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审计论文篇1
一、基本缘起：会计历史性变革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了包括《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趋同，顺应了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这39项企业会计准则的正式，标志着我国已初步完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任务，成为我国会计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重要的里程碑。这也标志着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其突出特征就是公允价值的引入。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相对于国际会计准则来说，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使用范围还比较谨慎。公允价值会计研究，对于财务会计模式的改进和改革将具有深远的意义。公允价值会计代表了财务会计的发展方向，它将起到连接财务会计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作用。新会计准则引入的公允价值计量，更强调反映经济实质，更注重信息披露。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益和损失才最接近现实，向投资者提供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才是最相关、最真实、最有用的。由于公允价值也具有数据、资料不易取得，计量过程主观随意性较大，得出的信息不够可靠等缺点。我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引入是比较谨慎的、有条件的，只是适度引入，而不是广泛引入。在市场经济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一些企业可能因经营管理不善，或受外部各种因素的不利影响，致使盈利能力下降或经营发生亏损，资金周转不快，出现暂时资金紧缺，难以按期偿还债务。在此情况下，虽然按我国法律债权人有权在债务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向法院申请债务人破产，但在债务人主管部门申请整顿且经债务人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时，破产程序应予中止。此外，即使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也可能因为相关的过程持续很长，费时费力，结果还可能难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能如数收回。于是就有了另一种解决债务纠纷的方法，债务重组，包括减少债务本金、债务利息和修改其他债务条件等。为了规范债务重组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财政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称“新债务重组准则”）。
二、新旧债务重组准则变化：比较与启示
财政部曾于1998年《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规范债务重组实践。由于引入公允价值，允许债务人将重组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或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收益，并在利润中进行反映。但是，由于当时生产资料市场和产权市场尚在建立健全中，相关公允价值难以真正“公允”，从而有可能影响因债务重组而产生的“利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基于此，财政部又于2001年对《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以下简称“旧债务重组准则”）进行了重大修订，不仅拓展了债务重组的概念，而且在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规定方面有很大突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加之2006年新会计变革背景之公允价值引入和市场环境变化对债务重组的新要求，财政部又对债务重组准则进行了修订。我们认为，了解此次会计变革背景对思考准则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债务重组准则必然要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以体现会计变革要求。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如下差异。
1、债务重组的定义
旧准则中债务重组是指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决同意债务人修改债务条件的事项。新准则将债务重组定义为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新旧准则比较，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旧准则中未以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为前提，而新准则中指明，进行债务重组的前提即为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第二，旧准则未指明债权人做出让步为债务重组的结果，就包括了债权人做出让步的事项，也包括了未做出让步的事项。旧债务重组的定义过于模糊，未指明债务重组的前提是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也未强调债权人做出让步。债务重组的性质即为修改债权债务合同的经济行为，其前提是合同的一方（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双方协商或法院裁定更改合同。这里新准则强调了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应是客观上不能履行而非主观上不能履行。而按照旧准则定义，只要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协议，不论债务人是否有能力清偿债务，均视为债务重组。这就大大增加了利润操纵的空间。只要债权人与债务人合谋，就可以相互随意调节或转移利润，尤其是关联方企业时，这就更为严重。此规定显然违背了债务重组的本意，从而使债务重组成了操纵利润的新手段。新准则则避免了旧准则的上述缺陷，明确了债务重组的前提是债务人发生了财务困难，债务重组的结果是债务人获得重组收益，债权人发生重组损失，从而使债权人的会计处理更为稳健。即便如此，新准则在“堵”了债务人通过债务重组将利润转移给债权人“漏洞”的同时，仍客观存在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利润的可能。建议注册会计师在审查时，尤其应关注关联企业之间债务重组交易的公允性。
2、债务重组的方式
旧准则债务重组方式包括：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金清偿债务；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债务转为资本；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如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加收利息、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减少债务本金或债务利息等；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的组合。新准则认为，债务重组准则方式包括：以资产清偿债务；将债务转为资本；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如减少债务本金、减少债务利息等，不包括上述两种方式；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等。债务重组方式的变化主要是形式上的而并非实质上的。新准则关于债务重组方式的归纳显得更为完整与简练。
3、债务重组中债权债务方的会计处理
（1）债务人会计处理
第一，当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时，旧准则规定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账面价值和税费之和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或当期损失。以产成品抵偿应付账款为例，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借：应付账款，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贷：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而在新准则中，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收益，记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主营业务收入（公允价值）；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收益。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存货跌价准备，贷：库存商品。
第二，当用债务抵偿资本时，旧准则要求债务人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权的份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股本（股票面值）；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新准则要求债务人应将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面值总额确认为股本（或实收资本）；股权的公允价值与股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和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之间的差额作为重组收益，记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股本（股票面值）；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第三，当债务人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益金清偿债务时，旧准则要求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作为资本利得，记入资本公积，以银行存款偿付应付账款为例，简化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银行存款；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而在新准则中，债务人将此差额作为重组收益，记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银行存款；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2）债权人会计处理
第一，将债务转为资本时，旧准则中债权人应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作为受让股权的入账价值。以应收账款转为资本清偿债务为例，会计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贷：应收账款。在新准则中，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的股权按股权的公允价值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债权人因放弃债权的账面价值与享有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损益处理。会计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贷：应收账款。
第二，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时，旧准则规定债权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作为受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如果设计多项非现金资产，债权人应按各项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占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以确定各项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以固定资产和原材料抵债为例，会计分录为，借：固定资产（债权账面价值×固定资产公允价值/固定资产与原材料公允价值之和）；原材料（债权账面价值×原材料公允价值/固定资产与原材料公允价值之和）；坏账准备，贷：应收账款。在新准则中，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债权人应将受让非现金资产按公允价值入账，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受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损失，记入当期损益。以产成品抵偿应收账款为例，会计分录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坏账准备；库存商品；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贷：应收账款。
新准则体现了与美国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对参与债务重组的非现金资产和股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由此债权人的损失得以显现，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当然，整体而言，新准则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非现金资产和股权，使得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会计信息更客观公允。与旧准则相比，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并且也减少了利润操纵的空间。然而，新准则仍客观存在利润操纵的空间。因为新准则要求债务人将债务重组中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不再记入资本公积，而是记入当期损益。这就意味着债权人可与债务人合谋，通过将债权人利润转移到债务人账面上，从而达到粉饰财务报表的目的。我们建议注册会计师应尤其关注关联企业之间债务重组交易的公允性审查，以此规范债务重组交易的公允性。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创新与趋同相结合的一项准则——评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J].会计研究，2006（3）.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葛家澍、徐跃：会计计量属性的探讨[J].会计研究，2006（9）.
债务审计论文篇2
一、引言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稳步上升，债务融资成为企业外源融资的主要来源。有效的债务融资将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联系起来，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企业内部人和债权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企业内部人会利用内部人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侵害债权人的利益，致使债务融资过程中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从而产生负债的成本，损害公司的价值，降低资金使用的效率(Jensen＆Meckling，1976;Smith＆Warner，1979;Myers，1977)。债权人作为外部投资者之一，对其利益的保护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我国债权人保护较弱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李秉详，2003;江伟、沈艺峰2004;童盼、陆正飞，2005)。对债权人的保护，需要法律的逐步完善与法律的有效执行。在我国目前法律保护不足的情况下，替代性的外部保护机制与债权人的自我保护更为重要，获得债务人充分的信息是债权人保护的前提条件。独立审计通过不同的审计意见和质量表达了对于企业内部财务信息的鉴证结果，具有信号传递功能，能改善信息质量，缓解信息的不对称，使债权人获得更加充分、可靠的信息，是保护债权人的重要机制。目前已有的研究基本支持了审计信息对债务融资具有决策有用性。但是，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审计意见或者审计质量对银行信贷资金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不仅割裂了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忽视了审计信息对于债务期限结构的综合影响，而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是债务融资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李增泉等，2005)，不同的债务期限结构代表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意志，将产生不同的融资效应，因此，本文主要从审计信息的两个维度，即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的角度全面研究审计对企业债务结构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就中国上市公司而言，审计意见、审计质量分别如何会对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产生影响;二是不同的审计质量下，审计意见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二、文献回顾 1、审计意见与债务融资 从文献来看，关于审计意见与负债融资的关系，主要采用实验研究法，也有问卷调查法和多元回归法。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实验研究方法，Estes＆Reimer(1977)向200多位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无保留意见和违背GAAP的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做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该实验的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对贷款主管的“最高贷款额”的决策并无显著的影响。但是，随后的实验研究却发现，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对贷款规模有显著影响;Firth(1978)运用和Estes＆Reimer(1977)类似的方法，只是调查对象有所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无保留意见相对于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两种保留意见，可以提高公司的“最高贷款额”;而违背GAAP的保留意见相对于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两种保留意见，也可以提高公司的“最高贷款额”。在以后的试验研究中，Gul(1987)、Bamber＆Stratton(1997)、林志军(2003)、杨臻黛和李若山(2007)等人的结论支持审计意见在商业银行信贷决策中的有用性，即审计意见的“洁净”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信贷人员对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评估产生影响。可见，从试验研究的结果来看，审计意见是有信息含量的。在问卷调查研究中，结论较为一致。Antonio(2003)曾对西班牙的银行业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银行进行信贷限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贷款担保等决策中，审计意见皆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胡奕明等(2007)的问卷调查发现，银行在审贷过程中除了要求借款人提供一般信息外，还要求提供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有的银行甚至还对审计师提出了资格要求，如要求审计师具有一定的规模、较强的业务能力和经验等。非常负面的审计意见可能导致贷款申请失败。审计意见在某些银行是内部评级的一个指标，且占有相当高的权数。审计意见与债务融资关系的多元回归研究目前相对较少，Blackwell等(1998)针对经过审计和未经审计的差别，考察银行在对小型私人企业的循环贷款决策时的审计意见价值。研究发现，与未经审计的企业相比，经过审计的企业在贷款方面更具优势;胡奕明、周伟(2006)利用1999～2002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审计意见与银行长期贷款余额之间存在合理相关关系;李源(2006)以利息支出率(利息支出/(长期借款+短期借款))衡量上市公司债务成本，发现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对债务成本具有显著影响，获得标准审计意见可以使银行提供较低利率的贷款;王少飞、孙挣和张旭(2009)采用现金—现金流量敏感性为融资约束的变量，对审计融资契约有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为显著;朱凯、陈信元(2009)运用1998～2005年的数据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环境下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发达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公司整体融资约束较低，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却会面临着更大的融资约束。 2、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 近年来，关于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质量与融资成本方面。Balvers(1988)、Beatty(1989)等对公司IPO定价行为的研究发现，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其IPO折价相对较低;Pittman＆Fortin(2004)发现，对于刚上市不久的公司，“六大”事务所能够降低这些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而随着公司上市年龄的增长，公司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有所减轻，由此会减弱“六大”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Mansi(2004)等人的研究表明，审计质量与债券融资成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他们发现，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的反向关系，把样本分为具有投资价值的和不具有投资价值的两个子样本，发现，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反向关系在不具有投资价值的子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显著;Kim(2006)等人对审计质量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审计质量对利差的影响很显著，当借款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时，银行会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且这种作用在贷款由“四大”变更为“非四大”时更加显著。就国内研究而言，江伟、雷光勇(2008)运用事务所资产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审计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取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以及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取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江金锁(2010)以2003～2008年我国2331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构造联立方程，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银行借款额与借款期限之间的内生性进行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银行借款额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借款期限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向关系;胡奕明、唐松莲(2007)研究了审计质量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的贷款利率无论短期利率还是长期利率都与审计质量相关。#p#分页标题#e# 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1)审计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在国内是一个前沿性的研究问题。已有文献表明，债务结构的优化是债务融资的关键问题，但目前关于审计债务契约有用性的研究，没有研究审计对于债务结构，包括期限结构(长期债务、短期债务)的影响;(2)审计的作用在于为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提供一定的保证，而这种保证能否得到投资者的认可最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对于会计信息的反应是否随着审计报告质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二是市场对于会计信息的反应是否随着审计报告的类型而有所区别。总的看来，关于审计对债务融资的研究只是单纯研究审计意见和债务融资、审计质量和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对债务融资的综合效应。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审计意见、审计质量及高质量的审计意见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审计意见与债务期限结构 债务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财务决策行为，债务期限结构则是债务契约的重要内容，它通过企业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之间的构成比例关系，规范着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权利与义务。债务期限越长，未来的不确定性越高，风险越大，债权人在提供贷款时就会更注重外部的保护和履约机制(Myers，1977)。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不同期限的负债所引发的股—债权人冲突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有关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研究表明，在法律体系不健全和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债权人较少愿意为企业提供长期债务融资，其原因在于:相对于长期债务融资而言，短期债务融资使得债权人能及时、经常地获得借款企业有关生产和经营方面的信息，从而有利于债权人对企业进行更加紧密的监督与控制(Diamond，1991)。当企业面临破产时，短期债务融资更有利于债权人收回资金(Rajan，2001)。因此，长期负债的提供者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应该更关心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这也说明了长期负债对审计信息的反应更为敏感。由于债权人和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传递公正、公开、公平的财务及其他相关信息成为企业广泛筹资的首要条件和重塑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信心的唯一途径，而审计意见通过向市场参与者传达公司管理层对于未来现金流量评估的信息，审计意见可以有效减少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交易者之间融资契约的缔约成本。审计意见的信号传递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财务信息的鉴证和审核、投资风险的预警。 首先，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审计师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是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乃至制造财务信息过程的一种肯定。而非标意见却意味着企业会计报表乃至财务状况存在一定的瑕疵，代表对企业财务信息一种不完全肯定的看法;其次，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能够对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进行预测，对可能出现财务问题的公司投资进行预警，有效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审计师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隐含着公司偿债能力下降、公司经营者违背会计契约的概率上升、管理层或董事会掩盖公司资产的流失或虚增利润等问题。非标准审计意见对债权人是一个负面信号，如果债权人能对此信号作出反应，则债权人可采取自我保护措施:提前收回贷款或货款，或者不再提供新贷款或商业信用，表现为企业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减少，而且长期借款应当比短期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更敏感(胡奕明、周伟，2006)。同样，标准审计意见会向债权人传递积极的信号，债权人会增加对企业的债务，尤其是长期债务。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次年债务期限将显著增长。 2、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 审计质量就是“审计产品”的质量，“审计产品”具有信任品特征，它是审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即使使用者受用了该项服务，也难以直接判断其服务质量。Simunic(1980)认为，通过可观测的审计质量特征，诸如大量的专业培训投入、严格的内部复核制度、由享有盛誉的机构论证等，投资者理性地感受了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高审计质量;DeAngelo(1981)论证了事务所规模可以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因审计质量问题丧失声誉，将损失更多的获取未来准租金的机会，因此，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比规模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受到更强的约束，必须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产品以维护其审计产品的品牌声誉。信号传递假说认为，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即使高质量审计并不能创造价值，企业聘请高质量审计师这一行为能够作为一种可信的承诺，向债权人传递信号———其会计信息是可信的。因此，企业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增强其报表的可信性，降低债权人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审计的信息含量，债权人更愿意扩大企业的借款额和增长企业借款的期限。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审计质量较高的上市公司，次年债务期限将显著增长。 3、审计意见、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 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而不同的事务所由于其质量不同，其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可能有所差异，因此，审计意见的质量会影响到审计意见的融资契约有用性(王少飞等，2009)。DeFond，Wong＆Li(2000)以及夏立军(2005)都发现，大型事务审计质量更高，因此，他们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一些，独立性更强。在中国的审计事务所行业中，各事务所由于发展的背景、规模和特长不同，使得审计意见对上市公司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也存在差别。具体而言，规模较小的事务所，其收集公司有关生产和经营方面信息的能力比较弱，由此导致其审计意见对公司财务信息鉴证和风险预警能力的弱化。因此，当上市公司进行债务融资时，债权人可能会并不重视低质量审计提供的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监督作用以及保险作用。而在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其信息收集能力以及监督和控制能力都会有所增强，因此，债权人对高质量审计所产生的审计意见在公司债务融资中的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监督作用以及保险作用的依赖可能会有所增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高质量审计会使标准无保留意见对次年债务期限的增长作用加强。#p#分页标题#e# 四、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5～2008年我国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样本选取过程中，我们剔除了以下公司:(1)金融类公司;(2)ST、PT公司;(3)有发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4)财务数据异常或者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本文最后得到4189个样本观测值。样本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CCER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文中相关数据的处理检验都是采用sta-ta10.0统计软件进行的。样本构成如表1所示 2、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债务期限与审计意见、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假设1～假设3)，我们设计了如下模型:Ldi，t=β0+β1Opioini，t－1+β2Aqi.t－1+β3Debti，t－1+β4ASi.t－1+β5Growthi，t－1+β6Profiti，t－1+β7Sizei，t－1+∑βiIndi+∑βiYeari+ε式中，Ld代表当年的债务期限结构，而审计意见、审计质量以及财务指标等解释变量的数据均采用上一年度的数据。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Ld为债务期限，借鉴Datta，Iskandar-Datta＆Ramman(2005)的方法，选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长期债务与总债务的比例来度量债务期限结构，其中，长期债务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其他长期负债、专项应付款和长期递延损益等。 (2)解释变量。0pinion为审计意见。按照我国新颁布实施的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1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分为四种: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其中，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分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和带解释段的无保留意见。现有许多研究中都把审计意见分为两大类，标准无保留意见即“标准审计意见”，其他均为“非标准审计意见”，我们也沿用这种分类。当公司上年收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1，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0。预期符号为正数。Aq为审计质量。审计质量就是“审计产品”的质量，“审计产品”具有信任品特征，它是审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即使使用者受用了该项服务，也难以直接判断其服务质量。Simunic(1980)认为，通过可观测的审计质量特征，诸如大量的专业培训投入、严格的内部复核制度、由享有盛誉的机构论证等，投资者理性地感受了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高审计质量;DeAngelo(1981)论证了事务所规模可以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因审计质量问题丧失声誉，将损失更多的获取未来准租金的机会，因此，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比规模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受到更强的约束，必须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产品以维护其审计产品的品牌声誉。本文也以事务所规模大小作为审计质量的变量，采用两种标准将事务所进行划分:一种是将事务所分为国际“四大”、非国际“四大”，当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Aq1为1，非国际“四大”时为Aq10;另一种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百强排名，排名在前十位的即为“十大”，其他所为“非十大”。当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排名在前十位的即为“十大”，此时认为审计质量较高，Aq2为1，其他所为“非十大”，此时Aq2为0。预期符号为正数。 (3)控制变量。有关债务期限选择的理论假说主要是关于成本、信息不对称、风险与收益等对债务期限结构影响的研究。具体而言，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成长性Grown、公司规模、资产构成、非债务税盾、获利能力五个变量的影响。Debt为资产负债率。Wiggins(1990)指出，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由于清算风险很大而趋向于选择更多的长期负债融资，从而影响债务期限结构，预期符号为正。Growth为成长性。根据Stulz(1990)、Hart＆Moore(1989)、Diamond(1991)的流动性风险假说，具有长期投资机会的企业趋向于发行长期债务以防范流动性风险，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正相关。Size为企业规模。Jalilvand＆Harris(1984)、Marsh(1982)认为，大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与问题相对较小，其所拥有的有形资产也较多，破产的风险较小，因此，大企业较容易进入长期负债市场，其融资的成本较低。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的风险较大，小公司的管理者通常都持有较高比例的股份，这使得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在小公司中显得更严重，预期符号为正。As为资产结构。Myers＆Majluf(1984)认为，企业以有形资产担保举借债务可以降低债权人因信息劣势而可能导致的信用风险，因而可以降低其筹资成本;Whited(1992)认为抵押资产的数量对债务期限结构有重要的影响，拥有大量抵押资产的企业可以据此获得较多长期债务，而抵押资产少的企业则将获得较少的长期债务和更多的短期债务。预期符号为正。模型中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2所示。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1、变量描述性统计 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表3中。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1)2005～2008年上市公司的债务结构中仍以短期借款为主，长期借款在总负债中所占比重较低，平均为16.52%;(2)大多数审计意见是标准意见，因为其中位数亦为0;(3)上市公司的审计师大多数为“非十大”或非国际“四大”事务所，其中位数为0，说明目前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较小。2、单变量回归在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解释变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选择的解释变量Opinion、Aq1和Aq2都是为哑变量，我们分别用T统计量和WilcoxonZ来检验变量Opinion、Aq1和Aq2分别取值0和1的情况下，和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可以看出Opinion、Aq1和Aq2与债务期限结构的T统计量和WilcoxonZ统计量都显著，这表明债务期限结构与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由于单变量检验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3、多元回归结果 (1)审计意见、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如表5所示，在模型1中我们只放入财务变量和控制变量，模型2、4则只放入解释变量，模型3、模型5放入了包括财务变量、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全部变量。从各模型的F值和调整后的R2来看，模型整体上都是有效的。将模型1的结果与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工作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虽然两项研究的样本不同，但与债务期限显著相关的变量基本一样，包括资产结构、资产收益率、规模。对比模型1和其他模型可知，审计意见、审计质量的方向并没有因为其他变量的加入而发生明显变化，模型中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其他变量在模型中也基本没变，说明模型比较稳定。从模型2、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审计意见Opinion和债务期限都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10%、1%、5%，这说明审计意见和债务期限正相关，标准审计意见能使上市公司下一年的长期负债比例显著增加，假设1得到有效验证。但是，从模型2、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主要呈负相关关系，这和假设2正好相反，说明审计质量不但不能增长债务期限，反而缩短了债务期限，这可能是由于当企业管理层与审计师出现分歧时，高质量审计师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更能够抵挡来自企业管理层的压力或者限制管理层的利润操纵行为，披露更全面、更翔实的企业财务信息。因此，企业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尽管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降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但是，却有可能披露对企业不利的信息，从而使债权人缩小企业借款额或缩短企业借款期限。另外，从模型3与模型5中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来看，虽然审计质量的系数都为负数，但模型3中Aq1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都小于模型5中Aq2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说明国际“四大”并没有“十大”更好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可能在我国国内“十大”的审计披露水平更高，质量反而更好。#p#分页标题#e# (2)关于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的进一步分析。关于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两个因素哪一个对债务期限的影响作用更大，我们在表6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在模型中6中只放入变量Opinion，在模型中7中只放入变量Aq1，而在模型8中只放入变量Aq2。结果发现，在模型6中，Opinion还是显著的，而在模型7和模型8中，不论是Aq1还是Aq2都不显著，但Aq2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高于Aq1。这说明，在债务结构中，对借款期限长短影响较大的因素的是审计意见。也就是当借款企业借款时，债权人更关注的是上年的审计意见，其次才是审计质量，特别是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也就是说，如果借款企业上年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那么就更容易获得长期借款。 (3)关于审计质量影响审计意见效果的分析。为了验证审计质量在影响审计意见与债务期限结构方面是否能起到差异化的作用，即会不会因为审计质量的高低而是审计意见表现出不同的作用，也就是假设3，我们依据审计质量高低把样本分为两组。对应Aq1(国际“四大”和非“四大”)，审计质量高的样本有254个、低的有3935个;对应Aq2(国内“十大”和非“十大”)，审计质量高的样本有802个、低的有3387个。分别将这些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上述结果分别对应模型9、模型10、模型11、模型12。在在以国际“四大”为标准对审计质量进行划分时，审计质量高的子样本模型9和审计质量低的子样本模型10中，审计意见与债务期限结构都正相关，虽然模型9中审计意见的相关系数大于模型10中的系数，但模型9中审计意见系数的显著性水平(T值1.16)小于模型10中的显著性水平(T值1.74)。这说明，以国际“四大”为标准划分审计质量时，高质量审计并没有显著增强审计意见对债务期限的增长作用，此时假设3并未得到有效验证。当以国内十大为标准划分审计质量时，质量高的子样本模型11中审计意见的正相关系数(0.0489)和显著性水平(T值1.73)均大于质量较低的子样本模型12中的系数(0.0161)和显著性水平(T值1.04)，说明此时高质量审计确实起到增量的作用，加大了审计意见对债务期限的作用，这也和上述的结论正好一致，在我国可能国内“十大”反而比国际“四大”有更高的审计质量。这可能是由于国内的事务所本土化，更了解国内企业的实际状况和财务准则，更能够满足信息使用的需求，更大程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假设3只获得部分支持。 (4)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考察本文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进一步做了如下的稳健性测试:(1)考虑到我国企业负债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因此，我们采用长期银行借款在总银行借款中的比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如果上市公司借新款还旧款，循环使用银行借款，或者“短债长用”，那么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的区别就不是很明显，为此，我们还选择了增量指标进行研究，即选择期末长期债务的变化量在总债务中的比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论基本不变;(2)由于公司规模与成长性衡量有多个指标，本文采用员工总数、市净率作为替代指标，研究结论保持不变;(3)为了避免模型中债务期限和资产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成立年限作为工具变量(IV)，发现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但主要结论保持不变。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各模型中自变量的VIF值，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3，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这些结果都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及启示 债务期限是债务契约的重要内容，债务期限越长，贷款人对外部机制特别是审计的依赖性越强。审计对于债务期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审计意见上，审计质量也有一定的信息含量，因此，全面研究审计与债务期限的关系必须结合审计质量与审计意见两个维度综合进行。本文以2005～2008年上司公司的样本，检验了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两个审计特征对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审计意见与债务期限一般表现为正向关系，而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有负向的影响。即如果上年的审计意见为标准审计意见时，是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乃至制造财务信息过程的一种肯定，这向债权人传递积极的信号，债权人会增加对企业的债务，尤其是长期债务，债务期限会明显增长;而审计质量越高，审计师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更能够抵挡来自企业管理层的压力或者限制管理层的利润操纵行为，披露更全面、更翔实的企业财务信息，反而会使债权人更全面地估计风险，从而缩短债务期限;(2)在影响债务期限的审计特征中，审计意见的作用要明显大于审计质量，也就是债权人更关注审计意见，其次才是审计质量，这说明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要大于审计质量;(3)虽然从个体的角度讲审计质量的信息含量低于审计意见，但审计质量和审计意见会发生交互作用，审计质量能对审计意见的效果产生增量作用，高质量的审计能增强审计意见对债务期限的增长作用，并且国内“十大”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其对债务期限的增长作用要大于国际“四大”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对债务期限的增长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十大”因为本土化的原因，反而比国际“四大”有更高的审计质量。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和审计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不仅有利于上市公司通过外部审计来优化债务结构，合理配置资源，还能够促进审计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审计质量，以使审计信息这样的“硬信息”的有用性受到财务信息使用者充分的关注。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1)样本选取的局限性。本文在研究时，模型考虑了上市公司前一年度的审计特征对下一年度的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但债务期限的变化最好采用较长的时间序列，但由于数据库的限制，本文只收集到四年的数据，这样可能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2)本文在描述审计质量这个定性指标时，据某一标准对审计质量总样本进行一分为二的划分，这种划分可能有一定的偏颇性，如何选择更好的方法衡量审计质量也是本文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债务审计论文篇3
二、地方债务审计价值的研究
当前学术界主要从理论层面对政府性债务审计的重要性进行了探析。在阐述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如何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时，米新梅（2006）认为，通过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可以提高地方财政在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过程中对债务分析的重视程度，据此做出合理的预测和安排。杨亚军（2011）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可以有效控制债务规模，使其保持在政府偿付能力之内。蒲丹琳（2013）通过实证的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发现审计披露信息越大、审计建议被采纳的越多，债务增速越慢，地方债务风险越小，由此得出审计监管可以抑制政治晋升激励下融资冲动的结论。
陈英姿（2009）指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方面发挥着保障、监控、预警、保护的作用。专项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蔡飞（2011）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审计通过建立监督债务制度及执行等活动可以揭示债务资金管理问题，通过绩效审计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通过融合经济责任审计管制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以规范债务资金管理，重视审计建议以及对被审单位整改进行监督以促进完善债务管理机制的作用。
现有文献基本上停留在从理论层面进行研究，未对审计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量化，通过数据量化审计工作成果，使审计前后形成鲜明对比，直观的表现出政府债务审计的价值所在。笔者认为，这在探析审计重要性及提高审计认知度时未免显得缺乏说服力度。
三、对债务审计存在问题的研究
（一）影响审计质量、效率的因素
王跃堂、黄溶冰（2008）认为审计质量内涵包括审计机关能够发现、报告违法乱纪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纠正处理，同时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对政府审计质量控制框架体系进行了探讨。陈俊（2009）认为，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包含审计人员的监督力度和声誉，其中后者是主要影响因素。刘爱东（2011）、林珑珑（2012）、肖振东（2010）通过对地方债务审计目标、原则与内容的分析，强调应树立审计大格局观念，科学整合审计资源，加强债务审计与其他审计的协调，提高审计的效率和效果。王茜（2013）认为指导好审计实践、提高审计质量在于树立审计价值观念，应将科学的审计价值理念植入审计人员的内心。程度平（2011）认为参审人员的独立性、公正性是防止审计结果失真的关键。
以上文献在如何提高审计质量及审计效率方面提出了科学的观点，但有关债务审计质量及效率的评价体系的研究尚未成熟，因此，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包括如何选取评价指标、对指标进行细化和量化，如何对所选指标进行主次区分并准确科学地赋予权重等。
（二）债务审计存在的问题
1.地方政府不科学的债务监管加大审计难度。陈红（2013）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审计风险产生的根源，地方政府的敷衍行为使得审计机关难以查证，加大失误概率。同时，体制缺陷和法规的缺失使得审计机关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为处罚依据，加大审计失败的概率。隋玉明（2013）认为地方政府对债务审计重视程度不足，未能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致使审计机关不能对债务资金进行动态化的审计监督。此外，当前审计重债务状况调查轻效益评价，未能充分防御风险、规范管理。
2.审计人员自身素质加大审计风险。陈红（2013）认为债务资金用途广泛，涉及面复杂，地方政府债务审计不仅需要会计、审计等基本业务知识，还需要管理、法律等多学科的知识以及综合分析的能力，现有审计人员无法完全胜任。丁继颖（2013）认为审计机关缺少科学的审计方法，由于地方债务资金状况透明度不高，使得债务统计数据缺失现象在所难免，单纯的审账难以成就高质量的审计报告。
3.审计规模加大审计难度。赵劲松（2013）认为，审计项目规模越大，审计人员面临的决策环境越复杂，决策难度越大，审计出错概率也会加大。同时，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审计人员工作量加大，为赶进度，审计全面性、真实性难以保障。此外，越高的审计项目使得审计控制跨度越大，如何进行科学的资源整合以确保真实、完整性是审计机关面临的一大挑战。
四、债务审计对策及建议的研究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思路与方法的研究
刘爱东、仁莺（2011）依据审计的逻辑顺序提出了审计机关应按照审计目标、审计原则、审计内容的顺序开展审计工作，以起到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作用，并针对防范债务风险职能提出了整合审计资源、建立预警体系、整合经济责任审计和绩效审计等审计策略。
董中超（2010）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大、多样化、原因复杂、借债主体不健全、不透明等特点，认为审计应通过摸清债务规模、监管资金使用状况、设立风险预警体系、纠正融资平台治理结构等方面参与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
杨亚军（2011）认为针对地方债务规模大、偿债压力大等特点以及对地方政府领导经济责任进行量化评价的需要，应对债务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情况进行审计，对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进行动态审计，对政府性债务项目进行绩效审计。
刘爱东（2011）认为由于我国地方债务隐蔽性强，审计方法应多样化，综合运用“上下审”、“同级审”、“交叉审”等审计方法以保证审计质量。
石亚琴（2011）依据“审计免疫系统”理论，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选取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构建了债务预警体系，并科学设定指标临界值，同时借助打分法以量化债务风险。此方法可以较为直观地衡量债务风险，但主观性强，同时需要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吴磊、金勋和（2011）也强调建立预警机制，按风险大小确定安全区、控制区和禁止区的临界值，对所处区域确定不同的政策以提高偿债能力。
许小萍（2013）认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调节手段将长期存在。对于这把既促经济发展又具有潜在风险的“双刃剑”，当务之急应建立债务风险防范的体制机制，债务审计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审计人员应避免局限于账簿，密切监察债务资金余额的变化，从债务举借到资金去向再到还本付息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查摸底。
王茜（2013）认为有效发挥审计职能，审计机关一方面要做好对国家相关经济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审计，另一方面要做好对当地重大建设项目及专项资金使用的跟踪审计。
孙然（2012）以审计的不同阶段应发挥的作用为切入点，分析了审计如何做才能充分发挥好预警、治理、防范的作用。
陈光明（2011）通过分析地方政府债务成因，认为审计机关除了建立预警体系之外，还要重视和其他专项审计的结合以及参与举债全过程的监管。彭素芹、李静（2011）也强调审计方法的多样性，多种审计的融合。
段成钢（2011）认为加大审计力度要创新审计思路，扩大审计领域，同时规范审计评价，强化问责。
程度平（2011）针对有限审计资源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浩大工作量提出审计过程中的五“忌”。其中包括要注重延伸审计，切忌就账审账。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的重点研究
汪茂昌（2013）认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最显著的潜在风险就是不透明、不规范。因此，审计机关在审计时应关注报表上无法显示的潜在债务，真正摸清债务规模。
叶清荣（2011）分析了我国地方债务存在来源多、管理弱、偿还压力大等特点，强调审计的重点内容包括：债务来源渠道、总体规模及其构成；债务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包括是否出台相应的使用规范制度，是否有绩效评价制度、是否进行有效监督；地方政府偿债情况及偿还能力；对债务构成情况进行延伸查证。
孙长华（2011）还提出了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成因，调查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在推进经济发展中是否取得成效，以及提出可行性审计建议。
杨娟（2013）认为审计重点除了债务资金举借环节及使用环节之外，债务资金的管理制度也不容小觑，例如政府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债务管理和监督办法，执行得怎样，地方政府是否对债务资金进行动态管理，是否跟踪调查管理，有无评价问责机制等。
债务审计论文篇4
一、引言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债务融资逐渐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一种主要融资方式。针对企业的资本成本来讲，债务融资不仅是一种资本来源，其自身更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债务融资成本不仅意味着企业负债所承担的代价，还意味着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债务融资的难易程度。国内学者将焦点主要集中于债务融资的比例和规模、期限结构方面的研究，但对于债务融资的维度方面缺乏关注，所以对于债务融资进行更深入的考察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金融生态环境提出伊始便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降低金融运行风险、改善金融交易环境、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但迄今为止，我国对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并不多。基于我国现有的资源及背景，本文试图从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这两方面治理因素入手，实证检验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程度。
随着国内外财务舞弊案件的逐年增多，如何更好的发挥外部审计的作用已经被推至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风口浪尖。（Pittman，Fortin，2004；Anderson等，2004）[1][2]研究表明，基于审计质量的研究视角，审计对于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具有关键的作用，选择高质量和高声誉的审计师有利于上市公司获得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并且，审计意见作为外部审计出具的最终证据，也将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做出财务决策，包括银行作为债权人做出贷款决策，然而关于债务资本成本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不多见。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监督在债务资本成本中所起的作用。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与债务资本成本关系的基本理论模型，从宏观层面揭示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不仅丰富了我国债务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也扩展了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范畴。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结论不仅对企业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提供了外部审计监督影响债务资本成本的经验证据。
本文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取、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概括。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国外关于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特征与治理结构两个方面。Bhojraj和Sengupta（2003），Minnis（2011）[3][4]指出，现有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企业成长性、市场风险、利息保障倍数等特征如何影响债务资本成本方面展开。一般而言，盈利能力越强、公司规模越大、企业成长性越高、市场风险越低、利息保障倍数越高的企业可以获得越低的债务资本成本。Bhojraj和Sengupta（2003）[5]研究结果显示，董事会独立性较强及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有利于企业获得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Pittman和Fortin（2004）[1]研究表明，相比较之下，聘请“六大”担任审计师的企业承担具有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Anderson等（2004）[2]对500家上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越大、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董事会独立性越强，则公司可获取的债务资本所承担的成本越低。Qian和Strahan（2007）[6]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市场的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与企业获取贷款的利率显著正相关。Qi等（2010）[7]实证表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呈现正相关。本文基于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两个维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考察，为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二）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
在理论上看，目前国内外关于实证研究检验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关系的成果不少，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审计信息的真实性对债务融资的有用性展开，大部分文献从审计意见的视角对债务融资展开研究，忽视了外部审计是否由“四大”审计以及审计意见类型等多角度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从现有的文献来看，Estes& Reimer（1977）[8]通过问卷调查法得出，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意见可以有助于贷款主管做出决策。Beatty（1989）[9]等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定价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聘请高质量高声誉大规模审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其IPO折价相对较低。Antonio（2003）[10]对银行业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需要考察贷款公司各种信息以决定贷款公司贷款期限结构、贷款限制额度、贷款利率以及有关贷款担保事项等，审计意见类型是银行的重要考量因素。Pittman & Fortin（2004）[1]对于刚上市不久的公司进行研究，其中聘请“六大”会计师事务的企业负担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而随着公司上市年龄的增长，其信息披露逐渐完善，与银行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也逐渐降低。因而“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程度也逐渐降低。Kim（2006）[11]对审计质量（包括审计师规模和审计任期两个维度）与债务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贷款利率差异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当贷款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时，银行会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而且如果贷款公司以前由“四大”事务所审计，当变更为非“四大”事务所审计时，银行会更加强烈地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另外，事务所审计师规模也与贷款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
在国内，代表性研究包括江伟、雷光勇（2008）[12]运用事务所资产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聘请事务所资产规模与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但是，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越高时，这种负相关的效果越弱。王少飞、孙挣和张旭（2009）[13]采用现金—现金流量敏感性为融资约束的变量，通过数据实证研究外部审计对于贷款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发现审计意见的质量（即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会影响审计意见的融资契约，而审计意见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有更显著地效果。李源（2006）[14]以利息支出率作为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获得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将会承担更高的银行贷款利率。
综上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得出：（1）外部审计（尤其是审计意见类型和审计师选择两个维度）对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2）外部审计的作用在于为企业财务报告内含信息的可靠性、公允性和合法性提供保证，而这种保证是通过市场的反映影响审计报告和审计意见的。
（三）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
外部审计对于信贷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1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银行在为上市公司提供贷款，确认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同时更多考虑上市公司所获取的审计意见，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即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Karjalainen（2011）[17]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聘请“四大”事务所审计，并在审计过程中由两个以上的审计师审核，最后被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这时企业再通过债务融资更加容易，并且债务资本成本也相对较低。朱凯、陈信元（2009）[15]运用1998—2005年的数据研究了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审计意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在发达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公司整体融资约束较低，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投资者会自然而然认为企业粉饰财务报告以掩盖更多不利的财务信息以扰乱投资者决策方向，因此，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这必然导致公司面临着更大的融资约束，增加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政府的不断干预，即便国有企业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具有较浓厚的“父爱主义”情节，因此国有企业仍然能够获得银行较低利率的贷款。市场的不完善与不成熟会致使金融信贷部门未能充分地认识外部审计这一评价指标对贷款企业风险的揭示功能。但是，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高时，政府的干预会逐渐减少，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较成熟，投资者会更加依赖外部审计出具的审计意见进行投资决策，同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流向受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会逐渐加强（李扬和张涛，2009）[18]。外部审计所包含的信息量，尤其是非“四大”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揭露的企业风险将在债务资本成本的定价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前述文献的综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聘请“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承担了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
假设2：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承担了更高的债务资本成本。
假设3：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外部审计的选择有利于降低债务资本成本。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沈洪涛（2007）[19]的研究结果表明，沪市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披露状况一般优于深市。所以，本文选取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所列的行业门类，对每个行业内的上市公司都选取了一些样本进行分析。
本文选取2008—2011年的全体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了保证文章研究的准确性和谨慎性，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第一，鉴于金融、保险行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公司治理、行业特点等方面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第二，为了避免研究异常值的出现，从原始样本中剔除了财务状况异常的ST、*ST、PT及数据不全的企业。第三，剔除债务资本成本无法计算及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第四，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剔除债务融资成本指标的5%以下和95%以上的分位数极端值。最后得到694家上市公司共四年有效研究样本2776个。样本公司年报资料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上市公司披露财务报告的网站（http：//.cn），相关的变量来源于瑞思金融研究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逐一与公司年报进行核对。
（二）变量定义
1. 债务资本成本。本文借鉴Pittman和Fortin（2004）[1]、李广子和刘力（2009）[20]以及Minnis（2011）[4]的研究结论，采用净财务费用占比来衡量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即净财务费用与公司总负债之比。由于企业通过债务融资不但要支付利息费用，还有可能存在手续费等其他成本支出，因此本文中提及与债务融资相关的总成本由利息支出加上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构成。
2. 金融生态环境。本文借鉴中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地区金融生态坏境评价”课题组中的数据，以中国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作为衡量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变量，刘煜辉（2007）[21]、李扬和张涛（2009）[18]。
3. 外部审计。针对外部审计这一变量，本文采用是否由“四大”审计和最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来衡量。当上市公司年报是由“四大”审计时取1，否则为0；当上市公司年报被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1，否则为0。
4. 控制变量。借鉴其他相关研究文献，本文主要选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公司成长性、市场风险、利息保障倍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并考虑行业和年度因素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上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构建了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中各个研究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选取的694家沪市上市公司四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处理分析后，得到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
表3和表4是对样本进行的均值差异检验，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Whitney U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低于非“四大”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较高。因此，研究假设1和假设2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
表5是对各个研究变量进行的相关性分析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除了企业成长性），因此，不存在变量之间的自相关，不会对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inaE与COD和Opinion与COD在10%的水平上负相关，TOP4与COD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也就是说，金融生态环境越好、选择国内排名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资本成本越低。所涉及到的各控制变量均与COD存在相关性，说明在检验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过程中，有必要对这些变量加以控制。
（三）多元线性回归
以2008—2011年沪市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上市公司为测试样本，以金融生态环境恶劣的公司为控制样本，来检验债务资本成本是否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多元回归结果见表6。通过对全样本与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分析，可以看出F值高度显著相关，但Adj.R2为0.164和0.185，说明可能有其他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变量没有被引入。VIF值最大为2.101且Durbin-Watson值基本都在2左右，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样本符合多元线性回归的要求。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FinaE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08，在子样本中的系数为-0.01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子样本相比，通过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TOP4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29，在子样本中为-0.01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Opinion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05，在子样本中的系数为-0.0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外部审计的选择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即投资者既关心金融生态环境，又关心财务报表审计是由谁出具的和出具了怎样的意见。外部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提供的财务信息质量提供了保证，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降低企业风险，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采用城市生态指数来衡量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用国内前10大会计师事务所代替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估计审计师选择，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变量之间略有差别，但相关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检验，并且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8—201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验证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其次，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企业，其聘请“四大”事务所对企业财务报告进行审核，向市场传递了较好的信息，有助于投资者从正面理解企业业绩及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这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还存在审计师选择的因素；最后，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具有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这表明审计意见揭示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并加强了债务资本成本的定价作用。进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增强审计意见风险的揭示功能。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良好的生态金融环境和外部审计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些研究在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方面不仅丰富了其研究成果，还对监管机构、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等提供了科学的参考意见，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加强促进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的理论积淀与降低债务资本成本方面的动机。本文为金融生态理论、外部审计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也丰富了债务资本成本领域的相关研究，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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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审计论文篇5
强烈信号
历史上，审计署曾于2011年和今年6月公布过两次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的审计结果。在债务规模的统计上，第二次的数据比第一次增长了12.94%。
与前两轮相比，8月1日启动的全面审计将政府性债务审计范围规定在除省、市、县三级之外，还增加了中央和乡镇。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看似突如其来的政令向外界释放出新一届政府非常重视国家整体金融风险的强烈信号，以及对经济政策全盘摸底的决心。厘清政府性债务有助于中央政府把握宏观经济控制力度。此外，中国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经济增速下滑，中国政府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经济放缓带来的压力？答案或许能从本轮的债务审计中得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认为中央此次摸底政府性债务问题旨在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下一步应该也需要涉及分税制改革，特别是在‘营改增’之后，改革的迫切性已经在加强。推动这项改革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而搞清政府性债务问题就是一个前提。”
审计行动
据了解，本轮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和2011年一样都属于国务院委托的专项审计，其性质不同于每年进行的例行审计。为保证审计质量，审计署18个特派办将审计18个重点省本级及省会城市，其他省本级及省会城市实行交叉审计，省级审计由本省审计机关统一组成审计组，采取上审下、交叉审的方式，对除省会城市本级以外的市、县、乡进行审计。
其实，在审计署对外公告此轮审计之前，7月26日晚间便传出了“国务院发特急明电，审计署将暂停所有项目开始培训，下周进驻各省市。”的消息。暗示出此次审计任务的紧迫性。
吉林省财政厅债务金融处副处长岳喜才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也证实称，全面开展政府性债务审计的政令文件早就已经下发到了省财政厅办公室，收到文件之后省财政厅便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部署。7月31日早在审计署开展债务审计的信息披露之前，15名审计人员已经进点吉林省财政厅展开工作。8月1日省财政厅召开了动员启动大会，宣布审计工作全面展开。“根据审计工作的部署，吉林省审计署负责省级、长春市的债务审计，审计厅则负责其他的县市、乡镇一级的政府债务审计。省财政厅除了负责提供工作场所等硬件支持之外，还需配合审计人员提供相应材料等等。”
据悉，全国范围内参与此项审计的人员总数在10万人以上。对于那些在一线工作的审计人员来讲，此次审计更像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按照国家审计署的工作安排，以8月1日进点审计来算，8月20日之前需要将本部门的债务情况上报与审计署，10月中旬之前须向国务院提交审计报告。这也就意味着留给一线审计人员摸清债务底细的时间最多只有40天。
据了解此次审计工作除了开展人工检查和校验外，审计系统上线了金审系统，重点对数据填报的规范性、真实性、完整性进行程序化和自动化检验。在40天时间内，按照“见人、见账、见物，逐笔、逐项”的原则，审计系统将重点核查以下几个方面的债务问题：第一分析以土地出让金收入为偿债资金来源的债务规模及偿债风险变化情况；第二分析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行业和地铁等市政建设项目的政府性债务规模以及偿债风险变化情况；第三分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偿债风向变化情况等。
隐忧犹存
中国的政府性债务究竟有多少？事实上，除了中央政府每次发债都记录在案，债务账本比较清楚之外，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一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并无常规的检测数据，关于地方债务规模的数据只能依赖审计部门的数据。并且国内和国际上关于这一数据的口径尚不一致。
巴克莱集团在今年年初的一则报告称，中国政府的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97%，最高为50.44万亿，即使最少也将达到32.24万亿，“蕴含着巨大的财政风险”。
对此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予以澄清称，根据国债、外债等数据测算，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在15万亿到18万亿左右，“并不像国际投行所说的那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政府的负债。我们在地方政府负债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作。”
目前外界对于政府性债务的财政风险担忧主要集中在地方债上面。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报告显示，中央政府的债务较低，去年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14.4%。
河北省平泉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卢丙文认为，地方债务多的原因和上级单位要求建设基础配套设施是分不开的。“上级单位提供的资金其实非常少，但是各个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又比较多，所以地方只能依靠借债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中央和地方的投资不对等也是造成大量地方债存在的原因。例如在保障房建设领域，中央和地方的投资配比是相当悬殊的，比如中央投入1000万，那么要求地方的投资配比就要达到6000-7000万。地方除了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之外，还得将一部分资金用于专项配套，所以只能借钱搞建设并因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此外，一些地方领导急于出政绩亦是造成地方债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而目前，地方依靠土地财政来还债的做法也屡遭诟病。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已经高达1.7万亿元，增幅达77.3%，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房地产用地出让价款同比增幅高达90%。除去卖地收入，其实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并不乐观。另根据审计署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地区有55%的债务承诺以土地收入偿还。
债务审计论文篇6
一、政府审计责任研究已有的成果
黄志邦将审计责任界定为国家审计机关和人员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因未按审计条例和其他有关法规的要求，而导致在审计报告中未能指明被审计单位财务收支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重要的错误舞弊、违纪、违法以及严重损失浪费现象而使国家和企业遭受重大损失而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王学金和陈淑芳认为政府审计责任是由于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人员的过失，而未能发现和揭露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及经营活动中的重大错弊，从而给国家、被审计单位及第三者造成损失，国家审计机关及其审计人员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对政府审计责任的界定及其实现途径
（一）审计目标
审计目标是审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当前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政策要求，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目标是探明总量，风险管理，确保效率，分析因果。其目标细化到具体，可概括为四点：查明全国中央、省、市、区县、乡镇五级政府的债务总量、结构、资金来源；评估各级政府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排查出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中所存在的漏洞；确保债务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高效；探究债务成因，审计建议。
（二）审计主体
一直以来，由于政府债务的特殊性质，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主体一直局限在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并且天然性地把社会独立审计机构排斥在审计主体之外。但随着近年来债务形势的复杂化，审计部门在运行、监测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实践中越来越显得势单力薄，地方债务审计工作也遇到了重重阻力。通过研究国家审计署历次审计结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审计机关的历年审计结果，不难发现，对于审计主体长期的政策限制直接导致了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涵盖面不全、视野狭窄、方法陈旧、压力过于集中等弊端。
本文认为，有关审计主体的界定应该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主体应该由审计署及其特派办、地方政府审计机关组成。在这一产提下，应重视引入社会审计，借力注册会计师队伍。新主体的确立，一方面有助于及时整合和充分利用审计资源，使得政府债务审计更加顺畅的实施。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各部门长处，通过部门间内部的协调，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解决技术不足和人员短缺的问题，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债务审计的参与程度，增强审计的贯彻执行力度。这就要求社会审计机关要加大选拔和培养一批专业、全面、高素质、复合型的注册会计师人才，以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审计团队。
（三）审计客体和审计内容
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客体是自中央到乡镇五级政府的各类债务。审计的地区范围包括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 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县、乡、镇五级政府。审计的对象涵盖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及其下属的各个机构、部门和单位。审计的内容主要有三类，即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需履行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四）审计重点
1.债务管理机制。审查地方政府是否设立了专门的债务主管机构，实现专职、专人、专项负责；是否出台了相关的债务管理流程，制定了债务管理的规章制度，并加以严格的贯彻和执行；是否对债务资金的使用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预算，以制定详细的用资计划和用资明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等。2.举借、支出、偿还三环节。筹资环节要重点审查筹资计划和支出计划是否已被当局所核实批准，是否存在欺诈、过度筹集、关联交易、政府寻租等违法违规筹资行为，是否筹措资金的来源可靠合规，是否举借的债务资金量符合计划要求等；用资环节要重点审查债务资金投向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资金出借，违规担保，政绩工程等现象，是否资金投资的项目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良好的效应，是否资金投资后具有一定的收益等；偿还环节要重点审查是否债务偿还存在延期风险等。
（五）审计功能
1.监督检查，预警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审计通过持续、全面的审计监督和核查，获取实时、真实的债务信息与数据，理清地方政府债务的总量、分类、来源、投向、未来偿还明细等基本点，独立客观地测评具体层级政府的债务风险，以进行及时的风险预警与风险化解。
2.排查错弊，披露问题。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参与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可以有效填补因政府监管不力所形成的职权真空。通过审查各级地方政府是否已从预算管理、债务举借、使用审批、偿债环节等方面建立和落实相关的管理制度，核实债务资金的拨付、投资、回流等环节中是否存在贪污、侵吞、挪用、浪费等违法低效行为，取证各级地方政府是否存在违法、巨额、回报率不确定的担保情况，来发现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以针对性地进行整改，防范风险。
3.提升绩效，明确责任。一方面，审计从债务资金流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部分公益性项目入手关注债务资金支出的方向是否合理，是否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所需，是否存在资金出超或逾期未到位的情况，以及已完工项目是否发挥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收益，以确保各级政府严格奉行了“开源节流，高效利用”的原则，防止出现项目扎堆，效益低下，过度建设的局面。另一方面，审计着眼当前因落后僵化的政绩考核机制而普遍存在的政府官员任期内短视化行为，强调对官员任期内债务规模、投资决策、资金使用效果等的考量，以明确责任主体，将具体的经济责任细化到具体的官员个人身上，规范债务管理。
4.提出建议，助力实践。审计在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揭示出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债务管理、投资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之后，针对性地提出审计意见，作出适当的建议，以指导实践，助力和推动各级政府在有关方面的整改。同时，通过回访复查，建立反馈机制，形成后续的长期效应，充分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
在明确了以上各点之后，本文将政府审计责任的概念界定为：政府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从事审计工作时按照法规或约定俗成的惯例应当履行的法定或非法定职责，以及未履行好上述职责而应当承担的法定过失或非法定过失。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4-2015年度安徽财经大学与铜陵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t1xy1hy07）。
参考文献：
[1]Hana Polackova Brixi.Contigent Government Liabilities:aHidden Risk for Fiscal Stability.The World Bank.1998.
债务审计论文篇7
【关键词】股权融资成本 债务融资成本 审计质量
一、 引言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资本市场经历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同时也伴随着现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上市公司的融资问题对于公司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也加快了金融全球化的步伐，经济也得到迅猛发展，国内的投资者们也渐渐意识到了对外融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上市公司融资成本问题也日益突出。在现代信息发达的今天，频频爆发出上市公司财务丑闻，加上我国资本市场相对发展比较晚，其运作机制等难免存在缺陷，也就加剧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危机，这些也都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和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降低了融资效率，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现阶段，上市公司所选择的审计事务所对于公司的发展举足轻重。而对这一问题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的便是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事务所出具的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可以增强投资者的信任，降低投资风险，因而对上市公司的融资问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国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也较系统，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本文对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和上市公司融资成本问题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获得一定成果，并且从另外一些方面提出建议，目的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我国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最终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 研究方法及审计质量替代指标
企业融资的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债权融资，也可以称为债务融资；另一种叫做股权融资。融资成本是指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融资费用是企业在资金筹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资金使用费是指企业因使用资金而向其提供者支付的报酬，如股票融资向股东支付股息、红利，发行债券和借款致富的利息，借用资产支付的租金等等。
( 一) 股权融资成本研究方法
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由William Sharpe、John Linter、Jan Mossin，对证券资产组合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的研究上各自独立提出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是探讨资产风险与资产收益的关系，是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的基础并且具有一系列的严格基础假设。该模型表示为：
其中，E（Ri）表示资产的预期收益率，Rf 表示无风险收益率，此处可选择国债的收益率，E(Rm) 表示所有股票或者所有债权的平均收益率，β i 表示第i 种股票或者第i 种证券的组合的β 系数。
2. 股利折现模型。股利折现模型，是最基本的股票定价模型，股利折现模型认为股票价格是公司内在价值的体现，即股票价格是投资者未来收益的现值之和。该模型表示为：
其中，P o 表示股票当前的市场价格，D t 表示投资者预期未来第t 期股利，r 是股票的贴现率。3. 股利增长模型。股利增长模型是一种股票估价模型。该模型通过计算公司预期未来支付给股东的股利现值，来确定股票的内在价值，它相当于未来股利的永续流入。因此可以用来衡量股权成本。该模型表示为：
其中，P 为股票价格，D 为预期基期每股的股息，i为贴现率，g 为股息年增长率，Dt 是在未来他时期以现金形式表示的每股股利。
综上所述的多种方法比较来看，股利增长模型是基于一固定的股利增长率，并不十分符合实际，应用也比较少。股利折现模型虽然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多数研究者利用此模型计算出的股权融资成本明显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有时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率，这样的计算结果显然不符合常理。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比来看不仅简单易懂、操作方便，而且相对来说数据获取较容易一些，并在整个估算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小，测算结果的可比性相对较强，因此本文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估计股权融资成本。
（二）债务融资成本研究方法
借鉴李广子和刘力（2009）、魏志华等（2012）、Pittman 和Fortin（2004）以及Minnis（2011）的研究，本文采用利息费用占比这一指标来衡量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利息费用占比，即利息支出占公司总负债的比例。利息费用占总负债的比例越高，说明债务融资成本也就越高，相反就越低。
（三）审计质量替代指标
Dopuch 和Simunic 于1982 年提出，资本市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就是高质量审计服务的代表，因为“八大”( 现在的“国际四大”) 具有许多可以观察到的、与高质量审计相关的显性特征。随后的DeFond 等 (2000)、Ferguson 等(2003) 的研究取得相似的结论。总体而言, 到目前为止, 西方学者大部分关于审计质量与审计师声誉的结论均支持两者存在正相关, 并认为国际四大确实代表了高质量审计服务。而对于我国的事务所审计情况而言，国内研究学者认为，国内优秀的审计师集中于国内“十大”所中，并且排名前十位的审计事务所具有相对较大的规模，因此认为国内“十大”所代表了较高质量的审计。Anderson、Pittman 和Fortin 等于2004 年研究发现，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上市公司可以获得更低成本的债务融资。近期，Karjalainen 于2011 年对芬兰私营企业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四大”审计、两个以上审计师审核及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企业，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较低。综上所述，本文结合当代研究最新结论及成果，选择是否为国内“十大”所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并且将数据控制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基础之上，以避免干扰。
三、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新浪资讯。对于股权融资成本的计算，本文选用当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作为R f 无风险选择的收益率的代表，股票市场平均收益率E (R m )，选择2000—2010 年的深沪股票，剔除奇异值和缺失数据后，保留了88 个数据样本，采用几何平均法进行计算而得出。β 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随后本文将研究推广到了 2011 年和2012 年，这几年也都通过了 5% 显著性检验。债务融资成本的计算，利息费用占比，即利息支出占公司总负债的比例，选取2010—2012 年深沪股票剔除数据缺失值和奇异数据后的3 年里5 个时间点即1 月、3 月、6 月、9 月、12 月的共131 个观测量进行计算，其中包括大所审计46 个观测量，非大所审计85 个观测量，做到均衡的配比。
四、实证相关性分析
将排在前十位的国内审计事务所定义为大所，在spss 中取值为1，非大所取值为0，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1 为高质量的审计，0 为一般质量的审计，为了排除其他审计因素干扰，数据选择中，均选择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数据。同时将股权融资成本和债权融资成本分别导入spss，分析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的相关性。
假设H1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为负相关关系；假设H2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为负相关关系。
（一）审计质量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
1．第一步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考察大所审计和非大所审计对股权融资影响的方差显著性差异。结果如下：大所与非大所的两组数据的关系，F 值对应的显著性概率为0.705，大于0.05，因此接受方差相等的原假设，然后再看方差相等时的T 检验的结果，T 统计量的概率为0.015，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T 检验的原假设即零假设。也就是说，由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和非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的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从样本的均值差的95% 置信区间看，区间不跨0，这也说明两个成本间的平均值具有显著差异。
2．第二步将对股权融资成本和审计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下：相关性可以看出，股权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0.254，即股权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数为0 的假设成立的概率为0.017，0.017<0.0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在5% 的显著性检验上认为两个变量是相关的。
（二）审计质量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1．我们依然采用spss 作独立样本T 检验，考察是否大所对债务融资即利息费用占比的影响，观察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分析如下：大所与非大所的两组数据的关系，F 值对应的显著性为0.000，小于5%，拒绝方差相等的原假设，可以认为由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和非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的方差存在显著差异；然后看方差不相等时的T 检验的结果，T 统计量的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T检验的原假设即零假设。也就是说，由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与非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的平均值存在显著的差异。此外，从样本的均值差的95% 置信区间看，区间并不跨0，这也说明两个成本间的平均值存在显著的差异。
2．对债务融资成本和审计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债务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0.409，即债务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数为0 的假设成立的概率为0.000，0.000<0.0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在5% 的显著性检验认为两个变量是相关的。
五、研究结论及局限性
以上的研究证实了H1 和H2 假设，即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具有负相关关系，原因可能为，影响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因素很多，如金融环境、国家政策、市场微观结构的不对称性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因而使得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不具有单纯的线性相关关系。也有前人指出，较高的审计质量能够降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较高质量的审计报告的披露，可以方便市场参与者获得准确的高质量的信息，从而降低投资风险，增强投资信息，最终影响融资成本，即审计质量先通过影响信息的对称性，从而信息情况影响了公司的融资成本。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较高的审计质量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进而利于企业融资，开拓市场，较快发展，而保持事务所的独立性对于高的审计质量必不可少。因此，如果企业想要降低本公司的融资成本，聘用高质量的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本文在选取数据上，选用了深沪地区的部分股票，因此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选择相对简单，在日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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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审计论文篇9
1、对县级政府性债务的危害性认识不够，制度落实不到位。县级政府部门单位在借款、贷款筹集资金时或财政部门为其他部门担保时，缺乏风险分析，往往只强调项目建设和重要性，很少考虑到由此而形成的债务及风险，特别是由此而引发的或有负债和或有风险，县级政府债务的危害不能引起大家的高度的警觉，为日后出现偿债困难埋下隐患。同时在思想认识上也没有真正到位,以致在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机制上应付了事。如某县政府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通知》，并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应当说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在制度的制定和贯彻上已基本落实到位。然而，据调查了解，目前对政府性债务管理还停留在制度上，并没有按照所制定的管理办法去加强和改进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2、信息失真，难以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口径滞后于债务形式多元化发展趋势，债务数据统计不完整。主要原因，一是现在还没有对政府性债务做出明确的、可操作的债务统计口径，同一个地区出现不同的数据；二是，由于政府各部门或单位对债务各自为政，多头管理，从而形成各类债务管理上的不一致，存在着各部门和单位出于各自的利益不愿准确及时提供债务信息，人为因素降低了信息可信度。信息的不真实，不但直接影响了决策机构的科学决策，也影响了政府宏观管理和社会监督的效果。
3、管理职能缺位，责任不清。目前，在政府债务管理工作中，由于未建立起借、用、还和责、权、利相统一的管理机制，使得项目决策者、项目经营者、贷款偿还者未建立起责任关系，从而导致盲目上项目、争资金、重签约、轻管理现象的发生。由于前期工作不深入，论证不充分，项目投资规模控制不严，初审评估不够严谨；预算意识不强，预算执行刚性弱化，中途出台增加项目时有发生有的项目，造成投资规模难以控制。部分项目建成后，未能达到预期设计能力，不能正常运作。在偿还本息上，由于部分单位偿债意识不强和目前“财政全部兜底”的体制，加重了财政负担。
4、监控不力，缺乏事前、事中的严格监督。目前各部门、单位和投融资机构都拥有独立融资权，没有统一的债务规划和预算，擅自举借债务，短贷长投，甚至挪用转移资金等问题突出。债务资金的多口管理极易造成无口管理和管理失控。尽管设置了一些监督职能，也制定了多种监督制度，但因监督者没有掌握真实的信息和必要的手段，故而难以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容易造成债务失控现象发生。同时，债务资金缺乏人大监督，容易超出地方政府的财力可承受范围。
5、缺少预警机制，违约风险大。由于政府性债务是近几年才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所以各级政府尚未建立有效的债务预警机构；同时，由于债务无统一的、可操作的统计口径，债务预警的监控指标也无法运用。
6、投融资平台公司政企不分及监管缺位。
目前，某县的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存在着管理行政化、信贷资金财政化的现状，借款单位对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主要表现在这些公司的法人代是地方政府或部门单位的领导担任，在日常管理中多以行政管理为主，融资的来源大都是本级财政的暂借款。
二、充分发挥审计在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中的作用
审计应发挥其免疫系统的功能，在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中有所作为。
1、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现状需要审计监督
负债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诺斯悖论来概括：负债既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力量，又有可能成为人为衰退的原因。在保持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条件下，债务具有正效应，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反之，若政府债务不可持续，则其具有负效应，可能因地方政府债务所具有的偿还刚性要求，导致政府压缩支出，从而影响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地方财政风险的。但在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方面，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潜意识地自身保护，依靠其自身难以摸清其债务家底；在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中，各部门也很难有效监督本级政府的举债行为。所以，仅依靠地方政府自身是很难有效防范债务风险的。这就需要审计机关充分运用其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责的权力，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2、审计应当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中有所作为
近年来，审计工作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大，在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审计方法和审计手段等方面也得到了不断的更新，审计机关有能力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项工作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3、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以促进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监督的目的在于规范债务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维护财政资金安全。对欠发达地区性政府性债务的管理，不能停留在对相关数据的简单相加和比较的层面上，不能简单地把债务总数与地方财政可用财力的比数作为偿债风险程度，审计作为经济监督部门要从当地实际出发， 对债务的管理部门、债务使用部门、政府债务总量规模、组成结构、债务的贷款来源、债务的合理投向、债务的偿还渠道、债务的偿还期限、政府偿债能力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地、充分地分析和考评，针对目前地方政府性债务客观上存在举债形式多样、债务管理分散、各自为政的问题，导致地方政府对债务总体规模、存在的风险往往缺乏全局的掌控的现状，以充分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当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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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审计论文篇10
当前我国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正处于试点工作时期；而在理论方面，从现有的文献考证来看，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可供参考。所以无论是从实务还是理论方面来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都处于探索阶段。
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会计的联系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编制过程中应作为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进行编制和披露。国家资产负债表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之间，有着类似于企业财务报表体系中报表与各总账账户之间的关系。国家资产负债表即类似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则相当于一组名为“自然资源”的资产总账账户。两者既为“资产负债表”则在编制过程中免不了与会计和审计有密切的联系。分析这些联系有利于我们在会计和审计方面加强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相关的研究，从而促进其科学编制。
（一）与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联系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编制过程中要不可避免地借鉴企业资产负债表编制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季曦等（2015）认为在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中应以复式记账原则为基础，采取权责发生制，并且认为该原则也适用于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编制。众所周知，以上两项原则是现代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从结构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使用了 “账户”这一会计工具来组成报表； 从构成要素看，不仅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均是会计概念，而且除自然资源资产之外的项目均可以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对应； 从表内的平衡关系来看，无论是“四柱平衡观”所支持的“期初资产存量+存量增加-存量减少=期末资产存量”即“资产来源（类别）= 资产运用（占用）”的恒等关系还是“同体二分观”所支持的“自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源负债+自然资源净资产”或“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资本”都与企业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有异曲同工之处。
由此可见，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离不开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研究。会计专业人员和从业者应结合环境会计内容，进一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的会计理论和方法。
（二）与会计资料的联系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离不开大量准确的会计资料，会计资料是编制两种报表的主要资料来源。
从当前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所需数据来源看，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数据和企业披露数据。就矿产与能源相关数据来看，负有管理职责并能够提供各种数据资料的部门包括国土资源部、能源局、国家统计局以及海关总署，但是由于这些管理部门职责交叉、权限不明晰，造成我国的矿产与能源统计表数据缺失现象较严重，更有部分相关资料并不对外公布。另外，由于我国的环境会计也处于发展阶段，企业对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十分有限。目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比较完善的公司集中在国家强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16类重污染行业中。
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审计的联系
我国传统的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的重点在于经济发展成果、重大经济决策、改革创新、廉政建设等方面，然而在过去十几年间，各级领导干部对 GDP 和财政收入的盲目追逐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因此认真审视经济发展模式、重构政绩考核指标、完善领导干部任期责任审计工作势在必行。在此方面，地区在该领导干部在任期间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是也不难想到在结合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离任审计中将会存在种种问题，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是否准确可靠，审计人员的水平是否能达到审计工作的要求，审计结果中的资源环境破坏责任应如何界定等。
要解决以上预期问题，一方面要提高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质量，而当下试点工作尚处于基本的编制方法探索阶段，这将是未来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审计人员应不断学习，提高执业能力。最后对于审计结果中责任的界定，应随着离任审计实务的经验进一步明确。
三、对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展望
十后我国关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研究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相信在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随着专家学者们的理论研究的不断成熟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形成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摸清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及其变动情况。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信息基础、监测预警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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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审计论文篇11
一、引言
根据审计署2011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0年底，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余额占46.38%。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部分地区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隐患。并且，一些地方政府违规取得和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将债务资金违规投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或用于修建楼堂馆所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原因，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1）“财政体制说”，即分税制造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出现不匹配，财政收入更多集中于中央政府，而财政支出则更多由地方政府承担（Bird，1992；Inman和Rubinfeld，1996）[1][2]；（2）“宏观政策论”，即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完成国家的刺激经济的投资扩张计划要求的地方政府配套资金；（3）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机构繁杂，刚性支出过大（刘尚希和于国安，2002）[3]。然而，时红秀（2010）认为“财政体制说”和“宏观政策论”并未触及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因为仅2009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的债务融资就达3.5万多亿元，中央政府即便将2009年全部收入都转移给地方政府，也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要求[4]。并且，自2008年第4季度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资金除了有10%左右真正用于解决中央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之外，其余部分主要用于地方政府安排的建设项目（刘煜辉和陈晓升，2011）[5]。
现阶段地方债务的形成由被动的负债开支转为主动的债务融资，地方官员通过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绕过现行的《预算法》中禁止地方政府举债的规定，获取巨额贷款资金（龚强等，2011）[6]。并且，地方政府官员拥有过度集中的最终决策权和公共资源支配权，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在融资过程中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周黎安，2008）[7]。因此，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遏制地方政府官员利用权力过度融资的动机。审计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其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家义，2011）[8]。通过审计对经济权力的行使者进行监督和控制，防止经济权力运行中的异化，遏制腐败的发生，是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凸现的对权力进行审计监控的理念（蔡春和李江涛，2009）[9]。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尝试从地方官员权力异化和国家审计监管探讨其对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我国29个地区的2007—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官员权力异化越严重，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越快，债务风险越大。地方官员权力异化对我国地方政府负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国家审计的监管力度。国家审计监管力量越强，越有可能降低官员权力异化对地方政府负债的影响程度，进而降低地方政府负债增长速度和债务风险。结果表明，较强的国家审计监管力度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官员权力滥用和寻租行为，从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相比以往的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1）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所表现出的地域差异，本文从官员权力异化角度探寻了根源，拓展了现有文献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机制的研究。（2）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对官员权力异化的监控效果，丰富了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机制的研究。（3）发现国家审计监管可以降低官员权力异化对地方政府负债的影响程度，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为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的监管力度提供理论支撑。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假设与检验模型的提出；第三部分是样本与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是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测试；最后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研究假设与检验模型
（一）地方官员权力异化对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影响
公共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强制性力量，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能够支配资源是权力的终极价值所在。公共权力运行是一个典型的委托—关系，由于有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或产出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并且实施公共权力的是具有私人利益的官员。因此，存在着公共权力委托—失灵的潜在危险，公共权力天然具有异化为谋求私人利益的私人权力的“基因”（焦建国，2006）[10]。政府官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即权力异化（Shleifer和Vishny，1993）[11]。官员在运用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谋取私人直接经济利益的时候，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首先，地方政府官员与其他经济人一样，都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会有最大化预算支出的倾向（Niskanen，1971）[12]。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得到的回报除作为工资与奖金的货币收入和升职的机会以外，更重要的是隐蔽的货币收入或非货币收入。政府官员得到的这些收入是预算支出的增函数。预算支出越大，越能满足地方政府有关官员的权利欲望，官员的各种在职物质利益也越大，官员的支配能力、成就感等非物质效用也就越高。并且，预算支出越大，地方各部门官员掌握的资金量越大，也就有了更多的寻租机会，来为个人牟取货币或非货币的收入。预算支出的扩张机制在地方财政收入不能满足预算支出的需要时就会导致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唐云锋，2006）[13]。
其次，地方资源开发也成为地方官员个人控制权回报的主要实现途径。项目投资与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也是密切联系的。在我国地方政府的运作现实中，已经形成有项目就有额外收入的潜规则。项目资金规模越大，官员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也就越多。因此，地方政府官员试图随时把握机会利用所有可能的举债资源开启尽可能多的投资项目。为突破现有的资本预算约束，地方官员通过权力“资本化”，将辖区内拥有的资源通过权力运作转化为收入，即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土地抵押等途径，给政府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贷款（季燕霞，2009）[14]，导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激增。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1：
H1：地方官员权力异化越严重，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越快，债务风险越大。
（二） 国家审计对地方官员权力异化的监管
为解决因委托关系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问题，防止权力异化和寻租行为，必须加强对经济权力的监控。国家审计是确保经济权力正确行使的一种有效的监控手段（蔡春和李江涛，2009）。国家审计产生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确立，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其根本目标在于保证和促进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指特定的主体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则运用公共权力去经管公共资源并报告其经管状况的义务（蔡春等，2012）[15]。经济权力和经济责任具有对称性，委托人授予受托人对受托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力，履行受托经济责任的过程也就是受托人运用被授予的经济权力的过程。因此，国家审计对经济权力进行监控是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内在要求。Chennai（2004）明确地指出了对公共经济权力进行控制是审计的重要职能[16]。董延安（2008）提出经济权力审计控制实际上就是对拥有该职权的相关责任人进行制约和监督，以防止权力腐败。通过对公共经济权力审计控制整体效果和分项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国家审计对公共经济权力控制的整体效果较好，对公共经济权力控制的分项效果（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效果和预算执行权审计控制效果）也较好[17]。
我国审计监督制度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着重从经济权力相互制约的角度防止经济权力运行中的异化，遏制腐败的发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家义，2011）[8]。在各国史上，国家机关的分权和相互制约是普遍的规律。为防止政府官员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滥用权力，必须采取分权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把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进行科学配制。国家审计以监督政府财政收支为基本内容，实质上是对政府行政权的限制与制约。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认为：“审计总署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对于国会顺利地发挥作用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审计总署和其所拥有的审计调查权，国会在监督方面就无能为力。”（文硕，1990）[18]。因此，我们认为国家审计作为政府财政权的制约和监督机制，通过对经济权力的行使者进行监督，制约行政权扩张，促使政府官员按公开、真实和有效的管理目标来运用人民和权力机关所赋予的财权，从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2：
H2：国家审计监管力量越强，越能制约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异化行为，从而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三）检验模型
GLit=β0+β1FEEt+β2AUDITit—1+β3FEEit*AUDITit—1+β4BUDit+β5GDPit+Year+ε（1）
RISKit=β0+β1FEEit+β2AUDITit—1+β3FEEit*AUDITit—1+β4BUDit+β5GDPit+Year+ε（2）
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分别以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率（GL）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RISK）衡量地方政府负债行为。借鉴刘煜辉和陈晓升（2011）的指标，以各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性债务来衡量地方政府债务[5]。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通过财政拨款或者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再辅以直接或间接形式的政府担保，发起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的经济实体。是地方政府为绕开现行的政策障碍，满足对外融资需求的创新举措。根据审计署2011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0年底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49710.68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46.38%，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债务分别占63.12%、16.38%，真正能支撑地方政府用于偿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真实偿债能力将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及一般预算收入（刘煜辉和陈晓升，2011）[5]。因此，我们选取了各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负债的数据，将其加总作为各省地方政府债务的衡量指标。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率（GL）=本年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上年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总额。地方政府债务风险（RISK）=本年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
（2）解释变量
基于我们在本文的讨论，我们选取了以下主要解释变量：官员权力异化程度的衡量指标：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FEE）、问题金额处理率（AUDIT）、预算软约束（BUD）和本地人均生产总值（GDP）。
本文使用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间接衡量官员权力异化的程度。行政管理费支出是财政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的费用，是政府公权力机构行使职能时自身耗费的显性经济资源，构成行政管理成本中最核心的部分。政府行政管理费开支规模是衡量政府行政效率的关键指标。张军等（2007）用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并把它单位化（即除以公职人员的数量）来衡量地方政府治理的水平[19]。楼国强（2010）用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来刻画政府官员在公共支出中的自我约束程度[20]。杨宇立和钟志文（2010）用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政府的行政效率[21]，根据已有文献，本文用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衡量官员权力异化的程度。比重越高，说明政府行政效率越低，政府官员在公共支出中的自我约束程度越差，官员权力异化越严重。具体表现为，第一，政府管制和审批制度给予官员索要和收受贿赂的机会，拥有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政府部门可能通过设置较多的审批环节来获得更多的管制权力和寻租机会，增大腐败空间（Shleifer和Vishny，1993）[11]。第二，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可能增加冗员，加剧官员的官僚作风，而是腐败滋生的土壤（Banerjee，1997）[22]，越是的政府越有可能为了索要贿赂而进一步降低工作效率。
借鉴蔡春和李江涛（2009）的指标，本文以已得到处理的问题金额占应纠正问题金额的比例，即问题金额处理率（AUDIT）作为经济权力审计监控效果的变量[9]。针对审计决定中所提出的问题金额，被审计单位的反应程度代表了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权力进行监控的效果。所谓问题金额，是指政府审计发现的存在违规、管理不规范、损失浪费等现象，需要上缴财政、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归还原渠道、调账处理或自行纠正的金额。所谓已得到处理的问题金额，是指落实审计处理结果的过程中实际已上缴财政、归还原渠道、调账处理或自行纠正的金额（韦德洪等，2009）[23]。因为审计监管力度对政府官员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往往要在下一期才体现出来，所以我们选取前一期的审计数据。
根据已有文献，控制变量包括预算软约束（BUD）和本地人均生产总值（GDP）。Wildasin（2004）和Goodspeed（2002）认识到，如果地方政府面临着预算软约束，就有激励进行过度借款和财政支出，对其投资项目质量投入的关注则较少[24][25]。在中国的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兜底”预期形成的政府“隐性担保”机制使地方官员产生道德风险，易于为自身利益而在预算外大量负债进行投资。我们用政府预算外收入度量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程度（方红生和张军，2009）[26]，并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本文用本地人均生产总值度量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水平，也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考虑到时间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年份（Year）。
三、样本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7—2010年的面板数据，以各省发行城投债券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统计地方政府债务的样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2006—2009年的审计数据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2007—2010年、预算外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08—2011年，行政管理费支出、本地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此外，我们还对样本作了如下处理：（1）因为数据的原因剔除了、海南两个地区；（2）对于年鉴中没有披露的数据，本文按照遗失值进行处理；（3）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小于1%分位数与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令其分别等于1%分位数和99%分位数。经过筛选最终选取了116个样本数据，所有的数据处理采用stata10统计软件。
表1报告了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各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增长率的平均值（GL）为1.636，最小值1.052，最大值4.45，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的同时，各地区政府债务的增速差异显著。地方政府债务风险（RISK）的平均值为2.156，最小值为0.502，最大值为3.69，表明各地区偿债能力有显著差异，有的地区的债务已经超过了本地区的可支配财力，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官员权力异化程度（FEE）最小值为0.124，最大值为0.386，说明各地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差别比较大，政府官员在公共支出中的自我约束程度差异明显。审计问题金额处理率（AUDIT）平均值为0.662，最小值为0.06，最大值为1，说明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权力进行监控的力度差别比较大。预算软约束（BUD）的平均值为23.22。本地人均实际生产总值（GDP）的标准差为0.53，说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表1 基本描述性统计
注：GL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长率；RISK 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FEE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AUDIT是审计问题金额处理率；BUD是预算软约束的自然对数；GDP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表2报告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GL、RISK分别与FEE、BUD正相关，说明地区官员权力异化程度越严重、预算软约束越大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越快，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大。GL、RISK分别与AUDIT负相关，说明审计监管力度越大，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越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小。GL与GDP正相关，RISK与GDP负相关，说明地区经济越发达，债务增长越快，但债务风险越小。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不高于0.8，且以VIF进行的多重共线性检验也发现VIF值均不超过10，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表2 相关系数表
注：GL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长率；RISK 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FEE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AUDIT是审计问题金额处理率；BUD是预算软约束的自然对数；GDP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3报告了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在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FE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地方官员的权力异化程度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官员权力异化程度越大的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增速越快。这与研究假说1一致。官员权力异化程度越大，政府官员在公共支出中的自我约束程度越差，为获得更多的管制权力和寻租机会，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官员会有扩大预算支出和过度投资的冲动。在地方财政收入不能满足支出的需要时就会导致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FEE与AUDIT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审计的监管会弱化官员权力异化对地方政府负债的影响。这与研究假说2一致。即问题金额处理率（AUDIT）越高，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权力进行监控力度越强，越有可能降低官员权力异化对地方政府负债的影响程度，进而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可能的解释是审计人员通过查处被审计单位中存在的违规、管理不规范和损失浪费问题，对经济权力的行使者进行监督，促使政府官员按公开、真实和有效的管理目标来运用人民和权力机关所赋予的财权，从而约束地方政府负债行为。BU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预算软约束的程度越大，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越快。可能的原因是如果地方政府面临的预算软约束程度越大，地方官员易于为自身利益而在预算外大量负债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越强，越有可能通过负债筹集资金。
在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FE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地方官员的权力异化程度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官员权力异化程度越大的地区，地方政府越有可能不顾当地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和偿债能力的情况大量举债，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大。这与研究假说1一致。FEE与AUDIT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官员权力异化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将受到审计监管的约束。这与研究假说2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审计监管力度越强，越有可能揭露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和寻租行为，从而防止权力的滥用，抑制官员扩大预算支出和过度投资的冲动，促使地方官员按照本地的经济实力和实际需要融资，从而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越高，地区可支配财力越多，偿债能力越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小。
表3 回归结果
注： 1. GL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长率；RISK 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FEE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AUDIT是审计问题金额处理率；BUD是预算软约束的自然对数；GDP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显著
2.Hausman检验原假设为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备择假设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1、回归2的Hausman检验值分别为54.3和47.8，对应p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进行估计。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文结论的可靠性，我们采用审计案件处理率（CTA）作为审计监管力度的衡量指标.审计案件处理率是指已得到处理的案件数占政府审计移送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或其它有关部门处理的案件数的比率，反映政府审计移送处理的案件得到有关部门处理和重视的程度，是政府审计监管力度的重要体现。结果发现FEE与CTA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审计案件处理率越大，对地方官员滥用权力和腐败的威慑作用越强，更能弱化官员权力异化对地方政府负债的影响。结论没有显著变化。
注：1. GL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长率；RISK 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FEE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AUDIT是审计问题金额处理率；BUD是预算软约束的自然对数；GDP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显著
2.Hausman检验原假设为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备择假设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1、回归2的Hausman检验值分别为35.3和36.5，对应p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进行估计。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意义
本文以我国29个地区的2007—2010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权力异化程度和国家审计监管力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权力异化越严重，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越快，债务风险越大。地方官员权力异化对我国地方政府负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国家审计的监管力度。国家审计监管力量越强，越有可能降低官员权力异化对地方政府负债的影响程度，进而降低地方政府负债增长速度和债务风险。结果表明，较强的国家审计监管力度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官员权力滥用和寻租行为，从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如下政策含义：（1）加大国家审计的监管力度，通过提高审计问题金额处理率和审计案件处理率，强化国家审计效能，对官员的违规行为形成警示甚至震慑的作用，规范地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从根本上减轻地方政府官员权力异化行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2）结合预算执行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金融审计、重大投资项目审计，推进对债务的常态化监督，约束举债权力，规范决策程序，促进构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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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审计论文篇12
1或有负债概述
1.1或有负债（ContingentLiability）
或有负债指以前的业务或事项形成的潜在任务，其存在须通过未知的不确定事项的产生或不发生予以证明；或发生的业务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任务，推行该任务不是很导致确定致使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便可靠地计量。财务会计准则文告第5号还对或有负债发生的种种可能性举行了判定。或有负债是指其终结果如何目前尚难确定，须视某一种事项是否出现而定的债务。它是因为过去的某种商定、允诺或某些情行而引起的，其结论不好确定，也许是要企业负责了偿的真正债务，或许不会成为企业的欠款。所以，或有负债只是一种隐性的债务，并不是企业当前真正的欠债。
1.2或有负债包括两种类型
一种是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隐性义务，其存在须通过未知晓的事物产生或不发生予以证明，如已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产品质量保障、应收账款抵借、追加税款等。另一种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地计量，如未决诉讼、仲裁、债务担保等。
1.3或有负债的特征
1.3.1义务性
既或有负债是公司的现时义务或潜在义务，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
1.3.2隐蔽性
从时间上看，该义务是由过去的即会计报表日以前的交易或事项激发，在会计报表日可能显现，但由于它是属于潜在义务，恰恰又仅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知悉，而且无法在会计记录中查寻，这就给发现和辨别或有负债带来很大的困扰。
1.3.3不_定性
这是或有负债最有标志的特性，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是否发生必需按照未来事项的实现来予以证明。因此在会计报表日，需要利用已有的材料证据对或有负债是否发生作出判断，从而在财务报告中作出恰当的处理。
1.3.4危害性
鉴于对外担保、财产抵押、诉讼纠纷等或有负债常具备金额大、后果严重等特点，是以一旦发生，一定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运行，给企业和投资者造成重大经济利益损失。
2或有负债审计的一般程序
或有负债审计可能会碰到两种情形：
（1）企业对或有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揭示和说明，这是要检查其反应的项目是否完整，内容是否符合实际。
（2）是企业没有加以说明时，审计人员可以根据掌握的信息建议企业补充有关的内容。
具体应把握住以下几点：
①审核企业董事会或厂长、经理关于经济活动方面的会议纪录，查验是否存在重要的经济合同、诉讼案件和对其他企业做出允诺等可能激发负债的经济活动。
②检查金融机构与公司间业务函件，审计是否出现因收票据贴现，因收账款抵借、背书负债等或有负债业务，需要时可向开户银行和有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发函询证。
③审计企业费用账户中的法律费用是否明显上升，据此可以发现企业存在的重大诉讼事项，也可以直接向企业的法律顾问询问。
④向当地税务部门核实纳税款有无争议，有歧义的税款是否纳入或有负债核算。
⑤向企业销售部门了解产品担保情况，并依据以往类似的产品担保引发的债务比重，估计该项或有负债的数额。
⑥应向主管财务的公司经理或企业领导签署企业或有负债均已入账，或在财务报表中有所揭示和反映的书面证明。
3正确认识或有负债
3.1区分开或有负债同其他或有事项
或有资产是指由过去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隐性资产，其存在需要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确定发生与否。
或有损失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损失。三者的差异之处在于，或有资产有可能给被审单位带来资产或利益，是一种潜在权利。或有损失可能给被审企业带来潜在损失，可能失去原有的权利，而或有负债则可能是新义务的增长。
3.2区分开或有负债和期后事项
期后事项是指发生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至财务报表提出日之间的重大事项。它和或有负债的最大区别在于：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已经发生且未来的金额不能准确地计量；而期后事项发生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而且一旦发生，就能切确地计量。
3.3遵循企业制度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制度》第144条规定：企业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但第141条又明确了或有负债确认为"预计负债"的规定：一是该义务是企业承当的现时义务而非潜在义务；二是该义务推行的很可能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三是该义务的余额能够可靠地权衡。同时符合以上三个要求，或有负债就应确认为“预计负债”而且要在会计报表上单独列示。
4或有负债的审计结论
对或有负债实施了一定的审计流程后注册会计师就可以根据所得到的审计证明，形成审计理论。不论出具何种建议的审计报告，只要或有负债对会计报表具有严重影响，注册会计师都理应增加说明解释段，提示会计报表使用者注意此类事项的出现。
参考文献
债务审计论文篇13
一、引 言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债务杠杆的作用是将可能被管理层滥用的现金流转移给债权人，达到有效降低管理层的可控现金流量并增强对经理层监督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债务治理效应[1-4]。此外，另一个热门话题是外部审计对公司问题的影响。廖义刚等（2009）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视角证实了独立审计能够降低公司债务成本，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若独立审计机制与债务治理机制并存，两者相互作用将会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5]。但已有研究也发现，债务虽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但最终外部审计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即债务融资与外部审计具有替代性[6]。显然，对于高质量审计与债务融资之间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此外，研究表明审计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并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是缓解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7]，同时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则债务治理作用越强[8]。那么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公司，高质量审计与债务治理的协同或互补关系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以我国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成本和效率视角，检验高质量审计能否提升银行借款的治理功效。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我国银行债务无法发挥治理功效的原因就在于预算软约束现象的存在，如田利辉（2004）认为由于没有相应的治理措施，虽然商业银行增大了政府关联公司的可控资源，银行借款的增加反而会导致成本的上升，这就意味着债务治理功效没能发挥作用[9]；金雪军、张学勇（2005）则发现，在2003 年以前， 债务融资会增加经理人的自由现金流进而增加公司成本[10]。然而，上述研究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2003年前，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自2003年开始的股份制改革已经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新一轮改革的开启，伴随而来的是国有银行日益规范的运作及不断增强的风险意识，可以预期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银行债务将逐步发挥治理作用，进而将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成本。
另一方面，银行借款一般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借款，相对于长期借款而言，短期借款需要在短期内不断地进行还本付息，因此公司会经常面临偿付本息的压力，这就迫使管理层必须约束其风险偏好，因而管理层相对来说难以滥用资金从事过度的在职消费活动和经理人帝国的创造 [11-12]，同时，由于长期借款的还款周期较长，债权人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远不如短期借款，加上管理当局缺乏还本付息的巨大压力，因而较多的长期借款反而更有可能激化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综上，提出以下假设1a和假设1b：
H1a：银行借款能够缓解上市公司的问题。
H1b：与长期借款相比，短期借款更能缓解上市公司的问题。
审计需求的信息理论认为高质量审计可以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并且能够通过传递信号达到有效配置财务资源的作用；王艳艳、陈汉文和于李胜（2006）认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有效制约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且经过高质量审计师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也更高[13]。那么高质量审计能否为债权人提供有助于进行债权监督所需要的信息呢？Houghton （1983 ）发现澳大利亚的信贷官进行信贷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胡奕明、唐松莲（2007）认为独立审计在银行贷款定价过程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因债务人财务杠杆及信息透明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14]；江伟、雷光勇（2008）发现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取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具有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和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显著[15]。因此，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需要对债务人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等阶段的持续监督，而财务信息在这一监督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根据审计需求信息假说，高质量审计能够显著地提升被审计单位的信息质量，因而也能促进银行债务更显著地发挥债务治理功效以进一步降低公司的成本。因此，提出假设2：
H2：银行借款对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问题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唐松等（2009）的研究认为，上市公司所在地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则公司债务治理的作用也越强 [8]。另一方面，关于制度环境和独立审计治理功效之间的联系，学术界有替代论和互补论两种不同观点。近年来很多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制度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独立审计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如Francis、Khurana & Pereira（2003）发现独立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机制，普通法系国家的公司对其有更高的需求[16]；Francis & Wang（2008）发现公司的盈余质量随着所在国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增强而提高，但这一关系仅在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中体现，而在非国际四大审计公司中，盈余质量和公司所在国的投资者保护程度并无显著关系，上述研究支持了互补论[17]。但Choi和Wong（2007）则支持了替代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独立审计的治理功能在法律制度较弱的国家更为重要[18]。总体而言，上述研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会影响独立审计治理功能的发挥。
陈信元、朱凯（2009）的研究表明，在发达金融市场中审计意见类型对融资约束具有明显的影响，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显著减少公司外部融资的平均成本，还可以使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所获得的审计意见类型，最终表现为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公司将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19]。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市场中，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力度较大，银行对债权人的监管动力不足，或者即便努力实施了监督行为，由于政府的干扰使银行也难以采取措施加强债务监督，审计意见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也不显著，此时高质量审计与银行借款之间不存在互补关系也不存在替代关系。综上，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挥强有力的监督作用需要依赖高质量审计所提供的信息，高质量审计和债务治理机制预期能够发挥积极的协同效应。综上，提出假设3：
H3：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若其处于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则银行借款对其问题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样本的选取
选取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1）剔除了金融行业和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存在行业特殊性；（2）剔除管理费用为负的样本；（3）剔除缺少财务数据的样本；（4）剔除无法判断控股股东性质的样本；（5）剔除主要变量处于1%和99%分位数之外的样本。最后样本为3617个，其处于金融发展水平高地区的样本1731个，处于金融发展水平低地区的样本1886个。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四、实证分析
（一）单变量检验
将全样本按照金融发展水平中位数分为金融发展水平高和低两组子样本，表1是对两组子样本主要变量均值和中位数差异的检验结果。表1显示金融发展水平高地区上市公司的管理费用率、长期借款水平、资本投资水平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更低，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提高效率；金融发展高水平地区上市公司变量sales/assetsit和aud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高于金融发展水平低样本组，这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效率并促使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2中Panel A 是成本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变量loa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银行借款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成本，这支持了假设1a；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高质量审计的介入将弱化银行借款的监督效应，这一检验结果并不支持假设2。进一步检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对成本的抑制作用，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变量sloa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借款相比长期借款更有助于降低公司成本，这支持了假设1b。此外，交乘项sloan×aud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lloan×aud的系数却显著为正，这结果意味着假设2依然没有得到支持。
Panel B 是效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4的检验结果显示变量sloan和lloan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银行借款无法显著提升公司的效率，意味着此时假设1a未得到支持。进一步考察高质量审计能否有助于银行借款发挥治理功效进而提升效率，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loan×aud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意味着就提升效率而言银行借款作为一个总体，高质量审计的介入无助于其提升治理功效；变量s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高质量审计与短期借款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并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这支持了假设2；变量l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随着高质量审计的介入，长期借款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表2的检验结果综合表明，银行借款作为一个整体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成本但无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效率，其中短期借款降低成本的效果高于长期借款，这一实证发现部分地支持了假设1a和假设1b；而银行借款与高质量审计的协同效应仅在短期借款中存在且仅有助于提升效率，这意味着假设2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支持。
将全样本区分为金融发展水平高和低样本组并使用效率模型进一步展开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仅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变量s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一检验结果总体证实了假设3，即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若其处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则银行借款对问题的抑制效果更显著，但这一效应仅在短期借款中存在且只体现为提高效率。
（三）附加检验
将全样本划分为法治化水平高和低两个子样本，并分别使用效率和成本模型检验高质量审计能否提升商业信用的治理功效。表4显示，成本和效率模型中变量bloan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为正，这表明商业信用的存在可以降低成本并提升效率；将全样本区分为法治化水平高和法治化水平低样本组后，仅有效率模型中变量bloan×aud的系数在法治化水平高样本中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法治化高地区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上市公司其商业信用提升效率的作用更强。这再次证明了独立审计职能的发挥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即处于法治化水平高地区的上市公司高质量审计与商业信用的协同效应可以显著提升效率。
（四）稳健性测试
为增加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分别使用十大①以及审计行业专业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测度指标，研究结论基本不变；（2）用总资产负债率代替银行借款率，相关检验结果基本不变；（3）改变将变量交叉相乘法，将样本分为雇请与未雇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分别检验两组样本变量loan、sloan及lloan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研究结论基本不变。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各模型中自变量的VIF值，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3，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五、结论
以2007～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成本和效率的视角检验高质量审计是否具有提升银行借款的治理功效。研究发现：短期借款与高质量审计间的协同效应有助于提升效率但无助于降低成本；此外，高质量审计与短期借款间的协同效应仅显著存在于金融发展较为完备地区的上市公司中。与此同时，附加检验的结果显示，高质量审计具有透过改进效率进而提升商业信用的治理效应，但二者的协同效应只存在于法治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中。上述研究结果揭示了高质量审计提升债务治理功效的路径和影响因素，表明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高质量审计和负债的治理功效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之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注释：
①依照中注协年度排名，处于当年度前十名的事务所则为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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