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1

中学时代，他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已经有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在特利尔中学毕业时马克思写了《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其中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千万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表明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有伟大的抱负，有着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伟大理想。

二、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热爱之情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的创立者之一和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对劳动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父亲享利希·马克思是一名犹太律师，很有教养，除精通法律外，对古典文学和伟大事业大哲学家的思想也相当熟悉；其母普雷斯保·罕丽达，出生于荷兰富有的拉比家庭。马克思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旧贵族家庭里，，使他有机会了解到社会上层的相关情况，但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的接触也使他能够看到下层群众生活的艰辛。在这两者的比较中，马克思强烈地感受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在当时，马克思凭借他的家庭地位、社会关系和本人的才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马克思却毫不动情的抛弃这一切，宁愿清贫一生，受尽反动统治的迫害，始终和广大劳动群众站在一起。显然，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爱这一基本立场，马克思是不可能矢志不渝，历经险阻地创立这一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革命理论，不可能为建立这一理论而奉献自己一生的精力。

三、实践条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积极投身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创立这一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纵观马克思一生，他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从19世纪40年代70年代三十余年中，马克思始终处在国际********运动的斗争前沿。

1847年1月一6月，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同时努力进行改组同盟的准备工作。在伦敦举行的"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原来"人人皆兄弟"的有害口一号。从此，"********者同盟"作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出现了。同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到达伦敦参加"********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十多天激烈争论，大会完全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以宣言形式起草"********者同盟"的纲领，向全世界说明******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

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在德国的要求》，一方面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农民一起，用革命的方式统一德国，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革命停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内，而应该处处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着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和领导革命。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群众革命斗争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1850年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着手改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者盟书》。这个文件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尖锐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并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原理。

1851年8月一11月，在欧洲反动势力日益猖撅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竭尽全力保护将来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者同盟"的核心，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多年来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即(列宁语)。

1864年11月1日，"第一国际"临时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是第一国际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共同章程》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资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共同章程》还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865年6月20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其中一号召工人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1871年3一5月，巴黎工人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仔细研究关于巴黎革命局势和巴黎公社活动的情况，全力支持和帮助这次革命。

马克思派专人同公社保持联系，并向"第一国际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阐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号召支持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及时组织各国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保卫巴黎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群众活动。同年5月23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重要发言，其中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密切联系，使他有可能创立这一极其彻底而严整的，构成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学说。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用的最直接的理论源泉。

四、理论条件：严谨治学――不懈的理论追求

不论在马克思的学生时期，无论他是生活在顺境，还是生活在被流放、被驱逐的困境之中，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对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

马克思从事的艰苦旧地绝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期间，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后来，他又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文学、人类学等学科作了深入的研究，还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前沿学科。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既使是在被流放，被驱逐的时候他仍然坚定不移地从事着理论研究。马克思正是通过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才可能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优秀成果鉴，才可能在已有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创立的优秀成果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无愧于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这都归功于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的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五、辅助条件：巨大支持――与恩格斯的友谊

1844年8月23日,马克思在巴黎与借道而来的思格斯会面,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开始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共同创立科学共产王义理论的伟大事业和战斗友谊。

自从与恩格斯结为挚友以来，这份深厚的友谊使马克思一生受益无穷。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不断的交流思想，迸撞智慧的火花，很多著作均是二人共同创作的结果，如1845年2月的《神圣家族》、1846年夏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2月的《******宣言》等等；在生活中，思格斯更是尽力地给予马克以帮助，使马克思渡过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困境。如在流亡英国期间，马克思无安身之处，常常遇到各种生活问题，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也为了接济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进入了他自己非常讨厌的"鬼商业"，经商达二十余年之久，从开始时的一英镑到后来的上百英镑的巨款，在物质上源源不断的接济马克思。

与恩格斯的友谊，使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了更深一层的探讨；在生活上大大地帮助了马克思，使他至少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以保证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理论的创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2

一、思想启蒙；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与为解放全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理想

马克思从小受到良好的的教育，1830年10月一1835年9月，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读书，1835年10月,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法律系。1836年10月,马克思移居柏林,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在这里，马克思结识了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弗·科本等人，参加了"黑格尔左派"小组。与小组的首领们不同，他重视实践活动，力求使哲学和实际斗争相结合。渊博的知识，为他从事日后的理论创作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中学时代，他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已经有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在特利尔中学毕业时马克思写了《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其中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千万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表明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有伟大的抱负，有着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伟大理想。

二、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热爱之情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的创立者之一和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对劳动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父亲享利希·马克思是一名犹太律师，很有教养，除精通法律外，对古典文学和伟大事业大哲学家的思想也相当熟悉；其母普雷斯保·罕丽达，出生于荷兰富有的拉比家庭。马克思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旧贵族家庭里，，使他有机会了解到社会上层的相关情况，但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的接触也使他能够看到下层群众生活的艰辛。在这两者的比较中，马克思强烈地感受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在当时，马克思凭借他的家庭地位、社会关系和本人的才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马克思却毫不动情的抛弃这一切，宁愿清贫一生，受尽反动统治的迫害，始终和广大劳动群众站在一起。显然，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爱这一基本立场，马克思是不可能矢志不渝，历经险阻地创立这一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革命理论，不可能为建立这一理论而奉献自己一生的精力。

三、实践条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积极投身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创立这一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纵观马克思一生，他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从19世纪40年代70年代三十余年中，马克思始终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前沿。

1847年1月一6月，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同时努力进行改组同盟的准备工作。在伦敦举行的"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原来"人人皆兄弟"的有害口一号。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组织出现了。同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到达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十多天激烈争论，大会完全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以宣言形式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向全世界说明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

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方面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农民一起，用革命的方式统一德国，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革命停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内，而应该处处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着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和领导革命。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群众革命斗争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1850年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着手改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盟书》。这个文件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尖锐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并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原理。

1851年8月一11月，在欧洲反动势力日益猖撅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竭尽全力保护将来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核心，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多年来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即(列宁语)。

1864年11月1日，"第一国际"临时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是第一国际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共同章程》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资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共同章程》还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865年6月20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其中一号召工人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1871年3一5月，巴黎工人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仔细研究关于巴黎革命局势和巴黎公社活动的情况，全力支持和帮助这次革命。马克思派专人同公社保持联系，并向"第一国际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阐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号召支持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及时组织各国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保卫巴黎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群众活动。同年5月23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重要发言，其中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密切联系，使他有可能创立这一极其彻底而严整的，构成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学说。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用的最直接的理论源泉。

四、理论条件：严谨治学――不懈的理论追求

不论在马克思的学生时期，无论他是生活在顺境，还是生活在被流放、被驱逐的困境之中，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对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马克思从事的艰苦旧地绝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期间，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后来，他又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文学、人类学等学科作了深入的研究，还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前沿学科。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既使是在被流放，被驱逐的时候他仍然坚定不移地从事着理论研究。马克思正是通过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才可能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优秀成果鉴，才可能在已有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创立的优秀成果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无愧于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这都归功于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的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五、辅助条件：巨大支持――与恩格斯的友谊

1844年8月23日,马克思在巴黎与借道而来的思格斯会面,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开始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共同创立科学共产王义理论的伟大事业和战斗友谊。

自从与恩格斯结为挚友以来，这份深厚的友谊使马克思一生受益无穷。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不断的交流思想，迸撞智慧的火花，很多著作均是二人共同创作的结果，如1845年2月的《神圣家族》、1846年夏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等等；在生活中，思格斯更是尽力地给予马克以帮助，使马克思渡过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困境。如在流亡英国期间，马克思无安身之处，常常遇到各种生活问题，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也为了接济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进入了他自己非常讨厌的"鬼商业"，经商达二十余年之久，从开始时的一英镑到后来的上百英镑的巨款，在物质上源源不断的接济马克思。

与恩格斯的友谊，使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了更深一层的探讨；在生活上大大地帮助了马克思，使他至少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以保证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理论的创作。

六、精神慰藉：妻子燕妮的全力支持

自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玛·威斯特华伦结婚以来,无论马克思在屡次遭到当局迫害流落到何等境地,燕妮对自己的丈夫始终不离不弃,给马克思以巨大的精神安慰.在流亡英国的最困难的时候,燕妮曾这样写道："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在我们的半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支柱。"妻子燕妮不仅从精神上给予马克思巨大的安慰，同时她还是马克思进行理论创作的好帮手，她充当秘书作用。她那高度的文学修养，也使马克思不得不认真考虑她提出的问题。燕妮给予马克思的支持，使马克思从精神上得以安慰，在创作中获得灵感。在马克思的创作过程中，燕妮给予马克思的帮助显得非常重要。

马克思以其为解放全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理想为指导，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极积投身到革命的实践中，在恩格斯的大力帮助下，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理论联系实践创造性地与恩格斯一道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理论，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不愧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也不愧为"千年伟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3

一、发挥大学生骨干培养成果的“领袖带动”，形成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构建动力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发展，创新和改进教育方法，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培养过程中，学生中的骨干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因此，在大学中加强学生骨干培养，发挥领袖的带动和影响，对于体现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和青年骨干的培养涉及到的层面多、知识广，任务艰巨。首先要坚持普遍培养与重点培养相结合，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全面培养，打牢基础。其次要依托骨干培训班，重点培养，对各学院的优秀团学干部、学生社团干部、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理论学习骨干及在学术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进行专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学习。再次是坚持教育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学校不仅要通过开展教育培训、理论学习等有效方式，对培养对象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训练，传授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参加社会实践，引导他们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全面提高综合素质;最后是坚持阶段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针对各类优秀青年的不同特点进行阶段性培训，同时又坚持贯穿始终，通过学生会工作及学生社团活动等方面对他们进行长期培养。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在悄悄发生变化［4］。通过骨干培养，夯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政治理论基础，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精英成果，带动学校文化提升和精神凝练，彰显大学文化和大学生精神的永恒存在。

二、利用学生自组织学习实践的“自觉构建”，形成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构建载体

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领主阵地，弘扬主旋律，引领新思潮［5］。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新时期，政治理论学习不仅有利于当代大学生对国家政策的了解，还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政治素养的形成，从而为树立健康人格的提供理论基础，更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他们能够从容应付各种社会变化的心理应变能力。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时期，容易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影响［6］。探寻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途径、新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青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是提升大学文化和凝练大学精神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挥学生自组织作用，引导青年大学生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将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养成为一种习惯。处于观念形态的大学精神文化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可以通过大学的人、事、物来承载和践行［7］。大学生是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传承者，同时，他们也有着独特的学习特征，反感灌输式的强迫理论讲授，对于课堂上的政治理论说教有天生的抵触，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作为学生自组织，在学生的政治理论学习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和补充作用。在学生自组织中，丰富理论知识、拓展学习载体、改变学习方式，对大学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一是建立导师制度，加强理论指导。积极探索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方法、新途径，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基于当前大学生理论学习的现实，完全依靠学生自身，显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教师的指导尤为重要，发挥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大学生理论学习的“双主体”地位。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要聘请有着多年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师、关工委的老同志、社会学者以及社会杰出人才对大学生会员进行理论学习指导，规范理论学习内容、激发学习热情、培养研究兴趣，通过定期、不定期为会员开展专题讲座，让大学生学习了解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丰富自身理论知识结构。尤其重要的是，指导教师将理论学习与社会现实、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增强理论的形象性，提高学习效果，促进大学生将所学理论内化为自身正确的时代思想意识。二是利用现代教学设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模式。为广大会员放映《重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复兴之路》、《百年潮中国梦》等文献纪录片，向会员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的豪迈和伟大。引导大学生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塑造大学生独有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的更新，国际互联网的运用，信息交流速度的加快，信息交流渠道的拓宽，对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及全方位冲击，也给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带来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促进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认同和接受，重新塑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在大学生中得到实践和展现。三是丰富学习载体，提高理论学习的吸引力。开展优秀团课观摩评比活、征文活动、演讲等活动，让广大会员在快乐中寻求知识的拓展，在欢笑中探索理性的思考。提高理论学习效果，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中得到提升。在理论学习中，要着重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理论，它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内容，又包含共同理想的实践目标，既有民族与时代精神的引领，又有实践道德层面的理论标准，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理论与实际统一的理论、是历史性与共时性统一的理论、是逻辑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理论、是蕴含深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理论。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研究实际问题，创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也是指导我们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凝聚社会力量，取得新成就的精神引领。四是以重要节庆日为节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学生自组织开展理论学习，目的是在大学生中培养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突出体现爱国主义教育，利用国庆、改革开放周年、一二•九、五四青年节、党的生日等重要节点，适时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深化理论学习成果，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实事求是地反映同学的思想要求和思想动态，从而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敏感性，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理论水平高、思想觉悟好、综合素质强的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得到了全新的发展，是在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研究实际问题，创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也是指导我们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凝聚社会力量，取得新成就的精神引领。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最基本表现形式为学生培养和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全面培养和领袖带动促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有效构建，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内涵。

作者：陈驰单位：北华大学就业工作处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4

一、“左”和右是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两种错误倾向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但为什么我们还是有些人不能从根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呢？或者说有些人接受了，后来又动摇了，而有些根本就不信。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然而，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普遍的存在着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左”的具体表现是：教条主义、照抄照搬、脱离实际，无的放失。我们有的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总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能直接寻找到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等新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马克思当年根本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经济，我们如果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右的表现是：鼓吹自由化，崇尚西方民主政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他们在一些学术刊物上以学术探讨的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讲台上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必然是使受教育者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左”和“右”的错误都直接影响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必须清除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左”和“右”的干扰，右能断送马克思主义，“左”也能断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左”的倾向，它往往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以马克思主义的卫道士自居，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其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排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上“左”和“右”的偏向，我们的教育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因左右摇摆，使人们感到厌倦和不可信，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认识。要坚持既防“右”又防“左”，首先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群众。时间一长，人们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第三种态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的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然而，在我们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却常常出现左右摇摆的现象。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修正化。从“左”的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绝对的正确，不容人们怀疑和提出异议，只能被动的接受。比如，在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是进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把社会主义简单的定义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并形成固定的模式。在这种教育下，人们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要是提出私营经济、市场经济，那就是反马克思主义，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我们的教育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一度放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批判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滑向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右的方面又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的宣传一度成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有时，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宣传为不容怀疑的真理，有时，我们的理论教育又不断的在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己都不能准确的把握理论的内容，在教育过程中摇摆不定，又如何使我们的受教育者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大起大落的摇摆会使人们疑虑横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一会儿说马克思认为雇工超过七个就是资本主义，一会儿转而又说马克思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一会儿纯洁得把一块自留地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一会儿又宽容得说自发的商品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可见，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坚持既反“左”又反“右”，而且必须彻底。所谓彻底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唯书、不唯上、唯实践，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做到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防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左右摇摆的关键

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讲什么东西好的时候是不会讲它的坏的,讲什么东西坏的时候是不会讲它的好的，它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讲辩证法、重分析，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理性的魅力正是在于它不唯书、不唯上、唯实践的品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理论的这种“清高”往往受到“世俗”的侵蚀。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的注释，不断的演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理论就是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恰恰相反理论任何时候都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自身，但关键是看它遵循什么逻辑。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没有自我批判精神，不可能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源于彻底的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是革命的，是批判的，这种批判不是夜郎自大、自命不凡的单纯意识形态上的“造反”，而是在开放的实践批判中，发现自己的思维和观念与现实的矛盾，从而穷根究底的自我批判。现在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认为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的最大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把实践这个标准和准则运用于自身，那她就会在“完美的理想状态”中结束思维，这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深刻理解“与时俱进“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精神中汲取灵感，获得启示。反思我们以往的理论教育，往往是回避现实矛盾、回避关系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种种社会问题，经不起实践检验以及价值和意义的追问，有时甚至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从实践中意识到自我批判的必要性，而是想当然的主观任性，用理论对现实评头论足，甚至指鹿为马。理论要说服人首先要说服生活，只有坚持在实践批判的前提下，不断实现理论自身的批判，才能真正解决思维和现实的矛盾，实现理论的伟大创新，并以此获得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工作，不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既成理论照本宣科，对现实评头论足，而是一个把理论和现实相联系的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创造和发展的过程以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作为指导，以现实的发展为根据，以解决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为目标。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理论，并把其理论和观点传喻给受教育者，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彻底摆脱那种左右摇摆的尴尬，真正树立起理论教育的威信，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为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5

3.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可知，中国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并随之不断的使其更加丰富。其次，三位领导都发现了一个共同问题，并且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祖宗”问题，具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原著及其基本理论。就如本文之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进行一味地按部就班，而是应该顺着时代的发展来决定适合属于自己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像面对有一定特色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内容也不应该完全相同。邓小平也说过，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要有自己的创新和新的理念，他还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要始终坚持在这一前提下又要对其不断进行内容上的丰富，使其不断发展，谱写新篇章。再次，三位国家领导人也都正确提出并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问题。

4.马克思主义内容简述如下：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明显的普遍性、规律性这一研究理论；马克思主义包括了针对特定时空给出了完整的结论。这一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科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正确运用，但是并不局限于其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曾指出：“恩格斯、马克思、斯大林、列宁等人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能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具体的教条理论来看，应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不能只机械地学习马列主义的书面词句，应将其当作革命的科学学习，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等人思想所涉及的真实生活及革命经验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看待问题角度，以及学习他们看待问题的立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当处在时代不断变化、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时，马克思主义中反映特定的时代的结论都应随具体变化而变化，以此满足社会发展的大需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点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特征为实践性，这是这一理论原理的科学性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科学，其实践是无限发展着的，因此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理论需要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它主张人们要具有批判性地对待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所有成果，在实践发展下持续发展与完善这一理论。各国共产党人需根据实践进一步探索新内容，创新理论，最大限度地为实践提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最终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的具体体现。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最终动力始终是实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实践中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问题的真实反映，回答了上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三个代表”，这一思想为我国改革与建设阶段解决新问题、新情况提供了理论典范。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的实际，切实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坚持将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行结合，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党和国家迈出了新步伐。根据历史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设中指导作用显著，是共产党人进一步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实践成果，真正做到了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引领新一代领导人及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继续进步。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不断推进包括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而不断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得到更大、更辉煌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6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使用德文进行理论创作，尽管他们也曾用英文在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但真正能够代表其革命性思想的绝大多数代表作长期缺乏英译本，这给英国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实质。按照苏联学者列文的研究，在恩格斯逝世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中出版了精良英译本的只有《资本论》第一卷(1887)、《共产党宣言》(1888)、《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89)、《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等五种。②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哲学基础、历史观和方法论)来说，它们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英译工作虽然时有中断，但从来没有停止过。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力的体制保障。为了在英语世界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曾编译出版过一些流传颇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选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克思文选》(SelectedEssays,1926)、《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SelectedCorrespondence,1934)、《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Marxism,Nationalityandwar,193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SelectedWorks,1935)、《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革命》(RevolutioninSpain,1939)等，这些选本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些选本的普及性、专题性以及政治意味过强，事实上无法满足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在英国，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的英译本(特别是全译本)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个全译本出现于1959年，经常使用的全译本则出现于1963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译本出现于1968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选译本出现于1964年，全译本出现于1973年……这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19世纪以后，改良主义压倒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内在制约了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争论中，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曾偏激地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乃至英国人从来都没有革命性。这一观点遭到了希尔(ChristopherHill)、汤普森等老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反对，他们以详实的历史研究证明：英国人民也曾激进过、革命过，虽然在进入19世纪之后，这种激进的革命传统逐渐消失了。③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这种研究为基础，近年来，不断有历史学家重新发现了19世纪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世纪后半叶，改良主义已经决定性地压倒了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乃至英国工人阶级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直到1881年，英国才出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社团“社会民主联盟”，但仅仅4年后，该组织就因为“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发生分裂，莫里斯、燕妮·马克思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退出该组织，成立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然而，不管是“社会主义同盟”还是“社会民主联盟”以及后来的“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英国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都非常有限，即便是后来英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情况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924年，英国共产党响应第三国际的号召，申请集体加入主张改良的英国最大的工人政党——英国工党，结果，工党年会非常明确地表决反对这项议案，并向英国共产党(不管是政党还是个人党员)牢牢地关上了大门。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生存尚且不易，更不用说发展了。

最后，英国共产党是1920—1921年在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由英国原有的几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合并重组而成的。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党员主体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产业工人。英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苏联，④因此，它既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和动力，坦率地说，也没有这个能力——对于大多数工人党员而言，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创新和发展了。

二、20世纪30年代英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

虽然从本质上讲，英国共产党不具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需要、动力和能力，但在事实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却又是和英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国共产党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大量杰出的知识分子加入该党，从而使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成为可能乃至必须。对于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知识界的双重改变中得到解释。

首先，1933年以后，英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的极左路线，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地改善了自己在英国国内的政治形象，增强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成立之后的最初8年间(1920—1928年)，英国共产党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与工党积极合作的路线，结果以失败告终。⑤1928年后，英国共产党又执行共产国际“阶级对抗”的极左路线，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发展。⑥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共产国际开始调整自己的路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英国共产党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领导英国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积极支持西班牙内战，极大地提升了英国共产党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⑦其次，在英国共产党发生转变的同时，原本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知识界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战争和战争威胁、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和西班牙内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知识界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根本上被动摇，深刻的文化危机由此形成。⑧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共产主义则因为其日益彰显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1933年以后，数量众多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国共产党，⑨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开始稳步增长。⑩

随着知识分子党员的不断增长，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股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潮流，并在几年后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理论家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其中最有价值的主要是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1907—1937)的《幻像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1937)(11)、多布(MauriceHerbertDobb,1900—1976)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EconomyandCapitalism,1937)(12)、莫尔顿(ArthurLeslieMorton,1903—1987)的《人民的英国史》(APeople''''sHistoryofEngland,1938)(13)、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SocialFunctionofScience,1939)(14)。

考德威尔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先后在报社和出版社工作过，且成绩出色。1933年以后，考德威尔转向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7部侦探小说、1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1934年底，考德威尔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立刻被吸引，并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随后，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理论研究，试图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其最终成果就是他于1935年11月完成的《幻像与现实》。1935年12月，考德威尔加入英国共产党，并成为党内活动的积极分子。1936年12月，考德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后于1937年2月12日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几个月后，《幻像与现实》出版。在该书中，考德威尔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英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宏大背景下，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与英国近代诗歌的形成、发展、转化及其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幻像与现实》的结构比较凌乱，考德威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上也还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他却开创性地研究了文学形式与社会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因此被认为是英国战前惟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15)

多布是战后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早期核心成员。(16)早在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之前，他就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而转向社会主义，并于192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1922—1924年，多布在当时英国左派的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进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后，多布回剑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并于1925年、1928年出版了2本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和苏联经济发展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传统论文集》是多布的成名作，该书的重要性在于：在庸俗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系统揭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继承与扬弃关系，并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当展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庸俗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解释。该书曾反复再版，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本高水平的教科书。莫尔顿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个早期成员，从今天的角度看，他1938年出版的《人民的英国史》或许过于通俗、甚至过于简单化，但它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这里，唯物史观不仅首次被运用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史学的、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也已经呼之欲出。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前身，当年就是为了研讨《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事宜而发起成立的，就此而论，该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摇篮”。贝尔纳是英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也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加入英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通常被认为是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而该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则基本上被忽视了，事实上，该书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功，就在于它遵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屏弃科学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的传统假象，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科学的历史互动中，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按照今天的标准，上述4本著作在理论上都是比较粗糙的，甚至还有相当明显的苏联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它们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没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局面，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

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

按照原有的趋势，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原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就可以基本形成，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原有进程，从而使它的正式兴起延迟到了战争结束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形成的过程中，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CommunistPartyHistorians''''Group)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7)在这种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为什么是历史学家团体呢？

从主观条件上看，这是因为英国历史学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传统，受这一传统的影响，英国共产党内部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英国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经济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这两者从根本上讲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此不同的是，经过韦伯夫妇(SydneyandBeatriceWebb)、柯尔(G.D.H.Cole)、托尼(R.H.Tawney)等费边社历史学家的努力，从19世纪末期开始，英国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逐渐形成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二战”前后，英国共产党党内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除了已经提到的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多布、莫尔顿，还有汤普森的妻子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Thompson)、希尔顿(RodneyHilton)、基尔南(VictorKiernan)、汤姆森(GeorgeThomson)、哈里森(RoydenHarrison)、萨缪尔(RaphealSamuel)和鲁德(GeorgeRudé)等人。尤其重要的是，这批青年人还找到了自己的导师——英国共产党资深党员托尔(DonaTorr,1883-1957)。托尔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和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选本的编辑。正是在她的指导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从原著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出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

从客观条件上讲，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的两次学术争论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历史性地推到了风口浪尖。1946年，多布出版《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一书，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首次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该书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由此为人所知。几年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质疑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史学家关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态急剧恶化的传统观点，认为当时工人阶级其实也是工业革命的受惠者，他们的生存条件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是处于不断改善之中的。(18)此论一出，即引发一场大争论，霍布斯鲍姆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也随即加入论战，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领导批判的责任。也正是在这两次论战过程中，曾一度中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得以重新开始，逐渐定型，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最终成为一种传统。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但它并不是惟一的源泉。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与同时期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相互呼应，在这一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或者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究竟提供了什么呢？

第一，他们秉承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拒绝抽象的理论建构，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免疫力。作为英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理论组织，“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本身是希望和努力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保持一致的，但作为一群英国知识分子，他们又自觉地继承了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习惯于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不擅长或者拒绝进行大而化之的抽象理论建构。这意味着他们在未必自觉的情况下正确地把握和突出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本质，导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与结果中被建构与呈现出来，而不应当作为一个既成的东西存在于具体的研究之前。

第二，他们秉承英国史学研究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能够避免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作为一群历史学家，“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英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英国近代工人运动史，但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他们又很好地继承了英国史学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证据说话，因此，他们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充分承认和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乃至在特定情况下的决定作用。

第三，他们秉承英国社会主义的平民传统，坚持人民史观，注重对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将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德国、法国特别是俄国相比，英国社会主义具有一种深厚的平民传统。“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自觉继承这一传统，真正坚持人民史观，将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确立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从而将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很少关注的文化传统问题放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又开拓出了文化研究这一新兴的学科领域。

总之，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性地探索并部分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民族理论传统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理论土壤中得以生根、成长，并最终结出了硕果。

注释：

①参见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何新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0—228页；莫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第五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叶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0—193页。

②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周维译，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9—113页。

③参见"TheEnglishTradition",inMargaretJacobandJamesJacob(ed.),TheOriginsofAnglo-AmericanRadicalism，London:Allen&Unwin,1984,pp.17—184.

④参见高兰等：《英国共产党三十年》，符家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⑤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London:PlutoPress,pp.16—42.

⑥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85,pp.31—52.

⑦Ibid.,pp.110—129、220—239.

⑧JamesKlugmann,"TheCrisisoftheThirties:AViewfromtheLeft",JonClark,etc,ed.,CultureandCrisisinBritainintheThirties,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79.

⑨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pp.210—213.

⑩关于英共党员人数的历史变化，可以参见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p.218.

(11)中译本参见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多布(道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松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3)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4)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5)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7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个重大是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西方原有的化劳动的旧的世界体制让位与服务部门，让位于中心——边缘式的雇佣模式以及种种新的身份形式，这些身份形式不再围绕工作、阶级和社团建构起来的，它们包括身体、性别、种族、、图像甚至亚文化等。安吉拉.默克罗比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研究发生了相当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因为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代替了更为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霸权概念，而这些概念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把文化分析牢固地植根在阿尔杜塞和葛兰西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媒体和研究的范畴。它们无所不在……不管是好是坏，是受欢迎还是受批判，这些名词充分体现了文化知识分子和工作者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样，后现代主义内部生长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是顺理成章的。欧内斯特.拉克劳的《对我们的新的革命的沉思》（1991）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1994）还有美国的“中国专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后革命氛围》（1999）都可以算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新批判理论。

另外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批评家，费斯克和托尼.本尼特则都关注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教授费斯克（JohnFiske）写下了《理解大众文化》、《解读电视》、《解读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澳洲神话》、《电视文化》等著作，受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葛兰西霸权理论和福柯，发展出一套“权力——抵抗——”的文化平民主义。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社会和文学理论教授托尼.本尼特，著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邦德和邦德之外》（1987，与珍妮特.乌勒克特合著），是一位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逐渐浮现出来。如德克萨斯大学批判理论网站就对批判理论重新进行了代际划分。他们不再执着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细致区分，而将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列为老一代批判理论家，而将美英等世界的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芬.布隆纳列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如理查德.沃林、马克•波斯特等人。理查德.沃林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在批判理论界享有相当声誉，美国加州大学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马克•波斯特则以将批判理论与当代媒介革命结合起来而蜚声我国学界。

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或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socialtheory）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批判理论是指法兰克福的社会理论；而广义的批判理论则包括：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研究等。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具有理论批判的基本品格。

在西方，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规范与学科建制的社会学理论，已经逐渐让位于社会理论。这就是所谓从“社会学的”到“社会的”的转型。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规划，社会理论影响并包含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众多学者的独立活动。福科、德里达、法兰克福学派、法国女性主义深刻地启发了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而这些理论的综合则“代表了当代知识生活的最令人激动的进展”。相比之下，专门化了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科框架的限制。

20世纪许多引领潮流的欧洲理论视角，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都拥有不少相同的理论前提，都具有反思现代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些相同的假设，人们才能够将它们综合为“批判的社会理论”。

对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质疑是各种批判理论的核心而持久的特点。启蒙时代以来，实证主义的倾向逐渐在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就明确认为，社会学应该成为一门“社会物”，它像科学描述“自然”一样描述所谓“社会法则”（sociallaw）。在批判理论看来，这种观点把“社会现实”冻结为“本体论的冰块”，把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sexism）以及对于自然的统治等模式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与必然的。马克思则尝试通过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于这些关于“社会本质”的表征进行“解冻”。马克思以后一些最重要的批判理论的发展都吸收了20世纪后期来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洞见（尤其是法国的“后理论”），使得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发展成为对于整个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分析——从大众媒介到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化门类。

马克思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他用以洞穿“法定的”社会世界的静态表征的核心术语是历史性（historicity），即社会模式的历史流动性。社会的历史性意味着过去的与现在的社会模式是可以通过受压迫阶级或阶层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与社会努力来加以改变的，不存在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改变的“社会法则”。而且爱因斯坦与海森堡以后的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也证明，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不是一种哲学的建构，研究世界就不能不改变世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建基其上的自然科学模式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牢固地建立在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是一种彻底的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活动这样一种观点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社会理论必然放弃客观性。马克思就是一个既客观地、又批判地描述世界的社会分析家。

无疑，批判的社会理论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否定的传统，批判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可能性的领域。历史虽然受过去与现在的制约，但不受过去与现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础是人民对于历史性的意识，而对于历史性的意识即对于统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识。当然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些实证主义因素。

总之，这里有一道闪烁着创造性的思想辉光的精神长廊，这里有一批密切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探索者。这里先介绍下面几位。

理查德.沃林（RichardWolin）

理查德.沃林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现代欧洲思想史教授。西马批判理论家。著有《存在的政治》（1990），《文化批评的观念》（1992）、《本雅明：救赎的美学》（1996，第二版）。通过这些著作，理查德•沃林确立并巩固了他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的权威地位。在其代表性的论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沃林审视了当代思想界四个主要流派，即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批评观。他试图揭示这些理论在什么地方发展了现论和价值的重要批评，在什么地方它们的贡献退居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沃林的立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影响。他寻求通过与其它理论的磨合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地位。他反对将法兰克福学派解读为一种统一的运动，指出该学派不同人物实际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概念，而且在整体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理性本质的看法怀有很大的分歧。因而，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工具理性”的批判，仅仅表现出把理性与支配结合起来的态度（在此种情况下）的一个侧面。沃林指出，在30年代末，为了回应每况愈下的政治形式和正在崛起的实证主义，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发起了一次“理性主义的转折”，从而在西方理性主义中找到了重要的批评源泉。沃林同意阿多诺的艺术具有重要的认知和乌托邦功能的观点，但他认为阿多诺将美学体验降低为实用主义功能，因此对艺术的看法带有过分的倾向性。沃林同时对阿多诺理论中的精英特性进行了批评，认为艺术不仅应该对哲学家和批评家有意义，而且还应该为形形的受众敞开大门。在此，沃林将阿多诺的现代主义框架抛在脑后，而倾向于认同一种后现代观点，以寻求艺术与日常生活和大众更深的交融。但沃林也注意到这一立场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有可能在将艺术融于当代生活中时，完全丧失其潜在的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作用。所以，他认为阿多诺的“否定美学”对于当代文化的理想的发展，仍是一个有效的安全阀。

本.阿格（BenAgger）

本.阿格，德克萨斯大学阿林顿校区学系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家，理论中心主任，著有《享乐资本主义：一个意义批判理论》1989，《话语的衰落：后资本主义里的阅读、写作和抵抗》1990，《统治的话语：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1992，《公共社会学：从社会事实到文学行动》2000，《自我与社会》2002等著作。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是、美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女性领域的研究者最为熟悉的知识传统。今天，相当多的美国社会学家开始通过数量丰富的论著表现出他们对这三种理论学派的纯熟运用，文学阐释中也对之频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法国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阐释性著作充斥人文类的书店。德里达本身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学科。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人文学科的疆域提出了挑战，包括它与其它人文的差别以及它对解决智慧性的论的严重依赖。这三种理论视角通过使得传统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它们通过解构主观的学科差异对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都有所贡献。德里达关于阅读的策略强调了试图将自己与其它版本、作者及学科的浸染性隔绝的作品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他指出所有文本都被其它文本扭曲到名副其实的学科间性的程度。

本.阿格还提出，要划分建树型后现代主义者和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前者支持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哲学，是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后者则以对现代性的强烈批判为特点。

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

马克•波斯特，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著有《福柯、马克思与历史》、《批判理论与后结构主义》、《信息方式》、《第二媒介》等，编译著作有鲍德里亚《生产之镜》、《鲍德里亚文选》、《理论与当代文化》等。受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启发，马克•波斯特提出了“信息方式”的概念。表明媒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在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我的‘信息方式’相提并论时，我有几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我想通过这一概念表明，在当今的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高度化的国家，符号的文化交流日益居于中心，日益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甚至成为生产过程本身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彼此怎样地变换符号。”

波斯特还深入批判了那种将赛伯空间并入现有的民主形式的主张。他认为，在赛伯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适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互联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作为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是标志这新的权力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建立起来。波斯特发问，进入了数字时代的赛伯空间，人们还能继续保持先前植根与地域的种族身份？他认为，有了互联网，就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那么因特网是什么？它不是笛卡儿所谓的“广延物体”，而与以往的任何形式都不相同。

马克.波斯特还在他的《网络民主：互联网与公共空间》一文中发表了一通榔头与德国的高论，蛮有意思：因特网与其说是一种东西，毋宁说它更像一个社会空间，因此它的作用与其说是榔头意义上的，毋宁说是德国意义上的。德国对于其国内人民的作用是让他们成为德国人（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尽管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人有可能不同意，但榔头的作用并不是使人们成为榔头，而是要把金属的钉子敲进木头里去。只要我们把因特网看作是一把榔头，我们就无法将它的方式认为是德国意义上的。问题是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因特网是一种高效率的传播工具，现代的观点倾向于把因特网贬低为一把榔头。

斯蒂文.贝斯特（SteveBest）

斯蒂文.贝斯特，哲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校区人文科学与哲学教授。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贝斯特与凯尔纳这两年在国内风头正健，他们合写的两部重要著作《后现论：批判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和《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都在国内正式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贝斯特认为过去的数十年，无论在理论、和科学中都发生了一个后现代转向，它主要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如有些人所认为的，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划时代转变。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巨大动荡与变化使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跨越了现代时期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①这些观点激起了过去20多年中关于后现代问题的争论（参看贝斯特SteveBest、凯尔纳DouglasKellner的著作，1991），引发了现代与后现代拥护者之间的理论论争。由于各种文化、技术、经验的新形态及、政治、社会的惊人变化，使得当代社会与它之前的生活形态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从而带来了现代时期的终结。在文化领域，最近的十几年中出现了对现代主义的否弃，同时各类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遍及从电影到新兴多媒体的各个美学领域。此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也波及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众多领域中的知识传统提出了挑战并且已经改变了它。

我们把这种表现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中的巨大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理论。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我们已经进入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新的、巨大而未知的疆域。后现代转向包括在广泛领域中从现代到后现论的转变及向一个新范式的趋动，这一范式以新的方式观察和阐释世界。后现代转向还包括后现代政治的出现，后现代特征的新形态及文化、技术的新结构。特别是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已跨越现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后的）带来挑战、危机与可能的历史空间。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

道格拉斯.凯尔纳，哲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哲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凯尔纳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和《波德里亚：一个新麦克卢汉？》两篇文章。前者探讨了批判理论的两个重镇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与区别，凯尔纳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极度藐视或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大众文化批评。[1]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或被指责为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因为在凯尔纳看来，尽管两派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之间对话的共同之处。同样，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效果，实际上，两派某种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因而，双方的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

凯尔纳还对当代批判理论的“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的波德里亚进行了论述。波德里亚的新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媒介、模拟以及被他叫做“赛博闪电战”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社会类型，我们必须对此作出理论上的反应。凯尔纳认为，我们已经跨进新世纪，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其中全球化媒介和机技术正产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研究，来当前全球化文化产业中政治经济因素、新媒介技术、产品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消费方式。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形势分析尤为重要，因为该流派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文化产业和经济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的研究。既然当前的时代受到新媒介和计算机技术的强烈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发现或找到某些新的视角来研究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这种渗透。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有共同基础，可以相互沟通的并互补的。二者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能够批判地分析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社会形势，来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批判理论的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8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新”，要适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新”，是指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段。“要适用”是指采用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段能为教学目标的实现发挥作用。

（一）教学内容要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要死记硬背那些教条，而是要善于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教学实践来看，有些教员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往往依葫芦画瓢，书本上说什么就讲什么，还有的教员一个案例用了几年也从未更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理论、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的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的结果。也许有人持不同见解，认为讲原著就应该原原本本地把原著内容再现给学员。笔者认为，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教员不是“复印机”、“传声器”，而是“播种机”。因此，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必须要引入新的教学内容，特别是要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引入到原著课程的教学当中，从而加深学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

（二）教学方式要新采取什么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以及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方式一直困扰着许多教员。当前，教员主要运用讲授式、互动研讨式、开放式、案例式、研究式、体验式、菜单式、模拟式、网络式等教学方式。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而言，教员目前普遍采用的是讲授式和互动研讨式，其他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没有采用或者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这种情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客观性、理论性和抽象性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教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原著课时，要综合运用体验式、模拟式、案例式和开放式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方式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首先要让讲授式教学方式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教员可以尝试在讲授式教学过程中融入更多的教学元素，使其不再是一言堂、满堂灌。其次，要让互动研讨式变得更受学员欢迎。从当前互动研讨模式来看，一般做法是授课+讨论，如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课堂讲授“2+1”模式（授课2小时，讨论1小时）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课堂互动研讨模式〔2〕。最后，教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创新教学方式，如不同专业的老师可以形成组合开展教学。

（三）教学手段要新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采用何种教学手段，很多情况下要根据教学内容、场合而定。从当前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来看，教员一般通过多媒体进行教学。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进行教学，也不能简单地否定传统教学手段的作用。任何一种教学手段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任何一堂真正优秀的课都是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实现的，如引起全世界轰动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尔特•雷文从来都是使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如运用幻灯片投影、粉笔板书、PPT讲稿、演示实验、音频视频资料等进行教学。与其相比，我国很多教员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往往使用单一的教学手段，教学效果自然会打折扣。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应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更新教学手段，以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实”，要受用

（一）内容要真实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合格的成熟的领导干部。”〔3〕“领导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4〕。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教学内容要真实、观点要正确，不能将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长期以来，一些教师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介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过滤、筛选、修饰了的马克思主义，对其中有些内容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笔者认为，要想让学员原原本本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教员就必须不断地加强原著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剔除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真实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精神实质。

（二）语言要朴实朴实是说话的基本要求，也是讲课的基本要求。任何一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只有语言越朴实，明白的人才会越多，教学效果也才会更好。然而，现在有些教员为显示自身功力深厚，往往用抽象深奥、晦涩难懂的语言进行讲授。同志曾经对这种人进行过批判“，从前我们杨家岭有一个教员，教了年把，我问他你讲的课人家懂不懂，他说听是听不大懂，但是还要讲。我说，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5〕。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抽象性、思辨性、逻辑性强，如果教员再用抽象深奥、晦涩难懂的语言进行讲授，学员往往就会感到枯燥无味，提不起学习兴趣，而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学员也就更无法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可见，教员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要真信、真懂，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感情，才会用朴实、直白、生动形象的话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三）教学要扎实教学扎实是学员对教员授课的一种评价，也是对教员的一种要求。教学扎实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指教师的理论功底扎实，能够深入浅出地分析、讲解相关内容，能解学员之渴。二是指教师备课认真、信息量特别大，能让学员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信息。教员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就拿备课来说，教员首先需要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马克思主义原著并非通俗读物，需要在完整准确理解上下工夫。正如同志所说“：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6〕其次要深入了解学员的实际情况。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工作岗位的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不一，这就需要教员在备课时有多手准备。三是指能够准确把握上课时间。真正优秀的教员对于上课时间的把握会非常到位，既不缩短授课时间，也不拖堂，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展现教学内容，使课堂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合”，要能用

（一）要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我党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不例外，也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选集》、《邓小平文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关键是要弄清楚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简单地说，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认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教员只有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分析清楚，才能真正回答当前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才能真正联系实际、落到实处。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9

2.1.马克思主义对文学本质的探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及古希腊神话时就谈到对文学本质的探讨:“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艺术本身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理解文学艺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它有助于我们克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对当今的文艺研究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20世纪末2l世纪初世界进入了信息高技术时代，文艺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经济基础重要决定力量的生产力因素，高科技对文艺形式的影响不容忽视。

2.2.注重文学的现实性和表现手法多样性

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不仅要真实地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而且应该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趋向。巴尔扎克正是“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被恩格斯评介为19世纪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也是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意识到的历史的内容”。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对人生社会浮光掠影仅触表层的浅薄描摹，而是一定要深入描写人的灵魂本质，并且充分揭示形成种种性格的社会环境，尽可能透视人物历史运行的前景。同时，马克思一贯提倡“莎士比亚化”，尊重艺术创作形式多样化。列宁虽然也喜欢和鼓励俄苏现实主义创作，但是对真实反映现实的现代形式的文艺也表示赞赏。他对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支持在苏联文学史上传为佳话。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本质是鼓励和尊重文学艺术创作自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2.3.现在文学的发展方向----世界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瞻远瞩地预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0世纪末文化发展的现状正在印证他们的预见。在当代各国文学创作之间的互相借鉴、融合及渗透，就是鲜明的例证。统一的世界文学应该是各个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特色得到保留和发挥，并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进而成为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接受的文化成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文化的互相融合日益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

3.结语

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在其哲学根源的基础上体现了自身的高度原则，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式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并且对世界文学，人类文化进程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若仅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的存在，而未曾将之放在人类所有能接触到的文化范围内进行考量，那么其存在价值也未得到全面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在解放人类的思想的文学文化的领域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并且其内涵，洞见和力将在未来的文学发展和社会变革中起到无论伦比的作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并就其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对今后的文学走向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今文学的指导和开拓。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10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2-63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11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核心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12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13

【正文】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32(2003)11-0010-04

马克思在他的著述中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学说，这一学说在此后的经典作家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13年的艰难探索中十分具体地提出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一、从理论源头理解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发展，他在许多著述中阐述过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如果我们把这些零零散散的思想火花汇集在一起，不难发现，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学说，它萌芽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神圣家族》，初步形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终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主要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深入批判、对共产主义社会提出设想的过程中阐述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对抗关系成为异化劳动的核心，劳动对象和生产过程的异化，必然导致人类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造成的结果是，“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页34)而且“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页34)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所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得以解决，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页132)而这种占有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2](页120)从而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在他看来，“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的才能的实际发展引起的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御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所向往的”[3](页330)。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页273)。在这里，马克思对人的发展问题主要提出了四点基本认识：

(一)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既不是逃避或脱离人通过其能力的对象化而创造的现实世界，也不是由于社会主义而失去的人。社会主义不是向非自然的、原始的、朴素的贫困化复归。相反，它是头一个现实的可见性，是作为现实之物的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克服人性异化而可以实现人性的社会。”因此是“一种为人的需要服务的社会。”[1](页199)

(二)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

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各种能力的充分发展，“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5](页223)。其次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他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5](页34)，“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6](页295)，“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7](页514)，意即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其三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个性的充分发展就是“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6](页286)。要充分发展人的潜力，充分满足人的需要，并使其不断由低层向高层发展，使个人的心理日趋健康、成熟和稳定，使个人的观念、道德和精神得以升华。

(三)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阶段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占有”和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告诉我们，实现人类解放必然经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步是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第二步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出发，论述最多的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其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对共产主义而言的，这是基于人民已经当家作主，已基本占有了人的本质，因为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页649)，所以，需要面对的则是如何建设一个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四)初步回答了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马克思认为：首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生产力是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页368)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总和才可能为社会所占有，社会财富才可能从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变为被每个人所支配的力量，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其次，消灭私有制和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建立和完善新的公有制及社会关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作为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是，正如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是在改造客观对象世界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样，人要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劳动异化，占有自己的真正本质，也就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只有废除那种不断再生产“非人”的私有制及其社会关系，建立和完善新的公有制及其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三，实现的根本途径是社会实践。无论是人的能力和个性自由的全面发展，还是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都只能在实践中实现。人不仅是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主体，也是认识和改造、建构和发展自身的主体。实践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人在实践中不仅创造财富，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可以丰富知识，增长经验，发展意识和能力，发挥潜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和发展自己。

二、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思想

马克思之后的经典作家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但由于他们毕生精力都主要集中在革命和建设上，重点探索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是想通过改造社会，恢复人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来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因此，他们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注多于对人本身的关注，也因此没有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过多理论表述，只有在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人那里才最终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第三代领导人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表述主要散见于同志的大量论著和党的重要文献中，其中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最为集中。这些思想十分丰富，归纳其精髓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如何看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这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基础决定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人的解放，所以他重点研究革命的道路和战略策略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一再强调阶级斗争，落实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成为总设计师的时代处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民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生存问题，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怎么会有可能?所以他提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通过“三步走”战略来切实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第三代领导人处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人民正满怀豪情地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工作重心也应该放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了。正因为如此，同志要求：“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8](页179)从而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

(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第三代领导人认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9](页7)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8](页179)。前一句说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社会理想，它与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后一句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二是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形态与以往社会形态的一个本质区别；三是说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告诉我们，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新名词，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得到说明和论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是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今天，我们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与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相符合，是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三)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

第三代领导人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首先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依赖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因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在社会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就是人能否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在一个国家里，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的进步、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离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来谈民主、自由和人权是没有意义的”[10](页322)。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8](页179)。反之，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是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要“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8](页179)；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向党的更高目标前进”[9](页8)。二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8](页179)。三是重点落实到提高人的素质上。“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0](页379)“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8](页179)要让“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形成全面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页18)

(四)揭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推动经济、文化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辩证关系

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8](页180)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10](页379)“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我们的基本方针。”[10](页379)目标就是“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1](页18)，“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8](页180)。

(五)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的历史过程

第三代领导人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8](页180)由于受现实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的全面发展只能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也正因为它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它才是一个长远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加倍努力才能达到。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把人的全面发展放置到现实中来考虑，作为当前建设目标和政策制定的依据，而且还要将之放在历史发展中去运作，特别是与中国未来的发展相联系。

三、第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第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新认识

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的看法是，由于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还较低，加上社会分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很快消除，私有观念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陈腐观念依然存在，所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必然是很不充分的，个人的自由联合体也要受到很大限制，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人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全面发展新人的演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他们更关注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和各种权利的占有。在这一目标达到之后，他们都结合实际，突出了人们生存环境的切实改善和国民素质的提高。特别是邓小平，强调了发展的重大意义，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温饱——小康——比较富裕”是他对实现人的发展问题的基本思维逻辑。第三代领导人继承了这些宝贵思想，并开始注重人本身的发展，对人的生活、人的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了较为集中的探索，从而使这一理论完善起来，丰满起来。同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作了全面阐释，认为它包括人的生活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与社会经济、文化相互协调的发展。围绕这些新内涵，他们作了进一步更为深刻的表述，使我们对人的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二)突破了前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和他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认为，人的发展包括个性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约束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12](页1007)新民主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但是他并没有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升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邓小平也没有这样做，但是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实现了一个突破，那就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阐释了社会主义应有的本义，并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等方面来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第三代领导人继承了这些思想成果，并开创性地将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与前人一贯从经济和文化发展去思考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相比是一个新突破，一次新超越。

(三)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一是突破了前人将人的全面发展看成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的认识局限，指出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追求的现实目标；二是突破了前人认为只有经济文化发展到高水平之后才能谈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局限，将人的全面发展同经济发展相提并论，看成是互为前提和基础、互相统一的发展过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既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为经济、文化发展而存在，同时经济、文化发展又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为人的发展而存在，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三是突破了前人多从经济方面理解生产力的认识局限，明确把生产力同人的发展联系起来，从人的发展角度理解生产力的发展，认为人的综合素质、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的不断提高，是推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强调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来提高全民的综合素质。四是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级形式，是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途径。

(四)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第三代领导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集中回答了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前提、基础、标志、保证以及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等，使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最终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而且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已不再是一个原则、一个理想，而是有一个科学理论作指导的切实可行的目标了。

收稿日期：200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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