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矛盾论文篇1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启示
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创阶段。党的十报告对我国面临的形势做出了“一个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三个没有变”的科学论略，是坚持实事求是、矛盾的分析方法作出的科学总结，充分体现了“两论”的实质精神。在“两论”问世的75年，客观地、公正地评价这两部著作，对于我们深人研究哲学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两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
（一）“两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1、为了清算党内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
自1921年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前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还不成熟的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挫折，造成这些重大失误和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状况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党中央要求从思想路线上彻底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两论”就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产物。
2、适应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抗日战争的需要
自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到1937年，中间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需要加以总结，从而有利于开创全面抗战的新局面。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各阶级矛盾下降，而中日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上升，为了开展全面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去研究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各种问题，总结两次革命战争的经验，把握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两论”正是适应革命形势的新发展、新特点应运而生的。所以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了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①
3、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与有关社会性质的论战相呼应，中国的学术界展开了有关辩证法的论战。这场论战首先是由张东荪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开始的，随后，叶青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张东荪进行所谓的批判，散布了许多具有欺骗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艾思奇等人又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张东荪、叶青等人对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歪曲。这场哲学论战扩大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二）“两论”产生的理论来源
1、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
在十分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千方百计搜集并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其中《实践论》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有思想渊源关系。《矛盾论》则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关系更为密切。苏联哲学家在20世纪30年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也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直接的哲学资源和理论准备，在写作“两论”的过程中阅读过这些著作。②
2、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
在年青时就熟读《易经》、《道德经》等传统经典，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哺育、浸润了的一生，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他。他熟谙历代先贤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辩证法思想对他的影响尤大。先贤的思想文化和哲学遗产，经过他的批判、改造、提炼、加工后，也创造性地融入到《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之中。这也使得我们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实践论》和《矛盾论》在遣词造句、叙述风格、用典举例等方面处处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用简洁的文字、熟悉的案例和明白易懂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道理。
3、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毋庸置疑，中国革命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十月革命为中国共产党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革命。但是，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现实斗争和残酷的革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清楚的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马列主义是不行的；有了马列主义，不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在不断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错误和失误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是写作“两论”的最重要的实践来源。
二、“两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哲学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两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通过对“两论”的仔细研读，可以总结出“两论”的理论贡献具体表现在：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众所周知，“两论”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从哲学的高度上系统的、整体的、深入本质的进行的经验总结。这样的总结，已经从经验上升成为理性，成为理论形态的东西，成为哲学论著。这既是对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又是专门的哲学论著，这种两重性，正是“两论”的一大特色。通过仔细研究分析，把人们的认识逐渐引向深入。“两论”以实践和矛盾问题为总纲，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相关内容系统的组织起来，形成了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哲学论著。
（二）对实践和矛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在《实践论》中，同志全面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动力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等问题。由于《实践论》的写作背景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泛滥，因而它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并且抓住了要害，抓住了本质。在此之前，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已做了分析，《实践论》则更加全面、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展开了论述，它的广度和深度，已超越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认识论所作的概括。
在《矛盾论》中，并没有拘泥于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传统表述，而是突出的阐述了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在看来，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比起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更为根本。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也是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源泉。这种对唯物辩证法的独到见解，是他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矛盾论》中，全面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等相关问题。世界充满着矛盾，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承认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分水岭。矛盾虽普遍存在，但矛盾的性质、内容并不一样，矛盾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特别是随着实践的变化，矛盾的性质、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可能发生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这是辩证法的活的灵魂。
三、“两论”的现实启示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与此同时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使传统文化得到批评和扬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运用中国人的语言和风格向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改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具有中国化的思维方式，并根植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为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准备了理论基础。
（二）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现实社会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思想法宝，也是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同志在党的十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基本原则，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三）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阶级矛盾已经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矛盾的分析方法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依然可以指导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前必须弄清楚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谁应该受到保护，支持者是谁，依靠力量是什么，会触及到谁的利益，这也会改革的首要问题。当今社会，随着改革的深入，如何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避免非对抗性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必须坚持矛盾的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现实社会中突出的问题。党的十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正是基于矛盾的分析方法而做出的新创新，并指出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这正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表现。
总之，《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在当今社会建设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都体现着这两篇著作的哲学精神。正确认识同志对实践和矛盾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和建成小康社会，正确处理社会建设中的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具有深远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作者单位：长安大学政治学院）
注解
①《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②参看雍涛著《哲学的历史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0、108页。
参考文献：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2
一、 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要素
要素是构成事物必不可少的因素、是组成系统与过程的基本单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系统的运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矛盾运动。
1、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主体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主体即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教育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复杂的多环节反复运行的过程，教育者作为理论的信息传导者，是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过程的引导者，担负着组织、策划、指导、评价等重要任务，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起着保证方向、把握时机、消除障碍、人格感染等作用。教育着自身的政治素质、理论素质、人格素质以及能力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向和效果。
2、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主体
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主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具体教育对象，即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大学生既具有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要受其他方面的制约，具有受动性。大学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高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需要深刻把握当代大学生的基本特点和身心成长规律。首先，大学生的成长阶段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进行引导，同时，这一年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与认同容易受情绪影响，会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起伏性。
3、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的重要要素，体现了社会对教育对象的要求和期望。“马克思主义，从狭义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来说，还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由列宁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加以中国化和发展了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1]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侧重于马克思主义，重点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各要素之间联系和转化所需的物质条件和活动形式，主要包括教育方法、途径，以及教育载体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是诸要素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媒介是实现诸要素之间良性互动、协调运作的重要桥梁与中介。
二、 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矛盾
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2]矛盾是过程得以发生和运行的基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诸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不断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1、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矛盾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教育者与大学生之间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是一个信息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教育者和大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育活动，教育者主体作用是大学生主体作用发挥的条件，大学生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是教育者主体作用发挥的目的。两者相互依存，彼此不能替代。另一方面，教育者和大学生之间存在着各方面的差异和区别，这就导致了双方在教育过程中矛盾的产生。教育者的理论素养、人格魅力的差异会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与认知、接受水平，这一矛盾会推动双主体不断进行自身理论知识与道德品格的调整。
2、接受主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之间的矛盾
接受主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之间的矛盾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大学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和要求之间存在的不适应的方面。马克思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导向一元化与大学生思想多元化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想化与大学生价值取向功利化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抽象空泛与大学生现实需要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大学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中，不同的需要诉求、不同的理论认识水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情感体验都会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和接受的效果。也正是这一系列矛盾的存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的不断与时俱进、不断与大学生的需要相结合，逐步实现对大学生原有理论水平和思想品德的提高和发展。
3、接受主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之间的矛盾
接受主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之间的矛盾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大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之间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是连接大学生与教育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桥梁和中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与大学生、教育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具有内在同一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马克思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着诸如传统灌输式教育模式与大学生自主接受方式的矛盾，教育手段单一化与大学生思想多元化的矛盾，教育载体的传统化与大学生学习途径时代化的矛盾等问题。教育媒介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者组织实施的教育活动，影响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兴趣、认知、理解和接受水平。
三、 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般规律
规律是客观事物发展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稳定的、区别于 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必然趋势。高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诸要素之间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以及此过程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
1、大学生内在需要是理论接受的动力源规律
大学生内在需要是理论接受的动力源规律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大学生的需要诉求是其能否接受认同理论内容、及其接受层次的内在依据和原动力。马克思主义能否被大学生接受与认同，根本上依赖于理论能否满足大学生的需要，“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不是简单接受的过程，他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由需要发展起的愿望、意向、动机、价值观等对理论内容予以选择。需要的差异会影响接受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心和接受程度，需要的满足方式也会影响接受理论教育的方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应当关注大学生的精神诉求需要，在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上与他们的内在需要相结合，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和教育，引导大学生实现满足社会需要与满足个人需要的统一，促使其有效地接受理论教育。
2、大学生与教育者双向互动规律
大学生与教育者双向互动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是教育者和大学生双方共同参与、发挥不同层次的主体作用，相互作用、影响互动的过程。“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4]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无论是接受教育信息、内化、外化或反馈检验阶段，都需要充分发挥教育者和大学生两个方面的主体性，使双方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将施教过程与接受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缩短双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送过程，提高信息的转化效率，提高教育的实效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教育者作为理论的信息传导者，是整个教育活动的引导者，大学生作为教育对象要对理论内容进行选择获取、整合内化、外化践行和反馈调节，使之有效地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政治观念，外化为自己的行为，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这一过程往往不是教育者教育、教育对象接受的机械叠加，而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一方面，大众化过程中大学生作为接受主体，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教育者与大学生之间展开互动交流与对话的关系。
3、大学生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规律
大学生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与吸收转化的活动既是个体能动的活动，具有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又要受其他方面的制约，具有受动性，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主的教育，必须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基础条件才能顺利进行。大学生对教育内容和教育信息具有自主选择性，同时，大学生也具有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大学生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必然要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大学生的受动性主要表现为其对环境的依赖性、对教育者的被动性和受自身制约的受制性。
4、内化外化循环往复发展规律
内化外化循环往复发展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大学生思想理论和信仰由知向行的转化，要经历一个循环往复的内化外化过程。认识和行为的形成是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迂回曲折发展的过程。内化是大学生将教育过程中传授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进行反映、选择、整合，形成用以指导自己社会行为的主体意识的过程。外化是大学生将自身内化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信念自主地转化为行为，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的过程。内化与外化在此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是一个不断矛盾运动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循序发展的。因此，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逐步转化为精神动力和实践行动，必然会经历一个循环往复、曲折发展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赵曜、王伟光、鲁从明、蔡长水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年版，第1页。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3
一、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 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 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 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 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4
马克思辩证法的产生有着复杂的背景，首先，辩证法经历了由古希腊哲学的萌芽，到黑格尔那经过了系统的发展，最后由马克思经过唯物主义改造最终形成。在自然科学上，经历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的发现，引起了自然科学的变革，以往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新的科学发现面前止步了，迫切需要新的科学方法来解释和探究新的自然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谈到，“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知识的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自然科学经验的方法走不通了，只有理论的思维才有所帮助，旧的方法即形式逻辑的思考方式曾被激烈讨论过，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有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较为精密的研究过。[1]
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对矛盾规律的思考
马克思没有正面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详细批判的地方，恩格斯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辩证法做了相关的界定：辩证法的规律是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这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总的说来，可以表述成以下几个规律：
1， 质量互相转化的规律；
2， 对立统一的规律；
3，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加以叙述，这种做法存在局限性并对其进行了批判：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给历史和自然界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可怕的虚构的世界，不管它是否愿意，必须符合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仅仅是人类思维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2]在这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将辩证法视作脱离自然界而独自存在的思想体系的唯心主义做法。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辩证法的第一个规律，质量互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杜林认为，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矛盾，或者换句话说，设定为真实的矛盾本身是背理的顶点。在这里可以看出杜林认为矛盾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出现的，即白是白，黑是黑。从我们日常的经验来看，这好像是不容置疑的，但事实上，这种非黑即白的认识并不能解释所有现象，相反在很多地方这种方法遇到了困难。对此，恩格斯对其进行了批判：“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并相互并列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行了。但是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的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3]按照杜林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运动是矛盾是不可理解的，可事实是，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而且物质的其他运动方式更加包含着矛盾，这种事物的矛盾发展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从现实生活中矛盾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生命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不断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家庭关系中夫妻之间的矛盾，在学校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等。
从质量互变规律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量变都可以导致质变，在一定范围之内，事物并不能引起质变，而当量变超过一定范围，量变就可以引发质变。这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人类通过获取自然资源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过度获取有可能引发自然灾害的发生。这就是要把握一个度，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上控制在一个自然承受的范围之内。
接下来，谈谈马克思辩证法的第二个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这也是辩证法里最核心的规律，列宁指出，统一之物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事物的矛盾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任一事物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即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按照《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 理解，事物存在着两种矛盾，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矛盾指的是任何一个矛盾的事情都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指的是任何一个矛盾都可以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即在矛盾当中发挥主要的和次要的作用。这启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实行两点论和重点论，既要抓主要矛盾来解决问题，同时也要兼顾次要矛盾，因为次要矛盾在某种条件下会转化为主要矛盾。例如，我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碰到以下几种情况，有些事情紧急又重要，有些紧急不重要，有些重要不紧急，有些既不紧急也不重要，面对这几种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分情况来谈，抓住任务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情况来处理，先处理主要的事情即重要又紧急的，其次可以处理紧急不重要，再处理重要不紧急，最后处理既不紧急又不重要的，这样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
最后，来谈谈辩证法的第三个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谈到，“它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4]有人举出把大麦粉碎的例子以此来反对这个规律，恩格斯回应道：否定的方式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也是如此。其实，按照的矛盾观点，否定只是事物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否定，肯定，否定，再否定。并不只存在着两次否定。例如，大麦从种子开始，到发芽，到叶子的生长，到最后麦粒的成熟，每一个过程都是对前一个结果的否定。只要事物的矛盾一直存在，那么事物的向前发展就是一个否定不断进行的过程，这或许可以启示我们保持一个谦虚谨慎的心态对待工作和生活，因为事物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需要我们及时看清矛盾，解决矛盾，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8.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5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基本定位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开篇就提出：“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人类认识史的总和”，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形态，因而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个原理、观点作绝对化、封闭化的理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富有生命活力不能离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成为僵死的教条和狭隘的学说。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定下了基调。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认识集中表现在他与陈独秀的观点分歧上。陈独秀与李达在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态度大相径庭。在李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因此，他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指导革命实践的方法论。陈独秀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偏重实行，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的轻视倾向。只有在深刻掌握理论的同时，使之转换为科学的方法去指导革命实践，才能顺利开展革命运动并取得革命成功。因此，笼统地要求多点实践、少点理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2.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李达是中国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他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并强调：“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显然，李达在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强调决不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这实际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实质。
一般来说，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必须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具备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李达是通过与张东荪、梁启超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中，李达全面批判了梁启超等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应当先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一是批判了“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的说法。李达指出，中国现在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发达，但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要大得多，而劳资两阶级的对立与欧美日本也没有不同。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现时的革命。二是批判了梁启超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指出“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在李达看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事业的发达，因此，“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②三是针对梁启超主张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看法，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超国界成为国际性的，“劳动者要谋国际的团结，要扫灭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的教训。”这些看法代表了当时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观点。四是为社会主义进行正名。梁启超和张东荪都是以社会主义运动热心者的面貌出现的，他们的论调一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特别是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中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主张资本主义。在李达看来，张、梁所谓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即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行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是通过劳资协调以救资本主义之弊。李达指出，这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平均主义的思维定式对社会主义的附会。李达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生与实质。他指出，社会主义是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的事情，社会主义运动在于设法造出共有的生产机关，避去欧美资本
主义制度的弊端，使生产得到有秩序、有政府的发展。李达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基本准确阐述了马克思的原意，分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第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和改造中国？李达认为，绝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规范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相结合。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十项措施，李达认为，根据马克思所说，这些措施只有在最进步的各国才能采用，而且只有最进步的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才能采用；而在落后的中国情况就不相同，“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那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①不难看出，李达的这个观点是很有前瞻性的，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一些思想是一致的。
李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很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对当代中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主要内容
1923年秋，李达因与陈独秀存在严重分歧而脱党。脱党期间，李达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工作中则继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期间，他的一系列哲学着译成为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参考书，而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方面的深入探索，一方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一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系统研究唯物史观及其方法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李达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唯心史观社会学和历史机械论，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具体探索和运用了一些特殊的唯物史观的方法，为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方法论武器。
(1) 社会矛盾分析法。社会革命的真正起源是激烈的社会矛盾，李达运用社会矛盾分析法分别对“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世界革命”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研究和具体分析，提出并论述了由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民族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领导权以及民族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得出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沦为“国际半殖民地”的结论，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革命作了有力的理论论证。
(2) 社会结构分析法。李达特别重视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上层建筑可直接影响或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李达还对社会存在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社会形态的全貌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3) 系统分析法。李达是最先进行系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人与自然的
合体。社会是人类的系统， 社会之中有三个要素，即物、人与观念。社会的系统中，含有物的系统，人的系统和观念的系统。这三个系统，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构成社会的系统。这三个系统，又是互相调和和互相均势地存在着。换言之，这三个系统若不是互相适应地存在着，社会便不能存在。”②显然这是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4)阶级分析法。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坚持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出发，不仅科学阐明了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还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分析提出了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和观点，并由此全面阐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政党和个别人物的活动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关系。
2. 大量翻译唯物辩证法着作，对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贡献
李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翻译工作对于当时处于理论饥渴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当时翻译的众多辩证法唯物论着作中，对我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着作，就是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本书也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哲学着作。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不难看到，毛泽东多次多遍批读了此书的全部，重点批注了部分章节，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大多源于此书。
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吸收改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吸收改造《教程》中认识辩证法的内容。毛泽东对《教程》第2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约28000字）批划了9000字，写了约40多条共1700字的批注，并在赞同原着观点的基础上对精要部分进行了归纳、转述，其中关于主观认识随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关于人们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在改造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关于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客观世界；关于认识过程感性和理性阶段的分析；关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关于实践是真理的证明，贯穿于认识全过程，是认识之第一的和根本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由“自在阶级”进到“自为阶级”阶段的举例；关于经验论和唯理论错误的分析等，则直接被《实践论》作为观点或资料采用。二是直接改造《教程》中的“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毛泽东对《教程》第3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约46000字）批注有120余条，约10000字，毛泽东将内部矛盾决定一切客观过程的发展；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仅要认识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还要认识事物各方面矛盾的特殊性；矛盾双方互相联结、互相渗透；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矛盾的解决方法与对抗的解决方法不同；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及关于均衡论的批判等观点，直接纳入或改造为《矛盾论》的观点体系之中。三是吸收其他重要的观点，如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能动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重要方面，而旧唯物论是被动的反映论；不顾内部情况，全然从外部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是错误的；理论是政治斗争的主因素、组成部分，离开辩证唯物论就要犯大的政治错误；本质的矛盾或根本的矛盾才是社会形态发展的根据等，这些都吸收在毛泽东后来的哲学方法论思想之中。
3.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
当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非常盛行，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或本体论的实践论，其实这个观点在李达于1937年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就有相似的提法。李达在这本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着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在李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实践的唯物论”，首先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其基石的。所谓“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指唯物辩证法包括了历史观和自然观，是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既包括了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又包括了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作是一种自然观，也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作是一种历史观。所谓以实践为其基石，是指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看，即不论是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看还是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看，实践都具有最根本的意义。不过有所不同的是，李达并不认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本体论的“实践的唯物论”，而是看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可以称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呢？李达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起点是政治生活实践。李达认为，马克思从《莱茵报》时代成为唯物主义者起，就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应用辩证的方法研究现实实践中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各种历史事实，特别是通过研究当时法国的劳动运动与英国的宪章运动，发现了法律关系与国家形态是以社会的经济构造为基础的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强调和凸显的本质内容是生产实践。李达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而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实践。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和凸显了实践在哲学中的位置。第三，从根本上解决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困境是由于在认识论中引入了实践概念。李达说：“从来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认识论，只知道认识是客观实在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却不能理解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的契机。因此，这种旧唯物论，不知道实践是认识的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不能说明认识的发展、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的客观的真理的关系，即不能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至于实践的唯物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发展的杠杆，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的生产及社会斗争，并主张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契机和真理性的规准，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因而克服了旧唯物论的缺陷。所以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实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说，只有实践概念的引入，才使唯物主义认识论真正获得了认识的基础与辩证的性质，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飞跃。正是实践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区别开来。
用“实践的唯物论”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的唯物论”的提出，意义非同凡响：一是强调和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标志着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有利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实践的指南。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所致，又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一个突出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不断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把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阐释和维护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与此同时，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
1.在深刻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
毛泽东于1950年和1952年重新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李达主动承担起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任，分别撰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两书和一系列的解读文章。李达在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例如，关于社会矛盾分析法，李达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指出：“社会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的表现，这类矛盾只有用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解决。至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只有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在于消灭社会。
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建立无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许多非对抗性的矛盾仍是存在的。”又说:“不过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是在完全的新的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利益的根本的共同线上发生作用的。”①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下，不会发展为对抗，社会有可能做到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使生产力不断地向上发展。”②李达的这些思想为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
2. 在强调正确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反对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方法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6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矛盾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时代背景
1.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矛盾思想受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影响较大。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占统治地位，但它并不能科学地揭示自然界各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恩格斯对此说道：“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1]（P28]。在当时的学界，要突破“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的藩篱，必须在思维范式上构建新的分析方法，黑格尔对“社会没有矛盾”和“矛盾是不可想象的、无法思维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提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2]（P66]；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和互斥性，任何事物都必须经历“统一、差异、对立、矛盾”四个过程。通过对“矛盾”概念的考察和对“矛盾”范畴的推演，黑格尔提出了“辩证矛盾”的概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矛盾理论体系，但并未对矛盾的斗争性展开过多论述，他的学说唯心主义色彩较为浓厚。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矛盾学说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展开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科学的社会矛盾理论。
此外，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的阶级斗争理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阶级分析理论，都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有重大影响。在法国革命之前，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以及僧侣阶层之间的矛盾早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斗争异常激烈和残酷，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看到了阶级斗争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在正确分析法国革命爆发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按照收入来源和收入高低来划分英国的社会阶级，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依靠利润为生的资本家阶级、依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和依靠地租为生的土地占有者三大阶级，提出了三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形成了阶级分析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矛盾进行了系统分析，形成了科学的社会矛盾思想。
2.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引发的社会巨变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随着蒸汽机、机床、纺纱机等新兴生产工具的推广和应用，新兴产业部门开始出现，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革，“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P277]
工业革命在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经济领域，工业革命使得生产不断集中、规模不断扩大、城市逐步兴起，手工作坊和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机器大生产开始出现，劳资矛盾不断涌现，贫富差距严重。在社会领域，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利益分化使社会矛盾日趋激烈，阶级之间的对立逐步严重，斗争范围日益扩大，资本成为决定一切的关键因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由雇佣劳动所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主流。在政治领域，工业革命为无产阶级超越企业和行业的藩篱，走向大规模、联合的斗争提供了前提，使欧洲工人运动向自觉、联合、有序的状态发展，一系列组织良好、规模宏大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荡，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大工人运动”。1831年，里昂纺织工人为改善困苦生活举行大规模起义。1838年至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普选权开展了长达十年的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举行大规模起义。工人运动虽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但最终都因遭到残酷镇压而失败。这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现实依据。
（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的内容
1.社会基本矛盾
在充分研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社会形态下社会矛盾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都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它自始至终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并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且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称其为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未直接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这一概念是明确提出的，但其核心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社会基本矛盾做了经典表述。马克思指出，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变化，“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P142]；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4](P32-33]
2.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的本质在于一部分人利用手中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3](P25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在于阶级之间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和矛盾，只要阶级矛盾长期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息，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阶级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民族矛盾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P68]。
3.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具体社会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把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具体社会矛盾。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人类社会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消灭阶级和城乡之间的对立，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工农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三大社会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不合理的分工造成的，要消灭三大社会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消除不合理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5](P644]。马克思还指出，在消除阶级矛盾基础上，必须合理规划工农格局、强化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样才能真正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而消除三大具体矛盾。
二、列宁的社会矛盾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局势，列宁审时度势，妥善处理了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形成了丰富的社会矛盾思想，为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俄国社会矛盾特殊性与必然性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是最早明确肯定社会主义必然存在矛盾的领导人。1920年5月，他在阅读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针对布哈林“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的观点做出了一个批注：“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6](P281-282]列宁认为，必须把对抗和矛盾区别开来，对抗是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存在于“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阶级”的社会中，矛盾则会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即使阶级消灭了矛盾依然存在。列宁指出，随着剥削和私有制的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将会消失，但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各阶级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通过制度、机制化解的矛盾。列宁的这一论断，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与以往社会形态本质上的区别，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特征”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认为，与英、法等国相比，俄国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仍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非常缓慢。二十世纪初，俄国局势错综复杂，国内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与落后农奴制之间存在着重重矛盾，致使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国际方面俄国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划分势力范围、掠夺殖民地、商品市场争夺等利益问题上冲突不断。1900年，欧洲经济危机爆发，俄国国内企业停产、工人失业率不断攀升、工资水平下降，导致工人运动不断，政治集会、游行示威高潮迭起，社会矛盾激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列宁的领导下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领导工人阶级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抗斗争，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社会问题，政治上农民与地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大国沙文主义者之间普遍存在严重对抗，思想文化上封建愚昧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相互交织、影响深远且民众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国际关系上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并处于一战泥潭，这些困难都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必须首先解决和克服的特殊问题。
（二）俄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基础上，列宁对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做了具体分析。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制约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列宁对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具体矛盾进行了分析。列宁指出，过渡时期俄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在于“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斗争”，“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7](P522]，因而经济领域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在一个大国的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保留下来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8](P60-61]。列宁指出在政治领域，无产阶级在沙皇后，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资产阶级虽被，但在管理国家事务中仍具有一定优势；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作为劳动者有倾向社会主义的一面，作为私有者又有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一面，因而政治领域的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权的争夺问题，这是事关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问题。列宁指出，在思想文化领域，俄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主要是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与封建腐朽文化、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面对阶级敌人在思想文化上制造的混乱局面，苏维埃部分干部曾认为党在思想意识领域可以“退却”，列宁提出我们“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来抵制”[9](P77]，必须毫无条件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列宁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放在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把文化建设看作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之一。列宁说：“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8](P774]
（三）“人民内部不一致”重要思想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激烈斗争的社会，兼具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特点，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必然存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列宁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内出现的“人民内部是一致的”、“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10](P636]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人民内部还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工人内部的不一致。工人阶级虽富有团结精神，但还保留着小私有者的习气和利己主义心理，“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还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11](P438]。二是农民内部和工农之间的不一致。由于革命地位和建设分工不同，工人和农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列宁就此提出，要给农民一定的流通自由、给小生产者一定经营自由、不断满足农民的需求，同时要加强工农之间的合作，克服，最终达到工农一致。三是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不一致。由于长期受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影响，知识分子、技术精英和管理专家不可避免地会与无产阶级在管理方式、管理理念、管理手段以及利益要求等方面发生冲突和对立。列宁提出，要发挥暴力的震慑作用、道德的潜移默化作用和纪律的严格约束作用，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四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不一致。由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民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矛盾。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为消灭民族剥削、消除民族压迫提供了经济前提，但各民族之间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还需要很长时间。列宁主张在制定政策时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民族的利益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民族间的矛盾。五是党和群众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不一致。随着共产党地位的变化，列宁敏锐察觉到在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着的现象。他警告说：“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共产党员成了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2](P300]列宁提出，要把反对作为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常抓不懈，通过制度建设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列宁“人民内部不一致”的重要思想，是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初步探索社会矛盾的成功典范，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列宁对俄国社会矛盾的深入研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探索进入了实际起步阶段。
三、斯大林的社会矛盾思想
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人民内部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观点。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不断取得，斯大林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发展动力等问题的认识上，开始出现错误，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一）“两类社会矛盾”的观点
在继承列宁社会矛盾思想的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了过渡时期国家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的论断。1925年，斯大林在俄共十四大的闭幕总结报告中提出：“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13](P336]第一种矛盾是在共同利益一致前提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第二种矛盾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斯大林对“两类社会矛盾”的认识更为深入，1930年，在《给契•同志的信》中，斯大林将“两类社会矛盾”细化为“结合内部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两个方面，“结合内部的矛盾”指“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结合外部的矛盾”是指“无产阶级和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在共同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增长，即随着无产阶级在国内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这种矛盾将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14](P20]，而“无产阶级和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属于敌对性质的矛盾，“在我们还没有消灭富农阶级以前，这种矛盾是会日益增长并尖锐化的”[14](P20]，必须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来解决。
（二）“完全合适论”和“统一动力论”
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依然坚持马克思列宁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在不断克服困难、消除矛盾的过程中前进。斯大林提出：“我们还有阶级，我们国内还有矛盾，我们有过去的东西，我们也有现在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这种种东西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波浪上一帆风顺地前进。我们是在斗争中、在各种矛盾的发展中、在克服这些矛盾中、在发现和消除这些矛盾中前进的”[15](P283]，“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基础”[15](P284]。
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已经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也取得了绝对支配地位，客观上已经具备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问题的物质条件。但遗憾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在坚持正确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体系，反而在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探索上出现了严重错误，这首先表现在对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判断上的失误。1938年8月，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社会生产力的性质与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应”的，苏联没有经济危机和生产力破坏的情形，苏联社会“两类矛盾”中的“内部”矛盾已经消失、“外部”矛盾仍然存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16](P445]。斯大林的错误，还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上，以“统一动力论”的观点否定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正确思想。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推动苏联社会向前发展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友爱合作”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斯大林在执政后期固守“完全合适论”和“统一动力论”，无法理解苏联国内大量存在的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看做是阶级斗争、外部资本主义包围、资本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人破坏的结果，看做是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结果。可以说，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肃反扩大化，就是斯大林错误理论的必然结果。
直到1952年，斯大林才对他的错误认识进行纠正，重新肯定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16](P590]，但只要领导机关的决策正确，这些矛盾是不会发展到冲突的地步的。斯大林提出，不能从绝对意义上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全适合”，“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16](P577]。斯大林在社会矛盾问题上的错误为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对斯大林认识的局限性做了深刻评析：“他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17](P35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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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矛盾论文篇7
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曾阐述过他在阶级理论方面的新贡献。他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3）这个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是马克思在150多年前阐发的在阶级理论方面的基本观点。那么，今天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巨大变化，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否过时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否需要丰富和发展？
一、要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衣俊卿先生认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异常激烈的时代，各种矛盾都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层面，而在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深刻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理性的过度发达，在促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又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和人与人的异化的加剧。人不但面对着阶级冲突和阶级矛盾，而且更加普遍地经受着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因此文化层面开始从历史进程的深处凸现出来，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这说明，今天，人类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矛盾，不仅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多得多，而且要复杂得多。人类不仅面临着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而且更面临着环境生态危机、资源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恐怖危机等诸多危机，面临着全球化趋势的挑战，面临着经济和科技的竞争与各种各样的压力，并且新的矛盾和危机又不断产生。各种世界性的问题层出不穷。这些矛盾、挑战和危机，不只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所关注的问题；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可以说，很多问题不仅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是只有全人类共同解决才能解决的问题。在整个人类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危机的情况下，在整个人类必须相互协作才能解决这些危机的情况下，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服从于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还是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服从于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化淡化了阶级斗争，阶级之间可能通过斗争走向融合，进而消亡，未必一定导致无产阶级，也未必一定通过无产阶级达到阶级消亡。既使在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到处体现出这种迹象。
二、要正确认识经济对立和革命的关系
虽然斗争和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对立，但对立并不等于革命。特别时展到今天，更是如此。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根本上虽然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会通过许多中间环节或措施得到释放而走向缓和。再如，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决定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产品分配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在社会生产组织和国家中的统治地位，这是无可否认的。但要知道，“最终决定”不是“全部决定”，也不是“直接决定”。最终决定力量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强有力的影响和制约，如计划、法律、税收、价格、证券、福利政策以及伦理道德等等。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强有力的计划调节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或消除了某些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在根源上根本对立，但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不会矛盾激化到革命的程度。也就是说，“最终决定”都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发挥作用的，从而表现出事物发展方式的多样性，淡化了“最终决定”的对抗性。这也就是一元多因多果的历史决定论。总之，这个问题上，既要坚持基本原则，又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反对机械论，反对简单化、形式化倾向。今天，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有了相当改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当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制度成熟的社会，他们有完善的矛盾解决模式和各种政治社会制度，民众的政治权利也得到了相当保障，不具备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形势。今天民众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已经与马克思所处时代民众的经济政治地位有了很大不同。
三、要正确认识矛盾解决形式的多样性
矛盾一般有如下三种解决形式：（一）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二）矛盾双方同归于尽，为新的对立双方所代替；（三）矛盾双方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最后达到对立面的融合，即融合成一个新的事物，使矛盾得到解决。我认为，第三种矛盾解决方式是应该受到特别关注的。通过融合，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通过融合，阶级消亡，这样就不可能经过无产阶级这个阶段。当然，这并非是说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坚信社会主义一定最终代替资本主义，并且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只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的途径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并且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阶级斗争和消亡的形式或途径也不能一般而论。不一定要按照160年前马克思根据当时时代特征得出一定要通过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的方式来实现。总而言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阶级斗争和消亡的具体形式和途径则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以及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才能走向阶级消亡的结论，是不是过时了呢？
我们要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不断总结新情况、新经验，不断得出新理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适应时代要求的科学的阶级理论分析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保障。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8
马克思主义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1]；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逐渐建成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广泛应用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其应用效果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引导社会大众认识事物内部的和谐与不和谐的两种因素
马克思主义指出，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同一性即是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特性和趋势。斗争性即是矛盾双方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特性和趋势。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互相制约、互相紧密联系。同一性不能丢弃斗争性而存在，没有斗争性就不具有同一性；同时，斗争性不能脱离同一性而存在，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中。斗争性的存在预示着事物内部必然会存在不和谐因素，同一性的存在说明了事物内部必然也存在和谐的契合点。对于同一事物内部，不和谐和和谐因素共同存在，他们有力地促进了事物的发展。相互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进而促进事物的变化与发展。由于事物存在斗争和矛盾，不和谐因素长期存在，从而才逐渐出现了解决矛盾、达到和谐的诉求，和谐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另外，虽然事物达到了和谐，然而他们之间依然矛盾重重。以前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也会逐渐出现。所以，正确认识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辨证关系，有助于解决矛盾，在动态中逐渐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指导人们在实现和谐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根据马克思主义得知，主要矛盾处于矛盾体系中绝对的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次要矛盾处于矛盾体系中的次要地位，对事物的发展决定性作用较小。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主要矛盾也有可能转变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也可能转变为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2]。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主要矛盾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正确认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辨证关系，掌握其转化规律，尽全力完成主要任务，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加快。
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原理指导人们在实现事物内部的和谐过程中必须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指出，在同一矛盾对立的双方中，总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相对应的那一方则起到的作用较小，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同一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双方之间的地位也会发生某些变化。效率与公平即是矛盾的双方，其在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领域中的主次地位是不一样的。在社会建设领域，公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效率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追求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任务，然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更注重公平。如果严重缺乏社会公正，社会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3]。
所以，正确认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辨证关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将其列为工作的重点，有效解决矛盾，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成。
综上所述，正确认识目前新环境下的各种矛盾，坚定不移地坚持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唯物辩证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辩证看待和谐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正确把握和谐社会主次矛盾及矛盾的主次方面。同时，科学应用辩证法矛盾理论，正确识别各种矛盾的特征，妥善处理矛盾，推动目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生态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逐渐提升目前社会的和谐度。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应用，不仅真正促进了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而且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9
在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有道德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认同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的这一观点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因为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斥责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等种种不良行为，这是资本主义不道德的体现。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道德理论，它和道德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观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他们认为道德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资本主义是不道德的。然而关于这一争论，西方学者史蒂文・卢克斯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关于道德的理论。在他看来，道德是至少关注正当和善的领域以及责任、义务、公平、美德、人格、好的生活和好的社会的本质等问题，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对人的本质、社会社会生活的前提、社会生活可能变化的限度以及实践判断的依据的假设。[1]（P.3）本文将从似是而非的矛盾的提出、产生似是而非的矛盾的原因和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决等三个方面展开卢克斯对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的看法。
一、似是而非的矛盾的提出
卢克斯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中的开始就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道德关系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态度中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1]（P.1）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阐述中都体现着道德的思想。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家利用一切手段取得的，例如他们通过购买奴隶、海外掠夺等方式获得资金和劳动力，再通过剥削压榨无产阶级等不断增加自己的资本，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只集中在上层阶级的手中，而下层阶级的人们穷困不堪。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们越来越多，他们的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虽然他们的酬劳得到相应的增加，但是他们的生命也在不断透支。再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对他们的各方面要求也随之变得更加严苛，使得工人们的生活愈加困难。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问题对工人们饱含同情，与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加无情地批判。卢克斯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道德等字眼，但是实际上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中都体现了马克思的道德思想。最后，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及描述中同样蕴含着道德的观念。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统治无产阶级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和工人们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无法协调的程度，无产阶级只有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才能摆脱一直受剥削的地位，解放自身，从而进一步解放全人类。因而马克思着重阐述了工人阶级的处境以及其目标，假定了人类解放自己的两个步骤。首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初级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共产主义。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对旧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新社会制度的畅想中一点也没有减少其理想与批判的价值性和道德性。[1]（P.12）
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没有公开使用^道德这个概念，并且认为它是旧时代的事物，因而极力避免使用该概念。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的这种即否认且回避道德概念又在思想中处处体现道德力量的做法是矛盾的，这种对待道德的态度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
二、 似是而非的矛盾产生的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这本书中卢克斯提出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的关系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关系。既然马克思对道德持似是而非的矛盾的看法，那么这种矛盾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看法出现这种矛盾关系呢？
首先，卢克斯认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和各种批判时并没有提前说明什么是道德，评判道德的标准是什么，而是直接揭露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之处。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在没有清晰地阐述道德这个概念的含义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各种批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因而是矛盾的。
其次，出现似是而非的矛盾是由于一部分马克思的追随者的误导产生的。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道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涵义是有区别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道德强调的是个人利益注重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共同利益则更为重要。正是由于他们对道德的这种区分使得人们误以为马克思对待道德具有矛盾的地方。
最后，卢克斯认为由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道德的看法和他们自己的行动不相符合，致使马克思主义和道德之间看起来相互矛盾。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的诸多缺陷与不足，对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给予同情，体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道德是属于旧时代的，已经不适合再使用，排斥道德等概念。因此，卢克斯认为这些对道德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矛盾，即一种从表面上来看的矛盾。
综上所述，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主义和道德之间是一种从表面来看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一方面即否定道德概念，强调道德是旧事物，拒绝使用一切关于道德的概念，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的作用，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阐述中都蕴含有道德的思想，运用道德的力量来责难资产阶级以及鼓励无产阶级，从而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目标。
三、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这本著作中，卢克斯阐述了马克思对于道德的看法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态度，同时也阐述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得以产生的原因。既然知道了似是而非的矛盾形成的起因，那么是否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卢克斯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中揭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他认为道德的作用就是协调人类与社会的矛盾，因此他把道德看作是由法权的道德和解放的道德两个部分组成，因而使得对待道德的似是而非的矛盾问题得到解决。
在卢克斯看来，道德是由强调人类自身的权利等法权的道德和强调解放人类、实现真正的自由的解放的道德两个部分构成。法权的道德指的是有关正义、美德、权利等善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其内部依然存在各种矛盾，尤其是处于劣势的无产阶级，他们的权利受到威胁，为了维护人们的利益使得人们生活的更好，保证社会良好运行，就需要一套道德秩序来限制社会全部成员并且维护他们的利益。在旧的时代社会成员的利益就是依靠法权的道德来维持的。卢克斯认为法权的道德是根据现实的社会情况形成的，是一直就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产物。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冲突和矛盾，不同立场的人们更是容易产生争执，法权的道德可以有效地判断孰是孰非并且做出合理的调解，维护人们的自身利益。卢克斯强调法权不仅能够维护善的行为，而且还可以尽量避免恶的行为。同样，由于法权有利于调和社会冲突，最大程度地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因此卢克斯认为法权有利于减少社会暴乱，为实现人的解放创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法权的道德具有先进性。解放的道德主要调人类解放。在卢克斯那里，道德，一如权利终会凋萎，解放的道德……是人性更高形式的发展，是人类存在的转变。[1]（P.102）卢克斯认为马克思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的信念，他的思想中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人们将获得全面发展，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世界的解放。在卢克斯看来，人类实现解放自身并且获得自由的目标是解放的道德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10
一、“双重危机理论”的产生背景
（一）双重危机论出现的历史背景
随着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冷战中获胜，迅速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大气、河流、生物等自然条件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危机也随之成为各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面对这一日益显著的全球性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早期的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他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探讨其发展的特点。对资本主义分析完之后，进而探讨它与生态危机的关联。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双重危机理论就诞生了。
（二）双重危机论出现的思想背景
马克思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批评资本主义，它批评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劳动力的无限制剥削。它重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主义通过生产的无限性发展去追求剩余价值。相对的生产过剩会造成商品需求的不足，需求不足产生了经济危机。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的程度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被轻视了，“怎样才能建构出一种资本主义的理论，使之能帮助我们清晰地思考全球环境破坏的问题？”[1]在这种要求下，第二重矛盾的理论无疑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有其基础，它建立在第一重矛盾的基础之上。第二重矛盾不能独立存在，它依赖第一重矛盾而存在。第二重矛盾揭示了生产条件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传统马克思主义则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把信用/借贷结构解读为资本相对过剩的结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把这种现象解读为资本的生产不足，资源开采成本的加大导致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成本的提高，使资本非生产性利用，进而造成了生产的相对不足。
二、双重危机理论的内容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的快速扩张，资本主义面临着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等多危机威胁的复杂状况。在这些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中生态问题尤为显著，变成当今世界性的难题。在这种条件下奥康纳重新解读了两种类型危机理论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
（一）资本主义的第一重危机
首先是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内在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仍然存有这一矛盾。这一内在矛盾就是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危机由这两者矛盾引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资本家在这一过程中从工人阶级身上所榨取的劳动不仅是社会必要劳动，而且还有剩余劳动。“任何一种既定数量的剩余价值的创造，都将导致商品的市场需求的一定程度的不足......任何一种商品的市场需求的不足，都是以一定数量的剩余价值的创造或某种既定的剥削率为前提的。”[2]传统的资本主义存有矛盾，这种矛盾会使资本得以不断累积。资本的持续累积又会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化会引发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需要推动力量，工人阶级是推动这种转型的动力。这种社会转型具体体现在政治制度、国家及生产和交换过程的转变上。与此同时，奥康纳从生产条件方面入手，揭示了随着生产无限性发展所造成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会产生生产的相对不足。生产的相对不足会引发生态危机，这就“补足”了单一的“第一重危机理论”。
（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危机
其次是生态危机。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会引起生产不足。生产不足会提高开发成本，开发成本的提高引起了生态危机。马克思对生产条件进行分类，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物质条件，它镶嵌于资本当中。它作为一种自然要素，被安放在生态环境的连续发展的语境方面来讨论；第二种是指向劳动力的个人条件，它是一种个人状态。在今天，它被置放在劳动者的身心状态方面来讨论；第三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的公共性条件”。“公共的条件”被置放在了“社会资本”、“基础结构”及其他一些因素的语境中来加以讨论。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们被生产出来并不是为了被出售，价值规律对它们并不起作用。奥康纳揭示，自然不是资本的归宿点和终点。资本无休止地掠夺自然却没有善待自然，最终抛弃了自然。自然界作为生产资料的供给者是水龙头，但同时它还有另一个身份是污水池。作为“水龙头”的自然界已经被强制资本化，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被非资本化了。因此，第二重矛盾理论向我们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并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转向的路径。
三、双重危机理论的评析
奥康纳危机理论丰富了马克思的传统理论，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仍然适应于当今的社会。奥康纳也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理论，扩展了传统理论的研究范围。与此同时，他分析了生态危机的原因。
（一）双重危机理论的贡献
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社会随时在变化，马克思主义是跟随变化而进步的思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阐明，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在马克思主义遇到困难的节点上，奥康纳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扩展了这一体系。为合理地运用这一学说，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作出了指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对传统相关理论的简单继承，它是马克思学说的丰富和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露了生态危机的原因，并指出了其本质。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范围。奥康纳主张资本主义有其结构，这一结构是特有的。这一结构按照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的顺序依次运作。马克思从传统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奥康纳作了扩充，扩展了批判的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倡 “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全新生存方式，这是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
任何理论都有局限，都不是完满的理论。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也不例外，这一理论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客观认识这一理论，能更好地指引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进行实践活动。
（二）双重危机理论的缺陷
第一，奥康纳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完善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失自然感受性是不合理的。马克思意识到了“自然的最终目的性”，主张要让人类和自然都解放；第二，奥康纳混淆了资本主义二重矛盾之间的重要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资本主义依赖这一矛盾而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方式就是合理的消费。合理消费的路径就是消解异化消费。这样异化消费的作用和价值，就被无形的夸大了。
四、奥康纳双重危机理论的当下启示
奥康纳的危机理论不仅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有显著借鉴意义。通过研究，奥康纳提出了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法。首先，主张工人参与到国家管理上来，批判精英统治，要消除脑力与体力之间的差别；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宣扬生态思想，建立绿色组织；再次，在理论上重新认识使用价值，挖掘其重要性；最后，在技术方面，技术发展要圈定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技术不能成为压迫、破坏的异化力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其思想动因，这一动因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其理想是构建生态和谐的团体、实现人类完全进步的社会。奥康纳构想一条把生态理念与社会主义相连的道路，这条道路既能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又能消除污染和防止破坏。奥康纳再次认识了自然的含义，给自然增添了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属性。自然被赋予了新内涵之后，便被用来改造传统的生产理论。他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让人们重新理解自然。
鼓舞人心的是，我们党开始意识到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反思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时，顺应潮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有其终极指向，就是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发展各项事业是为了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党的十报告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报告指出，“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
参考文献：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11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运动。承认矛盾普遍性是坚持彻底辩证法的前提，矛盾分析方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矛盾的特殊性是指构成每一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构成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正确地解决矛盾的关键。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辩证的。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首先，共性和个性有差别，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其次，共性和个性又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也就是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再次，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道理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概括的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和当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而提出来的，我们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反映了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在当代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是创造性地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具体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的结果。
第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对事物运动一般规律即矛盾普遍性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揭示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一般规定，这些理论是一定要坚持的，否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又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和特殊矛盾，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这些特殊实际出发，而不能照抄照搬别的国家的理论和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是要把它们当作教条，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既反映了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共性，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即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形式上有中国的特点。把它们与中国的特殊实际结合起来，运用它们分析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过程，既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创造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的过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并不是某个人事先设计和规定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种创造实践的理论结晶，是我们进行这种创造性实践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矛盾的普遍性方面来讲，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但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实现的具体模式和实现的程度，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不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实现的形式和程度也就不一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国在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方面，有着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充分体现出矛盾的特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中，我们党特别强调要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突出中国自己的特点。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文明，中国具有自己的国情，属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努力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与时代潮流相应、与世界文明相通的道路。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12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还论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和根本规律。他把人的认识总的规律概括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WWw.133229.COM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1]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的全过程。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通过感觉到达思维，进而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规律总要经过认识与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获得。认识是个复杂曲折的过程，错误在所难免，在认识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才能使认识不断前进。“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本文由收集整理发展的规律”[2]。
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的原理，把实践看成是整个感性世界的基础，制定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向来重视社会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在深入调查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前提下完成的；秋收起义后，他领导起义部队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分析战争全局，写下《论持久战》，揭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为了整顿党内风气，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献中明确强调实事求是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学风，“实事求是”成为党的路线的最集中的表述。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解决一系列的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党建问题等，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毛泽东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同时，也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强调辩证法就是矛盾分析方法，核心就是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整个人类社会还有整个自然界都是充满矛盾的，因此对待存在的矛盾一定要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通过这种科学分析方法透过现象来看本质，通过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分析在具体事物中体现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结，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一个原则。“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3]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有分析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因此，切不可将对抗这种斗争公式套在一切事物身上，而必须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会犯错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这是在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里面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析矛盾的整个过程中还要找到主要矛盾，还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不要回避矛盾，而是要在不断地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来推进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
《矛盾论》以较多的篇幅着重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必须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分析，不了解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不去分析研究中国国情的特点，只会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因此，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为什么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最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从而科学地制定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原理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的群众史观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他反复强调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主体。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1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传统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客观世界，通过实践实现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与费尔巴哈将实践理解为认识的活动不同。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认识事物。才能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在《实践论》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深入分析和梳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提出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创造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提，并引领广大人民大胆进行改革。改革是社会实践基本形式的一种，它主要的目的是巩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调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解放思想才能够大胆实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要从实践出发，求真务实就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邓小平在中国从“”灾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战略转变中，正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这一根本原则，支持和领导“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思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历史也证明：只有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我们的革命才能夺取胜利，国家的未来才能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邓小平文选》第2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邓小平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实践的意义。正因如此，他坚决否定“两个凡是”、重申生产力标准、辩证地审视市场经济地位和作用，提出了要“大胆试验”、“不搞争论”、“走一步，看一步”等观点，这都是尊重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同时也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
这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而进行的理论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深化，是将改革继续推进的理论创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发扬“实践第一”的原则，提出了“创新”的思想，将其视为民族进步的灵魂，并提出“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实践的、发展的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革命的创造性，不断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以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继续以实践标准为指导，大力深化改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就业、居民收入、衣食住行等方面已有显著改善。
但目前仍有因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否定改革的错误思想。的确，我们今天依然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但不能因此简单地将这些问题归因于改革，并否定改革。改革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但这种调整是逐步的、有规律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认识事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是经过感性阶段、理性认识阶段和实践阶段三个过程实现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正确的认识促进实践的发展。错误的认识阻碍实践的发展。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实践的探索逐步解决，并取得正确的认识，并最终完成改革的总任务。因此，不能因存在的问题否定改革，否定我们取得的成绩。相反，实践和历史已向我们证明：“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可以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实践的观点引领我们大胆进行改革，只有坚持从实践出发。坚持改革，中国的事业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二、矛盾观点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马克思主义吸收了黑格尔关于矛盾观点的深入分析，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将其规定为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基本哲学范畴。矛盾具有客观性，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源泉与动力。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思想。在《矛盾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矛盾问题进行了系统阐发，创造性地提出：矛盾问题的精髓，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在书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同上，第305页）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每一个事物及其过程中的矛盾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标志。任何一个事物的矛盾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个性与共性、绝对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一定条件下，一定场合中，普遍性可以是特殊性，反之亦然。因此，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对的，在一定状态下，可以相互转化。特别强调要分析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这是根据人类的认识习惯得出的，“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同上，第310页）。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从具体问题出发的方法论，是将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与中国革命的时代问题相结合的产物，它引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同样，这也是今天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基础。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逻辑经由邓小平运用和发展，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命题和论断：“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矛盾的观点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立足中国国情的正确之路，同时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怎样的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走自己的路，是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决定的，也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的时代要求，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把握了时代中矛盾的特点，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成功，并向世人证明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这是矛盾的特殊性。
对于近些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一些国际媒体大肆报道，极尽赞美，比如“惊叹”、“中国2025年超越美国”、“中美两极正在成为客观现实”等。还有一些报道则极尽诋毁之意，如“中国”、“中国称霸世界”等。当然，诸多评价中不乏客观和中肯，但其中更有一些是夸大其词和别有用心。因此，还应清醒地对待各种关于中国道路的赞美之词和批评之声，从本质上解释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和生命力。正如党的十报告中所说：“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之所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而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它反映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也体现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和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具有其他发展模式所没有的内在特质。从哲学层面回答，就是它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为本，保证了社会有机体的协调统一，实现了制度的有效成长，缩短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同时，它还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为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实践的选择，是对矛盾观点的运用和发展。
三、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