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政治论文篇1

2、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关系

2.1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

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联系要点有三:第一,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极教育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受教育者应该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识,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之情,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遵守法纪的意识,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对人文和理工科学基本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种“育人”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具有相关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五个方面。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本质是“通识教育”,是教育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界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关于培养人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的内容是相互关联的。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方式具有相似性。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为了教育学生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在教育方式都需要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对学生的教育都不能依靠生搬硬套地传授书本知识,而是需要以清感人,以理服人,让学生感同身受,才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二者都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将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要点有三:首先,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地位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更为突出。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等,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核心影响着其他素质发展,文化素质虽然是基础,但受到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其次,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各有侧重。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传授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保学生心中正确的政治方向,防范错误的意识形态与思想侵蚀。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侧重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最后,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差别。文化素质教育主要途径是通过潜在的意识引导,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分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活动为基础进行政治素质、思想品质、心理健康以及其他养成教育进行潜移默化影响的一种手段。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仍是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2.2文化素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文化素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文化素质教育所涵盖的知识面广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性。受教育者必须首先学习和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谈得上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文化素质教育本身就具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功能。文化素质教育模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产生的根源和先导,它在无形中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达到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文化素质教育也是一种持续性的、更为有效、更为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相比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更能达到教育效果,更加深远地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其次,文化素质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文化积淀。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本质的体现,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则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涵,一个民族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对其成员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单纯依靠某项知识或技能的传授,而需要采用综合的教育模式。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其主导文化的繁荣是不可或缺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涉及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思想政治教育也只能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存在和发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传达的政治观念要被社会成员认可,必须要在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为前提。因此,文化素质教育将社会主导文化传授给社会成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保障。

第三,文化素质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教育的实施。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性的教育,包括了多学科的文化知识。文化素质教育中关于思想道德与理智情感的这些基本观念对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是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更高层次文化知识的根基。人可以通过 学习不断地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深化、创新,并将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内在修养,从而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例如通过对国家历史的讲解,可以增进受教育者对本民族的了解,培养受教育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升华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情感教育恰好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有效方法。比起单一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理论灌输,情感教育更为直接、强烈,收到的效果也更好,积极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第四,文化素质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关于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不动摇。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促进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提高,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人的文化知识素质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举足轻重。所以,文化素质教育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一项必要举措,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一致。文化素质修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基,如果一个人连基本文化知识都没有,也就谈不上全面发展。由此可见,文化素质教育有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关于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

3、借鉴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2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3

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来武装全体党员干部。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理想信念教育历来都是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我们要紧密结合党员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观念宣传教育的一致性,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的多样性统一起来。①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做到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有机结合,努力做到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并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将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落实到基层。在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背景下,做好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积极开展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同时,我们还要在企业、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根据基层单位党建工作的实际情况,解决好把基层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落到实处的问题。②企业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要结合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方针来进行;农村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实现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目标来进行;学校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要围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来进行。

适应时代需要,加强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有效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使之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已成为我党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

围绕科学发展观,抓好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级党组织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激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先进思想来武装党员和各级干部。在新的形势下,要使党员和各级干部顺应时展的潮流,就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教育。通过组织党员和各级干部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可以进一步统一党员和各级干部的思想,使他们增强党性、自觉性,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要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自身建设的能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各级党组织的地位、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此,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要及时转变观念,自觉摆正位置,切实抓好自身的思想建设。党是一个阶级性的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它通过各级党组织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领导工作、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和执行。现阶段,各级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包括:围绕实际工作问题,对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的宣传,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全体人民群众团结、统一到党的领导之下。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也是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工作创新发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思想武器。”因此,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认识新形势下政治文明建设工作的必要性,科学把握其规律与特点,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内在动力,才能从整体上推进政治文明的建设。

要正确分析新形势下政治文明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致力于党的根本性建设,即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党的根本性建设主要涉及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主要在于党的组织建设。离开了党的组织建设,党的思想、作风和制度建设则无法有效落实,党的根本性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了。

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只有正确认识“分离”、“脱节”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办法,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工作的创新发展。从客观上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重大变革。有基于此,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由此也打破了原来社会领导高度组织化的架构,直接引发了党员与党组织、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新变化。

政治文明建设工作的创新关键在于突出党组织的凝聚力。当前,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部分党员开始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以至于正常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无法落实,甚至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都无法实现。各种“脱节”现象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进而导致党的目标任务难以实现。

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推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根据当前的现实情形,我们应将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与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一,要结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分析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向党员干部讲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和意义,让党员干部紧跟社会步伐,掌握时代脉搏,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文明建设的工作中去。另外,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要密切关注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及时开展各类活动,让更多的党员干部参与进来,并从中得到教育,消除不稳定因素,使政治文明建设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的共同事业。

第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各级党组织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分党组织在行使管理与组织职能之时,更多地关注于经济效益的追求,却忽视了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政府开展经济建设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级党组织不但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更要认真贯彻和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社会的理念。同时,各级党组织要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针对广大党员干部开展“作风建设活动”,引导他们从传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破除旧观念、旧习惯,树立新思路、新观点。

第三,政治文明建设工作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项工作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做出适时的调整,这样才能使政治文明建设保持正确的方向。只有鼓励广大党员、干部不断进行创新,才能激发出党建工作的活力,永葆党组织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另外,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我们还要积极建立创新机制,善于在组织的运行机制、日常管理体制上更新观念,推陈出新,不断探索成功的经验,将政治文明建设的工作覆盖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营造浓厚的求实、创新氛围。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关注群众的实际需求。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目标,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保持长久性和全面的实效性。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将满足群众的实际需求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基本观点,也是当前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重点关注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及其变化规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文化水平、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理念,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坚定的理想,保持正确的方向。

综括而论,在日常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直接与群众接触,代表着党的形象,而党的执政基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党的一切事业必须得到人民群众支持才能顺利开展。在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在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一切工作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作者单位:海南医学院)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4

当前对教育的攻击，尤其是教育日益企业化和私有化的观点，令人吃惊地表现为很多理论家拒绝重新审视以下问题:若将大学(和公立学校)当作重要的公共领域加以利用，学术团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公共领域如何培育新的勇气和行动?在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和法团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让教育更政治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是缺失的。更令人吃惊的是，越来越多的改良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基础教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许多教师拒绝将教育视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转而乞灵于快速填鸭式的教学法，教育变成了以解码文本为目标的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此种教育实践与政治彼此疏离，因为它同权力和社会变革问题无关。但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教学法并不仅仅存在于含混不清的解构主义者中，也同样存在于许多出于其他考虑而将教育实践完全排除在意识形态活动和权力之外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中。例如，保守主义理论家威廉•贝内特(“WilliamBennett”)把教育还原为灌输真善美等品质的毋庸置疑的方法。尽管这一主张很难获得改良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很多左翼人士如麦凯拉•德•列奥纳多(“MicaeladeLeonardo”)等却认为，包括教育仲裁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文化政治学，要么成为“现实政治”的障碍，要么像托尼•贝内特(“TonyBennett”)所说的那样，教育只能在学校范围内以一种压抑的、保守的、标准化的实践发挥作用。然而，近来关于教育的讨论更像是对文化政治学本身的进一步非难，并且激起了左翼与右翼知识分子阵营的同样不满。

右翼阵营对“文化是教育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地”这一观点的非难，以保守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和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的著作为代表。他们都哀叹浪漫主义、灵感和希望被权力、政治学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所扼杀。在布鲁姆看来，学术团体中的自由主义批判已经被文化批判取代，其结果只能是批判自身的衰亡。布鲁姆无法忍受他称之为“身份俱乐部”的政治。他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谎言，是那些庸俗的学术警察进行思想控制的假面，是我们校园里的盖世太保。”⑤布鲁姆试图将文化仅仅置于审美的超越性的领域内，而不受表征政治(“poli-ticsofrepresentation”)、争夺公众记忆或关于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民主规则的束缚和破坏。布鲁姆认为，文化政治学是文化自责的产物，是20世纪60年代的余音，当时曾产生了他所谓的“愤懑派”。但是，对于布鲁姆及其保守主义同道来说，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将有关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去合法化。保守主义者急于为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代言，认为文化政治学贬低了被压迫者，并且同被压迫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干。它既非解放也非宣示，而是通过将视觉文化置于印刷文化之上、将大众文化置于高雅文化之上为标准和礼仪的步步倒退推波助澜。对布鲁姆来说，以《紫色》取代《尤里乌斯•恺撒》意味着标准的降低和“文化崩溃的危险”。通过将文化政治学、大众文化和学术标准的倒退混为一谈，布鲁姆很自然地掩盖了他对种族、阶级中的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以及他们要求进入到高等教育、国家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蔑视，认为他们是“不文明的”。

虽然理查德•罗蒂不否认政治是意义重大的公共生活，但他却把政治从文化中抽象出来，并证成了某种传统的教育学和美学解读的合理性。按照罗蒂的说法，你无法“在文本当中以一种文化生产机制的视角发现那些灵光乍现的价值”⑥。罗蒂坚信，在理解与希望、头脑与心灵、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分。他拒斥斯图亚特•霍尔、拉里•格罗斯伯格(“LarryGrossberg”)、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后者相信希望是一种亲自见证的实践，是一种道德想象和政治热情的行动，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教师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得以实现知行合一。不仅如此，罗蒂出于其他考虑，赞同布鲁姆有关优雅叙事(“gracenarra-tive”)已经衰亡的观点，这似乎已经成为许多声誉卓著的白人学者时常唱响的挽歌。

罗蒂不仅蔑视那种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表征政治之中、将教育理解为政治实践的观点，而且对拒绝“谈论金钱”、立法和福利改革，把智力资源和批判资源浪费在“女性史、黑人史、同性恋研究、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和外来移民研究等学术训练上”的文化左翼同样表示不满。罗蒂认为，文化左翼应该把自身改造为革新的经济左翼，考虑“具体的”政治问题，如改革大学资助法，废除对公共教育的地方资助，并为争取全民健康保险而斗争。它们对任何左翼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目标，但在罗蒂看来，这些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们借助的是一种使政治抵抗之领域复杂化并受到限制的文化政治学，这种文化政治学研究权力如何作为一种“被恐怖化的机器”在大众文化内部发挥作用的话语，或是研究如何将政治渗透到这种批判性话语以及种族、性别和性的属性当中。即使将围绕艾滋病、性、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斗争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也纳入政治领域，也依然无法实现上述目标。

罗蒂反对将社会运动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而是试图从美国的英语院系招募知识分子来担当政治改革的先驱。罗蒂认为，研究高雅文化的绅士教授们不仅是最能言善辩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似乎相当乐意摒弃“高雅理论”的遗产，“降尊纡贵”地同工会组织结盟，承认美国生活积极的一面，投身于争取渐进变革的斗争。假如这种观点只是来自顶尖哲学家的反讽，是一种修辞性的夸张，那么它可能只是后现代文学的又一个例子而已。然而，不幸的是，罗蒂真的相信文学教授是美国政治变革最有价值的希望所在，认为文化评论家和艺术家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和高雅文化的绅士传统应当包容那些沉溺于大众文化、胆敢把文化置于“现实”政治之前的粗鄙的左翼。同样，罗蒂认为，大学和公立学校不适于充当开展政治斗争的公共领域。罗蒂认为，政治与教育、知识和身份的生产场所无关。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并不是可以有效地发动视野广阔的关乎社会正义的政治斗争的领域。在这种话语的狭小范围内，文化政治学相当于差异政治、鄙俗的消费主义和受害者政治。

如果罗蒂所言不谬的话，左翼就只有放弃他们的理论(尽管他们出过几本好书，但是对改变这个国家毫无益处)，并且放弃其60年代末期“大拒绝”以来所固守的自发的反美立场，藉此才能摆脱其所谓的政治困境。只关注种族、性别、性、大众文化、教育或其他纯粹的文化问题的批判，不仅代表了一种糟糕的身份政治，而且代表了一种对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没有根据的(不爱国的?)怀疑，应该用“呼吁立法改革”取而代之。罗蒂想要的是一种无视肤色的、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改良政治，在这种政治中，差异问题与自我标榜为与文化相对立的死灰复燃的物质主义无关。在罗蒂的政治学中，教育退化为传统的劳动管理，主要为男性白人服务，从不质疑构成这种唯我独尊情形的前提。

最后，罗蒂对文化左翼进行了嘲讽，故意扭曲了社会运动对扩大民主斗争领域的作用，忽略了作为教育力量的文化在把政治作为批判和改造对象的基础、凸显政治的意义方面的中心地位。不仅如此，罗蒂等自由主义者相当随意地忽视了产生“新左翼”(批判理论的新形式)和新社会运动(霍尔在反对倒退至阶级斗争的总体性政治时作为论述中心)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压迫形式。霍尔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在反思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时，进步人士必须面对传统左翼组织内部的斯大林主义、冷战的官僚机构、压迫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等级制度的遗毒。

反对将文化视为政治斗争之领域的论述，不仅出现在布鲁姆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和罗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出现在某些新左翼变节者的著作中。在这些变节者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托德•吉特林、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Tomasky”)和吉姆•斯利珀尔(“JimSleeper”)。与布鲁姆和罗蒂不同的是，吉特林及其追随者们站在左翼的政治立场上，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蔑视文化政治学、大众文化、文化教育学以及基于人种、族性、性别和性取向的差异。在下文中，我将重点探讨这一群体提出的引起反复争论的论点。我还将讨论这个团体中最多产、影响最大的代表性人物吉特林的著作。

吉特林认为，当前的文化斗争，尤其是那些围绕性、性别、种族、表征政治或(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社会运动，充其量不过是“现实世界”之政治的勉强替代物，后者尤为关注阶级、劳动和经济不平等。吉特林认为，反对把阶级放在首位的社会运动给政治蒙上了污名，将左翼分裂成了不同的身份派别，没能“提出经济平等和重新分配的问题”，没能为可以挑战企业权力和右翼意识形态的普罗大众提供一种共同的观念。

和罗蒂一样，吉特林对社会运动的批判存在很多漏洞和借口。首先，他预设阶级是一个可以团结左翼的超验的、普遍的范畴，然后通过否定社会力量和社会运动的自主性和重要性而否认了将阶级政治贬低和弱化为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形态的历史。该论点的特征是假定种族和性别因素对于解放(“emancipation”)的一般性观念没有任何意义，它将社会运动的历史置于次要和边缘的地位，从而与阶级政治的传统区别开来。不仅如此，很可能正是因为居于从属地位以及对差异的压制，使得不同的社团组织得以在主流的阶级政治之外将各自的目标、历史和兴趣充分结合起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指出:“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越来越清晰地反对霸权的左翼、同他们串通一气的自由主义中间派以及来势汹汹的右翼，难道我们那么快就忘记了这一点吗?”⑦她没有说错。吉特林不仅把社会主体(“so-cialagency”)限定在阶级的原初范畴中，而且把阶级仅仅视为既定的、统一的主体，而不是以历史的、符号的、社会的中介(包括复杂的种族和性别协商)为特征的流动的协商空间。在这种话语中，以阶级为基础的宗派主义的历史遭到了遗忘，阶级概念被本质化，文化与权力之间开放的和流动的关系被狭隘的政治定义所固化。

其次，吉特林将所有社会运动归结为身份政治最为本质主义和最为刻板的形式，不理解阶级在现实中是如何借助霍尔所谓的种族和性别的属性而生存的。在吉特林看来，社会运动只是具体化的运动，因此他“是不可能承认社会运动对阶级政治的关键作用的”⑧。例如，罗宾•凯利(“RobinKelley”)指出，吉特林和另外一些人不承认，艾滋病解放力量同盟(“AIDSCoalitiontoUnleashPower”)通过各种示威活动和媒体大轰炸让人们认识到了艾滋病这种致命疾病，当前它给贫穷的黑人妇女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他们不承认女性主义运动在揭露待现象方面的努力，尤其是不承认待现象在贫穷的黑人社区和白人家庭中泛滥的事实。同样，也没有人承认，整整一代年轻人已被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广告、电影和其他大众媒体所灌输的种族主义思想侵蚀了头脑。

第三，吉特林诉诸多数原则，结果轻易地滑向了斥责少数派应当为当前的白人抗争负责的反动战术，他竟然会堕落到这样说:由于身份政治的追随者不再关注物质主义的问题，所以为右翼分子对劳动者和穷人的全面攻击敞开了大门。在吉特林的话语中，身份政治背上了“用种族化的修辞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伤害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上转移出来”的罪名。吉特林不假思索地站在右翼的阵营里，在奴隶制、帝国主义、强制居留区、种族隔离、消灭美洲土著、反对外来移民、歧视犹太人等都已经被重新写入美国历史之后，似乎仍不愿意加以承认，担心这会让大多数人不高兴，于是他宁愿将问题归咎于少数团体，而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共谋身份。

与这种历史失忆症相反，对于爱国主义、多数人的价值以及团结一致的诉求无不与过去有着一种可耻的联系，而这些诉求原则又都扎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它假设公共领域属于白人，而“种族清洗的阶级观”也居于优先地位。假如身份政治威胁到某些批评家(比如历史学家罗宾•凯利)所热衷的(因为是超验的和普遍的)阶级范畴，或许是因为这些批评家不理解阶级是如何通过种族、性取向或性别而形成和发展的，或者是如何退回到了反对企业权力的阶级斗争形式上，而后者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身份政治而已，这种基于身份的运动起源于白人男性的焦虑和厌恶，他们不愿意参与由非裔美国人、女性、拉丁裔和同性恋者领导的、代表全体人民的、甚至信奉激进人道主义的运动。

最后，吉特林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找到了其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吉特林认为，文化研究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形式，旨在从最不起眼的文化活动中寻求反抗，而无视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完全排除了权力的物质关系。文化研究庸俗地拒绝区分优秀文化与消费文化，从而成为缺乏诚信和政治责任感的象征。吉特林认为，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家而言，将非裔美国人在物质上所遭受的严重不公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他们拥有说唱音乐”，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似乎对吉特林来说，既然文化研究的大量著作以大学为关注领域，那么它就“应该从政治实践的包袱之中抽身”，因为知识分子如今已经无法在一个凋敝之地为我们的时代提出最紧迫的问题了。在吉特林看来，学术研究不应该像霍尔所说的那样，承担起“将知识转化为文化实践”的责任，而是应该将“现实政治”置于文化问题之前，“不要错把学术研究当成更广大的世界”，还应该把精力放在组织“团体、联盟和运动”上。

吉特林的政治学是以一种植根于总体性阶级观念的经济学的复兴为特征的。这种经济学认为:“要么是阶级，要么是文化，两者不可兼得。”在这种论调下，社会运动只是一种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不再被视为政治斗争的场所。不幸的是，这种论调既不承认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和阶级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也不承认文化在构成身份、激起欲望、形塑道德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功能。艾伦•威利斯(“EllenWillis”)反对吉特林等人的观点，认为假如人们“还没准备好捍卫自己在私人关系中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他们也不会持续地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在吉特林的文化研究中，主体(“agency‘“)或反抗(”resis-tannce’)问题被作为民粹主义的倒退形式而遭到忽视，而文化教育学则被当成反理性和反理论的宣传鼓动工具。

这种论调令人不安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割裂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还在于它使人们无法把握统治制度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为竞争支配地位、在学校和其他公共领域从事批判性研究或促使学生和其他人有能力去质疑官方的压迫形式和权力的操控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当弗朗西斯•马尔霍恩(”FrancesMulhern“)等理论家认为文化研究试图将政治的意义从属或归结为大众文化时，他们的确是歪曲了文化研究，马尔霍恩无意间指出，当文化只具有教育意义时，它既非自觉的，也非政治化的。这是一种轻率的理论转向，没能领会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Aronowitz“)所说的后福特时代的新生产方式———信息传播，以及霍尔所称的文化在构建主体性和社会身份方面的中心地位。正如霍尔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转向大众文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在理论与大众之间建立联系。相反，研究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并非沉溺和肯定大众文化，而是承担政治、文化和教育的责任。如今，无论是否喜爱大众文化，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因而产生了共同语言。无视共同语言的教育潜力，才是极端政治化的行为”。马尔霍恩完全不懂得如何分析将教育力量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政治使命和教育使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对教育活动的以下功能感兴趣:瓦解共识的支配形式，为人们把自己看成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提供替代性范畴、意义地图(”mapofmeaning“)和一系列可能性。

澳大利亚教育家伊安•亨特(”IanHunt-er“)的著作也对教育学与文化政治学的相关性提出了质疑。他反对将教育学仅仅作为个体与统治社会和解的另一种工具，拒绝承认新颖的教育实践形式具有以下可能性:号召人们重点关注权力是如何削弱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即是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公共领域的属性。亨特把教育归结为占支配地位的权威的强制性要求，并认为教育权威是为道德规范和社会控制服务的。他的论述中没有自我反思性的话语，同样也不包含师生们在复杂多变的教育空间———这种教育空间由特定的制度形式、学术关系和学术训练规则所构成———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可能性。由于对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这种狭隘理解，学校不可能被视为反抗占支配地位的权威、抨击统治策略的志得意满或从自我批判的立场出发重建以课堂分析为对象的制度权威的场所。在他的论述中看不到这样的内容，即:这种文化规则的遗产是可以质疑的，在教育学的意义上是孤立主义的，或者说作为一种资源是有用的，可以将教学之基础改造为审慎的实践，为先进的文化政治学服务。

我并不是说批判教育学家应该忽视教育学和文化在构建一国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方面的作用。产生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内部的制度性实践，在形成教育所赖以进行的特定条件方面也并非没有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如阿兰•奥谢(”AlanO'Shea“)最近指出的那样，承认后一点并不意味着以下命题是成立的:学校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无论学生和老师如何挑战统治权力的结构、意识形态和实践，都只能与它同流合污。在这种新版的再生产理论中，批判与争论只能从制度性的学校教育之外产生，借助由这类制度强加给“时运不济的”改革者和激进分子的道德技术，由文化批判者“原汁原味地”提出。这些批判不仅取决于关于社会及其社会形式的过时的功能主义观点，同时也认可了某种总体化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推崇冷静客观的批判者被忽视的作用，因而意味着放弃了使政治更具教育性的立场。它不仅是对福柯政治学某个糟糕版本的滥用，还代表了一种理论上的无能(而非单纯的反乌托邦)，颠覆了更关键的问题，即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如何发挥教育功能，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和政治形式内为政治主体和批判性参与的形成创造可能性。这里没有积极关注老师和学生该如何构建教育权威并发挥中介作用，使教育权威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形式，能够回应对师生们的教学场所产生影响的特定的历史、制度结构和文化力量。

这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妨碍了人们将教育理解为在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差异化的机会和社会变革的不同资源为特征的多元语境下发生的特定斗争的产物。托尼•本内特等理论家实际上只是重复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流行于美国激进教育理论家中的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理论。本内特认为，当政府机构将所有教学实践管控成为一种麻木的标准化形态时，激进的课堂干预活动就会出现;同样，本内特认为，激进的教育家过分强调主体性，而忽视了制度压力的代价，信奉他称之为“有主体而无结构”的东西。然而，这种批评很难探知或者突出学校在制度压力方面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决定性，并且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能力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形塑的。相反，本内特只是把方程式颠倒过来，即把自己的治理观当成是没有主体的结构理论。最后，本内特得出了一大堆比他所总结的激进教育家的缺点更为保守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教育家的著作既没有质疑学校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带领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例如，本内特号召激进教育家采取更复杂、语境更特殊的反抗形式，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几十年前美国和英国教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理论论战。归根结底，对本内特而言，激进教育学仅仅意在强调保守的治理术，而不是教会知识分子参与政策改革。在这种犬儒主义哲学指引下，本内特很可笑地指出，文化研究只能在大学内部进行，但他拒绝分析该研究的关键要素，即教育如何才能更政治化。最后，本内特的悲观主义堕落到了比他指责激进教育家效法的自由主义更糟糕的境地。尽管本内特对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职业化无动于衷，但又以“文化匠人”的陈旧隐喻来描述教师在大学中应该发挥的政治作用。令人吃惊的是，他通过为标准化考试以及知识和技能的缺陷进行辩护来抵制民主课堂，而这种论调同美国保守主义理论家E．D．赫尔什(”E．D．Hirsch“)如出一辙。这种观点把教学简化成了生产知识的一种方式，正如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Johnson“)所指出的，它几乎没有论及教学是自我生产的方式，后者要求教师在知识与课堂之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中有所创新。此外，他很随意地把激进的教育法则(即教师将他们所讲授的历史、经验、理解与学生们带到课堂上去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描述为某种毫无批判力的、反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形式。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使知识更有意义，从而更具批判性和变化性，这种观念在本内特那里似乎是缺失的。

正是在反对当前对文化政治学的猛烈攻击及其企图污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教师在不同公共领域内可能发挥的作用的过程中，霍尔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我姑且称之为“批判的公共教育学”的理论。

文化斗争

霍尔认为，文化为教育的政治化提供了一种基本框架———承认我们如何学习和学习什么是与理解、表述及破坏的策略密切相关的。在必要时，这些策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参与或转变那些形塑了人们生活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环境的机会。霍尔影响最为持久的一个贡献是使政治教育化。他一再强调文化与权力相联系的多种方式，以及文化如何且在哪里作为一种教育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力量发挥其象征性和制度性的作用。他富于煽动性地指出，文化教育学是与主体的特殊表征、身份和形式进行独特斗争的产物。在阐明身份和认同问题的过程中，上述斗争的紧迫性与相关性日渐清晰。霍尔是这样阐述的:通过运用历史资源，与其说语言和文化“是”(being)什么，不如说它们“成为”(”becoming“)什么:与其问“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不如问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怎样被代表的，以及这种代表对我们自己代表自己会产生什么影响。⑨霍尔认为，作为身份认同的斗争，公共教育学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场合之中，在特殊的流散形式和实践活动之内，差异、公民责任、社群和归属的观念究竟是如何通过一种特殊而明确的策略产生的?”

这些策略不仅是围绕着意义如何理论化的问题展开的，而且是围绕着近来霍尔称之为“文化治理”(”governningofculture“)的潜在斗争展开的。霍尔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控制、管理和分配特定资源的斗争，这为个人或社会团体选择、占有和改变有关身份、欲望和主体的特殊观念之能力的可能性提供了中介。对霍尔来说，文化政治学是资源管理和资源分配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理解政治的能力也需要以文化治理的实际方式为中介，也即文化实际形塑“我们的行为、社会活动、人类实践的方式，因而从整体上看也是人们在制度和社会内部行事的方式”。我们理解政治的能力还要取决于文化借助“以差异为标志的边界所构筑出来的探讨意义的潜在论域，即一种身份政治”的方式。简而言之，由于文化为人们学会如何与自身、他人以及外在世界发生联系提供了资源，所以它是主体和政治的组成部分。在霍尔看来，文化既非不受约束的，也非静止不动的。霍尔强调学习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其贡献不仅在于承认文化是斗争的场所。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坚决主张文化工作者应该不断通过教育实践来深化政治的意义，而这种实践就是参与并挑战那些表征性的策略(”representationalstrategies“)、制度形式以及权力技术(权力技术制约着社会内部的权力、冲突和压迫的复杂博弈，并被这种博弈所制约)。文化是一种权力不断变异、身份持续转换、主体通常对其环境知之甚少的社会领域。在这种语境下，主体既无法预想，也不可能总是各得其所，而是不断取决于协商过程。主体———人们干预和改变社会形式的能力与才能之间的关系———为新型民主关系、制度形式和身份提供了场所并带来了希望。人们“如何看待文化政治学的地位”对于任何切实可行的政治思想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政治思想关注的是个人和社会团体如何分析那些维持支配性的权力关系的现存社会、经济和教育力量，以及如何通过斗争来改变这些力量。

霍尔认为，文化的教育力量体现在它对表征和伦理话语的关注当中，而这种表征和对话依据学习、主体、社会实践功能以及政治本身的特定环境而定。作为一种教育力量，文化充斥着政治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文化不仅为知识和技能的转换提供了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两方面的资源，而且还提供了这种转换的内容和语境。通过这种转换，文化使人们可以从主体和可能性的立场对世界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尽管这种解读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进行的。理解文化的教育功能的关键在于认清文化的表征、空间和制度在当今时代变化的本质。一方面，作为制度、新技术、实践和生产的复合体，文化是现实存在的，它已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极大地扩展了“可以传递的意义、信息和图像的范围、规模和种类”;另一方面，文化领域的信息爆炸标志着这样一种转向:如果不把知识视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则意味着把知识视为产品的原始形态。在这里，文化既非文本，也非商品，而是“生产和权力斗争”的场域。文化作为首要的实体力量和认知力量，我们应强调其作为改变身份和展现权力之场所的教育本质。在这一语境下，学习本身成为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主体资格，而且是为了社会变革的概念本身。

作为公共教育学的文化

霍尔认为，文化的教育能力重新定义了权力政治，重新定义了表征的政治本质以及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明确原则的中心地位，也拓宽了我们对教育的公共影响范围的理解，即“在学术研究内外进行的”教育实践将教育的范围扩展到多个场所和领域。作为一种精进实践，在文化进行身份捍卫的所有公共领域内，教育的身影无所不在;它在协调知识、快乐和价值的关系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它利用重要的和存疑的权威让特殊的社会实践、社群和权力形式得以合法化。恰恰是这种对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教育化的强调，使霍尔的著作在今天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果主体是在象征性的和实体性的权力关系中协商、形成和重建，并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和关系语境中得到确认，那么就不能把它从可能的教育自反性中剥离出来，也不能将它同文化政治学的发展相分离。

对于批判教育学家来说，在分析权威与权力如何将文本与语境、意识形态与特殊的权力关系、政治规划与现有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方面，霍尔的接合理论(”theoryofartic-ulation“)非常重要。对于教育家而言，语境在把文化教育学形塑为实践政治的形式时具有核心作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这不仅因为政治规划是围绕特殊的语境形成的，而且因为语境是随着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改变而变化的，这类规划只有在其自身保持着开放性、非整体性和不完整性时才是有效的。霍尔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公共教育学是通过其精进功能、正在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对发生在知识、语言、空间关系和历史领域的互动与斗争的关注来定义的。在霍尔看来，公共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更代表了一种道德和政治实践。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呼吁将公共教育学同跨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对抗式的实践联系起来，而且要将这些实践同推动种族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民主以及推动霍尔和戴维•赫尔德(”DavidHeld“)称之为“公民权利的个人和社会维度”的更宏大规划联系起来。

“接合”的概念不仅仅为“在无联系之中制造联系或(更为常见的是)从一种联系中生发出另一种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还重新确认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本质，而后者正是学生们在不同的学习场所使用的资源的意义所在，与此同时还将这些意义的特殊性与更广泛的质询和公共对话联系了起来。对于公共教育学的思想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种政治规划的核心要求是，必须从“人们实际生活之场所”与“意义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主导了日常关系中的世俗行为)中产生、呈现并引起论辩之场所”之间的交集之处入手。在这种语境下，公共教育学是将日常生活的社会语境理解为活生生的权力关系的批判性实践的组成部分。霍尔一再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批判地分析意义是如何同其他场所生产的意识形态产生共鸣的。文化工作者还必须分析意义是如何证明并产生特殊的实践、政策和社会关系的。教师不能把文化文本视为是真空或白纸一张，这样的做法常常会忽略标准同更广泛的社会形式、权力和公共斗争之间的联系。将文化文本视为批判的公共教育学的一部分，意味着拒绝将我们对大众文本的分析局限在这类文本的多重意义或解读文本隐含意义的形式主义方法上。相反，批判的公共教育学应该弄清楚，特定的意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更合法地成为现实之表征，进而利用已经成为共识的假设在支配性的社会秩序下形成有效的话语和社会结构的。正如赫尔曼•加里(”HermanGray“)所指出的，霍尔的研究强调教师应该关注作为公共交流方式的表征问题，从而分析“这些形象，尤其是它们的历史意义和当前意义，以及它们与更广泛的话语之间的组合和重组”的方式。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表征可以被理解为在主流文化内部引起和见证更广泛争论的伦理困境的方式。这一论断的言下之意是，文化政治学要探究大众文本是如何在受文本产生的特殊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制约的权力和统治之网的中介之下得到表述的。

作为政治的公共教育学

我已经论证指出，霍尔的研究支持一种跨学科的公共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在挑战权威和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交叉范围和渗透领域，在尝试将特殊性与国家性、跨国性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形成了互文性(”intertextu-al“)的特征。这种教育学的计划可能有多种实现方式，但其最深刻的动力来自怜悯之心和社会责任感，而这种怜悯之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目标是深化和拓展批判主体、种族正义、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可能性。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5

“安德列·勒文孙说过:在电影里，人们从形象中获得思想;在文学里，人们从思想中获得形象。”匆文化趋于影视化，由于它具有信息的海量化和专业性、以及传播和更新的快捷性，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者之间的勺_动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产生了更好双向勺_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拓展更宽的空间。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影视文化创新的基本途径

中国处于新旧观念的交替之中，人们的观念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也发生着或人或小的变化。高校作为思想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也势在必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将从开放型的工作思维、“中国梦”教育内容、“一题多解”工作方法和四维立体工作机制四个方而着手。

2.1培养开放型的教育思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前提

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彼岸。”万在日前开放的传播环境中，传播媒介的多元化，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传播方式必须要创新，形成开放型的思维。

第一，信息思维。信息思维是指人们在思考、分析问题时占有、分析、处理信息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影视时代，人们每天而对的是人量便捷、直接、即时的图像信息。现在处于“信息爆炸时代”，人类知识越来越短的更新周期，要求我们的认识要不断更新。才能使高校受教育者对新事物具有自己的看法、立场和信念。

第_，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是指，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有机体系形成认识和观点。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当成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借用现代科学方式和手段，结合各个学科，通过对整体性、动态性、层次性和最佳化等方而的分析，形成全方位的、开放的、多层次的工作模式。

第三，创造思维。创造性思维就是创造者在进行实践活动中，将客观事物的属性、关系、过程和规律作为创造内容内化于人的头脑中，使客观原型转化为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内在原则，进行思维构造的思维方式。在开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产生新的工作理论和工作方法，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注入新的血液。

2.2加强“中国梦”教育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核心

在参观文化民廊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人复兴，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在中国共产党人追逐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引领人们一步一步实现“中国梦”。

第一，道路自信教育。中国特色社会卞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卞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谐的社会卞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必须把道路自信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让人学生投身社会卞义建设事业中来。

第二，理论自信教育。中国特色社会卞义理论是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坚持的马克思卞义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体系的指导。“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勺_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几只有加强理论自信教育，巩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基础，从而源远流民。

第三，制度自信教育。中国特色社会卞义制度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卞义理论包括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卞义制度的完善。

2.3开创“一题多解”的工作方法，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关键

“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者为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日的，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所采取的影响和培养人们思想政治品德的各种方式和手段，是各种实现方法和工作方法总和。”几坚持“一题多解”的工作方法，促进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

第一，显性教育途径。“显性教育是指教育者把道理、观点和要求直接正而的现实开诚布公地向受教育者“灌输”的过程。”艺把影视文化，运用多媒体、数字图像等方式引入课堂教学;通过电视电影形式向社会传播思想道德规范;运用新闻人众传媒向川_界传播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把不同途径，不同内容结合，殊途同归，达到育人的日的，从而实现人学生的全而发展。

第_，隐形教育途径。“隐性教育是指通过间接的、隐蔽的、潜在的形式将教育意图向受教育者“渗透”的一种自然系的过程。”称卞要形式包括校园文化、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规章制度、人际关系等。运用科技技术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形成人学生精神;完善人性化的规章制度，养成自觉自律的社会生活习惯;丰富社会生活，扩展交际圈，构建和谐友爱的人际交示主关系链。

2.4创建“四维立体”的教育机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保障

四维立体机制即教育卞体、教育介体和教育客体三维的基础上加之社会实践。教育卞体是组织者，教育介体是粘合剂，教育客体是依托者，社会实践是检测器。四者相勺_联系，相勺_制约，形成一个循环系统。用社会实践来衡量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再反馈到教育卞体，完成它的检测仪作用。

第一，教育卞体。教育卞体在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卞导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充分发挥教育卞体的引导作用，教育卞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出明确的政策、方针、日标和方向。

第_，教育介体。教育介体在整个过程中起桥梁作用。它包括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艺术、载体和环境。根据受教育者的思想发展特征来选择合适的工作方法;运用理、意、情、言等艺术相结合，挖掘各种高科技技术载体结合受教育者的周边环境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第三，教育客体。教育客体是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依托者，是教育工作效果的体现者。尊重客观实际，发挥卞观能动性。利用文化影视化平台，从多渠道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接受理论，形成“耳濡日染”的自我教育效果，不断提高自我认识、自我控制、自我矫正的能力。

第四，社会实践。加入社会实践这一维度，卞要是针对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隔离的问题提出的。受教育者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的体验，才能印证之前所接受的思想品德知识是否正确;只有经过多次的实践锻炼，才能强化自身的思想品德认识，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规范。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6

（一）具备隐性教育功能

在进行大学生德育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本内容，同时也是德育教育开展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大学生各个方面具有密切联系，能够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大学语文作为整个大学教育阶段的重要必修内容，其自身的认识性、审美性以及教育性等功能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并且其中包含着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大学语文在进行不同作品学习的过程中，能够表现出一定的导向性作用，其中还包括育人功能以及启发功能。大学语文当中的作品分析，都是我国古代文化价值的具体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结晶。教师通过大学语文内容进行分析，阐述具体的时代背景、艺术特点等内容，有助于大学生理解不同时代的思想观点、不同作者的人格魅力以及不同文章的深刻内涵。此种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能够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这种隐性的思想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认同感与思想共鸣，潜移默化的接受思想政治方面的内容。

（二）拥有丰富教育资源

大学语文具备丰富的教育资源，能够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开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性条件。对于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进行教育工作的开展，将爱国主义的根本内容作为教育的核心，通过公民的基本行为规范作为基础性内容进行保障。只有在全方位构建全面的机制体系，才能够保证大学生真正的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魅力。大学语文涵盖的具体内容较为广泛，无论在空间层面还是时间层面都不存在明显的距离与界限，能够保证大学生获得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感受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精神以及思想内涵。如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孟子的“得道多助”等内容对于大学生人生观的树立具有重要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能够保证大学生转变世界观以及价值观，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大学生爱国思想的热情，从而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三）营造教学情景

想要使得大学生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具体内涵，促进学生对于这一晦涩难懂的根本性理念进行理解并掌握，理性与情感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能够充分的展现语文教学当中的独特魅力。现如今，大学生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自身的个性化逐渐凸显，对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而大学语文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完全不同，大学语文的内容并不是政治家进行单一的论述，而是不同的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总结的相关经验以及编写的优秀作品。通过优秀的作品以及具备爱国主义情怀的文章，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品质的内容，能够树立榜样作用。并且通过文章内容的深入分析，能够使得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的提升。同时，作家营造出的良好环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学生带入到思想情境当中，更好的理解思想内容，感受语言的魅力。

三、提升大学语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途径

大学语文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并且在现代教育发展过程中，如何将思想政治内容与学科之间进行有效结合已经成为发展必然。而大学语文恰恰具备这一优秀的特点，能够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在大学教育体系当中完善大学语文各项内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能的提升，满足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求。

（一）发挥传统文化的激励作用

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其中不泛英雄人物的事迹，能够充分的表现出英雄人物的爱国情怀，传达并弘扬先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得到传递。这能够在根本上激励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掌握向先辈学习的精神，不断的提升思想教政治素质，增强服务社会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质。在我国优秀传统的影响下，重视当代大学生人才建设德才兼备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在大学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激励作用，将优秀的英雄人物作为榜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

（二）合理编排大学语文教材

大学语文的开展，教材是关键组成部分，合理的教材编排，才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效能产生促进作用。优秀的大学教材，能够合理的通过不同时期的文章以及不同时期的研究思想进行合理编排，保证文章的教学过程是由浅入深，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顺应教材的编排内容感受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学生接受作者的观点、丰富学生情感认知、开阔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从而引发共鸣，激发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的欲望。反之，如果将我国传统文学史当中，各种思潮的相互动荡相互影响，以及反动势力通过反动思想的文学作品出现在大学语文的教材当中，将严重的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由于当前网络逐渐普及，不良的人物形象以及作品充斥着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面对众多挑战与质疑，如何将大学语文教材进行编写，并体现出其中的重要价值至关重要。

（三）创新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往往采用与教师传授知识为主，这一方面的内容也是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出现排斥心理的根本原因。因此，想要突出大学语文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在大学语文教学方面需要创新教学模式。而课堂教学是现代教学的重要内容，创新教学模式需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因此，在大学语文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大胆创新，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将语文知识内容与思想政治内容进行紧密结合，保证将思想政治内容融合在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当中，展现出思想政治的具体内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最大化。

（四）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大学生的积极性能够在一定程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如果主体因素不能够发挥实际的效果，外在因素的效果将难以发挥。只有在进行大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观作用力，才能够引导学生感受语文教学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应该充分的利用丰富的资源，将大学语文作为基点，实现对内容方面的充分拓展，感受更为广阔的语言魅力。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7

所谓传统文化，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指根植于中华大地肥沃土壤之中，经过千百年封建社会积淀起来的长期流传的观念形态的文化。除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之外，还包括历史、文物、书法、服饰、陵墓、医学、农学、天文、地理等等古籍文书。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

思想政治教育是传统文化发展、积累和传递的方式和工具。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收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2]”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形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传统文化一方面通过历史继续发展、积累和传递。同时，另一方面又用潜移默化的不同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而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其有效的方式和有力的工具。并且，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以及人们所达到的思想政治素质，成为该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前进和发展，他们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把该社会的文化含量推向新的水平。那么从长远的历史阶段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发展。

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目标、内容和环境。任何文化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我们这里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经过中华民族长期实践和思想家们概括提炼的，指导着中国人民的生活行为，并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它们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这些积极因素成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所期望达到的结果，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这些积极因素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例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中都有很多传统文化的成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也要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凡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并对其发生影响的外部因素，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容。其中，文化环境是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宏观环境之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同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以及人们所达到的思想政治素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将把传统文化的发展推向新的水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离开了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去一定的载体即特定的支撑。

2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及其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逻辑到方法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富有道德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超越局限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超越局限的关于如何推进道德理论教化的理论思维成果。如果说对前者的继承，有益于我们增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民族特色、认同感、丰厚感与感染力的话，那么，对后者的继承，则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对历史经验的自觉借鉴，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

2.1从教育对象的特性中求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正确认识教育对象是制定教育目标的依据、是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是增强教育效果的前提条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注意从教育对象的特性中来探求德教的方法。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教化的施行应遵循相应的规则、运用相应方法，并且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德教方法确立的基本的方法论，如效仿法、神启论、比附论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方法论的掩盖下，更为实质的则是基于对教化对象的深刻分析和全面认识从而确立德教方法的方法论。如荀子强调教化“必由其道”，做到“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3]；董仲舒强调教化对象“知其气”、 “知其声”、 “知其行”、 “知其物”，才能 “言虽约，说必布”、“事虽小，功必大”[4]；张载强调“知其人”，才能“教人使人德[5]”等等，都明确地表露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掌握教化对象的特性与德教方法的确立之间基本关系的深刻认识。

2.2从递替相关的多个层次分设德教的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之一是教育要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中国古代德教目标的设置体现了这一规律。在中国传统德教理论中，作为最高的德教目标出现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但中国思想家们在强调“圣人”这一最高理想人士对于德教过程的目标意义的同时，始终没有将其设置为整个德教过程中的唯一的目标，而是在“涂之人百姓”与“圣人”之间设置了种种相互关联而又前后继替的目标人格。如孟子将这一相互关联前后继替的目标人格设置为“善——信——美——大——圣——神”：“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泽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6]此外，中国传统德教理论中大量的“士”、“君子”、“贤人”、“成人”、“大人”、“大丈夫”之论，其实也是对个体德化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应实现的目标人格的不同表述。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理想人格的不同表述，实质上是从多个层次为教化对象确立了一个前后继替、紧密关联的德化的目的链，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和推进。因此，中国传统德教的目的理论，表现出理想性与现实性、终极性与阶段性的高度统一，从而使得德教目的给个体接受教化的行为、个体进德的行为以巨大的牵引力和感召力。

2.3从整体系统的视角观照德教的运作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所谓整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指的是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受这种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较少从局部的、静态的、孤立的层面看待德教的动态运作，而总是从整体的高度，从德教活动的实际推进方法、从德教内部各部分的相关互动、从德教与相关系统的互动之中来观照整个德教活动。

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历时的过程性和共时的展开性两个视角出发，对德教活动进行观照，得到了很多成果。如从历时的过程性出发，朱熹得出了对教化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及各阶段的不同特性的认识：“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 [7]等等；从共时的展开性出发，在教化与环境方面，古代思想家强调环境习染对个体德性发展的影响，并由此主张“择友”，“以友辅仁”，“择处”，“择不处仁，焉得知”。在观照德教运作的过程中运用整体的、系统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许多方面都深刻地揭示了德教的社会性及其运行的社会条件，揭示了德教运作的内在机理。这种观照德教运作的方法，使得中国传统德教理论具有了浓厚的辩证色彩、系统色彩。

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它除了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以外，更有赖于对自身发展经验和传统的扬弃。因此，我们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吸纳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拓展和丰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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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机遇与挑战积极影响教学模式变被动为互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是以传统的授课方式，课程设置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等，授课的方式为传统的灌输式说教。授课的内容大多为理论，因此课堂的授课内容比较枯燥，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产生互动的教学模式，也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而网络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网络媒体以社会舆论事件为案例引发讨论，解决了传统授课空有理论没有实际的问题。丰富了教学资源。传统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知识量匮乏，但是网络媒体的出现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知识量，网络媒体的资源不仅方便查询、检索，且可以永久性保存，因而，学生们可以自主地在网络媒体上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文化知识，极大丰富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资源。便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大学生的生活动态。现如今，微博、微信、人人网等成为了大学生喜爱的网络媒体平台，在微博、微信中可以随时随地关注身边人和事，分享身边新鲜事，的消息不仅有文字还可以加配图片、声音，真正做到了图文声并茂。在这样的平台上，大学生抒发着个人的情感、想法，是大学生交流思想的小世界。网络媒体的互动性，使得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通过关注大学生的微信、微博等方式，了解大学生的真实世界，解决他们思想上的困扰，及时了解大学生的真实动态。总而言之，网络媒体传播以其强大的优势为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积极影响，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出路。消极影响道德价值标准宽松化。在网络媒体中，学生可以十分快捷方便接收到一系列的外界信息，这些信息有真有假、良莠不齐，面对这样的现状大学生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大学生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阶段，黄色消息与虚假消息使得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渐渐沦丧，道德价值标准逐渐宽松，这将使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果毁于一旦。人际交往淡化。网络平台的出现，使得大学生更趋向于用网络表达个人情感，而忽略了与同学、教师的沟通，他们沉浸在自身的世界里，用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个人意见、情感，慢慢自我封闭，人际交往淡化。网络虚拟性、匿名性使大学生自律意识弱化。大学生频繁使用的网络媒体平台主要有微博、微信、人人网等，在这样的平台里虚拟性与匿名性并存，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大胆发表个人言论，做出平时不敢做的事，无所顾忌，使得大学生的自律意识渐渐淡薄。冲击了教师的权威性。在网络媒体中，有很多教授、学者在网络平台自己的言论、见解，学生通过微博关注他们的动态从中学习一些知识，使学生更信服网络媒体传播带来的信息，而严重冲击了教师言论的权威性，也就使得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变得形式化，学生积极性不高，与教师很难达成共识。西方错误思想乘虚而入。由于网络媒体的信息来源的多元化，西方的宗教、文化思想渐渐涌入学生视野，除了优秀的国外思想文化外，还有一些西方的反动言论、反动思想、组织乘虚而入，对于大学生的爱国思想、文化认知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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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大学政治理论课与现实脱节，从而使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和热情的问题，必须改变“一言堂”式的教学方式，采取师生互动的方式，激发学习兴趣，将学生吸引到课堂上来，使他们在知识的接受、领悟中渐次扩展视野、博大胸襟，提升其境界。首先，多开设专题讲座。以专题专论的方式深入地介绍和阐述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增加学生的知识量和提高其理论思维能力。为此，一要将这些课程分为若干专题，进行重点讲授；二要根据现实问题和学生兴趣设计一些相关专题。教师在分析问题时，并非只讲某一个原理、观点的应用，而是讲多个原理、观点的综合运用，以利于对问题的全面把握。这样，较之于“一个原理加若干例证”的讲授方式，无疑会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其次，组织学生开展“知识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就某些问题展开课堂讨论或辩论。在讨论和辩论中学生可自由地谈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相互补充，完善认识。这会迫使学生更多地去上网查询和翻阅报刊资料。这样做，学生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亲身投入和参与，学习自觉性会更高，印象会更深。同时，还可以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第三，改进作业方式，组织学生书写心得体会。以往教学中，学生作业题的答案基本是照抄教材，这对于巩固所学知识、掌握知识的基本点是完全必要的，不足之处是缺少学生的自由创造。解决办法是由教师命题、也可以由学生自己挑选感兴趣的问题写心得体会，然后由教师做出批语并加以评论。这样做，有利于教学相长和师生互动。这种方式除了可以提高学生自学和写作能力外，还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和了解。如果学生的观点出现幼稚、片面甚至过激等问题，教师可在简短的批语中给予鼓励和进行讨论，指出其长处和不足，或者建议他去翻阅某本书、向某个有见解的老师请教，等等。这不仅是对学生人格的尊重，更是对学生的一种引导、教育的方式。有时候教师的一段充满睿智和人情味的批语可能改变某个学生的学习态度，甚至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人生。

二、必须有传统文化的教育

如何看待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呢?龚自珍讲过，“欲如大道，必先为史”。克罗齐也讲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并没有死去，就存在于我们的灵魂和行为之中。重温历史的步伐，在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往往会成为我们新生活的源泉，为我们继续前进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撑。一个人总是生活在现实、历史、未来的交叉点上，历史与现实，都是人的存在方式。从这个角度看，以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学生，对于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当是无可置疑的。

与此相关，在教学中还必须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即有意识地将学生的思维和视野投向历史，善于从历史的角度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例如，对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这一问题，如果泛泛而淡，不过就是有吃有穿，日子好过一些，生活富一点而已。但这不足以让学生领会到我们党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伟大成果。在讲授中有必要将这一问题放到整个中华文明史中去考察，以说明这种变化是多么了不起，即从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更加伟大，因为它更具深刻性、基础性和本源性，所解决的是十三亿中国人民对物质利益的根本需求，所满足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温饱、小康生活的追求、渴望和期待。试想，从孔夫子的“大同”世界到老子的“小国寡民”，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再到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孙中山的治国方略，哪一个思想家、政治家不是以小康的实现为社会理想?中国历史上有数百次农民起义，其目的也是为了“均贫富、等贵贱”，以达“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太平盛世。历史学家们歌咏赞叹的所谓“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也不过是短时间之内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再看看先贤们一再提出的许多道德训诫，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其背后所隐藏的无非也是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这一基本事实。实际上，人不一定非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可，它并不具有历史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人，作为一个有多种价值取向和意义存在的动物，除物质生活的满足外，还有不断发展的、更为宽广的、多样化的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将物质生活压到最低限度的这些道德训诫自然有它的价值所在，但它所反映、透视和折射出来的仍然是生活艰辛、温饱不得解决的沉重历史事实，昭示于人的无非是多数人饥寒交迫的基本生存境遇和窘况。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我们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才具有了深刻上网历史意义，它不仅掀开了中华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而且真正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世界地位奠定了基础。当然，对小康问题的上述阐释未必就是全面和准确的，但对培养学生自觉的历史意识却是完全必要的。不管怎样，注意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结中去寻求对某种问题的阐释和解答，对于开启学生心智，拓展其思维，其作用和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三、必须有现代新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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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相关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即为对社会或社会群体成员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或者道德规范，进行有目的性和组织计划性的影响，使他们的社会活动符合整个社会的思想品德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文化、伦理以及思想，在整个社会倡导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促使人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个人、集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文化反映的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以及其成果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既源于人民大众实践又服务于人民大众，它继承了人类的优秀精神成果，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内容

全球化将全世界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我们考虑问题要以全球的利益为出发点，要具有面向全球化所必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带领下，爱国主义有了崭新的内涵：首先我们要努力谋取国家利益，其次要积极参与制定适应全球的发展准则，并在国际规则的制约下，实现国家利益。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促使人们树立理性、客观的爱国意识，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要认识到中国的进步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关，全世界人民所面临的危机同样也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难题，并且要为消除全世界面临的危机奋斗终生。

原总书记同志曾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在增强人们诚信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以诚实守信为荣”。培养诚实守信的素质也是培养一个有道德的“四有“新人的关键，同样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素质。我国目前正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受法律的制约，同时也最看重诚信，每一个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诚实守信并且自觉地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通过详细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一个政府调节和市场都起作用的场合，在严格受法律约束的场合，思想道德的调节依旧存在这，并且是任何其他的调节不能替代的。

法律是一种规则，因此法律意识也是规则意识，并且还在社会生活的规则中处于重要地位，就个人而言，规则意识能够端正一个人的行为。无规矩不成方圆，思想政治教育让人们知道：无视法律规则，肆意践踏法律规则，将会给我们整个国家的利益以及民族的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要运用法律规则趋利避害，使我们的行为处于法律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融合，不是简单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社会主义文化，更不能让社会主义文化孤立地进行，而是要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不能只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而忽略了社会主义文化，也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取代了社会主义文化。

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特别要注重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时代精神。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来弥补市场经济中无法调节的环节，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是使人们通过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人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有理想”指要把自己的理想与共产主义相结合，使共产主义成为自己内心的精神支柱，在思想上牢固地树立起共产主义这面大旗，面对困难能够百折不挠，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有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和信心，有为其献身的勇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紧密联合的动力，因此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此息息相关。

“有道德”就是要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而且个人要服从集体。孔子的“信”这一道德思想可以衡量一个人的素质和价值观，也可以规范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培养出讲诚信、有道德的人。

“有文化”就是要以文（思想）来化人，把自己化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用正确的社会主义思想去工作和生活。当前教育的侧重点应该在科学知识和人文素养教育层面，培养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有纪律”就是要让人们自觉地自愿地遵守纪律，并且通过纪律去约束那些不符合社会要求的现象。纵观整个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侧重点应该在于强化法制意识，因此，加强法制意识教育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使人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这对于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同样也存在重要的意义。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存在许多共同点，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切实把握各自的特点、规律，及其内在关系，获得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效果。从而全面地、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发展，进而实现我们所期望的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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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个体层次上分析，积极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的积极的人格特征。积极的人格特征，是积极心理学理论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存在两个独立纬度：正性的利己主义和与他人的积极关系，主要包括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创造精神和能力、与他人积极的人际关系，积极的审美体验，以欣赏的眼光客观地看待世界等等，研究人的积极的人格特征，有助个体能够有效地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第三，从群体层次上分析，积极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的积极的公众品质。积极心理学认为，个体的成长及其经验的获得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上，积极的环境，是构成积极品质的重要的支持力量，这就要求人类个体必须具备良好的环境适应性以及积极的公众品质，主要研究公民的美德、利他行为、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等方面。

二、积极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价值

（一）突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束缚，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以道德规范教育为基础，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过于突出政治性，强调教育的矫治功能，忽略了学生的情绪体验和个性需求，抑制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长此以往，容易引导学生的反感，导致学生对其“敬而远之”，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高。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人价值、人生意义、自我实现，关注人的自身潜能的挖掘，重视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从而使人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这种理念突破和超越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束缚，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积极心理学，往往能更加深刻地震撼学生的心灵，引发学生的情感鸣，使其乐于接受并践行道德规范，这有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提高。

（二）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途径，有助于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路工作思路直接决定了工作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过于单一和死板，过于重视管理轻视育人，注重结果忽略过程，重修补学生存在的问题，忽视学生的内心需求，这种“修补-改错”的教育方式，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容易使学生产生消极的情绪，因而往往收效甚微。积极心理学专家认为：“人内在的积极品质是预防问题产生的最好武器，在预防工作中所获得的进步和提升大多源于引导个体自身去塑造各项能力，还不是直接修正个体的各项缺陷”。因此，在这种理念取向下，教师要转化教育理念，从肯定学生的角度入手，挖掘学生的潜能，注重学生积极品质的开发，完善学生的人格，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而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预防学生问题的再次发生。

（三）符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已不再局限于文化知识的传授，而应以学生为主体，将教育与学生的幸福、尊重、自由、价值有效结合起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积极心理学理论强调关注学生身上的积极品质，注重学生自身潜能的激发，重视学生积极的自我教育意识的培养，并引导使之内化成各项能力，这种价值理念取向符合当代教育发展方向，体现了教育的本来功能和使命，因而广大思想教育工作者应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借鉴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有效方法，巧妙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使学生受到情感陶冶，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精神状态和人格特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积极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现途径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使学生愉悦地接受教育，在学习中增强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形成积极的人格品质，并通过有效的方式引导学生提升能力，完善人格，增强幸福感和满意度。对此，积极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现途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一）构建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的成长和经验的获得都是通过一定的环境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构建。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注意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构建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

第一，构建良好的校园物质环境。良好的校园物质环境，可以装饰校容，陶冶师生情操，净化师生心灵，主要包括学校的总体结构和布局规划、校园建筑和校园绿化、课堂设施、办公设备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因此，一方面，学校必须加大投入力度，为广大师生创造整洁、安静、优美、积极的校园物质环境，促使师生工作学习身心愉悦。另一方面，学校要鼓励师生规范师生自身行为、道德修养，爱护校园一草一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确保师生工作、学生、生活秩序的稳定，增添师生的幸福指数。

第二，构建良好的校园人文化环境。校园人文环境是学校的精神和灵魂所在，是促进学生思想健康发展的主阵地，主要指校风、教风、班风等方面。首先，构建积极向上的班级文化。班级文化是班级内形成的价值观、思想、作风、行为准则的总和，对于学生的成长、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教师要严格制定一套积极的班级规章制度，并加以认真落实，以规范学生行为。同时，引导学生建立和谐、平等、民主的人际关系，增加师生之间积极的情感体验。其次，构建文明健康的寝室文化。寝室是学生集生活、娱乐于一体的重要场所，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和谐寝室、品质生活”的寝室文化理念，明确“扬德尚美,育己善行”的寝室文化宗旨，积极倡导良好的寝室文化习惯，提升寝室文化的质量和品位。最后，构建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教师要借助具有教育性、思想性、趣味性的校园网络，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引导学生自立、自主、自强、自信、自主，树立文明意识、政治意识，安全意识以及法律意识，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二）充分借助积极心理学的工作方法，培养学生积极的思想道德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讲究熟练运用合理有效的教育方法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处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心理学在工作方法上强调个体心理因素、情感因素以及情感需要的重要性，关注个体的情感体验和主观感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积极心理学时，教师要注意将政治性与情感性巧妙结合起来，充分借助积极心理学的工作方法，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培养学生积极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创造力。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借助情感激励法，挖掘学生心理的情感源泉。情感激励法，即通过激励激发学生学生的情感因素，促使学生自觉地接受教育。积极心理学认为，巧妙地运用情感激励法，有助于培养人的积极力量和美好品德。因此，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适当地借助情感激励法，挖掘学生心理的情感源泉，通过师生积极的情感交流，增强师生之间的信任感和尊重，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信心。首先，要注重以情育情，情理结合。在思想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环境因素和自身的情感因素，情理结合，以理服人，以情育情，以情感人，用积极的情感去感染学生，开启学生心灵之门，鼓舞和启迪学生，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其次，注重深入浅出，积极引导。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师可通过开展座谈会，或电子邮件、QQ、微信、短信、电话等平台与学生进行探讨人生、规划未来等话题，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和精神世界，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惑，使其形成积极的情绪体验，进而朝着正面的方向成长和发展。最后，注重榜样激励，塑造自我。教师可以借助先进人物榜样的人格力量，震撼、感染、鼓舞学生，使学生产生敬佩、信赖之情，优化学生心理，强化学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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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生政治参与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反馈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公民更为关注与维护自身的相关利益，追求个人的社会价值。如何在保护公民自身权益的同时实现公民政治社会化，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公德成为现代社会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高校大学生是公民体系中具有高知识、高学历、高层次的一类特殊群体，对国家未来健康发展具有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高校大学生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学习并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自身的政治觉悟与思想道德水平，锻炼自身正确的政治行为。大学生通过政治参与，在与社会政治环境交流的过程中汲取社会环境中优秀的思想与社会行为作为自身发展的政治榜样，培养自身高尚的思想品德素质。大学生政治参与效果是对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反馈，政治参与是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综合体现。大学生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经历了理论学习、实践、反馈至理论再指导实践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受教育者经历了一个在学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政治环境相互融合、从学校逐步扩展至社会的教育路径，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根本保证。

二、强化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策略

1.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强化大学生个体的政治意识

实践证明，政治参与渠道直接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目前，国内普遍存在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匮乏的问题。网络化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要积极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促使其共同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运用健康的政治参与网络，把高校大学生利益群体进行有效关联，最大限度地融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必须从本质上认识到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实践中广泛开拓政治参与渠道，增设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相关形式，开通网络交流平台，鼓励学生对社会、社会公共事件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身的见解与意见。与此同时，社会、高校与国家三者需要紧密合作，共同努力解决一系列不利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相关问题，为高校大学生政治参与提供相应的服务，全面提升大学生自身的政治参与意识。实践中，国家、社会与高校共同联合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为大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培养大学生个体的政治意识。

2.重视政治参与的实践锻炼，在实践中培养大学生政治参与能力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栋梁之才，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大学生需要过硬的理论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与实践能力。实践中，国家、社会与高校要为大学生提供社会锻炼实践的平台，为大学生能够快速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有效融入社会政治环境提供条件。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实践教育这一关键环节，促使大学生在实践中培养自身的政治参与习惯，逐步提升其政治主体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大学生政治参与实践活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拓宽学生政治参与渠道，培养学生政治参与意识，锻造大学生政治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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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与青年

(一)关于网络

网络，狭义上仅网路，广义上则是与网络相关的活动。现代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新的技术领域~一计算机网络;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电脑采用各种通信媒体连接起来，组成了一个超级的“网络”。据统计和预测,199’7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超过1亿，1998年达到1.556亿，1999年约2.2亿，并仍在翻倍式地增长。到20C。年全球上网人数将增至5.26亿。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的载体，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巨大的方便。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看，它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网络作为信息媒介，具有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征。其次，作为社会交往方式，网络具有直接性、大众化和虚拟性的特征。其三，作为文化现象，网络是一种多层次、多形式、多方向的复合型、大众化文化，它满足青年个体不同心理需求，为他们提供了各取所需、自主选择的机会。其四，作为教育媒介，网络在高校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手段。

（二)网络对青年的影响

1,网络对青年生活方式的影响。在网络上，人们借助于电脑空间，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通过网络，青年可以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查询到自己需要的材料，可以和远隔重洋的亲朋好友互通音讯，可以和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交流情感，可以实现网上学习、网上购物、网上就医、网上求职、网上婚礼。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网上交往。据报道，往年被看好的贺卡市场萧条的原因是: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以发电子邮件的方式祝贺新年。随着年轻人在网上投人的时间越来越多，互联网将变成青年交流和互助的载体。网络既是交往的工具，也是交往的环境，网络交往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环境。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大众化、虚拟性、直接性等多种特点，容易使年轻人在网上交往时打破身份、地位、财产等社会等级的限制，为人际交往提供了便利;又由于网络连接不同行业或职业，覆盖面广，网络交往的间接性和虚拟性特点也为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社会交往能力较差的青年进行人际交往打开了方便之门。但网上交往属精神往，与现实交往不同，现实交往中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交往关系的确定性、伦理道德的规范性等特征是网上交往所不可替代的。相关资料也显示，有的年轻人过分沉缅于上网和网上交朋友，大大减少了参加日常社交活动的时间，甚至造成现实交往障碍。

2、网络时青年学习方式的影响。网络发展速度快，更新周期短，开放程度高，是现代科技的结晶，也是信息社会时代精神的体现。网络的这些特征有利于墙养青年人的好学精神。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学习已经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事了，一个人在实际生活过程中要不断地接受新事物、接受新观念，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这一点在网络世界里体现得更为明显。网络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硬件、软件更新换代很快，年轻人要与其保持同步发展，只有不停地学习。接受新技术。随着教育网、远程教育的出现，网上上学由可能变成了现实。年轻人拥有一台电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接受教育。学到在学校才能学到的课程。这种网上教育倡导自主性，可以充分发挥青年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正是网络提供的便利条件，使青年人可以自如地出人于网上图书馆阅览各种图书杂志，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资料。可以说，互联网上获取知识方便、快捷、全面。但是，应该看到，网上信息良蒸不齐，青年人从网上获取自己所需的知识或信息时，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是非辨另吐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选择能力.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不良信息的“‘污染”对象。

3、网络对青年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在网络世界里，技术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拥有高超计算机技术的人成为业界的宠儿，这是网络本身对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高要求。在广州大学生钦佩的人物中，美国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位于、邓小平之后，名列第三。这种对技术的追求，对“知识英雄”的祟拜，有利于我国信息化人才的培养:但也影响着青年人的伦理道德观念。首先，网络的虚拟交往环境削弱了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力，使青年人在网络上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聊天、“谈情说爱”，而不必负其责。其次，现实交往中，人们注重在交往时讲“真诚”、“信义”、“责任”，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真真假假难以区分，这种现实的道德的认同标准在网上大大降低，其结果必然淡化了对现实道德的认同感。再次，网络世界用技术衡量人的价值，青年人在接触了网络后，必然崇拜“网络英雄”，这种崇拜甚至是抛开了现实的道德、法律的是非标准，盲目祟拜，如青年人对电脑“黑客”的崇拜。正是由于网络的出现，使青年人在网上的行为，脱离了现实道德价值观念的约束，如果不加以重视，长此以往，必将造成对现实的道德价值观的轻视倾向。

二、网络与年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在现实生括中的应用，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新的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积极应对，既不能把网络文化的影响看成洪水猛兽，也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而应该客观地、辩证地看待它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正确认识网络影晌及其作用

1、正确认识网络时青年的影响和作用。计算机网络具有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而且能让人类实现信息共享、克服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进行相互交流及协同工作。目前，在各高校中，许多学生上网动机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总希望从网络上获得一些东西，我们不能无视网络对青年教育的影响。我们现在沿用的还是传统的教育体制，这种教育更注重的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施教，受教育者的积极性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网络的出现对于学生们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从网络上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和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再如网络还易培养学生的效率观念、平权观念、全球观念，并提供多元的知识。网络还将改变学生的生活方式，使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成为可能。另外，青年学生还在网上进行聊天、谈心交友、讨论热点、解答难点、创作版面文章，这对心理上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以新的形式关心形势，在学校以外的地方体现自己的价值，提高自己的能力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学生通过网络也进一步了解知识的重要性，激发青年学生发奋学习，掌握最新科学知识。2,必须充分估计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计算机网络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但与之相伴相随的却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全球信息网络的一体化，不但会导致网络犯罪，给虚假和不健康甚至反动信息的传播提供可乘之机，而且会使西方社会的人生价值观长驱直入。因此，在许多社会意识形态和不同层次文化的交互作用下，我们对舆论导向的控制能力和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能否有效地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公共价值观，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

（二)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1、更新现念接受挑战。网络改善了思想政治工作条件，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但它也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导作用受到威胁和挑战。为此，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首先不能丧失原有正确思想理论的“灌输式”教育，仍然有必要对青年进行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技术在应用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发挥思想政治研究的传统优势:其次，我们要树立创新意识，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靠老经验、老办法的方式，应用新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新载体，在不违背人的思想变化发展的规律的同时，开拓创新，用丰富多彩、快捷实用的教育内容来填充因科技发展而引起的教育空白地带，选择适应形势和学生要求的教育信息，创造多样化的形式与方法，满足学生多层次、多侧面的需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2、加强对青年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国际互联网上，各种思想都可以跨国界交流，不同的政治态度、文化观念、道德行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云集网上，谁都可以一睹为快，这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了解世界某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并且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了使青年学生在对外信息交往中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有较强的是非判断能力，并在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下，学会鉴别，学会选择，而不被浩森的信息和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念淹没，就很有必要对青年学生进行正面教育，特别是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人文精神，杜绝因接触西方的先进技术而忽视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

3、加强对青年学生道德和法制方面的教育。网络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网络规范体系的健全。网络的虚拟环境，容易淡化青年学生的责任心，导致在网上交往中的不道德行为，严重的甚至出现违法犯罪。此，我们要加强对青年学生道德思想方面的教育。在网上系统的伦理道德体系还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我们要立足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做有高度道德感的人。同时加强上网的法制教育，虽然网络立法也存在滞后性，我们仍然很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在网络隐蔽状态下，作为一个具备高素质的人才，应处处遵纪守法，决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