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1

日语汉字音读起源于我国的中古音，吴音来自于我国江苏南部的吴方言和北部的楚方言，还有一些来自我国南北朝甚至更早的音，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汉音来自隋唐时期的陕西中部和中原地区，距今也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唐宋音则是来自我国宋、元、明、清时代的音。由于年代久远，我国的语音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些是比较大的，而日语语音相应的变化较为少些，因此日语汉字音读就形成了和现代汉语拼音不对称的地方。本文主要分析w、y等半元音声母汉字的日中主要不同点，所采用汉字基本为《常用汉字表》表内汉字。

二、半元音y及其日语相对音

《常用汉字表》中带有辅音y的汉字共有167个，它们的辅音y分别是从中古前期音韵y中古音韵i，或中古前期?Q中古音韵i，或中古前期音韵i中古音韵，或中古前期音韵e中古音韵e演变过来的；有的从中古前期音韵?耷中古音韵?耷，或中古前期音韵?Q中古音韵h演变过来的。带有辅音y、i的汉字日语读成ア行音或ヤ行音，带有辅音?Q的汉字日语读成ア行音或ガ行音，带有辅音h的汉字读成カ行音，带有辅音?耷的汉字日语读成ガ行音，由辅音yiy或?Qiy或iiy或eey演变过来的汉字日语吴音汉音都读成ア行音或ヤ行音；由辅音?耷?耷y 演变过来的汉字，其日语吴音汉音都读作ガ行音；由辅音?Qhy演变过来的汉字，其日语吴音读做ガ行音，汉音读做カ行音。

1.由辅音或韵母yiy或?Qiy或iiy或eey演变过来的的汉字日语吴音汉音都读作ア行音或ヤ行音。这类零辅音汉字和今天的汉语拼音基本一致，古音和中古音声母都是i或y，日语都读作ア行音或ヤ行音，共有127个。其中有的吴音汉音读音一致，如：［yi］医（い）、以（い）、意（い）、（い）等；［yan］（えん）、延（えん）、沿（えん）、演（えん）等； ［yang］羊（よう）、洋（よう）、P（よう）、（よう）等；［yao］ a（やく）、S（やく）、要（よう）、腰（よう）等；［ye］夜（や）、野（や）、~（よう）等；［yin］引（いん）、印（いん）、因（いん）、姻（いん）等；［you］幽（ゆう）、悠（ゆう）等；［yu］育（いく）、宇（う）、羽（う）、雨（う）等；［yuan］ F（えん）、遥àà螅；［yue］s（やく）等；［yun］\（うん）、（うん）等。“yun”也属于上列汉字，吴音汉音都读作「うん，但现代日语不用，用其惯用音「いん，如：押（おういん）、音（おんいん）、脚（きゃくいん）、字（いんじ）等。同样，汉字“幼you”也是这样，吴音汉音读作「ゆう，惯用音读作「よう，现代日语用惯用音，如：（ようじょ、幼年（ようねん）、幼稚（ようち）等。这样的汉字还有“裕yu”，吴音汉音读作「ゆ，惯用音读作「ゆう；“院yuan”，吴音汉音读作「うん，惯用音读作「いん。

有的汉字吴音汉音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它们来源于中国的不同音系，或是对中古音的处置方法不同，如：“央ng”，吴音将ya读作「あ，将ng处置为长音符号「う，两者合起来读作「あう，现代日语读作「おう；汉音则将ya读作「や，同样将ng处置为长音符号「う，合起来则成了「やう，现代日语读作「よう。这类汉字还有［ya］押（おう、よう）（前吴音后汉音，下同）；［yi］|（おく、よく）、（おく、よく）、抑（おく、よく）等；［ying］ （おう、よう）、英（えい、よう）、映（えい、よう）、樱ààぁよう）等；［you］ n（う、ゆう）、（う、ゆう）、]（う、ゆう）、友（う、ゆう）等； ［yong］永（えい、よう）、泳（えい、よう）等。

有的汉字吴音为ア段音，汉音为エ段音，如：［ye］ 液（やく、えき）；［yi］ 役（やく、えき）、疫（やく、えき）、益（やく、えき）、易（やく、えき）等。有的汉字吴音为イ段音，汉音为オ段音，如：［yu］域（いき、よく）。有的汉字吴音为ウ段音，汉音为イ段音，如：［yuan］T（うん、いん）。有的汉字吴音为ウ段音，汉音为オ段音，如：［yong］勇（よう、ゆう）、用（ゆう、よう）、庸（ゆう、よう）、恚à妗よう）等。有的汉字吴音为エ段音，汉音为ア段音，如：［ya］（あ、え）。有的汉字吴音为オ段音，汉音为イ段音，如：［yin］ 音（おん、いん）、姻（おん、いん）、（おん、いん）、（おん、いん）等。有的汉字吴音为エ段音，汉音为イ段音，如：［yi］衣（え、い）、依（え、い）等。有的汉字吴音为オ段音，汉音为イ段音，如：［yi］乙（おつ、いつ）。有的汉字吴音为オ段音，汉音为エ段音，如：［yong］永（よう、えい）、泳（よう、えい）、［yuan］援（おん、えん）、@（おん、えん）、猿（おん、えん）、h（おん、えん）等。

有的吴音含有古代音，古代音没有长音，故形成和汉音长短音的不同，如：［you］油（ゆ、ゆう）、q（ゆ、ゆう）、由（ゆ、ゆう）、[（ゆ、ゆう）等。有的汉字是吴音汉音对入声字的读音处理不同引起的，吴音用イ段音而汉音用ウ段音来读入声韵尾，如：［yi］ 一（いち、いつ）、遥àい痢いつ）、逸（いち、いつ）、翼（いき、よく）等；［ye］]（おち、えつ）；［yu］域（いき、よく）；［yue］悦（えち、えつ）、越（えち、えつ）、（えち、えつ）等。

“zyi”吴音来源自中古音前期的“yiui”，故读作「ゆい，汉音来自于中古音后期的“i”，读作「い，这两个音都在现代日语中出现，如：z言（ゆいごん）、z唬àい扦螅┑取！Rya”为p韵尾入声字，吴音汉音均读为长音，前者读「よう，后者读「おう。现代日语吴音汉音都不用，只用其惯用音「あつ，如：R（あっさく）、R（あっさつ）、R制（あっせい）、R倒（あっとう等。

2.由半元音?耷?耷y演变过来的汉字，其日语吴音汉音都读作ガ行音。这类汉字吴音汉音的辅音都是来自中古音韵的“?耷”，日语都读作ガ行音，共39个，其中一些读音吴音汉音一致：［yi］宜（ぎ）、x（ぎ）、疑（ぎ）、x（ぎ）、h（ぎ）；［yu］愚（ぐ）、虞（ぐ）；［yue］岳（がく）、S（がく）。有的汉字虽然吴音汉音读音都一致，但现代日语不用，只用其惯用音如（前为吴音和汉音，后为惯用音）：［yan］研（げん、けん/研究けんきゅう）；［yu］兀à啊ご/S ごらく）、遇（ぐ、ぐう/遭遇 そうぐう）、隅（ぐ、ぐう/一隅 いちぐう）。有的汉字现代日语用其吴音汉音及惯用音：［yan］Y（Y れいげん、Y しけん）。

有些汉字吴音汉音对“ya”或“yan”、“yuan”处理不一致，吴音读为エ段音，汉音读为ア段音，如：［ya］芽（げ、が）、雅（げ、が）、涯（げ、がい）；［yan］岩（げん、がん）、眼（げん、がん）、（げん、がん）；［yuan］元（げん、がん）。“yan”与“yuan”吴音读为オ段音，汉音读为エ段音，如：［yan］言（ごん、げん）、（ごん、げん）；［yuan］原（ごう、げん）、源（ごう、げん）。有个别汉字只用汉音和惯用音，如：月（ごち、げつ/一ヶ月 いっかげつ、がつ 一月 いちがつ）。还有个别汉字只用惯用音，如：［yuan］（ごん、げん、がん/ がんしょ）。

有些汉语拼音为“ye”、“yin”、“yu”、“yang”等的汉字，吴音读为オ段音，汉音读为イ段音，如：［ye］I（ごう、ぎょう）；［yin］吟（ごん、ぎん）、y（ごん、ぎん）；［yu］Z（ご、ぎょ）、z（ごく、ぎょく）、玉（ごく、ぎょく）、~（ご、ぎょ）等。这类汉字中个别的现代日语用其汉音和惯用音，如：［yang］仰（ごう、ぎょう/仰望 ぎょうぼう、こう/信仰 しんこう）；［yu］O（ご、ぎょ/O村 ぎょそん、りょう/O りょうし）。

个别汉字吴音为イ段音，汉音读为エ段音，如：［ying］迎（ぎょう、げい）。还有个别汉字吴音为イ段音，汉音读为オ段音，现代日语用其汉音惯用音如：［ying］硬（ぎょう、ごう、こう/硬 こうか）。个别汉字吴音汉音只是长短音的区别如：［yi］芸（げい、げ）。

3.由辅音?Qhy演变过来的汉字，其日语吴音读作ガ行音，汉音读作カ行音。个别汉字吴音来源自辅音“?Q”，读ガ行音，汉音来源自辅音“h”，读カ行音，如：［ying］w（ぎょう、けい）。

三、半元音W及其日语相对音

《常用汉字表》中带有半元音W的汉字共有62个，它们的半元音W分别是从中古前期音韵u中古音韵u或中古前期音韵?Q中古音韵u或中古前期音韵i中古音韵i演变过来的；还有的是从中古前期音韵k中古音韵k或中古前期音韵?耷中古音韵?耷或中古前期音韵?Q中古音韵u演变过来的；有的是从中古前期音韵m中古音韵mb演变过来的；有的是从中古前期音韵y中古音韵u演变过来的。由于它们中古音韵不同，它们在日语的读音也不同，一般说来，带有韵母u、i的汉字日语读成ア行音；带有辅音?Q的汉字日语读成ア行音或ガ行音；带有辅音k的汉字读成カ行音，带有辅音?耷的汉字日语读成ガ行音；带有辅音m的汉字读成マ行音；带有辅音mb的汉字日语读成バ行音；带有半元音y的汉字读成ヤ行音。下面具体就这些音分别进行探讨。

1.由韵母uuW、?QuW、iiW演变过来的汉字，其日语吴音汉音都读成ア行音或ワ行音。由辅音uuW、?QuW、iiW转化过来的汉字，其日语吴音汉音都读成ア行音或ワ行音的汉字，如：王wang，中古音读作“?Qiua?耷”，“?Qiua”日语读作「わ，“?耷”日语读作长音符号「う，「わう现代日语读作「おう。腕wan，中古音读作“wan”，日语将“wa”读作「わ，“n”读作「ん。这类汉字有24个。其中有的吴音和汉音一致：［wan］腕（わん）；［wang］往（おう）；［wen］L（おん）、温（おん）；［wei］位（い）、欤àぃ、委（い）、威（い）等；［wu］屋（おく）；［wuo］握（あく）。有的吴音和汉音不一致，主要是吴音和汉音的处理方法不同，如“湾wan”， 吴音将“wa”处理为ア行音，汉音处理为ワ行音（ワ行音除ワ外和ア行音相同），如：［wan］湾（えん、わん）；［wei］l（えい、え）；［weng］翁（おう、お）；［wu］A（お、う）。“uwuo”吴音汉音皆来源自中古音的“ua”，读作「わ，惯用音读作「か。

2.由半元音yuu演变过来的汉字，其日语吴音读作ヤ行音，汉音读作ア行音。这类汉字的吴音来源自中古音的“yiui”， 读ヤ行音，汉音来源自中古音的“u?藜i”，读ア行音，如：［wei］唯（ゆい、い）、S（ゆい、い）。

3.由辅音?耷?耷u演变过来的汉字，其日语吴音汉音都读作ガ行音。由辅音?耷?耷W 演变过来的汉字，在中古音韵中，有时“w”读作“?耷”音，日语音读读作ガ行音，这类汉字有11个，有的吴音汉音读音一致：［wei］危à）；［wo］我（が）；［wu］五（ご）、午（ご）、悟（ご）。现代日语有的还有惯用音，如：［wei］危（ぎ、き）。有的吴音和汉音不一致，吴音为エ段音，汉音为ア段音，如：［wai］外（げ、がい）；［wan］B（げん、がん）。有的吴音为エ段音，汉音为オ段音，如：［wu］遥à病ご）、`（げ、ご）。个别的吴音读ウ段音，汉音为オ段音，如：［wu］悟（ぐ、ご）。

4.由辅音?QhW演变过来的汉字，其日语吴音读作ガ行音，汉音读作カ行音。这类汉字的吴音辅音来源自中古音的“?Q”，一般读作ガ行音，汉音来自中古音的“h”，一般读作カ行音，如：［wan］丸（がん、かん）、完（がん、かん）。这类汉字《常用汉字表》中只有2个。

5.由辅音mmbW演变过来的汉字其日语吴音读作マ行音，汉音读作バ行音。这类汉字的吴音辅音来源自中古音“m”，一般读マ行音，汉音辅音来源自中古音的“mb”，一般读バ行音，这类汉字有23个，如：［wan］（まん、ばん）、万（まん、ばん）；［wang］亡（もう、ぼう）、W（もう、ぼう）、望（もう、ぼう）、妄（もう、ぼう）等；［wen］文（もん、ぶん）、蚊（もん、ぶん）、y（もん、ぶん）、（もん、ぶん）等；［wu］眨à唷ぶ）、F（む、ぶ）、物（もつ、ぶつ）、武（む、ぶ）等。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汉语中的零声母汉字，在中古音韵中有两种可能，一是无声母，无声母汉字日语一般读作ア行音、ヤ行音或ワ行音；二是有声母，而且许多汉字读音和声母“?耷”和“?Q”有关，因此，这部分汉字日语音读一般读作ガ行音，半元音“w”还有可能来自中古音的“m”或“mb”，日语读作マ行音和バ行音。《常用汉字表》中零声母汉字260个，占音读汉字（1905）的17%稍弱一些。其中日语读成ア行音（包括ヤ行和ワ行）165个，读为带辅音的汉字95个，各占63.4%和36.5%。

日语汉字来自中国的中古音韵，中国汉语拼音也是由中国的中古音韵一步一步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可以说它们的起源相同。但是由于时间的变迁，中国一些汉字的读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日语汉字音读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就造成日语汉字音读和中国汉字对应规律产生分歧。现代汉语中的零声母和日语汉字读音的不一致，与中古音韵和现代汉语读音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现代汉语是零声母的汉字，在中古音韵中有可能是有声母的，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掌握日语汉字的音读大有好处。

参考文献：

［1］藤堂明保.汉和大辞典.学习研究社，1995.

［2］沼本克明.日本汉字音的历史.东京堂，1987.

［3］金田一春延.日本音韵研究.东京堂，1967.

［4］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2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在汉字起源时，它同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等一起被称作表意文字。几千年来，汉语从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的氏族语言发展到比较复杂、比较发达的民族共同语；汉字也由表意字为主的原始文字逐渐演变成以象形符号为基础，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方块字。虽然汉字的形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其由文字画脱胎到线条过程中，它的主体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表意性就是汉字最基本的性质。

文字的表意性，指文字的形体结构能够直观的显示一定意义的属性。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所谓的图画文字阶段，就像圣书字、楔形文字，还有苏美尔文字、赫梯文字等。这说明表意性是早期文字的共同属性。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淘洗中，许多民族的文字都变成拼音文字，失去了其表意性。汉字系统是否也正在逐渐失去其表意属性，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论。 一方面，汉字的表意性为语言文字学者充分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曾说：“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2）‘表音’体系”。高名凯在《普通语言学》中写到：“中国的文字（汉字）……自殷商的甲骨文到现代的方块字为止，都脱不了表意文字的阶段。”

另一方面，曾汉字属表意体系文字的观点虽被普遍接受，但由于形声和假借结构方式的大量存在，现在提出不同看法的学者越来越多。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中：“……所谓表意文字，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文字的重要特点恰恰就是，字并不是代表实际世界的观念，而是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所以不如叫左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对文字性质的定性中也曾表明观点：

“近代研究世界文字发展史的学者，起初把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这种类型的文字称为表意文字。这一类型的文字都包含大量的表音成分，把它们简单的称为表意文字，显然是不妥当的。”

一时间，汉字的性质有了“表词文字”说、“词—音节文字”说、“语素文字”说、“词素文字”说和“语素—音节文字”说等等。这些说法都有它们的合理之处，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其实都包含了汉字作为表意系统文字的基本特点。下面本文就关于汉字为表意体系文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从汉字字形的演变情况来看

《说文解字》叙中如此描述文字的起源：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可见，汉字脱胎于图画，并冲破图画发展成了记录语言的笔画符号系统。由包羲氏作《八卦》、神农氏结绳记事、仓颉初造书契直到甲骨文字的出现，“盖依类象形”，这里的象形，透露出文字与表意的图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古文字的表意性是不容置疑的。

甲骨文的出现到现今通行楷书的确定，文字发展的轨迹源远流长。汉字形体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到秦代的小篆

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字被统称为“古文字”。商周的甲骨文，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成体系的汉字中，最古老的一种。作为契刻于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许慎总结的“六书”除转注外，在甲骨文中都已经相当发达。其次，汉字作为方块字的格局早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这些都是甲骨文成熟得很好证明。但是，甲骨文作为早期文字，有很重的象形成分在内。另外，除了象形字之外，会意、指事和形声字也都有很强的绘图性。金文主要是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随着绘图性的逐渐减弱，偏旁意识逐渐增强，由于认识到六国文字不统一造成的不便，秦国便以秦系篆书为基础，统一文字为小篆。小篆线条化、减省化、定型化的特点在文字的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古文字演进的过程中，形体随趋于简易，笔画渐趋平直，形体结构渐渐繁复，但高度象形，随体诘诎，表意性很强却是古文字的突出特点。

（二）秦汉的隶书

文字字形的演变都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在以小篆为“正体”的秦代，已经出现了隶书作为“俗体”辅助书写。在秦隶的基础上，汉隶逐渐成形。小篆到隶书是汉字形体的第一次巨变，笔画的方折使得汉字在逐渐简化的基础上向符号化的发展道路上迈进了一个大步。这样的变化好像使得汉字不能察其形而知其意了。但是，用发展的观点来看，这并没有瓦解汉字的表意性，汉字形义间约定俗成的内涵并没有随着字形的渐变而改变。在字形的演进中，汉字音义的结合也一脉相承。所以汉字的表意性并没有在隶书的出现后就戛然而止。而是随着汉字形体的演进延续着。

（三）魏晋以后的正楷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3

一、识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识字学习存在的问题

1.低年级学生的感知能力不足。

低年级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短，而且对事物的感知以整体轮廓为主，辨别细节的能力差，观察的精确性低，排除干扰的能力差，导致低年级学生只能观察到事物的大体属性或整体轮廓。对精细的汉字不能做到分毫不差的地步。

2. 对生字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不能有意义的去识记生字。

在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以无意识记、机械识记为主，抽象思维能力未建立，不善于对记忆材料进行思维加工。

3. 中国汉字博大精深，有许多同音字、多音字等，让学生产生混淆。

低年级学生由于自我能力的不足，不能指出事物最本质最根本的特征，他们的思维必须与具体事物相联系，对抽象的符号化语言――汉字难以掌握。在此外，汉字文化博大精深、数量繁多、读音相差无几，这些都是学生学习汉字的阻碍。

（二）教师识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1. 识字教学忽视基本理论指导，片面追求形式，识字随意性强。

现阶段教师把课堂的重点放在课堂活动的组织上，在识字教学中注重课堂的表面形式，没有时间指导学生写字，对识字教学的基础――汉字的根本性质和构字规律更是置之不理。低年级学生在不理解汉字意义的情况下茫然地依葫芦画瓢，机械的抄写，导致书写的随意性较大，错误率较高。

2. 教学方法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

教师要对文字学理论和汉字构字理论有较强的知识素养。但现在的教师对这些都不熟悉，反而过分强调生字的字形、字义，忽视生字结构，使小学生的识字教学流于外在形式，缺乏内涵。

3. 教师不能让学生学到的汉字及时运用。

学生学到的汉字如果不及时的进行巩固，按照遗忘曲线，学生对汉字的掌握只限于课堂。

二、字源文化的形式

汉字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系统，其字数繁多，结构复杂，形体众多，音义复杂等，造成了其不易被学生快速便捷的学习。所以要借助字源文化。所谓的字源文化，彭万勇认为：“通过分析并遵循古人造字的原始思维，充分挖掘汉字以形表音、表义的内在特点和规律，从汉字的演变历程揭示汉字形体结构下的内在机理。”汉字的字源文化有以下四种形式。

（一）象形字

象形字是历史最早的汉字，与原始图画联系密切。许慎说象形字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这也表明象形字表现事物本身的形状。[2]象形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汉字造字的基础，构字能力极强，所以象形字的基础地位是必然的。

（二）指事字

指事字也是历史最早的汉字，与原始图画有联系，有些字以象形字为基础。许慎对其的定义是 “视而可识，察而见意”。[2]多数的指事字含有象形的成分，不同在于有一定的比较抽象的指事符号，且只能有一个部件成字。

（三）会意字

所谓的会意字，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符组成，来表达一种新的意义。所以会意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合体字。会意字分为通过字形表意的义符（以形会意）和通过字义表意的义符（以义会意）。

（四）形声字

现代汉字中，形声字占比例最大，至今所达比例已超过90%。由此可见，形声字是富有活力的、有很大优势的构字方法。形声字是合体字，由两个部分构成，组成形声字的两个部分或表义，或表音。因为形声字音义俱全，只要确定了义类，加上合适的义符作为偏旁，一个新的形声字就诞生了。

三、字源文化在识字教学中的价值

字源文化运用到识字教学中，可以：

（一）提高学生的识字效果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好的老师，识字教学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字源文化在识字教学中的应用是通过追溯汉字的起源及其各个阶段的特点来学习汉字的一种途径。[1]把字源文化渗透到识字教学中，是将现代汉字与其原始的创字意图和原始面貌跨越时空联系在一起，给予学生视觉、听觉和思维的冲击，促使学生对汉字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获得识字的乐趣。

（二）提升学生汉字思维

学生通过字源文化中学习汉字，教师将汉字的起源与演变传递给学生，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培养汉字的思维。学生在学习汉字的时候，会自觉思考，而不是被动地学习汉字。将字源文化融入到识字教学中，这种教学方法给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历史渊源和美感体验，当汉字的教学变得更形象、有趣，更富实效，孩子们在懂得汉字内涵的同时，也间接地培养汉字思维，学生会更加热爱汉字，热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三）对中国文化的继承

中国的汉字是中国的一种非物质文化，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学习了汉字，才能继承和传递中国文化。而字源文化在识字教学中的运用，学生一定会对汉字的历史渊源产生兴趣，才去深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四、字源文化在识字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正因为字源文化对识字教学拥有如此大的优势，所以把其融入识字教学中来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尤为可行。那如何将其渗透到识字教学中呢？

（一）演示象形字的演变过程，让学生了解字的由来

象形字是人类社会最早产生的文字，是由图形构成。人们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所以象形字的识字教学在于利用其特点，形象直观，有助于理解字义、掌握字形，从而提高识字效率。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展示实物图，然后再展示具有实物抽象特点的黑白线条轮廓图，即象形字。让学生仔细观察，找出共同点。最后将具体字的演变过程演示出来，让学生了解字的变化过程。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理解从图画到汉字的整体形成过程。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充分了解象形字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也要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对于象形字的教学，教师也可以抓住其象形表意的特点，让学生用图画和分析字形的方法理解字义，记忆字形。运用实物教学象形字，教学效果直观又容易让学生明白。

（二）展示指事字的原型，理解指事字的造字规律

指事字是有指示性的符号，是心中的图像。所以对指事字要遵循指事规律，运用直观性的原则，帮助学生识字，提高识字有效性。

教师要展示指事字的原型，直观教授。指事字大多数是由描述实物的象形字所构成的，可以借助实物来认识指事字。低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还未发展完全，对于指事字所表示的意思会比较难理解，所以把指事字的原型展示出来，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字义。通过对指事字的特点进行教学，学生能更好地认清和掌握字形，纠正错别字，区分形近易混字。

（三）动画展示会意字的内涵，借助形象理解字义

会意字是由几个形体组合起来的，所以分析起来会非常的生动有趣，而且有利于释义和辨形。会意字分为通过字形表意的义符和通过字义表意的义符。

在讲授会意字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观察会意字，因为会意字多是由描绘实物形状的象形字和给象形字加记号的指事字组成，适合用实物讲解。[2]之后教师可利用动画等效果，把汉字的整体意义通过分析、综合的方式揭示汉字的意思。而有的会意字要联系生活，从而让学生对汉字的理解更加透彻。利用会意字的构字规律，可以使学生认清笔画复杂的生字，理解字义，区分字形。

（四）利用形声字的结构，编制猜字游戏，增加识字趣味性

由于是形声字在小学课本中所占比例较大，而且构字规律比较方便，造出的形声字半音半义，形旁表义，声旁表音，从而有利于解释字义。

形声字的教授，教师也要显然学生观察字形，说说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再通过游戏来加强记忆。教师要通过游戏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些字的意思，不然学生会很容易就出现混淆。毕竟形声字是通过形旁来表示字义的，但声旁是一样的，教师如果不讲清楚，学生就会混淆。所以教师一定要帮学生理清思路。在学生理清思路之后，学会生字，教师要及时的巩固。在枯燥的理论讲解的基础上，教师可以编猜字游戏，既帮助学生通过比较理解字义，又增加识字的趣味性。

（五）重视规范写字练习，提升识字成就感

汉字拥有它独特的魅力，优美的楷书可以提高学生的识字兴趣。

在学完生字之后，教师要对学生进行专门的读写训练，特别应该指导好书写。书写时，教师要注重范写，每个笔画在田字格中的位置、笔顺以及间架结构的合理安排等。在此基础上还注重听写，这是学生对所学生字的再认识过程，可以强化学生对生字的记忆持久性，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当学生看到一个个优美的楷书在自己的笔下形成，会产生成就感，从而对汉字的书写更加热衷，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识字的兴趣。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4

除仓颉造字说之外，还有结绳契画说、八卦易符等，这些说法均无法提供可靠的有力的证据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有一个说法却是绝对可信的，那就是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生活的需要创造的，由最初简单的符号，不断地发展进化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

汉字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和晚商青铜器上的鱼形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足以使人确信汉字是从原始图画演变出来的。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汉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大约公元前4000年，与国家差不多同时形成。商代时期已形成相当系统的文字体系。这说明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开端。

中国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若、于省吾曾认为中国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钵口沿上刻的二三十种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但由于这些符号发现较少而且分散，难以形成体系，所以在河南殷墟发现的大量的甲骨文被看作汉字的正式形成。

汉字里的中国味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几百名演员扮演的活字印刷字模通过不断变幻，用大篆、小篆、楷书三种不同字体展现了同一个汉字——“和”。

这一幕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而这个包含“和谐”“和平”“和睦”等意义的汉字，被评选为“最中国”的汉字。

汉字从起源之时起，就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随着人们的使用而不断地推广演变，笔画进一步流畅，汉字以其极强的表意功能而成为中华文明传播的媒介。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翻开汉语字典，汉字种类之丰富、涵义之深邃、表达之透彻让世界所有文字黯然失色，汉字以特有的味道与魅力涵养中国文化几千年，向世界说明着中国。

中国的汉字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发展演进，生生不息，以其旺盛生命力承载着中华灿烂文明的发展。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有其璀璨的文明和文字，例如埃及的楔形文字、古巴比伦的象形文字，而这些文字都随着历史的前进慢慢泯灭于尘埃之中，唯独汉字以其独特的生命力依旧在不断地发展，一直到了今天仍旺盛不衰。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就文字系统来讲，不外乎表形文字、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三种。汉字却超然独立于上述三种文字系统之上，这在世界古文字系统中是非常罕见的。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汉字能够经受历史的检验，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能够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与古希腊的拉丁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相比，汉字是由图画发展起来的象形文字，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跟埃及文走着不同的道路。埃及的象形文字最终变成了拼音字母，而发展成为一种拼音文字。汉字却以象形文字为基础，以其部首偏旁为拼符，按照一定的规律，像神奇的魔方一样千变万化，拼成数以万计的方块形构形，每一个方块字都是形、音、义的三位一体，成为一种丰富多彩的文字体系。

追究汉字的生命力，不难发现其结构的巧妙。六书是汉字组字的基本原理，在周礼中就提到六书。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是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字典。他所归纳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是对汉字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其中，象形、会意、形声无疑是汉字表意的精髓。象形造字法是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来描绘出来，如日、月、山、水4个字，最早就是描绘日、月、山、水之图案，后来逐渐演化变成现在的造型。会意是将两个字根组合起来，使衍生出新的含义。如“日”和“月”组起来，就是日光加月光变成“明”；“田”与“力”组合起来，就成了在田里劳作的“男”；女子执帚就是“婦”（简化字为“妇”）。

汉字的发展，可以说是形声字不断壮大的历史。在商代甲骨文里，形声字的比例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在《说文》小篆里，形声字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现代汉字中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汉字是表意文字的特性，每一个汉字都有其特有而丰富的含义，这是拼音文字所不可比拟的。所以汉字不仅在中国本土南腔北调、方言丛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文字进行交流，而且就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甚至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彼此语言不通，毋须通过翻译，仅用汉字“笔谈”就能互相交流和沟通。

汉字的思想内涵也是它与其他文字最大的不同之处。汉字把中华民族的思想融入其间，一个个汉字就是一个个故事，里面包含了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理念，这是任何一种文字所无法比拟的。比如“忠”字，是把心放在中间，意思就是教育人要把心放正，心若不正，就成了口是心非、欺下媚上，就谈不上忠诚。再比如“信”字，《说文解字》解释：“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就是做人要讲信誉、讲真话。“信”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主张信义，他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箴言。老子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哲语。从古至今，“信”成为品行端正之人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

演化中的美丽褪变

与中国历史的跌宕起伏一起，汉字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篆书。由于各国的文字都不一样，彼此之间来往交流极为不便，都希望有种统的文字共同遵守使用。随着秦统一六国，文字的统一变为了现实。秦始皇就在思想文化上推行统一的政策，实行“书同文字”，以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文字。虽然后来又出现了便于书写的隶书、楷书、行书，但只是字体的变化，字形相对固定下来。不管是怎样的割据局面，汉字的写法始终是不变的，这有利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凝聚作用。

中国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把汉字的运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楷书变化而来“宋体字”在活字印刷中广泛应用，大大加快了汉字的传播速度。与此同时，“黑体字”也诞生了，这种字体醒目大方，笔迹全部一样粗细，结构醒目严密，笔划粗壮有力，撇捺等笔画不尖，使人易于阅读，不但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而且使汉字的使用更加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诞生了更多的字体，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等，这是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计算机字库里的字体更为丰富多样，不仅有宋、仿、黑、楷、隶书等传统印刷字体，还可以见到行楷、姚体、舒体等一大批风格各异、特点突出的新字体，让汉字更具艺术色彩。据了解，北大方正已经开发出72种简繁体字库。

汉字在不断的发展中也在遭受着时代的考验。随着文明的进步，文字必然面临着改革和简化的趋势，以适应使用方便的需要。胡朴安先生说：“文字是时代的产物。文字的作用，是记录事物，替代言语。时代是息息演进的，事物和言语也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文字当然也要随着事物和言语的变化而增加废弃。”而在周有光先生看来：“文化符号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是简化。”简化是和汉字的演变相始终的。金甲文、古籀和小篆的笔划繁多，等到了楷书、行书的时候笔划变少了，这是汉字简化的实证。简化不但决定了文字的演变，并且决定了文字改进的途径。

可以说，汉字在发展中始终不断地进行着改革。汉字改革包括减省汉字笔画、减少汉字字数两种含义。前者指把笔画繁复的字，变成笔画少的字；后者指一个字原来可能有几种写法，包括正体、俗体、异体等，经过简化后，确定一个为正体，其余均废除。简化字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简体字，简化字从中国殷商时代就开始了。以后几乎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过相应的简化字。秦始皇下令的“书同文”，可以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由官方做的汉字简化工作。以后从小篆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每一次书体变革，都是一次汉字简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不断进行改革，虽然汉字由繁化简使之失去了表意功能，但是却有利于汉字的不断发展，有利于普通大众的学习和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语言文字改革工作的深入，汉字在适合大众的需求下不断地发展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正如一位外国人士所说：“世界上有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字，都是一首优美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可见汉字的魅力之强。

不能弄丢了汉字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历经几千年始终不散，许多研究者把稳固统一的功劳归于汉字。同是中国人，上百种方言之间的差距，远远超过欧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异。当罗马帝国的属地国用拉丁字母拼写自己的方言时，就出现了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语言，随后罗马帝国解体，拉丁语渐渐死亡了。这种情况没在中国发生，语言学家把这归功于独特的方块文字。5000年来汉字的形态在变，但汉字表意的特性没有变。统一的汉字有效地维持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惟一连续的文明。

所以，中国已故文化大师任继愈先生指出：“汉字问题，不只是文字学的课题，而是关系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全局性的问题。汉字在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凝聚方面，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统一方面，功莫大焉。”

2009年的11月1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在河南安阳开馆，标志着中国文字保护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里，你体会汉字的无穷魅力的同时，也会产生这样的思考——我们该如何保护和传承汉字？

在自豪于汉字文化精彩与荣耀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汉字受轻视这样一个现实。由于电脑的普及，现代社会人们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忽视传统的书写。很多家长习惯让孩子上奥数班、英语班，但很少给孩子写字的时间。学校的老师也不再强调写字，甚至自己都不再写板书，改用电子课件，这让学生失去了学写字的榜样。如此一来，写一手好字正离孩子们越来越远。专家建议，要制定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考核标准，用考核的方式，让学生们重视书写。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5

教师把学校环境作为课程资源，依据校园梁上故事和汉字文化墙的内容，进行了课程资源的整合、设计。教师把文化墙中的每一个汉字和与之对应的梁上故事组合在一起，引领学生首先针对汉字演变进行研究，然后让学生在梁上故事中寻找与之对应的彩画故事，让汉字与传统美德教育相映生辉。如在学习“廉”字时，学生自主学习了关于“廉”字的演变过程，并借助校楹门上齐白石老先生的“事事清白”图，进行了课外延伸学习，学生找到了清官典范包拯的故事、于谦的诗歌，以及当代人民好公仆沈浩书记的真实事迹……通过身边的资源以及课外延伸获得的资料，学生深入解读了中华美德“廉”。

■汉字教学与语文教学整合，让汉字启迪心智

在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中，教师引入汉字的字源进行识字教学，调动了学生的识字兴趣，并且提高了学生对汉字结构与意义的认知。如在教学“册”字的时候，一位低年级语文教师巧妙引入了“册”字的演变过程，加深了学生对“册”字的字义理解和字形记忆：在春秋战国至魏晋时代，因为当时还没有纸，人们只好把文字写在狭长的竹片或木片上，将刻好字的竹简一根一根地穿连起来，就成了书。甲骨文和金文用几条竖线表示竹简，用横向曲线表示把竹简编串成册的皮绳。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册”字。

一位中年级语文教师在教学古诗《乞巧》的时候，利用汉字演变的过程，引导学生区分了诗句“七夕今宵看碧霄”中同时出现的两个同音形近字“宵”与“霄”。教师引导学生发现这两个字的不同，随即讲解：“这两个字不同的形旁代表不同的涵义。今宵的‘宵’字上面的宝盖头古时候写成门，表示光线昏暗，后来就引申为夜晚，而碧霄的‘霄’的雨字头原本代表雨或雪，后来也引申为天空。”由此，两个一直是教学难点的同音形近字，形象、生动地被学生理解和记忆了。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6

1.1平面设计的概念

平面设计的英文翻译Graphic Design， “graphic” 直译是“绘画的”意思，但称其为“图”更为准确。“图”“文”在平面设计中尤为重要。

1.2字体设计的概念

标准字体是指经过设计的专用以表现企业名称或品牌的字体，标准字体的设计可划分为书法标准字体、装饰标准字体和英文标准字体的设计。装饰字体是在基本字形的基础进行装饰、变化加工而成的。它的特征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印刷字体的字形和笔划的约束。

二、文字在平面设计中的作用

2.1文字的信息传达功能

文字的创造是为了记录比较抽象的思想，担当起信息传达的功能。字的开始形成，是为了表达己意，使它能够传承作者的思想。

2.2文字的视觉识别符号特征

文字是视觉传播体系中一个基本的元素，具有地域文化的限制，但在这个范围内，它的传播方式是直接有效的。对文字进行不同层面的了解是做好平面设计的基础，也是做好信息传播工作的基础。

三、汉字的图形表意性

3.1汉字起源及演变过程

3.1.1汉字的起源

文字源于图画---人类文字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宜昌杨家湾遗址中170余种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是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直到3300年前，商朝晚期遗留下的甲骨文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字。

3.1.2汉字总体演变过程

从甲骨文开始，经历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这几个主要字形阶段。汉字的演变可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汉字字体的变化。由不规则字形到统一方块字形的变化（甲骨文到小篆）；笔画线条粗细、由圆转绵长转为平直方折的变化，线条文字变为多笔画文字（小篆到隶书）；汉字的图画意味则完全消失，更加简洁化，符号化。

第二方面，汉字结构的变化。有以下几种方式：字体删繁就简、结构简化、变换部位、由同而异、由异而同。

3.2汉字的象形表现

3.2.1汉字的图式表现与启发

春秋战国时期刻画在祭祀青铜器上的极富装饰感的鸟虫书，以及民间的图案文字相结合的文字，其趣味性以及巧妙的构思给当代平面设计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另外“殷周古文”的直观性和显著的象形特征，能表达出复杂的情绪和故事，传播效率高。对现代的视觉图形化和情绪性表达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3.2.2汉字的书法表现与图章表现

书法早已发展为一门艺术，不同的书法字体有着各自的风格，审美意味和形式构造，吸收书法中的艺术成果可以丰富字体内涵，提高字体本身的艺术效果。

印章中的文字字形变化多样，布局朴实自然。在篆刻中，构图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印文的安排要求均称协调，并注意文字间的繁简、疏密、欹正以及相互之间的虚实呼应关系。这与现代平面设计中的构图与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在现代设计中篆刻也作为常用的元素出现。陈绍华的北京奥运标识“京”以印章为载体进行的字体设计，单纯有力，同时又不乏图形感，传达的信息一目了然。

3.3汉字的意象表现

3.3.1汉字造字的形声阶段

指示、会意方法的造字法，对汉字的创作进行了很大的补充。指事是汉字从具象向抽象表现的关键，它通过抽象的符号的表示意义，或者在已有的象形母体上添加抽象的符号表示意义。

3.3.2汉字的文化映射

汉字的表意，受到了社会、时代、政治、宗教、艺术、观念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其发展演变中，观念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汉字的构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田力为男”、“女在室内为安”等，许多汉字被添加了既定的道德内容，汉字在统治者传播的思想下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

四、汉字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4.1汉字的图形应用

4.1.1添加具象图形

添加图像的手法要把握好字和画之间的分寸，不要因为图画而失去了字的抽象性，这点在标志设计中尤为重要。同时要求传达效果清晰明了，在视觉形式上达到图形与文字的均衡。

4.1.2汉字图形化

与添加具象图形手法不同的是，汉字图形化是把文字本身当作图案来设计，图案可抽象可具象，同样也是设计中的常用手法。

4.2汉字的结构应用

4.2.1从笔画上来讲

汉字的形体由笔画构成，因此改变笔画的形体样式或调整变动笔画都可以达到改变造型的目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改变笔画的形体样；二是改变笔画的大小粗细；三是改变笔画的质地。

从字形结构入手也是设计方法之一，寻找形态和概念间的关系，对其形态和特殊笔画进行分析，利用有力因素进行创作。例如在靳埭强先生的韩朝统一招贴中利用“朝”，“韩”共有的偏旁进行设计，巧妙的表达朝韩两国的关系，一目了然，视觉效果简洁明了。

4.2.2从空间上来讲

通过改变单个文字的空间布局，以及字与字间的空间位置，以达到创作目的。笔画的重叠，字体的连接、断裂都可以对原有的平面空间进行分割整合，使之纵深化或成为视觉焦点；汉字的立体变化，将平面造型转为立体图像，形成了浮雕效果，波浪效果等，在许多标志设计的案例中也有不少使用立体造型的，比较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

五、汉字设计在平面设计领域的发展前景与趋势

在数码、网络空间中，汉字设计不只是静态的出现。随着传播方式的改变，动态的字体设计运用的越来越广泛。它的运用要兼顾汉字的易读性，其易读性的相关因素包括：字体类型、笔画粗细和多少，字体点数大小、跳动闪烁的速率和时间、出现位置和移动方向。这些都需要高要求的技术性和强有力的设计表现力。

结语：

综上所述，汉字可从多角度进行设计，把汉字的演变历史及传统元素运用到现代平面设计中，或是把现代的新媒介、新材料、新角度运用到现代设计中。不断地创新和拓展汉字设计运用的领域。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7

如在小学语文低年级教学中，学生最早接触的通常是象形字，比如“土、田、火、水、石、月、日”等等。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结合字词特征来组织教学，并渗透审美教育。首先，教师可展示汉字的原始图形，引导学生思考图形和字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教师简单介绍从图到字的演变过程，说明图形和字形之间的关联，而后综合讲解字义、字形、图形的关系。最后，还可指导学生将这些象形字还原为图画。这样，让学生在生动的学习中体悟汉字形象美，形成审美意识。比如教学汉字“日”字时，教师可先给学生呈现“圆圆的红日”图画，诱导学生们形象感知“日”的字义，而后教授字音。然后，教师可出示古时“日”的卡版，吸引学生注意力。同时，告诉学生们在古代时根据太阳特点――圆圆的，在天空高高挂起，发光发热，因此，人们将“日”简画成圆形，并在中间加上一点，又经过漫长演变则变成了今天的“日”字。最后，可让学生们动手画画，动手写写。这样，既让学生轻松学习汉字，也感受到了汉字的艺术感与美感。可见，在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通过充分发掘象形文字蕴含的美育因素，既可激活学生积极情感，也可让他们在识字学习中熏陶美感，热爱汉字。

二、运用字理识字，体验字义美

在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字理识字法是有效方法之一，即运用造字原理与构形规律，结合字形和字义之间的关系展开汉字识字教学。通过这一教学方法，可将抽象复杂的汉字变得生动、形象、具体，有助于学生们把握汉字结构，认识汉字的读音、字形与字义，让他们初步感知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受到汉字文化的自然熏陶，从而提高汉字学习兴趣，并有效记忆汉字。同时，字理分析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过程，由汉字外在形象入手，让学生感知汉字的形象美，留下深刻印象，让学生轻松愉快学习。

在“字理识字法”中，教学指事字或象形字时，通常采取“溯源――对照”教学模式，先找出汉字的所指或所像事物，而后分析字形演变过程。而教学形声字与会意字时，其教学模式一般是：分解+溯源+组合。具体而言，即把汉字分为若干基本意义，而后找出其代表的读音或本来意义，接着分析结合而成的新读音与新意义。

比如“灾”字的教学，语文教师可向学生分析与讲解：“灾”属于会意字，繁体是“”，其中巛同川，代表水，因此“”可表示火灾或水灾，简化为“灾”，其中， “宀”代表房子，屋中起火则是灾害。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8

二、源流识字让学生爱上识字，达到自主识字的目的

汉字是直接从象形图画中蜕化而来的符号文字，在世界所有语言文字中，只有汉字有识字的过程。所以，我们通过讲解汉字的来源和演变过程，让学生明白汉字字形的演变，语音的演变和意思的演变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识字兴趣，达到自主识字的目的。教师应培养学生接受和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如：我们在教学生认识生字“怕”字时，我先讲“竖心旁”的“心”由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演变，再讲“白”字的意思，然后用一个小故事说明心变白如何演变成“怕”字。讲完后我让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力编故事来理解这个字的演变。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在亲身体验和感悟中自主获取知识，认识汉字。

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学生的识字数量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9

一、部首的产生及功能

（一）部首的产生和发展

东汉学者许慎著《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全书分十五卷，列五百四十部，收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根据小篆的字形特点，对这些字进行归类，即把具有相同偏旁的字归为一类，并命名为“部”，各部第一个字也是每部字所共有的偏旁，叫作部首。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说：“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2]这也表明，许慎归纳的五百四十个部首有着严密的体系，部首与部首之间具有形体上的联系，而且部首之间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连贯性，甚至部首的先后排列都有着“始一终亥”道家哲学逻辑的考量。

然而《说文》中的540部首有许多重复混杂，整个体系并不十分科学。例如“玉”和“珏”分列二部，但从字义上看“二玉相合为一珏”，“珏”字是由两个“玉”字组合而成，应归为同一部；其他的还有分列“口”“吅”“哭”三部，“木”“林”二部等等。在我们现在看来，《说文》中的540部有很多是可以合并的。此外，《说文》将“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列为第一部，将“亥”（……亥而生子复从一起……）列为第五百四十部，这是受当时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影响，并未严格按照笔画的多少繁简来分部编排。

尽管《说文》的部首存在缺陷，但它对后世学者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世编排的一些字书辞典，如《字林》《玉篇》《字通》《字汇》《康熙字典》《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甲骨文字典》《甲骨文诂林》《金文编》《古文字类编》等都是在借鉴《说文》部首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完善。纵观字典辞书部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由表意部首向形体部首的演变，部首数量不断减少，并最终定型。2009年，由教育部、国家语委的《汉字部首表》规定主部首201个，附形部首99个，汉字部首得到了进一步规范。

（二）部首的功能

众所周知，小篆上承甲金文字、下传隶楷，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在字形上，小篆由金文简化改造而来，保留了很多金文的字形特点；从小篆转化而来的隶书则在笔法上吸收了小篆的一些构形特征。《说文》以小篆编排，尤其是以兼顾字形与字意为基础的部首分类法，统摄九千多个汉字，开创了汉字分类和辨识的新举措。因此，可以肯定最初的部首分类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来源，这些部首体现了较强的文字学原则，具有表形与表意的双重功能。

随着汉字的数量不断增加、字形不断衍化，部首的数量却在不断减少。一方面，在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形体类似的部首被合并，某些部首的统摄功能增强，归于该部的字不断变多。另一方面，一些部首的表形与表意功能被削弱，部首不能完全代表该部所有字的形符，同时也不能充当该部所有字的义符。然而，隶变以后，汉字在形体上的演变程度不断减小，音近字不断增多，部首在区分汉字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由于文化传承需要，字书辞典大量出现，许多人在指称单字时都带上部首名目，部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熟知。很明显，此时的部首体现了较浓的检字法原则，具有检索和区分汉字的功能。

在《说文》产生以前，中国古代并没有系统的以部首编排的字书，《说文》开创了部首排字的先河，段玉裁则称其为“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由“据形系联、兼顾形意”发展到“归类检索、指称区分”，部首的功能并不是固定的，它与汉字形体演变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汉字形体演变中的部首“艹”

（一）部首“艹”的形象定型

为“艸”的小篆字形，是《说文》中艸部字的偏旁；在楷书字形中，被简化为“”，很明显，楷书字形的线条更为平直，书写起来也更为快捷。上世纪50年代的汉字简化工作，有进一步将“”变为了“艹”，由原来的四笔简化为三笔，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字典里普遍看到的“草”字头，即已经固定为三画的偏旁部首“艹”。

《说文》：“艸，百芔也，从二屮。凡艸之属皆从艸。”而在艸部之前还有一个屮部，许慎据“屮”字的小篆字形，推断出“屮”是草木初生之形。其实，“屮”字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出现，屮的甲骨文字形为（粹一九三）或（佚八四），小篆字形为。由此可见“屮”字甲骨文与小篆字形极为相似，都有很强的摹写表象功能。因此，才会出现有两“屮”的艸（表示各种草木），三“屮”的芔（草木的总名称），四“屮”的茻（义为“许多草”），最终古人选取了既能完整表达各种草木形象而又书写方便的“艸”为部首。

公元100年（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许慎完成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经过一千九百多年的时代变迁，才完成从“艸”到“艹”的过渡定型。这一过程中，隶变的“艹”象形意味淡化，在承袭“草木属性”的同时，逐渐变为符号化的形旁，但是“艹”又不能作为部首“艹”下所有字的义符。

（二）以意构建的部首“艹”

艸部共收445字，毫无疑问，所有字的小篆构形中均含有“艸”这一构件，艸部字几乎都是对草木植物的属性和类别进行指称和区分，是意义上的构建。例如：“蔡，艸也，从艸祭声”“茁，艸初生出地皃”“落，凡艸曰零、木曰落”“芟，刈艸也”等。此外，廌部的“薦”（薦，兽之所食艸）、水部的“萍”（苹也，水艸也）等字也是用以表达植物类别。蓐部的部首“蓐”，華部的部首“華”也都与艸有着密切联系，《说文》：“蓐，陈艸复生也，从艸辱声。一曰：蔟也”、“華，荣也。从艸从蕐”。这些字数量众多，就目前的字义来看，也大多与草木保持直接联系，在部首“艹”的构建中占有很大比例。

还有一些字是通过间接方式来构建部首“艹”。《说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莫字，字形主要为（甲二〇三四）、（乙八七九五）、（粹二）、（京津四三〇〇）等，与小篆字形几乎没有差别。徐中舒认为，“甲骨文从茻，字形多有繁简增省，或从隹，象鸟归林以会日暮之意。释义：一、日且冥也，日将落之时也。”③“莫”的这个字义在卜辞中较为常见，但现代汉语中的“莫”字则变为了一个否定词，“甲骨文的莫字作日已隐没入林中之意。透过林隙的光线已甚微弱。莫后来被借用为否定词，故又加日而成暮字。”[4]据以上分析可知，表达日落黄昏的“暮”其实是硬性加个“日”字才生成的，而本字却是我们已经不太熟悉的“莫”。由到“莫”的演变过程中，“茻”先是变成了“艸”，再变为“艹”，虽然这一信息并没有完整的传递下来，但从“艹”和“日”等构件出发，还是能还原出这个非草木类汉字曾经与草木的联系，而“艹”是必不可少的纽带。

《说文》：“莽，南昌谓犬善逐兔艸中为莽，从犬从茻，茻亦声。”段玉裁认为“此字犬在茻中，故称南昌方言，说其会意之恉也。引申为鹵莽。”由于二人均未接触到甲骨文，对字形以及字的本意都有些误解，其实“莽”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莽的甲骨文字形为（存一·一四四零）或（存二·四九五），徐中舒认为：“从林从犬，林或作森。甲骨文从艸、林、茻、森每可通，故此字当释莽，象犬在林莽中形。”[5]由此可知，“莽”字可能不是许慎和段玉裁所理解的南昌方言，况且“茻”在此处不为特指意义的草丛，只是泛指一般意义的林莽。从甲骨文的字形分析，“莽”字描绘的是殷商先民的社会生活场景，他们可能在纵犬逐兔，也可能在观察林中疯跑的莽犬。总之，这幅生活场景所表达的内容与草木植物有着密切关联，但“莽”字的的确确是一个非草木类汉字，仅仅因那只莽犬穿林而过便与“艹”牢不可分。

（三）以形构建的部首“艹”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汉字也在同步进行着演变，这就促使人们对文字重新理解认识，并进一步对文字进行改造，从而导致了以形解字现象的产生。在汉字形体发生改变后，以形解字的方法并不十分可靠，对形体的理解往往加入很多主观内容。在部首“艹”的构建中也存在此类现象。

《说文》：“萬，蟲也。从禸，象形。”在许慎看来，“从禸”是指虫子的尾部，而剩余的部分则像虫子头部之形状。段玉裁则认为“……谓蟲名也，假借为十千数名，而十千无正字，遂久假不归，学者昧其本义矣。唐人十千作万，故《广韵》‘万’与‘萬’别……与虫部蠆同，象形。”[6]显然，二人均认识到“萬”是象形字。“甲骨文作、，金文作、、。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卜辞及古金文均象蝎。’”[7]通过对萬字甲骨文、金文字形分析就很容易发现：人们将甲骨文中蝎子的一对螯钳异化成小篆形体的“”，后来就慢慢变为楷体的“艹”，最终被人们定格。著名话剧作家曹禺先生原名萬家宝，曹禺为笔名，由“萬”拆分为“艹”和“禺”两部分，而“艹”取谐音变为“曹”，于是便组成笔名曹禺。可见，人们在认识“萬”字的时候，已经将“艹”作为习惯性的符号指称。

此外，被异化为“艹”的各种古文字构件还有很多，如不细细推敲就难以还原其本来面目。《说文》：“??，羊角也，象形。”段玉裁进一步指出“羊角也。玉篇曰。????，?角皃。廣韵曰。????，羊角開皃。”意为羊角形状的“??”常常被用作造字构件，如萑部：“萑，鴟属。从隹从??，有毛角。所鸣，其民有旤。凡萑之属皆从萑。读若和。”《说文》??部：“目不正也。从??从目。凡??之属皆从??”，而随后的“瞢”字则将上半部分的字形变为了“艹”，“瞢，目不明也，从??从?。?，目数摇也。”可见，很多字中的“卝”都因为同“艹”的形象十分接近，最终被归为“艹”部字。

以形构建部首“艹”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集中表现在汉字形体日趋稳定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一些象形字在形体转换中很容易发生异化现象。但是，这些字从字意上看与“艹”的草木属性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仅仅是把“艹”作为书写构件和检索部首来使用。虽然以形构建部首“艹”的字不是太多，但需要人们在以“草字头”进行区分归类的同时注意其本意。

三、部首定型的规律及思考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自产生以来一直在结构形体、语音和字义上发生变化。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已从最初“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文字逐步发展成为形、音、义兼备的成熟文字体系。为了书写和表达的简便，越来越多的汉字被归于不同的部首下。在“艹”的演变过程中，会意字、形声字数量不断增多，汉字构形不断简化。由于同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归在“艹”为偏旁部首下的字越来越多，而人们也渐渐习惯于以“草字头”来称呼部首“艹”，进而来指称和辨识某些汉字。一方面，这种演变为汉字的书写记忆提供了方便，便于文字的普及和学习；另一方面，这也导致很多汉字本意湮没，甚至造成对一些汉字的误解。

“从甲骨文到秦篆历代古文字大量形体的实际面貌，隶变以后汉字形体演变的复杂事实，都对传统‘六书’提出了挑战，进一步说明了‘六书’仅对秦代规范的小篆是适合的，但是它无法覆盖历代的汉字构形。”[8]因此，汉字构形学对部首在内的汉字构形进行了大量研究。首先，从部首演变过程来看，最初的部首功能是定位于“据形系联”上，同时也兼具表意功能，这一规律在《说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次，随着汉字的增多以及使用习惯的作用，人们一直在对汉字进行改造，于是部首便成为了一种书写构件，这也使部首真正具有了统摄功能，相对《说文》的部首系统是一种进步。与此同时，为了书写和表达的简便，部首构形中的异化现象产生。最后，当汉字形体较为固定时，部首的作用便越发重要，它已经成为了人们对汉字进行归类区分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不再考虑单字与部首表意的关系，部首在此时定型，几乎不再变化。总之，部首的定型是在汉字形体演变的基础上实现功能的转变，即从兼顾形与意的文字学原则到以归类检索的检字法原则。

汉字发展到今天已包含了太多的信息，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解码，破译汉字的原初构造，在汉字文化兴起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急迫。因此，笔者认为在学习汉字时，要意识到汉字象形的原始属性，这如同汉字生息绵延的固定基因。时至今日，这一属性便浓缩到了常用的偏旁部首中去了，对偏旁部首重新认识和学习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能探源汉字的历史，还能掌握汉字的现在，也是理解汉字背后所隐含着的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唐兰.古文字学导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1：730.

[2]许慎.说文解字[K].北京：中华书局，1963：319.

[3]徐中舒.甲骨文字典[K].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

社，2006：61～62.

[4]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M].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87.

[5]徐中舒.甲骨文字典[K].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

社，2006：64.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39.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10

具体地说，识字教学可以运用以下几种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图示法

汉字，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象形字源于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摹写实物的形状或用比较简单的线条来摹写事物的特征部分，每个汉字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的汉字教学，正本求源，抓住汉字起源的本质，通过实物图形与原始文字进行图字对照，通过汉字字体演变，帮助学生记忆字形，理解字义。汉字适应学生形象思维能力强的特点，从形象生动的象形图画文字开始，引发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用图画的形式把字的本义表示出来，可以用挂图，也可以用简笔画。

二、演示法

肢体语言的表演，也能激发学生识字的兴趣。教学时，我结合字理，通过动作或实物将汉字的形义演示出来。如，教学“看”字，我用手斜放在眼睛上方，手搭凉棚状，遮挡阳光，向远处看的动作；教学“眨”字，我做了一个表示眼目困乏了就“眨一眨”的动作；教学“掰”字，我让学生两手先合拢，然后向两边分开，做一个“掰”的动作，让学生在做动作的同时记住“掰”的字形和意义。

三、故事法

汉字，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会。会意字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合成一个字，会合它们的意义，来表现该字义所指向的事物，通过讲故事来阐明字理。让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引领学生去探索汉字的奥秘，寻找学习汉字的方法。

四、猜谜法

汉字，一首首优美的诗歌。所以，在教学中主要根据一些字形、义的特点，编成谜语让学生猜，以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汉字的形义。如，教学“闻”字，可以编成谜语：“小耳朵，在门里，它想听听收音机。”教学“功”字，可以编为：“出工又出力，工作有成绩。”形声字由两部分组成：形旁和声旁。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形声字在汉字中数量最多，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样能大大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五、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法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信息容量大，集图、文、声、像、色彩、动画等于一体，能提供生动逼真的教学情境和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在字理识字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通过图像的演示、声音的配合、色彩的调节及动画特技等手段，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记忆。例如，教学“水”时，可以用计算机演示水流动的画面，配以“哗哗”的流水声；然后把水流动的画面，幻化篆体“水”字的线条图；最后，由线条图演变为楷体的“水”字。这样，时学生兴趣盎然，有利于他们理解字义和牢记字形。

就像黄亢美老师说的那样，渗透字理识字，把语文的根留住。为此，我紧紧地抓住字理识字这一根本，灵活地运用各种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大大地激发学生识字的兴趣，使他们由“厌学”变为“乐学”，优质高效地完成识字教学任务。

通过参加字理课题研究，有这样一句话，时常在我的耳边回荡：“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前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女儿的一番话，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作为语文教师，我们理应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义务，把汉字教成“美丽的图画”“精彩的故事”“优美的诗歌”，让学生享受识字的快乐，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让学生了解古人造字的非凡才智，了解汉字所描绘的丰富的形象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而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更热爱我们的祖国。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11

二、字理识字有助于系统地掌握汉字

汉字教学如果孤立地进行，一个一个地教，一个一个地记，这样效果不会太好。其实汉字是一个互有联系的符号系统，它们的组合有理据、有序列、有层次、有类别，只要我们掌握其中的规律，就可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从而以简驭繁，成批识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昭”字，从“日”、“召”声，“召”又从“口”，“刀”声，共有三个基础构件。如果让学生学会“日”、“口”、“刀”这三个基础字，然后按构字原理循序渐进地联系相关字形进行教学，就会引出一系列的互有联系的字形。如以“日”为义符，可以组成“明、杲、杳”等会意字，“暖、晴、晚、旺”等形声字；以“口”为义符，可以组成“名、鸣”等会意字和“召、叫、喊、啡”等形声字，以“口”为声符，还能产生“扣、叩”等形声字；“刀”作为构件，同样能构成“利、则”等会意字和“叨、忉”等形声字；进而“召”又组成“昭、招、沼、诏、迢、笤、龆、髫、苕、绍、邵、韶、劭”，又组成“照”……诸如此类，先识字成为后识字的基础，相关相联的字互为背景，互有联系又互为区别，这样从字理出发按构形规律成系统的教学汉字，比起忽略字际关系的死教硬记，效果会好很多。字理教学就是强调字理的系统性，讲一个字可以联系一串字、一批字。这些互有关联的字使孩子从认识字到理解字，形成了一个易区分、有联系的识字体系，大大地扩大了学生的识字量。

三、字理识字有助于掌握词义的系统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记录汉语语词的。汉字在构形的时候，与语词的某一个意义有联系，这样一个意义我们通常把它看作是字的本义。本义是其他意义产生的根源，如果我们掌握词的本义，其他的意义会与它发生联系，掌握起来就容易了。比如“兵”，现字形已变异，其理不显。追其字源，兵上从斤，底下从两个手，就是两个手拿着一个斤，斤表示斧头，而斧头是古代战争中常用的武器，古代经常用斤作为武器的代表，因此从字源的构形上看，这个字的本意是武器。“短兵相接”里的“兵”就是指武器。武器是由人拿着的，所以拿着武器去打仗的人就叫做兵，这就是士兵的意思，所谓“兵来将挡”的“兵”就是指士兵。士兵拿着武器去打仗，这是军事行动，“兵”可以指代战争，因此“兵”还有军事、战争的含义，“纸上谈兵”、“兵不厌诈”的“兵”不是指士兵，也不是武器，而是指战争、兵法，是更抽象的含义。这些义项都与本义“武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可以叫做引申义。我们在掌握字形的本义后，就能将一串引申意义联系起来，这比单个记忆掌握要牢固、有效得多，使学生对词义有了更深入、系统的掌握。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12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07-083

识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低年级的教学重点。部分中高年级教师认为学生已具备自主识字的能力，认为识字教学无足轻重，多数教师字理意识淡薄，为识字而识字，学生对汉语文字的感情逐渐淡漠。文字是读写的凭借，也是文化的基石。汉字是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汉字的诞生，华夏文明才掀开新的一页；正是由于汉字的记载，华夏辉煌灿烂的文明才得以传承。中年级识字教学应当引导学生解开汉字蕴藏的文化密码，感受汉字的无穷魅力，培植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让识字教学浸润在汉语文化的芬芳中。

一、还原图画，彰显识字生态之美

汉字起源于图画，是汉族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创造。表意性是汉字最本质的特点，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表意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年级要学习的生字绝大多数是形声字，如何发挥形声字的表意功能呢？形声字由表意和表音两部分组成，表意部分指向汉字的原始意义，但即使是表音部分也仍然是以象形字、指事字为基础的表意符号，所以同样具有表意功能。因此，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画，一幅每个人经过联想后都可以绘制的画。

如教学“降”字（三年级上册《蒲公英》）时，教师出示了简笔画：一个人正从高高的土坡上向下走。接着，教师向学生出示甲骨文“”，然后向学生介绍双耳旁代表高高的土坡，右边是两只脚，“降”的本义就是“从高处往下走”。再如教学“赞”字（三年级下册《争论的故事》）时，教师可出示“贝”的简笔画，随后出示繁体的“貝”和简体的“贝”，让学生了解“贝”在古代曾被拿来当钱币使用，而后出示“先”的古文字，下部像“儿”正迈步向前的情景。两个“先”字并列再与“贝”组合，就表示一位宾客手持着“贝”，另一人在前头指引去拜见主人，在引见时往往会说些赞扬、褒奖的话语，由此引出“赞扬、称赞、赞颂”等词语。这样的图画还原使得识字教学更加形象直观，学生对字形的认识和意义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由于中年级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将文字还原成图画时不一定要提供完整的图画场景，只需抓住文字的原始义项，对图画细节进行适度夸张。如教学“盗”字（四年级上册《普罗米修斯盗火》）时，教师只要依据甲骨文，将左上方的两点水画得像口水即可，学生自然会据图想象：“右边的‘欠’字好像一个俯身张口的人，他正目不转睛地朝左边看，看得口水流下来，下面的器皿都快要盛满了，这样的人能不产生偷盗之心吗？”

二、再现演化，追寻汉字历史渊源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意思是教学生识字的同时还要讲清每个字的造字方法，学生明白了字理才能深入理解字义和掌握字形规律。汉字在四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其演变先后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楷书和现在通行的简化字等阶段。由于历时之长，许多字形和字义发生了很大变化，造成一些汉字无法因形索义、因义记形。

当我们沉下心来审视一个个汉字的演变，以鉴赏的目光去看汉字演变过程中的每一次创作时，我们会赞叹于古人的智慧和创造，读“家”字，会发现古人的愿望是那样朴素：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和可供温饱的粮食、牲畜就是理想的小康生活了；读“武”字，会了解到“止”的本义是脚，而“”不过是“戈”的变体，“武”的本义是“出兵征伐”，进而遐想“武”的最高境界是停止干戈；读“族”字，会懂得同族就是有着共同志向（“矢”）的人团结在同一个旗帜下（），继而读懂一串汉字“旗、旅、旋、施、游”等。一位作家说过：“汉字从远古走来，一路变幻着身姿，通体闪烁着中华民族先祖的智慧灵光。”学生在纵观汉字演变的过程中，不仅欣赏到古代书法的艺术，感受到先民的智慧和创造，更培植了对汉字的深厚情感。

三、融入诗词，让识字充满无穷韵味

诗词联对是中国古代汉语文化的奇葩，藏字诗、解字词、拆字联又是汉语文化中特有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这些诗词联对通过比喻、象征、增减笔画、拆合部件等方法编制而成，使得汉字与诗词相得益彰，兴致与才情相映成趣。这些诗词浅显易懂，合辙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韵味无穷。

教学“悲”字（三年级上册）后，出示诗谜“一只木船两根桅，九只燕子绕船飞。六只落在桅杆上，两中落在船头尾。剩下一只孤零零，落在船上淌眼泪”，组织学生放声读读这首诗，学生先是眉头紧皱，然后会心一笑，牢牢地记住这个字。

再如诗面“刀戈并举半盘装，叶（葉）无草木中间藏。山狭双丰下种豆，牛背骑人去垦荒”，四句诗每句各藏一字，合起来就是“盛世丰（豐）年”。

将汉字拆解后组合在对联中，可算是汉语最独特的文学形式了。如教学“赏”字（四年级上册）时，可以苏轼在中秋之夜赏月为内容引出对联：“十口心思，思国思君思社稷；八目尚赏，赏花赏月赏秋香。”对联的引入既强化了“赏”下为“贝”（貝）的造字原理，又为区别形近字“尝”字作了铺垫。

四、回归生活，让识字随处生根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篇13

“生态”一词源于生态学词汇。《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对于“生态”的解释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是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将其转嫁到词典学上，就是记录语言词汇在社会、历史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描绘一个字或词的内在特征和文化习性。对于词典编纂来说，加入生态理念是一种全新的观念。本来，词典的功能是因编纂的目的而异的。因此，编纂没有“规定主义”[2]，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使用者的诉求。社会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这使得词典编纂的“跨学科语言学研究成为时代使然”[3]。

词典编纂一般包括了（1）释义、（2）发音、（3）拼写、（4）词源、（5）词语的用法或惯用法、（6）词性和词类、（7）对等词、（8）同义词和反义词、（9）词的例词或例句、（10）词的修辞特征及其它方面的信息[4]。对于生态词典，除此之外，它更加关注第（4）项的细化，尤其关注每个词的历时演变过程和词与词之间相互影响后产生的“共振”（resonance）现象，以及因这种“共振”而波及其它词在意义上发生的衍生现象。这样的研究，势必要涉及诸如地理类型学、方言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历史语言学、考古学，甚至需要借鉴诸如生物演化学（Ecological Evolution）和生态学等更多领域的观念。语言犹如生物学上的物种（species），在传递中有着惊人的相似过程，它们经历了类似于复制-转化-变异-定型-再转化等过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文借用“语言即物种”[5]这一崭新的概念，着意沿着词的基因演变（gene evolution）的自然纹理阐释和描述生态词典编纂所应发生的现象。

二、词源学VS语言演化生态学

根据The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ish[6]对词源学（etymology）的解释是“the sources of the formation of a wor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meaning”。而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7]的解释是“the branch of the study of language dealing with the origin，der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ords”。其中有两对关键词：（1）source/origin（源）；（2）development/derivation（流）。这就是说，词源学主要是研究词源自哪里，又去向何方。当然，戴炜华[8]的解释更加直观易懂。他认为词源学主要是“研究词的起源、历史、词的形态和词义变化的科学”。例如现代英语中fish一词是来源于古英语fisc，而meat一词在现代英语中是可用作食物的肉或动物的肉，其来源是古英语词mete，用来统称食物。未尽人意之处在于，迄今为止所有关乎词源的词典，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抑或是其它语种，很少进一步涉及词演化的原因，以及衍生现象的背景与生存环境。例如，1981版《新英汉词典》里出现一个“pneumonoultramicroscoicsilicovolcanoconiosis【医】，n.”的单词，共45个字母。它的解释是“硅酸盐沉着病，肺尘病”，也可以解释为“由于细微火山尘侵入肺部而引起的伤痕或纤维病变，也称矽肺病”，除此之外就再没有更多的解释了。从词的进化（evolution）与混合遗传（blending inheritance）角度看，我们可以进一步擘肌分理，纳流以付源。该词至少包括了5个词源项：（1）“矽肺病，粉尘源于火上灰烬”；（2）Pneumono一词源于拉丁语，与肺相关，还有“超”“非常”的含义，在拉丁语和古英语里还有“微观”“极端小”的意思；（3）silico出自拉丁语“硅土”“火山”之意；（4）coni作“尘土”时与希腊语中的konis（尘土）有关；（5）osis出自希腊语“疾病/情况”。若要继续追问其源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其划分为8个语素：pneumono+ultra+micro+scoic+silico+volcano+coni+osis。从该词内容上看，它包含了医药学、病理学、病原学、语义学、形态学、词源学、演化学等诸多学科内容。又如，“二异丁基苯基乙氧基乙基二甲基苯氯化铵”一词，共有58个字母，9个语素构成：di+isobutyl+phenol+xyetho+xyethyl+dimethyl+benzyl+ammonium+chloride。再如，SARS（俗称“非典”）一词，根据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9]的解释：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或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该词至少包含三个词源项：（1）急性的疾病；（2）呼吸道的；（3）综合症状。据查，该词在很多词典内未被收入，即便个别词典收录了，也只有词性和简单词义解释。当然，这与SARS一词的生成与流行背景有关。“非典”发生于2002年11月中国广东省，后蔓延至香港，继而扩散至全世界。也就是说，该词从产生到现在只有13年，这就导致当时有许多词典还来不及将其收录，有些收录了也可能是正好碰上了那个特殊的时期，但对其概念尚不十分清晰但是又急于收录，所以对它的解释也只能是简明扼要了。这正如人对于事物的理解一样，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词源学，顾名思义是针对每个字追本朔源，求其本宗。

演化生态学本身与语言学没有关系。但是，演化生态学对于物种的演化与变异的解释与语言的生成变异几近雷同与酷似。例如，基因传递（gene transmission）如同语言传播一样，都历经了遗传-变异-重组-分支-再重组-变异-介入-衍生（转化）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同样，人类基因和语言基因一样具有一个共同系统（communal system），这个共同系统是以人的群体来划分的，如汉语和英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成员的基因是几乎相同的，尽管有方言存在，但是彼此相通。例如，汉语“日”字是典型的象形字，其演化过程是古人看到天上的太阳而依据太阳的形状画出来的。“日”字最早就是画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日”字外面的口是太阳的外圈，中间的点是太阳。后来才慢慢演变成今天的“日”字，即把中间点变成横，外圈变成框。具体演化过程见下表：

表1：

早期甲骨文 在一个五边形指事符号（远古时代用五边形或四边形代表宇宙空间）内画一个圆球（像天体，即太阳），造字本义：在太空运行、发光的天体，太阳。

中期甲骨文 将五边形简化成棱形，将天体形象改成短横指事符号。

晚期甲骨文 又将棱形简化成方形。

金文 基本承续晚期甲骨文字形，将短横指事符号写成球体状。

篆文 篆文将短横与方框连接，甲骨文中“日行太空”的象形结构消失，字形独体化，抽象化。

现代文 日 今天的“日”仍然依稀可见它昔日的缩影。

词一旦被固定在词典里，便成为暂时的“永恒”。这种相对且暂时稳定的现象，是一种静止的现象。但是，词义本身又是运动的，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也许在历史的长河里显得很缓慢，但它犹如物种的基因一样在外界影响下会发生变异。例如，汉字“沽”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解释是：

①买。

②卖。

③天津的别名。

④动 故意做作或用手段谋取名誉：沽名钓誉。

其实，“沽”字的演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在东周春秋末战国初期，“沽”（读作gū）字只有“买酒”的含义，用作动词，如《墨子・公孟》：“当为子～酒”，“沽名钓誉”的“沽”就是“买”的意思；到了唐代出现了“卖”的意思。如，陆龟蒙《酒垆》：“当垆自～酒。”（当：对着。垆：酒店里安放酒瓮的土台子。），成语“待价而沽”的“沽”就是“卖”的意思。到了唐末五代时期出现了“卖酒人”（读作gǔ）的含义，作名词。如《旧唐书黄巢传》：“（唐军）佣雇负贩屠～及病坊穷人以为战士。”（负：挑担的人。贩：小贩。屠：屠夫。沽：卖酒的人。病坊：收容病人的地方）；到了近现代，“沽”只剩下“买卖”“销售”的含义了。又如，英文中的“academy”和“academic”两个词，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嫡出胄门，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师徒有关就更是鲜为人知了。苏格拉底到了晚年是因政治迫害而死的，因此，柏拉图为了不重蹈覆辙，有意规避政治，到处游历，并于前387年在雅典创立了一个学院，采用古希腊英雄“阿加德米（Academy）”为学院命名，这就是这两个词的由来。

语言的演化是没有目标的（Mufwene，2001），或曰语言学上的变化是无意识的。语言在与其它语言的接触碰撞中经过互相适应、互相交流产生“互借”效应，但不会完全复制，最后的结果是一种语言被另一种语言“影响”“吸收”或“同化”，这就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会导致语言朝着两个不同方向转化，要么形成文化“混合”（hybridization），要么出现语言“跨文化化”（transculturation）[10]（P157）。此类现象我国东汉的许慎谓之“孳乳”[25]。而生态词典就是要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这些活动的全过程，捕捉其规律，并给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哪种语言处于支配地位，哪种语言处于被支配地位，为什么？这是人类记录、跟踪、解释“语言物种（specitation）”的形成与变异、保留或死亡的唯一有效手段。

三、基因演化与词典编纂

语言的演化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类似。生物渐进式进化（slow evolution）理论同样适用于描述语言的演化过程。诚如上面提到的“语言即物种”，既然是物种，就同样有起源、发展和变异。演化的过程必定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也就是说演化是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的。一个字能够生存发展至今，必定有它特定的原因和土壤。同样，一个字或词逐步消亡了，也是有其缘由的。生态词典对于这些原因和现象须有具体的描述。要揭示一个词的生存或死亡之谜，首先要厘清正统语言和下层方言之间的关系。

（一）下层方言与正统语言

“原始汉语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原始汉语方言”[11]（P5）。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12]的解释，方言即语言的地方变体。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话。而标准语（在中国古代称为“雅言”）是指有一定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全民族的交际工具，如汉语的普通话。汉语里有大量纯度很高的词汇，从古到今少有异化。譬如，车、毂、稗、、、黍、菽、粟、稷、兵、耒、耜、祠、^、尝、A等。这些词汇意义比较单一，虽历经千古，但原貌尚存，几乎没有受外来文化侵蚀。这些词汇汉文化本土（indigenization）气息浓厚，虽然有极个别词在意义上有些许变化，也是因自身内部的文化需要而发生，它们是标准的原始语言。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这些原始符号未被异化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最关键的原因也许是：（1）它们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脱离过该民族的生活圈，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接触越频繁，关系越密切，变化也就少了；（2）即便与异文化接触也不会产生变异，因为要么都有类似文化无需借鉴，要么因、地理环境及民族习惯等原因相互排斥、各自为政；（3）再者，就是虽鸡犬相闻，然老死不相往来。这样反而使一些词汇的纯基因完整地、原生态地保存下来。正如德国博学家莱布尼茨[13]（Leibniz，1695）给一位瑞典记者的回信里总结的那样：“从某个方面来说，瑞典语之于我们就像冰岛语之于你们，地区越偏远，越能更好地将古代语言保留下来”。当然，上述有些字由于历史的磨蚀以及时代的变迁几近消失，这也符合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语言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选择存留与死亡的。不过这里所说的“死亡”有几种含义：第一，真正由于不适于社会发展而自然的消亡，如“象胥”“舌人”“寄”“狄L”“译”等皆为现代汉语的“翻译”，但是这些字连同它们的表达方式已经早已消亡了，这种现象在词源学上称为“绝代语”现象[14]。譬如，“]”和“}”二字，在楚汉时期读作/mo（末）/，与“脉”同义，后逐步被“脉”同化后，前者在正统汉语“雅言”中消失，但在局部楚语地域以方言形式存留下来；第二，被其它词汇吸纳同化或变异，如《吕氏春秋・释虫》中的“螗蜩”就是一组同化变异名词。“蜩”本身是“蝉”的总称，“螗”是“蜩”的一种小个体，但在先秦时期不能说这种“小螗”，既不能单言“螗”，又不复言“小蜩”，而称“螗蜩”，属偏正结构。其表意重点落在“螗”上，但从《尔雅注疏》得知，“螗蜩”表示小型“蜩”之义出自方言“蜩”；第三，或已成为一种边缘（marginalization）和土居化词汇，抑或通过杂交混合遗传成为一种新的词汇，如甲骨文中的“力”字（），是由原始农具挖掘植物和点种用的尖头发土工具衍化而来，后来由于“力”这种农具结构逐渐复杂化，效率也得到提高，就由“耒”代替了，随着“力”作为农具含义的逐步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表示“力量”“力气”的含义，而表示“农”的含义被“剡”“耜”“耕”“耨”等字代替。无独有偶，许多早期欧洲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如法国学者Louis Le Roy[15]说，“语言像人类的所有事物一样，也有它们的开始、发展、完善、腐败、和死亡”。瑞典诗人兼学者Georg Stiernhielm（1671）赞同这一观点，他说：“语言伴随着人类一道出现、变化、自我分化、成长、成熟并死亡。”他还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方言发展成为语言，而有些语言却分裂成为方言”。

但是，由于人类的接触活动是主流的，因此，词汇基因的演化就注定是主流的。可以说，没有绝对静止不变的语言词汇，要么演化保留，要么淘汰消亡。这就是“适者生存”法则。迄今，有很多正统汉字在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时发生了变异。北齐时颜之推论南北语音时就曾说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惟有地处边鄙，聚族而居，与外界交往较少的，往往累世不变，所以闽、粤、客家多存古语古音。[16]（P15）又如 《汉书・西南夷粤朝鲜传》说：“秦占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17]（P203）时间一久，这些汉人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越化”，即使南越王赵佗本人也不例外。由于杂居，使得许多汉字处在急剧变化中，如：视看、闻听、食吃、行走、立站等[18]（P3）。这就是人群杂居导致语言杂混与变化的结果。但是，这些语言历经了这样的杂糅（baragouins）之后，就不再是正统的、纯正的汉语言了，最终使它们变成了远离统治高层的下层语言（basilectalization）。正如王充在《论衡》里所言及的“古今言殊，四方谈异”，然而，从词典编纂和语言词汇研究的角度，这些变化以及变化的过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每一个汉字能够走到今天，都可以通过它们的血缘、家史和基因找到它们的“根”，从而解释我们所关注的语言现象。譬如，今天我们普遍认为，楚语受到过华夏语的侵蚀，而吴越语言又曾经受到了楚文化的浸润与同化，这是有考古根据的。张正明[19]（P100）就认为，最早楚语与华夏语属不同语言，但由于楚人长期与诸夏交往，使用诸夏文字，诵读诸夏典籍学说诸夏语言，使得楚言越发与夏言靠近了。因此，楚语是一种具有基因混合特质的语言[20]。同时楚语又在影响吴越语，尤其是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和鸟虫书对吴越文化影响极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吴、楚方言词汇上有较多的共性。譬如，《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Y’（通‘谷’，读作gǔ），谓虎‘於菟’”。“Y”是古越语词，“於菟”是古彝语词。这里的“乳”与“虎”是正统汉语（orthodox utterance/words），而“Y”与“於菟”就是下层方言。

这样的证据还有很多，正统语言与方言的差异有时是体现在发音上的。例如正统汉语“恢复/hui fu/”“花花世界/hua hua shi jie/”“蝴蝶（/hu die/）”，在吴越语尤其是楚语中读作/fei fu/、/fa fa shi jie/和/fu die/。在大部分吴越语和全部的楚语中，/h/音都发成/f/；/chi/发成/qi/或/ci/音，如，湖南武冈一带把“吃饭/chi fan/”说成/qi fan/；把“/xia/发成/ha/，如“吓一跳/xia yi tiao/念成/ha yi tiao/等。这也说明，词汇演化具有多级性，包括词性、词义、词音、甚至词形（变异、或通假）。

（二）基因重组对于语义重构的解释

词的收录如果只考虑其生态面是片面的，但就生态词典而言，这种考量是必须的。考察词的演化，首先要考察词所处的生态环境（ecologies）。一颗种子洒播在异域的土地上会产生基因重组（genetic recomnination）和变异（variation）。生态词典的使命就是要对词汇进行正本清源，认祖归宗，锁定原始基因，绘制出每个词基因的演化路线图，以达“识古垂后”[26]之目的。以汉字：土、山、水、火、田、谷，川，这几个意符字为例。它们各自勾画山川地理状貌，从词源上讲属于母体字，在它们之后大量词汇应运而生。如“水（氵欤”这一意符母体字就“孳乳”出：“江”“河”“湖”“泊”“渊”“源”“溪”“涧”“沟”“渠”“洼”“澳”“潭”“涌”“泾”“汀”“洲”“浦”“渚”“津”“滩”“淖”“汊”“淀”“港”“湾”“海”“洋”“沐”“淋”“潸”“沂”“淅”“淡”“沥”“浑”“渐”“浇”“颉薄坝巍薄奥”“滋”“汾”“汕”“注”“沱”“流”“泄”“泻”“洪”等等有关水域类别的字。这种现象在英语中也是屡见不鲜，如learn是“学习”，learned是learn的过去式，读作/l?：nd/，但是又可读作/l?：nid/，作“博学的、有学问的”解，它正是由learn演化而来的。不过，由于考古的证据还不能解决所有疑问，有些字的来源尚存争议，例如，有学者认为“妇”和“帚”源自甲骨文“”，他们把该字理解为一形多用字，既可读作“帚”，又可读作持帚洒扫为职的“妇”。后来为区别起见，在帚形上加女旁作为妇字的专用字，帚、妇遂分为二字[21]（P282）。这种情况属于一字衍化为多字的现象；还有一种就是多字混合成一字的现象，如，干支字“祀”和“巳”，最早字形是不同的，随着汉字的发展，干支“巳”逐渐与“祀”混同了，最后由“巳”承担了两个不同符号的记录功能。至于汉字由繁体变为简体，已属于现代的事情了，如：b只，p双等，这种情况自不必赘述。

语言有“入侵”特性。譬如，现代汉语“饮料”一词，属于正宗的汉语言词汇，但是随着Coca Cola、Sprite等词的“入侵”导致“饮料”与“可乐”“雪碧”并行的状况，尤其在年轻一代中体现最为明显，他们更乐于接受和喜爱“可乐”和“雪碧”的称呼。其实，这是一种概念的偷换和越俎代庖现象，因为从词义的隶属关系来看，他们是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可乐”和“雪碧”只能算是“饮料”中的两个小类而已。但这些外来介入词汇，已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从这些混杂的语言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正是语言杂交繁殖（interbreeding）的结果。

再以《吕氏春秋》中表示徒手的动词为例，一共42个。它们是：把、操、捉、扶、携、抚、搏、邸⒈А⑥浴⒖邸⒖亍⒃、曳、推、指、据、拨、抽、插、|、投、扬、抑、摇、掣、牵、引、采、结、解、奉、拱、揖、举、释、折、择、抿、攘、攫、捆（转引自张棣 2008：8）。下面就上述表徒手的动词，从中任意挑选出8个字，来简要展示它们基因演化与变异情况：

表2：

《吕氏春秋》

徒手动词 原始基因

（原始意义） 变异义 重组/重构义 混合/杂交义 边缘化 消失 现代义

把 握 （量）、（介）、（名） 有 有 × × （动）、（名）、（介）、（助）

?方?揪住 × × × 有 × （动）?方?

择 （动）选择；（名）区别 × × × × × （名）姓、（动）

扣 拉住 （动）通“叩” （动）套住、安上、扣押、扣除；（名）扣子 （动）扣球

（名）扣肉 × × （动）套住、安上、扣押、扣除；（名）扣子

曳 拖 拉、牵引 （名）一种尾部能发光的装置 × × × （动）拖、拉、牵引

攘 （动）捋起袖子 （动）排斥、排除；偷、侵夺 （动）谦让 （动）通“让” 有 趋向 （动）排斥、捋袖子、纷乱

| 插 （名）缙绅、荐绅 有 （代）官服；官的代称 有 趋向 （动）插、摇

扬 （动）往上撒、飞扬、宣扬；（名）扬州 （动）显示、容貌出众 （动）发扬、振作、得意 （名）钺，古代一种兵器 × × 保留前面全部含义

从上表可以管窥汉字复杂的基因演化现象。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觉察到汉字的演化几乎没有规律可循。但是，这些看似无规律无目的的演化过程却又再一次提醒我们，只有沿着文化、地域、政治、信仰等脉络进行探索，才能准确寻获汉字的源头。也就是说，方言的微妙区别与变化是语言研究的极其重要的线索。同时，上面所举例子也告诉我们，实现字典编撰生态化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正确解读甲骨文这种古老汉字是起步的关键，但是，字源的研判显然还有其它类型依据，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次，依凭《说文解字》为突破口，扩大考证与搜索范围；其三，关注汉语语音系统固有习性及汉字在方言中的变化；其四，以正统汉字为圆心，从“音、形、义”三方面入手向方言扩散，方能求得汉字的源头。此四项也是破译汉字的基因重组、语义重构（restructuring）现象的关键密码。

四、结语

一个半世纪以前，演化理论的鼻祖达尔文就看出，人类演化和语言演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在1859年的《物种起源》里写道：“如果我们拥有人类完整的族谱，根据不同人种所绘制的宗谱图，就能帮助我们划分目前世界上众多的语种…”[22]（P5）

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自由》（Descent of Man）一书里更进一步地认为，语言的变化源于三个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一是变异；二是选择；三是复制和再生。随着特定因素的作用，结果当然也会不同，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无论是语言演化亦或是生物突变，都同样涉及这三个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才认为语言之所以变异，也是由于人在不同的变体间做选择，这些变体可能是词汇、发音或是意义上相互竞争，也可能是在更高层次的句型结构上[23]。核心问题就在于，我们必须设法追踪那些成功的变体，看它们如何在语言内部不同的扩散阶段被保留而沿袭至今。

词典编纂直接关注生态因素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17世纪的法语词典和英语词典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不可忽略的要素。法国人Pierre Richelet编纂的《法语词典》（Dictionaire Fran?ais，1680）常常会说明某个词汇或短语的“低级”（bas）用法和“流行的”（populaire）用法；Samuel Johnson编纂的《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755）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24]（P11）。当然，由于当时的各种局限，词典编纂对于生态基因的关注还不能达到理想的程度。而今天我们重申词典编纂要关注语言基因与语言演化，是建立在长期地、广泛地方言考察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既认定了“一种语言就是一个物种”，同时，我们还认定字的基因演变与方言有关，而方言主要以地域来划分。对于任何一种语言，求得一字之正源非常困难，这需要借助更多的考古发掘获得更多有力的证据。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沈家煊：《词典编纂“规范观”的更新》，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第73-78页。

[3]徐丹：《研究语言的新视角：语言和基因的平行演变》，当代语言学，2015年，第2期，第215-226页。

[4]胡壮麟：《词典编纂与语言学》，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8期，第8-13页。

[5][10]Mufwene，S. S.：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6]The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New York：OUP，1999.

[7]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London：Longman，1976.

[8]戴炜华：《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9]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8.

[11]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现代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现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13]Leibni，G. W.：《莱布尼茨致斯帕尔夫文费尔特（Sparfvenfelt）的信》，引自Frrankfurt：Sigfrid von der Schulenburg，Leibniz als Sprachforscher ，1973，p206.

[14]杨建忠：《秦汉楚方言声韵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

[15]Louis Le Roy：Vicissitudes（book 2），Paris：Georg Stiernhielm，1575.

[16]周祖谟：《周祖谟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李怒豪：《扬雄与方言地理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

[18]李如龙：《汉语词汇学论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0]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张素凤：《汉字结构演变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22]舒德干等译，Darwin，C. R.：《物种起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Wang，W. S-Y.：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1969，（45）：p9-25.

[24]李霄翔，李鲁，杨豫译，Burke，P.：《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孳乳”一词原始含义为生命母体繁衍养育后代。东汉许慎借用该词中“孳乳而浸多”所产生的联想，来昭示汉字可依据母体字而衍生、分离、旁生出更多词汇的现象。

[26]许慎：《说文序》提及：“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