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论文实用13篇

日本文化论文篇1

“徐福东渡”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徐福东渡，给当时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落后的日本带去了象征文明的火种。从那一刻起中国的文化之火一直燃烧在日本的土地上，经久不息，直到现在。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日本开始派遣大量的遣唐使进驻长安，学习中国的政治、经历、文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这标志着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进入了高峰。公元64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结束了奴隶制度在日本岛内的统治，建立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核的集权主义统治。至此，儒家思想系统且全面地植入了日本文化的血液之中，改变了日本人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对日本后来的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日本近代文化，植根于日本的古代文化，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发展和改变。近代日本主要指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期间发生过亡人数达13万人关东大地震、全国性金融危机、广岛市和长崎市被投下两枚原子弹，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日本经历了内忧外患，经济崩溃，失业攀升，国债与赤字庞大，加上奥姆真理教发动的一系列恐怖攻击与阪神大地震使得日本整个社会陷入不安。

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日本近代文化领域所呈现的，都是灰暗、绝望、无助的意味。包括道德观念、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各个领域，同充斥着腐朽的，极端的，令人不能喘息的压抑的气息。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是日本道德观念中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的观众经常会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电影中看到日本军人穷途末路是用刀剖腹自杀的镜头。这种武士制度在日本有着很长的历史，武士以上阵杀敌、忠于上级为荣，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指令、在失败时剖腹自杀谢罪历来是日本武士的传统。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知道这一思想的根源来自我国儒家思想中的“忠君爱国”。但日本人应为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加之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的大肆蔓延，将这一思想发展的过于极端，过于偏激，过于彻底。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男孩，自小就接受“忠诚”、“仁义”、“孝顺”等方面的教育。对于天皇，他们保持绝对的崇拜和忠诚，对于自身的任务，他们坚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不能完成天皇使命的时候，他们认为是巨大的耻辱，只能选择以死谢罪。这种残酷的武士道文化，让在近代日本文化中发展到高峰。不仅仅在战争过程中屡见不鲜，在日本大众的生活中也处处都能体现，甚至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中，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极度好战、极度严谨、极度程式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

近代日本的文化艺术方面也呈现出决绝、黑暗的一面。日本近代文学家二叶亭四迷在坪内文学理论的影响之下，写出了文学理论著作《小说总论》并通过他的长篇小说《浮云》喊出了近代小说的第一声。这部小说中不仅以写实主义手段表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矛盾、内心的苦痛，而且对于腐败的官场、压抑人的现实、丑恶的人性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暴露，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日本式的“多余的人”的形象。该小说有很强的时代性，但同时又具有着发放的眼光，小说对于人性的刻画入木三分，让人忍俊不禁。

日本近代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的作品就明显的带有这一时代的特质。他的成名作《心》就是通过描写一名“先生”的孤独无助、内心挣扎以及最后的自决，来表现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空虚及揭示人心的叵测与善变。整篇小说的基调非常阴郁，带着让人挥之不去的惨淡和无奈。最后“先生”以自杀来结束所有的罪孽和自己内心的折磨。这非常符合近代日本的思想情结。如果你经常阅读日本的文艺作品你就会发现，自杀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出现率特别高，相爱的极致是双双殉情，作恶的结局是负罪自杀，梦想破灭的对策也是自杀明志等等，这就是日本文学的独特之处。甚至有人总结到日本小说里如果没有了自杀的情节就不属于日本文学了。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有着自杀情结的民族。这个情结根源于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自杀是谢罪的最好方法，自杀是无上光荣的。这种思想文化在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淋漓尽致。

说到自杀，我有想到了日本的另一位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这次的自杀不仅发生在文学作品中，更是蔓延到了作家本人身上。作家芥川龙之介在盛年服用安眠药自杀。芥川的创作突出了人在正义感和利己主义之间摇摆的心理。他用虚无的目光，凝视无可救药的人性恶的一面，着反映了作者对人性本质的绝望。有人说，芥川后来自杀，就是他无法再用写作技巧来处理这种绝望的人生观了。从文学作品，到作家本人，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近代日本的文学领域可谓是对人性、对世界绝望的控诉，对生活、对未来无论的辩驳。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寄托着无数民众对生活、对人性的无奈与彷徨。这样的极致黑暗将预示着曙光的来临，这样的无奈将汇聚成更大的希望。

近代日本的哲学领域有着较大的突破，受到战争的挫败和经济崩盘的打击，近代的日本哲学家开始从东西文化的对比中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要使资本主义现代化路线得以贯彻，就必须放弃自己坚持数年的虚学，而逐步发展为实学。就是要冲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虚学中抽离，转让西方实用主义的实学。这是已成哲学思想的革命，也是日本近代文化领域的一个重大变革。

日本文化论文篇2

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就此指出：“从《海国兵谈》②起，已经萌生了所有的日本人，无论贵贱上下都应当防卫日本的思想。这种全民族‘防卫日本的思想’和至日本明治维新前一切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思想，以及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排外、攘夷行动③，其所表现的民族意识都是前近代民族意识，是一种自然属性居多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是保持原来的自我，维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日本民族拥有止于至善的特有精神和善于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内质心理，这促使他们不断积极进取，积极学习外部先进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发展中，他们不忌讳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更不嫌弃自己的历史贫乏，先拜中国为师，后结欧美为友，主动走出去，虚心请回来，如饥似渴地汲取异国疆域的优秀文化，修补自身文明的鄙陋。岩仓使节团④“任务书”这样写道：“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俗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木户孝允⑤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得到的结论是：日本人“与今日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而已”，因此提出抓民智，“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更为论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其国民性的活动半径，日本要按做‘世界公民’的要求来培养国民，教育后代。”日本引进先进文化，常常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这种精神是促使日本成功的力量源泉。

危机意识对于一个民族既是一种生命力，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于战后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户川猪佐武认为：“美国所带来的所有物质文明，都使他们（日本人）一味惊异，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们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与相当先进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种要超赶美国的热情和使命感。”日本在有强大压力的情由下，常把压力变成为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积极进取并超越危机，他们敢于同舟共济，身居列岛而放眼世界，哪里有他们的利益，哪里也就变成了他们的“国土”。

日本对外咄咄逼人，以其进攻获取安全。但一旦越“界”，日本独特的危机意识便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就会走向其相反的路途。以邻为壑，这样的危机意识至今仍在促使日本对邻国的快速发展而忧心忡忡。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构筑“对华包围圈”，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集团意识与和谐

日本人对群体、对集团具有一种强烈的的归属感，他们都有自己的“集团”。只有置身于这样一个集团或潮流中，将自己全部融入到集团里，日本人才会觉得找到了自我位置与价值，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日本集团意识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可耕面积稀少，地震灾害频发，日本人不得不依靠团队的力量来对抗恶劣的环境；而以种水稻为主的稻作文化圈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横向结合的村落共同生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观念。

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指出：日本所处的社会观点认为，社会并非个人竞争的场所，而是一个队与另一个队竞争的集体竞争的地方。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以及他们对公司的献身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员工之间的竞争则不被看重。这些组成了日本工业的“国家队”的公司雇员们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团结的整体去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但它并不产生个人之间的竞争，个人要在集团竞争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日本人对集团的献身精神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工作热情高涨乃至达到狂热的程度，是当代集团意识最明显的表现。

日本也崇尚极强的个性，信守“个人发达”，但这种个性往往需要与集体联系在一起，建立在集体观念之上。美国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强调集体的倾向。”在日本，为了进一步强化集体意识、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内部强调“和亲一致、以和为贵、让而不争”的和谐理念，提倡奋斗，把集体作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尽量融合感情，减少摩擦，避免内耗，协作共奋，做到“使整体力量大于部分力量之和”。日本企业提倡在内部“让而不争”是为了形成一个战斗集体，但在外边则是“争而不让，争而必胜”。中根千枝认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在于国民的服从性极强，这种意识的根源就是来自集体主义。

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牢不可破的文化心理模式，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财富，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赢得日本崛起。但日本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的负面影响也加剧了岛国日本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导致了日本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化，对于日本与国际间的正常友好交往十分不利。

等级文化与忠诚

日本社会为纵向社会结构，等级制度相当严密。由于等级文化对权威和秩序的尊重，造成等级制度下日本国民基本安分守己。在日本的家庭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领域，也都有十分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中根千枝强调日本等级文化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出序列；二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

只有严格遵守和维护等级制度，日本人才会感到安全，有了这种安全感日本人就会埋头于工作事业。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认为：“日本人在生活中的一个传统是寻求某个富有而有影响的庇护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某个强大国家的有意义的保证，正如人们渴望雇主、政治上的良师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样。”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一直在寻求与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盟的这一等级文化思想。正如同吉田茂所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正年间国运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对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也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日本民族国家观念极强，人际关系强调“和谐”。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稳定的等级体系，并将它演绎成为一种对忠诚的信仰。日本人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区别对待事物与他人。

战后，尽管日本人的权威意识与等级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天皇也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但传统的等级文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在日本人看来，等级文化得惠于恩情伦理观念维持，一旦受恩于人就应对其人负有“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日本人报答天皇之恩称为“忠”，报答父母之恩称为“孝”，当“忠孝”不能两全之时，以往的日本人会先对天皇尽忠，而后杀身尽孝，在他们看来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日本，“恩”与“忠”紧密相连，日本人将忠诚、孝顺和对长者的义务相结合，塑造了日本人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调节权威、血缘纽带和各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日本人认为，沟通好感情，协调好人脉，也就弥合了社会之间的空隙，便可激发人们献身集体，报效国家的感情。

忠于公司、献身事业、与自己所在的集体共患难、忠诚报国，这已成为日本企业精神的重要内容。这种力量引导日本重建家园，振兴经济，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使日本在短期内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由于等级文化的影响，也使日本养成了常以国家位置和等级的眼光处理国际关系，常常助长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与不公平，进一步导致了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大国思想与奋起

日本国际政治学泰斗高坂正尧在其《吉田茂》一书中有论：战后造就日本经济崛起的吉田茂路线只是日本实现“强国目标”的一个手段，不是不要军事，而是在特殊状况下的“韩信胯下之辱”，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唯一目标，就是让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的“一等国家”。

日本在各方面对其大国地位积极主动的追求是与其大国思想的战略密不可分的。例如日本曾在美国黑船胁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不得不开放门户，后到打赢日俄战争实现崛起，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侵入朝鲜和中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火。又如日本从二战落败后被美军占领，后又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

对于日本的两度失败而又两度崛起，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认为：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奋刻苦和善于模仿等因素外，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大国思想，为实现该目的而在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以求能达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当时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机制的文化。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⑥中对此亦有所描述：“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西方）的新鲜事物，这好比烈火突然接触到冷水一般，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须要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的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越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日本的大国思想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文化密切相连。撰写于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最早汇总了流传已久的“神国”思想。据戴季陶《日本论》所写：“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日本这种国体论又通过神化“万世一系”的天皇来达到表述至上的观念，使“日本人将对于种族、文化、国家的感情融为一体，对于本国及其传统文化怀有强烈的优越意识”。日本的神国思想为日本近代的崛起史提供了独特的巨大的精神储备。

近代，日本大国思想越发强烈，极力宣传扩张有理，他们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⑦、“并八纮为一宇”⑧、“世上无人类，唯有国民”，认为日本国民作为扩张之国民，最具有恰当之资格，从而畸变为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日本的这种民族主义常与一些邪恶信念紧密结合，一旦产生盲动，就会鬼使神差地爆发出可怕的野蛮行为，这种力量足以把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推向灭顶深渊。战后，日本为满足大国的面子，一再固守其耻感文化，回避正视二战中的历史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还影响到日本的对外关系以及其战后转型。

【注释】

①这里是相对于自给自足的自我中心主义、优越安定的心理状态而言的，是生存受到威胁而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

②日本著名海防论者林子平于日本宽政5年（1791年）写成，其强调海防是日本全民族的任务。

③幕末时期的反幕政治运动。江户末期反对与外国通商、主张击退外国的一种封建排外思想。“尊王论”与“攘夷论”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但幕末幕藩体制矛盾的激化和因外国压迫而引起的对外危机，使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幕末政治运动的一大潮流。

④岩仓使节团明治4年（1872年）自横滨出发，访问美国后转赴欧洲，于明治6年（1874年）返回日本。其主要目的是：访问各缔约国，向各国元首送呈国书；针对江户时代后期（1854年以后）日本政府与各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为修正条约进行预先的交涉工作；探勘、考察西洋文明。

⑤木户孝允在日本幕末明治初年的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其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⑥《文明论概略》是福泽谕吉凝聚了其一生思想的精髓，其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福泽特别指出，文明不仅是指物质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并强调了“智”与“德”的重要性，认为一国文明程度之高低，完全可以用人民的“智”、“德”水准来衡量，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智慧和道德水准。福泽通过对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来源和特点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西洋文明先进，日本文明落后，并指出“权力偏重”是日本社会风气的主要表现，这是导致自由空气稀薄的主要原因。福泽认为，文明既然有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先进文明总要压制落后文明，故而力主日本文明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并赶超之，才能达到国家富强，自由和独立。该书福泽并没有把欧美国家看作文明发展的顶点，而是指出文明的进步，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不能以西洋文明为满足。

日本文化论文篇3

随着日本动漫画事业的发展，“可爱”一词已经成为日语的外来语，受日本“可爱文化”的影响，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世界各地，“可爱商品”特别流行。为什么会有此现象，其原因何在，日本人为何如此推崇可爱？下面就日语里 “可爱”的真正含义，使用“可爱”的文化背景，“可爱文化”的利弊等进行探讨和诠释。

二、日语里可爱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1.日语里可爱的含义

日语里的「可愛い含有可爱的，心爱的，讨人喜欢的，小巧玲珑的，宝贵的，小型的等含义。即平常用中文音译过来的“卡娃伊”，这是日本女性特有的感叹用语。日语的“可爱”和汉语中的“可爱”一词的意思及使用场景不同。也就是说日本人对“可爱”一词的理解有深刻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在中国，只有小孩儿才会被人称为“可爱”，成人被人称为“可爱”是有嘲讽的意思的。“单纯得可爱”，“傻得可爱”等等。

日本人称人“可爱”的时候，不考虑年龄因素。年纪大了以后，想成为“可爱的老奶奶，可爱的老爷爷”。意思是老年以后不想变成古板无聊的老人，想成为讨人喜欢的、随和的老奶奶、老爷爷。的确，朝气蓬勃、待人亲切的老奶奶、老爷爷很可爱。用汉语理解就是很值得人喜爱、爱戴。日语中有这样一个对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使用的赞美的词句“可爱”，用起来的确方便。

2.可爱的起源

日本人对「可愛い（卡哇伊）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期。平安时期有名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在当时就指出了：“凡是细小的都可爱”，而且在作品《可爱的东西》里不断以稚趣作为说明的例子：“三岁左右的幼儿急忙地爬了起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给他很细致地发现了。他用很可爱的小指头撮起来给大人看，实在是很可爱的。留着沙弥发的幼儿，头发披到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是微微地侧着头去看东西，也是很可爱的。”如上所述，日本传统美学观念中对“可爱”的鉴定，早已包含及孕育出对细小及童稚的“可爱”意识。

当今的日本人追求可爱，与其说是时尚潮流，不如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审美观和社会文化。日本传统美学崇尚谦逊、纤弱和童真。而可爱的服装和装饰品普遍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柔和，恰好是日本传统美学概念的最好诠释。

3.可爱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日本高中女生和年轻白领女性是追逐可爱物品的主要群体，对她们来说，可爱是一种确认自我的工具。她们中的大多数喜欢和别人一样的打扮，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希望拥有。即使本人愿意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往往由于都去搜寻杂志上刊登的衣服、饰品，模仿上面的发型，最终大家都趋于雷同。在近似的审美倾向的指引下，她们一旦发现可爱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共鸣，朋友之间就确认对方和自己是同类型的人，获得一种归属感。近年，日本年轻女性频繁使用的可爱一词，除“小巧而值得喜爱”的原意外，还有“好”、“满意”等含义，另外还可以表现对动漫或游戏等各种媒体中某一对象的倾倒、执著之情。

日本女性喜欢被可爱的事物包围，渴望使自己变得可爱，这与日本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男尊女卑”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爱的女性往往看起来是柔弱无助的，能够更清晰地反衬出男性的主导地位。

另外，可爱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卷入了可爱风潮，他们喜欢给人可爱感觉的流行服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部分女性的可爱是外界强加给她们的之外，更多的人是积极地选择了可爱的风格。这时的可爱可以说是反抗日本社会规则的武器和策略，尽管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日本社会规矩繁多，上下级关系严格，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大、责任重。于是，一些成年人不自觉地接受了可爱风格，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比起成长为社会人，他们宁可继续当一个孩子。即使是公司要求统一穿套装，他们也会在手机上粘贴可爱的贴纸，或在挎包上挂个小毛绒玩具。当然，也有人出于一定的目的而求助于可爱风格。一般来说，可爱的下属容易得到上司的喜爱，同时，上司也不会把可爱的下属视为威胁，这样上下级关系就变得比较融洽。

三、日本人推崇可爱的具体表现

1.孕育“可爱商品”的经济效应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动漫、影视和电玩产品，于1992至2002年间增加了300%，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出口产业。如今，美国规模较大的录像带出租店都有日本动漫专区，日本动画更是在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竞相播放。

日本文化论文篇4

（三）尊强践弱的文化认知公元前3世纪左右，秦始皇和汉武帝相继建立了中国封建政权，有了统一的文化，同期的日本则刚刚进入只有口语和刻图记事的奴隶社会。随着海上线路的打通，接触到比自己先进整整一个社会形态的域外文明，日本曾经对中国心悦诚服。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日本发起了大规模借鉴中国文化的“大化革新”运动。1868年8月27日（阴历），日本第122代天皇睦仁即位，改年号“庆应”为“明治”，也是循中国《易经》“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的命名。唯强是从的日本“师无常师”，永远“与强者搭车”，只认当下的实力，不记往昔的历史。“9.11事件”的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曾公然声称：“由支那方面开始说起的所谓日本同支那的关系是‘一衣带水’啦，‘同文同种’啦……只能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他说：“我们确实在使用汉字，但正因为我们民族只用汉字无法表达感情，我们才独自地创造出了两种假名。”他有意回避假名也并非原始的创造，而是有了隋唐时代日本使者漂洋过海的学习，才有了由汉字草书简化的平假名，和根据汉字部首偏旁凝炼造出的片假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70周年纪念日上，石原慎太郎竟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真是很混蛋的事。”2012年2月24日，石原不仅肆意否认南京大屠杀，还叫嚣“不惜与中国一战”“敢来就砍！”

（四）杀戮之道的精神支撑日本人奉天皇为“神”，并将“武士道”精神作为教育的规范，军队不称国军而称“皇军”，为发动侵略战争作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准备。[8]1937年11月底至12月10日，日军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相约进行“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的竞赛，演绎了二战中著名的“百人斩（ひゃくにんぎり）”。在二战末期，日本按照“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的要求，组建了飞机单程仅42公里的神风特攻队专门从事自杀式攻击。这支特攻队队员平均年龄17岁，“魂归靖国”成为他们狂热的追求。切腹是世上最野蛮、最残酷、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杀方法之一。切腹者八成以上手法不准，不能立即死去，在切腹者无法咽气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助手帮忙，才能让切腹者断气。如此残忍的习俗，在日本却世代盛行。以杀戮为精神支撑的小岛文化，使当代日本政客把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视为自豪的历史和传统。2013年4月27日，首相安倍晋三在千叶市身穿迷彩军服、头戴钢盔登上战车宣示思战情结，次日在日本官方纪念“恢复日”活动上举双臂高呼“天皇陛下万岁！”

（五）国民性的多元分化李天道教授指出，民族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和同一个人生存活动的不同方面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而存在……它是具体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共时的，与时俱进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10]“不同的文化熏陶和底蕴，影响各有差异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不同的性格，塑造出不同的国民性。”[11]武士道精神赋予了军国主义好战的特性，冶就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式。但是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性，即不是线性的而是多因的有概率的决定论。正如草原文化既能养育出成吉思汗那样的钢铁汉子，也能培育出柔情似水的牧羊姑娘，军国主义思想虽然强占了日本，却不能灭绝大多数日本人民善良的本质。在日本民族中，从来不乏和平的追求。199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以“杖莫如信”为信念的“村山谈话”，诚恳地表达了“永不再战”的意愿。2013年5月3日下午，3500名日本民众举着“日本政府不要主张是日本的”标语，举行了反对修宪的抗议游行。[12]2014年8月6日，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69周年纪念日，约1000名日本市民在广岛市内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安倍出席广岛纪念活动、反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二、日本文化性格的教育转化

（一）培养出一代代忠实的“爱国者”“爱国忠皇”是日本近代国民教育的重要成果。据日本厚生省数据，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4日八年间，日军被中国军队消灭404，600人，但投降的寥寥无几，与我国投靠日寇的伪军就达210万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充分证明，就忠于自己的祖国而言，日本的文化教化十分成功。日本“爱国忠皇”不仅表现在战时，也表现在战后，前述性格极端的石原慎太郎，不断扰乱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但因他累累打出“爱国”的旗号，2011年4月10日，还以78岁高龄第4次当选日本东京都知事，支持率92%。战争狂热总能在日本凝聚较高的人气并收割大片的选票。这种与大多数文明国家信念背道的异像，正是日本文化性格教育转化的一种畸形的结果。

（二）促进了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爱国意识为日本经济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人力资源，使日本民族像工蜂一样勤奋且富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日本并不是最富创造性的国家，但日本文化熏陶了勤于学习、善于模仿的特性。它国的科技发明一旦被他们研究应用，往往被变成实用的工具，而且还常常领先它国，以致当代日本的汽车产量世界第一，机器人使用世界第一，专利总数也是世界第一。[1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到1990年四十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52倍。日本在世界军事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举国体制”：在二战中曾经准备“一亿玉碎”，作垂死的挣扎；战后又提出“一亿振兴”，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举国一致的民族精神，使日本经济在战后迅速崛起。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的物质条件丧失了约四分之一，却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很快复兴。

三、日本近代青年教育的成功与弊端

一个国家能取得经济上的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源上的优良。人力资源开发不是少数精英的培养，而是全民族本土文化意识的提高。据统计，日本政府的教育投资并不特别高昂，如其不同时期教育投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明治）、4～8％（昭和）、5～6％（战后）。[15]推究日本政府教育投资的事半功倍，有成功的经验，但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了。

（一）将政治教化寓于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中日本教育将“爱国忠皇”通过“润物无声”的文化濡染植入到思想教育的前端，收获了巨大的成功。1872年，日本首位驻美外交官森有礼总结了一套经验：教育能培养国民爱祖国、爱人民的赤胆忠心，使政府不必采用苛刻的手段，就可以从容地治理国家；教育可使散漫的农民产生新的觉醒，还会使农民与工厂技术人员的素质得到普遍的提高。日本政教大大地提高了民族凝聚力。1956年开始，日本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间设备投资和国民大量消费的两大热潮。尤其是1956年度，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分别高达57.6％和48.2％。与此同时，生产和消费也全面升温，相继迎来用古代天皇称号命名以彰显空前繁荣的“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日本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二）“平等”追求首重条件、次求结果日本朝野均认识到急功近利的经济效率和不顾及个性发展的“政治平等”，都不能赋予千差万别的个体以人文的终极关怀，从而在效率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关系上，普遍认可“效率第一”。他们认可在机会平等时，平等与效率呈正相关；在结果平等时，平等与效率呈负相关；机会平等是公平的，在平等机会下产生相对不平等的结果也是公平的。这一共识引导了许多日本人心安理得于自己当下的地位，成为疯狂工作以争取平等机会的机器，使日本创造了世界上最高的劳动效率。当我们还沉浸在无端地“仇官”“仇富”“仇名人”的自娱中时，日本的生产已经一次又一次地遥遥领先。目前占世界人口五十分之一的日本，却占有了世界财富的五分之一，让他们有条件自仗实力，对邻国不屑一顾。

（三）弊端的显露日本教化的成功值得称道，而成功的背后也藏匿着隐患，明显的痼疾之一就是政客人性和部分国民理性的缺失。如，当今日本政府“一方面扮演‘受伤者’（被美国打败）的角色，一方面刻意淡化侵略者的角色并煽动大国主义情绪。政府要员所举行的一系列‘冷暴行’，譬如‘建国纪念日’（日本传说中的神武天皇的纪元）、‘参拜靖国神社’‘国体护持’等运动，无不给今天的日本青年一个错误的感召、无不给教育一种特殊的压力、无时不在蓄意营造一种军国主义的社会氛围，再加社会传媒的大肆渲染，不要说青年，全体日本国民都会受其影响。”[16]人性是养出来的，需要稳定的培养过程。日本教育实用唯一的追求导致人性的淡化，政客往往自取所需，无需历史真相，也不在乎信誉。他们不会反省为国内外带来灾难的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是丧失国际视野的日本领导人，也难以认识到战败和被占领仅仅是其结果。日本政客把人类分为“我”与“他”两类，即只有“日本人”和“非日本人”的区别。这种认知强化了单一性，为日本民族凝聚力累积了强大的力量，但渐行渐激的终端，凝聚了孤傲、冷漠和自私，滋生了一种身处地球村却缺乏责任感，同时还将之放大到小集团的极端个人主义，“相对缺乏深刻的宏观思维，更缺乏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勇往直前而不谙自省，只懂夺利却不晓人和，只图本集团利益却不顾及他人的感受”[17]，使之在推动本民族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埋下了危及邻国最终害己的危险因素。作为东方民族，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有“宽恕”和“孝道”的意识。但不同在于：日本的“宽恕文化”缺乏完整的情感，它单向地要求他国人民忘记被蹂躏、践踏的悲惨和屈辱，却缺少自己道德理性层面的忏悔。他们将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侵华阴谋家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等东京审判、历史定性的战争罪犯供奉为“英灵”，合祀到靖国神社，力求自己民族将祖辈的侵略历史作为骄傲的资本代代相传。“百善孝为先”也是中日共有的信念。但中华孝道提倡“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各尽所能尊长爱国。[18]日本文化则无原则地“为长者讳”，将“孝道”引导为替前辈掩饰罪恶的“邪孝”。1945年，“百人斩”主角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经军事法庭审判分别认罪，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六十年后，他们的后辈竟然狂执地申诉要求为恶魔“恢复名誉”。尽管连日本法庭都不予认可，翻案思潮却在日本掀起了一波波大澜。这类错位文化的逞强，通过自我暗示来实现本来并不存在的自信心理，与大多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好强形同实异。当逞强积累发酵成为一种文化并默化为群体性格之后，中日关系史上的这个“9．11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它与日本近年来不顾自己的文化缺失，只凭借经济实力就企图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把自己定位为“世界的日本”这种拔高自己、追求与现实相脱离的愿望，都是同一错位文化的衍化。这结果导致日本自大的民族主义者站在政党和政客的立场上为窃国盗名而不择手段，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地球村中，世界不可能容许张牙舞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猖狂，其一意孤行的结果，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给他人带来危害，更给自己带来了阴暗的文化心理，使自己的民族陷落于痛苦的对抗中不能自拔。

四、对我国青年教育的启示

日本教育的文化性格，在本质上是“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具有极大动力作用，极富政治色彩，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和日积月累形成的一种价值学和文化学。”[19]避开其性格本质，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我国青年教育或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应更加重视文化传承的强大力量“文化所具有的教育力量，是文化系统作用于它的创造者、承继者——人类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属性，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文化构成的一定的文化环境，对生存于这一环境中的人的习染和塑造。”[20]遗传素质以及与个体直接和间接交往的人和事千差万别，就有可能奇迹般地组合成不同的个体文化。作为文化产物的人，即使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要他生存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也能经历一个“文化化”的过程。“文化对每一个人塑造的力量很大。平常我们不太能看出这塑造过程的全部力量，因为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逐渐缓慢地发生，它带给人满足，同样也带给人痛苦，人除了顺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因此这个塑造过程便很自然地，毫无理由地被人接受。”[2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文化化的作用，[22]弘扬敬业、奉献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让爱国主义教育产生强大的正能量并理直气壮地坚持同等的话语权，创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需长鸣“生于忧患”的警钟近百年来，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中尝到了甜头。仅在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就不仅夺取了中国的台湾省，而且获得了二万万两白银即相当于日本两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战争赔款”。这样的战争财比开发什么产业都来得便捷。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中靠侵略大大增强了原始积累，也获得了更加多的扩军备战、跻身世界列强的资本。“日本靠掠夺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发家致富，要满足第二次掠夺梦，中国仍然是他不二的选择。”[2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知史爱国”应当成为公民必具的基本素质。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近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痛的文化根源，极可能在时过境迁之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铁蹄卷土重来。传统文化性格决定了日本军国主义会继续走武装侵略的道路。“9.11购岛事件”所体现的人性自私的、攻击的、草莽的、反人类文明的生命驱力，必须有所钳制。中国如果不能具备制衡嚣张气焰的实力，日本扩张主义情结会不断蔓延，被虎视眈眈的将不仅是。我们必须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为此，我们应当谦虚地学习日本民族的奋斗精神，积极投身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实践。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做只分“红利”而不承担相应责任的看客。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在“离心离德”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影响发展的大局。惟有人人从我做起，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全民协力，和衷共济，才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新青年意识”需要情感的渗透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在素质资源的提升中，青年是最重要的开发点。[24]中国科协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也仅仅达到了3.27%。文化传承的欠缺伴随科学素质低下，带来传统文化底蕴的缺失，导致爱国主义思想的淡化，缺乏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民族利益的意识，不仅掣肘创新发展，而且也是导致一些社会群体对某些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缺乏理性态度和认识的原因之一。在情感上接受了爱国的信念，并坚信它是自己的最深切需要．才会对相关理论观点或思想见解既有共鸣又有亲身履行的要求，才能稳定地、执著地、兴趣盎然地为崇高理想而努力进取、不懈奋斗。我们有必要倡导一种“新青年意识”：中国青年要置身和祖国一起发展进步，和祖国一起奋斗成功，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也无愧于自己人生的光辉业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日本文化论文篇5

一、引言

所谓外来语就是从外国吸收而来的语言。日语的外来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日语当中的汉语词汇也属于外来语。狭义上讲，日语外来语主要指来自于欧美语言，并且由片假名来书写的词。所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日语学习者当中，提到外来语，首先想到的就是片假名形式的外来语，而忽略了汉字外来语。前者当然是现代日语中最具代表性的外来语，但后者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笔者将主要从汉字外来语，欧美语系外来语两方面分析日本对汉文化及欧美文化的吸收。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展示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兼容性。金田一京助曾说：“每一个词语都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的外来语就是吸收外国文化的种子，外来语是研究如何吸收外国文化的重要资料。”[1]让我们看看洒落于日本各个领域的种子是如何一点点一步步地把各国的先进文化吸收囊括到本国文化中的。

二、日本文化中的唐风汉韵

（一）日语中的汉字

公元四世纪人文历史论文，大和朝廷建立统一的国家，与邻国朝鲜，中国等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在频繁的交流中大陆文化源源不断的传入到日本，汉字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到扶桑之邦的。自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进入了文字时代龙源期刊。到了平安时期，日本才创造出片假名和平假名，慢慢有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日语中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由汉字这个“真名”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作假名。平假名是借汉字的草书字体而成的。据说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的文人墨客推崇晋朝文化，于是临摹草书而来的。而片假名则主要借汉字楷书的偏旁而形成的。据说是汉唐佛教文化传入日本时，僧侣们抄习经文创制而成的。 [3]日本人经过不断努力，不断探索终于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由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组成的文字体系。日本民族在短短的时间内从无文字时代到了拥有表音，表意文字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无仅有的，让人感叹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之包容。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以汉字为载体的汉文化，已然随着中日两国的交流，交往，漂洋过海，抵达扶桑之国，并发展，繁衍开来。可以说汉字为日本民族送去了文明开化之灯人文历史论文，照亮了其漫长的文化发展之路。

（二）日本对汉文化的吸收

日本最早吸收的外国文化应该就是汉文化。主要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日本民族又是一个擅于吸收学习先进国文化的民族。而事实上先进的汉文化确实对当时相对落后的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正如一位日本汉学家所说：日本文化与汉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汉文化就像碱水，日本文化一与汉文化融合就成了豆腐。道出了汉文化在日本文化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角色。

隋唐时期，日本对大陆文化的吸收达到了鼎盛。彼时的先进汉文化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政治体制方面，仿照中国实行年号制。根据遣唐归来的高向玄理等改新国博士制定的新政策，设置了二官，八省的中央官制和国，郡，里三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这种焕然一新的政体制可以说几乎是把隋唐封建集权制的核心移植到了日本。

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也仿照唐朝，设置了大学僚，以中国儒家经典《孝经》《论语》《礼记》《左传》等为教材。文学方面，可以说唐诗的影响是最大的，在当时从天皇到贵族几乎人人都会作唐诗，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编纂而成的有名的汉诗集《怀风藻》《凌云集》等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是当时日本人最喜欢吟诵，模仿的了。比如，成书于十一世纪，日本文学中伟大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该书之中就引用了大量的白居易的诗。[4]文化艺术方面，我们所熟知的日本的茶道，也是由唐朝传入的。作为宗主国的我们对其不甚重视，而日本人却把这种文化发扬到了极致。再次，书法，唐朝时候书法艺术可谓百花齐放人文历史论文，登峰造极，日本人最推崇的是王羲之父子的作品龙源期刊。以至于现在日本还有几百家专门的书道学院。最后，日本的绘画也深受唐朝影响，具有明显的唐风。以至于学者称这个时代的日本文化为唐风文化。可见，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远，之广泛。[5]

行文至此，不得不感叹于日本对汉文化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已经随着汉字这个文化之种扎根于邻国日本，并与异邦本土文化交织融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中可以说是处处可见汉文化的影子，上至政经制度，下至文娱生活无不充盈着汉文化的映象。

三、日本文化中西方色彩

（一）日语中的欧美外来语

在现代日本，使用片假名表示的外来语俨然成为了一种时髦，时尚的行为。有时候明明有些日语固有词完全可以表达，却非要用一些蹩脚的外来语。而对于听者，就算对说话人讲的有些外来语的意思不明所以，也不好意思直说，以免让人笑话。由此可见，外来语在日本社会的应用已然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外来语的输入与日本的历史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吸收某国外来语的多寡，则反映出当时日本与该国交往，交流的深浅与长短。让我们随着日本历史进程的长河，看一下日本民族是如何一步步一点点地编织起这规模庞大，种类繁多的西洋文字体系的。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与英美两国交往的频繁，输入日语的英美词语大量增加。经过大正，昭和到近现代的继承人文历史论文，发展，现在英语已经占日语现代外来语的百分之八十，成为欧美语系中最大的外来语。当然，大规模的美式英语输入日本是在二战之后。当时，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对美国的“一边倒”，加上作为占领军的美军在日本驻扎多年，使得美语对日语和日本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随着日本锁国政策的结束，除了英美外，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长期闭关自守造成的文化匮乏与社会落后局面，使得整个日本民族对滚滚而来的西方文化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欧美文化很快覆盖了整个日本社会。相应的日语中的各国外来语也猛增起来。代表这些国家特点或某方面文化优势的语言随着国家间的交流进入日本。来自法语的主要是服装，文艺，料理等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バレエ（芭蕾）、ルージュ（口红）；来自德语的主要是医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ウイルス（病毒）、イデオルギー（意识形态）、ザイン（存在）；来自俄语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ソビエト（苏维埃）。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近现代文化是借助于吸收人文历史论文，融合发达的西方文明才得以取得迅速发展的。日本政府借助这些发达的西方文明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改革。

（二）日本文化中的欧美风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实行欧化政策，全面吸收西洋文化。日本是一个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所以首要的就是把西方发达的近代教育制度移植到日本，使得全民教育急速发展，二十世纪初日本成为世界上教育水平最发达的国家，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即使是在二战失败后，也以“国破教育在”的精神重建教育龙源期刊。福泽谕吉等把天赋人权论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带到了日本。又大批聘请外国教师前来讲授和派遣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文明开化”政策。跟当时学习汉文化一样，主要表现在衣食住。服装从天皇皇后的礼服到学生的校服全部采用西服的样式。吃的方面，以吃素为主的日本人为了学习西方增强国民体质天皇带头喝牛奶，吃牛肉，甚至僧侣也可以吃肉食，并娶妻生子。ワイン、ビール、ウイスキー等也开始进入日本社会。建筑方面，西式建筑多了起来，著名的国际社交场—鹿鸣馆就是由英国人设计的。

二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的吸收美国文化。这时，除了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受占领军的控制进行了各项改革外，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在战后通过报纸，电影等展示在了日本人的眼前，对日本人的衣食住带去了巨大的影响。衣着方面，战前日本女性穿和服的居多人文历史论文，战后基本上都穿西服，到了现代，和服也只是在特别的日子才穿；吃的方面，战前，早饭是传统的米饭和味增汤，而战后面包，奶酪，咖啡，牛奶等西式早餐普及开来；住的方面，被称作“老鼠小屋”狭小的日本人的房屋在战后开始引入美式的住宅建筑方式，布局使用2dk，3dk这样的西式结构。在榻榻米上吃饭的传统的吃住一体的生活方式渐渐淡出了日本人的生活。可以说生活方式的美国化是战后日本人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如果说日本的古代文明是传承于中国，那么日本的现代文明就归功于西方，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西融合的产物。正是因为日本文化的这种混杂性，兼并性，日本文化也被称作混血文化，杂种文化等。也正是因为日本文化对外国文化的这种兼容性才使得日本文化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文化的一朵奇葩，总是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参考文献:

[1]王曰和.外来语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68.

[2]王勇.日本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3-25.

[3]唐磊.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0.

[4]李光泽,卜庆霞.日本文学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20-25.

日本文化论文篇6

由于地缘因素,中日两国的交流历史悠久。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两国的交往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在漫长的交往中,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汲取先进文化。因此,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一直为中国文化炫目的光环所笼罩,以至于历来不少人认为,日本文化只是一种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附属品。

进入19世纪,日本逐渐感受到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明治维新后,日本主要的学习对象也变为西方列强。西方先进的制度、技术乃至文化理念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为日本文化注入了另一股力量。自此以后,日本文化的双重结构、日本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日本学者争论不休的主题。

日本文化是否存在独特之处?日本人如何认识本国传统文化?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从古代、明治维新前夕至二战、二战结束后三个时间段展开分析,在概述日本文化发展过程的同时,分析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情况。

二、古代――未成形的文化意识

一般认为,日本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约二十万年。其新石器时代开始于约一万两千年前,以绳文式土器的制作为特征,其间居民依靠狩猎、捕鱼生活,直至公元前3世纪开始种植水稻,使用青铜器、铁器,进入弥生时代。在当时的中国,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发达的中国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多个以氏族为中心的小国家得以产生。可以认为,弥生文化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经过以绳文、弥生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阶段,日本在4世纪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随着4世纪中叶以后大陆移民的到来、6世纪中期佛教的传入、7世纪遣隋使的派遣,日本在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佛教特色的飞鸟①文化;其后,遣唐使的派遣、唐代文化的辐射使日本文化继续发展,以白凤文化②、天平文化③为代表。由于这段时期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其称为“汉风文化”或“唐风文化”,而与此相对,平安时代④中期以后形成的优雅的贵族文化被称为“国风文化”。据此不难看出,日本人对该时期文化的独创性是颇有些自信的。需要说明的是,平安时代中后期,随着唐朝的衰弱,遣唐使已正式废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该时期的文化以具有日本特色的和歌、物语为主要表现形式,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细腻的感觉世界。

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此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先后建立。由于该时期战乱频繁,充斥着世事无常主题的军事题材小说极为盛行,如实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同时,民间文化也继续发展,出现了能、狂言等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继而,进入安土桃山时代⑤后,基督教的传播、织田信长等人对佛教权威的否定,使日本文化以往的佛教色彩持续淡化。另外,作为该时期文化代表的军事设施、城郭的建筑风格,也无不体现出日本式的美感。

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市民文化在该时期大获发展,丰富多彩。宏观方面,幕府为维护封建统治,在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大举宣传、普及朱熹的儒家学说,作为其统治的理论依据。朱子学作为正统学说,无疑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与此相对,部分文化人也开始了日本古典研究。可以说,日本国学研究的确立,是在外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激发下实现的。贺茂真渊(公元1697―1769年)开始研究《万叶集》,提倡复古精神。其弟子、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公元1730―1801年)继续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作品,并排斥儒家、佛教思想,试图通过古典文化,重现完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纯粹的日本思想、日本精神。不难发现,本居的思想带有后世而言显著的国粹主义倾向,并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区分开来加以阐释,可谓日本文化论的雏形。

上文按时间顺序,就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史作了概述,从中可见,尽管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深远,但无法否认,日本文化多少具有相异的色彩。此外,关于日本人对于自我文化的理解、认同方面,虽然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热衷于探讨日本文化问题,但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人有意识地就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等进行过系统讨论;直至江户中期,对于日本文化的关注才逐步加深,并初现民族主义色彩,这显然与古代早期国家意识、文化意识尚未完全形成有关。

三、近代――国粹与欧化

关于近代,存在各种不同的定义与划分方法,本文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具体说来即自江户幕府体制瓦解、明治维新前夕开始,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虽然前后不足一个世纪,但却是日本历史上发展变化极为激烈的时期。明治维新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使日本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行列,而在日本迅速的近代化过程背后,关于日本文化的存续、发展方向,思想理论层面的交锋趋于白热化,也更为系统,日本文化论由萌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江户时代末期,受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西方国家称为“夷狄”或“戎狄”,并对其怀有很强的戒心。然而,这种看法竟在短短十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治维新前夕,相当多的人转而认为西方文明是史上最发达的文明、西方国家是值得效仿的模范。同时,随着交往的增多,日本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以往难得一见的自我意识得以觉醒,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得到普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这一系列概念一时变得清晰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与西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前台。有学者甚至指出,这是近代日本思想问题的中心之一,“对于在思想、制度上长期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因素影响下的日本人而言,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压倒性的新力量是无法忽视的,抵触也好、吸收也罢,可以说,近代日本人所有思想活动,都是以此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⑥。正如江户时期朱子学的传播引发了日本国学研究的展开一样,维新以来对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再加上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彻底触发了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意识,于是,对于日本文化的审视、再认识不断展开,日本文化论得到空前发展。

总结起来,近代日本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主流态度,大致有两类,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抵御外来文化,回归传统,而另一些人则赞成顺应西方潮流。简言之,即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实际上,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合理成分,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但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国粹主义者在宣扬民族文化时无限拔高其特殊性与优越性,盲目排外,成为偏执的本民族中心主义者;而一些欧化主义者则完全无视本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可以说,二者都走向了极端,更有甚者,国粹的狂热倾向曾为当时的侵略政策所利用。具备不偏不倚的公平精神、冷静客观地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主张兼收并蓄的人物极为罕见。就这样,自明治维新前后起,在文化层面上,国粹与欧化这两种主张以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循环往复,针锋相对,交替占据上风,甚至一直争执到了二战以后。

四、现当代――从彷徨到再认识

二战结束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定位、发展方向的取舍,仍然处于彷徨之中。近代以来国粹与欧化周而复始的宿命,一时似乎无法摆脱。日本学者青木保曾就战后的日本文化论进行过归纳,下面将从其观点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就战后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定位进行评析。

具体来说,青木把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5―1954年,称为“否定特殊性”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历史相对性”时期,为1955―1963年;第三个时期是1964―1983年的“肯定特殊性”时期;第四个时期是1984年以后“由特殊到普通”时期。

不难发现,第一时期处于二战结束之初,日本战败投降,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价值观几近颠覆。为此,日本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之际,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形成了几乎压倒性的共识,认定导致日本走向深渊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不合理。作家坂口安吾的《堕落论》是该时期的代表言论之一,强烈批判了传统的思想道德观。此外,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也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文化。当时的日本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日本传统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日本文化是一种缺乏价值的特殊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先进文化。由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战前的循环得以延续。

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逐步改变了十年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定位,并启发社会对其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文化进行了正名,指出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味追逐西方文化。同时,梅棹忠夫主张西方与日本两种文明“平行进化”,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且大胆肯定了日本的发展道路。该时期日本文化得以重新定位,显然与50年代后日本的国际政治环境改善、经济逐步复苏有关。随着形势的好转,日本文化的地位也相应出现了低谷反弹,无疑为当时日本人增强自我认同感提供了依据。

第三时期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该时期内,日本的经济地位举世瞩目。在日本文化模式成为世界广泛研究对象的同时,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巧合的是,与战后第一时期相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被再次言及,然而其含义却有天壤之别。日本文化此时已被认定为一种优秀,甚至优越的特殊文化。对于日本文化一边倒的肯定评价不仅来自日本国内,日本经济的良好表现使国外学者对日本文化也赞赏有加。本阶段后期,国际国内的日本文化论渐有失去冷静的倾向,甚至发展成为日本礼赞。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扩大,日本模式的不足逐渐有所显现,日本文化也随之受到一定质疑。进而,泡沫经济的破灭促使日本人回归理性,对前期的论点进行了反思,不再过于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将其看作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承认与其他文化拥有相通之处,并积极寻求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此,国粹与欧化两种道路的对立,似乎终于得到了调和。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整理发现,日本文化早期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影响,虽然也存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在文化层面尚未产生成形的国家、民族概念,对传统文化缺乏系统性的认知,其萌芽直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才出现。明治维新后西方文化的进入,加速了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关于日本文化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主要出现了国粹与欧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并长期循环反复,直至二战后。战后的日本文化论在一定时期内仍不能走出窠臼,在不同阶段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不时失去理性,不但有失偏颇,而且有迎合大众心理的庸俗化倾向。

当前的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文化问题。日本对本国传统文化定位的历史充分说明,解构传统文化,去伪存真,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求同存异,探索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关重要。

注释:

①飞鸟位于今奈良县境内,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为日本首都。

②白凤时期,公元645―710年。

③圣武天皇年号,公元729―749年。

④政权中心在平安京(今京都境内),公元794―1192年。

⑤1568年至16世纪末。

⑥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内》,第9页。原文为:“思想的、制度的にLく中国を中心とする|の影下にあった日本人にとって、新来の西の事的、政治的、Ug的、文化的にR倒的な力は~えず意R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存在となった。反埭工毪摔护琛取するにせよ、近代の日本人のあらゆる思想の展_は、この}をSにしてなされたともいえる。”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吴廷G.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日]井上清.日本のs史.岩波店,1963.

[3][日]青木保.日本文化の淙.中央公社,1990.

日本文化论文篇7

一、”文装的武备”论与“文化渗透”

日俄战争后，“满洲”问题也是巫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906年5月22日，在“满洲问题协议会”。中确定了日本统治伪满洲的具体方向“从满洲尽早撤兵和废止军政署等问题。日本政府的文治派在这次会议上陈述了设置军政署和实行军事占领政策的利弊，力主采取较为温和的统治方式，废止军政署以便更有利于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长远占领，会议最终采用了文治派的方案”。

在如何防守伪满洲方面，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中论述道:“在战争之后，其所谓的‘和平之战’的策略政策，应为‘文装的武备’。要解释的‘文装的武备’的含义，就是‘以王道的旗子所进行的霸术行为’作为‘文装的武备’之中心思想。从广义上就是依靠经济的发展。所谓的‘经济发展’我们仅以满铁所经营的成绩，以及相关配套的诸多因素方面的发展。但又不能仅凭‘满铁’一方面的发展，而是需要整个满洲各个方面经济的发展，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实力……在满洲的文装的武备’方面，不能仅局限于经济的发展，甚至体现于教育方面、卫生方面、学术方面。更进一步说是文化的社会，如果无完备的建设，难以达到真正的‘文装的武备，之说。即大陆政策，也就是完全彻底地面对的全满洲民众的生活，民众是自然感激我们的经营。所谓得到民众是基础的大陆经营……。其真正含义就是文化的渗透，也成为文化的侵略。所以，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本国策是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开拓政策的二大国策人手。教育方面是以民族协和与日、满不可分的方针政策，建立日、满一德一心不分离的民族关系，要植人东方道德和鲜明的效忠大义的国体观念。从国民生活安定方面进行实际教学，建立以实业教育、实物教育为基调，授予知识技能，谋求身体健康，培养忠良的国民。文化方面是从理性到感官方面进行实际宣传，通过报刊、杂志、影像、映画等方面进行政策宣传与渗透。宗教方面是从国民道义、王道的恩泽到王道乐土和神道的演变，以达到禁锢民众的思想目的。

二、“王道”统治与“民族协和”

“王道统治”作为思想方面渗透的主要方式，就是运用大乘宗教的方式去“普度众生”，利用中国儒家王道思想，进行思想控制。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日本侵略梦想的“八舷一宇”，即被其称为“彻底的民族和协精神”，是明治大帝征服满蒙及中国和世界的“遗策”并通过民族协和达到‘’独创王道的政治”，“民族协和”是日本殖民者在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时，为其能笼络中国民心，提出的文化统治手段之一，是从“满洲建国精神”中提炼出的一种新的侵略口一号。所谓的“/l脓一宇”，其内涵应“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为了国家国民的永远安康……要确立满洲国民族协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把东北众多民族感化为日本的大和民族，日本殖民政府提出了“民族协和”的主导思想，以此领引众多民族一心归一，其实质—“八舷一宇”来笼络民心。

1.从“王道政治”向“皇道政治”的转化。如何从“王道政治”向“皇道政治”的转化，当时被日本解释为两种含义。一是日本殖民政府根据长年研究中国经学的教授诸桥辙次所说:“王道的本意有二，一是孔子所说，古来的王道是从道德思想出发，是指天地的公道学说。一是后世歪曲事实在王道活学的基础上从政治片面论来解释王道中的革命思想。而王道学的“榜样人物”郑孝青等一些当权派的军人和政治家们，都采纳并歪曲“王道”中所含的“革命思想”，作为伪满洲建国的根本理念。之后日本殖民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活动，1932年建立了“王道政治”的精神一体的“协和会”，宣称:“齐心协力，团结东亚各民族、各国家即东亚大同团结”、“实现‘八兹一宇’的伟大理想”、“迅速开发满洲资源，加强边境国防”等口号。

为实现其“伟大”理想，使中国民众信服，日本又荒唐地提出“王道”向“皇道”转换的理论:“‘神道’和‘王道’中‘道’是相同之意。‘神’是体现天德之言，天德就是宇宙的真理，即指天地的大道。所以‘神‘是这方面的大道，即体现这方面道之言，但‘道’是天地人三才一体的天地大道，即‘王道’。所以‘神’是‘王道’的体现者，也就是‘神’所体现的‘道’，即‘神道’，而把日本的“神道”称为“皇统”。进行二元一体的转变，也就演变成伪满洲国国体的基础。

2.利用儒家王道思想实现“民族协和”。“民族协和”也称“五族协和”，是日本殖民者在研究如何统治中国东北的策略时，利用“以文事进行侵略”为根本方针。首先，他们研究汉民族的文化思想精神，认为利用中华民族精髓儒学是上策，拟将孔孟之道的“仁”、“德”等作为建立“满洲国”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行政纲领。在“满洲”大肆宣扬建立“王道乐园”，推崇孔孟“先王之道”。儒家思想是传授给人以博爱和仁义，以“德”做人的道理。所谓“五族协和”或“民族协和”，即日(大和民族)、汉、满、蒙、鲜(朝鲜族)等。以“德”、“仁”之道，“教民以亲爱”，“导民以礼让”等，是实现王道政治手法中的“文事统治”的精神方针。其次，为使“王道”深人人心，使人人皆知殖民的“博爱”为宗旨，树立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青著书立说，大讲王道精神，每年出版大量的相关书籍。如1932年的《王道演讲集》、《王道主义研究资料》、《王道救世之要义》，1934年的《王道管窥》、1935年的《王道学》等。此外“满洲研究会”编的《王道内研究》、东亚民族协会出版的《日本内皇道己满洲内王道》、(伪满洲国)国务院情报处编的《王道浅说》，1932年在东京出版的东亚研究讲座《满洲建国0)理想赴石王道》、《满蒙统治内王道原则》等都在伪满洲国广为传发。甚至说:爱白己的国家是私心，爱大众的国家是公道，王道治国平天下，就是要化私为公，把爱国的思想推到爱世界上去。其最终目的就是让殖民地的人们归顺其统治，成为他们的忠实臣民。

三、“神道”和日本佛教侵蚀中国宗教文化

中国民间宗教文化也被日本殖民者利用，是以“神道”和日本佛教向中国文化侵蚀。东北的宗教与日本和西方的宗教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宗教有佛教、道教、回教、喇嘛教、萨满教等，每个教都有几百或几千年的历史，都与地方的社会民众风俗人情及政治息息相关。日本殖民者以后藤新平所谓的利用人性弱点殖民统治的秘诀，即“利用宗教迷惑方式”，以小乘宗教之义，达到大乘宗教的效果。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殖民当局为了“鼓舞士气”、“弘扬国威”，每占领一个地方必然进行神道活动。将民间的宗教文化麻痹中国民众，作为达到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

日本殖民者在中国把“神道”和日本佛教作为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一翼利剑。西方的基督教在较早传人东北，日本殖民政府担心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和中国古老的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日军将士产生危害。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政府提出:“新东亚之建设必须以宗教为第一，必须用日本化的基督教取而代之”。从此，日本的“神道”、佛教、基督教等纷纷派出神职人员跟随日军进人中国，展开祭祀和慰问军队等活动，瞬间各种宗教派别深人到各地区医院、幼儿园、学校等部门，组织佛教青年团、妇人会等为军队服务的“慈善事业”，宣扬“博爱”精神(，特别是“关东州”和满铁沿线，随着日本人的移住民增加，在东北不断增加开拓村，使大批的日本移民到东北移住，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营建神社，都带有日本殖民政府的使命进行管理和布教，致使宗教成为日本殖民政府奴役被侵略国家的宗教。

“七七事变”爆发至1944年，日本的神社达300多个，蔓延至中国东北各个角落。他们在神社举行“招魂祭”、“慰灵大会”等形式来激励日本将士们的士气，慰藉军属。日本殖民政府利用“神道”活动来为侵华战争服务，把战争中死去的将士作为寺庙中的“神”，让日本民众祭祀，它把人奉为神灵，是利用宗教愚弄人民的行为。

日本佛教也同时成为侵华战争的一面“护国”旗子。佛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略亚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护国”角色。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佛教与“神道”成为日本侵略军人的精神慰藉的一个良药以及成为侵蚀中国人思想的一把毒箭。截止1935年，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各佛教寺院教会堂有116个，神道70个，基督教49个。“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和僧侣们，通过各种形式发表宣言支持侵华战争。如举行“战胜祈愿祭”，打出“振兴国家”的口号。日本佛教教派的9个宗派，在中国共有157个，宣传布教近600人。1938年战时体制下，日本各佛教纷纷建立宗教社团，掀起“国民精神动员运动”、“报国章运动”、“近邻互助运动”等等，全力支持国家对外侵略。

总之，日本的佛教已不再是行善除恶，慰藉神灵的佛教，而是违背道德，慰藉行恶之灵魂，利用佛教之根本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的后援队伍。

四、以基础教育与殖民文化科学相结合

“文装的武备”经营满洲，就是后藤新平所说的“学术”和“实物”相结合，政治和科学相结合的办法。也是日本殖民者煞费苦心地运用“学术”而进行的“实物”体现的文化方面渗透。他们考虑要长治久安统治东北，以“文装”代替“武力”是经营“满洲”的主要办法。首先周到地进行科学的调查、科学的设计，实行经济、民事、商事等重要调查研究。进行历史地理调查，了解“满洲”的社会历史起源，具体实施于教育、社会文化、宗教、卫生等诸方面。

首先，以文化教育为其培养忠实良民。在旅顺设立工科学堂，日本人将其称为名不虚传的体现大陆经营的文化中心之地。从旅顺工科学堂培养出来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主要是服务于满洲铁道，部分深人到中国各地，使其成为日本殖民者“在大陆建立大和民族发展根据地”的一支力量。后藤新平在其“就职情由书”中宣称:“殖民地所设置百般行政，是确保思想统一，开导民心”，目的是为了安抚民心。如在1907年6月24日《附属地公学堂规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公学堂施于德教，授于实学，培养达到有用的良民的宗旨”。

1941年满铁在东北建立的初等教育15877个，中等教育254个，高等教育14个。据1935年满铁教育资料统计:投资在教育设施事业方面的经费累计达17 446 786日元，至1937年11月末各个教育、文化场所总投人达22 260272日元。据伪满民生部《卫生年鉴》统计数据，截止1936年12月私塾数8279个;初等学校1940年为19908个、1942年达到21940个;高等学校到1943年为175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到1943年为69个。此外，还有伪满洲职业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大学校等等。

其次，建立慈善机构以达到“民族协和”的目的。社会慈善机构和公共娱乐场所相继建立，1936年社会教育设施、医疗、儿童等救护团体986个、主会556个，分会和支社973个，1945年仅大连地区就达。

其次，建立卫生机构和各医学堂成为“安抚中国人的秘诀。满铁在大连投资650万元建立东洋第一医院。之后又在奉天(今沈阳)建起医科大学医院，在“满洲”各地建立医院28所。还建立大连医院和南满学堂，以及奉天附属地南满医学堂、高等医科学校，分医学科、药学科、研究科。所有这些是‘旧本所实行的文明使命的开端。这也是殖民政策的必要体现，为日本殖民者开启了又一个“文装”武器的工具。以上可见，后藤新平借鉴欧洲的之法，所提出的“寺庙、病院与铁道”的方略，在中国东北地区所实施具体政策。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化方面渗透是日本殖民者所采用的“以中央文化向地方渗透”f91v3的方法。首先，向广大市民进行普遍性的“文化渗透”。日本殖民政府要向中国普通民众宣传主流精神，即必须要让中国国民认识到有两种权利，一张是确保国家的生存权，一张是保护自己的生活权……要不断的努力奋斗，对于家而言就可以认为脱掉一件工作服一样，换一件干净的浴衣似的，全面彻底地进行，从每一个侧面，每个行业都采取殖民政策与殖民文化宣传。

日本文化论文篇8

一何为能乐

能乐，在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就其广义而言，能乐包括“能”与“狂言”两项，两者经常同时同台演出，且一起发展起来、密不可分，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却是大相径庭。前者是极具宗教意味的假面悲剧，后者则是十分世俗化的滑稽科白剧。其实能乐是一个出现非常晚的名称，从平安时代中叶(78a一118s)直至江户时代(1603 -1868)，这种艺能一直被称为“猿乐”或者“猿乐之能”。而且，以日本南北朝为界，前期猿乐与后期猿乐面貌迥异，故现今日本学术界将前者称作“古猿乐”，而将后者称作“能乐”。

二中国文化在能乐艺术起源中的影响

关于能乐的起源，虽然在具体分析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能乐是“古代日本本土艺能与外来艺能之集大成”，可谓学术界的共识。许多文化样式都对能乐的形成，发展和定型起到过作用，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古代文化。

1.能乐产生前的文化背景。

在奈良、平安初期，(我国唐朝时期)，大陆各国及朝鲜半岛的伎乐、舞乐、散乐陆续传人日本后，长期在宫廷演出。这样就使日本古代的艺术，以中国、朝鲜、林邑为媒介，和印度以及欧洲国家等早期一些表演形式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音乐、舞蹈和表演艺术的水平，培养了很多艺术人才，甚至还保存了后来别国已经失传的宝贵艺术财富。在室盯时代，日本的表演艺术在我国宋代大曲和元代杂剧的影响下，产生出了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

2.中国文化对能乐艺术诞生最直接的影响阶段。

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630年又开始派遣遣唐使，中国的音乐舞蹈也以此为契机，开始传人日本。藤原真敏(807-897年)作为遣唐使于83s年人唐都长安，随当时的琵琶博士廉承武学习琵琶。据说他后来携唐的琵琶归国，还带回了唐的乐谱，而且回国后一直保持教授琵琶之业，那么唐的音乐也无疑传人了日本音乐领域。当时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流传到日本列岛的乐舞，主要有伎乐，舞乐与散乐。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人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场帝大业八年(612年)，在昊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迎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三中国古代乐舞“散乐”在日本能乐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散乐本是中国古代乐舞，《周礼。春宫。旎人》中载有“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玄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原指周代民间乐舞;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百戏的同义词。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吞刀、吐火)，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妙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东海黄公》等。散乐传到日本以后，散乐先由奈良宫廷指定的散乐户传习，延历元年(公元782年)，即平安时代之始，废止散乐户。于是散乐流传于民间，于是产生了许多变化发展。散乐经由中介形式猿乐而发展成为能乐的说法，几乎为所有的日本当今演剧史著作，艺术史教科书所采纳。流行于日本列岛的散乐的面貌，可从至尽收藏在奈良市的正仓院的《弹弓图》、《信西古乐图》中得到印象，它包括抛球、顶竿、弄枪、高跷等杂技，吞刀吐火等魔术，傀儡戏、口技以及滑稽模拟表演等，与中国散乐面目几乎完全相同。在宫廷中，散乐是作为与舞乐对应的俗乐，作为相扑节会、神乐的余兴表演。奈良皇朝施行保护散乐户的政策，但到平安朝廷自掌权之口便解散了散乐户，散乐艺人流向民间，供奉于各地神社、寺庙、以及在庙会社祭等场合上表演。平安中叶以后散乐也走向了分化，一部分杂技因素被田乐等民俗艺能继承，模拟表演在其后裔猿乐中得到发扬，并最终从中引导出成熟的戏剧形式一能乐。

延年在散乐到能乐的转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延年又称为遐龄延年或延年舞曲，是寺院里大法会的会后游宴，是神社祭礼后宴会上的酬宾节目。开始于平安时代中期，极盛于镰仓时代，而到了能乐兴盛起来的室叮时代中期以后，便衰退下去了。这种艺术形式在连接散乐到能乐的发展脉络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延年的曲目是多种多样的，各自独立、互无关联。既有宫廷贵族的雅乐，包括舞乐、神乐、催马乐、朗咏等，也包括平安时代以来的杂艺及中世流行的模仿性演出。可以看出，延年体现了这一时代文化转型时期过渡性的特点，及保持了宫廷公卿贵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了艺能向民间普及发展的趋势。

四日本能乐是在与中国文化不断交流中发展的

从能乐诞生到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中国的文化和各种艺术形式对其的影响就更加的突出了。能乐是在吸收中国民间曲艺和唐朝散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滑稽性的表演、对白艺术。中世纪的能乐受到中国摊舞和傀儡戏的影响。13世纪的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歌舞为主体的能乐。由于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推崇，能乐成为上层阶级所喜好的宫廷艺术。1603年，江户幕府将能乐定为宫廷音乐，民间不能擅自演出，能乐在日本艺术形式中的地位就此也被抬到了相当高的位置上。当时的日本人民都把习读能乐台本视为一种衡量自身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一个标准。能乐发展到室叮幕府时期基本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已经具备了戏剧文学、表演艺术、音乐、舞蹈、舞台艺术等各种类型的表演因素，但它主要还是以歌舞为主的音乐剧，简短精练，不追求情节的变化发展，着重叙事抒情。其题材多取自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今昔物语》《平家物语》《曾我物语》《义经记》等，就中掇其半鳞片羽，予以深入发挥，以情动人。能乐的一出戏中主角只有一人，称为“仕手”，脸戴面具、身着锦衣华服，有时带副主角“连”(为主角配戏者)上场。主要配角一人，称为“胁”，有时带副配角“胁连”(为配角配戏者)上场。另外还有一些陪衬的角色，如小生(又称为“子方”，类似于中国京剧中的“龙套”，但和“龙套”不同的是，日本的“龙套”允许有台词)。这些角色一般不会全部上场，象出场人数比较多的能剧《安宅》共有十四名演员上场)、随从(又称为“立众”)，就包含以上这五种类型的角色。一般在戏中只有二到三个演员表演。能乐对表演者的要求有一个跟我国古代戏曲中类似的现象，所有的能乐演员都是男的。如果剧中有女性角色就让男演员扮演女性并佩戴假面，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当时的表演大多都是歌颂君主治国有方或者歌颂勇士战斗勇猛钓一些内容，以及一些世俗礼教上的一些认识来决定的，所以男演员无疑成为了演出的担任者。两国自古的礼教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父系社会的模式也限制了女子可以从事的行业。此外，在能乐的表演中还存在着“间”的角色，他们的作用是帮助观众了解故事背景，并使剧情顺理成章的过渡，把戏引向高潮。他们只道白而不歌舞，所以被称之为“狂言”，又因其出现在前后场的连节上，所以称为“间狂言”，它是以后能狂言的前身，但能狂言形成之后，这种“间狂言”也并没有废除，依然起到过渡剧情的作用，与在两番能剧中上演的狂言是并存的。

五能乐发展中的衰落期中日佛教文化“禅学”对其影响

日本文化论文篇9

一、日本文化的二元特征

（一）外在开放与内在封闭的文化模式

外在开放与内在封闭结合是日本文化模式最基本的特征。日本民族从古代开始以学习和效仿中国文化为主，将中国文化发扬创新而丰富自己的文化，古代日本对中国以全方位开放接纳的心态发扬日本文化，从而使日本文化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日本民族的祖先源自于秦朝时期的中国大陆移民，日本从中国习得稻米种植、青铜铁器制造等技术，使日本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文化状态。公元五、六世纪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力度加大，从生产技术到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中国的儒家思想、教育法律、统治政策等纷纷传入日本。近代日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精髓，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标志，日本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积极效仿西方文明，逐渐形成了日本资本主义殖民文化。然而日本文化的开放性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选择和交融过程，这个文化融合和同化的过程造就了日本文化的封闭性，以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为例，这是一种崇拜自然和精灵的原始信仰，是一个封闭的神道信仰体系，让日本民族敬神爱国、崇祖宗皇的忠君思想。由此可见，日本文化模式呈现开放与封闭二元对立的形式。

（二）自卑与优越并存的文化心态300

日本民族的自卑感源自于日本文化汲取中国文化初期阶段，当时日本文化落后，对中土文明极为羡慕，因此携带大量奴隶来讨好中国皇帝，祈求得到赏赐。回国后用这些罕见的宝物向族人大肆炫耀，日本天皇用中国的“镜、玉、剑”显示自己的身份和权位。对中国毕恭毕敬与回国后的狐假虎威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自卑感。近代以来，日本又拜倒在西方优秀文明的足下，不惜打扮成欧洲人，此外日本民族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又用从西方列强习得的技术向东方国家大肆炫耀，挑起侵华战争，日本这种向欧洲国家炫耀是典型的优越感的体现。从心理学层面分析，自卑与优越作为两种相对立的心理感受，因强烈的自卑会让人长期处于紧张、焦躁、不安的状态下，而为了寻求心理平衡，迫切需求寻找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节。而日本的这种自卑与优越并存使得其文化特征较为单一。

（三）内聚性与排斥性兼有的文化规范

由于文化心态的自卑与优越并存，所以在文化规范上既有自尊自大的优越感，又有强烈排他的自卑感。文化规范是对文化行为的条理性的规范和制约，是文化行为标准的综合体现和判断标准。而文化规范受到文化心态的制约，使得文化规范具有内聚性和排斥性兼有的特点。在日本文化观念中，神道教充斥日本全民族的最根本的宗教，它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民族意识，是日本精神的最高体现。二战后神道教与政府统治虽然分离，但是日本创神论、日本民族的神民观以及大和民族的神民精髓等神道教思想却依然占据绝大部分日本民族的心理信仰，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内聚力，并自然而然对外来文化有着相应的排斥力。

二、日本文化二元特征的形成原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

从自然地理环境上分析，日本处于太平洋岛国，是欧亚大陆的东端，地处太平洋地质构造带上，火山、地震、海啸频发，素有“地震国”和“火山国”之称。日本列岛上山脉、丘陵众多，平原面积少，山地面积是国土总面积的76.36%。岛上河流湍急，加之海洋气候多变，台风肆虐，缺乏河流孕育文明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日本民族在生存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极端落后的文化使得日本民族迫切渴望得到先进文明的照拂，因此自然而然产生自卑感，进而在植入先进文明和进步思想方面非常迫切和积极，因此日本民族的自卑感和外在开放性由此形成。

（二）边缘地带文化交流模式

日本文化论文篇10

一、劫毁历史文物

东莞历史悠久，自先秦起已有村落聚居，立县始于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日军入侵东莞后，肆意破坏和劫掠历史文物。

（一）毁坏和强占宗祠古迹

1938年7月至9月，日军飞机空袭东莞，先后炸掉莞城省渡头附近的陈氏家庙一半建筑以及炸毁厚街王氏大宗祠。

1939年，日军到大岭山“扫荡”，烧毁“斐然黄公祠”。

1939年冬到1940年春之间，驻莞城的日军为防备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将莞城南门正街至岗贝禾仓岭一带划为阵地，拆毁那里的14间宗祠、3座名园（宜园、漪园、曼园）、5个古老牌坊以及大部分民房商铺。①

1943年10月下旬，驻樟木头的日军在飞云山顶、石壁径山顶、大石山顶、大科山、煤屎岭、笔架山、石马桥头等地构筑碉堡，为解决木材、石块、砖头等建筑材料，拆毁附近村庄的祠堂、家庙。

1945年5月24日，日军到虎门怀德乡“扫荡”，烧毁民房、祠堂共70多间。

东莞沦陷期间，中堂镇被日军烧毁、炸毁宗祠7间，其中始建于宋朝的潢涌村黎氏大宗祠，被日军烧毁头进和二进。

此外，日、伪军还霸占一些祠庙作为营房，其中有莞城的邓虚舟公祠，篁村的张氏合德公祠（又称“宝大祖”），厚街的梅庄祖祠、阎公祠、柏庄公祠、逸士公祠、兰雪公祠以及文昌庙，等等。

（二）毁坏和强占宗教场所

1.佛教和道教场所。

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开始传入东莞，佛教文化在东莞根深蒂固。1938年11月中旬，日军进攻斗朗村，东莞抗日自卫团队退守建于北宋年间本已废塌的觉华寺，在日军的炮火轰击下，觉华寺进一步受到破坏，其后一直没有重修。日军入侵东莞期间，还破坏了黄江芙蓉寺，石龙地藏王寺、峡口龙王庙、石龙菩提庵、水濂山观音庙等佛教寺庙。

道教在东晋时期传入东莞，其多神崇拜对东莞民众影响深远。东莞沦陷初期，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黄旗山黄岭道院，被日军拆毁夷为平地。1944年，驻虎门日军为修筑岗楼，拆毁虎门寨城东头的关帝庙和鸦片战争抗英民族英雄关天培纪念庙。

3.基督教和天主教场所。

基督教传入东莞始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天主教传入东莞则更早，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莞的中西文化交流。在日军入侵东莞期间，这两个“洋教”也遭逢厄运。

1938年5月中旬，日机空袭石龙，炸毁石龙天主教堂。①

1938年11月23日，虎门沦陷。驻虎门日军占据太平福音堂为大本营，把传道书室作为慰安所②。后经德国母会交涉，太平福音堂于次年2月从日军手中收回。1945年夏，日军再次“借占”太平福音堂。

日军占领东莞期间，东莞基督教、天主教遭到破坏，一些教堂被毁或被占，教徒四散，教会活动除了主日崇拜，其它活动一概停止。

（三）劫掠珍贵文物

1939年12月2日，日军进占麻涌，把古梅学校收藏多年的一幅孔子肖像拓片掠走。③

据2006年东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统计，日军入侵东莞期间，共毁坏宗祠、庙宇、宗教场所和文化古迹共40多间（处），劫去或破坏的历史文物则无法统计。

二、毁坏文教设施

日军用轰炸、纵火、占据等手段，破坏东莞的文化、教育设施。

（一）强占博物图书馆并毁坏藏书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占领莞城，把东莞县博物图书馆占据作为军营，直至1945年8月投降后才撤出。

东莞县博物图书馆于1931年建成启用，为两层砖瓦水泥建筑结构。一楼为博物陈列室，有飞禽走兽和名草异木的标本；二楼为书库和阅览室。1934年该馆藏书2.4万余册，其中有许多古籍善本和手抄稿本，为藏书中的珍品，如线装本《宋营造法式》等。据东莞县博物图书馆《特刊》记载，书库内有东莞古籍2000余册。日军占据博物图书馆后，把馆藏书籍和陈列品统统抛出门口的路边，还对这些图书“刀挑脚踢”，“抛了好几天，以致堆积成几座连绵数十尺的书山，估计在5万册以上”④。一些小贩偷偷地捡回部分图书，被一些店铺老板收购作包装纸，只有极少数图书被一些单位或有心人收购保存。因此，博物图书馆的藏书大部分遭到劫难。

（二）毁坏和强占教育场所

1938年10月17日，日军飞机轰炸石龙，炸死炸伤居民数百人，其中被炸死的有石龙中学校长莫公璧、教导主任赖士尊、体育教师谭任贤。设在石龙的东莞县立第二小学校被炸毁，1名员工被炸死。抗战期间，凤岗镇的黄洞兴贤小学、官井头一新小学和土宜小学、天堂围作新小学、竹尾田奕俊小学和以文小学共6间学校被日军炸毁或烧毁。

位于莞城振华路的东莞县民众教育馆，占地2800平方米，馆内设有民众学校、书报阅览室、博物陈列室、运动场、办公楼等。莞城沦陷初期，日军一度将该馆占据为日军军官宿舍和行乐院，此外，“东莞中学为日军运动场，明生中学为营妓栖息所”①。校址在虎门的东莞县简易师范学校也被日军占据为营房。

（三）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失

由于日军的入侵，全县大部分中、小学校曾一度停办。为避战乱，许多学校多次迁移外地坚持办学。

1939年春，县立东莞中学与县立石龙中学以及私立明生中学，迁到香港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临时联合中学”。起初借香港知行中学、九龙德明中学教室于夜间开课，后几经周折，才在九龙长沙湾道获得固定校舍。与此同时，莞城的东莞县立第一小学、望牛墩的县立第五小学，道虻南亓⒌诹小学，也迁到香港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临时联合小学”。虎门的国民小学也迁到香港办学。

1940年冬，撤到香港的东莞中小学校根据县国民政府的通知，迁回内地办学。于是，东莞中学先后搬到常平屋厦乡桥梓村、谢岗黎村、附城博厦乡办学。石龙中学先后搬到清溪、马嘶（今属博罗县）、黎村等地办学。这两间中学曾于1944年春在黎村再度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立联合中学”。“东莞县临时联办小学”搬回内地后，其中县立第一小学迁到樟木头，县立第五小学迁到麻涌漳澎，县立第六小学迁到大朗。虎门国民小学也从香港迁到东坑办学。东莞县简易师范学校没有迁香港，但先后搬到篁村、东坑、谢岗、马嘶办学，其附属小学被迫停办。

上述搬迁到外地的中小学校，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原址。

东莞的中小学校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教学设备受到较大损失，在读学生人数锐减，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东莞沦陷期间，东莞县立中学“顿成兽穴蛇巢，仪器、图书，以不能他徒故，悉遭摧残劫掠，靡有孑遗矣”②。据统计，1942年全县有公立和私立小学共203所，学生在校人数21897人，分别比沦陷前减少278所，3700多人③。全县的中学没有这方面的完整统计数据，仅以县立东莞中学为例，该校于东莞沦陷前有在校初高中学生700余人，但在辗转迁移办学过程中，在读学生最多的一年只有300余人④。

三、推行殖民文化

日本侵略者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施殖民地文化统治，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在东莞推行殖民文化，主要有以下四种做法。

（一）设立宣传机构和出版报刊

驻东莞的日军警备队设立“宣抚班”，这一宣传机构的重要任务，是在东莞占领区内公开宣传所谓“中日亲善”“日满支友好”。

为了推进汪伪的“和平运动”宣传力量，1941年4月28日，伪广东省政府设立广东省宣传处，并饬令全省各市、县伪政府调整宣传机构和建立宣传科。至1942年5月，全省各市、县伪政府已增设宣传科的有广州市以及南海、东莞、三水、潮安、惠阳5个县。⑤

1941年下半年，伪东莞县政府增设宣传科。随后，按照伪广东省政府制定的“广东省宣传会议”组织规程，选聘与宣传有关的机关、学校及团体的代表，设立“东莞县宣传会议”机构。1942年4月15日，伪县政府宣传科召开第一次宣传会议，驻莞城的日军警备队“宣抚班”班长列席。会议通过七项“重要议案”，其中有：“组织各乡镇轮回戏剧宣传团”；“撰发和平歌曲，并分别审查本县之歌曲戏剧”；“从速装设收音机以增强宣传力量”；“由宣传科每月撰发告民众书一次或两次，分别寄发和平区或非和平区各机构团体民众，阐述和平之真谛”①等议案。

1941年11月17日，伪东莞县政府出版《东莞周报》，作为重要宣传工具。由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宣传部部长林泊生题写报头，伪县政府宣传科科长钱耀兼任报社社长。《东莞周报》逢星期一出版，内容主要是宣传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和“建设东亚新秩序”，对东莞民众实行奴化宣传。如第13期发表的社论，极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社论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几年来的中日事变，一转而变成大东亚的战争，日本站在东亚的前头，领导着东亚的大小民族，向英美帝国主义进攻了，向建设新东亚的大道前进了。”②《东莞周报》在每期的“一周中外大事报告”和“本县要闻”等栏目中，报道日军“大东亚战争”的战况以及日伪在东莞统治的新闻。这份报纸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停办，已成为日军进行侵略战争的一个罪证。

（二）推进思想教育运动

1.开展“东亚联盟运动”。

1940年9月，汪伪政府首先在广东发起“东亚联盟运动”，成立“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宣称这是一种“思想运动”和“民众教育的启蒙运动”，“是要教育中国民众要爱中国、爱东亚，同时要爱日本、爱满洲国”；通过“推进东亚联盟运动，来强化中、日、满三国的紧密提携，来完成东亚新秩序的建设”③。

1941年2月1日，“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成立，任会长。随后，“中华东亚联盟协会”改称“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伪东莞县政府也组织“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东莞支会”。当时伪东莞县政府把全县划分为六个区，每个区都设立东莞支会区事务所，在各乡、村中发展盟员。各区事务所派出人员到乡村进行宣传，“宣扬东亚联盟之意义及大东亚圣战之真谛”④。

2.推行“新国民运动”。

1941年11月，伪四中全会发表宣言，提出开展“新国民运动”。《宣言》诡称：新国民运动就是使人人认定和平为中国唯一出路，要集合人力物力，以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

伪东莞县政府对推行“新国民运动”十分卖力。1942年2月9日，《东莞周报》第13期发表社论《新国民运动与新精神》，蛊惑民众要“破釜沉舟，上下一致，依着新国民运动之旨，努力干去，务求要达到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目的”⑤。

1943年1月18日，伪东莞县政府又在《东莞周报》第62期发表评论文章《新国民运动与增产》，把1943年定为“新国民运动的实践年”，要求民众响应的“训示”，努力增加生产，以增加对“新国民运动”的认识。

3.进行“思想清乡”。

1943年至194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和东莞县伪政府，对东莞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清乡”，给东莞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除军事清乡、经济清乡和政治清乡之外，思想清乡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伪广东省政府派出“广东省清乡宣传团”和“广东省清乡政治工作团”，多次到东莞县广九铁路沿线的茶山、横沥、常平、土塘、石马、塘头厦等地，以及莞太公路沿线的太平、厚街等地进行“清乡”宣传。

伪东莞县政府为“谋推本县清乡地区教育”起见，布置各区署在“清乡”军队势力范围的区域，设立临时小学，强迫推行奴化教育。

1944年5月，伪广东省党部清乡地区党务策进委员会东莞办事处成立。这一机构，“对于清乡地区青少年思想，异常注意”①，派人到伪县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中学，定期举行“青少年思想问答”活动，问答内容有“和平运动的真义在哪里”“中国为什么要参加大东亚战争”“东宝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其活动怎样”等等，企图通过这样的问答，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

（三）举行殖民文化活动

驻东莞日军一方面对抗日文化进行严密管控，授权伪东莞县政府设立戏剧审查委员会等文化审查机构，严格审查、禁制和取缔一切不利于日伪统治的戏剧、歌曲以及报刊、图书等出版物；另一方面开展殖民文化活动。为了加强对东莞民众进行所谓“社会教育”，伪东莞县政府成立后，日军把占据的县民众教育馆移交给伪县政府管理，作为日伪开展殖民文化活动的固定场所，由伪县长卢宝永兼任馆长。

1942年5月1日，驻东莞日军警备队在县民众教育馆举办“大东亚照片展览”，鼓吹“民族协和”。同年11月9日，日军画剧社在县民众教育馆内放映《新广东的复活》影片，宣扬“王道乐土”的假象。日军的广州兴亚剧团也不时到东莞进行演出。莞城日军还经常利用伪县立第一中学礼堂放映美化侵略战争的纪录片，免费让民众入场观看。

东莞县伪政府也组织各区在乡村举办壁报、墙报，绘制漫画、标语，印发“大东亚战争”传单，开展街头演讲等文化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实现全面和平及明t大东亚战争意义”②。

（四）建造“兴亚忠魂碑”

为纪念在东莞战死的日军亡灵和对东莞民众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驻东莞的日军先后于1940年2月和6月，分别在虎门鹅公山和莞城盂山建造“兴亚忠魂碑”（又称“日华忠魂纪念碑”）。

这两座纪念碑的碑文内容大致相同，但虎门鹅公山上所刻碑文为日文楷书，莞城盂山上所刻碑文为中文隶书。两个碑文内容都极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八一宇”（即所谓“天下一家”）。莞城盂山上的碑文有这样一段话：“今日本为唤醒黄魂，建设新东亚计，特本其八一宇之精神，以领导黄族展其四海一家之怀抱，以协和万邦。故此次出师意义重大，不名曰之兵争，而名之曰圣战”。

座落在莞城盂山上的兴亚忠魂碑，已于1945年12月被当时驻东莞的军队第五十四军三十六师一0八团所推倒，在原址上竖立抗战“胜利纪念碑”。座落在虎门鹅公山上的“兴亚忠魂碑”，也由一0八团于1946年4月用灰沙浆覆盖，改造成为“抗战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至于那两块镶嵌在“兴亚忠魂碑”上刻有碑文的石碑，如今分别收藏于虎门中学和东莞市博物馆内，成为日军侵华以及美化侵略战争的又一个铁证。

四、实施奴化教育

教育是日伪进行文化战、思想战的主要阵地。日伪在东莞占领区实施奴化教育，以适应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需要。

（一）开设日语学校

日军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广东开设了102间日语学校。其中东莞有6间，共8个班，教职员18名，学生393人①。笔者经过初步调查，发现了5间日语学校的具体名称：虎门日语学校、县立第四日语学校（附设于虎门伪县立第四小学校内）、石龙日语学校、漳澎日语学校、中堂日语学校。这些日语学校，一般在日军驻防地设立，校舍比较简陋，如漳澎日语学校占用一间祠堂上课。教师由日军派出教官担任，如1941年底开设的中堂日语学校，由日军教官方木担任教师。课程设置除了日语课外，还教唱一些歌颂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歌曲等，对学生实行殖民教育。学制一般为三个月至六个月。

1941年9月，广东日军特务机关通知伪广东省政府接收日语学校，“唯教育机构仍维持原状，由日本军派教官”，“全部经费由中国方面负担”②。由此，东莞的6所日语学校由伪县政府接收，每月得到伪广东省教育厅共318元经费补助。③

（二）强令占领区内各级学校复课

如前所述，东莞沦陷初期，各级学校一度停办或搬迁外地办学，全县教育事业处于停顿状态。日伪为了利用学校培养他们所需的“奴才”和“顺民”，强令占领区内原有的中小学校复课，同时新设立一些学校。

至1943年8月统计，伪县政府设立（包括筹办）“县立中学”4所、“县立小学”6所。4所伪县立中学的名称为：东莞县立第一中学（设于莞城），校长骆锦标；县立第二中学（设于石龙），校长陈治方；县立第三中学（设于太平），校长陈士钊；县立第四中学（设于道颍，校长叶海如。6所伪县立小学的名称为：东莞县立第一小学（设于莞城）、县立第二小学（设于石龙）、县立第三小学（设于莞城）、县立第四小学（设于太平）、县立第五小学（设于中堂）、县立第六小学（设于道颍。同时，伪县政府在县文教馆附设的“民众学校”开设三个班，收容失学少年，学制为一年。由于经费和生源等问题，沦陷前东莞开办的乡立小学和私立小学有相当部分未能复学。

日伪对这些复课和新设立的中、小学校，规定以“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为严格控制学校学生，对中学校实施军事化管理。“无论上课下课，个人或团体行动，均以军事化、纪律化”；并强行集中青少年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将受过军训的学生编为“青少年团”④。

（三）强制推行日语教学

日伪对东莞占领区内各中学强制推行日语教学，以此作为对日本亲善程度的主要标志和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这一做法，受到了学生的抵制，大部分学生厌恶学习日语。于是，伪县政府以2名初中学生的名义，在《东莞周报》发表两篇《我们为什么要学日语》的文章，借中学生之口，道出学日语的目的：“我们为解放大东亚起见，首先要和日本合作。要和日本合作，就不能不要学识日文，使免除一切隔膜，就可以互相携手，跑入共荣圈内，奠定我东亚永久之和平。”⑤蛊惑中学生学习日语，以利于推行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

日本文化论文篇11

“神怪”一词，作为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概念，指怪异、反常的事物与现象。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神怪被看作是一种自古传承下来的民间文化与信仰，它超越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理解。由于早期生存环境的原始性，人类必须面对野兽环伺、危机四伏的丛林和原野，以及对于天灾的不安和恐惧，在这些不可控的外在条件下，孕育了关于神怪的传说，这些传说中隐藏着人类历史文明延绵的轨迹。

神怪是诞生于人类自身的想象力，同时又反过来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一种存在。日本关于神怪的传说与形象众多，其中大部分都源自中国。然而，经过日本社会文化的渲染和演绎，在其内涵的深度与广度上均已大大延伸。现代日本社会出现了以神怪为主题的消费文化，各种书籍、动漫、影视剧、游戏等层出不穷。日本的神怪有恐怖的、善良的、可爱的，类型风格多样，尤其在日本青少年群体中广为传播，已经成为很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元素之一，换个角度来看，这些怪谈的趣味性已然成为主流。

1神隐

日本动漫作品中对于神怪的诠释，大都是以一个固定的世界为舞台，以神怪为表演对象，演绎出被人们忽视和淡忘的人类世界最为真实的一面，尤其侧重于表达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主题，这其中隐含着现代人的自然观、人生观、文明观及社会观。

环保主义者宫崎骏的很多作品都很好地呈现了这一永恒的主题，通过多部影片来表达对于自然的敬畏。如2001年上映的巅峰之作《千与千寻》，创下了日本历史票房收入的新高，并获得了金熊奖和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之所以如此优秀，引人共鸣，原因之一在于其精致的画风与强大的故事结构之下，蕴含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借助神隐的世界，来传达现代人的贪婪、欲望与空洞。日本人自古以来便相信万物皆灵，世上有无数的神怪与人类同生，掌控着人间的祸福得失，相对于人类居住的世界，神怪们居住的神域往往隐于深山密林，多有巨岩或神木作为标识，避免人类无意间闯入。千寻随父母搬至新的城镇开始新生活，途中误入神隐境地，经过一系列的冒险和努力，发掘出内心爱与生命的力量，最终一切结束归于原点，然而此时的千寻已经焕然重生。宫崎骏旨在通过此片，唤醒现代人重压之下暗淡的灵魂。《幽灵公主》则是通过表现人类放弃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贪婪地掠夺自然界的生存资源，人神交战导致人类与自然的彻底决裂，最后麒麟兽神的牺牲令万物得以重生，人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自然界用宽容与大爱回馈了人类，传达了人类与自然和平共生的深刻主题。

2河童

在日本众多神怪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河童。传说河童住在日本各地的河川或池子里，分布极广，原本是水中的精灵，被当做是河神受到民众的膜拜，也有一种说法是河童是水神的使者，由水神降下的霜幻化而成。由于河童是两栖类的怪物，因此喜欢住在靠近河边的洞穴中，手、脚上均长有蹼，相当擅长游泳，背上负有乌龟般的甲壳，全身皮肤非常粘滑，可以像变色龙一样根据周围的环境改变自己的皮肤的颜色，但大多数时间全身是保持绿色的，身上有鳞，形如四五岁儿童，头顶凹陷处像顶着一个碟子，无论是水中或是陆地上，只要碟子里面的水不干涸，则力大无穷。2007年，原惠一导演的动画电影《河童之夏》就讲述了一个生活在现代家庭的河童的故事。以一个会开心、会失落、会努力、会迷茫的，活灵活现的河童形象为切入点，侧面揭露日本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挑战人类的行为准则，为一个妖怪的故事注入了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人与自然的相处，绝不是单向性的猎奇和假惺惺的关注，片中媒体对于河童的百般堵截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片中河童的萌系造型也俘获了众多观众的心。

3萌系神怪

《小鬼Q太郎》和《哆啦A梦》是萌系神怪动漫的代表作，均属日本著名漫画家藤子不二雄笔下的经典神怪形象。在《小鬼Q太郎》中，小学生大原正太无意间拾到了一只很大的蛋，竟然孵出一只“小鬼”，名字叫Q太郎。从此，这个小鬼就住在正太的家里，并展开一段人与小鬼之间温馨的幽默剧。Q太郎是神怪世界的妖怪，寿命有500年，只爱吃、睡、玩，一次可吃20碗饭，但很怕狗。Q太郎的白色外表其实只是遮盖真身的外套，露在外面的只有眼睛、嘴巴和三根头发，与其他小鬼不同，Q太郎能力有限，只会飞行隐身，与动物交谈以及变成一只鞋而已。Q太郎和正太的关系犹如大雄和哆啦A梦，不过Q太郎更加有趣可爱，总会惹出种种事端，闹出笑话。这部作品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周刊少年SUNDAY》上连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喜爱，一度出现了“妖怪Q热”的社会现象，动漫主题唱片和系列周边产品大卖，成为藤子不二雄的首部人气代表作。这部作品的成功经验催生出小学馆后来的著名神怪作品《哆啦A梦》和《神奇宝贝》系列，由于作品人气爆棚，小学馆1967年建起本社大楼，又名“妖怪Q大楼”，可见Q太郎的影响力之大。乃至在我国，Q太郎也伴随了80后一代的成长，成为美好的童年回忆。但现如今很少看到Q太郎的身影，是由于藤子・F・不二雄于1996年因病逝世之后，Q太郎的版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基本上自1998年后便再没有任何Q太郎的动漫和相关周边产品登场。在日本，一本Q太郎漫画可以炒卖至数千至数万日元不等，已经成为绝版收藏级的经典作品。相对于《小鬼Q太郎》，《哆啦A梦》的知名度更高更广，2002年，哆啦A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亚洲英雄，他不仅是获得该荣誉的唯一虚拟人物，也是唯一走进《时代周刊》的日本动漫人物。2008年，成为日本首任“动漫文化大使”，2013年，正式加入东京2020申奥委员会，成为首位申奥特殊大使。

日本文化论文篇12

一、地理原因

日本西面与中国仅隔日本海，西北接近西伯利亚，西南是印度，这种地理优势，使日本具有了吸收中国、印度、西伯利亚这三个亚洲古代文化圈东方文明的可能。日本作为岛国，有自然的防线，成功地保证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发展。尽管日本受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影响，但不像朝鲜那样，直接受过中国的统治，日本保证了其文化的独立发展。

二、从历史上看日本文化的复合性

一万年以前，西伯利亚、中国北部、亚洲南部不同的原始人进入日本，直至后来陆桥沉降，日本成了列岛。这三种原始人就在日本列岛上逐渐融合，成为最早的日本人并创造了日本的绳文文化，日本文化在其源头就是复合而成的。

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中国大陆的移民进入日本，带去了先进的稻作文化，日本人开始使用铁器和青铜器，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农耕生活并逐步进入了阶级社会。这个时期的文化被称为弥生文化，弥生文化是日本摄取外部文化的开端。

从公元60年至公元894年，日本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共18次。这期间进行了推古朝改革、大化改新，从政治、土地制度、哲学、宗教、文学、书法、美术、医药、历法、建筑、衣食等方面全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日本的唐风文化。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理率船叩关，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从此日本掀起了“欧化”的浪潮。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加系统地吸取西方的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从而一跃进入世界五强。

二战后，日本开始全面学习美国，着重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与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东西文化结合的日本式文明，从而变军事帝国主义为现代西方民主主义，变战败国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三、日本文化的演变过程中的选择机理

1.日本文化从未丧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律令制时代，佛教在日本可谓盛极一时，但民族宗教传承下来的神道教，作为护国神教依然保持至尊的地位。神道教并没有因佛教的兴隆而式微，相反受到佛教的启发，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逐渐形成了宗教体系。

日本文化的产物，尽管从中能寻见丝丝缕缕外来文化的痕迹，但同样无法不承认，它们都是富于创造性的，从日本茶道到枯山庭园建筑，从和服到绘画艺术，无一不是如此。

2.日本文化总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对摄取的外来文化进行消化改良。日本文化是在与外来文化的杂交过程中发展和成长过来的，表现为对其所摄取的外来文化的改良，而不是被其同化。每一种外来文化，当它被移植到日本土壤之后，其枝叶都经过这个民族匠心独具的修剪，使之能按日本社会的意愿开花结果。5世纪，儒学经朝鲜传入日本，后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维护起着重要作用。儒家的伦理被当做实用的道德标准成为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但在日本文化中，这个伦理范畴受到了很大改造。中国人认为儒家伦理的最高范畴是“仁”，但在日本的伦理系统中，“忠”则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儒家伦理中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是“礼”，在日本则被“耻”取代。可见，日本在接受、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始终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以其固有的世界观为根基，吸收外来的文化，在接纳、融合的过程中将其变形，最终改造为“日本的”。

四、日本复合文化的利弊

日本文化史，是一个不断将外来文化“日本化”的过程。随着发现、接纳和最终的融合，不但外来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固有的传统的日本文化也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变，而变化和转化的主体力量是日本固有的“和”精神。发现、接纳、融合这一演变机制的核心是日本特有的“和”精神，但这种“和”精神，却没能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日本文化具有重学习、模仿和综合再创造的倾向，而且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消化和吸收都比较迅速，这注定了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将力量倾注于搜寻先进文化，并模仿和学习。

这种文化吸收虽然可以快速成长，但发展方向并不是自主的，是由当时最优秀的文化，或对日本发展有利的文化决定的。这种发展方式纵然可以带来文化的快速跃迁，但也蕴藏着危险，例如，日本用相当短的时间完成了近代化。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往往沦于支零破碎的表面，没能深入地了解各种文化中的哲学内涵，而当发展遇到困惑时，日本大多选择向外眺望，却很少自我审视，日本文化在发展的原生性方面是有所缺失的。日本近代著名学者吉田精一认为，日本从未创造具有任何独创性的哲学和宗教。日本文化的优势在于学习的选择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而缺失在于由此导致的重他人经验、轻思辨的文化发展定势。

参考文献：

日本文化论文篇13

在这种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遣唐使和留学僧、留学生们。自从日本圣德太子为佛法弘兴四次派出了遣隋使后，其后的舒明天皇于公元630年也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其间二百六十四年中，日本又派出了十八次遣唐使以延续这种文化交流，学习先进的唐文化。这十九次遣唐使团活动中，实际共成行十三次。每次的遣唐使几乎都是由当时日本国内最优秀年轻人组成，加上必要的航海技术人员，先后总计达到2500人左右。在那个航海技术落后的年代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因促使日本西渡求知呢？原因应该主要在于，首先学习大唐帝国先进的文化技术，以促使自己的迅速发展和进步；其次满足国内需求，使之能够享受到当时世界一流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公元753年大唐天宝十二年十二月，鉴真大师随第十次遣唐使团回国赴日，为中日文化交流史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日本文化尊称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二、鉴真东渡对日本产生的影响

东渡成功的鉴真大师，不仅是声闻海内外的大唐高僧，还不失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到来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佛学宗教领域，其他诸如医学、建筑、雕塑等各方面都同样都影响深远。鉴真大师到日时，正是奈良王朝的天平时期，而天平时代最绚丽夺目的成就正体现在佛教艺术上。博学的鉴真大师及其随行的弟子们不仅从真正意义上开创了日本律宗，结束了这之前令日本统治者头疼不已的“私度”、“自度”等种种混乱不堪的现象，并将日本佛教授戒纳入了正式的授戒制度，还创建了与之相关的东大寺戒坛院、下野药师寺戒坛院、筑紫观世音戒坛院日本著名的“三大戒坛院”。公元757年至公元759年完工的唐招提寺更是由鉴真大师亲自主持修建成的日本律宗总本寺。在这一系列的弘法活动中，鉴真大师及其弟子对佛教艺术中的雕塑、建筑、书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开创了新的样式。但是但就绘画方面而言，据中日学者考证，鉴真的影响相对较少。

三、对宗教艺术影响的剖析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在鉴真六次东渡的随行人员中，除有着较高佛学修为的僧侣同行，还有精通其他技艺的专门人才，这在二次东渡时表现尤为充分。此书中明确记载鉴真于大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十二月准备再次启航东渡时，所携带的八十五个随行人员中除去佛门弟子十七人外，还有专门的画师、雕佛师等艺术人才。在第六次东渡时，除去僧侣外还是有几个非僧籍人员随行，有潘仙童、安如宝、军法力和善聪，这四人既非佛门子弟也非航海技术人员，应该就是其为有较高艺术修为的专门人才，在日本的后期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思托是随行鉴真东渡弘法事业中意志最为坚定的一个弟子，六次东渡都有他相伴在恩师身旁，其不仅有高深的佛学修养，同时也是一位佛教建筑、佛像塑造的高手，被誉为日本国宝的“鉴真大和上夹综漆像”即为其所作。到了日本才受戒成为鉴真弟子的安如宝，东渡前其身份就是扬州雕塑师。鉴真大师圆寂后，他成为唐招提寺的第四代主持。在他的主持设计下，修建成了著名的唐招提寺金堂。除金堂之外，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一尊千手观音像“右胁侍千手观音像”和另一“左胁侍丈六药师像”都是如宝作品。关于这尊千手观音像，塑造技艺高超、雕刻，以至于在日本还有一个传说：因其像高达5.36米，故有民间传言说是天人下凡费时七个昼夜才完成的成品。

由于鉴真大师之前的日本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律宗，因此在开创日本律宗后，佛寺建造、佛像塑造等方面毫无例外地采用了大唐的律宗寺院、佛像的样式与格局，而这都与当时日本寺院建筑、佛像的样式是明显不同的。所以，鉴真大师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影响主要就是体现在佛教艺术创新上的，奈良初期的法隆寺、天平盛期的东大寺、天平后期的唐招提寺即是这杰出文化的代表。由于大唐文化具有与时俱时的先进特征，由鉴真大师师徒所创的律宗总本寺―唐招提寺，被后人尊称为“唐招提寺派”的建筑与其中的雕塑都呈现出比法隆寺、东大寺更为先进的大唐佛教艺术新样式。初建于公元607年的法隆寺因毁于大火而于奈良朝的711年重新修建而成，完整保留了飞鸟时代南北朝样式。法隆寺金堂的释迦三尊像，被称为日本佛教雕塑开山祖师派的止列派，与中国龙门宾阳中洞主尊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呈现出长脸、杏眼、嘴角上扬的面貌，尤显五官清俊，有着中国六朝佛像所蕴含的含蓄之美。著名的卢舍那大佛无论是从其塑造的样式还是起因则显然更多受到大唐则天女皇时所兴起的造大佛之风的影响，就日本模仿的大唐佛像而言，关野贞认为东大寺大佛模仿的是大唐龙门卢舍那大佛，木宫泰彦则认为是模仿的洛阳白司马坂大佛像。可以肯定，不管是模仿哪一处的大唐大佛，其都是受到大唐兴建大佛像的影响。鉴真大师及其弟子所创的“唐招提寺派”无论是寺院的建筑风格还是佛像所呈现出的那种森严的神态、独具雕刻的风格都比前代佛像塑造在形式、结构、技艺等方面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尤其是唐招提寺的金堂及金堂主佛卢舍那大佛像。在日本《特别保护建筑及国宝帐》一书中就评价金堂为“今日最大最美的天平建筑物，其构造装饰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样式与技艺”、“金堂卢舍那佛像是天平后期最宏大、技术最巧的雕像”。基于上因，鉴真大师在建筑雕塑方面对日本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响到了后世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