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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与实现现代林业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全新发展新理念，把实施林业人才战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之中，坚持以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为根本出发点，人才要打破系统之间、部门之间、省市之间的界限，实施人才共享。人才共享是充分发挥最大创造力一种人才资源配置新方式，它既包括人才的引进，也包括在不改变人才原有身份和人才所在单位利益情况下，对人才能力充分发挥和合理使用。建立人才信息网，就必须大力发展“数学林业”。信息化是当代林业现代化的标志，它主导着未来一个时期林业现代化的方面，而电子信息技术是实现林业现代化管理和发展持续林业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只有通过全局性、整体性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才能直接为林业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资源与智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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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管理会计的内部决策职能
从环境管理会计的视角识别环境成本，首先需要了解环境管理会计的内部使用目的。为了进行内部决策的制定，环境管理会计的计量既包括对材料与能源的消耗、流动、最终处理的非货币计量，也包括对有关潜在环境影响所产生的成本、节约与收入的货币计量。所提供的数据主要用于：
·评估年度的环境成本/支出；
·产品定价；
·编制预算；
·投资评价，为做出投资上的选择进行计算；
·计算环境项目发生的成本以及带来节约；
·设计及执行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业绩的指导、评价和监督；
·设置量化业绩的目标；
·开展清洁生产和环保设计的项目；
·对外揭示环境方面的支出、投资与负债；
·提供对外的环境报告或可持续性报告；
·向统计组织和其它地方机构上报环境数据。
实际操作中，上述职能所需的成本核算工作可以依据企业自身的情况灵活执行。但许多企业并没有独立的成本会计系统，只是基于账簿记录中财务会计的数据进行计算。企业环境信息系统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给环境成本的确认带来了困难。
二、基于环境管理会计的环境成本及其分类
环境管理会计必须确保企业经营决策时将考虑所有相关和重要的成本，因此企业内部计算环境成本不仅需要包括各种环境保护支出，而且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废物。这里的废物是一种广义的含义，包括所有的非产品输出，如固体废物、废水和气体排放。由于已经购买和支付但未能转换为产品的原料（包括水和能源）所形成的废物也是一种无效产出的表现，因此废弃物和排放物的成本不仅包括预防污染和处理设备的花费、被浪费的材料、资金和人工的成本也应该被纳入企业环境成本的范畴。于是企业环境支出的总和可表示为：
环境保护支出（废物处理、排放物的处置、环境管理、污染预防）
+浪费的原料的成本+浪费的人工与资金＝企业环境成本总和
将非材料输出（废物、废水）购买价值加总到环境成本之中，使得环境成本与其它成本相比，所占的份额将显得偏高。然而并没有必要单独评价环境保护的花费是否过于高昂，或是对于不同的企业严格界定哪些成本或者部分与环境相关或者无关。因为环境管理会计只是为了更好地、更全面地运用管理会计，“戴着环境的帽子”去发现隐匿的成本；环境成本也并非单独的一类成本，只是为了正确制定决策所需的更大的成本集合里的一个子集，是贯穿企业的物流与资金流的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着眼于材料流动成本的管理会计不再是评估总体的环境成本，而是在材料流动的基础上对产品的成本进行计算上的修正。
与之对应，环境成本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常规的废弃物的处置和排放物的处理成本，包括相应的人工和进行维护的物料成本（如果是依靠相关成本中心进行记录就只有材料的部分）。保险和环境负债准备同样反映的是用于处置而非进行预防的成本实质。这部分的内容符合环境成本定义的惯例。（2）进行预防和环境管理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良好的外部家政服务成本(externalservicesforgoodhousekeeping)。如果明显的话，还包括一体化技术中环境因素所占份额(the“environmental”shareofintegratedtechnologies)，以及经营型设备中效率损失部分(the“scrap”shareofoperationalplants)。第二部分的成本主要集中于防止废弃物和排放的年度成本，但没有计算节约的成本。同时这部分还主要关注了低排放处理技术所导致的更高的先期成本，确定了环境管理体系的相关成本。（3）废弃物材料的购买价值。从材料流动平衡的角度，需要评估所有投入材料的非生产性产出（废弃物的比例、效率的损失）。在进行存货管理的前提下，以材料的购买价值或材料的耗费价值来估算废弃物材料的价值。（4）非产品性产出的制造成本(productioncostsofnon-productoutput)，即各自的生产成本费用的总和，包括劳动工时、机器折旧和加工材料。基于生产行为进行的成本计算和流动成本的计量，将能更加准确地确认剩余材料的流动，并且分配给成本中心或者成本的负担者。当然，需要注意避免重复计算已经计入其他分类中的成本。这取决于数据的有效性以及信息系统的质量。环境成本中，由于第三、第四类型环境成本考虑了无效产出所导致的废弃物材料、资本与人力成本，成为材料流动成本计量中精练的核心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环境管理会计的环境成本并不包括企业导致的各种外部性或者发生的社会成本。环境管理会计着力改善企业的信息系统与决策的基础，目前的环境管理会计方法往往注重追踪既定年份实际的环境支出和材料效率损失费用，并不关注企业对普通公众发生的外部成本，或是与供应商、消费者相关的生命周期成本以及其他涉及各种“软”因素的社会成本。从会计人员的角度看，账簿记录中除工资、社保、税收以及其他自主获利以外所花费的成本都发生在企业外部，不会反映在企业当前的账目中，需要采用另外完全独立的评估方法。虽然这些成本的效应或许迟早会反映到企业的年度账户中，但并不能因此就扭曲以前年度的成本计算基础。
环境成本的具体评估方案可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署环境成本会计工作组的相关资料。环境成本的评估将首先用于评估企业每年包括以前年度已经浪费原料的环境支出。年度成本是环境成本管理从上至下方法（Top–downapproach）中的首要的一步，也最容易获取数据的来源。随着信息系统的逐步完善，再进而逐步分配至成本中心、生产步骤和产品。而相关节约额的计算、进行投资的选择和预计未来价格的变化，需要考虑未来的成本，单独进行处理。
三、环境成本评估的材料流动平衡分析
基于环境成本的内涵及其类型，在此假定企业所购买的全部原料在物质形态上都将全部留存于企业，形成产品和废物，或对外进行排放。基于这种“投入必定伴随着产出，或是被存储”的理念，将形成材料流动平衡的恒等关系。因而企业环境信息系统运作的核心是在一个有限的系统范围内，以物质单位表示的材料、水和能源等的材料流动平衡(materialflowbalances)。
企业在最初回溯环境事项的时候，往往并不先深入到细节，而首先关注材料流动的平衡。通过编制材料流动平衡表进行投入产出分析，以物理单位记录材料的流动，成为提高企业环境业绩、评估非生产性产出的数量与成本的基础。材料流动平衡表的常规形式可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署提供的材料投入产出平衡账户。其编制的对象可以是某一机构的选定的几种原料或者几个步骤，也可以是全部的材料和废物。表中应表述所用的材料及其带来的产品、废物和排放物的数量等相关信息，都将以质量（公斤，吨）和能量（千焦，千瓦）等物理单位来衡量。环境管理会计将材料处理中的平衡关系进行量化，其目的在于从头至尾追踪材料流经企业的路径。同时基于损失比重、功效转换等方法，用生产销售以及带来的废物和排污的数量来反向核对采购的投入部分，从经济和环保的角度提高材料管理的效率。
进行材料流动平衡分析的起点通常是企业层面（不同的部门编制该表可能需要进行特定的再次细分，但为了便于相互比较，要求必须能够以标准的方式进行整合）。企业层面的投入产出平衡应当按月或年编制，并实现与账簿记录、成本会计以及存储与购销系统的链接。由于许多信息是以企业为系统边界提供的，环境报告中也将按照相同的层次予以披露。所有材料的流动将按照每年的价值和数量加以列示。在此基础上，企业就能够提炼出业绩和信息收集中应加以改善的地方。通过提高可利用信息的质量和信息系统的连贯性，建立一个常规的监控系统。该监控系统将以月为基础，显示资源的输入、加工以及废物的产生。
对于材料投入产出流动平衡进行评估，其评估方案将以物理单位表示的数量、价值以及相应的计算进行记录。表中需要表明材料是否经过了材料库存号码登记，是否有存货管理。同时还需要依据成本中心说明材料耗费时是否出现过存货退回，如表1所示。表中的“√”符号表示数据的来源或所需的记录易于获得。企业层面第一步建立的投入产出平衡分析将从会计系统和存货保管系统收集定量数据。
材料投入产出流动平衡的评估方案的目标是在存货管理、成本中心和生产计划中，尽可能持续彻底地追踪材料的流动，循序渐进地改善材料流动平衡的记录状况，而并不一定就要在第一年取得充分的、全部的信息。评估操作工作的起点是原料，然后是辅助材料和包装物，最后是加工材料。遵循这一思路，企业所能够具体加以改进的方面，不仅与材料的存货记数系统和过程控制相关，也与对损失部分的估计与控制，以及企业中其他计量方法的标准相关。
四、环境成本评估的流程分析
在企业层面进行环境成本评估、编制材料流动平衡表之后，下一步将把数据分析的系统边界从企业的范围再分配到具体的内部程序上。程序流程图是在技术处理层面追踪材料流动的投入产出，深入分析企业特有的加工程序，从源头上识别企业的损失、泄漏和废水等非生产性产出，如图1所示。这里需要再次以投入产出的分析形式，更加详细地检查生产中个别的步骤，有时还需要技术上的相关支持。程序流程图结合了成本会计数据中的技术信息，针对特定的生产单位、设备和成本中心操作，在总量上把每年的数量加以汇总。
将企业的材料流动分解到成本中心，甚至是具体的设备，不仅需要对技术改良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调研，而且需要追踪成本的源头。尤其应当重视前后都是以公斤为单位的材料定量记录。基于行为的成本计算和价值流动计量的方法可以解答以下问题：1)哪个成本中心处理了多少材料；2)材料投入能否被更进一步分配到生产线或者具体的设备上；3)导致的排放、损耗、废物到底有多少，是按成本中心、生产线还是设备进行记录更为适宜；4)有多少成本被正确地分配至产品，从而减少了隐匿在诸如管理费用这样一类成本中的数量。
该层次的材料流动分析由技术人员负责，所收集的数据应当反向复核，以确保与成本会计系统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内部各部门间缺乏沟通，技术上的数据和财务账簿记录的数据常常无法协调一致。经验表明，二者核对的一致性将带来极大的最优化优势，并且成为环境会计的主要工具。因此，技术上的处理与财务上的记账相互兼容是最为理想的操作方式。
五、结束语
一直以来，许多国家和组织都积极鼓励企业主动披露为保护环境所付出的努力。企业的环境保护支出是否是因为污染的罚款、环境管理系统人员的培训，或是为了发起对于自然的保护，是否包括了非生产性产出的成本，对此进行相关的报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界定环境成本概念、区分相应的类型，以及从材料流动平衡的视角进行披露的原因。
另外，在同一企业组织内部，贯穿企业的材料流动是统一的。就理论而言，二者的信息系统应该是相同或至少是一致的。而当前在环境报告领域，也有趋势将财务报告和环境报告合并成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然而目前企业往往单纯依赖财务会计系统，或是为财务和成本会计以及加工技术分别设置两套的信息机制，这从长期来看显然是弊多利少。本文从环境管理会计的视角，界定了环境成本的概念及其相应的类型，提出材料流动平衡的思路，引入相关的评估处理方法，将在一定程度有助于企业环境信息系统的整合与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明辉.环境成本的不同概念与计量模式[J].当代经济管理.2005,27(5):74-79.
[2]JaschC.EnvironmentalManagementAccounting—ProceduresandPrinciples.NewYork:UnitedNations.2001.
[3]肖序，毛洪涛.对企业环境成本应用的一些探讨[J].会计研究.2000,(6):55-59.
[4]周舜年.对企业环境成本应用的探讨[J].中国西部科技.2006,(19):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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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对于经济行为的正当与否往往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判断。而在作出这种价值判断时，一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又无疑是人们为其经济活动寻找正当性解释的标尺。历史地看，人类对经济伦理问题的关注古以有之，在中国先秦诸学派的著述中，儒家与法家对经济伦理问题就有非常丰富的阐述。这些论述集中表现在
对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属性即“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功利价值即“利”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中。
“重义轻利”的理想主义经济伦理观。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前期儒家总体上强调“义”在经济活动中的至上性，但他们并不反对“利”的获取。如“孔子适于卫”，并非仅仅关心那里的道德状况，倒是盛赞其人多地庶，当学生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时，孔子明确回答：“富之。”（《论语·子路》）“庶”、“富”皆属“功利”范畴，孔子之言显然是对“利”的肯定。在他看来，只要“取之有道”，“君子”也可以“爱财”。相反，即使言不及利，甚至鄙视正当的功利活动，但结果却是贫贱交加，则更不足取，所以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正是基于对“利”的正当性认识，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与孔子相应，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他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这意味着人并非远离物质需要的纯道德主体，道德本身也并非远离基本物质需要的抽象存在。没有作为生存需要的稳定的物质前提，道德活动可能丧失栖存的根据。孔孟肯定“利”在社会生活中的正当意义，但并非意味着可以无条件地追求利。在他们看来，“利”的获取，必须以“义”作为前提和根据。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更是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所以，他们认为，君子应当“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人的经济活动，必须“义以为上”。“义”才是取“利”者绝对服从的“道德命令”，是纯义务、超功利性的存在，才是经济活动正当展开的前提。由此可见，前期儒家注重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前提，强调经济主体纯善的精神动机，而“以义为质”的道德前提，最终也就决定了经济活动必须具有“为他”、“利他”的超功利目的，从而在对经济活动的整体评价上就表现出崇尚道德、拒绝功利的理想主义特点。
“先利后义”的现实主义经济伦理观。先秦前期儒家虽然在经济伦理观上表现出理想主义的一面，但以荀况为代表的后期儒家在如何对待“义”与“利”的问题上则进行了现实主义的反思，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荀子认为：“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莫若仁人之善也。”“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荀子·富国》）由此可见，与前期儒家不同，后期儒家已不立足于经济活动正当与否的讨论，而是认为对“利”的追求已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节用裕民、材万物、养万民、兼利天下等功利结果，已成为“义”的实现和确证；换言之，真正的“义”，必须与现实的功利效果相联系。荀子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前期儒家的“道义论”传统，如他也认为“保利弃义谓之贼”（《荀子·修身》），“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但是，他在指出“义”作为取“利”的基础时，已经注意到“义”并非抽象至高的“绝对命令”。“义”除了具有超功利的本质外，还具有功利性的一面。循“义”而“趋”并非无条件地表现为对“道德命令”的绝对服从，它也可能是获取“荣”与“利”的一种方式。因此，他认为“先义而后利则荣”（《荀子·荣辱》），并提出“礼法”并用的评价模式。荀子主张以“循礼”作为经济行为获得正当性支持的道德前提，而以“好法”作为维护经济行为正当性存在的客观界限。因为“礼者”，可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能够完成对人的“欲”的道德性支配；而法则可以“定分止分”，克服道德活动的主观性缺陷，实现客观的社会公正。荀子在“义利”观上承认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两重性，无疑使儒家价值观从“理想”走向了“现实”，而“礼法”并用的行为评价模式，又表现出“儒法过渡时期的特点”（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义利观促成了“道德主义”向“法治主义”的历史转向。
“贵法不贵义”的法治主义经济伦理观。与儒家不同，在“义利”观上，法家已逐渐剔除了“义”的主观评价功能，而以“法”作为衡量经济活动正当性的客观尺度。因此，先秦法家的经济伦理观明显具有重法轻德的“法治主义”特点。相对于先秦后期儒家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中有功利和道德两重倾向，法家认为“凡人之情”，皆“趋利避害”的功利本质，“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管子·禁藏篇》）。既然如此，在经济活动中就不宜设定道德制约，而应当“索民之疾作而节用”（《韩非·显学》），通过相互竞争，增加社会财富，实现足民富国的目的。由此，法家认为，“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篇》）并且提出客观的经济目的的实现应当是“不贵义而贵法”，“不务德而务法”。这就表现出法家以法律制度的客观设计作为规范经济行为的基本模式的特点。法家的出现，说明在社会变革时期，人性不稳定的历史状况。他们已经认识到儒家只强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动机的内在弊端，因而试图从功利的角度为经济行为寻找获取正当性的有效途径。他们认为，社会公正应当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人的道德主观来把握。因为以“私”为本的人的主观性总是不稳定的。只有通过明确的立法活动，才能将人引导到合适的社会生活中来，使人之私欲变为合理的社会要求。如韩非即认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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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规划与建设必须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设计思想，站在一定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军事经济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开始进行计算房的建设，这就是经济管理实验室的雏型，经历1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它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建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是培养复合型经济管理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
面向21世纪的经济管理人才，必须是适应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要求、理论与实务并重、具有全局观念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这就对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将所学过的专业知识与相关知识融会贯通起来，而难以培养出复合型经济管理创新人才。计算机模拟技术方式被应用于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领域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学生通过参加计算机模拟实践教学，可以把同一课程中的不同知识点、同一专业不同课程的知识点贯穿起来，把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知识点贯穿、综合起来，教师通过案例教学、企业模拟实战等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鼓励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从而真正获得知识，也使学生分析问题、自我学习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使学生在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与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获得对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知识、专业活动的系统理解与认知，在现代教育技术基础上真正搭建起一个培养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平台。
在培养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现，普遍采用的教学模式突出存在三大问题。第一，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忽视知识的整合与知识意义的建构；第二，片面强调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与理论的应用。第三，注重教师的“教”，而忽视学生的“学”，忽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长期以来，为解决上述问题，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改革只局限于将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等。然而，案例教学大多蜕变为课堂讲授中的实证举例，这些“打补丁”式的改革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
2、建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是经济管理专业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渗透，经济管理的理念也在不断地发展，经济管理学科系统自然地融入了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维，因此经济管理实验室的建设正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科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管理学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现存在的问题
1、对实验室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方式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属于软科学，只需要一支笔、一本教材和一本讲义就可以完成人才培养计划。而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较之于理工科实验室而言，完全是“只投人、不产出”的实验室。因此，不少高等院校更愿意将资金投向于能够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理工科实验室，而不愿意将资金投向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室的建设。在人员配备上，也不愿意合理增加编制。由于对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实验室的建设长期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求，难以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的必要作用。
2、低水平重复建设，实验室利用率较低
一方面是实验室建设的资金不足，另一方面，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又面临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院内实验室普遍是按照专业来设置实验室，一般分属不同的系，有的甚至挂靠在教研室，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也不例外。由于实验室之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跨系使用，因此不少实验室不得不重复设立一些设施与项目。“小而全”的重复建设，不但浪费了实验室资源，降低了实验室的使用率，而且难以使实验室发挥规模效益。
3、缺乏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大纲与实验教材
传统教学认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大多以验证课程理论为主，因而把实验教学作为对理论知识的巩固与加深，实验课内容只是重复理论教学内容的简单、孤立的实验项目。基于这些观念的影响，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教学难以像理工科实验教学那样，事先编写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大纲以及与专业教学内容相配套的实验教材，往往使实验教学与人才培养计划相脱节，实验环节流于形式。学生普遍反映实验环节收获不大，也没有兴趣，因而实验课程成为学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课程。
4、实验室教师队伍建设长期滞后
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方法的滞后性，使实验教学在教学上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实验室教师与专职教师相比薪酬较低，职称晋升也相对较难。因此，实验室队伍处于“专业人员少、学历低、知识结构单一、接受培训机会少、工作热情低”的状态，实验室人才队伍长期滞后。有的实验人员实质上只是实验室的设备管理人员，缺乏经济管理专业理论知识，对实验教学的开展也缺乏全面认识，既不利于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思路
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实验教学与课程体系改革为先导，建立独立的实验课程体系，实验室改革才有内涵与支撑。
1、改革实验课程教学体系
在课程管理过程中，应该按大学科分类单独设置实验课，才能改变实验课的从属地位。今后，随着专业的不断拓宽在教学计划中应按专业分类，设置相同的基础课程，这在客观上就为实验课的单独设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课程教学体系应符合相关学科群的发展，课程的设置、实验项目的选择及内容的覆盖面都应符合这一要求。通过分析现有的管理类实验课教学体系和实验设置，对实验项目、内容和深度，以及侧重点加以区别，把实验教学活动分为经济类和管理类两大类型。对于经济类专业的实验课程应整合设置为一门课程，以便相关理论验证及相关原理演示的融会贯通，而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课程则分设会计实验（手工和电算化）、审计实验、统计实验、财务实验、经营实验、商务实验、证券实验等，以便每个实验课题具有相对独立的实验内容。同时，各个实验课程都应有独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大纲，突出设计性及综合性实验的项目，通过仿真模拟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实现综合设计。
2、进行分层次的实验教学
在原有教学形式上，实验教学一般是验证性实验较多，而设计性实验较少。实验课按照大学科独立设课后，整个实验教学活动有利于进行分层次教学。第一层次，主要则是以演示验证性、模拟操作性实验为主。这一层次主要是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掌握实验的基本技能。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基础实验的方法步骤，熟悉常规实验设备的使用，在教师指导下较熟练地独立完成各项实验，并能掌握数据处理的方法，完成实验报告。第二层次主要以设计性实验为主。这一层次主要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设计能力的主要阶段。实验的方案、步骤和所需的仪器设备的选择完全由学生自己完成，自己选择调配实验所需的仪器、软件等。通过这样的实验教学，使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综合设计和操作能力得到真正的培养。第三层次，逐步开设综合性选修实验课。这一层次，要求学生设置一些难度较大或根据学生的爱好与特长自己设计开发的实验项目，利用实验室的实验条件进行实验。由于这类实验一般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在实验实施过程中，可以举办一些综合设计性实验竞赛和等级考试，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第四层次，探索开放性实验课程的设置。这一层次，则主要是为那些基础较扎实、动手能力强、具有探索精神的学生提供广阔的空间，并能够辅助专业教师以完成其相应的科研课题。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是教学科研上水平的一个重要性标志。
3、实验队伍建设要改变传统的用人观念
实验教师是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最活跃的因素，建设高水平的实验室必须配置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从知识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力求建成一支技术精干、基础扎实、素质过硬、乐于奉献的实验技术队伍。
4、建立适应教学和科研发展需要的多种功能并存的实验室体系
教学型和科研型的实验特点及要求虽有相同的地方，但还是存在着差别，而且教学与科研自身对实验的要求也有差别。因此，实验室就要根据教学与科研的不同特点和要求而有不同的功能形式。所以，必须根据专业的需要，以大学科分类的实验课程体系和实验教学改革为龙头，建立相应的大规模实验中心或覆盖面宽、综合性强的多功能实验室，确保实验室建设与改革的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随着现代经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课堂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需要。经济管理类教学和科研必须紧密结合实验教学以成为广大经济管理类教师和研究者的共识。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的建设从而也提高到一个十分迫切、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深刻认识到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和对于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正确定位，重点从实验室场地保证、计算机网络等“硬”环境和应用软件、实验师资力量和实验教材等“软”环境两个方面如手，最终实现有机结合，培养出合格的经济管理类人才。
【参考文献】
[1]尹恩山：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若干问题研究[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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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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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造价管理原则
2.1设计为重点原则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人员在开展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时，要注意严格遵循“设计为重点原则”，在将工程造价管理贯穿整个项目进程的同时，引入工程设计，并在工程设计阶段对建筑工程进行造价成本控制。工程设计是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全过程的第一关，若在设计阶段强化工程造价控制，就能结合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优化选择合理的施工工艺、施工材料、设备，提高建筑工程性价比，充分体现建筑造价管理的经济效益控制优势。造价管理人员要重视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通过此阶段的造价控制提升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2.2主动控制原则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人员在开展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时，要注意遵循“主动控制原则”。主动控制原则，就是指需要造价管理人员对工程造价进行预算管理，将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及情况均纳入预案计划中，并根据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从而保证建筑工程进展顺利，避免偏离原有目标。
3建筑造价管理提升工程经济效益措施
3.1招标环节造价管理
针对建筑工程建设单位，要提升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就要做好建筑工程招标环节的造价管理。建设单位造价管理人员在建筑工程的招投标阶段要对工程设计招标、工程施工招标等文件进行严格管理，并对项目中重要物资的招投标行为进行审查。造价管理人员要严格审核施工单位的施工资质及其相关经验，并采取实地考察的方式进行审核，从而避免出现招录到信用较差施工单位的情况。造价管理人员还要全面掌握建筑工程项目的造价成本，防止投标单位恶意竞标。另外，造价管理人员还可以在管理工作中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就是通过统一的计量计算规则提供工程量清单，并由投标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与市场情况进行报价竞标，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效控制工程成本，提高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2]。
3.2做好预算和决算管理
针对建筑工程施工单位，造价管理人员要提升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就要做好预算和决算工作。首先，造价管理人员要对建筑工程所需的主材、辅材及其他耗材进行统计，保证材料采购数量符合施工需求，避免出现采购数量过多或不足的情况，减少材料采购资金的浪费。然后要提前统计、预估建筑工程施工人员的劳务费用，控制施工人工费；造价管理人员要结合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情况、施工难度，依据现阶段市场平均价格和单位内部人员的标准工作进行计算。最后，造价管理人员要在预算与决算阶段对建筑工程施工可能产生的设备使用与维护费用进行计算；造价管理人员要根据单位本身的施工机械设备情况，计算施工机械费用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摊销费用及租赁费用，并综合施工情况核定需要租赁的机械设备数量，优化机械设备管理方案，从而实现控制造价成本的目的[1]。
3.3施工环节造价管理
针对建筑工程施工单位，造价管理人员要通过增强建筑造价管理工作提升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还要做好施工环节的造价管理工作。造价管理人员要结合现阶段的市场发展形势，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费用进行预估，从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在合理范围内降低施工费用，并加强对施工环节的管理，对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成本、施工现场资源成本进行管理，让施工单位定期上报每天施工费用消耗明细，推动建筑工程施工造价管理规范化发展。此外，造价管理人员要认真审核变更明细，并严格规定变更条件，避免出现随意修改施工方案的情况出现，确保施工预算与原方案的顺利推进。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浪费。
3.4竣工环节造价管理
针对建筑工程施工单位，造价管理人员要从竣工环节入手，提高竣工环节的造价控制程度，认真、严谨的开展工程审核工作，保证建筑工程的工程量，根据承包合同、施工图纸、变更计划及现场签证等资料对已完成的工作量进行计算，并进行核算，杜绝出现施工单位谎报施工量的情况出现。造价管理人员还要做好套价工作，熟悉工程定额书中的详细单价和具体施工内容，并结合工程预算对其进行定额套价。
4结语
总而言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工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专业的、系统的工程管理工作，要想加强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也不是针对某一环节工作就能够达到的。造价管理人员要想通过强化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提升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就要明确建筑工程经济效益的主要来源，不断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引进科学管理体系，全面开展造价管理工作，从而有效控制建筑工程各个环节成本，有计划的提升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
【管理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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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形势下医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1医院财务管理观念陈旧。领导重视程度不够．管理模式僵化
目前我国大部分医院是公立医院．以体现社会福利为主投人不计成本，产出不计效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医院管理者的经营意识较差，市场意识不强，有些医院基于自身的种种原因，没有将财务管理纳入企业管理的有效机制中，缺乏现代管理的理念。其次．医院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同企业相比有明显的区别。企业专门设置财务总监或总会计师这一管理岗位，由高素质的经济人才全面负责经济管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医院由医学专家即院领导兼职财务管理医院领导大部分是医疗部门的学科带头人或医学专家，在专业技术方面他们是强者，但在经济管理方面他们的了解就近乎零，如对财政补偿机制、税收调控、融资等并不熟悉。让这些医学专家来负责医院经济管理，其弊端非常突出，难以形成内部制约和牵制，直接影响了医院的经济效益。最后．公立医院的管理模式主要是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实行差额预算管理。资产单纯国有化。这种管理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需求。长此下去，医院宏观控制能力就会失调．不利于医院的生存与发展。
1．2医院资金管理不科学
首先，融资渠道单一，缺乏风险意识。目前，医院作为公益性的医疗卫生位，尚未建立独立的、多渠道的融资体系，融资渠道单一，且融资成本高、风险大。有的医院在融资过程中．不能选择合理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对资金结构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造成资本结构不合理，存在潜在的财务危机。其次，投资管理存在盲目性。投资管理是医院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医院投资存在盲目性，医院采购部门未曾分析设备的服务需求和医院的实际资金支付能力以及设备的投资回报率，而盲目购进一些大型的医疗设备．造成医院资金的浪费。有的医院在基建、设备投资等大型投资活动中．缺乏项目可行性研究．缺乏风险与报酬的衡量。造成资源浪费严重。
1．3医院财务控制薄弱
医院的财务控制薄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现金管理不严。有的医院在资金使用上缺乏计划性，造成资金闲置或不足，使财务陷入困境。二是存货控制薄弱。有的医院存货不能准确计量，造成月末占用资金与其营业额不成比例。三是固定资产家底不清。由于多年来医院实行差额预算管理，每年除正常的国家财政补助经费外．还可以从上级主管部门争取一些资金，造成医院经营无压力，浪费严重。
1．4医院财务人员素质低
部分医院的领导财务管理意识并不强．在对医院进行管理的时候，只重视医疗业务管理，忽视了医院的价值管理，这样容易造成卫生资源的浪费．使医院的运行成本过高。医院财务工作专业性极强，工作量大，因此。需要素质较高的财务人才，但医院普遍注重对医疗人员的培养．并不重视对管理人员的培养，这就使部分医院缺乏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以至于不能发现管理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利于医院竞争水平的提高。
2新形势下医院财务管理的对策
2．1更新理财观念。转变财务工作重心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首先．医院管理者应该意识到，加强财务管理是医院优质高效低耗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也是直接关系到提高医院管理质量，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键问题。加强和更新理财观念是市场经济形势下医院财务管理成功与否的基石。所以要将理财融合到日常的管理工作中，使全体职工自觉主动参与到医院成本控制等理财活动中来。医院财务工作重心由会计核算向财务管理转移．使财务工作从原来独立、封闭状态发展到完全融人医院管理整体之中。医院要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提供优质的卫生服务，努力增收节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其次，医院应进行预算管理。预算管理是医院管理控制的一种主要方法，是一种全面预算管理。预算管理以财务部门为核心，实行全面、全员、全过程预算控制和全面业绩评价。一是各科室根据需要．编制本科室本年度支出计划．制成表格上报医院财务部门；二是由医院财务部门汇总上报领导．根据现金的流人量来安排现金的流出量，压缩一些不合理开支；三是，由财务部门汇总编制年度经费预算。通过预算管理，实现年度收支综合平衡，较好地保障和促进医院各项任务的完成。论文下载
2．2加强经济核算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是医院财务管理工作的重点。医院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医院应高效率地运用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高效、合理分配资金的使用。
2．2．1在筹资管理方面。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医院竞争更加激烈，医院对资金的需求很大。目前医院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政府的财政补助，二是药品的差价收人。三是医疗服务收入。随着国家财政状况和医院分配关系的变化，医院资金的三个来源也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家财政对医院的补助占医院总支出的比例逐年下降；药品销售的差价收入也随着药品价格的改革大幅度降价而萎缩；政府出于对医院的定性．医疗服务收入被控制在成本以内。以上三个方面情况使医院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合理筹措医院建设发展资金已成为医院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卫生改革与医院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下医院应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筹资渠道，结合本身实际情况多形式、多渠道去筹措资金，解决医院资金短缺的问题。
2．2．2在投资管理方面。市场经济下，医院要不断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益。财务人员要履行监督、检查医院经济活动的职责，合理安排使用资金，参与医院大型项目、设备购置的可行性论证，切实保障医院各项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经济性。财务人员通过综合的运算方法，对项目投资科学地加以分析评判，为医院的经济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方案提供经济分析结果，参与经济决策做好参谋，向决策管理要质量、要效益。医院投资的内容主要有购置医疗设备、基本建设以及并购其他医院等。现在医院医疗设备采购一般由领导或使用部门提出。对医院购置和更新设备特别是大中型设备前．财务部门应积极参与，对设备的使用率和投资回报等作全面、充分的市场调研、预测，作出可行性研究分析，以免盲目购置，造成资金浪费。
2．3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全面预算，充分考虑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实现对资金流量的严格控制。在执行财务预算中，实行“一支笔、两条线”相结合的办法来管理医院资金。“一支笔”是指医院的资金在全面预算的前提下．只能有一位院领导负责统筹安排。“两条线”是指医院要严格控制收支两条线．实行财务统管，提高医院经济效益．即医院各部门、各渠道的资金收人全部纳入财务预算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统一使用，不允许任何部门保留“小金库”自收自支。
2．4加强成本核算。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
实行医疗成本核算。要搞好医疗成本核算类型，借鉴企业、商业成本核算经验，确定成本核算对象及其方法。打破了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形成的一整套旧的管理体制，由管理型变为经营型，强化财务平衡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也必须和企业一样，把管理作为主要一项来抓，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适应科室核算向成本核算的深化。适应商品经济的管理要求。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加强内部管理、减员增效、降低成本、健全财务审计制度。提高医疗技术、服务质量，才能在未来竞争中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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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资本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对此人们了解得更多的是股票,而股票为什么和怎样成为虚拟资本,则往往做一般地分析。要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虚拟资本论,必须考察其思维逻辑。
1.虚拟资本想象论。在马克思以前,法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曾提出过“想象的资本”这一概念,他说:“国家有息证券不过是一种想象的资本,它代表有来偿还国债的一部分年收入。与此相等的一笔资本已经消耗掉了;它是国债的分母,但国家有息证券所代表的并不是这笔资本,因为这笔资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财富必然会由产业劳动产生;而在这个财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预先指定给那些曾经贷出这个被消耗的财富的人;这个部分是用课税的方法从生产这些财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给国家债权人的。并且人们根据本国通行的资本和利息的比率,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这个资本的大小和能产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①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229-230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0页】。这样的论述表明:在西斯蒙第看来,国债之所以是“想象的资本”,是因为“与此相等的资本已经消耗掉了”。而以后通过发行国家有息债券,以利息的形式,偿付给国家的债权人,只不过是以征税的形式,从创造的社会财富中取走的一部分,这部分的多少取决于“本国通行的资本和利息的比率”,也就是说“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额度,使“这个资本的大小和能产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可见,“想象的资本”,是由于国债不代表资本而产生的,但为了从财富中取走一部分用于对国家债权人付息,又不得不“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用过“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一概念,他也是从给国家的贷款“本来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不是作为资本投入”的这一角度阐述的,由于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不是作为资本投入的,因而这种贷款作为资本已经不再存在,所以才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看成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如果仅从这一点来观察,则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西斯蒙第的这一学说,但需要提出的是,马克思的论述比西斯蒙第前进了一大步:(1)假定“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券。”这样的假定,意味着政府只付息,不还本,国债所有者要收回本金,只有把它卖掉。(2)假定国债能在市场上卖掉,“一旦债券卖不出去,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3)指出了“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马克思的论述表明:国债作为“虚拟资本”是对投资者即购买国债者而言,因为购买国债的人把它的投入当作对国家的贷款,即当作生息资本来看待,而出卖国债的政府又不把它当作资本来运用。
马克思考察国债是虚拟资本以后,进一步考察股票。他认为:股票是信用制度创造的联合的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为什么是幻想的?他们分析的逻辑是:(1)股票本来是代表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代表的是现实的在企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代表的是股东预付的货币额,但具有双重的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的存在;另一次是作为这是企业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的存在。作为所有权证书产生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所有权;作为实际已经投入的资本创造并实现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双重的存在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既然股票作为所有权资本就不能作为职能资本。(2)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呢?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让股票在市场上买卖,“A可以把这个证券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30页】也就是说,通过交易使卖者把它的证券转化为资本,使买者取得预期可得剩余价值的证书,体现股票作为所有权资本的存在。(3)既然要让股票作为所有权资本在市场上买卖,其资本价值如何确定,是考察股票是否是虚拟资本的又一逻辑起点。马克思认为,股票作为所有权资本的价值与它代表的现实的职能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而与它的收益大小有关,收益的大小怎么体现股票的价值,也就是把收益资本化。进一步说,也就是以现有市场利息率去衡量,所得到的收益是多少投资带来的,“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100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利息率是5%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200镑,因为这张股票按5%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200镑的虚拟资本。用200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5%的收入。”【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29页】这样的假定表明:股票的价值也就是它在市场上买卖的价格,始终是资本化的收益,而资本化的尺度是“现有利息率”,换句话说,股票的价值是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取得的收益所幻想出的资本。为什么是“幻想的资本”,因为股票的价值不是由现实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收入决定的,在上述假定的条件下,用200英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出5%的收入。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因为股票的价值除了决定于收益的大小外,还决定于其他因素,如投机等。
从马克思考察股票为什么是虚拟资本的思维逻辑,我们能发现,股票之所以成为虚拟资本,不在于股票本身,而在于股票买卖。从股票不能作为职能资本与所有权资本的双重性存在,导出股票必须买卖才能体现它作为所有权资本的存在,再从买卖的价值确定,导出虚拟资本。股票作为虚拟资本体现在收益的资本化上,其资本化以现有的利息率和未来的收益为尺度。股票作为虚拟资本与国债作为虚拟资本不同,前者含有实现预期的价值的含义,而后者没有这一层意思,因为国债的收益是既定的,而且是有保证的。
2.虚拟资本制造论。除马克思考察国债和股票具有虚拟资本的性质外,恩格斯还指出商业汇票也具有虚拟资本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在商业信用中商品的买卖,其贷款的清算,能够通过商业汇票来进行,商业汇票是企业开出的定期支付的凭据。如果开出的汇票时间间隔过长,得到汇票的企业家就可以把汇票拿到银行去贴现,以期获得货币资本。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在东印度贸易上,人们已经不再是因为购买了商品而开出汇票,而是为了能够开出可以贴现、可以换成现钱的汇票而购买商品”。①意思是:人们不是为了支付而开出汇票,开出汇票是为了贴现,获得资金。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创造虚拟资本的方法”,这种方法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存在着漫长的商品运输时间,如果商品运输时间缩短了,这种制造虚拟资本的方法便丧失了基础。也就是说,由于商品运输时间过长,买者难以在短期内收到卖者发的货,卖者也难以在短期内收到买者支付的货款,因而才具有开出汇票并以汇票向银行贴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商品运输时间缩短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便消失了。恩格斯把开出汇票并把汇票贴现看成是“制造虚拟资本”,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个以商业汇票代替货币资本作为货币来支付;二是将商业汇票向银行贴现提前获得货币资本。前者,是商业信用取代银行信用,后者,是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前一个取代节约了社会货币资本,后一个取代,新增了社会货币资本,可见,恩格斯论述的因开出商业汇票和商业汇票贴现而制造的虚资本,有节约和新增社会货币资本的意思。恩格斯从这个意义上考察虚拟资本与马克思考察国债是虚拟资本不同:国债之所以是虚拟资本是因为它本身不作为资本而存在,但又要设想出一个资本额度去付息;也与马克思考察股票是虚拟资本不同,正如上述股票之所以为虚拟资本,其价值具有幻想的成份;而开出商业汇票和商业汇票贴现“制造”的虚拟资本,其价值不具有幻想的成份,因为一般说来它们的发生都是以贸易为基础(当然在贸易上也会存在着欺诈)。
3.虚拟资本派生论。继恩格斯考察开出商业汇票和商业汇票贴现“制造虚拟资本”以后,马克思指出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是纯粹虚拟的,这是因为:(1)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投在有息证券上,这部分资本不在银行的实际业务中发挥资本的职能,而是作为准备金看待,其中包括国债、股票、汇票以及土地抵押证等。国债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股票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应当说与利率相关,都是有息证券,而汇票对开出和收取汇票的人来说,虽然不是有息证券,但对贴现者(即银行)来说,也是有息证券,也与利率相关,贴现要权衡当时利息率的高低。既然与利息率相关,而且利息率是变动的,那么它们的资本的价值就不以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进一步说“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②所以,这里所谓的“银行家的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首先是指他拥有的作为准备金看待的资本价值即取得收益的权利的不确定(不断变动的)而言。其次所谓的“银行家的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就银行家的资本大部分并不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而言。第三,所谓的“银行家的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还是就“有各种方式使用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人手里以不同的形成出现”而言,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对此,马克思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论述加以印证,斯密说:“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依靠这种凭证,使某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货币可以连续用来进行许多次的借贷,正象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③马克思引用斯密的论述旨在说明:(1)对出卖商品的人来说,货币代表的是他商品的转化形式,即实现的价值,但在每一个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今天,如果出卖商品的人不是将货币作为购买而是将它贷出,则这样的货币就是作为资本价值的存在。(2)货币在贷出者手中作为资本价值的存在能够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转移是代表一个资本,还是代表多个资本,“取决于它有多少次作为不同商品资本的价值形式执行职能。”也就是说要看它实现了多少次商品资本的价值。(3)由于商品资本的价值实现为货币后能够用于借贷,而且借入的货币又能够用于购买,所以同一个货币在实现许多次购买的同时,在借贷中又先后代表着各个资本。(4)货币在借贷中,先后代表着资本,使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倍,甚至增加两倍,其实这只不过是同一资本在不同人手里转移。所以,马克思所谓的银行家里的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包含着同一资本在不同人手里转移,从而使一切资本翻倍增加的意思。第四,就发行银行而言,所谓的“银行家的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就缺乏黄金保证发行的那一部分银行券。由此发行的这一部分银行券之所以是虚拟资本就在于银行家能够通过发行银行券扩大贴现,贴现是要扣除利息的,因而用于贴现的银行券是银行家的生息资本,只不过由于发行的这一部分银行券缺乏价值保证即黄金保证,所以是虚拟的。综述以上四个方面考察银行家的资本绝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内容,能够发现虚拟资本,既反映在银行家的非实际业务中,如保存的准备金中,又反映在银行家的实际业务中,如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中,同时表明,银行家的虚拟资本既在职能资本中存在,又在非职能资本中存在。
4.虚拟资本的相对论。“虚拟”的德文fiktiv有两个含义:(1)是“derphantasieentstammend,nichtwirklich:einc-eweltbeschreiben”,即“来自想象,幻想的,非真实的,如:描述一个虚拟、虚幻的世界”;(2)是vorgetauscht,即“装的、假装的、模糊的”。在德文中,与“虚拟”对应的词是wirklich,意思是:真正的、现实的、事实上的。所以,我们能够确定,马克思指出的虚拟资本(dasfiktivkapital)是相对真实资本(daswirklicheskapital)而言。真实资本是指“已投资于企业,并在企业中发挥作用的资本,或由股东支出的,用于企业中起资本作用的货币”(《资本论》德文版,第三卷,第484页)。相对而言,没有投资于企业,不在企业中发挥作用的资本,都可以认为是“虚拟资本”。货币资本也是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投资于企业,不在企业中发挥作用,但又要增值的货币,都是虚拟资本。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作出这样笼统的概括,而是针对具体的问题,从具体到抽象,从不同视角,考察“虚拟资本”。可见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总是相对不同的事物而言。如果我们设定在什么条件下,确认某一事物是真实的,那么,离开了设定的条件,就能够确认某一事物是虚拟的。这是认识论上的辩证法。
二、考察虚拟经济需要界定不同的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考察虚拟资本时,运用了不同的概念,如“虚拟资本”、“幻想资本”、“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虚拟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等,应当说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表达不同的意思。
但在我国,人们在考察虚拟经济时,总是把不同的概念搅在一起,混为一谈,比如把虚拟资本等同于有价证券把虚拟经济等同于虚拟资本、网络经济、泡沫经济等。由于概念不清,讨论问题时,往往对不上口径。如果细致地思考则:
1.虚拟资本不完全等同于有价证券。评介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虚拟资本的思维逻辑,我们能够发现虚拟资本存在的形式有:国债、股票、汇票、缺乏价值保证的银行券等。它们作为虚拟资本的物质载体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有价证券,有价证券作为虚拟资本的载体,相对职能资本来说,有以下特点:(1)它不是劳动生产物,本身没有凝结价值。(2)它不能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不是职能资本。(3)职能资本是现实的资本,它的市场价值即是它的价格一般取决于现实的市场评价,而有价证券是非职能资本,因而也是非现实资本,它的市场价值即它的价格,一般不完全取决于现实的市场评价,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4)它不是价值符号,而是价值收益索取的证明书。价值符号是价值实体的代表,它能兑换,但不能增值。而价值收益索取证明书,一般不能与价值实体对换,而寻求增值。有价证券的特点表明:虚拟资本只不过是能代表取得一定收益的所有权证书。由于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表现在不断变动的有价证券所代表的资本价值上,所以把有价证券称作虚拟资本。由此,我们能够说虚拟资本是其价值不确定的生息货币资本。生息货币资本与货币资本不同: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生产资本相联系,是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过渡的资本形式,而生息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生产资本没有直接的联系,不是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更不是一种资本的过渡形式。生息货币资本与信用制度、利息相联系。
有价证券是虚拟资本的载体,但不能说虚拟资本都反映为有价证券。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虚拟资本的思维逻辑中,我们能够发现,他们从多种角度,在不同的意义上定义了虚拟资本。概括地说,马克思从国债运用的非资本性和利息支付的资本设想,表明国债是虚拟资本;从股票市场价值取决于股票收益资本化,表明股票是虚拟资本;恩格斯从商业信用取代银行信用,银行信用又取代商业信用,指出开出汇票和汇票贴现制造虚拟资本;马克思从银行保持的准备金不代表资本,只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其价值是不确定的意义上,指出了银行家资本的构成大部分是虚拟资本。如果说上述虚拟资本都因以有价值证券作为载体,因而与有价证券有关,则马克思指出的银行家的资本大部分不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代表存款人的资本,以及同一资本在不同人手里转移使得一切资本好象增加了若干倍,因而也是虚拟资本的论述,就不纯粹以有价证券作为载体,而是以所有权的归属和转移作为载体。可见,马克思所指出虚拟资本的含义,既包括着有价证券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不确定性,也包含着所有权归属的不确定性,前者以有价证券作为载体,后者以运用资本的权利作为载体。
2.虚拟经济不完全等同于虚拟资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为了表达新生事物,人们引进了“虚拟”这一概念,如虚拟工厂(virtualfactory)、虚拟办公室(virtualoffice)、虚拟银行(virtualbank)、虚拟大学(virtualuniversity)等。在这里virtual没有虚假、虚幻的意思,而是指事实实际的而不是名义上的状态(almaostwhatisstatedinfactbutnotinname),也就是说事物的现实状态与它自身的过去传统的名义状态相分离。如果我们把这种状态分离用哲学的“异化”来表达,则虚拟是对事物状态异化的理论概括,虚拟经济也就是对经济事物状态异化的概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载体异化的经济活动,如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在网上为顾客提供信息,让顾客选择,提供商品,送货上门,一般人称为“虚拟企业”,虚拟企业与实体企业相比有它们的共性,即提供商品信息,满足顾客需求,但有它们的个性,没有可供观感的商品,没有可容纳顾客的营业场所等,所以,载体异化了。虚拟资本如股票,即可以把它称为载体异化的虚拟经济(因为它的载体是表现为所有权资本的有价证券,而不是职能资本的产出要素),又可以把它称为功能异化的虚拟经济,股票之所以称为虚拟资本不存在于它具有分割剩余价值的功能,而在于它能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通过买卖实现增值,这就说它能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实现价值增值,赋予了它新的功能。除了功能异化的虚拟经济外,还有形式异化的虚拟经济,如一种权利派生或转化为另一种权利,如银行资产证券化和期权等。这种状况表明:虚拟经济能够有多种活动或状态存在,如果以货币来计量这种活动的价值,并以此求得增值,则以货币计量的价值便成为虚拟资本,可以说虚拟资本是人们从事的实体经济以外的,以一定的价值求得价值增值的活动。这表明,虚拟经济中包括着虚拟资本,但虚拟经济不完全等于虚拟资本,二者涵盖的内容是有差别的。
3.虚拟经济不同于网络经济。网络是一个系统,网络经济是通过系统提供信息的一种经济活动。网络经济的存在为虚拟经济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如果从网络的客观存在来说,它不是虚拟的,而是实在的,比如IT产业,它是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实体经济而非虚拟经济。但如果以网络为条件构建电子商务活动,形成虚拟企业,则网络产生的活动又成为虚拟经济。问题在于基于什么而言,或者说从什么意义上讲,它是虚拟的或非虚拟的。
4.虚拟经济不同于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转瞬即逝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经济现象一般通过市场价格的急剧上升又急剧下跌表现出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人为的操纵、人们预期的失误等。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别于经济周期正常的波动。经济周期正常波动受客观因素制约,时间较长,呈现着阶段性;泡沫经济的波动是非正常的、受主观因素制约、时间较短、不呈现阶段性。泡沫经济除了反映在市场价格的波动中外,还会反映在其他领域,如虚报产值、虚报GDP等。前者可称为价格泡沫,后者可称为产值泡沫或GDP泡沫,可见泡沫经济有多种表现形式。在虚拟经济中有可能存在泡沫经济,但不能说必然存在泡沫经济。这就是说虚拟经济中还会不存在泡沫。所以虚拟经济不等于泡沫经济。而且泡沫经济不等于价格泡沫。这就是说泡沫经济不一定反映为价格过度上涨。
5.泡沫经济不同于经济泡沫。经济泡沫是指经济增长的状况中存在着泡沫,如价格泡沫、产值泡沫等。在经济增长中存在一定泡沫是不可避免的,从一这意义上说是正常的。经济泡沫进一步发展,可能成为泡沫经济。可以说从经济泡沫到泡沫经济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泡沫经济是不正常的,畸形的经济。
三、当代值得关注的虚拟经济
人们在考察虚拟经济时,多注重有价证券的市场特别是股票的上市流通,这自然是需要的。但在当代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虚拟经济,应当是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
1.衍生金融商品是在原本金融商品的基础上派生的。如果说原本金融商品是银行借贷契约、公司股票和政府或企业债券,则衍生金融商品便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派生的金融资产证券、股票及债券期货和期权。衍生金融商品相对于原本金融商品而言有其共性,但更有其个性。最重要的个性是与实体经济过程的联系不同,从而增值能力不同。公司股票和企业债券是实体资本的副本,与个别经济过程密切相关,其增值能力取决于个别经济过程的业绩和回报。但这一点,国债却不同:国债的增值能力不取决于个别经济过程的业绩和回报,而取决于政府的还本付息能力。政府的还本付息能力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取决于个别经济过程,而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相关。如果我们把其增值能力与个别经济过程密切相关的公司股票和企业债券,称为第1类虚拟资本,则我们能够把其增值能力与个别经济过程不密切相关,而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国债,称为第2类虚拟资本。
按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相对论,没有投资于实体经济企业,不在实体经济企业中发挥作用但又要求增值的货币都是虚拟资本,则银行借贷的货币资本也应列入虚拟资本之列,银行借贷活动也是虚拟经济活动。银行借贷活动关系的载体是借贷契约,借贷契约与实体经济活动过程密切相关,因而其增值能力取决于个别经济过程。但银行作为“存款者的集中和贷款者的集中”,其增值能力又不完全取决于个别经济过程,而取决于社会经济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虚拟资本的银行借贷资本,处于第1类虚拟资本和第2类虚拟资本之间,可称作准第2类虚拟资本。
金融衍生商品是在前三类金融原本商品的基础上派生的。比如金融资产证券,便产生于银行贷款资产证券化。贷款资产证券化使得债权债务关系起了变化:证券化以前,银行与借款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双向的、个别的。证券化以后,银行把债权转让给金融资产证券的购买者,使得债权债务关系集合化和社会化,也就是说,债权人是广大的金融资产证券的购买者,债务人不是个别的借款人,而是集合的借款人。这样,证券化资产的增值能力,不取决于个别借款人的经济状况,而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资产证券与个别经济过程的关系不直接。由此我们把它称作第4类虚拟资本。
股票、债券的期货、期权交易,其对象是期货、期权合同,由于买进与卖出的合同能够抵消,不必在合同到期时实地结算、交割某一种金融资产,所以,绝大多数交易者不必在实际结算时,真正拥有这种商品,只是根据其价格的涨落支付差额。其增值能力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心理预期,可以说这类交易完全与实体经济过程无关,由此我们能够把这一类交易活动称作第5类虚拟资本。把虚拟资本从而虚拟经济作以上的划分,表明在当代,虚拟经济活动有相当一部分,独立于实体经济过程。影响虚拟经济活动的因素有别于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因素。虚拟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
2.电子货币的兴起,对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1)电子货币的出现,改变着消费者与企业家之间的交换方式。网上购物,电子交易能够完全取代支票和现金。但在这里需要权威机构的支持和信任,包括商家和银行,它们是能够被充分信任的第三者。(2)电子货币的出现改变着人们储蓄与投资的方式,有剩余的收入者能够在家通过电脑储蓄和投资,并获取大量的金融产品变动的信息,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网络去希望去的交易场所。(3)电子货币的出现,使90%以上的财富在电脑网络里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并大大提高创造和追逐财富的速度。有人说,这个速度相对于20年前大约有3倍以上的提高。有人说,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中央银行的真实储备,从1974年的8:1上升到20:1。(4)货币电子化,不仅能节约资金给付、交换的时间,而且能从优选择资金的成本和收益,如能够在最佳的时刻上选择最优的利率和汇率。
3.网络银行的出现是上个世纪90年代金融领域中的一件大事,网络银行又称虚拟银行,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虚拟经济不能不关注网络银行。1995年10月,全球第一家网络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ecurityFirstNetworkBank)在美国诞生。这家银行没有地址,只有网址,营业厅就是主页画面,所有交易都通过互联网进行,员工只有10人,1996年存款达1400万美元,估计1999年存款金额达4亿美元。在美国,已经有400家金融机构推出了网络业务。据调查,在2000年以前,有16%的家庭使用互联网的电子银行业务,带来的利润占所有银行利润的30%。网络银行的出现对经济的影响是:(1)在网络银行的世界里,银行的规模不能再以分行数、人员数去衡量。(2)在网络银行的世界里,各银行的金融产品一目了然,客户很容易挑选出最有利的产品,银行很难再靠单纯的存放款业务生存,而必须推出特殊、高附加值的投资理财业务。(3)不论是实体银行还是虚拟银行,当前都处于一个以客户为导向的金融时代,设计出高附加值、个人特色强的金融产品是银行经营的核心所在。个人只要在网络银行上留下姓名、年龄、职业、家庭等资料,只要用鼠标回答薪金所得、不动产状况,电脑就可以自动评估信用等级。中国台湾玉山银行开办了个人贷款业务,只要信用评级在60分以上,就可获得60万元以下贷款。(4)网络银行对人才的需求有新的标准,不仅需要银行家,而且需要经济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们能设计模型,预测发展趋势,成为金融世界的先知先觉者。当然,网络银行的发展也要受到制度环境、投入成本、运作条件和法律保障等约束,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理念的更新,网络银行在虚拟经济中的地位将与时俱进。
虚拟经济源于经济主体又超越原经济主体,扩展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缩短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时间,改变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观、信息掌握、资源配置以及运作方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李晓西、杨琳,2000:《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财贸经济》第6期。
刘立达,2000:《论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研究报告》第11期。
刘骏民,1996:《论西方国家虚拟资本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第12期。
篇10
备用信用证的确切释义是什么？1977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管理委员会首次对其做出了界定：不论其名称描述如何，备用信用证是一种信用证或类似安排，构成开证人对受益人的下列担保：
（a）偿还债务人的借款或预支给债务人款项；
（b）支付由债务人所承担的负债；
（c）对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而付款。
1983年和1993年，尽管国际商会分别将备用信用证纳入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83年修订本（《UCP400》）和1993年修订本（《UCP500》），但其只是将备用信用证作为“信用证”的类别之一，且“只在适应范围内”予以适用。随着备用信用证的推而广之，其与商业信用证在功能上的差异日趋凸显，误解及纠纷日渐增多，迫切需要对其进行专门规范。199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起草的《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公约；1999年1月1日，国际商会的第590号出版物《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简称《ISP98》）作为专门适用于备用信用证的权威国际惯例，正式生效实施。
根据《ISP98》所界定的“备用信用证在开立后即是一项不可撤销的、独立的、要求单据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备用信用证具有如下法律性质：
一是，不可撤销性（Irrevocable）。
备用信用证一经开立，除非有关当事人同意或备用信用证内另有规定，开证人不得撤销或修改其在该备用信用证项下的义务。
二是，独立性（Independent）。
备用信用证一经开立，即作为一种自足文件而独立存在。其既独立于赖以开立的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基础交易合约，又独立于申请人和开证人之间的开证契约关系；基础交易合约对备用信用证无任何法律约束力，开证人完全不介入基础交易的履约状况，其义务完全取决于备用信用证条款和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表面上符合这些条款的规定。
三是，单据性（Documentary）。
备用信用证亦有单据要求，并且开证人付款义务的履行与否取决于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符合备用信用证的要求。备用信用证的跟单性质和商业信用证并无二致，但后者主要用于国际贸易货款结算，其项下的单据以汇票和货运单据为主；而备用信用证则更普遍地用于国际商务担保，通常只要求受益人提交汇票以及声明申请人违约的证明文件等非货运单据。
四是，强制性（Enforceable）。
不论备用信用证的开立是否由申请人授权，开证人是否收取了费用，受益人是否收到、相信该备用信用证，只要其一经开立，即对开证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
备用信用证的四个法律性质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这一金融产品的优异特质：“不可撤销性”锁定了开证人的责任义务，进而更有效地保障了受益人的权益：“独立性”传承了信用证和独立性担保的“独立”品格，赋予了其既定的法律属性：“单据性”则将开证人的义务限定于“凭单”原则的基准之上，有益于“独立性”的实施：“强制性”则是对开证人义务履行的严格规范，它与“不可撤销性”的融合充分体现了开证人责任义务的约束性和严肃性，有助于杜绝非正常因素的干扰。基于这些关键的法律性质，备用信用证融合了商业信用证和独立性担保之特长，在实践中体现出独特的功能优势。
由于备用信用证“出身”于信用证家族，其业务流程基本符合信用证运作原理。
首先，开证申请人（基础交易合同的债务人）向开证人（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开出备用信用证。
继而，开证人严格审核开证申请人的资信能力、财务状况、交易项目的可行性与效益等重要事项，若同意受理，即开出备用信用证，并通过通知行将该备用信用证通知受益人（基础交易合同的债权人）。
再者，若开证申请人按基础交易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开证人不必因开出备用信用证而必须履行付款义务，其担保责任于信用证有效期满而解除；若开证申请人未能履约，备用信用证将发挥其支付担保功能。在后一种情形下，受益人可按照备用信用证的规定提交汇票、申请人违约证明和索赔文件等，向开证人索赔。
再次，开证人审核并确认相关索赔文件符合备用信用证规定后，必须无条件地向受益人付款，履行其担保义务。最后，开证人对外付款后，向开证申请人索偿垫付的款项，后者有义务予以偿还。
二、备用信用证的适用领域
根据备用信用证的应用实践，《ISP98》将其划分为履约备用信用证、预付款备用信用证、招标/投标备用信用证、对开备用信用证、融资备用信用证、直接付款备用信用证、保险备用信用证、商业备用信用证等8种类型，总结了备用信用证的基本功能和适用领域。
1.国际担保
资信担保（或“人”的担保）之所以在国际商务中广为应用，是因为当事人不仅可将其用作商务支付的保证手段，还可将其作为制裁违约方、保护违约受害方，进而最终促成合约履行的法律手段。作为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金融工具，备用信用证在国际工程承包、BOT项目、补偿贸易、加工贸易、国际信贷、融资租赁、保险与再保险等国际经济活动中广泛应用，只要基础交易中的债权人认为商业合约对债务人的约束尚不够安全，即可要求债务人向一家银行申请开出以其（债权人）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用以规避风险，确保债权实现。
较之银行保函和商业信用证，备用信用证的担保功能具有独到优势。
其一，担保责任的确定性。
银行保函有从属性保函和独立性保函之分。从属性保函以基础交易合同（主合同）的存在与执行状况为生效依据，是主合同的从合同，其依附性决定了担保人不能独立地承担保证责任，而只能依据主合同条款及其主合同的执行状况来确定担保责任的范围与程度；如果主合同的债务人以各种理由对抗债权人，担保人同样可以依据该抗辩理由对抗债权人。所以对债权人而言，从属性保函担保人的付款责任是不确定的。独立性保函开出后即完全不依附于基础交易合同而独立存在，其法律效力并不受制于基础交易合同的变更、灭失以及债务人的行为，只要债权人的索赔符合保函规定的索赔条件，不论该债务人是否同意，担保人必须履行第一付款责任。所以，不同法律属性保函担保人的付款责任确定与否，对当事人的实质性影响截然不同，实践中，围绕保函法律性质及其担保人付款责任的争议事例屡见不鲜。而备用信用证以鲜明的独立性确定了其与基础交易合约之间完全独立的法律关系，其付款依据是开证人不可撤销的义务以及备用信用证项下单据的合格性，开证人的付款责任始终是肯定和明确的，这一点极有助于减少误解和争议，提高担保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其二，应用的灵活性。
备用信用证与商业信用证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一经开立，只要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汇票）表面合格，开证行必须履行第一性付款责任。而备用信用证的受益人多是在对债务人履约具有基本信任的基础上，将备用信用证作为风险规避的补充手段。若基础交易合约得以顺利履行，备用信用证通常“备而未用”，所以备用信用证的开证人尽管在形式上承担了独立的、不可撤销的、强制性的责任义务，但其并不一定必然地对外赔偿，事实上担负着“第二性”的付款责任。“备用（Standby）性”使备用信用证的开证人遭遇受益人无理或恶意索赔的几率相对较低；相应地，开证人对申请人的信用额度、开证抵押或反担保要求较之保函或商业信用证略显宽松，开证成本较低。备用信用证的“备用性”既使开证人承担的独立担保责任具有了一定弹性，又通过灵活的运作满足了国际经济交易对银行信用补充性支持的需求。实务中，“备而未用”者在备用信用证业务中占据多数。
2.国际融资
备用信用证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融资工具。合理利用其融资支持功能，对于已经和将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拓展国际融资途径、扭转融资艰难局面，具有积极意义。
（1）融资备用信用证的应用融资备用信用证（FinancialStandby）主要支持包括偿还借款在内的付款义务的履行，广泛用于国际信贷融资安排。境外投资企业可根据所有权安排及其项目运营需要，通过融资备用信用证获得东道国的信贷资金支持。实践中，账户透支即是一种较好的筹资选择。其优势在于：借贷手续简捷，运作方便、灵活；企业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和现金流量把握筹资的规模与期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闲置资金，降低融资成本，规避利率与市场风险，减少信用额度占用，改善负债结构。
银行提供账户透支便利的基本前提是第三方担保的有效性，融资备用信用证是满足这一前提的最佳选择之一。境外投资企业可要求本国银行或东道国银行开立一张以融资银行为受益人的融资备用信用证，并凭以作为不可撤销的、独立性的偿还借款的支持承诺，向该银行申请提供账户透支便利。根据融资协议，企业应在规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循环使用、归还银行信贷资金；如果其正常履约，融资备用信用证则“备而不用”；如果其违约，融资银行作为融资备用信用证的受益人有权凭规定单据向开证人索偿，后者有义务偿付申请人所欠透支信贷资金。由于融资备用信用证的受益人为东道国商业银行，其信用度较商业受益人为高，风险相对较小，加之规范备用信用证运作的国际规则已相当完备，所以，银行通常乐于提供账户透支融资支持。在其他形式的商业信贷以及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融资中，融资备用信用证的应用也相当广泛。
（2）直接付款备用信用证的应用
直接付款备用信用证（DirectStandby）主要支持与融资备用信用证有关的基础付款义务的履行。实践中，普遍地用于商业票据融资支持。商业票据融资是国际短期资金市场最通行的直接融资方式，跨国企业因兼并、收购或其他经营活动而在短期内产生大量现金需求时，多以此解决。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商业票据市场，投资者通常为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以及一些非盈利组织。
商业票据融资的主要特征为：
（a）票据期限短则1天，最长不超过270天，平均为20-45天，采取到期滚动
发行方式；
（b）利率一般低于LIBOR，信用风险相对较小；
（c）票据以低于票面的价格出售，到期以面值兑现，差价即为投资者所获收益。
企业利用这一融资手段的益处在于：由于利率水平低于一般商业贷款利率，发行主体信用度高，加之发行手续较简便，中间费用少，故筹资成本相对较低；在约定期限内，发行人可根据资金需求状况，灵活选择发行金额与发行时间，用款比较便利；成功的票据发行具有良好的广告效应，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知名度，为中、长期筹资奠定基础。
在美国短期资金及资本市场上，外国公司利用直接付款备用信用证筹资的做法颇为流行，其既可免受评估结果的限制，还避免了信用评估所必须付出的时日、费用以及企业财务状况的披露，值得借鉴。
具体做法是：当企业以发行商业票据等方式筹资时，由一家当地银行开立直接付款备用信用证，为企业提供资信担保，并承担付款责任。当债务到期时，由开证银行直接以该备用信用证项下的资金进行支付，投资者主要依据开证银行的资信等级即可对该项投资的信用风险做出判断，而无需过多考虑实际借款人的信用级别。我国企业大都对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及运作规则不甚熟悉，其中很多企业又系财务报表尚未公开的非上市公司，在融资市场暂无完整的财务与资信纪录，其信用评估级别往往达不到规定要求，利用直接付款备用信用证融入资金，乃一合理尝试。
3.国际贸易结算
长期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结算格局少有变化，信用证等传统支付方式仍居重要位置。而在国际范围内，信用证的应用率已降至不足20%，0/A（OpenAccount，赊销/记账交易）、D/A（DocumentsagainstAcceptance，承兑交单）、Factoring（保付）等支付技术则大行其道，这一变化在发达国家尤为显著。可以说，信用证的问世和“独领”满足了相对封闭的特定条件下，远距离国际贸易对银行信用保障的迫切渴求，其固有弊端则在银行信用的突出优势面前被掩盖和弱化了。然而，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放、国际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国际信用体系的建立以及国际贸易法律规范的完善，现代国际贸易运作的理念及实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交易者间的时空距离大为缩短，地域因素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债务清偿的安全性也不再是交易者选择支付条件的首要或唯一考虑，效率、成本、便捷等因素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信用证的固有缺陷因此而日益凸显，所以发生在国际支付领域中的变革与创新成为必然。其中，备用信用证的应用颇具代表性。
实践中，备用信用证通常不直接用于贸易货款和相关费用的支付，而是与O/A、D/A等商业性支付方式共同构成支付组合机制（下同）。O/A是一种简便的支付安排，出口商以记账方式允许进口商在收到货物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偿付货款，其既向进口商提供了赊销便利，又承担了进口商有可能拒付货款的风险。D/A则是跟单托收中的一种交单方式，其给予了进口商未付货款即可取得单据并凭以提货的融资便利，而出口商则失去了对货权的控制，若进口商到期拒付货款，出口商也将遭受钱货两空的损失。显然，0/A与D/A的利益天平明显倾斜于进口商。但在瞬息万变、买方市场趋势明显的竞争环境中，支付条件的优惠程度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此，有经验的贸易商在利用O/A、D/A的竞争优势的同时，通过备用信用证（或出口信用保险）获得来自金融机构的风险保障，以防不测。
较之单一的商业信用证，支付组合机制体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兼顾了交易双方的利益。
国际贸易交易者通常根据其利益取向选择利己的国际结算方式，而结算方式的功能特性又决定了其难以同时满易各方的愿望，尤其是在使用单一结算方式的情况下，更难兼顾双方利益。商业信用证以其安全性而惠泽出口商时，其繁琐的程序、高昂的费用以及严格的开证条件，又往往令进口商苦不堪言。0/A+备用信用证、D/A+备用信用证的支付组合机制有效地融合了支付方式和风险保障的功能特长，在辅之以开证人独立的、不可撤销的付款保证责任的基础上，通过实用、简捷、低成本的支付运作实现货币所有权的跨国转移，双方利益得以兼顾。
其二，提高了效率。
支付条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不仅关系到债权债务清偿的方式、时间及结果，还对交易效率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愈发注重效率的国际商务中，商业信用证的“刻板”在某些场合已不合时宜，进而影响了交易运作效率。例如，“单据性”是信用证业务的基石，“单据表面合格”及“凭单付款”的基本准则虽然保障了银行地位的独立性和付款依据的单一性，却又注定了信用证运作程序的复杂化和欠缺变通。因为，单据质量、单据流转速度、单据争议甚或单据欺诈均对其项下的货权让渡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在中短距离的国际贸易中，货物往往先于单据到达进口地，进口商不得不承担等待单据或者借助提货担保提前提货的费用与风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支付组合机制弱化了单据（尤其是货运单据）的决定性作用（如O/A项下的单据与货物由出口商一并直接转移至进口商，而不通过银行寄交；备用信用证通常不要求受益人提交货运单据），改进了单据主宰货权让渡的“凭单”模式，进而大大简化了支付程序，缩短了结算时间，提高了整体效率。此外，在国际商务纠纷中，信用证纠纷不仅占有相当比重，且大多错综复杂，解决起来颇费时日，时常延误履约，当事人利益受损。而支付组合机制运作简便，导致纷争的原由则相对单一，加之国际惯例（如《托收统一规则》、《ISP98》）的有效约束，不仅有助于减少纠纷，并且使得纠纷的处理相对简单化。
其三，降低了交易成本。
由于商业信用证业务程序复杂，多家当事银行提供了性质不一的服务，所以结算费用不菲。而支付组合机制基于简捷的支付程序，具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因而广受采纳。
其四，实现了风险控制的组合化。
风险控制是进出口企业选择支付方式的重要因素。现实中，一些企业更多地以支付方式固有的风险倾向作为择用与否的主要依据，认为风险规避与高风险支付方式的应用是一个两难选择。如0/A、D/A广受进口商青睐，但其高风险特征又使出口商顾虑重重，在成交与风险规避的抉择中，出口商可能更倾向于
后者。事实上，即便是比较安全的支付方式（如跟单信用证），其风险保障也绝对是有限的，而且过于追求支付安全的代价很可能是效率的低下甚或商机的丧失。国际商务信用管理实践启示我们，多元化的风险控制策略较之单一支付方式更富实际效果，如出口商在借助备用信用证、出口信用保险等风险保障手段的前提下使用O/A或D/A，既有助于促销，又转嫁和规避了多重风险，且符合国际潮流。
篇11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外生性视角的研究
所谓外生性视角是指把管理层股权作为一个独立的外生变量，研究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代表人物主要有Stulz（1988），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McConnell和Servaes（1990）等。主要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
最早对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进行建模分析的是Stulz（1988）。他建模发现，公司绩效先随着内部人持股的增加而增加，当内部人持股达到某一水平后反而开始下降。
Chen、Hexter和Hu''''s（1993）采用1976、1980和1984年《财富》500家大公司作为样本，检验了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托宾Q值是管理层股权的函数：当股权在0％～5％之间时，托宾Q值上升；当股权增加到12％时托宾Q值下降；当股权超过12％时，研究结果随着样本年度不同而有所变化。
Griffith（1999）检验了CEO持股对公司绩效有重要影响这一假设，发现公司绩效是托宾Q值的非单调函数。具体说来，当CEO持股0％～15％时，Q值上升；当CEO持股上升到50％时Q值下降，超过50％时Q值再上升。McConnell和Servaes（1995），Steiner、thomas和Lorenz（1996），Myeong-Hyeon和Cho（1998），以及Holderness、Kroszner和Sheehan（1999）都发现，美国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二）内生性视角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忽略了股权结构的内生性，近期的研究文献试图克服早期的缺陷，开始从新的角度去分析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它们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管理层股权的内生性问题上。内生性视角认为管理层股权水平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外生变量，而是行业、规模、企业战略、治理结构乃至政治、文化、法律等诸多微观和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均衡结果。
Demsetz（1985）和Cho（1998）认为，所有权结构是在均衡中被内生所决定的，它取决于公司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如行业、投资机会、成长性、商业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所以公司的管理层股权和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系统的关系。
Kole（1994）提供了所有权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证据，表明公司绩效决定所有权结构，而不是被所有权结构所决定。Himmelberg等(1999)拓展了Demsetz和Lehn(1985)的研究,加入了一些新变量解释管理层持股比例。他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来控制各种可能无法观察的异质性,例如股东监督管理者的能力、无形资产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运用二次方程、分阶段线性回归方程的方法来预测公司的绩效。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与资本/销售收入、研发费用/销售收入成反比,而与广告费用/销售收入、净利润/销售收入成正比。当控制这些变量并消除固定公司效应后,管理层持股并不显著影响公司的绩效。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管理层持股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管理层持股和公司绩效是否相关，但是也没有形成权威和一致的意见。由于采用的方法和角度不同，结论出现很大的差异
（一）两者不存在显著性关系
袁国良等（1999）以1996年和1997年年报为依据，随机抽取了1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包括董事、监事和高层经理）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而且，即使非国家控股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也非常低。他们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股权性质是造成管理层股权激励不明显的重要原因。李增泉（2000）以1999年年报披露的848家上市公司中的799家和748家公司为样本，分别研究了经理人员(仅包括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持股情况、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并不与公司绩效相关联，持股制度虽然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但大部分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都比较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魏刚（2000）以1999年年报公布的816家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两者并不相关。陈湘永等（2000）发现总体上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EPS,ROE）之间基本不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徐二明、王智慧（2000）则从另一角度，选用公司的战略绩效(相对公司绩效、公司的价值
成长能力)作为业绩衡量指标，分析了其与高管人员持股的关系，认为业绩指标与高管人员持股之间没有获得任何预期的正向关系。
（二）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
刘国亮，王加胜（2000）通过对经理人员持股比例、职工持股比例与公司ROA,ROE,EPS的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公司经营绩效与经理人员的持股份额正相关。吴淑混(2002)研究表明，内部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总资产利润率ROA)呈显著性倒U型相关关系。张宗益，宋增基(2002)认为企业绩效与经理持股比例存在立方关系。许承明和蹼卫东(2003)，张俊瑞等(2003)分别发现公司经营绩效与董事长、总经理的持股呈正相关关系。堪新民和刘善敏(2003)将经营者界定为董事长和总经理，选取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为衡量上市公司的主要经营绩效指标，发现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有显著性弱相关关系。上海荣正证券公司(2004)的研究报告也指出，董事长总经理的持股市值与公司业绩呈弱正相关关系。黄小花(2004)的研究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在0～4.41%的范围内与公司治理绩效正相关，在4.41%～32.88%之间时，关联程度还有所加强，而如果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32.88%，则与公司治理绩效负相关。徐大伟等(2005)则发现当管理者持股比例在0～7.50%的范围内，上市公司经营绩效ROE值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在7.50%～33.35%之间时表现负相关，大于33.35%又恢复为正相关。
三、结语
从上面的综述看出来，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而且比较广泛，因为国内股票1999年才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管理层持股，对管理层持股和公司绩效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晚。但是他们得到的结果都相差很大，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如下：
（一）管理层股权的界定不同
有的界定为股票所有权，有的除了股票所有权之外，还包括股票期权。根据Sanders（2001）的研究，股票所有权和股票期权的风险-报偿特征不同，存在不对称风险效应，因此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股权对公司管理层的激励作用是不同的，股票所有权将使公司管理层更趋向于风险回避，而股票期权将导致公司管理层追求风险，因而股票所有权和股票期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此可以看出，对管理层持有的股权的界定不同将导致不同的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
（二）公司经营绩效的测度指标不同
在研究中有的使用ROA等会计指标，有的使用托宾Q值等市场指标。使用会计指标还是市场指标来测度公司经营绩效将导致实证研究的不同结果。因此使用会计指标测度公司绩效其随意性相比使用市场指标而言要小。
（三）解释变量设置不同
管理层股权只是公司治理结构中激励机制的一种形式，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还存在其它诸如董事会、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等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形式。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各种监督激励机制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因此，在研究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关系时，解释变量设置的不同将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
（四）研究样本不同
不同研究人员所选用的研究样本是不同的,无论是样本规模、样本公司的特征、样本期等都存在显著差异。我们还发现样本数据的口径也经常不一致，有的是对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有的是考察时间序列，有的则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应该说，研究样本的不同也是导致实证结论差异的原因之一。
（五）计量方法不同
在研究中，有的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有的使用非线性回归模型，有的则采用分段线性回归的方法，有的采用单一方程，有的则是联立方程。计量方法的不同无疑将导致实证结果的差异。
【参考文献】
篇12
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居民的入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业化开始了轻工业优先发展的“补课”，城市建设明确了补历史“欠帐”的任务，城市化的抑制因素出现松动。1978年以来，重庆的非农业人口呈持续增加态势，但增长速度较慢，以1985－1991年的最慢。
1978年至今，重庆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增长十分缓慢，1998年也只达到20.1％，年均增长0.38％，而全国为30.4％，同期年均增长0.63％。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据计算，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百分率的合理比值范围是0.8－1.5，比较发现，重庆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的增长速度。1998年重庆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仅为0.53。1998年重庆的非农业人口比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只有0.60，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范围。说明重庆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
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尚处于准备阶段(城市化在30％以前的发展阶段)。按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斯蒂”曲线来判断，今后重庆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将加快，特别是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30－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期。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其城市化时期的发展速度曾经达到每年分别增长1.6和2.9个百分点。
(二)城镇体系不合理
重庆现有7个建制市，645个建制镇。其中，特大城市一个，即重庆(城)市；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两个，即万州区和涪陵区，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10万人以上的小城市6个，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南川市等；其余多为人口在5万人以下的城镇。第一大城市重庆城市人口为250万，而第二大城市万州城市人口仅为30万，首位度达88。目前还空缺人口规模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可见，重庆特大城市孤悬，大中城市发展极为滞后，小城镇发育十分缓慢，城镇规模等级结构极不平衡。重庆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的断层极大地抑制了各城市间、各城市与周边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
重庆城市的地域分布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城镇发育较完善，特别是小城市和有一定规模的乡镇密度较高，城市化水平为28.34％，而东部地区经济落后，很多属于“老、少、边、贫”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质量差，城市化水平只有11.60％。另外，三峡库区淹没城镇迁建规划、设计、“五通一平”等前期工程滞后，进一步影响了该地区城镇的发展。重庆城镇空间布局还具有典型的线形分布特点。90％左右的城镇是沿境内江河密集分布，这与重庆的交通网络分布和工业布局直接相关。这种布局结构无疑将进一步加大重庆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造成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目前，等级最高的特大城市重庆主城区尚未完全形成“三、二、一”的产业分布的合理格局，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能力不强，而且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三线”建设以来的新兴工矿城镇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不配套、自我发展能力弱。中小城市间缺乏合理的分工和特色，产业结构趋同，工业领域重复建设普遍。
二、加速重庆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一)重庆的城市化模式选择
城市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城市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这两种效应发挥的程度就是城市功能和城市竞争力的具体体现。从重庆的现状来看，母城所承担的经济聚集功能、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无疑是很强的，但母城与第二级城市之间的首位度太大，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关联度较小，从而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母城与原万、涪、黔地区虽属同一行政区域，而其间的经济流向、经济联系可能还不如母城与四川省的泸州―内江―自贡―宜宾一带密切，原因一方面是交通不畅，另一方面还在于我市区域内部城市级差太大，没有形成完善的大、中、小相结合的合理的城镇体系。
从我市目前的情况来看，强化中心城市的功能是增强我市区域经济辐射力，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而城市扩张受到了土地、环境等条件的限制；且全市地域十分广阔，加上有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对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功能的发挥产生了很大的制约，客观上要求有一批次级中心城市来承接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和产业带动，形成产业梯度发展的格局。而发展小城镇，又将受到小城镇经济总量太小的制约。因此单纯发展特大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我市加快城市化步伐都是不现实的。
按照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经济增长不可能在各地同时出现，只能以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有限的区域极点内，然后以不同速度扩散到周围地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能比分散状态更快、更有效。因此，重庆的城市化也应选择重点突破的方式，充分依托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发挥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选择特大、大、中、小分层推进的城市化模式。重点培育大城市、中等城市，加快发展小城镇。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组成的规模适度的城镇体系，缩小城市的首位度，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布局。但是，按核心――边缘增长理论，母城作为核心区存在，可能会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相当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造成母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周边地区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为防止这种状态出现，在培育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时，除了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一批特色产业群，使之成为启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助推器。
(二)重庆城市化的目标
――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30％。主城区功能进一步增强，万州初具大城市雏形，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成为中等城市；连接主城区与大、中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初步形成。
――201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45％。形成长江上游地区以都市圈为核心，层次分明，功能合理，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有机结合、组团式、网络化发展的城市群：主城区中心城市功能已相当完善，完成城市现代化进程，城市竞争力大为增强；万州大城市的城市功能渐趋完善；中、小城市在城市规模扩展的基础上，以各具特色的产业为依托，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众多极核点。
――2020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50％。形成长江上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市(镇)群，各城市间由快捷通畅、各种运输方式有机衔接的区域交通网络连接；城市空间布局合理有序，城市规模适度，城市环境大为改善；城市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腾出更广阔的空间，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1.都市圈的范围。都市圈由主城区和主城区的组团组成，包括渝中区、九龙坡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大渡口区、渝北区、巴南区、北碚区所辖区域，共2500平方公里。主城区的范围：东起铜锣山，西至中梁山，北起井口、人和、唐家沱，南至小南海、钓鱼咀、道角，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是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除主城区之外，都市圈还包括鱼嘴、长生、界生、一品、北碚、西永、白市驿、西彭、两路、蔡家、鱼洞等11个组团。组团是与主城密切联系的独立城市，也是主城用地结构的延伸和发展。
2.都市圈的功能。都市圈也就是市域中心城市，是全市城镇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重庆的都市圈不仅要带动市域经济发展，更要定位于为西部地区发展服务，力争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极核。今后5－20年要进一步发挥“窗口”和“龙头”作用，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强化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功能，重点是建成“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即建成辐射长江上游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务中心，交通枢纽、通信枢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形成与成都、武汉、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相互呼应的现代化城市群格局，城市间产业关联度大大增强。
――强化交通通信枢纽地位。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是城市功能的载体。“十五”期间我市要继续强化骨干交通网和信息网的建设，构建起内外通畅、方便快捷、各种方式有机衔接的综合交通通信体系。重庆是西部唯一集水、陆、空交通运输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待渝怀铁路、遂渝铁路建成之后，重庆铁路枢纽将是五条铁路的交汇点，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重庆港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内河港口，有条件建成西部地区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和滚装运输中心；到“十五”末，以重庆主城为中心的放射状公路交通网络已比较完善；随着江北机场二期、三期工程的完工，重庆的航空运输枢纽功能将日趋健全。通信方面重点则是建设区域信息传输骨架网络，提升重庆通信交换平台的级次，由三级交换平台上升到二级；开发信息资源，提高信息交换的频率和交换质量。
――强化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务中心功能。依托都市圈与外部完备的交通、通信网络体系，进一步强化都市圈对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及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散功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市场体系，特别要加快要素市场的发展，营造商业氛围。发展各种市场中介组织，建成西部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和货运流通中心；发展博展业和传媒业，使重庆都市圈成为区域性商品展示的窗口和信息交换最活跃的地区；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发展教育产业和高层次的科技服务业，建成区域性人才培训交流基地和科技服务贸易中心；创造条件争取国家支持重庆培育和发展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加速资金流的集散和循环。
――构建以高技术产业为领航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必须有高素质的产业体系为支撑，否则极可能出现城市发展的“空心化”，最终丧失发展的基础。充分利用都市圈智力资源密集和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将科教资源与产业基础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相结合，以跳跃式的发展思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力争成为区域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先导，发挥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四)把万州和涪陵建成大城市
重庆市城镇体系的首位度较高，特大城市城市体量很大，缺乏大城市，中等城市数量也较少。目前特大城市孤悬、且位置偏西，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联系缺乏必要的枢纽点来传输的现状迫切要求在重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建立一个大城市，发挥承东启西的衔接功能。从地理区位上看，万州和涪陵具有建成大城市的可能。万州作为原万县市的行政中心，历来是川东地区的物贸基地、交通枢纽，工业基础也相对较好。随移民迁建步伐的加快，该区的城市基础设施改观很大，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强化，达万铁路、梁万高速公路、五桥机场陆续开工并将在“十五”建成。三峡成库以后水位上升，港口条件改善，万州将建成联系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一大深水良港。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基础、地理区位，还是从市场腹地来看，万州都具备建成大城市的条件。涪陵是原涪陵市的行政中心，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港口城市，乌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近几年来经济发展态势较好，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长涪高速公路、渝怀铁路建成之后，该区的交通区位优势将日益凸现，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也将更加突出。
着眼于指导万州建成重庆市第二大都市，到2020年，城市规模达到70万人。以重庆－万州－武汉高速公路和长江为纽带，万州要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川东和鄂西地区的商贸流通中心、中级人才培训中心、交通通信枢纽及三峡旅游服务基地。考虑到环境承载能力，在产业构造上，重点发展服务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逐渐培植起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群，不断提高产业素质。近期要以移民迁建为契机，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品牌，重组原有的产业、产品结构。
涪陵要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乌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到2020年，城市人口规模达到50万人，跨入大城市的行列。在产业发展上，除了考虑现有基础外，更要着眼于如何同西边的特大城市和东边的大城市相配套，与主城区、万州相呼应，发挥区域内承东启西的功能。重点发展生物医药、建材、农产品加工、交通储运等产业。
(五)建设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
除母城及万州之外，要在今后5－20年之内，将市域内其他具有一定城市规模和跨行政区域经济带动功能、交通便利的卫星城市培育为中等城市，主要包括合川、江津、永川、长寿、荣昌、南川、开县、奉节、黔江等地域性中心城市。其中合川、江津、永川、长寿要在2005年左右初具中等城市规模，开县、南川、奉节、黔江力争到2010年建成中等城市；到2020年，合川、江津、永川要建成人口在60－80万的大城市。
1.合川：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东北部和四川广安、南充地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商贸流通业、轻纺工业。
2.江津：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西南部的物资集散基地、服务于母城的休闲度假基地，重点发展旅游、建材、食品等产业。
3.永川：定位于建成辐射渝西及川南的商贸流通中心，重点发展商贸流通业、生物技术产业。
4.长寿：定位于建成服务于重庆中部地区和四川广安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重点发展交通运输和天然气化工产业。
5.荣昌：定位于辐射川东、渝西的经济中心，要建成成渝经济走廊的重要窗口，重点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商贸流通业、房地产业。
6.南川：定位于建成辐射渝南及黔北地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山林产品集散和加工业。
7.开县：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北山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林产品及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商贸流通业。
8.奉节：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鄂西的物资集散地，重点发展旅游业、商贸流通业。
9.黔江：定位于建成武陵山区的经济中心，渝、鄂、湘、黔四省市边区的商贸流通中心，重点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业、轻工业。
(六)建设一批县域中心城市
除上述地域性中心城市之外的县城，也要加快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县城客观上既是各县的行政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十五”和到2020年要进一步强化县域中心城市的功能，努力将其中有条件的城镇发展为10－20万人的小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群。
(七)加快小城镇发展
全市共有600余个建制镇，这些小城镇是联系城乡最直接的结合点，也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目标的最基本的单元。要通过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促使农民加快由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步伐，减轻土地承载压力。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度，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引导乡镇企业、农村个体私营企业适当集中布局，向小城镇靠近，扩大小城镇的产业规模和人口规模。结合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小城镇布局结构，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
三、加速重庆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措施
1.统一规划。城市规划应用具权威性、前瞻性、合理性，并具有适度的弹性，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留有自由空间，实现城市发展的动态化。城市发展中，坚持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放到重要位置，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城市居民工作和学习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城镇建设规划要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合理布局。在产业类型选择、产业配置、人口分布、交通网络建设、教育、卫生、通信、商业网等方面有明确的发展指向。
2.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城市入户电网线路的改造、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城市交通及通信枢纽、城市水源及能源设施、城市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城市绿化美化系统。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尽可能实行商品化、市场化，形成投资、运营、收益的良性循环机制。政府则只对那些具有社会效益、难以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及社会公益设施进行投资与管理。
建立健全基础设施投入多元化机制，以政府为主导，更多地吸收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介入；对有效益的基础设施进行出售、转让、租赁，以盘活存量、调整增量，投入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些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逐步开放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促进城市化按市场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3.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牵涉面广、影响很大、政策性强，需精心设计、先易后难、有序操作，要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一致，也要与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创立及实施相衔接。
户籍制度改革要与城镇规模、布局的远景规划相结合，首先在经济较发达的县城镇以及据规划符合重点发展条件的小城镇允许农民的迁入或迁出，然后向大中城市扩展。
4.着力培育和发展中小城镇市场。要充分利用、改造和创建商业设施和商业渠道，在重要商品的产地、销地或集散地形成规模适度的商品批发市场，培育和发展现代化的流通组织和商业网络。规范和完善土地市场，在加强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培育、规范和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逐步减少“官办”和“垄断”色彩。努力培育和发展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组织，消除在中介服务领域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现象；加强对中介机构的法律监督。
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并完善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信用制度，加强对商业欺诈和随意违约行为的道德惩戒。
篇13
1产权结构的变革
企业经营离不开资本，资金是资本，知识也是资本，新经济拓宽了资本的内涵，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本。在新经济时代，企业产权结构将由以财务资本为主的一元产权结构向以知识资本为主、知识资本与财务资本并存的多元产权结构转化。工业经济时代，出资者投入资本形成企业，企业是出资者的企业，出资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这种一元产权结构的理论基础是资本雇用劳动。在新经济时代，企业间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是知识产品开发与使用的竞争。仅有财务资本的投入，即仅靠企业有形资产的数量和规模，而无知识资本的投入，这种低技术含量的粗放型生产经营，必然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新经济时代，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不是财务资本，而是知识资本。有先进技术及创新能力而无资金的企业尚可生存，有资本而无知本的企业必然衰败。资本雇用劳动将逐渐被知本与资本共同雇用劳动所取代，知本所有者成为企业最重要的产权主体．知本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一样成为企业收益的最终享有者和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如许多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人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适应新经济时代产权结构的变革，企业融资的重心也从单纯的财务资本的融资转变为融资与融知的结合。
2投资重心的转移
知识资产通常被划分为4类：一是市场资源，即与企业所拥有的市场份额相关的无形资产，如商誉、品牌、顾客满意度、营销网络等；二是知识产权，即与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和专有权相关的无形资产，如商标、专利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等；三是人力资源，即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职业道德与能力的总和。如管理者和员工的敬业精神、技术专长、创新能力、团队精神等；四是管理资源，即与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无形资产，如企业文化、管理思想与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等。新经济时代，知识资产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据测算，2O世纪初，知识资产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5％～2O％，如今已达到6o％～8O％。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预计将达到90％。由此导致企业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新技术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无形资产的投资比重上升，有形资产的投资比重相对下降，企业投资的重心转向知识资产。
资产的价值在于其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相对有形资产来说，知识资产所引起的未来现金流人的不确定性要高得多，其投资价值的确定具有更高的风险性，这就对企业管理者的投资决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成本理念的更新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主要靠资源的节约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来降低成本，竞争主要体现在成本与价格的降低上。这是一种低层次的竞争，因为在没有技术与管理创新的条件下，成本与价格的降低空间是有限的，竞争的结果导致行业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新经济时代的最显著特征是创新，企业闯的竞争不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消耗上，竞争是围绕着产品中的“创新”而展开的，企业通过产品仓9新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具有“创新”的产品没竞争对手，价高、本低、利大。并且，随着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产品的技术更新周期缩短，企业要在竞争中发展，只有不断创新，永远领先，才能取得市场竞争的有利地位。如：江苏春兰凭借其空调器产品的核心技术，使其产品成本远低于同行业，成为空调器行业的“龙头”。因此，新经济时代应确立创新型成本管理理念。
4财务管理主体的转变
财务管理主体是财务管理为之服务的特定组织实体，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具有独立的物质利益的经济实体，这种实体是有形的、相对稳定的。但是在新经济时代，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的日益推广，出现了网上虚拟公司这样的企业形式，而这些虚拟公司往往只是一种动态的、短期的战略联盟，合作目标完成后迅速解散．从而使财务主体显得虚拟化、模糊化。
5利润分配的转变
在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将成为决定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最重要的因素。现代劳动者是一种知识型的员工，他们成为企业的员工实际上是给企业带来了人力资本。所以，用“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按岗付酬”已无法度量员工对企业的贡献，衡量贡献的唯一尺度就是业绩，而业绩的大小是按投入资本包括知识资本的大小来衡量的。这种做法有利于调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在新经济时代既然知识资本拥有者是企业的产权主体，知识资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资产，那么知识资产本理所当然地与财务资本一样，成为企业净利润的分配依据。因为根据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原理，知识资本同样具有增值性，并且财务资本的增值程度主要取决于企业对知识资产的有效运作。所以，新经济时代的利润分配模式应是按资分配与按知分配并存。
6财务管理观念的转变
新经济是以知识、信息网络来发展经济的，附着于人力资源的和以知识、信息等形态独立存在的知识资源，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经济资源。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知识资源的拥有量是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企业应把知识看作企业效益增长的源泉，树立知识效益观念。同时，企业只有拥有了人才，才能创造、拥有并运用知识。重视人的发展与管理是新经济时代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要求。当今社会，人不仅是作为劳动力存在于企业中，而是在于人自身拥有的知识成为企业的重要要素在生产中起关键作用，但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拥有知识的人是否愿意发挥其才能则是关键。因为拥有知识只是有了创造更多财富的可能，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这就要求企业决策层与财务人员应当建立有效的激励措施和制度来激发员工的热情、潜能，并提高员工工作中的满意度、提高工作业绩。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将决定企业能否生存。因此，企业要牢固地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理念，财务管理要把“人”作为核心，加大对人才的投入，加强对人才价值的计量与信息反馈。:
7存货管理的转变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储存货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生产和销售的连续性。但在新经济时代，决定产品价值的主要因素是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不是产品所消耗的物质资料的价值，如电脑软件的价值构成中，物质消耗价值相对于其技术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企业储存货物不是为了储存其物质实体的价值，而是为了储存并利用存货的技术价值。由于存货中的技术价值一旦被企业所拥有，便可反复使用。所以，依附于其所包含的技术价值的存货是无需大量储存的，如企业需要某种软件，只需要备份一份即可。这就使得存货数量减少。另外，随着网上交易的发展，使得企业零库存成为可能。因此，存货管理目标逐渐从对存货量的管理转变为对存货质的管理，即对存货的知识技术含量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