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的意义篇1

农业信息化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推动力和突破口。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对推动农业信息化,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的一项战略举措

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省委、省政府根据新时期“三农”工作新形势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全省信息化、数字化、电子政务和“数字云南”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针对新时期“三农”工作作出的一项战略举措。我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与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信息设施落后、服务体系不健全、实际应用水平低、涉农信息资源分散、信息队伍建设不适应发展需要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强“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对此，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决定以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为契机，将“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作为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和标志性工程，列入当前的工作重点加以推动实施。

（二）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程

开展“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系统性工程。农业农村信息技术在现代农业社会中的运用日趋重要，对它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到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我县的农业还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阶段，在总体上还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促进我县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力带动科、教、文、卫等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持续发展，最终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一项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近年来，国家在信息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推动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但是，从实际的应用效果来看，受益人群主要是城市居民。由于缺乏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支撑，农村居民很难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与高效。特别是我县的那些边远、贫困、偏僻、分散的乡村，更是难上加难。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必将促进沟通，加强联系，有效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居民也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与高效。必将有力促进城乡信息传播和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开展“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促进我县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件大事，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具体体现，是关心“三农”、关注民生的一项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

（四）开展“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党委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实现科学决策的客观需要

“数字乡村”工程是一项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通过文字、数据、图片、视频音像四种表现形式，全面、真实、直观地展现乡村风貌、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农村经济、特色产业、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政务公开、存在问题和发展重点等内容，有利于各级各部门及时了解掌握农村基层最基本的情况，为实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全面实施好“数字乡村”工程，对于进一步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和规范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围绕目标任务，着力构建“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小康、文明、生态、和谐新农村的目标任务，强化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信息服务网络，建立、完善农业和农村综合信息数据库，提高信息服务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中的应用，全面提高我县农村社会管理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努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我县现代农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工作目标

根据省、市要求，我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目标是：紧紧围绕我县“五村三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8月下旬全面开展建设，到今年10月底前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县，连接县、乡、村的“数字乡村”信息网络服务体系，为各级人民政府决策和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图文并茂的网络信息服务。

（三）工作重点

“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涵盖的工作内容多，包括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综合数据库建设，农村综合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农业农村管理服务信息化等，不可一蹴而就。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好信息采集和信息网络平台建设。

1．抓紧建立和完善综合信息数据库。抓好信息采集是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各乡镇要严格按照要求，抓紧组织开展好自然村包括文字、报表、图片、声像等基础信息的采编工作，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数据库。对基础信息的采编，各乡镇要实行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分片包干制，做到每个行政村、每个自然村都有乡镇领导、机关干部、村委会干部和技术人员负责，做到责任到人、任务落实到人。技术力量不足的，各乡镇和挂钩部门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要搞好协调、整合。设备不够的，要通过租借、调节等方式解决。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统计资料和农业普查成果，确保采集资料的完整和准确。

2．抓好“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我县“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以全省统一的“数字乡村”工程信息网为依托，项目建设与“金农工程”等项目有机结合，利用电脑、电视、电话、广播、手机短信等方式，构建“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重点对乡镇、村委会、自然村三级子网进行建设，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信息网络体系。结合实际，我县目前的村级网络终端建设首期安排在白鹤滩镇的莲塘、库着、黎明、七里、北门、可福、迤博7个村委会和其它15个乡镇政府所在地的15个村委会，其余村委会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建设。网络建成后，要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和整合信息资源，推动涉农信息网络互联、互通、共享，防止各自为政，避免重复建设。

3.搞好信息。建立农业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其目的在于通过信息的有效运用，快捷、高效地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各乡镇必须在10月底前，完成包括乡镇、行政村、自然村等三级网页的制作，全面实现自然村基础信息上网。各项数据的收集、整理、报送和，既要符合实际、真实有用，又要体现创新、突出特色，做到图、文、声、像、表等综合并用、形式多样、一目了然，全面、真实地展示和反映全县以自然村为起点和建设重点的农村基本情况。在网页栏目的设计上，原则上要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要有可读性、可看性，既要符合上级要求，又要简便易行，方便各级干部和基层群众使用。在信息上，要适应各级各部门领导及时了解掌握农村基层最基本的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需要，更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在生产发展、增收致富上对信息的需求，要积极探索创新，不断增加服务“三农”的新栏目，增强网站服务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要提高信息的权威性、实用性、实效性，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要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建立健全信息服务规章，搞好网页的更新和维护。

（四）实施步骤

按照省、市“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会议精神和市委、政府的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我县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主要是成立县级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开展县级试点，制定县级方案，召开动员培训会，为“数字乡村”工程的开展奠定基础。本阶段的工作任务，到目前为止，已基本完成。

第二阶段：信息采集阶段。本阶段从8月21日开始，用40天的时间，分四个步骤完成信息采集工作。第一,制定乡级方案。各乡镇从8月21日到25日结束，完成本乡镇方案的制定，并召开动员培训会；第二，试点村信息采集，从8月26日开始到31日结束，各乡镇要完成试点村的信息采集工作，并报县领导组办公室审核；第三，信息采集，从9月1日开始到20日结束，各乡镇要完成所有村的信息采集工作；第四，审核工作，从9月21日开始到30日结束，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完成对所有信息的审核工作。

第三阶段：信息平台建设阶段。从10月1日开始到31日结束，用1个月的时间，完成所需文字、数据、图片、视频图像的整理、编录、处理及基本网页的制作并上网运行。

第四阶段：检查验收阶段。从11月1日开始到15日结束，由县领导组办公室采取网上检查验收或组成检查组分赴各乡镇进行实地检查验收的方式，对各乡镇“数字乡村”工程进行检查验收，并写出书面检查验收报告报县领导组，同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完善相关材料，迎接省、市检查验收。

三、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机构

各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作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纳入中心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切实加强领导，有效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县政府已成立了“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局,负责组织、协调、抓好全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实行了县“四家班子”领导和领导组成员单位挂钩联系制度。各乡镇也要成立“数字乡村”工作领导组和办事机构，切实加强领导，建立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强化督促检查，做到领导、措施、责任“三到位”，机构、人员、经费“三落实”，确保建设任务按时完成。县直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协作，紧密配合，认真组织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

（二）拟定方案，细化工作措施

“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从现在开始，只有2个月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既要按时完成，又要保证质量。会议结束后，各乡镇要及时以自然村为单元，按照《*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抓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通知》要求，学习借鉴金塘乡的经验和办法，结合乡镇实际，精心组织编制实施方案，于8月25日前报县领导组审核并备案。在方案的制定上，既要统一标准，注重实效，又要明确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建设内容、建设时间，细化工作措施，为“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有计划、按步骤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三）严格把关，确保建设质量

1．坚持部门负责制，严把数据质量关。数据质量是“数字乡村”工程的生命。“数字乡村”工程的采集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事业等方方面面，要把好众多领域、众多数据的质量关是任何一家部门都难以做到的。因此，为确保采集数据的质量，县直各有关部门都要从自身职能出发，对乡镇采集的数据进行严格把关。未经把关的数据不能输入信息网络平台；已经把关但把关不严致使“数字乡村”工程在接受省、市验收中出现问题的，要按照谁把关、谁签字的原则，追究谁的责任。各乡镇在数据采集中要坚持客观真实、实事求是的原则，提供的数据绝对不能想当然和凭空捏造，一定要据实填报和客观采集。若弄虚作假，一经发现，要按照《统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严肃处理。

2．严把信息整理录入关。各乡镇要根据所建网站栏目设置对文字、数据、图片的要求，在收集、处理、编辑、录入数据资料和图片资料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三统一、一集中”（统一“数字乡村”建设情况调查表、统一照片收集标准、统一文字处理模板；文字、图片编辑录入集中）的要求开展信息整理录入工作。县直挂钩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发现问题立即纠正，及时解决，确保信息整理录入工作按质按时完成。

3．坚持转段验收制，严把阶段质量关。为把好各阶段的工作质量，确保“数字乡村”工程的整体实施效果，各阶段的工作必须实行转段验收制。即，本阶段的工作完成后，各乡镇必须向县领导组办公室写出自查报告和验收申请，经县领导组办公室审核验收后，方能转入下一阶段的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在审核中必须尽职尽责，坚持即到即审，绝不允许推诿扯皮和拖沓延误，在接到乡镇的验收申请后，务必在3天内做出答复。

（四）明确职责，强化职能作用

我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实行“政府领导、部门指导、乡镇实施”的工作机制。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和乡镇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抓好“数字乡村”工程的实施。农业局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并处理领导组的日常事务工作，将“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搞好工作指导，提供技术支撑；通信管理部门负责牵头各通信企业，进一步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改部门负责将“数字乡村”工程纳入重大投资计划，并审定相关投资项目；财政部门负责落实“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补助资金，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统计局、交通局、公安局、城管局、规划局、水利局、林业局、民政局、民宗局、扶贫办、教育局、卫生局、经贸局、气象局、人力办、文体局、供电公司、合管办、党史办、交警大队等部门要负责相关信息的核实、整理、交换，以及相关信息系统的建设和服务；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农村地理、农村地籍等信息系统的建设、推广和服务；宣传、通信、广电等部门负责广播、电视、电话、手机短信平台等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建设及宣传工作。各乡镇负责数据采集、照片拍摄、图片收集处理、文字编辑录入等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逐级细化工作目标，层层明确工作责任，确保按时完成“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任务。

（五）强化培训，加快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业务骨干人员的培训。要从相关部门抽调熟悉农业农村工作、懂信息技术的人员，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重点进行信息统计、信息采集、文字编辑、图片处理、数据录入等技术知识培训。县农业局必须对县直部门抽调参加“数字乡村”工程的业务人员和各乡镇的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通过测试合格后方能上岗。乡镇的业务骨干接受培训合格后，要对本乡镇所有参加“数字乡村”工程的业务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尽快培养出一批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的农村信息员队伍。二是加强农民信息员队伍建设。要注意从农村种养大户、营销大户、农民经纪人、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以及村组干部中选拔事业心强、有经营头脑、掌握一定农业技术、乐于为民办事的同志作为农民信息员。通过这些农民信息员，上传民情民意，下播致富信息，进一步活跃农村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六）拓宽渠道，加大资金投入

为切实抓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工作，县政府根据各乡镇的工作量，决定下拨给各乡镇一定数额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专项经费，并配备一台电脑和一台数码相机。所配设备必须用于“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绝不能挪作它用，并落实专人管理，如发生人为损坏，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涉及到的文本材料、图表等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印制后下发各乡镇。各乡镇也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多形式充实设备，确保工程顺利实施。同时，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加大投入，不断拓宽建设筹资渠道。

（七）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

“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一个系统化、集约化工程，不是一个或几个部门就能做起来的，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按照目标任务，共同努力完成。县四家班子领导要实行联系责任制度，负责指导、检查、督促所联系乡镇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县领导组成员单位要建立挂钩负责制度，尽全力帮助挂钩乡镇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与乡镇共同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全面实施；各乡镇也要实行乡镇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分片包干制，把责任落实到人、任务分解到人，从而形成上下左右互联互动的运行机制和工作合力。

（八）先行试点，稳步扎实推进

前一段时间,县政府已在金塘乡进行了试点，县农业局要认真总结金塘乡的试点经验,供各乡镇学习借鉴。各乡镇也要选择具有一定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就信息采集先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及时总结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后全面推开，达到少走弯路、稳步推进的目的，确保整个“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顺利开展。

（九）加强宣传，营造工作氛围

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对“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宣传，要采取标语、专刊，广播和召开专题培训会、机关干部职工会、村民会议等形式，广泛宣传“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建设内容和目标，积极展示建设成果，推广成功经验，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增强广大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者的信息意识，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关心和支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良好氛围。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2

二、乡村电影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总体要求：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按照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农民受惠乡村电影改革发展新思路，深化乡村电影改革，探索建立多种所有制、多种放映主体和方式相结合的新模式，促进乡村电影放映的规模化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看电影难的问题。

目标任务：逐步完善乡村电影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乡村电影放映新主体，推广乡村电影数字化放映，提高放映质量，加强乡村电影公益性放映，建立公益放映补贴新机制，开拓乡村电影市场，推动露天放映与室内放映相结合，免费放映和有偿放映相结合，胶片放映和数字放映相结合，并逐步向数字放映过渡，不断扩大乡村电影覆盖面。年，市力争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公益服务目标。

三、加强乡村电影工作的措施

一完善乡村电影基础设施建设。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各有关部门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和提高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出发，切实加强乡村电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电影放映场所条件。

二推进乡村电影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广乡村电影数字化放映，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乡村电影工作，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按《公司法》组建市新乡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公司根据实际下设若干支放映队，负责乡村数字电影的放映工作。

三落实乡村电影公益性放映扶持政策。据测算，市乡村数字电影每场放映成本平均为150元，除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乡村数字电影给予补助外，市财政将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补贴。实行补贴的数字电影放映场次，放映队不得再向村和农民收取任何费用。

四、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长效机制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3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指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在接触信息通讯技术和利用因特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差距。数字鸿沟对社会发展及社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效应：“第一，离散效应，也就是让‘信息贫困者’无法充分参与创造和分享社会文明成果，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第二，分化效应，由于信息均享程度下降而导致的‘信息差别’将使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日益分离；第三，双刃效应，数字鸿沟既增加了弱势群体的社会风险，同时也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数字机遇；第四，放大效应，数字鸿沟的出现将加剧贫富差距，放大社会脆弱性。”①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②。就目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在中国不仅存在，并且正在不断扩大。城乡数字鸿沟制约着我国城乡之间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跨越城乡数字鸿沟，可以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缩小城乡差距，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一、城乡数字鸿沟的存在现实

城乡数字鸿沟是我国现阶段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我国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虽然网民规模保持增长，但从普及率、网民结构、网络应用三方面来看，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城乡数字鸿沟呈现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城乡网络普及率差距扩大

从城乡互联网的普及率来看，互联网在城镇的普及率是44.6%，在农村仅为15%（见图1）。CNNIC《报告》对比了2007年以来中国城乡互联网的发展差距：2007年，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仅为20.2%；2008年，差距扩大为23.5%；2009年，差距拉大为29.6%。农村互联网发展速度慢于城镇发展速度，互联网普及程度在城乡的差距在拉大，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有扩大趋势。在导致农村互联网增速放缓的因素中，“农村地区网络基础知识匮乏，对互联网的认知存在偏差”、“农村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薄弱，公共上网资源匮乏”、“农村上网成本相对于农民收入水平仍较高”是最重要的三大原因。

（二）农村网民结构还需要优化

CNNIC《报告》显示，与网民总体的年龄结构相比，农村网民更加趋于年轻化。农村网民中30岁以下群体所占比例高达69.2%；全国网民中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61.5%。城镇与农村网民之间的学历分布差异比较明显，农村网民平均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农村网民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占52.1%，远高于城镇中29.2%的占比。互联网在中国农村地区正在向低学历人口渗透。此外，农村网民学生群体所占的比例高达32.3%，比城镇网民学生群体所占比例高4.9%。总体来看，“年轻化、低学历、学生群体”是农村网民的主要特征，这种结构特点导致农村网民对于信息技术工具的利用程度以及效率远低于城镇，农村网民结构有待优化。

（三）农村网民应用水平较落后

CNNIC《报告》对城乡网民网络应用进行了对比：对于商务交易类和交流沟通类的网络应用，城镇网民使用率远高于农村网民，城乡之间使用差距明显。尤其在网上购物、网上支付这两种典型的商务应用中，城镇使用率分别为31.7%、27.7%，而农村使用率仅为17.6%、15.1%。而在网络娱乐的应用中，农村地区网民的使用率与城镇较为接近。在网络游戏的使用率上，农村地区甚至高出城镇1.3个百分点（见表1）。这一特点可能与农村网民的年龄结构、学历层次有关，同时也表明农村网民对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存在着误区，互联网以及电脑在农村更多地被当成一种娱乐工具，而忽略了其背后巨大的信息量以及商业机会。

二、跨越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意义

我国城乡居民在信息技术占有和使用上存在巨大差距，城乡数字鸿沟问题十分突出。跨越城乡数字鸿沟不仅是充分发挥信息化效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同时，也为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重要支撑。

（一）跨越城乡数字鸿沟有利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生态、高效、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高产、优质、生态、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离不开农村和农业的信息化，城乡数字鸿沟成为了阻碍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一大难题。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5

1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1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随着“宽带山东”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得到稳步增强，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运算速度和综合技术水平位于国内前列，全省所有城区、行政村实现了光纤全覆盖，城乡家庭互联网接入能力基本达到100Mbps，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也不断的得到完善，但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亟需增强，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因其居住分散且基础设施差，导致网络建设成本很高，运营商无法收回成本，不愿意建设农村网络，设备商提供商也不愿意花费精力进行农村网络创新方案的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不广泛。1.2电子政务建设深入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实现互联互通，各服务平台的核心业务信息化应用加速，“一次办好”改革全面推进，基本实现了公众和企业网上办事“一号登录、一站受理、一网通办”[2]，全省政务信息系统集成整合共享工程明显提升了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但在农村，电子政务治理还比较薄弱，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建设还需稳步加强。1.3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升。在数字山东的带动下，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农村宽带建设已普及，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成效初显。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惠民政策宣传和普及、信息服务平台的使用及惠民水平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形成了城乡共享的优质教育文化资源，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1.4农村数字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互联网+”和市县级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使农村数字化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得到转化和推广应用，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差距明显。鲁西南是淘宝村集聚区，菏泽市淘宝村、淘宝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从地区分布来看，开展跨境电商的村主要位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拥有外贸传统的城市，如青岛市等。同时电子政务标准及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化取得积极进展，显著提升了网络安全防护和处置能力[3]。

2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城乡数字化鸿沟进一步拉大。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下，城乡“数字鸿沟”是山东省数字乡村战略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4]。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数字鸿沟”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管理措施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瓶颈[4]。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存在很明显的较大差异，城乡居民的互联网理念和对信息知识的应用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城乡“数字鸿沟”不断以新的形式呈现，其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理解和使用上，阻碍了农村培养数字化生产力的进程。还有一些地区在引导搬迁、撤并村庄时忽略网络设施和信息服务完善，促使了新的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2.2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财富流失及空心化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农民都选择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也逐渐增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对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很少，导致了乡村的信息失联以及情感失联。大量中青年农民的进城，使得农村土地也被大量闲置起来，无人耕种，加剧了乡村财富的流失，乡村空心化严重。这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必然产物。2.3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各地区不平衡。目前，我省农村数字化发展各地区很不均衡，发达地区与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差距较大，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比例差距也比较明显。淘宝村的出现，破解了农村信息化的难题，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如：滨州博兴县、菏泽曹县和郓城县等、青岛市即墨等淘宝村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2.4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我省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省移动宽带用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等指标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种植养殖、加工、集配、运输、仓储、营销、支付、消费等整个流程的数字化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产地仓、冷链物流、信息网络、购销网点等方面的建设还需加强，智能电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农业建设任重道远。另外农村的互联网理念淡薄，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也是影响数字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5缺乏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平台。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缺乏专业的科学技术指导和技能培训，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管理机制。虽然在农村开启了社区教育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些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构建还不完整，学习资源不丰富，根本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村民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不会上网也限制了数字化学习平台的使用，而且绝大部分人上网只是娱乐，对学习农业新技术不感兴趣。2.6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比较低。“互联网+党建”工作开展不到位，村干部老龄化严重，党务、村务、财务不能实现网上公开，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进程缓慢，“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能实现乡村覆盖，缺乏“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乡村治理能力和体系亟待加强。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在线诊疗和在线教育等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使村民真正获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3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3.1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乡村首先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部门应响应《数字山东2020行动方案》，积极推动“百兆乡村”建设，统筹推进移动和固定宽带网络的IPv6发展，推动智慧广电网络建设，支持培育和引进开放的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农业农村观测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5]。继续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推广和应用，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领域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实现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的转型。3.2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在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快建设数字型政府，加强各行政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办理，力推政务服务“一次办好”，并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一体化。地方政府做好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工作，建立或者健全一套适合当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政策，特别是要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优惠举措，补足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体系，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制度氛围。同时，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主体提供必需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以此来引导和激励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3.3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幸福乡村。首先，加强乡村信息化教育，培养信息化技术人才，把握好“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机遇，利用现代科技建设数字乡村，使农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愿意留下来，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数字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利用数字化、现代化设备来实现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鼓励农民积极接触和参与到农村电商中去，彻底打破农民信息贫困锁定的藩篱，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不断丰富乡村网络内容，构建数字乡村新系统，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村数字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业，使农民获得幸福感，改善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及财富流失等问题，建设幸福乡村，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真正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力农村数字化建设的全面开展。3.4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专业化信息人才的紧缺是数字乡村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本土农民是建设数字乡村的内生动力。首先，以本土农民为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目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农村中种地的人大量减少，大量的土地进行了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发展农村数字经济的同时应提升农民的信息化素养，积极培育实现智慧化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利用好各种培训平台，让农民成为懂信息、懂数据、懂技术的新时代农民，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进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再次，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引进及激励机制，为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3.5构建乡村大数据平台。山东省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平台的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传输、服务不健全，涉农电商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发展乡村大数据平台，整合数据信息资源，加强乡村信息资源的共享、兼容和公开，利用“互联网+”模式建设具有乡村特色优势的大数据系统，借助大数据促进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3.6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在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强数字文化建设，提升村民的信息化素养，尤其是乡村传统文化是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灵魂，以无形之力推进着乡村数字化的进程。首先，改变文化宣传方式，除了采用传统的公告栏外，还可采用微博、微信、网站等各种形式实现农村各项政策和事务的线上宣传，在乡村营造起良好的信息化氛围。其次，在培育新型农民的各种培训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元素，使农民在接受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理念同时，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逐渐提高村民的数字化素养。最后，利用新闻网站、学习强国及各种媒体平台，宣传数字农村的建设，讲好数字乡村故事，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3.7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政务工作和乡村治理中深化数字化建设。首先：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领导班子应改变传统思维，改变意识，从思想上树立农村信息化的观念，不断学习国家以及山东省关于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并积极落实到位。其次：将农村的各类资源纳入到乡村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数字化管理，建立“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再次：积极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定期开展党员信息化学习和培训，鼓励党员带领群众一起发家致富，探索农民在线交流议事模式，激发农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最后：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真正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的网上公开，推动形成积极互动的农村基层自治体系，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

4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山东省将数据和信息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加快推动山东数字乡村建设，使网络信息化在全省农村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论文在分析了山东省农村数字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乡村数字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农村数字化发展的路径，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静.分四阶段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R].经济日报,2019-5-18.

[2]丛楷力.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

[3]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J].新疆农业科技,2018(6).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6

一、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云南省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决定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云南省通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采取以点先行、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先易后难、逐步推广的政策,对于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云南省农业厅在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中已经给出了简要的概括描述:“通过完善互联网、电脑、数码照相(摄像)机等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础情况、乡风民俗、政策法规、政策补贴、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技、农村财务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名优产品、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农村疫情检测防治、气象、扶贫开发、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经济社会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采用图、文、声、像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农村基层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实质就是三农的信息化建设。

二、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

1.用“数字城市”带动“数字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的运用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经济、乡村经济及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建设发展,而后慢慢过渡到落后地区及乡村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如中国信息化发展,首先是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等发达城市率先进行科学规划并进行试点工作,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开。一般来说,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而工业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乡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先实现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然后再把信息化延伸到农业,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建设“数字城市”,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建设“数字乡村”,反过来,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又为信息化提供了建设经验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同样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用“数字城市”经验来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也将共同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理解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

2.“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能互动发展。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其核心在于:(1)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城市或乡村问题;(2)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3)为建设数字省份、数字国家、数字地球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层次上,长远地规划区域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从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整合已有的或者正在发展的与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相关的理论、技术、数据、应用和能力。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目标。目前,应当建立多应用层面的数字化地区、数字化城市或数字化乡村,能够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云南省自2007年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数字城市”建设同样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2008年11月4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考察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时指出:“昆明将建成为‘无线数字城市’,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毫无疑问,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是未来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也要将实现地区数字化、省份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全球数字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三、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及成因分析

1.现状。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从2007年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2008年10月27日,全省共制作上传乡村视频文件2 238个,其中乡镇视频351个,完成比例为26%;行政村视频1 887个,完成比例为14.1%;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行政村有6 547个,完成比例为48.6%;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自然村有34 388个,完成比例为28.8%。另外,数据更新工作已完成近50%,其中德宏州、红河州、保山市完成了80%以上,普洱市完成17.2%、临沧市完成20.3%、迪庆州21.7%、昭通市25.1%。视频制作上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昆明市已经完成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楚雄州乡镇视频已经百分百的完成,大理州、保山市也完成得较好,分别完成了61%、44.4%。丽江市至今还未启动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普洱市只做了一个乡镇的视频,完成比例为0.09%、临沧市完成了3个乡镇和10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1.3%,昭通市完成2个乡镇和51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3.9%,文山州也只完成了3.9%[2]。从上面的这一系列数据中可看出,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仅仅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其建设力度仍在不断加大,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增多。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目前仍就没有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滞后等状况。

2.存在问题。总体来说,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离保障三农工作顺利开展还有一段距离。从科技上看,目前由于对“数字乡村”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对全省各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从人员素质上看,部分信息采集人员、电脑设备、电脑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影响了工作进度,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虽然对各村、寨进行了基础信息和照片采集,但照片采集数量不够,有的照片规格不附合要求,不能满足网页制作需要。其次视频采集制作要求要有较为专业的人员进行摄像、编辑、配音,编辑还要有相应设备和软件,而部分地州,特别是贫穷乡镇均不具备条件;从工作进度方面看,有的地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工作进度较快,已按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全部村民委、自然村的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并已完成电子版信息表录入和照片分类保存;而有的地市(如香格里拉、丽江、怒江)进度较慢,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还未完成过半,电子版信息表录入、照片分类保存工作进度缓慢;从建设规划角度看,云南省各地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上的条件、标准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一、规范的规划和技术标准难以确立,即使在着手统一规划之后,也很难尽快达到协调统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统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市对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得太多,不仅仍然各自为战,而且顾虑太多,拖拉被动,对总体建设规划不支持,具体到各村和个人则更不会积极响应,甚至还会抵触;从应急管理和服务体系角度看,旧的应急体系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表现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重复投入,各地市为了完善本地区的应急机制,往往重复购置一些设备,同时增加一些人员。另外,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现有应急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不仅变得反应迟钝和效果不佳,而且还常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脱节和制约,造成本就非常有限的应急资源大量浪费,导致应急管理与服务成效急降。

3.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数字乡村”的建设其基础条件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如果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高,则该地区发展数字化也将相对容易。然而伴随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信息化长远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对于在云南省数字乡村初始建设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还是应归结为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具体体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云南省信息化应用总体上仍处于分散推进阶段,体制性、机制仍然存在,电子政务协同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信息化基础设施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相对滞后,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信息系统的标准、相关数据的格式、形态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信息化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地区间、城乡间信息化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化普遍服务的广泛性不够,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尚待完善,低收入社群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较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倾向;第五,信息化“双刃剑”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信息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网络犯罪、黑客攻击、不良信息传播等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信息安全管理比较薄弱,信息安全的技术能级亟待提升。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重要信息系统的可靠运行[3]。

综上所述可知,在云南省“数字乡村”持续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有立足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认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能强化云南作为全国“数字乡村”的领头兵地位,才能为其他省市提供相关的参考标本,才具有其他省市借鉴的价值,才能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数字云南”的大致轮廓。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是一个创新,综观全国三农工作的开展过程,把三农纳入信息化建设,云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因此,对于云南省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从其他省市借鉴经验,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无疑都给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基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数字乡村”。云南省电子政务工程自2002年开始实施,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也自此开始建设,截至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 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得到充分应用。另外,2007年7月以来,云南省建立了以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为龙头,80个省级部门网站、1 300余个州市政府和部门网站、8 300余个县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群,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为下一步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网上审批、交费、办证、求助等电子政务应用以及实施网上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因此,如果云南省在建设“数字乡村”时能很好地应用其已经成形的电子政务平台,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很好地利用云南省电子政务已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相信定会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基于数字城市经验发展“数字乡村”。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也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100多个数字城市的建设经验就可作为参考。如“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数字深圳”、“数字杭州”的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其经验也可谓丰富。另外,2004年,云南省为了结合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数字昆明”的设想,并开展了对“数字昆明”建设的前期摸底调研工作,2007年底,“数字昆明”建设启动了三期工程――昆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扩容项目,并计划于2008年8月完成。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通过对“数字昆明”的建设,已经总结了一套“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思路,相信对云南省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工作将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可认为,在云南省建设数字乡村时,如能借鉴其他省数字城市建设经验,把在云南省打造数字昆明的技术、思路,通过修改完善后,直接转嫁到数字乡村建设上,进行去粗取精,优势互补,相信定能促进云南省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3.基于云南省省情完善“数字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民。“十一五”时期,云南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目标。并认为,全面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云南人民文化经济生活水平的急迫需要和重要选择。正是立足于这一战略选择,云南省的信息化发展从电子政务开始,接着打造数字城市而后迈向数字乡村,以建设“数字云南”为长远目标,最终构建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数字化信息系统。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规模庞大,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统筹协调,节约物力,即集中全省各业务部门现有设备和信息资源,与国家实施的“金农”、“金水”、“信福”和“三电合一”项目等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相结合,不搞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农业信息交互平台,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使云南省数字乡村信息库内容基于省情,立足于三农,让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的现代化、信息化模式,为云南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整体性地解决区域、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问题,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方案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EB/OL].云南数字乡村网,ynszxc.省略/szxc/ProvincePage/newsview.aspx?id=2280016,2008-01-10.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7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主题研讨会。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起步之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了要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这一宏伟目标。在数字经济时代实施乡村振兴，需要促进农村产业数字化。智慧农业是推动农业数字化最典型的代表，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组成内容之一，更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向。基于此背景，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乡村振兴主题研讨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积极献策，共同探讨新时代下的新发展。

首先会议第一项，请协会会长致辞。

……

感谢xx的精彩开场。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xxxx的，那么下面请xxx有限公司的xx为我们介绍数据安全专委会的职能，掌声有请。

……

感谢xx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对数据安全有了更清晰的界定。数据安全作为互联网信息时代的首要前提，是企业在发展中必须把握的风向标，这正是我们数据安全专委会成立存在的意义。

同样，有数据即有标准，下面请xxx为们介绍大数据标准专委会的职能，掌声有请。

……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建立规范的数据应用标准，消除不一致规范存在的卡点难点问题，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也是协会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2017年10月，党的报告中首次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12月底，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乡村振兴“七条路径”以及“三步走”时间表。接下来再次请xx上台，为我们介绍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8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新形势下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惠及千家万户的一项公共文化基础工程，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对于改变落后地区文化信息闭塞的状况，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已经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体系，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向广大基层群众传播优秀的文化信息资源，从城乡共建进入到全面共享的发展阶段。

1 基本情况

贵州省兴义市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国土面积2915平方公里，总人口83万，聚居着汉、布依、苗、彝等27个民族。辖22个乡镇、8个街道办、37个社区，184个行政村。截至2012年12月，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已建成县级支中心1个和22个乡镇、4个街道办、188个行政村、16个社区、5个机关企业等共235个基层服务点，初步形成了市（县）、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企业）三级网络服务体系，基本实现“村村通、全覆盖”，全市各级基层服务点全部实现免费开放，年均接待各类读者20万余人次，扩大了共享工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发展状况

2004年以来，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在网点建设、经费投入、资源建设、技术合作、合作共建、惠民服务、宣传推广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1）在网点建设、经费投入及资源建设方面，兴义市2004年建成兴义市图书馆、马岭镇平寨村两个基层服务点，分别安装了共享工程服务器1台、卫星接收系统1套、投影播放设备1套和500G数字资源，为读者提供文化信息阅览查询服务。2007年10月，组建兴义市文化共享网络图书馆，采取以图书馆为主体，单位职工和社会力量参与支持等方式，筹资36万元配置电脑85台/套等设施设备，开放了公共电子阅览室、多媒体网络室、多功能视听室等服务窗口，依托共享工程和数字图书馆平台资源，开展电子图书/音像资料借阅、网上资料查询、参考咨询辅导、举办专题讲座、免费播放优秀影视片、提供网络服务活动，年均接待各类读者10万余人次，为传统服务模式下的公共图书馆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2008年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争取国家和地方财政投资221.6万元，建成兴义市支中心1个，乡镇（街道办）、行政村（社区）基层服务点213个。2008年10月建成兴义市县级支中心，新增公共电子阅览室1个，配置读者端计算机36台（套），卫星接收系统1套，投影播放设备1套，资源服务器4台等设备。2008年12月在兴义市图书馆内挂牌成立兴义市县级支中心，贵州省分中心授牌并配送了约1.0 TB的数字资源。

2011年6月起，兴义市县级支中心及各乡镇村基层服务点全部实现免费开放，2011年至2012年获得国家和地方财政补助免费开放经费共256万元，获中央财政补助村级文化事业经费共134万元，主要用于村级文化共享工程、农家书屋、文艺演出、体育活动等文化服务项目。全市21个乡镇综合文化站获得国家财政统筹配套价值约210万元的设施设备。2012年建成全市22个乡镇、4个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每个点配备了6台读者端计算机，并安装了1.0 TB数字图书馆资源。目前，通过资源配送、卫星接收、网络下载、自建购买等途径，兴义市支中心已整理存储数字资源约4.5 TB，初步形成图书期刊、影视曲艺、知识讲座、法律常识、农业科技、卫生保健等数字资源库，为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数字文化服务，满足城乡群众学习需求提供了资源保障。

（2）在技术支持、合作共建、惠民服务等方面，兴义市县级支中心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加强与中国电信黔西南分公司、贵州网恒科技服务公司等单位进行技术合作，根据《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与农村党员远教工程整合建设实施方案》等安排部署，推进共享工程与远程教育工程等合作共建，整合建成223个乡镇、社区、行政村基层服务点。同时，协助建成中国电信黔西南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黔西南分行、兴义市饮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兴义市总工会等单位“职工书屋”服务点，由企业和建设单位投资60余万元，组建开放4个公共电子阅览室，受到了企业职工和基层群众的普遍欢迎。

（3）在宣传推广、培训工作、工程管理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兴义市支中心不断加强与新闻媒体进行合作，借助地方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宣传栏等平台优势，通过电视专题片、宣传资料、宣传展览、网页平面等途径，抓好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工作，让广大基层群众逐步认识、了解并参与共享工程建设与服务工作，充分发挥了工程设备及资源的积极作用。同时，结合国家中心、省分中心工作安排部署，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等方式，加强对全市工程管理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使之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享工程硬件安装与操作，计算机与网络基础知识，投影机的使用和上机操作，基层服务经验等方面内容，达到了培训预期效果，为推进兴义市共享工程建设、管理与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3 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完善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增强了图书馆的服务活力，推动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但是也存在以下问题亟需解决。

一是基层领导对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重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大部分乡镇没有落实工程运行保障经费，影响了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管理服务工作的全面开展。

二是共享工程专业人才匮乏和不稳定性，影响了工程的顺利开展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文化共享工程是一项公共数字文化创新工程，特别需要熟悉计算机应用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推动开展工作。由于兴义市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发展滞后，导致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匮乏，加之农村基层文化工作没有严格纳入地方党委政府绩效考核范围，使得基层文化队伍几乎没有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乡镇文化站（室）有岗无人或人员被借用到其他部门工作等现象非常普遍，基层文化队伍的不稳定性导致部分基层服务点无法正常利用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设备为广大群众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三是共享工程运行管理机制有待完善，长效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目前贵州省文化共享工程管理办法尚未正式颁布实施，其运行管理机制尚未完善、长效的运行管理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未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为对地方党委政府目标考核范围，从而影响了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服务功能正常发挥作用。

四是共享工程宣传力度还不够，基层服务点工作自觉性不够，服务内容和方式有待加强，广大城乡群众对该工程的认知度不高。虽然兴义市在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和服务过程中也注重了宣传工作，但总体来说宣传的力度和效果不佳，宣传的方法和途径单一，深入农村基层服务点开展宣传与服务工作的力度不够，导致城乡群众对文化共享工程的认知度不足，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影响了共享工程对农村群众的服务程度和服务面。

4 关于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1）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正确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建”与“管”的关系，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确保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二要正确处理“建”与“用”的关系，坚持以服务为导向，大力开展公共文化惠民服务。三要正确处理“供”与“需”的关系，坚持以群众文化需求为导向，努力提高数字资源内容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吸引力。四要正确处理“有”与“用”的关系，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全面推进文化共享工程管理服务工作。

（2）加强领导，完善机制，将共享工程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共享工程纳入巩固创建全国文化先进县、文化先进乡镇等相关评比标准，把共享工程建设管理与服务工作纳入地方公共文化建设规划，以及创建文明乡镇、文明村寨、文明社区的工作要求，将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管理与服务情况作为衡量地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进行考核、抓好落实。

（3）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落实工程运转经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资金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和省级财政配套，地方财政需配套落实各基层服务点运行管理基本费用。地方政府应逐步加大基本费用的投入力度，确保工程建设管理各项经费落实到位。

（4）加强协作共建、促进资源共享，扩大工程服务范围。借助国家“三网融合”工程发展机遇，加强与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工程等合作共建，完善构建内容安全、服务规范、环境良好、覆盖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通过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工厂企业、政府机关、部队军营等开展合作，拓展工程服务渠道，扩大共享工程惠民服务覆盖面。

（5）坚持建设、管理与服务并重，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工作形式。通过完善工程技术支撑平台，健全管理制度，丰富公共电子阅览室的资源内容，推进免费开放惠民服务。利用工程资源和设施设备，搭建科技助农平台，为广大群众提供文化信息资源服务；推出文化共享工程便民服务卡、为群众提供方便、免费的数字信息资源服务；播放优秀电影讲座，开展科技、法律、文化与政策等讲座培训，为农村敬老院、留守儿童、农民群众、特殊群体等提供文化信息资源服务。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工作简报、宣传展览、宣传标语、定点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加强对共享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等进行广泛宣传，使广大群众对共享工程有所了解和认识，积极参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9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10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11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WWW.133229.COm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12

全乡广播电视村村通无线数字覆盖工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以政府为主导,加强领导、统一思想、村组实施、农户参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采用多种形式扩大有效覆盖,强力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建设,以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为保障,健全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农村广播电视传输质量和水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广播电视节目和信息服务。

二、精心组织,明确目标

各村要成立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无线数字覆盖工程领导小组,由支书任组长,主任任副组长,村组干部为成员,领导小组要切实加强对“村村通”工作的领导力度,充分调动和发挥村组干部和党员在农村中的积极作用,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村组实施的工作协调机制。确保“村村通”工作正常开展。

按照“巩固成果,扩大范围,提高质量,改善服务”的要求,进一步巩固农村广播电视建设成果,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努力扩大农村广播电视有效覆盖,不断提升农村广播电视节目数字化、网络化水平,大幅度增加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套数。丰富服务“三农”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建立健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长效机制,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农村收视差、节目少的实际问题,使广播电视更加贴近农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年,新增农村有线和无线电视覆盖率入户率达到60%,各村均要设立6个以上无线数字电视覆盖点,每个覆盖点不得低于25户。乡党委、政府将按照县上要求,根据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需要,配备必要的维护管理人员。积极探索建立“村村通”公共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机制,加强维护管理,巩固成果,充分发挥“村村通”工程的作用。

三、强化措施,逗硬考核

根据国家、省、市、县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要求,紧紧把握广播电视新技术发展趋势,针对我乡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现状,以有线电视光纤联网和村村通无线数字覆盖相结合为主,多种方式并举,快速提升农村广播电视有效覆盖,实现多套高质量广播电视节目和综合信息进村入户。

1、工作原则。坚持“多予少取”的方针,每台“村村通”覆盖工程转换机288元,每户一台,村组不得以任何形式和名誉向农户多收一分钱。

2、消费方式。农户选择A包收视25套电视频道,每月收费8元；农户选择B包收视40套电视频道,每月收费12元。

3、时间要求。各村必须在*年3月31日前全面完成任务,其任务数附后。

数字乡村的意义篇13

发案于“惠民工程”

1970年出生的粟建国，原系漠滨乡人大主席，因移民工作“成绩突出”，后升任会同县移民局正科级干部。无论是“政绩”还是“贪腐”，粟建国人生的跌宕起伏与“移民”深深绑到了一起，而这一切还要从当地兴建一个水电站说起。

湖南水资源丰富，但可供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却并不多，同时又缺少煤油资源，水电无论是对湖南的能源供应、节能减排，还是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都非常重大。作为湖南目前在建的大型水电站工程，装机83万千瓦的托口水电站，是一个被誉为推动地方和谐发展的惠民大工程，被视为托起大湘西经济腾飞的新希望。

官方资料显示，托口水电站建设征地涉及湖南、贵州两省的11个乡镇，55个村，10100户，38988人，淹没土地5.2万亩，整体项目影响面积大，涉及移民范围广。

粟建国所在的漠滨乡就属于托口水电站淹没区，在乡领导分工中他分管移民工作。由于托口水电站的建设，2010年5月，有关方面成立了托口水电站会同县移民安置协调领导小组，成员由相关乡镇和县直机关抽调人员组成；担任漠滨乡人大主席期间，粟建国兼任托口水电站会同县移民安置小组漠滨工作组副组长。

根据工作组的安排，粟建国肩负库区人口、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坟墓的调查登记补偿、搬迁安置协议签订等职责。漠滨库区坟墓搬迁具体工作由粟建国、张初生、杨贵生三人负责，还有业主五凌电力有限公司的监理参与监督。张初生是会同县移民局干部，杨贵生是漠滨乡政府的民政助理员，二人协助粟建国开展移民工作。（五凌电力有限公司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在湖南的二级单位，是一家同时拥有水电、火电、风电、光伏发电的综合性能源集团。）

关于漠滨乡淹没区坟墓搬迁、征收程序，据杨贵生交代，首先，由村干部、坟主、粟建国、张初生、杨贵生参加淹没区坟墓实物实地调查，由坟主在“坟墓搬迁补偿调查登记表”上签字确认，然后经征收小组成员粟建国、张初生和杨贵生签字认可，再由坟主携身份证、银行账号找粟建国签订“库区坟墓搬迁协议”和出具领据，最后上报会同县移民局审批后支付坟墓搬迁补偿费。

“本案因坟墓补偿款产生利益纠纷，有村民检举了乡政府工作人员杨贵生，检察机关进而展开调查，嫌疑人杨贵生主动到我院投案自首，并供述了其伙同粟建国、张初生虚造坟墓的线索，检察机关由此挖出一起贪污大案。”会同县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员廖萍回顾说。

而列在书第一项指控的，就是“粟建国伙同张初生、罟笊以杨贵生妻子潘某云的名义虚造坟墓34冢、以杨贵生儿子杨某平的名义虚造坟墓46冢、以杨贵生妻弟潘某艳的名义虚造坟墓37冢、以杨贵生妹妹杨某云的名义虚造坟墓31冢，共计虚造坟墓148冢，套取坟墓搬迁补偿款14.8万元……”

近水楼台优亲厚友

2012年下半年，漠滨淹没区的坟墓搬迁调查登记工作开展了一段时间，粟建国发现漠滨淹没区实际需要搬迁的坟墓数，少于业主五凌公司计划的指标数4840冢，坟墓搬迁指标有节余。一天，在粟建国的办公室，他和张初生、杨贵生商议，“如果这个指标用不完的话，最终要退给业主五凌公司，县里也不能造册拿这些钱，我们工作很辛苦，用不着给五凌公司节省，不如套一点出来做辛苦费”。因杨贵生系本地人，粟建国就让杨贵生提供几个名字，张初生、杨贵生表示同意。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杨贵生丝毫不回避地提供了妻子、儿子、妹妹、妻弟等四人资料。粟建国以杨贵生四亲人的名义，在不同批次的实物登记表上虚造登记了虚假坟墓148冢，按照规定，每冢坟墓国家补偿1000元，共套取坟墓搬迁补偿款14.8万元。其中，4000元用于感谢杨贵生的家人，余下粟建国、张初生、杨贵生每人分得4.8万元。

“这些人都是杨贵生的家人和亲戚，不会到外面乱讲，以他们的名义虚造搬迁坟墓的事情别人难以发现，我们才决定这么做的。”粟建国交代。

再说到本案的检举人杨某清，早期与粟建国也有“交情”。杨某清是漠滨乡的移民户，因为工作缘故，粟建国和张初生、杨贵生租用杨某清的船沿河考察坟墓分布情况。路过杨某清祖坟实地踏勘时，杨家实际只有12冢祖坟需要搬迁，但杨某清却请求粟建国把他家祖坟附近的草堆等都算作坟墓上报，并暗示“会晓得好的”（意思是会感谢他的）。杨某清很热情，工作组又在他家吃过饭、喝过酒，粟建国就把杨家的陪堆、草堆等都算作了坟墓，以杨某清和他儿子名义共上报了55冢，多报了43冢。

坟墓搬迁补偿到位后，杨某清一日来到粟建国办公室，奉上3.2万元“感谢费”，粟建国拿出其中的2万元分给张初生和杨贵生。照顾了“第一次”后，杨某清隔一个月后又找到粟建国，称“家里还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砖木结构厨房没有得到补偿”，因熟人关系，粟建国以杨某清儿子的名义补登了一份新增房屋调查登记表。实际上，该厨房是在淹没区搬迁登记工作开始后新建的，按政策不属于补偿范围，但在粟建国的“关照”下，杨某清多获得23760元补偿款。

2012年11月的一天，工作组对金塘溪村坟墓进行调查登记，村主任潘承仪和村民潘某付带着相关坟主和工作组一起进行实地调查，杨贵生因乡里有急事，就赶回乡政府没有参加。在对平溪口、张四园和文塘等地进行调查时，有的坟主只记得清自己近几代的坟墓，而河边一些年代久远的老祖坟、草堆、岩堆等近40冢坟墓无人认领，粟建国就都记在草稿纸上。

当天下着雨，村主任潘承仪一直带队领路，因天色已晚，粟建国和张初生被邀请到村民潘某付家吃饭喝酒。觉得潘承仪当天工作很辛苦，潘某付也很热情，粟建国于是提出“造一点坟墓感谢他们”，张初生表示同意。

“今天沿河有一些老祖坟没有坟主，我们给你们多记上60冢，到时你们自己留20冢，另外40冢给我和张初生做些辛苦费。”喝酒时，粟建国提出后，潘承仪、潘某付连连举杯感谢。当晚，粟建国、张初生住在潘某付家里，四人按程序办理了坟墓搬迁协议等手续。补偿款到位后，潘承仪、潘某付分别向粟建国、张初生各“感谢”了4万元。

以杨姓田姓众祖之名

因蒲稳乡大罗田村有杨姓祖坟需要登记搬迁，大罗田村的杨某解、杨某义等人多次找粟建国讲祖坟搬迁补偿事宜。杨某解原来当过村长，在当地名声很大，和粟建国关系又好，粟建国不好用杨某解的银行账号，就让杨某解用杨某义的身份证在漠滨信用社开了个存折。粟建国将杨姓众祖的14冢坟墓登记在杨某义的名下，杨姓众祖坟墓是真实的，但是粟建国取出钱后，他没有将这14冢坟墓搬迁款1.4万元拿给杨某义和杨姓族人，而是自己截留了。

起了贪念后，因手中握有杨某义的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存折，粟建国又以杨姓众祖之名虚构了219冢坟墓，并登记在杨某义名下，套取的21.9万元的搬迁款也被粟建国陆陆续续存入自己的银行卡里。在检察机关调查移民问题时，粟建国害怕事情败露，他又打电话给杨某解，坦承自己以杨某义的名义套了百多冢坟墓搬迁费挪作他用了，希望杨某解跟杨某义沟通好，万一有人来查就“帮圆一下”。

同样的“伎俩”也被用到了田姓众祖坟上。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大垅乡在漠滨淹没区有田姓众祖坟要搬迁，当时田某军、田某云、田某祥是宗族代表，在办理田姓众祖坟墓搬迁协议时，田某军、田某云等人在工作组留了几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但是大垅乡的田姓众祖坟最后没有以田某军、田某云名义登记，而是登记到其他人名义上了，这让粟建国再次找到了“机会”。

粟建国在坟墓搬迁协议和领条上代签了他人的名字，用田某军和田某云的身份材料到漠滨信用社开了银行存折，以田某军的名义虚造了63冢田姓众祖坟墓，以田某云的名义虚造了37冢田姓众祖坟墓，共套取了坟墓搬迁补偿款10万元。

有趣的是，在托口水电站土地征收过程中，漠滨乡侯家坡村也有很多田姓村民，其中有一个叫田中元的，他有一些土地和灌木相关权属在征收补偿范围内。想到自己手中还有大垅乡田某云的身份资料和银行户头，“元”字和“云”字笔画接近，名字仅有一字之差，粟建国又做起了“文章”。粟建国先将田中元的“坟墓搬迁补偿调查登记表”打印调出，然后改了一笔，将“元”字变成“云”字，然后拿登记表骗工作组人员讲，田某云还没有签补偿协议。因粟建国当时是侯家坡村的包村干部，工作组人员就相信了他，按相关程序签了字。利用田中元的登记表和田某云的银行存折，粟建国套取了坟墓搬迁补偿款3.7万元。

事实上，田中元已经领过补偿，侯家坡村3组也没有“田某云”这个人，但工作M副组长和包村干部的“身份”，让工作组其他人员没有怀疑粟建国。首次瞒骗成功后，粟建国又在侯家坡村3组实物调查表最后添造了“田某云油桐1580平方米”，套取土地补偿款72414元。

跨省“生财”：最大一笔

因托口水电站淹没区还涉及贵州省，粟建国的调查登记权限还不止于湖南。2012年年底，粟建国、张初生、杨贵生在对漠滨乡上金子村坟墓进行登记调查时发现，毗邻的贵州省瓮洞镇下金子村很多坟墓都在会同县境内，也属于会同库区坟墓调查登记范围。据了解，上、下金子村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血缘乡亲关系，因为行政区划被分割所属两省，但地理上是相邻的。

“我们发现贵州下金子村需要搬迁的坟墓特别多，坟主也多，比漠滨上金子村的坟墓还多。整个淹没库区业主五凌公司认可的搬迁坟墓指标有多的，我就想在漠滨的地方借用别省之名套些坟数出来。”发案后，粟建国向办案人员供述。

在对贵州下金子村的坟墓登记过程中，工作相关的行程和生活，都是由漠滨上金子村的村支书邹光元给帮忙安排的。粟建国跟张初生、杨贵生商量，由邹光元出面，提供一些户名，套点补偿款作为“辛苦费”，张初生、杨贵生都表示同意。

粟建国单独找了邹光元，“漠滨的坟墓搬迁指标有多的结余，反正金子这一带的坟主和坟数多，你帮找些熟悉的名字给我，最好是下金子的（贵州省的），我们在登记过程中加一些坟数，大家都很辛苦，作为我们的‘辛苦费’”。后邹光元提供了龙某姣、邹某梅、潘某龙、潘某运、杨某妹、潘某彬六个名字，在登记过程中，粟建国又以“登记需要”找邹光元要了杨某妹、潘某运、潘某龙等人身份证资料，说是有用。

粟建国也有自己的“小心眼”，他并没有告诉邹光元、张初生、杨贵生等人具体虚造坟墓的数量。用杨某妹、潘某龙、潘某运、潘某彬四人身份证在银行开了四本存折后，粟建国以龙某姣的名义虚造了33冢坟墓，以邹某梅的名义虚造47冢坟墓，以潘某运的名义虚造了264冢坟墓，以杨某妹的名义虚造了95冢坟墓，以潘某龙的名义虚造了91冢坟墓，以潘某彬的名义虚造了90冢坟墓，一共虚造了620冢坟墓，共计套取坟墓搬迁补偿款62万元。

这也是本案贪污事项中最大的一笔，由于粟建国自己一手经办，他人都不知道具体的虚造数量，粟建国独占了45.7万元的“大头”，余下10多万元的坟墓搬迁款由张初生、杨贵生、邹光元等相关利益人瓜分。

“空挂户”和捡来的身份证

粟建国很“聪明”，也很细心，调查统计后期，他发现侯家坡村“侯某军”和“黄某告”两户村民早在2004年托口水电站库区移民调查时都进行了登记，但在2012年核定搬迁人口时，两人都没有找过自己。经过了解，侯、黄二人常年在外地打工，没有到工作组办理任何移民搬迁手续。

以“移民搬迁任务紧”为由，粟建国找村干部要了侯、黄二人的户口资料，然后按照房屋搬迁的程序做了一套资料，不但代“侯某军”和“黄某告”在资料和协议上签了名，还瞒着其他人在调查人员上冒签了同事“张初生”“杨贵生”的名字。2013年，粟建国又以工作组的名义用侯、黄二人的户口资料信息在漠滨信用社开了两本银行存折。

让粟建国高兴的是，在做资料的过程中，粟建国根据规定，又认定侯、黄是“移民空挂户”，实质上不能享受房屋人口安置补偿费，他心里就琢磨了“一计”――即便将来这两人找自己要安置补偿费，也有足够理由搪塞他们。

在众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粟建国以侯某军的名义虚造安置补偿费65276元，土地征收费57235元，坟墓搬迁补偿费5万元，共计套取补偿费172511元；以黄某告的名义套取安置补偿款96095元，虚造需要搬迁的坟墓套取补偿款4万元，共计套取补偿款1360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