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资本论文篇1
《共产党宣言》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作用，说他们出于扩大销路的目的，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实，准确地说，最早一批如此忙碌的是资产阶级的先驱和前辈———新兴的商人阶层，而后才成为这个阶级的生活常态。因为在重商主义和商人阶层的心目中，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取金银，商人阶层倾力投身海外掠夺、对外贸易，从美洲金银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殖民扩张，到大西洋三角贸易等，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近代早期西欧国家那些著名的商业家族、商业民族、商业城市都是借助这种途径发达、繁荣起来的。如果进一步将上述活动置于人类交往史的大尺度考量可以发现，正是那些探险和贸易活动事实上在遥远、陌生的地区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贸易(交往)关系，在客观上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交往形态变迁史。“地方性”(或地域性)发展，是古代社会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突出特点，主要表现是生产和交往的范围狭小、地点孤立，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共同体彼此平行地独自演进，缺少相互往来，对于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了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④古代社会早期自不必言，即使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⑤就欧洲来说，交往状况也是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是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著。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⑥“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原因之一是它拉开了人类交往从地方性转向世界性变革的序幕，而商人阶层、商业资本则是整个事件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随后上演的历史话剧的主角。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大陆之间的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印度洋贸易则形成了最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对此，学术界已有详细阐述，①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围绕贵金属展开的。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贵金属充当流通手段的时代，贸易繁荣在客观上自然需要扩大贵金属的供应量。可问题是，早已为人类认知的贵金属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却成了激动人心的所在，成了先后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环绕的轴心?贵金属获得如此这般的重要地位，会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金银即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关于当时欧洲对金银的热忱和执着，马克思形容到:“在16、17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②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之前约一个世纪的停滞之后迎来了经济的复兴，贵金属的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但是欧洲金银的存量非常有限，这样，寻找更多的黄金、白银便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其深层原因则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是货币职能发展到第三种职能时的必然结果。在形式上看，求金欲(致富欲望)与一般所谓的贪欲似乎仅仅表现为对象的不同，前者是一般财富即金银，后者是特殊财富，即特定的使用价值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出现分属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贪欲的发生与满足在没有货币，即商品流通的较低阶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指向特定的消费需求。致富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它只有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③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贮藏货币，它以前两种规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为前提，在职能上又是它们的统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过，贮藏货币不单单表现为手段和尺度，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这种规定上的货币就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商贸活动从黑死病和战乱所致的衰落中缓慢恢复，城市商业趋于活跃，特别是与阿拉伯人香料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的新阶段。④于是，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贵金属被宣布为唯一的财富。诚然，作为“万物的结晶”，货币在古代便是上层社会崇拜的对象，货币第三种职能的发展也曾经出现在罗马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庞大货币来自对外征服，根本不是自身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流通的要素，而仅仅是贵族阶层奢侈、挥霍的对象。货币给罗马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的加速。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则不是这样。一方面，求金欲的出现主要源于大规模贸易活动所需贵金属的短缺，来自大规模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的金银不仅化解了短缺问题、促进了贸易发展，而且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的要素发挥积极作用。商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⑤于是，获得的金银便重新投入到世界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在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看来，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间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这样，商品流通领域便率先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其次，金银在开拓世界市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美洲金银的发现不仅有效缓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短缺，而且迅速进入世界贸易，对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开辟具有首创之功。亚当•斯密对此已经有所分析，按照他的看法，美洲白银的大量出产和流通导致了欧洲市场、东印度市场的扩大、美洲本地新市场的开辟，进而对这些区域的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贸易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的观点与斯密相近，在他看来，来自美洲的白银发挥了媒介物的作用，藉此得以建立起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美洲的银作为美洲同欧洲、亚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并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角色和作用有所不同:起初作为商品从美洲被贩卖至欧洲，而后欧洲人又将其作为交换手段，购买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最后，白银在亚洲则被作为财富贮藏起来。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至于此，他超越斯密之处在于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深层原因。有三点值得关注:(1)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世界铸币的作用。执行铸币职能的货币通常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当货币在国家交往中充当的交换手段时，实际上也在执行铸币的职能。此时，金属含量是为其估价的唯一标准，铸币的民族形式如花纹、形状等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货币(金银)就是世界铸币、世界货币，它不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所以，它并不像各国的铸币那样进行循环运动，而是作为可以满足致富欲的使用价值，单方面地建立起买者一方与卖者一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保持金融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金属联系……在这里，形式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通商品的职能直接相重合。”③(2)“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这一特性使它可以不分地区、种族、宗教、国家地通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完成不同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因为，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它不仅代表价值，而且它本身就是价值，是在一切地方都保持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抽象的纯社会的使用价值”。古人对货币世界性特性早有认识，古希腊戏剧家阿泰那奥斯就发出惊叹:“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同样地，金银的上述特性引起在16世纪西欧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货币主义径直把财富等同于金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④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蒙塔纳里称货币“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他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⑤(3)货币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出产国来说，金银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使这些区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和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对输入国来说，金银则是促进贸易、生产趋于活跃、繁荣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卷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入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⑥
三、商业资本迈出瓦解共同体的自然性、人的依赖性的第一步
前现代社会“地方性发展”的格局主要源于共同体的自然依赖性、自然规定性，由此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反过来又导致古代共同体发展的“地方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古代社会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始终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资本不仅率先打破了“地方性发展”格局，而且对消除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推动建立现代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首先，商人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古代共同体自然规定性的根基。就像婴儿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一样，前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脐带般的联系。一方面，劳动者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统一关系。土地是劳动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劳动者则把土地看作“自身的无机存在”。②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与共同体保持着天然统一的关系，个人离开共同体独立生存就像没有共同生活和彼此交谈而产生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上述状况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成为共同体最重要的财产，它与农业一道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手工业只是补充性的生产形式;经济活动的目的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货币)。当然，劳动者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剩余产品，不过，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获得财富，而是为了维系生产者个人、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往相对活跃，“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③使用价值的目的导向巩固了古代共同体的自然性，决定着生产的有限性、封闭性，进而造成生产的地方性。在这种生产下，生产的东西并不多于人的直接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流通对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性命攸关、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产品的生产、需要的满足主要在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使用价值与活劳动(服务、劳役等)的交换来实现。虽然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④交换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换取使用价值。既然生产并不特别仰仗商品流通、市场交换，自然也就没有扩大流通范围、市场空间的冲动和热情，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便集中于农业、手工业这些可以提供使用价值的领域，无形中对交换、流通形成一种遏制。古代社会摆脱自然依赖性的历史进程由商业资本首先策动，这是由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W—W或W—G—W)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以交换价值为中轴，追求的是货币的不断增加。显然，后者与古代生产的性质根本相异，它的发展势必将生产引向另一个方向。马克思说:“商业对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⑤大体说来，商业资本发挥反作用的路径主要是:经由商品贸易改变共同体的需求结构、产品性质，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使之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事实上，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人阶层产生以来，商业活动、商人资本的上述作用就始终存在着。职业商人或商业民族如犹太人作为中介人，在不同的生产者、共同体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对于从事生产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这种交换活动是被动的，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⑥即便如此，经常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影响或改变着生产本身，使之呈现新的面貌和特点。“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改变了。”①其次，商业资本的发展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代之以商品货币关系。与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同步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在欧洲中世纪，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②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③随着传统生产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愈来愈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内涵悄然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渐渐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中，产品不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农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提供者，地主则成了资本家的前身，忙于把自己的谷物、畜牲等去交换来自他乡的使用价值，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挥霍掉，“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佃租者那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④这样，货币便成了地主与农民、封建主和臣仆之间关系的新媒介，人的依赖关系被置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联系，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特殊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笨拙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⑤瓦解人的依赖关系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来自封建政权。如前所述，货币(金银)是近代欧洲社会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封建君主对财富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实物形态的财富，而是锁定为货币形式的财富即“一般财富”。后者的优点是彻底摆脱了实物财富的地方性、自然性，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⑥所以，对他们来说，货币就是可以随时可供调动和使用的一般权力、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大物质力量。为此，封建君主对外通过支持、参与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获取货币，对内则动用自身权力强制改变税赋形式，将原来的实物租和封建贡赋一律改为货币税。税赋形式的改变表面上增强了君力，但是其结果实质上适得其反。一方面，用货币贡赋取代封建贡赋，等于用官方的形式宣布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货币欲的不断膨胀进一步使得社会关系从原来富有人彩的多样化的社会结合转向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加速了人身依附和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⑦如前所述，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其第三种职能得到发展之后的事情，而第三种职能的前提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商品经济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表征着商品经济的初始发展，第三种职能则意味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阶段，自然，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马克思之所以说货币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一方面因为它取代了土地、血缘、臣属关系等这些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靠，成为“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个人孤立行为所致，它“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其中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无数买家、卖家，以及众多的生产者、转运者、高利贷商人，而且包括这些活动所需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如果说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后一方面则是交往方式和交往原则的巨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②
商业资本论文篇2
人力资源(HumanResource)与人力资本(HumanCapitail)是两个涵义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就人力资源来看，它属静态的概念范畴。对于整个社会，它是指其中全体人口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集合，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反过来对上述诸因素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则仅包括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使用的全体人口的劳动能力，它与社会人力资源构成个别与总体的关系，是后者价值的具体体现。
而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则需要从动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它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当人力资源用以作为赚取利润的手段时，即被赋予了人力资本的内涵，其载体是人力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或称可变资本)，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与一般商品有着严格的不同，即人力资本的使用是其知识和技能的运用，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且还会通过劳动经验的积累，或通过自身的建设而增加其价值。对此，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有详细论述。人力资本的另一个显著特性是其“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周其仁)。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也曾指出“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没有人能把他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他必将始终带着自己的人力资本，无论这笔资产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消费。”正是人力资本的这一显著特性才使得其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从而导致商誉的产生。
二、商誉的来源——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
1.商誉产生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的垄断
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商誉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可辨认性。这项特征是它与一般无形资产相区别的主要标志。而对于商誉概念的理解，无论是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所列举的三种最主要的观点——(1)商誉是人们对企业具有好感的价值；(2)商誉是人们预期的未来收益超过除商誉外的总资产正常报酬的贴现值；(3)商誉反映的是企业总价值超过其各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净额，即一个总的计价账户，还是Kieso和Weygrandt在其合著的《中级财务会计》里所概括的两种观点——(1)商誉代表净资产的获取代价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2)商誉代表企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都不过是对其内在价值或表现形式的描述，而对商誉产生的原因则未予揭示。
那么，企业的商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要探究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商誉的根本特性——不可辨认性入手。
不论怎样对商誉加以理解，其最终必然表现为企业除商誉外的净资产的超额盈利能力。而可以形成商誉的超额盈利能力，又必然缘于某种形式的垄断。广义来说，不论多么完备的市场，都不可能彻底避免垄断性的存在，因为市场中的许多要素(例如人所拥有的优秀素质和技能)都是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这种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一旦为企业所占有即形成垄断。而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皆可归因于垄断，比如，对购买或销售市场的垄断可以使企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垄断价格，对技术的垄断可以使企业降低成本，对人力资源的垄断则可为企业带来成本、价格、市场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企业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均为可以出售的权力，因而应属可辨认无形资产的范畴，因此应当增加可辨认净资产的价值。惟有对人力资源的垄断与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脱离企业而单独出售，与之相联系的超额赢利能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净资产超额赢利能力(下文即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所以，企业的商誉应来自其对人力资源的垄断。
2.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商誉的真正来源
企业对其人力资源加以使用时，就使其转化为人力资本。正常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使用可以为企业带来市场平均利润，这种能够为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使用价值，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效用。当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大于市场平均值的时候，我们可以称其超额部分为超额效用，这部分超额效用是企业超额赢利能力的根源。可见，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为此，下面就对其进行详细的讨论。
在约翰·海尔斯看来，“人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而且都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拥有控制权，也就是说，市场中的人都是所谓的“经济人”。对于“经济人”的概念，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曾提出如下假设：(1)每一个人天然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因此应该让他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2)每一个人都关心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然而他是社会的一员，他追求的经济活动只能沿着自然的社会秩序所指定的道路前进；(3)交换使得交换双方个人利益的同时满足成为可能；(4)人类的各种动机(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以及以此易彼的倾向)会自然平衡，能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和其他人的利益相对立。因此，市场中的每个人——“经济人”都尽可能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使其占有的物质或获得的享受达到最佳状态。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则需以其使用价值——效用最大化为基础。
人力资本对于其所有者的价值，在市场中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对企业而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则为使用劳动力的基本成本。既然市场中每个劳动力的目标——其价值的最大化要以较高的效用为基础，而劳动力的效用则表现为其所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亦即为企业带来的效用，因此，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就与其对企业的效用最大化统一起来。人力资本的效用就在于其对实物资本的转移或改变。对此，马歇尔曾有论述，他说：“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诚然，在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他创造物质的东西时，他实在只是生产效用而已；或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它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当人力资本所生产的效用远高于其(全部)使用成本以致产生超额效用时，商誉便从中产生。但超额效用为什么能够产生呢?
3.企业与劳动力间的不完备契约——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归属企业的秘密
人力资本效用较高时，其市场价格也需相应较高，这才符合市场交换的规律。若果真如此，企业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也就无从产生。然而，现实中人力资本为什么的确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效用以及相应的超额利润呢?这说明市场中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公平或者不对称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内容应由企业契约来规定，为此就需要对人力资本的特性和市场中企业契约的实质加以讨论。
前文已经提到，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它只能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劳动力自身。企业可以对其非人力资本拥有占有权，而对其人力资本却只能拥有使用权，这种使用权由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契约来规定。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是各要素所有者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达成的契约，企业的形成就是用“一个契约代替一系列契约”，用“一个长期契约代替一些短期契约”。张维迎博士则进一步指出，普通的市场契约是完备契约，而企业契约是不完备契约。周其仁博士也曾作出类似的论述：普通市场契约反映的是各个生产者之间及其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契约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反映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只是这种关系在企业契约上的表象特征。
然而，如丁为民博士所指出，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力量也是非对称的。在市场中，尽管形式上“每一次交易都是严格自愿”的(弗里德曼)，然而由于劳动力若不进入市场将无法生存，资本所有者则无须为此担忧，手中的生产资料足以使其维持生产和生活。生产资料的不对称导致竞争力量的不对称，从而在企业契约订立之前，参加博弈的各产权主体就已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就市场交换各产权主体的不平等性对交换结果的影响，麦克弗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保证充分自愿交换的背景条件“不是自由地不进入某种特殊的交换，而是自由地不进入所有的交换”。但是，资本的稀缺性否定了这种条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正是这种状态，否定了二者平等博弈和签约的可能。虽然“在竞争模型中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并无区别”，然而，供求的选择使得资本比劳动更为稀缺。所以，现实中的选择总是资本雇佣劳动，即通过购买劳动力来占有劳动，从而达到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目的。
从资本和劳动力所达成契约的性质来看，它是一种不完备契约，因为劳动与劳动力的分离使得该契约的履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在订立契约时劳动并不存在，所以资本和劳动的契约只能是针对劳动力而达成，也就是说资本所购买的只能是劳动力而不可能是劳动。这样的契约具有较高的事前不确定性或不完备性，它无法规定劳动的实际支出情况，而只能让其由诸如劳动者的生理条件、技术水平、劳动条件、意识形态、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及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来决定(丁为民)。正是这种不完备契约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的产生成为可能。
当就人力资本进行讨论时，不能不提及企业家的作用。在企业的人力资本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所谓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成功参与，人力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企业家的介入可以极大地改善企业对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选择、占有、管理、开发和使用，使企业的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对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马歇尔曾做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企业家“‘冒着’或‘担当’营业的风险；他们搜集了工作所需用的资本和劳动；他们安排或‘计划’营业的一般打算，并监督它的细小事情。”这样的企业家应具有如下双重能力：(1)他必须具有自己行业中物的透彻知识；(2)他必须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必须具有首先适当的选择他的助手，然后充分信任他们的能力，以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时，他对一切事务施行总的把握，并保持营业主要计划的井井有条和前后一致。与一般人力资本相对过剩不同，萨伊和马歇尔都认为企业家是不可多得的。这样，一旦优秀的企业家为企业所拥有，即形成一种对人力资本的垄断，这正是超额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因此，企业的商誉产生于其所垄断的人力资本，当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为正值时，该部分超额效用的价值体现即表现为企业的商誉。随着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的变化，其商誉的价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即其超额赢利能力增加或减少。但这种变化往往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待到引起注意时，往往是其人力资本的垄断因内部或外部条件的作用在较长的时间里已发生了较大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商誉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商誉变化——人力资本超额效用变化的反映
引起企业商誉发生变化的原因亦应归结于其人力资本垄断状况的变化，譬如，就其下降来看，在现实中一般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1)本企业优秀人力资源流失，从而失去对原有人力资本的垄断；(2)本企业人力资本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在人力资本效用不变的情况下，其超额效用下降；(3)社会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行业，从而导致本企业人力资源的稀缺性降低，因而其效用和超额效用也随之降低。企业商誉如若增加，则情形与之相反。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人力资源的流动会影响其总体效用水平，但只要其主体或核心部分未变，其变化的幅度都将是不足为重的。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有助于形成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则反过来影响其人力资源的效用，同时它也是企业商誉得以产生的土壤。与企业商誉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需要时时予以悉心培养，然后其商誉才能得以长期维持。反之，如果企业人力资源的主体或核心发生改变，即使其商誉不会立刻消失，也将在未来数年内很快丧失殆尽。所以，与人力资源及从中所衍生的企业文化相联系、可以长期保持不变的竞争能力——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得以维持其竞争优势，因而维持其商誉的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撇开人道因素的限制而进行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使用与租入的固定资产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因为，首先，二者的所有权均不属于企业，而仅赋予企业以使用权。其次，二者的效用均与企业的利用能力相关。当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主体或核心的使用权长达十数年或数十年时，其性质则已与融资租赁(或称资本租赁)颇为类似，因为此时企业对该部分人力资本的使用期限将占去其最佳效用期限的绝大部分。所以，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固定资产的多种属性，条件具备的话，完全可能而且应当作为资产加以计量和记录。
三、商誉计量属性——人力资本超额效用未来收益的现值
理论上，商誉的计量应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货币量度。而商誉的内在价值表现为其对企业的超额效用，它是难以赋予一定的货币价值的。此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用货币单位来量度商誉的内在价值，而只能用其外在表现形式——超额赢利能力来加以反映。
此外，当企业的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因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时，其超额赢利能力也随之变化，从而使其商誉的价值起伏不定，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给其计量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由于商誉只有不断加以维持才不至于迅速消失，所以，其目前的价值应属于前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所产生，后期的商誉中有一部分应归属于以后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而不应将目前的商誉与此后人力资本的效用所产生的商誉相混淆。也就是说，企业商誉如果得以长期保持，则不仅与目前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还与以后各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因而，企业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不能全部用来衡量其目前的商誉，而只应取其一部分。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大非份额应归于目前，又有多少属于其后，仍是一个不易限定的变量，因为无论是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动，还是其人力资本成本的上升或者其效用的下降，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只能对其作出近似合理的估计。
在合理估计企业目前的商誉价值之前，首先应对其服务期限予以恰当选择。前文已经论述，目前的商誉一般应在未来数年内逐渐消耗殆尽，故其服务年限不应太长，这要结合它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时间长短来判断。对于企业超额赢利能力持续的期限，从StephanH·Penman(1991)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些代表性的规律。Penman在其研究中，把所选择的企业按其在1969——1985年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分成规模相等的20组，再计算其后1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
从Penman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目前的超额赢利能力可在未来大约5年的时间里得以保持，随后慢慢趋向于市场平均值。为此，我们以5年为限来衡量企业的商誉当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不过，对上述结果需要说明的是：(1)其净资产的概念可能是以账面价值为依据，而本文所取涵义均为市场公允价值，即包括除商誉外的一切可单独确认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公允市价，但这并不影响上述结论的有效性，因为按市场公允价值调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只会发生绝对值的变化，而相对趋势不会改变；(2)由于现行实务对这种产生于企业内部的自创商誉并不加以确认并摊销，因而上述结论正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商誉的真实变化规律，即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变化只与其商誉的增减变动有关，而非商誉摊销所致。
其次，对计算期内的超额报酬也需进行合理的选择。其选取方法可有如下两种：(1)以此前数年(比如5年)超额利润的平均值作为估计值；(2)仅取上期的超额利润作为估计值。第一种方法可以有效防止商誉价值的过度起伏，使其各年的变化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状态，但对于一个新设企业则无法采用。第二种方法应用起来比较简单，而且也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例如，巴拉克里什南(Balakrishnan)、哈里斯(Harris)和森(Sen)在1990年所做的实证研究显示，用随机游走模型(RandomWalkModels)E(Xi)=Xi-10t［其中，E(Xi)为t期的期望值，Xt-1为研究项目t-1期的实际值，0t为随机项目］进行财务预测评价时，0t=0时结果更优。鉴于此，本文认为把估计值取为上期之值自有其合理性，虽然其中可能存在尚待商榷之处。
同时，由于商誉价值需要用企业未来超额收益的贴现值来衡量，所以还需要选择适当的贴现率。那么，是象有人所说以行业平均利润率作为标准，还是以市场平均利润率作为标准呢?下面就对此加以分析。首先，贴现率的选择应是平均利润率而非市场无风险利率。因为对投资者而言，其投资目的应是获得市场平均利润而非低于此额的利息。其次，就平均利润率而言，取市场值作为贴现率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当其行业平均利润率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率时，该行业单位净资产所获平均利润大于市场平均值。这种整个行业的超额赢利能力仍然不可单独辨认，无法脱离行业而出售。此时，该行业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使得人力资本的单位效用较高，因而这种超额赢利能力的来源仍应归结为商誉的范畴。当然，这时可以说此行业存在整体商誉，或可称之为行业商誉，而行业商誉的存在将会导致外部资本的流入，然而为文章篇幅所限，此处不拟将讨论展开。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将商誉的计量公式表示为如下形式：
VGW＝p0X(1＋im)-t＝POX(P／A，im，n)
其中VGW——商誉价值
n——计算期数
P0——企业上期超额利润或前若干期超额利润的平均值
im——按市场风险调整后的市场平均利润率
(P／A，im，n)——年金现值系数
四、商誉确认——对人力资本有效管理的途径
1.自创商誉
上面关于商誉的论述均着眼于企业的自创商誉，即于企业内部形成的商誉。在传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下，一般不主张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其理论依据一般可以归纳如下：(1)人力资源非企业所有亦非企业所能控制，缺少资产应具的特征；(2)难以确定其历史成本；(3)其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4)实务操作难以规范，且不予确认并不会对报表使用者产生影响。对各种不予确认的理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TheAICPASpecialCommitteeonFinancialReporting)在其的《论改进企业报告》中作了详细论述，并强调“确认自创的无形资产，并不能帮助用户对一个企业进行评价，以及对信贷风险进行衡量”。
勿庸置疑，仅站在可靠性的角度，自创商誉也许是不宜加以确认的。这是因为，它产生于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使用价值，而人力资本的取得成本——工资费用象实物资本一样，已按其取得成本入账。既然实物资本的具体形式——有形资产一般也是按其取得成本入账，就不应要求把人力资本按其使用价值入账。
但是，虽然存在上述理由，而且目前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不应以此否认本来对其确认的可能性及其合理性。因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实际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用户看来，无形资产也是十分重要的，且对企业的竞争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显然，商誉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当其实际价值数额巨大时，若不予以反映，必然影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同时，正如前文所述，企业人力资本的核心部分若长期保持稳定，则已具有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属性，将其作为一项特殊的资产予以反映或确认当有其合理性。而且，若能将其加以反映，必会促使企业重视其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利用，也有利于用户分析企业的现状、潜力与前景。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条件的逐渐成熟，以及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逐步深入，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2.外购商誉
关于外购商誉，现存实务多予以确认。如英国标准会计实务公告22号(SSAP22)表达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该公告认为：“尽管商誉没有形态，可它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企业被并时，所付价格中已经包含一定数量的商誉价值；这样(该项)资本已换成一种资产——商誉，因此应将其以与其它资本资产同样的方式予以确认和处理。”既然外购商誉产生于现实的交易，对其予以确认自然也就不存在可靠性的问题。
当然，对外购商誉的性质应如何理解仍有必要加以讨论。首先，企业被并时，其价格的决定因素自然是企业的内在价值，但一些外部因素，比如说供求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一般商品的价格受其效用及其“稀缺程度”两个因素的影响其道理完全一样。在现实中，由于企业设立的目的是赚取利润，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会出售，其稀缺程度往往很高，从而价格高于价值(含商誉在内)——即商誉高于实际值的现象也就较为普遍。其次，从购受企业来看，其目的在于获得受购企业的效用，并靠此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然而当企业以公允价格购入一拥有商誉的企业时，其所获投资利润率仅相当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购入其他不含商誉的企业亦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此两种投资方式的投资利润率应无差别。所以，一家企业购入另一家拥有商誉的企业，一定认为受购企业能够提供超额效用，否则不应在选择购并对象时厚此而薄彼。受购企业对购并企业的超额效用可能源于受购企业人力资源被埋没的价值或者源于购并企业人力资源的内在潜能。然不论是哪种原因，起关键作用的应是购并企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其包含企业家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当购并完成时，受购企业的员工常被大量裁减或更换往往就是为了顺利实现上述超额效用。
五、商誉摊销——人力资本超额效用的消耗
不论企业的自创商誉还是外购商誉，都是由于其现有的人力资本具有超额效用才存在，并因企业与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劳动力间的契约而得以延续，但其延续时间不会太长。从前文Penman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此期限一般为五年左右。因此，企业现有的商誉应予以摊销，其摊销期限亦不妨取为五年。当然此期限可能随行业及其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不同而可有不同的表现。
有人认为，企业的商誉可能得以长期保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还会不断增加，因此主张对商誉不予摊销，而让其一直保留在账面上。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企业目前的商誉一般不会长期发挥效用。而且，若商誉果能得以长期保持，应是后期对人力资本效用的保持或有效开发和利用所致，不应将其与目前的商誉不加区分。
关于摊销方法的选择，由于现存商誉的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应采取与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类似的方法加以摊销，使其摊销额前期多而后期少。然而，如果每期都有新的商誉形成，在此新增额呈均衡状态且又作为自创商誉加以确认时，各期总的摊销额亦当保持均衡，故可就账户总额用直线法予以摊销。
六、负商誉本质——人力资本超额效用为负
既然商誉表现为企业净资产报酬率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值，必然各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正或为负，且其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如果其值为正的企业称为拥有正商誉，值为负的企业则可称为拥有负商誉。正如正商誉是因企业人力资本存在超额效用一样，负商誉则缘于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低于市场平均值(广义上不妨亦称为存在超额效用，其值为负)。这种人力资本的(全部)使用成本既包括向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也包括使用本企业人力资本所造成的诸如效率低下、产品积压、浪费严重、丧失机会等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既然商誉为负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决定因素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的关系，改变其人力资本的占有和使用状况就成为使商誉不断增加的主要手段。降低向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以达到部分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成本的目的或调整、开发现有人力资源以增加人力资本的效用均有一定的有效性。当然，企业的商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所处行业的整体商誉的制约，这种制约表现为其行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稀缺程度降低或升高，从而其人力资本的效用也随之降低或升高，企业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当所有企业尝试各种途径以增加其商誉时，社会的生产率将随之提高，不过，此时仍有约一半企业其商誉为负。
结论
人力资源，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所有者，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及其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是决定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其商誉的真正来源，这种超额效用缘于其对人力资本、特别是对“企业家”的垄断。当资本与劳动之间达成一种不完备的契约时，即可使商誉得以产生。对商誉加以确认和计量可以促使企业重视对其人力资本的管理、开发和利用。所有企业积极改善其商誉的努力将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但仍将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负。当然，从实际来看，本文所涉及的关于商誉计量的变量的可得性与及时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人力资源会计所需解决的，然而对它的进一步讨论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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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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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论文篇3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认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不是现代化的，还有待于现代化、规范化、优化（结构优化）和强化。目前，中国金融创新迫切需要解决诚信严重缺失、结构严重失衡和体制严重缺陷等一系列问题。诚信、信用和信誉应该是立人、立国、发展经济、发展金融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改革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体制严重缺陷是在强而有力的、人为干预下形成的，因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去摧毁，而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去逐渐地摧毁。在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诚信问题，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使我国金融体系现代化、规范化、优化、强化，才能够使我们国家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中央财经大学李健教授则从金融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五种结构和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问题。她认为，中国目前金融发展中出现了金融总量快速增长与高风险、低效率并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结构变化相对总量增长而言缓慢，优化程度不足；我国现在的金融结构带来了市场的低效率和高风险；现有金融结构的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和国家。因而要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推进金融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提出了金融中介不足引致国家利益流失的观点。她用存贷比和存差两个指标来说明我国金融中介的不足，并解释了金融业运行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中介不足会导致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并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利用外资，从而出现外资挤出民间投资和资本大规模的输出，即引致资本国际循环。资本国际循环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储蓄-投资的转化率下降、经济转型的进程延缓、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减少以及外汇收益流失等。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会导致垄断利润和政策补贴流失；金融中介不足会引致社会资源黑洞问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要重视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
天津财经大学王爱俭教授则从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口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问题。她指出，发展社区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社区银行有产权结构、交易成本、市场效率、经营灵活等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社区银行的发展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将现有条件成熟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社区银行；二是由民营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三是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成
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模式。
通过对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及金融服务业的就业量等三个指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业是发展滞后，而不是改革滞后。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表现在：金融业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明显乏力、金融业结构不均衡、金融业内部各微观主体缺乏竞争力等。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既有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业本身组织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导思想上没有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真正的产业来发展。把金融业作为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和完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有完善的金融业发展规划；放松金融业管制，减少干预；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叶龙森副教授指出，加强风险管理是中国金融面临的紧迫课题。他从三个层面探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从宏观层面，需要有利于风险管理的国家规章制度，要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
目前，这些工具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权、期货等。另外还需要大批人才，这是由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决定的。从公司的组织结构层面，风险管理需要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的高层介入。从报酬系统方面，必须使交易员的报酬与其风险挂钩。中国的金融系统现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建立这些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交学费”。
武汉大学黄宪教授认为在新环境下，风险管理作为金融中介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而风险管理就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和本原功能。随着市场趋向完善，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非但没有消亡，在转型后反而勃发生机。金融中介具有风险管理优势。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风险管理都是金融中介的最重要功能。在商业银行创新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
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本次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江春教授从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的角度，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导致我国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也产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而后者被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没有完全市场化，人民币目前升值的压力只是一个短
期的现象。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效益。如果中国的经济效益很低，如果我们不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话，人民币今后可能会有贬值的压力。
二、关于商业银行创新
2004年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改革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在本次论坛上也成为重要内容。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从何为战略投资者、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是否需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否完善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金融安全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引进外资问题。他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动银行业的股权改革；实现治理结构的更新；借助国外的力量、信誉走出去。引进的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为战略投资者，并不取决于引入方的标准和判断，而应取决于投资方的战略选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对投资者回报的高低。但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只能改善治理结构，而不能完善治理结构。影响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周期，而不是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因，而不是内因。因此，讨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必
须关注世界经济的格局、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的开放度。
西南财经大学刘锡良教授提出了“商业银行向何处去”的8个困惑：（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解决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还是改善其治理结构？（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是否一定要上市？（3）我国国有银行上市的地点应该在国内还是在国外？（4）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否一定要卖给战略投资者？（5）银行的股权能否转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6）如何对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转让进行定价？如何对一些隐形的资产定价？（7）什么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善治理结构？（8）通过股份制改造能否克服银行固有的弊端，真正引进先进的管理与先进的技术，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这几方面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的胡援成教授则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评价。他发现，综合比较来看，通过改革，国有银行效率在逐渐提高，与其他股份制银行比较接近，但总体上还有差距。同时，他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与政策推动、扶持是密切相关的。要做到可持续，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特别像公司治理结构和其他各方面配套改革。
关于现代商业银行的命运，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认为，要么并购，要么被并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其原因在于：一是自由化使得商业银行跨行业经营变得容易；二是网络化导致商业银行机构过剩；三是国际化带来了跨国并购的兴起；四是同质化使得银行间并购相对容易。面对全球并购大潮，中国要实行多项“两手抓”：第一，政府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振兴民族银行，通过并购要把民族银行做强做大，一手要抓避免银行被掠夺式并购，政府要制定并购边界和反垄断措施。第二，商业银行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产品经营，一手要抓资本运营。第三，高校金融教育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银行知识传播，一手要抓投资银行知识传播。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金林教授着重分析了银行保险这一创新业务。他认为银行保险是集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为一体的金融创新。目前，这一创新还存在许多障碍：一是分业监管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进入市场的深度和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三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近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主要是规范保险销售行为。从长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要积极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提升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银行和保险共享的信息网络资源系统，加强银行与保险的合作。
三、关于资本市场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既有资本市场的一般特点，也有中国的独特背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骏教授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由于政府对股市定位存在偏差及制度性缺陷的存在，目前，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场失灵，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市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不应过多地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市场问题，而应从监管者的角度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资本市场中各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彻底抛弃为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的指导思想。政府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正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无论是否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两个效应，一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二是民间的、社会的财富增长相对缓慢，中国的国民并未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分享到应有的实惠，因而是一种“贫困的增长”。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庞大的、有效的社会存量财富的支持，为此要建立保护社会存量财富的法律制度，同时还要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发展一个强大
的、健康的、透明度很高的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其次是商业银行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从2004年开始进行了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第三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这三大改革完成之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就基本形成，我们可能在2010年逐步形成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
上海财经大学杨大楷教授认为，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发挥较充分，而其他功能严重不足，募集资金使用严重不规范。同时，政府主导资本市场，使有限的资金大量注入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因此，要保障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认为，从功能上看，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既有交叉重叠，又有明显的差异。这决定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它们既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商业银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并非“致命性”的打击；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但并未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总量出现萎缩，相反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舞台。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筹资者、投资者、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和工具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因此，即使不能说没有商业银行就没有资本市场，至少可以说没有商业银行的参与就不会有资本市场今天的成就。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商业银行成了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概念可以替代“金融”或“金融体系”。
四、其他金融与投资问题
商业资本论文篇4
我国根据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1995年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规定了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1996年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暂行监控指标》对资本定义、风险资产、风险权重、表外业务、资本充足率(最低值)等进行了明确。同时在金融运行过程中，监管者还采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进行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督促商业银行采取措施，或降低风险，或增加资本金。
我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一直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来行使。2003年4月28日正式由新成立的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行使其监管职能。银监会专门分设了监管一部、监管二部和监管三部来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商业银行进行监管。2003年6月，银监会在其官方网站全文公布了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以引导我国商业银行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这也说明我国的监管职能在进一步加强。
(二)我国商业银行究竟需要多少资本
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银行已开始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我国商业银行也在逐步向国际市场挺进，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遵照并执行新资本协议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加入竞争行列的基本条件或资格，否则难以与外资银行相抗衡。
但是，我们应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并不高，但却能抵御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由于我国大量企业经济效益欠佳所造成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金融风险较为严重的时候，国有商业银行不仅没有破产倒闭之险，反而使其信誉有所增强，人们更愿意把钱存人国有商业银行。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制度有其特殊性。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商业银行与西方商业银行相比，无论是在业务运作还是在管理制度、经营绩效以及银行体制、产权设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我国商业银行究竟需要多少资本?资本充足率应为多大比率?是8%这个底线，还是高于这个底线，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资产结构、风险种类、风险程度、风险资产的数量、管理控制能力、社会信用环境以及国家对银行的保护程度、国家对推进银行改革的决心和进程等诸多因素。具体来讲，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影。向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多少的因素有以下十个方面。
1.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比较大，需要更多的资本来支撑。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大主要表现在不良贷款比例太高。按照我国正式对外公布的数据看，按四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21.4%，按五级分类标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6.1%。如此高的不良资产需要大量的自有资本才能消化。
2.未来我国银行业仍将呈快速发展之势，资产规模扩张较快，也需要更多的资本做基础。尽管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会抢去部分市场份额，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发展之中，对银行业务需求仍然很大，银行资产规模仍可保持快速增长。2002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增加9388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增加4586亿元。这意味着资本充足率公式中的分母扩大，要保持或扩大原有的资本充足率就必须增加分子项——资本金。
3.伴随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风险暴露会逐渐表现出来。为了弥补风险损失，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储备。
4.我国银行业正在进行资产结构的大调整，从传统的单一信用贷款转变为贷款、证券投资以及各种金融创新业务。资产结构的转变、业务种类范围的扩大，可能引发新的风险。这也需要有相应的资本储备做后盾。
5.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可能会强化商业银行对风险管理控制的能力，风险暴露程度可能降低，对资本金的需求会减少。
6.在我国经济发展呈强势发展的未来若干年里，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会显著增强，有可能在当年内核销部分呆坏账，不需要太多的资本金。如2002年末我国境内金融机构人民币账面盈利385亿元，比上年增加245亿元。盈利能力的逐步转强，有可能增强银行的资本实力。
7.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技术和方法的探索，为银行处置风险资产提供了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快银行降低不良资产的步伐。尤其是国家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下了每年降低3%-4%的不良贷款率指标，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确实在按照要求逐年降低。这种发展态势又会减轻银行的资本金压力。
8.国家对商业银行改革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商业银行资本金的管理。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是近期重点。从已披露的有关信息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目标是分三部曲：股份制公司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市。为推动商业银行改革的顺利进行，减轻商业银行负担，不排除国家采取类似于1999年的做法，再次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从而大大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降低对资本金的需求。同时，在股份制改革中，通过发行股票，又可筹集数量可观的资本金。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没有必要增加太多的资本金储备。
9.财政政策的变动也是影响商业银行资本金数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税收的调整、利润的分配办法、有关会计处理方法的调整等直接影响资本金的提取和补充数量。
10.国家信誉对于商业银行资本金的隐含补充和保障是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制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1996年以来，我国已经有8次降息，加上储蓄征税，但我国的储蓄存款仍然呈平稳上升之势，目前已逾10万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达三分之二以上。这些说明国家信誉吸引了居民存款，而这两者则共同充当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资本金，这部分资本金随着国家信誉的增强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可低一些。但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深入以及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对国家的依赖将逐渐减弱直至完全消失，充足的银行资本还是需要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商业银行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我国银行内部控制风险的能力还不是很强，监管者的素质还不是很高。我们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应多一些，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的水平才是合适的。况且新资本协议提出的指导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原则也明确指出，银行实际的资本水平最好要高于最低资本标准，而监管部门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
目前我国要达到这个要求有一定困难。1989年以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9%以上，多数年份超过11%，1996年跌到4.34%。1998年我国发行了2700亿元的长期特别国债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问题，1999年又成立了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曾一度有所提高，中国工商银行8.89%、中国农业银行7.06%、中国银行9.80%、中国建设银行9.85%。但后来由于资产的扩张和风险资产的增加，加之新增不良资产没能很好地控制，资本充足率再次出现降低，2000年为4.62%，2001年5.57%。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正在积极进行改革，不良资产每年降低2%-3%，各家国有商业银行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盈利，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是有可能的。
(三)筹集并保持我国商业银行充足资本的措施
1.内部积累
无论是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银行自身的留存利润来增加资本都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特别是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未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条增加银行资本的途径更为重要。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通过内部来增加资本，还可减少筹资成本。但以多大比例留存则取决于财政税收政策的许可程度以及利润在股东和银行内部的分配。
商业银行能否从内部增加资本首先要看银行的创利能力，即银行有没有利润。若银行没有利润，从内部增加资本就是一句空话。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业务还主要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资产质量不高，风险资产较大，不良贷款比例较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受到影响。商业银行要想增加利润，一是要提高资产质量，二是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并以此为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中间业务在西方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主要的利润来源，而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人平均不足10%，这项业务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这就为商业银行的盈利带来了机会。我国加入WTO已一年多了，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中间业务上的竞争早已拉开序幕，我国商业银行正在致力于中间业务的研究和发展，中间业务的品种在不断创新，范围在不断扩大，收入在不断增加。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提高，利润结构将得以改善，从商业银行的内部增加资本就有基础。
2.外部筹集
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增发新股也是筹集资本的一条途径。但能否成功发行，发行价格是多少，还取决于商业银行的整个经营状况和盈利状况以及管理者的政策。从我国银行业市场发展状态看，外资金融机构参股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外资银行参股，可大大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我国目前最大的四家商业银行并非股份制银行，要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还需进行股份制改造。应该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目标和程序已基本确定，应认真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迎接这一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机。
另外一条从外部增加资本的途径就是增加附属资本。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中可看出，其资本主要是由核心资本构成(即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缺少附属资本。因此，只要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就可通过发行债务性资本来增加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资产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正常运行，主要是有国家信誉作保证。凭借国家信誉，商业银行的存款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这又使商业银行增加附属资本更为可能。我国债券市场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时期。广大投资者在股市中经历了太多的风险，银行存款利率又太低，企业债券在信息披露不完整的情况下个人投资者市场并不发达。对投资者最具有吸引力的就是有国家信誉做保证的带国字号的各种债券，如国库券、金融债券、国有大中型企业发行的债券等，民生银行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成为资本市场的抢手货应给我们有更多的启示，对于已上市的股份制银行和准备上市的银行都可积极准备发行可转换债券作为筹集资本的选择途径。
3.加强金融监管
为了进一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新成立的银监会将在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紧急风险的处置等方面进行监管。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现场和非现场监管。银监会的成立将在监管理念、制度、方式和技术等方面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
(1)银监会可会同商业银行一道，制定一整套与我国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资本水平的程序和评估方法。根据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来看，采用内部评级法比较合适。中国工商银行已开始着手开展这项工作。
(2)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及时了解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对风险较大的商业银行，要及时给予风险提示，并派专人跟踪风险发展态势，督促商业银行采取措施限期改善风险状况或减少风险资产。
(3)评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监管部门所需的最低标准要求。若低于最低标准，则要求商业银行或增加资本金或调整资产结构、压缩资产规模、出售一部分风险资产等。
商业资本论文篇5
1.从银行制度方面来讲，银行的可支配资本，表现为两种形式：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不同于人力资源，主要是强调对经济增长贡献重大的人力因素——主要是知识、技术、信息、事业心和创新精；神等一切具有乘数效应的经济资源总称。银行产权制度关心的是在这种组合资本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如何在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货币资本所有者之间安排，才能使银行资本价值最大化。
2.从银行经营方面来讲，银行的经营活动是以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两类生产要素的存在和配置为基础，是资本投入、生长、增值和获利的载体。银行资本增值取决于人力资本、货币资本以及银行的运行制度。银行资源配置效率和经营效率越来越不取决于货币资本，而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呈现出人力资本主导货币资本的发展形态。可以讲，货币资本是银行资本增值的条件；人力资本才是银行资本增值的主要源泉，所以让人力资本事有银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就是逻辑的必然。
3.从人力资本自身方面来讲，现代商业银行具有专业化特点的人力资本可分为3类：一是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本；二是技术创新或技术转移型人力资本；三是市场开拓或产品营销型人力资本。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及效率的提高日益依赖于人力资本，其原因就在于相对于货币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的内在价值得到了显著提高，因为在人力资本的要素结构中，需要较大投入的知识要素日益成为其主导要素，所以如同其他任何投资活动一样，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是成为资本投资的一种选择，并且同样应得到投资收益回报。
4.根据人力资本价值与岗位价值的必须结合性，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给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关键岗位定价——岗位价值资本化和股权化，以体现竞争上岗者的人力资本价值及其对产权要求的初始界定，让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货币资本所有者一样分享银行剩余和分担银行亏损。离岗时，不管其在岗期间银行是增值还是贬值，都要求按当初岗位价值的货币值归还银行。如果银行盈利，则体现人力资本初始产权要求的股权就会增值，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取得资本收益。反之，如果银行亏损，则人力资本所有者还应与货币资本所有者一样，承担必要的亏损责任，扣减相应的股权，充分体现责、权、利、险的结合。
二、银行人力资本投资
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贷主要是使人力资本得到增值，并能为银行创造价值。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越来越多地在银行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角色定位也由传统的控制人工成本的成本中心转变为增加产出的利润中心，大力资源管理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不断地增加银行的人力资本。
l.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指对员工进行普通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保健等旨在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资本性支出行为，其中核心内容，就是针对银行员工的职业生涯和发展路径进行经常的、大量的教育投资和培训投资活动，这方面的投资对一个现代银行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战略决定意义。
银行人力资本投资与形成。银行人力资本可以理解为具有连续不断地获取、积累、利用和创造知识的组织能力。（1）银行人力资本不是单个个人的人力资本的简单加总，银行作为一种社会有机组织实体，其人力资本水平和存：量取决于组织整体协同的有效性和有机性。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其根本的功能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发挥的精神创造力。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一体化的竞争挑战，银行要想在市场中立足、生存、成长和发展都必须成为不断学习、创造和运作新知识的学习型组织。（2）银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形成，就是银行作为一种学习型组织进行系统思考和形成群体知识创造的过程；或者说，包括人力资本获取、融合、维持和再造在内的人力资本形成，是银行作为学习型组织运行和发展必须坚持的战略层面。银行人力资本形成的组织基础和首要任务，是发展、培育具有自我超越精神内涵或人力资本存量的组织成员。银行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环节和主要任务，是通过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和实现团队学习，把个体的人力资本整合成银行人力资本。银行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高境界和战略任务，是健全银行作为学习型组织的系统思考和知识创造功能，从组织发展战略的高度制定银行人力资本投资规划并动态推进其滚动实施。（3）银行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种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是通过战略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来实现的。银行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作为整个银行投资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指从银行长期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高度，根据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和内部组织结构变革的要求，对银行未来时期人力资本形成和维持所需支出活动进行总体性的谋划和安排。银行投资经营战略规定了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经营的特定行业和领域、增长向量或成长方向、市场竞争策略和组织内部要素的协同机制，而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战略选择则是决定整个银行投资经营战略顺利实现和最终成功的主导和关键。
三、银行人力资本激励
银行人力资本运用能否以人为本，有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就成为决定银行生产经营绩效优劣的关键因素和银行人力资本运营管理成功与否的核心问题。
1.银行人力资本在运营过程中的使用效率或利用效果如何，是靠激励来实现的，主要包括制度激励和管理激励。所谓激励，就是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引导个人行为最大限度地运用其人力资本去实现组织目标。当个人努力方向与组织目标完全一致时，个人的潜在人力资本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激励效果达到最大。可见，激励的实质，就是通过制度设计和管理操作，以使个人与组织目标最大限度地一致起来，调动人力资本所有者个人的精神力，让他们有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运用其人力资本在工作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人力资本制度激励，就是遵从人力资本天然所有者这种经济行为属性，按照效率和公平原则，设计和建立统一的、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激励制度，并在整个银行范围内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从银行所有权安排和治理结构高度确立人力资本产权地位，保证其主体权能和权益的实现，即设计和实施全员持股、民主控制的股权激励计划和措施。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系列绩效考评和奖酬制度，以及银行文化、团队精神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制度激励是银行人力资本使用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激励的基础或前提。
3.人力资本管理激励。银行人力资本运营过程中，管理者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体，所以，对人力资本的日常维持和激励使用就必须因人而异、区别对待。这就要求管理主体有高超的技能和技巧，能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人体功效学等知识和技术，有效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之最大限度地运用其人力资本，为银行经营发展做贡献。管理激励是银行人力资本使用的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激励机制，它是制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银行人力资本运营的战略层面上和操作实务中，制度激励与管理激励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并整合为完整的银行人力资本激励体系和运作机制。管理激励措施和实施必须建立在制度激励的基础之上，制度激励必须为管理激励的有效实现提供制度前提、组织保障和人文环境。经过整合的人力资本激励体系和运作机制，基本框架和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银行薪酬制度体系的设置运作；二是绩效考核评估制度体系的设计操作。
四、银行人力资本整合
商业资本论文篇6
作为一般性的定义，银行的资本是银行已经持有的权益类资金，目的在于防范头寸价值减少或商业损失等风险，从而保护存款者和一般债权人不受损失。银行的资本有三个不同的概念，即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
账面资本是一个会计的概念，列示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等于资产减负债后的余额。但商业银行账面资本的概念与普通企业的账面资本的概念略有不同，商业银行的账面资本除了所有者权益外，还包括监管当局认可的储备、次级债等。
监管资本是商业银行按照监管当局的规定，应该保留的最少的账面资本数量，是一个根据监管规定计算出来的量，一般为风险资产的一定比例。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商业银行要保留的最低监管资本的计算公式为：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乘以12.5，再加上针对信用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就得到分母，即总的风险加权资产，分子是监管资本，两者相除得到资本比率的数值，该比例不得低于8%。
经济资本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概念，是用于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虚拟资本，在数值上等于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置信区间商业银行非预期损失的倍数。经济资本不是真正的银行资本，并且银行选择的置信区间不同，经济资本的数值也不同。
这三个资本在数量上存在以下关系：第一，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如若不然，监管当局将会采取强制措施要求银行补充资本或削减业务规模以减少承担的风险；第二，账面资本≥经济资本：因为经济资本反映的是商业银行真实的风险，最终用于消化风险的资本是银行的真实资本，如果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时将经济资本的限额定得比账面资本高，真实发生损失时将没有足够的真实资本来覆盖损失；第三，经济资本≥监管资本：如果监管资本大于经济资本，则商业银行会采取资本套利行为，从而在不降低真实风险的情况下大大降低监管资本要求。综合起来，账面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着以下的动态平衡关系：账面资本≥经济资本≥监管资本。
二、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联系与区别
监管资本产生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标志是1988年《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定》的诞生。1988年的资本协议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要加强国际银行体系的稳健性，第二是要减少各国银行间存在的不平等竞争因素。监管资本是银行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
经济资本产生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1988年资本协议及1996年的修订主要针对的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且风险敏感性不足，国际活跃银行为更好地管理自身的风险，开始开发自己的模型，用于为具体的交易配置资本。经济资本覆盖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发展的驱动因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其主要目的是信息批露、绩效评估、计划、定价等。
监管者通过对国际活跃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的考察，用它作为改进监管资本的有用参考。资本协议非常注重银行的内部风险评估，并以此作为确定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由于资本协议允许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来计算监管资本，用来计算经济资本需求的风险评估过程也能够决定他们的监管资本要求。
尽管如此，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仍然有本质的区别。监管资本体现了监管当局要求，它不能代表银行实际吸收非预期损失的能力。监管规定不一定反映特定银行的风险特征，而且风险加权资产不能作为全部风险的正确测度。而经济资本反映了市场及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需求，它是为承担风险真正需要的资本，反映了银行自身的风险特征。
三、经济资本的计量
经济资本是用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非预期损失是预期损失的标准差，经济资本是非预期损失的倍数，因此经济资本的计量与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计量有关。由于银行要求的信用等级与设定的置信水平相关，置信水平越高，需要的经济资本越大。
1、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对信贷资产，预期损失（EL）＝调整敞口（AE）×预期违约率(EDF)×违约时真实损失率(LGD)
调整敞口AE的计算过程：银行对客户的授信额度为COM,已使用授信额度为OS，违约时使用“未使用的授信”的比率为UGD，则AE＝OS+(COM-OS)×UGD。
EDF为既定信用等级客户的预期违约率，可根据历史经验数据确定不同信用等级客户的预期违约率；
LGD为发生违约时的真实损失率，一般的做法时假定借款人出现不还本金或利息的现象时，一般都可能发生违约，但借款人违约时，银行的贷款损失通常不是100%，只要银行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总可以收回一定比例的违约贷款，它的大小取决于抵押情况、求偿时的优先顺序等。
单项资产的非预期损失（UL）：
资产组合的非预期损失（ULP）
ρij是资产i和资产j的违约相关系数。
银行是通过经济资本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为了维持与所担风险相称的资本水平，银行必须确定意愿的信用评级相匹配的置信水平。不同的信用评级所对应的置信水平分别是：AAA，99.99%；AA，99.97%；A，99.9%；BBB，99.7%。
如果XT是随机损失变量，z是概率百分比（即置信水平），EC是在一定置信水平上覆盖非预期损失的经济资本，在时间T时，使银行免于破产的经济资本的最小值v要满足：
上式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乘数与置信区间之间的关系：给定置信区间，资本乘数是损失分布的标准差数的上限。一般而言，对信用风险，损失的分布函数为贝塔分布。置信区间与资本乘数的关系将变成尾部拟合的问题，尾部拟合要做的，就是找出置信区间对应的标准差数。
2、市场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
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利率风险、股票头寸风险、汇率风险、商品风险、期权风险。在资本协议Ⅱ中，利率风险由于难以准确计量，因此对利率风险没有规定资本要求，而是列入了支柱Ⅱ监管当局的监管。
在三大风险类别中，市场风险的建模最为先进，测量市场风险要用组合头寸法评估，不能单独进行，因为有些项目的风险可以轧平。测量经济资本的方法是：取某点上组合头寸的价值，计算基础因素潜在变化的敏感性，计算基础因素的潜在变化，将潜在变化乘以敏感性。用公式表示即为：VaRX=VX×dV/dP×PI,其中VX表示头寸X的市场价值，PI表示在时间I内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dV/dP表示市价变动的敏感度。在计算市场风险资本需求时，需要设定置信区间和持有期。
3、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操作风险是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
与成熟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计量技术相比，操作风险的计量仍处于初级阶段。为了简单起见，一些银行干脆分配其所有资本金的18%-25%用于操作风险的防范。
从银行整体的层面，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汇总后的总风险应小于三者直接相加，但在现实中，由于很难确定相关关系，采取的是直接相加的方法。即银行的经济资本＝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市场风险经济资本+操作风险经济资本。
四、经济资本的作用
由于经济资本本身就取决于各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的风险，或非预期损失的实际数值，因此对之进行分配非常科学。一方面，各个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存在多少风险，就有多少非预期损失，就应该分配等额的经济资本；另一方面，各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占用多少经济资本，就意味着承担了多少风险。具体而言，经济资本的作用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确定风险控制的边界
经济资本作为一种虚拟资本，当它在数量上接近或超过银行的账面资本时，说明银行的风险水平接近或超过其实际承受能力，这时银行要么通过一些途径增加账面资本，要么控制或回缩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受到威胁，并影响评级机构对银行的信用评级。
2、绩效考评
考核银行盈利的传统指标包括股权收益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这种指标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将风险考虑在内。出于风险的管理需要，西方商业银行逐渐出现了新型的以风险为基础的考核盈利指标－经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Risk-AdjustedReturnOnCapital）。该方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银行家信托集团（Banker’sTrustGroup）首创，最初目的是为了度量银行信贷资产组合的风险和在特定损失率下为限制风险敞口必需的股权数量。此后，许多大银行都纷纷开发RAROC方法，建立在经济资本基础之上的RAROC作为部门、人员、业务条线的考核指标已成为银行业最核心的绩效考核指标。
3、贷款定价
传统的贷款定价方法均没有考虑资本的成本。实施经济资本体系的银行使用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RAROC）模型来确定贷款的定价水平时，贷款的风险越大，为该业务配置的资本金越多，为了使这笔贷款赢利，它必须满足最低的资本报酬率标准，即要使该业务的经济利润或经济增加值为正数。
其中风险成本相当于贷款中的预期损失，经济资本等于该笔贷款的非预期损失，RAROC用银行的资本底线回报率来代替，就可计算出为取得资本底线回报率，银行对贷款索要的最低价格：
贷款价格=RAROC×经济资本+资金成本+经营成本+风险成本
4、决策市场进出
银行是由多个部门和多种产品所组成的，高级管理层需要决定保留哪些产品、压缩哪些产品，发展哪些部门、收缩哪些部门，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就是经济资本回报率的大小。能够给银行带来较大经济资本回报的部门和产品应该予以保留和发展，回报率低的部门和产品应该收缩或撤出市场。
五、经济资本体系在中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已成为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通用工具，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想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也应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并解决相关的理念、技术问题：要在全行上下形成资本约束的理念，改变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不考虑风险承担底线的经营行为。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要将资本金分配至风险报酬高的业务条线和部门；尽快建立内部信用评级系统，将信用风险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计算模型化；引入RAROC绩效考评模型，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有效配置经济资本。
【参考文献】
[1]MichaelKong：内部信用风险模型－资本分配和绩效度量[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陈林龙、王勇：现代西方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管理（第二版）[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商业资本论文篇7
(一)建立科学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系统
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内部评级系统的管理,建立全面的、高质量的信用数据库,提供更多有关损失发生时的资料,以形成有效的量化分析。在执行层面上,要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横向延伸、纵向管理,管理结构应兼顾风险控制的任务目标和以客户为中心、市场盈利最大化的最终目标。在决策层面上,商业银行要建立以风险识别、风险衡量和风险监控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的风险决策体系,坚持公正和透明的原则。在评价层面上,商业银行通过内部和外部审计对风险管理程序进行检查,了解确认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此外,在加强商业银行现有评估系统的同时发展独立的信用评估中介机构,运用外部力量加强对借款人进行监督与评估,以增强市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有效解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二)建立科学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
首先,商业银行要完善信用分析制度,即确定贷款质量和贷款人还本付息的能力,可以借鉴西方商业银行提出的6C原则,即品德(Character)、能力(Capacity)、资本(Capital)、担保或抵押(Collateral)、环境(Condition)、连续性(Continuity)。银行应该根据自身特殊情况拟订一套完整的评级方案,并设立专门部门对企业进行评级。其次,商业银行要注意企业的贷前量化分析,即对贷款的企业进行各项财务指标的综合分析。再次,商业银行要建立科学的分析预警体制,合理的分析预警体制可以帮助其有效地避免呆账、坏账的发生,减小银行潜在的风险。同时,银行也应避免贷款的过度集中,尽可能分散化地选择客户,从而将信用风险进行分散,确保稳健经营。最后,商业银行要严格依法放贷,保证贷款资金的保值。
(三)调整优化商业银行资产结构
商业银行要通过调整资产结构来减少风险加权资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规定要对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计提资本,将表外项目通过信用系数转换为对等数量的银行贷款。一些信用转换系数较低的业务如投标保函、履约保函等往往是能为银行带来较高收益的优良业务,并且获得的利润能转增资本金,这样商业银行能通过大力开展这些业务提高资本充足率。此外,实施资产证券化或资产出售则可以把风险加权较高的贷款和其他资产转化为现金,降低资产方的风险水平和加权风险资产的总额,相应地提高资本充足率。
市场风险控制策略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风险因子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将会带来市场的广化和深化,这两种情况会造成商业银行资产组合日趋复杂,组合市值的波动将更加明显。同时,商业银行在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将越来越明显化、复杂化。因此,商业银行需要制定合理的策略来控制市场风险。
(一)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规避策略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回避策略即指商业银行根据一定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规避风险。例如在无法准确预测利率变动趋势以及不可能完全自主地控制资产负债结构进而改变资金缺口时,商业银行应采取缩小资金缺口甚至零缺口资金配置策略来规避利率风险。
同样,也可以通过轧平外汇头寸以避免外汇风险敞口,或利用货币、汇率互换来避免汇率风险。
(二)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分散策略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分散策略是指通过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来分散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商业银行要通过确定组合管理目标、制定组合管理政策、构建证券组合、修订证券组合资产结构以及对其进行业绩评估来分散风险。例如,在债券市场中,银行应分散地投资多种债券,可使银行盈亏相抵,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总体上将缩小。对于外汇风险分散,银行可以通过采取持有多币种外汇头寸(或黄金头寸)来实现,这样就可以用其中某些外汇汇率上升的收益来弥补某些外汇汇率下跌的损失。
(三)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转移策略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转移策略是指银行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将其承受的风险转移给其他经济主体。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也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有效规避利率风险,如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货、利率互换和利率期权。这些金融衍生工具能帮助银行消化系统风险,为现货市场提供了一条转移价格风险的渠道,从而将市场价格变动导致的风险从正常的实际经营活动中分离出来。
操作风险控制策略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存在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和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其中包括法律风险。随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将其列为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并列的三大风险,操作风险日益成为银行业监管的重要领域。与其他风险不同,操作风险内在于银行的业务操作,并且几乎涉及银行经营管理的所有方面。加强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已成为商业银行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商业银行应建立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以确保操作风险管理活动被有效地理解和执行。采用集权、分权相结合的职能型组织架构,在操作风险战略决策的制定和管理上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在风险控制的具体实施上设立多个部门联合操作,是一种科学的管理组织形式。同时,商业银行应注重基层机构的管理,以其执行效果作为评价、验证管理绩效的标准,全面提升整个系统的管理水平。
(二)开发先进的操作风险管理工具
商业银行应由粗放的检查控制手段转化为细致的管理风格,即深入了解分析风险要素,对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并对关键环节实行日常监督机制和预警机制,制定重大风险事件的报告和处理流程。此外,商业银行要致力于进一步开发包括操作风险管理在内的综合管理系统,全面实现商业银行业务操作和管理的信息化,用计算机代替大量简单重复的、低效率的手工操作,实现计算机系统的硬控制。
(三)加强内部监控和外部监督
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不仅要求对风险管理制度、风险控制流程以及制约机制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的监督,更要求对这些制度、流程、机制本身的科学性进行审核。外部监管部门应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的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操作风险控制体系、防范机制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上。同时,监管部门应制定统一的操作风险监管标准或业务指引,帮助商业银行在管理操作风险时明确方向。监管部门还应改进监管方式,定期组织各商业银行交流操作风险管理的经验,对潜在的操作风险迹象及时预警。
综上所述,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保持银行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商业银行要保持良好的经营理念、超前的风险意识,创建先进的管理办法,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的考评机制,通过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处理控制提高资本充足率,以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庄毓敏.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许多,蒋正军.多渠道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中国金融,2004(4)
3.苏春余.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相关规则[A].中国物价出版社,2004
4.柳永明,李宏.商业银行风险管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商业资本论文篇8
【关键词】会计准则将商誉视为永久性资产不予摊销 更符合商誉的经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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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确认后商誉的处理《企业兼并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企业兼并中产生的商誉应从兼并成交次月起，按规定年限分月摊销，没有规定年限的可按十年摊销。《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却没有要求对包括合并商誉在内的合并价差加以摊销，原会计规范都没有对合并商誉的减值测试作出规定。2006 年会计准则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的做法，取消了对合并商誉的摊销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对合并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企业会计准则第20 号- 企业合并》规定：“初始确认后的商誉，应当以其成本扣除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计量”，不必进行摊销。同时，《企业会计准则第8 号- 资产减值》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商誉由于自身性质的特殊性，不能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合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所以，作为单个资产的商誉，其可收回价值是无法确定的。鉴于此，资产减值准则规定“商誉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资产组为“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按此规定，企业为了测试商誉的减值，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应当自购买日起按照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占相关资产组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资产组的，应当将其按照各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占相关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如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应当以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为基础分摊商誉的账面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 号- 企业合并》的规定，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程序如下：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在此基础上，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理论上，2006 年会计准则将商誉视为永久性资产不予摊销，更符合商誉的经济性质，体现了商誉与企业整体不可分割的特点：如果不是发生全额的减值，商誉会随企业的存在而存在。实务上如果摊销商誉，企业每年将会增加不小的摊销费用，这会降低企业报告的每股收益。新准则规定不得摊销而进行减值测试，这样每股收益能更为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盈利状况。因此，只要能设计出严格且可操作的减值测试，比起主观的摊销方法，商誉的减值测试能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但这种方法在具体操作方面也仍然面临不少难题，如由于商誉不能带来独立的现金流，在进行减值评估时很难将合并商誉与自创商誉区分开来，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购买方在合并后仍允许被并企业完全独立经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虽然合并商誉实际上已经减值，但因为企业存在着未入账的自创商誉，相关资产组的公允价值仍然大于账面价值，从而不必确认商誉减值。其在具体操作方面也仍然面临不少问题，最突出地表现为，商誉在性质上是与被收购企业的多种因素相关联的，其中既有整体因素也有局部因素，要达到上述准则的规定，分单个（组）资产对与之有关的商誉进行测试事实上很难做到。购买法的企业合并中也会出现合并负商誉，即企业合并中购买企业的购买成本小于所取得的可辩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负商誉的会计处理在各国会计界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对负商誉的会计处理通常有四种方法：一是将其按比例调减除长期有价证券以外的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若不够抵减时，剩余部分确认为一项递延收益，并在确定的期限内摊销为收益，或立即确认为收益；二是确认为一项递延收益，并在确定的期限内按系统的方法摊入各期收益；三是立即确认为当期利得；四是将负商誉直接计入资本公积。我国现行会计规范关于商誉的规定中，没有对负商誉的会计处理做出规定。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第20 号--企业合并》规定，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对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并成本的计量进行复核；经复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笔者认为，2006 年会计准则将负商誉作为收益立即进行确认做法有如下优点：首先，该方法有助于客观地反映可辩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真实价值。因为负商誉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企业合并过程中计价不恰当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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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论文篇9
一、引言
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一样，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它具有从事业务经营所需要的自有资本，需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它的财务目标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同时，商业银行又是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企业。其特殊性表现在经营对象的差异：一般企业经营的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商业银行是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经营对象，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和货币资本。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构成中，只有少部分是权益资本，其余的大部分来自于债务资本，其中存款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债务资本来源。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不仅有助于商业银行主动适应监管要求，更有助于通过资本规划支持银行业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进而实现商业银行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因而合理优化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对维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提高商业银行自身竞争力和改善银行内部治理结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资本结构理论包括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MM理论、理论和等级筹资理论等。其中，MM理论是Modigliani和Miller于1958年针对所有现代企业提出的，因而也适用于商业银行。该定理认为在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任何企业的价值，不论其有无负债，都等于经营利润除以适用于其风险等级的收益率。风险相同的企业，其价值不受有无负债及负债程度的影响；但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税额庇护利益，企业价值会随负债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股东也可获得更多好处。于是，负债越多，企业价值也会越大。1963年，MM理论得到进一步修正，修正后的MM理论将公司所得税引入到资本结构理论当中，认为在考虑所得税后，公司使用的负债越高，其加权平均成本就越低，公司收益乃至价值就越高。
二、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结合传统的资本结构研究理论，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实证分析研究成果，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商业银行规模
银行规模对其资本结构的影响显著。一方面，对于占据市场较高份额的商业银行，其经济效应规模明显、经营风险较低，因此采取债权融资的机率高。另外商业银行规模越大，其破产损失越大，牵连的利益方越多，政府给予的关注与监督越严厉以避免银行发生破产危机。另一方面，对于金融业而言，银行规模越大，分支机构越多，分散风险能力越强，越能够集中客户存款实现银行机构内部的有效资金调度。如果银行规模较小，则会使银行业务限制在某个较小区域，容易受区域性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规模的影响，不宜分散经营风险，营运资金也无法得到大范围的合理配置。
（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近年来金融工具创新和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使得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商业银行资本管制方面采取了比以往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监管当局已将对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制作为保证银行清偿能力、抑制银行风险的重要工具。因此，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对商业银行规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也是影响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规定下，我国商业银行将在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
（三）银行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使用保留较多的企业内部盈余得方式来满足融资需求，较少依赖外部融资。因此减少了债务融资，从而降低了企业资产负债率，说明企业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成负相关。然而，与预想不同的是银行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率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我国商业银行ROA（资产利润率）均非常低，大多都是低于1%的，单位资产盈利能力不高，而居民存款显现刚性，银行吸收存款成本很小，促使银行通过扩大债务提高信贷经营，这表明银行盈利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资产负债率。
（四）资产担保价值
资产担保价值对资产负债率有明显的的正相关。根据委托理论，要解决商业银行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避免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剥夺债权人的利益，同时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双方会制定一系列监督措施和保护条款，其中包含了银行的资产担保条款。因此企业的固定资产越多，其贷款时担保的价值越大，越有利于债务融资，出现破产时债权人受到的损失将越小，资产负债率也会相对较高。
（五）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高表示商业银行对外贷款中的坏账损失多。一般情况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商业银行经营风险越大，利用财务杠杆经营的成本越高，那么商业银行采用负债融资的比例越小。
（六）资产增长率
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均在快速增长，但利润增长满足不了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需要，为支持银行规模不断增长，只有通过增加债务融资来补充资金，这使得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率逐年提高。
三、结语
本文根据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特殊环境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得出，除了与一般企业相同的因素之外，商业银行作为一类特殊的企业又有着与之不同的影响要素，这是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分析表明，不同的商业银行有着不同的资本结构，每一个商业银行都应根据自身的特点来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资本结构，最终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肖作平，吴世农.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N].证券市场导报，2002-08.
[2]陆正飞，辛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8，（8）.
商业资本论文篇10
一、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与人力资本(Human Capitail)是两个涵义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就人力资源来看，它属静态的概念范畴。对于整个社会，它是指其中全体人口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集合，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反过来对上述诸因素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则仅包括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使用的全体人口的劳动能力，它与社会人力资源构成个别与总体的关系，是后者价值的具体体现。
而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则需要从动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它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当人力资源用以作为赚取利润的手段时，即被赋予了人力资本的内涵，其载体是人力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或称可变资本)，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与一般商品有着严格的不同，即人力资本的使用是其知识和技能的运用，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且还会通过劳动经验的积累，或通过自身的建设而增加其价值。对此，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有详细论述。人力资本的另一个显著特性是其“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周其仁)。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也曾指出“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没有人能把他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他必将始终带着自己的人力资本，无论这笔资产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消费。”正是人力资本的这一显著特性才使得其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从而导致商誉的产生。
二、商誉的来源——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
1.商誉产生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的垄断
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商誉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可辨认性。这项特征是它与一般无形资产相区别的主要标志。而对于商誉概念的理解，无论是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所列举的三种最主要的观点——(1)商誉是人们对企业具有好感的价值；(2)商誉是人们预期的未来收益超过除商誉外的总资产正常报酬的贴现值；(3)商誉反映的是企业总价值超过其各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净额，即一个总的计价账户，还是Kieso和Weygrandt在其合著的《中级财务会计》里所概括的两种观点——(1)商誉代表净资产的获取代价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2)商誉代表企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都不过是对其内在价值或表现形式的描述，而对商誉产生的原因则未予揭示。
那么，企业的商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要探究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商誉的根本特性——不可辨认性入手。
不论怎样对商誉加以理解，其最终必然表现为企业除商誉外的净资产的超额盈利能力。而可以形成商誉的超额盈利能力，又必然缘于某种形式的垄断。广义来说，不论多么完备的市场，都不可能彻底避免垄断性的存在，因为市场中的许多要素(例如人所拥有的优秀素质和技能)都是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这种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一旦为企业所占有即形成垄断。而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皆可归因于垄断，比如，对购买或销售市场的垄断可以使企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垄断价格，对技术的垄断可以使企业降低成本，对人力资源的垄断则可为企业带来成本、价格、市场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企业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均为可以出售的权力，因而应属可辨认无形资产的范畴，因此应当增加可辨认净资产的价值。惟有对人力资源的垄断与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脱离企业而单独出售，与之相联系的超额赢利能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净资产超额赢利能力(下文即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所以，企业的商誉应来自其对人力资源的垄断。
2.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商誉的真正来源
企业对其人力资源加以使用时，就使其转化为人力资本。正常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使用可以为企业带来市场平均利润，这种能够为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使用价值，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效用。当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大于市场平均值的时候，我们可以称其超额部分为超额效用，这部分超额效用是企业超额赢利能力的根源。可见，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为此，下面就对其进行详细的讨论。
在约翰·海尔斯看来，“人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而且都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拥有控制权，也就是说，市场中的人都是所谓的“经济人”。对于“经济人”的概念，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曾提出如下假设：(1)每一个人天然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因此应该让他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2)每一个人都关心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然而他是社会的一员，他追求的经济活动只能沿着自然的社会秩序所指定的道路前进；(3)交换使得交换双方个人利益的同时满足成为可能；(4)人类的各种动机(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以及以此易彼的倾向)会自然平衡，能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和其他人的利益相对立。因此，市场中的每个人——“经济人”都尽可能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使其占有的物质或获得的享受达到最佳状态。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则需以其使用价值——效用最大化为基础。
人力资本对于其所有者的价值，在市场中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对企业而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则为使用劳动力的基本成本。既然市场中每个劳动力的目标——其价值的最大化要以较高的效用为基础，而劳动力的效用则表现为其所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亦即为企业带来的效用，因此，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就与其对企业的效用最大化统一起来。人力资本的效用就在于其对实物资本的转移或改变。对此，马歇尔曾有论述，他说：“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诚然，在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他创造物质的东西时，他实在只是生产效用而已；或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它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当人力资本所生产的效用远高于其(全部)使用成本以致产生超额效用时，商誉便从中产生。但超额效用为什么能够产生呢?
3.企业与劳动力间的不完备契约——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归属企业的秘密
人力资本效用较高时，其市场价格也需相应较高，这才符合市场交换的规律。若果真如此，企业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也就无从产生。然而，现实中人力资本为什么的确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效用以及相应的超额利润呢?这说明市场中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公平或者不对称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内容应由企业契约来规定，为此就需要对人力资本的特性和市场中企业契约的实质加以讨论。
前文已经提到，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它只能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劳动力自身。企业可以对其非人力资本拥有占有权，而对其人力资本却只能拥有使用权，这种使用权由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契约来规定。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是各要素所有者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达成的契约，企业的形成就是用“一个契约代替一系列契约”，用“一个长期契约代替一些短期契约”。张维迎博士则进一步指出，普通的市场契约是完备契约，而企业契约是不完备契约。周其仁博士也曾作出类似的论述：普通市场契约反映的是各个生产者之间及其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契约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反映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只是这种关系在企业契约上的表象特征。
然而，如丁为民博士所指出，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力量也是非对称的。在市场中，尽管形式上“每一次交易都是严格自愿”的(弗里德曼)，然而由于劳动力若不进入市场将无法生存，资本所有者则无须为此担忧，手中的生产资料足以使其维持生产和生活。生产资料的不对称导致竞争力量的不对称，从而在企业契约订立之前，参加博弈的各产权主体就已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就市场交换各产权主体的不平等性对交换结果的影响，麦克弗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保证充分自愿交换的背景条件“不是自由地不进入某种特殊的交换，而是自由地不进入所有的交换”。但是，资本的稀缺性否定了这种条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正是这种状态，否定了二者平等博弈和签约的可能。虽然“在竞争模型中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并无区别”，然而，供求的选择使得资本比劳动更为稀缺。所以，现实中的选择总是资本雇佣劳动，即通过购买劳动力来占有劳动，从而达到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目的。
从资本和劳动力所达成契约的性质来看，它是一种不完备契约，因为劳动与劳动力的分离使得该契约的履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在订立契约时劳动并不存在，所以资本和劳动的契约只能是针对劳动力而达成，也就是说资本所购买的只能是劳动力而不可能是劳动。这样的契约具有较高的事前不确定性或不完备性，它无法规定劳动的实际支出情况，而只能让其由诸如劳动者的生理条件、技术水平、劳动条件、意识形态、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及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来决定(丁为民)。正是这种不完备契约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的产生成为可能。
当就人力资本进行讨论时，不能不提及企业家的作用。在企业的人力资本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所谓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成功参与，人力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企业家的介入可以极大地改善企业对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选择、占有、管理、开发和使用，使企业的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对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马歇尔曾做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企业家“‘冒着’或‘担当’营业的风险；他们搜集了工作所需用的资本和劳动；他们安排或‘计划’营业的一般打算，并监督它的细小事情。”这样的企业家应具有如下双重能力：(1)他必须具有自己行业中物的透彻知识；(2)他必须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必须具有首先适当的选择他的助手，然后充分信任他们的能力，以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时，他对一切事务施行总的把握，并保持营业主要计划的井井有条和前后一致。与一般人力资本相对过剩不同，萨伊和马歇尔都认为企业家是不可多得的。这样，一旦优秀的企业家为企业所拥有，即形成一种对人力资本的垄断，这正是超额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因此，企业的商誉产生于其所垄断的人力资本，当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为正值时，该部分超额效用的价值体现即表现为企业的商誉。随着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的变化，其商誉的价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即其超额赢利能力增加或减少。但这种变化往往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待到引起注意时，往往是其人力资本的垄断因内部或外部条件的作用在较长的时间里已发生了较大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商誉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商誉变化——人力资本超额效用变化的反映
引起企业商誉发生变化的原因亦应归结于其人力资本垄断状况的变化，譬如，就其下降来看，在现实中一般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1)本企业优秀人力资源流失，从而失去对原有人力资本的垄断；(2)本企业人力资本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在人力资本效用不变的情况下，其超额效用下降；(3)社会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行业，从而导致本企业人力资源的稀缺性降低，因而其效用和超额效用也随之降低。企业商誉如若增加，则情形与之相反。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人力资源的流动会影响其总体效用水平，但只要其主体或核心部分未变，其变化的幅度都将是不足为重的。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有助于形成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则反过来影响其人力资源的效用，同时它也是企业商誉得以产生的土壤。与企业商誉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需要时时予以悉心培养，然后其商誉才能得以长期维持。反之，如果企业人力资源的主体或核心发生改变，即使其商誉不会立刻消失，也将在未来数年内很快丧失殆尽。所以，与人力资源及从中所衍生的企业文化相联系、可以长期保持不变的竞争能力——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得以维持其竞争优势，因而维持其商誉的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撇开人道因素的限制而进行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使用与租入的固定资产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因为，首先，二者的所有权均不属于企业，而仅赋予企业以使用权。其次，二者的效用均与企业的利用能力相关。当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主体或核心的使用权长达十数年或数十年时，其性质则已与融资租赁(或称资本租赁)颇为类似，因为此时企业对该部分人力资本的使用期限将占去其最佳效用期限的绝大部分。所以，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固定资产的多种属性，条件具备的话，完全可能而且应当作为资产加以计量和记录。
三、商誉计量属性——人力资本超额效用未来收益的现值
理论上，商誉的计量应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货币量度。而商誉的内在价值表现为其对企业的超额效用，它是难以赋予一定的货币价值的。此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用货币单位来量度商誉的内在价值，而只能用其外在表现形式——超额赢利能力来加以反映。
此外，当企业的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因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时，其超额赢利能力也随之变化，从而使其商誉的价值起伏不定，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给其计量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由于商誉只有不断加以维持才不至于迅速消失，所以，其目前的价值应属于前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所产生，后期的商誉中有一部分应归属于以后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而不应将目前的商誉与此后人力资本的效用所产生的商誉相混淆。也就是说，企业商誉如果得以长期保持，则不仅与目前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还与以后各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因而，企业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不能全部用来衡量其目前的商誉，而只应取其一部分。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大非份额应归于目前，又有多少属于其后，仍是一个不易限定的变量，因为无论是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动，还是其人力资本成本的上升或者其效用的下降，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只能对其作出近似合理的估计。
在合理估计企业目前的商誉价值之前，首先应对其服务期限予以恰当选择。前文已经论述，目前的商誉一般应在未来数年内逐渐消耗殆尽，故其服务年限不应太长，这要结合它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时间长短来判断。对于企业超额赢利能力持续的期限，从Stephan H·Penman(1991)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些代表性的规律。Penman在其研究中，把所选择的企业按其在1969——1985年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分成规模相等的20组，再计算其后1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
从Penman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目前的超额赢利能力可在未来大约5年的时间里得以保持，随后慢慢趋向于市场平均值。为此，我们以5年为限来衡量企业的商誉当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不过，对上述结果需要说明的是：(1)其净资产的概念可能是以账面价值为依据，而本文所取涵义均为市场公允价值，即包括除商誉外的一切可单独确认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公允市价，但这并不影响上述结论的有效性，因为按市场公允价值调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只会发生绝对值的变化，而相对趋势不会改变；(2)由于现行实务对这种产生于企业内部的自创商誉并不加以确认并摊销，因而上述结论正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商誉的真实变化规律，即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变化只与其商誉的增减变动有关，而非商誉摊销所致。
其次，对计算期内的超额报酬也需进行合理的选择。其选取方法可有如下两种：(1)以此前数年(比如5年)超额利润的平均值作为估计值；(2)仅取上期的超额利润作为估计值。第一种方法可以有效防止商誉价值的过度起伏，使其各年的变化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状态，但对于一个新设企业则无法采用。第二种方法应用起来比较简单，而且也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例如，巴拉克里什南(Balakrishnan)、哈里斯(Harris)和森(Sen)在1990年所做的实证研究显示，用随机游走模型(Random Walk Models)E(Xi)=Xi-1+0t［其中，E(Xi)为t期的期望值，Xt-1为研究项目t-1期的实际值，0t为随机项目］进行财务预测评价时，0t=0时结果更优。鉴于此，本文认为把估计值取为上期之值自有其合理性，虽然其中可能存在尚待商榷之处。
同时，由于商誉价值需要用企业未来超额收益的贴现值来衡量，所以还需要选择适当的贴现率。那么，是象有人所说以行业平均利润率作为标准，还是以市场平均利润率作为标准呢?下面就对此加以分析。首先，贴现率的选择应是平均利润率而非市场无风险利率。因为对投资者而言，其投资目的应是获得市场平均利润而非低于此额的利息。其次，就平均利润率而言，取市场值作为贴现率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当其行业平均利润率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率时，该行业单位净资产所获平均利润大于市场平均值。这种整个行业的超额赢利能力仍然不可单独辨认，无法脱离行业而出售。此时，该行业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使得人力资本的单位效用较高，因而这种超额赢利能力的来源仍应归结为商誉的范畴。当然，这时可以说此行业存在整体商誉，或可称之为行业商誉，而行业商誉的存在将会导致外部资本的流入，然而为文章篇幅所限，此处不拟将讨论展开。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将商誉的计量公式表示为如下形式：
VGW＝p0X(1＋im)-t＝POX(P／A，im，n)
其中VGW——商誉价值
n——计算期数
P0——企业上期超额利润或前若干期超额利润的平均值
im——按市场风险调整后的市场平均利润率
(P／A，im，n)——年金现值系数
四、商誉确认——对人力资本有效管理的途径
1.自创商誉
上面关于商誉的论述均着眼于企业的自创商誉，即于企业内部形成的商誉。在传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下，一般不主张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其理论依据一般可以归纳如下：(1)人力资源非企业所有亦非企业所能控制，缺少资产应具的特征；(2)难以确定其历史成本；(3)其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4)实务操作难以规范，且不予确认并不会对报表使用者产生影响。对各种不予确认的理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The AICPA Special Committee on Financial Reporting)在其的《论改进企业报告》中作了详细论述，并强调“确认自创的无形资产，并不能帮助用户对一个企业进行评价，以及对信贷风险进行衡量”。
勿庸置疑，仅站在可靠性的角度，自创商誉也许是不宜加以确认的。这是因为，它产生于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使用价值，而人力资本的取得成本——工资费用象实物资本一样，已按其取得成本入账。既然实物资本的具体形式——有形资产一般也是按其取得成本入账，就不应要求把人力资本按其使用价值入账。
但是，虽然存在上述理由，而且目前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不应以此否认本来对其确认的可能性及其合理性。因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实际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用户看来，无形资产也是十分重要的，且对企业的竞争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显然，商誉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当其实际价值数额巨大时，若不予以反映，必然影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同时，正如前文所述，企业人力资本的核心部分若长期保持稳定，则已具有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属性，将其作为一项特殊的资产予以反映或确认当有其合理性。而且，若能将其加以反映，必会促使企业重视其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利用，也有利于用户分析企业的现状、潜力与前景。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条件的逐渐成熟，以及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逐步深入，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2.外购商誉
关于外购商誉，现存实务多予以确认。如英国标准会计实务公告22号(SSAP22)表达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该公告认为：“尽管商誉没有形态，可它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企业被并时，所付价格中已经包含一定数量的商誉价值；这样(该项)资本已换成一种资产——商誉，因此应将其以与其它资本资产同样的方式予以确认和处理。”既然外购商誉产生于现实的交易，对其予以确认自然也就不存在可靠性的问题。
当然，对外购商誉的性质应如何理解仍有必要加以讨论。首先，企业被并时，其价格的决定因素自然是企业的内在价值，但一些外部因素，比如说供求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一般商品的价格受其效用及其“稀缺程度”两个因素的影响其道理完全一样。在现实中，由于企业设立的目的是赚取利润，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会出售，其稀缺程度往往很高，从而价格高于价值(含商誉在内)——即商誉高于实际值的现象也就较为普遍。其次，从购受企业来看，其目的在于获得受购企业的效用，并靠此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然而当企业以公允价格购入一拥有商誉的企业时，其所获投资利润率仅相当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购入其他不含商誉的企业亦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此两种投资方式的投资利润率应无差别。所以，一家企业购入另一家拥有商誉的企业，一定认为受购企业能够提供超额效用，否则不应在选择购并对象时厚此而薄彼。受购企业对购并企业的超额效用可能源于受购企业人力资源被埋没的价值或者源于购并企业人力资源的内在潜能。然不论是哪种原因，起关键作用的应是购并企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其包含企业家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当购并完成时，受购企业的员工常被大量裁减或更换往往就是为了顺利实现上述超额效用。
五、商誉摊销——人力资本超额效用的消耗
不论企业的自创商誉还是外购商誉，都是由于其现有的人力资本具有超额效用才存在，并因企业与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劳动力间的契约而得以延续，但其延续时间不会太长。从前文Penman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此期限一般为五年左右。因此，企业现有的商誉应予以摊销，其摊销期限亦不妨取为五年。当然此期限可能随行业及其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不同而可有不同的表现。
有人认为，企业的商誉可能得以长期保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还会不断增加，因此主张对商誉不予摊销，而让其一直保留在账面上。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企业目前的商誉一般不会长期发挥效用。而且，若商誉果能得以长期保持，应是后期对人力资本效用的保持或有效开发和利用所致，不应将其与目前的商誉不加区分。
关于摊销方法的选择，由于现存商誉的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应采取与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类似的方法加以摊销，使其摊销额前期多而后期少。然而，如果每期都有新的商誉形成，在此新增额呈均衡状态且又作为自创商誉加以确认时，各期总的摊销额亦当保持均衡，故可就账户总额用直线法予以摊销。
六、负商誉本质——人力资本超额效用为负
既然商誉表现为企业净资产报酬率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值，必然各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正或为负，且其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如果其值为正的企业称为拥有正商誉，值为负的企业则可称为拥有负商誉。正如正商誉是因企业人力资本存在超额效用一样，负商誉则缘于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低于市场平均值(广义上不妨亦称为存在超额效用，其值为负)。这种人力资本的(全部)使用成本既包括向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也包括使用本企业人力资本所造成的诸如效率低下、产品积压、浪费严重、丧失机会等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既然商誉为负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决定因素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的关系，改变其人力资本的占有和使用状况就成为使商誉不断增加的主要手段。降低向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以达到部分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成本的目的或调整、开发现有人力资源以增加人力资本的效用均有一定的有效性。当然，企业的商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所处行业的整体商誉的制约，这种制约表现为其行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稀缺程度降低或升高，从而其人力资本的效用也随之降低或升高，企业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当所有企业尝试各种途径以增加其商誉时，社会的生产率将随之提高，不过，此时仍有约一半企业其商誉为负。
结论
人力资源，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所有者，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及其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是决定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其商誉的真正来源，这种超额效用缘于其对人力资本、特别是对“企业家”的垄断。当资本与劳动之间达成一种不完备的契约时，即可使商誉得以产生。对商誉加以确认和计量可以促使企业重视对其人力资本的管理、开发和利用。所有企业积极改善其商誉的努力将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但仍将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负。当然，从实际来看，本文所涉及的关于商誉计量的变量的可得性与及时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人力资源会计所需解决的，然而对它的进一步讨论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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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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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论文篇11
自2003 年开始，浙江省政府从战略高度就已经重视省外浙商反哺浙江经济的现象，并专门成立了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之后几年，激励省外浙商反哺的正式制度不断规范和实施，在2012年浙商回归开始出现一个热潮，并成为该年浙江省的头号工程。据浙江省经合办统计，2012年浙商回归创1 298亿元，超额完成近100亿元，由此浙江省委省政府也将2013年的目标上调至1 500亿元。于是，深入研究浙商回归反哺现象，已经成为浙江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省外浙商及反哺内涵的界定
浙商从学术上讲，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统一的界定。吕福新（2008）对浙商的定义采取了三种视野的方法，其中，从浙江的视野界定浙商，具体从“浙江商人”这个方面，可以分为人、商人和群体三个层次，而且这三个层次又都包含和体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从“浙江企业”方面，主要涉及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分为浙江的企业创办者、浙江的企业投资者和控制者、浙江的企业控制者和经营者这三个层次，而且“浙江商人”和“浙江企业”这两个方面又是统一的，即统一于浙江商人转变和成长为浙江的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向荣（2006）则界定的更加通俗，认为从字面上理解，浙代表浙江，商则是商帮之意，既可以指商人，也可以指企业，所以，浙商是指籍贯浙江的商人或者籍贯浙江的商人所办的企业，其中，就企业而言，浙商又包括两种：一是发端于浙江，后来以某种形式外迁到外省的企业；二是自带资金到省外创业，从零开始的浙江籍人士（资本）创办的企业。故浙商一般内涵着两个层面，一是指浙江籍的企业家；二是浙江籍企业家创办的企业，那么，省外浙商主要指与浙江之外地区相关的浙商，也就是说，“省外”是个区域概念，与浙江之外地区相关的浙商，都可以称为省外浙商。具体来看：一是已经外迁到省外的浙商；二是没有外迁到省外，只是与省外有业务关系的浙商。
反哺原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主要指通过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促使已经外迁的企业通过整体回迁、开办子公司、输入技术或者资金等方式回到企业创办地或者回到企业创办人家乡。
省外浙商反哺主要是指浙江政府实施的浙商回归工程，即通过实施相关的鼓励政策，引导在省外做大做强、优势明显的浙商回乡投资创业；重点引导资本、资源、人才、信息、技术等优质要素回流，发展高端产业，大力支持省外浙商回归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山海协作工程，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二、省外浙商反哺模式
省外浙商反哺模式以资本、人才、文化、项目等形式为主（应焕红，2009），其中，资本、项目反哺主要体现在资本的跨国回流；人才、文化反哺则主要体现为智力投资。此外，还有以资源反哺为主的贸易形式。
（一）省外浙商资本、项目等反哺模式主要涉及资本流动理论、国际投资理论，以及资本流动的衍生理论
1.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以麦氏模型、利率平价理论、两缺口模型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主要代表。比如，在麦氏模型中，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杜尔假定作为资本稀缺国的甲国与作为资本富裕国的乙国的存在，且两国国内经济均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且资本受边际生产递减规律支配。麦克杜尔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跨国界流动，由于资本稀缺的甲国资本收益率较高，因此，乙国的部分资本将流向甲国，直到两国的资本收益水平均衡为止。这三种资本流动理论虽然分析的视角不同，分别从资本丰裕程度、利率差异和国家发展程度分析了资本流动的成因，但是，基本原理都是一致的，也就是遵循了完全竞争条件下资本的边际成本等于资本的边际报酬的资本收益最大化原则，即新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表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资本逐利本质的具体体现，是帝国主义剥削欠发达国家的反映。虽然，列宁从国际剥削关系的视角分析了资本的跨国流动，但是，与新自由主义的三种理论一样，强调了资本逐利的特性。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浙商反哺现象，比如2006年以来，省外浙商回归投资兴办了2 470多家企业，投资总额超过900多亿，主要就是由于浙江地区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杭州连续多年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第一名。只是，以上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浙商回归现象，浙商回归除了资本回流数量，还要求具有资本回流的质量，以及非资本回流的诸多政策导向。
2.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垄断优势理论与邓宁的折中理论，即OLI范式。海默、金德尔伯格（1960、1969）的垄断优势理论则是打破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将企业自身对外直接投资所凭借的垄断优势分为产品市场不完全的垄断优势、要素市场不完全的垄断优势、规模经济的垄断优势以及政府干预的垄断优势。邓宁（1960、1981）则对之前各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加以折中将其概括为企业拥有的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与区位特定优势，即所谓OLI范式。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陆妙燕（2012）指出，浙商反哺最为根本的是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本质上是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的再配置过程，与此同时也往往伴随着人力资本、技术等的流动，所以，应该综合相关理论，按照邓宁的分析模式与框架，综合多方面因素对浙商反哺加以分析。具体是将影响浙商“回归”的各类因素分解为企业优势、企业家优势以及区位优势，称为OLE范式。可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特别是OLE范式较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更深入地阐释了浙商回归反哺现象，借助OLE范式可以解释应焕红（2009）对资本反哺、人才反哺、文化反哺、项目反哺等多种反哺形式的分类。但是，除了OLE优势之外，对于回归浙商而言，浙江还具有市场优势，也就是说，OLE范式可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为OLEM范式。
3.产业转型理论。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战略相回应，浙江省提出了“腾笼换鸟”战略，为众多浙商回乡投资和反哺家乡提供了机遇。“腾笼换鸟”就是要腾出空间，利用浙江宝贵的资源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腾出“低、小、散”，换上“高、新、优”，换循环经济之鸟，换服务业之鸟，换自主创新之鸟。向荣（2007）认为“腾笼换鸟”战略从本质上而言，即借助于浙商反哺的行为，实现浙江产业经济结构的良性转换，从劳动密集型的、依赖土地等资源的低附加值产业转向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依赖人力资本的高附加值产业。这种理论强调资本回流的质量，也就是说，可以促进浙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特别是浙江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更需要相应的资本、技术、信息和人才等资源。
（二）人才和文化反哺则主要体现为智力投资
很多省外浙商利用国家开拓新兴市场的战略机遇，积极回归家乡反哺，有效提供智力资源。其中，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参加政协会议，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服务，提供建设性意见。可以说，企业家资源是经济创新发展的根基，自从查德·康替龙1755年把“企业家”这一术语引入经济学界，企业家的社会价值就一直受到西方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不断形成新的企业家学说。一般认为，企业家资源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敏锐地把握市场需求，善于领导、管理、创新经济活动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能够利用好企业家资源是也是浙江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比如旅居南美洲的华侨郭胜华，从1998—2013年，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的十六年里先后提交了近百个提案，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诸多媒体誉为“提案大王”。这些提案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很多已经融入了浙江的发展战略中。
（三）以商品贸易形式反哺稀缺资源
以浙拉贸易为典型。由于拉美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工业体系相对落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都相对稀缺，这正与浙江经济发展形成互补之势。尤其是，浙江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原始资本积累之后，再次面临资源禀赋短缺的瓶颈制约，不仅需要解决为过剩资本开辟新市场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能够有效地解决要资源禀赋成本不断上升的态势。拉美浙商的兴起和壮大，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内市场和拉美市场的相对优势，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自从2004年开始，浙江就成为中国对拉美贸易最大省份之一。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浙拉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都出现下降趋势，但是，总额依然表现出持续增加的良好势头。尤其是，在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下，浙拉交易途径呈现多样化、规模化和规范化。
综上分析，传统的理论研究还主要集中在资本流动领域，对于智力投资和商品贸易反哺等模式的专项研究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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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论文篇12
目前,对商誉的理论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种:超额收益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无形资源理论。超额收益理论认为商誉是企业获得的超额盈利的那部分价值,具有使企业获得超过正常盈利水平的能力。美国会计学家佩顿1922年就指出:“‘商誉’一词在广义上表示未来超额盈利的估计价值……确切地说,商誉从这一点上可以被定义为某一特定企业所能赚取的超额盈利的资本化价值,即超过具有相同资本投资的代表性竞争者――‘正常’企业――的盈利水平的那部分盈利。”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商誉是企业总体价值与单项可辨认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价值的未来现金净流量贴现值的差额。“剩余价值观”和“超额收益观”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无形资源理论认为商誉是由例如优越的地理位置、杰出的管理人才、较高的员工素质、良好的信用等一系列无法入账的无形资源组成的。正如Reg.S.Gynther所说:“之所以商誉存在是由于资产代表的不仅仅是列示出来的有形资产。
其实,以上三种观点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商誉进行的阐述,本文综合三种观点,根据超额收益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进行初步的计量,根据无形资源观对商誉的不同因素进行会计信息化处理,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概况。
一、从会计报表角度将商誉影响因素量化
海姆・福克和L.A.高顿在《不完全市场和商誉的性质》中,将构成商誉的因素分为四项门类:增加短期现金流量;稳定性;人力因素;排他因素。乔治・卡图尔特和纽曼・奥尔森在《商誉会计》中将商誉的构成因素归为十五类,包括杰出的管理队伍,有效的广告,战略性的地理位置等。我国学者将商誉划分为广义商誉和狭义商誉,共八项因素,认为其中广义商誉包括例如优越的地理位置,其中狭义的商誉包括杰出的管理人员、科学的管理制度、融洽的社会关系、优等的资信级别、良好的社会形象。
对于商誉的影响因素,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为了便于论述,在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暂将商誉影响因素定为三大类,即人力因素、市场因素和排他因素;八种因素,即优秀的管理团队、良好的员工素质、有效的广告宣传、筹资水平、资信等级、营销水平、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政府良好关系。对于每一种商誉影响因素,结合中国经济的特殊性,采用相应会计变量将其量化从而进行进一步检验和分析。
(一)用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工资代表企业杰出的管理人员
自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和企业战略规划者对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报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经理报酬和企业绩效的关系(Mcguire,Chiu & Elbeing,1962;R.Massnl,1971;W.Lewellen和B.Huntsman,1970;Jenson和Murghy,1990),结论认为合理的薪酬制度是确保管理层能够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第二种机制。陈志广(2002)发现,在我国2000年沪市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金报酬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俊瑞、赵进文、张建(2003)认为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均年度薪金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呈现较显著的、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徐向艺等(2007)的实证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所以,员工素质的强弱决定了企业经营业绩的优劣,根据能力薪酬评价理论,较高能力者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反之亦然。所以本文选择以高管的平均工资作为反映企业管理人员素质的参数。
(二)用职工工资、福利代表人力资本、员工素质
同用高管人员的平均工资作为反映高管人员水平的指标,选择职工工资和福利作为代表企业拥有的整体人力资本和员工素质水平的参数。
(三)用销售费用来代表有效的广告宣传
目前对于广告促销效果的指标有以下五种:广告费用占销率法、广告费用增效率法、单位费用促销法、单位费用增销法和弹性系数测定法。这些方法的提出是建立在企业销售额(量)的变化是由于广告的作用引起的,忽略了例如季节、居民购买力、销售地点、消费者偏好、销售能力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这里,本文采用销售费用作为广告宣传的参数,一方面因为广告费用在销售费用中的比重较大并且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销售费用中的其他除广告费用之外的科目其实也是与加强企业宣传、提高企业形象和促进销售能力而发生的,具有一致性。
(四)用资产负债率这一财务杠杆代表企业的筹资水平
企业的筹资渠道分为内部筹资和外部筹资。内部筹资方式如企业自我积累,一般速度较慢;外部筹资可以通过发行股票、负债等方式。Ross(1977)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投资者会将企业融资方式看作企业向投资者传递的信号。当企业采取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的时候,投资者会将企业发行股票看作企业资产质量恶化的信号;而当企业采用债务融资的方式的时候,投资者将其看作企业资产质量良好的信号。而且发行股票条件繁多,程序复杂,不经常发生。对于企业日常经营,长短期负债是可以很好地反映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筹资能力和水平的参数。
(五)用平均利息率代表企业的资信等级
Sorensen(1980)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信用等级的高低能够显著影响资金成本,公司等级越高,资金成本会越低。我国国内各商业银行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企业贷款利率确定方法上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目前采取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是根据企业信用等级的高低,在人民银行核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和浮动期间内进行不同程度的浮动。公司信用等级高,资本成本低。所以,平均利息率可以作为反映企业的资信等级的参数。
(六)用社会责任代表企业的良好的公众关系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邹相煜、王一川(2008)根据陈玉清建立的指标体系,提炼公开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的数据,提出相应的五方面社会贡献率:公司对职工的贡献率、公司对政府的贡献率、公司对投资者的贡献率、公司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率以及公司对环保的贡献率。经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表明公司对职工的贡献率和公司对政府的贡献率与公司的价值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他各指标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不显著。所以,这里选择前两个与公司价值相关关系显著的指标来作为反映公司的社会贡献水平的参数。
(七)用无形资产净额代表企业的地理位置
在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土地使用权的处理是由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根据邵红霞、方军雄(2006)的实证分析结论,我国上市公司在无形资产的各明细分类项目中,土地使用权的比重最大,平均达47%。由此可见,无形资产净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土地使用权方面的信息,从而可以将其作为反映企业地理位置状况的参数。
(八)用存货周转率与资产周转率均值代表企业的销售水平
存货周转率是用来衡量和评价企业销售能力的指标,即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环节的变现能力。总资产周转率能够反映企业的资产运营绩效以及全部资产的质量和利用效率。一般而言,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表明企业资产周转速度越快,销售能力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高。本文综合将二者的平均水平值作为评价企业销售水平的参数。
二、分析概述
本文的分析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第一步建立因素集合U={U1,U2,U3},其中U1={U11,U12},U2={U21,U22,U23,U24},U3={U31,U32};第二步建立由“优、良、中、差”四种评语组成的评价集C,其中Cij表示对第i个对象做出第j种评价的可能性;第三步建立模糊关系矩阵R;第四步建立权系数矩阵,使每个权系矩阵中各个权系数之和为1;第四步得出模糊评价结果。
三、商誉价值模糊评价
(一)样本分类结果统计
通过对544家公司样本进行分类,九种因素分别求出总体的平均值,以此划分为四个类别,样本值低于平均值的50%,样本值介于平均值的50%和平均值之间,样本值介于平均值和平均值的150%之间,样本值高于平均值的150%。在统计结果中,例如高管工资对应的第一个数值为“128 211 119 96”,表示高管工资低于总体均值50%的公司有128家,介于均值50%和均值之间的211家,介于均值和均值150%的119家,大于均值150%的96家。其中,销售水平是根据存货周转率与资产周转率的均值作为营销水平的指标进行统计的。将统计的结果除以总体样本数544得到矩阵A:
所以,根据矩阵A可以将高管平均工资的模糊矩阵A1=(0.24 0.39 0.22 0.18)与矩阵B1结合并且归一化处理之后得到模糊关系矩阵R1。
这说明,从高管平均工资(U11)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商誉优的隶属度为0.186,良的隶属度为0.255,中的隶属度为0.304,差的隶属度为0.255。
用矩阵A中的职工平均工资、销售费用、资产负债率等七个要素的结果对评价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同样方法的计算处理,具体计算步骤不一一列出,从而得到商誉(U)的关于各个要素优良中差隶属度模糊矩阵R:
根据结果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商誉发展状况处于偏低的水平,只能达到评价级别的“中”级。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完善,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仍没有摆脱偏于粗放的形式;另一方面,会计的理论研究一直落后于实践,对于商誉的一些理论研究尚未成熟,以至于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还差强人意。
商誉一直以来都是会计界比较有争议的课题,本文希望通过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我国商誉概况的方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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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论文篇13
国内外学者对商誉性质研究较为全面，杨汝梅教授（1927）在《无形资产论》指出商誉性质：（1）因企业内部人事上的良好关系而产生的特定价值。（2）其存在较久且价值较为稳定。（3）可以转让。在转让之际它可以用货币度量。（4）广义上看，它是企业中由于一切组织制度完善及管理得法所获得的利益。其次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1965）在《会计理论》从会计角度对商誉性质作了以下三种解释：（1）对企业好感的价值。（2）预期未来利润超过不包括商誉的总投资的正常报酬部分的价值。（3）反映企业总价值超过各个有形或无形资产价值差价的总计价帐户。在1983年基索（d.e.kiseso）和卫根特（j.j.weygrand）两位教授在合著的《中级会计》将商誉性质概括为：（1）它代表净资产的获得代价与其公元价值之间的差额。（2）它代表企业高于社会平均的盈利能力，所持观点与亨氏之看法基本一致，并在以上商誉性质基础，卡特利特和奥尔森合著《商誉会计》（1968）对商誉的构成要素作较全面研究，提出15项要素，发展了杨汝梅教授的商誉形成原因观点。1977年h·福克和l. a.高顿著《不完全市场及商誉的性质》拓展卡特利特和奥尔森15项构成商誉因素至四类17项：笔者根据前人研究提出自己看法：商誉性质是经济组织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衍生物，而前人对商誉的构成因素分类研究，恰说明笔者对商誉性质的总结。下文笔者从人本资本会计的商誉与现代财务会计（针对我国2006年会计准则对商誉规定）的视角来比较商誉产生的本源来。
二、人本资本会计与现代财务会计的商誉本源比较
我们按照人本资本会计三大模块：人力资本会计，组织资本会计和关系资本会计（丁胜红、盛明泉，2008）分别在所有会计均面对的投资领域，筹资领域和运营领域来探索各自商誉的来源。
1．在人力资本会计模块中比较各自商誉来源
无论是人本资本会计的人力资本投资还是现代财务会计中人力资源投资，均存在一定风险。因此，它们均形成风险资本（赵德武等，2006）：人力资本，声誉资本的融洽。如果风险投资者用财务资本进行投资，那么所形成的风险资本：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声誉资本的融合。站在企业角度，无论是人本资本会计还是现代财务会计均确认，计量作为投资客体的人力资本或财务资本，而因投资而“嵌入”到投资客体上投资主体资本：人力资本和声誉资本也一并被企业接受，而因该人力资本和声誉资本较难确认而未被会计确认、计量。因此它们是企业商誉本源之一。由于风险随市场变化而变化，以及风险投资者本身能力也在变化，那么这种过去投资所形成的商誉价值也会随之受到影响而变化，因此现行我国将商誉结合与其相关资产组成资产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来进行减值进行处理。
作为人力资本（资源）投资后，并完成了产权过户法定手续，人本资本会计中将自然人在运营过程中自己学习知识，总结经验以及自己在这方面天赋形成新增加人力资本，是自然人在产权形成过程中隐形投资，只有在自然人获得企业额外补偿时才在其人力资本账户反映（丁胜红，盛明泉，2006），而现代财务会计未作单独会计科目反映，因此，它是现代财务会计中企业商誉本源之一。
上述分析较好地表现卡特利特和奥尔森总结15项商誉要素中的“在社会上较高地位；才能或资源的发掘；竞争对手的不利发展等，以及h·福克和l. a.高顿的c类因素中的管理才能和d类因素——独特性”。
2．在组织资本会计模块中比较各自商誉的来源
在资本的投资领域内，人本资本会计中的组织资本会计将耗费企业人力、财力、信息力作为组织资本的显性投资（丁胜红等，2008）。这与现代财务会计中人力、财力、信息力投资在本质是相同，但组织资本会计将以其显性投资为载体的时间要素作为其隐性投资，而现代财务会计却没有反映该要素的投资行为，因此它可以作为现代财务会计中企业商誉本源之一；在资本运营过程中，组织资本会计将反映组织共存未来经济收益价值在组织发生兼并、购并等时，以合并价差的部分确认、计量。而在现代财务会计中将其认为是企业自创商誉一部分。而对于组织资本的外在效益却被企业的关系资本所利用，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商誉价值可言。
三、在筹资领域中比较人本资本会计与现代财务会计的商誉来源
在筹资领域内，筹资（类似筹资性的融资）成本高低不仅取决于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而且也取决于筹资双方信用等级以及双方关系如何。在人本资本会计中，将企业自身以及企业员工与社会关系产生经济效益已经在账面上作定量反映或定性说明，而现代财务会计在账面上反映仅仅是筹资的多少以及为筹资所支付的代价，而对于对方的信用等级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对筹资产生影响大小来在账面上未反映，这也构成现代财务会计企业商誉来源的一种。当然这种双方信用等级以及之间社会关系也是不断变化，这也是导致该种商誉价值不稳定一个因素。当然无论是投资市场还是筹资市场，其市场本身的变化，可能对企业价值形成起到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这即可以说是企业商誉作用反映，也可以说是市场变化给企业带来机会成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企业综合资产在市场上的衍生产物，也可以认为是现代财务会计中的企业商誉本源之一。
四、结论
基于前文对商誉本源问题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人本资本会计中的商誉本源几乎枯竭，而现代财务会计中的商誉本源很多，却对其价值未作适时确认计量（或评估），因此，现代财务会计提供会计信息很难准确反映企业价值或很难较为准确地适时地反映企业价值，我国最新会计准则只是将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作减值测试，而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未作反映。当然商誉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它在本质上反映商誉是企业资产的衍生产物（无论是单位资产还是组合资产），当然这种检测方式弥补现代财务会计对企业组合资本的规模经济效益所产生超额价值可作为企业商誉本源一种在账面未反映一种残缺。因此，希望人们对商誉研究给予一定关注。
参考文献：
[1]丁胜红，盛明泉.基于产权行为研究的人本资本会计模式构造.会计研究，2008.4：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