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论文篇1

在实践中，一些大型的垄断行业的企业并购案中，政治及国家安全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在此不作讨论，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中所讨论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是指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并购行为，而这种并购行为的行业局限于国内已有充分竞争，有望在世界占重要地位的家电、IT等竞争性行业。

1知识的分类

按照获取的方式及被转移的难易程度，知识可以分为显形知识和隐性知识。显形知识从文献、图表、文件、统计资料等渠道获得，可以编码，易于传播。隐性知识多存在于个人和组织的经验中，也涉及个人的价值观、背景和组织的建构、文化中，通常无法以编码化的方式存在，它的传递只能依靠个人的交流与沟通，因此获取困难，转移的难度也很大。

2并购中的知识转移

2.1并购目标选择中的知识转移

我国企业并购的对象一般为具有良好声誉的大型组织中的业务部门，知名的品牌和良好的渠道是收购目标的共同特征。通过并购，不仅能使企扩大知名度，开拓海外市场，还能在短期内迅速掌握核心技术，赢得核心竞争力。如明基对西门子手机业务的收购，可以使它完全获得西门子在手机领域拥有的1000多项专利，覆盖范围包括2G、2.5G和3G，仅核心专利就有几十个；真正使明基成为拥有核心技术的全球手机顶尖生产厂商。

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核心技术，提高市场竞争力，并借此契机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品牌以打开国际市场，迅速实现国际化战略，因此并购目标的选择主要围绕技术与渠道两个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首要特点就是我方虽掌握了控股权，但技术与管理却处在落后的一方，同国外大企业对我国进行的知识转移相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知识转移方向却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因此，相对于渠道来说，技术的转移是第一位的，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知识转移对象即并购目标的选择就应突出这一点。

而我国不少企业海外并购选择目标时却往往只考虑到品牌及渠道，对其选择的企业的知识准备考虑较少。我国企业作为知识转移的接受者，本应接受的最重要的知识却无法从知识转移的发送者——并购企业中获得，这为企业并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2.2并购后整合过程中的知识转移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针对80年代美国的并购热曾指出“公司兼并不仅仅是一种财务活动，只有在兼并后公司能进行整合发展，在业务上取得成功，才是一个成功的兼并”。企业并购的完成仅仅是一个开始，是否成功，要看企业能否成功整合，即要看知识转移是否成功。知识转移包括将知识传递给接收者和接受者加以吸收利用两个方面，因此成功的知识转移应是知识发送者高效率的把知识传递给接受者，而接受者充分的接受、理解、吸收、利用并创新所接收到的知识。如果知识没有被真正的吸收，知识转移就是失败的。企业并购方式的实施就是企业并购后的知识转移过程。企业并购后的知识转移是全方位的，因此决定了并购目的达成需要多种方式，在具体过程中需要多种手段进行保障。下面我们从知识转移的不同层面和转移阶段分别进行论述。

2.2.1知识转移的层面

根据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我们可以把知识转移分为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即技术知识的转移和企业其他非技术知识的转移，两个层面知识的转移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我们将在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中分别对两个层面进行具体探讨。知识转移的不同层面决定了并购中的不同方式的运用

2.2.1.1技术层面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核心技术，我们可以把这种海外并购看作技术并购，因此我们将着重从技术层面进行探讨。

技术并购是以获取目标方技术资源为目标的并购活动，技术并购后收购方获得了目标方的控制权，可以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对目标方的技术资源重新整合，是技术转移的最彻底形式，通过技术并购，将组织外部的技术资源转化为组织内部的技术资源。技术层面的知识转移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方面，其成功与否关系着并购的成败。

我国企业得到的多为图纸，数据等可编码化、用书面表达出来的显形知识，却忽略了隐性知识的转移。由于缺乏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在个人层次，并购目标的员工个人的知识、经验没有转移到并购后的企业中，甚至出现了并购后员工大量流失的情况；在组织层次，新的技术只是被机械的应用，没有被充分吸收并加以创新。最重要的技术并购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目标。

2.2.1.2管理层面

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一个特点是收购目标均为有很高声誉的知名企业，可见我国企业比较重视并购目标的现有渠道、良好品牌和管理经验。我们把这些非技术的方面定义为管理层面。管理层面的知识包括组织建构、组织文化、组织运作等所有非技术的知识。管理层面虽然不是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最主要部分，但管理层面的知识转移对技术层面的技术转移有重要作用。由于管理层面的知识转移不顺畅也导致了技术层面知识转移难度的加大。

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中，文化背景不同，组织文化也有很大差距，因此管理方面临极大困难。TCL的主管曾公开抱怨说，在欧洲让工人加班加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此外，中外在企业管理方式上也有差别，如中国企业讲究灵活性，此路不通就另寻他途，但西方企业讲究老规矩，往往是“一根筋”。双方在管理方面容易发生冲撞。

2.2.2知识转移的阶段

Gilbert和Cordey-Hayes将知识转移过程分为取得、沟通、应用、接受、同化五个阶段，如图1所示：

在知识转移前必须先取得知识，知识的取得可以来自组织内部的实践和创新，也可以来自外部的知识转移，知识的取得是多途径的。知识转移过程中需要高效的沟通，同时知识的取得也是一个沟通成功的过程。知识取得的目的是应用，只有在应用中检验所取得的知识，才能实现对知识的接受和同化。组织对知识的接受应是全方面的，只有组织的每个成员都认识到所接受知识的重要性，并加以消化，才能认为组织已接受了知识。若只有组织的少数成员能够加以理解，即使所取得的知识被应用到组织中，也不能视为组织已吸收了知识。同化相当于“创新”的过程，是知识转移中最关键也最难的环节，可将取得的知识加以应用和吸收后，将其融入到组织的常规与日常工作，使其完全变为组织知识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能够进行创新已获得新的知识。

Gilbert和Cordey-Hayes认为知识的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达到目标。而大多数组织停留在知识的应用和吸收层面上，无法使其成为组织的日常惯例，这样的知识转移是不完整的，可以说是失败的。

从知识转移的过程来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施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此环节上的失误导致了并购行为的不尽如人意。

首先，知识的获取失败，这是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失败的根本原因。以TCL并购汤姆逊为例，据外电说，对海外市场操作经验的空白甚至让这些进驻法国的中国人一时间不知所措，“中国方面的管理人员对于美国零售商的强劲需求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同后者直接开展过合作”。我国企业虽掌握了并购企业的控制权，但却处于知识转移中的接受者地位，因此国内的已有知识无法转移到海外，与此同时，本应从所并购企业获得的知识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相应的转移，这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后实际并没有掌握足够的知识，在知识转移的第一阶段——知识的获得就是失败的。

其次，沟通的缺乏。由于语言不通、组织建构不同、组织内部和中外文化差异等，并购后的企业普遍缺乏沟通，这导致了知识获取的失败，同时获得的有限知识也无法顺利转移。

技术的接受和应用是知识转移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沟通的缺乏，企业虽掌握了并购后企业的控制权，却并没有实现知识的完全转移，因此接受和应用的程度是有限的。这也导致了并购后企业在市场上并没有获得认可。联想并购了IBM的PC业务，虽并购目标本身是该行业的佼佼者，但消费者却普遍不看好，这就是因为企业对技术的接受和应用是有限的。

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就更是无从谈起，并购目标的知识并没有变为企业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成为新企业的常规与日常工作。TCL并购汤姆逊后的巨额亏损就在于没有能在技术和市场转变时做出有效的调整和管理。

2.2.3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Simonin指出组织差异程度、文化距离、知识传送者保守心态、知识接受者经验及信息技术运用程度等因素，会影响知识的转移与接收。Child(1998)认为企业间知识流动的影响因素有知识本身的转移能力、接受者对新知识的理解与吸收能力、合作成员的经验总结能力以及在组织间学习上存在的认知与情感障碍、机制障碍和沟通障碍等；而柔性组织结构、所有权特征、文化冲突以及母公司的积极参与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知识的获取。

对于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结合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经验，大致有以下主要因素。

2.2.3.1被转移知识的特征

知识可以分为显形知识和隐性知识。上文提到的两个层面中绝大部分的知识都属于隐性知识。由于显形知识易于转移，因此本文主要探讨隐性知识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前面已对两个层面进行了具体的的分析。

2.2.3.2组织的学习能力

知识的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组织的学习能力非常重要。陈菲琼提到，“容纳力”是指组织阶层学习他们的合作伙伴的能力，是在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基本信条，包括学习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机遇。重要的是指组织阶层的能力，资源的适用性，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组织的学习能力有三大障碍，即认知和情感障碍、机制障碍、沟通障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后，与并购目标方往往存在着认知和情感上的隔阂，组织建构的不同和沟通中的障碍使得沟通渠道不畅，因此新企业无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2.2.3.3接受者的经验总结能力

知识接收者是知识转移的重要环节，在海外并购中，知识接受者的经验总结能力异常重要。我国企业虽在国内已经过了充分的竞争，但对国际市场相对陌生，目前进行的并购为其实现国际化战略的开端，因此海外经验十分匮乏，这也是影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

2.2.3.4组织的所有权特征

通常的理论中，并购后的国内企业作为母公司在知识转移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从我国企业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及并购的目的上说，又是知识转移的接受者，这种错位正是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活动的特殊处所在。

我国企业拥有并购后企业的所用权，因此易于以我为主，忽视了来自于被并购方的知识转移，造成了知识转移的障碍。实践中，中国企业往往急于要将新兼并的海外企业变成一家中国企业，让企业领导层的一个小圈子决定一切，这既造成了知识转移的失败，又使习惯于自己承担责任的西方经理们大为恼火，破坏双方关系。

3有效进行知识转移的对策

(1)选择适当的知识获取对象。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首要目的是获得核心技术，因此必须选择满足这一目的的知识获取对象。否则，企业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掌握丰富的知识，最终只能归于失败。

海外并购论文篇2

由于风险很高，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超过65%的中国的企业海外并购都是亏损状态，而且这种亏损状态至今难以扭转，这种情况需要得企业家的重视。

对超过30个国家的490位企业高管进行的相应的调查和咨询，这些高管们认为，海外企业并购失败或者亏损最重要原囚有:一是整合管理不当。中国企业在并购时往往是重前端轻后端，对管理者方面关注不够。很多中国企业，都把并购决策作为管理的重心，对并购之后该如何整合管理，如何吸引当地核心的团队，如何进行相应的文化的融合，如何带着一种正确的视角来快速地进行了解和融入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环境等，都缺乏严密的管理整合方案。二是对并购交易的准一备不足，州是还有并购的战略失误。四是中国企业对并购企业的驾驭能力不足。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最集中的区域在欧洲、北美和亚洲发达国家相对集中的区域。然而中国企业对当地的国家复杂的法律、政治等的体系还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和了解，往往在并购过程中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挑战。中国企业的管理经验、管理能力和专业团队在驾驭这些被并购企业上还有相对的难度。我们做了横向对比研究，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投资，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海外并购主要是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对于日本而言，它的管理技能、管理经验存在相对的优势，囚此具有足够的能力掌控并购企业，也囚此成功扩展了海外资源市场。五是并购资金规模有限，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中国企业海外的并购和投资的中笔金额有限，超过60%的对外投资的中笔金额是在500万美金以下。这么小的投资金额，使投资企业对地方政府或被投资企业都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它的一些投资的策略不能够很好地融入被投资企业，也很难对这个企业的重要的经营管理的策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并购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交易程序，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法律，包括劳工、环境保护、国家安全、养老，医疗、解聘等等的要求，对此企业要逐渐做好面对困难和挑战的准一备，需要引入一个全面的风险管理的框架，将风险进行事先识另i1、事后评估和有效的管理，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海外并购达到既定的战略要求。

风险管理框架是以战略为导向的，在战略的导向之下，一个并购的企业需要将并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包括前期的策划、立项、调研，中期的并购实施阶段及后期的整合中所存在的一些挑战、困难、)双险，充分地运用风险管理的程序和工具对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应对和监控。

在这种风险管理的框架里面有两个核心部分:

第一，要有清晰的对外投资战略和风险管理战略。据我们了解，很多企业，特别是中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之前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对外投资的长期战略，往往是囚为海外金融危机才认为这是一个进行海外投资获利的好时机，仓促地进行了海外的投资，这样的企业不在少数。而风险管理战略就是帮助企业来逐步地了解、掌握、识别投资的机会，将对外投资做成一个长期的有序的工作。具体而言，在投资过程中，可以分两步走，首先在目标投资区域建立一家合资企业，通过合资企业来执行相应的收购程序，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地减少或者是规避一些政治的、法律方面的风险。接下来再进行并购。当然，这也只能在外投资战略的指导下进行长期的安排，企业并购不能操之过急。

第二，识别阶段性风险，准一备应对策略。企业要充分地识别在对外投资的各个阶段会有哪些主要的风险事项。海外投资可以简化为州个主要的实施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策划和立项阶段。主要的工作程序包括投资项目的筛选，合作意向书的签订，投资项目的立项，方案设计，可行性研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与目标公司管理层进行多轮次的、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尽可能地获取信息，了解目标公司的目前的经营状况，获取相应的数据报表。第二个阶段是实施阶段，包括对投资项目的方案审批，投资合同的签订、交割过户、投资款项的支付，尤其要注意到实施的操作过程中两国文化的差异，是否要聘请专业的公关公司加强形象管理等。最后一个阶段是整合阶段，也是挑战最多的一个阶段，主要的工作包括工资、组织架构的设立，核心人员团队的管理，企业、财务、税务、法规、合规体系的建设等。我建议采用重组计划，即将海外资源与中国国内资源相结合，将优秀人才和重要岗位相匹配，对公司的漏洞和滞后环节重新梳理，进行改造升级，重组计划需要明确各阶段的目标。当然，重组计划往往会涉及到当地企业的用工，需要把这个进行相应的政策的透明化，使当地的工会、雇工、雇员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你的重组计划，建立一个激励机制，挽留住核心人员。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哪些需要改进

在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框架时，我认为有四点是需要中国企业特别注意改进:

第一，尽职调查的完整性。尽职调查过程包括商业尽职调查、人力资源尽职调查、财务风险尽职调查、税务尽职调查等。每个方面的尽职调查都需要不同的专业人士来开展，每个方面的尽职调查对于企业来说都十分重要，都可以帮助企业事先对大量的严重风险进行识别，进行有效的防范。比如人力资源尽职调查，每个国家的劳工法律不同，很多公司需要承担被并购公司员工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如果这个信息没有得到揭示，会极大地增加公司并购成本。对于中方企业，尤其是并购的公司在l0多个国家拥有几十家工厂、甚至是几百家工厂，需要了解的信0、就越多，尽职调查就越复杂，面对的挑战就越大。对于财务调查和税务调查，需要注意的是，要确保这家企业是否还有未付的税款。

第二，对不可抗力的规定必须细致严密研究。对于并购来说，要对合同条款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规范，这需要专业的海外法律人士的协助。任何一份合作协议文件里，即便出现小小的问题都有可能带来损失。不可抗力要严格地罗列所有可能产生的影响，除了战争、自然风险、海上风险以外，还应包括一些罢工、劳动争议、停工、冲突、恐怖行为等。每一种可能情况都要将它尽量细致地规定在合同中，从而对己方产生足够的保护。比如中资企业在非洲国家进行投资，就很有可能遭到当地反政府暴力的影响，项目在目的地被劫掠，被烧毁。但是如果在合同中只把战争、自然灾害规定为不可抗力，而当地政府如果没有将这一次的反政府暴力宣布为内战，整个事件是否能被划为不可抗力的范围就面临不确定性。

海外并购论文篇3

而影响并购企业的融资财务风险的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从外部来看，(1)是市场环境因素。资本市场是企业并购中迅速获得大量资金的重要外部平台，融资方式的多样化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都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成熟。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方式有限，企业融资大多以银行贷款为主，融资成本不容易通过多种融资槊道降低。而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导致融资程序比较复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融资的成本与风险。(2)是政策因素。在海外并购活动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海外并购给与政策或资金上的支持。我国政府积极参与海外并购融资政策的改革，在政府的支持下，银行贷款成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的重要来源，因此，政府贷款利率政策将直接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高低。

从内部来看，首先是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包括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两方面。内源融资能力主要取决于该企业可以获得的自有资金水平及有关的税收折旧政策等，一般内源融资资金成本较低。但受企业自身盈利水平的限制，而且过多的运用内源融资，往往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外源融资能力主要指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等融资方式，取决于外部融资渠道的多寡、企业的获利能力、资本结构及市场对企业的态度等。其次是融资结构。包括企业资本中债务资本与股权资本结构。债务资本中包括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结构等，企业融资结构是否合理。是影响融资风险的一个主要因素。当并购后的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时，实际经营利润率小于负债利息率时，就可能产生利息支付风险和按期还本风险。在以股权资本为主的融资结构中，对外发行新股意味着将企业的部分控制权转移给了新股东，如果普通股发行过多，原股东可能丧失控制权，并购企业反而面临被收购的危险，而且当并购后的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时，会使股东利益受损。

2海外并购的融资风险控制

合理确定融资结构应遵循资本成本和风险最小化原则。并购融资结构中的自有资本、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企业在综合考虑融资成本、企业风险以及资本结构的基础上，应该以先内后外。先简后繁、先快后慢为融资原则。当前，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融资还面临着重重障碍，企业在积极开拓国内外多种渠道融资的同时，可以通过融资方式的创新，顺利完成海外并购。

(1)与国外企业结为联盟，寻找适合的跨国战略投资者，共同完成收购。目前，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多是独立完成，这对企业的融资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并使企业承担很大的财务风险。我国企业可以与海外企业合作，在利益上共享。这样既可以解决部分甚至全部的融资问题，也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需要。这种合作是双赢的，我国企业从中可以积累与海外公司合作的经验，通过结为战略联盟来共同完成并购，实现企业的战略性发展。中国化工集团旗下的蓝星集团便于2007年成功引入美国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作为其战略投资者，同时百仕通出资6亿美元购入蓝星集团20％的股份。百仕通对化工领域非常熟悉，了解这一行业的收购与合资机会，成为在蓝星集团的国际化道路上一个重要的支援力量，在今后的海外并购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引入百仕通后，蓝星成为具有一家国际背景的公司，一定程度上还可避免政治风险。(2)利用有形资产进行产权嫁接融资。利用有形资产进行产权嫁接融资是并购企业将自己拥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生产线、部门等嫁接于目标企业，成为目标企业的一部分，从而获得相应的股权以实现对目标企业的控制。2000年5月，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将其麾下的雷诺工业车辆公司的所有权全部转让给瑞典沃尔沃公司，沃尔沃公司则将其15％的股份增发转让给雷诺汽车公司。此外，雷诺汽车公司还在股市上收购沃尔沃公司5％的股份，使之成为沃尔沃公司第一人股东。雷诺汽车公司的产权嫁接融资利用有形资产作为并购支付手段实现并购，为大型并购融资尤其以小并大的融资提供了成功范例，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3)融资方式的多样化选择。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在企业的海外并购中，银行贷款也成为企业获得海外并购资金的主要渠道。同时，由于海外并购所需的资金数额巨大，只进行国内银行贷款往往不能足额筹集到所需资金，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融资时，多利用银团贷款。银团贷款又称为辛迪加贷款，是由获准经营贷款业务的一家或数家银行牵头，多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参加而组成的银行集团采用同一贷款协议，按商定的期限和条件向同一借款人提供融资的贷款方式。国际银团是由不同国家的多家银行组成的银行集团。对于贷款银行来说，银团贷款的优点是分散贷款风险，减少同业之间的竞争；对于借款人来说，其优点是可以筹到独家银行所无法提供的数额大、期限长的资金。即一般来说，银团贷款金额大、期限长，贷款条件较优惠，既能保障项目资金的及时到位又能降低建设单位的融资成本，是重大基础设施或大型工业项目建设融资的主要方式。

另一种运用比较多的是平行贷款。在不同国家的两个母公司分别在国内向对方公司在本国境内的子公司提供金额相当的本币贷款，并承诺在指定到期日，各自归还所借货币。平行贷款是两个独立的贷款协议，分别有法律效力，是分别由一母公司贷款给另一国母公司的子公司，这两笔贷款分别由其母公司提供保证，效果相同。平行贷款的期限一般为5至10年，大多采用固定利率方式计息，按期每半年或一年互付利息，到期各偿还借款金额。如果一方违约，另一方仍须依照合同执行，不得自行抵消。因此，为了降低违约风险，另一种与平行贷款非常相似的背对背贷款就产生了。背对背贷款是处在不同国家的两个企业之间签订的直接贷款协议。尽管有两笔贷款，却只签订一个贷款协议，这样就解决了平行贷款中的信用风险问题。

海外并购论文篇4

引 言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国有企业跨国并购态势开始下滑的背景下，日益壮大的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力军。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5年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继续领跑，较上一年增长46%，是同年国有企业交易数量的2.5倍。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是参与世界经济整合，获得企业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培育或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鉴于此，本文基于并购战略理论、价值创造理论与核心竞争力理论，综合构建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评价体系，以期为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经济后果作出客观评价。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海外并购作为企业对外投资、参与世界经济整合的主要方式，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益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海外并购更成为学术界争相研究的热点。Nicholson，Rekha Rao（2013）运用事件研究法对2000―2010年间印度和中国公司发起的269起跨境并购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境并购为印度和中国公司的股东创造了显著的财富[ 1 ]。MohammadFaisal，Ahammad（2013）以美国企业发起的130起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李克特量表法，要求被询问的并购企业高管将收益率、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资产报酬率、销售收益率、资产利用率、现金流量、每股收益和每股市价9个指标按照重要性从1―5赋值确定权重，加权平均获得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 2 ]。Min Du，Agyenim

Boateng（2014）以1998―2011年度中国企业发起的海外并购为样本，运用经市场与风险调整的事件研究法，对跨国并购公告日前后企业获得的标准化累计超额收益评价跨国并购为企业创造的价值[ 3 ]。孟然（2007）基于核心竞争力特性，从价值性、独特性、领先性和整合性四方面构建了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 4 ]。陈泽等（2012）以296个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为样本，分析17个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进而研究企业所有权性质与价值创造的相关关系[ 5 ]。顾海峰、谢晓晨（2013）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股东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五方面构建了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评价体系[ 6 ]。闫雪琴、孙晓杰（2016）以2001―2013年度中国海外并购企业为样本，构建出中国企业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的相关关系评价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并购方政治关联度一定时，政府干预度越高，其跨国并购绩效越低[ 7 ]。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倾向于直接运用事件研究法，通过股票市场变化进而对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进行研究；虽然国内学者对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评价体系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多数学者仅从企业财务绩效方面进行体系构建，从企业海外并购战略、核心竞争力出发，且专门针对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并购战略理论、价值创造理论与核心竞争力理论，综合构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评价体系。

二、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总体设计思想

价值创造能力是一种能为单位创造经济附加值的能力。对企业而言，要突显现在与未来发展的潜力，并通过经营效率、财务状况等显性成果间接反映隐形能力。其评价体系构建要基于现实与长远角度，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实施。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发起的海外并购是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以整合目标企业资源，培育具有异质性、不易模仿性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而核心竞争力理论同样强调企业价值创造来源于企业内部一系列具有独特性、价值性、难以仿制性特征的优质资源与核心技术，主要包括强调从企业外部获得竞争优势的竞争优势外生论与强调从企业内部培育竞争优势的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竞争优势外生论对民营企业通过横向或纵向海外并购扩大市场范围及提升市场地位，或是通过混合海外并购进入优势产业和分散风险的目的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从企业内部剖析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强调企业拥有的具有价值性、异质性、不易被模仿、延展性特征的有形或无形资源可以转化为能给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核心竞争力的主旨与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目标及价值创造能力的特点不谋而合，因此，以三种理论为基础综合构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体系构建原则

根据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特点，结合并购战略理论、价值创造理论与核心竞争力理论，构建出一套科学全面的财务与非财务指标、动态与静态指标、长期与短期指标相结合的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评价体系，构建原则如下。

1.系统性原则

并购作为企业的一项发展战略，具有长期性特点。这就要求对企业并购价值创造能力的评价既要考虑近期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基于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相结合的特点，视企业并购为一个系统，在构建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评价体系时，一定要将企业的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使评价体系成为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的有机整体。

四、提升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的建议

（一）加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一直以来民营企业都面临着审批难、融资难等资金不足问题，导致许多民营企业被迫放弃大额海外并购的投资机会。政府要加快金融体系改革，鼓励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提供贷款服务，以及完善国内资本市场运行机制。

（二）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法规体系

与发达国家完善的海外投资和海外风险保障法律体系相比，我国对外投资制度明显不完善。政府应结合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切实需求，汲取发达国家海外并购法律体系的精华，构建一套专门针对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体系。

（三）制定科学合理的海外并购战略

并非所有民营企业都适合海外并购，对将进行海外并购的民营企业而言，需要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途径，要科学评估企业所处行业的前景与发展方向，慎重考虑是否需要进行海外并购，不要一时冲动，盲目跟风，充分作好并购后的协同效应预测。

（四）重视并购后的资源整合工作

并购后的双方能否完成资源整合工作，不仅是并购成功的关键，也是并购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仅仅签订并购协议只是海外并购的第一步，并购后的整合才是海外并购的主题，尤其要重视文化整合、人力资源整合和财务整合等。

【参考文献】

[1] NICHOLSON R R. The motives and performance of cross-border acquirers from merging economie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firm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3，22（6）：963-980.

[2] AHAMMAD M F，Glaister K W. Pre-acquistion evaluation of target firm and cross border acquisition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3，22（5）：894-904.

[3] DU M，BOATENG A.State ownership，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value creation in cross-border mergers & acquisitions by Chinese firm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4，24（3）：430-442.

[4] 孟然.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2007（6）：125-131.

海外并购论文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05002

0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经济行为。一方面我国继“引进来”战略以后，倡导“走出去”经济发展战略，为了中国企业更加顺利的实施海外并购，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另一方面由于美欧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而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中国具有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企业的参与。海外并购作为企业迅速获得市场份额和优势资源等的发展战略，得到中国企业的青睐。截止到2014年上半年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金额达到378.19亿美元，比去年环比增长211.3%。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并购都达到了企业的战略目的，超过一半的并购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财务风险作为企业并购过程中的最重要风险之一，贯穿于并购活动的始终。无论是投资、融资、分配等企业的各项财务管理活动都需要对财务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控制。进行海外并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同国别之间的差异都会使财务风险的管理过程更加困难。国内外许多学者在研究海外并购风险时，大多数是基于整体风险框架研究或者单一案例研究，对每种风险研究并不深入，本文对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研究时，更加侧重于对财务风险的识别、度量和控制；对于财务定价的财务风险，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进行有关财务风险的分析，试图从一种新的角度来阐释财务风险，并为企业在并购实践中提供新的分析财务风险的工具。

1 文献回顾及本文的理论框架

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胡克（2000）研究指出，企业并购融资后的偿还能力减弱是财务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杜晓君、刘赫（2012）认为财务风险主要来源于企业并购中的融资、支付和定价。赵宪武（2012）文中指出，并购融资引起的并购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化是导致企业产生财务风险的主要原因。全红雷（2014）在文中指出财务风险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因金流不足、债务负担过重。

对于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控制，国外有学者建议根据被并购企业公开的财务数据进行计算并预测其价值和财务风险的程度。为了减少对被并购企业价值评估的失误，国外学者建议可以采取换股的支付方式减少并购中的财务风险。还有很多国外学者采取统计模型的研究方式对财务风险进行预测并提出对策建议。国内学者陈共荣（2002）文中指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控制财务风险的根源。李德平（2005）研究指出规避财务风险的最根本途径是保持并购后企业有平稳增长的现金流。唐炎钊（2008）通过分析企业并购财务风险，提出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包括并购前的价值评估、并购中的对价融资方式选择以及支付方式选择等。周路路、赵曙明等（2012）认为企业并购以后的重组和整合非常关键，并购活动中的决策者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尽可能地降低企业并购财务风险。袁天荣、杨宝（2013）基于整体风险框架研究，将财务风险的控制分为现金流充足控制、收益率保证、偿债能力保证。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三位经济学家提出信息不对称理论，而在企业的海外并购中，信息不对称体现的更为显著，并购和被并购企业处于不同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更加棘手。博弈论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体在进行决策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满足自己利益最大的条件作出最优决策的理论。企业海外并购的双方可以视为博弈主体，并购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可以视为双方的策略或行为。双方在并购中都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且参与一方做出决策会影响对方策略的选择。

可以看出，企业海外并购的整个过程虽然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风险评估控制难度，但是可以利用博弈论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帮助并购企业减少和控制风险。

2 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种类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在对财务风险进行分析时，采用常见分类方式将财务风险划分为目标企业的估价风险、融资和支付对价方式选择风险以及并购后财务整合风险。可以看出，识别被并购企业真实价值并对进行正确估计是海外并购财务风险识别和控制的第一步。

3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被并购企业价值评估

3.1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并购过程

在进行外海并购时，被并购方对自身企业了解比并购方多，所以并购方一般在博弈中是信号的接受者，被并购方是信号的传递者。双方对并购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整个并购过程博弈的存在。

进行海外并购是一个双方进行多次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由于信息的传递，在整个过程中先行动者的行为会对后行动者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所以将并购过程看做是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过程。

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参与并购企业双方是博弈的两个参与主体，主体其中一方先行动，其行动结果会作为信号传递给后行动参与者。无论是那方先行动，其在选择策略时都是基于双方各种信息下的自身利益最优，并会考虑对方对该策略做出的选择。后行动方接收信号后，进行分析，调整自己的策略选择。然后循环该博弈过程，直到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3.2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价值评估假设

并购方根据自身企业发展的战略计划，并对拟并购企业已披露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提出并购要求。并购方对披露信息进行分析时，信息是否真实有效、市场传递是否充分、分析是否合理都会影响并购方的判断。并购过程中信息不断披露，并购方不断改进并购估价参数，最终获得相关参数并选用一定评估模型对其价值进行评估。

根据以上并购及价值评估过程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1：参与主体为并购方和被并购方，双方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用字母A1、A2代表参与双方；

假设2：被并购企业真实经营绩效分为好、坏两种；用Pg、Pb表示；

假设3：被并购企业报价有高低两种，分别用Bh、Bl表示，这里的高低是相对于被并购方经营绩效的好坏而言；且概率为P（Bh）=P1、P（Bl）=P2，易知P1+P2=1；

假设4：被并购企业的真实价值为价值高和价值低两种，用Vh和Vl表示；易知Vh>Vl；

假设5：最终并购方可以根据自身估价和对方报价的比较，选择并购和不并购。假设并购为策略M1，不并购为策略M2；

假设6：若被并购企业绩效差但预高报价，需要对企业进行包装，成本为C1，；若并购企业这种行为并发现，即并购企业选择不并购，其会受到相关部门和国家惩罚为C2；且假定一旦并购失败，被并购方会破产倒闭，成本C3；

假设7：若并购成功，被并购方绩效好时并购方因为并购未来收益会增加IN1，绩效好时会增加IN2；

假设8：双方受益的衡量用净收益指标。

3.3 价值评估过程博弈模型

在海外并购实务操作中，价值评估过程一般为：

（1）双方初步确定并购意向；

（2）并购企业根据被并购企业公开披露信息进行分析，确定其价值区间；

（3）被并购企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报价；

（4）并购企业对对方报价进行分析，对自己确定的价值区间做出修正；反复（2）到（4）的过程；

（5）并购企业根对方最后报价作出决策，选择并购或者放弃并购。

根据分析可知：

若被并购企业通过定价方式传递其经营业绩的好坏，那么并购决策过程就变得十分的简单。即被并购企业报价为高价时，其经营绩效好；反之其经营绩效差。并购企业可根据对方的报价选择并购或者不并购。

若被并购企业在经营绩效差时，还存在一定概率进行高价位报价，经分析可知，虽然存在并购失败被惩罚的可能性，但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得需求，被并购企业均会选择高价位报价。此时并购过程决策就变得十分的复杂。一旦并购失败，被并购方将承受更大的损失，所以基于博弈分析建议企业在进行并购报价时，应根据自身企业的经营绩效如实报价。

4 融资和支付对价方式选择风险的博弈分析

并购方选择进行并购，那么并购方融资和支付对价方式的选择便是企业进行决策的另一个博弈的过程。以融资方式为例，企业可以选择的融资方式有：内部和外部融资两大类。首先企业应在对本企业全面财务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最合适的融资方式。选择时，企业主要考虑的因素有：本企业各项活动创造的现金流、企业的中长期业务预算体系资金融资方式、企业的信用评级等。随着更加多样化、更加灵活的融资方式的出现，并购方在选择融资方式时决策也随之增加。所以整个融资过程是并购方金和资金提供者之间的博弈，双方的博弈信息透明度较高，博弈过程也较为简化。这主要是并购方对不同资金提供者的选择问题。

5 并购后财务整合风险的博弈分析

财务整合是并购后财务管理的核心，从财务的角度并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并购后企业的财务整合能力和整合风险的识别和控制。海外并购的财务整合与传统的企业财务整合有很大的区别。整合面临的财务环境更急复杂，财务风险更加广泛和多样化。

从博弈的角度分析和控制财务整合风险，从以下方面进行：（1）对并购双方企业进行整体财务目标的制定，确保整体利益最大的前提下满足个体的合理财务需求。（2）基于企业总体财务目标，整合企业总体财务资源，规划整体财务管理的各项活动，即融资、投资、经营、分配活动等。（3）为了整个整合阶段顺利进行，配备高素质财务人员，并制定完善的财务制度体系。

总之海外并购完成后必须从全球战略出发，从跨国公司总体战略出发，进行财务管理理念的更新，合理配置和使用各种有限的资源，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周绍妮，文海涛.基于产业演进、并购动机的并购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会计研究，2013，（10）：7582，97.

[2]桑一，刘晓辉.能源企业海外并购战略与风险识别分析――以中海油并购尼克森为例[J].财务与会计，2014，（01）：2021.

海外并购论文篇6

晚清关于海军购舰的记述相对较多、较杂，主要是私人的笔记和杂谈，具有代表性的有：徐建寅著的《欧游杂录》；李凤苞著的《使德日记》；曾纪泽著的《曾纪泽日记》、《使西日记》；郭嵩焘著的《伦敦与巴黎日记》、《郭嵩焘日记》等等。这些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梳理晚清购舰史的史料。

晚清关于购舰的记载，内容主要是购舰的经历、人物、舰船的优劣等等，而缺乏有深度的研究。

民国对于晚清海军购舰的研究，以池仲的《海军实纪・购舰篇》为代表，在《购舰篇》中，池仲较为详细的记载了晚清购舰的背景、经过、人事等诸多方面的史事，为晚清海军购舰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乃研究晚清海军购舰的必读之作。

除池仲外，孙正容的著作《清咸同间购轮还轮事件始末》对李泰国―阿思本兵轮案记载详细。民国赵尔巽等人编撰的《清史稿》中，志第一百一十有《水师志》，志第一百一十一有《海军志》，也是研究晚清海军购舰的重要史料。

由于时局动荡，民国时期关于晚清购舰的记载显示出少而贵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对于晚清海军购舰的研究逐步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

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姜鸣的《北洋购舰考》（《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罗肇前《李鸿章是怎样开始购买铁甲舰的》（《福建论坛》1993年第4期）、张家瑞的《李鸿章与晚清海军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周金明的《晚清海军建设始末》（《文史春秋》2002年第5期）、刘阵华的《晚清政府向西方购买舰船过程与其中的人事考察1874―1884》（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此外还有戚其章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贾伟川的《洋务运动时期海外军用设备采购的途径》等优秀论文。

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吴杰章、苏小东著的《中国近代海军史》、戚其章著的《北洋舰队》、张墨、程嘉禾著《中国近代海军史略》、张侠等人编撰的《清末海军史料》、海军司令部编辑的《近代中国海军》、陈霞飞的《中国海关密档》、姜鸣著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王家俭著的《李鸿章与北洋舰队》、陈悦著的《北洋海军舰船志》等对晚清海军购舰也有所论述。

这一时期，是晚清海军购舰研究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论著明显增多，研究人员不断增加，但是，研究并非做到了尽善尽美，仍处于一个初步阶段，仍有许多的问题没有深入，存在分歧和争议。

第一个分歧，购舰的目的。有的学者认为晚清购舰其实质是巩固清政府的统治，镇压人民起义。与此相反，一些学者认为，晚清购舰的主要目的是对外反抗侵略。

第二个分歧，购舰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晚清购舰性质是反动的，并没有起到捍卫国家和领土完整的作用。但是，一些学者认为，晚清购舰性质是积极的，是中华民族积极向外学习，捍卫我国领土的活动，虽然其也有“镇民”的目的。

第三个分歧，购舰开始于何时。《清史稿・海军志》记载：“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年筹海防，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文丰疏言购吕宋国船一艘，驾驶灵便，足以御敌。旋谕隶水师旗营操演，并谕绅商多方购置。是为海军购舰之始。” ①池仲在《海军实纪・购舰篇》认为，同治二年（1863年），天平轮船的购买“实为中国向外国购船之始” ②；戚其章在《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一文中认为，“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广州查禁鸦片。为了加强海上的防御，以防范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他曾从美商手里买进一艘1080吨的商船，改为兵船使用。这是中国购买西方船只的开端。” ③

关于这个分歧，笔者认为产生的原因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史料的收集整理不同造成的。戚其章强调最先购买外国船只，从目前史料来看当然是林则徐购船最早，可是按照传统史学界以1840年6月作为鸦片战争起点并作为近代历史分期的观点来看，1839年并非近代。《清史稿・海军志》的记载又太朦胧和模糊，到底吕宋国船买没买，买几艘，买的是商船还是军舰？如果买的是商船，则属于商业贸易的范畴，如果买的是军舰，则属于二国军事贸易活动的范畴，我们缺乏进一步的史料，难以考究。池仲在《海军实纪・购舰篇》中所提出的时间又太迟，天平轮船是军舰还是商船，也缺乏史料，难以考究。

第四个分歧，推动购舰活动进行的原因。贾伟川在《洋务运动时期海外军用设备采购的途径》一文中列出了十点原因，主要有：一、林则徐、魏源的推动和提倡；二、清政府高层的推动；三、洋务派官员的推动和尝试准备活动；四、镇压太平军的需要；五、外国侵略者的怂恿；六、自己造船损耗太大；七、列强对造船技术的垄断；八、李鸿章的个人因素；九、日本的刺激。戚其章在《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一文中认为购舰的主要原因有，一、防范西方侵略。二、调和阶级矛盾，镇压太平军。三、购舰较造舰省、快。四、防御日本。

关于这个分歧，笔者认为推动购舰活动进行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面的”，有“内部的”也有“外在的”。“复杂的”是指推动购舰活动的主体的复杂，既有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有清廷的普通官员，既有购舰活动的坚实者，也有购舰活动的投机者。“多面的”是指推动购舰活动的因素多，既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思想上的准备和动员，既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也有军事上的需要。“有内部的也有外在”是指晚清购舰活动是在中外二种合力作用之下的结果，清廷有购舰的需求，欧美列强则有出卖军舰并染指晚清海军的欲望，日本和欧美列强有侵略的欲望，清廷必然有防患未然的考量。欧美列强卖不卖军舰，又何时卖军舰，清廷买不买军舰，又何时买军舰，都是一种微妙而激烈的争夺。

关于国外学界的研究现状，由于作者学识有限，发现国外学者对晚清海军购舰研究的史论名著比较少，仅有英国人赫德的《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于晚清购舰活动有一定的论述。此外，德国的乔伟曾写过《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的近代化》一书，较为详细的叙述了德国克虏伯厂对晚清军事的近代化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一书，对海军的装备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注释：

①《清史稿・海军志》。

②池仲：《海军实纪・购舰篇》。

③戚其章：《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齐鲁学刊》，1982年02期。

【参考文献】

[1]《清史稿・海军志》.

[2]池仲：《海军实纪・购舰篇》.

海外并购论文篇7

一、企业海外并购相关概述

（一）海外并购的相关概念。

海外并购就是进行跨国兼并和收购，是指一国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标，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另一国企业的所有资产或足以行使运营活动的股份收买下来，从而对另一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实际的或完全的控制行为。

二、我国进行海外并购的理论基础

海外并购是一种对外投资，所以相应的理论基础应该包括对外投资理论和并购理论。下面将对这两个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一）对外投资理论。

1、垄断理论。这是最早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理论。经济学家海默在1960年发表的文章《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投资的研究》中，系统的阐述了该理论。由于现在的市场是不完全市场，即任何企业都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生产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市场份额，经营好的企业可以取得垄断地位，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海默在不完全市场的基础上提出，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主要有两种目的：一个是寻求最小风险最大收益；另一个是为了形成垄断优势。这种垄断优势来自各个方面，例如规模经济，，营销能力，生产工艺，市场份额等。垄断优势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可想而知，特别是这种跨国垄断，所以企业会为了形成垄断而进行跨国并购。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费农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出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关。文章提出，美国对外投资的竞争比较优势会随着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决定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间和流向。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产品的引入期、产品成长期、产品成熟期以及产品的衰退期，产品所处的不同阶段，其对供给和需求，对资源和市场，以及生产技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样就对应着不同的对外投资模式，同时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相同的产品在各国的所处的生命周期也会不一样，这样也为跨国投资提供了机会。例如美国经济发展最快，当该产品在美国属于产品的成熟期时，美国就会进行标准化生产，降低成本和节约运输费用，同时该产品可能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处于产品的引入期或成长期，需要大量的投资，这样美国就可能在该国并购一家公司并对其进行投资，这样对美国公司而言，可以达到规模经济和节约成本的效果。

3、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在1960年提出了“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该模型在不断完善之后，成为用来分析资本在国际之间流动而引起利益分配的主要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边际生产力在国际上要达到一致就必须要使资本在国际之间进行流动，这样这样的横向流动，可以使各国的资本使用成本趋同，同时提高各国的资源利用率，促进各国的生产和发展。因此，这样的跨国并购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

对外投资的理论还包括市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等，都能很好的解释对外投资，本文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二）并购理论。

1、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是否进行企业并购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价格机制被认为是“无形的手”，是进行资源配置最好的工具。但是企业时对市场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企业的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都是企业内部的组织对市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企业进行并购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当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时，并购就产生了。

2、市场势力理论。市场势力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并购就是为了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并购，特别是横向并购可以使竞争对手减少，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市场控制力，实现规模经济，同时该理论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会扩大企业势力。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企业要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国外市场，提高市场份额，通过并购的确是最好最快的办法，在以前的学者研究中也证实了，在跨国并购中，扩大势力范围的并购比例很高。

3、协同效应理论。协同效应主要指营销与销售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即该理论认为并购可以达到1+1>2的效应，在并购前两个公司的水平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通过并购将公司的潜力发挥出来。例如，一家企业知识生产衬衣，那么意味着冬天的时候企业的机器，厂房等都是闲置的，但是还是有折旧成本，如果通过并购一家生产羽绒服的企业。这样企业的设备就可以一年都运转，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这就是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也是并购的动因，并购后企业实力增强，在与银行借款时更有利于追求优惠的利率。

并购理论远不止这三个，还有残品供给理论，机会主义行为理论和风险分散理论等等。

（作者：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1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企业管理）

参考文献：

[1]张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

海外并购论文篇8

二、研究方法及案例介绍

（一）案例介绍

（1）失败案例―上汽并购双龙、中铝入股力拓。2004年10月28日，上汽与韩国双龙汽车达成收购协议，以5亿美元的价格高调收购韩国双龙48.92%的股权，后增至51.3%，成为其最大股东，这在中国反响很大，号称是“中国汽车企业首个跨国并购”。收购后不久，麻烦便接踵而来，中韩文化的冲突，让上汽最终无奈折戟韩国双龙，2009年初，双龙最终申请破产，这场耗时四年、耗费40亿元的跨国并购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尾。

（2）成功案例―吉利并购沃尔沃。2010年3月28日，吉利汽车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瑞典哥德堡成功签署收购协议，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轿车100%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包括相关知识产权），把总收入超过自己20倍的豪华车巨头沃尔沃轿车收入囊中。

（二）案例选择原因

在2002--2013中国企业年度有影响海外的并购案例中，之所以选择上述案例，原因在于：第一，上汽在并购双龙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考虑到韩国工会的因素，由于不了解不重视文化因素而导致这场失败，是跨文化管理导致海外并购失败的典型案例；第二，吉利并购沃尔沃作为成功案例当选的原因在于，吉利首先是一家私营企业，政府色彩比较淡化，其次吉利在并购过程中的各方面配合完美，具有高效的并购团队，是海外并购成功的典范。

三、案例分析

（一）失败原因分析

上汽并购双龙，看重的是双龙除对RV、SUV的研发独具优势，希望通过控股双龙获得其品牌知名度和制造技术，以找到通往全球市场的捷径。但在实际并购前，上汽并没有对双龙进行深入了解，双龙之所以会出售海外股权，主要问题在于其经营不善，上汽接手后并没有去触及双龙的最根本的问题，后续无作为。上汽注入资金后，甚至没有进一步进行整合，在并购中忽视中韩的文化融合。由于工会组织十分强势，罢工威胁屡屡发生。

上汽公司缺乏前期资料收集工作，盲目进行并购，对对方工会文化等跨文化方面认识不足，收购之后又不能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使得后期大笔投资打了水漂。

（二）成功原因分析――PEST理论分析

Political。吉利是一家私营企业，政府色彩比较淡化。同时吉利收购沃尔沃一事，瑞典首相表示欢迎吉利与沃尔沃最终结盟，中国政府也对此事持鼓励态度，在经济和政策方面都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对其成功收购起到关键作用。

Economic。受2008年金融风暴波及，西方各国经济普遍陷入衰退而福特公司也因此债务缠身，2008年9月，沃尔沃轿车在美国的销量骤降51%。于此相比，我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吉利汽车公司汽车销量在危机中保持增长。此时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正是吉利收购福特急于出售的沃尔沃的最佳时机。

Social。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前景远大，市场正需要像沃尔沃类的安全环保汽车，同时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人们会优先选择购买国产汽车。

Technology。我国汽车行业技术落后，在技术层面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国内市场急需引进高档车生产核心技术。

除去上述宏观方面的影响，吉利本身经验丰富，充分准备，考虑各种风险并做好应对措施等条件同样为此次并购增加了成功率。

海外并购论文篇9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选择海外并购作为“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以期做大做强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不论其并购的动机是什么，海外并购已成为重要形式。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无论是数量还是交易额都令人叹为观止。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额达569亿美元，并购数高达272宗。在如此高交易额、高并购数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率同样令人心惊，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十分之三的大规模企业并购真正创造了价值，即超过50%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都以失败告终。如此高的失败率令人深思，盲目的进行海外并购，不仅无法得到预期的价值，反而使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企业在进行决策之前，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都陷入困境？怎样并购才能发挥最大价值？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运用多案例分析，选取中国海外并购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意图找出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的主要原因，在以后的并购中可以引以为戒，真正实现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目的。

二、研究方法及案例介绍

（一）案例介绍

（1）失败案例―上汽并购双龙、中铝入股力拓。2004年10月28日，上汽与韩国双龙汽车达成收购协议，以5亿美元的价格高调收购韩国双龙48.92%的股权，后增至51.3%，成为其最大股东，这在中国反响很大，号称是“中国汽车企业首个跨国并购”。收购后不久，麻烦便接踵而来，中韩文化的冲突，让上汽最终无奈折戟韩国双龙，2009年初，双龙最终申请破产，这场耗时四年、耗费40亿元的跨国并购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尾。

（2）成功案例―吉利并购沃尔沃。2010年3月28日，吉利汽车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瑞典哥德堡成功签署收购协议，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轿车100%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包括相关知识产权），把总收入超过自己20倍的豪华车巨头沃尔沃轿车收入囊中。

（二）案例选择原因

在2002--2013中国企业年度有影响海外的并购案例中，之所以选择上述案例，原因在于：第一，上汽在并购双龙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考虑到韩国工会的因素，由于不了解不重视文化因素而导致这场失败，是跨文化管理导致海外并购失败的典型案例；第二，吉利并购沃尔沃作为成功案例当选的原因在于，吉利首先是一家私营企业，政府色彩比较淡化，其次吉利在并购过程中的各方面配合完美，具有高效的并购团队，是海外并购成功的典范。

三、案例分析

（一）失败原因分析

上汽并购双龙，看重的是双龙除对RV、SUV的研发独具优势，希望通过控股双龙获得其品牌知名度和制造技术，以找到通往全球市场的捷径。但在实际并购前，上汽并没有对双龙进行深入了解，双龙之所以会出售海外股权，主要问题在于其经营不善，上汽接手后并没有去触及双龙的最根本的问题，后续无作为。上汽注入资金后，甚至没有进一步进行整合，在并购中忽视中韩的文化融合。由于工会组织十分强势，罢工威胁屡屡发生。

上汽公司缺乏前期资料收集工作，盲目进行并购，对对方工会文化等跨文化方面认识不足，收购之后又不能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使得后期大笔投资打了水漂。

（二）成功原因分析――PEST理论分析

Political。吉利是一家私营企业，政府色彩比较淡化。同时吉利收购沃尔沃一事，瑞典首相表示欢迎吉利与沃尔沃最终结盟，中国政府也对此事持鼓励态度，在经济和政策方面都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对其成功收购起到关键作用。

Economic。受2008年金融风暴波及，西方各国经济普遍陷入衰退而福特公司也因此债务缠身，2008年9月，沃尔沃轿车在美国的销量骤降51%。于此相比，我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吉利汽车公司汽车销量在危机中保持增长。此时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正是吉利收购福特急于出售的沃尔沃的最佳时机。

Social。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前景远大，市场正需要像沃尔沃类的安全环保汽车，同时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人们会优先选择购买国产汽车。

Technology。我国汽车行业技术落后，在技术层面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国内市场急需引进高档车生产核心技术。

除去上述宏观方面的影响，吉利本身经验丰富，充分准备，考虑各种风险并做好应对措施等条件同样为此次并购增加了成功率。

四、启示与结论

在这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风险重重，前期准备必不可少，没有完美的事情只有完美的准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其次要建立有效的并购团队，对收购进行了充分的精心准备；同时，企业在海外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有效进行跨文化管理对于企业整合至关重要；最后，要了解和研究投资经营所在国当地的法律制度，同时也在提醒中国政府加大对私营企业的资金支持。

机遇与危险并存，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中要进行充分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熟悉被并购方的公司问题乃至其所在国的法律规范，真正实现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郝桂芝.上汽集团海外并购失败原因分析[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0.

[2]柴坤.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D].湘潭大学，2012.

[3]季永伟.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J].中国商贸，2012.

海外并购论文篇10

1.相关概念的界定

本文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定义为，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或者以其在目标国所拥有的的子公司，通过现金支付、从金融机构贷款、发行债券、收购股份或者是以股换股等其它方式，将海外另一个企业的整个资产或者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收买下来。

2.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综述

2.1国家层面

关于汇率因素的讨论。Froot和Stein（1989）通过建立模型得到结论：收购企业在货币上的相对强势将使其在对目标企业的收购中更具有优势。Harris和Rravenscraft（1991）用实证的方法验证了海外并购中的收益与汇率影响系统相关，并且发现美元越强势，则那些把美国企业作为目标企业进行跨国收购的收益就越高。Kang（1993）对日本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研究发现，日本企业的超额收益与美元的弱势呈正相关关系。

关于法律因素的讨论。Fan等（2009）以我国沪深两市的2765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发现，地区法律制度质量越差，地方政府干预越强，该地区的公司在并购纵并购的可能性就越高。现实中，新兴经济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还处于交易尚不发达、市场制度尚未成熟的发展阶段，不健全的法律和司法体系、较弱的市场监督力量及社会信任度是的交易双方间难以实施正是契约（Khanna等1997，2000；张维迎、柯荣住2002；Allen等，2005；Fan等，2009；Murrell和Paun，2010）

2.2行业层面

关于行业相关性的研究。相关性的概念始于Rumelt（1974）的研究，其将相关性定义为，相似的分销渠道服务于相似的市场，采用相似的生产技术以及相似的科学研究活动。并且相关性着眼于公司的内部经营活动，关注的是双方是否能够共享某些流程及是否存在技能转移的可能性。尽管Salter和Weinhold（1978）、Singh和Montgomery（1987）、Seth（1990）等都从理论上指出，相关性并购同时能获取共谋性协同效应（collusive synergies）、经营性协同效应（operational synergies）和财务性协同效应（financial synergies），非相关性并购只能获取经营性协同效应以及财务性协同效应，显然相关性并购比非相关性并购更能创造大量的股东财富，但是实证的结果并非如此。后来，Fan和Goyal（2000，2006）、Kedia等（2008）、Shenoy（2009）等根据进入的新经营领域与原有经营领域在产业链中的相互关系又将其细分为纵向并购、横向并购、混合并购。尽管公司多元化的研究焦点是多元化战略是否能创造股东财富（Martin和Sayrak，2003），但是实证检验公司纵向并购的经济后果，如利润、成本和产品价格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公共政策含义（Lafontaine和Slade，2007）。由于公司纵向并购封闭市场和提高竞争对手成本动机引起了反垄断当局和行业管制部门的高度关注，导致了大量的相应实证检验（Riordan，2008；Church，2008；Hortacsu和Syverson，2009；Pieri和Zaninotto，2010；Jain等，2011）。

2.3企业层面

关于支付方式因素的研究。海外并购有两种基本的支付方式：现金支付和股份（资产）支付。Travlos（1987）指出，并购企业的经理寻求最盈利的支付方式。如果认为企业的股票被低估，经理就会用现金支付并购；如果股票被高估，经理就会用资产支付并购。Pettway等人（1992）研究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并购发现：收购中用现金支付比用资产支付对并购着有更高的回报。Harris和Rravenscraft（1991）在跨国并购的研究中得出：用现金支付对目标企业也有更高的回报。可是，Eckbo等（1990）发现在加拿大的收购，混合支付（现金和股票）比单一支付可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

关于先前的国际化经历和并购经历的研究。收购企业先前的国际化经历会影响海外并购中的价值创造。Fatemi（1984）认为首次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会获得正的超额收益，不过其后来的一项研究（Fatemi和Furtado，1988）否定了这种观点，但是认为，如果收购企业在某些特定的国家首次投资，则会获得超额收益。Doukas和Travlos（1988）发现当企业多样化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时会获得一定得超额收益，但是若首次走出国门并购海外的企业，超额收益则不显著。Han（2002）通过对91家在中国投资的韩国企业的研究发现，有着足够多的并购经验的投资者比有着有限国际化经验的投资者能够获得更好的业绩。不过，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9）认为组织先前的并购经验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呈倒U型：短期内企业的并购经历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仍沿用以前的并购经验，则企业绩效将不升反降。

3.小结

国外学者对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结论主要立足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二十余年，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因此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可能不适合我国的国际情况。特别是交易经济学和产权理论都强调契约不完全性，但现有的实证研究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使契约是不完全的，也能得到较好的实施（Du等，2009）。然而，契约实施作用于法庭正是程序之外，即所谓的"法律阴影"之下，且，处于转轨阶段的我国目前交易尚不发达、市场制度尚未成熟，不健全的法律与司法体系、较弱的市场监管力量和社会信任度更使得交易双方难以实施正式契约（Allen等，2005）。即便如此，西方学者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检验模型，为我国学者围绕海外并购企业特征和经济后果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张仁华等（1997）、李映东和李继红（2005）、高维和（2006）、陈玉罡和李善民（2007）、李琼和游春（2008）等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对海外并购的概念、内容以及并购经济后果都做了许多有一的拓展和细化，但是他们都是单方面而未系统性地进行定性研究，且，所用样本量偏小，大多数都是对海外并购事件的案例分析，还不足以代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Han Kim.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s Around the World and Cross-

海外并购论文篇11

如果说，并购的签约仪式只是并购的上半场的博弈，那么，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并购之后的整合，就是并购的下一个难关，它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企业的头上。有数据显示，并购之后能真正达到当初预期的只有20%左右。

并购舞台的聚光灯下，如何整合已成为并购的另一场战争。不论是华能经验，还是“吉沃”融合，先行者的实践和第三方专家的实操方略及感悟，都是破解并购融合难题重要的参考药方。

华能之鉴

在并购三年之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新加坡大士能源公司基本可定义为“成功”，在此过程中，我们从中借鉴一些具体经验。

1

财务估值全面。华能国际在并购之初，对项目价值进行了综合评估，同时参照国际市场同类交易，运行可比公司分析法和可比交易分析法，通过市盈率模型、企业价值/EBITDA模型、企业价值/兆瓦模型以及当时亚太市场同类并购交易的兆瓦价值等指标对项目进行了全面分析，最终确定了项目报价区间。

2

合理安排融资。华能国际在收购新加坡大士能源时，设计出了最优融资结构，其中有：采用杠杠融资并购模式；保持壳公司积极稳健的资本结构；优化股本资金来源；合理配置公司融资额度；按照国际惯例充分发挥无追索权项目融资的优势。

3

在收购大士能源的案例中，华能国际充分利用项目自身融资优势，在新加坡本地开展项目融资，借助新加坡本地银行和国际银行进行融资安排，从而有效地规避了利息预提税。同时，在2009年华能国际对大士能源的重组和再融资中，由于部分并购贷款来自中银香港，华能国际借重组安排顺利将中资银行贷款行所属地由中国香港转至中国内地，从而使中资银行的利息预提税从15%降至了7%，充分发挥了中资银行的融资优势。

“吉沃”融合

并购后的整合工作也颇为关键。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沃尔沃汽车全球董事李东辉在谈到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的文化整合时就深有体会，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瑞典文化都要进行融合，毕竟沃尔沃是一家全球性公司，其管理层中既有德国人又有瑞典人、英国人、法国人等，文化融合就更加必要和关键。

对此，吉利在其拥有的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专门设立了全球性企业文化研究中心，聘请了近20位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香港和北京等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任研究员，以探讨和研究全球型企业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创造性的提出了“放虎归山”战略，要求充分尊重沃尔沃特有的经营方式和保持高端的技术和品牌的需求，同时也给沃尔沃建立全球一流水准的董事会和专业的经营管理团队提供必要的支持。李东辉认为，当前企业并购时需要注意的是，并购融合建议要在战略与人的层面上双管齐下。

其一，战略层面。对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比如戴姆勒和雷诺，其并购战略目标多集中于优化成本与协同效用；反观新兴经济企业，比如塔塔和上汽，却着力于通过跨国并购获取优势技术、拓展市场空间。

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新兴经济企业，无论其并购战略立足于哪一点，并购方都面临着融合战略层面的挑战，诸如：如何制定并购后融合战略，如何为融合战略设定战略目标，以及按照怎样的时间表推进融合战略实施。

其二，人的层面。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新兴经济企业，无论并购融合结果成败如何，其在并购融合过程中都面临着人的挑战。任何重大兼并收购在企业发展历程中都是一个充满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身在其中的人们（特别是被并购企业的管理层与员工）面临着心理与文化的双重冲击。

链接：并购融合建议

1、在并购交易结束前即开始筹备具有阶段性的融合战略；

2、摆脱融合战略的“并购方本位”主义；

3、选择一支具有文化包容性且能精诚团结的融合团队；

4、通过并购后的融合实现组织结构的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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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外并购已成为企业拓宽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途径，而发达国家企业因市场成熟更早的参与跨国并购活动，有关国际化经营、海外并购风险的研究也更深入和微观。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海外并购活动趋于频繁，有关海外并购风险管理的研究逐渐成熟，整体看来海外并购风险管理研究从时间序列上看分为三个阶段。

2.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1年到1970年，这一阶段产生了风险管理的概念、性质、内容，且提出了专门的风险管理职能的观点。1921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Knight在其发表的《风险、不确定性及利润》一书中认为风险是由不确定性因素的大小和收益函数的性质所导致的损失，并指出风险是一种可以测定概率的不确定性事情。所罗门.许布纳于 1930年在美国管理协会发起的一项保险问题会议上首次提出风险管理一词。1937年Coase从动因的角度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间进行纵向并购的目的在于实现市场交易的内部化，减少贸易中高昂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交易费用。1956 年的《哈佛商学评论》出现了风险管理的最早文章，拉赛尔.加拉尔建议进一步扩大风险经理人的权限，在企业中应该有专人负责管理风险的全职风险管理者，他们不仅要被动、消极地转嫁的保险功能，还要具有把潜在风险转化、提升为积极因素的事前风险管理功能。Tobin于1969年阐述了著名的价值低估理论，他认为并购公司在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的情况下认为被并购目标存在市场价值被低估的情况时，就会倾向将其并购并等待升值。

3.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风险管理发展迅速；随着海外并购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延伸，海外并购的风险管理理论也出现较大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初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企业并购经验的成熟，海外并购成为一些大型企业进行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布局全球经营网络的有效手段。海外并购风险也来源于风险和海外并购等理论的结合，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延展。1987年Porter以及1990Chakrabarti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并购企业在经营四年后普遍出现业绩下滑的现象，多半数的并购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1992年Anderson认为，随着跨国公司将更多资源投放于海外市场，其市场开拓和竞争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引发风险也不断提高；1992年开始研究者们开始了定性分析以外的定量分析，试图通过引入计量模型，客观的评估并控制风险。1992年Hwang量化测度了一些并购活动的政治风险；之后学者们对具体的指标因子与体系进行了研究，1992年Mille尝试构建了一个能调节多维度问题的国际风险模型 （PEU模型），通过向相关从业人员发放风险感知调查问卷的方法评测评风险，他在1993年设计了包含35个问题的问卷对拉美六国的企业做了评测；1996年BroutherS、Werner等学者基于PEU模型对荷兰448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并修订了新的PEUZ模型，他们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政府政策、宏观经济、资源和基础设施、产品市场和需求、竞争等5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4.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为上世纪 90 年代后，风险管理有了新发展，HaimeS于2007年提出了利用等级全息建模（HHM）的思想进行多层次识别风险的理念，使人们可以全方位地认识各种潜在的风险，并介绍了进行风险过滤的八重法则；2009年JohaathanMun等对各种海外并购的风险进行了蒙特卡罗模拟试验，通过设计风险模拟软件对风险进行量化分析，为测度海外并购的风险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参考方法。

同时在我国提倡“走出去”的大时代背景下，逐渐有部分企业走出国门收购海外企业，参与跨国经营，然而我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的战绩却不尽如人意，屡屡受挫。国内的研究者在借鉴外国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探讨我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识别与控制措施。

2004年叶建木、王洪运指出跨国并购会形成一条风险链，贯穿于并购决策、融资支付及整合三个阶段，分别是决策风险、融资风险和整合风险。海外并购企业首先要支付并购费用，接着是目标企业的买价，最后是增量投入资金，资金的使用贯穿始末，而且只有量的要求和结构上的要求同时得到满足，才能避免风险的发生。2006年汤谷良、胡佳超主要是从财务视角来分析海外并购风险。分为四类：并购动机风险、融资风险、业绩规划风险和制度风险。在每一类风险中都结合典型的海外并购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并且结合数据，从财务能力和管控制度等方面入手透视财务风险。2009年林源指出在中国海外并购20多年的历史中，道路异常艰辛，主要是面临很多风险，必须加以管控进行规避。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分析，分为外部环境风险和企业内部风险，前者有国家风险、法律风险、利率、汇率风险和产业风险；后者包括决策风险、融资风险和整合风险。最后强调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都要着手构建海外并购风险管控体系来防范这些风险。2010年李杰指出海外并购的主要风险有政治法律风险、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并购整合风险。其中，财务风险集中体现在并购支付方式与融资方式的选择两个环节。企业应遵循资金成本最小化和风险最低化的原则，选择合理的对价方式，实施并购支付对价。同时，并购企业要根据自身获得流动性的能力，对并购支付方式进行合理设计，满足收购双方的需要，降低并购成本和风险。2010年郭雪平指出在面对海外并购的严酷现实的同时要正视面临的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认识风险、机会风险、运营风险、客户风险、战略风险等。在诸多风险中，作者强调最突出的是法律风险，详细论述了法律风险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像信息披露风险、法律专业化操作风险、融资风险、财务风险和反收购风险等都有所体现，最终提出对策。李玉梅、桑百川于2010年指出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表现为在规模、并购主体、动因、领域和并购区域的变化，海外并购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和整合风险。尽管国内学者在风险识别与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的研究上已比较成熟但是在风险的测评与应对措施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结论

总体而言，现阶段风险管理的研究冲破原有理论对风险的狭隘理解和认识，进入整体化风险管理阶段，把风险看做一个整体来研究解决的是风险对企业的整体影响，是站在整个公司角度的风险管理，也称为全面风险管理，主要关注风险的对冲目的以及对整个公司价值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引出了风险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方向。其核心思想是：公司的风险来自很多方面，最终是所有风险联合对公司产生影响，公司只有从整体角度进行的风险管理才最有效。风险管理既包括了针对各个风险因子的风险管理活动，又开始从整个组织机构战略管理的角度，将各个风险因子整合在一起，从而进行全面风险管理活动。（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本课题得到贵州大学创新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21）支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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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由美国次债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股市面临严峻考验,海内外资产大幅贬值,国际银行业呈现新的格局,几家经过积极改革后上市的中资商业银行由于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程度不深,受国内监管机构约束较大等因素,凭借稳健的市值跻身世界银行业前列。面对着并购成本降低的巨大诱惑,中国银行业掀起一波海外并购的浪潮。

对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效率,本文将基于DEA方法的数据分析,通过是否参与海外并购行为的比较,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2基于DEA方法的银行海外并购效率研究

2.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主要来源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中国并购市场统计分析报告》、中国并购交易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权威的报刊、报告和网站,其中,各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主要来自该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

同时,本文还选择了另5家在考察期内未参与海外并购的国内上市商业银行构成参照样本组,对比发生跨国并购行为的商业银行同其他商业银行效率的差异。本文的数据处理是通过DEAP2.1软件完成的。

2.2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结合建立指标评价体系的简洁性、全面性、科学性、可行性原则,以及DEA模型对指标的要求,参考相关学者采用的投入产出指标。同时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尚不发达,核心业务依然是表内业务,即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本文拟选取总资产、总股本、营业支出作为投入指标,营业利润、客户贷款和吸收存款作为产出指标。

3研究结果及讨论

3.1单个样本结果分析

从单个银行来看,在技术效率方面,只有中信、浦发两家银行在5年中一直保持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这两家银行却未曾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海外并购活动。可以推测,中小股份制银行比国有商业银行保持更高的技术效率,这与国有银行规模过于庞大有关,机构冗杂反而造成了规模不经济。

3.2全样本结果分析

从样本总体情况来看,2006年到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作者推测,这与2000年以来我国银行业一直致力的改革和治理,以及2006年我国入世后五年的保护期结束,中国银行业开启全面对外开放有很大关系。而各项数据到了2008年又有所下降,海外并购效率明显低于2008年之前的并购,是由于金融危机增加了海外并购的风险,海外并购步伐有所放缓。面对着并购成本降低的巨大诱惑,中国银行业又开始掀起海外并购的新浪潮。

3.3海外并购效率的结果分析

2006-2009年参与过海外并购行为的五家银行的平均效率略高于未参与海外并购活动的银行。同时,2006-2007年,参与海外并购的银行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未参与海外并购活动的银行,可以解释为2006年起掀起的并购浪潮并没有给参与海外并购的国内银行带来明显有优势的效率提高；反而在2007-2008年,由于国际经济震荡的波及,参与海外并购活动的银行比未参与此行为的银行在技术效率值上下降得更多,可见融入到国际金融市场中给我国国内银行的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2009-2010年,当未参与海外并购活动的银行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处于上升阶段时,有过海外并购行为的银行的相应值却趋于下降。学界有一种解释认为,发生并购行为的银行以国有大型银行为主,大多处于规模经济无效的边缘,实施海外并购活动后,进一步增加了此类银行的经营规模,过而不及,反而导致这些银行不堪重负,效率降低。

4结论

通过对2006-2010年期间10个国内上市商业银行的DEA效率值的横向对比发现,参与海外并购的银行相较于未参与并购的银行,在效率上并未有明显的提高。而在纵向比较的过程中发现,参与并购的银行效率在实施海外并购后均一定程度的下降,可以得出,海外并购并没有改善银行的效率,甚至对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文章还存在种种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着眼于研究海外并购对银行的长期影响,不断分析完善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从而有效提出其他外生因素的影响,更好地研究海外并购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