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贫论文篇1
国外如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相对较早。日本的教育扶贫实践最为典型并具有借鉴意义。20世纪初，随着日本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大量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大量的失业、无业人群聚居东京的城郊，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鉴于此，日本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实施了几个主要教育扶贫政策：其一，在特殊地区尤其是贫困人口聚集的地区建立贫困学校；其二，在收容所设立附属小学；其三，成立专门的夜校；其四，重视偏远山区的教育扶贫。美国将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通过制定专项政策，确保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设立专项资金，完善农村学前教育机构条件；采取专项措施，保障农村学前教育优质师资，对提升美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英国则采用“差别原则”实施“教育优先区”方案和“教育行动区”计划。
二、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关系与作用
同志在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教育扶贫作为一种扶贫开发的方式，是针对农村地区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的现状所提出的一项旨在提高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提质高农村地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举措。这对提高农村地区农民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也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分布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维护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最终实现全国教育事业的“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
（一）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关系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它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是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统一，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教育公平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亦或是在古代和现代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的现实矛盾情况下，教育公平的问题愈发凸显和激化。教育公平有三个层次的目标，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必须包括这三个层次：(1)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2)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3)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很多手段和途径，包括政策制度的保障、经费投入、教育信息化等。教育扶贫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手段之一。它通过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或者是使其获得一技之能，增加其人力资本，以提高其生活水平。因此，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具有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教育扶贫论文篇2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现已成为推进精准扶贫的“五大工程”之一。而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地方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担负着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的重要责任，是最有效的改“输血”为“造血”式扶贫，在促进湘西州扶贫攻坚、精准脱贫的关键阶段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概念界定
1.湘西州
湘西州全称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区，是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属于湖南省落后发展地区，也是湖南省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唯一地区。所辖7县1市中，7个为部级贫困县，1个为省级贫困县，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2.职业教育
区别于基础教育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培养，具有更鲜明的地方性特点，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且在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格等诸多方面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本课题研究的职业教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校职业教育，一类是职业培训。
3.精准扶贫
在2013年11月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扶贫开发模式。
二、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1.理论意义
（1）丰富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内容、完善职教扶贫理论体系。
将湘西州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融合推进，统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和促进就业政策，充分利用发展职业教育促进湘西州建设小康社会，对进一步提升湘西州扶贫工作的层次，丰富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内容，完善职教扶贫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2）从我国基本国策出发，拓展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内涵。
职教扶贫理论体系通常建立在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W.Schults）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但是舒尔茨及其追随者讨论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从工业经济角度出发，因而他们的论述不足以概括“人力资本”的内涵。在我国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国策下和湘西州复杂的研究环境中，我们必须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进行拓展，应根据湘西州的资源情况和各种实际条件确定人才资本的指标，具有区别性。
2.实际意义
（1）提高湘西州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打破湘西州贫困的恶性循环。
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中国的扶贫事业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湘西州依然贫困落后。而湘西州扶贫效果的不显著，除了一些外在因素外，根本原因在于贫困人口的教育滞后。而通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不仅能够直接提高湘西州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更让贫困户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
（2）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保障社会、民族的和谐稳定。
研究职业教育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对口支援对象，促使湘西州贫困山区增强脱贫致富能力、消除贫困，不仅可以提升湘西州的人才储备、促进湘西州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还能保障社会、民族的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三、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Oscar Lewis（1959）认为贫困文化已经内化为一种传统文化和习惯，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T.W.Schultz（1960）指出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至此，外国学者关于教育扶贫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贫困文化理论”、“资源要素理论”、“人力素质贫困理论”到“系统贫困理论”的发展（谢君君，2012）。作为与经济社会产业联系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更是受到国外学者与政府的重视。英国巴洛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傅志明，2003）。在英国，政府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各类职业教育的发展。美国政府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多次以立法手段推进职业教育，并且规定配套专项经费的数额及其分配办法（杜利，2008）。
在国内，教育扶贫的功能逐渐被学术界关注（谢君君，2012），且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态势。从宏观层面，指出教育扶贫是扶贫助困的根本之策，并且总结了近年来扶贫理论的发展，教育扶贫模式和教育扶贫的合作机制（谢君君，2012;张冰、孙云轩，2016）;从微观层面，各学者开始以实证研究视角探索各地区的教育扶贫（金俊峰，2006;肖庆华，2014）。而在教育扶贫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提倡贫困地区要加强职业教育扶贫，因为它是反贫困的主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何丕洁，2015）。不过，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游明伦、侯长林（2013）对职业教育扶贫机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理性思考。朱爱国、李宁（2016）从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培养、精准培训、精准就业五个方面探究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策略。
有关湘西贫困问题及教育扶贫的研究主要有：范晓丹（2012）详细分析了湘西州的贫困特征及贫困成因，应用国内外的贫困治理原理给出相应的贫困治理对策;陈丽影（2005）提出发展湘西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议，推动湘西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和高质量普九的实现;吴鹤立，杨成胜（2006）以花垣县为例，探索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新问题的对策;彭永庆、李兴平（2005）研究了抗战时期湘西教育的发展情况;罗黄花、杜成材（2010）探讨了民国时期湘西教育的发展及其原因。李超（2009）对新中国成立后湘西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按照时间划为三个时期，并对各时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叙述;宋清华、杨云、张明星（2009）创建了“9+2”教育扶贫模式，帮助贫困学生摆脱贫困。
可以说，目前对教育扶贫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却十分稀少，并且在整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还存在一些空隙亟待补充完善：（1）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政策还缺乏系统研究和分析，且很少结合贫困地区自身需要角度研究;（2）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还不完善、研究深度也不够。经常忽略对扶贫客体的微观及多方位关照，也没有参考经济投入和生态环境因素等外部环境变量等造成的偏误，且缺乏对信息时代下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扶贫的涉及。
四、结语
基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扶贫思想理念，通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提高湘西州贫困人口素质和脱贫致富的能力，应该引起政府、社会与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同时开展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时，因地制宜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是新时期湘西州扶贫攻坚的迫切需要。
参考文献：
[1]舒尔茨（T.W.Schultz）.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教育扶贫论文篇3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扶贫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由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牵头并推动，于2015年4月正式批准成立的国内第一家专门从事教育扶贫的高水平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广泛联合国内外教育扶贫力量，为国内外教育扶贫专家学者和热心教育扶贫公益人士提供高水平发展平台。研究中心以勇于担当、做中国教育扶贫先行者为己任，以坚持教育扶贫理论与实践创新、服务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进程为理念，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定位于打造教育扶贫智库平台，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支持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摆脱自身贫困、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劳动者。
研究中心获得批准伊始，便开始系统谋划和整体推动教育扶贫各项工作，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先后赴甘肃、贵州等贫困地区深入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并拟以《教育扶贫决策参考》的形式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阅示。
2015年9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中国教育扶贫研究中心成立暨“托起未来之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专项基金启动仪式。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在启动仪式上指出，研究中心的成立，一方面体现了北师大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开发号召，积极参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一贯作风;另一方面也便于更好地组织和集中学校的优质资源，凝神聚力，为教育扶贫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教育扶贫，多管齐下
近期，研究中心将依据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围绕三大任务开展工作。
1. 开创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建设中国教育扶贫智库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研究中心从成立之日起，就把教育扶贫理论研究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主要针对教育扶贫的价值与功能、政策与规划、内容与策略、环境与评估等多方面进行理论研究。研究中心将充分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学科优势和高水平专家学者智慧资源，广泛聚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地方教育和扶贫主管部门，以及国内外教育扶贫专家学者，通过理论研究、实地调研、深度参与教育扶贫工作，打造我国高水平教育扶贫智库。
2. 面向贫困地区，开展乡村基础教育质量全面提升工程
重点针对贫困地区中小学（含幼儿园）骨干教师进行强化培训，在国家正常培训工作的基础上，为贫困县再开一些“小灶”。目前国家有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680个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减去重复的县，国家重点贫困县为832个，研究中心计划对这些贫困地区的乡村中小学骨干教师组织针对性培训。
一是开展贫困地区乡村学校紧缺学科教师培训。旨在培养贫困地区农村一线学校音乐、体育、美术、书法、英语等专兼职紧缺学科骨干教师，引领农村学校的紧缺学科教学，逐步加长农村学校紧缺学科师资队伍建设的“短板”，为全面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全面推行素质教育提供师资保障。计划2015年11月分别在甘肃兰州、青海西宁，依托西北师范大学和青海师范大学各举办一期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素质提升示范培训班。
二是联合北京师范大学高级管理者中心共同实施“2030未来乡村学校计划”。该计划已于2015年6月19日，该计划立足国家重点贫困县，以系统变革的理论为指导，通过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手拉手，以城市帮农村，让更多贫困地区的教育管理者、教研人员、教师及社会其他人群接受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提高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赋能于教师和校长，让农村学校逐步具备内生性变革发展的能力，推动农村学校成为帮助孩子更好地迈向未来生活的乐园，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地区的教育脱贫问题，促进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为确保该计划的顺利实施，研究中心聘请了世界级管理大师、学习型组织之父彼得・圣吉先生担任总顾问，并协调了北京市的50所学校与贫困县的50所学校结成对子，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三是以县为本，区域联动，促进贫困地区乡村教育综合改革。在深入分析区域基础教育实际的前提下，以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校长管理水平为着力点，以内涵质量提高为主线，通过高校、地方政府、公益基金三方合作，培养一支具有现代教育素质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名师团队，打造一批在不同学段发挥引领、示范辐射作用的基地学校，推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促进区域每一位儿童的健康成长，构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全面提升、协同创新的教育扶贫模式，引领贫困地区乡村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除此之外，研究中心还将牵头组织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业对接培训和学历提升等项目。研究中心将利用自身平台，加强对贫困户子女的职业教育培训，以行业领域需求为牵引，进行职业培训，采用“学历+职业”的双证认证模式，实现“培训
1人、脱贫1户”的目的。
3. 搭建中国教育扶贫研究交流平台，引领中国教育扶贫事业发展与创新
研究中心将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全国或区域性“教育扶贫论坛”及专题学术研讨会、交流会等，吸引和聚集社会各界有影响力的高层次专家，深入研究探讨我国教育扶贫的有关重大问题，群策群力，通过多种思想的广泛交流、碰撞、共融、达成相关共识，引领教育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进而促进教育扶贫领域的发展。
教育扶贫论文篇4
（一）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
2013年11月，到湘西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习书记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015年6月，到贵州省调研，他再次强调扶贫脱贫工作是“十三五”时期的重点，要确保到2020念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学术界对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做出了概念界定：精准扶贫是相对于过去粗放型扶贫而言的，根据导致贫困的具体因素的不同，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方式。
（二）教育扶贫的科学内涵
教育扶贫，是指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资源投入和资助，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的科素质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扶贫方式。
（三）精准扶贫与教育扶贫的辩证关系
我国现阶段有贫困人口7017万人，并且绝大部分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除了交通不便、地理环境较差之外，最根本的问题在与教育的落后和人才资源的匮乏。杨定玉认为，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实施教育扶贫政策，对于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涛颜认为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教育扶贫具有先导性的作用，要使贫困人口彻底脱贫，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就必须加强教育扶贫。傅佑全认为教育扶贫对于精准扶贫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现在仍然处于教育贫困、思想贫困、文化贫困之中，教育扶贫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
二、进行教育扶贫的必要性
指出，治贫先治愚。要彻底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就必须做好教育工作，要重视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要关注贫困地区学生的教育问题，要让贫困学生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让贫困地区的学生输在起跑线上。
（一）教育扶贫的功能
以赵红霞、谢洪荣为代表在文章中指出，教育扶贫有三个重要的功能：第一，虽然我国现阶段的农村贫困人数有所下降，但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长期的贫困养成了人们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的性格，新思想、新方法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衍生出了深厚的封建思想，代代相传，代代贫困。实施教育扶贫可以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养，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从而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第二，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教学条件差，硬件设施缺乏，教学资源匮乏等等，不同贫困地区的落后程度不同，落后短板也各不相同。因此，针对各贫困地区的特点进行教育扶贫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之举。第三，贫困地区的师资力量薄弱也严重制约着当地教育的发展，贫困地区教师素质低下，年龄结构以及学科结构不合理，且福利待遇差使得教师队伍不稳定。通过贫困地区教师培训、城镇辐射和政策倾斜等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师资力量，同时壮大教师队伍。
（二）教育扶贫的意义
在精准扶贫的体系中加入教育扶贫，不仅是对传统扶贫理论上的创新，更是对扶贫模式的重新构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意义。傅佑全认为过去我国的扶贫模式单一，为了追求平均化而采用一刀切的扶贫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而进行教育扶贫，可以有效地转变扶贫模式，转变扶贫观念，从而为精准扶贫提供理论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11月29日《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到2020年要彻底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张翔认为，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不仅经济贫困、资源短缺，最重要的是人才的极端稀缺，实施教育扶贫政策，提高贫困人口素质，注重培养人才，既可以使贫困家庭自力更生的能力得到提高，又能够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施教育扶贫政策是实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最佳选择。王嘉毅、封清云和张金认为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大力发展教育是治疗愚昧落后的根本方法，通过教育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促进贫困人口掌握生存技能，最终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教育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近几年的实施教育扶贫政策，包括学前教育三年行动、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生活费、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等20项，努力促进区域和城乡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使贫困地区的学生也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贫困家庭自身存在的问题。赵红霞、谢红荣在文章中指出，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受到传统封建思想影响极其深厚，文化素质低，生活水平差。贫困家庭长期的贫困使之形成了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的性格，不愿接受新鲜事物；贫困地区的家长大多抱着“读书无用论”的态度，不了解教育的作用，从而不鼓励孩子上学接受教育，以知识改变命运。另外，贫困地区的学生大多也早早选择外出打工荒废学业。
其次，教育扶贫合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张冰、孙云轩认为，首先，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不只是由于经济的落后和各种资源的匮乏，它是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等多方面互相影响的结果。怎样正确处理教育扶贫与导致贫困的原因等理论研究还不够充分。其次，我国的扶贫主体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教育扶贫、基金主导型社会基金扶贫、非政府主导型教育扶贫，但是缺乏多元合作机制。最后，对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只侧重于其中某一项主体，而忽视了扶贫客体，扶贫方式的适用性不足。
再次，教育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梁文政根据重庆市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总结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扶贫政策追求“一刀切”，而忽略了不同家庭的贫困程度。虽然重庆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资助体系，但是，由于不同家庭的收入存在差异，贫困程度不同，在政策实施中，忽略了因人而异的精准原则，致使有些特困家庭的子女享受平均的扶贫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第二，扶贫政策追求政府主导，社会辅助的联动政策，而各路资金缺乏统筹，使得扶贫政策不够公平。另外，由于媒体对贫困典型的反复报道，使得这些家庭学校被重复捐赠，而尚未报道的家庭仍然贫困。第三，扶贫政策追求目标统一，忽略了不同区域存在的差异，扶贫难以实现效益最优化。
最后，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落后、教育基础薄弱。 傅佑全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因为知识、文化以及科学的贫困，教育贫困是其根本原因。在贫困地区幼儿园、中小学这类教育资源存在着极为突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幼儿园、中小学的数量太少，造成了学生入学困难的问题；第二，学校的办学条件差，教学楼破旧，学生住宿条件差；第三学校的硬件条件差，缺少现代多媒体教学设备；最后，教师资源奇缺，教师素质低下。这些也是教育扶贫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实施教育扶贫的对策思考
针对我国现阶段在教育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学者们在对策研究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学术界主要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措施。
首先，教育扶贫重在精准。学者们认为，要使教育扶贫真正发挥作用，首先要杜绝过去的“一刀切”的扶贫模式。赵红霞、谢红荣认为，要做到四个方面的精准：第一，要精准教育扶贫的范围，努力改变贫困地区的教育现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教学点的布局更加合理，切实落实营养餐计划；第二，扶贫费用要精准发放，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差别。要加大扶贫费用的总量，调整费用结构，把费用花在刀刃上；第三，教师的激励政策要精准，稳定整个教师队伍。要通过一定的物质补偿，吸引教师，稳定教师队伍；第四，对贫困对象的资助要精准，不搞平均化，落实“一户一策”政策，努力做到扶真贫。张翔指出，教育扶贫要做到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和教育扶贫项目的精准运行。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是进行教育扶贫的前提条件，对于贫困人口要进行入档管理，制定甄别程序，建立流动的贫困人口进出机制。使各项教育扶贫项目能够精准运行是教育扶贫工作的重点，一方面要稳定贫困地区的受教育学生人数，另外要保证学生的受教育质量。杨定玉、秦红平认为首先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到贫困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精准确定贫困人口，同时要深入研究贫困地区人口致贫的原因。从而制定精准帮扶方案，对贫困对象进行教育培训，对贫困家庭子女进行资助服务。
教育扶贫论文篇5
1 案例概述分析
某地区主要属于我国扶贫开发的一个重点工程，在该地区总面积为一千六百八十六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三十二点一万亩，并且地形地貌较为复杂，该地区西部主要为大别山的余脉，山区占有全县面积的为百分之五十九点二，并且在该地区存在十六个乡镇以及一百六十四个行政村，其中山区村主要为一百五十八个，在二零零四年，该地区总人口为五十七点二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五十二点三万人，占据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一点四。因为该地区山区面积比较大以及地形地貌十分复杂，自身基础较为薄弱，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贫困人口数量较大。
2 教育扶贫合作机制存在的问题
2.1由于理论研究存在不足
根据贫困出现原则分析，主要是受到历史起点以及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等存在关系，然而如何处理教育扶贫以及致贫所存在的矛盾，以及教育环境和人口环境的相互适应等，必须提高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不同地区省际之间结合多元化合作机制研究依然缺乏，并且有一些研究结论概括性依然存在严重不足。
2.2由于多元化合作机制存在局限性
现阶段由于我国扶贫主体主要有政府部门作为主导的教育扶贫以及基金作为主导的社会扶贫等，然而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侧重扶贫主体是否有效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进行出发，或者只针对扶贫主体进行研究分析，从而关注政府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以及教育扶贫效果等方面，评估过程中的视角一般都会局限于政府绩效，或者是受培训者的收益，严重缺少对贫困地区扶贫教育多元化机制研究。
2.3由于扶贫方法缺少适用性
对于我国教育扶贫研究工作来说，目前还侧重于扶贫主体是否有效应用到扶贫客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很少是从贫困人口的自身需求角度进行出发，同时在对外国经验进行借鉴的过程中，忽视根据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综合素质水平角度进行出发，根据经济式扶贫转变到自发性扶贫，没有对当地经济情况以及生态环境等因素进行参考，从而导致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直接导致有关方法的适用性受到影响，长期下去我国教育扶贫的工作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从而使扶贫地区存在严重的恶性循环以及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3 教育扶贫机制建议分析
3.1必须建立起教育扶贫合作跨省跨部门的协调机构
对于我国扶贫出现机制研究依然存在不足，并且省级人们政府在对其教育扶贫政策研究中只是对本行政区域的教育扶贫工程进行负责，然而对于教育扶贫的多元化合作体系构建并没有深刻的认识，通过建立起教育扶贫合作跨省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主要是民族地区开展教育扶贫多元化合作的一个组织保障。因此可以建议我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协调机制，从而能够做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以及统筹规划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因此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给与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农村教育扶贫机制的建设和发展。
3.2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提高
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但是能否对其进行解决，对人口质量进行提高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必然联系，所以建立多元合作机制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教育而言，可以促进人们脱贫致富以及对中等收入的群体进行扩大和提高人们素质，通过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能够实现教育的扶贫功能，并且将教育投资归入到扶贫资源配置中，要考虑教育结构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适应关系，正正的着眼于扶贫客体的需求，对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进行不断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省际结合部贫困地区开展教育扶贫的多元化合作的关键点，从而能够满足扶贫实际需要，同时建立财力投入协调机制的前提下，还要对师资队伍建设的协调机制进行有效的建立。
4 总结
通过对上述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可知，要想摆脱贫困，必须要不断促进学前教育普及和发展，同时需要提高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带动教育事业得到多元化发展，从而带动我国教育事业得到全面的提高，最终促进我国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贫困出现恶性循环，科学合理的建设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多元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教育扶贫论文篇6
为增强贫困对象自主脱贫意识，激发内生动力，提高脱贫能力，夯实脱贫攻坚工作基础，确保打赢脱贫攻坚决胜战，结合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实际，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为指导，实施"扶贫先扶志"工作策略，以"扶志"为目的，以贫困村、贫困户为主战场，聚集力量，畅通路径，强化措施，教育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勤劳节俭、自立自强、不甘贫困的意识，振奋精神，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全面激发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带领群众走出贫困，限时打赢扶贫攻坚战。
二、工作目标
以43个贫困村为重点，以2016年拟脱贫的12个村为示范，到2016年底，通过落实各项扶志措施，12个拟脱贫村全部脱贫达标，4000拟脱贫人口全部脱贫越线，教育引导全县群众不因贫困而气馁，不因贫困而退缩，不因贫困而自卑，用行动诠释"人穷志不穷"的真正内涵，努力消除情绪低落、听天由命的心理，牢固树立自立自强、脱贫摘帽、同步小康的雄心斗志；努力消除依赖性强、"等靠要"的思想，形成理性对待社会救助、政府扶贫的社会风气；努力消除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的现象，营造因懒致贫可耻、勤劳致富光荣的公众氛围。
三、工作任务
（一）构建扶志工作体系。充分结合实际，整合各方面力量，畅通路径，灵活方式，着力构建"六位一体"的扶志工作体系，形成全方位、全领域、全社会扶志的工作格局。一是把扶志作为脱贫攻坚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依靠社会力量，营造舆论氛围，聚集脱贫攻坚正能量。二是把扶志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依靠阵地力量，广泛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三是把扶志作为"两学一做"专题教育的内容，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扎实开展教育引导。四是把扶志作为实用技能培训的目标趋向，依靠技能力量，提高群众自主创业增收的能力，夯实致富基础，增强脱贫信心。五是把扶志作为干部结对帮扶工作的首要任务，依靠干部力量，解开群众心结，在思想上、思路上、方式上发挥引导作用。六是把扶志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依靠群众力量，开展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管理。
（二）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本次以"扶志"为目的的宣传教育以村为单位，内容上坚持做到"六个一",方式上坚持从教育引导、文化熏陶、感性共鸣、理性思考、自觉接受逐步转化，实现精准扶贫与精神扶贫紧密结合、同频共振、共同推进。建强一个文化阵地，发挥文化阵地的作用，广泛开展扶志培训教育、文化宣传、文艺创作和文体活动，办好美德文化墙，弘扬扶贫帮困美德、自强自立品质。悬挂一批宣传标语，在主要干道和人口聚集区书写、悬挂、张贴脱贫攻坚标语，营造勤劳致富、自主脱贫的浓厚氛围。开展一轮思想教育，整合力量扎实做好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精神脱贫宣传教育工作，着力解决"干部热、群众冷"的问题。组建一个自治组织，创新管理机制，依靠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的老党员、村能人，成立扶贫监督、管理、评议组织，引导群众自主开展治贫工作。组织一轮技能培训，按照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脱贫需求，扎实组织开展农民实用技能培训，通过扶智增强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把握实际，彰显特色，设置主题，积极开展争创、评议、评选、表彰活动，让群众在参与过程中弘扬文明风尚，树立自强、自立、勤劳、节俭的价值观。
（三）树立脱贫致富典型。注重发挥典型带头和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培育模范典型，形成脱贫致富的正确导向。要善于在脱贫攻坚工作一线发现典型，积极开展先进典型评选活动，通过比条件、比干劲、比办法、比实绩，推出一批勤劳致富的典型人物，在群众身边树立榜样，利用现身说法和组织宣讲等方式，让群众在身边人和身边事中看到人生出彩的机会，真切地感受氛围、了解过程、掌握路径、增强信心。注重典型培育，加强宣传推介，组织专业团队深入挖掘脱贫致富的典型事、典型人，形成一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树得起、立得住、叫得响、推得开的先进典型，逐步扩大宣传面，提高宣传层级，形成强烈反响，营造勤劳致富受尊重的社会氛围。
（四）探索道德评议模式。紧紧依靠群众力量，加强村风民风建设，妥善化解群众中的矛盾和问题，带动社会风气的持续好转，为脱贫攻坚创造良好环境。紧密结合村情民情、村风民风实际，充分运用群众工作方法，依靠村民自治组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探索建立道德评议模式，畅通群众自主评议、自主引导渠道，弘扬正气，打压歪风，革除陋习，着力破解法律管不到、道德无法管的困惑，用道德的力量引领社会新风尚。正确把握道德评议的核心要义，注重发挥道德自治作用，以规律人；注重弘扬崇德向善正气，以德育人；注重营造扬善弃恶氛围，以道化人，注重树立和谐纯美民风，以理服人。
四、工作步骤
（一）全面组织动员。8月底前，各级各部门要广泛进行组织发动，立足工作实际和职能，成立扶志工作组织，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做到有组织领导、有工作队伍、有推进计划、有工作标准、有目标要求。县上成立扶志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县长、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责任副总指挥胡裕成任领导小组组长；县扶贫局长、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田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怀春，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非公党工委书记黄大陆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田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二）开展宣传教育。9月至10月底，集中开展宣传教育。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办公室要整合宣传力量，利用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报刊杂志、微信平台等，广泛宣传脱贫攻坚各项政策、工作进展、实时动态等，突出宣传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典型事迹，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形成健康积极的工作导向。县委组织部要把扶志纳入"两学一做"专题教育的工作范畴，组织各级党组织围绕扶志开展专题讨论，机关党组织重点讨论如何扶志的问题，农村党组织重点讨论如何带头的问题。县委宣传部要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体现扶志帮困的思想内容，充分展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特色；把扶志作为精准式理论宣讲的重要课内容，成立宣讲团深入镇村巡回宣讲。县文联和县文旅广电局要围绕扶志挖掘地域文化，广泛开展文艺创作、文艺展示等活动，加强文化熏陶。县教体局要组织学校对学生进行扶志教育，采取主题演讲、座谈交流、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教育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从小有志向、有志气，并通过学生影响家人及身边群众。各镇和帮扶部门要采取面点结合的方式，广泛利用悬挂标语、教育培训、主题宣讲、群众会、个别交流等途径，集中对群众进行扶志教育，营造浓厚氛围，掀起宣传教育高潮。各村要依托村民自治组织，立足扶志，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的组织召开不同范围的道德评议活动，依靠群众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正气，纠正歪风，激发活力。
（三）推介扶志典型。11月，利用一个月时间，从下到上逐级推荐先进典型，评选一批自立自强、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借助"最美镇坪人""镇坪好人""十大孝子""好儿媳""好婆婆"等表彰活动，大张旗鼓进行表彰奖励，在全县范围内树立标杆榜样。广泛利用县级网站、微信、简报等宣传平台，对扶志典型进行全方位宣传报道，组建扶志教育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各镇村进行主题宣讲。加大扶志典型的推介力度，主动邀请省市等新闻媒体，深入挖掘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优良品行、道德风范，让先进典型走出镇坪，走上更大宣传平台，形成强大舆论声势，发出镇坪好声音。各村向镇推荐先进典型不少于3人，各镇向县推荐先进典型不少于3人，县扶志工作领导小组安排人员，对各镇推荐的先进典型候选人进行审核和评选，并在一定范围内接受监督。各镇村也要开展相应的评选和表彰活动。
（四）总结扶志模式。12月，集中力量总结扶志工作的先进做法，形成工作经验。各镇村和帮扶单位要认真总结扶志工作的具体做法，总结经验，彰显特色，并将扶志工作的专项总结于12月15日前报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办公室。县扶志工作领导小组要安排专门力量，全面系统总结全县扶志工作情况，深入挖掘典型做法和成功经验，不断总结提炼和提升，形成可供借鉴参考的扶志工作经验，力争在省市得到学习推广，成为我县在脱贫攻坚工作领域的一大工作亮点。
五、保障措施
各级各部门务必要高度重视扶志工作，切实把扶志作为当前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精心组织，扎实推进，保证质量。
教育扶贫论文篇7
城乡一体化;农村教育;精准扶贫
一、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
(一)农村教育的概念界定
何谓“农村教育”?学界尚无定论。当前，主要存在三种界定方式:(1)“地缘说”，认为农村教育即为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如，李少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教育就是指县和县以下的教育，包括县、乡(镇)、村教育”［1］。(2)“对象说”，认为农村教育是针对农村人口开展的教育。如，陈敬朴指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2］(3)“面向说”，认为农村教育应以服务农村为宗旨。如，1991年农村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农村教育被定义为“由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所组成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3］。笔者认为，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域内的基础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以及当前服务于农村的职业教育、成人培训均属于农村教育的范畴。
(二)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小学净入学率9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4］，教育发展的重心已从普及数量转变为提高质量。但是，不可否认，农村教育生态现状依然令人堪忧。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以城市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全国农村中小学为对象的撤点并校，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教育革命”拉开序幕，我国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有增无减，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严重，许多地区的农村教育走向萧条［5］。
1．学生方面:家校距离远，孩子们不得不寄宿求学，导致乡土情结的淡化与亲子教育、人格教育的欠缺。而进城读书，又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很多农村学生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学生辍学率上升;校车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合并后的学校人满为患，教育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等。
2．家长方面:教育观念滞后，一方面视教育为逃离农村的跳板;另一方面，高昂的教育成本、渺茫的升学希望、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读书无用论”在部分农村家长的心中升温，他们宁愿让孩子在家务农或随其外出务工，因此，在许多农村学校，存在普遍的“隐性辍学”①现象。
3．教师方面:或被裁退，或被转岗，面临巨大的心理、社会压力，乡村教师的待遇亟待提高。“超编”和“缺编”问题并存，师资结构(年龄、学历、职称等)不合理，部分学校十几年未新进过教师，优秀教师的流失，严重影响重要学科的教学。
4．学校方面:“巨无霸”学校的管理难度较大，生师比攀升，生均教育资源减少。此外，如何完善硬件设施建设，如何有效地整合师资力量，如何开设与农村生活密切联系的校本课程和社团活动，亦是农村学校面临的难题。
二、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的战略意义
(一)维系国家稳定大局，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一些传统村落逐渐衰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农村人口比重回升，农村并没有消亡。2014年，义务教育的城镇化率已从2009年的51．04%达到72．55%①，显著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伴随教育资源向城市的大量聚集，我国农村仍有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和3500万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城镇化率的快速攀升显然是畸形的，有违教育公平、机会公平的呼声，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他们无异于被剥夺了自己做出决策、选举和参与政治过程、行使国家管理权的能力。虽然我国的扫盲运动成效显著，但是还有超过5000万的文盲半文盲。②相对来说，在农村，特别是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农民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何避免他们的子女成为“新文盲”，事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人民当家做力的落实。
(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教育与经济密不可分，双向影响。如图1所示，国家经济社会系统是农村教育的外部环境，为农村教育制定政策、供给资金和师资;农村经济社会系统是农村教育的内部环境，为农村教育提供生源、筹措经费。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而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正是外部环境给予农民的投资机会和有效鼓励。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了农村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决定于知识的进步和把这些知识运用于生产比从前更好的物质资本形式”，而知识的进步和运用有赖于教育与培训。舒尔茨视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并指出初、中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远高于高等教育。按照舒尔茨的观点，许多农村地区之所以经济萎靡，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农村孩子的受教育年限、质量均不如城市孩子，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农村学校的投资欠缺［6］。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势必会带动农村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三)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遏制离农、弃农倾向
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学校教育服务于主流文化，教育内容与乡土文化“圆凿方枘”，农村孩子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渴望通过教育实现“跳龙门”。另一方面，教育内容与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处事准则和风俗习惯格格不入，为了适应学校生活，他们不得不进行“再社会化”，从而加剧了“离农”“弃农”的倾向［7］。城乡一体化固然要实现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市场等要素的相互融合，但积厚流光的农村文化作为无可替代的国家软实力，绝不能成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牺牲品。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充分发挥农村学校传承民间艺术的特殊功能，如编织、剪纸、幺妹舞、皮影戏、泥塑等，注意培养孩子们对家乡的深情，尽可能避免“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悲剧，实现农村与城市、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美美与共”。
(四)促进社会畅通流动，消除贫穷代际传递
在大多数国家，农村都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农民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往往寄希望于教育摆脱贫穷、走出农村。依据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论，社会分层结构一直存在，但社会上层人员和下层人员的地位不能凝固不变，保持精英循环路线的畅通是实现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8］。非执政的精英人物上升为执政者，执政的庸才下降到非执政阶层，如果循环受阻，将危及统治基础。人人生而平等，在一个真正追求公正的社会，教育的确应该发挥促进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作用。罗尔斯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9］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民和农村孩子在教育上先赋条件的不足，为他们成为“精英”开辟出路，让贫穷不再代际传递。当然，帕累托所谓的“精英”是广义的，泛指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突出成绩的人。通过在农村开办多样化教育，不仅要使少数能升学的学生“榜上有名”，也要使大多数不能升学的孩子“脚下有路”。
三、农村教育精准扶贫体系的建构
扶贫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呕心沥血的伟大事业。1986年，我国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政策调整，陆续确立了开发式扶贫、项目式扶贫、救济式扶贫等方式，诚然为扶贫攻坚做出巨大贡献，但问题积弊，如许多贫困户消极地“等、靠、要”政府救济金、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人情扶贫等，这显然不符合扶贫的初衷，严重影响扶贫的进度和成效［10］，目前我国仍有5500多万贫困人口。③2013年，“精准扶贫”的思想顺势问世。精准扶贫既重视“输血”，加大对贫困人口的帮扶、支持力度，更强调“造血”，授之以渔，鼓舞他们的志气和信心，实现自力更生。中国的“穷根”在农村，教育落后是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整个扶贫工程的“造血”系统。精准扶贫是相对粗放扶贫而言的，重在“精”和“准”。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必须进行价值、对象、管理的精准定位。价值定位是通过观念引领行动。明确农村教育的价值选择是有效实施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逻辑起点。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反映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而教育服务于社会和个人双重价值主体。当前，我国农村教育在价值定位上存在“离农”和“为农”的悖论，这源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教育应秉持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宗旨［11］。对象定位就是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落实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前提。为彻底“拔穷根”，必须积极探索识别扶贫对象的制度、方法，下定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和跟踪调查，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库，彻底搞清楚哪里穷?谁穷?为何穷?是否需要教育扶贫?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管理定位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涉及到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多个主体的责任划分，农户信息的及时更新，扶贫项目的设置，扶贫资金的投放、使用、监管及效率评估等。因此，必须明确事权、分工到位、精准管理。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是一个逐级递进的长期过程，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必须构建全方位的扶贫体系。
(一)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精准改造
义务教育作为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21世纪初，义务教务的普及工作基本完成，但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的差距仍较突出。义务教育的属性，决定其必须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在精准定位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原因的基础上，应加大教育经费的倾斜力度，有针对性地设置扶贫项目，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校车安全整顿计划等，改善薄弱的教学设施，配备优秀的教师资源［12］。同时，要帮助农村学校精心开办校本课程，注入更多农村元素，增强教育内容与农村文化的融合度。从而实现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均衡发展。此外，在许多农村地区，高中办学面临瓶颈，必须谋定思变。初三是农村孩子求学生涯的一个转折，有能力升学的进入高中，剩下的学生该何去何从。“跳农门”“读书无用论”使得不少学生选择无奈辍学。事实上，中职的就业率稳居高位，2015年达96．3%。①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对高中教育进行“精准改造”，一方面，努力提高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另一方面，设法改变农民的陈旧观念，如设立“教育观念引导中心”、制定中职教育协作计划等，实现普高、职高双管齐下、并蒂开花。
(二)职业教育:打造特色、精准就业
农村教育存在“两头响声猛，中间受梗阻”的细腰鼓现象———现代职业教育的组织方式与农民获取非农生产技术的矛盾［13］。具体来说，国家积极呼吁重视职业教育，农村社会发展亟需职业教育，农民迫切希望通过非农技术摆脱贫穷，但实际上，去职业学校学习的农村孩子并不多。根据《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中，90%以上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53%为“农民与农民工”家庭背景，并且这两项比例呈上升趋势。报告显示，高职毕业生发展潜力逐步提升，月收入连续5年增长，以2012届学生为例，学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2731元，3年后为5020元，增幅达83．8%，这说明职业教育具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显著功效。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必须打破这一怪圈。“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职业学校［14］，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的水平。
1．办出特色:依托当地区域环境和经济资源，设置特色鲜明、符合需要的专业，并配足设备和师资。
2．保证生源:深入贫困家庭，引导高中毕业生、大龄青年正确认识高职教育，依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推荐就读专业。
3．完善资助:在“奖、助、贷、勤、补、免”多位一体的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上，大力实施“雨露计划”，并拓展扶助项目。
4．技能培训:发挥职教的技术导向优势，挑选业务精良、实践能力强的技术骨干定期下村、下户，进行现场答疑、按需施教，培养新型知识化农民。
5．立足就业:开设创新创业课程，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规划指导，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就业适应能力。
(三)高等教育:提供机会、精准招生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城乡学生在高校入学机会上的总体差距明显缩小，但在重点高校，农村学生的比率远低于城市学生。据统计，2015年，在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招收的本科新生中，农村考生均不到两成。这是为什么?与城市孩子比，他们差的是机会。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必须重视高等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2015年，我国吹响了“统筹推进两个一流”的冲锋号，高等教育建设进入新阶段。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公平仍需要被置于战略高度。可喜的是，《教育部关于做好2015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继续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招生规模为5万名;继续实施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承担，招生计划不少于学校本科招生规模的2%;继续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由各省(区、市)本地所属重点高校承担，招生计划原则上不少于有关高校本科一批招生规模的3%”，这表明国家对农村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其有效的贯彻落实必将推进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的进程。
总之，实施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战略，补齐教育短板，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属于每个中国人的“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期待中国农村教育早日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薛欣欣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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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论文篇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60-05
精准扶贫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离不开对贫困人口的积极帮扶。精准扶贫，既是提高贫困地区物质生活水平、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传播精神文明理念、提升贫困人口思想文化素养的内在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到：“加强贫困地区乡风文明建设，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风俗习惯。”[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2]由此可见，扶贫开发不仅要打赢一场物质脱贫的攻坚战，同时还要积极赢取文化脱贫的胜利。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释放精准扶贫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改变贫困人口的落后发展理念，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力量；有助于转换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形成与农村现代化相匹配的文明理念，推动贫困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整体性发展。
一、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基本理论
精准扶贫是一项具有内在文化功能的社会活动。文化功能指的是从深层次制约和支配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内在机理和文化图式。从文化哲学角度剖析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涵，有助于深入理解精准扶贫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使命。
1.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涵。从广义上理解，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狭义角度理解，文化指的是“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它各种能力与习惯”。[3]从文化功能理论的视角来透视文化的内涵，它特指的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习俗、环境、制度体系”。文化功能也被称为“文化的作用”或者“文化的价值”。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根本作用是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4]人在自然属性上与其他动物相比具有先天的劣势。比如人在生物结构上没有虎狼勇猛，也没有皮毛以御严寒，荀子把人形容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是人却创造了“文化”这一人类的“第二天性”，以此具备了高于动物本能的特质。人的“文化”功能使人摆脱了动物性，使人能够实现自由自觉的社会活动，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以及其它更高级别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文化起源于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5]即“实践活动”或者“人的类本质活动”。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文化，也创造出了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本质特性，此种意义上的文化可以称为“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6]文化是人类创造性实践成果的凝结，这种实践活动实质上就是人的“文化活动”。因此，人类所具备的文化功能，是人类创造自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先决条件。
在现实语境中，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表征着人的价值与行为规范体系，对个人具有文化教化的作用；二是体现为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与图式，对社会具有稳定与平衡的作用。从个人层面来讲，文化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的一些列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体系。比如人除了有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外，还会产生更高级别的其它精神层次的需要。这种精神层次的需要逐渐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文化的教化功能就是为了帮助个人在行为上遵从这套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转变个人的思想观念，使个人在行为上符合特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从社会层面上来讲，文化不是纯粹独立或者依附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而是有机地融合于这些领域内部的，并从深层次制约和影响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比如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中，逐步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文化或者经济文化，这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往往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与平衡的“纽带”或“桥梁”。
在传统社会，文化往往以自在自发的精神形态存在，表现为传统习俗、风俗、宗法关系等。在现代社会，文化往往以自由自觉的精神状态存在，表现为理性精神、法律规则、知识理性等。
传统落后地区的文化一方面具有淳朴性、稳定性、和谐性等特点；另一方面也带有保守性、落后性、封闭性等特征，放在今天现代化社会的现实场景中，这种守旧的文化模式往往会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地区或者社会的进步。因此，要使落后地区的文化观念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就需要发挥现代文化的引导和教化功能，有针对性地对落后区域的精神文化进行转化和改造。
2.精准扶贫与文化功能的关系。精准扶贫不仅仅是一项发展经济的国家项目，还是一项价值传播和精神建构的文化工程。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指的是在国家施精准扶贫项目的落后地区，依靠扶贫实施主体有意识的文化导向，传播文明理念和先进观念，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习俗，提升贫困人口的精神文化素养，使其具备现代化的文化观念，由自在自发的“传统人”向自由自觉的“现代人”转变。发挥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最终目的，在于激发贫困人口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热情与动力，促使贫困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同步提升，实现贫困人口在物质和精神上彻底脱贫。
精准扶贫内在地含有文化功能。精准扶贫与传统“大水漫灌”式的扶贫主要区别在于更加注重扶贫的精准性，也就是在扶贫对象、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等方面做到精准无误，使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实际效果。精准扶贫的工作机理体现为以国家的扶贫政策为依托，广泛组织与动员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成员参与到扶贫开发中来，采取多种措施改变落后地区的贫困面貌，调动贫困者的积极性，激活并开发其内在的发展潜力。扶贫主体向扶贫客体实施帮扶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输出和文化传播的过程。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主要是国家公职人员、企业家、意见领袖、教师、志愿者、乡贤等社会成员，这些人群本身属于社会精英群体，自身文化素养较高。当这类社会群体参与到扶贫开发上来的时候，自身的精神风貌或者行为活动会对贫困人口的思想文化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移风易俗。同时，通过文化扶贫或者教育扶贫，也能不断满足贫困人口的精神文化诉求。
文化意义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对一个社会的进步会产生重要影响。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美国的文化土壤适合美国人的民主政治制度。[12]如果一个地区的人民勤劳、节约、守时、讲究效率且具有自由、民主、科学等理性精神，那么这个地区的发展效率相比思想文化保守地区要高许多，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具有进步作用的体现。落后地区的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外界文明理念的熏陶或者文化传播也可以实现自身文化的变革。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还是一个封闭、落后、专制的封建官僚割据国家，经过明治维新，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思想，主动“求知识于世界”，在教育、道德、礼仪、规则等国民文化素养上的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并锻造出一批具有高技能和敬业精神的技术工人，这对日本快速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部分贫困人口来说，导致其贫穷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缺乏先进文化理念的启蒙。许多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自身狭小的空间范围内，活动区域非常局限，他们往往缺乏远见，缺乏对新鲜事物敏锐的感知能力，因此也就失去了向上奋斗改变自身命运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和机遇。贫困人口的思想文化观念就像一块缺乏理性规划的“田地”，当外界文明的种子在田里落地、生根的时候，这块“田地”将会变得富有生机和朝气。在特定情况下，需要依靠外界力量来刺激贫困者追求幸福生活的自觉意识。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3]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就是要把先进文明理念传播到贫困地区，让贫困群体切实感受到自己思想上的差距、观念上的落后，培育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精神，激发其改变自身贫穷落后状况的热情和动力。
3.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有助于为实现农民现代化奠定思想文化基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引起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领域深刻的变革。[14]17许多人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经济现象，即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其实现代化还包括以人为主体的人类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马克思・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条件时指出，除了经济结构之外，合理的企业制度、精密的法律、良好的精神和道德因素也是促成其发展的重要条件。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是引入空洞的管理制度、经济形式或者科学技术，而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往往会导致畸形发展或者失败的结局。”[15]因此，现代化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14]15τ谥泄来说，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要前提是要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也就是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由于农民的保守性以及小农特性（尤其是贫困人群身上的这种特性更为明显），当现代化的制度、技术及经营方式影响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往往表现得比较迟钝，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抗拒抵制，这往往成为影响农业现代化顺利开展的严重阻碍。只有首先打通农民封闭狭隘的保守心理，形成与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心理品质，才能为发展现代农业助一臂之力。
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可以为培育具有现代人格的新型农民创造良好条件。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实现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由于当前我国贫困人口的知识层次、文化素养相对较弱，依靠贫困人口自身的觉悟来实现自身的变革需要漫长的过程。因此，增进贫困人口的综合素养，实现贫困人口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需要接受外在的“启蒙”和感染。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这将是推进农民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机遇。当然，精准扶贫的文化价值还体现在其它方面，比如引导农民追求民主、权利、自由、平等、公正等理性精神，养成开放包容、积极乐观、惜时高效的现代人格等，最终促成现代化的思想观念与淳朴的乡风文明相得益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牢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三、发挥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路径选择
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是在扶贫开发的具体工作实践中得以实现的。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要以不断满足贫困人口的文化需要为中心，依靠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和社会人员的积极参与，对贫困人口因势利导，注重思维方式、价值观的引导，稳步消除贫困文化；重视贫困地区传统文化的“破”与“立”，解决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关系，建设乡风文明；依靠乡村教育，切断子代贫困的传承通道，实现“真扶贫”和“彻底脱贫”的扶贫目标。
1.以文化扶贫为载体，逐步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文化”。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人，扶贫在扶志，要把文化扶贫当做精准扶贫的基础工程来抓。文化扶贫就是对贫困人口开展文化建设和思想引导，使贫困人口学习、吸纳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文化观念，摆脱落后愚昧的精神状态，逐步形成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氛围。在1988年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就指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16]要实现物质上的富裕，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致富的欲望和改变自身的意识和决心，而文化扶贫就是实现思想解放、改变贫困人口落后观念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实施文化扶贫，要紧紧依靠参与精准扶贫的多方力量，发挥精准扶贫实施主体的带动作用。实施精准扶贫的组成人员大多是社会精英，他们的普遍特征表现为：思维开阔，知识面广，善于创新；与公众联系紧密，交际广泛，受人尊重；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威望较高等。[17]这些文化精英走进贫困地区，本身就能以自身的素养和魅力感染并影响贫困人口，为贫困地区输入文明理念。此外，将文化扶贫深度融合到“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等扶贫措施当中，这也是改变贫困人口陈旧思想观念的教育实践过程。当前，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维护农民的财产及生产要素权益等方面，贫困人口可以在对口帮扶人员的帮助下，及时获取国家相关政策信息，了解国家的利民惠民政策，不断增强对未来的希望和改变自身命运的信心。在帮扶人员的引导下，使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到土地承包、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借贷融资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活动当中。通过贫困人口切身体验实施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使其真实领悟到农业现代化的好处和前景，逐渐开拓眼界和视野，不断增强努力奋斗的动力和决心。
2.以乡风文明建设为平台，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要处理好农村传统文化的“破”与“立”、“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虽然农村贫困群体身上存在着一些落后于时展的文化观念，需要大力改变与转换，但是这些贫困者身上也保留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部分特质，需要继续坚持和弘扬。我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使农民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了邻里互帮互助、重义轻利、关系简单纯朴等优良民风。同时，农村人注重礼让、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习俗，共同构成了乡土中国这个温情社会的内核。这些无形的“乡规民俗”既是守护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又是化解市场化、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弊病的良药。市场化产生的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信任危机等社会问题，与乡土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被蚕食与消解有很大关联。因此，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农村传统文化彻底“清理”，而应该对农村文化进行“精准”区分，采取“扬弃”的态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尊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民的现代化。
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要以乡风文明建设为平台，不断提升农民的生态素养。良好的生态素养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要把提高农民的生态素养作为建设乡风文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着力点。在实施精准扶贫项目的贫困地区，当地往往具备先天的生态资源优势。这些地区少受人类工业活动的污染，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几乎没有遭到人为破坏，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因此，精准扶贫要秉持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原则，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要强化对贫困人口的环保教育，使其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杜绝“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错误发展观念，增进贫困人口的生态意识和家园意识。要结合贫困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优势，着力打造适宜当地发展的精品文化产业，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实现文化富民。
3.以乡村教育为依托，阻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实施精准扶贫，既要采取得力措施实现贫困者快速脱贫，又要防止贫困人群脱贫后再度返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发挥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重要策略，有助于切断贫困的代际传承，实现贫困人口的彻底脱贫。强调：“发展乡村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18]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比如教师待遇差，难以留住人；教育设施不完善，教育质量落后；贫困学生负担重，失学率高等问题。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要善于抓住“留住教育人才”这个“牛鼻子”，多措并举，强化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在提升乡村教师待遇上下功夫。当下的大学毕业生以80后、90后为主，这些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除了能够获得职业成就感之外，往往把自身的物质待遇看得更为重要。要依照《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要求，在工资福利、激励奖励、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让青年乡村教师在贫困地区“安”得住。另一方面，要在提升乡村教师师德水平和教育质量上下功夫，让乡村教师“升”起来。
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在当地发挥着知识传播、文化启蒙、思想引领等重要作用，其自身的科W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养对改善贫困地区的社会风气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加强乡村教师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业务能力建设，完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提升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的良好氛围。
要关注贫困家庭子女的身心健康。贫困家庭由于生活条件所限，其子女在文化教育、身心健康、社会发展等方面往往缺乏保障，这也是导致贫困问题代际传承的重要原因。在贫困家庭群体里，尤其要重点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在生活上缺乏相应保障，在情感上缺乏父母辈的关爱和呵护，在教育上缺乏正确引导。如果忽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那么这一群体成长起来将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由此，要着重建立一套关爱留守儿童的保障机制。第一，构筑共同关怀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保障体系。依靠政府、社会公益组织、教师、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及时为留守儿童提供身心健康检查、咨询和援助服务。第二，加强对留守儿童父母的教育引导，增进其对子女的关怀与照顾。第三，完善农村文化及娱乐公共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农村图书馆、文化室、儿童娱乐室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丰富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拓宽其知识视野，缩小与城市儿童之间的差距，为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提供便利条件。
总之，打赢扶贫开发这场攻坚战，必须积极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正如所说：“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 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19]只有真正激发起贫困群众自主脱贫的内在动力，才能有效发挥贫困群众在精准扶贫中的主体作用，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脱贫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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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论文篇9
陈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规模大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11月，中央启动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启动，标志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大幕已经拉开。
纵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之外，人力资本匮乏也降低了反贫困效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能缺乏所导致的参与式扶贫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产业扶贫无法有效开展等，都阻碍了当地的反贫困进程。人力资本匮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共识，在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中，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现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为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攻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贫困认知
人类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贫困界定为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如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此后对贫困的认知，又历经了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的转变等。同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唯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看，认为贫困的产生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的短缺。例如，汤森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困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从人口学角度看，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了贫困。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贫困。此外，社会学家又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功能理论、贫困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用于解释贫困的成因。可以发现，在各种角度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中，人的因素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力资本理论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他指出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得多。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其中包括教育投资，用于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力水平和质量；保健投资，用于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协助劳动力流动等。…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并将人力资本投资付诸于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许多国家将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中收获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人力资本理论也被视为贫困成因的一个重要解释，许多研究者围绕人力资本与反贫困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一方面，探讨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力资本对反贫困的作用。如高玉喜探讨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周晓梅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崔俊富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直接研究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贫困并提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对策。如魏洛明从理论上综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赵曦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的问题；杨云探讨了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
国内外的研究同时表明，人力资本与贫困之间关联紧密，人力资本投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层面的涉足相对较少，一是对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人力资本状况。连片特困地区的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有何差异，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有何影响等问题，正是本文需要侧重考察的领域。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联合进行的“武陵山区减贫战略研究基线调研”项目。本次调查选取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4省（市）8县，样本覆盖到贵州省印江县、思南县，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湖北省宣恩县、咸丰县和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等地149个村庄。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删除缺失值个案的方法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566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为：湖北133份，湖南104份，重庆200份，贵州129份。
（二）指标说明
本文采取指标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三个指标考察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时，引入这两个相关变量用作参考。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释如下：（1）劳动力人均收入是指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之和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这里的收入未扣除取得收入所投入的成本；（2）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是指16岁以上，在家务农、外出打工或开展经营活动等有经济收入的劳动人口；（3）受教育程度直接通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4）健康状况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种类型，分别赋予1分、2分和3分的值，最终获得一个健康指数；（5）接受培训状况直接以接受培训的次数来度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转换为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6）非农就业状况以是否外出打工来度量，为二分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转换为虚拟变量。
四、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
（一）人力资本现状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的64个县，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各个不同省区的农村家庭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显示：（1）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年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仅为4480元。其中重庆和贵州地区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较高，分别达到5625元和5125元；而湖南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最低，仅为2098元。（2）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大致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整体偏低。分省区比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重庆（6.71年）、湖北（6.05年）、贵州（6.04年）、湖南（5.29年）。（3）四省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整体较好。（4）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状态整体不尽如人意，人均接受培训次数仅为0.31次，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地区为重庆（0.51次）和贵州（0.48次），湖南（0.10次）和湖北（0.02次）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非常低。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不同是否导致收入上的差异，文中进行了方差分析。据研究需要对定距数据进行分组处理后，通过单因方差的分析，来进一步比较不同的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差异。对于通过F检验的变量，再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方法，进行多重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差异在什么方面。
表2显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培训次数四个变量均能通过F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变量中至少有两个组别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存在差异。进一步通过LSD比较可以发现：（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水平（1-6年）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文盲（0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均高于1～6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该组数据中，虽然可以直观看到文盲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初中（7～9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但是在LSD的检验中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健康状况差或者一般的劳动力。（3）从培训情况来看，仅受培训1次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培训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得到了证实，接受2次及以上培训的劳动力与仅有1次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之间，在平均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平均收入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相关
表3考察了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状态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但是，从具体相关系数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呈现出低度相关（r
表4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的分布、线性关系、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基本满足简单线性回归的条件。表4显示，模型的统计值F达到显著，说明5个自变量对劳动力平均收入的解释都达到显著。但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较小，说明这5个自变量用于解释和预测收入贫困不够全面，意味着在5个设定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较大的未知因素影响着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具体考察每个变量的贡献大小发现：（1）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收入贫困的解释力最小，只能解释0.7%的变异量。一方面说明培训对连片特困地区传统落后的种植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培训对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2）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也比预期要小，只能解释2.9%的变异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传统产业形态与基于义务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关联性不大；第二，教育投资的效率发挥局限于农村家庭较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少作用的平台；第三，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对知识的需求不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能明显体现出收入差别。（3）健康状况对收入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健康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的一个基础条件。（4）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个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仅影响到其发展意识，而且制约了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影响到参与式扶贫的开展，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
2.不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培训状况的劳动力，其收入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证实的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更高；有过1次培训经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较高。这种差异性，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作用机理，在扶贫开发中应该区别对待。
3.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直接相关的程度较低。一方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人力资本对提升收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非常微弱，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整体来看，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依据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教育扶贫论文篇10
二、成人教育要以服务精准扶贫为目标
多年来，我国成人教育体系发展日渐成熟，成人教育涉及的科目内容、专业领域也越来越多。考虑到农村地区精准扶贫的现实需要，以及农民本身的生产生活需要，在规划成人教育内容时必须做到精准对接扶贫项目。
如在开发农村淘宝项目时，应当侧重对农民电商技能的培训和网络营销的培训。而对于一些侧重实体经济扶贫的地区，在开发“生态养殖”项目时，应当侧重养殖技术培养、国家养殖政策或生态环保政策培训，以及对牛、羊、鸭等养殖品种的防病治病和安全检疫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对市场形势、国家政策的把控和响应能力，确保养殖的规范化、专业化、生态化和产业化。
第一，实现成人教育和精准扶贫的组织协同。根据各地区开展精准扶贫的实际经验来看，精准扶贫项目和农民的成人教育活动不能孤立存在，要在精准扶贫项目正式落地实施之前，有针对性地组织和开展成人教育，加深农民对扶贫项目、国家政策等的理解，提高农民参与精准扶贫的热情和积极性。
第二，注意精准扶贫活动和成人教育活动的相辅相成。如在开展特色养殖产业，涉及养殖场地选建规划、养殖品种的生活习性和抗病防病、养殖品种的宰杀处理、养殖品种，以及物产的线上线下销售等方面时，要合理安排扶贫项目的进度，把握“理论联系实践”和“学有所成、学以致用”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成人教育活动，实现成人教育课程编排、内容编排与精准扶贫活动的有效对接。
三、成人教育要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开展
除了迎合精准扶贫的实际需要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将成人教育和地区实际有效结合起来。
第一，成人教育要符合农民的时间安排。如农村日常生产生活占用时间较多，导致农民自由支配的时间有限，这就要求成人教育的课程安排、课时设计要合理、灵活，避免农民因故缺席，影响成人教育的秩序和安排。
第二，成人教育要符合农村的风俗习惯。如一些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迥异，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多加注意，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体现出对农民的尊重，避免引起农民的误会和反感。
第三，成人教育要符合农民的文化水平。成人教育涉及的内容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深度，如果品的栽种培育或者养殖品种的病情防疫等。鉴于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接受知识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在成人教育活动中，无论是语言组织还是教材选用，都应该注意深入浅出，浅显易懂。
教育扶贫论文篇11
2012年，国务院根据一系列与地区贫困等级联系密切的衡量指标，秉承“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域完整”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列出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中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2，因此国家决定将这14个地区作为实施新阶段扶贫策略的主要战场。教育扶贫是一种从根本上帮助贫困地区摆托贫困困境的方法，是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扶贫项目的关键内容。除教育扶贫的举措外，扶贫过程中用力是否精准有效是关乎扶贫工作能否高效完成的重要因素，因此，探究集中连片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运行模式和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
1.1 精准扶贫的内涵
精准扶贫由在多次考察扶贫项目的实施过程后提出，精准扶贫是多年来扶贫模式的一种创新，精准扶贫就是通过原有思想模式的转变，构建系统完善的扶贫体系，在扶贫过程中摈除“一刀切”的做法，依照不同的贫困地区所面临的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扶贫政策，分析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因地制宜地对症下药，从而保证精确地解决贫困问题。
1.2 教育扶贫的内涵
教育扶贫就是指国家将教育事业放在扶贫项目的制高点，通过教育的方式改变贫困地区人民的思想，进而使得贫困地区的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人民的教育程度低下，思想观念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而国家想要贫困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帽子”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从教育方面入手，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开放贫困人民的思想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让贫困地区由内而外做出改变。
1.3 教育精准扶贫的概念
所谓教育精准扶贫就是教育扶贫和精准扶贫两者观念的有效结合，具体来讲，教育精准扶贫就是通过对扶贫地区的详细调查研究，明确该地区具体的贫困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利用教育的方式对该地区进行精准的帮助扶持，保证其摆脱贫困的方式。教育精准扶贫的概念包括三点具体的含义：一是扶贫的根本目的，教育精准扶贫必须是建立在“真扶贫，扶真贫”的本质之上的；二是扶贫的过程强调精准，从扶贫对象的识别，到扶贫对象问题的明确以及对扶贫对象实施的具体举措都要对症下药，保证人力、物力、财力的精确使用；三是扶贫的最终成果，这种扶贫观念注重的是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使得扶贫项目的最终收益达到最大值。
2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要求
2.1 教育扶贫是帮助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摆脱贫困的最终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扶贫事业，近年来，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家的帮扶程度也有所提高，但遗憾的是尽管国家一直投入一定的力、物力到贫困地区，最终的脱贫效果却远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其实，对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来说，收入水平的低下只是贫困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贫困产生的原因，人才的缺乏才是造成贫困现象的根本所在。因此，我国的扶贫项目所呈现的一直都是脱贫后再返贫的态势，最终造成财力的白白浪费。所以，想要实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彻底脱贫还是要依赖教育的作用，促进人才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让贫困地区人民自发地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斩断贫困世代传递的途径，防止脱贫后再返贫现象的发生。
2.2 教育精准扶贫是帮助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摆脱贫困的现实要求
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对贫困地区也一直有大量的财政拨款，但由于扶贫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制度流程的不规范和不完善导致这些财政拨款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负责贫困地区的相关政府官员在实施扶贫项目时并没有将财政拨款精准地用在扶贫项目上，而是通过一些“面子工程”做扶贫项目的表面文章，根本没有实质效果，最终造成扶贫过程中人、财、物的浪费。因此，在实施扶贫的过程中，不仅要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还要充分考虑扶贫指向的精准性，教育精准扶贫是帮助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摆脱贫困的现实要求。
3 建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模式
3.1 建立教育精准扶贫主体协同模式
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的完整系统，该系统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扶贫对象以及企业、学校、慈善部门等。不同的主体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扶贫过程中就在所难免地存在一些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如何让多方的利益主体有效地协同合作是保障扶贫项目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首先，要明确政府部门在整个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政府在整个扶贫系统中掌握着扶贫资源，并且政府是国家的代表，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其次，通过合理的方式鼓励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部门积极参与到教育精准扶贫的行动中。由于目前社会公众收入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慈善事业，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摆脱目前贫困的困境，所以，企业、学校、慈善机构等都可以是教育扶贫行动的主体。但由于这些社会成员对于扶贫项目并没有直接的责任关系，因此为了保证这些社会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必须在扶贫过程中尽量满足其合理的要求。最后，要保证扶贫对象在扶贫过程中能够有效参与进来，充分考虑扶贫对象的需求，并保证这些需求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从而有效提升扶贫过程的精确程度。
3.2 建立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的模式
教育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精准地识别扶贫对象以及扶贫对象的需求。目前，我国实施教育扶贫却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究其原因就是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需求没有精准识别，因此，必须创立系统完善的对象识别体系。第一，将贫困对象与教育相关的信息利用电子化的手段进行整理归纳，以便于相关信息的查询和后续工作的开展；第二，通过高科技的方法建立帮扶对象的有效识别体系，运用科学的方法确定教育扶贫过程中真正需要帮助的对象，并深入分析这些对象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了解他们的本质需求，为选择合适的扶贫方法提供保障和依据；第三，要创建定期更新信息的动态系统，由于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扶贫对象的相关信息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要保证信息的实时更新，以免发生由于信息滞后而产生的偏差。
3.3 建立教育精准扶贫的运行模式
政府想要保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达到真正脱贫的目的，必须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设计扶贫计划，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举措。除此之外，扶贫的力度和重点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从大范围的扶贫转变为有重点地扶贫。就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应遵照如下几个步骤发展教育精准扶贫的运行模式。第一，保障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全面实施，为发展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提供基础。全面的教育覆盖意味着扶贫项目要保证全部贫困地区的儿童能够拥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权利，这一环节中，不仅要保证贫困地区儿童受教育的年限，还要保证儿童所接受教育的质量。第二，除儿童以外，还要成立针对贫困地区农民的教育机制。一直以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经济环境对于农民的文化水平以及专业技术没有提出较高的诉求。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农民作为特困地区的重要人力，必须要重视其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的提升，只有这样，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才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3.4 建立教育精准扶贫的监管考核模式
任何计划的实施都必须有一定的考核模式来保证实施过程的效率，另外，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管模式来保证计划实施过程中不会出现偏差或者在偏差出现时得到及时的纠正，教育精准扶贫过程同样不能例外。这就要求在扶贫项目运行过程中，要建立系统合理的考核机制，考核过程应注重结果的可量化，并保证考核人员的公平公正性，以获得符合实际并且可信的考核结果。另外，监管模式同样不能忽视，及时发现扶贫过程中没有按期完成的项目，对于非法挪用扶贫资金的相关部门、人员一定要严惩，从而保证资金的安全。
4 结 论
集中连片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工程，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的教育扶贫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扶贫精准性问题，因此建立教育精史銎赌J绞前镏特困地区脱贫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选择。如上文所述，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包含多方面的内容，这些环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只有完成各个子模式的共同建设，才能保证教育精准扶贫模式取得可观的效果。
参考文献：
教育扶贫论文篇12
一、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农村山区。虽然随着时代进步贫困地区有部分发展，但仍没有摆脱贫困的困境。要研究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就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史。从农村金融理论的发展史看，从一开始只单纯强调政府在农村金融扶贫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发展经济学逐渐被强调市场作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替代。上世纪80年代后，又提出了农村信贷补贴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上世纪80年代是农村信用补贴理论发展的巅峰。这一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将政府当作市场的主体。该理论提倡政府等非营利机构根据农户不同的信贷需求，提供不同金额的财政支持，而且索要的利息将低于市场的平均利息，为贷款的农户减轻负担。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处理农业生产效率问题上，可尝试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来减少农户贷款压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推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是在信贷补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不必特意针对个人制定信贷政策，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资本中介的力量，机构独立经营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发展强弱标准。随着发展，虽然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但它发挥的功效并没有想象中大，仍需要政府介入来照顾小农户的利益。
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1.贫困地区金融生态差。对于偏远农村，贫穷和恶劣条件往往是因果关系。通过三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贫困面积，只剩下条件最艰苦、基础设施最薄弱、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山区，使得今后的扶贫工作要面对最艰难的“硬骨头”，这使得金融扶贫的成本增加。另外，教育水平落后也阻碍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地区人口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缺乏与外界的及时沟通，不仅无法了解社会的变化发展，甚至拒绝接受新事物。有些家庭开始蔓延读书无用论，觉得后代在家种地比读书来的实在，使得很多孩子失去了读书机会。教育缺失是帮助困难群体脱贫致富的深层阻碍。若村民识字都是难题，更不用说让他们学习金融知识了，这给金融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阻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与农村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的经济依靠三大产业协调带动，吸引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对贫困地区而言，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农村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是由于农业结构落后，收成差价低，也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增加家庭收入。2.扶贫信息不对称影响金融扶贫对象的识别。扶贫帮扶对象的界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个别贪心的基层干部利用扶贫信息的不对称，在落实贫困户环节上存在腐败与渎职；二是不作为的村干部为争取扶贫款项而误导村民，将不贫困的农户纳入贫困户之内，造成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错乱；三是由于贫困地区收入状况难以确定，部分银行在小额信贷评级过程中发现有些贫困户不符合扶贫建档标准。由于缺少信息网络系统，无法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实施动态监控，因此扶贫对象的信息存在严重的滞后性。3.金融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障碍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扶贫多延续老路子：确定需要资金或贷款支持的贫困村，继而为贫困村注入扶贫资金，或者向每个贫困户发放慰问资金。多年来，我国扶贫项目众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投入的资金也不少，但是仍然有很多地区未能脱贫，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一次性的帮助，缺乏后期服务。这种传统的扶贫思路不改变，金融扶贫的效果就一天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三、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对策
1.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单一产业结构是农村地区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如果要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就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在资源禀赋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二是依靠科技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吸引有能力的客户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一些贫困地区风景优美，农作物栽培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金融机构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可以促进资金引进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帮助当地引进一批“两型”工业项目，保持经济发展。2.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完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建设，可提高农村公众通达能力，有效解决交通难题。对于扶贫工作中需搬迁的农户，采取就近安置原则，稳步推进搬迁工作。把贫困家庭融入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财政力量支持。基础设施完善好了，就要发展当地龙头产业，就得占用当地矿产资源和集体土地，这样可能会损害到农民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可向村民说明，建起来的企业给农民每月分得股息，这样他们既可以安心外出务工又可每月获得一定收入，打好安居扶贫攻坚战。3.金融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均等化。扶贫先扶智，利用金融资金支持，借助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教育深入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足不出户就可获得优等教育资源。强化教育救助，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政策体系，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平等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外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培训力度，捐赠农业、金融等文化书籍，报刊，“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增长金融知识，使农民学会利用金融脱贫致富。4.金融帮助贫困地区精准识别帮扶对象。首先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实地走访或者调查研究，了解贫困户的实际现状；其次是根据了解到的数据计算贫困户的月收入、年收入等具体资料，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最后是将调查的贫困户与周边地区被列入贫困户低保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确认是否属于应该帮扶的对象。最终确认之后，将贫困户列入动态监测的金融系统下，还需要真正做到结果和过程的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作者:赵玉婷 崔凌云齐 单位: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林建华.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实践[J].中国金融,2015(21):77-78.
[2]苏畅,苏细福.金融精准扶贫难点及对策研究[J].西南金融,2016(4):23-27.
教育扶贫论文篇13
临近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期限，广泛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助力脱贫攻坚成为精准扶贫进一步深入开展的要求。地方教育在加快推进地方精准扶贫脱贫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让地方教育为精准扶贫服务，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地方教育服务精准扶贫。
1.1 是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的现实需求
2016年11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逐步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是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根本之路。“输血式”扶贫主要靠拨发各种款项，解决贫困户的生活问题。这种扶贫方式给过去的扶贫脱贫工作带来很大的成效，但也让一些扶贫对象产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与“输血式”扶贫相比，“造血式”扶贫能够让扶贫对象在多种扶贫方式的扶持下，自己有能力扩大再生产，从根本上改善当前的贫困境况。地方教育在促进扶贫方式从“输血”到“造血”转变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地方教育能够引导贫困群众树立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信心，帮助他们彻底摆脱“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还能通过教育扶贫手段对贫困子女进行教育帮扶，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地方教育为精准扶贫服务，可以促进精准扶贫朝着更加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是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的现实需求。
1.2 是发挥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的必然要求
着力加强教育脱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之一，搞好教育脱贫，可以为打赢整个脱贫攻坚战形成强劲的助推力。保证贫困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发展教育是最根本的手段。
实施教育精准扶贫，是发挥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的主要途径，而教育精准扶贫的落实，离不开地方教育的发展。对于地方建设来说，发展地方教育不仅可以为当地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人才支持，还可以为其他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奠定基础。人才短缺是导致区域性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各方面人才的缺乏阻碍了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区域经济活力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支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更应该支持人才培育和引进。”发展地方教育，能不断提高本区域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使教育精准扶贫的人才需求得到有效满足，还能激活地方经济活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了，各方面建设就有了可靠的保障，从而为其他精准扶贫政策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于个人发展来说，现代化的教育可以激发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为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奠定良好的基础。
有了地方教育的服务支持，教育精准扶贫才有可能更好地落实到地方。可见，要发挥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必然要求地方教育要服务于精准扶贫。
1.3 是以地方教育资源推进脱贫攻坚的前提条件
教育资源是人类社会资源之一，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必然少不了教育资源的参与。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离不开地方教育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教育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教育经验和教育信息资料等资源促进精准扶贫深入开展，有利于加快贫困地区的脱贫步伐，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例如，地方职业教育资源是地方教育资源的一部分，要充分利用地方职业教育资源，发展地方职业教育，使其在推进脱贫攻坚方面大有作为。地方职业教育通过对受教育者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态度进行培训和教育，可以培育出能在某种职业或某种劳动环境下作业的技术人才。鼓励扶贫对象接受特定的职业教育，以获得或提升某种职业行为能力，丰富其脱贫致富的技能，是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方法。
利用地方教育资源，发展地方教育，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证。有多少可利用的地方教育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地方教育资源，都和地方教育的发展状况有关，和地方教育能否有效地为精准扶贫服务有关。所以，地方教育服务精准扶贫，是有效利用地方教育资源推进脱贫攻坚的前提条件。
2 地方教育服务精准扶贫的路径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要让地方教育更好更有效地去为精准扶贫服务，加快扶贫对象脱贫致富的步伐，就必须寻找符合实际的服务路径。
2.1 注重地方教育对扶贫对象精神上的扶持
人无精神不立，要注重地方教育对扶贫对象精神上的扶持。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部分扶贫对象形成了“等、靠、要”的消极思想。要消除扶贫对象的消极思想，首先要对其进行精神上的扶持，让他们树立起积极作为的意识，坚定脱贫意志，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在精神扶持的具体操作上，地方教育可以通过文化扶贫和精神教育等方式对扶贫对象进行扶持。
文化扶贫是精神扶持的主要方式，在开展文化扶贫的过程中，地方教育部门可以与文化部门加强合作，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在文化扶贫的具体方式上进行创新，以达到更好的宣传和教育效果，满足扶贫对象的精神需求。比如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结合当地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活动等，编排当地群众乐于接受的、内容丰富的文化节目。除了通过公共演出、大屏幕放映等传统方式对节目内容进行宣传外，还有必要鼓励广大群众利用社交软件进行扩散。利用社交软件传播节目内容，很容易达到“人人皆知”的效果，丰富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精神教育也是精神扶持的重要手段，在进行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驻村干部的精神领导作用，注重高品质干部的培养和教育。驻村干部除了起到了解贫困群众的实际状况及时解决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充分掌握当地的脱贫进展等常规的作用外，还能对群众进行精神上的教育。这种精神教育不是传统的“教与学”式的教育，而是“精神感染”式的教育。通过驻村干部的身体力行和以身作则，走入群众日常生活，深入群众生产一线，让群众看到干部身上所散发出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精神。使扶贫对象在这种强大精神力量的鼓舞下，树立起脱贫光荣的思想观念，发扬勤劳致富的奋斗精神。解决了扶贫对象精神层面的问题，就会进一步激发其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
2.2 保障扶贫对象接受各种教育的基本权利
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从根本上实现精准脱贫，地方教育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扶贫对象接受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种教育的基本权利。
在推进学前教育方面，地方政府要在保证自身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吸收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发展学前教育的事业中。通过适当的资源投入，积极引导和鼓励民办幼儿园的发展，不断扩大农村学前教育的覆盖范围。同时，严格落实中央关于保障贫困地区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政策，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及时入学，保障扶贫对象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保障残疾人接受特殊教育的权利。对于贫困残疾人，尤其是经济困难家庭的残疾儿童，地方教育也应该重点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和普通人相比，因为残疾人身心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教育的特别要求，只有特殊学校才能为其提供比较系统的特殊教育服务。
所以，地方上要积极发展特殊教育事业，保证贫困家庭的残疾儿童能够及时进入到特殊学校里接受教育，并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在教育上平等地享受各种资源。
保障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权利。要在保证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稳定发展的同时，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推行贫困子女免费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保障贫困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权利，不仅要让孩子们有学上，还要保证他们上得起学。
合理分配对地方职业教育的资源投入，发展地方职业教育。近些年来，职业教育的“造血”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地方政府要继续重视职业教育在推进精准扶贫脱贫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和职业院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办好地方职业教育。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实用技术培训，鼓励有意愿的扶贫对象到职业学校去学习，保障他们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
鼓励贫困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保障其获取更多发展机会的权利。地方教育要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鼓励贫困子女去接受高等教育，并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地方教育不仅要在贷款和资助方面提供支持，还要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对有接受高等教育意愿的贫困子女进行扶持。例如，关注即将参加高考的贫困学生的学习状态，在必要的时候根据个人情况对其进行加油打气、心理辅导等，让他们安心备考，争取考出最好的成绩。为准备进行志愿填报的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咨询和指导服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成绩水平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为在校就读的贫困大学生安排寒暑假回到家乡参与社会服务的机会，让他们在得到实践锻炼的同时培养奉献社会的意识。为即将从大学毕业的贫困大学生提供免费的就业与创业指导，结合个人就业意向，积极引导他们回到家乡服务等。
2.3 使用地方学校在精准扶贫中的服务功能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地方学校的功能来为扶贫工作服务。地方学校，特别是县级及县级以下的地方学校，能够凭借其处于基层的区位条件，较好地与当地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服务乡村基层的生产发展。能够利用好地方学校的服务功能，将会成为推进脱贫攻坚的一个新动力。利用地方学校的服务功能为精准扶贫服务，除了利用学校作为基本教育机构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外，还可以对学校所拥有的教师队伍资源和基础设施等进行利用。
利用地方学校的服务功能，首先要利用学校所具有的传授知识的功能。乡村小学，作为直接与基层群众接触的教育机构，在宣传扶贫政策，提高政策知晓度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学校广播播报、张贴学校黑板报等方式向农民群众宣传扶贫政策的具体内容、目标及意义等，让广大农民群众对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支持和配合精准扶贫的实施。也可以把在校学生发动起来，让他们到村民中间去宣传科学文化知识，拓宽农民群众的知识面，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
利用地方学校的教师队伍资源服务贫困群众也是利用学校服务功能的重要方式。相对于一般村民来说，地方学校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一些专业学校的教师还拥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理论和实践知识。有必要安排一些经验丰富、服务热情高的地方学校教师到扶贫对象中间去开展知识宣传、思想动员、生产指导等活动。让扶贫对象在家中、在田地间即可学到科学文化知识，更大程度上享受到教育发展带来的成果。
地方学校拥有相对完善的教学基础设施和良好的教学环境，利用好学校的设施优势，可以起到助战脱贫攻坚的作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乡村学校的教学场所，召集扶贫对象召开扶贫政策解读会、脱贫进展报告会、脱贫经验分享会、开展短期的生产技能培训班等，以增强扶贫对象的脱贫致富意识、坚定脱贫意志、增加脱贫经验。另外，一些地方专业学校可利用其拥有的教学设备来为扶贫对象提供技术培训服务，如地方农机学校利用所拥有的农业机械，为贫困农户提供免费的农业机械维修、驾驶、安全使用等方面的培训，增强其利用现代化机械进行农业生产的能力，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