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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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价值论文实用13篇

时间：2023-03-21 17:12:02

文学价值论文篇1

一、《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再认识

《女神》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颇高，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开辟了专门的章节对其进行介绍评述。在流传广泛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学者们认为《女神》在新诗发展上的主要贡献是：“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推向极致；一方面使诗的抒情本质与个性化得到充分发挥与重视，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翔起来。”[1]“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2]但笔者以为，《女神》虽然突破了古典诗歌的束缚，在文学语言和形式上是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但是它的艺术成就并没有超越中国古典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它的确是新诗的奠基之作，是开一代诗风之作，其地位不容忽视，也不容置疑。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女神》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并未超越古典诗歌。《女神》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转折期（即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发展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作品，但要称其为穿越时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文学经典文本却值得商榷。

二、《女神》的审美缺憾

《女神》艺术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歌语言。白话新诗的倡导者胡适曾这样说过：“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舒服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3]为了突破传统文言文学的束缚和藩篱提出这样的观点未免矫枉过正，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形成了新诗艺术的貌似自由实则无视审美的状况。《女神》中不少诗篇充斥着大量口语白话，这些口语显得自由随意而缺乏精雕细刻。这直接导致了《女神》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耐人咀嚼的魅力，失去了诗歌的韵味，感觉不怎么像诗。

（二）诗歌形式。胡适的《谈新诗》是新诗运动初期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其着力张扬的便是“诗体的大解放”，“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样做”。[4]《女神》中的很多诗篇正好符合这样的诗歌创作观念。在诗歌篇幅、句式、韵律等形式上显得比较随意。诗歌本来就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倘若完全没有束缚，绝对自由，抛弃一切艺术和审美规范，任意为之，诗也就不能称其为诗了。

（三）激情过剩。在《女神》的很多诗篇中，我们都能看到激情过剩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比如《晨安》这首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向着广袤的宇宙一声声大喊“晨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联系“五四”时代刚刚觉醒的一代知识青年的具体心境，这种波浪翻滚的时代激情，这种袒露直切的情感抒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激情过剩作诗却并不可取。《女神》中很多诗篇是政治激情、历史使命感、文化责任感、思想力度与厚度，关乎着社会变革、历史演进、思想启蒙，却与文学审美指涉不多的作品。此外，因为作者把诗歌当作感情宣泄口，因而《女神》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基本上不外乎比喻、夸张和排比这几种，这些修辞手法尽管很有利于宣泄激情但却显得比较单一。

总之，在思想与审美的抉择中，《女神》的思想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了审美价值。思想内容地位崇高，审美价值却留下不少缺憾。《女神》是新诗史上的经典之作，却很难称为艺术上的成熟圆润之作；是文学史经典，却不是文学经典。《女神》是奠基之作，在新文学史上也是新诗的滥觞之作。《女神》的这些不足和影响绵延在百年新诗之中，在后来的新诗发展史上，出现了大量的效仿之作。很多这样的诗成为要么不押韵，要么只押韵的一本本分行散文而已。

三、《女神》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错位的原因分析

《女神》之所以出现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学的规范和价值被彻底批判和瓦解。新诗作者们无不主张诗歌创作的绝对自由。正如前文所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诗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5]。1915年，胡适在一首诗中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诗如作文。”[6]这虽然有利于破除旧体诗词的做法和格律，但也易给诗人和读者以误解，即认为新诗极易创作，仿佛新诗无规范，随意用白话写出分行的文字就是诗，从而形成了一股难以阻遏的粗制滥造的浪潮，这无异于新诗的自杀。[7]

（二）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现代汉语语言幼稚。“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成败得失自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中国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我认为，要全面评价中国新诗，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视角。”“因为白话语言方式施行的时间尚短，人们还来不及对白话语言的声音特性和语境特性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也难怪写新诗的诗人们对所用白话的种种特性缺少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8]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作为文学中的诗歌，审美价值的形成对于语言的熟练运用和精准把握近乎苛求。古人作诗都精于炼字，曾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之功。而《女神》的创作时代是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的时期，还没有认真研究和探讨作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审美规律性，这是《女神》审美价值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会历史环境导致诗人文学观念的偏颇。“五四”一代的文学家们，都幻想依赖文学改革社会、启蒙思想，夸大了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赋予了文学过多的非文学负担和因素。郭沫若曾自述：“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角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当时宗白华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9]创作《女神》不完全出于文学的艺术的审美动机，更多是为了给体现着特定历史时代精神和时代情绪的内心的双重郁积寻找宣泄口。这种文学观念的偏颇导致了《女神》思想激情有余，含蓄蕴藉不足，没有能够形成神完气足的诗性意境。

四、由《女神》看新诗的发展

由于《女神》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代表作品、奠基作品，因此它所体现的新诗的弊端也一直影响和绵延在百年新诗的创作之中。过分注重思想激情，忽略艺术和审美追求，甚至将二者对立，新诗必然走入死胡同。当前诗歌生存境况的尴尬就是新诗发展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出现这种尴尬的困境和新诗诞生以来的缺憾与弊端不无关系。

从《女神》遭遇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现象来看，联系新诗遭遇的创作和阅读窘境来看，新诗发展的重要一点就是不能抛弃传统，必须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的积极营养，丰富和完善审美价值，才有可能创造汉语新诗的辉煌。“但新诗向古典诗词学习，并非是对其形式简单袭用便能奏效，而应是通过研究和发现古典诗词形式与文言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供研究和发现新诗形式与白话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作参考，从而促使适应于白话语言系统的新诗形式逐步完善起来。”[10]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新诗作者们不断做出艰辛探索和努力尝试。

注释：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03页。

[3][5]胡适：《胡适文存·谈新诗（卷一）》，上海东亚图书馆，1929年版，第234页。

[4]胡适：《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85页。

[7]陆耀东：《近百年新诗：几分成就，几分遗憾》，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文学价值论文篇2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1.商品的二因素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口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首次将商品的二因素统一在一起，纠正了以往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价值上的种种混乱现象，使人们对商品有了更加深人的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出发引申出了交换价值，最终揭示了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就是指商品的有用性或实用性，即商品能够满足人类某种特殊需要的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由物品本身的化学、物理、生物等属性所决定的，不会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使用价值是异质的东西，不同物品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它们能够满足人类不同的需要，因此无法进行量化，不能进行量的比较及评价其优劣。使用价值所体现出来的是人类与物的关系，它自身并不反映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它在一切人类社会中都是存在的，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不同的商品彼此之间能按一定的量进行某种交换，退一步说它们之间必定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并且在质上这些共同的东西是相同的，这就是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商品的社会属性。这样使用价值和价值就共同构成了商品的二因素，成了商品的对立统一体。

2.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

商品之所以具有二因素，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拣如生产飞机，需要有工程师的劳动;生产汽车，必须有工人的劳动;生产粮食，要求有农民的劳动。这种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我们称之为具体劳动。具体劳动不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惟一源泉，商品使用价值是由自然物与具体劳动相结合的产物。具体劳动它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类虽然在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上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皆为这两者的结合物。这种撇开劳动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就是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价值，是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抽象劳动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彼此分开的两次劳动，也不是彼此毫不相关的两种劳动，而是同一劳动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它们是共同存在，共同统一于生产商品的劳动。

3.商品的价值量

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劳动，因此商品的价值量也就必须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计算。许多复杂多样的劳动可以通过折合为多倍的简单劳动来计量。劳动量是用劳动的天然尺度即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量的，所以，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我们这里所讲的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时间不是生产个别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生产该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时，商品的价值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商品的价值量就大。与此同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即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减少了。最终当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就越多，但其所形成的价值总量却不变，这样单位产品的价值量就越少。所以，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4.价值转化为价格

价值是凝结上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实现于生产过程中。人们进行价值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交换，以取得价格，获得利润，而这个过程的实现不是物自身的转化或转移，它需要州门在依靠市场、通过流通商品来实现，从而形成了由内在形态向外在形态的转变。因此，必然会出现价值与价格不一致，甚至是以假象的形式出现(即现象掩盖了本质)，给人一种理所当然的错觉。纵观现实经济领域的种种本质及其现象，我们可以得知价格的本质其实就是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甚至是一种不平等的利益关系，人们以此来获得一种额外利益。

5.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人类从事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经济规律。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通过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形式起作用。价值规律是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的相互作用来表现的。价值规律对经济活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自发地调节着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第二，刺激着商品生产者千方百计改进技术，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使得弱者越来越弱，强者愈变愈强。第四，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政府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努力趋利避害，采取有效措施把市场机制的消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

1.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有序地运行

由价值规律原理可知，商品生产者要想在激烈的现代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实现发展，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自身所生产的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此获得更多的收益。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它要求生产者以市场的供需作为晴雨表，自觉地不断改进技术，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又快又好地增长。特别要注意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的是科技的进步。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从客观上要求我们自觉地走上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的道路。

按照价值转化为价格的理论，商品的价值要转化为价格则必须依靠市场来实现，确切地说是在流通过程中得于实现。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营造一个良好、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正常运行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一个良好、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在商品交换中充分体现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原则，防止欺诈和投机取巧等不法行为。二是有健全的各类商品和要素的市场，并形成了完备的市场体系，让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全方位多角度地充分调动各种要素拥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也是我国现阶段市场建设应遵循的目标和原则。

2，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收人分配不公、借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漏洞来投机取巧以谋非法暴利、歧视社会弱势群体及其劳动等等。我们不能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只是简单地归结于管理制度跟不上或者是某些人的冷酷无情，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整个社会的思想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导向领域的问题。从1978年我国实行的走出去、迎进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们已对姓资姓社的问题喋喋不休，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更加热衷于追捧西方经济学，以西方的某些思想观念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这难免在意识形态导向领域上出现偏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危险，进而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及祟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反观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乃至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其问题的症结往往在于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指导作用。为此，在思想上我们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要用始终坚持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分配方式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在现实的实践中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严打在经济领域的不法行为，加大对孤寡幼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和保护力度，通过有效立法、公平执法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等等。

3.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文学价值论文篇3

尹建莉曾多次讲到，对于一位作者来说，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一件难事，她庆幸自己做到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就是她的一次成功尝试，她以具体案例为呈现方式，以若干议题为结构形式，完美再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希望更多的人接触到正确的教育理念，形成自己的教育观，实现教育理论功能的最大化。

在攻读硕士期间，尹建莉就非常关注教师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更注重人们在教育案例分析中进行理念的提升。作者教育学素养深厚，看似分析与论述一个个典型的教育案例，实则论证了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作者对于儿童道德培养、学习习惯养成、课外阅读、个性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全书既有作者统一的教育理念，又处处显示出作者在处理教育细节中的教育智慧。她将一些先进教育理念灵活运用于教育细节中，引发专业教育者深思，更使那些没有教育背景知识的人从中受益，如卢梭的将“儿童当作儿童”的自由教育思想。她强调，儿童“并不是为‘长大’或‘成功’、‘成才’活着”———童年不是成人的准备阶段;儿童天性是向善、上进的，“儿童没有过错，只有不成熟;而不成熟才意味着有生长空间和成长可能。”

教育不能过于保护、干涉、指令、管制与操纵，要促进儿童形成自信、自尊、自爱的品质(“不管”是最好的“管”);以“干净”的眼光看儿童，尊重儿童，促进其自我教育(此思想贯穿全书);不仅正确对待孩子的优点，更要接受孩子先天的性格局限(像牛顿一样);注重儿童在学习中的快乐体验，让儿童体验学习过程本身而非结果所带来的乐趣，培养儿童正确的学习品质(开“小卖部”、替孩子写作业、不写“暴力作业”、学习不要“刻苦努力”、不考100分、考好了不奖励);阅读在儿童智力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被魔杖点中的孩子学习能力强);温暖、幸福的家庭环境对孩子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自己不带孩子就是渎职、幸福的家就是五星级宾馆);真正赏识孩子，以肯定和激励，带给孩子愉悦和成就感，进而产生真正的幸福感和动力(只设“记功薄”，不设“记过薄”);培养具有批判精神、有个性的公民(可不可以批评老师?)。在书中，尹建莉提出如下教育理念:第一，“教育小环境”理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体制能完美到可以解决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问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有的世界，他的成长，取决于和他接触的家长和教师给他营造的、直接包围着他的‘教育小环境’。这个小环境的生态状况，才是真正影响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这个教育小环境中，家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作为和孩子接触时间最早、最长的关键人物，是‘小环境’的主要营造者———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在每一件小事上如何引导孩子，如何处理和孩子的关系，几乎每一种细节都蕴含着某种教育机缘。对细节的处理水平，区分出了家长手中握着的是锄头还是刻刀———它使孩子的世界与未来全然不同。”记得刘墉也说过相类似的话，一个人幸福与否，不是由社会大环境决定的，而是由他身边接触亲密的六七个人所决定的。而家长正确营造有利于孩子身心成长的“教育小环境”，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教育理念，“‘方法’固然重要，但再多的方法也无法穷尽一个人遇到的所有教育问题。正确的教育理念则如同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不同的锁。”

第二，儿童教育细节理论。尹建莉指出，“在孩子幼小时，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可能成为蕴含重大教育意义的事件，儿童教育中无小事，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都可以扩展为孩子的一个好习惯或坏毛病”。“童年时代的每一种体验都可以在生命中留下痕迹，孩子没有‘小事’，每件小事都是深刻地影响着他成长的大事。每件小事都是最初抓在手心里的那把雪，可能滚成一个硕大的雪球，对未来形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像一个比喻说的那样，南美的一只蝴蝶挥动翅膀，有可能引起北美的一场龙卷风。”父母的教育细节处理决定着最终教育效果的成败。“人们在挖掘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时，习惯从宏大的视角和背景入手。事实上，在同一种文化形态和公共教育理念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之所以成年后在道德、人格及能力上有巨大的差异，在于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家庭，生命中的第一启蒙者———家长的教养态度的不同。”她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父母得到了一块美玉———自己的孩子，都从“爱”这一起点出发，由于日常生活细节处理的不同，它使孩子的世界与未来全然不同，如果家长手中握着的工具是刻刀，会得到令人满意的作品，如果是锄头，只能变成更小的玉，并越来越失去价值。秉承此理念，书中列举了一个个教育案例的细节处理并加以理性的分析与论证，大都以正面和反面两方面分析，希望家长在接受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正确把握教育细节的处理，如逗孩子与捉弄孩子的区别、替孩子写作业与不写“暴力作业”(惩罚性作业)的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如何对待孩子的优点与缺点、“好”阅读与“坏”阅读，培养课外阅读习惯与只注重校内“语文课本”学习的局限性分析、性教育的技巧与时机，等等。

第三，自由教育理念。尹建莉认为，“人生来不是为了让别人去‘管’的，自由是每个人骨子里最珍爱的东西。儿童尤其应该舒展他们的天性，无拘无束地成长。儿童是一个完美独立存在的世界，他幼小身体里深藏着无限蓬勃的活力，他在生命的成长中有一种自我塑造、自我成形的表达潜力，就如一颗种子里藏着根茎、叶片、花朵，在合适的条件下自然会长出来一样。”

石中英认为，自由教育具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三种精神。自由教育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物、以人为工具的教育，自由教育反对外在的强制，主张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自由教育本身具有民主精神，尊重学生的不同见解与看法，反对专制教育，以培养民主公民为己任;自由教育是指向儿童的理性发展并有利于儿童理性发展。

针对现在学校教育中过于注重训练、机械重复与记忆，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保护、过份管制、操纵等，尹建莉主张关注儿童的心理感受与成长，充分尊重儿童，给其一定的自由空间，老师与家长的任务是创造有利条件，使孩子逐步养成自律、自我教育的习惯，形成终身受益的优秀品质。另外，《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理论性还表现在作者规范的学术写作上。作者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的教育著作，如卢梭、杜威、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弗洛姆、蒙台梭利、叶圣陶、陶行知等人的著作，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有着更深的体会与思考，并非理论的简单重复与堆砌，而是将其真正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中，为我所用，这恰是教育学者所必备的优秀品质。

文化价值是该书得以畅销的重要因素

文学价值论文篇4

文学价值论文篇5

我们认为，所谓网络文学是指由网民采用网络思维的形式，以网络语言和超文本链接为传达介质，经过提炼概括、想象虚构等艺术加工而形成的，首发于互联网，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原创作品。与传统文学一样，网络文学仍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无论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如何，无论社会怎样看待网络文学，但它始终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等待我们去认识，去发现其存在的价值。

一、网络文学的价值论形成机理

“所谓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或效应，即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1]与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独特的传播方式，更具革命性的进步，形成其独特的价值构成。网络文学的特质不是由电脑写作方式决定的，而是由其传播方式决定的。网络传播的特点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特定状态，形成了网络文学的特质，使其与传统文学有了某些质的不同。

作家从事创作，不论是用传统的笔写方式，还是用电脑键盘“敲”出来，仅仅是写作工具与写作方式的不同，不会带来不同的价值和特征。笔者接触到的一些传统文学作家，多数是使用电脑来写作的。如果他们把自己的传统文学作品贴到文学网站上去，就能认定他们的作品是网络文学吗？这显然有悖于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因此，电脑写作对文学来说，仅仅具有技术层面的意义，而不具有价值论方面的意义。因此，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不同点之一，就是价值论层面上的区别。网络文学的兴起得益于电脑和互联网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向价值领域渗透，形成了网络文学独特的价值体系。简而言之，网络文学的价值体现在满足了当今社会的某些精神需求。

二、网络文学的价值

（一）自由性

我国现代社会正处于急剧的转型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导致人们多方利益剧烈重组，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贫富差别持续扩大，医疗、教育、高房价成为压在人们头顶的“新三座大山”，待业下岗……个人始终被纠结在各种社会关系织成的利益网络之中。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民众对自由、民主、民生的诉求更为强烈，希望得到充分表达和彰显。所有这些，造就了网络文学萌生与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鉴于此，我们探究网络文学的价值，就不能不关注它的自由精神。因为网络文学最核心的精神本质就在于它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写作与传播的自由

传统文学出版媒体的容量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迫它只能发表最好的作品，稍次的稿件会被无情淘汰。真正能够发表作品的人少之又少，使得文学成为少数人从事的精英事业，贵族盛宴。绝大多数作者，只能被拒绝于文学的殿堂外，望洋兴叹。

网络是个虚拟开放的空间，它在时间和空间上解除了对文学传播的限制。在网络文学园地里，没有门槛，不存在传统文学在出版过程中严格的审稿制度，避免了稿件因编辑个人偏见与喜好惨遭“枪毙”的厄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发表或评论作品。一个作者写出的任何作品，不论是精致或是粗糙，都能够自由地在网上发表。至于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那是读者个人的事情。重要的是作者获得了写作与发表上的自由，将写作变成了个人情感的自由释放，作者也因此成为独立、自由、平等的生命个体。

2.表现形式的自由

网络文学在表现形式上极具自由性。它消解了传统文学的分类规则，打破了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呈现出自由开放的态势。网络文学作者整合多种题材的艺术特点于一炉，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网络文学作品。如被誉为网络文学开山之作的痞子蔡创作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就采用了传统诗歌分行排列的形式，大量应用了网络聊天习惯用语和BBS情景渲染。至于超文本作品的链接方式，则更具自由性。1990年Michael jovcel创作的《下午，一个故事》，就是一部颇具艺术特色的超文本小说。

在网络的文学时代，文学的样式必然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如今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之类的界线，会越来越模糊，文学很可能向双向交流的方面发展，也越来越具有个性即兴发挥的广阔天地的可能性。

3.题材内容的自由

在网络这个隐匿的虚拟世界中，作者可以抛开顾虑，随心所欲，写我所想，充分张扬个性，实现自我的满足。痞子蔡说，创作本质就是要自由，限制束缚越少越好。《今夜，往事随风》的作者张轶认为，网络写作相对于传统写作来讲更加自由化、大众化。他说：“网络写作的手法天马行空，写出来的实际上完全是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借助文字，将故事还原到最真实的生活，这是每一个网络作家的梦想。”

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没有禁忌，内容的自由也给予文学创作以心灵上的解放。对网络文学作者来说，选择什么题材，表现什么内容，可以“随心所写”。自由是他们对文学精神的理解和阐释。

那么，作为网络文学主力读者群的大学生，是如何看待网络文学自由性的特点的呢？

我们组织实施的大学生网络文化专题调查[2]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在回答“与传统文学相比，您认为网络文学是自由的还是拘谨的”这一问题时，多数大学生持肯定态度。见下表：

上表中的数据不包含3.3%的缺失样本，有效样本为96.7%。

调查总样本数为4474人。

上表中的“0”表示中性，+1、+2表示正面认可的程度，

-1、-2表示不认可的程度。

从上表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对网络文学自由性特征给予认可的占到了83.5%，持中性评价的占到10%，只有3.1%的持否定态度。

为什么网络文学的自由性得到了当代青年读者群的充分肯定呢？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渴望“偶尔纵容自己放浪一下”的社会情结，不但没有随着文明进步而消解，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加渴望得以释放，网络文学恰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宣泄个人情感的场所，使人们获得某种程度的精神慰籍。这既是网络文学的特征的体现，也是网络文学的价值之所在。

（二）互动性

开放的互联网造就了网络文学的开放性。网络上的文学作品是开放的文本，作者可以随时修改完善自己的作品。作者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对于读者的跟贴评论，都不可能置之不理、漠不关心。他需要读者们的反馈与呼应，希望从读者那里获得批评或鼓励，渴望读者的建议能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使自己的作品臻于完善。

人有参与创造的激情。面对自己可以发表看法的作品，网络文学读者有着较为强烈参与欲望。网络文学的开放性打破了传统文学在文本上的作者中心结构，为读者参与创作提供了可能。可见，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使作品内容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生改变，最终造成文本意义的延伸与多重。传统媒体发表的纸质文学作品在结构上是固定的，一经印刷发行便不能更改。而网络文学在形式与结构上则是开放的、读者是可以参与其中的。阅读中，读者可以随时跟贴，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提出写作建议，或适时予以评论，或鼓励作者尽快写出下文……作者通过读者的反馈意见也可以对作品删改、添加，乃至与读者共同创作。网络打破了传统出版那种封闭的模式，取消了作者和读者间的界线，网络的开放性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创作活动的参与者。有人把网络文学的“互动性”称之为“参与性”也是有道理的。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可以将自己的写作状态、心理感受、结构设想，贴在网页上与读者交流，由此触发灵感。雷立刚《秦盈》的创作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雷立刚最初在网易和天涯社区连载《秦盈》的时候，其内容与参加榕树下评奖的稿子有较大的变化，不仅文章起始的内容不同，连主人公的名字也做了改动，这些都是采纳了网友的建议与设想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的创作过程融入了读者的智慧，因而能够更加深远地发掘作品的意义，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对网络文学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性亦即可参与性也给予肯定的回答。见下表：

上表中的数据不包含3.7%的缺失样本，有效样本为96.3%。调查总样本数为4474人。

上表中的“0”表示中性，+1、+2表示正面认可的程度，

-1、-2表示不认可的程度。

调查数据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网络文学具有互动性的特征，为我们的论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大众性

网络文学的大众性是其自由性的有机延伸，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人均可参与的自由。网络文学人人都可自由地参与其中，没有门槛，没有权威，没有霸权。没有人规定作者写什么，如何写，该在哪里发表。这种自由性为大众参与文学写作创造了条件。网络设备巨大的储存容量，方便快捷的读取手段，为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传统文学出版物的容量是有限的，这就迫使它只能将最好的作品发表出来，而将为数众多的稿件无情淘汰。而网络文学却是一片人人都可以平等参与创作的乐园，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等级观念，所有的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

二是实现大众与艺术文本之间的互动交流。网络文学的大众性还体现在对他人作品的评论上。任何人的作品，不论名气大小，水平高低，谁都可以直言不讳地即兴发贴，或加以褒扬肯定，或一针见血地予以批评。这种匿名的评论，或许不够专业，缺乏学理性，却往往更加尖锐直露，不加掩饰。没有违心的吹捧，没有恶意的攻击。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三是消除了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界限。

大众参与的网络文学必将把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文化需求、娱乐需求为自己的旨归，写大众之所想，奉大众之所需。“网络把文学还给了大众”，这是受到网民的喜爱，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四）娱乐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7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截止2010年6月，中国网民总体数量为4.2亿。就年龄而言，20―39岁的中青年占到网民总数的50.9%；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到了网民总数的63.4%。这些数据表明，受到良好教育的中青年构成了我国网民的主体，也是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主体，他们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年龄特点、审美趣味决定了网络文学的题材和样式。那些情节冗长、意义艰深的作品很难被他们认可；而娱乐性、消费性较强的作品受到欢迎。

当下社会竞争激烈，人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同时也有着释放压力、获取身心愉悦的心理需求。网络文学作品的主题意义一般来说相对浅显，内容贴近生活，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获得审美愉悦，达到释放压力的目的。阅读中，网民似乎更加注重作品的情节，关注主人翁是谁、干了什么，至于运用了什么艺术手法塑造了何种人形象，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似乎不太关心，只要获得身心愉悦就行。这种突出的娱乐性的需求，客观上对写作起着引导作用。作者写作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读者的“口味”，考虑自己的作品能否为读者作接受，并以此作为调整写作的一个重要依据，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种适销对路的“产品”，求得较高的网络点击率。

另外，网民的主要构成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有着大致相似的生活经历、群体意识、审美观念和心理需求，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的人创作，自己人阅读，有的读者甚至认为作品写的就是自己，极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五）形象塑造手段的多样性

多媒体以电脑技术为基础，能随心所欲地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进而实现了不同媒体间的综合艺术的运用。用多种媒体来呈现人物形象，是网络文学超文本特性的重要体现。传统文学塑造形象主要依靠文字这单一的媒体，读者只能通过文字这一中介符号去进行艺术想象和再创造。而网络文学不但可以使用文字而且可以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形象塑造。这意味着人们阅读作品的时候，必须同时打开多种感觉通道，调动多种感觉器官参与其中，而且可以根据读者的需要自由选择解读的路径。多媒体“必须能从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种媒介；它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3]网络文学以文字媒体为主要手段，同时使用声音（对白、旁白、音乐）和图像（绘画、照片、影像）媒体塑造人物形象，而且各种媒体之间可以进行完善的信息交互、转换和融合。如台湾苏绍连的《扭曲的脸庞》，除了四周诗句之外，画面上的一个脸庞可以随着你按不同的数字键而动态变换各种表情。杜斯・戈尔的flash诗歌《象天堂》，一个绿色“象”字的舞蹈引出诗歌文本。这种动态化的文字与绘画、音乐、影像等混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传统的纸质文学所不能比拟的。

三、网络文学离成熟还有一段距离

正是由于网络文学自身具备的多种价值，满足了当今社会体系中民众在某个层面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已成为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当然，网络文学要想获得更大的成就，必须将自身独特的表现方式与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相结合。要做到这一点，网络文学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网络文化研究所）

参考文献：

文学价值论文篇6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的社会性也意味着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得以实现的。在此过程中，社会文化变迁成为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条件，为大学生价值观形成提供方向性的指引。

1．社会变迁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纵观我国建国后的历史进程，从建国初学生的热情高涨到期间学生的盲目冲动，从改革开放初期学生的心理到当代大学生的个性张扬，其价值追求由封闭化、情绪化转变为多元化、务实化，这些都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成为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当代大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产生认同并对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价值观呈现积极向上的整体态势。与此同时，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断推进，关注与保障民生成为国家政策的新导向，受此影响，当代大学生价值观也呈现出务实性，关注个人成长和专业化领域，习惯应用和借助工具、外界关系实现自我价值目标。另一方面经济社会转型引发我国社会结构形态、利益分配格局等重大变化，经济成分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导向多元化、榜样模范多元化，必然带来价值选择的多元化，这也是导致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因素。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以及新的利益分配模式，在增强大学生竞争意识、自立自强精神的同时，其负面因素诸如分配不公、诚信缺失等也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导致大学生价值观念更加趋于世俗化、功利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一部分大学生中具有泛化的倾向”。〔3〕

2．多元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冲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及其融合为当代大学生审视社会、思索人生提供了多维价值视角。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文化产品及其文化传播优势宣扬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其它不良文化思潮，妄图不断渗透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大学生尚未具备较强的价值判断能力，很容易受外界信息的干扰，导致他们出现政治意识淡化、理想信念转移、社会责任感弱化、价值观混乱、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等问题。而手机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大学生又时刻处于网络文化的侵润与熏陶之中，他们不断接受、思考、内化、践行着其间传播的文化信息。网络文化传播具有全球化、开放性及难以监管等特点，海量信息流中掺杂着诸多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和非主流文化，严重冲击和消解社会主流文化，在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负面作用，形成其价值选择的矛盾性与行为方式的盲目性，甚至造成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逆反心理。当代大学生对主流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践行既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积极作用。

3．学校教育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导向

随着高校扩招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严峻形势，高校将教育教学重点落在专业领域以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从而导致“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各高校不同程度存在着重专业、轻人文、重技能、轻素质的倾向，这直接导致部分高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够重视，或者说其重视度只停留在认识上，缺乏实质性投入。而作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在教学条件、师资培养、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与当前形势存在明显差距，甚至存在被边缘化的倾向。只有在师生双主体互动过程中，大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才能得以不断提升。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停留在落实教学任务和开展校园活动的层面，缺少师生交流，缺乏学生主体参与性，无法触及心灵并真正解决其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困惑，最终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与此同时，大学生活中脱离了父母和教师严格的管理，朋辈群体共同学习生活，其相互间的影响日趋扩大，由于年龄相仿，情趣相投，加之大学生群体价值观的开放性、包容性，个体不同的价值观很容易相互交流、传播、渗透和熏陶。作为校园文化，既有对主流文化宣扬的一面又有其偏离的一面。由于大学校园文化传播存在的自发性和反叛性，各种思想、观念交织在一起，使大学生价值观处于凌乱冲突的状态，甚至导致道德感弱化。在这种校园亚文化中，一些大学生错误的价值观念得到宽容甚至认同，极易滋生自我膨胀，走向人格缺陷。

4．家庭环境是大学生价值观的长效影响因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社会化的最初起点，家庭成员之间耳濡目染，相互影响，彼此教化。早在大学生步入大学校门之前，其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家庭氛围等都会在大学生价值观形成过程中产生深刻影响，构成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基础性要素。家庭经常谈论的社会性话题，自然流露出的价值取向往往会植入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之中，当其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相契合时，就会得以进一步认同和践行；反之，则会产生疑惑和思考，需要通过价值判断重新选择，这也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必要的抉择。此外，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一方面他们成长于“421”的家庭环境中，从小受到过多的保护和宠爱，很容易过分关注自我，不知不觉中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他们所在家庭显现出小型化的特点，家庭成员少，家庭关系简单，家庭成员沟通顺畅，家庭氛围较民主，这些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认同并践行民主平等的价值观。

三、影响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嬗变的心理因素

青年大学生年龄相对集中在18－23岁，生理机能显著发展，心理发展处于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也是大学生最为迫切地关注人生价值、人生追求等问题的敏感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人生问题进入青年意识必须具备三个心理前提，即思维发展的水平，自我意识发展的水平，社会性需要的发展水平。”〔4〕由此可见，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大学生自我选择的结果，受到其心理发展规律的制约。

1．思维发展水平为大学生价值观提供基础性条件

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人的价值判断能力这一必要前提，人只有在具备了较强的价值判断能力基础上，才能保证其价值观的科学性和稳定性”。〔5〕从这种意义上看，价值判断能力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发展的逻辑起点，而大学生思维发展水平为其提供基础性条件。大学生思维能力在此阶段得到充分发展，抽象性及理论性已达到很高水平，其思维形态从以形式逻辑思维为主向以辩证逻辑为主过渡，逐渐表现出一种相对的、实用的并具有背景性的思维形态。在此过程中，以现实为导向的实用性成分逐渐增多。经过多年的学习，大学生的思维日趋理性化，抽象思维、独立思考能力等得到高度发展，能够辩证地关注和思考个人发展、人际关系、社会热点等问题，不再轻易顺从家长、教师的教育权威，且有可能与之形成反抗情绪。但是由于社会阅历有限、生活经验不足，加之逻辑思维并不严密，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盲目性，因而还不能完全准确深刻地理解个人及社会问题，其价值判断能力并不成熟，容易出现价值认知的偏差，价值取向的混乱。在多元价值选择的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很容易受到非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对不正确的价值观缺乏免疫力，从而导致其思维方式的改变，形成价值评判和选择的恶性循环。

2．自我意识水平为大学生价值观提供主观条件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克拉斯沃尔认为：“一个大学生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认识、价值体验乃至价值情感，一旦被实践所证实，被他人或社会所认可，就会在他的头脑中得以强化。久而久之，经过多次反复和加工抽象，就会成为一种固定的看法与态度，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6〕可见，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发展过程中，主体具有自主接受或选择价值观念的能动性，在认知、体验、践行某种价值观念时体现出主观能动和客观受动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此过程中，大学生自我意识发挥重要作用，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发展的主观条件。自我意识由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三方面构成。自我认识是自我意识的认知部分，主要表现为：大学生更加关注自身内在素质和心理品质，更加关注自己未来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等，对自我评价以肯定性为主。自我体验是自我意识的情感部分，主要表现为：大学生自我体验较为强烈，情绪反应大，自我体验敏感性大，极易流露自己的感触和遐想，抒发自己的灵感和生活体验。这一特点将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情感因素。自我控制是自我意识的意志部分，主要表现为：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与自我监督能力不断提高，多数大学生能够自觉制定学习目标和发展目标，但意志水平相对不太稳定，因此也表现出追求进步和自我消沉的矛盾冲突。大学生自我意识经历了由分化到冲突再到统一的发展过程。（1）自我意识的分化。在此阶段，大学生群体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行为细节有了新的意识，通过自我分析、自我反省思考“应该怎样做”、“自己做的怎样”等内容，努力平衡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关系，并为客观评价自己和他人，合理地调节自身言行奠定基础。（2）自我意识的冲突。自我意识的分化一定程度上造成自我冲突加剧，表现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独立意识与依附心理的冲突、交往需求与自我封闭的冲突、自信心与自卑感的冲突、上进心与消沉感的冲突等。（3）自我意识的统一。由自我意识分化带来自我意识的矛盾冲突是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必然过程，矛盾冲突一定程度上会带给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种种困扰，但也会促使他们设法解决矛盾逐渐趋向“理想我”和“现实我”的统一。在此“统一”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的差异，一些大学生努力改变自我以此逐渐接近理想；一些大学生修正自我设计中某些不现实的部分，并不断改善现实自我，使两者相互趋近；还有一些大学生放弃理想而迁就现实自我。这一过程需要价值观教育引导，克服自我的片面性、幼稚性和幻想色彩，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文学价值论文篇7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义文化一词，其原意为灵魂的培养（cultivation of the soul）。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它包括这些价值和意义于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文化由三个重要因素组成：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规范；物质文化。

“各种各样的文化新概念的出现都是沿着这样一个过程而出现的，只不过不同的‘子文化’概念出现的时间不同罢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子文化’是构成文化整体或整体文化的基本单元，是整体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法律文化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含义，是指特定社会中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2]。法学院文化即是如此。

法学院文化是法学院群体组织经久学术研究和理论实践而成的精神结晶，它是由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所构成，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法学院院训是一种法律文化的体现，与法学院文化的构建和沉淀联系密切，直接显现学院整体的精神力量、价值追求与活幼荚颍且于法学浩海中探索凝聚而成，是法学院文化的核心内容。本文拟对国内部分高校法学院院训采取比较剖析，探究其人文品性与意涵，以期对法学院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样本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现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领域深化综合改革的核心目标。高等教育作为全民教育事业的基本构成，是整个教育体系人才输送的主出口和教育服务社会的主接口[3]。高等院校集聚着国家高素质人才，承载着领先的科学智慧，孕育着优良文化氛围，肩负国家文化体制创新改革的重任，对于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高校法学院作为培育法律人才之重地，近年来陆续摸索当前文化创新背景下文化价值构建的出路，譬如举办法学文化交流，公开征集法学院院训、院徽、院赋等活动推动法学院文化创新发展，凝聚法学院核心价值，颇受法学界同仁好评。

文化建设彰显法学院的人文情怀以及历史底蕴，并影响着法学院集体师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对于法学院战略发展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拟设定法学院文化建设要点――法学院院训作为研究对象，综合选取了包括传统政法类院校、综合类院校、师范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理工类院校、民族类院校、涉海类院校以及农林类院校等56所院校法学院院训作为文本分析样本，通过对这些法学院院训进行层层剖析，试图梳理法学院院训所体现的法学院文化，并对其进行推究，进而探寻法学院文化内核之所在。

传统老牌法学院的文化价值的追问对整个法学院文化价值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价值对随后陆续起步的其他法学院文化价值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引导的作用。纵观我国当前特色优势政法院校单位，随机选定了其中14所作为研究对象，意在从这些别具代表性的对我国法学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老牌传统法学院校或者单位着手，精准把握其在推动法律科学进步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文化价值。这些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法学院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种种艰难坎坷，同时也给后人积淀下宝贵财富。从简陋破旧的平房瓦屋到平地而起闪耀着智慧灵光的学术殿堂，从曾被世人所忽略甚至贬低的庸人书院到现今为世人所敬仰为民族所感叹的一流法学院，他们的背后似乎都深藏着为众人所难以知晓的故事，这也构成了一所法学院文化价值的重要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学事业的变革发展，国内法学院布局早已结束了五院四系九所高校包揽法学教育的时代。综合性大学创建法学院呈现火热态势，其发展步伐紧跟社会发展潮流，凭借知名度高，资金充实、学科交叉等诸多传统法学院无可比拟的优势而备受青睐。作为年轻的综合性大学法学院，她从诞生的那一刻就被赋予着不同寻常的文化价值。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她也必将逐渐显露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不仅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也涵盖了所有师范类院校应有的文化价值追求。如果说前述的传统老牌法学院撑起了我国法学事业发展的半边天，综合类法学院推动了法学教育的现代化，那么传统老牌的师范院校则播种了法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文化土壤。师范类院校弥散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那里开展法学教育定会是独特的意境，而这对于法学院文化价值的形成与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带来了财经类院校如火如荼的发展景象。与此财经特色学科也决定了其难以逾越的风险话题，金融和法律有着与生俱来的默契，无论是银行业、保险业还是证券业都离不开法律的庇护。通过法律手段规避风险逐渐成为金融圈内的重要措施。为此，财经类院校设立法学院势必会从整体上促成财经特色学科的进阶，法学教育与财经教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俨然构成了一套独树一帜的文化价值。

传统的理工科院校素来有着严谨、厚重、精细、质朴的学术氛围，这种学术氛围与法学特质相类似。法律科学追求公平、正义，细腻的法律条文则闪烁着周密的逻辑光辉，法治思维更是一种高度的理性判断与价值选择。理工类院校法学院的发展能够在整个校园学术氛围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进而在高校法学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树立文化价值。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法最初源于民间的习惯、道德规范以及。民族类院校热衷于不同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传统民间文化的研究，这就与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造就了其不一样的法律文化，而在文化元素缤纷多彩的民族类院校，法学院文化受多民族文化熏陶，奠定了其文化价值的底蕴。

海洋文明的诞生，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涉海类院校往往综合实力雄厚，对海洋学科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这也为其扩展人文社会学科，兴办法学教育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和理论支撑。涉海类院校法学院的重点发展方向在于海洋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学科，主要致力于为维护国家与领土完整、海洋环境治理、海洋资源开发以及国际经济贸易提供智力支持，这也充分体现了涉海类法学院文化价值的情怀。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召下，建设生态文明国家，需要依靠法治实现这一重要目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农林类院校法学院占据天然学科优势。农业和林业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性的绿色发展迫切需要法学理论支撑。为此，农林类院校法学院的文化价值势必会跟生态环境相关联，凸显其自身的办学特色与法律使命。

随着我国文明发展的进步和高等院校教育的改革，各类法学院的发展逐渐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与世界接轨。并且密切联系实际，结合自身的境况探寻符合时展要求的文化土壤，日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法学院文化价值。

二、样本法学院院训的文本分析

训，说教也。从言，川声。川，其原意为奔向湖泊浩海的水流，引申之意为归顺。言则有规劝劝说之意。据此，言、川二字合并则可释义为规劝他人归顺。《国语・周语中》有“将和协典礼，以示民训则”。所谓的“校训”和“院训”，在于聚敛精神，提澌境界，倾吐心愿和志向，高自标立，“千结丁香，且须珍重”。如同一国之国歌，其当倾吐的本为这方水土灵魂深处的生命豪迈，其之凝聚的应为积基于悠远文明传统的民族精神，其所倡扬的当是亿万国民关于良善世道的美好憧憬、追求正派人生的普世情怀[4]。经此凝聚，人心齐，泰山移。

一个没有院训的法学院，或是积淀既久，传统雄厚，人人心领神会，一旦登堂入室，自然熏染，传承如家族血脉；或是无根无底，没心没肺，魂不守舍，只满足于职业培训，抑或是，加上个“成功学”秘诀的私相授受，装潢以什么“卓越”一类的浮辞华藻，自我陶醉有可能演变为不择手段[5]。自郐之下，以至于不过是追名逐利、群魔乱舞、藏污纳垢之所，亦未可知。

在当下国家法治进步发展以及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的大的时代背景下，高等院校法学院责无旁贷，如雨后春笋兴起院训构思拟定，力图推进法学院文化建设全面实现现代化管理建设，行走于法学发展前沿。为此，针对国内部分典型法学院院训采取归纳总结剖析，对于探索发展中的法学院文化价值孕育具有借鉴意义，有助于弘扬法治文化，凝聚法学院集体力量，推进学院内部治理建设与对外交流合作，辨得法学院文化构建的价值取向与内在品性。

（一）以崇尚法治为矢志信仰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写道，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通过选取国内56所法学院的院训作为样本分析对象，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诸多法学院在院训设计上均凸显对法的矢志不渝的信仰，如华东政法大学的“明德崇法”，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明法致公”，这些院训字样都显现出当代法学院一种法治信仰。56个样本中首要突出尚法等词的法学院共有25所，占所有样本比例为44.6%，而法学院院训样本中采用了尚法等词的法学院共计37个，占样本法学院的66.1%。由此可见，当下法学院文化建设过程中，法学院尤为崇尚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全面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卢梭曾认为，无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唯有对法律的信仰，才能彰显法制的权威，才能在法学院形成明法、崇法、尚法的良好风气，既而将法学事业发展推向新的阶梯。

诚然，亦存在部分法学院未尝将崇尚法治等词语在其院训中着重凸显而出，甚至根本未出现崇尚法治等词，然而这并不意味这些法学院没有把崇尚法治作为文化培育的核心理念，只是通过对法学院院训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即使在法学事业蓬勃发展的现代社会，依旧传承着的古老的规则意识与尚法理念在法学殿堂内扎根已久并逐渐形成烙印且有所沉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法学院的文化价值的形成。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崇尚法治抑或信仰法治绝非是法条主义，对法的精神的虔诚信仰至关重要。法律人在尊重法律的同时，还需深刻研习法律的价值意涵并恰当地适用法律，唯此方能树立法律的权威。以华侨大学法学院为例，其院训为“崇法明理，厚德致公”。该法学院许少波教授认为，“崇法，是尊崇法律和敬畏法律，也是信仰法律”，“崇法，要求我们首先将法律内化为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力量，然后去学习法律、熟悉法律和运用法律和遵守法律”，“制定法律不尊信法律还不如没有法律！因为这意味着法律很可能因人而异，成为纯粹统治工具”。

（二）以品格修养为内在基础

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法律因其具有稳定性、滞后性等特性，全然运用法律实现社会治理往往沦为酷刑之治，为此通过德化教育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之功能不可小觑。法的发展基于社会道德的演化，崇法尚德依赖于人内在的品性修为，法律文化亦在此土壤孕育而生。德性的教化和陶冶，可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价值追求，从整体上在法学院形成一种良好的法律文化氛。透视法学院院训文本，不难观察到与尚法一样，诸多法学院亦精心将尚德等字眼进行着重强调。从所选样本中统计发现，凸显尚德价值的法学院共计20所，占样本法学院的37.5%，而其中涉及品德修养的文词亦多达34个，占样本法学院的60.7%。

《周易》载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论语》载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学》载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我国自古就有尚德的优良传统，庙堂坊间也有“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的戒言，而身处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今天，法律人须当不忘祖训，积善成德常思己过，责无旁贷造福社会。法学院不仅是法治意识形态的一个生产基地，也是法律的职业化、业务垄断的门槛[6]，肩负法制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以及培育新常态环境下法律职业者的历史使命，是公平正义的发源地，其正直伟岸的形象随着法学的发展早已深入人心，以德立院也往往成为法学院文化建设的精神脊梁。

贵州大学法学院院训即为：“法本于德，行以弘道”。唐孔颖达注：“德，谓德行。”《周礼・地官》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荀子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周易・乾》曰：“君子进德修业”，不谋而合，清华大学法学院与国家检察官学院均采“进德修业”四字为其院训以自勉。法的渊源与德颇深，自古以来法的每次发展变迁均受制于社会道德的影响，而法的日新月异也对社会道德提出了反思，恪守道德旨意，提炼品性修为对于推行法治理念构建法学院文化价值别具意义。

（三）以追求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

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法律源于本能的自卫，正是人类发展历程中对于残酷剥削与暴力统治的抗争，对于基本权利的捍卫，才有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文明――公平与正义。法学院的设立与发展充分体现了现代国家与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事业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其中法学院的建设尤为显著，备受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从传统的“五院四系”发展为现今的高水平高层法学院云集，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景象背后正是以公平正义的不竭动力牵引着法学院一路前行，并在法学院发展中形成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院训样本分析显示，诸多法学院青睐于采用公平正义之词列为院训之中。样本中有诸如“公平”、“正义”等彰显公平正义词语的有18个，占样本的32.1%。

追求公平正义是法学院文化建设亘古不变的价值追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邪恶。《法学阶梯》中讲到：“法是关于人世和神世的学问，关于正义与不正义的科学。”法学院的发展承载着法治社会的共同理想，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与捍卫始终激励着法学院不断前行，正义终将来临，永不决堤。

“进德修业，至公至正”为清华大学法学院院训。“至公”，其释义为：最公正；极公正。《管子・形势解》载有：“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后汉书・荀传》有云：“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宋代司马光尝道：“政者，正也。为政之道，莫若至公”；然“至正”，其义有：最中正之道，大公无私、大中至正，完全秉公办理，毫无偏颇。北宋张载在《张子正蒙・卷四・中正篇》注有：“大中至正之极，文必能致其用，约必能感而通”。可见我国古代哲人早有提倡公平正义之先见。历代先哲的法学思考与总结构成了古代法学思想的文化瑰宝，对于当代法学院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本文所例举的法学院院训样本可清晰地发现，我国诸多法学院院训的由来均对前人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有所借鉴。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公平与正义更加频繁的、多样化的涉及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也必然助力法学院立足现状，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为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有效保障。

（四）以厉行实践为基本要求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法学院文化建设亦强调专业知识的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唯有脚踏实地举身躬行方可求得真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就在于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严格执法。然而，一张好的法治蓝图如果被束之高阁，蓝图将止于蓝图。只有当我们习惯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解决问题，将法治作为我们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法学院院训样本中诸如“笃行”、“善行”、“躬行”、“力行”、“求实”、“务实”等强调厉行实践的词语有22个，占总样本的39.3%，可见当下法学院的文化建设尤为重视法律的适用。若法律不能得以有效实施，则再多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法学院的创建，肩负一国法学发展之历史重任，因此法学院素来也有“法学学术圣地”之美誉。然其不仅如是而已，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学院的兴起，均讲求“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享誉中外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便是其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国际法院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系出自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泰半出身东吴大学法学院。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繁荣法学学术并非法学发展的全部，厉行法学实践、捍卫公平正义才是法学发展的终极目的之所在。

哈尔滨师范大学法学院院训一语中的：“崇法修德，知行合一”，即注重在尊崇法治、信仰法治、敬畏法治，修身养德提升自我的同时，勿忘笃行，实事求是，严于律己，学法致用，造福于社会。由此彰显其作为新时期法学院建设之鸿鹄之志。

（五）以造福社会为根本宗旨

卡尔・马克思认为，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受。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抑或人文社会科学，其发展宗旨当为造福社会，推进社会变革发展，法学院建设亦是如此。较其他学科相比，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其最直接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并通过秩序的构建与维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法学的视野中，历史上的城邦、城市、王、民族国家都是个人在一定地域内基于共享的观念和文化而参与形成的政治共同体[7]。法学院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培养这一政治共同体中的法律人，促进稳定秩序的构建，达成社会人的契约责任。在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树立以人为本、以法治建设为本、以社会和谐为本的标准，坚持精英化的法学教育基本路径，并在这一路径上完成校正法学教育发展的积弊的任务[8]。

法学院文化建设不可与服务社会之根本宗旨相脱节，否则将导致法学教育事业发展迷失方向，停滞不前，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进而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相反，秉承服务社会的根本宗旨，须着重立足社会、依靠社会、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基本路径，使理论成果与实践收获共同涌向社会，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保障与思想源泉。与此同时，培育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法学专业人才以及复合型法律人才亦应为服务社会之应有之意。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社会发展亦是由人民群众作为主体，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法学院文化建设之灵魂所在即为坚守造福社会之初衷并予以继承与拓展新境界，脚踏实地，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法学院文化建设的新内涵，永葆法学院发展的活力。

“致公”一词是对服务社会这一根本宗旨的较好诠释。致公中“致”在此大致可分为两层意涵：一，追求、使达到；二，奉献，献纳。“公”既体现了法学体系中的公平、公正之说，同时也有公众、大众之意。据此，致公可以理解为追求公平正义，造福大众，奉献社会。法学院院训样本中诸多法学院（院校）采“致公”二字，彰显了其立院宗旨，如中国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学院、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国家法官学院、河海大学法学院等10所法学院（院校），占总样本的17.8%。

三、结语

诚然，法学院院训短短几字，尚不足以从全方面深层次反映一所法学院文化建设的价值底蕴，然可从宏观层面反映法学院集体的精神内核。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其所训仅四字而成：正、直、精、邃，然而丝毫没有影响其法学文化之光芒，字字珠玑，意味深长。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院训“海纳百川，平则万方”亦毫不逊色地w现出其作为海洋特色院校所推崇尚法厚德兼济的浩瀚情怀。

法学院文化价值凝聚着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感受，孕育、滋养了法学院共同的愿景理想以及协同创新之精神，是法学院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院训作为法学院文化之底蕴，有助于形成优良院风，树立法学良知，砥砺师生品格，并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独具的精神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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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秦鹏.环境公民身份：形成逻辑、理论意蕴与法治价值[J].法学评论，2012（3）：78.

文学价值论文篇8

（二）个人主义盛行，社会责任逐渐淡薄

现如今，我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逐渐淡薄，传统的理想主义受到社会现实主义的取代，甚至部分大学生无法对社会中所产生的事件进行分析与判断，无法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进而从根本上忽略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另外，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方面表现出的个人主义开始盛行，对国家以及社会事件比较漠视，这种情况在影响大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与社会的进步。

（三）传统文化丢失，道德修养滑坡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精髓，不仅可以凝聚民族力量，并且能够传承中华文明。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本应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但是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人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丢失，沾染的社会不良风气逐渐增多。甚至部分大学生道德修养呈现出滑坡现象，在各项考试中作弊，不及时归还助学贷款，情感冷漠，不尊老爱幼，打架斗殴、偷盗他人物品等，该现象的发生不仅阻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且还会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

二、大众传媒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改善价值观教育方式，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改善价值观教育方式，需采取切合学生实际，又能为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1.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时代进步的标志，以网络、广播、电视、报纸为主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提供多元化价值观念，使大学生思维价值选择产生多元化现象。面对这种发展现状，教育工作者要从根本上重视多元化价值选择，在采取一元与多元方式中，建立适合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从而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除此之外，教育工作者还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对多元价值选项进行分析，使其能够在多项价值观念选项中树立正确的观念，从根本上增强社会责任感与认同感。2.加强媒介素养，培养正确价值观念所谓的媒介素养主要是指个体对各种信息资源进行解读的基本能力。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被各种传媒产品所包围，大学生作为媒介化群体，对大众传媒的使用现象越来越频繁。虽然大众传媒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但是，要从根本上促进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培养，需要加强自身与媒介的结合。首先，教育工作者要从根本上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学校设置媒介素养课程，让大学生对媒介的基本属性、基本特点进行了解。其次，加强大学生的信息传播道德，大众传媒在发展中所产生的交互性能够让大学生参与其中，但是，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法律意识欠缺，对大众传媒所的不良信息无法及时判断，进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错误的引导。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教育大学生自觉遵守信息道德基本规范，培养大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和遵守信息法规的良好习惯。最后，引导大学生参与到媒介活动之中，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比如，可以利用校园网站、校园广播、校园报刊等一系列媒介产品，使大学生参与到各种信息采编工作之中，了解传媒的功能,增强对媒介的了解，提高媒介素养。

（二）加强大众传媒的正面传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1.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促使大众传媒的正面发展大众传媒要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在以正面宣传中，将各种热点问题、社会事件融入其中，积极传播正能量，避免出现虚假报道现象。除此之外，大众传媒要加强对社会监督角色的认识，当好社会的“安全阀”，加强对价值观念的正面影响力，避免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树立产生负面影响，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弘扬社会正气，增强大众传媒的正面影响力，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2.加强对媒介管理，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要想从根本上使大众传媒发挥出正面影响力，需要依靠政府、高校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认识，避免不良信息流入高校之中。学校可以删减相应的不良信息，设置关键词，避免不良信息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对于大众传媒所宣传的错误信息以及有害信息，相关部门要及时进行纠正，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制约大众传媒的传播行为，只有如此，才能为大学生营造健康的学习环境，才能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文学价值论文篇9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文学价值论文篇10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帧薄＃?］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