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
一、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审视经济全球化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主流看法为，目前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他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经济全球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从自己的国际利益出发，对于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先导和主体的，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全球化。这是一场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其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看，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状况看，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状态，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并且这种关系在21世纪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一体化、市场世界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国家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固有界限，使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高科技手段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使国际经济全球化或者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自行运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对于他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跨人了政治、道德、文化等领域。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而且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领域的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供了机遇。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外贸结构的优化，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2．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外资的进入对于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建设和基础工业的建设，提高有关部门的效益，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及贸易壁垒不断下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
4．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将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引进、学习、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体制改革。
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已经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一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账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就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以及整个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震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归根源之一。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的监管方法，许多深受游资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的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情况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就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
2．经济全球化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誉值减少。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3．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削弱。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种是经济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的侵蚀。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环境退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也让人感到不安和对未来信心不足。虽然我们不能把环境恶化的责任简单地推到全球化头上，然而，正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家园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措施
1．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联合自强的趋势。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团结一致，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
并且在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国家中，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并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南亚的东盟，中东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非洲的“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加太集团，南美的“共同市场”等，都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给了发达国家有力的回击。为了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要敢于、善于对现存的不合理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有理、有利和有力的斗争，迫使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化规则时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削减发展中国家债务，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和技术。超级秘书网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2
一、经济增长的动因
经济发展的内涵丰富，涉及到社会、经济、环保等各方面内容，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主要通过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和比较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本文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本文仅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具体来说，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不断投入生产要素的总量，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二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重新配置，进而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使得经济总产出在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同样会增加，即经济增长。因此，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增长，都必须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三方面来考虑。
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虽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它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发优势。只要发达国家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赶超发达国家。那么，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该理论观点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本文将在后面做详细论述。
二、简评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现状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ehenkron)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后，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从未间断。各国的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了许多不同的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创立阶段。代表人物是格申克龙、列维和阿莫拉诺维茨等，他们是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美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深化阶段。代表人物希尔曼、南亮进、金泳镐等，他们是在20世纪拉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后发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目前，这一阶段正在进行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内的林毅夫、郭熙保等，他们主要是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基础。
虽然后发优势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且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也还没有对后发优势形成一个全面的并被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林毅夫看来，技术是后发优势中的主要内容。郭熙保认为：“从发展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后发优势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五方面。”在郭熙保看来，后发优势具有多维性，它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资本、人力、制度和结构；而且郭熙保还将后发优势界定为“后发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发国家没有、后发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
综合上述，后发优势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再结合前面关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后发优势。据此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而然地应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因此，后发优势理论似乎并不能成立。
本文认为，并非是后发优势理论不成立。因为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观点，后发优势会通过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然而，本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一般来说，间接作用就必然需要很多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更好地被发挥出来。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的有效配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很难被充分发挥出来，进而制约了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整体作用的发挥。
三、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1、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概念
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要素价格自然就比较低，可以通过大量投入来增加产出；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技术相对落后，但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来推动技术变迁，进而增加产出；第三，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降低升级过程中的成本，进而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增加产出。因此，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在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且这种优势都是直接地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会首先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然后，产业结构升级叉会促进该国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通过结构这个中介而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该国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2、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的具体表现
根据后发优势间接作用的概念，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产业结构升级，也称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简称产业升级，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过程。从产业附加值角度看，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向着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越来越占优势地位的方向发展。因此，产业升级必然伴随着产出增加，即短期内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必须注意，产业升级有别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虽然从长期来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短期内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下面就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1)资本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稀缺。根据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有助于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资本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2)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关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多。其中，林毅夫的研究最为透彻，他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在这里，林毅夫主要论证了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其实，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有利于该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推动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3)人力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这种优势既是比较优势，又是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可以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从发达国家购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实现双方共赢。而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首先吸引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例如，我国目前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制造中心，就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便宜；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的进人也必然会伴随着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的进入，如他们为了使企业正常运作必须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包括技能培训及管理知识和理念培训等，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就必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高级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4)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一种有效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需要支付高额代价的不断试错的过程，经过反复、动荡、危机乃至战争等才能形成。但是，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旦这种制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来者就可以避免这种试错的高额代价，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创新，节约经济发展的创新成本和时间成本，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取得相对较大的发展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在经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的优秀的制度，可以减少该国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快更好地升级，进而促进该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在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3、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产业政策的配合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如果缺少相应条件的配合，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本身具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创造一定的条件来支持后发优势，致使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目前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很慢，甚至有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具备相应条件的有效配合，那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会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虽然起初经济落后，但已经接近或者成为发达国家。仔细分析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且十分有效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指政府部门专门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它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密切关系；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会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间接作用充分发挥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配合条件之一。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3
②王建农等(1997)认为特色农业是具有区域地缘、工艺特色和高新技术特色农业产业的总称。
③刘志民等(2002)认为特色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业是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开发新产品或从事具有地区特点的农业生产活动。特色农业包括都市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精品农业、水体农业、立体农业、绿洲农业、旱地农业等。
④刘成玉(2003)认为特色农业是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标的农业形态。
⑤上述对特色农业的表述看出,特色农业的核心目标是农产品,是一种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活动,特色农业中强调的“特色”都是地域自然资源禀赋。农业特色经济是在特色农业基础上提出的农业经济发展新理念。目前,对农业特色经济的界定有:孙赛英,陈红儿(2003)认为农业特色经济是指一区域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竞争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力和生命力的与其他区域有明显不同之处的经济,农业特色经济的“特”最终是以农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⑥周应堂,韩美贵(2006)认为农业特色经济是在一定时空内以特色为前提,以企业为基础,以产品、质量、品牌、技术、效益、规模为基本要素,在区域内外所形成的良好印象的综合体。⑦农业特色经济与特色农业的区别在于:
(一)特色农业是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的的一种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业特色经济是将特色资源商品化,并通过对特色商品生产、营销、精深加工。品牌树立及维护等一系列活动所形成的一种经济综合体;
(二)特色农业的“特色”一般仅局限于地域的物质资源禀赋,而农业特色经济的“特色”包括地域物资资源禀赋、技术和人力资源因素、文化因素、品牌因素、市场因素、企业、企业集群和企业家因素(周应堂、韩美贵,2006);
(三)特色农业的核心目标是生产特色农产品,而农业特色经济的核心目标是形成聚集特色产业集群的农业特色经济区。
(四)特色农业的发展依赖于比较优势,农业特色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农业特色经济可定义为:农业特色经济是以一定地域内物质资源禀赋和技术、人力资源优势为基础,将区域内农业资源商品化,品牌化而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成的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聚集的区域经济综合体。农业特色经济可以是以特色农业生态资源、特色地域文化、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营销形成的特色品牌和特色产业为依托所形成的区域经济综合体。
二、发展农业特色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是由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客观趋势决定的。1997年党中央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求结构变化,由全面短缺转向普遍过剩(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2000),需求数量达到饱和期,对质量要求提高,品种要求更加多样化(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2001)。农产品供求的变化导致了农业发展由主要受资源制约转变成主要受市场需求制约(孙赛英,陈红儿2003)。
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是由农业竞争国际化的外在环境推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化竞争环境。一方面,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巩固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设置和提高农产品技术壁垒。另一方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我国的农产品总体质量不高,很容易受到外国技术壁垒的阻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存在农药残留、化肥残留、重金属、商业品质等方面的问题。发展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农业特色经济,克服国际竞争中技术壁垒的阻拦,适应国际竞争市场,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巩固我国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产品市场的日趋饱和和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食物消费的不断升级,对农产品质量要求更高,品种要求更加丰富和多样化,通过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发展农业特色经济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和偏好,开拓国内外市场。
第二,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竞争模式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农业及农产品市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于供给相对过剩,本论文由整理提品品种单一,经营模式雷同,大量同质产品和服务充斥市场,使得市场仍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推动农业竞争模式由单纯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因素的竞争,鼓励农产品生产者通过改进质量,发掘特色、深化加工,创新营销来扩大市场份额。
第三,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收益农业特色经济避免了价格竞争,使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经营者通过所拥有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还可以分享生产、加工、营销中的增值利益。
第四,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形成我国农产品品牌,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品牌具有很强的累积效应,不仅直接代表了特定产品的质量,性能和信誉,而且还包涵更深刻的文化内涵(翁鸣等,2003)。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及对品牌的忠诚,使品牌产品形成无形的壁垒效应和不可替代性,从而更具有竞争力。
三、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分析农业特色经济是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农业特色经济的发展涉及竞争优势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E•porter在《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出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战略,即成本领先战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著名的钻石理论,即通常所说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提出,一国的特定产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四个关键环境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政府”和“机会”两个辅助因素影响上述四个环境因素。
⑧将竞争理论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业特色经济中所谓的“特色”竞争优势本质上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形成该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四种因素有:农业生产要素条件、农产品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农业经营企业状况(见图1)。
农业生产要素条件:农业生产的要素条件包括初级生产要素条件(如气候、地理位置、劳动力等)和高级农业生产要素(如农业技术、人力资本、现代的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和基础设施等)。由于农业特色经济是农业生产、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互结合的过程,对农业特色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现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国内的需求条件:根据竞争优势理论,需求条件可分为催生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和强化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催生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包括细分市场需求、内行而挑剔的客户需求、预期型的需求。
强化竞争力的需求包括需求规模(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客户的多寡)和需求成长的模式(国内市场的提早需求、国内市场的提早饱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由于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内因就是针对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供需相对过剩,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挑剔和细化,所以国内的需求条件对特色农业经济的竞争优势形成有重影响。相关和支持产业的发展:由于农业特色经济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相关活动的经济综合体,可见农业特色经济是所形成的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优势网络资源,使得相关产业的“提升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见图2)。
图2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以特色农产品生产为例)农业经营企业的状况:农业特色经济的主体主要是农产品生产企业⑨,其对农业特色经济竞争优势形成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二是企业经营的规模大小。⑩经营者的素质和经营的规模对农业技术、人力资本、现代的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使用、对市场竞争的驾御等都有影响,从而影响到农业特色经济的竞争优势。
各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拥有上述四个因素,并不必然拥有产业竞争优势,各个因素之间是彼此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互动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机遇和政府是辅的影响因素,对每个关键因素产生影响。如政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补贴、教育、资金市场政策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制定的农产品标准必然影响到需求条件,另一方面,政府也会受到该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机遇(如农业科技发明创新、全球或区域市场需求剧增等)在农业特色经济竞争优势的形成中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因素。注释:
①关于发展特色农业问题的学术观点综述.江西农业经济.1996.(6).第18页.
②同①第19页.
③王建农等.特色农业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经济问题,1997.(2).第57页.
④刘志民等.特色农业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2.(1).第8页.
⑤刘玉成.对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2003.(4).第2页.
⑥孙赛英,陈红论农业特色经济与农产品差异化竞争.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第347页.
⑦周应堂,韩美贵.农业特色经济理论问题研究.农业现代化.2006.(2).第26页.
⑧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⑨周应堂,韩美贵.农业特色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2).第115页.
⑩陈卫平.农业国际竞争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体制改革.2002.(4).第95页.
参考文献:
[1]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200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4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转贴于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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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5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17－03 收稿日期：2007－03－01
一、引言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它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指导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该国的经济建设能否成功。新世纪中国应采取何种发展战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是理论界较为关注且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后的经济实践中曾经采取的以及当前学界的研究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赶超战略。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建国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主张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通过发展相对于本国资源禀赋条件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提高本国产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促进经济超常规发展。
2．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教授(1999)在分析传统的“赶超战略”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发展战略，主张利用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高科技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速度，改变要素的禀赋结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提高技术和产业的竞争力。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分析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程恩富，2003)。郭民生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的内涵、特征、分类、作用、定位及其应用，提出了一种适应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新型创新模式――以“五新”(即知识产权优势、知识产权经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人才和知识产权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自主创新模型(郭民生，2006)。
二、三种发展战略的内涵及比较
1．赶超战略
赶超战略是建立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超常规发展过程，以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为特征，表现为高速经济增长、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转换和高效率的资本产出率等等。
一般认为，赶超战略的实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府干预的主导作用，赶超战略能够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赶超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迅速使产业结构高度化，另一方面这样形成的产业结构是一种没有自生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其三，赶超战略在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其四，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劳动力的吸纳却很有限，因而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实际失业率，带来的是人们收入水平的低下(程洪、等，2005)。
2．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其三，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其四，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韩树明，2003)。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
程恩富等(2003)看到“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这使得我国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和被动的不利地位，极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说，其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程恩富(2003)在此基础上认为，“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他认为这种发展战略“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
郭民生(2006)在程恩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是一种能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及自然和知识两种资源，能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源作用、提高资本运用效率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加快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步伐，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促使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理论。
4．三种战略的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比较优势战略与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一国经济走向成功的机理，但理论的提出不仅要考虑理论的解释力，还要顾及到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前提，因此有必要对三种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广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不仅具有理论来源和根据，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就我们看到的文献
却是对它的批判多于赞誉。不少文献中指出，拉美国家之所以在经济上失败，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拉美国家采取的是赶超战略，而把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归因于采取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我们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很难想象，日韩在20世纪60、70年代推行重化工业、造船、汽车等产业优先发展时是遵循了它们当时的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采用赶超战略而只有日本及四小龙等极少数国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呢?我们认为，政府决策、把握时机以及制定赶超扶持政策的能力等是关键的因素。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经过经济学家的发展日益完善。它们认为落后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应使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禀赋的结构。但是，对于比较优势能否作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洪银兴(1997)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由于发达国家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造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现“比较利益陷阱”。他认为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应当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大国的最大优势是与劳动供给充足和低收入相伴的低劳动力成本。在不考虑非价格因素的情况下，以此优势为基础，他们能够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上获得较高的价格竞争力。但在现实的竞争中，许多非价格因素的介入，使得产品竞争力的决定由一维变成二维乃至多维，成为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落后国家在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太弱，它们总的竞争力水平就会显著降低(熊贤良，1995)。
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了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
上述的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被称之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对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的认识的深入，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逐渐被经济学家重视起来。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Jeff・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左大培(2000)则从技术进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对中国遵循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和否定。他提出应当把产业技术密集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强调通过扶植处于幼稚期的高技术产业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为此应当制订促进技术进步的贸易政策。
我们认为，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我们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大。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作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原则，以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度扭曲的产业体系，这不仅能使我们取得更多的经济剩余，也会大大促进我国的就业。但是众所周知，运用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很多缺陷，除了它苛刻的假设之外，它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形成对本国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品的双重依赖，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此外，现实也非自由贸易的天堂，我们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却使我们频频遭受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调查之苦。避免落入陷阱的对策就是运用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重视培养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谋求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良性的产业升级机制。
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学家新近提出的第三种发展战略，尽管尚未被研究者所重视，但向我们揭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残酷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前瞻性和创新性。现实的国际经济活动并非如经济理论和模型描绘的那样美好，贸易摩擦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中国制造业尽管取得的成就巨大，“中国制造”的产品已销往全球，但环顾全球500强和全球500强品牌排行榜，却鲜有中国的名字，绝大多数企业做着为欧美国家企业做嫁衣的工作，商品附加值的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留给我们的除了只有少量的加工费用外，还有倾销的恶名。这固然与我们实施市场经济的时间短有关，但我国企业不注重研发，政府长期忽视专利制度建设，缺乏知识产权优势也有很大的相关性。经济的发展已由卖产品逐步迈进到卖标准的时代，拥有标准的前提就是要拥有众多的专利，拥有竞争对手没有的知识产权这种非对称优势。从这层意义上讲，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在更高层次上指明了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着力点。
三、我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及依据
我们认为，一国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考虑该战略的科学性、可行性，还要考虑战略选择时代的约束条件，归根结底，就是要考该国的国情。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禀赋、历史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现状等全面情况。我国发展的战略的选择必须紧紧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在考察我国的国情时，有两条原则必须不能忘记：
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并不太平，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未消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不可能完全采用比较优势战略，靠出口自己的初级产品来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品，而把关系自己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的钥匙让别人掌握。传统的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我们付出了代价，但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拥有的，特别是在当时冷战白热化时期为了生存必须拥有的。
当然传统的赶超战略所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也有缺陷。它认为后进国家可以直接引进发达国家一些成熟的技术实现自己的跳跃式发展，这样就可以节约大量研发成本和规避很多风险。客观的讲，在一些一般技术方面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国家即使强大的美国，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在所有领域都实现创新。但是不要忘了，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热衷于花费大量的资金引进国外技术，而不注重自己的创新，我们将永远处于赶而不超的尴尬境地。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7
同志曾在讲话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而正确分析把握宏观经济形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基础，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能力之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的特殊时期，“十二五”开局已经两年，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科学分析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能力尤为重要。
一、增强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大量存在。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之中，但复苏进程还很脆弱、很不平衡；从国内看，虽然发展的有利条件较多，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很高，但面临的矛盾也仍然不少。从深层次和长远来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并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呈现出一种常态化，并将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清醒地认识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妥善处理好长期累积和不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关系到能否巩固当前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的趋势，关系到能否顺利为“十二五”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把握能力，积极引导经济社会良性有序发展。
导致宏观经济形势复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现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资本所有者、中介组织人员以及民营经济、“三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新的经济利益主体大量出现。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各自有其独立利益，分别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环境以及对经济活动的预期等相互博弈、分散决策，从而增加了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在初步建立阶段，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基础已经确立，但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管理方式仍然在现实中存在一定“市场”，企业和政府的行为机制具有双重性和复杂性，正如同志讲话所言，市场经济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再次，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还没有完全改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特别是在当前各类问题叠加而致的“矛盾凸显期”，使宏观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客观上增加了正确把握经济形势的难度。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要素、劳务、资本、技术等流动更加迅速，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国际产业转移、各国经济政策制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二、增强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的有效途径
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助于经过经济发展实践检验相对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种有效分析工具，辩证认识经济运行的主客观现状和条件，致力全面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规律。
1.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理论基础。领导干部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目前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所依据的凯恩斯理论等更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务必熟知的基本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等多领域内的有关理论，立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主题是发展。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提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系列内容；对外开放的理论，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发展、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1]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凯恩斯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应主动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该理论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这里所称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生产厂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生产厂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生产厂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2]在干预经济的方式上，凯恩斯强调运用财政政策，而且主要是赤字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没落应运而生的，他的理论开创了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学，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上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历经30余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所导致的“短缺经济”仍然有其影响。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至20世纪9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鉴于此，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与调控充分借鉴凯恩斯经济理论，以其所主张的“逆经济风向行事”和“相机抉择”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原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行的“需求管理”的方式运用到中国经济的实践之中。应该说，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无论是通过直接增加需求还是通过影响人们的预期，都使总需求有所增加。但是由于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没有被带动起来，总需求仍然不振。这主要因为凯恩斯理论在我国运用的市场体制还不够成熟，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时，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主的西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但必须充分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更好地利于我国宏观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2.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原则。分析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被实践证明科学成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科学通行的分析工具，遵循宏观与微观结合、总量与结构结合、现状与趋势结合、国内与国际结合的原则，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并用，准确判断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和主要问题，丰富和深化对经济运行总体状况的认识，正确确定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重点和政策组合，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变化的维度。
要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宏观分析是把握宏观形势的基本依据，微观分析是宏观分析的基础，没有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宏观分析无异于缘木求鱼。宏观分析，重点进行总量、结构、财政、金融分析；微观分析，重点考察企业行为：销售、利润、库存、订单、企业家信息（11项PMI指数），居民行为：收入、消费、储蓄、信心（消费者信心指数）。要把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结合起来，总量分析是宏观分析的基本内容和最高层次，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关系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总量分析主要分析总供给和总需求，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在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以结构变革为中心的新成长阶段，结构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结构分析主要是分析各主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要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加强趋势分析，现状分析，主要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趋势分析，主要进行增量分析、边际变化分析、环比分析（趋势往往领先同比1-2个季度）、景气分析（先行指标分析）。要把国内经济放在国际环境大背景下去审视，重视国内国际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国际分析主要分析国家经济和政策、产业发展和科技发展、国际商品市场和价格、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汇率、利率、股市、资本流动等），在分析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时，必须做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
3.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方法。西方宏观经济学主要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来研究市场经济运行。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调控宏观经济。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出现“滞胀性”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科学性在西方经济学界因此受到质疑，新自由主义逐渐开始盛行。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至今余波未平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的地位迅速动摇，西方经济学界“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益强大。尽管对于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系列矛盾，西方宏观经济学也在与时俱进，并先后出现了“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多个流派，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超越或代替凯恩斯主义，而是与凯恩斯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上已证明其存在难以言说的种种弊端，可以称得上与其一脉相承的改良后的各种西方宏观经济学流派也非促进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走向科学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直关注与宏观经济分析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但是受制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的观念束缚，早期的研究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商品与货币流通、资本流通等，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方法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或片面性就成为了必然。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经济学界开始普遍关注市场经济的流通关系，尤其在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分析、实证方法和预测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是，过犹不及，在拓展研究视野、方法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严重倾向：有人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唯一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并将之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操作实践只能依赖于它，并发展到直接套用凯恩斯主义来分析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并提出对策。而对马克思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和发展置若罔闻，甚至将其完全抛弃。事实上，要实事求是地调控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必须抛掉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迷思。宏观经济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过一系列科学的宏观分析。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真继承、研究、运用和发展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显然是可行且不可缺失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和应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唯有与新的经济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为主，博采凯恩斯主义等西方宏观经济学主要流派众家之长，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发展。
三、提高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的素质
1.加强学习打好基础。对于同样经济现象的分析，理论素养不同，分析水平就不同。提高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的素质，首先必须加强学习。要加强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当下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发展观既是我们党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举措的新的理论概括，又是关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规律和本质的探索和总结，尤其应该进一步深刻领会。要理解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了解价格、税率、利率、汇率等调控手段的特点，把握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要加强学习掌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比如：现代产权制度理论、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关系理论、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理论，了解资本流动、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特点。要加强学习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史特别是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理论和工具，不断总结实际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2.调查研究掌握实情。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重视调查研究，加强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和领导环节，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了解实际情况。只有掌握了实情，才能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如果没能完全了解实际情况，甚至被虚假信息所蒙蔽，那就很难做出正确判断和把握。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围绕大局，把握中心，确定调研方向，在宏观上把握大局，在微观上抓住重点，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问题的实质，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社会、一个信息时代，处处留心皆信息。领导干部只要心细，随时随地注意掌握情况，都能为自己的调研找到准确、实在的第一手资料和有参考价值的情况。调查研究要调查了解和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好的坏的都要听，要广泛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在掌握相关资料后，要认真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形成有质量、有深度的调研材料。领导干部工作忙，时间比较紧，动手写文章的时间可能不多，但也要抽时间多写调研文章。
3.科学分析准确把握。掌握实情，是分析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和前提，但要真正准确研判宏观经济形势，各级领导干部还必须密切结合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根据调查研究的目的，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调查所获得的材料进行审核、检验、分类、汇编等加工，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并以集中、简明的方式反映调查对象的总体情况。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深入解剖经济现象之间、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抓取主要的、关键性的信息，努力从经济运行的现状中找出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从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表象中揭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切实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脉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能力是领导干部的核心能力之一。针对当前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各地各部门应充分创造条件，以增强领导干部分析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素质为重点，优化领导干部队伍知识结构，提升领导干部队伍服务发展能力。比如可以组织领导干部成员到知名高校进行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专题培训，或者邀请高层次专家教授举办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专题讲座，通过从理论到实务的专题化学习，全面提升领导干部对宏观经济形势、外向型经济等专业知识的掌握理解水平和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高效服务的能力。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是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趋于改善，经济与社会发展趋于协调，一些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缓解，但是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充分估计面临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比以往更加重视和加强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研判工作，为有效调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力求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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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曼昆.宏观经济学（6）[M].张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2.
[3]邓小平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3.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8
人类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矛盾的加剧；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些特点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在多变的国际形势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一）国际政治的变化和特点
1.冷战后两种社会制度斗争呈现出新特点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的斗争，经历了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热战”、二战结束至80年代末的“冷战”，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新的形式。一是斗争的主要形式由对抗转化为竞争、遏制与反遏制，战略重点转向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军事战略在整个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二是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存在，且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三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接触”和“交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
2.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日渐明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由于世界上多种战略力量的存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欧盟正在走向经济、政治一体化，独立于美国的倾向日益突出；日本尽管近年来出现了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但仍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它还在不断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俄罗斯虽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挫折和困难，但它仍是一个具有资源、科技和经济巨大潜力的核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如巴西和印度，经济实力也在持续增强，一些地区性的集团如东盟、非统组织等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也日益显示出它们的地位、作用和力量。
3.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变化
政治多极化的过程中单极和多极的激烈较量，西方某些大国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热衷于扮演“世界领导者”，充当“世界警察”。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呈现新的形式：一是“新帝国主义”理论凸现；二是“新干涉主义”威胁世界和平；三是美国单边主义气势逼人；四是文化霸权日益突出。从霸权主义的变化中可以知道，冷战结束后美国相对实力和绝对实力的增强为其称霸世界、建立单极国际政治格局提供机会，但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也越来越引起了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称霸和多强反称霸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突出矛盾。
（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斗争加剧
经济全球化时代，要融入世界经济竞争体制，“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绝对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1]这就要求各参与国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渡其经济。实际上，由于经济实力对比的不平衡，这种让渡是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这就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强加的不合理的条件，不得不放弃其某些权力，以便参与国际分工，获得自身发展。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就面临国内规则与国际不协调的冲突。
（三）科技发展是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
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中，一个国家的强弱和国际地位是由综合国力决定的，而科技的影响已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影响着综合国力的发展。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其较强的渗透性，虚拟性，突破了民族、国家和地区地理、心理和制度的障碍，拉近了世界的距离，扩大了人们活动范围。使整个世界经济连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整体，极大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不仅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这就是说，科技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虽然科技发展能提高国家实力，改变国际关系，但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威胁是人类不可估量的，尤其是核武器带来的危害，给世界和平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全。
二、国际形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国际政治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合作交流成为主流，促使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出现了非制度融的新形式。所谓非制度融指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具体体制层面上日益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相互影响和吸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可以被资本主义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为社会主义利用，这必然会使人们在思想上“淡化”不同制度的国家间的差异与斗争，从而潜在地影响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2.政治多极化加剧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流转和冲撞，西方发达国家借机对外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对于文化霸权主义，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目的“是征服和控制人心，并以此为手段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2]因为不同文明的生存根底和传播力量不同，科技力量相对落后、文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文化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丧失文化市场竞争力和丧失意识形态阵地的危险。
（二）经济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改变经济生活，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环境提出了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不同思想和文化相互学习、借鉴，经济全球化革命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大量涌入，混淆人们的视野，加大了人们辨别是非的难度。同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对人们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伦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路途就变得更加艰难，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遭到了挑战。第二，经济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信息全球化，在这个信息时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三）科技的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各地区、各国家的生产、生活方面的失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防御和控制上也产生倾斜。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波曾说过“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控制信息的优先权，占据网络的制高点。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科技发展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对如何运用高科技传播信息还处于劣势。在国际交流和沟通中，西方运用强大而完善网络和科技设备，进行文化渗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冲击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淡化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
三、国际形势多变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各种思潮涌入，对人们灌输西方价值观，降低人们鉴别能力，国外的敌对势力试图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这时候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特别是要加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和研究。要充分发挥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加强国情教育，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扩大优秀成果的影响力，推动优秀成果更多地应用于实际，提高全民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素质。改进宣传的方式方法，增强理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极具艰巨性的理论建设任务。
（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发展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一方面，使得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使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也不断加紧对我国的“细化”和“分化”。为了适应现代经济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向社会化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与经济工作、业务工作、管理工作相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其社会作用。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独角戏”的状况，从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要引导广大群众和各个部门学习并掌握一定的教育方法，参加教育活动。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展成为现代化和社会化的教育。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国际交流
随着世界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势头的强劲，导致了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要面向国际发展，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和沟通成为这时期的重中之重。首先要增强国际化意识，加强对外宣讲，要解放思想，冲破思想的禁锢，打破不同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接触，不能交流沟通的观念，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交流，对外要讲清楚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争取更多外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支持。与此同时，在面对国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理论、学派，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自身发展。要进一步培养人们的分析辨别能力、选择吸收能力和批判抵制能力，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总之，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清楚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和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交流，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示自己，使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处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吉敏立.论全球化与国家经济[J].甘肃政治学报，2002，（10）：28-32.
[2][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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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敏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9
key words:late-starting advantage;late-starting disadvantage;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trategic choice
长期以来“后发优势”一直都是理论界十分热门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后发优势”理论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验证，而且也被一些学者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国内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途径的选择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具有响应力的实际成效。相对而言“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薄弱，而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少之甚少。其实，“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概念来自于国际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同一发展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一、关于“后发优势”理论
对“后发优势”的研究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此后，国际学术界便从资源禀赋理论、区域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的理论。列维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其“后发优势”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第二， 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 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第四， 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第五，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而格申克龙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第二，后发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了保证。
西方学者提出“后发优势”理论之后，国内学者也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荣渠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二是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快速的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三是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与资本及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后发国家联合对付先进国的损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发展；林毅夫教授认为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三方面。因此，“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落后国家和地区具备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第二，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引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的技术，从而降低研发成本和缩短研发时间。
归纳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并结合个人分析，笔者认为“后发优势”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资源优势（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由于发展中和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晚，自然资源具有较大开发潜力，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和廉价。第二，产业替代优势。首先，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夕阳产业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却是朝阳产业，又由于该产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周期中已得到其应得的收益，所以经常会以低于原始开发成本很多的价格转让给落后国家和地区；其次，即使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兴产业也可能由于后续进入者过多，竞争环境恶劣，而造成向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节约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使其快速处于较高起点，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差距的收敛效应。第三，技术引进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较低，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技术是其实现技术快速升级的重要途径。这一途径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和经费，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差距的收敛。第四，借鉴选择优势。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先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化进程，后者可以借鉴前者的经验教训，不走或少走弯路，优化战略选择，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关于“后发劣势”理论
相比而言人们对“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单薄。“后发劣势”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杨小楷教授也进一步提醒人们警惕未来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其英文为 “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其中“诅咒”是指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在分析“后发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后发劣势”也同时存在。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劣势就在于其后发性。因为，无论怎样去探讨“后发优势”，其前提都是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技术模仿过程中容易产生技术依赖。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引进技术的成本总是低于自主研发的成本，并且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这种情况下大大地削弱了研发的积极性，并形成“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不良循环，而且还有可能由此形成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经济安全隐患。另外，如果发达国家的某种技术已具有市场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模仿就会陷入一种技术模仿的渠道性依赖之中，很难另辟溪径打开新的研发渠道（就像大多数电脑主板厂商都要以适用intel处理器为标准一样）。第三，如果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与本国或本地区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性较大，则会造成调整禀赋结构的成本远高于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的成本，甚至是高于自主研发和自主产业升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从而陷入后发陷阱。第四，后发国家和地区模仿先进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先进的制度比较难。因为技术的进步不论对任何人和群体的利益都只能产生正面影响，不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制度变革就会侵犯一些人和群体的既得利益。而只有技术发展，没有相应的制度变革则会给长期发展埋下诸多隐患，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发展失败。在这方面不仅沃森和杨小楷持有此观点，其实早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就已蕴涵了这种思想。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始终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中主要是技术和工具的革新），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否则，就会造成诸多不稳定因素，引发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受阻。第五，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绝对优势而设置的诸多障碍。 .
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证关系
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上文分别剖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这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产生的两个不同侧面的特点。由于二者分析的侧面不同，所以二者之间是相互区别的。但二者的关系不仅是相互区别，更主要的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如果理性对待，正确选择，劣者亦会变劣势为优势；反之，则优者亦会变优势为劣势。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后发优势”总是在不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的前提下才可能存在，这就说明后发性这个根本性的劣势是所有“后发优势”的基本前提。而每一具体形式的“后发优势”也预示着与其相对应的“后发劣势”必然同时存在。如：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和程度较低的劣势；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经济不发达和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劣势；技术模仿优势必然对应着技术落后，技术依赖的劣势；产业和技术替代升级优势必然对应着为了适应替代产业结构和引进的先进技术结构而以较高成本调整自身禀赋结构的劣势；借鉴选择，快速发展的优势必然对应着高成本支出和高频率的社会改革，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劣势。以上一一对应而存在的矛盾足以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
其次，“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动态转化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实质上也就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而其并非是静态的概念，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两者之间实际是辩证转化的矛盾过程。如：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由于大力开发而造成的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承载力下降，其资源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工业化程度提高和进程加快的优势；经过长期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再创新，原本的技术模仿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成真正的先进技术优势；经过不断的产业替代升级，原本的产业引进替代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为真正的产业结构竞争优势；由于工业化程度提高、进程加快，以及产业和技术升级等多方面的影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同时，借鉴选择优势也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形成为相对完善的社会形态优势。① 以上的种种矛盾转化都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伴随经济发展“后发优势”不断消失，而“后发劣势”也不断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
四、“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
前面所分析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动态转化并非是必然的过程，而只是一个可能的结果。因为具体的“后发优势”都是暂时的，并非永恒不变的。如果发展战略选择错误，就可能使“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又无法形成的被动局面，进而造成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甚至是导致长期发展失败。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审时度势，理性选择发展战略，才能实现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
首先，在实施技术引进和产业结构替代升级战略过程中要进行理性选择。在技术引进和产业替代升级的选择中并不是层次越高越好，其选择标准是要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禀赋结构及发展状况。否则，将会发生极大的禀赋结构调整成本，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其次，在发展中进行动态优势战略选择，将“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通常以资本和能源的高度消耗，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其诸多“后发优势”也必然伴随这种消耗而逐渐丧失。所以，要继续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就必须在发展变化中转变生产模式，逐步培育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能力。变资源优势为技术优势，促进tfp的增长②, 进而逐步实现“后发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再次，在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进行相应的经济、政治改革以及意识形态更新。合理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先进意识形态是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所以，在实行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必须积极拟订和实施相应合理的改革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隐患，实现健康稳步的发展。
总之，只有在具体的“后发优势”尚未消失前进行理性和恰当的优势战略选择及时挖掘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真正持久拥有和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快速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注释：
① 本段文字中之所以频繁运用“可能转化为xx优势”，是因为这种转化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必然结果，只有在进行正确发展战略选择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性。文章最后部分（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的写作意义也正在于此。
②“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英文简称tfp）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当中，tfp的增长，被认为是除了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tfp的增长又分为三个来源：第一是效率的改善；第二是技术进步；第三是规模效应。
参考文献：
［1］ 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0
Keywords:late-startingadvantage;late-startingdisadvantage;dialecticalrelationship;strategicchoice
长期以来“后发优势”一直都是理论界十分热门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后发优势”理论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验证，而且也被一些学者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国内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途径的选择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具有响应力的实际成效。相对而言“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薄弱，而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少之甚少。其实，“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概念来自于国际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同一发展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一、关于“后发优势”理论
对“后发优势”的研究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此后，国际学术界便从资源禀赋理论、区域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的理论。列维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其“后发优势”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第二，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第四，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第五，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而格申克龙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第二，后发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了保证。
西方学者提出“后发优势”理论之后，国内学者也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荣渠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二是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快速的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三是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与资本及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后发国家联合对付先进国的损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发展；林毅夫教授认为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三方面。因此，“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落后国家和地区具备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第二，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引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的技术，从而降低研发成本和缩短研发时间。
归纳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并结合个人分析，笔者认为“后发优势”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资源优势（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由于发展中和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晚，自然资源具有较大开发潜力，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和廉价。第二，产业替代优势。首先，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夕阳产业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却是朝阳产业，又由于该产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周期中已得到其应得的收益，所以经常会以低于原始开发成本很多的价格转让给落后国家和地区；其次，即使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兴产业也可能由于后续进入者过多，竞争环境恶劣，而造成向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节约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使其快速处于较高起点，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差距的收敛效应。第三，技术引进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较低，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技术是其实现技术快速升级的重要途径。这一途径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和经费，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差距的收敛。第四，借鉴选择优势。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先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化进程，后者可以借鉴前者的经验教训，不走或少走弯路，优化战略选择，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关于“后发劣势”理论
相比而言人们对“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单薄。“后发劣势”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杨小楷教授也进一步提醒人们警惕未来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其英文为“CurseToTheLate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其中“诅咒”是指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在分析“后发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后发劣势”也同时存在。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劣势就在于其后发性。因为，无论怎样去探讨“后发优势”，其前提都是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技术模仿过程中容易产生技术依赖。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引进技术的成本总是低于自主研发的成本，并且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这种情况下大大地削弱了研发的积极性，并形成“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不良循环，而且还有可能由此形成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经济安全隐患。另外，如果发达国家的某种技术已具有市场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模仿就会陷入一种技术模仿的渠道性依赖之中，很难另辟溪径打开新的研发渠道（就像大多数电脑主板厂商都要以适用INTEL处理器为标准一样）。第三，如果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与本国或本地区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性较大，则会造成调整禀赋结构的成本远高于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的成本，甚至是高于自主研发和自主产业升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从而陷入后发陷阱。第四，后发国家和地区模仿先进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先进的制度比较难。因为技术的进步不论对任何人和群体的利益都只能产生正面影响，不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制度变革就会侵犯一些人和群体的既得利益。而只有技术发展，没有相应的制度变革则会给长期发展埋下诸多隐患，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发展失败。在这方面不仅沃森和杨小楷持有此观点，其实早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就已蕴涵了这种思想。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始终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中主要是技术和工具的革新），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否则，就会造成诸多不稳定因素，引发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受阻。第五，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绝对优势而设置的诸多障碍。.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证关系
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上文分别剖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这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产生的两个不同侧面的特点。由于二者分析的侧面不同，所以二者之间是相互区别的。但二者的关系不仅是相互区别，更主要的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如果理性对待，正确选择，劣者亦会变劣势为优势；反之，则优者亦会变优势为劣势。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后发优势”总是在不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的前提下才可能存在，这就说明后发性这个根本性的劣势是所有“后发优势”的基本前提。而每一具体形式的“后发优势”也预示着与其相对应的“后发劣势”必然同时存在。如：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和程度较低的劣势；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经济不发达和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劣势；技术模仿优势必然对应着技术落后，技术依赖的劣势；产业和技术替代升级优势必然对应着为了适应替代产业结构和引进的先进技术结构而以较高成本调整自身禀赋结构的劣势；借鉴选择，快速发展的优势必然对应着高成本支出和高频率的社会改革，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劣势。以上一一对应而存在的矛盾足以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
其次，“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动态转化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实质上也就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而其并非是静态的概念，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两者之间实际是辩证转化的矛盾过程。如：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由于大力开发而造成的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承载力下降，其资源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工业化程度提高和进程加快的优势；经过长期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再创新，原本的技术模仿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成真正的先进技术优势；经过不断的产业替代升级，原本的产业引进替代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为真正的产业结构竞争优势；由于工业化程度提高、进程加快，以及产业和技术升级等多方面的影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同时，借鉴选择优势也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形成为相对完善的社会形态优势。①以上的种种矛盾转化都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伴随经济发展“后发优势”不断消失，而“后发劣势”也不断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
四、“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
前面所分析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动态转化并非是必然的过程，而只是一个可能的结果。因为具体的“后发优势”都是暂时的，并非永恒不变的。如果发展战略选择错误，就可能使“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又无法形成的被动局面，进而造成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甚至是导致长期发展失败。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审时度势，理性选择发展战略，才能实现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
首先，在实施技术引进和产业结构替代升级战略过程中要进行理性选择。在技术引进和产业替代升级的选择中并不是层次越高越好，其选择标准是要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禀赋结构及发展状况。否则，将会发生极大的禀赋结构调整成本，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其次，在发展中进行动态优势战略选择，将“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通常以资本和能源的高度消耗，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其诸多“后发优势”也必然伴随这种消耗而逐渐丧失。所以，要继续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就必须在发展变化中转变生产模式，逐步培育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能力。变资源优势为技术优势，促进TFP的增长②,进而逐步实现“后发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再次，在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进行相应的经济、政治改革以及意识形态更新。合理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先进意识形态是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所以，在实行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必须积极拟订和实施相应合理的改革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隐患，实现健康稳步的发展。
总之，只有在具体的“后发优势”尚未消失前进行理性和恰当的优势战略选择及时挖掘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真正持久拥有和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快速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注释：
①本段文字中之所以频繁运用“可能转化为XX优势”，是因为这种转化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必然结果，只有在进行正确发展战略选择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性。文章最后部分（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的写作意义也正在于此。
②“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英文简称TFP）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当中，TFP的增长，被认为是除了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TFP的增长又分为三个来源：第一是效率的改善；第二是技术进步；第三是规模效应。
参考文献：
［1］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1
【正文】有关国家竞争力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演化修正过程，测度方式也与时俱进。古典经济学者主要以资源拥有数量衡量或比较国家间竞争力，早期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在于尝试阐释国家间如何竞争。然而，经济学家渐渐明白仅靠资源拥有量的比较并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进入20世纪，从熊彼特到波特等更多学者的理论贡献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竞争力的意义。一、当代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各种学说（一）创新说熊彼得(J.A.Schumpeter)在1934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是指“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它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的产生离不开对知识和技术的投资。若是竞争对手无法迅速察觉新的竞争趋势，最先发明创新的企业可能因此改写彼此的竞争态势。新技术、客户新需求、新的产业环节、压低上游成本、政府法令规章的改变等都是造成竞争优势改变的因素。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波特教授也很看重创新在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时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谓的创新不仅指技术上的改善，而且指做事方法的改进，比如新的促销方法、新的组织方式。一个企业在竞争对手没有觉察的情况下，首先采用创新观念，很可能由此而改变双方的竞争优势。波特认为，进入国际市场中进行竞争的企业，在创新时必须同时考虑国内市场的需求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如果企业过份拘泥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会损害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不同于国内市场上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而且，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厂商创新压力较小，创新的意愿也较弱。需要指出的是，波特教授在竞争力问题研究方面更大的贡献则是其钻石理论。（二）钻石体系说波特的“钻石体系说”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因素、需求条件、支援与相关产业、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机会变数与政府等因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由于波特把上述要素罗列为类似钻石的菱形图形，所以也有人称其为“菱形理论”。波特认为，充沛的天然资源是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一个关键要素。同时，他也承认，国家缺乏某些生产因素时，这种不利现象也可能转换成产业升级的动力与压力。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国内市场需求。在波特看来，国内市场大小与国家竞争优势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相反，如果能激发企业竞争，抢先发展高级与精致的产品，领先国际市场声势，本国市场即使规模不大，照样可以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支援性与相关产业的表现。产业能够体系化，不但有彼此拉拔效果，甚至能转换成其他国家无法仿效，也无可取代的竞争优势。第四项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是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企业是创造国家财富的基本单位，企业体也是民族性的展现。民族性格不同，企业经营与竞争的形态自然也会有所不同。机会变数是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可变因素。机会的来源可能是自然演化的，也可能是由一个偶然的事件促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捕捉稍纵即失的机会。最后一项可变因素是政府。过分的干预和极度的放任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以产业政策等方式适度的介入。波特认为，由产业国际竞争力所决定的产业兴衰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在此基础上，波特把一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过程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等四个阶段。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各个产业中的企业的活力，他尤其关注企业的竞争优势。如果国家能为企业提供诸如此类的良好环境，产业生产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国家也将连带受益，国力也会增加。为此，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内各部门间若能连结为一链状机能，将提升产品价值，进而形成本身竞争力。在波特看来，并非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创造价值，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三）制度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强调了制度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他对那种把产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于偶然技术革命的说法不以为然。而认为应把目光转向一个社会如何从封建制度以及产权系统的漫长孕育过程中脱胎走向现代化阶段。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对一个国家而言，除非现存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保持经济组织有效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合理的安排，以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所谓正当的经济活动）。由此而来的结论是，社会发展和变革一定表明该社会的产权制度越来越能有效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从而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去，而不是相反。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话，还可以克服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也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发展与否取决于制度安排。进而，一国的竞争力归根结底与一国的制度安排有关。奥尔森指出：当许多发达国家一直徘徊不前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大相径庭的经济结果，决非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拥有各异的资本或其他资源。一般来说，这一切也并非是由于那些经济状况最佳的国家获得了很多的资本，或某些国家的人民曾经被迫大量地去储蓄，更不是源于这些国家人均享有极多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即不同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而那些在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国家则缺少这些制度。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制度的质量在根本上决定了其经济成效。在奥尔森看来，市场制度在一开始总不是完善的，只要其基本的框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即使在某些方面有缺陷，仍不妨碍经济成长。不可能等什么都安排好了之后，再来发展。他认为，只有在那些稳定的、充满信任感的和发达的民主社会中，一个繁荣市场所需要的权利从长期来看才有依靠。二、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其它观点（一）WEF和IMD的观点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这两个竞争力的权威评价机构阐发了自己的观念。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的企业或企业家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和劳务的能力，其价格和非价格特性比竞争对手更具有市场吸引力。他们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内部效率形成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由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后者是更主要的内容。所以在他们看来，国际竞争力既产生于企业内部效率，又取决于国内、国际和部门的环境。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的重点是受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国际竞争力报告》以未来5-10年的中长期人均GDP的经济增长为基础，建立多因素决定的系统评价体系，其理论基础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和大量经验性研究文献的综合。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国际竞争力年鉴》从国际竞争力概念的定义出发，着眼国家整体的现状水平、实力和发展的潜力，兼顾国际竞争的资产条件和竞争过程、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引进吸收与输出扩张、个人风险与社会凝聚力的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平衡关系，强化市场经济理论在系统描述中的评价原则的开发与运用，建立系统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两机构都是从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要素、金融、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等角度来评价各国竞争力。（二）综合国力论有些学者则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如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竞争力不仅以一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标志，而且体现于一国蕴涵的军事能力、政治能力、文化能力及外交能力。他认为，国际纷争的背后，无不掩藏着争夺国家间的权力这一本质。日本人则把综合国力分为三个侧面：一是国际贡献能力，包括经济、金融、科技、财政实力和对外活动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二是生存能力，包括人口、资源、经济和防御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三是强制能力，包括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外交能力。其测算综合国力是采用社会调查法，亦称德尔菲法。这是一种直观判断预测方法，它是按“国力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三个侧面指标化进行调查，再按调查结果评分统计，最后取平均值即为国力值。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也曾提出过一个公式，其综合国力方程为：综合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克莱因的综合国力方程把决定综合国力的众多要素大大简化了，其战略目标、国民意志、政府要素、政策水平等要素也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统一的估价标准，因而克莱因评分往往带着各评分人主观臆断的偏见。同时，克莱因公式是静态的，即没有从时间流程变化来估算综合国力，无法评价同一国家在各不同历史时期的综合国力变化状态。德国物理学家富克斯于1965年出版了轰动世界的《国力方程》一书。作者采用的是一种物理学上科学简化基本变量、以外推法的派生公式为基础的科学方式，选择类似于生物种类逻辑增长的数学公式作为计算国力及其基本要素（如人口、钢、能源等）的公式，即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与潜力。公式为：Mt=0.5［(Ms)t+(Me)t］。式中，Mt表示t时期的国家力量指数；(Ms)t和(Me)t分别表示t时期的钢和能源指数。后来，富克斯在1978年版的《明天的强国》一书中，重新修正了他原来的某些预测。根据中国从1950到1975年间25年的人口增长、钢铁生产和能源消费等方面数据都比美国和西欧发展要快的事实，富克斯预言，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三）政府政策论政府政策论认为政府的产业目标、保护政策、奖励出口以及补贴等手段是国家竞争力之本。这样的论点主要是根据日、韩等国家对汽车、钢铁、造船与半导体等少数大型产业的研究而来。但是，这种论点有明显偏颇之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相当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成长率一度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该国的生活水准也不断提升。即使在有强势政府的日本和韩国，干预成效也不尽如人意。在日本，传真机、机器人和先进材料等重要产业中，政府的影响力很微弱；日本的许多成功企业，例如汽车业，实际上并不是政府扶植的对象。首先打入美国市场的本田汽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遭到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重重阻挠几乎被迫歇业；而日本政府从1971年开始积极推动的飞机工业以及1978年开始的软件工业至今也未能跃升到国际领导地位。有的行业虽然在政府的保护下获得了成功，却付出了更为昂贵的代价。韩国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石化、机床等产业，但是成绩同样乏善可陈。环视各国，凡是政府强力介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这说明，在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响力，但决非主角。（四）管理文化论管理文化论认为企业是创造国家竞争优势的主体，企业管理文化论也构成了研究这一课题的一个视角。这种理论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包括显性的意识形态和隐性的集体意识，它们共同决定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人们的理想追求，从而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并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效率和速度。如日本传统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日本企业独特的经营模式，其中集体领导、劳资协作、终身雇佣制、全面质量管理常被认为是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看到了企业管理文化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深层作用，但忽视了另一个基本事实，即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企业文化模式，在特定时期创造出竞争优势的文化理念在其它场合有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在90年代日本企业正面临着这一困境。作为回应，本田汽车最近反过来采取了美国式的个人负责制，以终身雇佣制著称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也结束了永不辞退工人的历史。（五）劳工组织论劳工组织论从集体行动的非理性角度理解一国的竞争优势，他们认为工会是一种反动组织，是阻碍技术改进和经济成长的障碍。工会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先进的自动化技术推行，妨碍了对人力资本根据效率所作出的边际调整；工会制造了劳动力要素的二元市场结构并形成了工资刚性，阻碍了自动化技术的推行和跨工种的合作。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如果按工种、按工序比较，美国汽车业装配工人的个体效率并不低于日本工人，但是如果比较整个生产体系的效率，日本企业却要高得多。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分工灵活，工序协作好。美国工会为了保护会员的就业权利，防止资方削减雇工人数，就在劳资谈判时把工种分得很细，其结果是既妨碍了自动化的推行，也阻碍了工序间的合作，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丧失了劳动力。这一理论所涉及的仅仅是产业竞争中的一个现象，它并不能揭示出国家竞争优势的创造源泉和因素。综观有关竞争力问题的各种理论和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早期的经典理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探讨竞争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并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后来学者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们对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的视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而成熟的理论框架，指导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参考文献】①联合课题组：《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199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②RobertandXavierSalaMartin(1995),EconomicGrowth,NewYork:McGrawHill.③Sachs,JeffreyandAndrewM.Warner(1997),FundamentalSourcesofLong-RunGrowth,AmericanEconomicReview.④IMD(1996),The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Lausanne,Switzerland.⑤WEF(1996),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Geneva,Switzerland.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2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建是基于工业革命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国际考察，而当今国际社会出现许多新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此前提下，利用国际价值理论研究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现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呈空前发展的态势。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资源差异较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基于比较优势而发生的贸易现象和原因。但近年来，一方面，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的“比较优势陷阱”现象；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贸易行为突破了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产业间进行的定律，呈现出要素禀赋基本一致的产业与国家间进行贸易的新特征。传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显得乏力。在围绕解释产业内分工及其贸易现象的基础上，诞生了以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而解释了当今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贸易现象。
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解释国际商品交换现象的理论基石，新经济地理学也是围绕解释国际贸易现象而诞生的西方经济理论。显然，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它们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的深度和层次是不同的。同时，能否解读国际贸易新现象也将直接检验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
一、世界市场形成：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读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分工是世界市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历史某种偶然性”使得某一区域获得专业化分工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使得大量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得以集聚。由于集聚又使得这一区域获得通过大规模生产、大量节省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好处，从而生产要素又会进一步集聚，形成核心区；同时，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大于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有助于核心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又能大量输出商品，而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节省又能促成核心区具有相对于区拥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各种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将成为吸引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类非农经济活动进一步集聚的动力，而人口的集聚带来人力资本的集中也有利于核心区的技术进步，促进生产、运输、贸易和生活方面的成本降低，这就进一步促进经济集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自我强化效应”和“累积效应”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在核心区集中，并成为国际商品交易的场所。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源和要素跨越国界在一核心区域的局部空间集聚从而形成世界市场。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利用规模经济与分工带来的运输成本，分析了世界市场规模的决定。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当运输成本较低时，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生产在空间中发生聚集；当运输成本较高时，规模经济效应将受到较大的甚至是超越规模经济效应的成本效应的反向制约，厂商进一步集聚的动力将被削弱，厂商的经济活动空间将会分散在两个地区。这意味着当厂商率先在一个地区获得规模经济时，随着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动力将会逐渐被稀释，直到成本效应达到超过规模经济效应的临界值时，经济活动空间就会发生由聚集变为分散的“瞬间突变”，从而呈现“跳跃性”特征。克鲁格曼于1979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规模经济是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结果，这也验证了分工的规模与深度成为决定世界市场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一个区域的世界市场是在规模经济不断扩大、运输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得以均衡而呈现。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分析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基础上，通过企业的微观行为来研究国际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演化规律缺乏分析。
最后，新经济地理学围绕企业发展的主线探讨了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获得的利润为零。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必然有谋求获得一定垄断势力的内在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是以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出发点。在“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论文中，克鲁格曼和布兰德把不完全竞争和获取垄断利润作为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中心区由于国际分工而降低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获得垄断势力，从而达到获得垄断利润的目的。这种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逐渐演化为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脉络中，企业的行为仍然是研究主线，企业追求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是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贸易范围扩大的最根本原因。
2.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释
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国际流通过程的一个因素，看作是国内市场向国外的延伸，是在各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国国内市场的有机整体，是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界限扩充到世界范围的结果，是国际交换关系的总和。当一国商品向世界市场出售时，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的价值转化为国别价值或国民价值。因此，世界市场成为国际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平台，一国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将是国别价值能否在世界市场得到承认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曾对集聚与分工做过如下论述：“分工的基础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可能”。“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和知识的增加而同工人人数的增长成复比例地增长。”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把分工与工人的集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分工的扩大需要大量工人，另一方面，人口的密集又会带来知识的增长，推动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和工人的集聚是在生产中相互推动并形成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某一地区不断深化时，将形成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由分工的产生到世界市场的演变过程，马克思经济学给出清晰的思路：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产业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降低，而分工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引起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又能更进一步降低区域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从而使该区域商品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以全球生产该单位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卖出，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专业化生产促进本地市场产品的差异化并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形成一定的垄断地位，这不仅降低了区域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延伸产业价值链，发挥区位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和促使区位优势的自我强化，进而降低区域内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中心区将在这一地区得以确立，而分工一中心区一世界市场的演变轨迹也逐步得以显现。
再次，在对世界市场扩大的内在动因上，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也有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它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有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资本的逐利本性使世界市场范围不断扩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所推动。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垄断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是同一东西，只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从本质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认识到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推动作用。
最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认识是建立在动态分析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这一考察将国际分工体系的产生、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和与之相伴随的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工的扩大使得每一国家无法在世界中独立生存，各国家间基于商业贸易上的交往与联系不断扩大，世界市场随之形成。同时，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分工的扩大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先进生产方式应运而生，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和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与传统封闭的封建社会显得不相协调，人类更加开放的社会制度成为时展的必需，也成为扩大世界市场外延的强有力的“剂”。因此，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学以社会制度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世界市场规模，马克思经济学则是在基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劳动力集聚：动态均衡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克鲁格曼在其经典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模式”一文中指出：当存在关税或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的因素时，就会产生要素流动以替代商品贸易。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会流向已经具有较大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消费品种类，最终的均衡就是所有劳动力集中在一个中心地区。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一思想意味着，劳动力这种要素的跨国流动是劳动者追求高工资的必然结果，因而其逻辑结果是：这一进程是有利于劳动者和资本家双赢的合理现象。但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状况。
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认为劳动力集聚是一个持续深化的发散行为，劳动力的集聚将在垄断竞争厂商不断加入和跨地区（跨国）的劳动力流动中实现动态均衡。克鲁格曼在“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同样是借助于中心一模型来分析这一过程。在该模型中，跨国劳动力可以大量进人，而垄断竞争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也会不断进入，这一动态过程将在劳动力进入和垄断竞争厂商大量进入直至垄断利润消失而趋向均衡。在中心一模型中，垄断竞争厂商根据其在不同区位的获利能力决定生产区位，而其生产区位的决定将产生三种不同的经济效应。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中以便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由于成本优势，通过向较小市场出口获得垄断利润；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即大量厂商和劳动力的集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厂商和劳动力获得较低的生活成本，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和厂商的进一步集聚；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即在不存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为了避开竞争对手的冲击，会选择向竞争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利于厂商和劳动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在相互促进中产生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聚集过程；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累积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由于集聚，厂商进一步被吸引到本地区，从而这一地区演变和发展成富裕的中心地区，而其他地区发展成贫穷的地区。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小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扩散，各地形成类似的生产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个中心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劳动力的集聚与厂商的集聚是一相互对应和同步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集聚是由厂商集聚所推动，劳动力的集聚与扩散归结于中心区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之间的平衡。
2.马克思经济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首先，劳动力集聚的实现是一动态过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分配动态协调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劳动力集聚的动力来源于中心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心区较高的分工水平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心区能获得相对于区的较高的绝对工资水平。大量劳动力的集聚，一方面，由于获得较高的工资使得自身状况得以改善，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得以延续，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劳动力的状况均得以改善，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未出现缩小的趋势，相反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两者利益的改善和分配并不是同步和均等的。一方面，由于分工的扩大，技术水平得以提升，中心区具有了相对于区相对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劳动力相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资本家获得较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表现在价值的分配中资本家获得的相对份额的增加。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的集聚（甚至国外劳动力的涌入），容易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而资本市场存在一定垄断势力的情况下（因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假设是厂商在生产中面对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劳动力价格被压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之下，大量超额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获得。总之，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又存在反向的制约因素，最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态势将趋向一个稳态水平。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这是资本家利润平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中心区的形成和扩大是厂商的集聚与劳动力集聚同步进行的过程，厂商的集聚会加剧竞争，使得超额剩余价值（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将超额剩余价值称作为垄断利润）在竞争的环境逐渐消失，中心区厂商获得稳态水平收益，从而抑制厂商的进一步集聚。因此，劳动力的集聚使得资本家能获得相对较高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家间的竞争会使得资本家间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这两种反向力量将会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呈现出不同利益分配格局。当劳动力集聚的力量强于资本竞争力量时，资本家将会在分配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地位；相反，如果资本家间的竞争力量强于劳动力集聚的力量时，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将趋于稳态化。
其次，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区与区关系扩展到富裕国和贫穷国的宏观层面，将会得到不同的分析结论。在存在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环境下，由于更加廉价的贫穷国劳动力的流入，资本家变相获得了生活成本效应，富裕国作为中心区的集聚过程得以内在强化。而在国际劳动力无法跨界流动时，本国劳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裕国通过对贫穷国的直接投资，将会在贫穷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新的巨大的生活成本效应，从而使得这一集聚过程在贫穷国得以延续。因此，不管是跨国问的劳动力流动还是资本跨国间的投资，新经济地理学始终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关注如何让资本在国际环境中增殖，而工人在这一增殖过程中的作用被忽略。在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主线中，是资本家在中心区（富裕国）的集聚才使得工人获得比其他地区（贫穷国）较高的工资，因此，资本家应是改变工人贫穷面貌的内在推动力，这也验证了工人依附于资本的现实。然而，劳动力依附资本并不能改变工人的贫困。因为阶级立场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完全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客观事实。被中心区吸引的劳动者的绝对工资可能高于其地区——这正是其吸引工人的动力，但其相对工资却远远低于本地工人，并且可能拉低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这正是中心区资本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中心区（富裕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区域性世界市场，劳动力将会获得更高的工资，从而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把国（地区）的贫困解释为因没有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按照规模经济与分工能提高效率的逻辑来看，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却掩盖了富裕国对贫穷国劳动力的国际剥削是导致国际间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的事实。
在当今社会，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以及资本跨国流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使得工人工资在“中心区”与“区”之间逐渐趋于一致；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则会在新的国家形成新的“中心区”。因此，不管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还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资本家追逐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活动的扩张以及大量相互竞争的厂商的加入，世界市场的范围也将得以延伸与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劳动力价值通过跨越国界方式得以实现或者依附于外国资本在本国范围得以实现。总之，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集中在一国范围内生产的传统模式在国际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替代，剥削劳动力的资本家日益国际化，劳动力价值的实现范围不断在更广的空间内得以表现出来。
三、国际贫富差距：中心一模型与商品价值实现
在关于国际交换与国际贫富差距的分析方面，新经济地理学较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有所进步。它通过中心-模型得出了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类似的结论，显示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一定的共性。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价值的实现要通过商品的交换来完成。而商品的交换则是商品拥有者之间的使用价值量按照一定比例交换的过程。同理，国际价值的实现也是通过交换来实现。在当今国际社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本身都能成为商品，而资本主义生产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因此，国际价值的实现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各自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过程。在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国际间的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新经济地理学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探讨了国际间差距拉大的客观趋势。克鲁格曼的研究认为，某国由于偶然因素能够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某种比较优势将会被塑造出来。具体而言，先进国家之间由于初始获得经济空间的集聚，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又有利于促进分工、改进技术、提升经济效率，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有利位置，中心国与国间的差距呈现所谓“得到的将永远得到，失去的将永远失去”的发展态势，这种“路径依赖”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是致命的，形成所谓的“发展的陷阱”，而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优势将因获得“路径依赖”的惯性而进一步拉大同不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承认了国际间的贫富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客观趋势。
这一过程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下将会得到更为明晰的解释。由于中心国自身规模经济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使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必要劳动力时间，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和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区（贫穷国）脆弱的经济决定了同中心区（富裕国）的资本扩张难以进行有效的竞争，从而限制了区（贫穷国）对积累过程和发展机会的掌握能力。因而，中心区（富裕国）在国际交换中获得大量超额利润，使得中心区和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国能否成为富国在于能否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捷足先登的国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中心区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国际生产要素有由区（贫穷国）向中心区（富裕国）流动的趋势，从而区（贫穷国）的劳动力价值将通过价值交换在中心区（富裕国）以货币外在形式——价格表现出来，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使得中心国获得的规模经济优势得以强化。但为什么这些国家能“捷足先登”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不能呢？克鲁格曼的答案是：存在“历史某种偶然性”使某些国家具有这一优势。显然，某一行为的发生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新经济地理学用“历史偶然性”来解释这一客观行为，不具说服力。
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则能解释新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的“历史偶然性”。马克思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分析国际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中，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调整的必然反应。具体而言，一部分国家通过社会制度的调整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从而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一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先发优势，并成为发达国家。再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是建立在血腥的殖民掠夺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的大量财富为发达国家所占有并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不发达国家获得“捷足先登”优势的机会大为降低。而在当今，血腥的殖民掠夺极为少见，但广大不发达国家率先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的仍然很少。按照列宁的观点来看，在广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在当今科学技术、投资、生产、销售、金融、贸易、服务等方面牢牢占住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呈现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显得更加隐蔽。具体而言，在中心一模型中，由于商品在本国内部出售，跨国流动的劳动力获得了其价值的货币化实现形式（即工资），而本国资本家则获得由劳动力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即是本国资本对国际劳动力的剥削。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中，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劳动在本国范围选择，国际资本在某国范围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则表现为国际资本对本国劳动力的剥削。正因为存在这些国际剥削，那些国不管是输出劳动力还是国际资本的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命脉都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与中心国间的差距必然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
再次，从国际间差距形成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掩盖国际间剥削的现实。克鲁格曼在“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一文中分析了要素禀赋相似程度与贸易类型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之间禀赋越相似，两国间的贸易就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相反则产业间贸易形式将占主导地位。由于中心国间的产业内贸易能进一步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此，这种国际间的产业内分工将形成国输出劳动力，中心国掌握核心技术和资本的格局。
马克思认为：“分工使工人的劳动力片面化，使他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同理，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像工人在企业中的分工一样，成了发达国家的整个全球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固定部位的“工具”，陷入“产品内分工的陷阱”。从当今实际情况来看，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被分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主要的技术、关键的零部件甚至销售渠道都被发达国家所掌握，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贸易“微笑曲线”的下方，发达国家既掌握着前端的产品研发，又掌握后端的营销，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没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从而许多国家陷入丧失自主发展、愈加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境地。
四、结论与启示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析视角、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也突破了一些新古典理论的教条，承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导致国际贫富分化，其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分析较马克思的分析也更加细致，具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在分析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其理论和分析方法仍对我国当今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3
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各国和各地区对竞争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扩大了竞争力理论应用的范围。这些研究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面上的国家竞争力研究；二是中观层面上的产业竞争力研究；三是微观层面上的企业竞争力研究。从而竞争力被分为了国家（国际、区域）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中，虽然有各自的要素组合与功能发挥的特点，但产业竞争力无疑处于中枢地位。
产业竞争力的内涵
（一）产业
产业的概念是随着18世纪机器大工业的出现而产生的。现代产业经济学一般将其定义为一个集合：它是指国民经济中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在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经营上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企业或单位及其活动的集合。这是一个中观的概念，微观企业的集合构成产业，产业的集合与消费者和政府的经济活动构成国民经济（简新华，巍珊；2005）。从这个定义里我们能看出社会分工可以促进产业的发展和细化，它们是相伴发展的。
（二）产业竞争力
通过对目前文献资料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产业竞争力的内涵，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却已经形成了几个主要派别。现将其归纳如下：
1.生产的角度。迈克尔• 波特（2002）从产业和企业开始研究国家竞争力。他认为国家的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即单位工作日所创造的新价值，或者是单位投入资本所得到的报酬）和一国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国际竞争环境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国际竞争力水平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汪莹，2008）将其概括为“国际环境学说”。金碚（1997）定义产业竞争力为：在国际间自由贸易条件下（或排除了贸易壁垒因素的假设条件下），一国特定产业以相对于他国更高的生产力，向国际市场提供符合消费者或购买者需求的更多的产品，并持续获利的能力。刘小铁（2003）将其总结为“市场力+生产力”。后来金碚在《竞争力经济学》中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解释：“产业竞争力的实质是一国特定产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而反映出的生产力”。
2.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裴长洪（2002）从产业“集合”的属性出发认为产业竞争力首先体现为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不同产业（或产品）的各自相对竞争优势,即比较优势。这时竞争力将取决于它们各自的绝对竞争优势，即质量、成本、价格等一般市场比较因素。蔡等（2003）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竞争力的来源之一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选择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能否识别和遵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产业获得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3.综合能力的角度。郭京福（2004）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更强调生产差异化产品的能力。他认为产业竞争力是指某一产业或整体产业通过对生产要素和资源高效配置及转换，稳定持续地生产出比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表现在市场上如产品价格、成本、质量、服务、品牌和差异化等方面比竞争对手所具有的差异化能力。盛世豪（1999）给出了一个更加综合的概念：产业竞争力是指某一产业在区域之间的竞争中，在合理、公正的市场条件下，能够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它是产业的供给能力、价格能力、投资盈利能力的综合。张超（2002）以生产效率为核心将其定义为：产业竞争力是指属于不同国家的同类产业之间生产效率、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比较，以及在国际间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同类产业最终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并因此提出了产业组织效率理论。
不难看出以上几种论述主要包含了三层意思：生产效率。生产效率决定着产出水平，即在质量等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决定产品的数量方面；竞争环境。有利的竞争环境可以带来外部经济；生产能力和生产优势。质量、价格、成本技术等优势最终体现为赢利能力。本文更倾向于综合能力的观点，认为它是以提高生产率为动力，以实现市场占有为目标，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的的竞争能力的实现。
产业竞争力的理论来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竞争力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这一概念最初源于国际贸易理论：一个国家、一类产业或一个企业的产品能够出口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即意味着这个国家、产业或企业具有某种优势或竞争力。竞争力的研究从此走向多角度化。
（一）古典贸易理论
该理论体系从各国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必然和根源，这两种差异也正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来源。
亚当斯密（1776）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绝对成本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动力，也是竞争力的所在。大卫•李嘉图（1871）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即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定国家应专注于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领域的生产，以交换低生产率领域的商品。后来，赫克歇尔与俄林发现相对成本产生于要素禀赋的差异，提出了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论，简称H-O理论。他们认为各个国家最终将出口能密集地利用其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以换取需要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的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
（二）新贸易理论
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发现要素禀赋理论与美国的实际贸易情况相矛盾，提出了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从此，有关竞争力的研究出现了多角度多因素的分析理论，主要有技术差距论、产品生命周期论和规模经济理论。
波斯纳（Michael Posner）1961年在《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化》中将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认为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凭着技术领先优势向国外出口这种新产品，但贸易也同时促进技术落后的“模仿国”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最后贸易随着技术差距的消失而消失。1966年Raymoud Vernon在该理论的基础上于《产品贸易》一书中首次提出五阶段论，后又经由威尔斯（Louis TWells）和赫希（Hirsoh）等人加以发展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新产品阶段、产品成长阶段、产品成熟阶段、与其他发达国家参与新产品出口竞争阶段，最后技术创新国成为该产品的进口国。1980年开始，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观察到产业内贸易的出现，并据此分析发现规模经济带来了产业内分工的细致化和产品异质性的提高，规模经济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三）竞争优势理论
该理论是从波特1980年发表的《竞争战略》开始的，其后1985年的《竞争优势》一书具体论证了价值链理论。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这是他的理论的一个集合和凝结。另外他的产业竞争力“四阶段理论”：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对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国际竞争优势理论
世界经济论坛（WEF）和洛桑国际开发研究院（IMD）《1994年国际竞争力报告》（1994）将国际竞争力定义为一国或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并以此得出国际竞争力是竞争力资产与竞争力过程的统一。公式表述为：国际竞争力=竞争力资产×竞争力过程。所谓资产是指固有的(如自然资源)或创造的(如基础设施)；所谓过程是指将资产转化为经济结果，如先制造, 然后通过国际化所产生出来的竞争力。
（五）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双重理论
金碚（1997）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在具体的贸易中互相联系：一旦发生对外经济关系，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就会同时发生作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易于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通过竞争优势来体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本质都是生产力的国际比较，不同的是前者强调各国不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而后者强调各国相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
除了以上理论，微观经济学也从数量方面定义了竞争优势：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用价格成本之比来衡量，即价格/成本（value/Cost，简称V/C）。其中V=Sc+π+C，Sc为消费者剩余，π为经济利润。产业组织经济学从产业生命周期、市场结构、厂商策略行为、厂商博弈行为等方面对竞争力进行了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古典贸易理论重在对于价格、要素等“差异”的描述；新古典理论着重“差异”的解释，现代竞争力理论更注重竞争力的创造和计量分析。
产业竞争力理论分析模型
竞争力理论的形成为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细化分析提供了基础，后来的学者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更便于定性比较和定量分析的模型。目前比较流行的是波特的“钻石模型”，其后的学者们又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和丰富。比如鲁格曼和克鲁兹(1993)在分析加拿大的国家竞争优势时形成的“双钻石模型”；韩国汉城大学教授赵东成（1994）在分析韩国的产业竞争力时提出的“九因素模型” 等，他们根据实际的侧重点不同对钻石模型做了变形和修改。针对我国现实，张金昌（2002）提出的“九因素分析法”以及刘小铁（2004） 提出的“五要素论” 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实际操作性。
金碚等(1997,1998)提出的工业品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们认为一国的产业竞争力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产业的组织问题，应该从原因和结果两个方面来体现，从市场占有率和盈利状况及其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的“原因”入手逐渐深入到对竞争力的实现―竞争结果的分析 （见图1）。
波特的“钻石模型”：该模型主要解决产业或企业如何长期赢利的问题。它通过对复杂数据和资料的比较分析和提炼，总结出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六大因素的菱形图（见图2）。他认为产业竞争优势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有四项：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及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机会和政府这两个重要变量可能对产业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其影响不是决定性的。能否利用机会以及如何利用机会还要取决于四种基本因素。政府对产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在于对四个关键因素的引导和促进上。
新模型的提出
通过以上几种理论模型的学习以及经济学和和管理学的知识，本文认为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钻石模型”应该加入一些国际化的元素；世界分工的精细化以及产业内交换的频繁，产业竞争还应关注产业内的合作互利行为；对于某一产业，竞争力的体现应该是一个不断循环和改进的动态过程。据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循环分析模型(见图3）：
宏观客体。宏观客体是企业生存、发展，产业赖以生存的母体，更是竞争力产生的土壤。结合“钻石模型”，本文认为宏观环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企业外部环境。除了包括相关支持性产业、竞争对手的状况外，也应该看到 跨国公司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竞争形势的变化对于一个产业的竞争趋势产生重要影响，宽松的环境可以给予产业更大的发展空间，相反紧张的国际态势则会产生消极甚至抑制的作用。第二，机遇。机遇在一个产业的扩张发展中有时起着关键作用，这一点要求企业决策者有着与时俱进的眼光。第三，国家政策。国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体现全民利益取向的最高决策机构，它的经济政策起着导向作用，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微观主体。一个产业的微观主体主要包括：消费者行为：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民族文化；产品是一个产业的灵魂；企业内部环境：如企业战略尤其是品牌策略已经发挥着产品识别的作用，企业结构等从组织形式上决定着某个产业的运行模式和效率。
实现手段和途径。技术决定着生产效率；广告和包装决定着产品推广度；售后使产业链得到延伸；创新是一个产业和企业长久生存和实现规模经济的保障。品牌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成为一个企业直至一个产业的代言人，有着巨大的无形价值。
竞争力的实现结果。竞争力的结果一定是可以量化的，本文认为可以从市场的实现―市场占有率以及利润的实现―利润率来检测一个产业的竞争力的大小，并且这个结果可以将信息重新返回到宏观客体及微观主体上，以便实现竞争力不断提升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简新华，巍珊.产业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2002
3.金碚.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