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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论文篇1
伴随全球对汉文化认同度的提高，汉语汉字悄悄地热乎起来了。人们要想真正读懂汉字，并借此彻底理解汉文化。如果我们不想眼睁睁让汉字学被炒作成一种怪味胡豆，或者让它被改造成不伦不类的“中式比萨”，那就需要建立一种既不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更不是研究文字当中的文化理论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文化文字学。文化文字学是研究社会文化背景下面的文字学，是在古代语境当中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中国文字的本身含义。我们需要在明确的科学目的引导下构建传统文化的现代言说体系。
由于封建君主政权的残忍、严酷，造就了中国文化隐曲、晦涩的特定风格。全社会除帝王君主之外，各阶层的人们都流露出来一种英雄崇拜情结，这种集体无意识被蕴涵于古往今来的文化叙述模式当中，也在汉字构形造字中折射出来。各阶层将实质相同的心理英雄幻化为形式各异的不同模式，使得这种英雄情结中“英雄”范式呈现出各别不同，于是产生了神灵崇拜、圣贤崇拜、帝王崇拜、清官崇拜、侠客崇拜等各自的话语形式。而我们今人不仅没有确切理解和恰当接受古文中的文化意蕴，反而惊叹于它们的驳杂陆离。
不同社会境遇的人对于相同社会事像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例如汉字“甾、菑、災、灾”，“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秀文人所创，“灾”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乡儒陋夫所制；“甾”是农家，“災”是常人，“灾”却是自恋情结颇重的文人，因为在他看来自家屋里失火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再说“傘、繖、伞”三字，构制“傘”的应是商人平民，“繖”则出自士子官绅，“伞”的构形就难免抠门之嫌。基于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同，社会各阶层差不多将汉字最终调制成了五味杂陈不知其可的古玩堆。但汉字是活生生的语言与思维工具。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须臾不离的重要伴侣，汉字决然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可有可无的什么古董。
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显示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文化—文字特征。这种特征充斥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封建文化历史长河。在遭遇一些惊咤文人的过度夸张之后，中国文字学成了一座科学孤岛。置身其间的鲁滨逊们成天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探宝，身边的文化遗产被鲁滨逊们不当地看作是过时的古代货币而不是足以立身致富的宝藏。而以探索古代文化宝藏为己任的寻宝客们则抓住所得文物的一鳞半爪进行考古式研究，其结果是将汉字从古代文化锦囊中抽取出来并分割成了文字、音韵、训诂三种不同学科。间或有人试图将三者穿插融合进行观察，但未及深入就不幸被过早匆匆兜售变现。于是莘莘学子逡巡于周秦古训或英美异说之间无所适从。老学究们古训烂熟于心，新学者们新说信手拈来。但我们既不能满足于鹘仑吞枣从而食古不化，也不必得意于生吞活剥以至仓促失语。
为了理解和接受汉文化，首先还得了解熟悉华夏先民的思维方式，掌握他们的世界观、宇宙观。毋庸讳言，那是一种天人感应、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自然思维模式，其核心大致是一种混沌的宇宙整体观和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不仅心感神应，而且器官脏腑都互相对应。著名中医学典籍《灵枢·邪客》就象煞有介事地讲：“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十指。”说得风马牛不相及却又活灵活现。唐代医学理论家王冰在《素问·六微旨大论》注中也说：“以其身形包藏脏腑，受纳神灵，与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太虚者，广生化之器宇也。”同样讲得玄虚渺冥。但“天人感应、万物有灵”的确就是先民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这种主流意识曾经流行数千年之久，及至今日仍有余绪流传。
跟中国古人浓厚的天人感应观念相适应的意象思维和辩证逻辑。得到秦汉时期名辩学思潮的推波助澜，使玄妙的哲学理念和奇特的思维方式二者互相促进，渗透到整个文化系统中，甚至连世间万物都是为之而设，都能随之改变。先民因此构想出了一幅自然图景：天有五星，地有五方，人有五伦，物有五运。对于五星、五方、五伦，人们耳熟能详毋需赘言。五运当中初运为木通肝，运于春季主风；二运为火通心，运于夏季主火；三运为土通脾，运于长夏主湿；四运为金通肺，运于秋季主燥；五运为水通肾，运于冬季主寒。为了配合五运六气理论，居然对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普遍规律都进行了大胆改造，将四季延伸成了五季。五运不仅存在于自然与人身，甚至还左右着王室兴衰甚至社会变迁，天人合一观念被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上述古人的五运六气学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死结。在辩证思维方法的帮助下，古人在六气当中就衍生出了主气客气、胜气复气之变。生生不息，不一而足。就像《灵枢·通天》讲的：“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遍言也。”所以古医家不无忧虑地说：“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预于兹矣”。
远古时期的华夏先民，就是生活在这样浓郁的自然力崇拜氛围中。语言崇拜成了他们的原始宗教之一。活跃在人神之际的巫师，当他画出了一道符咒，就需要用语言对这个符咒进行相应解说。巫祝对符号人为地给定一个语音形式，才使这个符号跟语言发生了联系。一定的符号一旦同假定的语音建立了固定联系，早期的汉字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下面这一事实，即源于殷商早期的汉字是作为贵族文化而得以传播运用的。那时的汉字只是被当作一种崇拜物而被应用于特定的宗教场合，它也因此而笼罩着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学界长期以来关于文字起源的正统观点，是劳动人民在神圣的劳动过程中“创造”了汉字。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位理论家能够为我们解释一个简单现象：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何以竟然不认识由他们自己在愉快的劳动中自己创造的汉字？那种源于鹦鹉学舌的荒唐“理论”，在一切都居然允许甚至主张“实事求是”的今天，应该可以受到质疑了。因为它从未经过理性论证并且也必然经不起事实考验，其实是早该寿终正寝的陈词滥调。
天人感应观跟意象思维及辩证逻辑方法，在汉字这种独特文化符号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在汉字构形当中也随处可见。许慎释“王”字引孔子语曰“一贯三为王”，曾被不少当代学人讥嘲是迂腐之论，正暴露了我们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全面认识。令古人心驰神往的“王者”，当然就是他们心目中能够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的圣人，也就是所谓的“通三才”。在众多汉字当中，“一”具有多种指代意义。既可喻天，如“天”最上的一横，也可指地，如“立”最下的一横，还能代人，如“王”中间的一横。汉字“王”当中的三笔“一”，分别喻指的是“天、地、人”。根据这个道理我们有理由推想，古代早期“王”字的初文应该是两横中间一个“大”，也就是宇宙间一个顶天立地的正面的“大写的人”，而且这种写法该是王字的正体。至于后来改写为三横并以“丨”贯之，那就是汉字实行简略原则使中间的“人”字抽象化的结果了。
名辩学思潮对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时间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个或两个特定的时代。从武王克殷、春秋力政、七国争雄到强秦富汉，时逾一千三百年的光阴里，直至秦代贾逵李斯率领的“书同文”实践，不仅系统地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文化理念与哲学思想，也完整地体现了那些时代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质。汉字作为汉文化的特殊载体，自然而然也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刻痕。充分了解名辩学思潮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理解中国古人认识事物理解世界的观念和方法，认识汉字六书理论形成的过程及理论方法，理解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对于今天的汉学汉语汉字研究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理论意义。
古贤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在当时的文化事象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这种影响在语言文字当中显得相当晦涩。并且古人并不是事先预设造字规则，然后在汉字构形实践中循规蹈矩墨守成法。他们只是在造字时“无意中”将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理念镶嵌进了汉字当中而已。正是缘于无意，先民因此对自身的造字行为也就往往不具说解。他们将自己时代的文化哲学意识融入到汉字构形实践中，只是一种朦胧的、不自觉的自发行为。这就势所必然地导致后人对六书理论感到困惑不解。这种情形一直影响到自唐以降的汉字研究，历代学者除了反复确认六书当中“会意、形声皆为合体”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外，对于潜藏于汉字中的古代文化理念，通常表现出不知所以，少数略得其意的人也最终迷惑其间而不得其衷。以至滥觞于东汉到宋代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的“右文说”也生不逢时地不幸落寞沉寂了。
华夏先民在生活生产中运用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经验思维，它在本质上具有功能性、经验性和整体性、模糊性。那种思维跟客观事物或具体行为有着直接联系，它的特征就是依赖心智悟解、淡化逻辑推理、忽视形质分析，那就是意象思维。这种思维机制主要是基于“联想”的心理功能，通过特定人群的集体主观意识，建立一种“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认知模式，利用客观事物特具的性质、情貌、功用等特征，将各自独立存在，并且各具“自相”的事物或据形式、或依情貌、或从性质上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在这样的认知模式下，只要把握了物象整体中的某些共有特征即所谓“共相”，便可以从中将具体事物的功能特征也就是所谓“个相”推衍出来。汉族先民正是在这样一种思维基础上认识世界和创制汉字的。
今天以现代科学逻辑评价先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那种天人合一观念稍嫌幼稚自不待言。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自然思维模式如果继续发展，显然暗藏将科学引入神学歧途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既不得其说，又妄为革故鼎新，亦难脱狭隘愚陋之虞。不言而喻，以现代人知识眼光去评价先民的世界观，难免担心其幼稚荒谬。然而设身处地理解古人，他们以区区之身而受万物之形，陷于混沌迷茫实为势所难免。汉字作为汉文化的符号标记，自然而然地渗透了汉族先民天人相应文化观念。
汉族先民受到原始知识结构限制并在自然思维模式的支配下，在各自生存地域的文化观念、经济模式等因素影响下，通过非逻辑性的意象思维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也藉此理解他人的观点。随着知识经验日益丰富，仅仅依赖口耳相承已经不足以传承弥足珍贵的知识，这才开始逐渐采用某些特定形式的符号把思维活动的成果陆续记录下来，这种被记录下来的符号便成了早期的汉字。先民的汉字构形实践不是借助逻辑思维或分析思维进行的，也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组织行为或训练有素的系统方法。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要想真正掌握汉字构形理论，势必需要了解促使这个民族发明和使用汉字的独特思维方式，了解六书理论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文化结构。
参考文献：
[1]许慎著.说文解字[M].岳麓书社,2006年1月影印第一版
[2]二十二子[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重印浙江书局汇刻本第一版
[3]王先谦著.荀子集解[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
[4]孙诒让著.墨子閒诂[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
汉字文化论文篇2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wWW.133229.cOm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汉字文化论文篇3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帧薄＃?］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汉字文化论文篇4
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曾经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最近20年，随着汉字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以表意为主体的文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虽然说世界上各民族文字无不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在它自身的结构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特征，这一点在象形意味浓厚的古代文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其他表音体系文字无法比拟的。因此，汉字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为人们所乐道，再加上历史底蕴的深厚，我们在认识汉字、更深层次理解汉字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在汉字没有产生之前，先人通过口语进行交流，凭借记忆一代一代往下传，但记忆容易遗忘或走样，同时还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不能长远流传。因而，我们的祖先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逐渐创造了汉字。从没有语言到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没有文字到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又一大飞跃。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由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自古以来汉民族长期积累的哲学、文化、科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和流传至今；我们祖先的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才得以广泛传播和日益提高。所以汉字是既反映文化又与文化相互依存的文字体系。
二、汉字推动汉文化的发展
（一）汉字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是以中国汉字的文义为内容，以某种字体的书写为形式，书写出来的有章、有法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随着中国汉字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汉字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篆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篆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汉字、书法雕刻相结合的艺术。在纸张发明之前，人们的书写材料为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器，木简等。人们是将汉字刻在材料之上，这为篆刻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汉字的以形表意所具有的图画性、艺术性及字体多变性又是其产生发展的条件。
篆刻艺术起源于实用，开始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及当权者表示象征权利的证物，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作为欣赏的艺术。
（三）汉字推动了修辞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修辞艺术的发展。在古汉语中，词汇多为单音词，即一音一词一字，这样字与词就建立起一对一的关系。而汉语表义是靠语序排列的，这就为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诵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表义就是回文。
三、研究汉字与汉文化关系的意义
（一）有利于正确认识汉字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汉字不是落后的。有人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汉字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发展都要受到汉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什么样的文字。如果弃之不用，人们就不能通过研究汉字来考察远古已逝的文化。
其次，汉字不是万能的。汉字负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与汉文化有关，二者并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汉字是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人文信息，但绝不是每个字“都是一页恢宏的历史”。
（二）有利于拓宽汉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现今中国汉语的研究，多用国外研究拼音文字的方法加以研究，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适合汉语，但可以肯定地说，研究汉语只用这种方法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汉字与拼音文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汉字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需要人们用符合其特点的方法加以研究，这需要人们不断地探讨，深入地研究。而将汉字与汉文化联系在一起，一并研究，从汉文化的角度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及汉字是如何构形等，这可以说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扩大了汉语的研究范围。
四、结论
汉字文化论文篇5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汉字文化论文篇6
一、“字”在中文表达理解中的核心作用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句法的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对“字”和“句”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字”和“句”中间,完全没有“词”的位置。即无须“词”的转换,汉字天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语言单位。而“词”这个观念,在汉语中原来是一种文学样式,是将诗文配上曲调加以演唱的形式。“词”的word含义,是由翻译外来词而产生的,它并不是一个中文的概念。在现代汉语的分析范畴中,“单音词”和“字”对应,两者并无冲突。“双音词”把两个字的较为稳定的组合视为一个基本单位,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单个汉字字义丰富,却不够明确。虽然中文高度依赖语境,但当我们仅仅指称一个概念的时候,指称本身的明晰就成了概念清晰的一个基本条件。中文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指称,其方法就是将有限的汉字灵活组合,产生新的组合义,从而创新了语汇。由此,新的组合义(1+1>2或1+1≠2的组合义),是双字组结构“合法性”即“词化”的必要条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明”表示bright,“白”表示white,而两者组合后的“明白”表示understand(组合义)。其次,中文的表达喜好单双音节交错的节律,因此新的概念的产生,即字的组合和“意会”,大都发生在一个稳定的双字组范围内。甚至即使在意义上是1+1=2的字组,也会因双音化而“凝固”起来,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前者如“然则”,王力分析说:“‘然’是‘如此’,‘则’是‘那么’,‘然则’本来是两个词,即‘既然如此,那么……就’的意思。后来由于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就凝固起来,成为一个连词了。”
又如“所以”,“在上古时期,‘所以’应该认为是两个词,‘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语的本来意义。”“‘所以’这个仂语,在古代汉语里是最常见的凝固形式之一。”更有些1+1=1的字组,其组合不惜以意义的冗余去凑足一个双音节。例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偏义复词”,诸如用“吉凶”指“凶”,用“国家”指“国”。“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实指“入”;“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史记?项羽本纪》),“出入”实指“出”。又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同义并行复合词”,“涕泪”同义,“诛杀”同义,“忧虞”同义,“愿望”同义,“爱怜”同义。“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公输》)的“既已”、“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都是十分典型的1+1=1的组合。在汉语史的发展中,基本表达单位的双音节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然而,即使受双音化的影响,汉语的“双音词”仍然与欧洲语言的“word”有根本的不同。其关键在于汉语的双音组合是“字”组,汉字在组合中有很大的分析性。这就造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世纪纠结:当两个汉字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哪些组合是“word”,哪些组合不是。即使是那些很有把握判断为“词”的字组,只要提供合适的语境,组合中的字就有可能独立表意,由此形成汉语表达中十分独特的“组义分合二重性”。经典的例子如“非常”,合则为“很”,分则为“不寻常”;又如“半天”,合则为“好久”,分则为“白天的一半”。汉字的分析性使得“字”即使在一个成熟的组合中都潜藏着很大的游离性,这种游离性甚至能转换结构的性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动宾强势转换”。例如,联合结构“唱歌”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唱了一个歌”),联合结构“睡觉”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睡好觉”),偏正结构“小便”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小便小不出来”),甚至貌似不可分析的连绵词、音译词也难挡汉字的游离,连绵词“慷慨”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慷他人之慨”),音译词“幽默”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幽他一默”)。这一因汉字特点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合二重性,稍加扩展就成为汉语表达中习以为常的“结构重新分析”。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音韵节律的基点也是“字”。“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櫆《论文偶记》)汉语的表达,天然讲究对称与和谐。这种讲究,在口语中粗放地表现为单双音节的配合,而一旦要深究其规律,必须推敲书面语中每一个字的音韵表现,所谓“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由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字正”才能“腔圆”,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意义的基点也是“字”。汉语是一种高度依赖语境的语言。汉语的说话人奉行“听话人负责”的言说策略,对听话人的默契有很深的信任。因此汉语句子的建构讲究“人详我略”。句子的意义依靠有限的文字作充分的意会,这样的文字在句子的理解中就成了一个一个的意义支点,在多方意会中灵活地组合起来,字义成为句义乃至篇章之义的基础。汉语句子的理解,在“字斟句酌”和“字里行间”展开,形成“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的意义格局。这样一个特点,造成了中文简洁凝练、灵活自由的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唐诗和宋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正如张新所说:“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3]汉字的凝练是中国文学充满诗意、中国人的思维充满丰富的意象和诗意的重要原因。中国语文研究传统高度评价“字”在汉语结构的组织和理解中作为基本要素的功用。刘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论文《〈左传〉句型研究》中曾指出:“(刘勰)强调‘因字而生句’,这是同西方形态语言的因‘框架’(形态配合关系)而生句完全异质的一种组织方略。因‘框架’而生句,以大统小,以虚摄实,是先有句法关系模式,然后在这个图式内的各条‘透视线’上刻意经营。这是一种静态的空间体造句。因字而生句,是以小组大,散点经营,以流程见局势。这是一种动态的时间流造句。刘勰所谓‘正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都体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方略。”
当然,就汉语句子的格局而言,仅仅有字的立足点还是不够的,字的运用必须和“气”联系起来,并且浑然一体,形成句读段,才能产生强大的铺排延宕能力,使汉语的思维和表达流动起来,在语境的观照下形成生发语义的整体(这一点,正是后来有人提出的“字本位”语法的很大的局限)。而“气”的形成,依然是“字”的有节律的组合。汪曾祺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作为汉字书面语的诗歌和小说,用口语朗诵,甚至配乐朗诵,听上去就像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因为离开了汉字视觉,会损伤原作的意境。他以柯仲平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为例,指出:“这写得很美。但是听朗诵的都是识字的,并且大都是有一定的诗的素养的,他们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如果叫一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学素养的普通农民来听,大概不会感受到那样的意境,那样浓厚的诗意。‘老妪都解’不难,叫老妪都能欣赏就不那么容易。‘离离原上草’,老妪未必都能击节。”因此,汉字书面语的阅读效果比耳听更好。与其听书,“不若直接看书痛快。”
汉字文化论文篇7
一、实验规模及生源构成
哈尔滨师范大学自2008年开始着手进行预科汉语教学实验，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三轮，分别是2008级、2009级和2010级。三轮实验的研究规模及生源构成情况如下：
从上表中看出，哈尔滨师范大学进行预科汉语教学实验的特点：一是实验班的学生全部来源于非汉字文化圈国家；二是预科实验班学生拟攻读的学位类别以硕、博研究生为主；三是实验班学生的来源已经从单纯的奖学金生扩大到自费生。
二、课程设置的延续、变革与配合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所进行的三轮预科汉语教学实验中，课程设置始终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将直接影响预科生的培养质量。在三轮实验的课程设置中，我们重点对以下四种课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专业课。我们在第三轮实验中则添置了“专业基本词汇”这门课。这意味着哈尔滨师范大学预科汉语教学的实验性研究工作已经从单纯的汉语强化教学向真正意义的预科汉语教学迈进了一步。此外，由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目前的预科生主要是硕、博研究生，所以我们采取了“分专业设课”、“以专业基本词汇为主、辅助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策略。
2.读写课。在第三轮实验中，我们以读写课代替复练课。考虑到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在读写汉字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我们采取了“分段教学、各有侧重、循序渐进”的教学策略。实践证明，读写课这种从“字、词句段”的循序渐进的教学形式很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也十分显著。
3.HSK辅导课。对于HSK能否作为衡量预科汉语教学质量的科学标准，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不过，鉴于目前我们还找不到更好的能够替代HSK的衡量标准，哈尔滨师范大学在进行预科汉语教学的课程设置时仍然把HSK作为主要课程之一列入预科生培养计划当中。下面是我们对2008、2009、2010三个年级预科生参加HSK考试情况的统计：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级3名没有通过HSK四级考试的学生中，除1名学生相差较远(147分)以外，其余两名学生都接近过级线(179分)。这个成绩是在我们第一次对学生进行新版HSK四级辅导的情况下测得的。后来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新版HSK四级中阅读部分的“排列顺序”和书写部分的“看图，用词造句”这两种题型，学生反映难度较大，今后我们打算重点加强上述两种题型的针对性训练。
4.汉字课。在第一轮实验中，我们没有设置专门的汉字课，而是把汉字课的任务放在了综合课和读写课中。事实证明，不设置专门的汉字课，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在第二轮实验中增设了专门的汉字课，综合课也辅助一部分汉字教学任务，但两种课型之间没有形成明确分工，也缺少配合，不过从教学效果上看，第二轮实验的汉字教学效果明显比第一轮好，但还不理想。经过认真分析，我们逐渐形成了以下认识：(1)汉字教学任务不能全部压给汉字课，需要多种课型配合完成；(2)应抓住学生入学后1-2个月的关键时期，集中帮助学生攻克“汉字难关”；(3)汉字教学应贯穿预科汉语教学的全过程。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在第三轮实验中制定了“三管齐下、长短结合、长抓不懈”的汉字教学策略。
三管齐下：不把汉字教学任务全部压给汉字课，而是采取综合课、读写课、汉字课这三种课型“分工合作、集中攻关”的教学策略。
长短结合：经过第二轮实验，我们发现长远来看，专门的汉字课也十分有利于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汉字的识写规律，但是见效太慢，因此，我们在第三轮实验中采取了一项补救措施，就是在综合课上拿出一定的时间，利用每一课后的生字表重点帮助学生解决综合课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每一个汉字的书写问题，我们把综合课的这种汉字教学形式称为“短平快”式的教学。汉字课与综合课这一长、一短相结合的教学策略使我们的汉字教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长抓不懈：对于非汉字文化圈学生而言，汉字识写问题是一个长期工程。在实际的汉语学习过程中，他们随时都可能遇到不认识、不会写的字，所以，汉字问题应贯穿预科汉语教学的全过程。
三、部分教学经验及教学管理经验总结
1.做“妈妈式教师”，帮助学生攻克“文化关”。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大都来自欧、美、非洲国家，他们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很大。对于预科班学生来说，他们一方面要面对如天书一般的方块字，一方面要承受高强度的汉语强化训练，同时还要克服迥然不同的中国文化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文化冲击。这三方面压力同时落到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身上，他们的心理感受可想而知。所以我们认为，预科班的学生更需要教师母亲般的人文关怀。为了帮助预科班的学生顺利渡过“文化关”，我们的很多任课教师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事实证明，这些备受关怀的外国学生是懂得回报的，他们的回报方式就是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并且将这种勤奋学习的精神一直保持到最后一节课。
2.高度重视预习与复习环节：
(1)预习式抄写，复习式听写。“听写”作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技巧广泛应用于综合课、读写课等课型中。但如何听写，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表明，外国学生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学后听写”这种教学方式。尤其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学前听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单纯地采取“听写”这一教学技巧不可能同时兼顾预习和复习这两个环节，于是我们创造性地引进了“抄写”这一课堂教学技巧，即要求学生在学习新课前必须完成抄写生词和抄写课文这两项作业，我们称这种抄写为“预习式抄写”，其目的在于以家庭作业的形式强制性地要求学生预习新课；学完新课后我们要听写所学新课的生词和重点例句，我们称这种听写为“复习式听写”，其目的在于以小考的形式强制性地要求学生复习旧课。为了保证这种“预习式抄写”和“复习式听写”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还建立了严格的作业检查机制。经过两轮实验的实践检测，这种“抄写”、“听写”相互配合、各有分工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喜爱，教学效果也十分显著。
(2)坚持“先练后讲”。“讲练结合”是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一个原则，但这条原则不适合应用于课后练习。我们的实验研究表明，处理课后练习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要以家庭作业的形式把课后练习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在家里独立完成，然后再回到课堂上由老师带领逐题讲解，答疑解惑。实践证明，这种“先练后讲”的练习处理方式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3)布置“寒假作业”。预科班学生只有一年宝贵的汉
语学习时间，而寒、暑假则要占去3—4个月。以往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留学生在寒暑假回国期间，由于长时间不接触汉语会导致“汉语回生”现象。为了防止这种“汉语回生”现象发生，我们创造性地借用了我国中小学生的“寒假作业”形式。实践证明，学生非常喜欢这种作业形式，作业完成情况非常好。
3.制定强化班管理细则，狠抓出勤率。预科班的学生学习任务重、强度大、进度也快，这就要求学生必须保证出勤率。可以说，出勤率是决定预科汉语教学能否成功的首要因素。尽管从教学管理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制定各种各样的奖惩措施，来控制学生逃学现象的发生，但学生脱离课堂的现象仍然是屡禁不止。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教学管理措施来保证学生的出勤率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我们的经验是：除了依靠严格的教学管理措施，还应充分发挥教师在保证学生出勤率方面的作用。
4.中期测评，重新编班，错层式设课。教学是一个双边活动。不管教师的教学水平如何高超，也不管学校的教学管理措施如何严格，如果一个学生主观上不想学习，即学习动机不强、学习兴趣低下，那么再好的教师、再严格的管理措施也无法将他们锁定在课堂里，这类学生注定会成为差生。但也有一类学生，他们学习非常努力，从不缺课，总是能够按照教师的要求认真地完成各项作业，但由于学习能力、学习方法等问题，他们的成绩就是不理想，于是被同学们越拉越远，最终沦为“差生”。对于第一类差生，我们也许无能为力，但对于第二类“差生”，我们则不能轻易放弃。尤其是在预科班里，有很多第二类“差生”由于预科阶段成绩不过关不得不延期乃至放弃在中国学习专业。那么如何才能减少这种遗憾发生呢?我们的做法是：第一学期结束后，我们根据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其平时的课堂表现，对其进行中期测评；第二学期开始后，再根据学生的中期测评成绩，打乱原来的班制，重新编班，所有中期测评成绩不合格者编为一班，然后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帮助这些学生巩固复习以前学过的旧知识，一个月后再接新知识，教学进度适当放慢。
四、强化班与非强化班横向对比研究
为了检验预科班强化汉语教学的效果，我们在第三轮实验中做了一次严格的横向对比研究，即以综合课的教学效果为考察对象，将处于平行班级的一个强化班与一个非强化班的综合课成绩进行了全程跟踪对比，跟踪对比时间分别为学生开始学习汉语4周后、8周后、12周后、17周后，全程跟踪一个学期。为了保证对比的科学有效性，我们规定：作为对比班级的强化班与非强化班的综合课周学时均设为12学时；必须保证两个对比班级的教学进度大致相同；每次测试时两个对比班级必须采用同一套试卷检测。经过4次分阶段的对比测试，我们获得了几组数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从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来看，可以看出非强化班的学生出勤情况不太稳定，忽多忽少；而强化班的学生则一直保持良好的出勤率。
2.不管是强化班的学生还是非强化班的学生，其学习汉语的过程都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发展阶段。
3.从优秀率与不及格率这两项对比数据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即非强化班的学生“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而强化班的学生相对要好很多。“两极分化”现象几乎是所有的教育教学中都难以避免的问题。这里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教师的原因。从教师的角度来看，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关注班上的每一位学生，不要忽视其中任何一个学生。尤其是那些学习比较吃力的学生，教师更要善于发现他们的努力和进步，并及时给予他们鼓励和肯定。二是要尽可能多地在课堂上创造机会提高每一位学生的开口率，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课堂上获得程度不同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我们的研究是在条件比较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大的困难就是预科实验班的生源问题。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奖学金生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本科生数量很少，自费生中的学历生比例也不太高，这就限制了我们的研究发展空间。不过，经过三轮实验的不断摸索，我们还是在预科汉语教学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针对一年预科生的汉语强化教学模式已趋近成熟；(2)在研究生预科汉语教学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尝试；(3)摸索出了_条重点帮助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快速通过“汉字关”、的有效途径；(4)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创造性地引进了“预习式抄写”、“布置寒暑假作业”等教学技巧，并取得了显著成效；(5)在如何提高学生的出勤率、如何防止学生“两极分化”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创造性地采用了“中期测评、重新编班、错层式设课”等教学措施，收到良好效果；(6)通过强化班与非强化班的横向对比研究，发现了初级班学生学习汉语时存在着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发展过程，既有高潮也有低谷，从而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对待学生的逃学现象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上述很多经验不仅对预科生有效，有很多经验其实也可以推广应用于普通进修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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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论文篇8
九十年代后期我用《中国书法大字典》做样本，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为什么要选用这本书来做调查？一者因为它太普及了，谁都可以对我的调查统计结果进行核查；二来它既收有楷书、隶书、小篆也有大篆，比较起来是很方便的；三是它各种字的数量较多与同数字总量之比较大，有足够的代表性；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随机抽样，因为它的本意并非用来供研究字体笔划发展规律的，所以它有足够的公正性。调查的结果是：
一．小篆隶变的可用字共3657个（占许慎《说文解字》9353个字的三分之一强）其中隶变后增笔划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的73%，减笔划的共426字占12%，笔划不增不减的共560字占15%。
二，字典中共有可用的籀文（大篆）808字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增笔的488字占61%，减笔划的72字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
三，又取李圃所著《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中所收字共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相应的今文相比增笔划的共214个占80%，简笔划的共17字占6%，不增不减笔划的共38字占14%。
四，研究甲骨文的陈炜湛先生（中山大学）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
五，从《说文》所收汉字总数9353个到《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总数47035个。一千多年间汉字增加了三万七千多个。而与正体字并存信手字，简笔字，充其量也不过两千多个（亦即含偏旁类推）。
所以通过实地调查。所谓汉字从大篆到小篆到隶变到楷书的发展中。笔划减少的最多也不过只有百分之十的汉字，而笔划增繁的却有百分之六、七十！某些文字学家们的汉字发展就是简化或者周有光所谓的汉字变化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的论断都与实际情况不符。
不过，也有一些文字学家误读了古书，把《说文解字叙》中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理解。这段话说：“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斐?傻洌?蠓⒘プ洌?艘坌纾?儆?拔穹保?跤辛ナ椋?匀ぴ家祝??盼挠纱司?印！痹谡舛位爸猩婕拔淖盅荼涞挠辛酱ΑF湟皇谴笞?嗉呆ξ谋湮?∽?昧恕盎蚱氖「摹彼母鲎郑黄涠?怯尚∽?牧ナ橛昧恕耙匀ぴ家祝??盼挠纱司?印！庇谑且恍┪淖盅Ъ颐且晕?「暮驮家拙投际潜驶?募蚧?恕F涫担?淖肿痔迨樾吹谋浠?胧樾垂ぞ叩谋浠?泻艽蠊叵怠＜坠俏氖怯玫犊痰模??灾被?抖嘤谇??蛲浠?V链笞?保?延杏脖食鱿帧?传统的“?”，竹字头下的“聿”在甲骨文中就像一支手拿着一支硬笔，不过后来把向下笔的竹叉改为两个横划罢了)所以，现在考古发现的战国简和秦简规整的直划和弯划、曲划、圆划就多起来。到汉简时已有毛笔出现，所以才有了粗细不一的笔划。那么既然通过我们的调查小篆比大篆的笔划增笔多达60%而简笔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则“省改”显然不是指笔划的增减。1934年徐文镜编的《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字为2445字……古籀重文27772字”这也就是说每个字有十多个字的异体重文。许慎当时或者看不到这么多的重文。但是，五、六个总是有的。所以他才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此处的“颇省”显然是指不与秦文合的大量的异体重文。至于“改”则完全因为李斯是位硬笔书法家。小篆完全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大篆的字形有较大的改动。许多直笔都改为圆曲的笔形。这就是“改”的实义。把上下文放在一边单独孤立地把“或颇省改”定位于笔划的简化，这是误读古书的一大谬误。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好付诸公论了。
至于小篆改为隶书的“以趣约易”，更是成为一些文字学家解释隶变是笔划简化的‘铁证’。通过调查我们已经知道隶变的增笔划为73％，简笔划仅为12％。而且，许慎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古文由此绝矣”。如果大篆改为小篆是笔划的减省，小篆隶变又是笔划的简省。那么为什么许慎不说大篆改小篆是古文由此绝矣！而偏偏于隶变却说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许慎认为隶变的主要特征，显然不是笔划多少的变动。况且《说文》是许慎用隶书写的小篆字典，他对隶书和小篆这两种文体必定都是非常熟悉。他当然会知道隶变后的笔划有增有简。如果他在论述中只提简化的趋势却不提繁化的趋势，以为隶变的‘约易’仅指笔划的简化，岂非明白人说瞎话，何况那时他也不是要提倡简化字，何苦为简化打前锋？而昧着良心说假话？
“约易”并非成词，所以二字必各有所指。小篆的作者都有名有姓，而隶书则不是什么固定的人完成。以大篆与隶书相对照，则隶书颇有保留大篆直笔划的地方。所以，此处的‘约’有‘约定俗成’之意。也就是隶书早已在吏、民间流行。故汤可敬先生解‘趣’为‘适应’就至为恰当（汤可敬著《说文解字今释》）。至于“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就是一改古文与篆书图画式的，圆弯曲笔，而为直笔划，同时各种逆顺倒笔如自左至右的笔划改为‘撇’，自下而上的笔划改为‘挑’等。总体上将杂乱多变的笔画，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划所组成的偏旁部首，完全改变了古文中圆曲和反手的笔划走势，以适应毛笔发明后书写快捷的需要。这从至今发现的南北两方的二十余万块秦汉及三国时代的简牍中，可以看得至为明显。从此结束了一千多年古文的汉字形走势，开创了今后两千多年汉字的基本字形。这才是‘古文由此绝矣’的基本含义。具体说来如将一笔圆、椭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难写的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U形口，增为三笔的方形口；将两三笔的日、曰增为四笔的日、曰；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画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和蝌蚪弯分别增为三、两笔的弓、厶、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直笔的框；将一、二、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增为三和六画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笔画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而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是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
汉字文化论文篇9
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
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
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
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
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
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
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
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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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论文篇10
正文
随着课外阅读的兴起，小学起始阶段对汉字教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但是在与同仁的交流中，我发现更多的教师将精力放在如何采用各种办法让孩子海量识记生字，开展课内外阅读上，而对生字书写的正确与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虽然孩子机械记忆的能力较强，但是易记也易忘，回生率很高，伴随着识字量的增大，错字、别字大量增加，而且一旦写错，要想纠正往往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仍是收效甚微。因此一定要在教学生字伊始，就让孩子建立牢固正确的书写印象。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在阅读了一些心理书籍后，我发现要想让学生获取知识，就必须使教学内容与他们的心理特征相适应，将教学设计从“给出知识”转向“引起活动”，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因此，在汉字教学中，我采用了下列做法来提高孩子们识记汉字的正确性。
一、利用组块教学，提高识字效益。
美国心理学家米勒的组块概念认为，对信息进行组织，使其成为组块，会扩大该系统的容量。组块思想认为，越是把学习的材料组成组块，储存量就越大，提取的效果就越好。
依据汉字的理据性，我组织孩子对不同类型的汉字进行了不同的组块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汉字形声字中的部首、部件形成了汉字内部结构的系统性。以“青”为声符的字“清、情、晴、蜻、请”为例，韵母都是“ing”，属于由共同的声符为中心构成的系统，将之作为组块，对它们进行组织加工，他们就掌握了音、形、义。
“品、森、淼、磊、鑫”等品字结构的字，字形具有系统性，把它们作为一个大组块，在基础字的字义上加深程度便可轻易理解字义。
一些汉字往往因为某部分与别的字混淆而时常写错。在教学中，可以利用汉字的表义特征将之分解组块。例如“染”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孩子们经常把“九”写成“丸”，我在教学时把它分解为“氵(水)、木、九”三个组块，染东西要用“水”，染料的来源是草木，“九”表示要染很多回，这样就不易写错了。同样“熟”字教学时可将“丸”当作是锅中正煮着的肉丸来记。
这样依据汉字的系统性，以义符、声符、本义为中心把汉字组成一个字组，大大提高了识记效率。
二、提供记忆线索，加强感性认识。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大脑对于抽象记忆对象的记忆时间往往十分短暂，这也是孩子们识字回生率高的主要原因。让汉字教学的课堂活跃起来，根据生字设计活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能从多种方面提供记忆线索深化感性认识。
1、让身体动起来
心理实验表明：身体各个器官的充分调动有助于记忆的增强。利用这一规律，我在教学一些会意字时，常常请孩子们根据字形做出相关动作，在实际过程中让他们对生字进行积极的思维，帮助他们意义识记论文开题报告。如讲授“闻”时，请孩子站在门中，做出侧耳倾听的动作，表示“闻”的本义是听；讲授“看”时，让孩子把手放在眉毛上眼四望，表明上半部分是一只手，“目”是眼睛；教学“休”时，请一位同学靠在模拟的树干上，明白“停止、歇息”之意；讲授“解”时，通过演示“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解”就是用两把刀把牛拆成一块块，所以由“?”、“刀”、“用”、“牛”构成……在动动说说中，他们不仅很快记清了字形，同时也了解了这些字的本义，学会了拆字法，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2、让生字活起来
检索信息，要依据一定的记忆线索，它可以打开、激活有关记忆的痕迹，打通搜索通道。谜语短小精悍，趣味盎然，将它们与汉字教学相结合，可以让枯燥的识字变得生动有趣，对中、低年级的孩子而言，更易于被记忆库保留。
字谜从古有之，在孩子对字形结构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之后，我便将这一活动引入识字教学中，让形象生动的谜面，成为回忆生字形音义三要素最可靠的线索。
针对三年级孩子总将“碧”的“石”写成“王”的情况，我引用了自己孩提时接触过的谜语“王先生，白先生，坐在一块石头上”，使学生回忆起字形(下面是“石”不是“王”)的线索；书中“告”的谜语“一口咬掉牛尾巴”，字形(上面是“?”不是“牛”)的线索不但使学生在生动的认识中记住了这个字，也给了我这个教育者很大的启发：“向前一直去”，他们知道了“句”的写法；在“八九不离十”中，他们明白了“杂”字的组成……随着兴趣的调动，那一个个汉字在孩子们的眼中，变成了生动的谜语，智慧的火花即时闪现，遇到“明”，他们能编出“日月同辉”；看到“朝”，他们能想到“十月十日”……
3、让冗余信息多起来
信息论原理告诉我们，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一种是新信息，一种是冗余信息，其中新信息才是信息量，已掌握的知识就是冗余信息。在识记生字时，冗余信息越多，要学习的新内容就越少，就越容易学。在实际教学中，我采用了下列办法提高信息的冗余性，降低孩子们的识记难度。
1)创设情境：例如“疑”字，有“迟疑、犹豫”的意思，我创设了这样一个情景——一个战士在战场杀敌，他想：我该用“匕”首去刺杀敌人，还是用“箭”矢去射杀敌人，是用长“矛”穿透他们的胸膛呢，还是看形势不对干脆逃“走”呢? 有了生动的故事作为依托，孩子在识记和书写“疑”字时就轻而易举了。
2)编顺口溜：例如“嚷”——张开嘴巴乱嚷嚷，一点一横长，两口在中央，“衣”字没有点，一口水井当中放；“德”——“阿十和阿四，是对好朋友。两人很团结，做事一条心。”朗朗上口的歌谣小学语文教学论文，一下子就突破了这些生字的教学难点，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学会口诀后，孩子们在书写“嚷”时没人将撇遗失，书写“德”时再未有人将“四”下的短横漏掉。
孩子们很快掌握这种识字方法，甚至模仿编出了“司机讲话”——“词”，“山上的石头”——“岩”之类的口诀。我便让他们在课堂上互相交流，互做老师。一次，语文基础较差的张某在教大家识记“赢”时这样说：“我死亡都不怕，张开大嘴巴，吃掉了月亮，吃掉了贝壳，吃掉了凡人”。这一了不起的创新立刻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有时孩子编的儿歌、口诀十分牵强，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本身就是他们的再创造，正是在这种再创造中，孩子们的识字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对这个字的感性认识也更为深刻，能让他们更为持久的记住生字，理解含义，这不就是我们汉字教学的目的吗?
三、利用加工线索，辨析形近汉字。
汉字识记难在记字形，汉字的识记过程就是信息的储存和检索的过程。其中，加工和线索起着重要作用，认识心理学认为，任何一个事件的记忆，将随加工的增多而增进，加工愈充分，记忆效果愈好。识字时因形求义，建立音形义内在联系就是对汉字而深刻的加工，可以大大强化记忆。例如教学形近字“拨”、“拔”，在辨析时我结合“拨”的本义是“用手轻轻动”，对“拨”字进行加工，告诉孩子“拨”字留有一个小短撇，就是给别人拨弄的，而“拔”需要很大的力气，因此没有短撇，要使劲就得拉着右边的长撇。有了这种有意义的加工，学生可以马上在辨析时推论出正确的选择。
汉字文化论文篇11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并且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开创的，并且这个人是个业余爱好者，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是发生在8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史前史的研究有自己的规律，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掘与更新，各种不同的结论随时被改写是很正常的。“西来说”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命运。但不同的是，“西来说”这一可能牵涉到中国人情感的研究恰好碰到了上个世纪复杂的政治运动，反对“西方”在某些时候成为明确的政治任务，在谈“西”色变”的年代里，伴随着本身的局限与弱点“西来说”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这样不出人意外地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文明起源独立说”悄然成为“定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转晕了头的中国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经过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这样“定论”了。怎么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
应该说这个“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一回事。 在中国国内，任何大规模公开试探文明起源的行为都受到了这一“定论”的无形压制，或者说只能在这一前提之下才能探索，否则就被看作歪门邪道。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事实。我用米尺丈量了一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罗马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已经足可以换取新疆人跑到中东的任何地区了。
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个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认为这一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恰好是“老材料上的假说坍毁”的时候到了，因为从“西来说”被否定的30多年前到今天积累已经够多了。当然，首先要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他们许多人立场上依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说”，但他们小心翼翼故意避开给“西来说”可能支持的材料还是给我找到了“西来说”的一些准确数据，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人种方面几乎都避而不谈。
二.两个分期分层
我认为中国史前史阶段大致分层为6、7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约4000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这两个大的阶段，之所以集中说这两个阶段是因为他们的特征明显，其他的暂且不提。他们两者之间衔接在4千年前左右这个时间。又由于他们本身来源于一个大的文明系统——中东，所以可以说衔接得严丝合缝，几乎难解难分。偶尔甚至会有人说，他们有直接的承续关系。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以半坡的双鱼为主。其发展区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发展态势明显由西向东南倾斜，其来源通道可以考虑从新疆进入，也可以考虑从南亚跨越青藏高原进入青海。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非常发达。双鱼崇拜很可能来自天文上的双鱼座崇拜。双鱼星座与春分这个节气有密切的联系。
仰韶时期的文字符号主要应考虑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与楔型文字，其主要依据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号。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点之外，其主要特征还有许多圆点符号的排列，中国的几种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黑红圆点排列，以及麻将上面的“筒牌”符号等都可以考虑为其某种继承。一个应该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是，牌九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传统里才存在的古老赌具其实今天在距离两河很近的阿拉伯半岛地区的民间依然存在，比如也门这个国家。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继承来的，其他方面可以参考古埃及的情形。以陕西的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以及三角形演化而来的形状，应该着重对比两河流域后期的楔型文字——它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当然了，由于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状，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现的大量三角形是对于双鱼座这一天文星象的两重描绘而已。三角、六角都是双鱼座的符号，双鱼座还经常抽象为类似“h”的形状以表示“西鱼”与“北鱼”之间的联系，这一图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对应（配图）。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据说发现中国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话对他们做出族源追溯或许会有些意外收获呢。许多专家曾经对彩陶上的符号做出过“鱼”与“三角符号”之间的过渡渐变关系，我也认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莱人，全部遵循了这一传统。以前在正统的历史读本里畅行的“中国的万字符号来自佛教”的“定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万字符号，它是太阳崇拜的痕迹，中国上古时期不仅有“万字”，而且有太阳符号的其他各种变体。这一崇拜不仅出现于中国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于中国的夏商周。
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显然有别于仰韶文化，其特点为善青铜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们所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国家的特点。中东的两河流域尽管在大约5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青铜，但是由于缺石的这个地理特征遏止了他们玉石以及青铜的工艺发展，陶器反而成为其专功首善，这一点也符号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他们两个地区的陶器如此相象，从造型到颜色再到花纹无一不是如出一个娘胎。夏商周尽管也有龙山文化的陶器，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与仰韶文化不一个特点，并且在制陶方面不如仰韶文化发达。从殷墟发掘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 （也就是彩陶），并且纹饰也截然不同。夏商周的发源地应着重考虑北非一带，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点尽管不排除与仰韶人一样从西部而来的可能，因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经说明了这样的可能。但是同样有一个可能不能忽视，例如殷人很可能就来自海上，并且是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夏人发难。也有可能夏从西部进入，后来夏商东西汇合于中原。许多专家提到中国境内的几个文化层之间关系犹如“叔侄关系”，既统一又有区别，这个特点可以从中东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读解中得到启示，尤其是拙作《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写的不是历史的确切再现，但是那种复杂关系已经给中国境内文化的复杂联系做出了合适的类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号明显呈现出与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阳崇拜同样外，牛、羊、猛兽、鸟、蛇是古埃及与夏商周两地共同敬仰的神灵。
假如说后世12星座的起源与流行代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力的话，那么以双鱼为代表的这个12个星座系统很可能在中国的三代时期转化为了12属相。假如事实如此，说明了中东南部地区的埃及文化在中国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在中国地区的文明转化也符合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两河流域从大约4000年前后将最强大的文明古国让位于古埃及。两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术。其操作符号与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称座、天蝎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双鱼座（2月20-3月20日）。中国的12属相则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一转变标志着具有辉煌天文历史的两河流域文明在中国的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另外，这12属相清一色陆地动物（包括两栖动物如蛇、龙）；双鱼、宝瓶等标志着两河的符号彻底从主流社会消退，中国人从夏商周开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样重视天空的精彩。其实，这可能还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抛弃说明大规模的人类全球迁徙活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国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绪。以上两个系统的特点在仰韶文化与三代时期各有表现，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礼器的雕刻符号，多与天文和信仰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八迁”至河南腹地的商朝与临海的山东之间有着种种的神秘联系。“东夷”之“夷”尤可怀疑与“埃及”之“egypt”的可疑联系。同时，戎、狄、蛮、夷中的其他三者当也与族源有莫大关系。甚至我们是否可以将这四个中国古代的民族划分与今天大家熟知的人种划分粗略对应呢？假如夷是黄种蒙古人，狄是白人，戎是红人，则蛮可以是黑人。当然这个划分是很主观的，但是古代民族的区别一定主要与人种有关，所以也是可以从这些方面做些考虑的。戎人与夏的联系只能说明他们可能西来的通道，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与商人之间有截然不同的族源联系。一般认为“夷”字“从弓”，我倒是认为可疑解释为“从蛇”。无论在古埃及还是中国古代，都有蛇缠人或蛇缠绕太阳的图案，皆此谓也。“东夷”为“东方人”是来到中原之后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但是还有一个可能，这些人当初曾经在大约3900年前后其祖上曾经到达美洲，后来部分人不知出于何故重新回到中国并落脚在山东这里，所以他们看起来也符合“东夷”的含义。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夏商周整体上最终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友谊还是战争，总之，中国人就在这两重文明之上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样，不是全部照搬，而是逐渐的接纳整合的一个过程，最后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色彩的独特文明体系。可以说他们有继承，也有在中国本土的自生独创。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一个过程。
三.文字的产生过程
两河流域到红海沿岸甚至地中海东部地区，他们皆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之中，相互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一般认为古埃及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所以在中国境内发现仰韶文化与夏商周之间有文化联系是很正常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承认他们之间确实也是有区别的，这才构成意义。同时夏商周之间尽管有更进一步的族源联系，但是参考《向东向东再向东》的分解模式不难看出，这几个家族本来属于一个大的家族，后来又分化为几个小的家族，他们之间有着一些扯不清的恩恩怨怨，再牵涉到时间的先后，他们也有一定的差别和对立是可以理解的。
从现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关联（图，彩陶一，楔行文字数一）。但是大多数的符号都应该看作一种文字或者符号的艺术化处理或变体，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鱼的图腾大量出现说明了这支文明不属于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两河流域文明，因为古埃及文化里面少见鱼崇拜（但是犹太文化里却未必没有鱼崇拜）。我曾经一直为中国西部流行的双鱼崇拜找不到根据，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绍两河楔型文字的美国英文网站，在他们的首页上赫然画着巴比伦人手提双鱼的画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没有根据，这个网站不会挑选双鱼作为两河人的首要标志。（附图）
（图解说）九大星辰在占星术中的表现符号。以上的顺序为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下行为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不难看出他们与象形文字的联系。日、月位居其中，而不是严格按照九大行星的排列，说明了这个观察体系的“古老”，月亮这颗卫星因其明亮程度被排列在第二位显然更能说明其系统的原始性。占星术的源头就在两河流域，目前可以找到大约4000年前的这方面证据，发达的天文学是其理论基础。
上古时期希腊地区与中国地区陶瓷上面的花纹装饰不同，说明了他们上的某些区别。在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宗教大多都反对偶像崇拜，不允许动物与人类作为装饰出现在他们的物品上，所以他们的艺术家只有在植物以及几何图案方面得以发展。我想这些宗教思维在远古时代就应该在一些部族中间多少存在，他们也影响了来到中国的人们，使其主要的器皿上避免了动物的出现，而只是具有线条与几何图案。然而由于偏于一端，这些陶艺家使这些几何图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见到这些作品也为他们的精美几何图案叹为观止。我说的这些陶器很明显是指以青海、甘肃南部为代表的大约4000年前的彩陶文化。人们常常在惊讶于那些图案精美的同时也突然会问：这些心灵手巧的工匠们为什么不去描绘动物与人呢？今天阿拉伯人主要信仰的伊斯兰教依然恪守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叶子的习惯，他们拒绝任何偶像崇拜，拒绝让动物出现于他们的物品以及建筑上面。但是集中在陕西半坡的陶盆人面鱼纹似乎是个例外，不过后来动物图案的减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禁止，逐渐就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图案了。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域上的差异，比如半坡与甘青两地由于地理上的跨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从考古发现的符号上看主要是“眼睛”与一些类似于腓尼基字母的符号。“眼睛”符号的传说主要流行于古埃及一带，比较著名的有两条线索，其一为哈特尔女神，他是太阳神的眼睛，同时她还常常表现为一头母牛；另外一个眼睛神话来自哈特尔的丈夫：何露斯——他在与叔叔的殊死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神话。这两个有关眼睛的神话对于古埃及都影响深远，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使用是把眼睛符号作护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都认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间的再现。这个文化特征还连带解决了三星堆遗址的源流问题，因为那里也出现了大量的“眼睛”符号，所以说，无论三星堆来源于山东还是来源于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应该在中东。
夏文化无论从器物造型与质地上还是从其他的一些痕迹来看，都应当与商有更多联系。但是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接近却也让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采用过同一种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与“三代文明”的一个明显过度，夏的文字符号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特点，而不仅仅是腓尼基字母。夏的两者特色兼具似乎让我们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最为合适。用《向东》一书里的“夏甲”最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但是由于“夏甲”本人是埃及人这一特点，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兼有几种文化的特色。但总的来看，夏更多倾向于“三代”的共同特点。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并且不同地区的人们同时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我们今天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其实腓尼基字母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不过我认为腓尼基人最终将这种文字发展成熟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疑问的仅只是这些字母到底起源于哪里。
中国区域内至今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体系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区域内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落后时期，中东数个地区产生文字其实都与他们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莱这个民族也发展出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说明他们曾经有着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应该超过商朝。当然勉强也可以说从半坡时期就开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号都可以称作中国汉字的起源与雏形。但也不能超过5000千年，定在4000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汉字文化论文篇12
(二)招贴设计中汉字的异化
广告招贴有简洁、更新快、易制作的特点，是一种有效的广告形式。其形式多变生动活泼，为了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易于记忆往往图文并茂言简意赅。汉字的演进史为招贴设计提供了多样化的灵感，把汉字作为素材应用于招贴设计中可以使主题直观、明了、有力度，而巧妙运用汉字资源构思独到的招贴设计让人印象更为深刻。汉字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象形文字，每个字都像一幅深邃而有内涵的图画，即使不熟悉汉字的人也可以从字的形态上解读字意。《互动》是靳埭强先生为上海平面设计专业委员会设计的主题招贴，设计极其简洁，采用了“互”字作为设计元素对其字进行变异，意在表现当代人与人间的沟通关系。设计者采用水墨的表现手法，通过墨色浓淡变化，空间的虚实结合表现出清淡典雅的格调。“互”字本身就有互动的意思，设计者通过客观事物与人之间的结合形成一种默契，醒目突出了所要表现的内容。汉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虽然经历了从繁杂到规范化，但文字结构依然符合图案审美的构成原则。汉字以象形、图形为基础在韩家英的设计语言中更为直指人心，不细腻不粗糙，黑白两色创造的汉字解构再重建、元素替代等，建立了《天涯》的独特形象。韩家英的作品在平和中叙述了东方中庸之道给人的强大力量，汉字通过异化作为新鲜的血液注入到现代设计作品中，对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传达有着重要的影响。把汉字作为平面设计中的重要元素作为设计中的主体，既能表达汉字自身的魅力与特点同时又能明确阐述设计的主题。极为丰富、多姿多彩的汉字资源使得海报的设计画面感更完整、内容更丰富、拥有更多的表现形式。
汉字文化论文篇13
汉字源自原始图画,然后一脉相承的发展下来,其历史没有中断过;西方字母文字也是源自原始图画,不过它的历史是反复被打断过的,它在不同的民族间经过了多次的转借。
原始图画有三重属性:美学的、宗教的和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符号属性。就造字机制而言,汉字是取向或取像于物,与事物和现实一致;而英语为代表的字母文字则是取向,或取像于语音,而不是取像于物或现实,所以汉字形象,而字母文字相对而言不如汉字形象和直观。
二、汉语的语法适应形象思维与直观表达事物,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的语法长于抽象、理性思维
(一)汉英词类和词性对比
汉语的词类无形态标记,常有异类同形现象,如动词、名词、形容词同形现象。譬如:汉语的“思想”、“证明”就是动词和名词同形,而英语单词 think和thought,proof和prove是异类异形词;还有就是汉语里面的“美丽”是名词和形容词同形,而在英语里面,beauty和beautiful是异类异形词。
汉语没有英语等印欧语言的系统的曲折手段以表达性、数、格、时、体、态等语法范畴,汉语表达这些语法常用词汇手段较为直接的表达。语言的使用者是知道汉语的词性的,但并不用语言形式标记出来;接受语言信息的人要确定相关词语的词性也无语言形式可依,而必须取决于相关词语所表示的现实事物,表动作则为动词,表事物则为名词。这说明言说者使用汉语词语的时候不用语言形式标记对事物或动作的属性进行分析,只要能反映出有关事物或动作即可;而信息接受者也不依赖词语形式去寻求关于描写对象的属性的判断,而转向言外求之。比如,汉语句子“他不是过的他了。”可以翻译成 He is no longer what he was。最典型的例证是汉语的他、她和它与相对应的英语里面的he, she, it。比如,汉语句子“昨天下午,他去济南。”可以翻译成 Tomorrow afternoon, he is going to Jinan。还有英语用介词词组的情况,汉语中常用动词。比如,
他用筷子吃饭。 He eats with chopsticks.
他骑车去的。 He went by bike.
那个穿红衣服的是他的妹妹。 That girl in red is his sister.
与介词词组比较而言,动词词组是对现实中动作的直接的反应。
(二)汉语的意合与英语的形合
汉语的主要句法手段是词序,其复句不长于用英语那样的句法手段表示出小句间的逻辑关系,甚至词汇手段也常常省略,结果是汉语里有很多流水句。这种句法特点,言之,即:隐而不显;而英语这样的语言则有系统的关系代词与副词,并且有主从句、分词短语、不定式短语几种不同手段把不同动作和小句间的主次与层级关系用准确的语言形式手段表示出来。即汉语属意合语法,而英语所代表的印欧语法属于形合语法,比如:
风大,不能开船。It is too windy, so we cannot set sail.
他来,我就走。If he comes, I will go.
他不给你钱,我给。If he does not give you money, I will give.
(三)汉、英语的文字与语法对语言运用中涉及的逻辑分析处理方式不同
汉语因汉字和汉语的语法、句法的影响形成了长于直接、直观描写的特点,对语言运用过程中对现实事物所作的分析、所采取的态度则是经过逻辑分析,但不反映逻辑分析。
据思维规律,关于事物的本质或事物间关系的认识往往是逻辑分析或理性认识的对象和结果。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汉语不倾向于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的关系较直接地表达出来。换言之,这就是不把逻辑分析的结果展现于语言的表层,而把它当作一个过程和手段,其目的是使对事物的描写更直接、更直观、更接近事物本身。英语与汉语相反,英语不但描写事物,而且还借助一定的语法手段将对事物间关系的分析描写出来。这种分析实际上也是抽象的逻辑分析。这样,在英语句法中,抽象的逻辑分析就不仅是一个过程而是借助于曲折变化、复合句句法结构等语法手段在句法结构上有所表现。因此,英语语法与对事物的逻辑分析有一定的一致性。英语这样语言的文字不长于直观描写现实事物,恰恰相反,字母文字与汉字相比具有较大的抽象性,而其语法长于在描写现实事物的同时也把言说者对现实事物间的关系的分析也用语言手段表达出来。
三、汉字、汉语与字母文字,西方语言与中西文化的关系
(一)中西文字、汉语与中西思维方式的关系
汉字汉语语法长于直观表达事物,长于以形表意,立像以表意。这正适合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而汉语的不重视或不长于传达对事物的逻辑分析的语法特点则对应中国人不长于逻辑分析和理性思维的特点,或者汉语的语法特点与该思维特点具有相适应性。
字母文字与汉字相比具有较大的抽象性,与西方人的抽象思维具有不谋而合的适应性。而西方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言的语法长于对语言运用过程中所涉及的逻辑分析的表征,故有利于养成、促进,并且也适应逻辑分析和理性抽象的思维。所以,可以说汉字、汉语语法应当说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行程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而字母文字与英语所代表的的印欧语法则对西方的重理性和注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应当是产生过影响。
(二)中西文字、语言与中西文学的关系
汉字注重立像以表意,所以中国人注重类比、类推思维,这导致了中国文学对比兴的偏爱。重立像以表意也导致了作为专门的题材的蒙太奇、山水画式的山水诗。而汉语语法的不长于表征逻辑分析而倾向于直观描写的特点也导致了中国文学相对较晚才学习和注意对心理的描写。西方的心理描写出现早,数量多,抒情诗多。
(三)中西文字、语言与中西方哲学的关系
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述而不作”的传统与汉语重直观再现,倾向于立像以表意、重类比思维关系密切。因为这种语言习惯,汉语形成了习惯以形象表达抽象的习惯。中国哲学家的深邃边界之后,哲学家将重新回到激发起哲学思考的原初之物,事物的意象,不外乎天地人阴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