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学论文篇1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马克思主义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2
只有少数研究者能够分析性地看待这些法律设置之外的事实婚姻形式，至少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而产生的礼治秩序与民间习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某些社会学和法学界学者对于同性婚姻、合同婚姻、形式婚姻及变性婚姻权利这些方面的讨论。2000年以来，社会科学的CSSCI杂志发表了近50篇这一类主题的论文。其中较多的论述比较宽泛地涉及同性恋婚姻权益的讨论，以及对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状况的分析。比如有研究通过对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的社会学分析，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转型，同性恋伴侣关系开始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亲属体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家庭生活模式。也有研究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之下男同性恋群体发展出的三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婚外有“婚”、两个儿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并认为这是同欲与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协调和接合的结果。个别研究者从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婚姻压力和婚姻困境等现状出发进行分析，反思传统婚姻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对同性恋伴侣关系的不兼容性。此外，法律界对于“变性婚姻”的讨论不乏正面、强调其自由与权利的宽容立场。以上这些研究从更为多样化的视角、更为宽容与尊重生活事实的立场出发，挑战了婚姻制度设置中的“异性恋”规定及婚姻主体男女二元性别的想象。
二、用什么方法：婚姻研究的实证基础
有研究者遗憾地指出，“学术界对于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方法比较简单”，而且“过度注重婚姻政策、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定性研究，貌似对婚姻家庭问题进行整体研究，但基本停留在一般性描述、分析和评论上，忽略了人的主观性……”除了广泛地缺乏实地调研的泛论特点，在婚姻的实证研究中，定量问卷调查是最主要的方法，其中除了个别变量考虑到主观因素（比如对于婚姻满意度的个人主观评价），绝大部分社会学者对于婚姻质量、择偶标准、婚姻匹配、婚姻支付、离婚率等问题是以客观指标来测量的。人口学界则更是盛行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客观测量婚姻迁移、婚姻挤压与光棍问题等等。除了这些调查的质量本身之外，定量调查的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特点，使得婚姻的多样性、复杂性、婚姻主体的主观性及其对于婚姻的主体建构与感受都难以呈现。相比而言，民族学、人类学对于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与形式的研究（比如走婚制）更加细致和深入。个别社会学研究者也开始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农村的招婿婚姻；用访谈的方法研究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结合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男同性恋的伴侣关系与婚姻实践、婚外包养关系中双方（尤其是被包养的女方）的生活实践与情感、相亲市场中新出现的白发相亲的现象，用网络文本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女同性恋婚姻困境。相比于定量调查，这些研究方法更加贴近生活与具有情感性的“人”。当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冲突，仅仅在婚姻研究这一个专门领域中是难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毕竟是千姿百态的个人出于丰富多彩的需要而构建出来的婚姻生活实践，不是说问卷调查不可以用，而是需要我们努力地把五彩缤纷的婚姻主体性和能动性，尽可能多地纳入进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婚姻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才恰恰更加可能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研究方法的纵深。
三、迈向“多样化婚姻”的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的婚姻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研究范式，偏向法律制度设置之下的婚姻想象，也偏向（生理上）一男一女在法律认可（最好也得到社会认可）前提下尽可能白头偕老的异性恋的婚姻立场，还偏向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定量方法。虽然有个别研究在主题方面超出了制度规范，但在立场上对这些非法或偏离社会主流规范的婚姻形式仍然是持否定或者警惕态度的。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主体建构、个体之间复杂多变的结合方式的研究非常有限。相应的，更加适用于研究新兴的、复杂动态的、贴近主体生活的、具有情感的、更加“性”感的婚姻现象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其结果是，尽管成果多多，但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下，我们对于“婚姻”其实真的知之甚少。因此，笔者希望藉此在研究层面提出“多样化婚姻”的理念。它主要包括下列三点。第一，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态度更加宽容、方法更加多元；尤其是要超越客观测量、定量调查一统学界的局面，去挖掘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第二，不仅仅关注制度层面的婚姻设置，更强调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形式，强调婚姻主体的界定与情感感受。同时强调生活实体与制度规范之间的互动及张力。第三，更具有挑战主流规范、挑战“常态”的批判性视角。被称为“婚姻”的生活实体可能超越异性恋，可能超越一夫一妻，可能超越二元性别对立；可能是短暂的；人们结婚的理由更可以是多样化的、仅仅由结婚主体之间商定的；人们也可以不选择婚姻而生活。多样化婚姻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逻辑，而不是主流的法律道德规范。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3
2.对社会实践的认识。
第一，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大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分别有45.74%、45.13%、36.61%的大学生认为当前大学生开展的社会实践广泛性不够、持续时间短、操作不规范。导老师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力度不够。56.42%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过程中指导老师的指导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但指导老师的实际指导次数有限，指导效果不明显。大学生社会实践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支持。63.14%的大学生认为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认可。第二，用人单位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不高。46.15%的用人单位认为制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蓬勃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学生参与率不高。社会实践普遍存在持续时间短、广泛性不够、操作不规范、功利心过强的问题。65.38%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持续时间过短，未能达到实效，19.23%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广泛性不够，且操作不规范，23.08%的用人单位则认为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的功利心过强。社会实践内容缺乏创新、规划不够科学。42.31%的用人单位认为当今大学生所开展的社会实践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实践内容形式缺乏创新，34.62%的用人单位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实践缺乏科学规划且社会实践制度落实不到位。社会实践后期宣传工作呈现良好态势。数据显示，仅有11.54%的用人单位认为社会实践后期宣传不力，说明用人单位高度认可当前社会实践的宣传效果。
3.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开拓视野。调查显示，51.16%的学生对“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这一社会实践的核心思想的体现表示较为赞同，60.03%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个人走向社会，另外，分别有32.56%、36.61%、33.33%、6.37%和21.53%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能够了解民生、促进专业知识的学习、投身志愿服务活动、了解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这直观的说明了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开拓视野。社会实践对大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58.31%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50.04%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社会角色的转变，39.88%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社会实践能够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数据显示，73.43%的同学认为社会实践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之间关系较大。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有助于其就业。数据显示，42.31%的用人单位均认为企业更愿意招收社会化技能高的大学生，他们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对社会也更加了解，进入企业以后会更加务实肯干，这对企业来说能够减少初期培训成本。在大学生应聘时，26.92%的用人单位最看中大学生的学习成绩，7.69%的用人单位最看中大学生的参与竞赛情况，而65.38%的用人单位最看中大学生参与的各种实践活动，这些数据表明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能一味的关注学习，还要积极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化技能，这样才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有助于其综合能力的提升。与大学生的看法不同的是，76.92%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对其自身的成长非常有帮助，96.15%的企业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表示支持。表明绝大多数的企业对得到过社会实践锻炼的学生表示高度认可，并赞同高校引导学生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4.社会实践与社会化技能之间的相关性。
大学生的团体意识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得到了良好体现。46.82%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团队在整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作用较为明显，这也充分说明大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自身的组织、协调、合作能力得到了提升，即社会化行为技能得到了提升。社会实践能够使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得到提升。数据显示，68.13%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能够锻炼大学生的交流能力，即社会化语言技能，53.92%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能够锻炼大学生的合作能力，即社会化行为技能，51.77%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能够锻炼大学生的适变能力，即社会化思维技能，这足以说明，社会实践能够不同程度地使大学生的表达、交流、沟通、组织、协调、合作、观察、适变、创新等综合能力得到锻炼，即社会化技能得到提升。社会实践能够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数据显示，76.92%用人单位表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与其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联系很大，76.92%的用人单位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锻炼大学生的交流和沟通能力，61.54%的用人单位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锻炼大学生的适变能力，综合起来即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同时也有少部分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锻炼大学生的表达、组织、协调、合作、观察和创新能力等。这表明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有助于提高其社会化技能。
二、对策与建议
1.规范管理，引导大学生自觉有序参与社会实践。
高校作为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主要管理和指导部门，可以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洞悉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现状和学生的相关需求，加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和引导，使社会实践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同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大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注重社会实践指导老师的重要地位，尽可能地为学生解决实践基地、资金等实际问题，并需要通过规范管理，从而引导大学生自觉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2.加强选题指导，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社会实践选题对于社会化行为技能的培养至关重要。不同的选题，其重点难点不同，对象不同，实践方式不同，实践效果不同，对于社会化行为技能的培养自然不同。因此，高校应制定政策，鼓励大学生以团队形式开展实践，加强组织、协调、合作能力的培养；在实践选题上，引导学生注重与社会热点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社会民生相结合，增强实践的科学性和培养能力的针对性。同时，指导教师对于社会实践的实效性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导老师应注重指导大学生观察与思考社会现象，带领学生认真分析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思考所学专业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思考自身职业规划，从而指导大学生主动调整自身的学习重点，实现自主创新发展；在社会实践后，应注重指导学生总结提炼实践成果，以研究报告或论文的形式将实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层面，并积极将理论成果向相关单位反馈，从而对社会发展和工作推动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4
希腊几何学是数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她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直接影响过西方数学，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著名数学史学家克莱因在《古今数学思想》一书中曾经指出过：“希腊人在文明史上首屈一指，在数学史上至高无上。”并且他提出了数学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文明史上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探讨何以古希腊人有这样的才气和创造性。”[1]本文试图对“克莱因问题”进行探索求解，以破解长期困扰着数学史研究中的希腊论证几何学的成因之谜。反观“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证明几何学”也就容易找到答案了。
一
古希腊是一个移民的社会，从开始就没有像东方民族所具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式的社会结构。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加上希腊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为希腊古典的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希腊城邦制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古希腊社会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古典的理性文化或科学文化。希腊几何学正是在这种理性文化中诞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是法学的发源地，法律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公元前11世纪——9世纪是希腊的荷马时代，也就是史称的“英雄时代”。这一时代是希腊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首先表现在希腊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希腊人开始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以“人为一切事物的尺度”来审视世间的一切。荷马时代实质上是希腊历史上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古希腊文明的开端。从此，希腊民族完成了从神秘主义文化向理性主义文化的转变，开创了以法律文化为轴心的科学文化的历史进程。《荷马史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重建社会秩序的法典，确立了一种政治民主制：其中包括议事会、人民大会和首长选举等内容。因此可以说，希腊文化的源头或逻辑起点是《法典》，由此铸成希腊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尔后的德拉古立法，直到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最终确立起古希腊的法律体系，推动了希腊民族法律文化的繁荣发达。希腊人唯“法”是从，遇事讲“理”，依法办事，他们以“法”的眼光审视社会、审查自然、审理知识，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古希腊文明。
希腊几何学的证明思想导源于法律文化，论证几何发凡于梭伦立法时代。希腊的法学称“正义学”。人们在立法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什么是正义？为什么有罪？”等法理问题。其中包括“公理、公设、前提、条件”等法学的基础问题，以及审判过程中的“事实、理由、证据、推理”等法学的逻辑问题。要从根本上弄清楚这些法理问题，人们就必须在思想上进行一种“分析”的理性思考。立法者告诫人们：法律是规则的、普遍的，并对一切人都是相同的；法律所需要的是公平，诚实与有用；他们欲求为一普遍的规律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因为种种理由所有的人都要服从法律。
梭伦当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对“法律”制度的改革。他认为，无法和内乱是人类最大的灾难，而法律和秩序则是人类最大的幸福。梭伦改革的目标是企图建立一个为新的、旧的势力都能接受的民主和谐的政治，以保证社会各种势力的平衡和政治稳定。为此，梭伦建立了新的法律，史称“梭伦”立法。其中最大的举措是加强了公民大会的权力，凡年满20岁的雅典公民均可参加，会议定期举行。400人组成议会。他创建了宏大的人民法院依利艾阿，总人数达6000人，任何人都可以谴责执政官的无理决定。
公元前6世纪雅典陪审法院的建立，这不仅标志着希腊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整个希腊学术思想的繁荣与发达。古希腊的法律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是推动了自然法的理论研究。强调其法律存在的客观性和同一性，认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法律有其共同的根源和价值目标，这就是人的本性和规律，就是理性，就是正义所综合的一系列价值目标，如自由、平等、秩序等。因此，自然法学者特别重视探索法律的终极目标和客观基础。其二，法根源于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社会性和理性。真正的法律或自然法应与之相符，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者说法是人的理性所发现的人的规律和行为准则，是“理性之光”，它能照亮人前进的道路。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正义。所谓正义，就是基于公共幸福的合理安排，就是人在社会中“得其所哉”，即享受人应该享受的权力和平等地承担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四，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的行为准则能使人们辨是非、知善恶，自然法就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终极性的价值目标。
生活在梭伦立法时代的泰勒斯，与梭伦同为希腊“七贤”里的人物。他受希腊法律文化（社会立法）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受自然法理论研究的启发，创造性地运用法学的思想和方法为知识“立法”。泰勒斯对经验几何学知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性研究。作为数学思想家的泰勒斯，他突破了以往几何知识仅仅“是什么”的认识水平，将几何知识提升到了“为什么”的认识层次。由此开几何命题的证明之先河。泰勒斯在进行几何学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任何圆周都要被其直径平分；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两直线相交时，对顶角相等；若已知三角形的一边和两邻角，则此三角形完全确定；半圆周角是直角”等五个几何命题，而且还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些命题。[2]
毕达哥拉斯继承和发扬了泰勒斯的证明几何学，并且将数学概念抽象化，进一步推动了演绎数学的发展。毕达哥达斯的“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系”的数理宇宙观对古希腊的数学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因发现“无理数”（不可公度的量）而引起的第一次数学危机，充分证明了几何证明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几何命题的理论证明。
贯穿于希腊古典民主政治、商品经济和理性文化之中的是希腊的自由精神，这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出现的。这种自由精神最终演化为学术思想上的自由探索精神。正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希腊研究之风，才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希腊科学之春。
二
独具特色的希腊语言文化也是希腊理性主义起源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最早对语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是希腊人。公元前10世纪前后，希腊人在闪语字母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改造，首次创造了音位文字字母，并且还把闪语文字自右向左的书写规则改为自左向右。到公元前775年左右，希腊人把他们用过的各种象形文字书写系统改换成腓尼基人的拼音字母，建立起了希腊语言文字系统。在此基础上理论家们开始了为语言“立法”——语法的研究。赫拉克利特指出过：“如果要想理智地说话，那就必须用这个人人共有的东西武装起来，就像城邦必须用法律武装起来一样，而且要武装得更牢固。”[3]
希腊哲学、法学、逻辑学与希腊语言文字的关系密切。哲学中的许多派别的理论观点时常牵涉到对语言的认识。法学中的论战、法律条文的制定，也往往涉及到对语言的修辞和准确的表达。逻辑学与语言学，特别是与语法学的关系更是密切相关。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工具。思维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它是否合乎逻辑就成为语言表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家要利用逻辑学的术语和方法来研究语言中的结构意义；另一方面，研究逻辑的也往往牵涉到语言的问题。
希腊的语言结构复杂。希腊语言中的动词更是变化多端，它有人称、时、态、体、式的变化。特别是由系动词附图变来的（附图）一词，具有多种的语言意义，表现出多种的语法关系。正是这种奇特的语言现象引起了理论家们的关注，成为“智者”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
当希腊语中使用“附图”一词时，就有多种不同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当动词‘是’被用来作为句子中的第三种因素时，会产生两种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如在句子中‘人是公正的’中，‘是’这个词被用作第三种因素，无论你称它是动词，还是名词。”[4]系动词“附图”在希腊语中不同凡响，它是人们进行言语对话，进行思想交流，进行陈述和判断不可缺少的词语。同时，在人们的语言表达中最容易产生歧义的也是这个中词。在“他在这儿”这个句子中，它所表示的是一种物理位置；在“天使是白色的”这个句子中，它表示天使的一种与位置或物理存在无关的属性；在“那个人正在跑”这个句子中，这个词所表示的是动词的时态；在“二加二等于四”这个句子中，它的形式被用于表示数字上的相等；在“人是两足的能思维的哺乳动物”这个句子中，它的形式被用来断言两组之间的等同。
在形式逻辑的主宾式语句中“附图”是一个典型的多义词。它可以表示“＝”（等于）、“∈”（隶属）和“附图”（包含）三种关系。例如：(1)“欧几里得是《几何原本》的作者”与“《几何原本》的作者是欧几里得”，这里的两个“是”具有可逆性，他们是一种等价的关系（＝），可解释成关系“＝”（等于）。(2)“欧几里得是古希腊的数学家”中的“是”为“∈”（隶属）。即个体和集合之间的隶属关系、层次关系，因而不可逆。可解释成关系“∈”（隶属）。(3)“数学家是科学家”中的“是”被解释成关系“附图”（包含），即集合与集合之间的包含关系，一般来说也是不可逆的。科学家不一定是数学家。
正是由于希腊语言中的这种多义词，也往往容易产生语言思维中的歧义性，由此引发了语言文化史上的“希腊景观”——观念的战争。正如科学哲学家被波普尔所指出的那样“观念的战争是希腊人的发明，它是曾经作出的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实际上用语词战争代替刀剑战争的可能性，还是我们文明的基础。特别是我们文明的一切立法和议会机构的基础。”[5]
由此可见，当我们探索追踪古希腊论证几何学的成因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考察独特的古希腊语言文化方面的根源。
三
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知识论和逻辑学是希腊理性文化中的精品。“爱智者”们从深层次的根基问题上开始了对法学和语言学中所提出的带普遍性的诸如“自然规律”、罗各斯、真理等知识理论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智者运动，对希腊哲学的发展以及几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雄辩术(Sophistry)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类型就是进行某种语言审查，称为反驳论证(Elenchis)，要求把一切行为都置于理性批判和理性推论的基础之上。希腊论辩术除了论点和论据以外，还涉及到逻辑，即语言处理法。“逻辑”这个概念，在古希腊语言文化的使用中有多种含义：发言、演说、陈述、论证等等。但概括起来讲，逻辑一词主要有三个应用领域，它们之间有着潜在的概念上的统一性。首先是语言和语言的领域，包括发言、演说、描述、陈述、（用语言表达的）论证等等；其次是思想和思维过程的领域，包括思考、推理、解释、说明等等；第三是世界，即我们所言说、所思想的对象，包括构造原理、公式、自然法则等等。
词汇、思想和事物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成为智者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旦人们把这三者区分开来，同时仍然坚持作为获得真理和知识的必要条件，三者之间应该具有某种一致性，由此人们就面临着如何最恰当的理解逻辑与这三者的关系问题。一个事物的逻辑就是：其一，事物自身的原则、本质、显著标志或事物本身的组成部分；其二，我们认为它所是的东西；其三，对事物（语言上的）正确描述、说明或定义。这些都提出了是什么的问题。事物的逻辑在第一项下是指事物是什么；在第二项下是指人们认为它指的是什么；在第三项下是指人们说它是什么。归根到底，从最高意义上讲，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向人们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求助于罗各斯，从中考查存在的真理。”
至少有10种含义的希腊字“附图”成为苏格拉底时代希腊哲学发展的突破口。独特的希腊系动词“是”（附图）引起了理论家们的注意，成为哲学家思考和研究的对象，由此而开创了哲学本体论的研究领域。作为哲学范畴的“附图”一词的哲学意义为“存在”、“本性”、“有”、“是”。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是与非等问题的论争贯穿于希腊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特别地成为辩证法的摇篮。三大几何难题（三等分角、化圆为方、立方倍积）和芝诺四大悖论（实质是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连续和间断的矛盾性）的出现都是希腊人辩证思维的产物。
苏格拉底在爱利亚学派的本体论和芝诺反证法的基础上，首创“诘问式”的辩证方法，一种“发明观念”的矛盾方法，促进了对“定义”和“推论”的深化研究。他提出“真正的知识基于普遍的定义”和“归纳的理论”。他以逻辑辩论的方式启发思想，揭露矛盾，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致力于寻求事物的普遍定义，例如“什么是正义”。他总是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各种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苏格拉底以此来训练人的逻辑推理能力。
柏拉图不仅是一位法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极其重要的数学思想家。“不懂几何者不能入内”是他教育学生、训练思维的主要方法。在数学教育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以几何学作为训练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在数学方法论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把严密推理法则加以系统化的人。他特别关心数学中的证明问题，关心推理过程中的方法论。柏拉图提出数学证明应以某种假设作为出发点，即公理、然后通过一系列逻辑推理，最后达到所要证明的结论。他将这种数学推演过程概括为“假设法”。柏拉图学派把几何学证明方法的发明推向高潮。他们发明了几何证明中的分析法、间接证明中的归谬法。古希腊从柏拉图时代起，数学上要求根据一些公认的原理作出演绎证明，已经成为数学研究中的一个准则。演绎证明是以其正确性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陈述，或者以在一个既定的理论体系中被视为正确的公理为出发点，并以它们为根据，借助于逻辑的最终规则，构成一系列陈述，而这些陈述的最后是可以被论证的命题。每一个相继产生的陈述必须按照最终规则从前一个陈述中产生。数学中纯粹的演绎证明，早已是以相关理论的广泛的形式化为前提。
法学家、哲学家、数学家欧多克索斯，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创的把几何学作为证明的演绎科学进行研究的方向。在同代人，特别是柏拉图学派的研究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以公理为依据的演绎法。欧多克索斯的数学思想完全来源于希腊的哲学文化。希腊字假设(hypothesis)，其本意为辩论双方可接受的命题为出发点，不需证明或证实的是基本命题。公理(Axioma)原义乃请求，转义为公理，指基础、研究的出发点。欧多克索斯总结出直接证明的演绎推理手法与间接证明的反证法，分析法和综合法为几何证明中的主导思想方式。
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哲学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倡导“第一哲学”，研究“存在的存在”，作为“是的是”的科学。他认为，思想在推理和证明的过程中的联系、逻辑学定律和规则，是以存在本身的联系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作为工具论，对希腊证明几何学的最终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分析篇》中指出：“我们无论如何都是通过证明获得知识的，我所谓的证明是指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所谓科学知识，是指只要我们把握了它，就能据此知道事物的东西。”[4]他在《论题篇》中指出：“推理是一种论证，其中有一些被假设为前提，另外的判断则必须由它们发生。当推理由此出发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原初的时……这种推理就是证明的。”[4]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证明三要素：一是有待于证明的结论；二是公理（公理是证明的基础）；三是载体性的种及其规定及依据自身的属性由证明揭示。他还认为，数学是研究形式的，人们通过算术证明几何命题。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为人们的思维“立法”，它所总结出来的逻辑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为几何证明提供了一种法度，即有效推理的准则。数学论证必须满足两大条件：真前提或出发点，以及有效的论证。数学推理都是根据矛盾律进行的；反证法的依据是逻辑的排中律。希腊人确信，逻辑是科学的工具，真理是建立在证明之上的，而且是一种“信念”的源泉。理所当然，数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思维的逻辑工具。
四
公元前300年左右，亚历山大里亚的数学家欧几里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运用亚里士多德形式化的逻辑分析和证明理论，终于建立起一个完备的几何学知识体系。他把前人已有的几何学知识充分搜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从中抽出那些最简单、最基本，已被无数经验事实所一再证实了的命题，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或公设，再由此出发，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方法，循序渐进、由简及繁地引出几何学的全部定理，并为之提供了精辟的逻辑证明。《几何原本》的诞生，标志着希腊证明几何学的完成和演绎数学体系的确立。
在《几何原本》里，欧几里得对他以前的和他亲自增补的所有几何问题，作出了严格的逻辑性的叙述。这种叙述是借助于演绎法包含把假定作为基础的某些不要求证明的定义和真理，而一切进一步的原理则用严格的证明作出，这些证明或者是根据这些真理，或者是根据由真理得出的原理。欧几里得倡导的“定义—公设—公理—命题”四步曲，成为数学研究的纲领方法论和数学理论最通用的铺陈方式，以及“已知—求证—证明”的数学演算三段论，对后世的数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希腊几何学从泰勒斯开始，到欧几里得完成，其间经历了萌芽、生长、成熟和定型四个阶段，历经300余年的发展。每一个阶段的演进都受到了希腊理性文化的深刻影响。法律文化中的公理、假设、理由、证据等范畴是几何学中的公理、公设、推论、证明的概念根源；语言文化中的希腊系动词“是”（附图）独特的语法现象，诱发出了哲学本体论和知识论的研究，以及逻辑学中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的研究，这些都成为几何学中的定义、推论和证明的理论基础；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希腊哲学文化，成为几何证明方法不断发明创造的源泉动力。反过来，公理几何学的发展，给希腊理性文化以影响，使之具有几何学的本质。由此从中给人们透露出一种信息：几何学，乃至整个数学的发展无不受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文理交叉、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协同进化，是科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参考文献】
[1]克莱因著，张理京译，《古今数学思想》（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2]斯科特著，侯德润译，《数学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页。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5
文学创作有自己的标准。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但是部分文学创作却是不尽人意的,具体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作家精神价值追求的冷漠和责任感的缺失
作家的创作动力不够,没有积极进取的意识。体制带来的影响虽说是外在因素,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作家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却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创作的作品多数存在着类型化的趋向。与此•58•同时,作家不再关注社会民生和生活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精神资源的匮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贫瘠。
(二)大众文化时代对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
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冲突。当代作家面临文学创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择。作家自身创作素材的匮乏、创作过程的迟缓和市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创作的初衷,部分作家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了自身文学创作的信念。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弱化
文学是有魅力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把文学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给读者,而计算机语言的智能构词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对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过分依赖程序化的语言,从而放弃了对文字语言使用的主动性。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下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的网络文学现状
网络传播的兴起,使当代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文学创作者与读者接触更亲密,沟通更频繁,而这正是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影响之一。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文学的存在与传统的出版形式已经形成了彼此认可、合作互补的双赢局面。网络媒体的发展让网络文学有了新的市场。通过网络资源,人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量的文学网站,网络期刊和各类文学论坛占据了读者们的视野。
(二)多元化下的网络文学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充实和补充
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经济政策、管理方式的变化,还有不断进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资讯设备。这些现象紧密地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走向多元化。人们开始有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因素使得网络文学的考察视角变得丰富。网络文学的创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学机制都呈现出新的价值趋向。不同的传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学特征,不同的文学特征则需要不同的传播方式。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作者文学创作欲望表达的扩张、题材与文体的拓展、文学形态的变化、文本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变换等几个方面。
四、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文学创作中写作理念和手法的发展方向
(一)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
倾听国家和人民的声音随着商品经济和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学迅速崛起。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文化格局发生结构性的转变,社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一种角色。作家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社会行业。因此,作家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要对社会负有责任。作家的文学创作虽是个体劳动,却不会是个体事业。因为,作家代表的是一个行业。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仅要满足于个人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应表达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关注和关心,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引导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要与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需求相联系,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要具有现实担当的作用,也要具有指导教育的意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重。随着我国综合竞争国力的迅速提高,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人们生活幸福了,而且社会价值观念也多样化了。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着文学创作的素材。这正是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黄金时期。在这种条件下,作家应该站到人民的立场,关心人民的生活,倾听人民的心声。这样,作家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具有影响力的好作品。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6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悠久的古文明传承，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对于弘扬世界多元传统文化，能提供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所谓社会文化，“广义上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享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狭义上指人类文化的象征物，如文化遗迹、文物、各种艺术形式等。”社会文化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文化，它的特征在于文化的社会属性，是文化在人类共同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包括哲学、宗教、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积累的习惯。
人文素养不仅仅是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科学知识和掌握的人文学科知识，只有将人文知识上升到自身的品格，才形成了一种素养。所以，人文素养是通过人文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或环境的熏陶，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而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
二、社会文化对学生人文素养形成的影响
社会文化包括哲学、宗教、道德、社会常识和传统文化等，而人文素养是科学常识、人文知识升华成的一种内在品格。所以，社会文化中对人文素养影响较大的应为社会常识和传统文化。陈丹青先生在《常识与记忆》一文中提出近年来全国大谈人文并不是件好事情，“正相反，它说明人文状况出现了大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以我的看法，先别奢谈所谓的人文，我们要紧的是先恢复常识和记忆”。可见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社会常识和传统文化对人文素养形成影响之普遍与基本。
首先，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社会常识和人文学科知识，同时也是人文素养的构成基础。而只有掌握了充足的人文学科知识，并将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才能上升为人文素养。
其次，我国社会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华大地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精粹，正确引导大学生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才能提高其人文素养，养成其高尚的精神品格。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从爱国诗人屈原、陆游到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这种信念经过一代代人的充实提高。到了后代则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名言对之做了精辟总结。表达了中华儿女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豪情壮志和浩然正气。第二，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真诚、宽恕的良好品质。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忠孝仁义这种价值取向对大学生摆脱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思想，缓和日益淡漠的人际关系，树立集体主义精神、高扬奉献精神大有裨益。
因此，加强人文学科知识和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即使对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更加强了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三、社会文化与学生人文素养的互动因素分析
（一）社会文化环境越好，市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要求越高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文化环境也不断的发展成熟。在逐步完善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对校园文化和学生人文素养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在发展过程中也无时无刻不吸收着社会文化的养分。所以社会文化环境越好，必然对校园文化和学生人文素养的要求越高，同时也能更加促进其发展。
（二）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是提升校园文化层次的重要切入点
学生人文素养是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培养出来的，是社会进步、社会文化提高的表现，学生人文素养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无疑可以提高社会文化的品味，因而也提高社会文化的表现层次，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学生人文素养在社会文化中产生发展社会文化和学生人文素养影响同时又是学生人文素养和社会文化程度的表现，社会文化是学生人文素养产生发展的肥沃土壤，同时又是学生人文素养的最终成果。因此，学生人文素养和社会文化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7
一、社会文化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既具有专业知识，又懂外语）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职教育也取得了较大发展。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众多不足。例如：
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据调查，英语高考成绩在60分以下的学生只认识600个左右的基本词汇，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1/4到1/3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
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
3．在现今的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
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实际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
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用它来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既可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二、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的，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
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应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说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是教学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纲为依据。
转变了观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纲。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设置及教材选择。
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之外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
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又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应选择多含英美本族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
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献，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渗透。
3．课堂教学。
对于英语课的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老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比如口语训练中，要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一般是不可原谅的，听者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在阅读课时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中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内容，增强语言功底。而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汇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使其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爱”，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而常用“Whatacutebaby!”。这样的词汇很多，教师可利用这些词汇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4．考试项目的调整。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还是回到与纸笔交流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的最终交际服务。
5．英语教师培训。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墨守成规和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地补充给养，进行专业、学历等方面的进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有一个实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较、输出，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6．第二课堂。
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语言教学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利用其他方法进行。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直接交流，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易让学生们领会、掌握，促进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再者，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文化教学的重视而忽视语言的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补充语言教学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
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顾之？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择主流，有所选择地讲授。
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比如以前说中国人的谦虚，听到赞扬总说“你过奖了”“不怎么样，让你见笑了”等等。但据调研表明，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赞扬有近一半说“谢谢”或其他类似肯定的话。故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
三、结语
21世纪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类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而语言技能的提高转化到语言运用能力提高的过程中，时刻都会受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冲击。我们应在如何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8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下，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同时，将坚持民主法治作为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因此，“法治”社会下的“和谐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一、关于文化的概念及其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价值功能 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广义文化的概念与文明同义，所谓“和谐文化”乃是属于狭义说文化的范畴。在对文化的研究中，对文化的区分出现了高雅文化、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产业文化、商业文化等新概念。此外，在各个学科领域内都有相应的文化概念，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行政文化、企业文化、管理文化、法律文化、法院文化等等。文化不仅与人类社会进程密切相关，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甚至反映着人类每一个人的权利、利益、自由、生存状况。 社会学家在定义“文化”时总要把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核心”，因为对人类各种族、民族文化来说，价值观念是其“文化”得以存在、延续或复制的核心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同历史阶段和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体系和结构，要求着不同物质和功能的价值系统。社会实践的转型和发展要求一定文化价值系统的转型和重构，新的社会实践也规定着新的价值系统的发展方向。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演变表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型和更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关键和标志。 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文化，与物质文明存在着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看作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属品，它有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规律，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发挥着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巨大能动作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有这样一段解说词：“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我们党对文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已经进行了深刻论述。党的十六大进一步科学论述了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交融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指导思想、法律、执政能力三个方面确立了文化的地位。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内容的和谐文化重要任务。 二、权利文化应成为国家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中国社会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导致传统社会的基础渐趋瓦解，由此也引发了社会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的变化。因此，在理论学术界（公民）权利文化的概念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权利意识缺乏的特征正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对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基础，是我们推崇权利文化的前提。 所谓权利文化，是指协调和平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间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以把人权为基础、把民生为内容、把民主为特征，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象征。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它长期是被人们遗忘和冷漠的角落。 几乎所有的学者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时都会提及其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它主张“克己”的臣民文化，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青天”、“父母官”的称谓等，使人的思想凝固于封建关系模式中。尽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重“民”，但“民”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动的受治者。这种重民思想只能是培育对“官”与“皇权”的肯定。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曾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义务文化，因为中国古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臣民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表现为服从，由此国家制度在设置的时候， 是以人的义务为中心的。西方的法国大革命首次彻底将人类的以义务为中心的制度改变成为以权利为中心。其标志一个是人权宣言，一个是拿破仑法典。人权宣言构筑了近世以来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样本，核心就是把人权作为宪法最重要的原则，重新构筑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封建社会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对公民来讲履行义务就是一切。人权宣言把这个关系颠倒了过来，就是国家权力要为公民权利而存在，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 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课题专著《文化基础与道路选择——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层思考》深入探讨了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既不是商品经济不发达，也不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更不是法律制度中民商法欠发达，而是已经成为民族特性的“义务文化”。在大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其他许多制度、习惯、生活模式等都是可变的、易变的，惟独义务文化这种具有基因意义的文化因素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大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义务文化”特征的不断延续复制，实际上阻碍了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三、权利文化应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主流意识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的体现。它表明了执政党对人权以及权利文化的再认识与推崇。 马克思不止一次毫不隐讳地称自己的哲学为“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他的社会和谐思想也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他将社会和谐解释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摆脱异化、回归自我，使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合而为一，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社会。他的这一论述蕴含着权利文化的要义，揭示了对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张扬对构建社会和谐的促进与保障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法治和民主国家，应当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权利作为一种文化，并以此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首先，人的需求是人作为生命个体无可否认、无可回避的客观必然现象，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有需求才会从事劳动实践，劳动实践又维持并且拓展了人的需求。人的欲望是需求的自然延展。需求原本是人类温和的天性，并无善恶之分，孔子有曰“食色性也”，西方文化称之天赋人权。生存与发展是人及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相对于这个目的，安全是基础，交往是条件，尊重是保障。社会要在维系、容许、甚至宽容个人欲望的同时，要求每个人在利益追逐行为的起点和规则上应当是公平的。 第二，现代社会文明特别要求：不能由一部分人来划定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标准，更不能因人的地位、阶层状况而被限制和剥夺其合理、合法的需求。在公民基本权利面前，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由于地位卑微或生理缺陷而受到歧视，弱者的需求、特殊群体的利益必须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关心扶助。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个人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个人权利是前提，国家权力是结论；个人权利是因，国家权力是果；个人权利是目的，国家权力是工具，国家权力因个人权利而存在。过去，我们往往注重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民，轻视作为个体的人，甚至把人民与组成它的无数个体对立起来。对个人权利的蔑视和侵害，往往是在以整体的名义和崇高的目标下进行的。 第三，没有个性的充分发展，社会是不会进步的，这已为人类历史发展所证明。马克思早就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自由理想是社会整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辨证统一。人类自由理想的实现最终将归结为全体个体自由程度的普遍提高，而且这一过程是通过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而实现的。在这种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关系中，每个个体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是社会整体自由能力的发展源泉，而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又将为每一个体的自由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在当今意识形态领域，权利文化应当成为主导观念或主流意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该应用权利文化来更新我们的观念，架构我们的政治制度。 四、权利文化应成为国家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条件 （一）保障公民的权利是党获得执政 “合法性”的根本要求。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们党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政党要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最广泛地代表、实现与维护好社会的普遍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以往一切私有制社会里，“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能否最广泛地代表、实现与维护好社会的普遍利益，是决定党能否赢得“合法性”的根本之所在。如果执政党在长期执政中漠视人民利益，甚至蜕变为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意志决定着执政党的命运。 （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讲的民主政治，就是以公民的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以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来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要求执政党的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组织人民群众自己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能把执政为民看着是对人民的恩赐，是居高临下地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必须健全和完善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国家政治体制和权力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尊重人权，尊重公民权利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是建立宪政民主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条件。 （三）保障公民的权利是当前党的现实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和目标，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已经在现代的意义上，为中国规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政”框架和内核。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把宪政文化建设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继续肃清人治的残余影响，逐步树立宪法至上的理念和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地位和权威，进一步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把重大决策与立法结合起来；依法科学设定国家权力，使之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高效运行，形成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与制约机制；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法制保障和促进机制，形成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治机制和尊重公民权利的政治文化。 五、权利文化应成为处理公权与私权关系的指导标准 所谓权利，即是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跟“义务”相对）。 在现实生活中，客观上存在着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与权力掌握主体的自利性之间的矛盾。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要求权力维护社会的普遍利益。但是，由于执掌权力主体本身利益的客观存在，就可能削弱公共权力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权力受特殊利益意志的支配而产生依附性，即利用权力谋私。 公共权力如果不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难免会将个人的“自利性”带入权力之中。2009年4月，互联网上披露了一则新闻：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的警察发现，他们在抓获的本地一家脱衣舞俱乐部的“看门人”时，竟然发现“看门人”是本市的市长大人！这里的指的“看门人”不是老板，而是“打工仔”。原因是这位市长大人因交不起每月1200美元的医疗保险，而不得不靠业余打工。无独有偶，当时网上还有一则消息，说的是正在接受法庭审查的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则利用公权，大肆敛财，不仅贪污受贿千万元，还同时包养了8个情妇。真是对比强烈！难道是中国的市长生财有方，美国的市长天生愚笨？自然不言而喻。有网民评论说：“斯帕克斯选择夜间去给脱衣舞俱乐部当兼职门房，而不敢动丝毫的贪污心思，怕的就是那无数双纳税人大睁着的监督眼睛和联邦政府设定的严密的监督机制。由此我认定，斯帕克斯是位清廉的市长，我要对他报以足够的敬意，当然我更对造就这样的清廉市长的制度设计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和羡慕。” 因此，扩大和张扬公民权利的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退让”的过程，是限制和监督政府权力的过程。这就要求掌握着各种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公务员必 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在对政府官员实行监督的时候，在知情权与行政官员的隐私权或政府部门的保密权相冲突的情况下, 我们应以权利文化为判断标准，决定两权的取舍。 在公民与政府以及公共资源占用者的权利关系中，公民的“知情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知情权”主要是指所谓的政治性权利，其本义是指民众有权了解其所委托的政府机关和公共资源占用者是否尽职尽责，了解的方式就是通过政府公开其工作成果乃至办事流程。在国际法上，“知情权”已经成为当代的一项基本人权。在国内法上，众多的国家试图或者已经将其上升为一项宪法权利。而对这项权利的保护，并不是宪法里的一句话就可以做到，而是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也就是说，宪法意义上的知情权，必须通过现实意义上的一项系统工程才能完成，其中尊重公民权利的政治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结束语： 充分认识权利文化的功能价值，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与法治，既是我们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我们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它就象是我们时代列车上不同侧面的绚丽“涂装”，其共同的核心价值就是人民至上、人人平等、共同致富的社会追求。我们讲的民主政治，建设和谐文化，在法治的视角下，就是以公民权利保障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权利文化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所以要构建政治文明的话，就必须有权利文化。作为法律调控对象的民众权利，构成了和谐文化的核心因素。而和谐文化的建设，必将为法治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的公民社会、权利文化尚处在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文化具有反映人类能动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本质，权利文化不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和政治根基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尽管权利文化的“教化”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毕竟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培育权利文化。 注释 《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533页。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已有数百种，由此而造成的对“文化”的歧解，大都是人文或社科学者在专门运用或研究“文化”概念时发生的，应不足以影响本文“简论”所涉及的内容。 参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员干部读本》，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现代汉语词典》1998年修订本，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048页。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9
社会文化理论促使人们站在更具创新理念的角度来思考第二语言的习得。在社会文化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更加充满了现代化与人性化的教学色彩，其推崇的多角色转变理念更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逐渐推广开来。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文化理论的深入应用和广泛普及，该理念也逐渐应用到教育事业中。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的方面，并积极实现多角色的转变。下面笔者站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围绕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学主体的多角色转变进行展开讨论，目的是更加清晰地分析出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发挥的效用和发生的角色转变。
一、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社会文化理论最初是由苏联心理学者维果茨基提出的，其认为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引导下，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方式会更加多元化和开放化，会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二语习得行为的创新化发展。应用在语言学习领域中的社会文化理论，其推崇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主体角色的转变，在更为多元化的角色角度上完成全方位的第二语言教学活动。社会文化理论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性，可以被看作为在多元化语言环境下完成教学行为，同时在文化理念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角色互换，改变教学方式，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1］。在社会文化理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主要由以下几个分支组成:第一，教学对象。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第二，教学内容。围绕英语知识的听、说、读、写、译五大方面展开教育，立足于全面化和综合化的写作视角进行高效化的英语写作教学;第三，教学环境。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出来的整体环境极具开放性、平等性与和谐性的氛围，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可以说极大地体现了该种教学模式的真实概念，正是由于极具开放化与自由化概念的整体教学环境，使得英语写作教学工作展现出更强大的吸引力和实践性。
二、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特点
第一，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的主体为学生。由于在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学活动的开展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而教学内容也是由教学者层层“下发”给学生。从教学的互动性来看，传统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是单方向的互动。然而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中的主体是学生，其更加突出了学生在写作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提升了学生在教学行为中与教师的互动性和沟通程度。而教师被定位为写作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负责教学活动的纪律、节奏、覆盖面积等，更多的是教师服务于学生，为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英语写作教学与学习氛围。第二，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更具个性化特点。这种个性化的特点主要展现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学生对英语语言知识的学习技能和学习方式。学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学习理念，并以该理论下营造的开放性学习环境为基础，在信息量更大、与外界接触更多并且与教师、与同学互动程度更高的前提下，完成对英语语言听、说、读、写、译五大方面的学习。因此，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营造出来的教学环境非常丰富，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倾向、学习特点来选择极为个性化的英语写作学习内容，使作为活动主体的学生更加充满了主动性意味。所以说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具备了个性化的特点，也满足了现代化英语写作教学理念的个性化需求［2］。第三，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由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是利用文化交流理念和开放性学习平台理念为基础，而开展英语写作教学活动、实施教学行为。在语言、文化交流形式为基础的开放性平台的背景下，其提供的教学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或者开展多种类型的英语课后辅导活动以及课余时间的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等。这样能够使学生在随时随地的状态下完成对英语写作的学习，多角度的英语写作教学方式也更是展现了多元化发展的特点。第四，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更加突出了听、说环节。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带动中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更加注重对学生英语写作的多方面培养。其立足于全方位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听、说、读、写、译功能，并更加突出了英语听、说环节，以此为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奠定良好基础。同传统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相比，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哑巴”英语教学，利用更为先进和即时性的文化交流平台，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和表达水平。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通过不同形式的写作环节和“英语角”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英语环境中，以此来利用开放性的心理沟通与互动平台积极推动学生进行英语写作和英语写作学习心得的交流。第五，教学管理被收集到更具人性化的教学模式体系中。所谓教学管理，是针对教学活动的一项全面管理活动，其是立足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集合了教务部门、教师和在线管理系统等环节而组成的。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将教学管理纳入其中，并在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有效融合了规范的教学管理行为，使整体教学工作更为规范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完善英语写作教学平台，为良好的教学内容提供有效管理。
三、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教师多角色分析
1.信息收集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尽管建立在开放性极强的社会交流平台基础上，也需要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为学生带来更加全面和丰富的学习信息。所以说，教师在该理念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中扮演了信息收集者的角色。在教师进行信息收集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信息过于繁杂，信息良莠不齐，那么针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抉择便非常重要。教师便发挥了对信息的有效筛选的角色职能，挑选出对学生有益、促进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有效开展的相关学习信息，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进行信息分配与信息整合，形成更加适合学生进行学习的信息资料，以此来为后续的英语写作教学行为奠定基础。
2.教学内容安排者
课堂教学内容是既定的，要想充分展现课堂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安排与规划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对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应该提前制定和安排，形成非常具体和极具层次感的教学计划。这样在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时能够保证课堂教学节奏，与开放性环境实现科学融合，从而提高英语写作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为有步骤、有规划地完成系统的教学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在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立足于英语写作课堂教学的根本目的，从而明确教学行为的直接目标，以此在更具条理性、导向性的环境中完成对学生的英语写作教学信息输出和教学工作［3］。
3.课堂引导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集合了现代化教育理念和传统教学方式二者的优秀之处，并加以高效融合，形成了极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学系统。那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的创新教学氛围中，会由于信息过于繁多，不仅具备积极的、有益的学习信息和学习资料，同时也存在负面的、消极的相关信息。然而学生无法在自主抉择的状态下完成独立的英语写作学习活动时，教师便需要发挥写作课堂的引导性作用，作为英语写作课堂的引导者带领学生实施有效的学习行为。因此，教师本身作为教学计划的实施者，在开展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更要发挥对学生的引导性职能，立足于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英语知识，从而推动学生更为准确和科学地学习英语写作并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4.教学管理者
建立在开放性教学理念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理论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其具备了更为广阔的“头脑空间”自由和学习自主选择性。教师作为更加直观的教学行为管理者，学生在英语写作课堂中可以根据自身的英语喜好和英语兴趣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英语写作材料。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开放和自由的教学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课堂管理的难度。因此，教师要良好把握社会文化理论的教学思想，正确发挥对英语习作课堂的管理职能，作为课堂的教学管理者来维护课堂教学秩序，并形成良好的英语写作课堂模式和学习习惯，以此来带动学生在自律的前提下完成学习行为，同时也带动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4］。
5.学生培育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更为注重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和沟通性程度，主张学生在信息交流和互动过程中完成正面的信息获取，从而实现有效的学习行为。为了在课堂中更好地培育学生自身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应该发挥学习培育者的效用，实现自身教学角色的完整发挥，作为培养和教育学生学习英语写作行为和学习理念的培育者，提高英语写作课堂知识输出与输入的效率。
四、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多角色转变
1.由知识灌输者转换为学习引导者
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定位与扮演的角色同传统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相比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并积极实现多角色的转变。针对教师角色在传授英语知识的目的来说，教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定位更为倾向于作为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行为的引导者，而不是传统教学行为中的英语知识灌输者。为了充分实现我国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的高效性和教学行为的科学性，教师作为英语课堂的重要“领路人”，需要积极锻炼学生独立选择英语写作学习导航的能力，引导学生选择更加适合自身的学习板块［5］。2.由教材执行者转换为教育研究者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需要具备更为高素养和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能力，从而由英语教材的执行者转变为英语教育的研究者，发挥教师的真正存在价值。立足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学生在积极丰富自身学习行为的同时，教师更要实现自我角色和定位的转变。社会文化理念构建出更加开放的学习平台，其赋予了教师更加广阔的教学心得交流窗口，教师可以把握英语写作教学信息的多样性，不断学习、充实自我，积极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英语写作学习方式的见解互动。以此来成为真正的教育研究者，而不是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的教材硬性执行者。
3.由教学管理者转换为学习促进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发挥了教学管理环节的积极效用，然而很多情况下会过于重视教学管理的死板规定和强制性。这样就会导致英语写作的教学课堂失去了本真的乐趣和轻松，不利于营造更为欢快和自由的英语写作教学氛围。因此，当下在英语写作教学行为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管理者角色，充分利用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前进性”原则，向学生的学习促进者角色发展。所谓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是要求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行为中利用高效和多元化的文化理念交流与互动的教学行为，将各个学习目标制定得更加人性化和轻松化，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写作的乐趣，促进学生产生良好的学习理念，体现对学生学习英语写作行为的促进职能［6］。
4.由品德培育者转换为情感支持者
教师不仅是向学生传播英语知识的教学者，也承担了学生思想品德、个人行为的管理者。为了使教师角色的定位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实现高度融合，教师也需要对自身的角色进行转变，即由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品德培育者向与学生进行良好交流、实现心灵沟通的情感支持者角色转变。以此来更好地保持师生关系，营造充满爱和关怀的师生相处氛围，为构建科学的英语写作教学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站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满足学生对英语写作学习需求的新兴英语多角色教学模式，即在多角色转变的环境中完成高效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其利用现代英语课堂的全新理念完成更高效的学习计划并积极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本文指出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作为施教者的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实现教学过程中的多角色转变，以期弘扬更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育理念，推动我国英语教育事业走上持续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哲，张跃．大数据方法与外语教学创新研究———以“2015年百万同题英文写作研究”为例［J］．外语电化教学，2015(5):3—8．
［2］王娜，杨永林．“三级评议模式”在创新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来自“体验英语写作”团队的报告［J］．外语教学，2016(6):36—40．
［3］叶洪．批判教学法视野中的英语写作教学改革———以中南大学2010级英语专业写作教改为例［J］．外语学刊，2014(4):118—122．
［4］邵春燕．社会文化视角下英语专业写作教学的多角色参与模式［J］．外语界，2016(2)．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10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11
从自由到自决：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于福坚//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31~39
促进法兰西民族走向统一的有利条件/陈玉瑶//世界民族.-2011，⑵.-67~75
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张来仪//世界民族.-2011，⑵.-30~39
共同地域的演化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渊源/何淑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6~19
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权益保障的思考/王飞，吴大华//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9~12
关于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研析与思考/井方，吴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99~109
后冷战时期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机制的特点及不足/焦传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6~11
“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创新研究：以四川省民族自治立法为实证/陈云霞//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6~12
论美国非洲裔的历史文化及其保护/施琳，蔡柳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20~126
论民族问题的文化化和法治化：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反思、改革与完善/刘东亮//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16
论欧洲民族主义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张涛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33~37
民族变迁与政策转型：以城市化背景下东北少数民族的发展变迁为例/卢守亭//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20~24
民族地区政策稳定理论探析：内涵、特征与影响因素/左宏愿//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7~23
民族概念：民族纲领政策的理论基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二/金炳镐，孙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5
民族关系评估与检测-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阎耀军，吴中元，朱吉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8~23
民族关系特征：民族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指导：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四/陈丽明，金浩//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1~15
民族聚居区域行政法的特点与策略/韩舸友//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1~5
民族利益协调：国家的抉择/常开霞//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10
民族问题概念：民族工作的理论依据：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三/裴圣愚，秉浩//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6~10
欧洲非政府组织与欧盟少数民族问题治理/赵纪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12~17
欧洲一体化：区域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交织/田烨//世界民族.-2011，⑵.-1~8
浅析现阶段“民族融合”观点的社会影响/文妮，肖锐，陈永亮//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25~28
“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年到1937年/杨思机//民族研究.-2011，⑶.-1~11
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处置行动逻辑研究/张成//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5~8
试析法国遣返罗姆人事件与法国的单一民族国策之关系/叶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1~5
试析美国“熔炉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姚建军//世界民族.-2011，⑵.-40~44
我国散杂居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李安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0~33
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意识变迁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探讨/杨沛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26~29
二、理论综述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而作/徐新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49~154
“表演理论”之后的民俗学：“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王杰文//民俗研究.-2011，⑴.-33~46
朝圣与族性差异：对特纳“交融”概念的省思/石峰//世界民族.-2011，⑶.-36~41
纯粹的卡里斯玛及其传导性：当代康区及果洛地区藏传佛教转世喇嘛的心景/郁丹//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34~44
从“人民”论卢梭的民族主义理论/张宝梅//世界民族.-2011，⑵.-88~94
从“文本中心”到“文本探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探讨/王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60~165
从信仰到信：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彭牧//民俗研究.-2011，⑴.-47~66
从“学术浪子”到“学术带头人”：访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徐杰舜问；彭兆荣答//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2~17
从政治伦理学到历史民族志：访著名人类学学者张佩国教授/徐晶，谢杲馥问；张佩国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2~27
“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汪金国，王志远//世界民族.-2011，⑵.-55~60
多民族村落族群认同的原生特点与现代构建：以甘肃甘南夏河县桑曲塘村为例/徐黎丽，孟永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09~116
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朱炳祥//民族研究.-2011，⑶.-12~24
拂去历史尘埃，重现始祖灵光：“壮族始祖布洛陀”编造说辩证/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82~88
广征语言事实，阐发奥义于微末：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五十九/何彦诚问；李锦芳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7~54
“魁阁”和“边疆人文研究室”之比较/杨绍军//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109~115
回归“原生态”反思：从洞经音乐到侬人古乐/罗彩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26~32
历史之维与生命之维：“原生态文化”的双重视野：以“侗族大歌”的入世为例/徐新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4~17
理解费孝通的一种新路径：从费孝通的亲迎“三区论”谈起/赵旭东，齐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89~97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研究理路探析/王伟涛//世界民族.-2011，⑶.-42~47
旅游发展与边疆的去边缘化/孙九霞//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11
论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瞿明安//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47~52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评估标准：以赫哲族“伊玛堪”为例/韩成艳//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52~57
论跨界民族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建构/雷勇//世界民族.-2011，⑵.-9~14
论文化生态的变迁与民间文艺存在和发展的新趋向/欧宗启//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34~39
论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中的“文化空间”/余压芳，刘建浩//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32~35
民俗学中的“母题”概念及对母题索引的检讨/张成富//民俗研究.-2011，⑴.-125~138
民族旅游内在矛盾与民族旅游规划管理研究：以湖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旅游业为例/马晓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4~39
模式与互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几个问题/马伟华//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53~57
欧洲中世纪到近现代“民族”概念的演变与启示/唐书明，唐学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47~52
评议“离农”“为农”争论：教育人类学视角的农村教育/庄孔韶，王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9~83
亲迎“三区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对费孝通研究的一个补充/赵旭东，齐钊//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45~158
人类学对非洲的发现与重现/马燕坤//世界民族.-2011，⑵.-50~54
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医学疗效评价/张有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0~56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民族区别刍议/黄文波//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78~82
社会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杰弗瑞•奥利克，乔伊斯•罗宾斯著；周云水编译//思想战线.-2011，⑶.-9~16
神圣与世俗的通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悖论性抉择/吕俊彪//思想战线.-2011，⑶.-90~93
《史记》书写范式与民族志书写的本土化/吴宗杰，余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70~77
试论人类学理论中“结构-能动性”的对立与接合/李旭//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8~112
数字传承人：一类遗产表述与生产的新型主体/阮艳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0~54
孙作云图腾神话研究解析/朱仙林//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61~69
所谓“海外民族志”/王铭铭//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16~129
特约稿：陕甘宁青新文化厅官员与专家千字文笔谈《非遗法》的实施/蒋惠莉，王兰玲，陶雨芳，吕霞，韩子勇，朝戈金，乌丙安，刘锡诚，董晓萍，祁庆富//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5~20
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族群文化原真性研究：以从江岜沙苗族为例/孙九霞//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8~25
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探索/【日】长谷川清//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2~67
文学人类学：探寻文化表述的多重视野/叶舒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66~171
文学与学文：一个比较文化的视野/彭兆荣//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55~159
西方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转向/巴胜超//世界民族.-2011，⑵.-45~49
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王杰文//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205~211
也谈民族文化的创新/杨昌儒//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53~58
一个家乡人类学者的实践与思考/韩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5~61
仪式、权利与族群认同的建构：中国西南部一个京族村庄的个案研究/吕俊彪//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58~63
遗产旅游与乡土社会：关于灵渠文化遗产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周大鸣，石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2~78
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杨利慧//民俗研究.-2011，⑴.-7~32
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徐杰舜，梁枢，郑杭生，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2~13
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美】纳尔逊•格雷本，金露著；金露译//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11
中国人类学电影创作实践历程与革新/侯小琴//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14~119
壮族布洛陀神话破除中国无创世体系神话的旧说/潘其旭//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89~99
做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呵护人：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五十八/李盎问；曾羽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3~35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白银锡勒牧场上的人-草-畜/赛汉，张海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5~39
保护瑶族乡村盘王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和策略：以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新和村盘王节为例/毛汉领，陆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04~108
被压抑的现代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潘泽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57~63
边疆、道德、治理：以感染性疾病的控制为例/邵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22
表演理论视角下的郭德刚相声：个案研究与理论反思/祝鹏程//民俗研究.-2011，⑴.-67~81
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改造：基于空间意义的模式分析/陈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9~32
重庆蒙古族来源及其社会文化/王希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4~59
从“洪水型”神话看老挝老龙族与壮族的文化渊源/韦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40~143，158
从“候鸟”到“留鸟”：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李林凤//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13~19
从日常生活视角看烟台营子村蒙古族族群认同的多重表述/王志清//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7~51
从屯堡发生学看社会如何可能/孙兆霞，张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9~15
“大禹治水”文化内涵的人类学解析/汤夺先，张莉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13
傣族剪纸：活色生香的民间艺术/王艳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1~55
当代八坊回族妇女嫁衣的人类学考察/苏静//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10~115
地域社会的构成：整体论的视角：以摩哈苴彝族村和周城白族村为例/朱炳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9
滇东南边疆苗族婚姻习俗探究：以麻栗坡县董干镇马崩村的调查为中心/田景春//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⑸.-62~68
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国家、地方与边民的视角/谷家荣//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64~71
滇越铁路对沿线彝族社会文化的影响/杨甫旺，李娜//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46~51
侗族口传文学的传承机制研究/郎雅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20~24
侗族“萨神”与原始“礼”制比较研究/龙耀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1~6
侗族戏剧审美人类学研究/黄守斌，周帆//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42~45
都市回族社区的历史变迁：以镇江杨家门社区为例/杨荣斌，马一//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70~73
风水与坟业的历史民族志：清代光绪十八年绩溪司马墓“盗葬案”探析/张佩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8
符号动员与景观再造：旅游情景下的“抗倭历史名城”打造/林敏霞//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30~34
福建宁化夏坊“游傩”研究：一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张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4~78
复合文化：基督教背景下的彝族文化变迁/黄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67~71
改土归流后移民家族的建构及其意义：以湖南永顺县青龙村林氏为例/瞿州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17~122
甘南藏族家族结构研究：基于卓尼藏族民间组织沙尼与汉族家族比较的视角/谢冰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3~77
贵州“里民人”探寻/王献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6~49
锅庄石信仰、房名与藏区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川西鱼通地区为例/郭建勋//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16~121
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特征研究/吴占柱//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95~98
黄道婆籍贯之争的人类学思考/谭晓静//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5~68
回族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宁夏回族农民工的抽样调查/马金龙，李录堂，李莉//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77~81
集体仪式传承和变迁的多重动力：当代黔中屯堡地区“抬江会”活动的田野考察/王青梅，刘铁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6~21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回流行为研究/郭云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6~41
建构传统：牧民社会时间的释义：以内蒙古那日苏嘎查蒙古族牧民为中心/宋小飞//民俗研究.-2011，⑴.-162~170
建筑人类学视野下的侗族建筑/向同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15~19
景观意识“内”“外”眼光的聚焦与融合：以云南迪庆州茨中村的葡萄园与葡萄酒酿制为例/郑向春//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8~23
居住空间的文化建构：白马藏族房屋变迁的个案分析/刘志扬//民族研究.-2011，⑶.-25~34
空间、家屋与人观：以关中邓村为例/董敬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19~124
苦聪人文化适应性的社会心理研究/李春忠，罗承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78~80
跨国通婚、信仰与秩序：义乌穆斯林跨国通婚研究/马艳//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28~35
跨境橡胶种植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以中老边境两个哈尼族（阿卡人）村寨为例/马炜，张雨龙//思想战线.-2011，⑶.-17~21
旅游背景下族群内部关系变迁的实证研究：以“五落钟离山”为例/莫代山//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39~142
旅游地空间话语的社会建构：以世界遗产地西递村为例/张骁鸣//思想战线.-2011，⑶.-99~105
旅游发展与民族村落社会变迁：基于鄂西神农溪景区罗坪村的调查/吴爱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4~17
旅游吸引物符号建构的人类学解析：以“神秘湘西”、“神秘文化”为例/赵玉燕//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84~189
旅游业的“意外”产物：对一起网络事件的民族志分析/苏敏//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82~92
论傣族节日庆典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关系/吴之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7~50
论侗族传统择偶习俗的文化意义/龙昭宝，梁思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25~28
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启示：以景颇族为例/赵天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3~107
论台湾原住民的书写策略：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观察/彭佳//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35~39
论藏族饮茶习俗的形成及其特点/罗桑开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85~90
论纸马的信仰背景与艺术基础/陶思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84~88
密枝节祭祀起源模式与话语维护/宁智锋//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8~33
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种类、分布和人口/赵永胜//世界民族.-2011，⑵.-82~87
庙会组织与民族国家的地方社会：妙峰山庙会的公民结社/王立阳//民俗研究.-2011，⑴.-139~161
苗疆再造与改土归流：从张中奎的博士论文说起/徐新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7~41
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组织及功能研究/丁明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9~30
民国时期“康西”边缘的“汉人社会”：以工布江达一地为中心/王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0~38
民国时期理番四土、五屯之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王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9~45
民俗文化村的文化表演：以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潘峰//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93~100
民族英雄评价问题学术讨论/赵永春，孙婉婷//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65~73
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滕志朋，刘开娥，莫秋//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72~77
内格斯尔而外关公：关公信仰在蒙古地区/陈岗龙//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56~60
宁夏农村回汉族际通婚调查分析：以平罗县城关镇为例/何粉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6~40
普米族白石崇拜的文化解读/奔厦，泽米//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0~46
羌族地区城镇变迁述论/陈松，黄辛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44~48
清代新疆汉民族移民社区的信仰和日常生活/王志强//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94~98
箐苗“祭山”仪式的现象与思考：六枝县梭嘎乡补空寨个案调查/徐小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63~66
人类学视野下的水族稻田祭祀仪式舞蹈文化解读/欧光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8~41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农区蒙古族族群认同与少数民族村落文化建设：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王志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60~65
三洞水族使用巫术的原因初探/张振江，苏慕烽//思想战线.-2011，⑶.-22~26
散杂居民族“同而不化”的策略性应对：基于湖北省鹤峰县三家台村蒙古族的人类学考察/沈再新，唐胡浩//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4~28
山地民族农耕模式与生态适应：基于对怒江峡谷秋那桶村的田野研究/温士贤//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52~56
山区农村聚落的布局与空间组织：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曹雪//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0~22
“商人型教士”的新型宗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滇西北的早期活动（1846-1865）/【法】施帝恩著；尼玛扎西，刘源译；彭文斌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46~56
少数民族文化在主客位视野中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以那坡县壮族“敏”支系传统文化为个案研究/陆潇玲//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17~122
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民工投资型输出：以佛山“攸县人”挖机经济为例/周大鸣，刘玉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42~48
社会秩序理念下对侗族村寨孝养关系的思考：以贵州从江县下江镇平寨为例/高法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8~81
社神崇拜与社区重构：对中山市小揽镇永宁社区个案考察/李翠玲//民俗研究.-2011，⑴.-171~186
生存的策略：青海河南蒙古族“藏化”现象的探讨/林冠群//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7~66
试论安多地区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贾伟，李臣玲，王淑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6~60
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秦永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7~72
试析寺院社会化管理及得失：以青海省推动藏传佛教寺院社会化管理之实践为例/华热，多杰//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46~151
苏尼/嫫尼与彝族历史及其研究/罗庆春，李春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5~130
土家族梯玛还愿仪式研究/谭志满//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27~130
土族的“班斯纳得那”研究/杨卫//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8~204
佤族国家认同的历程、现状与挑战/陈晓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2~57
外来语言与山区少数民族：以广西龙胜瑶族D村为例/刘丽敏//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40~43
维吾尔族农民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度的调查/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3~68
无文字族群宇宙观念的身体表述：嘉绒跳锅庄的文学人类学阐释/李菲//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97~102
武婆信仰与桂林区域社会变迁/胡小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78~84
西南地区传统银饰工艺与族群的关系/张建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6~49
习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周真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8~53
信仰•禁忌•仪式：壮族经布洛陀的审美人类学发微/王敦//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08~116
新疆城镇发展和双语教育的进程：南疆地区两个专题调研报告/马戎//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59~172
象征人类学视野下的彝族丧葬仪式研究：以成宁县浆子林村为例/余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2~47
“言出必中”赛“神仙”：汉藏“梦先生”故事比较研究/林继富，查斌//民俗研究.-2011，⑴.-105~124
艺能之思绪尽可录制吗？：以日本冲绳民乐团体纪录片为例/【日】寿田吉孝著；姜娜译；韩敏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9~71
彝族丧葬仪式的象征意义分析/余舒//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81~85
优势视角：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服务实证研究/刘建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64~69
有关壮族年龄组（朋友）的考察/【日】田诚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85~92
“玉器时代”的国际视野与文明起源研究：唯中国人爱玉说献疑/叶舒宪//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31~41
渔民春节祭祖与宗族聚合：以鲁南微山湖区为中心/余康乐，刘星//民俗研究.-2011，⑴.-187~202
源于自然审美的哈尼族服饰生态文化/袁爱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6~59
云南纳家营回族生存智慧的政治人类学解读/李春红//云南社会科学.-2011，⑶.-68~72
藏传佛教金刚法舞面具的制作、分类及其宗教内涵之研究/才让//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21~33
中国古典园林景观的意义和旅游价值/罗树杰//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24~29
中国西南古代氐羌民族的融合与分化规律探析/王文光，段丽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2~34
中日端午民俗文化比较/武宇林//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8~62
珠三角“村改居”与反城市化现象探析/李翠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9~135
壮剧与民俗文化/陈丽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36~139
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信仰的传承与重构/覃丽丹//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00~107
族际通婚与族群关系：潭溪土家族的实证研究/陈心林//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3~27
四、女性问题研究
北京回族女性的文化传承与变迁：以北京牛街李家为个案/【泰国】纳静安//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58~67
玻璃天花板下的守望：A大学女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赵叶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73~77
从服饰色彩的变迁看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转变/王晶，刘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68~7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利建设运动中的女性：以福建省惠安女水库为例/杨齐福，汪炜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69~75，82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性别平等倡导战略的研究/卜卫//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5~12
教育增权与撒拉族农村妇女发展/闫丽娟，李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0~55
科技领域女性高层人才成长状况与发展对策：基于五省市定性调查研究报告/全国妇联课题组//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31~38
农村回族女性教育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宁夏泾源县黄花乡为例/江晓红//云南社会科学.-2011，⑶.-82~85
女性高层次人才的社会排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徐延辉，熊欢//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39~47
女性在科学实验工作中地位与作用的社会性别研究/宋琳//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48~53
社会性别主流化框架下德国女性主义语言政策/张智，孔德明//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96~100
守贞节是妇女的文化宿命吗？：关于近期有关事件引发的文化与妇女性权力的讨论/李银河，等//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60~68
她/他们为什么赞成或反对同龄退休？：对选择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刘伯红，郭砾，郝蕊//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22~30，47
性别与城市社区安全：“低阶政治”视域中的女性参与/郭夏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13~21
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法律以法律推进保障性别平等：《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女性与法律”栏目15周年回眸/周应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101~107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夫妇”叙事的女性倾向/刘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34~138
五、研究动态与书评
读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罗杨//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0~194
读莫斯《献祭的性质与功能》/龙飞俊//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85~190
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综述/李技文//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72~77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研究概述/波•少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89~94
接近“他（她）”的生活：读《中国音乐家的生活》/李娟//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73~178
近二十年民族分离主义研究述评/张建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0~45
近三十年国外民族政策研究简述/哈正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4~39
近30年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反思/徐义强//思想战线.-2011，⑶.-124~130
镜中镜：读《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与美学》/冯莎//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78~185
旅游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评述/刘安全//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65~69
时间就是社会：在历史人类学的脉络中解读《传统的发明》/常海燕//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4~197
田野调查，立身之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五届研究生论坛会议综述/罗红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98~103
田野、理论、方法：中法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纪要/刘宏涛//民族研究.-2011，⑶.-106~107
仪式的谱系与解释：读《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罗正副//世界民族.-2011，⑶.-94~96
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彭兆荣，肖坤冰//世界民族.-2011，⑶.-48~56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12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文化社会学论文篇13
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致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由社会来主导的，在教化内容上都体现了阶级的政治利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即合格的政治人。使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培养献身祖国建设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等。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手段外，还包括学校、政府、党团组织进行的正规的社会化活动，也包括社会和学生社团的自发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要求开设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系统性、正规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在调控性和反馈性方面效果较差，有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也有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和糟粕的政治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使大学生分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文化，摒弃不良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丰富、灵活自如有效缓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机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强度不够、内容不深、教育不系统的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大学生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而大学期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系统和最快捷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体”，是大学生成为政治人的必经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
1.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水平。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大学生才有可能形成相应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形成与完善政治人格；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的提高，是掌握一定政治知识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的认识、判断、评价各种政治现象，把政治知识提升到更高的理解层次。大学生政治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大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文化，帮助大学生获得政治知识和正确的政治信念，以此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课堂教学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授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观念。大学生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身素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自觉抵制非主流的政治文化，熟悉国家的政治准则，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大学生追求独立自由，有自己的思想，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参与意识。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尚不稳定，情感波动比较大，容易冲动，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形成一些不良的思想观念：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政治态度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通常表现为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意志等。当大学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升华时，就会产生坚定的政治信仰，所以，政治信仰是大学生政治态度最高级的形态。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强烈的认同意识可以对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保证国家的政治团结和稳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从网络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和朴素的爱国意识，关心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过受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政治认知发展的制约，这种认同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征。大学生认同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保证大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之后，大学生作为政治人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趋于稳定，大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评价和判断，不过由于大学生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实践，其社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不良政治观念的影响，所以必需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彼此碰撞，各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学生当中，容易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仰异化、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盛行，政治信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政治方向出现不明确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抵御各种不良政治思想，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和分析、判别政治思想的能力。面对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动摇和政治方向的不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积极发挥作为其根本功能的导向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