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论文篇1
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兴盛，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已经表明世界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都在蓬勃发展，国际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交往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同时又带动了整个国家国际贸易水平的提高，因此国际文化贸易正在获得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1]。
国际文化贸易的复杂性导致了其概念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里我们选取其中一个阐述，即国际文化贸易是指国际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输入和输出贸易方式的统称，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从前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国际文化贸易由国际文化产品贸易和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两部分组成，其中的文化产品可以是图书、杂志、影视、戏曲、艺术设计、手工艺品等，主要特征是具有实物消费品的基本属性，而文化服务则是实现和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过程，通常贸易主体不是实物或不具备一般商品属性[3]。
近些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应用等技术的涌现，数字技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更加亲民的一面，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数字技术紧密地衔接到一起。国际文化贸易中无论是以货物为主的文化产品，还是以虚拟经济为主的文化服务，也应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数字技术在与国际文化贸易整合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二、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表现形式
文化贸易不仅承载着带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繁荣本国文化和历史的重任，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地位的重要途径，其中文化产品是文化贸易开展的核心，文化服务是文化贸易开展的推动力量。
作者单位：10002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国际文化贸易中的文化产品通常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而在数字时代文化产品则具备了更多的虚拟化特征，传统的文化产品转变成为使用计算机、数字播放器等泛用型设备作为载体，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以数字形式来存储、展现和传播的形式。文化产品的生产者除了传统的文化企业外，也涌现出了大量基于个人或工作室的作品，随着而来的是数字化的贸易平台的大量出现[4]。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间的贸易界定变得模糊，总体而言文化产品涉及文化贸易的核心内容，文化服务则是在文化产品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服务贸易。根据文化产品内涵与数字技术间的关系，可以将文化产品的数字表现形式分为如下几类。
1.完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来运算速度和存储能力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在虚拟时空中拓展了人类的思维。在计算机平台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具备传统实物类文化产品特征的数字化虚拟文化产品，这类文化产品具备更新节奏快、传播范围广、对实体环境依赖度低等特点。
完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指的是文化产品从最初的设计开发，到后期的推广营销都依靠数字技术实现，无需传统的实物类文化产品即可完成整个文化产品贸易全部过程的现象。比较典型的完全数字化文化产品例如有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小说等，这类文化产品的贸易过程只需要拥有计算机或移动显示设备，并通过互联网交换数字信息即可。
2.从传统文化产品转变为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在有人类贸易活动以来，其实也一直伴随着文化贸易，进入到数字媒体时代后，部分传统文化产业可以吸收和采纳数字技术的优势，并将传统文化产品慢慢转变为数字化的产品。这类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并未改变，但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得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有了提升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文化产品贸易的交易过程。最为典型的从传统文化产业转变为数字文化产业的例子就是电影电视、音乐曲艺、平面影像等，传统的胶片电影和有线电视业如今正在快速的转变为数字电影和数字电视，并出现了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形态，音乐产业则经历了从胶片和磁带到数字音乐的转变。
3.利用数字媒体作为辅助展现或传播的文化产品
尽管数字技术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是文化产品本身取悦于人的核心特性并未发生改变，并非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可以被数字技术所改变或替代，对于这类文化产品而言，数字媒体的出现只是增加了辅的展现和传播形式。利用数字媒体作为辅助展现或传播的文化产品，具有的典型特征是这类文化产品比较依赖传统的手工技艺，比较注重实物的工艺价值，例如文化产品中的民间手工艺品等。
数字技术本身无论如何发展，都无法替代实际的工艺品实物所带给人们的感受，因此数字媒体更多地是作为这类文化产品的辅助展现形式，将产品的内容以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形式存储并显示在电脑设备中，近些年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展现形式，如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等技术与文化产品相结合，实现了更加真实和有交互感的展现形式，使得普通个人了解和制作手工艺品成为可能。例如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开发的手工艺品制作游戏，基于增强现实技术开发的京剧换装体验，基于3D打印技术实现的数字化工艺品个性化模型打印等。
实际上，大部分传统的手工艺品都面临着市场容量萎缩、大众认知度低的问题，网络化的数字媒体正好是推广这类文化产品最为有效、成本最为低廉的一种形式，这里说的网络化的数字媒体既包括早期出现的彩信、网站等形式，也有近些年比较流行的移动应用这样的形式。网络数字媒体的应用，对文化产品的传播以及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数字资源与文化服务贸易的整合
与文化产品贸易注重利用实物来承载文化内涵的形式不同，文化服务贸易是更加注重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活动，包括各类演出、展览、视听传播等[5]。数字技术拥有的如交互性、虚拟化、泛媒体化等典型特征，与以非实物化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服务贸易更加吻合，也更加能够提升文化服务贸易的层次和水平。区别于传统的文化服务贸易，数字资源在与文化服务贸易整合过程中，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1. 文化服务贸易形式统一化
文化服务贸易一直以来缺乏统一的划分标准，其基本特征是文化贸易交易对象的非货物化，因此我们通常将文化演出、视听影像、图书档案、博物馆服务、体育娱乐、专利版权等交易内容都划归文化服务贸易的范畴。传统的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这些交易内容可以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数字媒体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成为文化服务贸易交易过程的主要载体，以此来实现贸易形式的统一化。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在线付费购买演出票，并将电子票根下载在手机中作为入场凭证；可以在统一的交易平台中购买数字音乐或电影，而不再需要除了数字终端设备以外的其他媒体；也可以在线预览图书的部分章节，并在付费后直接下载电子书到终端阅读设备；版权及专利交易也可以通过统一的数字平成，并通过数字验证和数字签名技术保证交易的有效性。
2. 更加高效、安全的服务贸易交易平台
数字资源平台在贸易活动中曾经最令人们担心的就是交易平台运行的效率和信息安全，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的普及使得服务贸易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信息沟通的障碍得以打破，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得到他所需要的文化服务内容。作为网络数字媒体的另一大主要特征，信息的双向交互也使得人们在获取文化服务的同时，可以更为直接地将自己的感受、建议、想法等分享给其他观众或文化服务的提供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促进了文化服务内容的改进和提升。例如，以前电视台想要获取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信息，主要依靠随机抽样拨打电话访问的形式进行，而在数字电视环境下，不仅电视节目的终端收视率可以精确的获取到，甚至对于每台电视机的收视习惯数据都可以采集到。再比如在数字音乐交易平台中，用户在试听音乐的部分章节后就可以马上选择是否在线购买整张数字专辑，同时还可以在平台中看到其他用户的购买心得并发表自己的感受，这在传统的贸易形式下是难以实现的。
在网络数字环境下，交易的安全性曾经是数字交易推广过程中的主要阻碍。随着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如近些年普及率非常高的数字证书、DRM签名、非对称加密等技术的出现，使得无论是交易过程中的资金安全，还是防止数字内容不被随意复制等，都得以实现，数字交易过程已经能够与传统交易形式一样令人信赖。
3. 更加多样的文化服务贸易量化指标
文化服务贸易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化贸易由于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得仅仅考虑国际贸易额并不能很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贸易的实际水平，对于不以货物贸易为主的文化服务贸易活动，这样的衡量标准就显得更加偏颇。对于文化服务贸易水平的衡量指标，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动态考虑的体系，既要通过多种指标的建立来衡量当前贸易水平与其他国家间的比较，同时也要考虑不同时间周期内贸易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综合考量文化服务贸易的实际发展水平。
数字资源与文化贸易平台整合的同时，所有的文化服务交易信息都将以数字形式存储和表现，规范化的贸易数字信息在大数据处理的时代背景下，可以从更多侧面反映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以视听产业为例，传统的衡量贸易水平的指标包括：票房收入、上座率等。而在基于网络付费点播的视听贸易平台中，不仅可以随时看到点播收入和点播次数，还可以收集例如：点播时段、重复播放次数、评价好坏、评论情况、IP来源等数据，同时这些数据的采集也是基于时间线和用户等级的，因此还可以将这些量化指标拓展到更加立体的评价指标体系中。
四、结束语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网络数字媒体技术早已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了文化产业这一领域。作为国际文化贸易核心组成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数字时代下也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文化服务的贸易方式都已与数字时代无法分离，而更好地与数字技术整合也是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必经途径。
数字技术与文化内涵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国际文化贸易的核心永远是文化本身，数字技术是文化内涵更好的展现和传播途径。在数字资源与文化贸易整合的过程中，也要时刻注意数字技术的选取与实现形式，让数字技术成为促进文化贸易发展的推动力，而不是成为文化本身的替代品。
参考文献
[1]李怀亮， 闫玉刚. 当代国际文化贸易综论（上） [J]. 河北学刊， 2005，25（6）： 113＼|119.
[2]李小牧， 李嘉珊. 国际文化贸易： 关于概念的综述和辨析[J]. 国际贸易， 2007，（2）： 41＼|44.
数字贸易论文篇2
(二)现有的全球贸易框架下并没有提供关于服务、货物的明确界定
从实践中看，文化产品可以被数字化，这些经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可以通过网络的传输，以不同的形式为消费者所使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如书籍、电影、音乐通过下载后，可以换成其他有形物的实物被出售。若只是在线销售，这与在电影院观看电影无实质区别，这可以认为属于服务。因此，从实践中看，对数字文化产品的理解存在区别。对货物与服务进行区别的问题不只在贸易领域存在，在商品归类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最新版的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目录中就可以看出，在对货物与服务进行区分的各种标准中，没有一种可以再任何情况下都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切实可行的以及清晰的区别方法。在GATS生效以前，并不存在对服务和服务贸易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对此也持不同观点。从条款上看，GATS回避了学术之争，通过划定范围的方式规定了GATS所规范的服务贸易，什么是“服务”却未给出明确的定义。GATS1．1条规定“本协定适用于各成员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条只是对GATS所适用的“措施”的界定，而不是对“服务”本身的界定。在GATS中对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也未有所涉及;货物与服务之间的区别是什么，GATS中也没有加以规定。
二、国际贸易中数字化文化产品的归类标准的现有主张
(一)数字文化产品适用GATT的主张
美国是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为使本国的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极力主张数字文化产品贸易享受GATT的保护。其主张的理由为:
1．适用GATT规则，更有利于视听产品贸易的自由化美国主张把数字文化产品划归到GATT之下比把其归到GATS之下更为有利，因为GATT为数字文化产品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因为关于是否永久性延迟征收数字文化产品关税在成员各方之间的讨论并未达成共识，把数字文化产品归类为由GATT调整，将会对世界贸易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GATT之下贸易自由化程度事实上要比GATS高很多，这一点没有什么令人奇怪之处，因为WTO成员方经过长达45年的时间对GATT的体系结构进行了改善，以及对GATT之下的承诺水平逐步提高的结果。
2．确保WTO协议的技术中立美国担心那些一直由GATT调整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受到尚未完善的GATS规则的约束。当前从GATT1994的“关税细目”和GATT第4条“电影限额”来看，这些数字化的产品内容一直都是由GATT1994来调整，在GATT1994的任何条款中，也没有GATT1994只能适用于有形产品的规定。如果仅仅出于对新的分销技术的考虑而把当前由GATT1994调整的电影、音乐等这些能够数字化的产品划到GATS的调整范围之内，就很难理解这一方式的正确性。目前被ITA协定所调整的计算机软件贸易，根据ITA协定的规定，消费者所购买的以实物方式交付的软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贸易限制，并且免除了关税。
(二)数字文化产品属于服务的观点
与美国的主张相反，欧盟主张数字化产品应被归类为服务。欧盟之所以持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出于保护数字视听产品这一目的。如果这些通过电子方式加以传输的产品在事实上被当作服务，欧盟就可以理所应当的适用其规则来调整通过网络方式传输的电影及电视节目，通过限制性的规则对视听产品的流通和传播实施歧视性待遇。并不是只有欧盟持这种观点，同样出于保护国内视听产业目的，其他的WTO成员方也坚持认为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产品应归类为服务，具体来讲理由如下:
1．GATS从长远目标来看更有利于数字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欧盟认为WTO电子商务工作组当前的目标是寻求如何运用现有的WTO框架下的规则来调整电子商务的问题，而不能把重点过于集中于对市场准入问题的磋商这一问题上。欧盟并不认为只有GATT1994才能更好的规制电子商务中数字化产品的问题，虽然从当前GATT1994的结构来看，其位数字化产品贸易提供了更有利的规定。软件产业和电影产业之所以强烈要求把其归为货物，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可能GATS还未能对这类产品作更加深入的、充分的考虑;其二可能是持有归为GATT调整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他们宁愿选择现有GATT下的自由贸易承诺，而不愿意选择GATS之下不确定的承诺。
2．WTO框架下不存在确保技术中立的规则欧盟以在WTO协议中不存在把货物和服务同等看待的规定，作为反对美国观点的理由。现有的国际贸易制度并未就介质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文化产品。能否在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规则中找到相应的分类，从而依据这一结果来判定数字文化产品是属于GATT还是属于GATS，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判断数字文化产品的价值不是依据其载体，而是其内容本身。
数字贸易论文篇3
1 引论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飞速发展，高效率、快节奏是企业顺应时展的必然选择，一对一的易货模式显然已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况且，就目前的信息平台来说，一个企业想要根据自己特定的需求来寻找易货对象是很费时的，甚至都找不到交易的对象。基于这个问题，我们拟设计开发一个“易货贸易信息系统”，自动为易货企业生成易货渠道，加速企业间易货贸易，解决交易局限性及低效率的问题。
1.1 背景和意义
目前，网上易物系统主要是针对一般个人群体，并且它更多的是作为信息平台，交易双方的确立需交易者自行确定。这种模式的缺点是：交易局限于两个供需互补的交易者，因此，对于A、B两位易货者，只有在A所供恰好是B所需，或A所需恰好B能提供时，交易才能进行。这无疑减慢了易货的速度。
易货贸易信息平台正是基于目前易物交易网站的不足，通过自动构建交易链，以ABCDA这种扩大型易货贸易模式，自动为易货企业提供易货渠道，从而很好地解决交易局限性及低效率的问题，极大地提高易货贸易的成功率，使更多的物品得到交换，从而更好的推广网上易货贸易。
2 系统设计
根据需求分析阶段的结果，此部分主要进行系统设计，主要包括：数据库设计和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2.1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是指对于一个给定的应用环境，构造最优的数据库模式，建立数据库及其应用系统，使之能够有效地存储数据，满足用户的应用需求。本系统采用Microsoft公司的SQL Server 2005 作为系统后台数据库。
此数据库中涉及到的对象实体类型有管理员、企业、商品、商品类别、企业缴费标准、企业间评论等。根据易货贸易信息系统的功能和特点，数据库中的数据表设计如下：（1）企业信息表主要存放企业信息，字段包括：企业编号、密码、企业名字、企业地址、企业电话、企业情况备注、企业提供的商品编号、需求的商品类别编号。（2）商品种类表主要关于商品类别信息，字段包括：商品类别编号、商品类别名称。（3）商品信息表主要存放商品的信息，字段包括：商品编号、商品名、商品所属类别、商品所属企业编号、商品交易日期。（4）评论表主要记录相关评论，字段包括：评论序号、企业编号、评论内容。（5）交易信息表主要记录企业间交易信息，字段包括：交易序号、易出商品的企业编号、易入商品企业编号。
2.2 系统功能设计
易货贸易系统主要分为用户信息管理、商品及商品类别管理、交易环信息管理、新闻和评论管理四大模块。
（1）商品及商品信息管理模块，包括：商品类别信息管理和商品详细信息管理。会员可在线对相应的易货商品类别进行查看、新增、删除、修改操作。（2）用户信息管理模块，包括：普通用户信息和会员信息管理。不同用户角色具有不同的权限。（3）交易环信息管理模块，包括：交易环信息查询、修改操作。（4）新闻、评论模块，包括：评论信息管理和新闻信息管理。用户可以查看留言信息，查看系统新闻、公告。
系统功能模块图如图1所示：
3 系统实现
根据上述设计结果，结合.Net的开发环境对易货贸易系统的具体实现加以说明，主要是系统界面设计、代码编写与调试。在界面设计好之后，通过编写和调试代码来实现界面所要求的功能。现主要以“主界面”进行说明。
主界面基本上涵盖了系统主要的功能项，包括易品中心、需求中心、易客中心、易品、需求、个人管理等。点击任意项您就可进入相应子页面，进行相关操作。此外，主页面还显示各种信息，包括：最新添加物品、最新请求交易、最新需求及最新成功交易信息。搜索部分，提供对交易商品和交易方信息进行快速查询的功能。主界面如图2所示：
4 结束语
本文首先查看了现有的一些易物贸易系统，总结各系统优点和不足，从加速易物交易的思想出发，设计和开发出此系统。到目前为止，此系统基本完成相应功能，但由于时间、人力等各方面的因素，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对于交易环生成算法思想还有待改进。
参考文献：
[1]刘宁.易货贸易的往上重生[J].企业管理杂志，2009，6月，18.
[2]化解经济危机的科学方法——企业易货[J].中国信息报，2008，11，27日第004版.
数字贸易论文篇4
贸易政策的合法性如今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欧洲领导人为统一欧盟在贸易上的立场而修改选举和其它制度，其结果对欧洲的民主、文化多样性和社会政策将是灾难性的。政治上对贸易与合法性之间联系的更多关注可以用欧盟的“民主赤字”、贸易政策制定中扭曲的利益代言制度以及民主台法性的抱怨来解释。它们都在改变高效率地制定贸易政策的环境。
欧盟的“民主赤字”辩论
欧盟的民主赤字来源于合法性的三个要件中的缺陷：结构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欧盟机构被队为不民土，土要是由于其政策制定过程缺乏透明度，决策程序复杂难懂。欧盟的主要机构，包括欧洲议会、部长理事会和委员会，都被认为不能有效代表民意。同时，欧洲还在经历社会赤字，因为缺乏跨区域的社会活动者，缺乏跨越国境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辩论和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活动的政党。最后，欧盟还面临着文化合法性的赤字。欧洲由许多民族组成，这使得欧洲人很难对欧盟产生归属感。当然，欧盟在民主方面并不是一无是处。但人们对贸易政策的反感日益严重，因为越来越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决策将他们排除在制定过程之外。
对贸易政策制定的合法性的关注
贸易政策向来由于依赖于代表团、行政权力和技术而使人怀疑其合法性。由于贸易保护的受益方和受损方力量不均衡，欧盟的贸易政策制定程序需要并且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抵制利益集团的压力，但这同时也使其缺乏公众参与和透明度，使批评者有了口实。同时，贸易所涉及的领域扩大了，而公众的参与却没有相应地增加，这是贸易政策的合法性受到关注的另一关键原因。
国际贸易机构的合法性：西雅图及其之后
关于贸易政策合法性的争论在西雅图之后更加突出。公众认为国际贸易机构政治上不合法和不民主的呼声是由于贸易本身的改变使其涉及到国内的敏感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世界贸易组织的机构问题与欧盟的民主赤字相同。在欧盟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会产生有强制性的决定，而这被认为干涉了一国人民的民力。对于多边经济机构的抗议在未来几年中也不会停止。
机构规则与贸易政策合法性
要想解决区域或国际贸易政策机构的民主问题，必须先弄清“合法性”的涵义。
政治合法性的指导性定义
政治理沦家们提出了各种影响政策合法性的因素。scharpf对民主合法性的两种形式进行了区分：一种关注政策过程，一种关注政策结果。贸易政策似乎总在效率和合法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Scharpt则认为两者是互补的，我对欧盟贸易政策合法性的分析基于此种定义。从过程的角度说，如果政策制订者能代表民意，负有责任并且受到公众监督，那么其政策就是合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的贸易政策表面上看并不十分合法。从结果的角度说，政策的合法性取决于其通过集体手段解决问题并使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能力。然而，如果政策是再分配型的――也就是说以一个集团的利益为代价来改善另一个集团的状况，那就会出现政策合法性的问题。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显然是再分配型的。在欧盟，贸易中的受损者可能集中在少数国家，这就把贸易政策合法性问题引向了国家问题。但如果跳出问题，欧盟的贸易政策也许并不像开始时看起来那么不合法。而给作为消费者的公民带来好处也并不会自动地增加自由贸易谈判结果的合法性。
多数还是一致：哪个规则最“合法”?
公众关于欧盟民主赤字的辩论都基于过程来界定合法性，很少提到怎样的机构规则能产生更多的合法结果。但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过程可以影响到结果。欧盟的贸易政策包括两个层面的授权。首先，在货物贸易领域谈判和达成国际协定的资格由成员国转给了集体――这通常被称为“排它性资格”。从过程的角度看，由于欧洲议会的缺席，欧盟贸易政策的合法性值得怀疑。但与世贸组织不同，部长理事会可被认为与议会一样“合法”。从结果的角度看，超国家层面的资格使得利益集团对多边贸易协定的影响力大打折扣。第二个层面的授权是指这一资格实际上由部长理事会转给了欧洲委员会。总理事会(General Affairscouncil)会委托委员会进行谈判。理论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委托会得到多数同意，而实际上，各成员国总能够在这一阶段取得一致。
主要的民主决策程序包括“大多数”和“一致”两种形式。在欧盟的政策领域，它们同时存在。在贸易政策领域，法律和条约决定了在各种情况下应基于哪个原则决策。从结果的角度看，多数和一致投票的效果似乎不同。哪种制度规则更合法取决于谁的利益得到了考虑。在超国家层面，多数规则并不能保障民主，从而被认为是合法的。它使得成员国们能够凌驾于一个国家之上。即使多数原则在过程上也许合法，但在结果上却不一定。在欧盟，多数原则可能会损害一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实际上，在欧盟，很多决定都是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做出的，尽管正式的决策规则并不是这样。从过程的角度说，多数原则在长期来看是不民主和危险的。而一致原则则能保证所有大的集团都能控制和影响政策程序。从结果的角度说，一致性原则保护了少数派的利益，可以补救多数原则的合法性缺陷。另一方面，在贸易当中，一致原则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随着欧盟的扩大，实现全体一致将会越来越难。
欧盟是世界机构的蓝图?
欧盟在超国家层面建立合法、民主规则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欧盟既不是联邦，又不是普通的国际组织。欧盟在处理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同时继续保持其贸易政策制定效率的努力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有着借鉴意义。
欧盟对对贸易政策合法性的关注的反应
面对贸易方面“民主合法性”的抗议，欧盟试图通过新的机构安排来产生在过程和结果两方面都明显合法的政策。关键问题在于“民主赤字”的看法，这已经超出了贸易政策的范畴。
改革欧洲治理结构
欧盟缩小“民土鸿沟”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过程合法性方面，想通过增加社会公众的参与、理顺欧盟和各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等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然而，欧洲委员会和理事会的各种努力都遭到了诸多非议。民权社会在贸易政策制订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非政府组织能否代表民权社会，其合法性仍值得商榷。
欧盟为全球化而进行的机构改革尝试的经验
数字贸易论文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0-0018-05 收稿日期：2008-06-16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自2004年起，欧盟就始终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与此同时，欧盟还是中国最大的技术转让来源地和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价格低廉的贸易品大量涌入欧盟市场，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上升趋势，贸易摩擦日益凸现，主要体现在欧盟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实行的愈演愈烈的技术壁垒、知识产权诉讼、普惠制“毕业机制”以及由来已久反倾销调查和诉讼(到目前为止，欧盟已成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其中最受双方关注的就是欧盟对华贸易赤字问题。此外，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接踵而至，欧盟改变原来的低调做法，转而与美国相呼应，公开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
长期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中国贸易顺差问题主要集中在美中贸易逆差的讨论方面，但是随着欧盟代替美国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第一大来源地，继美中贸易逆差之后，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正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李俊等(2007)从供给、需求以及贸易政策环境三个方面，通过对1996-2005年中国与欧盟贸易宏观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中国与欧盟制造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和非美国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的本质因素，同时短期内贸易政策环境的变化也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失衡，然而需求方面的汇率因素并不显著。陈仲常、余翔(2005)认为，欧盟现行的经济政策与欧元的持续升值为欧盟对华贸易赤字的不断扩大创造了条件，而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了中国整体出口竞争力，优势产品在欧盟进口市场份额的扩大的同时伴随着其他主要供应国市场份额的萎缩，从而逐渐形成“贸易逆差的集中效应”，加之欧盟全球化资源配置的需要，共同导致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中国商务部“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研究”课题组(2006)从产业间的国际转移的角度，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替代了贸易。日本和韩国等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过直接投资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过程转向中国，通过中国这个加工生产基地向欧美输出产品，导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由东亚主要经济体对欧盟的出口“转嫁”而来。
本文将贸易逆差、国际产业分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国内需求以及贸易一体化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下来分析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运用数理工具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基于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考察各因素对贸易赤字的实际影响。
二、经验观察与数据说明
(一)经验观察
从图1可以看出，欧盟对华贸易赤字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1997～2001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呈现收敛态势，逆差总额逐渐缩小，其中2001年为53.3亿美元，贸易总体最为平衡。然而，随着中国加入WTO，2002年以后人世效应逐年扩大，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总额随之迅速增加，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不断上扬，由2002年的96.3亿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1314.3亿美元。我们认为，中国对欧盟总体贸易失衡的来源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从事的国际产业分工链中“两端在外”的加工贸易的持续增长，以及国际资本(主要来源于东亚)通过国际产业转移的渠道加速进入中国市场，推动了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中，中国位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低端，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的主要提供者，主要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从事加工、包装及组装工序，而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专业化生产中高等技术、高附加值零部件，并进行产品研发以及提供金融贸易服务(邱斌等，2007)。基于技术及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直接投资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国际生产体系末端低技术水平的加工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从而形成中国自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半制成品及零部件，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并将最终的加工制成品出口到欧盟的贸易格局，这种贸易格局实际上是东亚各主要经济体对欧盟出口的“转嫁”。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则以水平投资为主，以中国国内市场为重心，在华企业的生产替代了一部分欧盟对华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中国对欧盟的贸易失衡状态。
其次，在对外贸易政策进一步开放的同时，中国贸易一体化水平的持续上升，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结构，从而塑造了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加速了欧盟对华贸易赤字的上涨趋势。当国际分工细化到行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时，“市场一体化”与“生产过程分散化”相统一就产生了垂直专业化现象(Grossman and Helpman，2002、2005)：发达市场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将初级产品的生产、中间品提供，尤其是加工制造工序“外包”(outsourcing)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使得这些国家形成了以“来料加工”为特色的贸易方式。中国目前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主要是外资企业，这些企业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品，依托本国的比较优势从事加工组装活动，中间品贸易量随之不断上升，投入产出的循环积累效应不断扩大，推动了中国贸易一体化总体水平持续上升。随着贸易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最终加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攀升，形成了中国在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竞争优势；而最终加工制成品出口贸易量的上升的主要表现为中间投入品进口量的增加，进而又推动贸易一体化水平不断升高(刘志彪等，2006)。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在加工贸易和贸易一体化的这种循环效应中被加速扩大。
(二)数据说明 变量选取方面，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记为tb，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记为euf，东亚四国及地区对华的直接投资总额记为eaf，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记为pte，中国外资企业出口总额记为ofe。同时，以中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额表示国内需求。记为rs，此外，模型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根据据公式REER=BNERix(Pd，Pi)求得，记为reer，其中BNERi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双边名义汇率，Pd与Pi则分别表示本国与i国的商品价格水平，在我们构建的模型中，Pd由
中国的RPI代替，Pi则由欧盟的HICP代替。最后，贸易政策变量用贸易一体化指数代替，根据刘志彪等(2006)关于贸易一体化定义的扩展，我们选用贸易依存度作为贸易一体化指数，记为td。此外，考虑到国际资本流人的外溢具有时滞效应，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影响本期的贸易失衡，而且会对此后各期产生影响，因此在模型的构建中引入FDI存量概念。
由于暂不考虑欧盟对华贸易顺差时期的情形，并且假设人民币对欧元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与欧盟对华进出口贸易总体变化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为了避免小样本回归产生的偏差，我们选取了1999年至2007年9月的季度数据并采用X12方法进行季节调整。为了消除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我们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进行对自然数化处理，对数处理后的变量分别记为1tb、leaf、lofe、leuf、lpte、lrs、lreer和ltd。原始数据均取自欧盟统计局数据库、中国商务部、中国海关统计资讯网以及《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国际贸易》相关各期。
三、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由非平稳时间序列造成的伪回归，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先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本文所有计量分析均通过EViews5.0软件完成)。由表1知，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在显著水平10％的ADF单位根检验中均不能拒绝序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经过一阶逐期差分，各变量序列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I(1)序列，满足以下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二)协整分析
我们采用Johansen(1988)、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多变量系数矩阵Ⅱ的极大似然比检验方法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设矩阵Ⅱ的特征
其中，入i为特征根轨迹统计量，依次检验这一系列统计量的显著性：若η0不显著，则接受H00(r=0)，即存在k个单位根与0个协整向量；若η0显著，则拒绝H00。表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必须继续检验η1的显著性，这样依次进行下去直至接受Hr0，即最多只有r个协整向量(高铁梅，2006)。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协整向量的个数为五个。我们对第一个协整向量估计出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式如下：
(1)式所列协整关系系数估计值下面括号内为t统计量，所有系数都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可以看出，长期内，国际产业分工与贸易一体化通过FDI、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等途径对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看，与欧美直接投资相比，来自东亚四国和地区的对华直接投资对贸易逆差的影响更为显著，东亚四国和地区与欧美FDI存量每增加l％，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分别扩大3.57％和0.4％；中国加T贸易出口每增加1％会带来欧美对华贸易赤字1.25％的上扬；外资企业出口1％的上升将增加6.54％贸易逆差的扩大；贸易一体化指数每上升1％，贸易逆差将扩大3.81％。以直接标价法表示的人民币实际汇牢对贸易逆差有正向推动作用，汇率每贬值1％，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将上升0.39％。中国国内需求对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存在负向作用，国内消费需求1％升高将减少6.14％的贸易逆差。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
(一)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Englee和Granger(1987)构建的含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我们可以在各变量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基础上考察各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对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短期变动的影响。在以上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这里仍然使用序列和协整方程都有线性趋势的检验形式。我们可以剔出统计中不显著的(系数在10％显著水平下未通过t检验)滞后差分项，估计出VECM如下：
以上括号中数字为t统计量，ect-1是误差修正项，其系数-0.32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反映将变量之间偏离长期均衡的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的速度。
从(2)式来看，短期中，国际产业分工不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这一渠道对欧盟对华贸易赤字产生显著影响。滞后一期的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在华外资企业出口、人民币对欧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和贸易一体化指数均对贸易逆差规模的扩大有正向推动作用，短期弹性分别为1.05、6.55、1.4和0.72。国内消费需求与贸易逆差之间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状态不一致，长期内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会引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额的上升，而短期内滞后一期的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将会增加贸易逆差。由模型各变量系数可知，只有人民币实际汇率对贸易逆差的长期影响弱于短期，其余各解释变量的长期影响均强于短期，
(二)Granger因果检验
我们基于均衡VAR模型检验短期中各个解释变量对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
从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短期中，来自欧盟和东亚四国和地区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在华外资企业出口、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人民币对欧元的实际汇率，以及中国的贸易一体化指数均是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Granger因；其中，外资企业出口、国内消费需求与贸易逆差互为Granger因。这一检验结果与前文阐述的国际产业分工与贸易一体化是欧盟对华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一致。
五、结论
基于以上对欧盟对华贸易赤字的形成机制的逻辑推理和经验研究，得出下述结论：
(一)国际产业分工对贸易赤字规模的促推路径主要来源于中国与欧盟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以及南全球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变。由于资本、技术等要素禀赋的限制，大多数位于国际生产体系低端的中国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以及加丁、组装工序这类加工贸易活动，加之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产业内贸易格局的影响，随着全球产业内贸易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肯定会继续上升，那么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就可能持续存在。同时我们发现，在华外资企业的出口显著加剧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位于国际产业分工链高端的欧盟母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生产组装基地，以供应全球市场，因此，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一部分来源于外资企业出口的转嫁，中国外贸出口中半数以上来自外资企业出口，包括欧盟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是中欧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二)中国贸易一体化水平的持续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随之而来的中间投入品进口量的不断增加又推动贸易一体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一循环效应显著加速了欧盟对华贸易赤字的上扬。
(三)人民币对欧元的实际汇率不是中国与欧盟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顺差扩大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只能部分归咎于汇率因素，但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基本格局的转变起到主导作用。中国的出口对汇率是缺乏弹性的，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其他一些要素价格比较廉价，这些价格可能比汇率更重要。从根本上看，中国国内储蓄率远远高于欧盟内部。无论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一个最根本、也是比汇率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储蓄率。因此，汇率只是造成中国与欧盟贸易失衡因素中的很小部分，即便人民币对欧元略有升值，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欧盟与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
数字贸易论文篇6
一、中美贸易失衡实质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表象
就中美贸易关系而言，中美贸易的进出口额之间存在一定的差额，表现为中国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从2007-2011年中美贸易数据而言，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中美贸易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对美国出口与进口总额都呈现上升趋势。表面而言，中美贸易失衡存在、失衡问题严重、呈现增长趋势发展。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实质
首先，美国经济内部结构失衡，出现储蓄投资失衡、财政赤字和过度消费并存的问题，导致美国经济内部存在较大的问题。储蓄和投资缺口不断扩大，使得银行经常账户差额扩大，加之美国采取低利率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使得美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提升。在财政赤字角度，政府不断实行减税增支的赤字性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经常账户逆差。减税的措施刺激消费和政府开支，刺激进口求上升。而赤字以及利率上升，将导致外资流入和美元升值，加剧贸易逆差。
其次，中美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产业转移的结果。在中美贸易构成中，美国与东亚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并逐渐成为产品内分工模式，在产品分工中，美国和日本主要负责技术研发等高收益的技术密集型获得，韩国和中国台湾主要负责出口零部件和技术设备，东盟地区主要负责原材料和一般零部件，而中国大陆基础从事低附加值和低收益的劳动密集型部分。产业内分工与转移导致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但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能力并没有很大幅度的增加。
第三，加工贸易是中美贸易中导致差额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一般贸易较均衡，其他贸易方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加工贸易情况基本决定贸易顺差程度。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世界主要的加工贸易国家，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存在大量的美国将初级产品的生产或技术合成等转让给中国制造导致在中美加工贸易中存在美国对华进口较多，而中国对美进口较少的现象，导致部分的贸易差额，但实际上并不意味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高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力。
二、中美贸易重回平衡点是否依赖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在理论上能够促使中美贸易数额发现一定变化，一定程度上转变贸易差额过高的问题。但实际上，在中美贸易实务中，人民币升值并没有为中美贸易顺逆差带来显著影响和改善，要真正调节中美贸易失衡也不应该过度依赖人民币升值。
首先，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实际上是刺激消费、投资和扩大赤字政策下的主要结果质疑，中国贸易收支的价格弹性实际上是较低的，这主要是因为其附加值较低并且替代产品较多，而在对美国出口的问题上，中国产品往往形成较高的收入弹性，其根本就在于美国市场的需求弹性较大，中美贸易额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需求。
其次，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促使美国与中国的加工贸易格局改变，当前中美加工贸易这一主要贸易方式中，美国决定贸易数量及价格，而中国往往是被动的选择接受，中国本身处于加工贸易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会对长期合作的企业之间关系产生影响，不会对贸易量产生重要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实际上不能够达到调节中美贸易差额的目的。
综上，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根源在于中美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比重较大，以美国需求为主要导向，在产业链整合中，中国较低的劳动力资源等往往成为产业链生产和集成环节的重要选择，而导致产业链贸易数据表面增加。中美贸易差额是美国内部经济及贸易结构影响下的重要结果，人民币升值与否对于贸易企业的做法并不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实际上不能调节贸易差额。要真正的实现中美贸易结构的调整，美国还需要从自身做起，改善内部经济结构，扩大内需而降低外需，而中国也应该改善产业结构，逐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中美贸易关系中，逐渐占据一定的发言权。
参考文献：
[1]刘莉.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贸大学，2010
[2]赵雷.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中美贸易顺差之因[硕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08
数字贸易论文篇7
二、变量选择及模型建立
前面提到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试图寻找哪些宏观因素会影响我国政府对日实施反倾销，下面将通过一系列假设和说明，确定本文的宏观经济变量，从而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加以分析。
假设1：随着我国国内失业率的增加，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旦国内失业率增加，政府为了通过保护国内产业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采取强硬贸易政策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其中包括对外反倾销措施。
假设2：随着我国GDP增长率的钝化，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GDP增长出现钝化现象时，该国政府在刺激出口的同时，采取强力的贸易措施来限制进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为了有利于恢复国内经济，政府会更多地实施像反倾销之类的贸易保护措施。
假设3：我国对外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情况越明显，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的整体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话，政府会通过对进口商品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从而促使本国的贸易收支回到均衡水平。因此，在出现贸易顺差的时候，政府往往会对进口商品实施贸易救助；相反，在出现贸易逆差即贸易赤字时，一国政府对外国制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增大。
假设4：随着我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出现，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在与特定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出现贸易赤字，为了促使两国间贸易从不均衡回到均衡，贸易赤字发生国很可能对该特定国的商品实施限制进口的相关措施。因此，与特定国间出现贸易赤字的情况下，政府对该国产制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增大。
假设5：随着我国进口渗透度的增大，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进口渗透度是衡量一国某产业的国内消费数量中进口所占比例的经济指标，其计算公式是：特定产品的进口额÷（国内生产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渗透度的增大会减少国内产业的成长机会，迫使该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根据假设1～5，建立如下数量经济模型：
其中，因变量Y表示中国对日本的反倾销件数，自变量RGDP﹑UI﹑TB﹑BTB﹑IPM则分别表示我国实质GDP增加率﹑失业率﹑整体贸易收支﹑中日贸易收支和我国进口渗透度（名义进口额/名义GDP），?表示误差项。
三、数据选取及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9年到2010年12年间的季度数据对模型加以实证分析。鉴于我国国内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只针对于已登记的城镇居民，缺乏说服力，笔者将国内数据作为参考，主要使用世界贸易组织（http：//wto.org）和日本财务贸易统计局（http：//customs.go.jp）官方公布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经作者筛选整理而得，运用EVIEWS5.0软件，对已建立的模型做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变量失业率和中日贸易收支对应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他三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在我国国内失业率增加之时，由于如果继续大量进口日本制品，会让国内的同种企业面对更强的市场竞争，从而产生更多的失业者，因此，政府为了缓和国内失业率增加的现象，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同样地，随着中日贸易逆差的出现，我国政府为了防止贸易逆差的累积，会通过加强对日本制品实施反倾销，限制日本制品的进口数量。另一方面，我国实质GDP增加率的变化﹑整体贸易收支以及进口渗透度不会明显地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实施。
四、结论
本文以经济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并运用历年统计数据，旨在寻找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宏观经济变量。结果表明：主要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宏观因素是我国国内失业率和中日贸易收支，而非我国实质GDP增加率的变化﹑整体贸易收支和进口渗透度等因素。因此，为了减少中日贸易摩擦的发生，我国政府有必要在积极应对国内失业率上升问题的同时，适当调整对日进出口贸易规模，避免对日贸易长期出现赤字现象，为两国贸易实现均衡稳定发展﹑建立互利共赢局面而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Krugman， Obstfeld and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 Policy”， Ninth Edition， Person， 2011.
数字贸易论文篇8
弹性分析法认为，货币贬值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从而改变进出口商品数量，最终改变国际贸易收支。李天栋等（2009）研究了形成我国贸易余额的新机制，提出GDP增长的收入效应对贸易余额产生影响。张茵和万广华（2005）研究表明，大部分贸易收支的波动来自需求冲击，汇率的作用明显小于需求。许雄奇等（2006）研究则表明，财政赤字和GDP都对贸易收支有格兰杰影响。那么可以看出，汇率，GDP，CPI，财政赤字都可以作为求贸易收支的解释变量。
购买力平价理论提出两国货币价值比较的基础是货币的购买力，而国际收支学说认为，国际贸易顺差会给本国货币带来升值压力。因此，对汇率的影响因素的总结有：货币购买力，利率和贸易收支差额。
我国有连年的国际贸易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因此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预期。基于此，以及各方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呼声，本文利用欧盟的数据试着测试国际贸易顺差给人民币升带来的压力程度。
本文把影响汇率的因素分为两类：国际贸易差额和其他因素。首先用欧盟的利率，GDP，CPI和财政赤字的数据建立模型，求出这些变量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假设人民币汇率从2003年放开，这些因素不变，代入对应变量的中国实际数据得出中国新的贸易收支。然后再一次利用欧盟数据，建立贸易收支和其他因素与汇率的模型，用该式和中国其他因素的实际数据以及新的贸易收支，由此求得人民币的汇率升值趋势和比例。
二、建立模型和实证分析
（一）假设人民币汇率从2003年突然放开，但此时只有贸易收支改变，国内的其他因素仍然不变，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和假设前提。
（二）用欧盟数据推导收支的实证分析方程式①
传统理论认为，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形成和调节有重要影响，因此汇率变量本应该出现在收支决定模型中。但是，本文最终目的是求出汇率，所以要将汇率因素从收支中剔除，所以建立的模型用除了汇率外的重要变量推导出贸易收支。在影响贸易收支的因素中引入4个解释变量：X1为GDP，X2为CPI，X3为一年期贷款利率，X4为财政赤字。
通过相关系数矩阵检测多重共线性，然后通过逐步迭代法修正多重共线性，在此财政赤字变量未能通过所以舍去。用图示法通过异方差检验，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异方差进行修正，但自相关检验不通过，接着用广义差分法进行修正。最后，用G-Q检验，异方差通过（图1-1）。
得到方程式①：
Y=-437199.9-0.101971X1+6533.716X2-6587.343X3
把方程式变量对应的中国的实际数据代入方程式①，得出新的收支，称为从2003年起“中国新的贸易收支”。
数据如下（百万元）（从2003年第1季度到2011年第4季度）：
基于欧盟实际数据的方程式中各变量的关系已经反映了汇率影响，所以得出新的收支吸收了突然放开的汇率的影响，但仍有其他因素的非理想数据对收支的压力。
（三）再次利用欧盟实际数据建立实证模型，推导出其他因素加上收支与汇率的关系方程式②，引入4个解释变量：X1为国际贸易收支，X2为CPI，X3为一年期贷款利率，X4为GDP。（图1-2）
得到方程②：
Y=0.207783+1.52E-06X1+0.024217X3+3.73E-07X4
在欧盟的理想环境和理想数据下，该方程式是理想的式子，方程式②中的汇率的逻辑和关系是：收支变量已经剔除汇率的影响而且由其他因素决定，所以汇率已经吸收了其他因素影响。
代入上文求出的中国新的收支和中国的其他实际非理想数据，求出一个称为人民币的新汇率，此汇率反映了中国的其他因素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下为美元与人民币汇率：
在理想关系式中，从2003年到2011年，汇率升值74.6%。如果实际汇率也按此关系升值，那么2011年汇率应该是2.27，而实际是6.3，升值64%，意思是当多年来积累的中国的经济因素GDP，CPI和利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都能充分反映时，美元对人民币应该是2.27。可以看出，现今中国的这些经济因素对人民币升值的有很大推动作用。
三、 结论和意义
本文用欧盟的数据建立模型并将模型运用于我国的经济数据和现状，试图测出我国的中国的经济因素具体给人民币带来多大的升值压力。通过检测：
（一）GDP，CPI和利率使2011年人民币升值64%。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其他因素和收支所用的变量，即贸易收支和其他，从本文结论来看，其他因素（非连年贸易顺差）对人民币升值推动很大，能给稳定推进的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式和方向或者改革提供启示。
数字贸易论文篇9
随着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同时面临新的挑战，原来的理论很难对信息经济的许多问题做出完善的解释。
当大家都感到网络使全球变成了“地球村”的时候，却发现地球村的居民并没有走向“共同富裕”，信息经济仿佛把距离拉近了，但是却把地球村的“村民”贫富差距拉大了；欧洲的债务危机使得欧盟有分裂的危险，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也在拉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能适应现在的信息经济的发展，很难去解释国际贸易中与信息产品或者知识经济相关的现象，需要对其理论进行改进或者提出新的理论。
1 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
1.1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生于各国之间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别。一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那些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那些外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所谓绝对优势是指，如果一国相对另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有更高的效率，则称该国在这一产品上有绝对优势。
斯密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反对国家对外贸的干预，认为自由贸易能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
1.2 相对优势说对绝对优势说的取代及其发展。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世界各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存在，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参与国际贸易，贸易双方均将在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任何国家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相对优势即按照“两优取最优，两劣取次劣”的原则从事生产和交换。
1.3 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其理论模型即 H- O 模型。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双方均凭借自己的相对优势从事生产和交换，即各国应该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
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故称为要素禀赋说。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
2 信息经济或者知识经中环境下的国际贸易。
2.1 物质、能量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我们都在喊“信息经济时代”
或者“知识经济时代”到了，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对此有很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人类的三大生产要素是：物质、能量和信息，人类文明也经历了：以物质材料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第一代文明；以能量能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第二代文明；正在经历的以信息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第三代文明。美国的第一、二、三产业，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是“：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三二一”的三次产业结构符合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的发展需要的。第三产业的主体是信息产业和以知识为主的服务业，信息和知识是其核心。
2.2 信息产品的边际成本。信息产品尤其是数字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可复制性和非排他性，使其具有边际成本为零的特点，从而也导致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于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不同。
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之间通过分工可以提高双方国家的福利，也就是国际间的分工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然而在信息经济下，国际分工可能只对生产信息产品或者知识产品的国家带来好处，对生产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的国家之能带来负效益。
比如美国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满足美国国内的需求，但是它出口到其他国家，基本不需要改动，只是将语言本地化即可，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正版用户必须和其他物质产品一样为之付费。而对于美国而言，美国人并没有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相对于软件开发成本，语言本地化成本可以忽略），然而其他国家如果生产物质或者能量产品，则必须付出与之相对应的额外劳动。
3 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影响。
3.1 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假设只有 A，B 两个国家进行贸易，A 国只能生产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B 国能生产物质产品、能量产品和信息产品，A 国出口量等于 B 国进口量，A 国进口量等于 A 国出口量。A 国出国产品的总价值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出口产品的总成本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但是成本为错误！未找到引有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0）如果 A 国的信息产品进口量 >=A 国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的出口量，则 B 国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就可以得到 A 国出国产品的总价值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如果 A 国的信息产品进口量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生产信息产品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得到不平等的好处，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无偿的从别的国家获取物质和能量产品。
3.2 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影响。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还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都不适用信息产品的国际贸易。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而国际分工在信息经济之前主要以物质能量产品为主，所以这些理论是适用的，之所以这些理论不适用是因为信息产品的特性与物质能量产品不同，信息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而物质能量的边际成本不为零，因此在使用国际分工理论时，需要区分是信息产品还是物质能量产品。在信息产品这个大类中，进行小类国际分工，以前的理论才能使用；同理，在物质能量产品中，进行进行小类国际分工，以前的理论也使用。而不能将所有产品不做区别的进行国际分工。
4 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建议。
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只生产物质能量产品，或者以物质能量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会使一个国家成为别的国家的免费劳动力，所以应该尽快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尤其是软件产业和文化产业。
参考文献
[1]Thomas A.Pugel（美） 托马斯·A·普格尔著。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数字贸易论文篇10
我们运用贸易特化系数(TSC,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这一指标来衡量和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动趋势。本文中的对外贸易结构指的是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即各类进出口商品占全部贸易额的比例。贸易特化系数是一国某种/类贸易产品的净出口额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为:TSC=(XM)/(X+M),-11。
一般说来,当TSC指标值越接近一1时,表明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越低,当TSC指标值越接近1时,则表明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越高,当TSC指标值接近零时,贸易产品的竞争优势则比较均衡。如果一个地区的高级贸易部门的贸易特化系数呈上升趋势,而低级贸易部门的贸易特化系数呈下降趋势,那么可以认为该地区贸易结构呈优化趋势。
研究表明,我国贸易结构总体上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全部进出口商品的TSC从1996年的0.04上升到2008年的0.12,累计增加了0.08,特别是工业制品贸易特化系数大幅上升, TSC从1996年的0.06上升到2008年的0.27,累计增加了0.21,显示出工业制品竞争优势出现了较大的改观,对整体贸易结构贡献较大。同时,工业品自身的贸易结构也显着改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化系数稳中有升,1996-2008年间TSC累计增加了0.13,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而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显着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竞争力不断增强,1996-2008年间TSC累计增加了0.4,对我国贸易结构的改善贡献不断加大。
二、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分析
有效汇率分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它的变动反映出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力的变化。一国的名义有效汇率是指,以一国对外贸易伙伴国与该国的贸易额在该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权数,将各贸易伙伴国的名义汇率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到的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是指名义有效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所得的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表明汇率升值,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的对外价格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则表示汇率贬值,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的对外价格竞争力产生有利影响。本文所使用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月度有效汇率指数,并通过几何平均加权法计算年度指数。研究表明,我国人民币有效汇率呈上升态势,而且波动幅度较大,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走势基本相似,特别是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明显,升值幅度不断加大,2008年比2005年升值了22.56%,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倾向日益显着,汇率波动和走势更多地体现各种市场因素的综合作用。
三、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数字贸易论文篇11
200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美国政治版图哗变。在时隔12年后同时控制参众两院，为2008年总统大选营造了有利的气氛。有鉴于传统上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关心者，这引起美国内外对美国未来贸易政策前景的普遍关心，美国会重新落人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潭吗?本文认为，自由贸易仍将是美国未来贸易政策的主要追求目标与强劲文化，但贸易保护主义仍将是自由贸易的重要补充成分和有效的吓阻手段，在未来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它将较之自由贸易而处于更加显性的位置。笔者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现象界定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两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本文旨在深入分析造成这种“两性”的原因及形成路径，并揭示它们对中美贸易造成的影响。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是指就总体的美国贸易政策而言，美国必定在坚持自由贸易的同时也必定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即自由贸易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部分，而贸易保护主义是其必要的补充成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常常伴随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这也就是学者们通常认为的美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即“单边贸易自由化”，而追求的是全面互惠贸易(full reciprocity)或者是公平贸易。究其主要原因，国际体系结构使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系统和国际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对外开放和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具体到美国而言，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又有赖于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理念的同时顾及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至少应最低限度地保护由于市场力量和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指技术进步)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败者，至少使这些失败者们相信美国制度是公平的。也就是说，除非在考虑扩大贸易的同时，兼顾政策对经济上弱者的保护，以及对落后于经济和技术迅速变化的工人的教育与培训，否则美国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所赖以存在的国内外政治基础将岌岌可危。那么，吉尔平所指谓的、决定了美国贸易经济政策的国际政治系统主要由什么构成的呢?
根据华尔兹(Kenneth N.Waltz)的国际体系理论，这种国际政治体系由系统的结构和互动的单元两部分构成，互动单元的行为是由结构决定的。结构定义含有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重要原则是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原则，华尔兹将其归纳为国际政治的无序状态；第二个重要原则是互动单元(国家)的权力变化是由单元能力的变化决定的。在这两个原则中，关键量是无政府状态和国家自身能力的变化。将上述两个关键量具体应用到一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上，如美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它们就可表述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世界体系中的美国经济。
1.无政府状态与国防论
国际体系结构的总特征是国际政治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它体现了国际政治中的丛林规则。贸易保护主义者并不否认自由贸易对全人类福利的贡献，但认为这一结论的潜在假设是：世界的永久和平。自由贸易主义者的问题也就出在了这里，国际社会实际上是无序的，并不存在保障这一假设的维护机构。李斯特(Friedrich List)认为：“如果像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国际自由贸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盖源于此，虽然支持自由贸易的论证铿锵有力，但贸易保护的学说却总是以各种面目出现。实际上，完全没有壁垒或者只有极少壁垒的“自由的”贸易根本不曾出现过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认为，“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上面都盘旋着保护主义的幽灵。曾经是殖民地的美国的保护主义态度是很出名的。……也许我们的达尔文主义思想要对此负责：在丛林中，人们只有通过小心提防陌生人才能生存下来”。
与这种无序状态对应的是“安全的优先位置”和“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应用到贸易政策上，“安全的优先位置”就导致了国防论(nationaldefense)，“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引发了“相对收益论”。初期的“国防论”者认为，为了确保国家在危机时刻能够生产出关键商品的能力，进口障碍是必要的，例如最为普通的制鞋业。毫无疑问，军人需要作战用的鞋子，当战争发生时，鞋子的供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劳动力昂贵的交战国总不能从劳动力低廉的敌国求得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防论”的理念也处于不断的升级换代之中，时至今日，“制鞋业”被“高科技产品”取代。20世纪80年代，日美芯片之争正酣，许多美国人认为，日益依赖外国制造的记忆芯片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当石原慎太郎所写的《日本可以说不》(1991)一书出版之后，美国人的担忧部分得到证实，这本书实际上扬言要对美国停止芯片出口。因此，瓦伊纳(Jacob Viner)总结道，财富是实力的绝对基本因素，但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为了军事防卫的需要，也是为了长远经济繁荣的利益，有必要做出某些经济牺牲。“相对收益论”认为，经济学家虽然就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在国际上并没有就贸易收益进行公平分配的机制。换言之，不存在调节经济所得的跨国强制性机构。为了获得最大的相对利益，各国政府都有内在动机利用保护主义手段来改进其贸易条件。既然贸易是一个资源调配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政治过程，当人们意识到福利的分割是一个利益不平衡再分配的过程时，在没有国际经济分配协调机制下，每个国家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可能，获取国外最大的市场，同时又最低限度地开放自己的市场。美国贸易实践也印证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从二战后美国主要贸易行为来看 ，美国在总体上倡导自由贸易行为，表现为积极推进世贸组织历次回合的谈判，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从而形成了一种“美国”反对“美国”的局面。
2.世界体系中的美国经济
如果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是不变的，但是出于结构之中的单元之间的关系是却总是在变化，其原因是单元能力的变化，即国家权力的变化。为了便于考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我们有必要考察世界经济中的美国经济的变化，以此说明美国权力的变化。我们将美国经济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横向中的美国经济，即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相比较中的美国经济；一个是纵向中的美国经济，即现在的美国经济与历史上的美国经济。
自二战结束以后，较之其他国家经济上的不断崛起，美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历了从二战之后的一枝独秀、70年代的“衰落”、80年代的“彷徨”，再到90年代的“复苏”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经济一方面感觉到生生不息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变得相对发展缓慢了。三项指标可以说明上述问题：人均收入、美国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美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1960年以前，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西德、日本和英国――的人均收人只是美国的30％～68％不等；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之差高达7.9％；1950年，美国国际贸易额占美、西欧与日本三边总量的整整1/3。但是到80年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人均收入方面，到1979年，西欧国家与日本的人均收入上升到了美国的64％～86％之间。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方面，美国与日本的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之差在1970-1990年间只有1.7％，到了1988-1997年，这个数字竟然只有0.1％。美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在不断下降，1980年只占到了22.1％。这些数字的变化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打下了深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土壤。美国举国上下充满了反思自由贸易的气氛，东亚问题专家查莫斯・约翰逊(Chamers Johnson)评论道，“冷战是结束了，但胜者是日本”。90年代，日本陷入了经济泡沫之中，西欧经济也增长乏力，唯独美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其年均经济增长率自1994年至今，50多年来第一次大大超过欧洲和日本，但“新兴市场经济体”取达国家成为美国夕阳工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竞争对手，劳工问题、环境问题、人权问题也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烟火。总之，横向比较中的美国经济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提供了充分条件。
纵向上的美国经济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为二战之后美国贸易大发展，表现为贸易额的不断增大以及贸易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之比，这有助于自由贸易理念在美国的发展；另一个为自7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大，它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贸易出口额在1960年为197亿美元，至2005年，该数字为8946亿美元，为1960年的45倍多。进口贸易亦是如此，1960年进口额为148亿美元，2005年为16774亿美元，为1960年的113倍多。以1960年为基数，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美国贸易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之比分别为：9.35％、19.4％、11.4％和21.1％。这表明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愈来愈重要，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倡导贸易自由主义提供了事实依据。但是，纵向中的美国经济有一个重要的贸易赤字问题。自1971年起，除两年(1973年、1975年)没有逆差外，美国贸易赤字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2005年达到了最高峰，是首次出现逆差的1971年的340多倍。贸易赤字的快速增加和缓慢下降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首先，它被解读为“反映了美国加速衰落的现象”。其次，商品贸易赤字使政界更加容易接受所谓美国企业和工人正在面临不公平的外国竞争的说法。这又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论据。
概言之，世界经济中的美国经济，为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者提供的事实依据是喜忧参半，横向比较的美国经济以及纵向比较中的贸易赤字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口实，而美国贸易的大发展又为贸易自由主义者提供了证据。面对美国经济的两难处境，制定一项兼顾双方立场的贸易政策是必然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国内外政治基础。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偶然性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偶然性是指美国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防范措施或者是自由贸易的平衡措施或威胁手段，以此向美国国内相关部门或贸易伙伴施压，达到在享受自由贸易益处的同时又维护国内相关者的利益，其目的在于“吓阻”，而不在于一定要达成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这一概念揭示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偶然性的发生是出于短期问题或利益集团的压力，而不是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长期考虑，这完全不同于日本那种统揽全局的、旨在提高某些部门产业竞争力的贸易战略。
如何解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偶然性呢?美国学者彼德・卡扎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曾对国际学术界盛行的探讨对外经济政策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国际力量探讨方法，另一种是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对国际力量的关注尤其有利于分析选择对外经济策略的范围；而对官僚因素的分析则可以说明战略的偶然性。卡扎斯坦进一步阐述到，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是许多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学者们所欣赏的一种研究方法。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之所以适应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研究，在卡扎斯坦看来，是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比较特殊。笔者认为，国内官僚政治研究也适用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性的分析，美国官僚政治决策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性，正是“府会”互动的过程促成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性的形成。美国是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根据宪法，国会拥有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自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起，国会将削减关税和实施出口控制的权力以立法的方式“租借”给了总统，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在制定和管理贸易政策上的主导地位确定了下来，国会的主要作用成为促进总统或者阻拦总统。从美国贸易史上看，国会山上往往聚集着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往往赞同自由主义。国会认为自己是政府中“最具活力、最能代表民意、也最能体现民主理念的部门”，它要“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和要求”，国会这种自我认知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国会经常将原本与贸易政策毫无关联的问题成为自由贸易的绊脚石。在中国没有获得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NTR)之前，国会经常将人权问题、问题以及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捆绑在一起，造成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偶然性，使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中不得不时常考虑到国会对此的态度。结果之二是，国会常常感到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要帮助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失败的美国行业和受到损害的工人。如国会与行政部门都希望开放的对外经济政策，行政部门更注重美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国会更侧重于美国国
内的就业，当开放的经济政策影响到国内的就业时，国会宁肯放弃贸易的开放性，以防范、平衡或威胁行政部门以及国外贸易伙伴，帮助美国国内的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
为了达到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性的“吓阻”目的，国会通常采取议员发表演讲、举行听证会、提出议案、立法等等来加以实现。由于议员演讲过于随便，往往不能引起行政部门以及贸易伙伴的关心，而立法行为往往导致整个贸易政策的改变，听证会和提出议案遂成为达成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性的最有成效的工具。听证会被说成是“获取真相和事实”及“听取各方面意见”的最佳途径，这使国会的“吓阻”目的披上了“民主”的外衣。提出议案是另一个常用手段。美国宪法规定，所有议案由国会自行提出，因此在形式上只有国会议员才有权提出法案。国会议员每年大约提出议案1万多条(最多的一年2.6万条)，至于这些议案是否能够成为法律，这并不是议员最为关心的问题，甚至有的议案可能根本在本院提出后就无人问津，他们的目的是要向一心倡导贸易自由主义的行政部门发出信号。作为贸易政策制定者的行政部门以及害怕美国重新走向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外国贸易伙伴，即使知道国会的这些议案是证据不足并且政治性十足，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一些观点，采取一些零星的、偶尔的举措来安慰自冷战结束以来略呈“帝王般”的国会，但其核心的贸易主张不会受到影响，形成了一种国会吓阻，随后行政部门安慰／国外贸易伙伴“让步”(非原则性)，一段时间后，行政部门以及国外贸易伙伴重新回到其核心主张，并加缀上些许顾忌国会的言词，即美国政府提出了“修正主张”。
贸易保护主义“两性”对
中美贸易的影响
数字贸易论文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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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 Rodrik）
中国出口扩张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调整成本和分配后果”。在产业因为中国进口品的竞争而遭受重创的地区，十多年中工资一直保持低迷，失业水平很高。这些产业的就业下降是意料中事，意料之外的是其他产业并没有出现补偿性就业增长。
几十年来，自由贸易支持派和反对派争论不断，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是这一争论的最新战场。TPP由12个国家组成，它们加起来占了1/3以上的全球GDP和1/4的世界贸易。
和往常一样，该协议的支持者拿出的量化模型让这一协议看上去很“无脑”。他们最喜欢用的模型预测，15年后真实收入将上升0.5%（美国）到8%（越南）不等。此外，该模型―由分别来自布兰迪斯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彼得・彼特里和迈克尔・普卢默提出，基于他们和其他学者的众多类似框架―预测，受影响行业的就业损失相对较小。
TPP的反对者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模型，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预测。该模型由塔夫茨大学的杰罗尼母・卡帕尔多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亚历克斯・伊祖里耶塔以及前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约莫・基瓦姆・桑德拉姆提出，预测TPP成员国都将出现工资下降和事业上升，两大关键国家美国和日本的收入也会下降。
这些模型对于贸易的影响没有分歧。事实上，TPP支持者卡帕尔多和他的合作者将TPP反对者彼特里-普卢默研究的一个早期版本的贸易预测作为出发点。区别主要来自关于经济体如何应对自由化所带来的贸易量变化的不同假设。
彼特里和普卢默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充分弹性，经济中受到负面影响的部分的就业损失必然会被其他部分的就业增长所抵消。失业从一开始就被排除―这一该模型的内生结果常常被TPP支持者所回避。
支持TPP的研究的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在其简报中语焉不详地指出：“该协议将增加美国的工资，但未必能改变美国的就业水平……”这一工资影响是该研究的一个结论，而就业“预测”也许在向计算机输入任何数据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反对TPP的卡帕尔多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展望：劳动力市场的逐底竞争，工资和政府支出的下降将一直遏制总需求和就业。不幸的是，他们的文章在解释模型如何起作用方面写得很差，而他们的仿真计算的细节也有些拙劣。
彼特里-普卢默模型完全来自几十年的贸易学术建模，严格区分微观经济效应（决定不同部门间的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效应（与需求和就业的总体水平有关）。根据这一传统，贸易自由化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冲击”，影响就业的成分而不影响其总体水平。
经济学家总是用这些方法分析贸易协议，因此与彼特里-普卢默模型更加相投。相反，卡帕尔多的框架缺少部门和国家细节，其行为假设非常模糊;其极端凯恩斯主义假设也与其中期视角不太“搭调”。
麻烦在于真实世界并不非常配合贸易经济学家的假设。贸易协议的批评者们提出了数不胜数的掌故来说明进口对受影响社区的工资和就业的消极效应。3名经济学者―MIT的大卫・奥拓尔、苏黎世大学的大卫・多恩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戈登・汉森的最新实证工作表明批评者在某一（然后是某些）方面颇为中肯。
奥拓尔、多恩和汉森指出，中国出口的扩张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调整成本和分配后果”。在产业因为中国进口品的竞争而遭受重创的地区，十多年中工资一直保持低迷，失业水平很高。这些产业的就业下降是意料中事，意料之外的是其他产业并没有出现补偿性就业增长。
长期以来，贸易协议支持者坚持认为，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和低技能就业岗位损失与国际贸易关系不大;这些现象是新技术的产物。在当前的TPP争论中，许多地位显耀的支持者仍持有这一观点。从新实证发现看，如此忽视贸易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彼特里-普卢默模型确实表明TPP将加速就业岗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而该协议的支持者并未宣扬这一结果。）
经济学家没有充分理解为何贸易扩张给工资和就业带来如此负面的后果。他们尚未提出好框架替代贸易支持者所使用的框架。但我们不能装作我们所钟爱的标准模型与现实没有发生严重抵触。考虑现有模型所强调的所有可能性，而不是将所有关注都集中到一点，这样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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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70-03
引言
自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一直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稳步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超过20%。然而,伴随人民币升值,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美元外汇储备急剧膨胀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这些事实表明汇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贸易顺差问题。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单纯的贸易平衡问题,而是“世界制造加工厂转移到中国”全球生产格局演变的结果。如果全球整个生产格局不发生变化,即使人民币升值50%,中国仍然是贸易顺差国。目前从国际收支、外汇市场供求等情况看,人民币汇率趋近于合理、均衡的水平。人民币汇率并不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中国也从未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始终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国际贸易顺差也为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的国际投机热钱流向中国的资本市场,外汇储备的急剧膨胀造成外汇市场供求失衡,相对于中国的客观经济基础,外汇供求形成的市场汇率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现象。为了维持合理水平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货币当局就要动用外汇平准基金来干预人民币汇率,通过外汇占款渠道释放基础货币,这势必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然被削弱。2007年8月美国次债危机席卷全球经济以来,世界各国均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旨在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复苏。然而,在短期内,人民币过度升值会阻碍全球经济复苏,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国的股市泡沫会吸引大量的美国投机资本,从而造成美国刺激经济复苏的货币政策失灵;另一方面,在促进经济复苏与抑制通货膨胀的两者之间,中国货币当局也很难进行权衡。因此,人民币汇率超调不但不会改变国际贸易格局,而且还会加剧世界经济衰退。
一、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一)基于微观层面的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相关性分析
一般来说,人民币贬值会降低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商品价格降低会刺激国外的有效需求。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这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之间的替代效应;二是消费者货币收入的购买力发生变化,即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得以实现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双边贸易国可以生产同类商品,消费者的偏好具有价格敏感性。另外,商品的外观、性能、价格等因素制约着国外消费者的偏好,当商品的价格因素不能起主导作用时,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商品价格替代效应无法实现。当出口商品的价格替代效应比较薄弱时,价格变动的收入效应就会发挥支配作用。一方面,伴随科技产品不断创新,如果进口国的商品相对于出口国的商品是吉芬商品,那么出口国货币升值并不会改变其国际贸易顺差的局面。另一方面,如果双边贸易国的商品不具备可替代性,那么出口国货币升值同样无法改变国际贸易顺差的局面。
当人民币升值时,中国作为出口方其商品的相对价格必然上升,这时假定国外厂商与中国厂商是可以重复博弈的双方,最初为了获得利润,中国厂商一定会削价竞争,然而国外厂商也会随之削价竞争。由于两个厂商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故价格被压得越来越低,最终双方都很难获利,所以,在无限重复博弈中,厂商的削价竞争是非理性的。在该博弈的无限重复中,合作的期望得益大于竞争的期望得益。商品在消费者之间的最优配置,要求所有消费者的任何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相等,这时也就不存在任何的帕累托改进。因此,即使中国厂商与国外厂商的产品具有可替代性,人民币升值也并不会改变其国际贸易顺差的局面。
(二)基于宏观层面的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相关性分析
若一国的国际贸易赤字导致国内经济产出衰退、失业率上升,为了摆脱经济困境,该国有两种选择:一是保持名义汇率不变,而是依靠价格的不断调整,从而改善国际贸易赤字;二是本币汇率贬值使得国内商品相对于国外商品更便宜,从而提高国内商品的有效需求,改善国际贸易赤字。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保持不变时,那么总需求曲线并不发生移动;美国国际贸易赤字导致经济产出小于其自然产出水平,这样总供给曲线就会逐渐地向下移动,直到其经济产出回复自然水平。整个调整过程是通过价格水平变动来实现的,在中长期内,固定的名义汇率对应着实际汇率的调整。尽管相对于价格调整,汇率调整经济产出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但是过多地使用汇率调控将会导致汇率危机问题。
在短期内,即使马歇尔―勒纳的条件得到满足后,国际贸易逆差逐步向顺差转变,当发生汇率危机时,J曲线的效应就会发生突变,导致J曲线向下倾斜,国际贸易逆差再次出现。在中长期内,如果人民币始终保持快速升值,那么国际贸易逆差国就会出现汇率危机问题,这必然导致国际贸易逆差国的经济陷入衰退,其本国的商品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国际贸易逆差国的状况会进一步恶化。突变的J曲线效应表明,汇率调控国际贸易盈亏具有显著的中性特征,即在短期内,当马歇尔一勒纳的条件得到满足后,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国际贸易顺差;在中长期内,汇率调控国际贸易的效用就不复存在,国际贸易顺差与否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客观经济基础,所以汇率也是由一国的客观经济基础自发形成的。
二、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的选取、处理及检验
一国的国际贸易状况受其经济产业结构、消费者偏好、汇率等多种因素影响,本文选取中国国际贸易顺差额ITSD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NEUS。本文选取2005年7月至2009年12月的半年度统计数据,国际贸易盈亏额及汇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safe.省略)。由于本文的统计样本为年度数据,所以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和趋势变动。对于这样单个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一般要采用指数平滑法进行拟合及预测。另外,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它们是否为平稳的时间序列。首先,分别对ITSD、NEUS的时间序列进行指数平滑,再分别对其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根据表1与表2中的数
据,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中国国际贸易顺差额ITSD与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NEUS都为平稳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二)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的模型构建
由于前文的检验数据显示,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国际贸易顺差都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本文采用移动平均模型MA(q),来构建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的模型ITSD=C(1)+C(2×NEUS+C(3)×BNEUS。广义矩估计(GMM),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此,本文优先采用GMM方法进行参数估计。但是,由于该模型的系数矩阵为奇异矩阵,所以Eviews软件无法进行参数估计,故只能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OLS。在表3中,方程ITSD的参数估计显示,参数c(2)、c(3)不呈显著性,拟合优度R2为零,残差平方和数值过大,所以,人民币升值与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表3中,残差平方和数值过大表明,2005-2009年中国国际贸易顺差并不是由人民币汇率因素造成的,而是汇率以外的其他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
三、本文的结论与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一)本文的结论
本文着眼于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的相关性,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为:
第一,基于微观层面的分析结论。如果双边贸易国可以生产同类商品的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商品价格替代效应也就无法实现。当商品的价格因素不能起主导作用时,其收入效应就会发挥支配作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商品价格替代效应也同样无法实现。
第二,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结论。突变的J曲线效应表明,汇率调控国际贸易盈亏具有显著的中性特征,即在短期内,当马歇尔一勒纳的条件得到满足后,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国际贸易顺差;在中长期内,汇率调控国际贸易的效用就不复存在,而国际贸易顺差与否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客观经济基础。
第三,基于实证角度的分析结论。方程ITSD的参数估计显示,参数c(2)、c(3)不呈显著性,拟合优度R2为零,残差平方和数值过大,所以,人民币升值与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二)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都表明,近年来,人民币升值与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国际贸易逆差国不应该指责人民币汇率存在操纵行为。事实上,一国的客观经济基础决定了其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是由客观经济基础自发形成的。鉴于此,针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国际贸易顺差问题,笔者提出的相关政策性建议如下:
第一,人民币应继续保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中国经济的客观基础,货币当局来决定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人民币汇率更多地是反映客观经济,而不能作为长期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
第二,中国国际贸易顺差问题有待于通过多边贸易合作来解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循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开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必须准确理解中国比较优势,实施合理的比较优势战略。中国应该调整产业结构,鼓励进口他国的比较优势产品,从而实现多边贸易国的互惠共赢。
参考文献:
[1][美]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宏观经济学[M].钟笑寒,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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