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职称论文篇1
一、“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
职业教育是一个舶来品，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耦合的产物。在我国，“职业教育”这一名称正式出现之前，曾有过多种多样的名称。例如实学、农工商学、艺学、专门学校等，但后来较集中地称“实业教育”。从制度层面上看，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将实业教育制度作为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一般认为实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正式开端。
然而，就在《癸卯学制》颁布的当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就把实业教育称为职业教育。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文》中写道：“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就目前文献资料看，这是“职业教育”这一名词的最早出现。之后相继有许多学者使用“职业教育”这一称呼，为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名称之争埋下了伏笔。
实业教育制度创立者所抱的是“教育救国”的梦想，但实业教育制度的实施并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事实上，在当时混乱的政局和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任何先进的教育也无法创造奇迹。但是，沉浸在“教育救国”迷梦中的近代先驱们，却寄希望一种更加完美的教育制度来改变“民生凋敝”的现实。他们把矛头纷纷指向实业教育所谓的“弊端”。1915年，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考察了美国教育，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积极宣传提倡“美式”职业教育。1917年5月，黄炎培等48名教育界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实业教育”正式改名为“职业教育”。从此。“职业教育”成为教育界多数人接受的通用名称，并一直沿用到1949年。
在当时这场名称的更迭中，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两者无区别。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之一蒋维乔认为“我国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不必再采美国的分科制。”另一种意见认为，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黄炎培等即持这种观点。在当时强调两者之异的是主流观点，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以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成为当时教育界多数人的共识，而要一事物取代另一事物，必定要强调它们的不同之处。然而，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却不得不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即当时的少数派的意见。因为既然今天把实业教育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正式开端，就意味着它们两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种教育类型。
这场争论留给今天的疑问是：既然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没有实质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名称上的更迭?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蕴涵在当时的教育和文化思潮里面。我国的近代教育，先是学习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后又学习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继而又学习美国。实业教育制度就是取之日本，而日本则是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制度却是取之美国。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实际上是德日模式与美国模式之争。因此，发生在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名称之争的实质是对不同外来文化的取舍，是学习对象国之争。
二、“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
实业教育没有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令人无奈的是，在批判实业教育基础上建立起的“职业教育”以同样的结局而告终。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波澜壮阔的思潮，历经曲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如前所述，职业教育的称谓却一直保持到了1949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名称之争。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朱德、李立三、马寅初、黄炎培等领导人建议将发展职业教育写入《共同纲领》，但当时却以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苏联没有这类教育等理由遭到否决。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只在正规教育之外写入“注重技术教育”的内容。之后，开始称技术教育，没有再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直到1958年，在刘少奇“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创办农业中学、工业中学、手工业中学，把城市的这些技术中学称为职业中学。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类教育被强加上资产阶级双轨制的帽子，遭到批判。职业教育的称谓销声匿迹。
由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没有争论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政治完全取代了学术。因此，这场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实质是意识形态之争。
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复兴”，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出现了第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并形成了有名的赞同“职业教育”的北派和赞同“职业技术教育”的南派之分。两个名称都曾进入到官方文本，并进行了长期的较量。例如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提出国家兴办“职业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普通高等教育以外所有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以及其他城乡劳动者的学校和培训机构，统称职业技术教育。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采用“职业技术教育”名称。而1996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却采用“职业教育”名称，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官方地位。
1996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虽然对这场争论作了法律上的裁决，但却无法终止南北双方心理的对峙和对这场争论的刻骨铭心。当年“北派”的代表高奇教授是这样回顾那场争论的：
“‘体系研究’的课题是华东师大的黄克孝等同志搞的，他们提出，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职业教育……另一个是技术教育……我看了觉得不妥；中央教科所的同志也不赞同。我们认为和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相对应的这个教育类型就是职业教育……至于技术教育，它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场官司打得很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要求为职业教育正名。后来一直打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那里，孙老也坚持叫职业教育。职教法出台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
黄炎培先生之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理事长黄大能先生对职业教育“正名”之事也非常认真。他在文章中写到：
“那么，这个职业技术教育的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可以直率地讲，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对于职业两字的错误认识，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在计划经济中，社会不存在失业问题。所以前苏联也没有职业教育这个名称。解放初期，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就有了这方面的争论。最后，《共同纲领》中也就没有职业教育这个名称，似乎我们的国家将来不存在失业和就业问题，所以只需要职业技术教育而不需要职业教育。其二，当时有一个固执成见和狭隘推测，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几十年来‘霸占’了职业教育这一领域，要冲破这种‘霸占’，个别教育界领导认为，若把职业教育改成职业技术教育，就能冲破这一垄断。所以不惜置职业道德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于不顾，硬塞进‘技术’两字，成为‘职业技术教育’。其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把‘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列存在。于是有些人不顾逻辑上的不合理，把两个截然不同内涵的教育名称，合并成‘职业技术教育’。上述原因造成今天仍有不少单位和不少书刊的名称仍沿用‘职业技术教育’这一错误名称。即使国家已立了‘职业教育法’，统一了称谓，一时仍转变不过来。这看来似乎只是一个名称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实质上对职业教育含义是一个歪曲。无法正确下职业教育的定义，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无法认为在我国已普遍统一了认识……我不能不再度提出统一正名问题……”
而对坚持“职业技术教育”名称的学者来说，对将“职业技术教育”“正名”为“职业教育”这一结果，也长久不能释怀。如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首任司长盂广平先生生前曾提到：
“我国的人才结构不合理，技术型人才比例太小。问题由来已久，至今未得到根本解决，技术教育的发展自然也不顺利。在‘职业技术教育’改称‘职业教育’之后带来更多的不顺利……”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严雪怡先生也认为将“职业技术教育”改名为“职业教育”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就在几年前，原国家教委职教司司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金土先生还惋惜道：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影响最大并引起此后许多歧义的名称变动是1994年把“职业技术教育”改称为“职业教育”。当时我还没有退休，曾经为不改名而据理力争，可是没有成功。”
与前两次名称之争相比，这场名称之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纯粹”的名称之争，因为这次名称之争并没有带来职业教育制度或学校形式的任何变化。“职业技术教育”一词最先从何而来尚有待考证，但一般认为一是来源于苏联，另一是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职业教育称谓(Technical and Voeatioilal EdHeation)的中文译名。Technical and Voeational Education直译成中文，应该是“技术和职业教育”，为照顾中文习惯，才译成了“职业技术教育”。
这场争论虽然以法律这样庄严的形式而中止，但却并没有中止得像法律条文一样干净，而是留下了众多的遗迹。如虽然国家通过法律确定了“职业教育”这一术语的官方地位，但在学术界多是采用“职业技术教育”，如中国关于职业教育的最高研究机构叫“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最高的学术团体叫“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各类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不叫“职业学校(院)”而叫“职业技术学校(院)”——《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的文件中把“各类职业学校统一规范为‘XX职业技术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逐步统一规范为‘XX职业技术学院’”。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名称出现的频率和“职业教育”不差上下，而且在同一文本中两者经常交替出现。面对如此众多的“遗迹”，关于职业教育名称的异议就一直从未中断过，而且一直在暗暗凝聚力量。在杨金土先生的倡议下，《职教通讯》杂志2007年第6期组织职教界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和名称问题又开始进行新的讨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结语：历史的启示
人们之所以研究历史，是因为它能使我们更聪明地解决实际问题。中国职业教育史上为什么会存在如此频繁而又如此难以结束的名称之争?这些争论对今天有什么启示?我们该如何解决争论遗留下的问题?职业教育名称之争如何才能真正地结束呢?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回答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意义。
1、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语词应用的混乱，同时也是概念的混乱。因此，在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什么是职业教育”这一本质问题认识的模糊。相反，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概念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首先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是一个如何将VOCational edHoarion这样一个外来名称本土化或者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按照汉语的语言逻辑规则，使“职业教育”的概念意义和它的词语意义相和谐、相统一。
2、职业教育的名称虽然频繁更迭，但我国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从诞生之日起却从未因此而中断过。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名称问题影响到对历史的书写与判断。例如，如果单从“职业学校”数目的增减去看“文革”时期的职业教育，就会得出“职业教育遭到严重破坏”的结论。而从“大职业教育”的角度来看，文革时期普遍实行“开门办学”，则会得出“文革时期的整个教育出现了泛职业化”的结论。如何看待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需要我们具有“不为名称所蔽”的足够清醒的理智。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2
关键词 ：中职师资；类型比例；失调；教师文化；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4-0058-03
重庆市合川职业教育中心于1984年建校，原名重庆市合川行知职业中学，是一所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特别是生活教育理论实验的中职学校。我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师资队伍建设等诸多问题，将师资建设作为我校“国家中职示范学校项目”改革发展的切入点进行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中职师资队伍的类型分析
中职师资因为其建校时期的师资来源及专业发展环境的影响，使得师资建设中存在着诸多深层次问题。从师资队伍类型的角度分析，主要表现在：
课程类型的角度：文化课教师偏多，专业课教师不足 我校作为新建职校，教师主要是来自普高、初中等学校，他们主要是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课教师，不愿意转教专业课程。因此，学校从一开始就面临文化课教师多、专业课教师少的困境。
智能类型的角度：单一型教师偏多、“双师型”教师不足 当时，我校教师中大多数教师只能教文化课或专业课，缺乏教专业课的“双师型”教师。在教学中，单纯由文化课转岗而来的教师，因缺乏专业训练而难以将专业知识讲透；从企业转岗、社会招聘而来的教师，因缺乏良好文化基础而难以将专业知识讲清。这种单一型教师偏多、“双师型”教师缺少的状况严重地影响着专业课的教学质量。
来源类型的角度：半途转岗任教多、专门培养任教少 在我国开办专门的职业技术高等师范院校培养职教师资以前，中职学校不得不动员基础课教师转教专业课，80%以上专业课教师都是转岗而来。由于缺少专门的职前训练，这些转岗教师只得边学边教，教学效果不好，于是一些教师又放弃专业课教学而转教以前的基础课，使得专业课教师队伍处于不稳定状态。
职称类型的角度：低级职称教师多、高级职称教师少 对于职称高的优秀教师，中职学校难以引进，来校任教的教师职称普遍偏低。在急需师资情况下，学校大量从高校毕业生中招聘。如此一来，整个学校教师的职称结构呈现偏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
年龄类型的角度：中老年教师偏少、青年教师偏多 作为新建学校，前来应聘的大多是年轻人，加之，招聘部分新毕业大学生，使得学校呈现中老年教师偏少、青年教师偏多的现象。虽然青年教师有热情、有精力，但缺少老教师的传帮带。
教学类型的角度：经验型教学较多、思想型教学较少 建校之初，我校许多教师毕业于非师范院校，还有一些教师是由企业转岗而来。他们缺乏基本的教育理论素养，更缺少教学技能培训。他们模仿、移植自己教师教学的样子，简单重复教学多，反思改进教学少。
基于类型分析的建设策略
中职学校师资队伍问题的实质既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也不仅仅是质量问题，而是师资队伍类型结构的失调，即文化课教师偏多、专业课教师不足，是师资队伍在课程结构类型上的失调；单一型教师偏多、“双师型”教师不足，是师资队伍在智能结构类型上的失调；半途转岗任教多、专门培养任教少，是师资队伍在专业培养类型上的失调；低级职称教师多、高级职称教师少，是师资队伍在职称类型结构上的失调；中老年教师偏少、青年教师偏多，是师资队伍在年龄结构类型上的失调；经验型教学较多、思想型教学较少，是师资队伍在教学品质类型上的失调。基于上述判断，解决中职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处方是改善师资队伍的类型结构。为此，我校采取了系列措施。
补充专业课教师，稳定文化课教师，促进二者比例合理化 近年来，我校坚持只进专业课教师的原则，学校领导亲自带队到高校招聘数控技术应用、建筑工程施工、汽车制造与检修、会计、学前教育等专业毕业生，专业课教师数量迅速增加。同时，学校通过政策引导，让部分文化课教师专学急需教师的专业，转教专业课。经过持续建设，文化课与专业课教师的比例就趋于合理了。
实施“双师型”导向，减少单一型教师，搭建二者的合理比例 我校与近百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成批派送教师到企业代岗、顶岗实践；学校选送专业课、文化课教师到各地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培训；鼓励教师报考相关的专业资格证书考试。多管齐下，我校“双师型”教师比例迅速从当初的不足20%提升到85%，形成了与课程结构比例相当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鼓励多方进修，帮助教师提高职称，促进职称结构合理 近年来，我校派送了一批教师到各地高校进修，要求教师在进修期间参加技能展示、发表教研成果，为晋升职称做好准备。同时，学校从西南大学等高校聘请专家为教师专业发展实施个别化引导，青年教师的水平迅速提高，教研成果纷纷发表，教学风格逐步形成。一批教师的职称逐次得到晋升，师资队伍职称结构逐步得到改善，走向高端化。
组织教育理论培训，塑造教育灵魂，打造思想型教师 我校来自普通中学的教师教育理论水平一般，来自理工科专业的教师和来自企业的工程人员没有接受过教育科学训练。缺少教育思想作为支撑的师资队伍，缺乏职业发展愿景、专业发展动力，应付性、机械性的教学是自然的。为此，学校邀请高校专家来校做系统专题培训，组织教师到高校学习，同时还组织教师开展说课和赛课活动。通过多途径的持续推进，教师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一些教师还进行反思、总结，发表教研成果，一支思想型的教师队伍逐步形成。
基于类型优化后的水平提升
上述措施虽然解决了量的层面的类型比例问题，但仅仅是“治标”，接下来的任务自然该转向质的层面的质量水平问题，进行“治本”。
各中职学校的区域社会环境资源不同，学校如何利用环境资源以打造有特色质量的师资队伍，也是需要自己探索的。在反复研究基础上，发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是解决我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治本”之方。为此，学校组织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学习活动，让教师体会陶先生“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上向前的需要而教育”“教学做合一”等主张的现实意义。学校围绕学陶、师陶、研陶，要求教师提高教育理论素养、定位教学理念、形成教学模式，逐步走向有教育理论支撑的思想型教师，并在教育理念、办学模式、教学模式以及校风、教风、学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系统的理论认识。
机械训练少了，人文意味浓了，课堂富于生气 我校教师在学习生活教育理论中，领会陶行知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精神，按照培养全面发展的职业人才要求，将职业技能训练与人文思想熏陶结合起来，课堂散发出了浓厚的人文气息，学校教学生机勃勃，促进了校风的好转。
教学中简单重复少了，反思教学多了，教学质量不断地提高 通过学习，教师体会到“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师要“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中学”的真谛，开始注重课后反思，自动总结教学成效，重新设计教学活动，教学质量不断地提高。教师从中获得了职业成就感，进而推动着教学改革的持续。
教学中单一传授少了，引导探究多了，学习主体性得到激发 在陶行知先生“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等思想的启发下，教师提出职业教育要培养创造新生活的人，并尝试探究教学，注意激发、引导，将“要我学”转变到“我要学”，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促进了学风的好转。
经验型教师少了，专家型教师多了，学校教学品质得到提升 在“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做的法子要根据生活的需要”启发下，教师自动加入到“生活教育、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探讨中，积极参与到“工学交替、理训一体”的培养模式改革中，自觉地实践着“做中教、做中学”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近年来，教师将教研心得写成100多篇出来，学校教师队伍出现了由经验型向专家型发展的良好趋势，学校的办学品质由此得到了提升。
经验：彰显特色、讲究策略、提升境界、完善制度
目前，我校中青年教师100%达到本科及以上学历，有20位教师具有硕士学位或正在攻读硕士学位；教师中有高级讲师57人，特级教师1人，研究员1人；有区科技拔尖人才1人，区优秀专业技术人才1人；有部级培训骨干教师10人，市级骨干教师15名，区级骨干教师22名，“双师型”教师141名，打造出一支数量规模合理、质量水平较高、各种类型比例合理的师资队伍。其中，还涌现出一批典型人物。
总结我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实事求是，凸显区域特色 首先要正视师资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其次要清晰认识、高度重视中职师资队伍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基于这些认识，再探讨师资队伍的准确定位和特色打造。其中，特色打造要注意分析所处区域环境，如我校建校在陶行知创办重庆合川古圣寺育才学校的故乡，有“行知文化”的历史资源，师资队伍建设就要运用好这个资源，抓住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以“陶味文化”来支撑师资队伍思想建设。
抓住机遇，讲究推进策略 面对上述师资队伍建设中的问题，我校领导分析其产生的主观与客观因素，积极利用“国家中职示范学校建设项目”等政策与发展机遇。同时，分析推进策略，制定支撑政策，分门别类地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突出专业带头人、各级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全员培训教师等类型的教师培育，促进各类教师的类型比例逐步走向合理。
营造氛围，提升职业境界 在师资队伍建设中，我校以“行知校园文化”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灵魂支撑，注重思想层面的职业境界引导、提升，努力建设“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风文化，并辅以“以德立人、能行天下，培养做大事的人”的办学理念，“行知合一、德能兼备”的校训，“教学做合一”的校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中人”的学风，教师沉浸在浓厚的“陶味”校园文化之中，使敬业与奉献精神成为教师的身份名片。
突出重点，完善管理制度 打造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无疑是中职学校师资建设的重点。为此，学校采取了观念先行、制度跟进的策略。一方面，组织教师从学生就业短板、中职教育国际经验出发，诊断教师队伍素质的缺项，形成建设“双师型”队伍的共识；另一方面，学校制定系列配套奖惩制度，如要求专业课教师每年带任务、带技术到生产一线去参加30天以上的顶岗锻炼、考察研修、教学研讨，有力地推动了教师向“双师型”的转变，提高了学校“双师型”教师的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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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智松.陶行知居渝期间教育思想研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⑷.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3
人才分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本文将对形成技术型人才以前的情况作扼要叙述。
(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文字的创造和科学知识的萌芽等因素，开始形成了古代的教育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学习文字、书本知识为主的早期学校教育，一类是通过学徒制对劳动人民传授生产技能的教育(当时不作为教育)。前者逐步发展成培养学术型人才的学术教育，后者是早期的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
(二)大工业出现后，19世纪20年代开始培养一种能将科学原理、科学方法应用于生产实际的新型的应用型人才为了把培养学术型人才和培养这种新型应用型人才的两类教育区分开来，国外通常将前者称为学术教育(AeademieEdueation)，把后者称为专业教育(ProfessionalEdueation)。这种专业教育的内涵实际上包括工程和技术两个方面。
(三)形成技术型人才的主要原因在于技能型人才某些岗位的智能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从两个方面对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自动化生产的发展使科学原理进一步应用到技能型人才的具体工作上(也可称技术领域)，完全改变了原来工作岗位的知识能力要求，主要是提出了智能化要求;另一方面，生产工件不断向大型化、精密化、结构复杂化等方向发展，要求技能型人才进一步提高技能等级。在教学计划中，如果要提高技能等级，就要把更多时间用于生产实习;如果要提高智能化方面要求，就必须增加足够的专业基础理论并相应强化文化基础知识，还要增加学会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性课程。但是，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于是在20世纪40一50年代，很多发达国家把原来的职业教育一分为二，在提高技能等级方面要求仍由技能型人才担任，仍归属职业教育;而把提高智能化方面要求改由一种新型的技术型人才担任，培养这种人才的教育称为技术教育(介ehniedEdueation)。
(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促成了专业教育(ProfessionalEdueation)的分化，这是由于不论对工程和技术哪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在工程方面，对理论知识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对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仅就生产自动化这一个方面为例变化就极大。在大生产出现初期，自动化程度不高。19世纪后期，电机、电信等电气技术的创造发明促成了20世纪电气自动化的大发展，不论传动、调速、控制等技术都出现了质的飞跃。20世纪中叶，电子技术的应用促成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一，程序控制技术、遥控技术等应用使生产自动化又一次出现质的飞跃。这些都使专业教育的学习领域拓宽了，理论要求加深了。在技术方面，科学原理应用到技术领域后，增加了技术工作的复杂性，同时，由于对技能型人才提出更高技能要求，也要求专业教育进一步加强实习，提高技能。即使把专业教育的学制从高等专科提高到高等本科，也无法容纳工程和技术两个方面的发展要求。通常做法是把技术方面要求，例如第一线的技术和管理工作等改由技术型人才担任。这样，专业教育就较少涉及技术部分，成为比较单一的工程教育，所培养的是工程型人才。
(五)技术型人才的存在，可以使工.程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都工作得更好有了技术型人才，工程教育可以把原;来专业教育中所学的技术课程，特别是实践性课程予以压缩，从而专心提高工程方面的理论知识，着重解决工程方面问题。另一方面，技能型人才将智能化任务交由技术型人才担任后，可以专心提高技能，也可工作得更好。
(六)杨、孟等人提出的人才分类和教育分类方法与国际通常分类方法相一致美国的工程教育与技术教育是区分的。美国普度大学(PurdueUniversity)曾发表过多篇区分工程教育与技术教育的文章，在这所学校内，这两类教育分属两个机构。英国有专门管理技术教育的技术教育委员会(介ehnieianEdueationCouneil)。法国通过管理技术教育的“技术中学毕业会考”规定和发放“高级技术员证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1984年再版，介rnlinol-ogyofTeehniealandVoeationalEdueation，Re-visededition1984)中，第7条为“技术和职业教育”(TeehniealandVoeationalEdueation)，第8条为“技术教育”(TeehniealEdueation)，第9条为“职业教育”(VoeationalEdueation)。明确技术和职业教育不属于普通教育，而工程教育是普通教育的一部分。
二、杨、孟等人的分类方法不仅适用于工业领域，也适用于非工业领域
人才分类和教育分类的发展变化从工业领域开始，然后影响到其他领域。在四类人才与教育中，主要是工程型人才、工程教育和技术型人才、技术教育这两个方面容易引起误解，认为只适用于工业领域。其实，这里的“工程”与“技术”都是广义的概念，并不限于工业领域。
(一)“工程型人才”、“工程教育”同样适用于非工业领域前文已说明，能将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应用于工业领域的应用型人才是一种工程型人才，同理，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也有其他领域的应用型人才。非工业领域的应用型人才所从事的工作也可能采用“工程”这个名称，例如“菜篮子工程”、“希望工程”等。这些工程的规划设计者和部分管理人员都应是工程型人才。如果将系统理论和系统方法有计划、有组织地应用到各个领域中去就成为系统工程。《辞海》对“系统工程”条目的释义是:“系统工程应用于不同部门和领域，形成工业系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科技系统工程、军事系统工程、社会系统工程等。”这也说明“工程”的概念不限于工程领域。#p#分页标题#e#
(二)“技术型人才”、“技术教育”同样适用于非工业领域技术型人才的产生主要由于工作岗位的智能化，这种情况在非工业领域同样存在。特别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后，掌握“技术”已不是工业领域所独有。例如，秘书工作要学会正确使用整套办公系统，国外通常称为掌握“文字处理技术”。同理，会计人员要学会掌握“数字处理技术”，服务人员要掌握各类服务技术等。此外，非工业领域也有一些人担任工程型人才的辅助工作，其中很多属于技术型人才。《教育大辞典》第3卷“技术”条目的释义称:技术是“为实现生产过程和非生产性需求的经验和科学的方法与手段的总和”，“可分为生产技术(包括各种机械和工艺过程)和非生产技术(包括市政、科研—文化、教育、医学等)”。
三、关于各类人才、各类教育的命名及其他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4
在中国，教师职称是一个教师的任职资格与能力的凭证，职称评审是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导向与激励之一。因此，科学合理的职称评审标准与晋升制度，将引领教师向着专业化发展方向持续前进。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自1980年初明确提出概念至今也仅有30多年的发展历程，因此，高职教师的职称评审标准至今未从普通高校教师（本科）职称评审体系中完全分离出来，制约了职称评审对于高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导向与促进作用的发挥。
二、高职教师职称评审现状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其为现代社会经济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在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本科教育差异化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将高职与普通本科教师职称评审体系分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国内职业教育学者俞启定教授曾撰文论述：研制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新标准应坚持“独立设定、双师导向、分类考量”的原则。河北省于2015年最新印发《河北省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虽强调了师德、教W业绩等的重要性，但仍以论文、课题、获奖等学术成果为主评定，2016年对于外语与计算机的评审要求也有所松绑。从国家到地方职称评审标准在不断修改，但从整体来看，仍与普通高等学校使用基本统一评审条件，未能从根本上达到高职教师工作专业化发展与职称评定的统一与有机结合。
三、职称评审与高职教师发展的错位表现
1.职称评审方向与高职教师个人发展特长的角色性错位。高职教育具有明确的职业属性，因此，高职教师的来源非常多元，高等院校毕业生、企业技术能手、社会能工巧匠等均可成为高职教师。来源不同特长自然不同，而人作为系统中最具主观能动性的要素，高职教师个人发展方向和特长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目前职称评审的方向上，过于强调高职教师的“学术角色”，忽视了教师个人发展的“职业角色”。比如：对于一位具有多年实践工作经验的工程师任教高职教师，为了晋升职称，他必然要多花精力去做不擅长的“学术研究”，而丧失了深入发展其实践能力这个优势的更多机会。
2.职称评审内容与高职教师日常工作内容的导向性错位。为了更好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高职教师日常工作内容本已庞杂，主要有理论教学、实习实训、课程设计、资源建设、专业比赛、企业调研、技术服务等。而职称评审还在课题、论文、成果、获奖等方面做了高标准的要求。日常工作内容与职称评审内容的错位，导致了高职教师综合工作内容的急剧膨胀，人人疲于奔命，均想快速成为千人一面的“全才”，磨灭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热情，高职教师发展个性丧失，职业发展积极性下降。
3.职称评审标准与高职教师继续教育程度的结构性错位。在职称评审标准上，为了便于操作，多使用“硬性的、量化的、结果的”指标衡量，比如：在专业技术工作经历上详细规定讲授课程门数，在业绩成果上描述为所有奖励级别，在论文著作上明确了篇数或字数等。对于高职教师专业化发展来说，继续教育的经历与程度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些通常使用“软性的、质化的、过程的”衡量指标。这种标准上的结构化错位将导致教师专业化发展中的功利性，只在显性的硬性指标“规模”上努力，而忽视隐性的软性指标“内涵”建设。
四、高职教师个人发展策略
1.职称准备与个人特长相结合，分级制定个人发展目标。目前，台湾地区已经开始分教学、实务、研究三类推动“教师多元升等”，侧重教师个人特长发展的多元职称晋升已成为可能。因此，高职教师在职称准备中，一定要保持自身在某一类别中的个人发展优势，尽量在实际教学和职业实践中从问题出发寻找学术研究方向，开展学术研究，提取研究成果，不断维持自身发展的积极性与成就感。根据职称发展级别，结合职称评审条件，高职教师符合实际的制定个人发展目标。比如：助教评讲师，先从上好一堂课开始；讲师评副教授，重点提升教学和实践能力，做好课程设计等。
2.工作内容与评审内容相统一，分类规划职业发展内容。当前已有一些省份尝试试行单独设置高职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因此，高职与普通本科院校职称评审分离已是趋势。因此，高职教师在职称准备中，对于与日常工作关系不紧密的评审条件做到基本达到，对与自身日常工作紧密结合的评审内容进行重点提升。要根据自身所处岗位类别，科学规划职业发展内容。作为普通教师，可以将教学与实践能力提升作为发展重点；作为专业带头人，可以将专业发展与服务社会作为规划重点；作为教学管理人员，可以将教学管理能力作为提升重点。
3.软性过程与硬性成果相结合，科学设定继续教育实现途径。高职教师要将提升自身内涵与达到职称评审指标相结合，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将继续教育作为个人专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脱产和非脱产方式、内外部培训、线上线下课程等多种方式，结合讲座、观摩、参观、座谈、研讨等多种方法，每一次继续教育进行 “目标-内容-方法-成果”一体化设计，在达到职称评审硬性指标的同时实现教师自身个人专业化内涵发展。
参考文献：
[1]俞启定,王为民.审视与反思：我国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标准的套用问题[J].教师教育研究,2013(1):16-21.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5
一、理工科院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1.职业威望低，队伍稳定难。
在理工科院校，由于受到长期办学思维的影响，形成了重理工轻人文的职业评价，那些在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业绩的人，容易得到舆论的肯定，被认为是“务正业，修正果”，特别是那些在科研开发领域取得显著经济收益的人，往往被舆论肯定。而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人，由于学科的原因，很难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更难通过科研开发创造经济收益，往往被认为是“假大空”、“耍嘴皮子的”，其职业价值被或多或少地予以否定。辅导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虽然从文本意义上来说，取得了合法的“教师”身份，但由于自身的条件和多种原因的限制，只能承担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形势与政策”等被舆论认为“非主流”课的教学工作，难以进入到“主流教师”的系列中。除此之外，辅导员的岗位职责不明确，没有真正的工作定位，从事大量的琐碎事务，往往被认为是学校的勤杂工。有人把辅导员描绘成“十大员”现象，即学生的思政员、教务员、安全员、维修员、住宿员、收费员、活动员、调解员、心理咨询员、文明督导员等。由于大量的琐碎事务缠身，没有确定的职业定位，辅导员感到很茫然，不知道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什么。起初，辅导员踌躇满志、满怀激情开始从事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两三年后，当他们亲身感受和领悟到上述职业困惑时，热情逐渐冷却，职业自豪感逐渐湮灭，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价值，思考自己是否该把辅导员作为自己的职业。或寻找出路，离开辅导员工作岗位，或暂时呆在岗位，应付工作，等待机会，调离辅导员岗位。理工科院校辅导员队伍不稳定，流动性大，职业化建设难。
2.学科支撑弱，职业培训难。
辅导员是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只有掌握一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必要的工作技能，才能胜任辅导员工作，尤其是刚从事辅导员工作的新同志更是如此，辅导员必须具备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网络应用等知识体系，才能科学地开展工作。从理工科学校实际来看，辅导员大多来源于工科院校毕业的学生，上述学科的知识非常欠缺。理工科院校虽然也对辅导员进行培训，可由于缺少相应的学科支撑，培训仅停留在领导讲话，强调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性上，停留在请曾经担任过辅导员的党政干部来谈经验和做法上，缺少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培训，更缺少有针对性的、能够补充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培训，培训的力度小，科学性、系统性差。十六号文件颁布以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虽然加大了对辅导员的培训力度，集中举办相应的培训班，但能够参加这样培训班的人数少。学校虽然也想主动把辅导员送到校外培训，可是一方面费用太高，难以大规模地选送人员外出培训；另一方面学生离不开辅导员，让辅导员离开岗位，外出系统进修相关课程更是难以施行。这样一来，许多辅导员想把工作做好，可走上工作岗位，无从着手、力不从心，当他们意识到知识的匮乏时，只能通过自我学习来达到“自我提高”。可这种自我提高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又难以取得效果，因为辅导员事务性工作太多，很难有时间系统地学习。职业培训难，阻碍了辅导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利于这支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3.制约因素多，职称评定难。
职称问题是职业化问题的重要环节，职称在高等学校不仅关系到人的社会评价，更关系到人的各种待遇和利益。在理工科学校，辅导员的职称评定存在如下困难。
一是学历低。近年来，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纷纷出台政策，提高职称评定的学位门槛，规定只有硕士学位以上的方可评定讲师以上的职称，而那些采取职员制的学校，干脆取消了辅导员的职称评定资格。虽然近几年来，学校规定新选拔的辅导员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可在非重点类的理工科学校，本科和专科毕业的辅导员还占多数。这样一来，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前途感到非常迷惘，为了达到要求，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学历学位，无法安心工作。
二是课时少。一般情况下，辅导员的职称评定纳入到学校相关院系的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管理，虽然各省规定辅导员的课时只要达到思政教研室专职教师平均课时量的1/3，即可认为职称评定时课时量合格，但近年来，随着招生人数的猛增，思政教研室的专职教师承担的课时数大增，而在理工科学校，辅导员只能承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课时量很难达到同期专职教师的1/3。
三是科研少。很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规定，辅导员和思政教研室的专职教师一样，参加公共课类教师的职称评定，执行和思政教研室专职教师一样的科研考核标准。辅导员绝大多数毕业于工科学校，有的人发表过自然科学类的论文，参加过导师的科学研究，但由于学校定岗时规定辅导员的岗位只能是评定思想政治教育系列职称，自然科学类的论文和科学研究不纳入“科研”考核的范围，对于理工科毕业的辅导员来说，要发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论文和从事相关的科研，难度是很大，要达到和思政教研室专职教师一样的科研标准是非常困难的。
四是通过难。即使辅导员通过各种努力，具备了职称评定的资格和条件，思想政治学科组也通过了其职称资格的预评，但在学校大评委终评环节上通过是难上加难。因为在理工科学校，所谓的大评委的组成绝对是自然科学类的教授和专家占绝大多数。对于自然科学类职称的申报，申报人员的材料容易引起这些评委们的“共鸣”，往往容易通过。而当“非主流教师”的辅导员申报职称时，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评委们面对辅导员呈报的材料，或者对其“含金量”表示怀疑，而予以否定；或者因为对其“含金量”把握不准，不便做出是非判定，而做“弃权”处理，这样一来，辅导员很难获得规定的通过票数。相对于自然科学类教师评定职称时大多数一次通过来说，辅导员高级职称的评定很少一次通过。职称评定难是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又一障碍。
4.学历职称低，职务晋升难。
任何职业的确定必须使这种职业的价值得到公众的认可。要想使职业价值得到公众的认可，除了解决这种职业的技术职称问题外，还必须解决从业人员的相关职务晋升问题，且上述两个方面的机会不能明显低于其他职业。辅导员队伍职业化，绝不意味辅导员工作岗位终身化，辅导员和其他人员一样需要追求自我的价值实现。在理工科院校，辅导员除了上述的职称评定难以外，职务晋升更难。在工科学校，随着学者治校思维的普及，大批学者专家被提拔到行政管理岗位，就连辅导员最适合晋升的党务和学生管理岗位，也越来越多地被高学历高职称的理工类的专家学者占据。同时，工科学校高学历高职称人才纷纷想往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留住人才也成为理工科学校当前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采取“封官”的手段来挽留人才，就连辅导员最适合提拔的院系党总支副书记岗位，也常常由自然科学的博士和教授来担任。职务晋升难是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又一难题。
二、工科院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对策
1.提升辅导员的职业地位，形成相对稳定的职业队伍。
一种职业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感的产生取决于它的职业威望，推进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必须增强社会和就业者对这一职业的认同和接受，提升辅导员岗位的职业吸引力。针对理工科院校的实际，要采取以下措施提升辅导员岗位的职业吸引力，稳定辅导员队伍。
首先，要大力营造尊重辅导员、理解辅导员、关心辅导员的氛围。要通过多种手段来转变对辅导员及其岗位的错误认识，强调辅导员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导员队伍是教师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是承担特殊使命、具有特殊工作性质、需要用特殊的和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的教师，要用有别于审视自然科学类教师的方法来审视辅导员，使全校上下充分认识到辅导员工作是平凡的，但又是崇高和伟大的，大力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威望和社会地位，消除对辅导员的职业歧视。
其次，要教育和引导辅导员增强职业的自豪感和自我认同感。辅导员队伍的稳定，除了外部的环境改善外，也需要辅导员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发自内心的“乐而为之”才会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满腔热情，才会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气馁，固守心中的职业理想。要教育和引导辅导员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认识到所从事的职业是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是高尚的事业；要加强个人修养，增强个性中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增强理智感和自制力，保持乐观自信的健康情绪；要正确认识自我和评价自我，辩证地看待自身的优缺点，并形成客观的评价，具备正确的清醒的自我意识，坦然地接受现实对自己的挑战，不为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所动，从内心认同自己的职业身份。
2.加强培训，提高辅导员的理论和业务素质。
很显然，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必须要提高其职业素养，提升与职业相关的专业水平。理工科院校的辅导员大多为理工类学科毕业的学生，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所需的理论和业务知识贫乏。因此，要下大力气来培训这支队伍，不断提高其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一是理工科院校要改变从本校毕业生中选拔辅导员的用人思路，引进有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背景的毕业生担任辅导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录用硕士研究生，从入口上提高辅导员队伍的素质。二是要建立学生辅导员的职业教育规划，加强对学生辅导员的岗位培训，完善岗前培训、日常培训、骨干培训相结合的机制。目前要重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职业发展指导等的培训，提高学生辅导员的综合素质。要充分利用校内外的资源，组织学习培训活动，可以把定向、在职、长期、短期、校内、校外培训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进行；还可以采取重点培训，缺什么学什么、需什么补什么的办法，提高辅导员的政治理论素质和业务素质。三是要积极鼓励辅导员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给予深造经费上的支持，学成后专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针对职业特点，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定机制。
完善职称评定机制是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环节。针对理工科院校辅导员专业技术职称评定难的实际，要结合辅导员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职称评定办法。在制定此办法时，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合理考察课时和科研成果。辅导员工作的主战场是在课外，绝大多数工作是在专任教师下班和节假日进行的，难以用学时的形式进行量化考核，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考核其教学工作量是不合理的。同时，辅导员无法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任教师那样，有足够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论文的撰写和申报科研课题，况且辅导员大多毕业于工科专业，很难获得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科研成果。因此，在考核课时和科研成果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采取有别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任教师的政策措施，减少一些即时性的量化的考核方式，少从显性效果方面考核辅导员工作，重点从他们的工作热情、工作态度、付出的实际劳动及学生的满意程度等等方面来考核，正确评价他们的工作业绩。
二是成立辅导员教师职务评审组织。理工科院校要根据辅导员队伍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辅导员的职称结构，辅导员队伍中的高级职称比例不能低于全校教师中高级职称的比例。学校要根据当年申报职称的辅导员人数，按照不低于当年专任教师职称晋升的比例，确定辅导员的职称晋升职数，并计划单列。学校要成立辅导员教师职务评审组，评审组成员可由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学科方面的专家、学生处、团委、人事处、组织部、教务处、纪委等部门的具有高级职称负责人组成，如果上述人员的职称结构不符合要求，可聘请校外相关人员参加。当然辅导员的教师职务也可以纳入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等专业系列来评聘。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6
一、高职教育“院、系设置”的依据
普通高教，是“知识文化”体系的教育类型；高职教育，是“技术文化”体系［2］42-49的教育类型。在技术文化体系下的“院、系设置”，与在知识文化体系下的“院、系设置”，应该是有区别的，不管普通高校对“院、系设置”的研究是否开始或成功。因为普通高校的“院、系设置”是以学科为标准的，即以学科分类的名称来设置；高职院校的“院、系设置”是以技术为标准的，即以社会产业、行业、部门的名称来设置。
注：中国大学的学院设置情况来源于各学校的网站，学院数量中不包括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等管理型学院及独立学院。国外高等学校的学院设置情况来源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透视与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校调研报告》以及有关学校的网站。关于学科分类，中国学校主要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国外大学主要参照2000年修订的美国学科专业目录（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简称CIP），为了便于比较，也参照了中国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
上表中清楚表明，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普通高校，它的院系设置都是按学科分类设置的。而高职教育，因为是以技术文化为逻辑起点的，它的院系设置就只能以技术部门来分类。问题是学科分类经历了几百年的研究与发展，已经十分明确并细化，它可以按学科门类和一、二级学科设置院系（只有中国内地按二级学科设置院系）。而技术教育过去是附着在知识教育体系之中，靠知识主体在各技术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体悟、试验、重复、熟练而得到。国际上，专门开设技术教育，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而且各国模式不尽相同。所以，我国高职教育的院系设置，不是我们想怎样设置就怎样设置，必须在技术文化理论指导下找到高职教育院系设置的依据，才能研究、分析出来。
知识文化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记录、储存在书本里。技术文化也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但不全部储存在书本中（书本中的技术来自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全部、系统地存在于社会各技术部门里。知识文化是主观认识的产物，技术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高职院校只能以“社会技术部门”的分类为依据，进行教学分类。
社会技术部门，泛指社会存在的各行各业。对各行业的分类有许多种，如产业、行业、部门、职业等多种称谓。有的部门是产业，有的则不能称之为产业，只能称之为部门，像“教育产业”的称谓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就是在一个产业内部也有层次之分，如机械行业——汽车行业——轿车行业等，它们之间是包含关系。这样复杂的社会技术部门，理出一个大中小的类别，比较困难，但我们必须选定一个社会公认的依据，对社会技术部门（技术文化）进行必要的“总分类”，且能细分下去，直到专业设置为止。
二、高职教育“总类”选定
选定高职教育的“总类”，有两大目的：一是找到技术文化的科学分类方法，既与知识文化区别开来，又能自成体系；二是找到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的依据，既让专业技能完整，又能与社会实践一致。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可供参考的“社会技术部门”分类方法有3种：一是职业分类法；二是人口职业分类法；三是教育分类法。
职业分类法，是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职业按一定标准进行划分归类，以便于统计的方法。职业分类的方法很多，标准各异。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国际标准职业分类》简称ISCO（InternationalStandardClassificationofOccupations），并于1986年第二次出版。它把职业由粗而细分为4个层次，即8个大类、83个小类、284个细类、1506个职业项目，总共列出职业1881个。如加拿大《职业岗位分类词典》，把主要行业的职业划分为23个主类，下分81个子类，489个细类，7200多个职业基本名称。
1999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4］正式颁布，对我国社会职业进行了科学划分和归类，将其归入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并具体划分为1838个细类（职业）。到2005年12月12日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5次增补收录了共77个新职业。
8个大类分别是：
第一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其中包括5个中类，16个小类，25个细类；
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包括14个中类，115个小类，379个细类；
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其中包括4个中类，12个小类，45个细类；
第四大类：商业、服务业人员，其中包括8个中类，43个小类，147个细类；
第五大类：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其中包括6个中类，30个小类，121个细类；
第六大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其中包括27个中类，195个小类，1119个细类
第七大类：军人，其中包括1个中类，1个小类，1个细类；
第类：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其中包括1个中类，1个小类，1个细类。
人口职业分类法，是为人口和职业统计需要，由国家标准机关颁布的职业分类。国家技术监督局1999年3月18日的国家标准（GB/T6565—1999）——《职业分类代码》，把我国全部人口按职业分成10大类，66个细类，并分别给定代码。
教育分类法，是指清华大学袁德宁教授（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研究负责人）牵头，先后7次在全国范围征求意见，经一年半时间研究出的“职业性与学科性相结合的”高职高专指导性专业目录。最后，由教育部颁布，从2005年起，在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试行的专业目录分设农林牧渔、交通运输、生化与药品、资源开发与测绘、材料与能源、土建、水利、制造、电子信息、环保气象与安全、轻纺食品、财经、医药卫生、旅游、公共事业、文化教育、艺术设计传媒、公安、法律19个大类，下设78个二级类，共532种专业。
上述3种分类法，都是“部级标准”。由于高职教育理论的不完善，以学科分类为模式的“教育分类法”，不是“技术文化”的产物（甚至能与本科专业目录一一对应，只是专业名称后面加了“技术”二字，以示高职特色）。职业分类法和人口职业分类法，都是以社会存在的职业为分类对象的国家标准，而且二者的修订时间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实现了相互对接与兼容。因此，我们选择以国家职业分类标准为蓝本，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的分类方法，作为高职教育分类、析种的基础。因为，它既参照了《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88，也参考了外国典型职业岗位分类；既结合我国国情与实际，又能随着社会新职业的产生而增补。
当然，我们不能直接借用它的名称，而是让它既具有教育特征的名称，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国家标准》基本一致。
三、高职教育内部“教学类与单元”的确定
《职业分类代码》的10大类，除学生和失业两类外，还有8大类，8大类的名称，不能直接用于高职教育的分类。如第一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其一，它指的是人，而非产业、行业、职业。其二，领导干部，不是高职教育培养目标，高职培养的是劳动一线的操作工、办事员、技术员。因此，第一大类，必须改成“社会管理类”，把中类的领导干部综合为“公务员行业”，同时，析出“公共事务管理业”、“企业管理业”、“社区管理业”。第二大类“军人”改成“军事”，列为第类，把第三大类“专业技术人员”提到第二大类，改为“社会专业服务类”。把“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提到第三大类，改为“服务保障类”。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拆解为两类，即“加工制造类”和“资源、环境类”，以突出我国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的相对恶劣性，分列第六和第七大类。
高职教育分类的直接目的有3个，一是使高职教育系统化、科学化；二是要实现教育与社会各行各业的技术岗位零距离对接；三是为了科学设置院系和专业。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分类代码》大、中两类我们可参照，小类和细类是指具体的职业、工种，对高职教育的院系和专业设置没有指导意义。按国家职业标准，第一大类，基本上是按产业和大的行业分类；中类基本上就是具体的行业或部门；小类是职业。而“我们需要的小类”不仅仅是职业，还可能是岗位群，二者统称为“专业”，有的专业可能比小类还要小，就是岗位或工种。因此，大中小分类方法，是高职教育院系设置的根据，中小类和细类（指岗位和工种）是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根据。
四、高职院校“院系设置”的理论与实践
一所高职院校，究竟应当设置多少系或学院较为合适、合理？这绝不能仅仅靠决策者的凭空想象，而应当寻求一定的理论根据，使决策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
一是管理跨度理论［5］131。管理跨度，亦称管理幅度，指一名管理者直接领导或管理的下属的数量。管理跨度的宽窄是直接影响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管理层次设计的关键制约因素之一。管理跨度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组织的高效运作，常常会造成管理者疲于奔命或人浮于事的现象。
管理跨度理论认为，一个管理者由于精力、知识、能力、经验的限制，所能管理的下属人数是有限的。随着下属人数的增加，可能存在的相互人际关系数将呈指数级增长，信息量和管理难度也是如此，当下属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就超过了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范围。而且越往高层，一个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下属人数越少。研究表明，基层管理者能有效管理的下属不宜超过15至20人，中层管理者能有效管理的下属不宜超过10人，高层管理者能有效管理的下属不宜超过7人。当然，管理跨度的大小还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管理者的能力、分权的程度、下属的水平和素质、管理的环境等。一般而言，管理者的能力越强，分权的程度越大，下属的水平和素质越高，管理的环境越好，管理跨度可以越大。但就高职院校而言，在管理跨度方面，院、系数量不宜超过10个。否则会导致学校和校长的管理效率下降。二是知识管理理论［5］131。知识管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的新兴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理论重视和强调知识的交流和共享，认为知识与有形资产不同，它具有收益递增性质，即知识的使用不但不会减少价值，反而会使价值有所增加。如果措施得当，管理有方，知识得到共享，其价值会呈指数级增长。如果两个人互相交流知识，双方都可以取得知识的线性增长。但如果随后他们都与其他人共享新知识，其他人会提出疑问、作出解释或提出修正意见，这样收益便会呈指数增长。因此，善于进行知识交流和共享所获得的收益是巨大的。相反，如果知识得不到交流和利用，不仅得不到增值，反而会变得陈旧和失去价值。
从知识管理视角看，高职院校设置10个左右的院系，在同一学院内使不同的专业相互交叉融合，有利于不同专业知识的交流和共享，有利于教师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也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三是集权与分权理论［6］。教学一级单位是设院，还是设系，就有一个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按照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的理论，在制度与成本之间，一般表达是制度决定成本，即不同的制度产生不同的成本。反过来，即根据成本的高低来选择制度，从若干可供选择的制度中，选取成本最低的制度。
1.企业决策的集中和分散。在企业决策中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大家说了算，这是企业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作出多种制度安排：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可以大家说了算，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多种组合，比如：一般决策一个人说了算，重大战略决策大家说了算；与职工利益无关或关系不紧密的问题一个人说了算，与职工利益关系紧密的问题大家说了算，等等。
2.权力安排与决策成本。从信息方面看：权力越集中，权力背后的信息越少，盲目决策就会越大，由此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大；权力越分散，权力背后的信息就越多，决策的失误就越少。从效率方面看：权力越集中，决策效率越高。在所有的决策制度中，如股东会决策、董事会决策，职代会决策，党委决策，等等，都不如一个人说了算的效率高。从利益方面看：在私人企业，权力越集中，越有利于避免；在公有制企业，权力适当分散，相互制衡，更有利于避免。
3.信息分布与权力安排。从知识和信息方面看，权力资源与信息资源的高度统一，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在任何一个企业，信息资源都是相对分散的。企业规模越大，产业越是多元化，信息资源就越分散。比如，某种产品在上海市场是否该降价，只有上海分公司的经理最有发言权，按照权力跟着信息走的原则，应该将此项权力交给上海分公司的经理，而不应该由总公司的总裁说了算。因为总公司在北京，让总公司的总裁决策在上海市场是否降价，很可能盲目决策。
4.权力安排与决策效率。集权的好处是，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分权的弊端是，一件事情反复研究，大家七嘴八舌，久拖不决，贻误商机。
5.权力集中与成本。在私有企业，集权的好处是，有利于减少。权力越是分散，给他人的机会就越多。由于企业规模较大，管理链条较长，委托——关系较多，给人的机会也多。结果，职业经理人利用权力牟取私利的现象大量出现，公司成本由此大幅上升。这个成本就是分权的成本。
综合上述三大理论和高职院校的实际，1~1.5万学生的院校，以设10个左右的系为宜，不宜设置学院，学院本身就是“学科”的标志，否则会延长链条，增加管理成本。一个系500~1000学生为宜，超过1500人的，学生管理就会出问题，就应该分设。
［参考文献］
［1］罗建国.论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年:(1)：23－25.
［2］王波.观念主义——观念与哲学、美学、艺术和社会文明［M］.香港：天马图书出版社，2002.
［3］李福华.研究型大学院系设置的比较分析与理论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6)：20－26.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7
“职业教育”是一个模糊概念
还是从源头开始，检视人们心中的“职业教育”。一般而言，可以从法律条文和社会意识两个方面探索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以及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并保障公民接受职业学校教育或者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和终身教育。”教育法第二章对“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也做出了规定：与其他五种基本教育制度一样，处于平等的地位。
“职业教育”是就业的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三条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进步需要的职业教育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职业教育”是一种就业教育。近年来，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的观点常常见诸媒体报端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是比较常见的说法。
当我们重视教育对象的就业时，可以称之为“就业教育”。由此类推，当我们重视教育对象的个人素质时，可以认为是“素质教育”；当我们重视教育对象的能力培养时，可以认为是“能力教育”；当我们重视培养对象的道德、发展、成长、创新意识的培养时，也可以认为是“道德教育”、“发展教育”、“成长教育”、“创新教育”；当我们强调规范、加强管理、严格制度时，也可以认为是“规范教育”、“制度教育”。总之，认识可以是五花八门的，都有其理由，大都是一些摹状之词。
一般认为，职业教育是“给予学生或在职人员从事某种生产、工作所需知识和技能的教育”。稍加分析，会发现其外延太大，以至于所有的教育都涵盖了进去，无法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区别开来，有定义过宽之嫌。
从属加种差的定义的要求来分析，以上的几种说法显然都不是定义。从逻辑学的视角看，“职业教育”与教育制度、与就业途径是不同的概念，没有属种关系，二者不能等量齐观。从内涵上讲，就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属概念下的种概念；从外延上讲，就业教育完全包含在“职业教育”概念之中，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不相等。就业教育虽然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但“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就业，促进就业只是“职业教育”的功能之一。除了就业功能外，“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还具有育人功能、经济功能、先进文化的传播功能等。
我国的教育一般分为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三类，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职业教育”。但这种划分是有疑问的。这有可能意味着只有“职业教育”才是与职业有关的教育，不要说普通教育，就是成人教育也与职业没有关系。事实显然不是这样。难道普通高等教育就没有对就业的要求，培养的学生日后不从事某种职业？多少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哪年不对本科高校进行就业率的统计？从小学到博士后教育，哪一项教育内容不关涉到受教育者的生涯发展，不与职业息息相关？我们的意识形态一直主张，在我们国家，无论职位高低、能力大小，都是平等的劳动者，怎么会有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过非职业性的教育？这种逻辑不可思议，对普通教育是如此，对成人教育更是如此。
把我国的教育分成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分类标准是什么？这样的分类对于管理与教育的发展是否科学？用成人、普通、职业去命名不同的教育现象是否科学？按照分类的法则，既然把教育分成了三块，其界限就应是相对清楚的，各项之间应是互相排斥的，只要站在“职业教育”的角度，成人教育、普通教育就是非职业教育。然而什么是非职业教育？区别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的标准在此只能是“职业”了。问题的追问就要顺着什么是职业前进，也就由不得说这些概念是特指的概念了，只能沿着这个迷宫往前走。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成人教育与职业无关，普通教育也与职业无关。这样一种认识会泛化，区别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标志是职业，而不是其他，就会忽略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就会把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的一些根本不适合职业教育的做法迁移到职业教育上来。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探讨“职业教育”是什么，是想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如果这个名称与事物的本质不符，则希望能够为它找到一个名实相符的名称，通过名称就能够体现一事物与它事物之区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于一个缺乏科学定义的事物，无论是对它的管理还是它自身的运作都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对它的认识还没有达到科学的程度，所以要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运作也是不可能的。
模糊概念给管理与发展带来混乱
界限模糊的两个概念有时候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有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下面这段文字选自一份权威文件，并且是文件的第一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取得显著成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人才。但是，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对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投入不足，基础薄弱，办学条件较差；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教育教学质量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业准入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影响了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特作如下决定：……”
如果把其中的“职业教育”改为“普通教育”，依然是一段宏论，并且还会有新意，而如果去掉“职业”两字，其指导性或许会更好。
如果可以用三种教育具有共性来为上面这一段文字加以辩护，那么下面这一段文字应是针对性比较强的：“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受教育者的职业能力。职业学校要把教学活动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及技术开发紧密结合起来，把职业能力培养与职业道德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实践教学时间，严格要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专业技能、敬业精神和严谨求实作风。改善教学条件，加强校内外实验实习基地建设。职业学校要加强与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共建和合作，利用其设施、设备等条件开展实践教学。职业学校相对集中的地区应建设一批可共享的实验和训练基地。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积极发展现代远程职业教育，一切职业教育资源库和多媒体教育软件，为职业学校和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只要我们模糊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的界限，或者干脆把“职业”两个字去掉，这段话对普通学校特别是对普通高校就同样是有针对性的。
经过几年的发展，针对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界限模糊的问题，权威部门强调职业教育应进行有别于普通教育的、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人才培养，但在具体措施上依然采用的是普通教育的办法。请看下面这段选自近期的同样具有权威性的文字：“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合理调整专业结构，大力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大力推进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加快建立弹性学习制度，逐步推行学分制和选修制。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把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就业率作为考核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指标。逐步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的，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人才培养、选拔与评价的标准和制度。”
只要把“职业教育”换成“普通高校”，把“普通”换成“其他”，能说这不是普通高校目前一般的做法吗？
这一类的指导，并非指导者刻意为之。以高职院校为例，有一种带普遍性的认识认为，从性质上来看，高职院校除了姓“职”之外，也姓“高”，具有普通高等学校的身份。在实际工作中，各地在管理上都是将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一起管理，客观上已将二者等同起来，二者的差别从认识到实践都被忽视了，如果再加上认识上的偏差，把对普通教育的管理模式迁移（或者生搬硬套）到职业教育的管理上来就是很自然的了。
宏观指导上是如此，微观运行上也是如此。只要随便找两份专业基本相同，层次不同的本科与高职的教学计划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两份计划不仅形式相同，相同或相近的课程也有许多（笔者比较了两个专业的教学计划，相同的课程均在18门以上），且课堂讲授学时也基本相当。从课堂形式来看，两者基本没有区别，高职教学计划是普通高校的临摹本。再看高职所使用的教材，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材，如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模块式技能实训系列教材》，但只是凤毛麟角，且难以被各高职院校所接受。目前大量使用的，要么是大学普通教材的翻版或简缩版，要么是中专教材的理论拔高版，这些教材的共同特点，一是重科学知识轻技术知识，二是重课堂教学轻实践教学，三是重本学科的系统性轻课程间的协同性，课程目标偏移。讲了很多“为什么”，对“怎么做”则讲得不多，动手练的内容更少。
如此管理，如此发展，职业教育或高职教育只会成为普通本科院校的巨大的尾巴，成为失败学子的收容站。如果说目前进入职业院校的是那些在普通教育中失败了的学生，他们理应在这样的学校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走出低谷，找回自信。但事实已经无情地告诉他们，他们还将面对那些让他们失败的课程，等待他们的还将是失败，他们与成功者的差距将再一次从心理上被加大。因此，说目前的“职业教育”是失败教育并不是耸人听闻，说“职业教育”是歧视性教育也不仅仅是偏激，说“职业教育”难以担当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职业教育应改称技术教育
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职业院校在各显神通中艰难地前进。其中有办得好的，有办得一般的，有办得很差的。在这些学校中，确实可以发现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地区和学校，使我们感受深刻的是这些学校的办学思路非常清晰，尤其是对职业教育技术本质的把握相当准确。可以这么说，只要这些学校坚持以技术教育为核心，以技术价值为取向，组织教学，规划发展，进行管理，坚持自觉的技术精神、永恒的道德精神和敏锐的发展精神，一定会走向兴旺。
引人思考的是，从事“职业教育”的学校当初何以命名为技术学校？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职业教育”的概念以立法的形式得到确认后，为何许多新办的、升格的高职院校以某某职业技术学院冠名？无独有偶，同样的事物，在美国叫社区学院或技术学院，在澳大利亚称之为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在前苏联称为综合技术教育。查阅文献，在我国从事职业教育事业的人士所撰写的文章中，大多在“职业教育”中加上“技术”二字，似乎不加“技术”二字，不足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8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技术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证研究”（编号：10JDGC008）成果，主持人：夏建国；上海市重点学科“职业技术教育学”（编号：79003099）成果，主持人：石伟平。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9－0047－03
现代职教体系是当前我国职教理论界较为热门的议题，也反应了实践领域的真实诉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也提出，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未来十年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可见，现代职教体系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内容。
而现代职教体系，不仅要中高职衔接，而且职业教育要有本科层次，甚至研究生层次。 在中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往往与“专升本”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在第一轮三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中，教育部要求学校明确在“十一五”期间不升本，在第二轮三批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中，也要求学校在 2020 年前不升本。在 2011 年初，教育部在学校管理体制调整过程中，已把高职高专处、继续教育处划归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司，而大量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则未作调整。由此可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似乎对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还未作明确思考和安排。而作为一种特点鲜明、相对“年轻”的技术本科教育，对于现代职教体系意味着什么？挤压？抑或拉动？[1]
一、现代职教体系析解
现代职教体系由于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纳要》中体现而受到各方重视，“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提法，站在很高的政治高度，必将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但实际上，现代职教体系并不是一个新有名词，早在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就把它作为一个重要任务。现代职教体系，由三个意群词汇组成：“现代”，非古代、近代，是“时间”意义。“职教”，即职业教育，而非别的教育类型，是“属性”意义。“体系”，非单一的类型，而是整个职教系统，是“范畴”意义。
（一）现代职教体系蕴含技术教育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和现实使用中，我们都已习惯使用“职业教育”这一名称，但实际上，这个“职业教育”是一个大职教，既包括学校职业教育，也包括职后培训，既包括狭义的职业教育，也包括技术教育。狭义的职业教育是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技能型人才主要负责设备操作，动作技能是其能力结构的主要成分。技术教育是以培养技术型人才为主，技术型人才主要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维护、维修以及解决一线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智慧技能是其能力结构的主要成分。这两种类型的人才目前主要由职业教育培养，因此，现在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职业教育，实际上是包括了技术教育的。虽然从国际经验和学理上看，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差异迥然，但由于约定俗成的称谓运用甚广，我们可暂且抛离文字之辩。但我们应该明白，当前所提的现代职教体系是涵盖技术教育的。
（二）现代职教体系应至本科及以上层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关于现代职教体系提到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它还提出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要“协调”发展，而当下的状况则是发展不甚协调：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得到重视，而专科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则未获发展空间。而且，仅从职业教育体系的情况来看，目前仅有高中层次的中职教育和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而在广大落后地区，尚未大力发展初中层次的中等职业教育，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也没有对应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本科层次乃至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很明显，这个职业教育体系也是不完整的。从目前情况看，很多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学生都希望通过一定途径能向更高层次的教育求学，如果基于职业和岗位的职业教育仅到专科层次就不再有上升渠道，那么，高职毕业生只能去基于学科知识体系运行的普通本科院校就学，这既造成了人才培养上的混乱，使高职生难以适应，也是人、财、物的极大浪费。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9
自教高[2004]1号文件颁布以来，人们广泛认同了“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说法。笔者认为，这种表述虽从学术上讲不甚严密，但蕴含了丰富的内容。本文拟在对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分析和高技能人才界定与评定的基础上，阐释“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这一问题。
一、高职教育培养目标
(一)高职教育培养目标体系
1．教育目的
这是对从小学到中学(包括中职学校)到高校 (包括高职院校)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要求和基本标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高职教育培养目标
这是对地方一行业、单科一多科、专科一本科等不同性质和层次的所有高职院校的共同要求或预期的培养结果。国内外教育实践表明，将设计、图纸、计划、方案等转化为产品、服务等现实生产力的人才(技能性和技术性人才)由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这种人才完成“转化”工作需凭借两种技术：经验技术和理论技术。经验技术指通过模仿和反复实践形成的技术；理论技术指需要以专业理论为基础并通过实践而形成的技术，或者实践过程中借助专业理论的掌握而形成的“知识含量”更高的技术。如果“转化”的过程对专业理论的要求较高，更多地用到理论技术，这类人才(技术性人才)的培养应由高等职业教育承担。①
3．同类型同层次院校的培养目标
这是对高职院校群体的共同要求或预期培养结果。依据群体性质和称谓可划分为某一行业院校培养目标、地方院校培养目标、民办院校培养目标等。
4．专业培养目标
高职院校一般均设置多个专业，专业培养目标对专门人才的培养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它既是制订教学计划的基础，也是教学计划的重要内容。
5．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指各门课程的目标，它是依据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性质、内容以及社会和人的发展要求所预期的学习结果。
(二)国家文件、重要会议的有关表述
即便是国家文件、重要会议，对高职教育目标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差异更大。这是由于：社会背景和需要的差别；对职业教育、高职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入；表述者的出发点不同；表述者的用语习惯；表述者欲达到超出高职教育培养目标本身含义的目的。以下以时间为线索，列举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代表性的表述。
国发[1991)55号《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指出：“积极推进现有职业大学的改革，努力办好一批培养技艺性强的高级操作人员的高等职业学校。”1995年8月，国家教委召开的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研讨会指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在生产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层次实用人才。
1996年全国职业教育会议指出：高职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优先满足第一线和农村地区对高等应用型人才的需要。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职高专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教高[2004]1号《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要“坚持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
二、高技能人才的界定
高技能人才属于技能(性)人才中的高层次，它是生产、建设、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劳动者中，熟练掌握专门知识与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在生产、建设、服务的关键环节发挥作用，能够解决第一线难题的人员。②这一界定有利于对高技能人才内涵的把握，但在统计高技能人才时，缺乏操作意义。在统计高技能人才时，一般将获得高级工(国家职业三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具备相应技能水平和职业资格的劳动者视为高技能人才。这意味着，相关统计是依据技术工人职称系列中的等级确定，而不是由学历确定，即使是本科毕业的高职学生，如果没有获得高级32P2上的职业资格，仍不能视为高技能人才。
目前，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职业资格鉴定限于初、中级(国家职业五、四级)，与中职学校无异，只有极少数高职院校试行了高级工鉴定。而对技师 (国家职业二级)和高级技师(国家职业一级)的评定，一般需结合在企业岗位上的工作实绩，即采取能力评价和业绩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因此，从培养并鉴定的技能人才的等级来看，目前高职教育培养的绝大多数不是高技能人才。但他们掌握了专业理论，有潜力在第一线的工作岗位上锤炼为高技能人才，可称为高技能预备人才。
从这一角度看，高职教育设置专业所覆盖工种的职业资格鉴定的等级，应是高级工以上。否则，这种专业只能作为中职专业，不宜作为高职专业。如“酒店服务专业”所涉及的职业资格鉴定有酒店服务员、客房服务员等工种，这些工种均只有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没有技师、高级技师等级，故“酒店服务专业”不宜作为高职专业。
三、“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释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和技能振兴行动，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企业岗位培训、个人自学提高等方式，加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2004年教高[2004]1号文件的颁布，更加明确和强化了“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说法。
然而，根据上文分析：从人才统计的角度，高职教育培养的并非高技能人才，而是高技能预备人才；从技术分类的角度，高职教育培养的是具有理论技术的技术性人才。那么，为何“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说法会得到广泛认同呢?
(一)基于高技能人才缺乏的视角
据劳动保障部对城市技能人才状况的调查，截 ~2004年底，全国城镇劳动者近2．6亿人，其中技能劳动者总量为8720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32．9％。技能劳动者中技师和高级技师360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的4；高级321500万人，占17％；中级3231407j'人，占36％；初级323720万人，占43％。③高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为21％，与《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的“到‘十一五’期末，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1．1亿人，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5％，高级工占20％”还相差4％，更远低于发达国家30-40％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体系还很不完善。从教育角度看，一方面高技能人才的成长与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仍缺乏最适合的衔接，另一方面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的高水平的操作技能这一要求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没有落实到位。从国家的层面提出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有利于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
(二)基于技能性人才与技术性人才比较的视角
技能性人才与技术性人才的相同之处是二者均工作在生产、建设和服务的第一线，从事将设计、图纸、计划和方案转化为产品、服务的工作；都要凭借技术实现“转化”。两类人才的区别是：其一，“转化”过程中，技能性人才主要凭借经验技术，技术性人才主要凭借理论技术。其二，技能性人才往往停留在“知其然(会做)”，而没有追问“所以然”；技术性人才往往不仅仅满足于“会做”，还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这样做”。④经验技术一般只能完成经验技术所涵盖的工作，当遇到经验技术所不能涵盖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往往只有理论技术才能发挥作用。
两者的关系是，以掌握经验技术为主的技能性人才在提高经验技术的过程中，因逐步提高理论水平而发展成为经验技术和理论技术均属上乘的“高技能性+技术性”的高等复合型人才。实际上，由“职业资格鉴定标准”可知，各个工种的技师、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对专业理论亦有一定的要求。这意味着，当技能性人才从低级发展为高级时，已经具备了技术性人才的特征，即达到高技能人才层次时，高技能人才同时也是技术性人才。另外，以掌握理论技术为主的技术性人才，通过提高经验技术，可以增加技术性人才的“技能含量”。
国家提出“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一方面可以提示企业和行业，高技能人才应像工程师等工程性人才一样，需要得到高等教育滋养，受到同等的尊重。另一方面，提醒高职教育界，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础环节，高职教育极大地影响到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速度、规模和质量，这能够避免高职教育培养的技术性人才相对轻视经验技术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整合技术性人才和技能性人才。
(三)基于“四大类”人才职称评定的视角
主要通过学校教育所培育的人才可划分为学术性人才、工程性人才、技术性人才、技能性人才四类。学术性和工程性人才的等级一般由专业技术职称反映，即初级、中级、副高和正高。专业技术职称又依专业性质的不同分为亚系列，如工程系列、高校教师系列、卫生系列等。技能性人才的等级一般由技术工人职称 (职业资格鉴定等级)反映，即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技术性人才的等级可单列为助理技术员、技术员、技术师和高级技术师(是否有必要将技能性人才与技术性人才的职称系列分开，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技术人才职称系列，所以就出现了较混乱的状况。表现之一，人才类型和人才等级混淆，如将技术员作为工程系列中的位于助理工程师以下的一个等级。技术员要提高职称，除了走工程人才的发展之路外，别无他法。表现之二，部分职业的技术人才职称划归为专业技术人员系列，如护士职称系专业技术职称，其等级是护士、护师、主管护师、副主任护师、主任护师。表现之三，大部分职业的技术人才职称划归为技术工人系列。
目前技术人才职称未单列，且技术性人才、技能性人才共性较大，甚至有的职业或岗位对于这两类人才难以区别。“高职教育培育高技能人才”的说法，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如某种技术人才职称该划为专业技术职称还是技术工人职称。
(四)基于树立工作第一线思想的视角
大量资料显示，中职学生的就业好于高职学生。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不少高职学生就业定位的偏差：其一，不考虑教育类型和专业性质的差别，盲目认为自己应从事白领工作。其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生产、服务岗位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生产、建设、服务等第一线的工作已不限于中职及以下层次的人员，而上扬到大专以上层次。高职学生对此已有理性认识，但感性上，仍不屑于或不甘心于从事第一线的工作。其三，把工作于第一线作为暂时生存的无奈选择，缺乏扎根第一线、成才于第一线的思想。
在社会已经广泛认同技能性人才工作于第一线，技术性人才的工作岗位认识模糊的情况下，政府文件从字面上避开“高职教育培养技术性人才”，而以“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统摄“高职教育培养技术性人才和高技能预备人才”，既不失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具备理论技术的学术意蕴，又能一目了然地看出工作于第一线的就业定位，旗帜鲜明地强化了工作于第一线的观点。
[注 释]
①严雪怡．试论经验技术与理论技术及对高职教育的启示[J]．机械职业教育，2002，(8)．
②刘康．中国高技能人才楷模介绍[EB／OL)．http：／／www．lm．gov．cn／gb／training／2006-10／31／con．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10
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职业技术教育，是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阶段。目前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有1000多所，占全国高校的68%，高职在校生将近800万，占全国高校在校生的 “半壁江山”。高职院校开展科研工作，是体现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和发挥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提升学院品牌形象和办学实力的重要举措。因此，提高科研工作水平既是学院发展的需要，也是教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体现个人价值的需要。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水平同样与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密切相关。
1高职院校科研现状
1.1 全国高职院校科研现状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情况不容乐观。《中国高教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育编辑部对2000~2007年科研进行统计分析比较，统计期刊为《高等教育研究》（武汉）、《教育发展研究》（上海）等14家高等教育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刊载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发表文章的高职高专院校数量少、比例低，发文总数少。以论文数量最多的2007年为例，在全国1109所高职高专院校中，院校为110所（2006年104所），仅占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总数的9.91%（2006年9.07%）。110所高职高专院校在14家高等教育学核心期刊上共206篇（2006年194篇），占被统计论文总数的6.26%（2006年6.17%）。②发表两篇以上文章的南北方高职院校在文章总量、发表院校数量上差异较大。2004年起，全国高等学校教育编辑部开始对发表两篇以上的高职院校及进行统计，图1为04~07年在14家高等教育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南方、北方院校数量的对比，图2为发表两篇以上论文南方、北方高职院校论文总量的比较，从图上可以看出，南北方高职院校在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上，不管是学校总量还是论文总量，差距很大，并且差距并没有缩小的趋势。③国家重点建设的100所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发文情况稍好于其他高职院校，但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到08年为止，国家批准了3批共100所重点建设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以引领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08年数据还未统计出来，以2006年和2007年为例，前2批批复的70所示范性建设院校中，有20所院校共发表了54篇论文，贡献率1.64%。
1.2 我校目前科研现状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1958年，2001年九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组建高职院校，2007年成功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建设院校。近年来，学院非常重视科研发展，学校领导多次强度科研重要性，要求教师树立科研意识，积极参加科研活动，并且在2006年召开首届学院科研大会，奖励科研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学院领导自己带头申请项目，，全院教师科研积极性大增，科研活动取得显著成绩。2006全年，教职工数量是之前几年数量的总和还多，并且在申请科研立项、专利申请、编写专著等方面也取得了突破，2007年，全院共140篇（其中核心期刊24篇，一般期刊104篇，增刊12篇），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项，编写教材15本，参加学术交流并获奖论文12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主要原因是高职院校的科研意识日益增强，采取了相应的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措施，但也要看到，高职院校科研工作实施效果不佳的现象还较普遍。
2高职院校科研发展存在问题
2.1 师资力量薄弱某课题组曾对全国九省一市高职院校教师基本情况调查，从被调查教师年龄结构看，20~29岁的教师占38.5%，40~49岁的教师占20.5%，50岁以上的教师占3.3%，中青年教师占大多数，科研经验有待提高。从职称上来看，初级职称占18.9%，中级职称站39.3%，副高职称占18.9%，正高职称占0.8%。被调查的教师中，有68.9%的教师是直接有院校非配进入高职院校的，13.1%的教师是由中专升格后转入高职的，4.1%是由中学调入的，8.2%是由其他高校调入的，5.7%是为其他渠道调入。从这些教师的学历来看，4.9%为专科学历，77.1%为本科学历，17.2%为研究生学历，0.8%为博士学历，可见，在被调查的高职院校中，绝大多数为本科毕业，学历层次有待提高。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11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specialty; Limitation of specialty; Exploit of specialty; Catalogue of specialty
任何劳动，都是以职业的形式进行的。社会存在的职业，并不一定得到国家和人民大众的认可，如小偷、乞讨等就不能称为职业。国家认可的职业：一是要有一定量的从业人群；二是正义职业；三是主要谋生手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职业不断产生，旧的职业有的会逐渐淘汰。社会，由农业占主体的经济社会进入到工业占主体的经济社会之后，社会职业行为的科学技术含量大幅度增加，劳动和职业行为规范不断专业化，没有经过培训的劳动者，就不能从事合格的劳动，更不能从事高技术劳动，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就成为社会职业和劳动的必备条件和程序。
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劳动能力的教育，从事职业劳动所需的本领要通过职业教育来获取。实现这一目标的教育载体，称之为“专业”。职业教育的“专业”与职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联系，职业教育的专业源自于职业和工作岗位，但它又高于职业，这就是职业教育“专业”的本质属性，它是建立在对职业特征研究的基础之上。
职业教育，作为以就业为导向的一种教育，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其专业鲜明的职业属性。这正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同于传统的“经院式”、“书斋式”的学科教育所凸现的最大类型特征。因此，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必须建立在职业属性的基础之上。也恰恰是这一根本的类型特征，使得职业教育跨越了传统“经院”、“书斋”式教育的视阈[1]。
从文化源头上看，人类文化本来就有知识文化与技术文化之别，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是知识文化教育系列，职业教育是技术文化教育系列。技术文化教育，其实早就存在，只不过在农业社会里，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工业社会需要的劳动者，是在短时间内需要大批有专业技术和职业能力的劳动者，“批量生产人的劳动技术和能力”的教育机构就是现代职业教育。它包括高、中、初三个层级，高等职业教育，根据职业与岗位技术、能力要求，可进一步分为“副匠士”、“匠士”（两年制、三年制、专科、职业技能教育）、“技士”（四年制、本科、工程技术教育）、“能士”（两年制、研究生、职业能力教育）三个级别的教育。
一、高职专业与职业的关系
高职教育，不能以社会单一职业为教学单元——设置专业。必须对同类单一存在的社会职业，加以整合与综合，重组成职业教育单元——专业。所以，职业教育的专业不等同于职业，它不与社会职业一一对应，却又与社会职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2]（P58）：
一是专业划分基础为一组具有一致性的相关职业的职业能力，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应用能力等。
二是以达到具有一致性的相关职业的职业能力与工作资格为专业培养目标。
三是专业教学过程的实施与相关的职业劳动过程、职业工作环境和职业活动空间具有一致性。
四是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与其对将来从事的职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判断相一致。
专业划分既与职业分工的专门化程度相关，又受科学的合理性和效益最大化的制约，要求专业划分应尽量覆盖更多的社会职业。
专业划分，是专业设置的基础和前提，不仅应具有科学性、规范性、权威性，同时还要具有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灵活性。职业教育的专业划分的“原生态”方法是职业分析法。
职业分析法，即选取一组已有的或新涌现的相关职业，分析出这组职业所需的知识点、技能点，以及工作态度要求，根据职业环境和职业能力的同一性原则，重组各职业共同点，评审共同组织专业教学的可能性，归纳专业标准要素，以技能为核心综合析出新的专业名称。经一定周期教学实验后，成功者即这正式专业。
高职专业，是社会同类多职业整合、综合统一的结果，它只是以社会职业为背景、研究基础，但它已不是单一社会职业，它是社会职业群、岗位群。
二、专科高职专业限制
高职教育，本应涉及社会所有行业和技术岗位，但在我国，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没到位的条件下，高职教育层次不完善，只有专科层次。所以，在专业设置与研究中，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这是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边界即为高职教育的“专业限制”。
专业限制，就是指高职专科教育规定学制时间内，只能设置可完成的技术和能力教学任务的专业，不能完成职业规定教学任务的专业不得设置。
高职教育的专业限制，就是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区域分工的边界。21世纪初的高职人才培养的区域，主要划定在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级人才区，需要高深理论指导下的高技术设计、研究型生产岗位、技术工程指挥岗位，就不是目前意义上的高职人才培养的区间。
所以，如：计算机软硬件生产技术、汽车设计、飞机设计、大型民用机器机械等设计专业，就是高职不得涉及的领域，只能涉及这些行业的应用技术、维修与服务等，汽车、飞机、民用大型机器机械制造技术生产一线工种，非行业院校一般放在“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教学。应用技术要求很高的或技能简单、单一岗位，也不是高职的专业范围。如飞机驾驶技术，必须是职业教育研究生以上的要求；汽车驾驶技术岗位，没有必要单设专业，短期培训即可掌握的技术，作为单项技能，并入汽车维修等技术专业。
职业能力要求决定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从业资格”是制定高职教育专业标准的依据，而“执业资格”不是高职教育的教学范围。因为，执业资格是指政府对某些责任较大、社会通用性强、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专业）实行准入控制的职业。如医师、律师、法官、国家和省级公务员、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评估师等职业。21世纪初的高职教育，尚没有条件完成其能力的教学任务。
转贴于 三、高职专业设置与开发
第一、高职的专业有大、中、小专业之分。这是因为行业概念具有大中小属性。如机电行业，是“大”行业，那么机电专业就是“大专业”；汽车行业是“中”行业，汽车制造与维修就是“中专业”；柴油动力机制造就是“小行业”，“小专业”。
第二、多个行业中有共同的技术岗位。如会计专业，是典型的多行业的共同管理技术。
第三、大、中专业开发，结合当地实际需要，就有可能是特色专业。如德国的农业专业，开发出的分支专业有：奶制品、牛养殖、羊养殖、谷物生产、羊和羊毛等。社区服务专业，开发出的分支专业有：金融咨询、老年护理、儿童服务、社区工作、残疾人工作、青年工作、酒精麻醉品工作等。。
第四、需要多学科知识支撑的多技能专业，可渗透到多行业，开发出新型专业。如计算机技术，是个发展迅猛的行业，但它已渗透到所有的行业中，已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行业了。如德国就设置了多个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的专业。如：机械工程应用信息学、电子工程和信息技术、商务信息学、商务管理和计算机科学、医学文档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等[3]。
第五、社会大量存在多技能复合型行业，专业也应按行业交叉、学科交叉、技能复合设置专业。如企业管理和汽车营销就是典型的复合专业，它既有工科知识又有文科知识。我国高职教育对复合型专业研究尚没有起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专业研究的视野，也制约毕业生的就业。高职教育研究开发复型专业必将开辟一片新天地。
第六、行业垄断和地区特有职业最易开发出特色专业。行业垄断，是指行业和企业集团主办的高职院校，凭借技术垄断、人才进入门槛和优势实验实习条件，设置行业特点极强的专业，就是特色专业，如湖南民政职院的殡葬专业、铁路职院的火车驾驶专业、中远集团所属职院的轮机与船员专业等。
地区特有职业是指针对本地区传统行业、地区特有产业开发出的专业。如牧业区的牛羊养殖、兽医与防疫、草场种植等。高寒、石漠、沙化、热带地区等特有种植业等。少数民族地区特有服装、饰品、用品生产与制作等。旅游区的导游专业、探险野营专业等等。
第七、行业综合创新专业。从社会同类和相关的单一职业和单一岗位，重组出新的组群，这种职业组群可称为“教育职业”[4]（P62）。教育职业就是高职教育专业。
如南方农村大量种植的粮食作物和疏菜、油料作物，前者称农艺，后者称园艺，二者组合即为种植，我们就可以称其为“现代种植技术专业”。家禽、家畜加上野生、外国特种物种繁养，综合为养殖，称其为“现代养殖技术专业”。若能在专业标准上设置开发出特有技术与能力，就是专业特色。
第八、课程分析创新专业。它是根据专业与课程的关系导出法，是逆向职业分析。即根据课程找出可以实现的培养目标中的知识点、技能点和工作态度要求，归纳、整合。重组与集成中，凭经验推演职业的具体范围与方向，合并与分化出新的专业。
第九、培训课导出新专业。它是职业分析与课程分析法的综合运用，即从分析一个或几个社会需求量大，但目前的专业不能覆盖相关职业、岗位或不能满足新规范、新技术、新标准等专业构成要素的培训课程入手，结合培训目标职业与岗位需求的知识点、技能点及工作态度，发现并导出新专业。
第十、从人才市上寻找新专业。各级各类人才需求市场上，如人才供需见面会、人才招聘会、城市劳动中介机构等，人才招聘信息集中地和时段去寻找、收集哪些招不到人才、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业和岗位，针对职业和岗位需求，实地调查研究，开发出新专业。
四、高职内分类与名称规范
高职院校，从院系到专业设置，都涉及专业的分类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高职内分类。从原理上讲，院系是各专业的共性总称谓，院系是行业或技术大类，院系之间是行业区别和技术区别；一个院系各专业，是同一行业、同一技术大类，不同职业、岗位、技术的集合。这种集合的重组与细分，就是专业开发与研究，专业开发与研究的结果，可能带动院系设置的调整，新专业的产生与旧专业的淘汰，其目的就是为了适应人才市场需求。
院系名称与专业名称的称谓，受到技术文化内涵制约。我们通常习惯的“××学”、“××科学”“××工程”都是学科名称，是知识文化谱系教育的专有名词。技术文化谱系的高职教育是“技能教育”（专科层次——“匠士”教育）、“工程技术教育”（本科层次——技士教育）、“能力教育”（研究生层次——能士教育）。除“××工程技术”可以用“工程”二字外，“学”和“科学”都不能作为高职院系和专业名的后缀。其检验方法是院系和专业名称之后加上“行业”、“产业”、“业”和“技术”、“应用技术”，都能讲得通，并与社会行业称谓一致，就符合技术文化教育的内分类要求。
如：“计算机科学系”是知识文化的分类，“计算机系”或“计算机应用技术系”才是技术文化的分类，将“计算机系”改称“计算机行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系”改称“计算机应用技术行业”都能讲得通，与社对行业称呼一致。又如“土木工程系”就是知识文化的分类，“建筑系”或“建筑安装工程技术系”才是技术文化的分类，后缀加“行业”、“产业”、“业”，也能讲得通，与社会行业称谓一致。专业名，也是如此类推，恕不赘述。
五、高职不设专业目录利大于弊
专业目录，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对高等教育教学单元内分类的指令性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是适用的；在知识文化谱系教育内，学科发展相对缓慢的情况下，也是适用的。但在市场体经济体制下，它显得过于“保守”、“固之己见”，尤其是技术文化谱系的高职教育，它以社会人才市场需求而确定教学单元，重组与调整教学单元是日常教学管理事务，若在经济社会处于急著变革时期，新的职业不断产生，旧的职业不断淘汰的情况下，仍然全国统一设置专业指令性目录，必然产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
一方面，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不能随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抢占不了人才市场高地。另一方面，制约了高职院校特色创新，高等教育特色的核心主要是专业特色，专业目录全国统一，加上专业行政审批，特色何来？特色，是在竞争环境下逼出来的特色，才是真特色，“总结出来的”特色，生命力太弱。要把高职教育培养成“就业教育”，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就不能制订指令性专业目录。
变专业设置“全国统一目录，行政审批制”为：设置《高职专业研究基础性指导目录》，制定《高职专业设置规范》，变行政审批为技术审批、规范审批、条件审批等。
这样，教育行政当局，既实现了高职专业设置权下放，又能做到规范设置；防止了政策跟不上市场变化，又发挥了院校紧跟市场需求的主观能动性；既消除了政行审批的弊端，又能实现专业设置的有效管理；既改变了困扰我们多年的高教计划管理模式，又有助于高职专业特色的形成。
限于篇幅，“高职专业目录研究”课题研究出的《高职专业研究基础性指导目录》挂在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网页上，供参考。
黄冈职院高职教育研究所的网址是：gjs.hbhgzy.com.cn/
《高职专业研究基础性指导目录》的网址是：gjs.hbhgzy.com.cn/news.asp?id=312
参考文献
教育类职称论文篇12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面向高职工科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探索与实施”（13SB0408）；德阳市金桥工程“基于ANSYS的
大余量机加工过程避免共振技术推广”
作者简介：傅骏（1973-），男，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化设计与制
造、职业教育。
随着对工程研究的深入，哲学家们在“工程哲学”之外又提出了“工程社会学”的概念，其标志为李伯聪教授主编的《工程社会学——工程共同体研究》（下文简称为《工程社会学》）的正式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工程社会学的探索性的理论专著，是中国哲学家们在开拓工程社会学新方向和新学科方向迈出的第一步[1]。
工程社会学指出，人们通过工程共同体来完成各项工程的决策、设计、实施、管理；现代工程共同体主要是由工程师、工人、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工程社会学》对他们进行了逐一的详尽的研究。笔者认为，“职业教育者”也应该进入工程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本文以某高职学院为例，对其中的专任教师进行了基于工程社会学的考察。
一、研究的意义
（一）工程社会学
哲学家们最先注意到了科技和科学的区别，将技术从科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工程又作为一种独立的考察对象进入了中外哲学家的视野，中西方几乎同时创建了工程哲学[1][2]。跨学科视野的工程研究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奇妙的画境，很多熟视无睹的现象开始被用哲学的眼光进行研究。继工程哲学诞生以后，工程社会学又应运而生。
工程社会学认为，工程不同于科学、技术，工程是人类有目的、有计划改变自然界的活动。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不但通过工程活动改变了自然的面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工程社会学就是研究这些关系的学问。对工程活动不但必须进行技术研究、经济研究、哲学研究、伦理研究，而且必须进行社会学研究。[3]
（二）工程共同体
工程社会学提出，工程活动的基本特征是其集体性和社会性，工程活动的基本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工程共同体。从事现代工程活动的工程共同体是由工程师、工人、投资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如果把工程共同体比喻为一支从事工程活动的军队，那么，工人就是士兵，领导和管理者相当于各级司令员，工程师是各级参谋人员和参谋长，投资人则相当于提供军需资源和保障资源供应的后勤部长。从功能和作用上看，如果把工程活动比喻为一部坦克车或铲土机，那么，投资人可比喻为油箱和燃料，领导和管理者可比喻为方向盘，工程师可比喻为发动机，工人可比喻为火炮或铲斗，其中每个部分对于整部机器的功能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3]
（三）职业教育者
李伯聪教授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根据工作情况、社会声望、知识构成以及福利待遇，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工程共同体中的工程师和工人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工程师可粗略地划分为工程技术应用类工程师、工程技术研究开发类工程师、工程管理类工程师；工人可大致划分为普通工人、高级技工、“灰领”工人、工头、农民工、下岗工人等。高职院校工科毕业生（下文简称为“高职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岗位是工程共同体中的工程技术应用类工程师和“灰领”工人。
对工程师和工人的培养和培训主要来源有两类，第一类是职业学校教育，第二类是工厂中对工人的在职技术培训。笔者提出的“职业教育者”是指承担培养和培训任务的职业学校的教师和承担在职培训的企业老工人。李教授对这些企业老工人进行了简短的叙述，“有些老工人在向新手传授技能时表现出特殊的能力，善于选择精巧的比喻、类型和模型，以自身的丰富经验和阅历为基础，旁征博引，能使接受者得到更大的启发，获得更多收益”。那么，承担职业学校教育的高职学院工科专业教师（下文简称为“高职教师”）也应该在工程社会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已有一些课题和论文对高职学院教师的情况进行了研究[4][5][6]。它们主要针对个体的培养培训等方面予以考察，还没有涉及高职教师这个群体的总体考察。本文基于工程社会学视角对高职院校工科专业教师予以了考察。
二、基于工程社会学的高职学院工科专业教师考察——以某高职学院为例
某高职学院属于省级部门主管，省市共建，由国家重点中专建设而成，经过10余年飞跃式的发展，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因此，对该校工科专业教师进行基于工程社会学的考察具有典型性。
该高职学院在职人员分成教学、行政、工勤三大系列。教学人员又称全职专任教师。全职专任教师按专业群分成教学系部，系部内部按专业方向组成教研室。
（一）专业教师的组成
专业教师由上述教学系部的全职专任教师、“双肩挑”教师、校外兼职教师组成。
1.全职专任教师是指在教学一线承担主要专业教学任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本系部教师。又分为理论教师、实训教师、辅导员。
2.“双肩挑”教师是指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承担部分理论课程的行政岗位人员。
3.校外兼职教师是指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承担部分理论和实训课程教学的企业人员。
（二）全职专任教师
全职专任教师是专业教学的主力，他们的现状对办好高职学院、圆满完成教学任务有重要意义。学院从业务能力提升、工作和生活等多方面关心年轻教师，如给予优厚待遇，提供多种进修机会等。
1.培养与培训
对新进教师实行助教制度提升教学能力，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获得教师资格证。对全体专任教师进行学历和技能能力的提升。
（1）助教制度
工科专业教师在校期间都没有接受过师范教育。新教师必须首先接受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高校教师理论知识培训，获得“高校教师资格”。学院实行助教制度，为每位新教师指定导师进行一年的培养。助教在完成相关培训任务、履行助教职责和教育教学行政辅助工作基础上，经学院考核合格后方能取得任课资格。
（2）学历和技能提升
专任教师在符合学校规定的前提下，可以申请攻读学位。系部结合学科发展的需要和要求，支持和鼓励专任教师到高校进修、学习；有计划有目的地安排青年教师在职读研、读博。充分利用假期安排青年教师参加各种基本技能培训；利用假期安排专任教师深入到工厂、企业实习实践，提高其实践动手能力，努力培养他们成为“双师型”教师。
“双师型”教师是指同时获得教师资格证和工程师技能证的教师。经过多年来的坚持实践，进校两年左右的全体专任理论教师和实训教师均具有技能证书。
2.人员结构
无论是在全国重点中专时期还是建设国家示范高职期间，该学院严格高标准进人，从学历和企业实践经验两方面入手建设高水平的全职专任教师队伍。大约从10年前起，专任理论教师就必须具有硕士或以上学历，本科生承担实训任务和辅导员等工作。从3年前起，专任理论教师原则上要求博士研究生或者企业工作15年以上的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在校内不唯学历论，非常注重企业经历。
按岗位、学历和是否具备企业工作经历，全职专任教师大致分为以下三类七种。
（1）全职理论专任教师
①工科院校的工学学士，在企业工作15年以上后调入学校，具备高级工程师、副教授以上职称。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
②工科院校的工学学士，毕业后来学校工作，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
③工科院校的工学硕士，毕业后来校工作，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下。
（2）全职实训专任教师
①工科院校的工学学士，毕业后来学校工作，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下。
②其他，主要是学历为中专、专科的实训教师。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绝大部分年龄已在50岁以上。
（3）辅导员
①学士，年龄在25岁以上，是辅导员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②硕士，年龄一般在25岁左右，占极少数。
3.现状及分析
在此仅从职称结构和学历提升两个方面予以考察全职专任教师的现状。
理论教师由于专业教学的需求，无论是学院还是教师本人，对职称提升和攻读学位方面都抓得很紧，学历提升相对较快。经常深入企业实践，容易获得职称晋升的各项科研成果。该学院高级与正高级职称全部为理论教师。获得省级和部级教学名师荣誉的也全部是理论教师。
由于历史的原因，实训教师的待遇和收入相对于理论教师要低些，甚至实训教师在心理上也觉得地位比理论教师低些。随着年轻的实训教师陆续获得在职硕士学位，如何进行管理，鼓励他们的工作热情，是摆在高职学院领导面前的重要问题。
辅导员基本上出身非教育、非思政专业，几乎为工学专业学士，极少部分为工学硕士。由于不直接承担专业教学，对学历提升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紧迫性。又由于经常陷入学生事务性工作，不容易得到职称晋升需要的各项成果，直接导致辅导员的职称普遍不高。导致部分学生非常看不起自己的辅导员——“才是一个本科生，还来管我”，使辅导员在面对学生时信心不足，开展学生工作时受阻。建立符合辅导员工作实际情况的职称晋升途径迫在眉睫。
（三）双肩挑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
1.双肩挑教师
“双肩挑”教师是指学院部分具备教师系列高级职称的行政岗位人员，他们在行政职责之外，还承担部分理论课程教学。他们一般都出身教学系部，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
2.校外兼职教师
聘请企业的高级工程师或技师承担理论和实训任务。理论课教师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工程实践经验丰富。实训教师要求取得技师以上技能等级证书，或是实践经验丰富的能工巧匠。校外兼职教师聘期满三年以上者，经本人申请，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审核同意，可申报晋升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其申报费用由学院承担。
三、结 语
以某高职学院为例，对高职学院工科专业教师进行了基于工程社会学的考察。专业教师包括全职专任教师（理论教师、实训教师、辅导员）、双肩挑教师、校外兼职教师。对三者进行了初步考察，将全职专任教师划分为三类七种。全职专任理论教师无论是学历还是职称提升都较快。如何适应新形势发展，鼓励实训教师和辅导员的工作热情是摆在各级教育部门面前的新问题。
工程共同体是由工程师、工人、投资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工程师和工人的培养和培训是在高职学院和企业完成的，高职学院教师和企业承担指导任务的老工人统称为“职业教育者”，职业教育者是工程社会学中的重要一员。工程共同体暂时没有他们的位置，这应引起哲学家们的重视，亟待哲学家们从理论上予以解决。还有其他教师如学生处和团委工作人员、就业工作指导人员，在这其中从工程社会学角度考察处于什么地位，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工程社会学范畴的重大课题。（感谢四川大学田长浒教授对本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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