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1

一、实践总体性与发展总体性

实践是贯穿哲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是任何一个哲学流派建构其哲学体系都绕不过去的中心话语。因为实践表达着人们对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从古至今，人们对实践的解读就一直存在着分岐。

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实践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里斯多德也是从人类活动的总体性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在他看来，对超越具体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指向。这也正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但也许是过于注重对实践的价值属性的指认，所以他又在对实践的界定上出现了二元分离，即将人的价值指向和客体存在分离开来。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自由创造，具有强烈的自我价值的属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缚的道德选择，构成了实践的本质。因此，在其总体实践框架中，以追求人类价值的道德实践与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技术实践出现了必然的分离。从总体实践退守到道德实践，实际上意味着在两个方面的退守。一是将人类总体实践活动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单向选择中。为此，他将人的活动分为两类：实践和创制。实践是人的内心话语，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选择，创制只是完成面对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劳作活动。实践体现着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的意味，创制则是现世的短暂的应对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将人类总体实践退守到极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隶主）可能在实践中找到自我，可以摆脱世俗的烦忧，也只有他们才有资质从事实践活动。而大部分从事劳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他们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们的活动只能是机械的没有永久意义的谋生手段。

正是亚里斯多德对实践哲学的两分法，埋下了后人以不同路径理解实践哲学的伏笔。

康德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与亚里斯多德就是同一个理路。他将实践哲学区分为道德上的实践和技术上的实践，并更注重道德实践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康德认为，真正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纯粹自由意志活动，这种活动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身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认同。这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超脱的纯粹普遍的自由理性。在康德看来，人是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人的高贵和尊严就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使人不受特定的条件所限，超越尘俗，进入无限。因此，康德进一步强化了两种实践内涵的区别，在对现实自然界的把握过程中，实践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其目的就是达到对因果规律的把握，这属于一种技术性的实践。而真正可以观照人的道德理想、确立人的终极价值指向，才是实践的最高层次和目的。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要履行人类的“至善”。

创制概念尽管在亚里斯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得不到重视，但随着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难以从道德的储备中自然产生，只有注重客观世界的因果变化，探索改造世界的具体法则，才能不断创造财富，推动世界发展。培根和百科全书派就开始把亚里斯多德不屑的手工业和技术工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培根认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仅仅停留在道德的沉思上是没有意义的，人要面向自然，探究自然奥秘，揭示客观真理。追求自然的因果规律并将其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并不是工匠的卑微手艺，而是关系到影响人类进步的根本价值所在。知识、功用、工艺、真理成了培根阐解实践的关键词。应当说，强调实践的真理和功用价值，这当然是对的，并且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但由此消解实践哲学中人对终极价值的反思，也会使得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方式这一具有历史底蕴的概念显得单薄和片面。

马克思在吸取历史上关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总体性的实践观，从而超越了实践二元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当然必须以技术和工业为基础。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摆脱动物般的受动性，就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探究自然、挑战自然，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表达了工业和技术的历史意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格的完善，人对善价值的获取，仅靠内心的沉思和文化心理的内在提升是难以完善的，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实践在这里成为了促进人格丰富完善、人的道德提升进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本身就是人的理想、智慧、激情的释放，人的纯粹自由理性、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完善就是在客观的实践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觉通过自已的实践变成了理论家”。

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人类实践行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不难看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实践哲学的二元分离，导致了发展过程和目标的偏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当然无可厚非，但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将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程度，这当然就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这种发展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一时，以至成为掌控人类发展行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充满神话般的期待。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无限的，人是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主体，完全没有必要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中忧心忡忡。但时间不长，人们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经济增长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日趋紧张，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指出，这种经济增长观将会带来全球性危机。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从总体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实践的功能，才能使人类的活动方式步入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也就是，只有冲破实践分离的藩篱，从技术创造与人的本质内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行为，才能够真正解决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人们的经济增长的冲动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发展观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应当说还有相当的难度。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已经在表明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总是以为，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社会发展是软指标。要纠正这一思想认识，从哲学层面上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离不开技术创造和文化价值选择的统一，游离于人的总体实践活动来审视技术革新创造，就必然会把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指标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归宿。

二、实践哲学与技术、制度、文化的共生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体现着一种实践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活动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相互影响，共生出一种发展文明方式。这种发展文明方式，显现出一种内在活力和历史文化传承。

马克思生活在经济增长和革命不断爆发的时代，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衍生的矛盾及其历史命运，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走进资本主义又跳出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走势，进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势，这一理论凝炼，无疑是拨开了社会历史上空的迷雾，为人类追寻进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分析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制度与文化在实践基础上共生共长的深刻思考。

关于发展，目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针对浪头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的观点：一是它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二是它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危害，如社会不平等、异化现象、官僚化、心理疾患等；三是认定发展的理性主义文化基础已经失去，人的理性和对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再能包打天下了。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也针锋相对：一是低估了人的发明创新能力；二是问题不在生产方面，而更在分配上，通过合理地调整分配，不平等等问题会得以解决；三是物质性富足与自由、民主密不可分，是它们的基础；四是从理论主张的社会分层来看，限制增长、保护环境、质量高于数量等观点往往都是富人们的主张。[2]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跳出发展来看发展，都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诉求。

对于发展认识的分岐，无论是来自哲学理论层面还是现实问题层面，从根本上来说，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认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历史和现实指向，从中我们会发现，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疑惑，还在于我们没有完全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宏大叙事。

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总体性要求来看待发展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框图中，技术、制度、文化作为实践中枢神经左右着实践活动的纵横驰骋。马克思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3]。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是实践哲学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显性的成果。重视技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超越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技术所呈现的感性的物质力量，是实践统摄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自然社会资源的中介。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立足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包括阿伦特等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指责显得很苍白，因为不讲人的感性活动在历史中的影响，不将实践从理论中解放出来，实践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就无法显现，人们对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评估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强调技术、工业的感性活动，绝不意味着将人的实践活动自然化、生理化。因为技术物质活动从来就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从静态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找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差别，但从生产力的产生和变化来看，它从来就和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离。

技术和工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制度作用实现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提出，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4]诺斯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认为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单独阐述技术和工业的作用，而是将技术工业和制度统一起来，并通过制度整合各方面资源来解释经济发展的。他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5]制度是实践在社会历史产生作用的方式和结果。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6]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必然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全部。文化作为人的实践的内在要素，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有的国外学者包括萨林斯等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过多强调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劳动成了没有思想价值的生物驱动。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框图中，文化成了物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渗透在实践结构中的。这与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有关，事实上，马克思是十分注重文化创造作为实践的表征意义的，有人提出，从哲学史上来看，人们对实践理解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亚里斯多德的伦理——行为的理解类型；一种是从洛克、斯密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技术——功利类型；一种就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类型。[7]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还是很有见地的。审美指向是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其他上述两种实践理解的重要标志，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是人的本质在最高意义上的升华。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技术、制度、文化从来就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这种有机统一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和创造性。科学发展观要矫正社会发展中的唯经济主义倾向，并非是一个资源配置上的重新平衡，而必须从马克思实践范式入手，抛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技术、制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统一纳入到实践结构，按照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要求，不断调整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实践哲学与以人为本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确证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石。对以人为本有不同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是建立在实践人学基础上的。

第一，实践确证了人是历史的本质。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离开人，社会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人们通常对历史本质作出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把社会历史自然化。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比附社会历史的变化。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就集中表现在用自然界来归纳人类历史的存在及其规律。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教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8]；另一种是把生动的社会历史图景抽象化、概念化，变成人的缺位的概念、范畴发展史。针对黑格尔、蒲鲁东等把历史非人化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9]人所以是历史的本质，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使然。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创造了历史。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决定了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发展观中讲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讲如何维护、发展人的利益，而首先要肯定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价值，肯定人作为历史本质的主体创造意义。“‘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

第二，实践确证了自然的人化意义。相对自然而言，以人为本的提出既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简单的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而是意味着由于人的实践，人与自然的社会属性的渗入，自然逐步走向“人化”的历史进程。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1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限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浑然一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都处于狭隘的关系纽带中。进入资本主义，人对自然的实践征服能力大大增强，人对物的依赖构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点。马克思指出：“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已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已支配之下。”[12]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生成了新型的平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也就生成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哲学基础。

第三，实践确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由于人类实践的历史变革，形成了人对自然、人与社会、人对人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首先讲人对自然的真正占有，人化自然的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生产力自然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物质产品成了属人的产品，人在客体对象中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二是讲人对社会的真正占有，是人创造了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已成为现实。人的本质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全面的丰富的社会关系自然会展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自然会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三是讲人对人的真正占有，新的实践活动，创就了丰富的完整的人，人的感觉积淀了新的文明和审美，变成“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注释：

[1]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

[2]刘森林.重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下）：113.

[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5]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8.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2）：124，169.

[7]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2

一、以人为本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和探索客体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这里的实践主体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具有自主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突出了实践者即人的主体性。实践以人为主体,人既是实践活动的策划者,又是实践活动的践行者,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也就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性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观点。

首先,人是发展的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是社会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整个世界历史都是人通过人的实践而创造的。这里所说的人,就是“以人为本”的“人”,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

其次,人是发展的目的。马克思认为,在再生产过程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的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发展应以人为中心,以满足人的需要,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为核心,应建立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的目的定位于以人为本,定位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定位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的和核心价值,为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生态与环境的条件。

再次,人是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实践的主体,并非任何人都是实践的主体。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参与改造客体的人,才能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自己对客体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人按照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去改造事物,把它塑造成适合人占有和利用的形式,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是社会改革、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唯一能动的因素。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的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以人为本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人在实践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实践的根本目的的重要思想有了鲜活的时代气息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具体内容,并在中国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得以体现并发挥重要作用。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看作是一种物质的活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感性活动。动物的活动主要是出于求生存的本能需要,没有明确思想或目的的指导,而且动物的活动基本上是消极地适应外部环境,不能依照一定的目的去有组织地改变环境。人的实践活动则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去改变客观对象,使之适合或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直至创造出客观世界原本不存在的新事物。人在实践过程中不仅使客观对象发生合乎人的需要的变化,还在客观对象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和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在这里,“种的尺度”即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尺度,“内在的尺度”即体现着主体需要和目的的人的尺度,这两个尺度的统一就是客观规律性和主观目的性的统一,以它为指导的实践才是真正的人的实践,是真正的“美”的实践。

社会的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发展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要做到“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在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成果、从自然界获得巨大财富的同时,不合理的实践活动也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人口激增、自然资源短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并且受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他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人类实践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提醒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达到自身的发展目的,要正视人类实践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要根据资源利用情况、生态环境状况等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来展开实践,用合规律性来约束人们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正如同志所说:“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实践主体在自然资源、客观环境等条件提供的可能条件下展开实践,并合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追求,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发展。

三、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深切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认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首先在这一社会形式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强调的是“每个人” 的发展,“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而不是一些人得到发展,另一些人得不到发展,也不是一些人的发展以另一些人的发展权利被剥夺为代价。发展是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环境、社会等多项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享有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其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能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得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观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和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首先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通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够使人们有条件接受高水平的教育,使人们的能力得到有效的培育,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够使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人们有条件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从而突破劳动及社会角色的固定化、单一化,以及人自身发展的片面化。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次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精神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就更加推进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推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进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

我国还出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建设,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要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不可能完全做到。现阶段,我们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步骤,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积累社会物质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6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6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494

[5].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04-05(1)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3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终结》第二章用较大篇幅经典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及各占何等重要地位：其第一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即哲学的最高问题；其第二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物质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阐明了它对哲学最高问题的重大影响。毫无疑问，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对于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笔者认为，能够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也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世界的可知性，这仅仅是停留在或者说仅仅是达到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一“整个学派”时期的唯物主义的高度，即1845年马克思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前的高度；也可以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包括对他们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还没有进行“清算”[1]以前的高度；更确切些，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中的话说是“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丰富得不可估量和彻底得无可比拟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2]以前的高度。也就是说，承认和坚持哲学基本问题，仅仅是达到了从一般唯物主义哲学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起点。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从哲学基本问题这个起点出发，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世界的可知性，即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承认并且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笔者认为应着重认识和把握以下四点：

1.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只是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因为只有它才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而把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因为它对于哲学的最高问题具有重大的影响，就是说只有在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的同时，也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物质世界的可知性，才能捍卫物质世界的本原性这个唯物主义最高原则，才能把握“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3]这个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唯一标准，才能巩固哲学最高问题的最高地位。

2.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原来是一“整个学派”。列宁在《唯批》一书中，为了捍卫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批判唯心主义否认世界的本原性和否认世界的可知性的谬论时，一是运用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材料；二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三是引用费尔巴哈的论述。列宁曾直截了当地称“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指出他们都是“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4]。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5]。恩格斯在《终结》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里也说：“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6]在该书第一章，恩格斯曾经热烈地赞扬和描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对他和马克思“思想解放”的重大影响，他说费尔巴哈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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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7]。

当时的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既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也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物质世界的可知性。例如他说：“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像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身内来一般。”[8]这说明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原本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是后来的事，具体说是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创立之后，或者说是在马克思于1845年为了“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后的事。

3.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扬弃中创立实践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9]这里所说的“绝大多数哲学家”，既包括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包括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过，在黑格尔那里的“可知”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是对他那个“绝对观念”的“知”；而马克思、恩格斯和费尔巴哈的“可知”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知”，是人脑对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的“知”。“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10]。

可是，人对于客观世界是怎样从不知到知的呢？作为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费尔巴哈，他虽然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也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但他“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11]。他虽然也说感觉不是一堵墙，而是一座桥，通过感觉可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他的这座“桥”，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他不了解对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12]。

回答这个问题的任务是由马克思的《提纲》和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来完成的：人们是在社会实践中才实现由不知到知的。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说费尔巴哈“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3]这些论断击中了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要害。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最大、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怎样对待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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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提纲》通篇贯穿的一条红线是实践；而恩格斯的《终结》通篇贯穿的则是马克思的《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扬弃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4]，而把社会实践引入认识论，引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同时跃进到实践唯物主义，而把费尔巴哈抛到了后面。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开头第一句话所说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15]还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16]它认为只有实践才是联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唯一的条件，是检验这种同一性（认识）的效果（正确与否）的唯一的标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有在思维见之于存在，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中，在思维符合于存在、主观符合于客观的过程中才实现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17]。

4.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是人们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为了改变世界。费尔巴哈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曾经从理论上给实践以很高的评价。但是，他的实践观只是停留在人的认识和理性层面，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18]，他除了强调要把世界看作是客观的，而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映像、模写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人们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的主体能动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自然本能的主要标志。马克思评论费尔巴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20]

但是，费尔巴哈的这个“萌芽”并没有生长为长青之树。当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的实践中自然科学也有了重大发现的时候，费尔巴哈因为出版反对宗教的著作而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被赶到了乡下，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孤陋寡闻的生活”。这既反映了当时德国反动政府对真理的惧怕和对人才的扼杀，也是费尔巴哈的“实践”理论不可能彻底的客观原因，决定了他没有可能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跃进到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不是他的过错”[21]，但他却被远远地抛到时代和实践的后面，和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天壤之别。

二、与时俱进——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根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一条基本原理。十年“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的旗号，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论”也就是僵化论、封闭论。那时候的“理论学习”可以说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但“学习”的内容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不再发展的“终极真理”“绝对真理”，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封闭在一个“圆圈”里的“最高”理论；“文革”刚结束的头两年，又出现了“两个凡是”这样禁锢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思潮。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通过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全党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转贴于

实践第一”的观点才重新登上中国哲学的“王座”，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顶峰论”和“两个凡是”的影响至深，一些人把在“文革”中读过的马列著作的个别结论和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都当成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把过去当作“错误”批判过的观点（例如“唯生产力论”等等）都当成永久不变的所谓“谬论”；当后来发现以前的错误加以纠正的时候，当实践向前发展而理论也随之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时候，一些同志却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觉得不可理解，还一度产生了所谓的“信仰危机”，说“过去学今天批，今天对明天错，理论上的事没准”；认为理论工作者是“轴承脖子弹簧腰”，是“跟形势，赶浪头，随风倒”的“风派理论”等等。当时，理论局曾发表过一个调查材料，反映一些高等院校“相当多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不感兴趣”，说“理论无理”（有权就有理），“理论无信”（变来变去），“理论无用”（不解决问题） 等等[22]。

这种思维定势，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的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那样的“具有最终性质的”“绝对真理”的情形极其相似，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极大、影响至深。直到今天，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够解放，一些高等院校依然存在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等情况，实际上还是对“文革”中“顶峰哲学”之被“终结”，而未能正确理解的思想的延续。

恩格斯指出：“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23]还说：“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4]毛泽东本人也是极其反对思想僵化的，他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25]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6]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

因此，把过去的理论都当成“绝对真理”而不可移易，那么，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就只能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的“顶峰论”这个“圆圈”里漫游了，那还有什么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伟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前夕，在某公园有人塞给笔者一份有五六十人签名（多为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教授）、长达近三万五千余字的写给党中央的所谓《献言书》，公开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张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然而，那样本来是革命的、不允许有任何保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要遭到黑格尔哲学体系那样——被“闷死”和“终结”的命运吗？那还有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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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发展观——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应用和中国哲学走向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对待实践的问题，就是说，把握实践唯物主义的关键是在于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实践把思维与存在联系起来并且能够取得成功。

众所周知，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社会主义不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论断，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先夺取大城市的模式，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科学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胜利的历史，都是实践唯物主义发展胜利的历史，都充分体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永久的开放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伴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思想认识的永久的解放性、发展性、创新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久的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7]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原则”，当然也包括他和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所创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不但多次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并且也不断的纠正他们自己以前的、经过新的实践检验“已经过时了”的理论，例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所说的那样。总之，在我们每一代人之前的一切理论以及我们自己以前的理论，无论它们在曾经的那个时候多么正确（多么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但在对它们再运用时也必须结合此时此地的新的实践。

历史事实证明，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可以说他坚决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承认实践是联系思维与存在的桥梁，他也可以赌咒发誓说自己是个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物质世界可知论者等等，但是只要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不同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就仍然不过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他或许是一个马克思时代的、列宁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费尔巴哈主义者。当年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们，以及当前我国的一些热衷于大搞封建迷信的党员干部，不根据当时当地具体实践瞎指挥、瞎折腾的领导干部，则是连费尔巴哈主义都不如的唯心主义者。一切脱离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都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说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结论。关键在于那个“四海”是什么“海”、是什么地方、什么时代、是什么状况的“海”。最近有学者提出：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华，任何哲学都属于自己特定的时代，哲学是“在路上”、哲学是“过程”，真正的哲学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上[28]。这些话不无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扬弃费尔巴哈哲学，创立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就在于这个伟大学说能够指导随时发展着的、日新月异的实践，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的向前发展。列宁形象的比喻，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今天我们学习实践唯物主义，就必须着眼于今天的实践这棵“长青之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前的实践，用新的发展着的实践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前面的话说，就是“改变世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唯物主义。我国当前的实践、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的“改变事物的现状”，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29]。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转贴于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0]。但“实事”总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中，去“求”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是”即“规律性”，如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缩小和消除贫富差距、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关注民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反腐倡廉等等，来作为我们今天行动的向导。

毛泽东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31]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中，不断的解放思想，不断的研究新实践，不断的发现旧错误、纠正旧错误，不断的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不断的认识新规律、适应新规律，不断的创造新理论、运用新理论。

因此，我们当代共产党人，也可以向世人宣布，虽然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有其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但它总是要发展的，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是“创新”，就是说它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创新。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4

马克思;科学发展观;高校德育教育;指导作用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担负着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高校的德育教育工作就是为了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品质和优秀的品德，利用马克思的科学观和发展观指导高校的德育教育工作，能够为高校德育教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制定新的目标，促进高校德育教育工作迈向新的台阶。

一、马克思的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的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马克思的科学发展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首先，马克思认为社会是处在变化发展中的，在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所以它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有机体。其次，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是自然历史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就要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次，马克思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要让人在社会中充分发挥其作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后，马克思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人的价值，树立人本观念。

二、高校德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重视人才的思想素质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因此各个高校都在重视德育教育。但是高校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高校的德育教育方法、内容、理念等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

(一)对于社会的主流文化、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等宣传不够。

由于网络信息的发达，各种西方思想的传播，使得大学生追求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理念中存在的不足，不加分辨的全盘吸收，导致了大学生价值观存在偏差，高校的德育教育中没有教会大学生如何的辨析这些观点，没有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特色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使得大学生的政治信仰不坚定，爱国主义情结不浓厚，缺乏当前大学生应该具备的艰苦奋斗、诚实守信、团结协作的精神。

(二)德育教学考核脱离了主体操行。

德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让大学生能够分析是非，辨明善恶，通过德育教学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学会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但是当前的德育教学确实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课堂教学，最后以分数判定学生的学习情况，这种德育教学考核模式让德育教学和最初的教学目标相违背，这种操行分离的教学对于学生良好品质的培养和道德素养的养成没有效果。

(三)重视智力教育轻视德育教育。

在高校的教学模式中，由于长期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一直比较重视对学生的智力教育，轻视了德育教育。在唯分数论的社会环境下，老师更多的是让学生掌握知识，在考试中得更高的分数，或者是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要，这就造成了对学生非智力教育的忽视，让学生在学习中不能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动机，这种模式下培养的人才，或许可以成为社会某一个领域的管理精英或者是技术英才，但是却不是一个思想素质过硬，有信仰、有道德的人才，这样的培养不能为社会输出合格的人才，不能让他们自觉的承担社会责任，最终还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四)德育教育的内容陈旧、方法单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呈现出多元化，但是德育教育的内容还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导致了学生出现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在针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也没有根据学生的具体思想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学生的德育教育方式就是填鸭式的教学，学生长时间的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就会产生逆反心理，不愿意学习，甚至很多老师在德育教学中只是注重正面教育，对于负面的东西选择逃避，所以学生不能对负面的思想形成一个更好的认识，尤其是在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这种德育教育方式自然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五)德育目标过于理想化。

在德育教育的初期制定的目标没有经过全面的思考，将德育教育的目标定位的过于理想化，希望通过德育教育大学生能够重新认识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但是却忘了结合社会的发展情况，学生的接受情况综合考虑，导致了在德育教育中脱离的学生的实际情况，脱离了现实的发展轨迹，最后学生的德育教育结果和目标之间就会出现很大的差距。

三、符合马克思科学发展观的高校德育教育

(一)加强德育教育理念创新，增强德育教育时代感

马克思的科学发展观中指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个社会是一个联系的整体，因此要用发展的观念看问题，不断创新教育理念，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与马克思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

1．人本观念。

马克思在科学发展观中指出要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在高校的德育教育中要重视学生的价值，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要立足于学生，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要解放学生的观念，让学生的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在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时，工作中就要充分的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理解学生，注重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同时又要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让学生在德育教育中得到全面发展。

2．和谐观念。

马克思的科学发展观中强调了和谐的观念，要求人要与社会发展相和谐，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在高校的德育教育中同样要坚持和谐的教学理念。在工作中做到德育教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相协调，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素质的统一和谐发展，更加注重德育教育方法、内容等方面的和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培养出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3．开放观念。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中指出，整个社会是一个联系的整体，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就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联系加强，各国的发展都是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完成的，开放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主旋律，所以高校在德育教育中也要坚持开放的观念，在德育教育中吸收和学习其他学校的先进经验，再结合本校实际，采取适合本校德育发展的措施，通过这种开放式的德育教学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果。

(二)加强德育教育内容创新，增强德育教育针对性

马克思科学发展观指出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所以要用联系的观念看问题。在高校的德育教育中，不仅要转变德育教育的理念，还要加强德育教育内容的创新，这样在德育教育中才能更加有针对性，才能增强德育教育的效果。

1．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和信念一个国家能够团结在一起的精神支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的中国梦，这些思想的产生都是凝聚着中国人民的理想和信念。在高校的德育教学中要让学生认真学习这些重要的思想，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认识，让他们用科学的思想武装自己，让学生通过理想信念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民族精神教育。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加入民族精神的内容，可以让学生时刻谨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时刻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己任。中国的民族精神表现在抗击非典时候的万众一心，汶川地震的同舟共济，零八奥运的顽强拼搏……这些民族精神的传承将会让我们的民族更加团结更加强大。

3．非智力因素教育。

在以往的高校德育教育中忽视了包括心理素质、人际关系、自信心等在内的非智力因素的教育，所以在现在的高校德育教学中要加入这些非智力因素的教育，让学生的情商和智商共同发展，让学生拥有更加敏捷的思维，能够更好的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对自己拥有自信，遇到事情能够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三)加强德育教育方法创新，增强德育教育时效性

高校的德育教育除了转变教育理念、创新教育内容之外，还要注重教育方法的改进，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德育教育的开展。

1．主体教学法。

以往的教学都是老师向学生讲述，学生被动的接受，所以教学效果并不好。现在的大学生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所以在德育教学中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充分参与整个教学过程，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让学生通过学习转变学习态度，更加主动积极的参与到德育教育中来。

2．网络教学法。

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在德育教学中可以采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利用网络资源、采用网络技术，进行更加生动的教学，让学生通过听觉、视觉等的不停转换，真正投入到德育学习中，同时老师利用网络的丰富资源加强对学生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的锻炼，让学生形成更加清晰的价值观，拥有更好的自律能力。

3．活动感染法

德育教育光靠课堂理论讲述是无法让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优秀的思想素质的，高校德育教育应该和活动相结合，让学生在活动中接受教育。学生的思想品质的形成一方面需要课堂的理论教学，同时还要通过在实践中反复体验，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在学校的实践教学中可以将德育教育通过各种文艺活动和体育活动表现出来，学生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丰富自己的情感，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

4．管理教学法。

大学生大多数已经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能够独自承担责任，所以在大学的德育教育中，要在教育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将教育通过管理表现出来，在管理中落实教育，通过管理和教育让大学生养成好的思想品质，同时学校也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保证学生的合法权益和学生管理中的公平、公正。

(四)加强德育教育机制创新，增强德育教育主动性

在新的时代，高校的德育教育要根据马克思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建立科学化的教育工作机制，这样才能应对各种新情况，加快高校德育教育的发展。

1．管理机制。

一个好的管理机制是高校施行德育教育的前提。高校应该根据中央的相关文件，结合本校德育工作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管理机制，让德育教育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让德育工作形成以校党委统一领导为主，各个二级学院党委和其他各部门相互配合的格局，做到全面协调，统一进行，共同促进全校德育工作的发展，为德育工作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评价机制。

德育工作的评价机制要坚持辩证统一的关系，在评价的过程中既要发掘德育工作的优点，为德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动力，为以后的德育工作积累经验，同样还要找到德育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完善以后的德育教育工作。只有坚持辩证统一的评价机制，才能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及时发现不足，及时调整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才能让德育教育达到最佳的效果。

3．激励机制。

建立激励机制保证德育工作的顺利进行。科学的激励机制可以充分调动各个部门德育工作的积极性，让各个部门能够更好配合，在德育资源分配中兼顾各个部门，让教师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德育素质和教学水平，更好的为学生服务，将德育教育从被动接受的地位转向主动去做。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5

一、“三化合一”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历史抉择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化合一”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历史抉择。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不仅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第一个详细的实践纲领，而且为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并对之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政治立场与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近代以来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密切相关，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国道路而作出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始开技术层面的变革；洪秀全、洪仁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始开经济领域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始开制度层面的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参照欧美经验，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建立体制完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治国方略。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仅学习西方理论而且付诸实践，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实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但都失败了。这在客观上为人们接受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思想土壤。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然而，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这里，有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具体实际即中国国情的问题，也有如何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原理的问题。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分析实际问题”［1］。这就需要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从而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并且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同时也要使中国革命经验与历史文化实现由实践到理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而推进中国传统与历史文化的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运用、在创新中发展。这种科学创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需要。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与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并深刻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考察、分析了中国社会历史和民族的特点，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阐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和异民族语言变成了中国民族形式和本民族语言，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语言，创新表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与方针政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进行了第一次历史性总结。［2］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构成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创新，构成了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国社会新生产力的增长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构成了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则构成了思想产生的思想条件。它抓住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中国革命和怎样进行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内容、动力、领导、前途、步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治军治国等多方面的完备的科学创新体系。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第一次初步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借鉴，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依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而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和回答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与理性基础。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边疆，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智慧结晶。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以及一系列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到了又一个新阶段。19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如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更为突出、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带来的强大冲击波等，这些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新的巨大困难和压力，这些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而新时期党的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些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特别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差，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党性观念淡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行为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膨胀，消极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甚至被丢掉等，这些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现实依据［3］；而我党由过去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由过去受到外部封锁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对外开放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种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带来的高难度历史课题，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法理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又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又一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全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对我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它针对的是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整体适应了新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新环境和新条件。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根本依据，旨在使我们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提高全党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立足我国新世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现实基础，旨在使我们从容应对经济体制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革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正确判断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方向与阶段特征，激发发展的巨大潜力与广阔空间，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领域，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进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之路；立足于科学总结当今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借鉴，旨在使我们顺应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吸收并利用世界各国发展的先进思想与实践成果，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顺利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战略任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它在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等整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上，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发展原理，全面体现并深化了我党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质；科学发展观在各个方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品格，从现展理念上验证了我党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与科学实践观的内在统一，再一次丰富发展了我党的科学创新体系。［3］

我党90年发展的光辉历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我党几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90年的传播史、运用史、实践史，就是它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史，也是它科学地实现“三化合一”的创新史［4］。更重要的还在于，我党的理论创新是一种立足于实践的科学创新，她不断求立足国情、与时俱进、把握规律、开拓进取之真，务以人为本、执政兴国、科学发展、促进和谐之实，使我们的思想行动符合时代要求、人民期望，真正赢得并见证于时代与人民。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是实践，其发展依据是实践，其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就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这一实践创新过程也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开辟广阔前景。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旨在及时回答当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科学指导。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以新思维、新方法对之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努力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吹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号角，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二、植根实践沃土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现实诉求

从学理上看，作为一种集时代智慧、实践升华、科学总结为一体的创新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势必随着时代的改变、实践的扩展、科学的进步而不断获得重大发展，其彻底的科学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脱离实际的抽象思辨体系，更不是不结果实的精神花朵，而只能是永远面对现实世界、实际生活，关注和研究时代课题并科学总结实践经验而提出的创新体系；实践性、开放性决定了它不是什么宗派主义体系，更不是什么狭隘经验主义学说，而是在实践中生成又在实践中发展的“实践唯物主义”；坚定的革命性、批判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什么故步自封的僵化体系，而是具有自我批评意识并根据时代变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而不断革故鼎新的“文明的活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当代探索中不断获得新的力量、采取新的形态、获得新的生机。正是由于它自觉植根于时代和实践的沃土并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科学创新，它才能成为一种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创新体系，并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活力，非但没有结束真理反而开辟了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广阔道路。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创新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获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之统一的，它能够把严格的科学性同鲜明的革命性紧密结合。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不是任何新的提法、新的论断、新的举措、新的概括都可以称为思想创新的，只有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理论上不断开拓新领域、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做法和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谱写新的理论篇章。

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作为一种创新体系，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去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它也从不主张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只希望在紧密结合实际中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在笔者看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之做出变革；只有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及其发展规律，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它的现实生活基础生动地结合起来，不断实现科学创新。［5］诚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多种实践、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最新变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科技革命的巨大影响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一切都向当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考验，使得我们必须在坚持其理论原则和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在与马克思主义原生态的理论观点保持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前提下，按照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的创新机制对之进行科学的当代构建。若离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本真精神和思想精髓搞创新，就会失去根本、流于空谈；若背离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规律搞创新，就会使其迷失方向、自我消解；若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本性与实践品格，一味标新立异、空想杜撰，或者生吞活剥、食洋不化，就会彻底丢弃、消解创新；若不把理论创新服务并落实于实践创新，就会失去理论创新的科学内涵与真实意义。

思入生活本源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现实基础。［6］回顾党90年的发展历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不断科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历经了一个由浅到深、由感性到理性、由少数人认识到形成全党共识的发展过程。基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内在要求的正确把握，我党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正确的理论创新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而生成，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是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深刻内涵就在于，强调我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特征相结合，与处在变化时代中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对时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不断用新内容、新思维、新语言写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和完善。实现理论创新，尤其是推进它的科学创新，这是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关键步骤,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形成与发展的根本需要。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的当代意义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即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的发展历程，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所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生机与活力就在于始终坚持理论创新的科学性，党90年的历史经验说明，注重理论的科学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的科学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与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这里强调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前提、是关键，其他一切创新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不能停顿，不停顿就是需要大胆创新。这里强调的“理论创新”，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够为人们认识真理指明方向和开辟前进的道路。”［7］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出现失误。在新的形势下，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又不同于其他方面的创新，这种创新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为了进行科学的理论创新，必须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勇于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革命首创精神；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从那些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必须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历史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观念划清界限，从对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制约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各种旧思想、旧做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旨在与时俱进地使党的全部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科学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抓住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找准历史方位，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发展阶段，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时生了巨大变化，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情况变了，时代问题不一样了，解决问题的理论、思路、方法和措施也就不能不变；科学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方针，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新规律、新趋势，并依据对新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做出我们的行动。为此，必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科学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创新，既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又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要求，把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创新正确地反映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律，使我们的实践活动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避免误入歧途和劳而无获。科学地创新马克思主义，还必须开拓进取、大胆创新，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路来，甚至在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来。不开拓就走不出一条新路，不创新就达不到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创新，永远在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将随着党的事业的宏伟发展，谱写出最新最美的华章。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068.

［2］ 李公允.解答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兼论思想的主要理论贡献［J］.沈阳大学学报，2010（2）：5.

［3］ 朱新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科学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的创立为例［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6.

［4］ 朱荣英.马克思主义当代语义的虚假营造与“三化合一”走势――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整合及其未来趋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5.

［5］ 顾玉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J］.江海纵横，2010（9）：25.

［6］ 朱荣英.思入生活本源 引领时代前进――对哲学与时代双向互动关系的若干思考［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822.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6

实践的概念来源于西方哲学中的希腊文，具有“活动的、积极的”意思。但在此基本上大家都是按照一种道德活动来理解实践。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认为，实践理性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进而使人达到自由。黑格尔吸收了康德的有关思想，把劳动、实践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论述，认为劳动是一种对象化活动，劳动产品就是人能力和潜力对象化的实现，因此实践与劳动有关系。实践是主体“凭借主观的内在本性，以规定并改造”客体的活动。黑格尔虽然提出了实践概念，但是他讲的实践从根本上是抽象理念活动，而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只是这种抽象理论活动在世界实现自身的一种手段。究其实质，和康德一样，只是把实践限定在了伦理范围内。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精神性的实践，由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是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人，认为生活无非就是吃喝、享受对象。所以他将实践理解为生活、行为、现实、事实等的感性活动。而且他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所讲的实践是一种人有目的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把“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

（二）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新视野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事物、感性，而没有从人的主观方面，从人的感性活动方面，从实践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将实践定义为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并且立足于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实践，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

1、实践基础上的新自然观

在旧唯物主义自然观中，自然界看做与人的实践活动毫无关系的直观对象，是一种人之外的纯客观自然。这种看法虽然肯定了自然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但是缺乏主体的能动作用，割裂了主观和客观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构成了统一体，“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质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

2、实践基础上的新历史观

之前的一切社会历史理论中，都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第一性东西，并不知道社会存在的真实含义。马克思以实践为视野，以人的现实存在的范畴去理解，把人看作是处于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人，然后从这种现实的人及其他们的物质活动出发，去解释探究人类社会的本质、进程和规律，从而破天荒的把社会历史观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3、实践基础之上的新认识论

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主客观、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的基础。”“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说明想要认识事物必须要经过不断地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也运用到认识论中，客观世界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认识活动也是辩证的发展着，一个正确的认识必然会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的过程。

二、科学实践下的当代中国顶层设计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强调认识世界要“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出发。这一原理告诉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事实的本身、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实践，是有目的、有效率的活动。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7

一、实践观是与思辨哲学区别的依据

首先，实践与思辨的区别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之前的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区别。“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不同于思辨哲学构造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基于现实的。比如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由“绝对理念”的概念出发构造了一个体系，根据这个体系来增删历史事实使人类的整个进程能符合于这个体系。这样的体系，不管是黑格尔的或是其他什么人的，注定只能歪曲地解释过往的事情，对于指导现在的行动或预测将来的事情无能为力。历史趋势在它发展的进程结束之后总结出来是很便当的事情，可在发展过程中就作出判断则很困难。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试图立足实践，在千头万绪中理出历史前进的脉络。从某种意义上说，思辨哲学史任意的、不实用的，而马克思主与哲学则是确定性的、实用的。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其他的哲学受统治阶级的影响更深，某种意义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阶级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虽然不能说统治阶级的精神力量控制了所有人，至少它影响了所有人，每个人甚至是反叛者都无法脱离他的文化环境，而这个环境中统治阶级的影响显而易见。此时，立足于实践的分析，从实践中生发出来的哲学体系就比从浸淫在统治阶级思想中的头脑里生发出来的哲学体系更加客观，更有说服力，甚至更能代表正确的方向。当然，即使从实践出发，也绝不可能完全排除文化环境的影响，但我们可以依循实践的思维认清这其中需要警惕的部分。

二、实践观是唯物史观的理论起点

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那么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起点、认识论的基础以及革命的前提。上文已然提及，唯物史观并非由某种假设如“绝对理念”推导而来，而是由实践的观点生发出来，在历史现象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天和于人，实践是环境和人的改变的共同基础，而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客观世界是活劳动即实践的结果，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总之，不仅实践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实践也是改造现实世界的途径。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马克思认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无涉英雄的历史观，在他那里，人总是以群体的面目出现的，很多人、一个阶级才能形成一股力量而单独的个人是无法改变历史的；甚至在他的历史发展的蓝图中，单独的梦想和感情的力量也是很难看到的，思想只是实践的附属品，个人意识是社会的产物，语言是实践的，语言或意识只是由于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也就是马克思认为即使是不论是多么特别或多么个人的意识，其本质都是社会性的；宗教或政治只是呓语，是需要和生产方式把人们联系起来而创造历史而非宗教或政治。不过正是因为如此，实践才能担负起影响历史进程的使命，我们才能相信实践理论上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效果，才能为这个世界设计共产主义的蓝图并一步步实现。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直观的，它不了解实践，单从客体方面理解认识，认为认识只是简单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唯心主义只强调主观意志，抽象发展了能动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是实践的，他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去理解认识，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强调认识DD改造；克服唯心主义的抽象性，强调客观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还发展出一条认识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真理深入人心，在此不做赘述。

三、实践观是革命的前提和理论依据

马克思创造实践哲学即是为了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则要通过革命。不仅现实物质基础只能通过实践，通过革命；消灭意识也只能通过实践：“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思辨的批判不是不重要，但往往只能影响智者，非常小的一部分人，如果仅仅靠这一小撮人，是无法撼动社会的。

实践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分工尤其是社会分工引起个人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不平等的分工带来不平等的分配。统治者常常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实际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明显是与所谓普遍利益相分裂的。分工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而我们只有消灭分工即消灭私有制才能解除这种不平等。消灭分工必然通过革命。实践的唯物史观同时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虽然确实在过去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但它现在已经没有革新的力量了，是时候通过实践通过革命结束资本主义的使命了。所以说，在实践的世界里，必然也只能靠革命改造世界。

四、实践观是自由价值的前导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有着人文色彩的实践。“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虽然马克思总是谈论解放要用实践的、现实的手段而不是用思想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要求思想的解放，而是他认为现实的解放可以自然而然的带来思想的解放，他的落脚点还是在“解放”上面，现实的改变带来思想的改变，而关注思想则是一件有人文关怀意味的事。

这世界上有两类思想家，一类认为人的本性有难以改变的缺陷，只能通过制度约束，这些思想家大多支持资本主义制度；而另一类思想家则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善人性，马克思无疑属于第二类思想家。“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实际上相信，通过有朝一日消灭阶级，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自由，拥有美好的人性，换句话说，他相信世人中就能成为自由的人，善的人。“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人θ说陌削一消灭，名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消失。”同样的，马克思坚定不移地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对于这种和而不同的境界的追求和期待实际上显示出马克思对于人类的命运怀着乐天派的态度，这是一个颇为宏大的愿望，也是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愿望。所以我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是颇具人文色彩的，而非像它理论表面表述的那样冰冷客观没有感情的。

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方法在现今应该向更加实证的方向进步，人文学科普遍存在问题在于很难让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总可以提出反面的观点，毕竟比起确定的物理现象，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复杂得多也变幻莫测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实际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用事实而非猜测、臆想研究历史，研究认识。如果我们可以让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像方程式的证明一样无可辩驳，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就能跨出重要的新的一步。当然，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或者可以说相当有难度。面对这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要用实践的方法去解决，而不是钻进故纸堆研究、比较、分析、总结，没完没了。只有运用实践的方法叩问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

五、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人学意义

马克思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揭示货币本质是一种人格化的社会关系，同时指出商品交换从表面上看是货币交换，但实际上却是劳动与劳动交换，这体现了人对他者的尊重和认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内在本质的人学内涵：货币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是人对象化的产物。它负载着人与人之间经济联系的职能，引导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行为。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货币是一种凝结了人类无差别劳动、负载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力量，是人格化的社会关系

（一）人对货币的认同与货币对人的解放

马克思指出：“人们之所以总是信赖货币。那是由于它具有社会的属性，而货币之所以拥有社会的属性，是因为它凝聚了一般人类劳动，它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货币不是人与人认同的原因。而是其外化的结果，即不是因为有了货币才有人对人的认同和信任。而是由于有了人对人的这种认同和信任，才有可能产生对货币的这种‘信用’。”

在早期人类社会因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还不具有独立性，个人只存在于血缘或宗法式的共同体中，人的存在形态自然也表现为人对人的依赖。随着生产与交换的发展，货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了固定充当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也就成为一种支撑人独立的物质力量。

（二）货币对人本质的物化

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本质实际上首先不是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在这里“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而活动、在人之上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已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就意味着人只有通过货币的形式才能取得社会的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致使货币的存在和价值高于人的存在和价值。

六、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中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经济发展较之改革开放前有长足的发展，丰富的物质产品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眼球，攻击着我们脆弱的抵御能力，瓦解着我们的信仰。理想的丢失、精神的紧张、思想的空白、心理的焦虑、人与人关系的冷淡，都是现实问题，亟需解决。物质文明越是高速繁荣，人们的精神越是出现空虚，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越是质疑。货币，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但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消除货币，那么就得正确的对待货币。面对日趋一面性的社会，我们应该用心灵感受事物微妙的差别和独特的特征，摆脱货币和理性对人的异化，走出“单向度的人”。

参考文献：

[1]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陈会伟.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态文明观[J].2011

[3]黄爱华.货币哲学“中性”概念之研判[J].探索.2012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8

一、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实践观主要来源于黑格尔实践观和费尔巴哈生活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实践观的确立，是他清算了过去哲学信仰的结果。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有两个过渡期：在1844年，马克思已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世界观）、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政治）的过度。思想发展史上，正处于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前期。随着世界观的不断转变，马克思的思想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点。他在《提纲》中批判了旧哲学不了解实践的伟大意义，因而走向直^论或唯心论；科学地阐述了时间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

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的实践观

在《提纲》中，马克思就自己多年来对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概括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开始用科学的实践观去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以后各条的内容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所展开的。

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实践的意义，它只是从客体的或者只管的形式去理解事物。旧唯物主义不是把反映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主观能动活动过程，不是理解为实践活动过程。一切旧唯物主义者把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直观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他们不懂得人们的认识对象同时又是人们的时间对象、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反映客观事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实践既是人们所特有的主观能动过程，又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过程、旧唯物主义对这些根本不理解。

和唯物主义相反的是，唯心主义只是抽象的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它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无限夸大了意识的能动性，把实践活动排斥在了认识论之外。

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也就是说，人的思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是不是客观真理，归根结底只能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提出的这个论断，是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马克思总结哲学史上的经验教训，尖锐的指出了：“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也就是说，离开实践谈思维的真理性问题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实践范畴纳入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把实践看做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作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一种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

实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全部理论的枢纽。因此，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范围，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著名论断。要理解人的本质，就必须把人作为从事实践活动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来理解。因此，研究人的本质，要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体上来考察。在全部阶级关系中，生产关系是基础，它决定其他社会关系，而其他社会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集中表现为阶级关系，人的本质也是阶级的本质。同时，社会关系又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人的本质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人们不同本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命题，既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研究探索人的本质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质的观点，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进一步对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旧哲学，不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它们都轻视或无视了实践的作用，把实践排斥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外。由于他们不懂得实践的意义，不懂得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加上其阶级局限性，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即或者通过抽象的理论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辩护；或者用某些进步的理论去批判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而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武器。马克思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只能在改造世界中实践，而认识世界的目的就在于改造世界。

总之，马克思从时间观点出发，科学的解决了哲学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关于什么是判定认识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问题。《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它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就哲学的决裂，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建立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科学的实践观，同唯心主义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从而为建立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践观是整个《提纲》中的思想灵魂，也是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集中表现：一是把时间作为认识的基础。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彻底战胜了“不可知论”和一切唯心主义。二是把实践引入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实践的概念，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点的创立，引起历史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马克思用科学实践观点作指导，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实现了历史领域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实践观点分析人及社会生活的本质，人们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因此，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活动本身。人类社会要延续下去，就不能停止生产。因此，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赖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活动方式。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他的第一个伟大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马克思出丧礼的唯物史观正确地揭示了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把唯物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李驱逐了出去，从此有了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

2.马克思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点，以实践作为观察和处理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全面解决了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本原性的关系，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实现了哲学理论观点的根本变革，创立了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崭新的哲学――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为原则，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主体与客体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自觉地从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本原性的统一联系出发，去解决这些相互关系问题，从而科学的可解决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克服了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片面性，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统一起来，创立了真正科学的、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性质的革命性变革。

3.科学实践观的创立，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实践观点，决不仅仅是用以回答认识的基础、来源和真理标准等认识论问题的一般性原则，而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即从实践出发去观察、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一种思维逻辑。马克思把实践观点作为自己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把它提升为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解决人的本质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长期以来哲学纠纷不休的种种矛盾问题时，都以实践作为基础和出发点，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9

但是这样一种将世界观与方法论等同起来的观点，忽略了指导人们的世界观所具有的一般性，即如果要使其成为具体性的方法论还要经过科学的转化，从而使其转变成特殊性的环节以适应改造世界的需要，做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这样才有可能成为贯穿人们的实践过程、起指导作用的方法论。其次，传统哲学教科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物质世界观。它追求的是世界的始因，通过把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思维都消解还原为物质的方式，试图建立一种世界万物都统一于物质的世界观理论。在这样的世界观理论下，支配人们活动的是自然物质的运动变化规律，自在物质的实体性和客观性在此得到了空前的强调。这样一种世界观虽然可以精确地描绘物质世界的运动，但是如果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也把这样的世界观当成方法论来指导实际工作，就会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人以及人的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究其实质，这种世界观是敌视人的世界观，在其中人被当作物，人的一切都会作为无关于本体论的无意义现象，像杂草一样从这种无垠的广袤之中被彻底清除掉。最后，传统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既唯物又辩证的，强调唯物是相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而言的，强调辩证是相对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而言的，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所进行的理解，而不是基于马克思本人的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理解。依据这种理解，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是通过简单地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所进行颠倒、结合而形成的哲学。因此，综上所述，基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这种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解，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使得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只实现了对事物“真值”的追求，而忽略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是对“真”、“善”、“美”的统一性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的理解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也就是说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对对象的理解不能只从客观的或者主观的方面去理解，而要从主客观相互统一的基础上去理解，从实践上去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义”所在。因此，为了和传统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区别，我们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它要求我们要立足实践，即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这一命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走出困境，在现实的活动中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传统哲学教科书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所做的理解，存在着种种缺陷。而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是就其区别于古代本体论哲学和近代认识论哲学而言的，它是应用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所进行的理解。首先，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思想”，是在显层态上从实践理解而形成的世界观即实践的世界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它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物质世界观，而是指“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的世界观，是立足于实践的本性和规律、从实践理解属人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理解、把握属人世界———实践存在的理论成果和表现。”［2］194

这种实践的世界观不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而是通过实践把整个自然界、社会和现实的人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实践是生成现实世界的“道”和“理”与内在规律。它虽然也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即承认自然界在时间上的优先性和客观的外在世界即自在世界，但是这个自在世界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5］因此，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世界是与人有关的，是在人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属人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在自在世界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却是人类的实践对象化的产物，它“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197因此，用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理解，才能体现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中体现的概念、观点和范畴才具有科学的方法论的意义，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义”的所在。其次，它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本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逻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即实践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指“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的方法论，是立足于实践的本性、规律和逻辑，从实践理解属人世界的方法论，是从实践去思考把握存在、诠释评价存在，实现思维和存在统一的方法和逻辑。”［2］198这是隐层态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一种规则性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魂”。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理解才能体现用马克思本人的精神来思考问题。所以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所作的理解，才能在主体改造客体的双重对象性活动中，体现出主体的主体性，才能明确地表达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取向，即追求“真”、“善”、“美”三者的有机统一。#p#分页标题#e#

在传统的教科书中，一般强调把世界观的观点和理论直接运用到解决现实的问题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就是对世界观的直接且不做任何改变的应用。所以马克思主义新哲学针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世界观与方法论关系解释上的缺陷，做出了全新的阐释，即实践世界观和实践方法论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的对立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及其与实际的联系程度不同上面。实践的世界观是从实践理解形成属人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一般要经过向实践观念的转化才能指导实践活动。实践的方法论是从实践理解属人世界的方法论，是从实践思考把握存在、诠释评价存在，是实践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方法和逻辑，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根据这种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提供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以解决现实问题。从统一性来看，二者的理论前提和理论目的是一样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实践世界观和实践方法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来看，是“思考”决定“思想”———即所谓的“方法论”决定“世界观”。因为形成属人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的前提是从实践进行理解。这种方法论不在世界观之外，而在世界观之中，即只有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才能形成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进行理解的正确观点，才能实现正确的世界观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指导。另一方面，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来看，是“思想”决定“思考”———即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在实践的世界观中，一般的理论、观点，由于它的一般性、抽象性不能直接地指导具体的问题，但世界观中的概念、范畴、观点、理论体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从而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中体现方法论。所以，作为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使我们纠正了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使其凸显出真正的“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10

一、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价值哲学三重体现

科学发展观是是我们党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国内外发展问题之经验教训基础上凝练出来的。职是之故，作为内含于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哲学，无疑是科学发展观的滥觞，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价值哲学的递进。

（一）科学发展观中的马克思实践价值。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凝结出的一个具有根本性指针的理论创新，是在总结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新世纪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临诸多难题：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面临挑战等，新实践催生出新理论，实践中的新难题是科学发展观之孕母。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凸显的掣肘因素和突出矛盾，并通过总结马克思的实践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职是之故，科学发展观是实践的产物，这内含了马克思的实践是理论认识的来源这一价值哲学。马克思实践价值哲学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这说明，社会实践是人们获得理论认识的源泉。理论发轫于实践，正确的理论认识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反之，任何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理论文本，都可以在人类的物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物质实践的诠释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从中探究出它们产生的根源。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绝非凭空产生，而是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因而，社会实践及其在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难题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源泉和动力，这在实质上体现了马克思的理论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实践价值哲学。

科学发展观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3]。强调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实践的指导是囿于：一、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其价值，进而促进社会发展；二、实践是检验科学发展观正确性和科学性的标准。这内含了马克思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关系原理。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阐述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马克思把实践看成物质力量，把理论比喻为“批判的武器”，认为，理论游离于实践之外，就变成纯粹的经院哲学，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用理论掌握群众、指导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这恰是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的原因所在。在其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实践价值观，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6]这表明，任何关于观念和文本、真理和谬论的争论，一旦脱离实践这一标准，就毫无意义，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这，正是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的关键所在。科学发展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才能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和顽强的战斗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要用来指导发展，这体现了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马克思实践价值哲学。

（二）以人为本中的马克思主体价值观。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同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人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整饬和升华，深深打上了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的烙印。坚持以人为本，首先要充分肯定人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胡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体是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7]。人是改革的主体，也是发展的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追求，因此，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车轮前进，就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这与马克思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8]是一脉相承，马克思坚信，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这与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在本质上相一致，都把人看作是社会和生产活动的主体，都承认人民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主体和动力。因此，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体价值创造性运用和理论深化。

其次，坚持以人为本，必须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胡锦涛同志强调，“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10]，“要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因此，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始终坚持执政为民，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和利为民所谋；始终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着眼点。

胡锦涛执政为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从现实的人出发，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与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价值哲学的主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人的异化，进而建构他的的共产主义人学思想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12]，之后，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又进一步强调：“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3]；“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私利”；“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4]。由此可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的归宿，为绝大多数人谋求利益是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执政之根本目的，这是胡锦涛执政为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滥觞。综上所述，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的承递，蕴含了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

（三）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马克思和谐价值理念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事业在指导思想上的新飞跃。面对新世纪出现的新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和谐社会”思想。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5]，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社会的和谐，这一伟大构想与马克思和谐价值理念一脉相承。

构建和谐社会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和谐价值理念。革命导师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和谐社会”这一词，但和谐却是马克思价值哲学的本有之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阐述了他视阙中的共产主义构想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实现了彻底和谐，正像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证的：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16]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和谐”思想，奠定了胡锦涛“和谐社会”思想的哲学基础。追本溯源，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这个和谐社会，根源就在马克思。

构建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和谐价值思想的递进和升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社会和谐的彻底实现，但迄今，中国还处于并将初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未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产品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的社会高度。面对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会制度还不完善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甚至激化的现实国情，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它是把马克思和谐价值思想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立足于国情，在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现实要求的基础上凝练出来的，实现了马克思和谐价值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其次，构建和谐社会思想是对马克思和谐思想丰和发展。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本质属性进行系统的论述。胡锦涛同志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创造性地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7]这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创新，是对马克思和谐思想的丰富和递进。

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价值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价值哲学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价值哲学的创造性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的执政理念的新飞跃。马克思主体价值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的意愿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进而，作为执政党，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执政的根本目的所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总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共产党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和利为民所谋；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有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 “靠谁执政”、“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这一根本性问题，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是对马克思执政理念的递进，实现了马克思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价值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马克思的价值哲学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进而经济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以及其他一切发展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系统论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时代在发展，社会发展方式亟需不断创新。面对新时期在发展问题上出现的一系列新难题，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战略思想，指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要切实按照科学规律来谋划发展大计，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在发展方式上的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价值哲学在社会发展方式上的新突破。

[1]张澍军.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2.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104.

[3]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5-27.

[]4[5][6][14][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58-59，59，283，294.

[7]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4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

[10] 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R].2007-12-17.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2007-10-15.

[12][1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3，81.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11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我们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时，总是既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又回答“怎么做”的问题。通过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为改造世界的活动奠定基础；通过回答“怎么做”的问题指出应该遵循的行动规律，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回答“是什么”和“怎么做”，恰恰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因此，要寻找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首先就一定要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科学的方法论必然和科学的世界观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最科学最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就必然树立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没有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就不会有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论，就不可能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起到积极有效的指导作用，就不可能帮助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获得成功。因此，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打牢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找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实践，才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达到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并不是简单直接的同一，世界观只有用来指导实践时才能表现为方法论。世界观虽然包含着方法论的功能，但却不能直接成为方法论，而必须要经过实践这个“中介”，即在实践中运用这个世界观的理论，在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得出具体的方法论。

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直接体现

有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寻找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要发挥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正做到为我所用，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剑不磨不利。武器是用来武装自己打败敌人、达成自己的目的的；存于储藏室的、上不了战场从而作用得不到发挥的武器，发挥不出武器的作用和价值。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用于指导生活实践，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一武器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方法论更不是空中楼阁，它是落地开花的活生生存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实践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一门务实的科学，它既不应该被束之高阁，也不应被视作纸上谈兵，对待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定要有一点“拿来主义”，有一点“实用主义”，使之真正成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实践工具。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内涵丰富，方法科学多样。我们要过江，到达彼岸的途径多种多样，需要我们选择。从山脚到山巅，中间有多条山路可以攀爬，有数段山路配有缆车可供乘坐，而我们要既节约体力又花费较少金钱到达山顶，就需要我们对各条路径的多种通过方法进行组合、优化。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时也是同样，也需要我们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而进行多种方法的选择、组合和优化，以尽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大效益达成我们的目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实践，并不是只使用一种方法来指导，而是多种方法的运用；不是多种方法的简单重叠使用，而是根据实践的具体阶段、具体情况而对多种方法的取舍和灵活运用。实践证明，只有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工作，我们才能在繁杂的工作任务、众多的矛盾和复杂的现象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行动方向，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实践，关键是要协调好、解决好各方利益关系

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一切社会矛盾运动和发展的最终动因。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最根本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实践，也就是要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使各利益方尽可能都满意，最终达到全局的和谐。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12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观

1旧哲学本质观

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本质观有客观主义本质观、主观主义本质观和人本主义本质观。

旧唯物论哲学的客观主义本质观从客体、客观性方面探寻事物的本质。唯心论哲学的主观主义本质观从主体、主观性方面探求事物的“自为”本质。人本主义本质观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起源于洛克，中经爱尔维修，到费尔巴哈达到典型形态。洛克认为人们关于物体的第二性质（色、声、味）的观念是凭借物体的第一性质（大小、形相、数目）的能力在人的心灵中引起的观念。爱尔维修以人为中心，用对社会是否有利衡量个人行为本质的善与恶。费尔巴哈是人本主义的典型，他认为人和自然一样是第一性的东西。

2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观

马克思的实践本质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观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逻辑中，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过程就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事物的实践本质的不断展开过程。实践本质说明“事物”是社会历史的存在，是在实践关系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本质观确立了实践对于本质生成、发展、认识的重要作用，找到了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原则，从而又反作用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使实践本质观成为认识事物实践本质的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本观

1旧哲学人本观

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哲学人本观脱离人的实践本性，不从人的实践本质去思考和理解人，主要有本体思维方式人本观、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人本观、思辨思维方式人本观和人本思维方式人本观。

本体思维方式人本观是把人和世界万物都看作是上帝创造的或自然生成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人本观用自然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的存在和本性，把人的本质归结于自然本性或理性。思辨思维方式人本观认为人不是上帝和自然创造，其本质在于人是“自我意识”或“理性”的产物，甚至认为人本质就是思维或者精神。

2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本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观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思维逻辑为根本特征的人本观，从实践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考察人的本质就必须考察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指出了物质生产对人的本质和整个历史决定性，必须从作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去说明人的本质。实践人本观不但肯定了物质生产对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还注重在社会关系中考察、理解和把握人的本质。

二、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

实践本质观和实践人本观的产生是同一过程，实践本质观的最终形成依赖于实践人本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属人世界观理论必然承认属人事物的发展，属人事物的发展必然是属人事物“本质”的变化，人的发展也必然是人本质的发展，要遵循属人事物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要做到实践本质观和实践人本观相结合。

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在实践本质观教育中体现实践人本观，在实践人本观教育中体现实践本质观，从而使受教育者懂得实践本质观是实践人本观的内在要求，实践人本观是实践本质观的深化和在“人”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做到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观中体现实践人本观，人所认识和改造的事物是实践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所以在实践本质观中肯定事物的本质必须肯定人及其实践的地位。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本观教育中还要体现实践本质观。要真正理解实践人本观，必须找到形成实践人本观的基本方法和途径，这就须对实践本质观有正确而准确的把握。

三、运用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1背离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质观的问题

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在“本质”问题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实践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属人事物及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论，也是科学的方法，所以要把实践本质观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坚持实践人本观，教育者要充分认识实践本质观的重大意义，向学生讲清实践本质观的内涵和创新价值，使学生理解、接受实践本质观的理论和方法。

2不从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问题

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还未能解决教育层面的偏差问题，主要是强调哲学教育的工作价值，用统一的教学模式束缚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不能主动地得到发展，反而变得因循守旧，盲目排斥这种哲学教育，结果适得其反，这种教育偏差所反映的，实际上还是不了解人的实践本质。

3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脱离的问题

实施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统一的教育方法，就是在正确传授实践本质观和实践人本观的基础上，把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的结合。既要用实践人本观作为坚持实践本质观的一个范例，使学生理解实践本质观的方法和原则，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事物，去分析、解决各种问题，又要用实践本质观的科学内涵，帮助学生理解实践人本观，自觉认识人的本质的形成、发展，进而科学理解人生实践、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等相关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方法和问题还有很多，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活动，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克服传统旧哲学的缺陷，从实践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参考文献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13

一、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内容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哲学，进而转变到历史和唯物主义哲学上来，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科尔施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有哲学内容的科学理论，并且批判各个流派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误读。

首先，科尔施将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关于马克思和哲学的关系的论述描述为：“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相互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由各‘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是需要哲学的补充的，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从科尔施的描述中可以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态度，他对于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视为两个相互分离、彼此孤立的观点坚决地给予否定，并且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们完全漠视黑格尔哲学，忘记了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这些所谓的哲学家并不知道他们所批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转变到历史和社会的唯物主义观念上来。

其次，科尔施对科学社会主义取代哲学并且废除哲学的论述。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的论述基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到的必须废除哲学，以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对哲学的终结的解释等等，致使各个流派的理论家纷纷对此观点做出评价，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不需要任何哲学的基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为：“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明，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科尔施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就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废弃和消灭哲学，并用科学社会主义来代替哲学。就如同要废除国家一样，这里的国家等同于资产阶级国家。

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从科尔施的论述中歪曲地认为科尔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没有任何的直接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在没有搞清楚科尔施所谓的哲学的概念之前，他们不但错误地理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定了唯物主义的革命的辩证原则。科尔施对这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感到惊讶并解释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问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个过程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他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这和科尔施论述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反映了科尔施对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现实的关系的理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无产阶级要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但要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社会革命，也要在思想领域引领人们冲出资产阶级的束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在实践中生成并且用来与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进行争论的理论，它将最终取得胜利废除资产阶级哲学。同时，人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进行反对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资产阶级，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随着各种矛盾的化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资产阶级的哲学(即哲学)就如同马克思所讲的废除国家一样被废除。只有实现它，才能够废除它。

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哲学

科尔施高度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超越”哲学，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真正将理论与实践当作一个完整整体。他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点就是把实践引入本体论。强调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

对于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纯粹”的、观念的、非辩证的理论，科尔施进行了剖析，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史的三个局限性：“纯粹哲学的”局限性、“地域的”局限性、“纯粹观念的哲学”局限性，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本质就是这种带有局限性的哲学本身。要克服这种局限，就要超越自身，废弃自身的哲学，这是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明显感觉得到的。科尔施举例论证了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理论家由于缺乏革命实践的辩证观念而导致哲学发展的衰退。例如：在宇伯威格和海因泽的评论中，他们发现自己的这个时代“处在一种普遍的枯竭状态之中”，“日益失去了它对于文化活动的影峨”。宇伯威格解释到：“人们既厌倦了自我膨胀的唯心主义，也腻烦了形而上学的臆测，并且需要有丰富的精神养料。”对于这些衰退，科尔施认为只要资产阶级的哲学发展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形式来对待，就会以全新的形式显现出来。这些问题的出现仍然在于资产阶级哲学家固守自身的局限，将哲学仅仅局限在观念的领域之内，不愿涉足社会实践之中，去研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三阶段论”中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分析

科尔施根据他所理解的辩证法，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为线索将马克思主义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1848)：在这个阶段内，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高涨，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将自己的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其主要标志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理论，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是实践的理论。对每一个知识的分支的把握，都是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科尔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是充分运用辩证法，富有青春活力的时期。

第二阶段(1848——1990)：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被血腥镇压，人们的解放运动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的控制更加严厉，思想领域也不可避免地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不可能在这一时期仍然保持不变。从表面上看，科尔施承认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处于分离状态，但是从他对其他哲学派别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阶段他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真正理解。

科尔施认为在后期的论述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与第一阶段的马克主义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较后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虽然肯定理论和实践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仍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但是在这里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只是潜在的，表面显示是一种分离。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他解释道：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再直接涉及工人运动的实践，但他们的理论还是不断进展到从未有过的理论上尽善尽美的较高水平。

对于科尔施的论述，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纷纷给予评价，认为科尔施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第二阶段和革命实践是相互分离的，是“纯粹的”理论哲学。他们将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将其说成是纯粹的理论批判，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现实中只是对脱离革命实践的理论进行考察，是孤立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纯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家们由于传统的重压而企图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保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这种理论是全然抽象的和没有实际结果的——它仅仅企图拒绝新的改良主义理论，在这种新理论中，历史运动的真正特征被表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

面对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以及对自己的批判，科尔施以肯定的语气阐释自己的观点为：理论和实践不可割断的相互联系，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

第三阶段(1990——)：科尔施将第三阶段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的“重建”，是在长期衰退的第二阶段之后的复苏和本质的回归，这一阶段的代表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次回到第一阶段的原初状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的再次肯定，是无产阶级斗争在新的革命阶段的实践需要。科尔施认为俄国掀起的马克思主义浪潮，是以革命的形式表达了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预示着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语)，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