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1

Keywords:PanMaoyuan；masshigher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

（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

［2］潘懋元.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6．

［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398．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3．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6］潘懋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国高教研究［J］．2001，（12）：16．

［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2

最早宣传“新经济”思想的是美国的《商业周刊》，该媒体在界定这个新名词时，主要的意思是指这几年来已经出现的两种趋势，即：“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关于新经济内涵和实质的探讨，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各路专家、学者的争鸣过程中，至少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所谓“新经济”，主要是以美国经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为基础的概念，即那种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全球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状态。新经济之所以“新”，源于推动其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信息、技术革命具有的全新的革命意义。

笔者认为，新经济既是创新经济，又是人才经济。它以创新为核心，以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为基石，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由此，创新教育应该是新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主题，而创新教育的核心就是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由于新经济的运行是一个知识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全新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型人才就是主宰者与操作者。因为创新型专门人才既是知识的拥有者，又是资本的使用者和财富的创造者。而代表时代新潮流的知本家、企业家、策划家和风险投资家等，就是新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财富。

我们知道，将知识要素从其他生产要素中分离出来是新经济时代要素演变的重要特征。从这一时期开始，知识已越来越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其他要素的配置都将以知识要素为核心，形成知识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产业结构特点。大力推进高校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专门人才，既是新经济本质特点所决定的，也是新经济时代高等学校基本职能的体现。知识与技术的创新，本质上是人的精神和能力的创新，也是教育的创新。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龙头，高等教育的本质及其特点决定了它在新经济时代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要成为知识与技术创新工程的知识库和思想库，而且还应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人才库。除此，培养创新型专门人才还是我国提高经济质量、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无论当前和今后，必须把推进创新教育和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中心工作，要切实提高教育质量，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各种挑战。

二、开展高校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专门人才的探索

新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是知识革命。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进入新经济时代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拥有一大批能适应新经济和知识产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专门人才。而这类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主要依赖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依赖于高校创新教育的推进。作为教育功能上的重新定位，创新教育将越来越成为现代教育的灵魂。它以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为底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革命。

1高校创新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新经济时代，是全球人才素质和人才标准发生量的扩增和质的变化的时代。人才的内涵、底蕴和外延将有别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知识人才观。1997年8月4日出版的《商业周刊》指出，目前最为炙手可热的是网络技术知识人才；其次是为工商企业提供高技术咨询服务的人员；再次是从事各种应用程序编制和设备开发的工作人员。

据美国劳工部估计，从1998-2005年，美国平均每年需要9．5万名新的电脑专家、电脑系统分析家和程序编制人员。在欧洲，信息技术人才也严重短缺。由此在新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创新型人才的拥有量和起用量的争夺成为了全球经济争夺战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加快培养拥有知识经济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是当务之急的一个战略性问题。笔者认为，为了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才组合规则和发展需要，高校创新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于：(1)知识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2)领导新经济潮流的企业家；(3)作为新经济时代的工程师——策划家；(4)推动新经济发展的风险投资家，以及其他各类创新型的专门人才。

2．营造创新教育的良好氛围，优化创新型人才的成才环境

作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一些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都具有开展创新教育的良好学术氛围，并注意营造和优化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成才环境。例如，美国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开拓创新的人才，得益于它独特的办学宗旨和校风。哈佛校风的核心内容是：崇尚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冒险和创业，崇尚对事业追求和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强调个人的智慧、毅力、能力和自信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注重理性分析，讲求实际和办学成效。其办学宗旨是“让所有的金子在这里都发光”。又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之所以能长期为美国培养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科技精英，也得益于其一直推行的两项教育改革，即：“本科生研究工作机会计划(UROP)”和“独立活动计划(1AP)”，尤其是“UROP”更注重为大学本科生提供早期的科研工作机会，从而使创新教育真正落到了实处。

为大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给他们更多的独立思考和施展才华的时间和空间，是创新教育的实施及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各高等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优化实验室、实习工厂、实训基地及图书馆等实施创新教育的硬环境，也可利用(或共享)社会非教育资源(比如，可通过产学研结合等手段，利用企业、科研院所的装备条件)来建设校外的创新教育基地。为适应新经济时代资讯经济(又称信息经济或IT经济)及高新技术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各高等院校应主动适应时代的新潮流，适当地配置一批现代化、高科技的装备，也可通过开放实验室的途径来为大学生提供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场所。与此同时，在实施高校创新教育的过程中，优化教学创新、知识创新与育人创新的软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除了必须改革教学内容、优化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外，为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还必须改革现行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将计算机网络等技术手段应用和贯穿到高校的教学过程中，要大力开发CAI课件，以适应新经济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3．体制、机制的优化和制度的创新是新时期实施高校创新教育的关键

高等学校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是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使高等教育进一步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加快高校体制改革的步伐已势在必行。为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各种挑战，高校的办学体制改革主要要面向社会实行开放式办学，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多元办学模式。为了使高校创新教育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优化运行机制和实行制度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笔者拟作如下探讨：

(1)建立全新的课程体系。参照美国哈佛大学的模式，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设立全校性的“核心课程体系”并成立“核心课程评议小组”，以促进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理工科大学可参照一些世界著名大学的模式，以设计与制造、信息与控制、创造与实践三大模块的教学为支柱，以创新实践为结合点，着眼于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再如，在一些高校可开设全校性的“创造学系列课程或讲座”，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与创新教育有关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激发他们的创造激情、欲望和勇气，并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创造性思维及如何养成这种思维定势等等。除此，为了使大学生具有“宽厚的基础”，还应从技术和人文两方面来加强基础教育，开设相关课程，以增强他们在这方面的学术修养。

(2)激活创新型人才的成才机制。可建立学校的学生科技创新协会，以协调和推进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经常开展一些教学、科技与智力竞赛活动，推动和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可设立学校的创新教育基金，为大学的创新敦育活动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并能给创新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提供奖励金等等。在实施创新教育的过程中可进一步优化学生评价系统，从内容、标准、方式上对现有考试模式有计划地进行改革，使之从主要反映学生对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方面的考核，转移到综合体现知识水平、能力强弱、素质高低的轨道上来。同时，还应对选拔优秀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及奖学金评定等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更加符合培育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总之，通过对学生评价系统和标准的改革和优化，能体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导向和过程推动，形成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考核和知识、能力、素质综合评价的有效机制。

(3)实施创新教育目标的师资队伍建设。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激励创造发明，关键是教育者要先受教育，即高校教师必须首先了解创新思维的一般规律，自觉地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并反映到教学工作中来，使创新教育落到实处。在开展创新教育过程中，加快“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教师的挂职锻炼和社会实践活动应有时间安排。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可实行导师制，让学生以初级合作者的身份参加导师的研究课题，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激励创新，增长才干，使个性教育得以贯彻。并且，对于教师的教育创新活动，也应形成良性循环的运作系统，要鼓励教师大胆进行教育创新、知识创新和育人创新，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之进一步适应新经济时代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建立高校创新教育体系

新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以知识为基础，这种经济形态无论是在生产、分配方面，还是在使用、消费方面，都依赖于知识与信息。由于人才是知识的载体，也是知识和能力的综合体，因此在新经济时代，人才是一切竞争的关键，是推动新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特别是那些从事复杂、高级的脑力劳动的创新型人才，应该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基石，而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高等学校，无疑也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力推进创新教育，建立创新教育体系，必将是新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容，它主要包括：

1．学校创新教育体系

它以学校为一个大系统，具体包括：

(1)教学创新子系统：主要指高校在专业与学科建设，以及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2)知识创新子系统：是一种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面向广泛需求的“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科学研究实施的动态系统；

(3)育人创新子系统：它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核心，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目标，致力于对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目标、规格、过程及其评价等进行定位。通过对上述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各子系统的优化和整合，可促进高等学校创新教育体系的协调发展，并形成整体合力和优势置身于新经济的大潮之中，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创新。

2．社会教育创新体系

高等教育在未来的学习型社会中必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功能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由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创新将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主要包括：

(1)创新教育衔接、整合系统。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等各学习阶段创新教育系统的衔接和整合，进而构建起创新教育体系的“立交桥”。要建立与创新教育相适应的和谐、高效并充满活力的教育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个体性发展。比如，目前我国教育管理部门正在考虑从中小学开始就设置汁算机信息技术系统系列课程的探索，就是适应新经济时代人才培养目标的一项有效的教育改革。通过该系统的优化，致力于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并注重对适应21世纪需要的知识广泛、思想开放和具有自创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超级秘书网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3

构建大德育体系一要注意完善德育内容，增强德育内容的时代感与针对性；二要拓宽德育渠道，寻求新的德育载体。在此背景下，美育与德育的结合就成为现代德育的重要形式。与音乐、美术、舞蹈等传统艺术相比，影视艺术具有更强的时代感与感染力，更加丰富的德育资源与硬件平台，更加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最为迅捷的传播方式，理应在构建大德育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充分发挥影视作品的政治教化功能

用先进文化占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始终是高校德育的首要问题，枯燥、乏味却是大学生对现有政治教育模式的普遍反映。因此，如何提高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构建大德育体系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大量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则是大学生非常乐于接受的第二课堂。影视艺术的超时空特性使其能够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将爱国主义理念、民族精神、集体意识和政治信仰等抽象的概念通过荧屏变得直观、清晰和富有情感，并借助电影、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以最为有效的方式激发大学生内心潜藏的情感共鸣，实现政治教化功能。

近年来，电影工作者创作出很多的优秀作品，真实再现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革命史。《鸦片战争》直接诠释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革命真理，《屠城血证》深刻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和血腥罪行，《血战台儿庄》则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敌卫国的坚强意志。《南京》不仅以纪录片的形式再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更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妄图翻案的直接回击。反映中国近代革命历程的《井冈山》、《长征》、《延安颂》、《大进军》、《大转折》、《大决战》、《开国大典》等优秀作品，更是开展革命史教育的绝好教材。

二、以影视作品促进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的标志和前进的动力。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重塑民族精神的客观需要。近年来，西方国家以影视大片输出为手段加强了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蚕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影视作品在促进民族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

少林寺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电影《少林寺》则把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推向了世界，为推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进入21世纪，以《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为代表的优秀华语影片受到了西方社会的关注，甚至很多西方人开始迷恋中国功夫，穿中国民族服装，研究中国传统舞蹈、音乐、绘画、书法、建筑等。追根溯源，就在于影片所描绘的功夫、绘画、书法、舞蹈、建筑、音乐、服饰等民族文化元素体现着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三、以影视人物赏析强化大学生“三观”教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优秀影视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与西方大片所塑造的以“以暴制暴、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英雄、硬汉形象相比，国产影片所塑造的革命、进步和英雄人物往往具有更高的社会视野和更贴切的社会基础，对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具有更加积极的引导作用。

《恰同学少年》塑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时代青年志存高远、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情怀，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对现行教育理念的完善，对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追求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电视剧《大宅门》塑造的白景琦这一形象，不仅体现了其不畏强暴、反抗侵略者的英雄品格，更表现了其“有意济苍生”的人生追求。《亮剑》中的李云龙，不仅描绘了其“逢敌必亮剑”的英雄豪情，而在楚云飞威逼利诱面前的一番“干爹说”更衬托出其对理想信念的执著。《神雕侠侣》中郭靖所秉承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信念也能引发大学生的思想震撼，杨过的最终悔悟更是对大学生思想观念有明显的警示作用。

四、以影视作品促进大学生的品格塑造

人类的品格最初均源于模仿，电影形象的直观性则最容易成为群体性模仿的途径和标志。众多以弘扬人性优点的主题影片，则倡导了大学生需要逐步认同并实践的关于爱、奉献、责任、进取、合作等基础性人性品格。以优秀的影视作品对大学生开展品格塑造，可使这些主题品格与他们的意识逐步融合，并在主动的思辨过程中得到感悟与升华，并最终转化为自身的特征品质。

电影《紫日》的主题不在于揭示战争的残酷和敌人的残暴，而是烘托人类内心深处潜藏的爱心与良知。经典爱情片《罗马假日》和《魂断蓝桥》所诠释的爱情观念，无疑对扶正当前大学生的爱情观有所帮助。《阿甘正传》男主角阿甘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都没有停止奔跑的脚步，并因此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同伴的欺侮，挽救了自己与战友的生命，受到了总统的接见，甚至最终获得商业的成功。阿甘执著、坚强的“傻子”人生，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对面临就业与人际交往困境的大学生来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电影《活着》所阐述的福贵平凡、坎坷的人生经历，也能引起大学生对社会、人生的沉思。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4

根据高等教育活动的特点和规律，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是教学质量。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必须以学校内部的教学质量保障为基础，以校内全面质量管理系统为教学质量保障的核心系统。随着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环境的发展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高校在依法自主办学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不断更新质量观念，提高质量意识，形成自我约束、自我激励机制，是确保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战略性的迫切任务。

一、根本依据:“教学质量是生命线”意识

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要求高校及其所培养的人才必须增强国际竞争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人才培养的质量。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加人WTO等等，高等学校的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生存还是死亡，教学质量起着决定作用。因而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高效可行的校内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对于促进教学质量满足政府及社会需求，实现高校持续健康发展是必须而紧迫的。

二、外部动力:政府评估的制度化、连续化

政府经常化、制度化的评估制度，为促进高等学校建立自我发展、我自约束的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从而最终形成国家、地、高校和社会相结合的立体化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提供了推动力。国家于1994年起对1976年以来新建的本科院校进行合格评估，1996年开始对办学历史较长、水平较高的重点大学进行教学工作优秀评估，1999年开始对介于两者之间的高校进行随机性水平评估。2002年，教育部对上述三种评估方案及其标准体系进行了重新整合，统一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在此基础上，2004年8月27日教育部正式下发《教育部关于设立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的通知》和《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职责任务、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正式宣布成立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重点工作一是要建立5年一轮的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制度。通过这种大面积、连续轮回的评估方式，建立起经常化、制度化的评估制度。综合评估工作全面反映高等学校办学水平和质量状况，同时要推动建立高等教育质量监控制度。评估是重要的指挥棒，成立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是政府行为，体现的是国家和政府对高校办学的要求，对推动评估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将起到重要作用。要以成立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为契机，带动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建立相应的评估监控制度和组织机构，促进高等学校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内部保障机制，积极引导和培育社会评估中介机构，形成国家、地方、高校和社会相结合的立体化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实现从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从微观事务管理到宏观决策管理的根本转变。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的成立和教育部对高等学校实施5年一轮评估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

建立完善的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也是高校扩招以后保持稳步、健康发展的需要。扩招、改制和升格使各校办学条件全面紧张，师资总量不足，结构性短缺更为突出，经费投人严重不足，与规模发展很不适应。原有教学管理体制、机制、规章、队伍等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需求不相适应。为保证新形势下的高校本科教学质量，教育部于2001年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各校在贯彻落实文件过程中，逐步开展了新形势下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研究和实践，但主要是侧重一些单项环节教学质量研究，如:课堂教学质量、实践教学质量、毕业设计质量等，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由于缺乏完善的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及经常性的质量保障信息资料积累，使得一些高校迎接评估，常常显得工作被动，也由于对教学评估的意义和对评估指标体系的内涵、实质没有结合教学及管理工作实际加以深刻领会和消化吸收，转化为学校内在的质量保障体系，往往达不到评估应有的效果。既然教育评估是有效教学过程管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开展教育评估就不应是“额外负担”、“外加压力”，而应当视为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学校应将政府的水平评估与学校的过程管理及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相结合，以政府的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校内管理目标的参照，将社会中介机构及市场对学校的评价作为外部监督的重要因素，运用“人本管理”与“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充分调动全体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地持续地提高教学质量，建立并完善学校内部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三、目标导向:“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以“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为指导方针和目标导向。经过多年的结构调整、合校、扩招之后，正按照“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思想逐步向纵深发展。许多高校已逐渐把学校改革的重点由宏观转向微观、由整体布局转向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完善，并采取一系列举措，以提高教学质量，走内涵发展的路子。

在教育经费普通紧张的情况下，我国高等学校如何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条件下，使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实现学校的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充分利用有限资源使学校教学质量随着培养目标的变化不断提高，是一个需长期研究并不断完善的课题。校内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和确立是其中的核心。在教育资源一定条件一下，校内全面质量管理系统是教学质量保障的核心系统。要坚持“质量至上”，以质量为核心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要通过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深挖潜力，以保障办学规模扩大的基本需求。

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存和发展之本，“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目标导向要以质量保证和逐步提高为核心和主导目标。教学质量管理的目的，既要证明已经取得的“质量水准”，更重要的是在于持续不断地改进学校人才培养工作，最优化地利用学校的资源，多培养人才，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四、核心系统: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91-08

任何高等教育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总是区域性的，对区域高等教育的关照，是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具体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可谓联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相对纯粹的高等教育理论而言，它更为务实、富于针对性。区域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权责关系、高等教育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同样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国际国内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体化、区域化实践背景下，当前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基于此，本文将梳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在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是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取得高等教育管理支配地位后的结果，是由过去以中央政府、行业部门为主导的条块分割式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向中央与地方两级分工管理体系转变的过程，直接表征为系统服务面向的地方化。［1］

形式上，院系调整确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区域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行为服务于宏观政策的需要，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仍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式管理模式的产物。《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开启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大门，其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政策诉求。［2］此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作为主要政策文本的一个核心内容不断得以强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进程直接受制于宏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影响，历经二十余年积淀，凝聚了一批研究者，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研究特色日渐显现，研究主题趋于集中。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

笔者以“区域高等教育”为主题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85-2012年，在CNKI5?0中搜索得到相关论著679篇，其中期刊论文509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有16篇、109篇，近20余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趋势映射出高等教育区域化的演化轨迹（见图1）。

基于图1，通过细读核心文献，并综合相关代表性区域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可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提出阶段（1985-1993年）。研究数量少，围绕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分析、体制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战略规划管理等展开，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改革设想，立足国家行政区域关照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问题，较少考虑各个区域差异化的发展需要。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1994-2002年）。实践层面，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构建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此间，相关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一方面，受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影响，研究朝向高等教育社会需求，重点关注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得到重视，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观、战略管理和深层次区域分布与均衡化发展领域的结构问题。

第三，区域高等教育的拓展阶段（2003-2008年）。2004年出台《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省级政府对于“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应有的统筹职能。［3］随着研究的大量出现，研究领域开始细化，重心得到下移，更多研究则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地方化为背景，关注特定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结合某类区域高校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仍以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为主线，突出均衡发展、区域系统竞争力评价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研究。

雷家彬：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述评：1985-2012年

第四，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化阶段（2009年-至今）。《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4］的出台将高等教育地方化推向深入。以此为引线，相关研究以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为背景，研究主题更为多元，更多则以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为目标，突出省域高等教育实力提升的需要，强调泛区域合作联动、资源整合共享。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尝试按作者、机构、基金、期刊和关键词等主要信息对679篇论著进行排序。由表1可见，10位发文最多的作者发文均少于8篇，可见相关研究仍比较分散；从研究机构来看，厦门大学是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除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研究优势机构外，重点理工科大学和一些地方性高校、研究院所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表明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也为地方院校所重视；这种局面由基金论文的情况可见一斑，除教育部和部级教育类“主流课题”外，不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课题也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纳入资助范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文最为集中，说明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关键词反映出研究关注点，区域经济、协调或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结构等关键词的集中选择表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外界的适应性及内部结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总体上，区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仍比较分散，但日益受到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关注，研究质量高、影响广泛、内容充实。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影响下，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进入教育管理者的视角，后来成为教育政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又由地方官方话语体系逐渐进入到个体高校战略规划研制者的规划文本之中。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区域高等教育注重自身理论问题研究和其它学科观点的运用，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并以区域为单元对系统作出横向与纵向分析。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的概念。其实，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区域”。 一般而言，“区域”源于地理学，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实体地理空间，因此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区域内事物应具备空间连续性和有别于区域外事物的同类性两大共性。［5］然而，“区域”毕竟是一个弹性概念，有类型和大小之分，何况又多学科频繁共涉，如行政学中的“行政区”、社会学中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落”［6］等等。

由于认识“区域”视角的差异，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系统论、整体功能结构的关系出发，将其视为一种与外界环境进行资源互换、互动发展的社会子系统［7］；二是从“区域”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如将其分为“与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相适应的大区域高等教育”、“省（自治区）属的地方性高等教育”、“社区高等教育”、“地方高等教育”（即“中央各部委所属以外的，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属的各类高等教育的总称”）［8］，持后种观点的研究众多，包括早期对于“高等教育地方化”［9］、“高等教育区域化”［10］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支撑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三类：其一源于传统教育经济学或高等教育学领域，如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职能理论，后者随着服务社会、文化引领等新型高等教育职能的提出，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源于其它经典领域，如经济学、系统论的借用，包括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全息结构理论等［11］；其三是我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探索，有研究提出三关系（先导发展、伴生发展、跟随发展）和四模式（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市场主导、经济驱动）理论框架［12］、教育生态学［13］、“中国中心观”［14］等，其中以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为典型，它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总结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与区域环境和谐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元研究”

“区域观”的差异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性质判定的多面性。领域还是学科？区域教育研究一出现便遭遇高等教育研究类似的身份危机。早期致力于学科化的努力已积累一些成果，以黄孟源的《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15］、彭世华的《发展区域教育学》［16］、焦瑶光的《区域教育学》［17］等为典型，均在理论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后续研究尽管也作出深入理论化的尝试，但鲜有实质进展。

较之区域教育研究，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展更为缓慢，笔者将其归纳为“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和“为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两种类型。从研究领域观之，前者涉及少量的区域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18］，如一些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了区域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19］，而不少论者则倾向于对特定实体区域进行案例分析［20］；后者将研究重点与“发展”一词紧密关联起来［21］，如此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22］，故可归为“发展教育学”的范畴。囿于理论空间太大，研究者的精力主要投放于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探讨，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还来不及将这些整理成系统理论，因而更多的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有三：第一，这类研究出于特有的中观视角审视教育问题，旨在于架设一座高等教育理论“实用化”的桥梁。这种视角较之宏观的政策分析与微观的院校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揭示出高等教育系统多面特征及内外界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二，透过系统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功能分化。以一定的经济社会为背景，注重考察高等教育与环境的交互关系，由系统论关照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问题。第三，此类研究特别关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如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内涵的理论分析、结构调节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等议题。［23］

（三）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均衡发展。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均衡发展的内涵。对此观点和界定层面并不一致，广义上涉及区域间的外在（空间分布）均衡、高等教育体系内（结构层次）均衡、教育体系（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的均衡、及高等教育与区域系统的协调互动。［24］事实上，多数研究只关注前两个层面。二是均衡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多数研究认为均衡发展可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25］但是，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并非完全不合理，它既是增长极理论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26］三是均衡发展水平的测量。主要涉及以人口、经济等背景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历时和现时分析［27］，采用经济差异分析方法，运用量化研究中的标准差、变异系数、修正洛伦兹曲线和二次模型回归等方法，进行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均衡水平的测量。四是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对此研究视野开阔，涉及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地理、观念等诸多层面，但多主要归因于经济因素。［28］均衡发展的相应对策研究，集中于政府、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等各个层面而展开。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间的合作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必须在分工与合作、特色化与共生共荣这两种发展趋势中寻找平衡点。”［29］校企、校所、校校协同发展是当前政策和实践领域的热点主题，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内部的联合办学，将特定区域内的高校群体作为一个系统，每所院校看作系统的一个元素，以此形成系统的结构，基于任务联接组建办学联合体［30］；二是跨系统的合作，是以区域系统或多个不同系统内个体高校为单元，组建跨区域性合作教育机构。其中“既有本地社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高校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31］不论是同系统还是跨系统的合作，表现形式或最终结果都是重新形成新的次区域系统或跨区域高校联合体。事实上，区域内子系统的形成便于操作，如湖北地区的教育部“七校联合办学”、湖北高校师范教育联盟、“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等，跨区域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合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比较丰富，但不同区域或城市群落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合作，仍比较零散，相关研究比较欠缺。

（四）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研究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无法脱离经济社会而存在，两者的关系研究是目前理论和实践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32］对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种基本态度，主流观点为“辩证关系论”，即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适应地域经济的需要。［33］也有“复杂论”的声音，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多样而复杂，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及教育投入未必是同步的［34］、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并非都是协调发展关系［35］。

经典文献曾将大学描述为社会的灯塔、镜子、风向标、动力站、中枢组织……，在区域高等教育应该适应还是超越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由于区域竞争力理论、新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存在，更多研究认为区域教育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是正向的［36］，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37］，因此多坚持高等教育应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种折衷判断。根据系统论与区域科学的观点，这种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高等教育必须为区域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区域系统也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政策优惠与项目合作等。［38］

现有文献对于这种协调度的测量采用简化方法，一般将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理解为两者关系的一致性，即经济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同样发达，反之亦然。研究结论多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协调，但是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除了先天性历史的、政策性、地理区位、认识差异等原因外，经济差异或是造成这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39］

（五）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

一般来看，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配置能力、结构及综合竞争力是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就前一个问题而言，相关研究集中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和能力进行评价，多围绕省域展开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则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为主［40］，评价标准有某区域内的高校数量、高考录取分数线、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人均预算内财政经费等。评价维度涉及绝对与相对的数量、质量等，综合考查教育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教职工数等输入指标，以及在校学生数、科研经费等输出指标，覆涵“绝对数量、绝对质量、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等四个指标”［41］。从测量结果来看，资源配置结构合理与否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及竞争力评价有助于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的现状、寻找差异。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一般以省为分析单元，研究方法一般为数据包络分析法、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后三种方法最为常见，重点评价区域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综合实力。［42］观测维度包括：教育规模、教育经费、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教育效率、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产出等。［43］其研究结果趋于一致：一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状况始终存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基本沿袭传统高校区域布局的生产［44］；二是高等教育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度较高，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优势明显，东部地区以及部分中西部省份发展稳定、实力较强，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实力较弱。［45］

（六）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不同于高校战略，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属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是以某个区域高等教育为单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规划、发展定位等。这类研究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展研究的思路从“计划”向“战略规划”转向的同时，首先在发达省区出现的。［46］对此，“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47］，区域研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和实践较为丰富，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最为多见。

在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政策建议方面，制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高校和谐自主的发展政策尤其重要［48］，相关研究中突出强调省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统筹职能［49］。包括区域内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的协调权和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规划、部署、政策导引、执法监督、资源配置、检查评估、协调关系与信息服务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50］，应在管理理念、组织形式、调控手段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51］。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增长极发展模式与点轴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模式、开放式发展模式等。［52］要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地方政府竞争利弊并存，应利用相关政策措施激励其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53］同时，为保证战略实施通畅实施，发展预测及其预警系统及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便不可或缺。［54］

此外，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也是战略规划的时髦话题，多以系统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同类区域比较研究，提出做强做大省域系统的政策建议。对此并不限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的广东、“长三角”、青岛、宁波等省市，中部地区、黑龙江、江西、辽宁、云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比较多，反映出这些地区寄希望于高等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政策诉求。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可见，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借鉴了区域科学的理论，并与现实的教育不平衡问题紧密相联，充分体现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新兴领域，它的理论架构仍不明晰，远未形成规范的研究范式。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者因此需要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借用跨学科方法，从多个层面认识系统间的差异。

（一）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已令现实区域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壮大，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土壤，近来的研究实践则显示，区域高等教育的内容已超脱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范畴，更为关注与系统内外部环境、经济社会的交互关系，研究主题和方法不断丰富、多元，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研究依据。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仍不尽成熟，现简述如下。

第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待深化。尽管区域高等教育已成为各级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但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或者过于宏观，使得研究范畴无谓泛化；或者仅仅被当成高等教育另一个实体指涉物，区域被具体化、绝对化，成为冠以“区域”的高等教育研究甚至高等教育的“案例研究”、“个案研究”，相关研究衰弱为“实践教育学”的绝对领地，理论研究的衰微将严重制约区域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综合性有待提高。总体来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比较多元，但研究主题过于分散、难成体系，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与规划研究为多见，围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条主线而展开，立足这种“适应”视角，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被忽视，与环境的交互联系无疑被割裂，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统筹发展的关注明显不足。

第三，区域分析单元过于简化。出于研究的方便、习惯及认识上的原因，绝大多数研究以省为单元展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这与我国当前的地理、经济划分等基本国情相符，又有现实高等教育法规依据，且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保持一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但是，省域高等教育是一个与传统中央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应的概念，如此方便操作却未能反映区域性高等教育的特征，窄化了区域教育的研究内容。

第四，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总体上，现有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多滞留于“就教育论教育”，这与区域科学的要旨相距甚远；以单一的思辨研究或个案研究方法为主，重定性描述轻量化分析，实证研究少且测量维度和指标体系较为粗糙；简单套用其它学科方法、概念的作法比较普遍，研究中未考虑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规律。

（二）研究展望

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呼唤高水平的区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针对以上问题，如下或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第一，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首先，应正确理解区域高等教育范畴的具体性与相对性，区域范围的划定依系统的能级大小、职能分工和活动领域等因素而定，在何种层面探讨区域，这是我们在研究区域高等教育时必须表明的基本立场。其次，应以具体问题为突破口，从区域高等教育实践中寻找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凝炼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特色。此外，由于区域教育研究机构建设滞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教育学会尚未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分会”类似的学会机构，因此应加强区域高等教育机构建设，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

第二，建立以教育活动为联接点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现在看来，教育-经济-社会构成了以发展为重心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轴。当然，这种研究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不是区域经济学的试验场，无论构建何种区域高等教育范式，教育都应是其中的核心支点，后续研究应确立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把高等教育纳入到社会科技、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领域综合考虑，突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系统联系的紧密性和互动性。同时，教育系统内部，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也应受到重视。

第三，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新一轮城市群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再造及现有经济文化区域的进一步整合，这些无疑预示着以省为单元的传统高等教育区划格局被打破，高等教育区的合作将更为广泛深入，这都要求我们以更为多样的分析口径审视各个高等教育系统。比如适应国际社会竞争加剧的形势加强国家间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圈开展高等教育系统的个案研究等等。同时，应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来自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挑战，综合性的历时研究、预测研究正当其道，这是科学决策未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重要依据。

第四，拓宽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视角和方法。区域高等教育具有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政策等层面的多面性，是区域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区，区域发展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于区域高等教育，不能被简单移植照搬。后续研究的视角应当进一步拓宽，从其它学科和领域研究中汲取养分，引用跨学科方法、量化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置于国家甚至国际系统中综合分析，这些方法的系统运用将令区域高等教育方法论渐成体系。同时，要采用多元视角，重点突出空间范围内高等教育与其它主题（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等事业发展问题）的联动性。

国际社会正迈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欧盟高等教育区建设正预示着同样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在高等教育的反映是多面的，既有高校或系统的同质化、一体化的部分趋势，更强调这种统一标准下系统间的竞争、分化、合作，这样反过来将强化区域高等教育个性和特色，彰显个体的发展优势。有理由认为，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同时将开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兴盛发达的新纪元，当然也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大有作为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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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6

高校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德育教育为核心，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协调发展的、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大学生素质教育主要有思想政治素质教育、身体和心理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业务素质教育和创新(创业)素质教育等五个方面，即所谓“身”与“心”的全面发展教育。

二、特点分析

从宏观角度讲，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系统构建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目标体系的构建，属于理论导向的层面，重点是反思我们现行的单一性教育目标，确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二是对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建构，包括课程知识体系与结构、课程实践、课程功能等多个方面，目标是大学生的“身”、“心”综合发展；三是对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思考，涉及评估的内容、评估的方式、评估的标准等方面，确立科学的素质教育评价体系；四是探索素质教育外在环境体系，即校园文化、人文环境的建设。后三个体系从属于实践层面。四个方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

从微观角度讲，根据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内容，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即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身体和心理教育、文化教育、业务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等五个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综合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身心教育是素质教育的载体，文化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业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内核，创新(创业)教育是素质教育之本。

学界对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的研究有以下特点：

1.研究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就宏观层面的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构建的分类而言，前述四个体系的研究都有涉及。刘家贵、苏德银的《论大学生素质教育目标体系确立的理论依据》，论述其理论依据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教育规律、教育目的论等方面。卢铁光、刘大勇、宋玲《农科大学生素质教育与课程体系改革》针对农科大学生的素质教育现状及特点，提出改革和优化农科大学生课程体系的途径与方法。张志华的《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考评体系的构建》一文，以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考评体系为研究对象，多方面论述了考评体系构建的意义、依据、原则以及考核评估的方法，并进一步勾勒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考核评估体系的框架图。王瑛、谭宜忠的《大学生社团应成为学校素质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翼》，指出素质教育需要借助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联动、互补的多维教学平台进行，大学生社团是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成为学校素质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翼。文章对高校社团的重要作用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学校、社团两个层面提出进一步加强社团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就学科大分类而言，人文科学方面、自然科学方面的素质教育体系都有所研究。如张子林的《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教学体系探究》，对法律素质教育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究。林丽娅的《音乐疗法在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兼谈大学音乐疗法课程体系的构建》，阐述了音乐疗法对培养大学生健康心理，塑造大学生优良的心理品质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同时探讨了大学音乐疗法课程体系的构建问题。王世和的《大学生优秀体育素质教育体系的构建与研究》一文围绕体育素质教育，认为大学生优秀体育素质教育体系的构建组成主要有体育道德素质、体育人文素质、体育业务素质、体育创新素质等。

2.专业性较强，有明确的指向对象，趋向实践性。大学生素质教育目标明确，体系复杂而庞大，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受教育对象，相应的素质教育体系也不尽相同。如尚鹤睿的《医科大学生素质教育目标体系的设计》，对医科大学生的素质从生理――心理、知识――能力及思想――道德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形成医科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三维目标体系。郭明友的《论高职高专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与重建》，围绕高职高专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高职高专大学生文化素质随着职业技能培养的课程体系改革的深化而被迅速边缘化，应不断加强和提高，需要加快课程体系的改革和重建。钟采桑的《构建理工科高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体系》则探讨了理工科高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从思想、课程、活动、环境、制度、阵地等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突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王文礼的《论地方院校大学生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以陕西理工学院为例》根据陕西理工学院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实践，指出地方院校应紧密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构建文理渗透、覆盖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如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大学生素质教育”课，面向理工科专业学生开设“人文科学基础”课，面向文史哲专业学生开设“自然科学基础”课。

单就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而言，这类研究涉及内容广泛，研究角度多样，研究成果众多。如张岂之先生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15年的两点感受》，阐明素质教育理念的核心、内涵，提出大学文化(人文)素质教育与其他诸如德育、专业课等学科教学的相互渗透与相互促进关系。王丽平的《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逻辑》论文对中国大学进行了反思，指出文化素质教育是要保持大学逻辑、回归大学本身的大学改革。付卓荦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管理体制研究》论文，探讨了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管理方面存在诸如权力结构失衡、管理模式单一、行政化管理突出等问题，阐明文化素质教育管理体制的架构要适应文化素质教育在高校开展的特点。罗吉平的《粤港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方法比较》则比较当前粤港高校在文化素质教育方法上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存在的不足与尚需改进的环节。陆艳清的《十年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综述》对近十年来的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研究做了扼要的梳理，概括出相关研究论著主要涉及的内容，并指出这一研究领域的薄弱地带及今后研究的发展空间。

3.相关领域缺乏整合，新的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在梳理上述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宏观层面的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研究中，以对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建构和对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思考为重点，视角广阔，但疏于对素质教育目标体系、素质教育外在环境体系的考察。如郭明友《论高职高专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与重建》、卢铁光等《农科大学生素质教育与课程体系改革》等文，结合不同的受教育对象研究了多种课程体系改革。于立东《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研究》、李航《体育专业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评价体系研究：以河南省部分高校为例》等文章，根据专业特点研究了不同的教育评价体系。这一类论著很多，相较之下，对素质教育目标体系、素质教育外在环境、校园文化一类的研究文章寥寥数篇，有待深化扩展。

微观层面的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研究，偏重于对文化(人文)素质教育体系的探究，其中又偏于理论内涵、意义、原则等阐述，对文化素质教育过程本身，以至有效实践等问题关注不够；身体心理教育及其体系、创新教育及其体系等方面研究成果有限，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响应国家的政策法令号召，提高全民素质所需，所以有较多研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体系的成果；另一方面，素质教育本身即为一项艰巨而庞杂的社会活动，难免有疏漏之处。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7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从选题、实施、答辩的整个过程基本上按照或是参考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论文流程进行的，无法突出成人教育的特色。

选题的内容偏重基础学科研究。普通高等教育是高等学校教学体系的基础和重点，长期以来影响着高校中其他教育形式。成人教育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等宏观教学内涵均是由高校普通高等教育衍生而来的，授课方式、考核形式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似。毕业论文作为整个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由于前期教学的影响，论文的选题多集中在基础研究学科上，成人教育学生的专业基础薄弱，完成论文的条件有限，导致论文整体上选题差别很大，质量不能保证。

毕业论文内容与学生实际工作脱节。成人教育学生多为在职从业人员，多数人有着长期的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成人教育来补偿自己的学历和提升职业技能水平，毕业论文是所学理论知识和具体工作最好的结合方式。但是，成人教育毕业生的论文受所谓的论文质量的约束，很少能与自己的具体工作相结合，将自己所学应用于实践之中。

毕业论文缺少成人教育特色。成人教育学生从事的工作多种多样，参加成人教育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提升自己的学历和工作中的能力，毕业论文作为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环节，应该是能够反映出每个学生的工作内容和特点以及几年来理论知识在学生工作中如何体现出来。但是，目前成人教育学生为了应付毕业论文环节，内容很多与学生实际工作无关，成人教育中服务行业的特色无法体现。

2、缺乏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

很多高校的成人教育管理部门为了方便，照搬普高教育毕业论文的考核体系，导致成人教育毕业论文的考核标准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基本相近，对论文的科学研究层次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并以涉及学术层次水平高低评定论文的质量；这种考核标准脱离了成人学生的工作实际，导致一些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出现了网上文献拼凑、他人写作、挪用别人数据等现象发生，完全背离了成人教育毕业论文的宗旨。

3、保障机制不完善，论文的完成缺少有力支撑

缺少论文指导课。论文指导是学生完成毕业论文非常重要的一节课，指导学生如何去开展相关工作，如何在网络上查找相关文献，如何按照要求格式去撰写论文。很多教学单位都忽略了论文指导课的重要性，或是缩短学时，或是直接取消面授，改为网上自学，出现了学生的论文格式不规范，选题不准确，论文内容与题目偏差等严重问题。

指导教师的选择问题。指导教师是学生论文完成的关键环节，为学生配备合适的指导教师可以让学生的论文工作事半功倍。成人教育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多为挂名，没有真正地去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操作论文的完成，同时，指导教师多为高校教师，在帮助学生选题上多以自己研究的课题为基础，脱离学生的工作实际。

二、成人教育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目标

建立成人教育中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确保成人教育学生的毕业论文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满足工作单位对员工工作能力提升的需求，是保障体系研究的主要目的。

1、在成人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下，论文实施的每个环节都具备相关操作制度和质量标准，各主体在整个过程中分工明确，各执其责，保证论文高效、高质的完成，确保论文的真实性和学生的诚信度。

毕业论文是学生完成某一专项研究的总结性材料，成人本科生毕业论文研究多数是在本人单位实施，与其具体工作联系非常紧密，内容相对全曰制普通本科生更加多样、复杂，论文质量不宜控制。建立科学可行、适用于成人教育需求的操作制度，在大的框架上对论文的方向进行把握，对具体细节内容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对论文的每一部分设置质量标准，完全按照此标准衡量相关的操作，达到成人本科论文的实施的制度化、标准化。

2、成人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充分体现成人教育的特色，将学生工作单位引入到体系之中，为学生的毕业论文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撑。把高校、用人单位、学生三个主体有效结合，充分发挥高校和用人单位的指导作用、质量保证作用和全程监管作用，保证学生论文的顺利完成。

成人教育学生的学习目的是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实际应用能力，将课堂中所学理论知识与本职工作有效结合，最终为工作效力服务。学生的工作单位是学生学业完成的最大支柱，特别是在学生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中，工作单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为学生提供完成论文的场所、仪器等硬件设施，还要学生配备具有一定资质的实习指导教师。因而，结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的学习特点，在毕业论文中引进工作单位，有效地将学生的学习与实际工作结合。

3、通过成人教育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切实提升论文质量，最终达到高校顺利、高质地完成论文整体工作；用人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培训员工、利于单位发展的目的；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

成人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毕业论文是学生理论学习与本职工作结合的最好体现。学生在完成学业，提升学历的同时能够增强自身工作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工作单位。

三、成人教育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形成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制定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标准，建立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保障体系，对于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主要研究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各组成因素，包括前期规范、过程控制和后期评估，通过对过程中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找到适宜的切入点，寻求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论文质量保障体系。

1、前期规范体系

前期规范是成教学生在实施毕业论文之前，学校对论文具体的完成形式和结果做的统一要求和部署，是学生完成整个论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整个论文工作的主线，学生按照此要求进行论文实际操作的每1个步骤。主要根据各专业和学生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毕业论文完成的整体过程，研究建立一系列符合成人教育的毕业论文制度：（1）教育制度，包括制定完备的管理制度、毕业论文准备工作的教育、写作方法的教育、违反纪律的教育等。教育制度的建立，让学生明确论文工作如何开展和进行，对学生的论文过程做以框架式要求，约束学生在论文的完成中务必坚守诚信原则，以自己的真实数据编写论文。

（2）开题报告制度，成教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论文设想、文献查阅情况、指导教师综合意见，形成具有可实际操作的论文构思，并以文字的形式向高校汇报，经高校专家审核通过施行。

（3）中期考核制度，依据开题的思路和步骤设计，对论文中期取得成果进行审评，根据前期情况规划下一步论文的具体实施。

（4）论文考核制度，对学生的论文完成工作进行考核，学校组织论文答辩，由学校老师和学生工作单位与论文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同时，成人教育主管部门对学生论文工作的基础数据进行检查和归档。

2、过程控制体系

过程控制体系就是对学生毕业论文进行质量跟踪，是论文写作中的把关环节，对论文的开题、期中考核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保证论文高质量地完成。依据学校制定的开题报告制度和中期考核制度，学生以书面汇报的形式向学校汇报论文思路及阶段性工作成果，学校对学生论文思路是否符合要求及进展情况做评价，学生工作单位作为实习单位对学生论文整个过程进行质量跟踪，及时与高校沟通，依据学生论文完成期间的表现给予评价。

3、后期评估体系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8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冲击着教育观念，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即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的形成。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是当今全球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源于多元文化教育观，认为各国的音乐教育体系既不是全球普世性的，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应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多样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不仅批判强势文化国家音乐教育政策、结构和理论的中心性、霸权性和宰制性，强调各民族国家特别是文化弱势国家音乐教育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且还积极倡导“文化间主义”和“跨文化主义”的音乐教育，主张在不同文化的音乐教育观念之间建立起理解和宽容的精神，尊重并欣赏不同民族的音乐哲学、音乐语言、音乐文化和音乐思维方式。认为“音乐本来就以多元的方式存在于不同文化中，音乐教育理应使学生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音乐，在世界音乐的学习中，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通过对‘他人的理解’增强自我概念和自我理解。”①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21世纪全球音乐教育发展的趋势，它首先出现在美、德等发达国家并逐步影响到世界各国。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观念也开始影响到中国。在与美、德等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交流学习过程中，中国音乐教育的学科发展亦注入了新的活力，2002年颁布的国家艺术课程标准中已开始提到多元文化音乐。高师音乐教育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母机”，而音乐理论课则是高师音乐教育课程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中国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由于受计划经济和苏联教育体系的影响，在课程设置上分类过细、各自为战，过分强调学科的独立性；在教学内容方面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常生活缺乏联系；在教学方法上过分注重机械记忆和被动模仿，缺乏正确的教学思想的引导。这样的教学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音乐教育改革的要求。观念的解决是建立理论认识的基础，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的影响下，笔者以为，应本着“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的原则，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方面对高师音乐理论教学改革进行思考与探索。 一、课程设置的整合与重构 关于“课程”的定义，教育学家早已给予了诸多不同阐释，而人类学家则认为“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音乐理论课程作为人类几千年音乐文化的精华，担负着人类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责任，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课程设置是不同思维模式的体现，它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接受效果的优劣。格式塔完形心理学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每一部分之所以有其特性，是因为它与其他部分有某种联系。③音乐理论课程体系与其中各部分课程的关系，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目前中国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仍各自强调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而忽略了其整体性。如何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下进行音乐理论课程设置的整合与重构，是目前中国高师音乐教育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我们应“把整个音乐理论课程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使之通过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和互相联系趋向统一，使总体在各部分相互协调中求得发展。”④ 1．强化课程，淡化学科，重构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的分科。课程设置作为中国高师音乐理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目前仍比较缺乏弹性，具体表现在有些课程划分过细、重叠过多。我们应本着音乐教育多元化的原则，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的结构体系，根据课程内容之间的关联与体系，将原有的趋于分散、科目繁多的课程结构加以整合。强化课程，淡化学科，同时对特别需要扶持的传统音乐理论仍需留有一定的空间，以供其不断付诸于教学实践，逐步建立并完善高师音乐理论教育体系。具体来说，为利于学生对整体音乐理论知识的掌握，在各学科相互协调中求得总体效果，笔者以为，应将目前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中一些较分散的学科进行重构，以板块的形式囊括可以相互融合的课程，如在“音乐基础理论”板块中可包括《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等学科，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板块中可包括《民族民间音乐》《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作品欣赏》等学科，在“外国音乐概论”板块中可包括《外国民族音乐》《外国音乐史》《外国音乐作品欣赏》等学科，在“作曲技术理论”板块中可包括《歌曲作法》《配器》《复调》《曲式与作品分析》等学科。需要注意的是，音乐理论课程的多元化需要各板块内部课程之间、各理论板块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渗透，而不是简单地将各个理论课程叠加在一起。只有强化板块式课程体系，淡化分散式学科课程，才能在整体习得的理论中达到课程改革的目的。 2．重视音乐与非音乐学科的关联与整合，将其融入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体系中。从全球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看，对基础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基础音乐教育工作者除了必须精通音乐教育领域的学科内容外，还要具备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要随时随地解决与音乐学科领域有关或无关的问题。⑤因此，重视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与非音乐学科的关联与整合，将文化科学知识融入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体系中，是目前高师音乐理论课程改革值得关注的重要环节。 二、教学内容的交叉与融合 现存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体系是传统高师音乐教育模式下的产物，教材的理论体系较陈旧，已不能适应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如目前高师的和声教学仍局限在给学生灌输传统和声的狭小范围内，“对近现代和声了解很少，对创作中出现之新的和声现象困惑不解，对和声学的历史沿革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⑥对于音乐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现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单轨制，即是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加以增删取舍，教学体系基本不变；其二是双轨并行，即主张欧洲音乐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两种教学体系并用，实行“双轨教学”；其三是多元化道路，即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背景下，将东西方的音乐理论融会贯通，在各文化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的网络。笔者以为，以基础音乐教育为培养目标的高师音乐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求学生掌握广博的音乐知识，才能够适应未来的中小学音乐教学，才能够符合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观念下，在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体现多元化的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体系。#p#分页标题#e# 1．纵横交叉的网状结构 自20世纪初西方的音乐教育体系传入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教学内容都侧重于对西方古典时期音乐文化的阐释，而忽视了当代音乐的发展及其未来的指向，其结果必然造成教学内容无法把握时代的脉搏，无法跟上时代的需要。⑦高师音乐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应突出师范教育的特色，不是往“专”、“精”方向发展，而应朝“博”、“大”方向努力，它既应体现世界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又应兼具时代性、知识性与艺术性。因此，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应组建一个纵横交叉的网状结构体系：纵向方面是西洋音乐理论的延伸，其中应包括20世纪的现代音乐理论等内容；横向方面是世界音乐理论的综合，包括各国音乐理论体系，如印度、阿拉伯等。 2．双层融合的深厚底蕴 （1）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内部融合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潮流中，保持本国的音乐文化个性是立足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的唯一出路。因此，构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也是进行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内容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笔者以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构建，应依据“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⑧，特别要注重民族音乐理论的内部融合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多种语言、多种文字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各有特色，并且“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⑨“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的内涵应用于音乐理论教学，就不仅要传授中国汉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同时也应传授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传统。因此，在构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用“汉族音乐形态的理论”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分析，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传统及其音乐文化要尊重，不能用汉族音乐取代中国音乐，应着重解决以往教学内容中少数民族音乐所占比重较小的问题，⑩体现多元一体、相互融合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特色。 （2）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多维度融合 当今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从进化论发展到相对论的进步，如何处理好人类音乐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并将其综合运用于音乐理论的教学当中，是当前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内容改革的主要任务。因此，在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中更应注意多维度教学内容的综合与整体教学内容的分配。 总之，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应适应多元音乐文化发展的步伐，根据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教学需要，科学、合理地拓展教学内容，形成相对系统、完整的音乐理论结构，同时增进学生对于各个音乐文化形态的理解，建立多元化的审美取向，从而达到教学目的和要求。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出新 教学内容是实现教育目标的载体，而教学方法则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更没有适用于一切教学环境的最优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开放的、并且不断发展的领域，教师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能够取得最佳教学效果的方法和手段。中国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在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改革与出新，导致教学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无论教学内容如何改革，如果仍采用旧教法，忽视相关观念的转变，也无法达到教学改革的目的。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决定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要求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与之相匹配，因此，要达到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就必须构建多层次、多侧面的多元化教学方法，并主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编撰供教师使用的教学策略与方案。同时，应多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教学方法，将其与高师音乐理论教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教学法。 结语 人类社会愈来愈趋向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势态，任何民族国家放弃全球观察的视野，孤立地谈自己的发展，或脱离自身文化传统去谈发展都难以面向未来。中国高师音乐教育也首先需要考虑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势态背景，考虑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的发展及其对中国高师音乐教育的影响。作为高师音乐教育重要环节的音乐理论课程亦要顺应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课程设置的整合与重构、教学内容的交叉与融合、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的深入探索，提高高师音乐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的音乐教育人才。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9

3.教学理念创新：对政治—人本—发展—逻辑的关注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发展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处的社会地位变化而实现从‘政治自觉’到‘经济自觉’到‘人本自觉’的嬗变，发生了从‘物本’向‘人本’的现代化转换”［1］。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对生命、发展和心灵的关注［2］，符合学生生命成长和教育教学规律。

4.教学内容整合发展：对政治性、社会性、公共性的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在高校思想领域以教育形式展开的政治实践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进行考察，对政治性内容的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导内容和本质规定，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发展变迁的不变主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不断推进，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众多影响党执政合法性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民生问题，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形势和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公共环境、设施的教育价值利用与再造，公共文化空间与公共传播途径的利用与再造，公共性活动的开展及其价值引导来进行。”［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性”关注与“公共化”转型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趋势，既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容、教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5.教学主体互动：“主体性教学”向“主体间性”教学转型随着主体间性理论、主体间交往、交往实践哲学等理论逐渐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视野，主体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征逐渐显现，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共在的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维定式，从平等的视角、和谐的视角、人性的视角观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突破了主客二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质的跨越，主体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逐渐引起重视。

6.教学方式丰富多样：由单一教学方式向多元教学方式转型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方式发展来看，出现多元多样教学方式并用的态势：“研究型”教学［4］、对话教学［5］、体验式教学［6］、启发式教学［7］、混合型教学［8］，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现代转向

从系统要素视域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涉及教学主体、教学空间、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过程、教学环境等要素。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于“90后”大学生期待“什么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谈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遭遇“实效弱化”、“情绪极化”、“信息乌托邦”、外源“负能量”等现代性困境。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应从整体体系层面加强多方面的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领导管理体制机制、重视队伍建设和学科发展、完善相应的经费支持等条件保障外，还要逐步补强“短板”：一是教学内容以时代化为先导；二是教学方式的生活化；三是教学主体的主体间性化；四是教学环境的“文化化”；五是教学体系的系统化，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1.教学内容以时代化为先导：政治化、理论化、知识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是根据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在教学课堂中施加给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政治内容。

（1）促进教学内容的时代化契合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在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遵循教育与学生成长的双重规律的前提下，注意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和认知性。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构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在突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中增加生命教育、核心价值教育、廉洁教育、交往教育和幸福观教育的内容。强调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着重建构主动学习和契合学生认知水平。

（2）守住教育内容的政治性本质规定其具体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是以政治思想为主导的理论和价值观的灌输、宣传、教育、内化等，其教学组织管理体制由政治制度规定，教学活动的组织开展也需要政治权力支撑。在实际教学内容中，如“纲要”课教学内容重历史史实，往往不经意间在突出“历史”的同时“淡化”了政治，出现了使“纲要”课由政治课演化为历史课的倾向。因此，要注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政治性本质规定。

（3）提升教育内容的知识化增量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要强调理论性和知识性，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化、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灌输与内化的关系，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理论范畴、思想观点、创新思维等；另一方面，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放置于西方现代史的时空场域中，运用中西方比较视域进行分析，分析理论发生发展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把握教学内容的时空逻辑。此外，还要注意将教学内容与本地史结合起来，特别是教学区域所在地的地方历史与时代文化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各种教育资源和载体，如乡土地理、民风习俗、革命文化、历史人物、社会变迁等等，及时有效地进行教学。如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融入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之中，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这样的教学内容才能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2.教学方式以生活化为中介：与社会实践和个人经历相结合

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仅仅用意识形态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在教学方式方面需要将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作生活化处理，以生活化的教学形式，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社会、实践和主体生活结合起来。

（1）坚持“灌输与对话”的统一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优秀传统。当前部分“90后”大学生中存在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如果不旗帜鲜明地坚持灌输理论，就不可能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因而，要在继续重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灌输的同时，需要克服将理论灌输原则与具体的教育方法等同起来的“生搬硬套”，注重借鉴运用苏格拉底的“问答式”、孔子的“启发式”方式，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采用讨论式、提问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的方式启发大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

（2）注重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90后”大学生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方面的特征：同质性表现在寝室成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素质、专业或年级方面基本相同或相近，由于长期在一起生活，还会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每个成员的文化背景、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由于出身、经历、成长环境等差异而导致个性品格也不同。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注重大学生的个性化特征，在教学过程中从受教育者的心理和思想实际出发，注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注重运用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关心学生、服务学生，满足学生理论探索的需要、解除困惑的需要、主体参与的需要、情感交流的需要，培养他们做人做事的能力。

（3）注重教学方式的“公共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国家课程，理应是公共价值观的有效传播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理应是社会公共事件的专业阐释者，是公共价值观的践行者”［9］。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在目标、内容还是方法、路径、载体、手段，乃至资源、环境等方面，都会日益突出地体现出公共性。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具备公共关怀，具有问题意识和公共意识，以主体的积极性参与培育具有公共的人格和公共事务能力的大学生主体。在教学方式方面，要改变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教育方式，采取一些形式把大学生推向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如积极开展以假期社会调查为主的社会实践，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实际，思考社会问题；结合“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组织学生利用暑期参与社会实践或周末进行社会调查；组织开展现场教学和实践教学活动，增加教学方式的公共关注和教学主体的公共性参与。通过教学方式的“公共性”关注和公共化转型，将封闭的课堂教学与公共的社会交往连通，改变理论的系统灌输向价值观念引导、公共生活能力的训练转变，让大学生主体拥有真实丰富的价值观心理体验与公共参与。

3.教学主体以主体间性化为核心：教师“独白”向师生“合奏”转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体性力量，实现由教师“独白”向师生“合奏”的主体间性转型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内在诉求。

（1）教师要有言传身教、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主体自觉综合看来，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科研人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承担着高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四大功能之时，还要承担着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的“师生比”高，承担的教学任务重，同时还要承担学术科研、职称评聘等压力，可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三种“劳动”，即脑力劳动（理论武装、教学改革、教学科研相长）、体力劳动（多校区办学、跨城办学、跨区办学的奔波）、情绪劳动（职业倦怠、学科意识、学科认同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专业热情和学科自觉是重要的问题。在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从“组织领导、思想引导、解决实际问题、师德师风建设”等外部条件保障方面做出了制度性规范与条件保障。同时，有了外部保障和条件支撑外，还需要教师主体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职业道德素养、学科意识和学术精神的培养，注意内在素质的提升，关爱学生，用自身正确的言行举止影响学生，达到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境界”，做到真正的“立德树人”。

（2）教师“主动教”与学生“主动学”的转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具备的教学艺术、学术能力及知识深度和广度相比其他课程可能要更高，这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需要从教学艺术、学术能力、知识增量提升教师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潜力，这是赢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和“点头率”的重要前提，也是真正实现从“要我教”到“我要教”的转变的内在自觉。从课堂教学而言，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师“独白”教学模式，转向平等民主的课堂气氛，通过讲授与讨论、情景互动教学结合，形成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的探讨式教学模式，让教师“独奏”转变为师生“合奏”，让学生“动”起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活”起来。

（3）教学主体力量的整合与互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体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群体；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包括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导师等教师队伍群体；三是作为自我教育主体而存在的个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体主要是专职教师及部分学生兼职辅导员等，因而要将分离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主体与学生工作者、党建工作者等主体相互互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党建、学生事务工作者角色互动。一方面，通过整合学校党建工作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主体力量，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的补充力量，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职教师也可通过参与党团组织的大学生课外活动，如大学生社会实践、“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大赛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达到主体力量的互动与整合，共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另一方面，要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到学生社团活动中，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载体与大学生社团活动载体平台互动，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把课堂上的师生互动延伸到课外活动和课外时间中，通过“师爱传情，以情感式教学感动学生；对话引情，以对话式教学引导学生；参与激情，以自助式教学激励学生；课间寓情，以快乐式教学愉悦学生；课下延情，以延伸式教学打动学生”［10］，改变部分学生对政治课的抵触心理，实现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

4.教学课程环境以文化化为重点：建构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教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产生发展过程中影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主体等要素的社会空间存在方式。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环境,即除了受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受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中观环境的影响，还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微观环境的影响。

（1）通过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物质文化环境加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物质文化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的创造物，包括两方面：一是高校发展过程中以外在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校园基础设施、校园环境布局和校园建筑等校园教学环境直观的表现形式；二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课程、课时表、教科书与教材等集中体现了社会对于大学生必须习得的文化内容、文化价值的要求等在内的课堂教学物质文化环境。要加强高校校园环境育人功能建设，加强校园人文景观建设，挖掘环境育人资源，美化育人环境；要加强高校校园文化环境育人环境建设，广泛开展以体育、娱乐、学术科技为基本内容的文化活动，提升校园文化育人实效；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教材建设、教师队伍、教学媒介、实践教学、课堂文化设施等课程物质文化建设，开展如学术讲座、知识竞赛、辩论赛、专题讨论、情境扮演等活动，利用影视频资料的形象生动性，契合文化媒介的特质加以传播与强化认知，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治学风格、政治素质、心理素质等。

（2）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文化环境强化规约为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必须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制度化规范；二是渗透于教学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因此，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度化建构，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专业化、知识化、科学化、时代化的知识制度化体系，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课程管理、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等学科制度化体系和管理制度化体系；另一方面，也要不断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推动渗透于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入耳入脑入心，见言见行见效”，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的“规训”功能。

（3）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精神文化环境加以熏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精神文化环境主要是指一种由师生长期创造的特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环境，包括校园的精神文化氛围和课堂教学精神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即优良校风、班风、教风和学风的营造等。通过塑造优良的校园文化环境氛围，建设学习型校园、廉洁校园；通过建设体现为以参与、合作、理解、体验等为标志的课程班级教学文化，形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围绕学习、成长展开的交往文化，营造良好的班风；通过明确教学理念、教学目标和实践教学的价值，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准则，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使教师既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递者，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与建议者，建设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风；通过学生的自觉学习，提高学习的内在积极性，把蕴含在学科课程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加以挖掘和提升，营造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发挥精神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熏陶作用。

5.教学体系以系统化为归宿：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行动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系统化建设中，要有价值理念引领，以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和行动体系建构为中介，发挥专家、教师与学生三个主体作用，强化学术与知识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生长与成才统一，建构让“学生受益和满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教学体系。

（1）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是教学体系的基础和依据，教材体系规定了特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结构，教学体系是教材体系的拓展和延伸。这要求教师既要具备专业知识修养，又需要增加自身知识的交叉性和丰富性。在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实际，吃透教材，融会贯通，把握教学体系的整体框架、发展脉络与思想精髓基础上，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问题意识，促进课堂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辅助活动相结合，在吃透教材、确定所针对的问题、设计个性化教案、精选教学案例、合理使用多媒体、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度高的教学辅助环节、倡导师生心灵互动等基础上构建内容精致、层次分明的教学体系。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10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1][美]布鲁巴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社，1987：序2，4，10，4，8，12，10，11，27.

[2]张斌贤，刘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11

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职责，高职院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前沿阵地。当前高职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现状决定了在高职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它也成为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课题。要提升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必须探索可行的路径与对策。

一、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增强课堂吸引力

、教育部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职学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阵地。只有做好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工作，就做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核心问题。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首先，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队伍的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理论知识功底、人格的魅力和独特的教学风格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所以，教师应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知识结构、品德修养等，以优良的教风促进学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更好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容，达到教学的目的。其次，优化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针对当前高职学生的性格特点、知识背景和思政课堂存在的不足，通过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时代性、现实性和生活性，主动帮助解决高职学生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和迷惑，对思政课堂教学的内容逐步进行优化整合，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最后，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方法。在教育的方法上，采用案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和问题讨论法等丰富的教学方法，再辅以多媒体课件、精彩典型视频播放等先进的教学手段，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现代化，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挖掘专业课的教育潜力，提升专业课育人价值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系统传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主渠道，专业课是扩展学生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素养和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教育者应当充分挖掘专业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潜力，“充分发挥人文学科的独特育人优势，进一步提升教学、科学、技术等课程的育人价值。”①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的是，高职学生专业课教学时间长，载体多，学生在校三年都要进行专业课的学习，直接关系着学生的就业和发展。作为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专业课教师应挖掘专业课的教育潜力，从专业的发展历程、对社会的作用以及涉及的伦理学知识等多角度对所授课程进行讲解，通过介绍专业领域中著名人物的动人事迹和专业的社会价值准则，以生动的事例，培养高职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敬业勤奋精神、诚实守信品质和团结友善的性格。高职院校应积极探索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在专业课知识传授过程中并使之转化为专业课的教学目标，贯彻在专业课教学活动中。

三、丰富高职校园文化内涵，强化文化熏陶力量

高职校园文化对高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高职学生起着舆论引导、文化感染和精神塑造的作用，承担着感染人、教化人和塑造人的角色，履行着思想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因此，必须积极重视和推进校园文化的规划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渗透到校园文化的建设发展过程中，积极倡导高校校园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旋律，不断增强高职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情感认同和接受意愿。首先，改善校园物质文化条件。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要积极加强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生公寓、体育馆、体育场等学生学习、生活、娱乐的场所和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其舒适性、娱乐性和教育性。其次，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要积极主动地占领高校校园媒介阵地，充分发挥校园广播、校园期刊、校园报纸、校园宣传栏、校园影院等传播媒体的宣传优势，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旋律，加强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引导。要充分发掘校歌、校训、校史、校园雕塑等校园标识物的丰富文化内涵和深刻教育意义，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有效地融入到校园标识物的宣传和教育的过程。最后，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形式。要充分利用各类节日、重要纪念日、重大事件等集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教育活动，如组织开展“迎五四接力长跑”、“建党知识问答”等活动，不断创新高职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开发更多更好的高职学生喜爱的文化活动，如艺术节、技能节、寝室文化节、读书节等，对高职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达到知行统一

高职院校的各种实践活动是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取得成效的关键手段之一。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广泛参与社会实践，高职学生不仅能从中更深切地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精神实质，而且为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发挥社会实践的教育作用。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暑期，组织高职学生深入企业和社区、农村，进一步了解社会、国情和新农村建设情况。通过参观祖国名胜古迹、大好河山，使高职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通过参观历史革命纪念馆、红色旅游等，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等；通过深入企业和社区，感受我国社会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认识社会转型时期思想多样化所提出的新问题；通深入新农村，了解新农村的发展状况，加深对城乡发展现状的认识。其次，开展多样的创新创业和顶岗实践活动，使高职学生树立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高职学生在参与各级各类的创新创业竞赛和专业顶岗实习，提高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和实际动手能力，培养他们自身的改革创新的精神风貌，同时，学校给予一定的激励措施，奖励和扶持其中优秀的创业项目和优秀学生，让高职学生的创新创业和顶岗活动落到实处。再次，广泛开展社区和志愿者服务活动，使高职学生在服务奉献的活动中坚定理想信念、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构建网络教育平台，发挥新媒体育人功能

当前，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高职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强、开发性强、互动性强、信息海量和时效性强的特点，受到高职学生广泛使用。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减少网络的负面影响，发挥网络的教育优势，为高职学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网络平台，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教育环境。首先，高职院校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发挥网络教育优势，创新网络教育方式，组织丰富多彩的网上教育活动，加强对高职学生价值观的引导。例如利用网络开展咨询服务、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报刊、书籍，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等。也可以建立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网站，开展高职学生价值观现状的网上调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教育，也可以针对当前关于价值观的热点问题组织网上讨论等活动。同时，在利用网络对高职学生进行教育之外，要针对高职学生的年龄特点、个性特征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探索丰富多样的网络教育方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不再是枯燥乏味和传统说教，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其次，在教育内容的更新上，既要保证信息内容的质量，又要保证信息内容的时效性和丰富性。最后，再交流互动上，教育工作者可充分利用微博、微信、飞信、QQ等聊天工具宣传积极健康的主流价值观，加强与学生平等地交流和对话，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确保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针对性及有效性。同时注意引导高职学生掌握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技能和提高其网络道德修养。

六、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形成教育合力

高职院校要根据客观实际，构建有利于促进高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机制，从制度上明确学校教育教学、学生社团、学生会和后勤服务等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健全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各项保障机制，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合力。主要建立以下几个机制。

第一，组织保障机制。在高校党委成立领导小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进行全面部署与安排，使相关职能部门责任明确、密切协作、党政齐抓共管、切实完成相关任务。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12

 

 

摘要：

《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以下简称《创新计划》）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存在，阐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三大鲜明特点和四大功能。《创新计划》落实要以组织执行机制为保障，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教学改革为关键，以学科建设为基础，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内部建设与外部生态优化。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计划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19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91－05

 

 

 

 

 

 

 

社会现代化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同时，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观念多元、功能弱化、价值多样、结构失衡、力量分化、运行紧张、环境多变等“现代性后果”。如何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离散化”及运行紊乱困境，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实践工作体系整体优化创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201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文件为标志，从顶层设计和文件制度话语层面开启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创新的新征程，以系统论为指导，以《创新计划》为样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行系统分析，考察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建设成为应有之义。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方法论启示

系统研究已成为学科交叉研究和科际融合的重要表征，系统科学、社会学、教育学、德育等领域重视系统论研究。唯物辩证法关于整体的思想、关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关于辩证思维方法都蕴含着系统论思想，把系统分析思维方法上升到哲学高度，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作用，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互促共进，不断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科与实践工作体系的科学化创新。

在理论研究层面，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建设问题，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研究论域：一是“体系”说，阐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建构立体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实际工作科学化，重建由本体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条件性知识构成新的学科体系等；二是“系统”说，从系统论视域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构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学术共同体等维度进行了分析。三是“生态”说，从生态角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圈层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进行分析；四是“整合”说，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整合、整合机制、力量整合等进行研究。可见，随着整体性视野考察和系统思维的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主题、内容和方法呈现多样多元特征，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科学化发展的新范式和新趋势。在实际工作层面，党和国家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政策，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实践工作体系科学化建设，正如刘建军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三个领域的科学”[1]。笔者也赞同这种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建设至少应包括学术理论研究系统、人才培养系统和实际工作系统的科学化，因而有必要运用系统论方法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提供一个整体性、系统性关注，从而有利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学科体系和条件保障体系建设。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化建设的历史发展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体系继承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体系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学科理论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体系组成。在理论基础层面，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源头活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奠定了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学科框架基础，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发展奠定方法论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体系涌现出一大批关于“原理”、“史”、“比较”、“前沿”等学科主干体系，借鉴管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逐渐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等分支学科体系，有效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体建构。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丰富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发展呈现出体系化特征：第一个阶段是前科学化时期，从建党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沿用“生命线”、“中心环节”等政治话语式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尚未建立。第二阶段是科学化创建时期，表现为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设立，专本硕博四个层次的专业体系建立，学科体系进入科学化时期。三是学科化建设时期，1997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从创立到比较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教师、教法、教研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学术生产、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管理体制、操作理论等方面得到精细化发展，特别是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提出系列涉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目标内容、方向原则、规律方法等顶层设计和规范要求，强有力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术组织、学科制度、学科队伍、学术成果等方面的学术共同体建设。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体系整合发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体系的“大思政”运行格局初步形成，已初步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学生自我教育的运行工作体制机制。这种实践工作运行体制与社会建制确立，强有力地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和效果。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体系来看，2015年《创新计划》中要求统一编写使用课程教学大纲，组织编写与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统编教材相配套的教学用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程教材、教师参考、辅读用书等立体化教材体系不断丰富。在思想政治教学体制上，为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组织管理、课程管理、队伍管理和专业建设，教学管理体制经历混合制－双轨制－整合制的轨迹嬗变，实现由混合虚拟教育管理机构向专业教学科研实体机构转变，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系统化建设。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系统化存在与建构:以《创新计划》为例

2015年10月《创新计划》是在中央文件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论述的文件话语确证和系统化存在，着眼于系统设计和总体布局，对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整体构想和建设目标。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及其“31号”文件的，刚好是对《创新计划》的进一步承接与创新。

《创新计划》从系统设计与总体规划的维度阐明了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创新的任务操作系统，即围绕建好立体化教材体系、高水平教学人才体系、高效化教学体系为内部圈层，以学科支撑体系、综合评价体系、条件保障体系为外部圈层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一是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立体化教材体系，在推进统编教材编写使用，编写教学系列用书、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方面作出顶层制度规划设计，强调面向不同层次的教师群众和学生对象群体，辐射本专科生、研究生层次，覆盖纸质和数字化等全媒体资源，强调教材体系的思想性、科学化、可读性相统一。二是建设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人才体系，把政治立场作为教师聘用的首要标准，实施宣誓、定期网络注册、退出机制，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任职资格制度；建立国家、省级、校级三级培训机制，对新进教师、教学科研带头人、教研团队进行理论培训、实践研修和团队支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制度，鼓励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干部、先进人物、高校领导干部、辅导员班主任骨干、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等多元骨干主体参与思政课教学、巡讲。三是建设高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体系，实施培育推广优秀教学方法，遴选、培育和推广教学方法改革项目，开发网络思想政治理论示范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年度报告》；创新考试考核方法，建设与课堂教学相互促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学体系；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与理论研究，组织精彩教案、精彩课件、精彩课堂建设等。四是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学科支撑体系，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成优势学科，如当下正在重点建设的“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就是贯穿落实此项政策的重要体现。同时强调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支撑作用，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教材体系等是对《创新计划》提出的建设学科支撑体系的进一步继承和创新，有利于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引领、相关学科为补充的同向同行的学科支撑体系。五是建设管理与激励并重的综合评价体系，规范思想政治理论课管理，修订《课程建设标准》，健全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典型、团队等先进典型宣传表彰机制等推进思政课教学综合评价体系。六是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条件保障体系，加强独立二级机构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建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完善体系创新的条件保障。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的鲜明特点与重要功能:以《创新计划》为例

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为了生存和维持必须实现四项基本功能，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这就是帕森斯著名的AGIL模型。”[2]借鉴AGIL模型分析视角，《创新计划》在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构、思想政治理论学科推进、课程建设立体化设计、队伍建设整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途径丰富拓展上，做出的顶层设计与制度规划，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问题意识鲜明，导向谋划补齐短板。以问题为导向，为应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存在的诸多困难和不足提供了方向。社会现代化造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主体、客体、环境、载体、方式等发生着整体性、根本性的转变，其理论、学科与实践工作子系统遭遇实效弱化、组织乏力、话语式微、主体分散、制度形式化、条件虚化等“离散化”问题，面临要素松散与结构断裂、系统分化与整合、运行紧张与冲突、系统输入与效益输出等“运行紊乱”困境。《创新计划》紧紧抓住突出矛盾和问题，围绕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方法改革、教材体系建设、学科体系建设等进行战略设计和推进举措的设计。二是阐明工作方略和目标愿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任务系统主要体现《创新计划》的第二部分内容，阐明了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内容和主要任务等，指明了工作方向、方法任务和实践方略。三是科学方法与要素整合优化。《创新计划》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体系、教师体系、教学体系和条件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总体设计和具体举措的统一，在内容大体上涉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八个方面的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要素、内容要素、途径方法要素、制度要素、组织领导要素、队伍建设要素、条件保障要素、环境要素。这八个方面要素又各自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整体，具有四大功能。

适应社会功能。“适应”主要是指系统同其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或适应环境方面的限制，或设法使环境适应他们的需求。《创新计划》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自身存在许多困难和不足的分析，对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作出顶层设计和制度规划，通过反馈、调节等控制手段实现系统的适应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系统中的经济和物质资源等不断输入和输出，在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中，不断进行体系创新、结构创新、要素整合，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目标达成功能。《创新计划》强调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为一种规范社会政治道德秩序的系统化、结构化社会建制，内在地嵌入到社会系统中，其结构不仅取决于社会政治系统，而且还取决于文化背景、社会价值、道德规范及市场外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为一种结构化社会建制，能够传播政治意识、引导政治行为、造就政治人才、和谐政治关系，不仅影响社会领域内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而且承担着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社会政治发展的功能。

社会整合功能。《创新计划》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作为系统体整体进行系统规划和整体建设。《创新计划》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作为一种学术共同体建设，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向、组织建制、学术队伍、学术活动、社会资源等，其主要任务是人才培养和专业服务，通过学术成果和人才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功能；《创新计划》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作为一种专业组织，通过知识的专业化、教学的现代化、职业的专门化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作用；《创新计划》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作为知识应用而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社会实践活动体系。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合功能，通过思想引导、宣传教化和行为规约等唤起人们强烈共同信念和认可。

价值维系功能。《创新计划》阐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创新的价值目标：“进一步坚定信心，强化责任，系统规划，整体推进，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立德树人工作中的战略地位。”[3]《创新计划》的整体设计和价值目标指明认知、价值、意识形态、信仰等元素，通过规范秩序的合法化维持文化模式，使个体保持与社会系统要求的规范和价值相一致，维护对社会政治系统的认同功能，有利于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育人功能提供价值维系功能。

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建设创新的推进执行

在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认同和实践工作整体性认知基础上，把握系统化存在边界内外的复杂性关系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内部建设与外部生态优化，以组织执行机制为保障，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教学改革为关键，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建设。

1.健全组织执行机制为保障，建成运行科学有力的工作体系

第一，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化的“良制规约”机制。增强责任意识，从顶层设计和科层制度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化规训机制。从制度层面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创新的“校党政－院（系）党政工作主体”的主体责任；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专业课教师、导师等思想政治教育多元主体合力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化的主体认同机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体系创新的关键主体是党政领导班子、思想政治教育职能部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党性观念、政治责任意识要强，这样主体责任就容易落实，最忌讳的是“嘴上喊的好、口号喊得响”但实际上是不重视。要围绕《创新计划》主要内容，充分发挥平台载体的传播作用，推进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文件、政策、讲话、案例等学习研究宣传，增强落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体系创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第三，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化的程序执行机制。形成组织、宣传、人事、学工、团委、马院、后勤等多部门协同、多主体参与的“大思政”推进体制；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领导责任，负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工作的规划、督办、协调、组织，领导负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教学体系、队伍体系、工作体系的协同。第四，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化的协商共治机制。增加协同意识，健全责任追究信息沟通协同，根据思想政治工作顶层规划设计进行信息沟通协同处理，建立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小组与组织人事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工作规划、情况通报制度，或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沟通情况。第五，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化的考核反馈机制。围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的评价指标进行考核，加大对教学体系、学科体系、队伍体系等作为监督考核的重点。

2.健全队伍主体建设为根本，建成马克思主义理论高水平教师队伍体系

一是着力解决教师队伍结构“合理化”问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高水平教师队伍存在“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相当部分有经验有水平的老教师快退休了，但年轻的骨干教师却还未成长起来。二是着力解决教师队伍“稳定性”问题。科研平台资源倾向于老一辈教学团队与科研团队建设、精品资源共享课，对年轻教师没有体现出来。因此要在学科队伍合理更替、队伍团队建设、队伍价值认同等方面展开针对性工作。三是着力解决教师队伍“发展性”问题。主要围绕高校教师职称评审、青年教师进修、教师生活压力等方面展开工作。高校责任主体必须有一些思考，要在专业成长、团队凝练、教学和科研关系的科学定位，在建设好教学平台与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推进青年教师成长。四是着力解决教师队伍“幸福度”问题。特别是青年教师群体的职业事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老师超负荷运转，特别是中青年老师教学科研压力比较大，既要做好教学完成教学工作量，又要完成科研任务，通过职称评聘要求，还需要买房结婚生子，这使得他们追求更为实用的知识技能、获得更好地收益、围绕着是否有利于个人职称晋升和职务升迁，谋求“工具合理性”。因此，要重点建设形成国家、省级、校级层面的专题培训研修、观摩实践、挂职锻炼等立体化的队伍培训体系，提升教师的素质和能力。同时，还应在利益激励机制、工作量计算、职称岗位评聘等给以政策倾斜。

3.健全教学改革为关键，建成高效有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

第一，以教材体系立体化为先导，促进教学内容时代化。教学内容的“因时而进”，要在符合时展要求，强调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学科体系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提升教学内容的知识化增量的同时重视价值性，正确处理政治性与科学性、知识性与价值性、灌输与内化的关系。第二，以教学方式的生活化为中介，促进教育教学理念的公共化转型。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达到意识形态目的仅仅用意识形态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共识。“在教学方式方面需要将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作生活化处理，以生活化的教学形式，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社会、实践和主体生活结合起来。”[4]第三，以教学主体的理论自觉为根本，促进教学主体间性转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体性力量，教师要有言传身教、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主体自觉，处理好“教与学、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塑造、理论体系与专题要点、显性与隐性教学等内在关系。”[5]第四，以教学环境建设为重点，促进教学生态的“文化化”转型。通过植根于社会生态，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空间建设，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的“规训”功能，发挥文化熏陶、文化育人的“文化力量”。

4.健全学科建设为基础，建成有效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学科体系

第一，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外部支持。在推动学科外部性条件、资源建设，解决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外部性问题，主要针对相关体制与政策的支持力度、社会文化心理气氛、学科态度与学科意识自觉等展开针对性条件支撑。第二，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内部化建设。从系统性、整体性角度而言，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知识生产、知识应用体系科学化建设。应着重点推进学科组织机构、学科队伍、学术成果、课程教材等体系化建设，推动学科队伍素质的提高、学科学术方法的集聚、学科制度规范的形成，以高水平学科支撑体系推动教学体系水平提升。第三，建成建强高水平学科科研体系为教学体系服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拓展和延伸。“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研究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业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紧密结合”[6]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教材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队伍体系和体制机制体系的整体性建设，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科研水平，将学科队伍科研成果运用于服务于教学体系之中，推动学术科研体系与教师教学体系的统一，以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和行动体系建构为中介，发挥专家、教师与学生三个主体作用，推动学生认知体系向行动体系转变。

参考文献

 

[1]刘建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J].教学与研究，2011（3）：20-27.

 

[2][美]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M].刘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8.

 

高等教育体系论文篇13

按照这一认识来审视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基本上还只能说是处于材料积累的阶段。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于国外现代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所知甚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引进了许多当代西方高等教育学理论，而且对传统的西方高等教育学理论，也有了更加全面而完整的介绍，这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理论资源，从各个视角和层面来认识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和特点，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这个工作基本上还停留在引进和介绍上，初步的分析、评价、梳理、鉴别的工作还做得不多。所以，若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迅速完成整理材料和掌握材料的工作，妻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恐怕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恩格斯在谈到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发展和演变历史时的一段话，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的。他指出：“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则是一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东西。”他认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前进的起点”．后来一系列的“进一步的发现使得它最后获得了胜利”。从此，“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正是这个崭新的自然观．推动着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段话对于我们的巨大的启发意义在于：它说明了正确的观点在整理和掌握材料、推动科学走向进步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我们认识到，目前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之所以处在材料积累的阶段而没有深入下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至今还没有形成和确立一个足以反映我们时代要求和高等教育精神、并有能力来整合和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源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因此．尽管我们已积累了一定材料，却无法对其进行整理．更谈不到正确地予以掌握。

二

高等教育学观念是以感性的形式把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在人们面前的。这就决定了一切真正的高等教育学都必然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它是以高等教育实际为对象的，它总是从现实的高等教育中寻求题材，从现实的高等教育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而发展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向着科学化、民主化的境界迈进。其次．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它必然同时又属于一定的民族。所以．在它的身上必然积淀着一定民族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高等教育．那么．当高等教育学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高教研究者投入研究时也就必然会把这些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反映到研究成果上来．从而使高等教育成了一定民族教育的“文化的肖像”。这样．民族性也就成了一切高等教育学论著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作为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种概括的反映形式的高等教育学观念．也就不能不打上这种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印记。再次．高等教育学面对的是整个的高等教育，所以它能够以感性的形式对之作出反映。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学活动不只是一个抽象思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情感与想象的过程；不只是属于反映的活动．同时还包括着传达的工作。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只有通过多学科、多层面、多视角．才能对它加以全面而完整的把握。以往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虽然未能达到这一步．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从某一层面、某一视角对高等教育学研究所作出的一定贡献。因此，这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我们高等教育学理论所要吸取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应该能对这些理论资源进行整合和同化；否则．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也将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这就是我们主张我们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必须具有反映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的要求、反映本国高等教育精神、能够用以整合和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这样三个条件的主要原因。若是我们不能尽快形成和确立这样一种高等教育学观念．并按照这样的观念去整理和掌握我们的理论资源，那么。积累的资料再多，也只是一堆各自独立存在、互不相干的集合体．而不能达到通过对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发现和揭示而使之转化为一个有机体。这样，对这些材料的利用也就不能发生质变，产生飞跃，最终为建设和发展我们的高等教育学理论所用。所以．正确的高等教育学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就成了今天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推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几乎一开始就是与对研究方法的探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先后被引进的有系统论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等等，但几乎都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都没有在研究中达到过预期的效果。其原因，都是与把方法和观点分割开来，离开了正确的观念的建构，孤立地就方法来谈论方法是分不开的。因为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和手段．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方面发生联系的中介”。因此，要使方法在研究中得到卓有成效的运用，首先我们就必须了解客体。而观念，就是反映在意识中人们对客体性质的一种认识。这样，就决定了方法与观念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性：它既是从一定的观念出发，按照一定观念来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思想途径．又通过这一思想途径．使这一观念所包含的内涵在意识中渐次获得全面而完整的展示，从而使人们达到全面认识这一事物的目的。正是由于以往我们不认识观念与方法之间的这种辩证的关系．所以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我们在运用“新方法”时难免有些生搬硬套．而不能使之与高等教育学自身的特点加以有机的结合。如系统论的方法．它是根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要求把事物看作是由诸多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对事物进行考察和认识的一种充满辩证精神的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全面而完整地理解高等教育学的整体特性，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由于现代系统论作为在生物学、控制论和通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所以，它对于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只具有借鉴意义．而很难简单地加以搬用。只有当它与我们所研究的具体对象高等教育(反映在意识中就是高等教育学观念)达到有机地结合之后，才能转化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并对我们认识高等教育现象真正有所帮助。而高等教育学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就其性质来说既然是知识与价值的统一．那么不同的成分只有通过不同的方法才会对之作出有效的把握。高等教育学的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也只有从科学的与人文的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中去探寻。而这种结合也就带有对系统论方法进行具体应用的性质。科学的方法与人文的方法作为在近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两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和途径，所以．即使同一事物，经过这两种不同方法的研究．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风貌。这两种方法的差别自然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谈。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似乎有这样两点：

第一．科学的方法所探寻的是知识，是不以主体的存在状态为转移的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目的是服务于人的认识。高等教育学理论是以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为基础的，从科学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学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社会在的反映，它与社会存在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对任何一部高等教育学论著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性都可以联系当时的高等教育现实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虽然高等教育学不可能像理性意识那样。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超越感性存在直接深入到社会关系的本质领域，而始终以感性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它对高等教育所作的一种未经分解的整体性把握的特点．又使得被理性思维分解和排除了的生活现象唯有在高等教育学研究成果中才能获得丰富而生动的展现。再加上高等教育的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所以这些高等教育现象向人们所提供的认识价值也就永远不会因历史的发展而丧失。这就是一切优秀的高教研究论著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客观原因和文本的依据。这是需要凭借科学的方法才能掌握的。而人文的方法所把握的是价值．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的事实，它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主体的生存条件和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作为价值形态之一的高等教育学，我们又不能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完全按科学认识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同时还必须借助“理解”和“解释”才能对它作出判断。“理解”和“解释”按照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意见就是“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它与认识的方法之不同就在于总是带有主体置人的特点．认为只有当对象与主体获得某种经验上的沟通．并“在主体语言中找到表达”之后，才有可能为主体所理解。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主客体之间所开展的一种“对话”，并通过这种对话．克服文本历史的疏远性．使得它变得仿佛是现实的、当下的．以致人们阅读这些论著时觉得都好像是特别为他而讲的。这决定了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个人的思想印记。唯其这样，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论著才会生生不息、历久弥新这是优秀高等教育学论著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主观原因和接受依据。而要说明这些，不通过人文的方法是难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