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篇1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经济学篇2
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基础说是马克思批判活动的理论后果，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其内部发现了构成资本主义解体的根本矛盾和促使共产主义生成的革命因素，从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批判。较近意义上，直接缘自此前近二十年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较远的意义上，它起源于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批判。应该从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际过程来理解，从马克思在这一批判过程中所达到的对形而上学批判之彻底性来理解。
用方法论来看，应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那么，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理论。
反观马克思为人类解放奋斗的一生，可以看出他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是在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唯物史观的基本落脚点就是“现实的个人”。由此不难明白“人的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性。具体到三大社会形态，它们都是体现人生存c发展的不同形态。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对黑格尔、施蒂纳等人的历史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把他们的历史观统称之为“德国哲学的历史观”（即唯心史观），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黑格尔、施蒂纳等人的唯心史观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一区别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社会历史发展出发来说明人的生存与发展，还是从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这两种思路的对立。唯物史观从社会历史发展来说明人，而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施蒂纳的历史观在内的唯心史观，则是从人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
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自然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真正的核心。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也给予了再明确不过的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论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揭露了人存在的二重性，而且深入到“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机制”，揭露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性”交换，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个人现在受资本的统治。所以，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中，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不仅反映和表达了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因而《资本论》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20世纪的技术进步，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这种技术进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有可能，有人说二战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二战可以说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但绝不是反应物本身。而技术进步反进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它焕发青春活力。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能够变得更加富有，主要是得益于技术进步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种增长一方面减少了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其总的劳动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从而大大的加强了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量上有巨大的增长。即是说，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相对的增长了，但绝对的减少了。需要注意的是，《资本论》很大篇幅便是对大工业生产的研究。绝不能说马克思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的作用，只是他当年看到的技术进步，相比起20世纪的来，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了。在本质上，现代社会并没有变。虽然它自19世纪以来在生产力上有了巨大的进步。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其内部发现了构成资本主义解体的根本矛盾和促使共产主义生成的革命因素，从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批判。这一发现正是借助于“革命的辩证法”来实现的！辩证法作为科学的、革命的方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承载着“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性重任；另一方面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
马克思经济学篇3
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维度之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早期到晚年的一系列著作中，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德法年鉴》里对自由、平等的吁求，对贫困农民的同情和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非人化的控诉；《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状态进行了全面性的设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的“人”的学说的提出；《资本论》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幸福、权利与义务的思想，关于自由时间、发展空间的理想；《人类学笔记》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其它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著作中，都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应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思想，到列宁关于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考，人文关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强调在重建人的精神家园，关心人的生存境况，探讨人类的出路与发展中，重构现代人的精神信仰和终极关怀，要求使人真正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人文精神，提升人生目标和价值需要人文精神，事业的发展与成功也需要人文精神，弘扬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是时代和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出发，提出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预见；从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阐释人的解放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明确个性自由的发展目标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更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和谐社会的内涵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按照一定规范相互联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共同体，社会和谐就是指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人与社会、人际关系、人与自然、人自身和谐等。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同志还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作了阐述。他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可以看出，社会和谐是系统工程，是三个文明的有机统一。
和谐社会构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必要性分析
物质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一些人只见效率不见公平、只见局部暂时不见全局长远、只见经济增长不见社会效益等，导致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片面、畸形，导致了经济生活中诸如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它导致了民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实践证明，物质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路标，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很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不能真正维护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不能真正解决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关键。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和谐的表现。实践证明，政治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指南，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切实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不能真正保障民众的各项政治权利，也无法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最终落空。
精神文明是和谐社会的灵魂。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精神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导致了民众对社会价值体系认可上的混乱和疑虑。实践证明，精神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导向，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充分提供民众喜爱的文化产品，不能实实在在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体现民众的愿望，表达民众的情感，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流于表层。
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思路
（一）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是以人为本，人是社会的人，以人为本就是要研究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律，并从这个规律出发，再经过社会创建一切制度规范的终极目的推导出科学优良的制度和规范。在这些关系中，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根本、最基础性的关系。要尊重人性的基本规律，把人性规律当作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根据和出发点，把人性当作治理社会的一切规范性价值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又包括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挥。同时强调关心弱势群体的发展，致力于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最广大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还要正确处理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利益与义务、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关系。
（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和性质具有决定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同时要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具体到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坚定的走人民民主道路；具体到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用法律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
马克思经济学篇4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经济学篇5
马尔萨斯提出的是“绝对”过剩人口，他的两个级数原理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要远远超出土地生产的能力，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贫困和罪恶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如同整个生物界一样生来就具有超速繁殖力，因此要采取一定的人口抑制措施。李嘉图继承了马尔萨斯的土地收益递减的思想，但他认为人口过剩的解决办法是加速资本积累，而非减少人口。同时，李嘉图认为，机器最终排挤了工人，机器的使用虽然增加了国家财富，但也可以使人口过剩。马克思因此对李嘉图有着高度评价，认为李嘉图不仅把机器看作是生产商品的手段，还把它看作是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西斯蒙第认为，国家繁荣的标志是财富与人口的比例适当。只有“各个阶层都能得到温饱，财富才是一件好东西;只有每个人都能通过劳动得到适当的生活，人口才是一个优点”。同时西斯蒙第继承了李嘉图的机器替代工人造成失业的思想，他认为机器本身不会损害工人，而机器使用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是罪魁祸首，为此，列宁认为西斯蒙第指出了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矛盾性，这是极大的进步。但他最终并没有追究到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劳动者最终被驱逐出生产的过程，也就导致相对过剩人口，所以，相对人口过剩实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工人的失业、贫困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然而，对于当前各国发展情况来看，过剩人口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失业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所以相对过剩人口不再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中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规律。
三、人口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关系问题研究的比较
古典经济学基本上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分别从人口与财富、收入、资本等方面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古典经济学谈到的人口的生产，仅限于人类自身繁衍的自然过程，并不包括社会物质生产方式。马尔萨斯最先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在其人口法则中提出了“两个公理”，并认为食欲和是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把人口增殖看成是人的本性而为，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经济制度无关。马克思则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即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也就是对自身生命的生产过程，而人类自身生产是人类通过生育繁衍后代，即对他人生命的生产过程，这就解释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自始至终都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包括了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在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马尔萨斯等人坚持土地收获递减规律，看到了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强调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生产的威胁，但没有看到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李嘉图曾对马尔萨斯抹杀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的决定作用进行过批判和反驳，但也没有真正地认识到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特有的人口规律。马克思强调人口经济规律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并通过分析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提出了“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篇6
一、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二、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
三、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四、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马克思经济学篇7
在波普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证伪的过程。只有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提出假说----事实检验---------提出新的假说-----再----。。。。。。如此否定之否定，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
依我的看法，任何理论，都是一种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一种近似。事实上，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普通人，都是通过模型来看世界的，我们是带着理论来面对现实的，这也是康德所说的先验理性，并为现代的脑科学的研究所证明。
理论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完全符合，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指导我们去看事实，使现象可以更有条理，但它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科学的发展正是理论不断逼近现实的过程。
现在大家都在批判经济学家玩数学，经济学的理论脱离现实。我想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现象太复杂了，以至于经济学家无法建立更加贴近现实的理论模型，这也要怪经济学家的智慧不够。另一个要怪数学家，数学家给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学工具太简陋了，以至于非常简单的模型，要用非常复杂的数学。理论越是接近现实，模型就越复杂，所用的数学就越高深。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发展是受数学工具的制约的，数学应用于经济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宗教是非理性地信仰，哲学是理性地信仰，而科学则是理性地怀疑。每一门科学都有一个核心假说，那是不可检验的，科学家的任务是由这个假说推出可检验的等价命题。
牛顿力学的核心假说是牛顿三大定律，相对论的核心假说是光速不变定律。而经济学的核心假说是理性人假说，即每个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现代经济学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效用最大化这个假说基础之上。有了效用，才有了现代经济学，所以我认为现代经济学真正起源于边际效用学派，也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庸俗经济学。它的三位代表人物是在；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后来的马歇尔总结了前人成果，创立供求曲线，这就是新古典学派，统治着一般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
在马克思以前，从斯密到李嘉图，都是劳动价值论，核心概念是价值。据说斯密在写《国富论》时先是研究资源配置和劳动分工，然后不知犯了哪股子邪劲，突然对价值问题发生了兴趣，开始探讨价值的本质。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马克思，也晕头转向地跟着他去研究，“什么创造了价值”。经济学从此走上了邪路，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经济学浪费了整整一个世纪。
直到后来经济学家引入了效用，把价值这个概念驱逐出了经济学。大家可以翻一些现代经济学的课本，找不到价值这个词的。
按熊比特的说法，三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瓦尔拉斯，马歇尔和维克塞尔。其中最最伟大的是瓦尔拉斯，因为他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
按张五常的说法：经济学只有两个假说，即效用最大化和负需求曲线。这里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概念，不太严格，负需求曲线约等于边际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学派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引入了边际的概念，边际效用就是对效用函数求导。这样，微积分就进入了经济学，数学家在这个领域耕耘了两个世纪，有一大批的定理可以应用，从而给经济学以全新的刺激。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一旦引入了强有力的数学工具，经济学可以有怎样强劲的发展。
数学是一种推理的工具，他帮助我们从核心假说推导出可供检验的命题，保证了推理的严密，逻辑的正确，不至于使思维混乱，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日常语言很不严密，有很多问题越争越不清楚。数学作为一种严密高效的语言，如果我们的结论不同，在推理正确的前提下，一定是我们的假设与现实不符。
数学是一种思维工具，以传统方式，以日常语言去思维经济学就象赶牛车，而掌握了数学，则象坐了喷气式飞机。
比如： 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当交易费用为0时，产权的划分不同不具有影响经济福利的效果，即人们可以通过在市场上交易产权来达到资源的社会最优。个人通过效用最大化行为达到社会最优-----帕累托最优。这可以看作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另一个版本。斯蒂格立兹叫它科斯谬误，数理经济学家严格证明了科斯定理只有在经济当事人具有拟线性效用函数时才成立。
一边是模型，一边是现实，模型越是接近现实，所用的数学就越高深。经济学家的数学素养早已远远超过了物理学家，正如物理学的发展曾大大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也会有一批数学家转变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变成为数学家。因为今天的物理学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问题了，而经济学则问题多多，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
如果说物理学研究物质世界，那生物学研究有机世界，而经济学则以探究人类社会的奥秘为己任，层层递进，现象越来越复杂，所用的数学也越来越高深。
在马歇尔那里，事件是一件接一件的发生，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则雄心勃勃，要一次解决所有问题。法国是一个盛产数理经济学家的国家，从配第到古诺，到瓦尔拉斯和当代的laffont,tirole,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数学理性的建沟主义。
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和物理学的意识形态并无不同，一个物理学家也可能为纳粹制造原子弹。
现代经济学主要有两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可以从马歇尔这里讲起。
微观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从马歇尔以来，没有更大的发展。后来的经济学家就是用越来越高深的数学工具对他的理论加以精练。到samuelson出版《经济分析基础》，用微积分来研究微观经济学的时代结束了。
50年代以后，诺贝尔奖得主debreau,arrow等人用集合论来研究微观经济学，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是经济学的前沿，到了80，90年代，数学工具越来越高深，运用了几何流形，泛函空间，现在这一块儿主要是一些数学家在做。
马歇尔统治了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而他的弟子凯恩斯则统治了宏观经济学。
samuelson自称是经济学的最后一位通才。他说：“生为经济学家，1939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1930年代的伦敦是个汇集巨人的地方。罗素，萧伯纳，wittgenstein, 凯恩斯,jone.robinson,还有早逝的天才ramsey,每一个人的光芒都足以辉映一个时代。你能想象这么多奇妙的人居然生活在一个时代，一座城市？
那时侯的hicks还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哈耶克在那里宣讲自由主义理论，而凯恩斯则开始了他的十次经济学讲座，“马戏团”里有harrod,robinson,sraffa这样前途无量的青年。经济学处于清晨的明媚阳光中。
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solow,samuelson,friedman,tobin,这些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凯恩斯开辟的园地里挥动了铁锹，并统治了那里，直到70年代遇到了lucas的挑战。
lucas的成功证明了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不在于提出新奇的观点，而在于引入新的工具与方法。lucas以后，is—lm曲线开始从经济学文献中消失。经济学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即直接从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探讨宏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学家开始学习运用ramsey在1928年就写出的最优消费模型和samuelson1956年的交叠世代模型。宏观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微观基础，经济学重新回到新古典传统的怀抱之中。
马克思经济学篇8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篇9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经济学篇10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马克思经济学篇11
（一）马克思“自由思想”与“异化”的关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对费尔巴哈的推崇之上。马克思继承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认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才是实证的，是其批判的基础。在序言中，马克思说到：“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他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是从“异化劳动”开始的。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批判是从四个层次：劳动产品、劳动、人的类本质和人自身四个方面层层递进进行论述。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认识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大，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对象化是工人贫穷的原因，工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因此，工人无法把握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其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异己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消耗的劳动越多，劳动产品对于工人的反抗力量就越强大。
在分析劳动产品同工人相异化的同时，马克思认识到，“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工人自身的东西，而是用来否定工人的东西。劳动不再属于人的本质。工人参加劳动不是感到幸福，而且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
异化劳动首先使人脱离外部世界，自然界不再为人类所把握。其次，异化又使人自身，使其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人的本质与人相异化。最后，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进入社会的全面异化阶段，即人与人的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向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异化劳动导致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工人生产出的与自身异化的人——资本家，控制整个劳动产品，工人的劳动。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更加导致了异化。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介意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因此，工人要得到解放，必须解除异化劳动，才能达到整个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工人解放，才能将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进入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此时，整个人类才能解放。人才能重新获得其本质，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此时，劳动也不会成为痛苦折磨，而成为人们必须的实践活动。
（二）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体现
在探讨人的本质的时候，马克思首先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是，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理论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1]，“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实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在此，马克思直接表明了人与自然的第一重关系。人是自然人。人的存在依赖于自然产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是统一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界处于基础的地位。“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的生命也不能创造，他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同时，自然界一方面为工人提供了生存资料，另一方面为工人提供了生产资料。“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最后，人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达到和谐统一。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实现自己的本质，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人改造自然界的过程就是实现人的本质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的进行生产，只有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能够真正证明自己。自然界与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到统一？马克思在《手稿》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三）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共产主义思想中的统一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模型的终极形式。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及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作为自我异化的私有财产的扬弃。这种扬弃是一种积极的否定,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肯定(占有和复归);这种复归是一种保存,是对以往人的本质发展成果的完全保存和肯定,是连续性上的中断。同时共产主义作为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是对以往历史之背离人的本质的一种反动和批判,因而它实质上是对人的存在状态问题的一种解答和回应。马克思认为“社会”就是“人的”社会,是人的本质的复归,是共产主义运动;这就为我们把握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契机。
二、马克思“自由”思想对于黑格尔“自由”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手稿》中主要体现在以上三个方面，但是，不同于黑格尔纯精神形式的自由的要求和思想活的解放的要求，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对于其的超越主要体现在自由思想的完成上。马克思完成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其自由思想的实现上：通过扬弃和自我异化的实践劳动来获得自由。
黑格尔所谓的自由只是一种思想上的自由，思想上的无约束状态，是思想成为自身的结果。黑格尔认为“理性乃是有目的的行动。”“精神的东西是本质或自在而存在着的东西——自身关系着和规定了的东西。他在和自为存在——并且它是在这种规定性中或在它的他在性中仍然停留于其自身的东西。——或者说，他是自在而自为。”从《精神现象学》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原意在于论述理性的目的就是通过自身而回到自身，回到经过“异化”之后的更高层次的自身。而共产主义社会，在“异化”的过程来讲，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其自身相异化，不断自为发展所达到的更高一个阶段，是马克思“自由”思想实现的终点。如何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通过实践劳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了通过实践劳动来摆脱异化，实现人的本质。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事实，认为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使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因此，工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使自己真正成为人，只有重新掌握劳动，掌握劳动产品。使劳动真正称为自己的劳动，成为获得自身的手段，因为“劳动是为每个
人设定的天职。”而另一方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的自由只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思想自由，不能解决时代的现实问题，这正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
总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仅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批判，更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阐述与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发展，总体把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能更清楚黑格尔思想对于马克思的影响和马克思自身的独创性发展，为理解马克思提供总体性思路。
参考文献
马克思经济学篇12
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培训第二批教材作的序言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校作为培养党的干部的基地，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指示，让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干部的头脑。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的关键是创新
《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科学性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经历了由高潮到低潮的变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展望的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解开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可推托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只有进行结合实践的创新，去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教条，这一点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42~743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才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3］。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而《北京共识》正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4］。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相继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5］。2007年6月25日，总书记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又明确地提出了要毫不动摇地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子。总书记这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性。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我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需要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近几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6］。笔者认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今后还需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力度。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最新成果，但是，与西方经济学众多的理论和学派相比仍然不够。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四多四少”现象。首先是批判多而创新少。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把精力用在批判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上，而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投入不够；其次是定性多而定量少。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抢占阵地，关键在于微观经济学中定量的描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很重视定量的描述，而我们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却很少采用数学工具，在定量描述经济现象方面做得很不够；再次是研究中国多而放眼世界少。多数学者的视线仅限于国内，对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关心。近几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学，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的调节学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出自发达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种种经济矛盾、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有较透彻的揭示，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又大多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因而可被直接吸收和借鉴的成分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多。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左翼经济学的研究。最后是务虚多而务实少，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十个方面的重要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面临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需要结合实际，把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回答时代课题的作用，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进教材。教材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编写高质量的经济学教材，是传承学科知识、规范教学活动、培养专业人才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我国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有利于推动经济学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要着眼世界变化，立足中国现实，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把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教材编写紧密结合起来，把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材建设中，充分反映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形成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材体系。教材编写得如何，要以取得的实际效果为依据。教材归根结底是要应用到教学活动中去的，广大教师和学员是不是愿意用，是不是喜欢读，是不是能够从教材中获益，是检验教材质量的重要标准。教材体系的编写，应以《国家哲学社会科研“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里所规划的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研究领域为主，形成体系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的关键是认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我国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实行“双轨制”，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地都作为经济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前者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后者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目前流行的主流经济理论。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等一系列的原因［7］，存在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基本原理束之高阁或当作“传统经济学”而冷落的倾向。在具体的课时安排中，不少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总课时大大超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总课时，前者约为后者的1~3倍。在研究生课程设置中，《资本论》由144学时减到40学时，而西方经济学则由72学时增至200学时，甚至有的学校根本不设《资本论》。还有的高校在经济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这样的课程设置，不可避免地造成学生心里只有西方经济学，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造成高校里有众多的西方经济学教师，而缺乏马克思经济学教师。这种现象在全国的党校系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
之所以造成目前这个现状，笔者认为主要是认识问题。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不足为奇，奇的是我国经济学界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主流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动摇。这类经济学者，不愿花力气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愿虚心翻阅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无视《资本论》中对资本生产、流通及其统一的基本规律性论断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无视《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借鉴意义，无视西方经济学界一些学者对《资本论》的高度评价［8］。反而以“无用论”和“过时论”自我辩解。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对这两个认识问题予以澄清。第一，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用论”。任何理论和学说，都不可能是百科全书式的词典，指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解决一切现实中的问题，是典型实用主义的幼稚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反对将他们的著作当成照方抓药的圣典经书。因为，要把理论变成现实，除了理论本身需要完善外，还需要有一系列中间环节。但无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是普遍适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带有写作时代的某些特征，个别观点会失效，但包含在其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是不会过时无用的。这里，重要的是要学会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透过具体的历史条件，把握其中的普遍原理，并善于将这些原理转化为现实。
第二，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时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全面科学地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出发，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多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我国历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理论，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过时，而是能够较全面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本质和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以开创性者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是，不应当狭隘地把它理解为属于个人的经济思想，而应当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科学思想的结晶，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对现实问题具有抓住本质的深刻解释力，并能指导当代的社会实践。
其次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像数学或物理学那样的“真科学”，不可能成为或等同于自然科学，它不是超政治或超阶级性的学科，它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也认为“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限于哪个阶级”；“马克思认为，‘意识’依赖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一见解是解释‘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一项重要贡献［9］”。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既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有西方市场管理的经验总结。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服务的。这与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在市场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上，有一定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管理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也必须考虑到中国具体的国情。对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崇拜，也不排斥。笔者很赞同一代经济学宗师陈岱孙教授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10］”。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头脑的关键是教师
好的教材进入课堂后，教学环节至关重要。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如果教师队伍不行，教材再好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头脑的关键。笔者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教师要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既是一种学术，又是一种信仰。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中，韩愈更强调“传道”，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的“道”就是马克思主义信念。教师要传这个“道”，必须自己首先坚信这个“道”。自己不信，焉能让人信。因此，教师必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情传播、真诚实践”。
其次，教师要加强业务学习。授业就是要求教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一种学术来传授，这就要求老师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能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如果仅坚持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个“道”，而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理论这个“业”，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遑论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教师的大忌。
再次，教师要加强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的研究。2002年12月18日，同志在同中央党校校委座谈时，从党校的地位、作用和任务，党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培育和弘扬优良学风，加强党校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校，加强对党校工作的领导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党校工作的九条基本经验［11］。党校教学对象决定了党校有特殊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必须坚持党校姓党，既要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扬党校的优良传统；又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校工作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时，党校又是学校，党校工作中既要遵循一般教育规律，还要遵循党校教育的特殊规律。党校老师必须充分认识干部教育的教学规律，在掌握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右图显示了中组部培训中心做过的干部培训调查的结果。从这个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干部学员欢迎的授课方式是研讨式教学和案例式教学。因此，我们要加强这两种教学方式的组织和实施的研究，同时，也要积极研究其它的教学方式。
最后，教师要坚持求实的治学态度。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82页）“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126页）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一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应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就是要求我们摒弃一切假大空的说教，不回避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去解释现实经济中的具体问题。二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长点和生命力所在。因此，教师要善于结合教学内容，针对学生思想状况和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生动的实践，结合当代世界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来解答学生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引起学生的共鸣，激起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让学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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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东京．驾驭经济学的理论支点．文汇报［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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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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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重大进展［N］．光明日报，2007
8.裴小革．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J］．求是学刊，2002;（6）
马克思经济学篇13
一、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马克思认为，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有三个：一是由于生产规模庞大。大规模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才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二是由于机器的改良。机器改良的结果，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三是由于科学的进步。马克思说：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第二，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
第三，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循环经济思想的论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对我们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马克思提出的循环经济思想，对现实经济生活仍具有指导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非仅仅提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还进一步阐述了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机制。马克思认为，劳动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下进行，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如果撇开一定的生产关系谈劳动，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幽灵”。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它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劳动和人的异化。因此，马克思进一步展望了未来在代替了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会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情况。“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而为我们阐明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生态问题，需要消除造成生态破坏和劳动异化的社会制度，在自由人联合起来共同调控“物质变换”中，实现最小消耗下的最大效益。
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重温经典作家关于资源节约和生产、消费的排泄物利用的观点，就会发现，马克思在100多年前的分析和论述，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这样的近。马克思的理论不仅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资本论》的科学内涵，同时还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循环经济模式，理解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而且，对我们自觉参与循环经济的实践，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先天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努力缓解资源不足的矛盾，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十分紧迫的任务。目前，循环经济，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概念之一；循环经济模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选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全社会上下关注的热点。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明确提出指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因此，在今后的生产和消费中，我们必须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来认识，考虑到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理性地选择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发展模式，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