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论文篇1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历史发展论文篇2

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i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士不可以不弘毅"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不杀士大夫"，而且"不欲以言罪人"。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历史发展论文篇3

一、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

20世纪初至今，外国档案鉴定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年龄鉴定论”、“行政官员决定论”、“职能鉴定论”、“双重价值论”、“利用决定论”和“宏观鉴定论”。

（一）20世纪初的“年龄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1901年提出的。他在担任德国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期间，以多年实践经验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档案鉴定的理论体系——包括六条一般原则和七条具体标准。他指出鉴定遵循的一般原则包括：第一，事关档案存毁的决定必须当机立断；第二，必须避免极端行为，既不要过于谨慎保存，也不要过于随便抛弃；第三，不要以抽象概念作为价值标准；第四，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16世纪以前的案卷不得销毁；第五，为暂时目的使用的案卷在目的达到后应当销毁；第六，一个永久性机构成立经过的案卷应当保存。他提出的鉴定标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内容；二是档案来源。

迈斯奈尔的鉴定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的著名思想并没定了具体的禁毁年限，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鉴定思想，改变了过去各国销毁古老文件、保留近期文件的习惯做法，带动各国相继制定禁毁年限，使历史档案得以妥善存留。其次，他第一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鉴定原则与标准，构建了一个鉴定理论体系，改变了过去各国对鉴定进行粗线条简单规定的传统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一次重大突破。再次，他第一次提出了档案来源是最重要的鉴定标准之一，强调不能把档案视为零散材料孤立地进行价值评判，而应以档案固有的行政关系为背景进行鉴定，全面考虑形成机关在政府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机关职能与上下级单位职能的关系。他的观点是对来源原则在鉴定领域适用性的首次肯定。

（二）20年代的“行政官员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HilaryJenkinson)提出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代表作《档案管理手册》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鉴定思想——档案人员不宜参与文件的鉴定和销毁，鉴定应由行政官员自行决定。一方面，他认为文件证据的神圣性是行政官员决定鉴定的基础，因为文件是行政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不能允许后来的加工整理者进行人为于预，否则文件的原始证据性就会遭到损害。另一方面，他认为档案人员参与文件鉴定至少会带来两种负面后果：一是档案人员在鉴定中的个人判断会玷污档案作为原始证据的神圣性；二是档案人员的干预也会妨碍档案保存目的的实现，不利于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对档案的利用需求。

行政官员决定论有其正确与合理的一面。因为档案文件不是档案人员形成的，也不为档案人员所用，其价值判定及存毁自然不能由档案人员单独决定，而应主要由文件的形成者和利用者决定。但是它将档案人员排除在鉴定工作之外，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第一，行政官员由于缺乏客观的历史文化意识，若由其单独自行决定档案的存毁，往往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行政官员难免会出于个人目的而刻意剔除、销毁甚至编造于己不利或有利的文件。第二，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保证档案的总体质量，因为行政官员不易准确把握销毁的“度”，既容易销毁过多，也容易销毁过少。第三，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充分发现与实现，因为行政官员站在机关的立场，难以从社会总体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断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行政官员决定论是一种古典鉴定观，现在看来已经过时。

（三）20世纪20～30年代的“职能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提出的。他认为应按照文件形成机关在政府机构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档案文件的价值及保管期限。换句话说，档案文件的价值大小和保管期限的长短与其形成机关的地位高低和职能重要性总体上成正比。据此，他把档案文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最高行政机关的文件，一般应永久保存；另一类是低级机关的文件，只需保存一定时期后就可以销毁。此外，他还提出了鉴定单份文件的标准，包括一般标准、法律标准、行政标准、历史标准、地理标准、替代标准和典型性标准等等。

职能鉴定论的进步意义在于发展了迈斯奈尔的来源鉴定思想，因为它不仅强调档案价值的鉴定与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直接相关，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形成机关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文件的价值相应就越大。后来经过实践检验，这一结论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遍性，但其局限性与片面性也很明显。因为不具体分析文件的内在价值，而仅从其形成机关的外在角度去鉴定难免有肤浅、粗放之嫌；而仅凭机关的地位级别来决定其档案文件的存毁和划定档案文件的保管期限则更有片面和武断之嫌。事实上，高级别机关的文件未必都有保存价值，低级别机关的文件也未必就没有保存价值。档案文件的价值特别是历史文化价值决不能仅仅由其形成机关的级别地位来决定，而应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具体分析。

（四）20世纪50年代的“双重价值论”

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TheodoreSchellenberg)提出的。他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鉴定理论——公共文件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一是对原形成机关的第一价值；二是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者的第二价值。具体来说，第一价值分别体现为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和科技价值；第二价值包括证据阶值和情报价值。其中，形成机关的行政官员对鉴定第一价值负主要责任；而鉴定第二价值则应主要由档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完成。

与行政官员决定论和职能鉴定论相比，双重价值论具有明显的进步与深刻之处。首先，谢伦伯格不是反对、而是大力主张档案部门及其人员积极参与鉴定工作，这不仅避免了鉴定的片面性，有利于全面发现档案的历史价值，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档案与现行文件的密切联系，为文件、档案的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正是谢伦伯格的现代鉴定观取代詹金逊的古典鉴定观的根本原因。其次，谢伦伯格不再把鉴定标准的重心单一放在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等外在特征上，而主张从文件自身属性与利用者需求的关系角度来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其贡献一是确认了档案价值是档案文件客体满足利用者主体需求的关系，真正揭示了价值的实质；二是把档案价值根据不同需求主体区分为两种形态，使认识更加深入。后来欧美档案学者正是依据文件双重价值形态的转化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谢伦伯格也由于在档案鉴定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被誉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

（五）20世纪60～70年代的“利用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档案学者菲斯本(MayorFishbein)、布里奇弗德(MaynardBrichford)和芬奇(ElsieFreemanFinch)等。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将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利用需求视为鉴定档案的最重要标准，鼓吹第二价值决定档案的根本性质。他们有的主张“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有的提出“鉴定既要考虑文献资源的长远利用，又要考虑学者的潜在需求”；有的更进一步指出“了解用户为什么和怎样接近档案将提供鉴定文件的新标准”。总之，这种鉴定观一切从利用者的角度出发，突出强调学者的需求是判断文件价值的决定性标准。

尽管利用决定论希望通过关注利用者的需求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合理性。但其局限性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一方面，利用决定论会使鉴定过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段性和非协调性。档案人员如果与学术市场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馆藏档案只限于满足狭隘的学术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利用决定论实际上破坏了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机联系，完全忽视了形成者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它使鉴定标准脱离了文件及其形成者本身，从而削弱了文件来源的重要地位，损害了文件在社会记忆中的真正价值。正因如此，利用决定论后来遭到了美国档案界的批评和否定。

（六）20世纪80～90年代的“宏观鉴定论”

宏观鉴定论是一个统称，主要包括“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文献战略”和“宏观鉴定战略”。

1.“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布姆斯(HansBooms)提出的。他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指出档案价值应当是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既不取决于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也不取决于谢伦伯格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取决于人民大众。他起初把社会公共舆论视为鉴定标准，但后来认识到这太过抽象而且不切实际，就将鉴定理论改进为“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90年代初，这一理论基本成熟，核心观点是主张档案应体现文件产生时期的社会价值，但这种社会价值并非直接通过研究社会公共舆论来确定，而是间接通过了解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这样一来，档案人员在鉴定时需要对文件形成者、特别是其职能进行全面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用明确的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复杂的社会价值，也才能使鉴定标准相对简单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总之，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社会价值。

2.“文献战略”。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塞穆尔斯(HelenSamuels)提出的。80年代中期，她针对传统鉴定方法的不足，要求改变鉴定过多关注文件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和文件的外在形式的做法，转而围绕某一正在进行的主题、业务活动或地域制定鉴定方案，特点就是要求以文件的主题作为主要鉴定标准。这就是“文献战略”。但北美档案界对文献战略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它的不足在于缺少确定主题的适当方法，适用范围较窄。后来塞穆尔斯也认识到这些不足，到90年代初，她将“机构职能分析”的观点引入了文献战略，使这一鉴定理论相对完善。调整后的文献战略认为，鉴定的起点不再是检验具体文件，而是分析文件产生的背景，特别是现代社会中面对机关频繁变动的现实。只有将鉴定的着眼点从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转向机关的职能，才能准确地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总之，“文献战略”的核心思想也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来判断档案的价值。

3.“宏观鉴定战略”。这种鉴定观是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Cook)提出的。他同样认为传统的鉴定理论需要革新，主张档案人员在鉴定前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过程，通过鉴定来准确反映社会发展趋势与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的有机联系。为此他于80年代末提出了“宏观鉴定战略”。这一鉴定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中的价值标准，提出应全面考虑社会结构、文件形成过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等多种因素，从而使鉴定的重点由根据研究目的判定文件价值转变为根据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结构来鉴定文件形成背景或文件来源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到1991年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得到实施，表现形式就是“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战略的基本思想是，档案应体现文件形成的相互联系，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得以体现。为此，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鉴定方法是以文件有机联系为基础、以文件来源为中心，要求分析和鉴定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这样一来，鉴定的着眼点不再是单份文件的内容或价值，而是生成文件的政府职能、任务或活动。这种鉴定观显然更加宏观，它超越了传统理论对文件内容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通过其形成机关职能、计划、业务、活动等所表现出来的“宏观联系”的关注。总之，“宏观鉴定战略”的核心思想同样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对档案文件进行宏观鉴定。

4.宏观鉴定论的共同点。上述三种鉴定理论之所以统称为“宏观鉴定论”，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

首先，它们都把档案鉴定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都认为档案价值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它们都不再局限于将档案价值单纯理解为文件客体对利用者主体需求的满足，而是将档案价值与社会的运行方式、发展动态紧密相联，视档案价值为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广泛的社会鉴定观。

其次，它们都超越了传统鉴定理论中的价值标准，转而强调职能鉴定标准。它们规定的鉴定着眼点都不再是具体文件，也不再是文件的内容，而都是文件形成者的职能、任务或活动。它们都认为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就是社会宏观职能的最佳体现。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宏观的职能鉴定观。

这两个共同点是上述三种鉴定理论的深刻与独到之处，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且呈一体化的宏观趋势。但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宏观鉴定在现实操作层难以具体化，要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鉴定标准难度极大，容易造成浮泛、粗放的鉴定结果。

二、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规律

尽管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论述角度与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还是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通常需要涵盖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前者是档案鉴定的理论依据，后者是档案鉴定的操作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深入分析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对档案价值和鉴定标准的认识发展，笔者认为具有以下两点规律性特征。

（一）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到全面、从狭隘到科学的特征

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表明，各国学者在不同时期提出的鉴定观都包含了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且他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行政官员决定论”把档案价值界定为文件对形成机关行政官员的作用，也就是谢伦伯格所说的“第一价值”。“职能鉴定论”也把档案价值理解为形成机关地位高低和职能大小的对应表现，强调的同样只是文件的第一价值。这说明，詹金逊和卡林斯基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较为片面的，这也正是他们鉴定观的重要局限。“双重价值论”对文件价值的认识开始从片面走向全面，不仅包含了第一价值，还兼顾了第二价值。这种全面、准确的鉴定观使谢伦伯格超越了前人。而“利用决定论”对价值的认识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暴露出过于强调第二价值而忽视第一价值的局限，也是一种片面的鉴定观。“宏观鉴定论”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将档案价值提升为社会价值，实际上不仅包括第一价值，而且包含第二价值。可以说，宏观鉴定论继承了双重价值论的精华，并且推动鉴定理论具有了一个更广泛的研究视野。

上述鉴定观的发展进程显示出国外学者对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走向全面，从狭隘走向科学的规律性特征。这不仅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是由文件和档案运动规律决定的。因为文件从作为形成机关行政管理和业务运转的管理工具到转变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档案，导致变化的根本因素还是文件内在价值形态的转化。随着学者们对文件和档案运动过程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他们对档案价值的揭示必然会更加全面和科学。

（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具有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特征

历史发展论文篇4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足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史文化遗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表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人类足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符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籍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人类还将自己的记忆能力“移植”到某些文化载体上，假借与先辈对话、沟通，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巾 现代 都市人而言，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 艺术 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旅游行为究其本质米看，属于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旅游作为一种 经济 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之所以热爱旅游，足因为旅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之问自然和文化状态的差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人们外出旅游更加注意寻找自己所向往的，与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以满足自己了解1睦界，修养身心的愿望。因此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因素。现今，珠三角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展旅游获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价值，即以直观的经济收益多少来评价其利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当对某种历史文化故迹评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其是否具有眼前的或潜在经济价值来判断。在经济利益与文物保护面前，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相关人士更注意前者(也许有种观点足有了钱可以米保护文物)，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独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的驱使使使人们急功近利，忽略了原本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而盲目追求其所谓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历史文化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如何让旅游与保护不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试从珠三角历史文化旅游的发展，来探讨如何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问的辨正关系。

二、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与问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在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受到破坏，导致对旅游客源吸引力的下降。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四性要求。，在眼前功利的挤压下，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或修建仿古建筑，或仅剩文物“孤岛”，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强行拆除，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柏倚互存的环境风貌。所有遗产地都足个整休，而任何历史文化遗产又都与其所处的剧环境同时存在。脱离了它的环境，也就火去或降低了遗产价值。以“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为例，近20年的城市建设中没有树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意识，相反弱化了佛山应有的文化旅游地位。在老城区的改造中，没有按照保留古城的建筑特色和建新如旧的保护原则，大面积拆除极具岭南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仪剩下廖廖数处文物“孤岛”。在多方呼吁下，仍竭力跻身“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队伍，使得作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古城风貌已基本荡然无存。加之本身缺乏自然旅游资源，佛山的旅游吸引力便复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问题。珠三角符地的原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敞。如南越国宫遗址、南海神庙、清晖同、陈家祠、六祖慧能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原生资源分别散落在各个城市当巾，小而．溥，欠缺必须的集巾度，作为个产品的吸引力不够。旅游内容构成一，缺乏层7久感，尚未形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旅游业六要素巾的“购”，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而言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多，精品更少。肇庆的端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把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重要的旅游纪念精品，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但由于缺乏精品和品牌弱化，未能打开市场。柏反安徽的歙县，依靠良好的策划和运作，打造成为 中国 名砚，塑造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包括海外华侨、韩国人和日本人购买。珠三角大多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仍停留在陈列展览等基础层次，动感表演提高层和可参与体验发展层等高层次旅游项目几乎空白，雉以适应现代大众旅游的消费要求。

(二)管理中的割据性、片面性、暂时性、非持续性影响文化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J泛性与产业综合性决定了旅游业管理职能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国家所有，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问题依然突山，行政上的分立妨碍了旅游系统的形成。旅游规划中忽视整体规划和全面管理。管理上缺乏创新观念，项目管理上主要以维持为主，缺乏创新的内容。推广投资方向明确，促销费用高但效果差。由于缺乏对市场的J泛调查，缺少对市场开发方向的研究，使得促销费用区域投放比例，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加之各地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战，资金分散，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的轰动效应。

(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严重妨碍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表现形式是：一足造假古董。个别地方为了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和已有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在没有认真考证前提下，修复或重建仿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并选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用现代人们的臆想代替历史建筑本来面目，只能起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作用。二是忽视遗产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观等)比较重视，认为那才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财富，而对于精神型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能创造效益的资源则认识不足，存在着盲目性和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就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在着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时，不能因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观点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真正地传承其文化精髓和汲取其先进文化，才能光大发展岭南文化。以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原真岭南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双赢的互动良好态势。

三、解决当前问题的策略

当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 法律 法规，鼓励

非国有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有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参与或组建景点类旅游 企业 的方式，进入到对我国景点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非国有资本进入地区的景点开发，结果使得当地经济与企业取得“双赢”的局面。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经营的景点景区大多经济效益好。当然，在实践中，由于非国有资本片面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对风景区的人为破坏性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人们的质疑。究其原因，是对非国有资本参与景点类旅游资源经营性开发缺乏法律规范和界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长期持续投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为国家所有，依赖财政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珠三角的非国有经济极其活跃，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景点景区经营新路子。 (二)在保持与创新中重塑

珠三角文化 旅游 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鲜明、富有感召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重塑对潜在旅游者构成强烈感官刺激、诱发其出行欲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公众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塑造的根本依据。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策划以 历史 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岭南文化、古越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江、湖、花”为主线，将岭南传统民居区、历史文化遗产汇集区等景点有机结合，不同地区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如选取佛山“龙”民俗文化、肇庆“包公”府衙文化、广州“百越人”文化、中山“伟人”故乡文化、顺德“瓷窑”遗迹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同时要着力打造“动态旅游文化”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塑造珠三角 现代 文明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文化旅游区域形象。

(三)以互补效应带动加强

珠三角旅游合作。合作与 发展 ，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经济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现代旅游产业发展观认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是基于产业性联合、与区域旅游协调合作为前提。旅游区域合作的诉求达到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一定的共性，相互组合产生叠加作用，提高整体价值和效益。这一共性或是地缘上的，或文化上的。互补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鲜明的特色。旅游合作，是指旅游产品合作、客源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及人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要实现上述诸多领域合作，需制定珠三角统一的旅游管理法规和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珠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做好旅游资源重组配置共享政策、旅游产品开发鼓励政策，用制度和政策保障珠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组建区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各项功能和作用，实行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会联合例会制度，加强联系和协调，促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共同发展。

(四)从内涵入手挖掘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严格按照古建筑施工要求，修复部分历史建筑物，维护传统名胜风光，营造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景观。文物古迹不应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才能构成合适的文化气氛。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广州应着力恢复古城墙，使其园林化：整修明清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修建广州“五十先贤蜡像馆”等积极举措，将文物古迹重新整合、迁建、扩建，形成适当规模的新兴旅游景观群。红色旅游在全国和珠三角区域方兴未艾。珠三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岭南都会广州曾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红色旅游市场资源品位高，不乏在国内极具价值的红色旅游景点，如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已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点名单。 中国 共产党三大会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其他地区如惠州东江纵队抗日纪念馆、叶挺故居及纪念馆和肇庆的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极具有知名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时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广度，更要注意开发利用的深度。依靠学者和学术队伍，使历史文化研究从静态、抽象、务虚的研究中走向应用研究阵地，借助经济 科学 活力和 自然 科学的方法，站在时代高峰，与时俱进，对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对历史文化资源给予科学的扬弃。建立有效益的学术科研活动，协助文化部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系统多形式的应用研究。精心规划、扎实推进，这对珠三角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历史发展论文篇5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

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历史发展论文篇6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历史发展论文篇7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足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史文化遗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表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人类足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符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籍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人类还将自己的记忆能力“移植”到某些文化载体上，假借与先辈对话、沟通，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巾现代都市人而言，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旅游行为究其本质米看，属于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之所以热爱旅游，足因为旅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之问自然和文化状态的差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人们外出旅游更加注意寻找自己所向往的，与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以满足自己了解1睦界，修养身心的愿望。因此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因素。现今，珠三角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展旅游获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价值，即以直观的经济收益多少来评价其利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当对某种历史文化故迹评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其是否具有眼前的或潜在经济价值来判断。在经济利益与文物保护面前，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相关人士更注意前者(也许有种观点足有了钱可以米保护文物)，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独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的驱使使使人们急功近利，忽略了原本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而盲目追求其所谓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历史文化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如何让旅游与保护不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试从珠三角历史文化旅游的发展，来探讨如何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问的辨正关系。

二、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与问题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足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三角位于我国南大门，以j州为中心，包括珠江流域下游的佛山、南海、顺德、中山、江门、肇庆、珠海、深圳、尔莞等十多个大巾小城市，面积为24437方公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物质文化遗存极其丰富，类型多样。据统计有“3座历史文化名城，12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456处县级文物保护位以及120多万件馆藏文物”。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文物景在旅游巾成为人文景观的主体，也成为我省文物优势的集中体现，并发挥着明显的现代功利价值和资源效应。历史文化遗产之非物质文化遗存，对中华民族发腱产生巨大影响如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剧恩米等历史人物及其学说，重大的j力史事件，重要历史文献，以及辛亥革命、厂‘州起义的革命史迹、传统文化及风俗等等。珠三角地区相对于国内外其他旅游区域，其旅游资源颇有地方特色，旅游区位条件优越。随着“珠三角都市”概念的提出，对区位旅游的重新定位与规划，将有助于新旅游区域条件的成熟。在珠三角地区旅游规划巾，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应持的态度和科学的发展观，将极大地左右旅游发腱的进，如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在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受到破坏，导致对旅游客源吸引力的下降。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四性要求。，在眼前功利的挤压下，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或修建仿古建筑，或仅剩文物“孤岛”，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强行拆除，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柏倚互存的环境风貌。所有遗产地都足个整休，而任何历史文化遗产又都与其所处的剧环境同时存在。脱离了它的环境，也就火去或降低了遗产价值。以“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为例，近20年的城市建设中没有树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意识，相反弱化了佛山应有的文化旅游地位。在老城区的改造中，没有按照保留古城的建筑特色和建新如旧的保护原则，大面积拆除极具岭南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仪剩下廖廖数处文物“孤岛”。在多方呼吁下，仍竭力跻身“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队伍，使得作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古城风貌已基本荡然无存。加之本身缺乏自然旅游资源，佛山的旅游吸引力便复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问题。珠三角符地的原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敞。如南越国宫遗址、南海神庙、清晖同、陈家祠、六祖慧能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原生资源分别散落在各个城市当巾，小而．溥，欠缺必须的集巾度，作为个产品的吸引力不够。旅游内容构成一，缺乏层7久感，尚未形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旅游业六要素巾的“购”，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而言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多，精品更少。肇庆的端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把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重要的旅游纪念精品，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但由于缺乏精品和品牌弱化，未能打开市场。柏反安徽的歙县，依靠良好的策划和运作，打造成为中国名砚，塑造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包括海外华侨、韩国人和日本人购买。珠三角大多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仍停留在陈列展览等基础层次，动感表演提高层和可参与体验发展层等高层次旅游项目几乎空白，雉以适应现代大众旅游的消费要求。

(二)管理中的割据性、片面性、暂时性、非持续性影响文化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j泛性与产业综合性决定了旅游业管理职能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国家所有，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问题依然突山，行政上的分立妨碍了旅游系统的形成。旅游规划中忽视整体规划和全面管理。管理上缺乏创新观念，项目管理上主要以维持为主，缺乏创新的内容。推广投资方向明确，促销费用高但效果差。由于缺乏对市场的j泛调查，缺少对市场开发方向的研究，使得促销费用区域投放比例，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加之各地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战，资金分散，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的轰动效应。

(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严重妨碍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表现形式是：一足造假古董。个别地方为了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和已有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在没有认真考证前提下，修复或重建仿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并选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用现代人们的臆想代替历史建筑本来面目，只能起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作用。二是忽视遗产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观等)比较重视，认为那才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财富，而对于精神型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能创造效益的资源则认识不足，存在着盲目性和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就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在着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时，不能因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观点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真正地传承其文化精髓和汲取其先进文化，才能光大发展岭南文化。以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原真岭南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双赢的互动良好态势。

三、解决当前问题的策略

当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法律法规，鼓励

非国有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有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参与或组建景点类旅游企业的方式，进入到对我国景点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非国有资本进入地区的景点开发，结果使得当地经济与企业取得“双赢”的局面。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经营的景点景区大多经济效益好。当然，在实践中，由于非国有资本片面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对风景区的人为破坏性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人们的质疑。究其原因，是对非国有资本参与景点类旅游资源经营性开发缺乏法律规范和界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长期持续投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为国家所有，依赖财政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珠三角的非国有经济极其活跃，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景点景区经营新路子。

(二)在保持与创新中重塑

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鲜明、富有感召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重塑对潜在旅游者构成强烈感官刺激、诱发其出行欲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公众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塑造的根本依据。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策划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岭南文化、古越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江、湖、花”为主线，将岭南传统民居区、历史文化遗产汇集区等景点有机结合，不同地区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如选取佛山“龙”民俗文化、肇庆“包公”府衙文化、广州“百越人”文化、中山“伟人”故乡文化、顺德“瓷窑”遗迹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同时要着力打造“动态旅游文化”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塑造珠三角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文化旅游区域形象。

(三)以互补效应带动加强

珠三角旅游合作。合作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现代旅游产业发展观认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是基于产业性联合、与区域旅游协调合作为前提。旅游区域合作的诉求达到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一定的共性，相互组合产生叠加作用，提高整体价值和效益。这一共性或是地缘上的，或文化上的。互补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鲜明的特色。旅游合作，是指旅游产品合作、客源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及人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要实现上述诸多领域合作，需制定珠三角统一的旅游管理法规和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珠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做好旅游资源重组配置共享政策、旅游产品开发鼓励政策，用制度和政策保障珠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组建区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各项功能和作用，实行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会联合例会制度，加强联系和协调，促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共同发展。

(四)从内涵入手挖掘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严格按照古建筑施工要求，修复部分历史建筑物，维护传统名胜风光，营造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景观。文物古迹不应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才能构成合适的文化气氛。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广州应着力恢复古城墙，使其园林化：整修明清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修建广州“五十先贤蜡像馆”等积极举措，将文物古迹重新整合、迁建、扩建，形成适当规模的新兴旅游景观群。红色旅游在全国和珠三角区域方兴未艾。珠三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岭南都会广州曾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红色旅游市场资源品位高，不乏在国内极具价值的红色旅游景点，如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已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点名单。中国共产党三大会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其他地区如惠州东江纵队抗日纪念馆、叶挺故居及纪念馆和肇庆的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极具有知名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时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广度，更要注意开发利用的深度。依靠学者和学术队伍，使历史文化研究从静态、抽象、务虚的研究中走向应用研究阵地，借助经济科学活力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站在时代高峰，与时俱进，对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对历史文化资源给予科学的扬弃。建立有效益的学术科研活动，协助文化部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系统多形式的应用研究。精心规划、扎实推进，这对珠三角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历史发展论文篇8

一、目前甘肃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现状

如果以历史文化特征进行分类，甘肃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为华夏文明源头文化。这种文化主要是伴随着甘肃境内早期华夏文明源头，从旧石器时代到周秦时期均有文化古迹的存在。第二类是丝绸之路文化。在西汉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甘肃境内留下了众多丝绸之路文化古迹，这类古迹主要分布在陇山以南地区。第三类是多元民族民俗历史文化。自古甘肃境内都有汉、回、藏等较多民族居住与生活，所以境内各种民族民俗文化众多，同时也留下了众多令人惊叹的民族文化古迹。

除了以上三种文化分类，甘肃还拥有莫高窟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在甘南还有众多的藏族文化宗庙，以周秦时期为例，秦先祖就是始源与甘肃东南的渭河、西汉水流域，目前在甘肃出土的青铜器、方鼎等文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二、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目前，在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经验中，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把其发展为具有独特的社会性与专业性事业。但是我国由于历史以及技术等一系列因素，目前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杀光的社会基础与专业技术都非常薄弱，也面临管理、策略、规划以及技术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如何解决这些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的关键，在关键问题、关键技术节点上要进一步统筹兼顾，为长期有效地保护与发展注入活力。

1.管理与策略挑战

由于甘肃境内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区域较为广泛，所以在管理起这些遗产难度较大，并且在目前管理机制中，由于历史文化遗产管理职能部门的不准确，部分职权间存在着中央部门与地方部门相互重叠的现象，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文物部门、规划部门以及当地政府方面由于管理方式不同，进而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各部门协调发展这一关键性策略上，部分地方政府部门表现在于上级文物管理部门认识不同，所以协调与保护机制将得不到统一认识与完善。如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不能以文化遗产长久保护为主要发展策略，将会直接造成历史文化遗产原有的真实性丧失。同时政府再制定开放历史文化遗产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千万不能过于开发，不能因旅游发展而破坏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规划与技术挑战

以甘肃境内众多省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为例，在制定规划的同时应当注重不能过分以传统的保护规划为主，切莫以偏重宏观控制，如果长期以偏重规划将会缺乏有效地计划操作效能。如果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将会在规划上缺乏实施具体的技术指导要求。同时由于甘肃境内存在众多的多民族多民俗历史文化古迹，这些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缺乏相对应的适合的多种风格与类型的维护与修复工作较为复杂，特别在修复技术上由于实践经验较少，技术研究不到位，很多文化遗产出现了修复危机等等情况。如果保护技术得不到长足有效地发展，未来我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会面临着严峻地考验，保护工作不到位，未来发展将会无从提起。

三、如何进一步发展与保护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

1.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推动协调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综合性事业，促进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首先应当以政府引导为宗旨，任何个人、团体都不得以其利益来捆绑历史文化遗产利益。政府在这一方面要加大打击力度，为综合发展、综合修复、综合维护、综合整治等四大方面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与资金倾斜。同时，政府还应当在开放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上加快改革推进步伐，不能以短时期发展代替长效发展，要切实制定与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政府再实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应当推动文物保护部门、规划部门、旅游部门等统一协调合作，加强综合保护与治理步伐，真正在全省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综合保护与协调发展。

2.引进人才与提升关键性技术

由于历史文化遗产年代久远，部分遗产保护难度过大，其中关键性技术难以短时间内掌握。并且，目前国内优秀的文物保护人才较少，例如以我省境内的莫高窟壁画为例，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壁画亟待保护性修复，而我省目前可以进行壁画保护性修复的人才极少，尚不够进行保护性修缮的标准。而且由于我省境内较多的靠山历史古迹，这些古迹保护难度极大，所需要的人才较多。在关键性古迹保护技术上，国内缺乏核心修复技术，现在国际上流行的碳修复技术以及高新蓝光科技修复技术都没能在根本上掌握。

3.结合自身条件，创新发展与保护

我省境内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有的古迹地处山川、有的古迹地处河流地区、有的古迹地处平原地区，针对我省各种不同历史文化遗产的地理位置条件的不同，可以制定出不同的发展策略。首先应当着重分析自身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总结与研究，从而制定出可行性保护与发展计划，同时还有看重未来发展，切莫贪图短期效益，不能超越自身基础条件，搞空想保护或发展。我国其它地区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上拥有一定的先进经验，我省各地区应当努力学习并加以研究总结，结合自身发展现状，统筹发展，坚持以保护为主、发展为辅的科学理念，创新多种渠道。可以引进社会资金进行修缮与开发，可以吸引外地投资与旅游，可以用历史文化不断丰富地方内涵，可以加强自我认知，不断充实调整巩固提高。

4.进一步开发资源，发展与保护并存

虽然我省绝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都已经名列保护与发展范畴，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现今资源开发工作仍然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部分历史文化遗产并没有真正发挥其自身优势效能，这也给进一步开发资源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性条件。未来我省应当坚持发展与保护并存的方针，不断开发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在筹措资金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与协调统一。发展与保护从来不是一个相互冲突的焦点性问题，发展问题也并不是以破坏保护为代价。实践证明，发展与保护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协调与统一，我省应当总结开发经验，提倡多种保护举措与机制，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增添新的力量。

四、总结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与发展现状，提出了现今保护难题与发展策略，在一定意义上给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决策者提供一些建议与参考。同时，本文在几点改进措施上的详细概述，应当值得社会大众的重视与研究，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一旦错失保护的时机，我们将会永远失去这些珍贵的遗产，因此全社会应当加以重视与关注，为我省历史文化遗产与发展贡献力量与智慧！

历史发展论文篇9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历史发展论文篇10

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的能力发展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它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还要多、还要大。这种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许多，“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在资本普遍统治的条件下，资本成了存在的普遍中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通过资本的集中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之网，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可见，与其说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是持一种反现代性的态度，毋宁说是持一种辩证的批判视野。正是这样一种辩证的批判视野，决定了马克思不是在自我意识中而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透过现代性的繁荣市场的表象，发现了资本现代性的困顿与人的危机。

二、现代性历史发展的困顿：资本的限度与人的危机诚然，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合理性从表面上看，似乎证明了韦伯笔下资产阶级勤勉、兢兢业业追求财富的幻象，似乎是资本主义新教中盘算式理性造就的人类幸福的神话。但马克思识破了这一幻象：“诸多的社会功能从政治控制或共同体监控中脱离出来，并置于资本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者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市场规律。”③“因为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呈现为一种市场关系，它不易借助于公民权与法律地位的等级制度，如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来证明其合理性。相反，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法律意义上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对于‘纯经济’剥削模式的依赖，以及对于超经济实体与等级制度的抑制，事实上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与公民自由与平等的理论，以某种非资本主义阶级制度从未有过的形式共处。”④在马克思眼里，现代社会及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之下，这种普遍性的幻象，一开始就裹挟着资本现代性内生的矛盾，并伴随着资本现代性的纵深发展而无法得以解决。

（一）资本的限度

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⑤资本自我增殖的永恒目的，以及资本阶级囿于自身利益的占有，与社会生产之间天生地存生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首先，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并不是简单的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虽然资本似乎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这也就在简单表象巧妙地掩盖了资本的复杂之处：“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值或若干社会量的总和。⑥”但另一方面，资本又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这一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其次，资本也带来了竞争与不可避免的内生危机。马克思指出，“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⑦资本的国际竞争促进了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必然反过来对从事扩张的原资本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它促进了资本竞争力的增强，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这种影响的最后结果大多数是消极的。由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往往表现为生产、消费、流通等领域的比例失调，“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频繁。”为了摆脱这种危机，资产阶级常常采用的是扩大市场或者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去。但“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马克思深刻指出：“正是市场———交换者———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调，某个国家生产上的比例失调，把资本推向世界市场，也从一个市场推向另一个市场。合乎比例的生产———自然是在资产阶级界限内的合乎比例的生产———在现代产业的条件下，为了通过生产以引起对应的生产从而引起实际的需求，的确需要整个地球。”⑧但是整个地球的调整绝非易事，因为世界市场并不是无限的，不管是在广度上（即市场的大小），还是在深度上（即市场的潜力），都是有限度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⑨这样看似富足的“过剩”实际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要解决这一“恶性循环”（傅立叶语）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也就成为资本生产方式新的替代。马克思是以实践的方式来分析现代性问题,并把这种资本的内生矛盾放到经济活动过程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认识到了资本内在限度的历史必然性。

（二）人的危机

历史发展论文篇11

全真教产生于12世纪的金代，正式创立于山东半岛。其后不久，全真教即传人泰山地区，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泰山全真教的发展历程与整个全真教是一致的，大体可以分为金元和明清两个阶段，前者是其由产生而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后者是其由盛转衰并最终衰落的时期。

金代，全真教在泰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到元代，随着全真教整体的兴盛，泰山道教也成了全真教的天下了。

有文献记载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如《岱史》)和孙不二(如《泰山道里记》)均曾修炼于泰山，恐不可信。金代全真教在泰山最著名的道观，应该是在其西北麓五峰山志仙峰下的洞真观。元好问在《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中述说了它的来历：“泰和(1201—1208)中，全真师丘志圆、范志明刷地于此，屋才数椽而已。丘、范而没，同业王志深、李志清辈增筑之，始有道院之目。堂庑既成，贞祐(1213—1217)初，人口粟县宫，得为洞真观。”记中所述丘、范、王、李等人，均为广川真静大师崔道演的弟子。

崔道演应该是金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道行孤峻，口坐林间，于世无所与合，昆嵛口普照范炼师特慎许可，每一见必留语弥日。”普照范炼师即普照真人范圆曦，是全真七子之一的太古真人郝大通的弟子，当时正主持东鲁道教事。能得到范圆曦的赞许，可见崔道演不是一般道士所能比的。杜仁杰为之作《真静崔先生传》，对他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传曰：“先生姓崔氏，讳道演，字玄甫，观之蓓人，真静其号也。赋性雅质无俗韵……去家为道土，师东海刘长生，甚得其传。……假医术筑所谓积善之基，富贵者无所取，贫窭者反多所给，是以四远无夭折，人咸德之。”传中还记叙了他的几件神异之事，以显示其道行高深。

崔道演不仅道行高深，而且医术高明，活人无数，积累了无量功德。他的弟子显然也继承了这种作风，《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就记述了王志深的种种济世之功：“志深外质而内敏，苦己利物。往时避兵布山，游骑所及，乡之人被重创者狼籍道路。志深扶伤救死尸秽间，亲馈粥药，恻然有骨肉之爱，赖以全活者余百人。祭酒以来，连口起茇舍，凡有徒老与夫环处而无供者，口厚为调护之。”崔道演师徒这种内外兼修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功行双全，是在全真道士中普遍存在的，也是全真教义所要求的。

金代泰山全真教另一著名的道观是全真观，在泰山西南五十里的上章村，其创立者是泰安人巨阳子韩志具。宋子贞《全真观记》载：“金明昌(1190—1196)间，道者巨阳子始筑室其上，学为全真。寻请于有司，因得今额。……居既久，将薄游诸方，命其徒张志超嗣主观事。志超亦宽和能辑众，雅为道俗信向。继而州将李侯贵及其弟故帅进、进妻陇西郡夫人萧氏同助营缮，踵而成之。”

由此可知，全真观是由韩志具创建、其弟子张志超最终完成的。全真观创立的时间比洞真观还要早，不过就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全真观的名气远不如洞真观。

元代是全真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对泰山来说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泰山全真教的宫观众多，而且大多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元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张志纯。

张志纯是泰安埠上保(今山东肥城)人，生卒年不详。据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载，当时张家“以财谷雄里社”，实际上也只是“有田若干亩，有牛若干角”而已，但是能够“周急继困，过官无问贵贱，馆之如一”，所以“当时遂有长者之称”。张志纯生在这样一个为富且仁的家庭里，可谓宿有道缘。

张志纯自幼不爱居家，十二岁就离家入山学道去了，拜崔道演为师，得名志伟，号天倪子，后来为元朝皇帝所赏识，赐名志纯。短短几年工夫，张志纯已经名满齐鲁了。当时各地的地方官都是武将出身，但见到张志纯无不屈膝礼敬。当时东平行台严实让范圆曦住持万寿上清官，又再三邀请张志纯作其副手。张志纯赴任后不久，观内诸事“废者兴，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应用，无一不备”。张志纯于是以“峻洁知办”称于道林，朝廷赐号崇真保德大师，并授紫衣。但张志纯并不为所动，而是“慨然拂衣，复还布山之旧隐”。

张志纯最为人称道之处，也是他对泰山全真教的最大贡献，是他主持修建了大量的宫观。金元之际，战乱频繁，经久不息，泰山宫观遭到严重毁坏。战乱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张志纯毅然挑起了重建的重担。《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记述，说他历经三十余年，重修、新建了玉女祠、南天门、会真宫、玉帝殿、圣祖殿、朝元观和蒿里山神祠等宫观。徐世隆的《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和《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具体记述了张志纯重修朝元观和蒿里山神祠的经过。鉴于张志纯对泰山宫观的修建之功，朝廷对他“特加崇真明道圆融大师之号，兼提点泰安州教门事”；中统四年(1263)，又“蒙燕都大长春宫掌教诚明真人专使赍奉圣训，委师提举修饰东岳庙事”。把东岳庙这一帝王祭祀的专用场所交由张志纯去“修饰”，可见朝廷对其信任之深。

张志纯在当时影响很大，深受教内及教外各阶层人士的敬仰。在全真教内部，不仅一般道众，就是掌教祁志诚也对他十分尊敬。《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说他与张志纯意气相投，所以竭力促成张志纯的修建事业；《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则说他为了让张志纯主持重修朝元观，甚至下拜不起。掌教尚且如此，一般道众就更不用说了。教外，朝廷赐给他大师封号，地方官员把他视为座上宾。文人学士也对他非常景仰，像大文学家元好问、翰林集学士徐世隆、著名隐士杜仁杰等，都作有赠他的诗。至于一般百姓，对他更是崇拜。据《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载，在修建宫观的时候，“人忘其死而成师之志”，以至于时人感叹道：“虽国朝为之，亦不能齐一如此。”以上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张志纯的人格魅力。

除了张志纯修建的之外，泰山在元代还修建了其他一些全真教官观，比较著名的有长春观、会仙观、洞虚观等，这里不再赘述。二

经过元朝的鼎盛之后，全真教在明朝开始衰落。这其中当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元朝时全真教内出现了末流贵盛、高层腐化等现象，对后来全真教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明朝统治者虽然也尊崇道教，但尊崇的是正一教，全真教则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泰山全真教也开始走下坡路。

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泰山全真教一直处于低谷。在明朝前期和中期，不仅在史书中很少见到有关泰山全真教的记载，而且在石刻中也罕觅其踪影。不过到了明朝后期，情况就变得不同，泰山全真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兴盛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阳观的崛起；二是洞真观的复兴。

不管明朝政府对全真教的态度如何，鉴于泰山的特殊地位，它对泰山道教还是非常重视的，将两级道教管理机构——泰安府道纪司和泰安县道会司——分别设在岱庙和碧霞祠，并规定岱庙住持由朝廷任免，使岱庙和碧霞祠成为当时泰山道教活动的中心。不过，明朝泰山最有影响的道士并不出自这两座道观，而是三阳观的昝复明。

咎复明，号云山，陕西渭南人。他的师父是王阳辉，号三阳，祖籍沈阳，后迁居于山东东平。据观中所藏明于慎行所作《重修三阳观记》载，王阳辉曾经“穷游四域，遍历名山”，后来携昝复明归而隐于泰山。嘉靖三十年(1551)，王阳辉与昝复明在泰山之阳的凌汉峰下“伐木薙草，凿石为窟以居”。后来又在别人的帮助下，修起一个草庵，名之为“三阳庵”。王阳辉死后，昝复明继承师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使三阳庵面貌一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神宇庄严的道观，于是更名为“三阳观”。从此以后，“四方道俗，香火醮祝，岁月无虚”，几乎可以与泰山最著名的东岳庙相提并论，可见此时三阳观道场之盛了。

三阳观在昝复明时达到鼎盛，有徒子徒孙近百人。不仅民间百姓、达官贵人前来焚香醮祀，就连皇亲国戚来朝拜岱顶的碧霞元君，也要来此作醮。观中有三通《皇醮碑记》和一处摩崖的皇醮记文，记录了万历年间明神宗所宠爱的郑贵妃四次派人来泰山祭拜泰山娘娘，并在三阳做醮的历史事实。四处石刻虽然所刻时间不同：第一次在万历十七年(1589)十月，第二次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第三次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第四次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但内容和格式大致相同。其中前三次都是由昝复明立石，最后一次是由郭志合立石，因为就在此前一年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咎复明已经去世了。

三阳观南有道士墓群，据现存的墓碑所记，三阳观全真教徒的传法谱系为：“崇静真阳复，志坚守太玄。智礼清白信，存义法明长。道贵诚正理，德尚宽和行。参赞乾坤机，变运造化功。”查《诸真宗派总簿》，知其属于全真教中的果老祖师云阳派，其门徒师承明确，辈份清楚，至民国年间的住持满贵祥，在泰山共传十九代。现三阳观山门前立有一碑，碑文即冯玉祥于1934年所撰的《三阳观道士满贵祥赞》，可惜曾遭破坏，已经不能辨读完全。

洞真观在明朝后期的复兴，也与明神宗有着密切关系。万历年间，明神宗为供奉其母李太后，命全真道士周云清再次将洞真观整修扩建，创构官宇，横殿岿崇，金碧辉煌，号称极盛，并建九莲殿，封李太后为九莲菩萨。据观中所藏《颁藏经敕谕碑》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在颁发给岱庙一部《道藏》的同时，也颁发给洞真观一部《道藏》。明神宗还改洞真观为“保国隆寿宫”，并敕建隆寿宫石坊。由此可以看出，洞真观在明后期与皇室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于是乎一时间，洞真观香火大盛，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不过好景不长，到了清代，洞真观同样渐渐衰落下去，到清末时已大部倾圮。

满清时期，统治者素无道教信仰，尽管清初为了笼络汉人，曾经对道教有所重视，并因而成就了全真龙门派的一次中兴，甚至出现了“龙门、临济半天下”之说。但是此后，清朝诸帝对道教都没有兴趣，道教失去了统治者的扶植，更加无力振作了。到清末民初，全真教随着整个道教一起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最终衰落下去。

历史发展论文篇12

一、世界语境中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及其代价的启示

发展观是关于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基本观念。在不同发展观的指导下，世界各民族或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不同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

1.“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观。

“发展等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经验为依据的传统发展观。它以经济增长为追求的目标，并把GDP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这种发展的基本理论假定是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问题。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一度出现了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热潮。在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发展的危机，社会风险明显增大。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传统发展观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2.“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观。

这种观点认为发展不单是经济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的变更过程，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认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打破了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狭隘思维，注意到真正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多维整合过程。不足的是，这种发展观未能揭示人的系统与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关注了当代的发展而忽视了未来的发展。

3.“发展=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这种发展观明确提出了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理念，强调以未来的发展规范当前的行为，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正式提出，发展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即主张实现在地球生态系统基础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基于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或负面效应而作出的反应。

4.“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综合发展”的发展观。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突出了人本身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这就把发展的视角从“物”转向“人”，强调发展应以人为中心。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曾在《新发展观》中谈到：“发展是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人的进步，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一体化过程”。他的这一发展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人们将其称为“综合发展观”。从世界范围看，从传统发展观到综合发展观的演进，表明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在不断变化，从中不难发现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第一，传统发展观遵循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思路，即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看作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认为现代化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财富的数量。从人性观视角看，这一发展观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即人被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的存在物。西方现代化语境中的发展思路实际上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单纯发展模式中，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漠视，人的精神世界陷入危机，人的社会交往出现障碍。物质世界的丰富，却导致了人的异化，人的个性被压抑。由此可见，这种传统发展观是与人的丰富的发展需要相悖的。

第二，由于传统发展观没有考虑自然资源存量的消耗和折旧，使经济的增长往往是通过对自然资源大规模的破坏实现的，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目的，无限制、人为地使物质消费欲望膨胀，消费主义成为社会思潮。沿着这一发展思路，人类发展的轨迹势必以自然资源毁灭性的破坏换取经济的增长，人类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第三，传统发展观是以科技为本的价值取向为语境的。17世纪以后，科技的长足发展及其应用，使现代科技在西方社会被一些人神化了。许多人相信，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它可以帮助人类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切难题，从而保证经济的快速、无限增长。依据传统发展观，既然地球资源是无限的，人类依靠科技进步而寻求的经济增长当然也是无限的。在这一话语系统中，自然界被人类征服和改造的空间当然也是无限的，科技对自然的征服，人类对自然的索取都是合理的。当我们反省“科技本位”的价值理性时，深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既可以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的利用，也可以用于对自然资源无度的掠夺。“科技本位”的价值观一旦膨胀，其结果势必造成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

二、中国语境中的发展观演进及其历史的局限

科学发展观是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形成的。作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中国社会的发展观同样经历了历史的演变过程。科学发展观是历史演进中发展观的飞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发展观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在发展问题上，我们以苏联的发展模式为样板和参照系，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一条国家优先发展重要工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发展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初步建立了我国的工业化体系。但在发展观上始终存在片面性，具体讲：一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坚持的是一条单要素突进战略，即只注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社会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其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二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发展思想为的“左”倾思潮以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代替，中国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第二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中，在经济发展观上，用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取代了以商品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邓小平理论强调把全面可持续发展作为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应该说，这些发展思想都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生成的历史语境。

第三阶段，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发展观做了历史的总结和新的探索，提出了全面发展观的思想。同志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概括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十二个关系；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2l世纪初，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在批判反思我国社会发展的得失，借鉴吸收西方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浓缩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是发展观的历史总结和超越，是关于发展理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所达到的新境界，是在世界与中国双重历史语境中发展观演进的结果。 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境界与价值指向

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语境中生成的理论观念，具有独特的中国意蕴，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达到了新的理论境界。

历史发展论文篇13

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1］(P．3)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基于思想及文本的思考与论争。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1917～1949年)乡土文学理论既具有现代文学理论的一般特点，同时，由于乡土社会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与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立场也处于变化之中，又使之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 本文试图探讨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态特点，并历时性地追踪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以期在整合已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找寻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历史启示。 一现代乡土文学的文本形态、价值取向乃至命名方式都受到国外乡土文学及乡土研究的启发。尽管作家们在接受国外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时，具有选择性和自主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和倾向，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乡土文学描写的都是偏远的乡村、小镇的故事，文本中的背景往往与现代都市有意无意地构成一种对比关系，突出或强化地方色彩，在对乡村、小镇的自然景物、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流露出对乡土世界及乡土民众的同情，隐现着对于现代都市的复杂心态，这些基本特点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艺术理念上，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直接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零星地散见于单篇论文、书信、序跋、创作谈、译后介绍之中，往往三言两语，点到即止，缺乏西方文学理论的严密的体系性。但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又绝非穿着白话外衣的古老灵魂的死灰复燃，其精神是现代的，其价值取向也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因此，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庞杂的理论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家的思考与批评。废名援引波特莱尔的话说:“所有伟大诗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免不了的，要成为批评家。”［2］(P．57)现代乡土文学作者也是如此，无论是夫子自道，还是相互辩难，其言论既为阐释以往的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又预示着一种新的创作动向，因而，在这些看似散乱、庞杂的理论资源中蕴藏着关于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的全部。 显然，这些理论形态并不是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是常态，因为“在中国，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话语系统”［3］(P．46)，它更多地与政治立场、政治激情、集团利益乃至私人恩怨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恰恰是这活生生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现代乡土文学的窗户。 二现代乡土文学理论虽然不是以体系性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的，但是透过表面零散、杂乱的理论话语还是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自身的统一性、逻辑自洽性及其历史流变。 在功能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轫期，期间确立了最基本的乡土文学理论，即鲁迅的“乡土启蒙论”。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4］(P．439) 这是鲁迅对《呐喊》的文学功能的概括，也是其启蒙文学的理论宣言。鲁迅要改变的主要是乡土层民众的精神。鲁迅强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5］(P．526) 简而言之，鲁迅的“乡土启蒙论”是以“为人生”、“改良人生”为目的的，而鲁迅等人之所以要改变当时的人生，乃是源于对现代性的追求。 现代性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最迫切的使命，“乡土启蒙论”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即思想文化入手，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正如林毓生所言，鲁迅等“五四”先驱“要求通过建立为社会和政治改革所必需的新的思想文化基础，来全面解决当代的问题”［6］(P．63)。受鲁迅的影响，青年作家许钦文、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胡也频、许杰、赛先艾、黎锦明、王任叔等以犀利的批判锋芒穿透种种乡风民俗、乡间悲喜剧，直指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虽然作品的故事情节、风格特征各异，但是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的理念为价值尺度。 “乡土启蒙论”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特有的理论。“乡土启蒙论”赋予乡土文学以明确的启蒙意图和功利色彩，即鞭策落后、抨击专制，以达到改良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而形成其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的独特品格。 同情农民是世界范围内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主流倾向。乡土文学的兴起大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背景有关，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致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日益萧条;另一方面与城市工作相比较，农耕劳作更加艰辛，加之农民生活较为贫穷，从而使作家对农民充满同情。因此，同情农民、为农民呼喊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普遍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都是功利性的。虽然城市生活也有其不如人意之处。 “乡土启蒙论”与世界乡土文学普遍同情农民的思想倾向相一致。但是，鲁迅超越了同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农民，指向了乡土社会的思想、文化、习俗及其孕育的农民思想，这在世界乡土文学中是极少见的。以赫姆林•加兰为代表的美国乡土小说就没有启蒙诉求。困扰美国农民的不是精神枷锁，而是城市化和西进运动造成的萧条、沉闷与单调(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同，但大同小异)，与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没有启蒙的必要。但是，“乡土启蒙论”却致力于把乡土层民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人”的解放，其目的是消除封建思想对乡土层民众的精神毒害，为之争取做“人”的权利。因此，乡土批判是对农民的更深沉、更急切的同情，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严厉的批判，其独特品格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取向决定的。#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作家涉足乡土文学略晚于鲁迅，也大都程度不等地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启发，但是，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意图中的启蒙诉求相对减弱，而对地方色彩的追求却有所增强。因而，其乡土文学理论是功利论与纯艺术论的折中。在同情农民、关注乡土社会在动乱时世中经受的压力等方面，自由主义作家与鲁迅派作家并无分歧，但为什么启蒙诉求会减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溯当时的思想文化语境。自由主义作家或者是“五四”的先驱，或者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都赞同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开发民智，即主张启蒙。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7］(P．271)启蒙的目的就是教会被启蒙者使用自己的“知性”，而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一旦学会使用“知性”，其结果必然是引发他们与当时的政权作斗争，这是对既有秩序的全盘颠覆。但对于主张改良、反对暴力斗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换言之，启蒙的逻辑结果就是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这与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势必导致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减弱，而地方色彩有所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地方色彩是偏远的乡村在与现代都市的对照中赖以确认自我价值，从而获得身份认同的根本，地方色彩缓和了启蒙叙事过于沉重和压抑的气氛，因而，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整体风格显得较为轻松、明快。值得强调的是，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持守着这种相对淡然的启蒙立场。 鲁迅派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都追溯到对于启蒙的态度和认识上，但是，两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启蒙诉求的缓急程度不同而已。 三自由主义作家所害怕的启蒙的后果正是创造社、太阳社后期等左翼作家、批评家所需要的结果，他们要求作家描绘的是启蒙后的农民，因而，合乎逻辑地否定了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另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话语，其核心观念是“文学是宣传”。虽然这是创造社后期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学的功能，并非专门针对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的功能不仅从属于这一总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对乡土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宣传论”肇始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对于乡土文学理论而言，“革命文学论争”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左翼文坛彻底放弃了“乡土启蒙论”，转而提倡“宣传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8］钱杏邨在肯定文艺宣传的正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宣传文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煽动，要起煽动的作用”［9］(P．170)。“宣传论”随之成为左翼作家对文学的基本认识。瞿秋白在批驳苏汶时说:“文艺———广泛地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10］ “文学是宣传”是左翼文学的基本理论，左翼乡土文学的功能也自然是宣传，同时，这一理论出炉的历史语境显示了它对于乡土文学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左翼话语中的“群众”、“大众”主要指农民，不仅因为农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更因为农民在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中被看成是最值得联合、发动和依靠的对象。 当时，左翼作家极力否定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就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因为宣传是为了发动农民，而作为发动对象的农民应该具有相应的素质，不能像阿Q那样思想觉悟低、体格孱弱，于是，钱杏邨指责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11］，宣称“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11］。“宣传论”塑造的是不仅有斗争思想而且有斗争能力的农民形象。任白戈主张，“将目前正在历史底任务之下喘息着的农民底现实的生活或英勇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要宣传他们“花一般的理想，火一般的感情，铁一般的意志”［12］。显然，20世纪30年代左翼批评家强调乡土文学宣传功能的真实含义是正面宣传，鲁迅的“乡土启蒙”思想被彻底否定了。因而，不论左翼文坛如何调整与鲁迅的关系，都仅仅是一种姿态。 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是宣传”的基础上，40年代的左翼文坛进一步将乡土文学的功用定位于工具。当然，工具论的说法并非源于40年代，30年代左翼批评家就有取消文学独立性、以政治价值来衡量艺术价值的说法，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13］(P．103)，但这仅仅是少数人的观点，连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周扬对此也有所保留。周扬指出:“忽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把方法问题完全还原为单纯的世界观的问题，这错误是早已正当地受到了批判。”［14］然而，运动确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5］(P．848)。由于运动的严肃性，使一部分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家、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至1942年后文学工具论便达到极点”［16］。 例如周扬，虽然此时也谈到文艺的特殊性，但已经把“文艺服从于政治”作为绝对原则了。周扬指出:“文艺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文艺可以离开政治任务，艺术家可以和政治乃至政治家疏远的一种遁词。”［17］(P．389)也就是说，艺术家就是革命工作者，艺术就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也最先表现出来。 #p#分页标题#e# 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对作家的艺术构思及文本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贯彻、宣传政策，作家只能根据政策设置情节、划分人物身份，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认真领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对于作品人物顾涌的思想、性格、行为的塑造紧紧与他是中农还是富农的阶级身份联系在一起。既然艺术是工具，就要起到正面的效果，于是作家们都心照不宣地宣传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至于消极影响则完全回避了。周立波知道，“北满的，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他认为“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18］(P．287)。在周立波看来，写不写消极影响是涉及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在本质上，工具论仍是一种“宣传论”，无非是把宣传的范围、内容、目的进一步具体化。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乡土文学强调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塑造与农民政治身份相符的文学形象，是一种对外宣传。既要求继续对外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又倡导对内宣传，主要是对农民宣传新的农村政策，要求文学作品与政策、法规保持高度的一致，宣传最终成为乡土文学的核心功能，左翼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并使之得以实现和巩固。 应该说，“乡土启蒙论”和“宣传论”都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所独有的文学现象，“乡土启蒙论”倡导乡土批判，“宣传论”推崇美化农民，两者的基本观点截然相反，从中不难看出经典乡土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变异，其中既有批评家个人的艺术观和思维水平问题，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需要与政治需要，而这两种因素的重点在于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用的关系。“乡土启蒙论”基本上是作家、批评家对于乡土文学的阐释行为，是鲁迅等人面对愚昧落后的乡土世界的真诚的艺术思考，作家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处于相对疏离的状态;而左翼批评家则以主动向政治靠拢的姿态介入乡土文学批评，并日益表现出为文学“立法”的倾向与冲动，尤其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文学批评与政权的合作变得更为密切，文学理论的“立法”性质更为明显，乡土文学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话语。 四启蒙既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功能，也是它的目的，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政治立场分歧的加剧，作家群体的政治化色彩越发浓厚，文学日益成为作家表达政治理念的载体。因而，面对贫穷、饥饿、动荡、兵连祸结的乡土世界，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目的日益殊异，左翼作家力证革命的合理性，而自由主义作家则意在警示政府，简言之，就是颠覆与警示的分流与对峙。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根据政治革命的需要，确立乡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鼓励农民起来革命，以颠覆旧政权，李初梨将革命文学的形式归纳为“讽刺”、“暴露”、“鼓动”和“教导”［8］，即讽刺、暴露敌人，鼓动和教导农民投身斗争，而斗争的对象就是政府。钱杏邨指责鲁迅“没有政治思想!没有政治思想!有的不过是残败不完的模糊的反抗封建思想，军阀，官僚的片断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的。”［19］(P．362)对于1928年的左翼作家而言，反政府的迫切性要远远大于反帝国主义，对于这样的用意，自由主义者看得很清楚。苏雪林指出，新写实主义(即左翼乡土小说)鼓吹“复兴中国，非现行政制，改用某种主义不可”，认为这是“野心家的别有怀抱，是非常可怕的”［20］(P．265)。 叶公超相对委婉地指出:“小说根本就没有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21］“改造社会”依然是针对左翼文学企图颠覆政府的写作意向而言的。 颠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革命，而革命却是一个可以公开使用的概念，因为它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事业、理论和追求，只不过双方对革命的解释各不相同罢了。左翼作家主张乡土小说的革命叙事凸显的是农民与地主的二元对立，而地主阶级最终依靠的是政府，因此，革命的矛头实际上对准政府，这种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乡土文学的主流则已经转向在旧政权被颠覆之后，如何发动群众斗争地方豪强、建设新的村级权力机构了，而且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颠覆了旧时代的准则和规范，因此，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叙事目的是以建设为主、颠覆为辅，颠覆是为具体的建设服务的，这就是“赵树理方向”的基本内涵，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政治上起作用”———起建设与颠覆的作用———才是核心所在，“老百姓喜欢看”是为了能够最大范围、最有效地在政治上起作用。在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赵树理的艺术观念顺应了左翼文坛的需要。在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如何颠覆旧的遗留，特别是那些深入人心的旧的观念和习俗，应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题材中常见的移风易俗的叙事依然是沿着“赵树理方向”前进的。 颠覆的目的决定了在创作方法上摒弃写实主义，转而提倡新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其意图是要求作家既要面对现实，又要避免启蒙立场———回避农民蒙昧的精神和乡村落后的文化。直白地说，就是要求作家对乡土现实进行选择的描写。“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Details)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22］，“要摆脱‘旧写实主义’的拘束，只有努力先去克服你的旧意识而获得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3］。无论是舍弃琐事，还是获得新的宇宙观、人生观，其实都要求作家放弃写实主义直书善恶的较真精神，有所选择、有所回避，取舍之间的奥妙就在于是否有利于为革命(或曰颠覆)提供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论证。#p#分页标题#e# 自由主义者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乡村苦难，同样充满了忧虑和同情，苏雪林、沈从文、李健吾等人可谓忧心如焚。苏雪林对当时的乡村现实相当了解。在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时，苏雪林说:“肚皮饿着时，以及虐待受到无可再受时，驯良的会变成杀人放火的罪犯，恋田园的会举家逃亡，顽固的也会赞成革命理论。” ［20］(P．263)苏雪林不仅关注着农村的灾难，而且体察到了农民革命的现实原因及其复杂心理。沈从文算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自觉的乡土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的身份和姿态写作，对于战争背景下行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经济上、心理上的压迫与伤害，可谓义愤填膺，即使在创作像《边城》这样较为温暖、浪漫的小说时，沈从文对于乡村现实的黑暗依然耿耿于怀，表示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描绘农民“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24］(P．72)。后来，沈从文又写出了与《边城》极具对照意味的《长河》。虽然沈从文有意减少对现实残酷性的写实，而作成“乡村幽默”，但是，其湘西小说中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湘西现实的忧虑。李健吾极为同情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乡土层民众，在评介芦焚的《里门拾记》时，感慨普通百姓的血泪人生，在论及叶紫时，也无限同情“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25］(P．125)。农民、苦难成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对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的萧条真正负责的应该是政府，因此，自由主义者对当时的政府多有批评，如沈从文公开表达了对“地方特权者”的不满，指责“地方政治不良”［26］(P．333)。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创作目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恰恰相反，意在帮助政府，给政府提供警示，自觉承担了“诤友”的角色，因而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写意。沈从文承认其湘西小说回避了更为严酷的现实，并在《水云》中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当时在左翼作家中盛行的现实主义，但是，沈从文许多含蓄的表白其实都指向现实主义。苏雪林则说得很直接，她以“喧阗叫嚣”形容之，指责其“被歪曲被利用”［20］(P.265)。李健吾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目前流行的所谓现实作品，十九沉溺在现时的大海，不是树叶盖住了枝干，便是琐碎遮住了视野。”［25］(P．156)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现实主义，而主张有距离地写意，偏爱温情、平和的乡土书写。梁实秋虽然口头上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是主张其中“不必含有人道主义的色彩”［27］(P．258)，主张写普遍的人性，用意仍然是回避黑暗的乡土现实，因为黑暗就是革命的理由。 如果说苏雪林亲近政府的心情与姿态较为平和，那么沈从文则要急切得多。沈从文一直关注乡土层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为乡土世界陷入道德退步、生活艰难的困境而忧心忡忡，但他并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根本的怀疑，他批评政治，嘲讽新生活运动，心情激愤，其实是替政府担忧，但是，政府不仅不领情，反而横加指责，乃至迫害，致使当时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据国外学者易劳逸统计，仅1929～1936年间，就有“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28］(P．38)。 自由主义者最终陷入两边不讨好的窘境，因此，在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文字中，沈从文一再以孤独的边缘人的语调申述自己不被理解的孤独和痛苦，鲁迅说他“忠而获咎”［29］(P．45)，确实是洞悉了自由主义者的困境。 总之，自由主义者面对当时乡土社会的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胡适温和改良的思想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政治主张，因此，其乡土叙事意在警示政府，而不是颠覆政府，用苏雪林的话说，就是“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20］(P.265)。 五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共同起点是“乡土启蒙论”，对致力于现代性追求的乡土中国而言，“乡土启蒙论”无疑是治救旧文化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集团化和政治化，乡土文学理论出现了分流，自由主义理论和左翼理论依照各自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发展、流变。 从周作人到沈从文，自由主义者没有放弃启蒙立场，启蒙的理念与政治改良结合在一起，警示就成为其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了。左翼乡土文学理论出于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否定了“乡土启蒙论”，进而推出“宣传论”，其创作目的日益集中于颠覆。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 值得深思的是，左翼理论以鲁迅为旗帜，却彻底否定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并由此导致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土文学领域的虚假叙事，艺术价值丧失殆尽，无法发挥其政治作用，其中的成败得失为当下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