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篇1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最先提出实践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也是从人类活动的总体性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在他看来，对超越具体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指向。这也正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①但也许是过于注重对实践的价值属性的指认，所以他又在对实践的界定上出现了二元分离，即将人的价值指向和客体存在分离开来。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自由创造，具有强烈的自我价值的属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缚的道德选择，构成了实践的本质。因此，在其总体实践框架中，以追求人类价值的道德实践与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技术实践出现了必然的分离。从总体实践退守到道德实践，实际上意味着在两个方面的退守。一是将人类总体实践活动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单向选择中。为此，他将人的活动分为两类：实践和创制。实践是人的内心话语，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选择，创制只是完成面对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劳作活动。实践体现着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意味，创制则是现世的短暂的应对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将人类总体实践退守到极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隶主）可能在实践中找到自我，可以摆脱世俗的烦忧，也只有他们才有资质从事实践活动。而大部分从事劳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他们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们的活动只能是机械的没有永久意义的谋生手段。

正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哲学的两分法，埋下了后人以不同路径理解实践哲学的伏笔。

康德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就是同一个理路。他将实践哲学区分为道德上的实践和技术上的实践，并更注重道德实践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康德认为，真正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纯粹自由意志活动，这种活动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身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认同。这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超脱的纯粹普遍的自由理性。在康德看来，人是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人的高贵和尊严就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使人不受特定的条件所限，超越尘俗，进入无限。因此，康德进一步强化了两种实践内涵的区别，在对现实自然界的把握过程中，实践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其目的就是达到对因果规律的把握，这属于一种技术性的实践。而真正可以观照人的道德理想、确立人的终极价值指向，才是实践的最高层次和目的。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要履行人类的“至善”。

创制概念尽管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得不到重视，但随着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难以从道德的储备中自然产生，只有注重客观世界的因果变化，探索改造世界的具体法则，才能不断创造财富，推动世界发展。培根和百科全书派就开始把亚里士多德不屑的手工业和技术工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培根认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仅仅停留在道德的沉思上是没有意义的，人要面向自然，探究自然奥秘，揭示客观真理。追求自然的因果规律并将其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并不是工匠的卑微手艺，而是关系到影响人类进步的根本价值所在。知识、功用、工艺、真理成了培根阐解实践的关键词。应当说，强调实践的真理和功用价值，这当然是对的，并且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但由此消解实践哲学中人对终极价值的反思，也会使得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方式这一具有历史底蕴的概念显得单薄和片面。

马克思在吸取历史上关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总体性的实践观，从而超越了实践二元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当然必须以技术和工业为基础。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摆脱动物般的受动性，就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探究自然、挑战自然，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表达了工业和技术的历史意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格的完善，人对善价值的获取，仅靠内心的沉思和文化心理的内在提升是难以完善的，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实践在这里成为了促进人格丰富完善、人的道德提升进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本身就是人的理想、智慧、激情的释放，人的纯粹自由理性、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完善就是在客观的实践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变成了理论家”。

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人类实践行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不难看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实践哲学的二元分离，导致了发展过程和目标的偏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当然无可厚非，但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将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程度，这当然就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这种发展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一时，以至成为掌控人类发展行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充满神话般的期待。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无限的，人是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主体，完全没有必要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中忧心忡忡。但时间不长，人们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经济增长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日趋紧张，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指出，这种经济增长观将会带来全球性危机。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从总体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实践的功能，才能使人类的活动方式步入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也就是，只有冲破实践分离的藩篱，从技术创造与人的本质内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行为，才能够真正解决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人们的经济增长的冲动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发展观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应当说还有相当的难度。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已经在表明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总是以为，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社会发展是软指标。要纠正这一思想认识，从哲学层面上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离不开技术创造和文化价值选择的统一，游离于人的总体实践活动来审视技术革新创造，就必然会把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指标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归宿。

二、实践哲学与技术、制度、文化的共生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体现着一种实践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活动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相互影响，共生出一种发展文明方式。这种发展文明方式，显现出一种内在活力和历史文化传承。

马克思生活在经济增长和革命不断爆发的时代，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衍生的矛盾及其历史命运，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走进资本主义又跳出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走势，进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势，这一理论凝练，无疑是拨开了社会历史上空的迷雾，为人类追寻进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分析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制度与文化在实践基础上共生共长的深刻思考。

关于发展，目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针对浪头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的观点：一是它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二是它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危害，如社会不平等、异化现象、官僚化、心理疾患等；三是认定发展的理性主义文化基础已经失去，人的理性和对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再能包打天下了。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也针锋相对：一是低估了人的发明创新能力；二是问题不在生产方面，而更在分配上，通过合理地调整分配，不平等等问题会得以解决；三是物质性富足与自由、民主密不可分，是它们的基础；四是从理论主张的社会分层来看，限制增长、保护环境、质量高于数量等观点往往都是富人们的主张。②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跳出发展来看发展，都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诉求。

对于发展认识的分歧，无论是来自哲学理论层面还是现实问题层面，从根本上来说，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认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历史和现实指向，从中我们会发现，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疑惑，还在于我们没有完全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宏大叙事。

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总体性要求来看待发展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框图中，技术、制度、文化作为实践中枢神经左右着实践活动的纵横驰骋。马克思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③。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是实践哲学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显性的成果。重视技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超越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技术所呈现的感性的物质力量，是实践统摄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自然社会资源的中介。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立足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包括阿伦特等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指责显得很苍白，因为不讲人的感性活动在历史中的影响，不将实践从理论中解放出来，实践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就无法显现，人们对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评估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强调技术、工业的感性活动，绝不意味着将人的实践活动自然化、生理化。因为技术物质活动从来就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从静态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找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差别，但从生产力的产生和变化来看，它从来就和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离。

技术和工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制度作用实现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提出，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④诺斯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认为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单独阐述技术和工业的作用，而是将技术工业和制度统一起来，并通过制度整合各方面资源来解释经济发展的。他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⑤制度是实践在社会历史产生作用的方式和结果。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⑥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必然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全部。文化作为人的实践的内在要素，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有的国外学者包括萨林斯等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过多强调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劳动成了没有思想价值的生物驱动。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框图中，文化成了物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渗透在实践结构中的。这与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有关，事实上，马克思是十分注重文化创造作为实践的表征意义的，有人提出，从哲学史上来看，人们对实践理解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的理解类型；一种是从洛克、斯密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技术——功利类型；一种就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类型。⑦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还是很有见地的。审美指向是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其他上述两种实践理解的重要标志，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是人的本质在最高意义上的升华。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技术、制度、文化从来就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这种有机统一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和创造性。科学发展观要矫正社会发展中的唯经济主义倾向，并非是一个资源配置上的重新平衡，而必须从马克思实践范式入手，抛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技术、制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统一纳入到实践结构，按照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要求，不断调整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实践哲学与以人为本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确证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石。对以人为本有不同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是建立在实践人学基础上的。

第一，实践确证了人是历史的本质。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离开人，社会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人们通常对历史本质作出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把社会历史自然化。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比附社会历史的变化。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就集中表现在用自然界来归纳人类历史的存在及其规律。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教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⑧；另一种是把生动的社会历史图景抽象化、概念化，变成人的缺位的概念、范畴发展史。针对黑格尔、蒲鲁东等把历史非人化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⑨人所以是历史的本质，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使然。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创造了历史。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决定了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发展观中讲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讲如何维护、发展人的利益，而首先要肯定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价值，肯定人作为历史本质的主体创造意义。“‘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⑩

第二，实践确证了自然的人化意义。相对自然而言，以人为本的提出既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简单的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而是意味着由于人的实践，人与自然的社会属性的渗入，自然逐步走向“人化”的历史进程。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1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限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浑然一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都处于狭隘的关系纽带中。进入资本主义，人对自然的实践征服能力大大增强，人对物的依赖构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点。马克思指出：“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12）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生成了新型的平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也就生成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哲学基础。

第三，实践确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由于人类实践的历史变革，形成了人对自然、人与社会、人对人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首先讲人对自然的真正占有，人化自然的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生产力自然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物质产品成了属人的产品，人在客体对象中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二是讲人对社会的真正占有，是人创造了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已成为现实。人的本质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全面的丰富的社会关系自然会展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自然会促进入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三是讲人对人的真正占有，新的实践活动，创就了丰富的完整的人，人的感觉积淀了新的文明和审美，变成“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

②刘森林.重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9.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下）：113.

④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⑤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8.

⑥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2）：124，169.

⑦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马克思哲学篇2

马克思哲学篇3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思想，使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2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3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理论，既是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又是改造主观世界、塑造新人品格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高度重视理想人格，首先，在个人的自我价值上是“谋道”，即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有所谓“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之说。其次，在人际关系上倡导“仁”，，有所谓“仁者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倡导“义”，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既要有生的义务感，强调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和社会；又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强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要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以及政治抱负，修身与正心，是为了“治国、安天下”（《大学》）。另外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民族安危，国家兴亡，如林则徐所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戌程口占示家人》)中国古代哲学中倡导的为人之标准、修身之目标、正心之根据，这些积极思想经过吸收，被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著中可以找到诸如批判性的解放思想、方向性的实践规律论断、纠错性的自律意识等等观点，现在需要揭示这些论点之间的历时关联和逻辑关联。“解放思想”不是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实践批判性”才是哲学论断，“从国情出发”不是哲学概念，中国社会具有中介过渡性才是哲学论断。

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常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其实其中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过程。“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同时又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成果。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

中国哲学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中国哲学的前瞻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体认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建设的时代目标。中国哲学建设的前瞻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融会贯通于二者，中国哲学的建设就会形成引领新时代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1]郑家栋.“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对于相关讨论的期望.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1).

[2]彭永捷.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3]李振纲,程志华.中国哲学系列报告综述.光明日报,2005-2-15.

[4]俞吾金.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方松华.20世纪中国哲学论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6]洪修平,白欲晓.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哲学研究,2002(1).

马克思哲学篇4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手段，擅长于用矛盾冲突的观点分析社会中利益存在冲突的社会群体，是一套经典的社会学理论。

马克思采取了唯物的看待历史的观点，假设社会变化的原动力在于阶级之间的冲突。认为历史有其客观的支配规律，认为社会变化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阶层冲突的分析来帮助理解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变迁。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阶级冲突是由于资产所有者所拥有的高生产率生产资料与无产者从事的社会化劳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导致的。由无产者劳动所得的价值剩余未能公平的分配给劳动者而集中在资产所有者手上。冲突的后果便是劳动所有者的异化，这将导致社会动荡引发革命。

革命的最终结果便是社会主义的建立，一种基于社会公有产权的生产模式，基于个人贡献所得的分配模式以及按需生产的经济模式。

（来源：文章屋网 ）

马克思哲学篇5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起源于国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他们是在西方现代性过度的历史背景下借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阈而开启这一话题的。当前，现代性在我国并未全面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凸显了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一）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有无的研究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找不到现代性这样的名词，由此，有的学者就提出，马克思没有现代性思想。另一方面，有的学者仅仅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否定和批判的角度出发，也认为马克思没有现代性思想。

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存在着大量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尽管未曾使用过‘现代性’概念，但是却有丰富的现代性思想”。[3]

第一，这里就存在一个判断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的标准问题。能否以马克思的文本中是否出现现代性这个词为标准来判断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也能否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为标准来否定马克思没有现代性思想。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判断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的标准，判断马克思在现代性研究领域是否拥有自己的地位，或者说有没有现代性的理论，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在完全相同的“现代性”术语及相关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现代性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4]实际上无论是在马克思早期对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宣判中，或者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批判，还是在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新探索中，现代性问题都以显性的或隐性的方式“出场”。[2]

第二，马克思就是生活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有深刻的体悟。丰子义教授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生产。[4]任平教授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就是马克思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就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现代性对于马克思而言，不是其边缘化的在者，不是碎片化散播的话语，而就是贯穿于马克思新世界观变革的核心、基础和一以贯之的主线。马克思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都是现代社会”。[5]贺来教授也指出：“马克思身逢现代性的兴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主题”。[6]

第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这种现代性实现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否定的只是资本主义这种实现现代性的方式，但并没有否定现代性合理的精神实质，马克思的批判是其建构新现代性的基础。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他对现代性所作的一种深刻反思，不仅反思其哲学前提也反思现代性本身；不仅反思现代性现象这一“原本”，而且也反思隐藏在“原本”背后的前提预设和根源。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并没有使其走向反现代性。就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哲学前提——理性主义的批判来说，他批判抽象的理性主义，但没有抛弃理性本身。马克思一方面激烈而愤怒地批判资本社会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又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更不希望人们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可见，马克思虽然批判现代性，但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上又并未完全抛弃现代性的特质。[7]从“资本的角度”来透视“现代社会”，从“资本的命运”出发来探讨“现代性的命运”，被马克思自觉地确定为解剖现代世界最恰切、最有效的途径。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的考察。[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马克思有无现代性哲学思想的研究已给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目前学术争论的焦点主要不在于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而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看待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3]

（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缘起的研究

在解决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的问题后，学界马上会遇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缘起于哪里？具体内容有哪些？如何形成发展来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有何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缘起问题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缘起的研究，二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缘起的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看学术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缘起的研究。学术界一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的：第一，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需要。全球化是“流动的现代性”，它在不断地扩张西方话语霸权的同时不断地遮蔽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因而使正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特别是异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事业面临源头失语的威胁。第二，在当代中国，现代化是发展的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更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主旨。当代中国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而且在理论层面上追问现代性的内涵，从而需要不断召唤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出场。第三，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分析，德里达、詹姆逊、德里克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当年马克思后现代思想遗产的“重新发现”，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否弃，以及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鲍曼等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科学考察马克思与现代性、后现代的关系中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基点和本真意义，这需要学界积极回应。[5]

现代性是真正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的理论视域，但长期以来，这一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最为关心同时也颇感困惑的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马克思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究竟在哪里？马克思哲学研究究竟如何才能进一步地向纵深推进？在寻求这一问题答案的时候，人们觉得最困难同时也最要害的问题是：在今天，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类生活的现实结合点究竟在哪里？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哲学应有的批判力量？在我们看来，面对这些问题，现代性的反省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或者说，对现代性的反省，将为马克思哲学向纵深发展，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途径。[6]

其次，我们来看看学术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缘起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轨道而形成的，它是在历史和时展的逻辑中形成的。马克思出生在19世纪初的德国，其大学毕业后正值资本主义现代性成长的初期，其种种的弊端已开始显现，另外，德国当时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环节中最落后的一环。面对此情此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关于理性和人的主体性思想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资本主义这种实现现代性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和批判，进而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以实现现代性的理想。

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向度及内容

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向度及内容的研究是当前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样一些观点。

（一）二维说

郑元景、余章宝提出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二维说。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践特质内在地含有对现代性的批判向度和建设向度。[8]

第一，实践的维度。现代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现代性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理性”、“自由”为标志的时代精神，它标志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启蒙时代总是被冠以“理性时代”的标志，现代性就是理性的另一种说法。最早最彻底对启蒙理性进行根本解构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拒斥理性形而上学的产物。马克思已经不是从理性、思想出发说明现实物质利益，而是从现实的物质利益来解释理性、思想。马克思既不承认有脱离现实世界之上的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也拒绝脱离开人来抽象地把握世界。在他看来，“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9]（P178）马克思甚至断言，自然（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世代活动的结果。这样一来，感性的“自在世界”就借助于人的实践活动转化为“自为世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世界以对象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来。实践的介入使对象世界成了相对于人而言的不断生成的过程。[7]

第二，具体的人的维度。人的理性和主体性是一种现代观念。现性主体是从启蒙时代中生发出来的。整个启蒙时代是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历史前提。可以说，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性。马克思通过凸显主体的社会—实践性对现性主体进行了批判。从实践的需要出发，马克思将启蒙的先验主体消解在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中。马克思认为，启蒙告诉我们的那个孤立的、理性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抽象和虚构，是非理性的、认识论的、想像的主体。实际上，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即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体不是通过主观的反思建立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主体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从根本上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二）三维说

很多学者都从三个层面论述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具体内容，如胡颖峰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三个维度。[10]但漆思比较具体地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维度，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维度：[11]

第一，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首先体现为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包含着带有欺骗性质的意识形态因素，在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条件下，无法实现社会关系的普遍和解与人的自由解放，资产阶级用来为自己统治进行合法化辩护的启蒙现代性理想，只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而已。马克思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清理了其中凝结着的启蒙现代性理论，锻造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哲学武器。这一新的哲学观，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内在统一起来，对于分析和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及其本质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马克思正是用这一武器，对作为现代性主导理念的主体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启蒙意识形态展开了深刻批判。

第二，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批判。在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之后，现代性的诊断就不仅仅是哲学的任务，而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真实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体现的正是这一新的批判取向，异化批判就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诊断的核心命题。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揭示，目的是要使异化意识回到现代性社会的生活背景之中，从社会系统合理化和生活世界合理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来说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如果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在于揭示启蒙现代性理想在私有制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堕落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工具，那么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批判则更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带来了人的物化和社会关系的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只有从制度上扬弃资本主义，才能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启蒙现代性理想。

第三，对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的超越。对现代性有着不同的理论视阈，现代主义是从肯定的视阈来修正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是从否定的视阈来解构现代性的，而马克思则是从扬弃的视阈来分析现代性。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哲学观，不但克服了启蒙现代性的理念局限与制度局限，而且超越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极端化思维模式，实现了对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的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反映现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状况的正反两面。如果说现代社会实现了启蒙倡导的现代性一面，那么它还压抑了作为校正现代性问题的后现代性的一面，这激起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造反。但这两种立场都局限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框架之中，未能实现马克思所主张的辩证扬弃。马克思把现代性批判置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批判，认为启蒙现代性既充满着矛盾悖论又包含着人类解放意义，那种完全拥抱启蒙现代性的现代主义与马克思的革命批判精神不相吻合，而激进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更与马克思的辩证扬弃观点相去甚远。

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

学术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比较少。从目前我收集的资料来看，主要有两位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任平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和哲学转向的依据时，马克思现代性视阈变革及其资本现代性批判问题被摒弃于视野之外，而对马克思现代性视阈转变和资本现代性批判又忽略哲学革命这一关键环节，两者完全脱节”。“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阈与哲学批判都随着两者相互作用的向前运动呈现不同的阶段。学界总是看到交叉点一边的哲学批判序列，而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考察交叉点另一边的现代性视阈的变革序列，更缺乏将构成互动交叉点的两边做关联性的考察，将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看做是马克思为解决资本现代性批判这一历史语境问题的必然结果”。[12]因此，作者试图将马克思哲学革命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结合起来研究，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形成过程如下：（1）批判的神圣——马克思的初始现代性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2）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改变德国现实的现代性哲学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在莱茵报时期写下的一系列论文中。（3）马克思人本学——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现代性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德法年鉴时期发表的文章中。（4）国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的现代性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5）批判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基点的形成，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6）现代性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成熟期的作品，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

石敦国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哲学现代性批判到经济学现代性批判的过程。所谓哲学现代性批判就是对以理性主体原则为基础的近代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之根本状况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历史形式和异化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性批判应当从哲学现代性批判转向经济学现代性批判，这才是真正的实践批判和历史批判。这就是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这是真正的现代性批判话语，因为它是真正的历史批判和实践批判。它不是局限于对意识现代性的意识批判，尤其是对哲学现代性的哲学批判。它通过经济学批判深入到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方式之中，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在马克思看来，对哲学现代性的批判固然可以由哲学本身来完成，但这只是“在天上”的批判。哲学现代性的基础“在地上”。只有从实践出发，揭示实践的历史本质和批判本质，才能既是对哲学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对现代性的总体状况的根本批判。[13]

四、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研究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使然。研究现代化的权威专家钱乘旦认为，现代化肇始于欧洲，从此之后，不论人们喜欢与否，它都将以迅猛的速度前进，这个过程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它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未开化民族从属于开化民族”。而今天全球化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已是人类社会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那么各个民族国家唯一可以变的就是选择一条怎样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我国哲学界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就显得尤为现实。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背景、方式方法、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角度来进行的。

任平认为，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过许多思考。在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6]

邹广文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逐渐为学界所关注。而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是与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的加快、与思想文化界对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对我们分析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参照，应从理性与价值的双重观照出发，注意把握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注意解决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矛盾和价值冲突，注重实践的人文关怀。[14]

而在2004年由中央党校哲学部主持召开的“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发展”研讨会上，学者就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障碍因素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的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研讨。[15]学者们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一个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从时代背景上看，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社会生活内部包含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重因素，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面临着多维而非一维的历史任务。其次，从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来看，现代性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流变的、不断生成的概念。在现代性概念的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对峙；随着启蒙精神内在弊端的逐渐显露，以价值理性重建现代性的呼声日益强烈。再次，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具体方式来看，一方面，需要强化启蒙精神的基本内容，加速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需要规避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影响，努力吸收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的积极成果。[16]

五、今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现代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以及中国现代性建构决定了现代性依然是我们当下的实践目标。在现代性和后现代并存的历史境遇中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我们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马克思哲学篇6

在哲学史上，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的确立必然带来哲学问题的更新。这一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和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总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而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却要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研究而展开。前者旨在解决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后者旨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活水源头；没有后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对现实时，就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度。鉴于我国的研究普遍重前者而轻后者，在此我们着重论述后一方面的问题。

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图景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特点和历史进程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不同于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特点，就在于是以民族化为基础。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它是以单一的资本主义化为前提的，本质上是反对民族化、多元化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则以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前提，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本质上是主张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由于强调民族化和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从而形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错综复杂的横向联系。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身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呈现为不同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这些又构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纵向联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多角度地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首先，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横向联系为我们确立了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特点，考察其哲学传统的内涵。

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横向联系中，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冲突与交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所谓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主要指由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主要指由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面对的历史课题不同，研究的哲学问题亦不相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是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变革生产方式、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苏俄马克思主义者着重研究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并使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问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建立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既然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且根源于它们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应该建立比较的研究视角，考察它们各自的特点、理论内容及其论争的实质，以揭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而言，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理论来源和思维方式，从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殊性。这是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于20世纪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在理论上也都以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

出发点，然而在对待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上，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截然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批判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柯尔施曾经明确指出，他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就是为了标明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全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之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上基本遵循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不仅如此，在尔后多年的哲学创造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批判态度。即使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依然难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思想有机地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学术界对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怎样激烈地批判它的基本理论，而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却还是遵循了它的思维方式。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穿新鞋，走老路”，却不思考为何如此。其实，只要比较一下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就不难看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本身。20世纪初，中国和俄国同处于自然经济形态，都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因而面临同样的哲学问题。这种种相同性决定中国只能走俄国的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上也只能选择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使自己成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就是在今天，中国也还未进入发达工业国家，特别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民族的哲学家，又如何能够超越原有的哲学传统和由其决定的哲学思维方式呢?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

当然，我们绝不能由此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等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理论上采取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但一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只是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认识论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通过与中国思想界的论战，对哲学与科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等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实践论》，都把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明显地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而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差别就更大了。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差异引发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同究竟在何处?两者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同，还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同?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同仅仅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同，绝不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同。20世纪30至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采用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主要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初创时期，必须模仿已经取得成功的理论作为自身的起点。然而，一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的经验和基础，就必然删除原有理论中不属于自身的内容，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这种新的理论体系才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核的东西。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不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以创造自己哲学传统的中介，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形式。这些都说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绝不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版，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共性，它们之间的差别来自于各自的民族哲学传统。肯定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及其内容。

其次，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纵向联系为我们确立了问题研究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限开放的内在机制。

问题研究视角不同于体系研究视角。体系研究视角以逻辑主义方法为基础，主要追踪哲学发展的逻辑环节；问题研究视角以文化历史主义方法为基础，旨在揭示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哲学史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中被描绘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在体系研究视角中，哲学史被描绘为一种宏大的哲学体系的前史，先前的哲学都是这一宏大哲学体系的不同逻辑环节；而这一宏大的哲学体系是以前哲学的完成，亦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这种哲学史本质上是面向过去的，是一种封闭的哲学史。而在问题研究视角中，哲学史被描绘为不同哲学形态更替的过程。在这里，没有一种哲学能够穷尽真理，更没有一种哲学能够成为绝

对真理。相反，哲学史正是在各种具有局限性的哲学形态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中、在面对时代的哲学问题中，不断发展和更新。于是，哲学史就呈现为不断提出和追问哲学问题的历史。哲学问题层出不穷，哲学史也就连绵不绝，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史，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史。

马克思哲学篇7

一、实践总体性与发展总体性

实践是贯穿哲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是任何一个哲学流派建构其哲学体系都绕不过去的中心话语。因为实践表达着人们对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从古至今，人们对实践的解读就一直存在着分岐。

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实践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里斯多德也是从人类活动的总体性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在他看来，对超越具体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指向。这也正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但也许是过于注重对实践的价值属性的指认，所以他又在对实践的界定上出现了二元分离，即将人的价值指向和客体存在分离开来。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自由创造，具有强烈的自我价值的属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缚的道德选择，构成了实践的本质。因此，在其总体实践框架中，以追求人类价值的道德实践与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技术实践出现了必然的分离。从总体实践退守到道德实践，实际上意味着在两个方面的退守。一是将人类总体实践活动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单向选择中。为此，他将人的活动分为两类：实践和创制。实践是人的内心话语，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选择，创制只是完成面对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劳作活动。实践体现着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的意味，创制则是现世的短暂的应对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将人类总体实践退守到极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隶主）可能在实践中找到自我，可以摆脱世俗的烦忧，也只有他们才有资质从事实践活动。而大部分从事劳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他们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们的活动只能是机械的没有永久意义的谋生手段。

正是亚里斯多德对实践哲学的两分法，埋下了后人以不同路径理解实践哲学的伏笔。

康德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与亚里斯多德就是同一个理路。他将实践哲学区分为道德上的实践和技术上的实践，并更注重道德实践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康德认为，真正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纯粹自由意志活动，这种活动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身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认同。这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超脱的纯粹普遍的自由理性。在康德看来，人是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人的高贵和尊严就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使人不受特定的条件所限，超越尘俗，进入无限。因此，康德进一步强化了两种实践内涵的区别，在对现实自然界的把握过程中，实践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其目的就是达到对因果规律的把握，这属于一种技术性的实践。而真正可以观照人的道德理想、确立人的终极价值指向，才是实践的最高层次和目的。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要履行人类的“至善”。

创制概念尽管在亚里斯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得不到重视，但随着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难以从道德的储备中自然产生，只有注重客观世界的因果变化，探索改造世界的具体法则，才能不断创造财富，推动世界发展。培根和百科全书派就开始把亚里斯多德不屑的手工业和技术工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培根认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仅仅停留在道德的沉思上是没有意义的，人要面向自然，探究自然奥秘，揭示客观真理。追求自然的因果规律并将其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并不是工匠的卑微手艺，而是关系到影响人类进步的根本价值所在。知识、功用、工艺、真理成了培根阐解实践的关键词。应当说，强调实践的真理和功用价值，这当然是对的，并且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但由此消解实践哲学中人对终极价值的反思，也会使得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方式这一具有历史底蕴的概念显得单薄和片面。

马克思在吸取历史上关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总体性的实践观，从而超越了实践二元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当然必须以技术和工业为基础。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摆脱动物般的受动性，就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探究自然、挑战自然，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表达了工业和技术的历史意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格的完善，人对善价值的获取，仅靠内心的沉思和文化心理的内在提升是难以完善的，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实践在这里成为了促进人格丰富完善、人的道德提升进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本身就是人的理想、智慧、激情的释放，人的纯粹自由理性、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完善就是在客观的实践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觉通过自已的实践变成了理论家”。

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人类实践行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不难看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实践哲学的二元分离，导致了发展过程和目标的偏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当然无可厚非，但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将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程度，这当然就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这种发展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一时，以至成为掌控人类发展行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充满神话般的期待。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无限的，人是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主体，完全没有必要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中忧心忡忡。但时间不长，人们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经济增长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日趋紧张，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指出，这种经济增长观将会带来全球性危机。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从总体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实践的功能，才能使人类的活动方式步入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也就是，只有冲破实践分离的藩篱，从技术创造与人的本质内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行为，才能够真正解决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人们的经济增长的冲动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发展观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应当说还有相当的难度。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已经在表明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总是以为，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社会发展是软指标。要纠正这一思想认识，从哲学层面上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离不开技术创造和文化价值选择的统一，游离于人的总体实践活动来审视技术革新创造，就必然会把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指标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归宿。

二、实践哲学与技术、制度、文化的共生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体现着一种实践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活动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相互影响，共生出一种发展文明方式。这种发展文明方式，显现出一种内在活力和历史文化传承。

马克思生活在经济增长和革命不断爆发的时代，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衍生的矛盾及其历史命运，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走进资本主义又跳出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走势，进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势，这一理论凝炼，无疑是拨开了社会历史上空的迷雾，为人类追寻进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分析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制度与文化在实践基础上共生共长的深刻思考。

关于发展，目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针对浪头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的观点：一是它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二是它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危害，如社会不平等、异化现象、官僚化、心理疾患等；三是认定发展的理性主义文化基础已经失去，人的理性和对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再能包打天下了。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也针锋相对：一是低估了人的发明创新能力；二是问题不在生产方面，而更在分配上，通过合理地调整分配，不平等等问题会得以解决；三是物质性富足与自由、民主密不可分，是它们的基础；四是从理论主张的社会分层来看，限制增长、保护环境、质量高于数量等观点往往都是富人们的主张。[2]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跳出发展来看发展，都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诉求。

对于发展认识的分岐，无论是来自哲学理论层面还是现实问题层面，从根本上来说，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认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历史和现实指向，从中我们会发现，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疑惑，还在于我们没有完全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宏大叙事。

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总体性要求来看待发展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框图中，技术、制度、文化作为实践中枢神经左右着实践活动的纵横驰骋。马克思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3]。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是实践哲学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显性的成果。重视技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超越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技术所呈现的感性的物质力量，是实践统摄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自然社会资源的中介。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立足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包括阿伦特等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指责显得很苍白，因为不讲人的感性活动在历史中的影响，不将实践从理论中解放出来，实践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就无法显现，人们对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评估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强调技术、工业的感性活动，绝不意味着将人的实践活动自然化、生理化。因为技术物质活动从来就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从静态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找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差别，但从生产力的产生和变化来看，它从来就和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离。

技术和工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制度作用实现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提出，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4]诺斯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认为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单独阐述技术和工业的作用，而是将技术工业和制度统一起来，并通过制度整合各方面资源来解释经济发展的。他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5]制度是实践在社会历史产生作用的方式和结果。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6]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必然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全部。文化作为人的实践的内在要素，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有的国外学者包括萨林斯等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过多强调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劳动成了没有思想价值的生物驱动。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框图中，文化成了物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渗透在实践结构中的。这与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有关，事实上，马克思是十分注重文化创造作为实践的表征意义的，有人提出，从哲学史上来看，人们对实践理解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亚里斯多德的伦理——行为的理解类型；一种是从洛克、斯密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技术——功利类型；一种就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类型。[7]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还是很有见地的。审美指向是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其他上述两种实践理解的重要标志，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是人的本质在最高意义上的升华。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技术、制度、文化从来就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这种有机统一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和创造性。科学发展观要矫正社会发展中的唯经济主义倾向，并非是一个资源配置上的重新平衡，而必须从马克思实践范式入手，抛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技术、制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统一纳入到实践结构，按照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要求，不断调整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实践哲学与以人为本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确证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石。对以人为本有不同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是建立在实践人学基础上的。

第一，实践确证了人是历史的本质。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离开人，社会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人们通常对历史本质作出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把社会历史自然化。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比附社会历史的变化。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就集中表现在用自然界来归纳人类历史的存在及其规律。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教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8]；另一种是把生动的社会历史图景抽象化、概念化，变成人的缺位的概念、范畴发展史。针对黑格尔、蒲鲁东等把历史非人化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9]人所以是历史的本质，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使然。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创造了历史。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决定了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发展观中讲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讲如何维护、发展人的利益，而首先要肯定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价值，肯定人作为历史本质的主体创造意义。“‘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

第二，实践确证了自然的人化意义。相对自然而言，以人为本的提出既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简单的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而是意味着由于人的实践，人与自然的社会属性的渗入，自然逐步走向“人化”的历史进程。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1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限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浑然一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都处于狭隘的关系纽带中。进入资本主义，人对自然的实践征服能力大大增强，人对物的依赖构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点。马克思指出：“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已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已支配之下。”[12]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生成了新型的平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也就生成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哲学基础。

第三，实践确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由于人类实践的历史变革，形成了人对自然、人与社会、人对人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首先讲人对自然的真正占有，人化自然的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生产力自然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物质产品成了属人的产品，人在客体对象中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二是讲人对社会的真正占有，是人创造了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已成为现实。人的本质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全面的丰富的社会关系自然会展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自然会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三是讲人对人的真正占有，新的实践活动，创就了丰富的完整的人，人的感觉积淀了新的文明和审美，变成“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注释：

[1]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

[2]刘森林.重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下）：113.

[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5]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8.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2）：124，169.

[7]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马克思哲学篇8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哲学篇9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有学者指出，回顾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贯穿于其中的主题无疑就是究竟应如何“走近”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究竟如何以一种符合其理论本性的方式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始终在努力“走近”马克思，企求按照“马克思本身”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在此过程中，再三重复而挥之不去的却是这样一个悖论性的现象：当我们似乎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近”，即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和词句最为熟稔，甚至倒背如流的时候，历史却表明：马克思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愚蠢、偏见和狂妄，此时，马克思实际上离我们无比遥远；可是，当我们似乎离马克思“最远”，即我们把眼光放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上，从实践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之时，历史却恰恰证明：马克思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离马克思最近。论者认为，要真正解决上述问题，一是必须深入探讨导致上述这一“悖论性”事实的深层症结；二是必须“回到事情本身”，重新反省我们究竟应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走近”马克思。只有在这两方面实现一种深刻的“意识转变”，我们才能真正自信地告别“旧世纪”，走上“新世纪”的征途。

另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为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这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也包括实践的和理论的。从内在方面说，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为我们打破教条主义的禁锢，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再认识”创造了条件；对以往的历史特别是对极左错误所造成的历史悲剧进行深刻反思，也有待于我们重新审视以前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外在方面看，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现代西方的哲学及科学思想大量传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提供了某种借鉴和启发，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促进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省。从实践上看，整个20世纪的发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譬如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新科技革命浪潮及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重构问题，如此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应对挑战中才能得到发展，从而使自身充满生机和活力。从逻辑理路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它只有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扬弃，才能够与时俱进，永葆其革命性和开放性。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了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21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论者认为：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2.科学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也有学者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体上未能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这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既然传统教科书未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那就有必要重读马克思进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现代西方哲学已陷入困境的今天，此种解读便愈发具有了为哲学的发展寻找出路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上讲，重构至少应考虑以下的内容：第一，“返本”，即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这是重读的最基础工作。第二，把握现代哲学的总体走向或基本精神。正是马克思开启了整个现代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应分两步走：首先把握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然后把马克思哲学置于现代哲学的视野中；在此基础上，比较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异同，如此才可读出马克思哲学的深义。

二、关于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再认识

由于受传统见解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缺乏认真的反思，因而无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还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来说都造成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今天，重新反思这一关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已成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有学者认为，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误解和误导主要表现为：1.片面地强调马克思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是哲学家，或至少认为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没有重要地位的；2.片面地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逻辑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3.片面地强调马克思哲学是对德国哲学遗产的继承，即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的三个来源；4.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和伟大性，以至于把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立起来，把它们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批判者与被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5.强调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的，它与当代西方哲学处于对立的状态。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种种误解是与人们缺乏辩证的思维密切相关的。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既继承了整个西方哲学的优秀遗产，又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其次，马克思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传统的，但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哲学中许多合理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最后，马克思哲学既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的基础，又体现出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性。总之，只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实质，把握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本质关系。

复有学者指出，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革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革。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革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发挥。既然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使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另有学者认为，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甚至普列汉诺夫不遗余力地推进着马克思哲学的“实证化”过程，即把马克思哲学定位为“知性科学”和“实证科学”（“经济决定论”是其鲜明口号）时，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被遮蔽的；当罗素等人把共产主义解释为“宗教因素”的时候，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以类似的方式也是被遮蔽的。这就是说，在思想史上，一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解释框架是把马克思的哲学放在近代知识论或知性科学的背景下来观照的。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恰恰是在当代西方哲学的背景下，借助现实生活的当代意义的充分的自我肯定而获得了某种“重新发现”的估价：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批判可以被归结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而由于“黑格尔哲学”所意指的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对它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理性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因此，在哲学范围内，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的发现势必要求它与当代的哲学形成最广泛的和不断深入的对话。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真切含义，不能不读《存在与时间》等当代哲学著作，正像不能不读《精神现象学》一样。

也有学者指出，萨特赞扬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他所指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哈贝马斯则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凡此种种理论现象都表明：经过了现象学运动、而后开出了一条存在论上的新路的当代西方思想（主要表现在欧陆哲学中），仍然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觉察到了自身的某种空缺。因此，产生于19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当代西方思想中的强有力的对话者和参与者。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重要性和地位，是由当代状况所引起的当代问题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洞见超出了近代哲学的思想范畴，它对人、自然和历史的看法，对于人类的当代状况及其问题的根由具有深刻的揭示作用。如果对当代问题采取在近代哲学视野范围内的理解，那么，就不能理解这些问题本身真正的当代性，因此也就不需要重返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只需要坚持被近代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毋庸提什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直到今天，对于任何一个还只是在近代哲学的视野和思想方式下思考思想的历史和人类的现状的人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和它对于当代状况之来由和去向的深刻的揭示作用却仍然是蔽而不明的。要去除笼罩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由近代思维方式所造成的遮蔽，就需要再度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所由出的那场哲学革命，亦即再度深入这场革命所展示的新的存在论境遇。

还有学者认为，在后现论研究中，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颇为复杂却又无可回避的历史性议题。因为这既牵涉到对后现代思想的激进性的考量，也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适应性及创造性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还牵涉到对如何重读马克思以及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理解。

在探讨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时，无疑需要认真解读马克思和诸位后现代思想家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但比较研究决不意味着把后现代思想家和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简单对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更重要的是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是立足于我们当下的思想及社会状况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回到“作者”当然重要，但这种返回也就是真正地置身于我们当下的场景。论者认为，只有在二者的碰撞与互动中，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逐步明确的解说，而且，正是在这种解说中，马克思主义可能获得新的理论活力和思想资源。因此“回到马克思”不仅仅意味着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更重要的，它要求我们在思想与思想、思想与历史、思想与时代的互动中回到马克思，最终创造性地置身于“历史”，置身于“时代”。

马克思哲学产生后一百多年的历程表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或曲解始终就没有停止。面对新的世纪，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对话、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的工作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保持相对于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优势，必须广泛地吸纳人类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随着当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自身，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必须始终保持自己开放的视野。

三、“回到马克思”与文本研究

21世纪，“重读马克思”显然是一个令人激动却又并不轻松的话题。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沧桑之后，马克思的哲学仍然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思想穿透力，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具活力的思想。在这种背景下，“重读马克思”就不是一厢情愿式的呼喊和细语，归根到底，这是深刻把握当代社会实践、探索解决时代问题、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和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回到马克思，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

有学者认为，所谓回到马克思，就是要超越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误解、歧解和肤浅之解，就是要重新学习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重新解读马克思。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写出一本以哲学为专门内容和有完整哲学体系的专著，这就为我们在今天回到马克思留下了较大的解释学空间。我们承认对包括马克思著作在内的所有历史文本的解释都难免受到解读者自身的时代特点、思维构架、价值观念、情感方式等的影响，因而其理解的重点、深度和广度都可能有一定甚至较大差异，但这种解读又必然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的限定，是一种对于客观存在的文本的解读，因而有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尤其是在存在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误解的情况下，要想在理论上真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误解、把握真谛，可以说，惟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深入发掘其本来思想，以求准确理解和正确阐发。回到马克思正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的一条必经途径。

复有学者认为，回到马克思，回到创始人的原创性学说，是为了凭借一个多世纪以来革命史和学说史的丰富经验，借鉴马克思以后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方面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真正本质，从僵化了的解释体系中剥离或释放出创始人学说的本真精神，进而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层面和精神内涵，以便使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成功地运用于破坏一个旧的世界秩序，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如果说第一步的工作是在“返本”，通过返本而完成对经典著作文本原初涵义的重新解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开新，即由返本而开新。这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具有更为重要意义的开新，就是坚持和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通过严肃认真地研究当代中国的实际，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从现实当中寻找新质要素的生长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

另有学者认为，所谓“回到马克思”不是一个逆向的倒退口号，而是要求回到历史演进中被“遮蔽”的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上，并以它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一切既成结论上，并教条主义地固守这些既成结论。当然，即使是回到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上去，在这里也有一个所谓“解释学循环”的问题存在。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东西，也需要通过我们的阐释和理解才能揭示出来。

论者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就存在于马克思的原著中，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认真研究弄清楚的，而且这种研究越是体现“创造性解释”的原则，就越是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换句话说，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是有待于我们去理解和发现的，而这只有在创造性地研究和解释中才有可能。从本质上看，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经过整理和系统阐发，是与现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它的精神实质是与当今时代精神完全一致的。

反对意见认为，有的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本意是通过当代人向马克思原典的回归，来缩小乃至消除我们和马克思之间存在着的历史间距；但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口号中，包含着两方面的错误思想：一方面，人们力图抛弃自己在当今生活世界中原有的立场和兴趣，把自己虚化，然后像邮票一样粘贴在历史的马克思的肖像上；另一方面，人们又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的顽强的崇古意识，仿佛只要退回到起点上去，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德里达把这种态度称之为“新的理论主义中立化的麻木”。因为在这种态度中，今人并没有带着当今生活世界中的重大问题去解读马克思，而只是给人一个模糊的印象，即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去，仿佛他的全部使命就是拭去落在马克思肖像上的尘埃！不幸的是，这里存在着双重的漠视——对自己的历史意识的漠视和对马克思在当今世界中的现实意义的漠视。历史间距是消不去的，只有正确地认识并进入这种历史间距，才能把握马克思学说的真精神，从而在当今世界中获得合理的生活态度。版权所有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存在着两种理论形态：一种是付诸文字、写在字里行间的“显性理论”，另一种是未写出的、体现在字里行间的无形的“隐性理论”。前者是马克思针对他的时代的生活实践所发表的具体看法，而后者则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结构的“实践优先”、“开放创造”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意境。产生于一定时空中的具体话语总是暂时和相对的，隐含在具体话语之后并支配着具体话语的深层结构才是永恒常在的。因此，走近马克思，一方面是走近其“文本”，另一方面更关键在于走近其“境界”，只有把二者合理地统一起来，我们才能真正走近马克思。

也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领域，人们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文本归属到其中某一领域，或者主要从某一领域出发来把握马克思文本的现实效应。其实，马克思的同一个文本，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往往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政治经济学文本，同时又是科学社会主义文本。人们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方面来加以解读，正是在这种种不同的解读中，马克思文本的意义才能相得益彰，得到比较全面的阐发。而把马克思的文本固执于某一领域来解读，可能导致把马克思某些抽象的哲理思辨视作具体的实证分析，同时又把某些具体的实证分析视为一般的历史理论，从而造成误读。

由此，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可以从“独白式”转向“复调式”，阐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多重线索的相互作用，重现马克思分析社会问题时多维度、多视角的理论视野。马克思所书写的文本不是封闭的、单义的、处于沉默状态的“白纸黑字”，而是与我们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开放的、无穷的意义世界。马克思的许多结论性哲学命题并不是以“政治的写作方式”单一性地限定死了的，而是隐喻式和多义性的。马克思试图通过隐喻来消解隐喻，消解形而上学世界的意义基础，马克思的学说不是元科学，而是批判的理论，并且始终保持开放性和革命性。

改革开放20年实际上也就是反复解读马克思的20年，在一系列的解读和重读中，马克思的形象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但是在这些解读和重读中，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元问题”似乎被忽视了，或者说，对其仍然缺乏深入的思考。此外，在解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主体性？在将马克思“学术化”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其历史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如何保证其开放性而不至于再度堕入封闭？上述问题，仍是学者们在今后研讨中应继续予以关注的。

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从有人类历史以来，还没有一个思想家、一种思想体系像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样有如此威力。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不可比拟的思想解释力与时代感召力。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开放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性，使它有别于那些学院式的封闭性的体系化哲学。即使是在人类告别20世纪走向21世纪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具活力的思想或学说。问题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何在？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首先在于其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上。马克思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无法与之匹敌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伟大的学说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今生活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其次，蕴含在马克思文本中的那种深刻的批判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它包含着两个侧面：一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二是马克思的自我批判的精神。今天，马克思的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在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在当今生活世界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在全球化及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探索性地走出一条适合于本民族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乃是一切生活旨趣中的当务之急。而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从马克思那里汲取灵感。第四，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现代性和资本的全球化发展趋向的批判性的论述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我们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发展时代，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一方面要坚持现代化和现代性，另一方面，也要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眼光对正在实施的现代化的方案作出合理的调整。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表明，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只要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才会源源不断地向我们展现出来。

复有学者指出，剖析全球化问题并与西方的全球化理论开展对话，是阐发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一个切入点。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但它对于以不同的状态步入这一进程的西方与非西方而言却意味着迥然不同的感受与生存抉择。全球化理论大都主张经济结构的一体化与文化样式的多样化，在具体讨论全球化问题时，往往又避开经济现代化的既定事实，把全球性问题直接归结为文化问题。

作为从西方哲学传统中生成，但又内在地超越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崭新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哲学所指向的是一种真正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哲学范式。在当代西方思想家阵营中，恐怕还只有马克思真正达到了超越自身的民族性立场并自觉地关注和维护非西方利益的人类性立场。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成为受压迫、受剥削的民族与国家争取自由、独立并走上一条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成为不断实现着自我修复、变革与治疗，并走上一条相对稳定的发展道路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思想资源，绝不是偶然的。马克思的思想优越于全球化理论的地方在于：当代西方的全球化理论仍然只是西方式的，而马克思所确立的世界历史理论则是人类性的。马克思所提供的乃一种真正符合全球化时代需要的哲学理念，如果说全球化还是一个人类未竟的历史进程，那么，马克思哲学正是人类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主导哲学。

另有学者认为，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必须给予理论上的关注与回答。为此，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问题的沟通与对话。尽管马克思当时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性的全球化理论，但他确实从全球的视野阐发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认真解读这一思想，尤其是开掘和研究这一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和把握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问题有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同样是研究世界历史，往往有其不同的方法。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研究上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变革，使研究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力求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二是把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制度分析相联系，三是对世界历史予以整体的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贡献，不仅仅在于它提出了一些结论性的意见和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对于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合理引导社会发展，是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还有学者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我们必须直面存在于我们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历史间距，承认理论的“可能性”高于理论的“现实性”这一理论演化规律；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杰出之处在于它开创了一种具有巨大潜能和生命力的思想“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参与和创造空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任务就在于充分发挥自身创造力，去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可能性”。当前对于我们而言，有两方面的工作具有首要的迫切性：1.对中国当代社会和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本质进行准确的透视和定位，其根本目的正在于澄清我们的生活旨趣，清理与马克思进行对话时我们所处的“前理解”状态，从而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建设性地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所蕴含的理论“可能性”做好必要的准备。2.充分挖掘和发挥马克思所独具的“反思批判”精神，以此保持理论自我超越的活力。马克思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面向人们的生活，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二是理论上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可以说，“反思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区别于历史上那些总是把自己的理论神圣化、绝对化的哲学家的旗帜和徽章，它构成了马克思哲学超越了时空限制而真正“永恒在场”的东西。

也有学者认为，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估价，实际上是对其哲学革命的估价。而这一估价，最关本质地牵扯到这一哲学革命与全部理性形而上学的关系。如果说，先前人们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意识还相当表面和薄弱（基本上还只是言辞方面的），那么，为了使这一当代性得到更充分的表现和理解，就必须使上述关系在哲学上得到深入的阐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内容，是在本体论（或存在论、存有论）基础方面发动和展开的，其否定性的结果便是从根本上终结了全部理性形而上学。

如果说在20世纪继续揭示形而上学之终结或超感性世界之崩塌的运动中，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的“缺席”，那么，这种历史性的“缺席”意味着什么？它的由来是什么？这种“缺席”将导致马克思哲学的最终隐退，还是导致它的历史性的“重新发现”？不难看出，要真正回答这样的问题，必得从肯定的方面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给予完整的阐述，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乃是历史地得以呈现和揭示的，当代生活根本未曾终结它的意义，相反倒是使其意义在更广阔、更深远的地平线上得以展开。因此，当代哲学的运动也只有更广更深地领会这一伟大资源并把其财富据为己有，才能真正继续并推进自己的事业。

再有学者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长期误读源自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故而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精神实质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境遇。今天，人类所处的被称为“现代性”的状况，作为近代启蒙理性的形而上学本质的现实展开之结果，由于它给人类带来的遭遇虚无的无家可归之痛苦，正使得在近代读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愈益暴露出它对近代形而上学的从属关系，以及与之相连的对资本原则的批判力的本质缺失。因此，现代性状况本身向能思维的头脑提出了重返历史唯物主义之开端的要求。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革命的当代意义，在这种存在论革命意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面对资本与技术在当代的联合统治时，将看护着人的感性存在的历史性，而这种看护就是持守人在存在本身中的家园。

改革开放20年来，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世纪之交，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综合学者们的各种观点，我们看到，在当代，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如何运转的阐述，对商品拜物教的揭露，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越是通过互联网这种异化的最高形态日益陷入分析理性的牢笼中，马克思的哲学就越能发挥它犀利、深邃的批判力量。全面深入地剖析世界尺度内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能力，乃是马克思哲学之真正的优越性所在。面向新的世纪，我们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蕴含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思想、观点，尤其是那些过去被忽视的思想、观点，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清海，贺来．我们如何走近马克思［J］．求是学刊，2000，（3）：5—9．

［2］本刊记者．“重读马克思”：时代与逻辑的双重诉求——访何中华教授［J］．哲学动态，2000，（11）：2—5．

［3］方军．走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J］．天津社会科学，2000，（1）：12—17．

［4］李文阁．走近马克思［J］．哲学研究，2000，（4）：38—39．

［5］俞吾金．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再认识［J］．天津社会科学，1999，（6）：11—15．

［6］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J］．天津社会科学，1999，（6）：4—10．

［7］吴晓明．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J］．天津社会科学，1999，（6）：16—21．

［8］王德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之思中相遇——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境域［J］．天津社会科学，1999，（6）：22—28．

［9］张立波．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J］．天津社会科学，2000，（2）：15—20．

［10］欧阳康．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几个前提与方法问题［J］．江汉论坛，2000，（8）：35—38．

［11］刘林元，尚庆飞．21世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2000，（4）：5—13．

［12］杨学功．“回到马克思”——从哲学观的视角看［J］．哲学研究，2000，（4）：34—37．

［13］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N］．文汇报，2000—08—02（11）．

［14］张立波．德里达的解构概念及其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6）：75—81．

［15］邹诗鹏．活着的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之我见［J］．教学与研究，2000，（12）：31—35．

［16］丰子义．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2000，（4）：115—121．

马克思哲学篇10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的根本内涵。

马克思哲学篇11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的确立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其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十分罕见。中国社会变革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中国革命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道路模式继续走下去?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党内一部分同志却在反右倾的时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犯了“左”的错误，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的战争经验。总结建党和建军初期革命斗争屡遭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在1930年5月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开始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2．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中国特色和理论特征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实践形式是战争实践。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历史现状决定了中国革命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合理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其根本规律，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战争理论，创造了完整的军事辩证法体系，着重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一般与特殊相互关系的原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矛盾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关系，丰富了关于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理论特征。

3．“两论”对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告诉人们，如果只是一味地依靠书本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现实实践和革命问题的。因此，如何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和中国社会现实矛盾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两个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提炼上升到哲学高度，需要一个过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主要是通过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从哲学高度对此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经历的丰富实践经验与教训逐步地上升到哲学理论，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应该说，在1937年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对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它以自己的特点和新鲜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性的理论成果。

(二)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

在这一时期，中国现实实践的主要特征是以战争实践为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论以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揭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社会根源，用其基本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方向、对象、步骤等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生成了哲学思想，哲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欧洲、苏联形态转化为中国形态。

1．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这就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之能够解决本国的具体实践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特定环境中，哲学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产物，同时又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哲学概括。因此，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在于，它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只是单纯地局限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而是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得出许多符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实践现状的新的理论结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正确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了生命活力，提供了在落后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例。

2．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中体现纵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发展受到了来自西方思想文化上的重大冲击，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才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必然选择。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中体现和核心内容。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个理论形态的哲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坚持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出发，不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结晶。

3．哲学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对党所领导的伟大实践的最高理论概括，又是党带领人民进一步实践的行动指南。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和原则指导中国革命，在实践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胜利和失败进行哲学反思，在寻求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革命提供理论保障，最终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中国共产党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二、建设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范式转换

当理论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发生变化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具体实践的不断变化而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现实国情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性实践形态开始由以革命斗争为主的战争实践转换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建设实践。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践基础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等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变化，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1．斗争哲学对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理论偏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党对国内主要矛盾虽已有了正确认识，然而，发生在东欧的“波匈事件”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联想和对现实的沉重思考。提出，虽然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的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存在。因此，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由于党内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量，动摇了党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使斗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哲学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建设时期的斗争哲学，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实际的实践轨道。

2．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理论意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和概括，理论一旦脱离实践，就会走向现实生活的反面。1978年，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哲学文章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立足建设实践实现范式转换的“引擎”。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在党内居主导地位的“两个凡是”的新本本主义错误方针，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这场大讨论，从更深层次探讨以什么样的理论态度来分析历史和研究现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深化了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

3．和平与发展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实践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邓小平曾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现实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丰富起来的。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大力提高生产力，努力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此，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性的改革开放大潮势不可挡的展开了。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为实践提供了理论先导，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研究范式

哲学的先导作用往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理论先导作用，集中表现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转换、实践探索的批判性思维等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使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上有了重大转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1．“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悖论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理论、矛盾斗争性理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因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和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而被强调运用，这种思维模式是适应当时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是合理的、必要的、正确的，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客观需要。然而，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符合当时的现实实践和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这时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认清形势，正确的处理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将阶级斗争作为处理一切事物的总原则，一切事物都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对一切事物都要作阶级分析，都要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并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会停滞不前，进而走入斗争哲学的悖论之中。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哲学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由阶级斗争开始向经济建设方向发生转变。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由邓小平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和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国内的中心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哲学的新思路便取代了革命斗争时期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找准了发展方向。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新探讨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反思精神，对建国后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对斯大林哲学模式进行反思，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以科学精神紧密结合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实践理性密切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如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知识经济问题、全球化问题等。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和理论形态的讨论的基础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得到强化。从理论成果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坚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现实实践的不断变化而及时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新的实际问题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当代现实实践的哲学剖析和解答。

1．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探索过程，是对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丰富和不断提高的过程。它的开创性和探索性，决定了它必然创新的基本逻辑，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果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关于坚持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理论，是人类发展思想的集大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另外，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论述，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2．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本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具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本质。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人民群众实践的创造性经验的理论总结。它有着鲜明的实践特色，而不是单纯的学理推论，是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其生命力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野并不囿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实践，它也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我们党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进行正确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理论营养。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根据中国现实实践发展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三大基本问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展开，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三、和谐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现实诉求

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需要哲学在理论上提供指导，新的实践要求哲学作出新的阐释、新的突破，而哲学理论本身也同样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变革不断发展和创新。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论创新的现实诉求。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时代背景

对时代的发展变化进行新的分析，不断深化对时代特征、时代主题和中国现实国情的认识，深刻认识社会实践形式和“世界图景”的新变化，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使命。

1．全球化成为世界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从本质上说，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类交往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必然趋势。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因此，对全球化的哲学思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

2．“世界图景”的新变化和中国发展的新挑战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世界，人类的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全新变化。社会主义的中国成功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正在改变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等矛盾突出;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日趋明显，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大量涌现;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趋活跃，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好的维护，但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等问题依然存在等。如何应对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和命运，给我国的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转变实践理念，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合理解决，实现和谐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新实践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历来提倡和谐，信奉“和为贵”，提倡“和而不同”。随着认识的深入，我国提出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宏图。最完美的和谐社会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的这个理想也是对和谐社会概念的诠释。但是，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催生了社会上各种不和谐的问题和现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误区里解脱出来，不但可以把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活动推向“以人为本”，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为发展轨道，迎接建设知识经济的挑战和机会，而且能够高度重视文化精神领域的发展，大大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诉求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社会理想。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看，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实践和理想目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诉求。

1．和谐社会实践的理论诉求以人为本的理论诉求。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宗旨。和谐社会的实践坚持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目的在于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公平正义的理论诉求。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基石。和谐社会以公平正义为基础，没有公平正义，和谐的基石就会受到动摇，和谐社会就建立不起来。人人享有的理论诉求。达到人人享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人人享有发展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实现人人享有发展，也就能达到理想的境界。人人享有发展的社会，自然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2．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困境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就是，认真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成果，并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向哲学提出的各种时代性问题和挑战作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天体“大爆炸学说”提出的关于世界有限性与无限性问题;“夸克幽禁”学说提出的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问题;信息论涉及的信息的本质问题;机器思维、克隆、转基因、暗物质、反物质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前沿问题。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都需要在哲学层面进行深入思考，并在实践层面做出相应的回答。这些问题引起了哲学思考的框架性转移，使得哲学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技术与价值理念、自然与社会、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的发展等更深层次的问题。由此可见，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进行哲学思考、总结和回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和发展的实践要求所在。

3．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解放，把人从受奴役、受压迫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就是一种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始至终都一直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的实践方式的不断变革对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市场经济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可持续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人权问题、以人为本、人的主体性发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当代哲学发展必然转向对人本身的研究。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当以人作为自己的主体研究对象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形式和内容。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实践的背景和方式也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面对和回答全球化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而且要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实践问题进行思考，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代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不断发展，实践过程中提出的哲学问题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主体性和本土性特征。实践性。实践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源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实践性贯穿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只有牢牢把握实践性，才能够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更高的新的发展阶段。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实践的哲学，又是主体的哲学。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在主体的对象化实践中思考和回答当今人类社会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带有全球性质的重大现实问题。本土性。本土性是指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所赋有的丰富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内容。

马克思哲学篇12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向实践的转化

一种哲学理论，如果它真正的代表着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所具有的这种方法论的意义，就是使人们思考、观察一切问题都能够从这种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作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贯穿着实践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然而，在马克思实践哲学创立之前，马克思在思考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并不是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思维逻辑。在青年黑格尔派时期马克思结识了鲍威尔、施蒂纳等人，在其影响下，马克思在哲学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上，遵循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方式和思辨思维逻辑，从而强调自我意识在世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使马克思对黑格尔体系中很少涉及物质利益的问题感到为难。他通过直接接触现实生活，认识到现实社会中的法与经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杂关系。促使他的哲学思想最终与鲍威尔、施蒂纳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从而使他的哲学信仰发生了转变。随后在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的同时，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及《论犹太人问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了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与思辨哲学决裂，采用的是以人本思维方式否定思辨思维方式，以人本逻辑思维否定思辨逻辑思维，从而转变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思维。然而，在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论、旧哲学的做了一个彻底的清算，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和创立了马克思新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也即从实践理解一切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这是超越先前旧哲学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思维逻辑，是人类哲学思维把握存在合规律性发展的伟大成果，它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了人类哲学思维把握存在的新境界。是对之前哲学史上的三种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的伟大超越。哲学史上的三种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经历了由赫拉克利特哲学为代表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和由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的行而上学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再到由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朴素辩证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作为关于存在的辩证思考，决定了由此规定的辩证法理论的朴素性质，正是因为它缺乏对思维即对概念本性的思考，它就经受不住哲人从思维方面的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把先前哲人的行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思维逻辑方面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的总结而巩固下来，经亚里士多德《行而上学》中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和否定，行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就在西方哲学中取得了支配地位。行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发端于古代人对本体存在物自身不矛盾、不运动的假设，它所造成的困难和矛盾，是思维反映、把握存在方面的困难和矛盾。是根植于概念、判断的凝固性、抽象同一性和非此即彼性;根植于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它把概念、判断的这些性质绝对化，使人信以为真。而对行而上学思维方式和形式逻辑思维，恩格斯批判说:“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

形式逻辑是建立在思想的形式是可以离开思想的内容的假设基础上的。与之相关，形式逻辑只研究与事实的真无关的逻辑的真。更是一种否认矛盾的思维。它把同一理解为事物、概念的自身等同关系，是一种抽象同一的思维，既不能从对立中把握同一，也不能从同一中把握对立。是一种否定对立面统一的思维。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方式，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由于它辩证地思考、理解和把握问题，提供了一种超越行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贯彻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观猜测的缺陷，人们往往容易通过质疑它的科学根基，而抛弃它。关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有着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思辨逻辑的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质量互变律，不仅揭示了概念在逻辑思维进展中的对立统一本性，而且深刻认识到了事物运动的源泉、动力，以及事物变化的两种状态和它自身由低级向高级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这些对于人类哲学思维概念的把握有重大的意义。其局限性在于:思辨逻辑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思辨同一，及思辨逻辑三段式结构的牵强和造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思维逻辑实现了以往哲学思维方式和实践思维逻辑的变革和超越。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以往旧哲学的创新性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切入点，把作为主体的人理解为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化的人，把世界理解为受实践规定的属人世界、人类世界。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实践哲学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理解思维和存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对立统一，又从实践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对立统一，以主体实践的内在本性作为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原则。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逻辑是以贯穿实践性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律、实践的对立统一律、实践的质量互变律、实践的否定之否定律及实践的历史和逻辑统一律为原则的实践逻辑。并且这种实践逻辑是实现了真正的真善美的统一的逻辑。故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实践转向，为人类哲学的发展开拓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作为实践主体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必须实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实践的正确转化。那么就实践主体而言，这一过程要经历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转化为实践方法论，再由其方法论转化为实践观念，然后，以实践观念为载体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就是指导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转化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其实，实践主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理论及其体系的把握和理解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向其方法论转化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世界观转化成为实践主体潜意识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思维逻辑，就是提供实践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思想内容所包涵的内在原则和灵魂，就是这种方法论所把握和理解的世界观理论内在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要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向实践主体理解和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转化，就只有通过实践主体对其世界观理论及其体系进行系统深刻的反思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原则指导下的实践主体，依其理论观念及其实践目的去指导具体实践活动的。然而，理论观念虽然达到了对外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但所得的知识只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的必然性。这就造成了这种理论观念的有限性把主客体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了。从而使实践活动自觉的把这两个割裂开来的方面联系了起来。实践观念是建立在使客观事物发生合主体目的性和合客体规律性统一的理想蓝图。是客体的外部现实与主体的主观需要的结合。因此，在实现理论观念向实践观念的正确转化过程中，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是二者统一起来的理论基础。也就是实现了目的性与规律性、应然与本然的观念形态的统一。虽然，实践观念解决了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合目的性与规律性、应然与本然的观念形态的统一。但是，由于它从本质上还是主体认识范围的一种观念形态，是不能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因此，就必须把实践观念转化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去指导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而主体的实践活动是对其的生存发展和为满足主体自身的需要进行的行为化表现。同样，人类世界的改造过程，也就是主体自身把其实践的本质和力量对象化的过程，是一个主客体双向对象化的过程。总之，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实践力量，通过实践的对象化活动，改造人类世界。所以，实践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也就是环境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改造和完善。以此就完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自身的实践对象化活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世界观和方法论向实践的转化。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诉求

马克思哲学篇13

2012年10月19―20日，由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第二届京津马克思哲学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此外，本次论坛还特邀目前正在清华大学访学的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参加。与会学者就目前国内外出现的“康德和马克思”与“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种对立的思潮进行了深入和激烈的讨论。

一、康德和马克思

马克思，作为一名德国哲学家，他必然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影响，针对国内外学界一直以来主要偏重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角度来解释马克思的倾向，部分学者提出要从康德和费希特等人的哲学思想角度去重新理解马克思。

《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的作者、本次会议的特邀代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不仅是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这一“上下关系”的颠倒，还指对“事前”和“事后”关系的颠倒，即马克思并没有将历史视为已经结束的东西（黑格尔），而是把它看作未来可以实现的某种东西（康德）。也就是说，这是从“事后”的立场向“事前”的立场的转变。正是这一颠倒使得我们从康德那里找到了与马克思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柄谷先生提出要以“交换方式”概念来扩宽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理解。在最近被翻译出版的《世界史的构造》一书中他将交换方式分为四类：A.赠与的互酬；B.支配和保护；C.商品交换；D.超越前三者的、对A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

与会学者针对柄谷先生的理论进行了评价和讨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汪晖教授认为，柄谷先生针对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综合了雅克・德里达、佩里・安德森和亨廷顿等人的历史理论，以左翼思想为基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应。柄谷先生著作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京华研究员认为，柄谷先生的目标是从康德的角度，重建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式的共产主义。但是，这里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整合性的理念，而不是仅仅在彼岸世界存在的实体或目标。

南开大学王南教授对柄谷先生的观点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他认为，柄谷先生试图透过康德来阅读马克思，同时透过马克思来阅读康德，这种互文式的阅读构成了一种“跨越式的批判”。特别是这种“事前”与“事后”的区分方法对于超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倾向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王南教授提出，康德与黑格尔的差异并不是在于一个是事先的，一个是事后的，而是康德哲学中所包含的那种居中性思维（事前与事后之间）。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坚持思维主体与“实在主体”相区别基础上的一种“事前”和“事后”的居中性方法，这种强调思维有限性的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有着根本区别，而与康德哲学颇为相似。

而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的观点与上述学者不同。吴晓明教授首先批评了柄谷行人的马克思解释，认为首先，“事前”和“事后”视角的差异并不足以区别康德和黑格尔。一方面，“事前”的视角并非康德所独有，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基本上都是“事前”的视角；另一方面，黑格尔之所以选择“事后”的视角，是因为黑格尔认为未来不是抽象的而是能从现实的历史的发展中实现的。其次，即便承认存在这种区分，也不足以构成让马克思的阐释回到康德的理由。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康德和费希特那里生发出来的主要是主观性，而从黑格尔那里生发出来的主要是现实性、具体性、社会性和总体性，如果非要说哪一个更接近马克思，那无疑是黑格尔。对吴晓明教授的观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韩立新教授表示了明确的赞同。

此外，部分学者提出从后康德哲学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南开大学哲学院阎盂伟教授认为，“感性世界”这一概念是从康德哲学到费希特哲学、再发展到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线索之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阐述了“感性世界”即由人类的表象、经验所构成的世界与自在之物的区别，并由此确认人类理性的界限；费希特从纯粹自我的“本原行动”出发，在能动的主体即自我的活动中把握“感性世界”；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与费希特的理论，以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为依据，将“感性世界”理解为由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对象化世界。

清华大学夏莹副教授认为，马克思哲学中社会历史视域是后康德哲学的一种表达方式。谢林从客体一主观性角度所形成的自然哲学是在同一性逻辑下克服旧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条新路，是马克思带有人类社会历史属性的自然观的来源；而费希特哲学中作为本原行动的“自我”带有的实践性和他物对“自我”限制的无限性，对马克思的自由观以及共产主义观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黑格尔和马克思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联系是备受关注的课题之一，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与会学者围绕“黑格尔和马克思”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基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等文本，对黑格尔理论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

关于《法哲学原理》，吉林大学张盾教授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现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和伦理学思想。黑格尔在批判洛克和康德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抽象法”、“道德”和“伦理”的法哲学。黑格尔认为近代政治哲学以财产权作为个人权利原则的内在依据是不合理，而主观性即黑格尔的“道德”是个人原则向社会原则的过渡环节，也是个人权利原则的自我否定；到了作为精神的自由创制领域的伦理，才能实现社会性的公共性原则取代自然性的个人权利原则，并且黑格尔依据主客同一的原则设计了三种制度模式：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

中共中央党校郭大为教授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其整个体系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黑格尔出于哲学家探求真理的理论动机，试图突破自然法传统，独辟一条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历史法学等先前学派的“第三条道路”。他从意志自由出发，以自由秩序取代自然秩序，把社会～国家理论奠定在新的法权哲学的基础之上。这一内容丰富的“法哲学”揭示出现代人类生活的真实状态与辩证结构，并且通过古代的整体原则与启蒙主义的个体性精神的统一，力图实现合理性与现实性的“和解”。黑格尔也因此被视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

关于《精神现象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韩立新教授认为，在《精神现象学》的《理性章》中，黑格尔借助“物象本身”这一概念，通过“1）作品-2）物象-3）物象本身”这样三个步骤，完成了个体如何从个体性上升为普遍性的论证。而依据黑格尔的思路，从“物象本身”出发，经历“1）物象本身-2）物象-3）作品三个步骤，又完成了“个体行为的社会性证明”。黑格尔的论证说明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与个体的异化过程具有同步性。并且黑格尔的“物象本身”的逻辑让个体在从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过程中无需做出自我牺牲，这一“物象本身”的逻辑与马克思后来在《巴黎手稿》中展开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无疑继承了黑格尔的“物象本身”概念、异化和物象化逻辑。

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解，提出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扬弃异化劳动的观点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彰显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社会政治取向。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其以抽象思辨的形式抓住人的劳动的本质密切相关，它虽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而未触及工人异化劳动的经验事实，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性的非批判的方法。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为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指明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副教授认为，由“回到黑格尔”到“回到马克思”的学术研究路径回归马克思哲学研究历程的学术原貌，可以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看作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残篇，该手稿对孕育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果说在马克思研究中“回到黑格尔”是一种理论自觉，那么这种理论自觉不仅是研究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思维自觉，而且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自觉，这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其二，从德国古典哲学主题、逻辑学、经济学、后马克思主义等角度解读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联系。

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汇通了古希腊哲学的精神与基督教信仰带给哲学的贡献，达到了哲学在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为知识奠基、为自由辩护和确立历史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主题，而德国古典哲学在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历史哲学方面，正是黑格尔把哲学历史化，并且强调人类由个别性走向普遍性的思想和关于历史的概念性进程的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鲁克俭教授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提出马克思的逻辑学并非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简单运用，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有别于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运用“从现象（现实）上升到概念”、“从概念返回到现象（现实）”的逻辑来诠释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这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相关概念的重新组合；并且文中展现出马克思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实体论与黑格尔概念论的嫁接结果。鲁克俭教授还认为，除黑格尔之外，还有许多前辈或同时代的思想家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特别应该引起重视的是亚里士多德。

清华大学王峰明教授则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联系。他认为，马克思的任何经济范畴都有载体和本质两个方面，而这两者的关系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展示的精神和现象的关系颇为相似。如果说黑格尔的理论是一种探讨作为事物本质的“精神”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精神现象学”，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现象学”或“经济现象学”，即探讨作为事物本质的“生产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