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论文篇1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整理。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当时，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曾出现很多种注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套“注音字母”，这套注音系统，除了书写不同外，其他都很接近汉语拼音方案，而且与汉字有直接联系，故当时很受欢迎，现在的字典也同时用“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取代了“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从此不难看出，汉字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拼音只是辅助认读的手段，我们成功地处理好了汉字读音的问题。

不久，另一个更具威胁的挑战接踵而来，那就是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汉字信息，那就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浪潮所淘汰。对汉字来说，这几乎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计算机是为英文输入设计的，制约汉字编码的瓶颈是汉字字数繁多，字型复杂，相似字又很多。可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汉字总量不断增多，但常用字基本保持不变。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公布了常用字2500个，覆盖率为97.97%，次常用字1000个，两者共覆盖99.48%，其中最常用的42个字就达25%的覆盖率。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汉字是躺在字书里休闲的，这对汉字编码很重要。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汉字编码问题很快解决了。不但解决了，汉字输入还有诸多特点，从创新的角度再次表明古老的汉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总之，所谓传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汉字更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汉字有着博大的胸怀，一方面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艺术品存在于博物馆里的某些真迹或伪迹中，也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外国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正如一位外国人士所说：“世界上有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字，都是一首优美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论文关键词：汉字发展演变现实挑战

论文摘要：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并没有变，始终被一脉相承地继承与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到了近代，随着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大幅接轨，汉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严峻的现实挑战下，倔强的汉字正以自己博大的胸怀，一方面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从而使汉字作为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文字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大地上。

参考文献：

［1］许嘉璐.古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2］董琨.中国汉字源流［M］.商务印书馆，1998.

汉字发展论文篇2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汉字发展论文篇3

九十年代后期我用《中国书法大字典》做样本，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为什么要选用这本书来做调查？一者因为它太普及了，谁都可以对我的调查统计结果进行核查；二来它既收有楷书、隶书、小篆也有大篆，比较起来是很方便的；三是它各种字的数量较多与同数字总量之比较大，有足够的代表性；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随机抽样，因为它的本意并非用来供研究字体笔划发展规律的，所以它有足够的公正性。调查的结果是：

一．小篆隶变的可用字共3657个（占许慎《说文解字》9353个字的三分之一强）其中隶变后增笔划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的73%，减笔划的共426字占12%，笔划不增不减的共560字占15%。

二，字典中共有可用的籀文（大篆）808字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增笔的488字占61%，减笔划的72字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

三，又取李圃所著《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中所收字共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相应的今文相比增笔划的共214个占80%，简笔划的共17字占6%，不增不减笔划的共38字占14%。

四，研究甲骨文的陈炜湛先生（中山大学）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

五，从《说文》所收汉字总数9353个到《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总数47035个。一千多年间汉字增加了三万七千多个。而与正体字并存信手字，简笔字，充其量也不过两千多个（亦即含偏旁类推）。

所以通过实地调查。所谓汉字从大篆到小篆到隶变到楷书的发展中。笔划减少的最多也不过只有百分之十的汉字，而笔划增繁的却有百分之六、七十！某些文字学家们的汉字发展就是简化或者周有光所谓的汉字变化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的论断都与实际情况不符。

不过，也有一些文字学家误读了古书，把《说文解字叙》中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理解。这段话说：“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滌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戌，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在这段话中涉及文字演变的有两处。其一是大篆亦即籀文变为小篆用了“或颇省改”四个字；其二是由小篆改隶书用了“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于是一些文字学家们以为省改和约易就都是笔划的简化了。其实，文字字体书写的变化与书写工具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甲骨文是用刀刻的，所以直划远多于曲划或弯划。至大篆时，已有硬笔出现。(传统的“筆”，竹字头下的“聿”在甲骨文中就像一支手拿着一支硬笔，不过后来把向下笔的竹叉改为两个横划罢了)所以，现在考古发现的战国简和秦简规整的直划和弯划、曲划、圆划就多起来。到汉简时已有毛笔出现，所以才有了粗细不一的笔划。那么既然通过我们的调查小篆比大篆的笔划增笔多达60%而简笔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则“省改”显然不是指笔划的增减。1934年徐文镜编的《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字为2445字……古籀重文27772字”这也就是说每个字有十多个字的异体重文。许慎当时或者看不到这么多的重文。但是，五、六个总是有的。所以他才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此处的“颇省”显然是指不与秦文合的大量的异体重文。至于“改”则完全因为李斯是位硬笔书法家。小篆完全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大篆的字形有较大的改动。许多直笔都改为圆曲的笔形。这就是“改”的实义。把上下文放在一边单独孤立地把“或颇省改”定位于笔划的简化，这是误读古书的一大谬误。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好付诸公论了。

至于小篆改为隶书的“以趣约易”，更是成为一些文字学家解释隶变是笔划简化的‘铁证’。通过调查我们已经知道隶变的增笔划为73％，简笔划仅为12％。而且，许慎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古文由此绝矣”。如果大篆改为小篆是笔划的减省，小篆隶变又是笔划的简省。那么为什么许慎不说大篆改小篆是古文由此绝矣！而偏偏于隶变却说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许慎认为隶变的主要特征，显然不是笔划多少的变动。况且《说文》是许慎用隶书写的小篆字典，他对隶书和小篆这两种文体必定都是非常熟悉。他当然会知道隶变后的笔划有增有简。如果他在论述中只提简化的趋势却不提繁化的趋势，以为隶变的‘约易’仅指笔划的简化，岂非明白人说瞎话，何况那时他也不是要提倡简化字，何苦为简化打前锋？而昧着良心说假话？

   “约易”并非成词，所以二字必各有所指。小篆的作者都有名有姓，而隶书则不是什么固定的人完成。以大篆与隶书相对照，则隶书颇有保留大篆直笔划的地方。所以，此处的‘约’有‘约定俗成’之意。也就是隶书早已在吏、民间流行。故汤可敬先生解‘趣’为‘适应’就至为恰当（汤可敬著《说文解字今释》）。至于“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就是一改古文与篆书图画式的，圆弯曲笔，而为直笔划，同时各种逆顺倒笔如自左至右的笔划改为‘撇’，自下而上的笔划改为‘挑’等。总体上将杂乱多变的笔画，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划所组成的偏旁部首，完全改变了古文中圆曲和反手的笔划走势，以适应毛笔发明后书写快捷的需要。这从至今发现的南北两方的二十余万块秦汉及三国时代的简牍中，可以看得至为明显。从此结束了一千多年古文的汉字形走势，开创了今后两千多年汉字的基本字形。这才是‘古文由此绝矣’的基本含义。具体说来如将一笔圆、椭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难写的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u形口，增为三笔的方形口；将两三笔的日、曰增为四笔的日、曰；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画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和蝌蚪弯分别增为三、两笔的弓、厶、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直笔的框；将一、二、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增为三和六画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笔画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而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是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

汉字发展论文篇4

从汉字创始的意义看。首先，汉字浓缩了字前史的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如“家”字，最早的字型是房里有猪，猪繁殖力强。因为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是最重要的生产、所以就用生产能力旺盛的猪象征家里人丁兴旺。其次，汉字代表了字前史中国人的科学精华。比如“思”字，现在看是“田”和“心”，好像说“心田”是管理思想的。这是因为没看到“思”的最早字形造成的。“思”的最早字形下面是“心”，上面是“囟”，“囟”是个象形字。像头盖骨的汇合处，人头顶的纹路和“囟”非常相似。那么，“思”就不只是指“心田”。而是指头和心的相通。表面上看，汉字不过是一个符号，指称着对应的事物，但就在这对应背后，还潜伏着中国人的情感、习惯甚至本能。它对我们了解祖先的生活习性、研究中国汉字的发展情况、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积极的作用。

从汉语表达方面看，汉字也有着与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优点。如果我们把汉语的特点和汉字的性质结合起来考虑，就会发现，汉字在表示音节、语素、词、语法手段等方面都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拼音文字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在表示二维语音时，就不及语素音节文字简单方便。它表示声调时，或用附加符号，或要在音节末另加字母，或者用别的手段。汉语就不同了，汉语拼音是中国的拼音文字，它完全可以让我们做到能读会写。同时，由于汉字用不同的形体表示相同语音的不同意义，所以它也是区别同音语素的理想符号。拼音文字则无能为力。正由于汉字是用形体表示意义，同时表示相应的语音，这种二维性的图画文字对于我们的表达来说是相当优越的符号。汉字相对与表音文字来说比较稳定。据目前统计，由于英文中新词汇的不断产生，400年前才统一拼写的英文，其词汇已经突破了40万，预计到下世纪中叶，将突破100万大关。现在的人们读莎士比亚的原著就已困难重重，更不用说读400年前英国诗人乔叟的诗了。而在中国，现在中学生还可以朗朗上口地读几千年前屈原的《楚辞》。由于汉字是用形体表示意义，也表示相应的语音，所以它还可以与不同方言中同一意义的不同语音发生联系，换句话说，可以超方言使用。拼音文字是用形体表示语音，再通过语音表示意义，所以同一种文字只能同固定的语言发生联系，不能表示不同的方音。可见，汉字在这方面还表现出了表音文字无法比较的超时空性。

但是汉字也存在着很多缺陷。从一定程度上说，汉字已经成为沉重的包袱，甚至成了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例如，西方在1457年印刷第一本书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印刷史。但是印刷术给古代欧洲带来了文艺复兴、使蒙昧黑暗的欧洲转变为文明、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欧洲。可在中国，由于文字使用的困难，印刷术并没有导致文艺复兴。而且，直到晚清，中国的印刷术仍然停留在手刻本的阶段。这样就使得使用汉字的中国人要把大量时间用于学习汉文，找起资料来也困难重重，以致学者很难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久而久之，繁难的汉字就使中国的科技进步极端缓慢了。再者，由于长期使用汉字，无形中执着的心理就僵化成为汉字中心思想。以致人们受到汉字无法直接输入电脑的困扰，资料检索还在有待零的突破，电脑汉字处理也是困难重重。大家都知道汉字不是与生俱来和与汉语等同的，但形码设计者却坚持难上加难地对几千个汉字进行编码，而不愿意使用简单的汉语拼音。这正是电脑处理汉字问题长期突而不破的根本原因。

汉字在现代的发展。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汉字迎来了它发展的春天。5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字改革的通知，对于一些笔画过于繁琐的汉字进行了大胆的简化，这在汉字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随着社会进步，科学飞速发展，汉字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表示新生事物的汉字不断出现，许多汉字也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计算机技术的出现，怎样把汉字输入计算机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八十年代以后，我国研制开发了一系列汉字输入法，如拼音、五笔字型、表形码、自然码等等。汉字为适应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地改进自己，完善自己，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汉字过于复杂，提出了“文字拉丁化”的方案，认为汉字应该走拼音化的道路。但我不这样认为，汉字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考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标志。因而，总体说来。汉字的前途是可观的。

汉字发展论文篇5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一书共分为五大部分：绪论、字体论、体系论、改革论和字形论。书的最后附录象形字释例和后记。

绪论部分包括第一――四章，是全书的总纲，主要内容有汉字学与汉字改革、文字和文字的发生、汉字和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的历史面目。绪论部分解释了什么是汉字学以及为什么将这门学科称为“汉字学”。王凤阳先生肯定了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传统许学遭到冲击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在这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汉字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汉字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汉字研究的逐渐成熟作了总的论述。

字体论部分包括第五、六章，主要内容是汉字字体的演进、线条与笔画。作者阐述字体演进史，就是书写顺应手的运动生理的历史，是人根据书写的生理习惯去改进最初的描摹物象的文字的历史，是缩短写字时的运笔线路的历史。作者证明了笔画就是手对线条的选择，归纳了篆书线条改造为隶书笔画过程中的“趋直性原则”和“反逆性原则”，论证了笔顺的总规律――“最短线路原则”。关于字体的更替，作者扬弃了流行很广的直线发展观，而代之以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观，阐述了同一时代存在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字体是文字体系与书写时的生理习惯之间、文字的记录功能与交际功能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应用体以其简易、实用而取代标准体，就是字体的变易。

体系论部分包括第七――十九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文字体系、汉字体系、图画提示文字、象形表意文字、象形表意文字的写词法与造字法、象声写词法、形声写词法、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记号表意文字、记号文字的记号化、记号文字符量的绝对增长与相对增长、记号文字能记与所记的矛盾、汉字的改进等。作者认为，只看到文字体系内部的量变，所以无法揭示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汉字学》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文字体系及其变革的理论观点：文字是体系性的，文字发展史的核心部分是体系的变革史，体系变革的核心是基本符号的写词法的变化；文字发展规律主要体现在体系发展之中，文字体系的记录原则体现在基础符号的写词法里。

《汉字学》第二十章讲述了汉字的改革问题，包括汉字改革的内在根据、汉字改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汉字改革道路的探索和存在的问题。王凤阳先生指出，改革必须顺应汉字发展的规律、文字发展的规律，不应超越历史条件进行宣传和促进。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改革论”应该是体系论的组成部分，只是因为文字改革是当前的现实课题，所以独立了出来。

字形论部分包括第二十一――二十六章，主要内容有行款与汉字字形变化、书写生理与汉字字形、字形的“同化”与“异化”――演变中的字形的交互影响、字形的“简化”与“繁化”、字形的分化交替与归并以及字形演进中的变易与规范。首先，作者探讨了汉字行款的形成，以及所引起的字形变化。其次，作者从手的书写运动，解释了最初来自对客观事物描摹的汉字，如何引起了在线条或笔画上的搭配组合的变化，分析了汉字“自上而下”和“自左而右”的书写给汉字字形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趋直”“反逆”“串连”“并连”在字形变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字形演进中的“变易化”和“规范化”是字形演变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它们互相制约，贯穿在字形发展的全部历史之中。

《汉字学》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汉字发展的历史，并把汉字放在使用汉语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汉字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过程是受汉民族语言和汉民族历史双重制约的，从汉字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部条件上，多角度研究、探讨，颇有新意。同时，作者将汉字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研究、考察，这样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的只研究字的形、音、义的局部限制，而将视野放得更远、更开阔。

此书不同于以往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研究汉字历史和汉字发展规律的著作。在整本书中到处可以找到辩证法的痕迹，例如作者在字体论部分谈到：“字体不是直线发展的，各种字体不是齐头并进的。字体变化是辩证发展的过程，它在自身的矛盾统一中作螺旋上升的运动。”这种辩证思维是值得我们提倡、学习并且应用到研究实践当中去的。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倾注了作者30年的心血，总约76万字，内容及其丰富和全面，且在语言上循循善诱，尽管内容庞杂却并不难懂，王凤阳先生在后记中提及写作此书的坎坷曲折，更是令我钦佩。我有幸经恩师推荐得以阅读此书，从中获益匪浅，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的确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好书。

【参考文献】

[1]王凤阳.汉字学[M].1版.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汉字发展论文篇6

一、汉字简化的功绩

1.汉字简化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汉字的缺点主要是笔画多，书写速度慢，不少字结构繁杂，难写难认。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需要尽快的学习和掌握汉字，进而最快最好的去猎取知识、传递信息。简化汉字是为了便于人民群众学习和使用，更好地发挥文字的交际工具作用。汉字简化的显著优点是笔画少、结构简、字形清晰、分辨明快，比繁体字好学、好认、好写。有人曾做过统计，发现在书写速度、认知难度等方面，简化字均明显优于繁体字，这样就能很好的满足人们普遍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需求。

2.汉字简化利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利于教育普及，推动全民素质提高

简化字减少了笔画，减少了通用汉字的总数。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小学教师们说，简化字有“三好”，即“好教”“好认”“好写”。教孩子识字，要分清笔画和结构。笔画少、结构简单，好教。“好认”：简化字比繁体字好认，因为眉目清楚。分辨明快。“好写”：笔画少，写来方便，这对小学生是很重要的。人们识字能力提升了，也就能更好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而提升全民素质。

3.从文字学角度看，有很多简体字在表意表音作用上显然优于繁体字

汉字在表音表意方面有着显著特点更利于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和掌握。有些汉字从繁体字到简化字之后，使人们对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例如，繁体的“\”的意义显然没有简体的“众”好理解。

4.规范的简化字利于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并且已经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外国人来说，字形繁复的繁体字简直就是“天书”，而现行的规范汉字大大降低了学习汉字的难度。另外，我国规范的汉字简化字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例如，联合国文件中的中文文本和西方国家出版的中文印刷品都采用标准的简化字；新加坡、泰国等国已明文规定使用我国公布的简化字。

二、汉字简化的弊端

汉字简化的功绩虽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1.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学习者的负担。一批汉字简化之后，成为法定的规范汉字，但原来的繁体字有时还要使用，无法废止，这就增加了汉字的数量。

2.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字分辨率的降低。有些字简化的不太合适，造成认读和书写的某些困难。有些简化字容易跟相近形体的字混淆。比如“风”“凤”不分，“阴”“阳”难辨。

3.汉字简化过程中有一个简化字代表两个甚至三个意义并不相关的繁体字的现象，这样影响字的别词功能，造成了意义混淆。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皇俊”(皇后)之类的文字错误。

4.汉字文字系统本身的破坏，造成一些字缺乏理据性。如，“车”的繁体字更容易使人联想到车的样子，而简体的“车”很难想象车的样子。

三、汉字简化的争论问题

随着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深入和发展，汉字简化问题的优点与弊端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不存在太大的争议，但在下面几个方面争论仍然比较激烈。

1.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

一部分人主张以简化字代替繁体字，因为简化字已经在国际社会上确立了一定的地位，并且它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需求。而对繁简并用，识繁写简，苏培成《关于简化汉字几个有争论的问题》说：“自然要增加学习负担，而且很容易造成繁简混用。”另一部分人认为繁体字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客观历史的结果，不能废除。繁体字更有利于大陆与海内外进行交流，它比简化字优美，更易表达情感，更具欣赏性和艺术性。

2.汉字简化与文化继承发展问题

一些人认为汉字简化破坏了传统文化，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继承。繁体字记录了我们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如果不认识繁体字，文化和知识就无法继承和发扬。另一些人认为简化并没有破坏传统文化，不会阻碍文化遗产的继承。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中论述：春秋时期的《论语》《孟子》等书用篆书抄写，汉代以后改为隶书和楷书，字体大变、字形大简，无人说汉代破坏了传统文化。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同“隶变”相比，也只是小小的变化，并不能说它破坏了传统文化。还有，有人认为我们对繁体字的出版物改成了简化字本，以现代字体重印古书、以现代语言解释古文，是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此外，中国大陆重视传承传统文化，广大教师和语言文字工作者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大量古籍得到重印和新印，主要是繁体字本。因而，现实证明古代的汉字仍然有很多人认识和研究并不断发展深入，它并没有因为简化字而破坏。

3.汉字简化与汉字规范化的关系

一部分人认为简化字阻碍了汉字规范化的进程，使人们形成了汉字越简化越好的观点，忽视了汉字的规范化，进而造成了社会用字混乱的局面。一部分人认为汉字简化可以促进汉字规范化。高更生在《现行汉字必须规范化》中持这种观点，认为简化利于更好地掌握汉字，进而有利于规范化的确立。

四、汉字简化的原则问题

在汉字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的公布和实施获得了成功，初步确立了以简化字作为现代汉字的规范。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因其简化力度过大，论证不够充分，宣传不够得力，在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仓促公布，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指责之声盖过了溢美之词。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日益丰富，汉字日渐增多，使用汉字的机会增多，人们势必就会要求简便，汉字势必会朝着更加便捷的方向简化。不能因为二简字的废止，就认为汉字的简化已走到尽头。但是在汉字简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总结一简的经验，吸取二简的教训，根据“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遵从群众的习惯。在汉字简化的实践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保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让汉字朝着便捷有序又不失其丰富内涵的方向发展。

汉字简化存在的一些优点与弊端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认识，它们需要用现实生活进行考验，我们也要随时关注它的发展。对于汉字简化方面具有争论的问题，更是以后我们对于简化汉字仍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进而来推动文字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章太，《论汉字简化》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2]傅永和，《汉字简化五十年回顾》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

[3]高更生，《现行汉字必须规范化》语文建设，1991年，第1期

[4]史有为，《汉字简化的价值评估》语文建设。1991年，第3期

汉字发展论文篇7

自1958年以来，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发展迅速。“对外汉语教学”既指在中国进行的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也指现在风靡全世界的汉语教学，同时也包括我国国内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对外汉字教学”是仿造“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卞觉非（1999）认为“对外汉字教学是指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以现代汉字为内容的，用外语教学方法进行的，让目的语为汉语的学生掌握汉字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它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组成部分，汉字文化教学不是对外汉字教学的主要任务。其根本目的是讲清汉字的音、形、义，帮助学生读写汉字，学习和掌握汉语”。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既是教学的重点，又是公认的教学难点。汉字作为汉语的记录载体和符号，是留学生学习汉语及汉文化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汉字教学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多新的认识，并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全面认识，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基础。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对其进行了分类综述，以期总结成果、展望未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对外汉字教学理论的探讨和研究

1.对外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要性的理论探讨

原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校长、两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先生（1999）从汉语与汉字的关系出发，提出“建立书面语言教学系统是改革汉字和汉语教学的当务之急”和“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必由之路”。更加明确地从理论上确立了汉字教学的重要地位，为以汉字教学为基础的书面语言教学建立独立的系统提供了理论支持。

胡文华在其著作《汉字与对外汉字教学》一书中，从古到今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的角度出发，阐释了汉字如何体现汉语的需要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2.对外汉字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对外汉字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始于20世纪后期。上世纪70年代，有关学者就进行过题名为“直接用汉字教语音和汉字教学提前”的实验，这些实验初步证明“一开始就教汉字和直接用汉字教语音是可能的”（吕必松，1990年）。这项实验应该是关于我国对外汉字教学的最早探索，它的意义在于对后来学界关于“单独开设汉字课”提法提供了启发。最近几年，学者们就“单独开设汉字课，使用专门的对外汉字教学教材”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汉字教学的理论系统也逐步完善起来。然而最早为对外汉字教学建立理论体系的是吕必松先生。他在其著作《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提出了有关汉字教学的基本准则和方法。这些准则和方法至今仍对教学和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胡文华在其著作《汉字与对外汉字教学》中，提出了以下几点关于汉字教学的理念。

（1）要充分考虑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以及汉字本身特点。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①厘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对汉字教学理念的形成尤为重要。她认为汉字与汉语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到我们现在用的《汉语大字典》、《新华字典》。这些字典的存在，证明汉字不是单纯的记录符号，是词典无法替代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汉语教学，尤其是汉语书面语教学，汉字的教学应该首当其冲。②熟悉汉字本身的性质和特点，能使汉字教学抓住要害。汉字最大的特点是字形以表意为主。在进行汉字字形认知时，往往要以部件为主，因为部件蕴含着一定的汉字音义信息，并且部件对汉字构形层次的分析十分重要。

（2）要分析和总结学生学习汉字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学生很难掌握汉字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结合得太紧密了，学生如果理解了汉字的形音义之间的种种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生就已经了解了汉语思维方式的一些特点，了解了汉语书面语中语素或单音词的一些特点。

3.对外汉字教学原则和方法的理论探讨

（1）重视对外汉字教学的层次性。潘先军（2005）认为“对外汉字教学具有层次性，认识到了这种层次性并依据不同的层次的特点开展教学，融不同理论流派、多类教学方法进行灵活实用的汉字教学，达到汉字不再成为汉语学习拦路虎的良好效果”。

（2）重视汉字的理据性。李宝贵（2005）认为汉字具有理据性，汉字的理据表现为部件和字音、字义之间的联系。比如“森”，是由三个“木”组成的，用它代表“树多”的意思。“湖”两个偏旁，一个表义，一个表音。这样的字都体现出了汉字的理据性。“依照汉字的理据性去教学，特别是利用汉字中大量的形声字义、音提示去认知、理解、记忆汉字，是很好的办法。”

4.郭圣林和梁社会（2006）认为对外汉字教学还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1）“要因材施教，分类指导”。针对汉文化圈和非汉文化圈的留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

（2）“循序渐进，先易后难”。这个原则体现为在汉字教学中从独体字到合体字，从笔画笔顺、部件到整字，从象形字、指事字到会意字、形声字，从最常用字、次常用字到不常用字的顺序逐渐展开施教。

（3）“音义结合，形成系统”。由于汉字中大部分是汉字，在教学形声字时，有意识地将同形符的汉字系联到一起，可以充分展现汉字作为表意体系文字的特点，引导学生掌握文字学意义的偏旁、部首。

三、对外汉字教学方法的实践和探讨

对外汉字教学最根本的落脚点是“教”和“学”。因此，对于具体教学实践中方法的研究和探讨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1.从形体入手加强对外汉字教学

尤浩杰（2003）利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中介语语料库”，通过实验和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认为“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对高频汉字的加工只经历笔画和整字两个层次，对低频汉字的加工则经历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层次，且他们的加工方式主要是序列加工而非平行加工；汉字的独体、包围、横向、纵向四种结构类型中，横向结构是学习者最难掌握的一种结构类型”。由此提出了关于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汉字学习分阶段假设。

兰碧仙（2010）认为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需要充分地了解现代汉字的结构类型，要重点讲授有形可依、有音可类推的汉字部件，让留学生树立起形、音、义等类的概念”。这样对于提高留学生对汉字的自我辨识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学生错字别字数据库”课题组（2006）将“充分利用语料库和数据库技术手段，客观反映外国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字别字现象，为对外汉字教学的各项专题研究提供一个以大量真实文本和原始字形为基础的数据系统和信息平台，并倡导在此基础上全面开展基于数据库的外国学生错字别字类型、频率与分布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实现了促进汉字理论研究与汉字教学实践良性互动的目的，从而也提高对外汉字教学的水平与质量。

2.注重汉字部件对于对外汉字教学的重要意义

吕振华（2009）强调牢固树立“部件意识”有助于很好地破解汉字教学的难题。“在处理一个个汉字的时候，以部件为切入点，不失时机地借鉴汉字或象形或指事或会意或形声的构形规律，把‘部件’意识渗透到不同类型的汉字中去，让汉字构形的理据作为学习者掌握汉字的‘支点’和‘把手’”。在对外汉字教学中，不仅汉语语言教师要树立“部件意识”，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部件意识”，并且要区分不同汉字背景的学习者，在学习汉字的起始阶段就能通过培养“部件意识”尽快熟悉汉字的性质和特点。

崔永华（1997）在《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一文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并从对外汉字教学的实践出发，通过分析《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中所使用的汉字以及构成这些汉字的部件，说明了利用汉字部件进行汉字教学的可行性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从理论上讲，对外汉字教学主要有笔画教授、部件教授和整字教授三种方法，由于整字教授对于汉语初学者难度太大，而笔画教授又显得过于零碎，因此，部件教授成了相比较之下最理想的教授方式。崔永华通过“分析依据――假设――运用心理学理论的分析讨论”三个步骤，认为部件教学是可行的，但是也存在适用条件。

四、对外汉字教学汉字习得研究

江新、柳燕梅（2004）通过分别研究拼音文字学习者、表意文字学习者和汉语学习者汉字书写错误类型以及23名外国学生在自然写作中出现的汉字书写错误类型，探讨了汉字书写法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得出了如下结论：“①在书 写错误中错字比别字多，但随着识字量增加，被试汉字书写中的错字错误减少，而 别字错误增多。②在全体汉字书写错误中，由字形相似导致的错误多于由字音 相似导致的错误，但随着识字量增加，被试汉字书写中的字形错误减少，而字音错误增多。在别字错误中字形和字音错误也存在类似的趋势。”

陈慧、王魁京（2001）通过分析一个具体的实验研究来了解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的情况，并对不同汉语水平学生识别形声字的情况进行对比，以了解外国学生学习形声字的阶段性。最后得出结论：“学汉语的外国学生加工形声字的特点与本民族语文学习者加工形声字的特点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外国学生能较快意识到形声字的声旁具有表音作用（学习汉语约半年左右），同时也能较快地意识到形声字声旁的局限性（学习汉语一年左右），但他们对形声字进一步精细加工的能力还没有发展起来；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的语境效应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他们心理词典里的储存物是以词的形式存在的。”

肖奚强（2002）将外国学生的汉字偏误分为成系统的偏误和不成系统的失误，并且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必然的联系。“因此在进行偏误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对分析对象进行精心的甄别和筛选，将那些彼此孤立的、不具有语言习得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的失误排除出去，而分析那些成系统的、有规律地联系着的偏误。这样的分析从理论上说，可以发现语言的习得规律并深化我们的认识；从实践上说，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和避免偏误，指导教学。”

李香平（2008）对留学生高级班汉字课汉字知识教学与教材编写进行了研究，认为高级班汉字理论知识教学的内容应该包括“构形规律基础性知识；书写、认读、识记等技巧性知识；有关汉字历史、文化等扩展性知识”。高级班汉字理论知识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习者建立字形、音、意的内部网络，从量和质两个方面真正掌握汉字系统；培养和提高学习、运用汉字的能力”。高级班汉字教材中汉字知识编选的原则有“针对性原则、适用性原则和趣味性原则”。

五、对外汉字教学现状的思考与未来展望

杨丹珠（2009）认为对外汉字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目前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影响了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进程。主要体现在“对外汉字教学论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所占比例很低。在教学方面，很多汉字教学还只是附着在综合课里随文识字，没有开设独立的汉字教学课，更多的汉字练习只能是学生在课下独自完成。即使在部分开课单位，汉字教学也缺乏总体设计，更缺乏适应的教材，尤其是对汉字教学法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来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和方法：“偏旁分析法，部件分析法，图表教授法，汉语拼音注音识字法，汉字构词、组词法，结合例字教授法。”

卢（2008）从对外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及汉字学习的重要性的角度出发总结出对外汉字教学的现状。作者认为对外汉字教学的现状是硬件设施跟不上，传授方式单一，汉字课教材与其他课教材不配套，老师用的教材也与学生用的不一样等。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多媒体方式和传统方式结合授课；增加、错开安排时间；学生的学习起步时间应基本一致；教材应与其他课配套，师生的教材应相同。”

李大遂（2007）对对外汉字教学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作者以第五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为界点，总结了在此之前与之后的对外汉字教学特点，并对对外汉字教学前瞻进行了分析，总结为以下几点：“‘字本位’与‘词本位’的讨论将逐渐展开；字音和字义的教学与研究将受到重视；不同层次的独立的汉字课将迅速发展；汉字形音义系统性及其在教学上利用的研究将得到深入；外国留学生汉字认知规律研究将进一步加强；继续尝试编写以汉字教学为纲的基础汉语教材并付诸实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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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聃龄：汉字认知研究[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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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潘先军：论对外汉字教学的层次性[J].汉字文化，2005，（2）

[5] 李宝贵：汉字理据性与对外汉字教学[J].汉字文化，2005，（1）

[6] 郭圣林、梁社会：谈对外汉字教学的几个原则[J].教学研究，2006，（3）

[7] 丁晴：论对外汉字教学的确定性和情趣化[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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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兰碧仙：从现代汉字的结构类型看对外汉字教学[J].咸宁学院学报，2010（10）

[10]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学生错字别字数据库”课题组：“外国学生错字别字数据库”的建立与基于数据库的汉字教学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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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发展论文篇8

根据语言学家们对对外汉语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我们得出汉字难学的问题主要归结为：难认；难写；字数多；形、音、义之间有交叉，容易搞混；难查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学者们提出了运用“六书”理论进行对外汉字的教学。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度，还可帮助他们弄清汉字的发展脉络，了解汉字的字形和意义的变化，同时又使得课堂教学活动生动有趣，进而激发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对教师圆满完成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也能提供很大的帮助。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如卞觉非（1999）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虽然传统的“六书”理论与现代文字学有相通之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六书”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同样的术语有的名同字异。另外，其他一些学者提出如果字字都用“六书”理论进行解说，从古研今，这也未免太繁琐，可行性也不强。所以，本文主要就“六书”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有无应用价值、应用价值的大小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六书”的提出及发展

《周礼・地官・保氏》中最早提到“六书”一语，“六书”是“六艺”之一，“六艺”是当时周王朝贵族子弟们必须学习掌握的各种本领。虽然《周礼》中提到过“六书”，但对它的具体内容却没作解释。

前人对“六书”的解释比较权威的是郑众、班固和许慎的说法。郑众分“六书”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六书”谓之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并以此六书来教育公卿大夫们的子弟。在从古至今的汉语教学中，我们普遍沿用的“六书”理论是东汉许慎的解说，他在《说文・叙》中将“六书”解释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以上三位学者关于“六书”的解释基本上相同，都是把“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

后来有人对“六书”是造字之本提出质疑，如戴震认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是造字之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它们并不能产生新字，故而提出“四体二用”之说。后来又有“三书”说，主要包括唐兰认为的象形、象意、形声；裘锡圭的表意、形声、假借以及陈梦家的象形、假借、形声等。此后又有詹鄞鑫、苏培成提出了新六书说。

三、“六书”理论的应用价值优势论

（一）对汉字教学的指导作用

从古代的“六书”被列入《周礼》的“六艺”之中，我们可以推断“六书”是当时贵族子弟们必须学习掌握的一门本领，也是当时的老师们用以教育贵族子弟所参考的科目。虽然《周礼》中没有明确具体地说明“六书”的内容，但它是用来教育子弟的项目，这说明“六书”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今天的汉字教学过程中，其价值不言自明。不管是对本族的学习者而言，还是对外国留学生来说，如果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当中适当地应用“六书”理论来指导学生，不仅会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学生学习汉字的成果也能显而易见，同时还可以增强他们学习汉语的自信和兴趣。

（二）使留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首先“六书”抓住汉字“表意”这个根本特征，它基本上反映了汉字构造方式的客观实际，对通过字形的分析来理解本义、对把握字义的演变线索以及创造新字都有重大意义。“六书”说不仅在中国古文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对我们当代人以及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掌握汉字的形体、了解字义的演变、理解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留学生即便面对庞大的汉字群体也可以对汉字字形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许多汉字字形中包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意蕴，教师如果能够在课堂上运用“六书”理论来进行讲解，留学生不仅能学到汉字知识，也能使他们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更加透彻、清晰的了解，对跨文化交际也具有重大实际意义。

（三）可以提高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注入“六书”用法，如形象展示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象形字），对“子、山、心、木、火”等字，通过板书、卡片展示或者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等来表示物象c文字之间的关系，将生动的形象展现在留学生面前，使他们能够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认知，联系现实生活，更加直观地理解每一个汉字的根本意义。既形象生动，使学生一目了然，又提高了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还会增加教师讲课的激情，有效地调节课堂气氛。让留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汉字，进而从心理上减少他们学习汉语的焦虑情绪，改变他们认为汉字难写、难认等想法，提高学习效率。

（四）有利于纠正学生的错别字，让学生从根源上重新认识汉字

在留学生学写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写许多错别字。如果能够合理利用“六书”理论，将有效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例如，学生容易把“本”字和“未”“末”二字混淆。如果老师能告诉学生“本”字是个象形兼指事字，“本”字下面一画表示树根之所在，是“根本”之义，那么学生就很少会写错这个字。再比如“家”字，学生经常把它写为“冢”字。如果老师懂得并且运用“六书”理论，向学生解释“家”是个会意字，“家”字上边的“宀”是屋子的意思，下边的“豕”表示猪，因古代大多数家庭都养猪，所以就在“宀”下加“豕”表示“家”。这样一来，学生对“家”这个字就有了新的认识，以后即便再遇到也不会搞错。由此可见，在对外汉字教学课堂中运用“六书”理论讲解某些汉字是非常有用且必要的，这可以大大降低留学生写错汉字的可能性。

四、“六书”理论的应用价值劣势论

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关于“六书”说提到过两点：首先，“六书”说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每个人可有每个人的观点、说法；其次，如果每个文字都用“六书”来为其分类，其结果就是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因为有些汉字是两类造字之法兼有的，还有一些是无法用“六书”来归类的。裘锡圭在评论唐兰的这一说法时指出：虽然此说法有点过头，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就象形法和字理析字法而言，它们实质上是利用古文字让留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让学生知道汉字的本源。但我们也应明确，许慎的“六书”说是根据小篆字体确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演变，“六书”中的某些理论已不完全符合汉字的发展实际，“六书”也逐步失去了分析某些汉字的功能。现代汉字中有一大部分是简化字，很多汉字的结构理据都已经被破坏，已看不出汉字的象形义。另外，用“六书”讲解汉字，可能更适宜中高级班。初级班汉字的掌握量极少，教师讲课的着重点在于听和说，要求会书写汉字的情况一般是在中高级班才出现，所以说“六书”方法适应的范围有限。汉语中有些形声字已发生变体，它的形旁已不具有表意效果，因此，如果还按形旁类推，就很难推出字义。

“六书”本身也有局限性，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六书”是分析小篆的结果，它对古今文字的解释具有局限性，并不能全部解释到位。第二，对“六书”的阐释有些地方含混不清、不够明确，虽然历代的理解基本相同，但也有很多相异之处。这些都不利于汉字的教学以及文化的传播。第三，“六书”中各种造字法的界限不够明晰，有些字既可以是象形，又表示指事或形声等。例如“本”字，它既是象形字，也是指事字。第四，“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它们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前四种是造字的方法，后两种是用字的方法。如果人为地把两类性质不同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层面来处理，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就不够严谨，缺乏科学性。

郑振峰（2002）认为，在运用“六书”理论通过分析汉字的构形来进行教学时，由于汉字的形体结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汉字具有不同的形体机制，如果不对各个时期的汉字进行断代的调查与描写，统而言之，是很难弄清其构形规律的。当代古文字学者赵诚提出另一问题：汉字的断代研究太薄弱，我们并不能将汉字在各个时代的断展了解、考察、研究得很充分、很全面，这自然会影响到汉字系统的研究、描写。反映在课堂教学环节中，老师在给学生讲解汉字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演变时，可能会由于对汉字了解得不充分、有断代，所以讲解不够准确到位。但如果对每一个阶段的汉字都进行断代的测查与描写，这样学者们的考察工作就会非常繁琐，工程量巨大，实施的可行性很小。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在给留学生讲课时，如果把汉字在各个时代的构形特点、断代研究都进行详细的讲解，不仅课堂时间不允许，也会加大学生理解的难度，还容易混淆。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会受到中外文化差异、学习者自身接受能力的制约以及教师文字素养水平的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其最终达到的效果也未必理想。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可以使留学生对中国汉字有更加准确、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六书”的局限性以及时代的发展、汉字的演进，它的适用性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所以，关于能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讲解汉字，我们要视情况而定，要考虑到它的优劣，不可一味地滥用。还要根据学习者的实际状况及其要完成的学习任务，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再采用。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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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发展论文篇9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新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汉字简化问题

1950年，根据主席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改会开始着手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是汉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还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陈梦家（1957d）：“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关锡来信：“文改会仅仅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单纯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的汉字难学难认了。”（陈梦家1957c）

杨晦发言“现在小学生学简体字，实际上是双重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看的书都印成简体字”。（倪海曙1957）

叶圣陶（1957）主张：“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而“不要随便创造简体”。“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

《光明日报》综述群众来信意见提到：“简化汉字工作做得不够好，已经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有许多人任意生造简化字，随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认为将来汉字必废，就不认真地学习现行的汉字”。（倪海曙1957）

施蛰存《倒绷孩儿》（《文汇报》1957-4-26），以杂文形式反映简化汉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阅读困难。（倪海曙1957）

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那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这表现在1977年12月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简，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响了文字的稳定性，加重了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汉字简化工作问题上有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据傅永和的报告，在“需要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简化字“给人们的认读和书写带来不少方便”，但“简化的字数并不多”，“笔画简得还不够”。2、“从印刷铜模刻制，手工检字、刻字，工业产品名称的漏铸，以及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点阵字模的设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来看，也需要继续简化汉字。”3、“从汉字的演变看，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停止简化汉字工作。”

有的主张“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汉字的数量。青少年学的是简化字，被简化的繁体字有好多不认识。当他们阅读简化以前出版的书籍时，碰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样，他们就需要学习两套汉字。这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而且也影响了阅读效果。如果继续简化下去，简化字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而简化字的数量越多，青少年的负担就会越重。”2、“从语文工具书及其他专业工具书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用字应严格遵守文字的规范。但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周期长，使用的时间长，不可能一两年一变。如果汉字不对简化，为了保证工具书用字的规范，就要不断改版重印。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条件和财力来看，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样，势必出现国家公布了新的简化字，但在已经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仍然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的局面，从而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3、“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

在新时期，汉字简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对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识到简化字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简化笔画，不是有利而无弊的。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一个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学了简化字，能否不学繁体字？能否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只接触简化字，不接触繁体字，等到进入大学以后再接触繁体字？没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众知道：不能！教科书以外，简化字读物少，繁体字读物多；一进图书馆，几乎是繁体字的世界。汉字的特点是：死而不僵，废而仍在。简繁并存，简繁都学，是否增加了负担呢？”

吴小如曾对青少年不识繁体字的后果感到担心：“流传了几千年的繁体字在我们青少年中还需不需要认识？如果可以不识繁体字，则本世纪（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和图书典籍将有无法查阅使用的可能，这对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报》1996-1-19）这个耽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化字客观上形成海峡两岸用字的不统一。袁晓园在1988年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评。

詹鄞鑫（1991）曾指出简化字中不合理的问题：“由于不能任意类推给学习和使用带来的不便几乎足以抵消由于简化带来的方便。用字不规范现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类推错误所导致。”（p305）后来（2002）又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汉字简化历史作反思：“如果我们要对简化字作评价，并不是简单地把简化字跟繁体字作比较，而应该是对整个汉字体系，也就是增加了简化字的汉字体系，跟还没有增加简化字的汉字体系作比较。这样就会发现，简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学习的负担，对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尤其不利。”“简化字（偏旁）类推原则势必造成计算机字符集的严重膨胀而且还不能应付使用。如果取消类推法，又将造成汉字偏旁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电子文本简化字和繁体字相互转换的时候，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就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检查逐个判断处理。这就给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提高带来极大的障碍。……这是简化字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对于关系亿万人民日常应用的汉字问题，出现争论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从来就不害怕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冲刷，真理必将越来越明。让我们引两段话作为结尾：

张志公（1984）：“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苏培成（1994）：“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能做出结论，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围绕汉字开展的学术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促进了汉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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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发展论文篇10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整理。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汉字发展论文篇11

古今学者运用各种分析方法，产生了一系列阐释汉字结构划分的理论，如六书说、三书说等。这些理论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通过比较分析，我们看到汉字结构理论在批判、创新中不断地发展、完善。

一、六书说及其同异

六书说主要有：第一家郑众，《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引了郑众的话：“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第二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第三家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曲，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三家相同之处：1.郑众、班固、许慎均为汉代人，由此可见，汉代是研究六书的鼎盛时期；2.三家都把汉字结构归为六类，他们对六书所做的分类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三家相异之处：1.三家对六书所做的分类在内容上一致，但具体名称不同。郑众分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分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许慎分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2.郑众、班固、许慎对于六书的次序排列，没有一个统一。3.郑众、班固都没对六书的内容做进一步的解释，而许慎为“六书”逐一下了定义，所以说许慎是最早为六书的名目定下界说的。同时他在《说文解字》中运用六书全面分析了汉字的结构，因而我们说，许慎在三人中，甚至在中国文字学历史上，是最具贡献的一家。

传统六书说是我国最早论述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对人们认识和研究汉字的形义关系、构形的发展等具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六书说还是有不少缺陷的，它把造字法和用字法混为一谈，同一种造字法被分成象形、指事、会意三类且界限模糊，有些汉字无法找到合适的类等，这些也都被后代的文字学家关注到了。

二、三书说及其同异

许慎后，出现了很多对汉字结构划分的文字学家。戴震提出了“四体二用说”，将具备自身结构特点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同不具备自身特点的转注、假借加以区分，这对汉字的研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书说，则是对许慎六书说的一大革新，破除了传统说在文字学史上长期的垄断地位。

“三书说”是唐兰首先提出的，他批评六书说中象形与指事、指事与会意、象形与会意界线交叉，在分析时常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他把汉字结构分为象形、象意、形声。他认为：“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 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后来陈梦家指出唐氏三书说具有缺陷，提出把汉字结构划分为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陈氏三书说是基本合理的，但他把象形改成了表意。

唐氏三书说、陈氏三书说和裘锡圭对三书的看法也有同异。相同之处：1.唐氏、陈氏、裘锡圭三书说均产生于20世纪，是汉字结构类型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2.文字学家们对六书说均产生了怀疑，破除了六书说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的统治性地位，他们都认为汉字结构应该分为三种而不是六种；3.三家的学说中均有一些类型混淆不清，难以划分。相异之处：1.三类名称不同，唐兰的是象形、象意、形声；陈梦家的是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的是表意、假借、形声。2.唐兰把假借排除在了汉字基本类型之外，陈梦家与裘锡圭的分类相对来说更合逻辑。

新旧“三书说”从汉字的形体及语言的音、义联系等方面出发，分析汉字构造方式，使汉字结构理论更趋于细致、严密，但新旧三书说虽然认识到了“六书”的不足，却仍未从根本上打破“六书”的格局，很多汉字无处归类，这就说明新旧三书说还不能概括全部汉字的结构，还不是十分科学、完善的理论，至今还无法取代六书说的地位，但我们可以看到汉字结构理论正在批判、继承中不断地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中华书局,1988.

[4]林志强.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以“三书说”和“新六书说”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03.

[5]韩伟.汉字结构类型古今研究综述[J].深圳教育学院学报,2002(01).

汉字发展论文篇12

2.多层次构成：与生俱来的文化构成———发生学上的生成价值———原生层；有生以来的文化传承———发展学上的传承价值———次生层；伴生带来的文化衰变———流变学上的认识价值———劣生层；今生将来的文化创新———应用学上的交流价值———新生层。

3.多体征特点：单体性、合体性、族体性（字族、字群）、谱系性（结构系列、意象系列）。

4.多功能价值：工具，思维，繁衍，文化。用哲学视野来观照，汉字本身的生命活力、生命状态、生存环境、生存发展，具有无比丰富的哲学思辨意义和哲学思想智慧。汉字文化体现了天—地—人的三元存在，包含着自然—社会—宇宙的三维空间，涵盖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时间，沟通了源头—发展—创新的三重机制。以上论列，可图示如下：

二、汉字文化研究的意义

当下的中国，“文化”是一个高频词，是一个热门话题。从庙堂到江湖，从象牙塔到草根族，似乎不谈文化就没有文化。不管逮住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堂而皇之冠以“文化”。这是文化之幸，也未尝不是文化之累，文化之悲，简直可以说是文化的“皇帝新衣”。在文化被污名化的时代，研究汉字文化，要有理论勇气，有理性自觉，更要有学理抱负，有道义担当。汉字，由于其悠久、持续的文明传承历史，丰富、浩繁的文献承载功能，更有活跃、生动的当代演绎发展，汉字文化成了举世无双的文化样本，成了天下无匹的研究文化记忆的宝库。汉字的文化原型意义，在语源学／字源学中，具有溯源性的认识价值；在文化寻根／文化建设中，具有资源性的智慧库存；在民族灵魂／集体人格的塑造中，具有自信力、向心力、凝聚力、创新力的文化品格。一部汉字发生、发展的历史，一部汉字文化研究、深化的历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思想史、文化史。汉字文化的辉煌，记录了东方古老智慧的新生，也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汉字文化所熔铸的精神世界，所塑造的认知方式，所建构的智慧场域，使汉字学成了举世追慕的中华元典学，成了东方智慧的“三江源”。汉字文化丰富、复杂、深博，使用的时空场域宽广，使用的人群众多，不仅是工具性学科，更是人文性学科；不仅担负学术建设的重任，同时也兼具产业运作的效益；不仅具有东方智慧的能指学理，更兼具与华夏文化同义，与人类文明同构的同心圆基趾。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必标榜“走向世界”而自在世界之中；不必张扬“全球性”话语，而自有话语的独特意义和普世精神。

汉字发展论文篇13

对汉字属性的认识是文字学的基础理论,深刻认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我们在识字教学中正确处理好“语”和“文”的关系,把握好汉字教学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方法,提高识字教学的效率。

一、任何事物的性质和特点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不断显现出来的,汉字的性质和特点首先表现在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上,汉字与世界上所有的文字一样,都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无疑是汉语的辅助工具,正是有了汉字,汉语才超越口语而进入了书面语的崭新阶段。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古人很早就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许慎给“六书”之一“假借”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实际上已经间接说明了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尚书・序》正义云:“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者,舒也。写其言如其意,情得舒展也。”［1］孔氏不仅正确揭示了思想、语言和文字三者的关系,而且试图用声训探寻命名之语源。清代学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一》说:“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2］更进一步揭示了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三个基本要素。

就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来看,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对文字工具性和从属性的片面强调必然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这一点很象讨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内容重要呢,还是形式重要？恐怕没有人能回答。因为既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换言之,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语言服务的,但文字从来都不是机械地、被动地记录语言的,它往往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着语言（尤其是书面语）的演变和发展,甚至成为语言内部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对于汉语汉字尤为突出。试问,离开了汉字,我们如何来讨论几千年来的汉语史？连王力、赵元任这些语言大师在讨论汉语时也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矛盾和困惑,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称:“古人把文字和语言混为一谈。因此,他们就把语音的变迁误认为字音的变迁,把语义的变迁误认为字义的变迁。文字本身不是语言。”但他同时又说:“文字是语言的代表。”［3］赵元任先生在《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一文中讨论了汉语作为良好的符号系统所具备的各个因素,诸如“简单和优美”、“通讯性能”、“便于产生、传递和复制”、“大小适当”等等,其所举例证没有一个不涉及到汉字这个符号。［4］可见,想把汉字从汉语里完全剥离开来并不容易。事实上,我们在探讨语言问题时,一方面要认识到文字和语言的根本区别,同时也要认识到文字和语言的错综复杂关系。离开了汉字这个桥梁,恐怕整个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历史就不复存在了。当前学术界提出的汉语“字本位”观点似乎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教育工作者正确理解和处理“语”和“文”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儿童,还是成人,无论母语习得,还是二语习得,语言习得过程内部技能都是成系统的。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5］其中听说系统表现为“语”的能力,读写系统表现为“文”的能力,这两个系统构成了一个人的全部语言能力。识字是获得读写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在基础语文教育尤其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应把识字教学放在首要位置,集中解决好识字的瓶颈,为后续的阅读打下基础;同时,也要坚持在生活中识字、在语境中识字,使识字能力迅速转化为阅读能力和学习能力。

这种认识直接催生了建国初期我国识字教学改革的两个方向:分散识字法和集中识字法。“分散识字法”也叫“随文识字法”,1958年由小学特级教师斯霞主持。其特点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其优点是:字的形音义紧密结合,读说写紧密结合,可以提高识字的数量和质量,使学生切实掌握语言文字这个基础工具。同年,辽宁省黑山县北关实验学校教师贾桂芝、李铎开展了“集中识字法”的识字教学改革实验。其特点是:把汉字集中起来学习,先识字后读书。学一批字,读一组课文巩固识字;再学一批字,再读一些课文,即集中教,分散练。其基本策略是:识字、阅读分步走,提高汉字教学的效率。实验获得了成功,学生两年内识字达到2500个左右。［6］这两种识字教学方法虽各有侧重,但其基本思路和最终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蒙童识字教育一方面把字相对集中,便于突出识字的重点和难点,同时其韵语组成的意义话语又为阅读能力的获得提供了语言环境和语言训练实践。我国在总结识字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了汉语、汉字的性质和特点,1963年制订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重申了小学语文教学低年级以识字教学为重点,总识字量定为3500个左右的常用字,一、二年级要教学生半数左右,三年级以后识字量逐渐减少,重点放在读写方面。1978年2月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在识字教学方面明确规定:“识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要根据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学习语文的规律和汉字本身的规律,教给学生识字方法,培养识字能力。在教学中要把汉字的音形义紧密地结合起来,着重指导学生认清字形。学过的汉字要力求在阅读和写作练习中经常出现,反复运用,使学用结合起来。”［7］应该说,这种认识正确揭示了汉字和汉语的独特关系,是汉语识字教学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汉字的性质和特点更进一步表现在其与西方文字的比较中,从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和途径上看,汉字有其鲜明独特的性质和特点,引起的争论也很多。汉字是现存唯一典型的自源性文字,自源性文字与原始绘画和原始契刻一脉相承,成为古老文化的重要载体,蕴涵着远古先民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因为没有比较,再加上先天的自我中心的习惯性思维模式,中国古人几乎没有对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和途径进行过深入思考（许慎的“六书”理论似乎有这种思想火花的萌芽,但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说明汉字产生、孳乳之规律,缺乏自觉意识）,随着西学东渐,一些学者开始讨论汉字区别于其他文字的根本特性。1931年,徐银来在《夜光》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中国文字的特性》一文,拉开了汉字性质讨论的序幕。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至今仍未完全平息。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义音文字说:以周有光、裘锡圭为代表。1988年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说:“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是不同层次上的东西。……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汉字基本上是使用了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像有些文字学者那样把它简称为意音文字。”［8］

2、象形文字说:以姜亮夫、吴玉章、云中为代表。1943年,云中在《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字学》一文中将汉字和西方文字进行了比较,并总结说:“中国文字无论如何衍形,不能脱离象形形式,此为中国文字之特殊性,与中国语言有密切之关系。”［9］

3、语素文字说: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及国内学者赵元任、吕叔湘、熙、徐通铿、钱乃荣等先生为代表。钱乃荣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汉语》中谈到汉字的性质时说:“任何话语既是该语言音位的一个配列,同时也是该语言语素的一个配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与语言的音位配列相联系的文字系统是音位文字,与语言的语素配列相联系的文字系统是语素文字。汉字是语素文字。”［10］

4、表音文字说:1980年姚孝遂在《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一文中提出:“就甲骨文字的整个体系来说,就它的发展阶段来说,就它的根本功能和作用来说,它的每一个符号都有固定的读音,完全是属于表音文字的体系,已经发展到表音文字阶段。其根本功能不是通过这些符号象形本身来表达概念的,把它说成表意文字是错误的。”［11］这种认识试图说明原始绘画和原始契刻向文字发展过程中的本质飞跃在于读音的出现,目的是让我们回到想象中文字和语言产生紧密联系的最初那一刹那,苦心可嘉,但显然混淆了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和语言作为概念的符号的界限,按照这样的理论,那么世界上记录音义结合的语言的任何一种文字有哪一个不是表音的呢？即使在文字的初创阶段,也不能确定文字先与语言中的声音结合,然后再表达意义。实际情况是音义结合的语言先于文字产生,从发生学的角度讲,文字记录的是语言中音和义的结合体。当然,就汉字本身来说,形声字声符表音的情况仍值得重视和研究。

5、音节文字说:张志公认为汉字的性质是音节文字。他说:“汉字是音节文字而不是音素文字,与汉语的非形态性相适应。”［12］

6、形音文字说:刘又辛在《汉语汉字答问》一书中说:“文字大体上可分为两个体系,一种是拼音文字;一种是以汉字为代表的形音文字。……从符号和信息（词语、句子）的关系看,拼音文字和词语的关系只有语音一个方面的联系;汉字则除了表音以外,还有表形方面的联系。”［13］

7、表意文字说:以王宁为代表。王宁先生在《汉字汉语基础》一书中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早期的汉字是因义而构形的,也就是说,汉字依据它所记录的汉语语素的意义来构形,所以词义和据词而造的字形在汉字里是统一的。”［14］在后来出版的《汉字构形学讲座》一书中,她详细探讨了汉字性质要依据的三个原则:文字的性质首先取决于这种文字的形体与语言如何联系;其次要看这种文字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从古至今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三要看整体系统,而不应拘泥于一字一符或某一类字符。按照上述三个原则,通过对汉字多角度的考察,王宁先生得出结论:汉字是表意文字,表意性是汉字的本质特点。

上述关于汉字性质的讨论很难说孰是孰非,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或角度揭示了汉字的部分属性和特点。在识字教学中,不同的汉字性质观有其相应的应用领域,都能对汉语识字教学尤其是教学方法产生积极影响。

例如“象形文字”观虽然主要针对古代汉字而言的,但现代汉字毕竟是从古代汉字发展而来的,现代汉字尤其是一部分表示实物的独体字字形还保留了古代象形的影子,如“日”、“月”、“水”、“火”、“山”、“”、“页”等字。对于这一部分汉字我们可以采用古文字溯源法、图画法来进行教学,不仅生动、形象,富于趣味,而且有助于学生对文字及词义的深入理解。据了解,现行小学生新课标教材一年级上册语文教科书中,编撰者就引入了一些古文字知识,在一些基本字的旁边示以对应的小篆,帮助学生加深认识,得到了师生的肯定和好评。［15］

再如“表意文字”观重视汉字形义的联系,看到了汉字以形表义的基本特点,运用于识字教学中便产生了“字理识字法”。“字理识字法”是由湖南省岳阳市教科所贾国均老师于1991年首先发起,其基本思想就是依据汉字的组构规律,从了解汉字字形与字义的关系着手,把识字建立在对汉字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使学生据形系联,以形索义,探求汉字的字本义,并加深对词义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比如:学习“武”字之前,先学“止”和“戈”这两个象形字,通过古文字字形知道“止”表示脚,有行走义,“戈”为古代的一种兵器,一个人手持兵器在行走、巡逻,故“武”字之本义为威武、英武,全副武装的兵士随时可以投入战斗,故词义上可引申为战争（动武）、武力等义。同时,通过字形演变规律,可告诉学生“戈”字中的一撇位移到左上角变成一横,这样学生绝不会在写“武”字时误加一撇了。

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包括大学语文教材已经有意识地增加了关于汉语汉字性质特点的知识内容,如蔡翔、任丽青主编的《大学生语文课本》在第二单元收入了吕叔湘《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王宗炎《汉字使用者看汉字》、郁乃尧《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节选）、边陇阳《由沙尘暴说到“尘”字的演变》等文章。［16］但我们更希望所有的汉字教学工作者不仅能深入认识和理解汉字的性质与特点,而且能将这种认识和理解春风化雨般地融会到每一个教学环节,真正发挥文字学对汉字教学的指导作用。这正如冯丽萍先生在《汉字认知规律研究综述》中所说:“初步了解汉字的性质与规律,形成正确的汉字观念,可以转化为汉字认知能力。因为正是这种汉字意识作为一种预存的知识自上而下地影响汉字识别的心理过程。”［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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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乃荣.现代汉语[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11]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M].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张志公.汉字与阅读,张志公自选集（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3]刘又辛.汉语汉字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4]王宁.汉字汉语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