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化论文篇1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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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化论文篇2
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斯图尔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意在说明文化的进化就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具体的文化形式是与具体的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结果。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生态也是与自然生态相比照而言的，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个具体文化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一定的文化，作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在形成以后又会通过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而反过来对于它的创造者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和渗透作用，发挥着对于人的“教化功能，即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而另一方面，从其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活动，是特定“社会或社会集团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里，“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即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载体。由此可见，无论从宏观的社会大背景，还是从微观的具体操作环境来看，作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都不可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生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文化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客体的参照系，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如何，取决于它所处的文化背景”。
一、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审视
就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40年代所确立起来的一系列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1956年召开的党的“”进而明晰了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谨慎地”批判继承“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行动指南和重要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的实际存在以及“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深刻影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逐渐被人们“学习苏联”的激情所淹没，以苏联文化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进而成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文化语境。客观地说，当时的新中国之所以选择“苏联模式”也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在新中国诞生之时，苏联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其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毫无疑问地对新生的共和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以俄为师，深入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曾经对苏联经验进行过肯定，他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在秘密访苏回国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苏联的要求，他指出：“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以后，更是多次号召向苏联学习。其中，1950年2月，他在莫斯科演说中便强调：“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等同志的倡议和推动之下，社会各阶层、国内各阶级迅速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向“苏联模式”的“一边倒”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上。经过大规模的调整活动，我国基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高等教育重文轻理的状况，初步形成了科类、专业比较齐备而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毋庸置疑，由于这种教育模式是以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因此，一方面，在特定时期，它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满足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基本素质为要旨的“通识教育”的基本原则，全盘否定甚至取消了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等人文学科，因此给同一时期大学生的传统道德教育乃至民族精神的培育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对此，有学者就曾评论道：“50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中……一切照搬，造成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专业划分过多、过细和过窄……对发展文科不够重视”。其结果则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偏窄，广泛适应能力较差，文化道德素质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需要强调的是，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之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在院系设置、人才培养等具体环节上照搬苏联模式，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层面也是唯苏是瞻，照抄苏联思想教育的基本做法，进行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知道，对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20世纪20、30年代，以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科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家们关于培养有文化、有社会责任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观点，对苏联的青年一代曾经产生过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在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由于苏共高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等问题上理解的偏差，苏联模式日趋僵化，其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逐渐误入“左”倾教条主义的歧途，其表现就是忽视社会成员的个性差异，片面地用整齐划一的共产主义道德标准要求人们；违背人的思想转化规律，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形式主义严重；面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间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人们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抵触，不去引导和教育，而是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其结果是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道德困
惑，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甚至敌意，动摇了共产主义信念。苏联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对于我国50至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呈现出偏重于单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着眼于以社会为本位去阐明价值的意义，内容普遍空洞、抽象。其间，虽然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界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对这种纯粹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进行过反思和清算，但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的存在，其在我国的影响不仅没有被肃清，反而日益泛滥。在党的高层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情绪的驱动下，不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旨在提高人民群众之思想觉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演变成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运动，而且连在60年代提出的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内容，以“高、大、全”和“假、虚、空”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也被“”期间培育“反传统的英雄”、“斗走资派的战士”、“反修防修的卫士”等口号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所取代。这样，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不但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建国初期所形成的正确的目标和观念，而且扭曲了人性、割断了传统，其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也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要之，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能够坚持和发扬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党和国家文化教育基本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的高度，为促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丰富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一边倒”的国内外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掣肘了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使人文精神之传播在高等教育领域偃旗息鼓；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又使“虚假”和“空洞”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名词。而随后的60、70年代弥漫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的情绪的日益膨胀则更是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政治化倾向使人们在思想教育过程中严重忽视了思想道德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不仅无法满足人的自身心理成长的基本需求，而且无从打造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道德根基，其结果便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异化，社会道德和风气的颓废。而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终从这一梦魇中醒来的时候，人们对于既往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深刻反省与认真总结则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二、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现实反思
与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拉开的是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全面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踏上全方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及时而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这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重大突破。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是同志，他在1979年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首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隔一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再次强调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从执政党的层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形势，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促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在分歧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决议》的基本精神及其实施方案并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因此，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在总体上便仍然显得非常滞后和单薄，无法对改革开放时期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商品经济建设中急速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也没能做出及时而有力的价值回应，从而最终导致“全盘西化”思潮的泛滥和1989年的波及全国的的发生，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痛定思痛之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发出努力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号召，并制定了加强国情教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方案，以期推动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又明确地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党中央的这一定位在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肯定，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上明确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并强调只有“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也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进一步丰富，同时也是对“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方针的具体落实。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分别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则是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快速推进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程的新的标志。这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做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的重要论断，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升到党在新世纪之基本执政理念的高度，这就为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尤为值得提出的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21世纪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认识以及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作的坚定决心。而2011年3月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的要求则不仅是这种决心的体现，而且还为我们指明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总之，党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和方针，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最终建构起与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成分多样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趋势相适应的多元化的、丰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文化生态夯实了基础。这种文化生态以凸显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民众文化等非主流文化的密切合作”为特征，既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治文化话语系统的主导地位，又体现了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而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出了较为适宜的文化语境。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文化生态在总体的适宜中还存在着显见的不足，在表面的和谐中还潜伏着深层的隐忧。这种不足和隐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主导文化(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未形成真正的‘三足鼎立’。其中，精英文化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明显的弱势……而……大众文化却异军突起……全方位地渗人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于那些“道德／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广大学生、追求时尚的男女青年而言，大众文化更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种“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以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服务于大众消费娱乐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合理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活跃民众的社会生活，排解市场经济时代激烈竞争带来的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精神困扰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外在的娱乐消遣形式及其内在的追求利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它本身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对于非理性主义的狂热追捧，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很难有任何道德的坚守和对于崇高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更“不会去主动支持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失的人文理想”。这一点，我们从近几年影视娱乐界此起彼伏的“戏说”正统历史的风潮、喧嚣一时的“恶搞”红色经典的闹剧、层出不穷的违背社会道德的广告和光怪陆离的颠覆传统价值的“时尚”便可以看得出来。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来说，我国当代大众文化话语霸权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于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已经给我们文化生态的平衡造成了显见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大众文化对于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广泛渗透，更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凸显了我们进一步健全和优化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
三、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当代建构
我们知道，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因此，我们能否促进这一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并最终使之走向完善，以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将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败与得失的关键性问题。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情势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具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我们必须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持和对于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运用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得以优化的必然路径，而且电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根本指南。这是由我国的基本性质和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我们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从而确保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外，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和强调，也是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早期领导人同志就对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进而指出，我们过去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同志继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而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同志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要求，从而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提高到了崭新的水平，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在构成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诸文化形式之中，从其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功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无疑是最大的。这种优势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道德学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传统道德教育文化，其对于“道德自觉和自身修养”的强调，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理想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还体现在其对于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孕育上。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凝聚了整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而且在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融合、统一和发展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中，熔铸于我们将坚守美德与日新进取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中，同时也彰显在家国一体、精忠报国的爱国意识中，渗透于炎黄子孙修齐治平、追求“大同”的崇高社会理想之中。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塑
造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并形成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可喜的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正式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一道作为我国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加以明确，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赋予以民族精神为灵魂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主流文化的地位，这是我国当代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优化工作的重大举措，也是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
再次，坚持与古今中外文化相结合为形式，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自人类进入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交通、信息、通讯、传媒等为载体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在资讯空前丰富、人际交流日益便捷的新时代，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特别是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日渐明朗的形势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工作也要在确保主流、凸显特色的前提下，以促进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形态的和谐共生、互补互促为基本考量来展开工作。我们知道，新中国目前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奋力向前迈进，对于新时代的文化生态建设来说，一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着文化生态的变革与重组；而另一方面，文化生态的积极变化又能够引导和保障我国的现代化大业健康而有序地顺利推进。从本质上说，文化生态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文化系统，其在社会宏观领域即表现为一种文化国力，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而在个体的微观方面则表现为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权利，展示着个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态的优化工作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片面的、功利化的、单向度的视角出发来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孤立而静态地观照，而是应该意识到文化生态对于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我国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推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在如此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我们自然应该以自身所拥有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为立足点，通过对于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形态的有机整合来逐渐走上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思想营养。与此同时，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开放性的国内外环境，加之其本身所特有的多渠道的形成发展机制、竞争式的人才塑造模式和其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执著追求，也决定了我们必然会以多元文化发展道路作为建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
要而言之，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不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还要坚持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批判继承、为我所用的原则，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能促进文化生态和谐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在扬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文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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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化论文篇3
Abstract：As a Native American writer deeply rooted in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racial consciousness， Louise Erdrich presented profound ecologi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her “North Dakota Quart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European settlers promoted their colonial expansion by boosting ecological expansion.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terra incognita， the Western settlers sabotaged the validity of Native American traditional wisdom， and achieved their colonization of both economy and culture by colonizing the ecosystem. The paper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nature of ecological expansion is a kind of colonization， which damaged the local ecosystem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system under the nam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Louise Erdrich condemned this ecological expansion in her “North Dakota Quartet” and evoked people’s thoughts on the ethical paradox of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racks；ecological expansion；colonial expansion
一
美国印第安女作家露易斯・厄德里克因其在作品中所展示的精湛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而广受好评。她的小说《痕迹》（Tracks，1988）、《爱药》（Love Medicine，1984）、《甜菜皇后》（The Beet Queen，1986）和《宾果皇宫》（The Bingo Palace，1994）被称为“北达科他四部曲”或“北达科他州系列”。这四部小说均以北达科他州龟山印第安居留区为背景，通过记叙北达科他州几个齐佩瓦家族的历史故事，描述了多个家庭和族群中人物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并从中演化出欧洲社会主流生态观与当地原生生态系统、白人定居者与印第安原住民、主流文化与印第安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本文将以后殖民生态批评为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厄德里克在她的“北达科他州系列小说”中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与印第安人的苦难历程和顽强精神的描写，阐述美国印第安人的原生文化与西方发展观意识形态的对立，从而揭示出白人定居者通过豪夺当地土地所有权、破坏生态环境、他者化当地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以达到实现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二
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因其对种族不平等、生态危机和世界发展等问题富含深意的关注而备受学术界人士的青睐。克罗斯比（A. W. Crosby）早在1986年就将生态危机和后殖民进程联系在一起，提出欧洲移民在温带地区推进的殖民扩张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取得生态扩张的成功。在此之后由海伦・蒂芬（Helen Tiffin）和格拉汉姆・哈根（Graham Huggan）合著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一书被公认为该学说的奠基之作。该学说指出应该重新审视自然环境、野生动植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探索文本中蕴含的后殖民主义影响，反思西方主流社会与第三世界和原住民的文化差异，最终消除各种形式的生态扩张和政治文化殖民。当今西方主流社会以推行先进文明和发展经济的名义对于相对较贫穷落后的原住民社会以及经济欠发展的内部殖民社会在环境、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造成巨大的冲击。面对席卷而来的全球性发展狂潮，这些地区的人民的生活非但没能得到改善，反倒因为本地生活和生产方式遭到破坏而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可以说，生态、发展与文明之间的悖论是当前时代背景下重要的伦理议题。
对美国印第安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以上的议题。美国印第安人虽然没有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一样经历过他国殖民者的占领和掠夺，但是自欧洲定居者到达美洲大陆以来他们以土地为核心的原生文化就一直和白人文化处于冲突之中，他们也在美国走向强大和发展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根据蒂芬和哈根等人对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定义，应该可以说美国文化属于后殖民文学的研究范畴[1]（P2），而美国印第安人也一直承受着“内部殖民”[2]。在争取种族权益的过程中，大多数印第安作家都敏锐地意识到白人社会主导的线性发展观对自然生态和印第安社会的巨大冲击，白人定居者能在北美大陆上迅速取得殖民扩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们对大陆上生态系统的征服和改造。露易斯・厄德里克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在“北达科他州系列”中，厄德里克自觉地将土地流失、生态破坏与政府大肆推动的发展经济政策和政治文化同化策略相联系。
三
在欧洲定居者来到美洲大陆之前的千百年岁月中，土地与印第安人的生存密不可分，也构成了印第安文化的核心内容。厄德里克的“北达科他州系列”就是围绕着“土地”这一主题展开的。《痕迹》重现了印第安人因丧失土地而流离失所的悲怆岁月，《甜菜皇后》讲述了故事主人公们在白人的土地上的生存故事，《爱药》描写了留在保留地的人们的挣扎，而在最后一部小说《宾果皇宫》中，厄德里克向她的读者们展现了印第安人民及其土地的未来。
不同于美洲印第安人对大地的敬畏与崇尚，欧洲定居者将土地视作身份和地位的象征[3]（P211）。因此，当这些欧洲移民者发现北美大陆丰富的土地资源的时候，就开始占领土地并建立白人主导的社会模式和经济模式。期间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举措就是1887年通过的《道斯土地分配法案》。该法案表面上打着土地托管的幌子，实质上就是为了夺取土地并提供给白人使用。该法案实施后的短短几年之内，印第安人手中的土地就剧减了65%[4]（P43）。厄德里克在借艾伯丁之口表达了该法案的批判之情：“土地分配法案就是一场闹剧。我开车的时候环顾四周，看到很多我们的土地已经永远的失去了，都被卖给白人们了”[5]（P12）。《痕迹》的主要故事情节就是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展开的。小说中的主要叙述者之一，纳纳普什讲述了那段历史：“……我们经历了疾病（天花）得以幸存，后来逃到了那多索之地。但是政府的文件和条款让我们背井离乡”[6]（P2）。当时美洲大陆的土地之于白人定居者只是可以随意买卖的荒野。劳伦斯・布伊尔提及荒野时将其野兽的栖息地，属于人类，或是文明人至今还不应栖息之地[7]（P164）。而后来的白人定居者为了瓦解和损毁当地印第安人对自然和土地的认知诉求，将广阔的北美大陆认定为非人类所有的荒野之地。他们一方面通过火药和枪支暴力夺取当地人的土地，另一方面将特属于白人社会的法律制度、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强加给当地印第安人。伴随着生活的日益艰难，疾病和饥荒使许多当地的奥吉布瓦人开始质疑祖先的智慧和信仰，被白人社会所认可和尊重，甚至获得幸福和财富。不同土地观所带来的冲突在“北达科他州系列”中处处可见。《甜菜皇后》中单一的经济形态―甜菜种植―让曾经生机勃勃的印第安大地变得死气沉沉。《爱药》描述了保留地上新建工厂给部落带来的一场骚乱。《宾果皇宫》中年青一代的印第安人利普夏坦言：“我曾以为我对保留地了如指掌，却忽然发现过去只是通过车轮子了解他，而不是我的脚。现在我们迷失了……我需要一个归属……”[8]（P133-158）。由此可以看出，当地印第安人栖身之所的丧失，土地、森林和湖泊的易主一方面意味着当地原生态自然环境的沦陷，也同时预示着当地印第安人及其传统文化被统治和被他者化。
欧洲定居者到来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北美大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结构孕育了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物种多样的动植物生态圈。当地印第安人在与自然共生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然观和泛神论。当经过某个地方时，他们可以像鸟飞过或者鱼儿游过一样不留下任何痕迹也不惊动任何东西的离去[9]（P101）。但是欧洲殖民者们的经济观念极度推崇大工业化经济模式，并且将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视为原始的、落后的。因此，在夺取了当地人手中的土地之后，殖民者开始迅速地夺取当地的植被资源以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痕迹》就反映了1912年到1924年之间木材业对当地森林的砍伐和密集开发。约翰・毛瑟成为了弗勒尔家土地的所有者后，迅速地砍伐了弗勒尔土地上生长的上好橡树，将其中一部分树木卖给铁路修建者获取利润之后，另一部分被他运回城里给自己建造了一所大房子。从欧洲定居者到达美洲大陆起的不足三百年内，美国的林木几乎全部被砍伐。这些上好木材均被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筑房屋和商业出口。欧洲定居者以发展经济为由，大肆砍伐甚至浪费当地的林木资源，推行殖民化的工业进程。以当时的铁路建设为例，当时的欧洲定居者仅在1910年就砍伐了62万英亩的树木[10]（P166）。
当地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森林被砍伐殆尽，断绝了当地居民的食物来源，也给当地的自然生态圈带来巨大创伤。在厄德里克的另一部小说《爱药》中，厄德里克展现了遭到破坏后的保留地一片凋零的景色。“保留地就在田地和巨大的农场的尽头……地上的许多坑洞，小片的沼泽和已经干涸的泥沼地……不知道哪里跑出几只凶巴巴的狗……空气中到处都是灰尘”[5]（P11）。 森林和植被的剧减造成了水土流失的加剧，也使当地原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加之来自白人定居者的肆意捕杀，最终导致了当地野生动物种类的大批灭绝。长期以来，印第安人对土地神圣地位的认同，也强化了他们视万物如兄弟的有灵观。欧洲定居者的到来，也带来了他们的牲畜、家禽、农作物和生产方式。他们大肆推行欧洲生产方式，而非主动地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明[11]（P8）。厄德里克笔下的阿古斯镇上的屠宰场便是这一异化结构的缩影，那里工作的男人们每天都要肢解数以千计的动物尸体，其中一半的动物尸体是已经被的牛，另一半则是猪、麋鹿、羊和熊，更不要提那些数不胜数的鸡。[6]（P13）在白人的世界里，动物被视为无情感的客观存在，它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为人类提供劳役或者食物。更甚者，当地印第安人还要为了生存而暂时背弃自己的文化和信仰，来到这里为白人殖民者工作。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弗勒尔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而被迫到白人开的屠宰场中打工，却最终难逃被欺压和的悲惨命运。不难看出，欧洲定居者以推行先进文化和发展经济的借口将当地的土地和森林作为殖民开发的对象。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破坏原生植被，断绝当地原生居民和野生动物的食物来源。
四
伴随着“五月花号”的靠岸，欧洲白人社会的主流文化以及各种教义教规也开始逐渐充斥在整个美洲大陆上。欧洲定居者们借由上帝之口，将北美大陆视为充斥着鬼魅的邪恶之所，那里到处是荒无人烟的平原和黑暗的丛林，等着被他们的神圣信仰征服和改造。按照欧洲传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先进与否。因此对于欧洲定居者来说，北美大陆上的原住民根本谈不上拥有土地的权利，更是需要得到天主教的改造以达到欧洲文明社会的标准。徐海山教授主编的《美洲历史》中曾经提及，“天主教的教会和教义成功的征服了当地的印第安人，并且给这些印第安人戴上了除之不去的枷锁”[12]（P87）。许多天主教传教士视印第安传统为低劣的信仰和歪理，希望用他们手里的圣经为他们祛魅，使他们变得和白人一样，从而消除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本土意识。出现在厄德里克多部作品中的宝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那场夺取万千印第安人性命的疫病中得以幸存，却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土地，最终和自己的部落和文化格格不入。她改信天主教并且诋毁本族文化，在弗勒尔遭到屠宰场的三个男人时只是躲起来不伸出援手。当一只熊闯进弗勒尔的房子时，在场的人纷纷因恐惧而到处躲避，只有宝琳拿起枪向熊射击。熊被印第安人视为具有神性和灵性的动物，小说中的这头熊守护着弗勒尔孩子出生，见证了印第安文化得以传承，被认为是“一头神熊”[6]（P60），亦可以看作是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化身，宝琳向着它开枪就象征着她已经站到了本族传统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对立面。后来，为了寻求解脱，宝琳甚至依靠拥抱死亡。书中提到宝琳在触碰尸体的时候，将指尖感受到的冰冷视为一种安慰，甚至通过双手来传播死亡 [6]（P69）。对于宝琳来说，死亡令她感觉舒适，让她有了归属感。将死亡和宝琳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宝琳自我的逝去，也象征着曾经植根在她体内的印第安传统文化的毁灭。厄德里克曾声称自己憎恨任何教规，因为它们通常被用来控制妇女[13]。厄德里克将宝琳描写成为灵魂的窃取者和本族文化的跗骨之蛆，她试图舍弃自己的种族和文化，却始终无法成功地融入白人社会，最终只能和很多印第安人一样成为活在夹缝中的“隐形人”。
除了宝琳之外，在“北达科他”系列小说中，厄德里克对很多主要人物的描写也同样带着浓重的悲观主义笔调。《甜菜皇后》讲述了几个家庭的破碎，并且小说中的人物多为边缘人。作为推销员的卡尔没有家庭，而且是一名双性恋者。华莱士为了隐藏其性取向从不与人结交，还买了一张陌生人的照片冒充他的未婚妻。《宾果皇宫》中，在白人文化的不断冲击中，年轻的泽尔达一心想脱离印第安社会生活，到白人社会找到自己的快乐生活。因此，她毅然拒绝与自己相恋的印第安青年泽维尔・图斯的求婚，先后嫁给了白人强森和彼约翰逊，却最终也无法获得幸福。而泽维尔曾为了向泽尔达求婚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直等在她的门外，还因此冻掉了手指。此外，如同《痕迹》中的弗勒尔、奈克特、艾里、玛格丽特等人为了交纳土地税奔波劳累，如同《爱药》中的琼和小亨利等人深陷白人社会造成的困境中无法自救，最终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人的命运其实影射了全体印第安人民在美国社会上的生活境况。他们中的一些人丧失了土地、家园和亲人，虽然努力试图重现印第安传统智慧的神秘力量，但是仍然难免生活在部落幸存者的悲伤和痛苦之中。而另一些人由于长期的政治与文化同化政策已经彻底割裂与本族传统和文化的联系，同时却无法在主流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空间，只能一直游走在主流社会的边缘，逐渐沦为白人社会经济的受害者。
五
白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但使得当地原住民丧失生活来源，也从根本上摧毁了印第安人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核心。在印第安人看来，土地是灵魂的居所、祖先的安息之处、也是力量的化身。同时，印第安人以一种朴素的思维模式认同了土地和生存在土地上的生物的亲缘性，可以说印第安人的生存是与土地密不可分的[14]（P187）。印第安文化框架中的土地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壤，她还包括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动物和植物。奥吉布瓦人眼中的大地是神圣的，其神圣就源于她的整体性[15]。因此，土地以及生存在土地上的生灵对于人的身份定位都至关重要，也是印第安文化的源泉。与莫马代和希尔科等多数印第安裔作家一样，厄德里克经常在“北达科他州系列”中突出这种整体性的重要，因为它让部落历史和家庭历史更富有生机[16]（P43）。这种认同也使得厄德里克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与土地和自然万物的境况息息相关。当木材公司的伐木工和马车冲到弗勒尔・皮拉杰家旁边的森林开始大肆砍伐树木的时候，老纳纳普什听到了声和龟裂声，他能感到一棵棵参天巨树撞击地面时大地的颤抖。随着一棵又一棵大树倒下来，地面上到处都是缺口。[6]（P9）厄德里克将砍伐树木场面的描写得凄凉悲壮，再现白人殖民者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的同时也影射了万千印第安人曾经鲜活的生命在饥寒疫病中的逝去。厄德里克在之后出版的《甜菜皇后》中描绘了殖民者殖民扩张所带来的恶果。阿古斯镇上一片惨淡荒芜，“只能看见光秃秃的地平线”[17]（P1）。当玛丽和卡尔在阿古斯镇被一只狗袭击的时候顺手折下一根树枝，折断这根树枝就“会使这棵树枯萎” [17]（P2）。这里的土地、树枝和树可以看做是整个北美大陆生态系统的缩影，也可以看做长期处于文化冲击中的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象征。长期的生态掠夺和文化同化已经让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原生文化面目全非。
欧洲定居者将北美土地定义为人类文明范围之外的荒野之地，并且借发展之名将生态扩张和殖民扩张合法化。生存在北美土地上的动物、植物甚至是印第安人都被排斥到文明社会之外，被视作应该被“发展”的对象。定居者对“荒野”定义所蕴含的内部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为他们的政治征服和文化同化奠定了精神基础。将“发展”概念曲解为对当地原住民的征服和同化，使这一概念被利用成为内部殖民主义的新形态。这种殖民观一方面夺取土地资源破坏当地环境，使原生动物丧失生存之本而濒临灭绝，另一方面也让当地印第安人丧失土地家园和精神依托，最终使印第安原生文化形态被殖民势力所瓦解。环境伦理学专家科汀（ Deane Curtin） 认为从实践与理论的角度上来说，生态环境与人类种族之间是相互关联和支持的，因此对于其中一方的压迫就势必会引起对另一方的压迫[18]（P145）。由此可见，种族和环境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历史上的殖民扩张中，生态环境的扩张为人的扩张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而人对于自然和其他人种的殖民往往打着文明和发展的旗帜。透过“北达科他州系列”中对保留地自然环境所面临的生态灾难和印第安人所遭受的生存危机的双重描写，可以看出厄德里克对本族文化复兴的思考和本族人民生存困境的关注，她意识到欧洲定居者通过现代工业经济模式夺取土地和原生植被，摧毁当地人的生命链，最终置印第安人和其本族文化于灭绝的边缘。定居者们打着促进社会发展和传播先进文明的旗帜获得土地所有权并且摧毁当地原生生态系统。“北达科他州系列”中土地、树木和印第安人的命运就说明了这种生态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生态问题与政治种族问题是不可以一分为二的， 只要破坏生态环境在道德伦理上还说得通，发展与文明的伦理悖论就永远不可能破解，对人类的内部统治就不会被制止。
六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思想内蕴的印第安女作家，厄德里克除了对打着促进社会发展和传播先进文明的旗帜获得土地所有权并且摧毁当地原生生态系统的行径提出发聩抨击之外，同时也对其中的发展与文明的伦理提出思考。她的“北达科他州系列”可以看作是对印第安人民被内部殖民历史的反思，也让读者以全新的视角审视白人定居者进行的生态扩张给当地环境、原住民的政治身份以及文化传承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不但对印第安人民从思想上实现去殖民化、争取政治文化独立至关重要，也为人类解决当代社会所充斥的生态问题、种族问题和文明伦理问题提出有益参考。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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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Johnston， J Basil. Honour Earth Mother [M].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政治生态化论文篇4
一、关于政治生态内涵的研究
从目前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政治生态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政治生态就是将生态学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主要指政治行为的环境系统、政治状态等。如赵周贤认为，政治生态就是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所提出的概念。[2]宇文利指出，政治行为的环境系统就是政治生态。[3]杨根乔等认为，政治生态是一种社会政治状态，是相对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4]郝宇青认为，政治生态是指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政治习性，以及生存和发展的状态。[5]第二类观点认为，政治生态包括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如燕继荣认为，政治系统中的各种要素都包括在政治生态中。[6]第三类观点认为，政治生态不仅是政治环境、政治状态的体现，还体现为人与人、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政治关系。王长江认为，政治生态包括政治环境、政治系统所处状况，以及人们相互之间政治关系的和谐程度。[7]李斌雄、姜向红认为，政治生态是社会环境与人的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8]第四类观点认为，政治生态是政治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如王习贤认为，政治生态是一种相互制约的整体状态，包括各政治诸要素的逻辑关系、内在结构及运作方式等。[9]潘克森、丁忠甫认为，政治生态包括“政治内生态”和“政治外生态”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10]
二、关于政治生态要素的研究
有者将政治系统的外部环境要素视为政治生态要素，如桑玉成认为，政治的生态要素即政治生态环境因素，包括自然地理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与水平、文化习俗、社会传统、民族构成等。[11]还有学者认为，政治生态要素就是政治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如黄军甫认为，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等要素构成政治系统。[12]潘克森、丁忠甫则认为，政治生态要素既包括政治内生态的要素（政治系统或政治体系内部各要素），又包括“政治外生态”的要素（政治系统、政治体系、其他社会体系）。
三、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在政治领域运用的研究
目前对于政治生态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是采用生态学所惯用的系统思维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如王沪宁主张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圈层的相互关系。[13]王邦佐、李惠康主张将政党制度置于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分析其产生、变革的方式与根源。[14]刘京希提出以政治体系为核心、政治―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政治生态理论体系。[15]
四、关于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途径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应当通过从严治党，加强党建来实现。如蔡志强认为，重构良好政治生态，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政党通过发挥组织权威和制度权威，来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并将其纳入法治轨道。[16]周敬青提出，重构风清气正的执政党政治生态，必须斩断党内潜规则产生的利益链条、文化土壤及各种潜规则，宇文利认为，重构政治生态根本要义在于加强党的建设。唐贤秋指出，构建廉洁的政治生态，需要抓住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源头，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建设良好政治生态除了要从严治党，加强党建以外，还应当注重法治建设、廉政文化建设、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以及通过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和反思等。如肖立辉认为，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要件包括：党的领导、“三清政治”的目标、法治的举措。时和兴指出，建立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政治生态必须要清理不良社会资本，斩断官本主义生长的逻辑链条。程海亮，韩俊丽认为，构筑健康的政治生态，应以廉政文化为导向。陈志宏认为，廉政文化对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修复功能。原因在于，廉政文化能够构筑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有着“防腐拒变”的前馈调控的自律功能;有着腐败成本收益的价值权衡的功能。何祥林和岳奎认为，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建设要通过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来实现。少数学者认为，建设良好政治生态应当从系统思维的角度，全方位思考和分析各种影响政治生态的各种因素，并持续改进和完善。如刘旭涛认为，重构政治生态应当针对政治生态系统性的特点，以系统方式来治理系统性腐败。[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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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化论文篇5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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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化论文篇6
2.思想政治理论课。每个政治体系都有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机构，负责政治教育的机构有针对性地对主导性的政治知识、政治价值反复灌输，传播主流的政治文化，把社会成员塑造成为社会所希望和要求的政治人。除了政府、党团组织、学生社团、社会团体以外，学校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大学生主要时间都在学校生活和学习，在自觉不自觉的政治社会过程中，受学校影响非常大。
学校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向学生灌输政治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发挥高校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四大块以及形势与政策、世界政治与经济等选修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有目的地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知，确立政治认同，提高大学生政治知识和政治信仰，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些作用决定了它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着特定的作用。
二、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关系
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致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由社会来主导的，在教化内容上都体现了阶级的政治利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即合格的政治人。使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培养献身祖国建设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等。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手段外，还包括学校、政府、党团组织进行的正规的社会化活动，也包括社会和学生社团的自发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要求开设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系统性、正规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在调控性和反馈性方面效果较差，有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也有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和糟粕的政治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使大学生分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文化，摒弃不良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丰富、灵活自如有效缓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机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强度不够、内容不深、教育不系统的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大学生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而大学期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系统和最快捷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体，是大学生成为政治人的必经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
1.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水平。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大学生才有可能形成相应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形成与完善政治人格;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的提高，是掌握一定政治知识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的认识、判断、评价各种政治现象，把政治知识提升到更高的理解层次。
大学生政治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大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文化，帮助大学生获得政治知识和正确的政治信念，以此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课堂教学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授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观念。大学生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身素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自觉抵制非主流的政治文化，熟悉国家的政治准则，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大学生追求独立自由，有自己的思想，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参与意识。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尚不稳定，情感波动比较大，容易冲动，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形成一些不良的思想观念: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
政治态度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通常表现为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意志等。当大学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升华时，就会产生坚定的政治信仰，所以，政治信仰是大学生政治态度最高级的形态。
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强烈的认同意识可以对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保证国家的政治团结和稳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从网络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和朴素的爱国意识，关心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过受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政治认知发展的制约，这种认同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征。大学生认同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保证大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之后，大学生作为政治人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趋于稳定，大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评价和判断，不过由于大学生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实践，其社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不良政治观念的影响，所以必需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彼此碰撞，各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学生当中，容易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仰异化、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盛行，政治信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政治方向出现不明确的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抵御各种不良政治思想，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和分析、判别政治思想的能力。面对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动摇和政治方向的不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积极发挥作为其根本功能的导向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政治生态化论文篇7
一、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化课堂的意义
（一）时代要求
2012年，党的十从新的历史起点高瞻远瞩，提出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
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O的意见》。10月，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 2016年12月7、8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1]
这就要求我们在高等教育中不仅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也要求我们用生态化的视角考量整个高等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化课堂，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新使命。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自身发展的需要
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化课堂不仅是改革创新的时代要求，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1.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克服“道德人”、“经济人”、“工具人”的局限，实现人的物质与精神、科技与人为、生理与心理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自然属性则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属性。自然界孕育了人类，人类也只有在自然界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所以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化正是为了在新时期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发展，从而促进人文价值的提升。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化课堂，对于调节人文价值与科技价值的关系，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的困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用生态化的角度考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系统，其中包含个体生态、种群生态和群落生态等。每个群落又是一个小的系统。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基础课教育、专业课教育等又构成了一个教育大系统。这些大大小小的系统通过竞争、合作等其他作用，对大学生起着共同的作用。用生态化的角度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有利于我们对影响大学生的各项因素和学生个体、群体系统分析，从整体到个体，把个体的思考纳入整体思考之中，从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现实作用。
（三）实践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现代社会人们主体性思维逐渐增强，多元文化、海量信息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给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期提出了新的挑战。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化课堂，可以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时效性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化课堂遵循的理念
（一）生态系统理念
“生态系统是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作用，在结构和功能上形成一个统一整体。”[3]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化课堂的建设中，教师、学生、教学的内容以及教室环境等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而各要素自身也可以看作一个小的系统，这些要素或者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生态系统既是一个整体，也强调各组成部分的差异性。在课堂这个生态系统中，这种差异性就表现教师与学生在年龄、知识结构和水平、专业背景和教育背景等方面；表现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生源地、专业背景和教育背景等方面。这些差异性统一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化课堂的生态系统，使之丰富充实、多姿多彩，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二）信息交流理念
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是通过食物链联系在一起的。各系统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大类，三者之间形成一个食物链整体，互相之间层层交流的是有机物中的化学能。
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被看做一个生态系统时，各系统之间交流的则是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这种知识交流的方向也与自然生态中的食物链不同，是一种各系统互相交流的过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课堂中，知识主要由教师流向学生，其后，知识在学生之间交互流通。同时知识在学生之间的流通还可以反馈给教师，帮助教师及时更新教学案例、改进教学方法，使知识更加流畅的在师生、生生之间流通传播，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通过这种知识的流通，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起一个紧密联系的互动关系，既发挥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课堂中系统多样化的长处，也有效维护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课堂生态系统这一有机的整体。
（三）和谐共生理念
在自然生态学的理论中，食物链中的各系统是一个上下级排列的关系，上级通过消灭下级，达成化学能利用的全过程。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课堂生态系统中，各系统并非上下级，而是与自然生态学的共生理念相一致，是一种互相依存、互为存在前提的和谐、平等关系。
在生态学中，共生指不同有机体之间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相互关系。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课堂生态系统中，教师和学生并非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没有教师，或没有学生，都无法构成课堂，遑论课堂生态系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课堂，应该是知识在师生之间平等交流、对话的平台，而不是教师的一言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课堂生态系统的平衡需要师生共同努力来维护，任何一个系统的缺失，都会导致课堂生态系统的失衡。教师为了教学付出的努力，不应看成是单方面的付出，“不只是为学生成长所做的付出，不只是别人交付任务的完成，它同时也是自己生命价值和自身发展的体现[4]”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化课堂的实现路径
（一）更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师的观念
在教室中构架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结构，以整体论与系统观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生态的各因素进行系统思考。用传统教育理论中的“备学生”方式，仔细区分学生群体中的不同系统和不同因子，因材施教。
对学生坚持分层次、分模块分析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因人、因时、因事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以增强教育的效果。既要注重学生现阶段的发展，更要注重学生今后长期的发展，力求做到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学生学习生涯的始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课堂是一有机统一大系统，教师和学生是组成这个大系统的两个小系统。而学生因为学习方法、教育背景、生活习惯等诸多不同，有分为许多的更小的小系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要实现充分了解学生不同的特征，将每个小的学生系统贴标签。如在高中学习过相关知识的文科生、文史知识相对薄弱的理科生等等。针对不同系统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授方法，并利用不同系统学生之间的共同点，让他们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二）注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课堂中知识的更新和扩展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注重思想政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将课堂、书本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他们就国内外热点事件和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引导学生自觉接受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和知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课堂中要注意将理论知识紧密地与学生关心的问题、学生身边的问题以及最新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将理论知识放到现实事例中阐述，深入浅出，使知识由教师向学生通畅的流通。同时，理论知识与现实紧密结合，特别是与学生身边的具体事例或他们感兴趣的事例结合，还能促使部分学生自觉地宣传相关理论知识，促进理论知识在学生各系统之间的流通，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构建和谐平等的课堂生态
教师在课堂中要从理论权威的强势地位转变为高品位生态营造者，即学习的引导者、创造的激发者和潜能的开发者。要关注课堂生态中生态个体之间的差异，对不同特点、爱好的学生兼收并蓄，构建一个平等、开放和民主的课堂生态，给学生一个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课堂中，教师与学生是通过理论知识联系起来的，二者共同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课堂这个生态系统，互为依存，缺一不可。结合新时期高校学生个性化思考较多、否定权威的特点，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课堂中，教师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与学生平等交流，和谐相处。只有这样，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生态课堂传播媒介的理论知识才能顺畅的在各系统之间流通，不至流通阻塞，甚至交流停滞。
参考文献：
[1]：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12-9（第一版）.
政治生态化论文篇8
一、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与内涵释义
1、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
当前，大气污染、气候变暖、森林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一系列国际性环保条约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对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环境的挑战更加严峻。一方面，依靠“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与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过度透支环境承载能力的经济拉动方式不仅使得政策、资本对经济的边际拉动效应持续减弱，还使得自然环境千疮百孔，居民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另一方面，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6.7%，低于2015年的6.9%，经济的下滑使得就业的压力空前加大。新常态下，如何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横亘在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面前的一个难题。
2、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内涵释义
从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关于行政生态的相关理论并不太多，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高斯、弗雷德・里格斯等，他们都主张从环境和行政互动的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比较有限的理论研究中，公共管理对环境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忽视了生态环境对公共管理的外在影响和约束，这不能不说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缺失。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到行政生态学侧重研究自然环境与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它主张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必须把对环境的适应和互动纳入考量范围，这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渊源。国内学者黄爱宝曾提出，生态型政府实际上意味着一种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并把该项职责纳入到基本的政府职能与公共管理目标之中的政府。
基于上文对生态型政府建设提出的现实背景与内涵的分析，结合一些专家的观点，本文认为生态型政府建设应该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前提下，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在行政文化、行政体制、制度建设与公共政策中，全面贯彻生态文明的理念，实现生B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平衡。
二、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首先提出了多中心的概念，他认为自发秩序有助于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可以实现社会功能。哈耶克也曾对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进行过经典的论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则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对多中心理论做了实证的分析和研究，从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角度出发，使多中心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是人这个个体，从自由人的个体出发，衍生出组织的多中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塑造了不同组织的价值和文化，由此建构了价值和文化的多中心格局；最终，在多中心的人、多中心的组织、多中心的价值与文化体系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了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和决策体系。许多国家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做出了很多制度创新、政策实验和管理创新，比如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财政制度中的分税制、自贸区建设，法国的边缘社区治理，美国的社团管理制度等，均深刻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和价值。
三、多中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建设的价值逻辑分析
1、科学价值
遵循科学价值，就是要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张云飞教授指出，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必须要体现整体性，必须要坚持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这两种规律的统一性。生态型政府建设也要从这种统一性出发，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把握好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这两种规律。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基于对人、组织、公共资源管理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比如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就旨在探索在文化习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社群组织如何形成自发的秩序，从而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形成遏制，促进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
2、民主价值
民主是一种政治价值，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利益表达机制。由于不同地域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民主在生态型政府建设中的价值就更为重要。生态型政府建设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组织的现实条件，在不危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外部性的大小，允许不同区域和组织根据客观环境的不同在生态治理领域实施不同程度的自治，有效赋权，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多个中心自主治理，各个中心发挥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优势、文化与传统优势，民主决策，自我管理，实现善治。
3、公平价值
公平包括多个层面的含义，从公平的主体来讲，公平包括横向公平、纵向公平以及代际公平；从公平的实现程度来讲，可以分为：形式公平、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生态型政府建设从建立生态文明，促进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运用专项基金支持、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环境予以保护，努力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这种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形式公平和程序公平；生态环境保护又是造福一方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深刻体现了代际公平的内涵；通过生态型政府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经济，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绿水蓝天的自然环境，使每个人都能在健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发展，在生态环境的角度实现实质公平。多中心治理理论认同不同中心的个性化治理，这首先就体现了追求一种实质公平的精神；在不同中心的自治中，作为个体的人又会在一次次的妥协与交易中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会使得中心内人的行为准则由隐性转变为显性，而且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实质公平。
4、法治价值
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途上，依法治国是重要的制度保障，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的新内容，法治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重大挑战。多中心的治理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基于契约精神的存在。多中心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成功的多中心治理都需要国家有着良好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传统，全体成员尊重规则，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框架下进行交易，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促进公益的实现。法治精神（契约精神）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因，也是生态型政府建设所需遵循的基本价值。
四、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生态型政府建设
1、基于多中心视角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
从多中心的人这个逻辑起点出发，生态型政府建设在顶层设计时应当以多中心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承认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与政府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四者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多中心决策体系。生态型政府建设具体应从法制供给、宏观调控、生态服务及争议仲裁等四个方面予以构建，提供一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多中心决策体系的制度设计。（详见图1）在生态型政府的引领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各个中心能在各自边界内发挥作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内的善治。
2、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路径选择
从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出发，在明确了生态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能之后，我们需要从基本的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出发，探索符合科学、民主、公平和法治价值的改革路径，切实推动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
（1）法制供给。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入宪，修订和完善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章，从宪法和法律的高度对生态权益予以确认，从产权角度为多中心治理模式提供依据，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通过法律制度的供给，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达成以下目标：从横向上看，树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明确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及家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主体地位和作用半径，各个主体可以在市场的规则下进行竞争、合作和交易（如不同企业污染权排放的交易）；从纵向上看，厘清府际关系，列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基于绿色GDP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实现政府系统内部的多中心联动治理。
（2）宏观调控。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综合运用行政、财政、税收、金融等各种政策激发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行政手段要发挥好两个作用，一是规划和引导，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环境压力，指导建立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和多样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二是惩戒，对违反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处罚；财政手段旨在通过各种横向、纵向财政补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增强不同治理主体在生态治理中的财力；税收手段从增加环境污染者成本的角度出发，通过税收使环境成本内在化；金融手段可以尝试利用银行贷款、资本运营甚至众筹等方式支持多个中心参与环境保护。
（3）生态服务。提高政府的生态服务水平，为多个中心的生态治理提供基础设施和生态产品，打破政府对于生态产品供给的单一模式，探索打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甚至个人的多中心的供给模式；加强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系y建设，建立环境信息定期和预测机制，为各个治理主体提供环境信息基础服务；建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成果目录，加强对各个治理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指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并将生态信用与政府信用、商业信用及社会信用挂钩，降低各个治理主体的交易成本，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约束机制。
（4）争议仲裁。在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中，面对多个治理主体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纠纷，生态型政府需要履行争议仲裁的职能，降低维权成本，简化处理流程，维护治理秩序。首先，由各级环保部门主导，建立生态治理争议仲裁委员会，配置环保部门专职人员任职，对内协调不同政府部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争议，对外处理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等多个治理主体的矛盾纠纷；其次，指导同一地域的同一类治理主体间建立非正式的仲裁机构，通过自治的机制对争议进行仲裁，鼓励自发秩序的形成和建立，培养生态公民。
生态型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本文试图分析多中心治理理论和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内在价值逻辑，构建基于多中心视角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进行初步探析。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用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及研究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初探[J].行政学研究，2006.1.
[3] 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6] 张云飞.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学科建构[J].理论学刊，2009.12.
政治生态化论文篇9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著名的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著作大多写于狱中，在二战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并获得广泛的评议。尤其是在著作《狱中札记》中，他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研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并系统地阐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极大地创新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对“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工作内在一致性的研究，指出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着重分析当下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现状及解决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相关举措。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学说，在《共产主义宣言》发表后，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为了进一步探索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的相关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社会要素做了深入研究，但是他们的视野多数聚集在对政治和经济要素的研究上。他们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的总结，普遍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认为无产阶级若要取代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暴力夺权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他们在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较多地思考了如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对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权，进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然而葛兰西在探索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政权这一问题时，独辟蹊径地把目光集中在对“文化领导权”的占领上。他在看到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的西欧部分国家，同样进行了暴力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却纷纷遭受了极大的挫折的现状后，开始思索为什么社会条件和革命条件更为成熟的欧洲国家却没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于是葛兰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进行了重点研究，对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国家”“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等要素作了认真分析，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在舆论上控制了“市民社会”，因此从意识形态上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基础。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首先夺取对文化的领导权，控制和改变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进而占领和掌握意识形态阵地，从根基上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因此他认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开展革命的过程中要首先获取对文化的领导权。
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形成和高度发展，取得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的重要性要甚于夺取政治领导权，只有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才能夯实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根基，进而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从根基上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葛兰西也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即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宣传、渗透自己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主张，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开展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控制和改造“市民社会”，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进而夺取政治领导权。
深入思考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毫无疑问会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惊醒：一个阶级如果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控制了意识形态阵地，势必会壮大这个阶级在社会大众中的民众基础，打造出属于符合这个阶级意志的“市民社会”，这样势必或巩固、或动摇社会的统治基础，进而影响到社会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路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前提，来对待和处理有关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问题，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抓好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始终遵循“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
“文化领导权”，又称“文化霸权”。其中“霸权”这个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它才被用来表述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葛兰西在思考“文化霸权”问题时，赋予“霸权”一词以新的含义，他认为霸权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同时他觉得这种支配或者控制关系不只是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通过对“霸权”一词的进一步阐释，葛兰西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即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政治、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已经由传统的通过暴力控制的政治领导，转为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来进行文化控制，即通过对道德和精神等舆论方面的宣传，让公民自愿地接受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符号，建立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市民社会”，进而实现并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葛兰西在研究“文化领导权”理论时，首先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对政治生活的两个中心：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研究。他认为政治生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家和市民社会，在这里他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一种相对于国家的社会关系，即由社会政党（非执政党）、行业公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构成的，代表着社会舆论的社会关系的联合体。
在《狱中札记》他提到：“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2]因此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属于上层建筑，而现代国家则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体。
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既不同于黑格尔的具有伦理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马克思作为经济基础代表的“市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不同于家庭和国家的一种“单个人的联合体”，同业公会这样的私人团体便是其基本组织形式。他认为市民社会并不具备完善的伦理性，是社会生活中典型的私欲横流，利益冲突的领域，“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3]。而对于国家，黑格尔则认为国家是伦理的完善实体，可以通过管理和统治来缓和市民社会的矛盾，来完善市民社会的伦理本质。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则认为市民社会代表着经济基础，是物质生活关系的总体，国家则是上层建筑，“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4]，此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表明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观点，他认为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性质，而国家的性质又对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反作用。
葛兰西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见解，虽然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有所不同，但却是对他们理论和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及关系的研究，葛兰西毫不犹豫地将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社会）都归类于上层建筑，他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具有贯彻阶级意志的作用。其中国家政权作为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暴力机关，是阶级的工具，通过军队、法庭、监狱等执行机构，来实现控制人民群众的目的，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市民社会则具有舆论特征，它由政党（非执政党）、公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构成，是代表着社会舆论的社会关系联合体，通过发表看法和提供建议的方式来对政权施加压力，影响国家政策，来实现本阶级的意志。葛兰西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现实的研究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权，其政府机构却越精简，市民社会的发展反而更壮大，出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现象，同时市民社会中的民间社团组织、舆论传媒等对政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样的发现让葛兰西认识到市民社会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并对市民社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葛兰西认为，构建稳定的市民社会群体对保证政权的稳定具有极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当时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转变了原有的暴力统治方式，开始运用市民社会中的民间团体、组织，传播符合资产阶级意志的舆论，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灌输，使广大民众逐渐接受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进而完成了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市民社会的构建，实现了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由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的结合。于是葛兰西在强调上层建筑中市民社会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时，结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实际，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其实质在于：通过掌握文化的领导权，渗透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群体，进而影响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基础，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是与列宁夺取政治领导权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他的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的研究，也是对当时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困境指明的一条创造性的思路。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述及分析，充分表明了掌握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在国家政权统治中的关键作用和重要意义，这一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我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提供了帮助。
二、“文化领导权”理论与意识形态掌控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包括理论、思想和文本，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同时意识形态只能是占据统治地位阶级的精神文化体系，但它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却占据支配性地位。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及融合，其核心归根结底仍然是意识形态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实质即是意识形态的掌控。因此不管是文化领导权的获取，还是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掌控，其根本都是统治阶级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维护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获取文化领导权与加强意识形态掌控在根本目的上具有一致性。
葛兰西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的、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他认为，对国家政权而言，统治阶级对其政权的维系除了依靠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之外，还必须运用好文化的领导权，牢牢掌控好意识形态，以使被统治者在心理观念上顺从和满足于现状。而意识形态的掌控，则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必须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确保符合其阶级意志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等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葛兰西关于夺取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质就是加强意识形态的掌控。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文化领导权，运用教育研究、新闻传媒、道德宣传和思想引领等多种方式，将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观念和意识灌输给广大民众，实现对民众及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进而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巩固自身的统治，于是就实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与意识形态掌控的有机结合。反过来，作为具有革命动机的被统治阶级，也同样可以通过获取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来动摇乃至摧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继而现有政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探求的就是通过获取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进而动摇资产阶级统治基础的方式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同样他的这一理论对我们的目前政治生活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准确把握意识形态掌控的重要性，以更好地处理我们政治生活中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三、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
（一）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工作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出经济发展模式、科技理念、文化元素的同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着不断的渗透，试图通过动摇意识形态基础来影响我国的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现状日益严峻。
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下中东国家的政治现实的观察及分析，我们会发现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事关政党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意识形态建设是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内统一的指导思想动摇乃至丧失，国家便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安全危机，整个社会必将陷入一盘散沙，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政权和政党衰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当下的意识形态现状，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在讲话中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作了精辟而又深刻的阐述，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从而从党和国家的高度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重要阵地之一的高校，其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好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把握住这一意识形态阵地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二）当下我国高校意识形态现状
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对于高校已毋庸置疑，然而通过现实调查发现，当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却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
1.社会转型附带而来的多元社会价值观，影响着大学生“三观”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也随之带来了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造成当下我国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发展态势，进而影响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青年大学生心中的地位，造成了“三观”形成阶段的青年大学生的迷茫和无所适从。
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快速转型，毫无疑问会伴随着困境和阵痛。就业愁、看病贵、养老难乃至社会阶层固化，都是无法避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然而当这些无法逃避的社会问题被人为地过度渲染，当社会的阴暗面被不良媒体片面地夸大报道后，人们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乃至冲击，这种思想的波及、意识的冲击过程，对青年大学生影响是首当其冲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认知和认同，削弱了对大学生价值观培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间接地影响了当代大学生“三观”的健康形成。
2.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破坏着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不良政治用意，西方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依然在偷偷进行着。他们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针对我国不同社会团体和成员进行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意图通过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扰乱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环境。
在校大学生仍处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形成时期，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抵抗能力还相当薄弱，在西方意识形态侵蚀的过程中，容易因难以辨别是非，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疑惑乃至动摇个人的信仰。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正是利用在校大学生的这一特点，通过文学、影视、科技产品等多种媒介，不断向他们兜售、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力图从根本上动摇大学生对祖国的文化认同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影响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观念，西方敌对势力针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渗透，已经使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威胁。
3.以网络为主体的多样化宣传方式难以管控，破坏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性看待。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价值观传播的终端工具，而当下中国快速增长的网民数量，已经形成了空前的社会“网络力量”，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平台和渠道，成为越来越多民众尤其是大学生获取外界信息，个人看法和意见的普遍途径。然而网络平台存在着不易管控的特性，充斥着各种未经证实的、被人故意扭曲消息报道和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社会思潮，其中多数信息不乏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背后操纵和刻意为之，这些垃圾乃至危险的信息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破坏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看待。
这些严峻的挑战使我们不得不慎重思考该如何处理当下高校的意识形态问题。毫无疑问，作为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双重阵地的高校，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因此，高校党委和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和观念，是处理好当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思想保障。
四、“文化领导权”理论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
通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夺取文化领导权，抢占意识形态阵地，是影响社会稳定乃至政权更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对待、处理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时，尤其是当下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时，我们务必要提高警惕，谨慎对待，要始终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解决好当下中国高校面临的意识形态问题。
政治生态化论文篇10
国内学者对正当性的研究始于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交通大学胡伟教授在《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 一文中第一次把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介绍到中国来，此文认为合法性就是促使一些人对某种命令的“正当性”的认同，从而自觉服从这种命令的动机。在这里“合法性”与“正当性”就成了同义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正当性”的基本视野和维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合意识形态性（本质属性，核心体现）；第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合政治性（政治属性）；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合社会性；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认同性。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正当性危机透视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正当性面临的诘难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取消论”；
第二，“思政课非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就是把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起来，认为一切意识形态理论都是出于阶级私立而对现实进行歪曲，因此没有科学性）；
第三，“思政课自由选择论”；
第四，“思政课无用论”。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合法性危机的原因分析
第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自信心的缺乏（失语、失踪、失声）；
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自信心的不足，归根结蒂是文化自信心出了问题。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真正的自信是文化自信，我们的脑子不能总是装着别人的灵魂，我们应该有自己自主的灵魂。
第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权利主体的单一性；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价值诉求的片面化；
第四，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合法性危机的危害
第一，思政课教学实效性出现滑坡。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第二，思政课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大多数群体在课程的生成过程中完全处于“失语状态”，诉求无法得到关注，使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牢固的合法性社会根基，引发群众对思政课的消极抵制态度；
第三，思政课认同程度趋于降低。易走向摒弃灌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流的思政课，代之以介绍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多元价值观思政课的歧途。
三、化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合法性危机的进路
1.以教学的实效性重构合法性
第一，合法性要建构在有效性的基础之上――方法、途径。首先在理论上论述有效性，推出有用，课程有用，有用导出合法；
第二，合法性要与社会的动态需求合拍――内容。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方法的多样化，建立开放型的教学模式，使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方法、途径）；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充分彰显对个体人的生存意义的关照。
2.以政府指导的权威性维护合法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只有政府才需要合法性，政府拥有合法性也就拥有了政府权威，相反政府指导的权威性也对合法性起到了维护和巩固的作用。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导向，强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地位。正确认识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高校思政课发展的正向促进功能；
第二，采取有效措施，提升高校思政政治理论课的影响力；
第三，从党和政府长治久安的高度认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强调思想上重视，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一手软一手硬，忽视精神文明）------政府对思政课合法性的强烈诉求；
3.以学科建设夯实合法性（学科支撑）；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发展应延承自身的内在逻辑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有最大限度地遵循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并坚持对客观性与合理性的追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能真正成为社会权力控制者的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之一；
第二，构建多元权利主体共契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成模式（国家层面的放权）。打破国家主导的权利分配格局，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多元权利主体共契；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供应制度的设计应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合法性的历程表明，只有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成充分关照了社会不同个体的生存性与发展性需求，国家政治统治权利对学校课程知识的合法化控制才具有稳固的社会性根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促进功能才能得到有效彰显；
4.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助推合法性。这是阶级社会的普遍做法，外国也是政府强制推进，高度重视（书：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无一例外，各国都这样做，我们做很合理正常，与国际社会同步
第一，政府高度重视高校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教育。对青年学生灌输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所谓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不但存在着向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西方式的“思政课”，并把其视为每个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而且严格规定这些课程必须以灌输“西方核心价值观”为主；
第二，教学形式的灵活多样。采取多元化方式方法，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课的成效；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氛围和环境的综合效应，加强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结合；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加强联系，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合力；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教育作用，尤其计算机网络的功能；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与实践生活相结合，实现知行统一；
第三，教学内容的丰富多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应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效果才更加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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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雷儒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研究[D].武汉大学，2012.
政治生态化论文篇11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一）生态道德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2012年党的十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期。在这一新时期，必须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帮助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培养生态道德情感，养成生态道德行为习惯。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正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课题。
（二）生态道德教育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使命和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使大众形成与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纵观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其具体内容总会因时、因势而变，随着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会及时调整教育内容，为我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1]。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优良传统，必将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和实践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一己之私外，更本质的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新形势和变化，自觉把生态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一种积极回应，是贯彻执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具体体现。
（三）生态道德教育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又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它不仅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进一步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否具备良好的生态道德意识，是当代社会衡量一个人全面素质的重要标准。
大学生引领着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发展命运，是将来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他们将是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的具体实行者。然而某些大学生并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良好的环境素质，这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和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大学生需要接受良好的生态道德教育，并通过一系列系统有力的生态道德教育培养其良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高校是大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是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教育政策，学习国家传达的时政文件的重要机构，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的主要阵地。高校应本着增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准则和使命对大学生进行环境道德教育，为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提供充足的条件和设施，把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真正付诸实践并对其教育成果进行检验。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的思路和措施
（一）以四门基础理论课为主渠道，强化生态文明理念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教育的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期，高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知识、生态环保意识和生态行为能力的，以及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要求的大学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强化生态文明知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在这些课程体系中要根据时展要求，适时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及生态文明相关知识，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生态环保知识，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培养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但由于各门课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要各有侧重，互相渗透地加强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
1.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讲授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及实施环境保护法的现实意义，并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破坏自然环境要受到法律惩罚的概念。
2.要在“中国近代史纲要”中，恰当合理地补充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资料。这门课中的生态文明教育不能牵强附会，要根据各个章节的内容合理补充，力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加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教育。马克思以前瞻性眼光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即唯物地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人类发展与生态持续相统一的协调发展思想，而且还从生产和社会制度方面提供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1]。这些思想为我们如今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思路，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指导意义。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在授课中还要加强“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讲解，让学生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环境问题与人的生态道德素质之间的关系，从而更直观地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素质。
4.要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中，突出探讨、邓小平、、思想中有关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本质和要求。另外，还要结合时政要点和十报告的最新精神，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二）优化教育教学方法，培养生态道德情感。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取“灌输”的教学方式，因此会有重说教灌输轻情感激发的局限，高校某些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抱有消极甚至抵触心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必须优化教育教学方法，采用学生比较欢迎的教育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
1.创新生态道德教育方法。国外的环境教育起步较早，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的环境教育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把环境教育贯穿于游戏和活动之中。美国教育学家约瑟夫・克奈尔撰写的《与孩子共享自然》一书专门研究在游戏和活动中如何开展环境教育。每个游戏都会设置一个情景，通过角色扮演、活动体验等形式，让参与游戏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3]。另外，美国中小学环境教育还常常采取问题教学法、户外教学法和角色扮演法。因此，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时，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通过教学情境的设计，让学生参与到角色扮演中，或在户外教学中让学生深入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在一系列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生态道德情感。
2.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网络教学的优势。网络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提供了便利。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必须抓住网络上的资源。高校可以创立生态道德教育主题网站，设置生态文明栏目，按期更新相关知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国及世界各国生态文明的现状，了解生态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气温上升、沙漠化、能源危机程度；了解工业文明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及污染是怎样对人身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4]。还可以利用网络大量生态道德教育、环境教育的资源，观看生态影片或学习借鉴国外环境教育项目，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
（三）以社会实践活动为支撑，养成生态道德行为习惯。
蔡元培说：“道德不是记熟几句格言就可以了事的。”而要注重实际行动，要“随时随地抱着实验的态度”。大学生生态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通常以社会实践活动为支撑。国外的环境教育更注重教学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增强意识，养成生态行为习惯。德国的环境教育充分利用大自然和社会公共资源，广泛开展户外教学活动，贯彻实施地方独特或国外引进的环境教育项目，如“半半项目”、“零排放项目”等。英国的环境教育鼓励学生调查研究环境问题，在实际活动中增长对环境问题的认识[5]。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要策划形式多样的校内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活动。通过举办生态文明知识讲座、研讨会、生态文明知识竞赛，增长生态文明知识。通过观看生态题材的影片，举办生态图片展、画展，通过这种更直观的形式，提高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最后充分发挥学校社团作用，目前各大高校都设立“环保协会”等社团，这些社团大多以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为目标，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可以亲近自然，培养生态道德行为习惯。
2.要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成果的实践评价指标。不能仅仅依靠一张试卷，而要对道德行为习惯做出规范并提出一定的社会实践要求。纵观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都没有对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做出规定。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高校应审时度势地制定大学生行为规范。如提出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铺张浪费、爱护公共设施、爱护环境的规范要求，用此类规范要求约束学生的行为，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某些高校规定学生必须修满素质拓展与创新学分规定项目的学分，这些规定项目包括、发明专利、参加学科竞赛及专业技能竞赛和参加学校指定的一些社团活动，而这些规定的项目中缺少某些生态文明建设项目，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对学生的实践活动提出具体的要求，如在一学期内参与一项绿色行动、回收废旧电池等活动，使学生通过参与这些实践活动，将平时学到的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自己的生态文明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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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书磊.国外环境教育对我国开展生态德育的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2010（16）.
政治生态化论文篇12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文明是伴随着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形成的,所谓现代市民社会(Civil?摇Society)指的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日益独立出来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紧密相联并协同作用的私人活动领域与非官方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系统。”①而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社会自主性地位的提高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在日益强大的市民阶级推动下,通过发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实现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②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打碎了专制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束缚和羁绊,政治国家将本来属于市民社会的社会权利重新交还给了社会,社会因有了足够的自而变得文明化。由此可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就社会文明形成的前提基础即获得社会自而论,人类社会最早的社会文明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
二、政治生态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定位
从社会文明生成的历史发生学视野可以看出,社会文明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是市民社会发展壮大而政治国家权威性不断削弱的历史产物。日益脱离政治国家专制统治的市民社会,能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国家的影响而独自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可以完全摆脱政治国家而自谋发展。事实上,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其发展所需,决定了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量的权利;此外,市民社会还需要依靠国家政权来整合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现代化的有序进行。”③一方面,市民社会离不开政治国家的宏观治理,另一方面,政治国家也不可能继续传统的专制统治,只能实施有利于市民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善治,因为市民社会毕竟是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市民社会的支撑,政治国家就会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由此可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是一种生态关系,是政治国家社会化与市民社会政治化的逻辑互动。
如果说我们在谈论社会文明的概念范畴之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国家或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那么,我们在论及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概念范畴之时,就更应该关注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生成或形塑,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市民社会或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而恰恰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或市民社会畸形发展基础之上。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通过革命手段满清封建王朝专制统治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以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文明和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革命方式毕竟不是目的,只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一个手段而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而是建设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不是削弱政治国家的权力以还政于社会,而是形塑新的政治国家权威以取代传统的专制统治,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前提问题。事实上,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以革命手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建设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加强政治国家的领导权威;第二步才是推行或实施积极有效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实现社会现代化。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形塑不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以及市民社会发育并不健全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首先不能从削弱政治国家权威增强社会自的角度来考察,而是恰恰应该从增强政治国家政治权威以及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前提的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说,必须关注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的政治生态视野。所谓政治生态指的就是政治要素同其他各种要素之间构成的生态关系。总的来说,政治生态可以分为政治内生态和政治外生态两种类型,政治内生态指的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政治外生态指的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生态互动关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现代化起步阶段的最大障碍就是呈现出一种政治内生态危机,即满清王朝的“半衰败化”以及中外勾结致使社会现代化的实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为此,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为目标的试图影响政治外生态以最终促进政治内生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在中国的出现或形塑,首先不是市民社会培育或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政治内生态危机而引起并由政治力量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等的推动下而实现的,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其本身不是扬弃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结果,尽管其在理论上和地位上本来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但就其完善程度而言,我们所形塑的或将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在某些具体制度上很有可能不如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那样完善。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积极培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目前尚处在“补市场经济或市民社会之课”的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经济文化水平极为低下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实现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政治权威,因为只有足够的政治权威,才能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能有效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真正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毋庸讳言,从政治生态的力量视野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在历史定位上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补市场经济或市民社会之课”的文明形态。
三、政治生态视野中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着眼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文明形态,不是文明的终结,而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文明形式,需要我们站在政治生态的理论高度进行不断的理论创新,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现代化。
(一)政治内生态: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形塑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政治现代化。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提出,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健全,都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推进的。当然,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健全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国家的宏观调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无法无天地进行专制统治,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毫无疑问绝对不是一种传统的政治统治形式,不是封建的专制统治,也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统治,而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政治治理形式。这种政治治理形式有其合法性基础,当然这种合法性基础是多方面的,有政治内生态方面的合法性基础,也有政治外生态方面的合法性基础。就政治内生态而言,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要逐步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做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另一方面,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做到“以德治国”,即“德法兼治”。历史表明,只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算建设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真正实现政治内生态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以促进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形塑,才能真正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政治现代化。
(二)政治―经济生态:市民社会培育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和健全离不开特定经济基础的支撑,离不开政治―经济生态的实现和稳态发展。历史早就表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因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民社会自然就构成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本身具有较强的经济指涉性,构成了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发展基础。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④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⑤“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⑥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经济底蕴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为此,要夯实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以实现政治―经济生态的稳态发展。
(三)政治―社会生态: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社会”文明,或者说是一种以“社会”为核心的文明形态。在社会学看来,“社会”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作为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和一个活的有机体的社会形态,而狭义的社会是指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包括社会主体、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等在内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指的是狭义的“社会”文明,所谓狭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是指相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而言的社会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状态,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体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观念文明、社会制度文明、社会行为文明等方面的总和。而社会主体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观念文明、社会制度文明、社会行为文明实质上涉及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状态,其本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过这种和谐社会不是自发的社会和谐,而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地予以实施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有赖于政治―社会生态的健全和稳态发展。由此可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社会现代化,其实质上就是促进政治―社会生态的稳态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着眼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而不可能是全部;要真正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现代化,就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促进政治内生态、政治―经济生态以及政治―社会生态等的稳态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
注释:
①韩克庆:《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49-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
③王继、王浩斌:《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探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87-98页。
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9页。
政治生态化论文篇13
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意识（如政治心理、政治理论）、政治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公平）与政治理想（如福利、安全、效率、正义）的认知、涵化更多地依赖组织渠道、扩散渠道严密的“仪式化”方式。政治意识形态更多地是被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在封闭的话语体系中设计、讨论和倡导，它俯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件不可触及的玻璃罩中的神圣艺术品。内容自生――用户自我中心的自媒体社会化、大众化使用，则彻底消解了传统媒体环境下的“仪式效应”，改变了社会成员接受信息、观点的通道，自媒体以私人体验特性及生活化方式融入政治意识形态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已经生活化，或者说，生活范畴与政治范畴之间的界限由于自媒体舆论场所具有的转换功能而变得模糊。
当前网络舆论关注的事件类型有明显的特征，官员腐败和政府管理为最主要关注对象，与民生和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件为次，其他事件为少数。而城市改造、房屋拆迁、城镇建设、占用土地、下岗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与管理、政府职能转变、党风廉政建设等问题，使得各种社会矛盾丛生，利益冲突显著，非政治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问题发酵为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网络在使个体冲突社会化、个人遭遇问题公共化方面具有更强的优势和效果，网络舆情倾向于将更多不和谐的非政治化的社会问题作政治化处理，以此凸显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程度。如有些个体冲突事件、环境维权事件、刑事伤害案件、偶发性事件等，系社会性权益纠纷或非人为因素所致，事件本身原本有着自己发生与消退逻辑，但为了追求舆论共鸣或社会共享价值，“政治化”处理成为舆论扩散的经常性策略，将事件归因于体制问题，贴上政治意识形态标签，舆论扩散的广度、强度就成倍增加。
意见领袖对政治问题的解读屈从于网民“生活化”趣味
传统媒体的意见领袖由媒体选择，其专业性的表达意见对于受众而言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网络空间身份平等的虚拟性使得传统媒体的意见领袖弱化了权威性身份，他们的表达被网民的需求推动而非主动引导舆论，意见领袖的显著作用更多表现为顺应网民的喜好。为摆脱“沉默的螺旋”局面，意见领袖倾向于采取一种新的策略，即在酝酿与把控网络舆论话题方面以“生活化”趣味重新“认识”、“描述”、“评估”正面历史人物，开掘历史英雄人物、领袖人物、争议人物等的个人生活与私人道德因素，以此满足网民的口味。如对刘胡兰、雷锋等英雄人物进行所谓“生活化”的重新认识，置疑或否定其政治符号价值。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面是，主导网络舆论场话语权的知识权贵与社会精英的个人见解、学术观点，通过交叉延伸的微信朋友圈成为大众化谈资，构成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生活化的重要途径。在崇拜权威作为传统文化底色的国家，知识精英的言说方式、立场对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传播与民众的认同程度有着决定性影响。有些学者的创新思维以“反常规”为价值取向，对已经形成定论的共识提出相反观点，追求“一论惊座”的表达效果。这些“有材料、有见解”的学术观点或生活回忆录，借助个人生活体验感强的自媒体通道，从少有人问津的、冷僻的学术话题转译为通俗化的生活谈资，契合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轨迹，满足了“求新求异”的社会心理需求。学术发表与大众话题的勾连，为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有效引导带来了更复杂的因素。
在“存在即须透明”的新媒体舆论场里，更为重要的是顺势而为，对于历史热点话题与敏感问题，在不影响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及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官方舆论场对民间舆论场应该采取积极回应措施;对已经作出的非理性认识与结论作重新解释与反思，汲取民间网络舆情中合理的认知因素;对被歪曲的历史事实表达及时予以澄清，在不泄露国家秘密利益的情况下客观呈现历史事件真相。面临网民知识文化水准与认识判断能力已经显著提高的事实，“一面之辞”、“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说服方式必然产生事倍功半的结果。在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逐渐被大众化、通俗化使用的网络舆论场中，任何逆势而为的处理手段只会更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有效性。
舆论主管部门应该培养“索引”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