高等教育进行学科诉求，就成为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有之义。事实上，就学科本义而言，学科就是独立学科，二级学科进行学科诉求的意义不大。因为在学科的含义里，一个重要的内含就是学科建制。可以想象，如果教育学是完备的，那么，高等教育学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在教育学的门下开展研究，就好比经济学门下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样。但由于教育学不完备，高等教育学在教育学门下既无法建制，又无法利用它的学术资源。高等教育研究不得不另立门户，重新创业。那么，既然是重新创业，“名正言顺”则尤为重要。事实上，既然高等教育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那么证明自己是独立的学科便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高等教育学明知逻辑上不可能取得与教育学并行的独立学科地位，却又不得不努力地去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高等教育学的诉求经历告诉我们，高等教育学实现学科独立的历史还很漫长。近年来，教育学重建思潮的兴起提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即完备的教育学，也许将会出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独立问题可能自动消解，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将不再成为问题。那么，教育学应如何进行重建呢？通过教育学的重建，教育学将成为真正完备的教育学科，这样，高等教育学的学术研究才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参考文献：
[1]潘懋元.高等教育学.1984.
[2]王道俊，王汉谰.教育学，1999.
高等教育篇9
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各方面压力汇合下,最先开展高等教育大众化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物质基础比较发达的欧洲大陆率先回应,形成了第二波高等教育大众化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三波高等教育大众化运动则主要发生在一些社会和政治处于双重转型的国家,其余的大多数国家也在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努力。此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去掉了先前的激情,开始变得更有理智,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我国自1999年高等学校大规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用了5～6年时间开始告别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但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作基础,要有高度完善的高等教育自身体系作保证,更要形成尊重个人,敢于张扬个性,个体平等发展的价值观念。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对传统精英教育的扬弃
传统精英教育主张高等教育是精英的特权,而精英是由先天决定的,或是由于天资突出,或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优越,或是家庭地位较高。传统的精英教育不仅主张进入高等教育是精英子弟的特权,而且主张高等教育就是为培养精英而设的,是培养教会的牧师、文化巨匠、科学家和国家官员的教育。
(一)传统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如果从意大利的波隆尼亚大学创立算起,发展到今天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是以1895年北洋学堂(即今天津大学)的创办为肇始,至今也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几百年来高等教育的职能、结构、内容发生了许多变化,每次变化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有关。但是,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各方面的挑战。
1.高等教育面临着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挑战。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惊人的,而且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也是惊人的。经历了五次伟大的革命,基本上是每十年一次。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要求高等教育不仅内容要更新,而且要求培养目标、培养方式都要有根本的改变,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跟上科技发展步伐的人才。但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却又是十分迟缓的,现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与50年前的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变,很显然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与高等教育改革的迟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2.高等教育面临着社会变革的挑战。首先,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冷战已经结束,但竞争越来越激烈。其次,科学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引起了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却带来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再次,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化,当前正处在大转型、大发展、大分化的关键时期,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关键阶段,人口与资源矛盾最为激烈,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社会伦理需要重构。可见,我国现在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也是各种矛盾的突现期。
3.高等教育面临着两种文化冲突的挑战。一种文化冲突是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我国悠久的历史孕育着优秀的文化传统。但是传统文化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的部分能够激发人们奋发图强,促进现代化的建设,但糟粕的部分则可能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另一种文化冲突是中西文化的冲突。我国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的文化。西方文化有些具有先进性,例如他们开放的思想、务实的精神、民主的传统,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吸收和融化。但是也有一些腐朽的,或者有些在西方是可行的,但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我们则要加以分析和摒弃。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教育发展的自行选择
高等教育不是供人们仰望的圣物,而是供人们生活使用的有效策略,它的发展过程是从目标到工具的过程,与人类进化的过程正好相逆。正是面临着上述三个方面的不断挑战,高等教育开始从祭坛上走了下来,开始了它服务经济社会,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旅程。可见,高等教育从祭坛上走下的过程,是人类自身价值升腾的过程,是从精英的培养向大众化前进的过程。在这个选择实践中,人类认识到高等教育离不开大众,只有在大众的参与下,高等教育才能变成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有效的工具,才能成为人类普遍享受的福利,成为人类精神普遍上升的阶梯。正是在人类这种不断上升动力驱使下,高等教育才从泛泛的一般化形式变成生动的具体的形式,从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装饰品意义的外在的东西变成人类心灵自我改造和实践的东西,从一个只适合极少数精英的东西变成一个普遍的东西,一个为大众所共享的东西,变成生动具体的适合每一个人的东西,人的个性进而得到了展现,潜能得到了发挥,人类开始真正接近自己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生存状态也开始由躁动不安归于和谐安馨。
二、高等教育的进入口与物质生活状态密切相关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就是将人类改造自然的内容引进高等教育殿堂的过程,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发展,体现了一个对自身力量从否认到逐步确认的进化,是把大批的俗人带进高等教育的殿堂,共享一种价值观,用现代化武装人力和物力的作用,共建美好的人类社会。
(一)科学观念走进大众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驱
人类在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到科学以它自身的成就向世人展现了其巨大的威力,这就大大地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渴求,促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扩展,促进了人们对科学文化的信仰和依赖。在这种信仰和依赖的指引下,人们接受了机器大生产,接受了专业分工,接受了科学管理法则,接受了工厂的制度,接受了新的消费模式,形成了新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就在这种价值观的激发下行动起来,开始走出自给自足的相互隔离的社会生活状态,走进彼此分工协作的相互关联的新的生活状态。人们的身份也因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开始由原来单一性的角色向多样化的角色转变,对社会生活的新法则开始有了新的期盼和设想。人们不再仅单纯要求物质方面的利益,也要求体现自身的价值。这种追求是人们对个性的追求,对民主的追求,是与科学理念相容的,充分地体现出了人们在物质福利享受的同时,也有体现自身精神价值的追求,而能够调和这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是用个体能力的发挥来呈现自我价值。
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是体现人的力量和价值的根本手段的时候,能力至上就成为社会转型的一条基本原则,而人们要获得科学知识进入科学的境界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就成为科学与个体能力发展之间的桥梁。人们在对高等教育功能的认识上的不断提升,在这座科学理想的圣殿中不断的吸取营养,科学观念开始不断走进大众,大众对进入高等教育的愿望日益强烈,从而大众就开始逐渐走近高等教育。
(二)社会物质生活的高度发达拓宽了人们进入高等教育的口径
随着物质生活不断的丰富,人们对科学观念的认识和接受也开始不断由浅入深,由偏颇到全面。一方面,人们开始主要看到的是科学力量的物质作用,对科学对个体的作用也主要是从物质层面来考察,还不能从科学对人类生活状态的作用及对个性价值观的作用等角度来考察。另一方面,人们只有在真正成为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时,才能真实地体验到科学的精神层面的价值以及它在发展人的个性中的作用。从科学观念与个体改造世界能力的联系贯通上看,个体要求获得科学知识与技术,都只是把科学当成工具,同时也把自己当成工具来接受,属于个体潜能的开发,无法达到个性发展和完善,这个时候的社会生活状态仍是不发达的物质状态,还没能让人们超越物质层次,更没有达到向精神生活转型的阶段。这既局限了大众对科学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局限了他们进入高等教育的能力。
大众进入高等教育,是以物质目标追求开始,但必须要以精神追求终结。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适应社会生产转型而出现的,是人类发展的自我选择,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物质前提是社会物质生活已相当的富足,社会已经为高等教育吸收大众的进入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可见,进入高等教育的口径始终是与物质生活状态密切相关的,只有社会的物质状态达到了高度发达状态,这时进入高等教育的口径就会大大拓宽,高等教育才真正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
三、个性张扬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最高形式
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物质条件高度发达,高等教育的体系高度完善,社会形成以尊重个性为核心价值观念,个性的发展得到充分的张扬。
(一)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高等教育多样化是实现大众化的必经之路。多样化的必然性在于:一是社会需求的多样化,社会上的行业千千万万,对各类人才的规格、层次、要求也是千千万万的,同一模式下的人才不可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二是人的个性、智力、需求、追求的目标以及愿意付出的代价是不尽相同的,只有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才能满足更多人的不同的学习需求;三是国家的财力有限,只有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多渠道集资,才能实现大众化。
从国际上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过程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学者马丁·罗特在论述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时提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高等教育必然发生质的变化。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定义是:对应于规模的扩大,新阶段的要素成为制度和结构,并且整个高等教育多层化、多元化的过程,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多数人来说,是扩大了入学机会,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则是用尽可能多的方法提供适合人们需要的高等教育。
(二)高等教育自身体系的不断完善,为个性的张扬提供了舞台
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空前地扩张高等教育的规模,设置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满足各式各样的消费者要求。于是,高等教育学生多了,学校多样了,学制多样了,课程多样了,教师多样了,学生毕业的资格也多样了。高等教育自身体系的不断完善,为个体发现自己的潜能提供了机会,一旦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充分地选择课程,就可以避免很大的盲目性和强制性,就能够比较快地找到自己的发展潜力所在。个体就必然开始有意识地设计自我,按照一种理想的人格来充实自己和展现自己,并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设计,推动自己的人格达向完善。同时,个体在适应多种知识的要求过程中了解多种知识的价值,各种知识的价值的存在又为个性潜能的发展提供了观照的参据,也为个性潜能的实现提供了机会。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对各种知识存在着包容性和开放性,为种种知识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各种知识的平行发展,体现了多元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了文化消费时代对各种有用知识的需求,也为知识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更宽松的环境。多种知识的存在,个性的张扬,与知识创新共舞,形成了大众化高等教育升华的大舞台。
(三)个性张扬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最高形式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主旨是给个性平等发展的机会。与精英教育维护特殊利益的旨趣相对,大众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核心是普遍性尊重个性,并把个性的充分实现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追求。在精英教育的时代,个性的价值一直处于被掩蔽的状态,它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受到纯知识的、国家利益至上的以及物质实效的价值的掩蔽。高等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获得精神自由,其活动的本质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即追求物质需求的满足是推动高等教育发达的条件,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才是其根本的目的。探索和获取知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但这只是人类活动的手段,而非根本目的。高等教育目的的实现需要一种有效的社会制度保障,这种制度是在一种社会普遍承认的价值观引导下进行的,而这种价值观又是文化能够存在的关键,高等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获得精神自由个性化的高等教育,是以学生的最大受益为目标,是以适合学生最大的发展为目标,是以学生最后成为社会上独立自主的人格和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它打破了高等教育原有的统一格局,理顺学术、行政权力和市场的关系,鼓励学生进行自主选择,形成学生的个性特征,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机会。只有物质基础高度发达,大众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只有多种知识存在,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个体性才有可能,也只有大众建立起了以尊重个性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把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高等教育活动的最高目标的文化价值观。显而易见,高等教育的真正转型就发生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崇尚知识的实体价值,认为国家的力量不是无限的,大学生的自主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市场组织作用应充分利用的时候,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走向大众、走向个人、走向个性,变成个体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形式,其教育的个性化、个性的张扬,是个性平等主义的理想和个体潜能充分实现的最高理想。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毛入学率来看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但是从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看,高等教育大众化体制还处在构建之中,以尊重个性、给个性以平等发展的机会的价值观还远没有形成。按2000年11月27日～29日,CECD组织和我国教育部在北京共同召开的“高等教育入学、质量与公平”大会上的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目前处在起步阶段,离真正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有很远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不能盲目的认为我国已完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们只有尊重客观现实,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才能走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每一步。
参考文献:
高等教育篇10
Keywords:highereducationmassification；comparison;enlightenment
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Trow)在总结了西方若干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高等教育阶段，15%～50%以内为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它的大众化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大众化之路。
从1998年到2006年我国高校本专科招生从104.8万人增加到540万人，研究生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7.3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39.8万人［1］。可以看出1998～2006近8年的时间，我国高等学校本、专科和研究生招生都增长了4倍以上，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为新世纪的教育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两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的比较
1.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比较
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由来已久。1900年，各类高等学校在读大学生不到25万人，约占18～24岁适龄人口的4%［2］。之后，高等学校学生入学比例经过了一个数量上的飞跃，1945年入学总数为167.75万人，1954年这两项数字分别增加到244.6万人和16.2％。接着又从1958年的322.4万人和22.0%猛增到1966年总人数639万人，达到30.7％。然后相对稳定地增长到1997年的36.9%［3］。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适龄青年毛入学率由10.0％到30.7％，花了21年的时间，招生人数率平均增长率不到13.4%。
我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扩招，在校学生1998年为643万，2002年为1600万，1998～2002年4年间，我国适龄青年毛入学率增长了5.2个百分点，在校学生翻了一倍多，学校平均规模扩大了一倍。2004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000多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9%。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300万人和21％［1］。从1998年到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500万人，毛入学率为22%［4］。8年间平均增长率为36.1%。
由此看来，我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相比速度太快，应该看到我国的人均GDP与美国大众化时期的水平相比的差距，“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势必受到综合国力整体水平的制约，也受到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5］。而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衷是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与美国高等教育是适应经济发展而后开始大众化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对于大众化的进展速度我们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周济部长在教育部2007年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6］。
2.高等教育大众化资金来源的比较
美国高等教育具有民间办学的传统。从美国建国到20世纪以前，私立教会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办学主体也主要是私人和私人性质的团体。然而,在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化的阶段，美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以联邦、州、地方政府办学为主，民间团体、私人捐赠等为辅的办学体系。一方面，公立高校（州立大学、赠地学院、社区学院等）负责向国民广泛提供接受大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由私立大学特别是一些老牌私立大学承办精英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办学经费上，联邦、州、地方政府是主要的出资者。特别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逐年增加，到1967～1968年度己接近全美高校总经费的一半。在占据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半壁江山的公立社区学院，联邦、州、地方政府的投入则达到了一半以上。1945～1965年，全美高校学生中公立高校学生的比例从49.7%升到67.0%［7］，以公立高校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业已形成。可以说，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政府大力发展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而实现的。
自1999年始，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实现超常规发展，仅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发展之快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所罕见。在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也进入新一轮发展高峰。但是高等教育投资也面临着风险与危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必须以一定的资金投入为支持，扩大招生规模需要大幅度地提高教育投资。但目前而言，我国高教资金中的政府财政性投入严重不足。据统计，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长期以来不到3%，最低年份1996年只有2.7%，低于1995年世界平均水平4.9%，也低于1995年的发展中国家的3.9%，且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2001年才有些回升，近3.2%。而政府拨款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1990年为87.7％，1991年为86.9％，1992年为81.8%。另外，目前的政府拨款方式对高校间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励不足，政府拨款起到的基本上是输送血液的作用，而对高校提高成本效益、提高自主融资能力的激励不够。同时，政府拨款在缩小高校间固有的地区差距和历史背景造成的不平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够。政府拨款制度的改革应当在努力提高财政预算拨款比例的同时，考虑如何保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可以说，政府拨款机制的改革是我国今后几年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3.高等教育大众化承担主体的比较
在向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进军的过程中，美国大众化的重心既未放在研究生教育上，也未放在四年制本科教育上，而是放在专科教育上。大力发展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显著特征。同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赠地学院一样，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作为中学后教育机构，社区学院属于专科性质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处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最底层。它接受所有能从中获益的学生入学，既提供学术性课程，又提供职业性课程；既为准备上四年制本科高校的学生提供预备教育，又为未能上大学的人提供职业训练机会。而像哈佛、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尽管规模也有所扩大，但总体上看，大众化职能的主要承担者是两年制学院。由此可见，两年制社区学院在大众化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社区学院以“人人能入学，为人人服务”为宗旨，特别适合大众化需要，在招生总数中所占比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中国高校自1999年开始扩大招生，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招生数都急剧上升。普通高校中，综合性大学招生数占总招生数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专科教育的发展较为平缓，高职高专类教育一直处于萎缩状态。成人高等教育在每年的招生总数中占的比例虽然较大，但是处于下降趋势。特别是随着原来办学水平较高的专科学校一窝蜂地升本，专科教育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这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比较单一，这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比较落后的表现。而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高度健康发展，就要求教育结构多样化、多层次化。因此，大力发展我国的两年制学院、民办学院和专科学校是今后几年的重中之重。
4.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立法比较
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够顺利实现，得益于政府推进大众化的一系列高等教育立法。1944年的《士兵权利法案》使二战后大批退伍军人由政府出资补贴进入高校学习，1945～1956年累计达549.6万人。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把高等教育提升为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宣布要保证所有有能力的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高等教育机会，这促使联邦政府大量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吸引大批年轻人到高校深造，到1969年有150万人靠国防学习贷款上完了大学，1.5万人完成了博士学位学习。1963年的《高等教育设施资助法》使高校获得大批补助金和贷款，使高校的教学、研究的各种设备彻底更新，为提高教学质量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1964年的《民权法案》使60年代中期以后高校中黑人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增长速度逐年提高。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确立了联邦政府对全国公立和私立高校长期的全面资助，以及向贫困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和无息贷款，以保证高等教育不断改革和发展。1968年修订后的高等教育法又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向高校提供资助的范围和规模。短时期内频频出台的高等教育法令和由此激增的高等教育投入，切实保障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健康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法》也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拒绝招收。”对于高等教育拨款也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不过，相应的配套法规并不健全。
二、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重点
1.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的多元办学体制
建立多元办学体制是美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条成功经验。因此，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加大政府的干预力度，促进多元办学体制的建立。通过改革、改组和改制，大力增加民办高校数量。对现有的民办高校给予政策支持，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立法进程，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初级阶段，适当放宽民办高校的设置标准，使现有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尽快成为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办学实体。规范高校－企业联合办学体制，鼓励有条件的办学水平高的四年制本科院校和当地有实力的企业联合办学，引进市场机制，探索“一校多制”的办学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办学的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企业集团或行业组织投资高等教育，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的高校－企业合作办学机制，企业、行业组织办学的促进机制。在实践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是探索各类办学主体的实现形式，即如何体现办学主体的主体地位，如何划分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的权利和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其次是探索各类投资的方式和存在形式，特别是探索将经济组织的股份制、合作制等方式移植到办学组织中的实现形式。
2.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大力发展专科层次的社区学院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结构中的各级教育，一般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三级。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着层次比例不合理和各层次教育缺乏特色的问题。首先，片面追求高层次，高等教育的中心偏高。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比例失调，难以满足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中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也不能体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中承载主体的优势。其次，各层次在办学方向、办学模式上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缺乏特色。研究生层次质量不高，管理松弛，缺乏必要的质量监控与评估；本科生层次人数膨胀，规模增长过快，造成生师比过大，生均资源不足，就业和入学压力加大；刚升本的院校和一些地方本科院校一味追求综合性、研究型，脱离实际，把原有的特色办学抛之脑后等等，而经济、社会急需的专科层次教育却基础薄弱，形式单一，规模偏小。因此，当务之急是合理发展各级高等教育，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
根据美国的经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载主体是专科层次的社区学院。并且，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专科层次教育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首要之选。专科院校不仅要提供学历教育、职业教育，还要提供服务于本地区的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这才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增长的保证。
3.实行多样化的入学方式和途径
由于高校处在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因此，对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应按不同的入学要求，采用多重质量标准，实行不同的入学方式。这也是大众化阶段国外招生制度的典型特征。
首先是高考评价标准的多样化和入学标准的多元化。要将活动课程加入到高中课程当中，并在入学考核中有所体现；逐步完善高考科目设置方案，进一步补充高考内容；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其次，考试组织形式多样化。国家统一考试和大学的自主考试应配合进行，进一步加大自主招生的力度和范围。第三，扩大高校的招生自，采取多样化形式，如分层考试分层录取的招生形式，将统考统招与单考单招形式相结合，将统一考试与自主考试相结合。重点高校要不断增加招生自，推进多样化的招生录取试点；一般本科院校可按现行招生录取办法，稳步推进；专科院校要适应市场化要求，试行自主招生，逐步实现开放入学。
4.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教育投资体制
政府应该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政府投资在高校经费中的比例，同时打通融资渠道，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办学。教育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和特殊产业，完全不营利是不现实的，除非能充分满足教育经费要求。特别是民办高校，完全不营利，就不可能发展。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如果完全没有回报，也就不可能吸引社会资金。因此，要确立教育产业观念，运用市场机制，制定融资政策，促使社会资金流向教育产业，允许投资者从中获得适当的回报。高校要建立筹资办公室，配备专业人员，负责筹集和管理从政府主管部门、其他政府部门、工业和其他私人组织获得的资金。一旦资金来源多元化，大学便可建立并保持资金产生的良性循环。
5.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是指根据一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平台，在交互式、虚拟化的远距离的教学环境中，完成教与学的过程的一种教育形式。它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集现代教育思想、微电子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多媒体网络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于一体，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时空限制，使有限的教育资源无限扩散，跨地区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国外早已建立了“网上大学"、“虚拟大学"，我国已在清华大学等高校进行试点。目前，我国的现代远程教育正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共有31所普通高校和广播电视大学经批准进行现代远程教育试点［8］。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一种发展趋势，由于它是建立在现代教育技术这个平台之上，能快捷、经济、适时，开放地为适龄青年乃至所有公民提供教育的机会，而且其费用不到全日制教育费用的一半，因而市场前景很好，是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条重要措施，也是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大众化体系的一项教育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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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贤明，葛岳静，李艳玲.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结构的变迁——美国的经验与我国的发展趋势［J］．比较教育研究，20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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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桑爱友.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高等教育篇11
鸦片战争之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造成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贫民弱，清政府也开始了洋务运动，兴起教育救国和西学东渐，设立了现代高等学府（张伶俐，郭汉民，2006），即早期的三所百年大学―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10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改革（侯怀银，2008）。
如同美国、日本等的大学仿效欧洲大学一样，我国早期的高等教育，也是效仿日本学制、借鉴美国的模式（张伶俐，2007）。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模仿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常连智等，2000）。
首先是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被关闭了10年之久的考场大门为普通学子打开，人们的身份不再为家庭出身所固定，社会的活力被激发出来，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当时一代人的命运，也实现了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转折（李传柱，2008）。
此后，确立了一系列的教育制度和法规，包括《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高等教育由国家包办的格局发生变化，多种形式办学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力量办学的比例不断提高。同时，高等教育出现了重大的制度创新，包括学生上学交学费，学生毕业自主择业，双向选择，一改过去国家一包到底的传统（邵生，逸名，2008）。国家学位制度得到完善，高校和科研院所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博士后流动站建设日益完善，招生人数得到极大提高；尤其是来华留学生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陈强，2008）。30年来，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全国高校总数持续上升，教师队伍急速发展和提高（别敦荣，赵映川，2008），在校生规模已居世界前列，每年本专科毕业生数量占世界首位。
根据2007年教育部统计数字，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元下1908所。其中本科740所，高职（专科）院校1168所。另有成人高等学校413所，民办高等学校994所。全国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机构795个，其中，普通高校479所，科研机构316个。
2007年全国各类高校招生人数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3%。全国招收研究生120万人，其中，硕士生97万多人，博士生22万多人。毕业硕士生27万人，博士生4万人（教育部，2008）。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但宏观上进展卓著，而且从一系列的微观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包括教育制度改革（鞠敏，2001；董节英，2008）、办学体制改革（房力明，梁方军，2004；范文曜，王峰2008）、教育学科体系（侯怀银，1998）、学科建设（侯怀银2008）高等教管理（陶增并，1990）、教育产业化、教育收费改革（牧晓波，2006）、高校后勤改革（朱寿标，曾祥，2007；徐红樱子等，2008）、职业教育（王铮，2008）、成人教育改革（王林青，刘娟娟，2008），更引起一些意见和观点分歧。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恢复重建、初步探索和迅速发展三个阶段（侯怀银，2008），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其速度居世界前列，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发挥了巨大作用。
高等教育改革在世界各国及其各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工业发达国家的 高等教育都是在改革中提高、在改革中提高、在改革中不断发展进步的（朱勃，李然萱，1979:顾明远，1980）。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历经数百年，进行了历经大的改革，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的园地、科学技术创造的源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动力之源泉、经济建设的动力之源，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我国的现代高等教育起始于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兴起洋务运动和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的高等学府―――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张伶俐，郭汉明，2006）。100多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侯怀银，2008）。
本文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高等教育改革历程与成就。结合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概要论述。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始建于彼得大帝时期，1724年建立起俄罗斯第一所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以及其后建立起的俄罗斯立师范大学{1797年}等{朱丽荣，2008}。日本的高等教育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明治维新时期{彭寿清，2005}，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创立时间相近。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恢复重建、初等探索和迅速发展三个阶段（侯怀银，2008），保持了较快的发展，以速度居世界前列，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挣钱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宏观上进展卓著，而且从一系列的微观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改革，高等教育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侯怀银，刘亚敏，2008），更引起一些意见和观点分歧，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1]朱勃，李然萱，国外教育改的趋势，人民教育，1979/04
高等教育篇12
理念·方法·路径——理工类高校开展通识教育的思考
浙江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对策研究
高校人文学科实验教学创新研究
当代大学生人格教育及其实现机制
高校感恩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嬗变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加强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思考
论高校学生工作者形象建设
中美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比较研究及启示
试论德国职教师资的培养过程
泰国高等教育本土化策略探析
学校与专业的取舍——高考志愿填报调查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学术职业流动与大学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思考
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出现的经济学分析与应对策略
家庭社会资本对高职大学生期望月薪的影响研究——基于安徽S高职学院2009届毕业生的调查
创建学习型高校党组织的思考与实践
高校综合类科技博物馆藏品的管理和利用
摇篮·龙头·旗帜——中国矿业大学暨中国煤炭高等教育的100年
孙越崎与焦作工学院
吴子牧的领导作风与领导艺术
解读大学校庆的价值:组织文化和仪式的视角
高等教育政策的特征分析
教育的科学发展观与优先发展观
基于投入视角的高校教育成本分析
教育的学术与审视——基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008年刊文的统计分析
总法律顾问制度:我国高校法治化建设的金拐杖
论研究型大学的班级建设
关于构建科学的高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思考
坚持煤炭行业特色 推动高水平多科性地方大学建设——河南理工大学办学特色的探索与实践
巨型大学中的学院——建立以学院为重心的学院治理结构
院校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
多途径对口援助水利高等教育研究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的“三本”视角
当前我国博士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问题分析——基于5所研究型大学的调查
我国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现状调查研究
当代德国大学课程改革研究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及其推广
怎样看待一流大学建设
大学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建设策略
大学市场化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高校教学过程和谐论
试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政府角色的转变——基于有限政府理论的分析
高职心理教育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
关于“教育产品”基本理论的探讨
威斯康星思想对我国民办高校转型与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现代大学理念下财务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试论社会资本视野下的区域高校社会服务的管理策略
从学生学习现状看高校教学改革
经营视角下的大学治理结构改善
熵值法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益评价中的应用
美国高等教育“非歧视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力的经验与借鉴
基于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FD实施模式研究——以上海海洋大学为例
教师评价制度及其教育生态学思考
高等教育篇13
主办单位：华中理工大学;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4203
国内刊号：42-1024/G4
邮发代号：38-73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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