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论文20篇-杂志之家

中国历史论文: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

在《尚书》的《吕刑》中最早出现“刑罚世轻世重”。《吕刑》规定道“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刑罚也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依照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区分的去使用刑罚，正确的执行刑罚，才能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的需求。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也有着与《吕刑》相通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的阐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

韩非的思想是指统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为了爱护百姓，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刑罚，要考虑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定刑法是为了治理好社会，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假如时代转变但是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必定会有法律无法涵盖到的社会问题，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刑罚的轻重应当适时采用，这样才可以实现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由此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汉代在初始之时由于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摧残，国家已经是十分脆弱，统治者奉行黄老的休养生息的哲学，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可见在汉朝的治理中，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张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并且强调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意思就是，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历代统治者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司法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客观的社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这也就说明，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并非是一味正确和有道理的，只有建立理性客观的刑法制度，才能够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而在一开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在他之后的万历年间，海瑞在起复任用，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际，曾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条陈，条陈中提到要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并指出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惹了许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戏是应受到杖责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类事情已属司空见惯，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来惩治，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从《武德律》到《贞观律》，正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制定的法令太过于严苛，旧律用刑太重，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便令大臣修律，《贞观律》从此成为唐律定本。其中，主要大量减死，流刑，《旧唐书刑法志》对此做出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所以，我们看到“乱世用重典”也并非的良方能解决问题。

重典可以在一个朝代失去秩序，民心混乱之际起到一种警示或是约束的作用，但其本身是不适合于社会的长足发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断的改革重典，在这个过程中，轻刑慎罚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不是靠武力镇压，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慑，应该是依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严明有力但却张弛有度的法制。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改弦更张都告诉人们，只有从本质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才是一个王朝能稳定存在的根基。

作者：袁昕仪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戏剧的振兴中国历史论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但就说河南的戏曲舞台，也涌现出了不少的作品，如20世纪5O年代后期的《朝阳沟》、八九十年代的《倒霉大叔的婚事》、《老子•儿子•弦子》、《香魂女》，还有近几年的《新版白蛇传》、《程婴救孤》、《常香玉》等。虽说近些年来出的精品戏也不少，也曾获大奖，但整个戏剧市场仍不景气。与其说观众冷漠了戏剧，不如说戏剧疏远了观众。改革的大潮在席卷着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艺术家们必须紧紧追随生活前进的步伐，努力地为广大观众去开拓艺术的新天地。所谓“戏剧危机”，只是旧的艺术观念的危机，是戏剧繁荣的胎动和阵痛。这些年来，我目睹着艺术家们带着汗水、辛酸和兴奋的泪，踏着荆棘的路朝前走。他们的体会非常简单：遵循艺术的质朴原则，大胆探索和创新。

众所周知。戏剧艺术应充分体现通过美的形象．唤起人们美学深思的基本屑性。任何艺术作品，特别是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戏剧．都是“他人参与”的艺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只是通过观众的体验和想象，借助演员同观众的交流，引起观众的共鸣，才能真正为人接受。产生长期的艺术魅力。艺术家应该也只能向观众提供审美趋向和范围，引导人们在规定的艺术情景中对人生的思索，得到美的享受和启迪，如果无视艺术审美的心理过程。把剧作家的主观意念硬塞给观众。填满其美学深思的时空，这样就令观众倒胃口。为了避免重现过去一个时期的弊病，我们在进行创作的审美把握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了两个原则：一是戏剧的表层俏丽与深层的哲理内涵和谐统一，做到雅俗共赏。不同层次的观众进入剧场，首先需要的是感兴趣。这就要求戏剧在剧情、表演、氛围、情趣等诸多方面有一定的通俗性和世俗性，以增强戏剧的普遍感应性，产生扣人心弦的魅力。同时，还要引导那些审美层次较高的观众，触摸戏剧的深层内涵，唤起美学深思，产生对世界和人生的哲理认识。二是使现实题材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使历史题材体现对现实的关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现实矛盾关系越是复杂激烈，它打下的历史印记也就越深刻。对于现实题材深广内涵的开拓，往往有赖于对历史深层积淀的挖掘。现代豫剧《香魂女》和新编历史剧《程婴救孤》的创作过程，初步尝试了这样的审美把握和美学思考。通过对“戏剧危机”状况的反思，我们越来越感受到，随着观众思想文化和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已不至于从戏剧欣赏中得到喜怒哀乐的情感满足，并且越来越增强对于戏剧说教的逆反心理。他们要求艺术家给予应有的想象空间，对戏剧所提供的丰富生活和多义主题独立进行思考，而不需要别人做出现成的结论。戏曲是综合艺术，一部好的戏曲作品，离不开编剧、导演、音乐、演员、舞美、灯光等主创人员的努力，而剧本显得首为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出戏的灵瑰，剧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内涵，往往决定了一个剧团的艺术方向和水准。然而，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的，目前戏剧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正在削弱，不少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剧本的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及人文意识缺失，作品缺少对人生、生存、欲望、理念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思考和关注，很难表现时代的诉求和传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说只要描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会具有时代感。比如，豫剧《朝阳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的是2O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149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现在看来仍不觉得过时。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某个时期某个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融入了剧作家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尤其是及其生活化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戏剧艺术应充分反映审美思想的民族性，做到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几年来，我们非常强调艺术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其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决定其艺术的生命力。抛弃了对文艺民族性的追求，一味去拥抱所谓时代新潮，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今天，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既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又要坚持文艺的民族化方向，并以它作为振兴戏剧的基本美学原则之一。由于各民族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各个民族艺术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历史特征。为了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戏剧艺术。应该加强对外文化的交流，吸收一些外来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以增强我们戏剧的艺术表现力。这对满足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要，发展多种戏剧风格和流派是必要的、有益的。不过在接受当代文艺新潮大胆进行艺术创新的时候，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土壤，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反映民族之声。只有个性鲜明的民族艺术，才是最有国际性和开放性的艺术。

戏剧艺术的民族性审美品格。往往是同民族的地域性紧密相连的。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种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地域性文化支流汇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巨流。因此，振兴和繁荣戏剧艺术，还必须保护和发展其地方特色。

作者：黄敬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戏研所

中国历史论文:太武帝灭佛运动中国历史论文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中国历史上最暴力最严酷的一次灭佛，太武帝即位后，灭佛前对佛教有个崇信、亲近、疏远、限制、打击、彻底消灭的过程。其灭佛的原因应该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简单从反佛思想，经济土地的争夺，佛道冲突或者是政治事件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倾向归因于佛道之争和崔浩、寇谦之的掩掇；王仲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认为，因拓跋魏王朝对佛教不了解，同时又掺人了佛道斗争的因素，于是发生了灭佛教事件；郭朋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认为是因地主阶级内部世俗地主与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和冲突；任继愈等先生的《中国佛教史》论述得相对最为详细。它又强调其原因一是争夺控制人口劳力、二是佛道之争、三是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反魏；四是儒佛之争)经济因素并不是太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太武帝灭佛毁佛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引发血光之灾的导火线。《魏书•释老志》记得较清楚，是他亲征镇压卢水胡盖吴起义时，途中在长安一家大寺院发现了所藏匿的大量兵器，地方官和富人藏在寺中的大量财物，以及所藏的许多酿酒具，还有僧人与贵族妇女淫乐的密室。太武帝疑僧人与盖吴通谋造反，憎恶沙门敛财、贪酒、好色，遂在崔浩的支持下颁布了严厉残酷的灭佛诏，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佛教。而以前只是抑佛、限佛、排佛。在发现的四大类违禁品中，兵器是较大的罪证，通谋造反是最重的罪行最令太武帝仇视，是刺激太武帝决心立即灭佛的最强烈的刺激物。此外，佛教和本土道教的矛盾，佛教和儒教的矛盾都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灭佛事件的发生(下文有论述)。

二、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偶像崇拜与破坏

武帝初期。对于佛像还是很推崇和敬重的，这可能是出于对太祖的尊重和继承，造像活动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世祖初即位，亦尊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举诸佛像，行于广衙。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魏书•释老志》)。可以看出，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是刘乐(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广东深圳518026)一开始就反对的，而是一个从信佛，尊重佛教到怀疑佛教，反感佛教，再到彻底否定佛教，灭佛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道教对佛教偶像的压制作用也渐渐体现出来，太武对佛教的抑制是伴随着对道教的倚重而发生的。世祖即位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其术。(《魏书•释老志》)北魏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族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很大影响，并逐渐以此为正统文化和思想，魏、齐大臣魏收著的《魏书》就列有《儒林》、《文苑》、《孝感》、《节义》、《烈女》、《礼志》等篇章记载和弘扬儒家文化。人世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教义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冲突。在太武帝灭佛的过程中，其亲信崔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官僚士大夫，三朝元老、世家大族，大学者的崔浩灭佛的动因，很明显是崇儒抑佛。崔浩对佛像进行了曲解和诋毁来达到偶像破坏的目的。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魏书•释老志》)这里崔浩所说的胡神显然指的就佛，崔浩觉得佛教信徒对佛像顶礼膜拜的行为很可笑，将佛教称为“胡神”，这是以中原儒家为中心的眼光来看作为他者的佛教，是一种排斥和否定的眼光，佛儒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严厉打击佛教诏、灭佛诏都是经崔浩润色修改的，甚至是他起草的。太武帝下诏灭佛，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强迫僧人还俗，捣毁寺庙，破坏佛像等等。非常严厉，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魏书•释老志》)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同上)恭宗言虽无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魏书•释老志》)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肤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魏书•释老志》)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太武帝灭佛的对象不仅包括僧人，寺院集团，佛教的经义和思想，佛教典籍，对佛教造像和图像也采取了破坏毁灭的政策，这和八九世纪的拜占廷破坏圣像运动是有几分相像的。灭佛导致了大量的佛像被毁灭，同时也抑制了佛教美术的发展。在此时期，石窟造型和壁画的创作都处于了停滞的状态。在灭佛结束之后几大石窟都迎来了各自的营造高潮。虽然诏书严厉彻底，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灭佛活动还是受到了很多的阻力，这些阻力往往来自对佛教笃信或者抱有同情心理的贵族和官僚。太子恭宗就是其中之一。《魏书》上记载了太子恭宗是如何将灭佛和捣毁佛像的概念分开，从而保护佛像的。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索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魏书•释老志》)太子的意思是缓禁、少杀、不烧、不破。让它自然消亡。而且太子说的很清楚，他将太武帝为沙门定下的罪过痛图像分开，“又非图像之罪”，图像的存在和意义只是对佛教教义的阐释或者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并没有参与谋反之事，所以太子主张不去主动破坏图像和寺院，而是让其自然毁灭。在灭佛期间，太子恭宗保护了大量的沙门、佛教经典以及寺院，佛像。《魏书•世祖纪下》还记录了一件同情佛教的人士巧妙地利用佛像为佛教求情开脱的事件：邺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日：“魏所受汉传国玺”。(《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死。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力主严厉镇压消灭佛教的崔浩因文字狱等原因被诛杀。两年后的三月，太武帝被太监杀死。同年六月，太子恭宗病死。至此，太武帝太平真君年灭佛的几位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人物都想继去世。太子恭宗拓跋晃之子，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兴安元年(452年)冬十有--Yl乙卯，“初复佛法”。(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有司失旨，一切禁断(太武帝灭佛)(《魏书•释老志》)。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魏书•高宗纪》)

至此，太武帝灭佛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佛教又重新在北魏流行起来，被毁坏的佛像得到的修复。主持复兴工作的主要有师贤和昙耀。昙暇主持在平城武州塞开凿石窟五年，雕造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此为大同云岗石窟营造之始。从太武帝灭佛到北周武帝灭佛这段时间，佛教在北朝迎来了他传人中原以来的及时个高峰，造型活动也极为兴盛，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佛教美术作品。

作者：刘乐单位：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

中国历史论文:凤纹演变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1凤纹的演变过程

商朝的青铜器上凤纹的形象不尽相同，在冠上就有多齿冠、长冠、花冠，分别代表了凤纹在商朝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既继承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鸟形，又改掉了商朝凤纹的质拙写实，朝着装饰化，图案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西周人在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的基础上，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更加的别致。西周的雕刻着鸟纹的玉器，不仅起了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作用，更加是西周人民思想，精神的一种寄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龙凤这两种分别代表阴阳的鸟兽大量地出现工艺美术作品中。凤纹常常成对地出现在楚系青铜器中，有时两种纹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到战国中期，楚系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进一步线性化、图案化。纵观商代至战国时期这一千多年青铜器凤鸟纹饰的发展与变化，展现出一些阶段风格与演变特征。这段时期的凤纹由繁缛变简洁，由具体变抽象，由静止变跃动。秦汉时期凤鸟纹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形态越来越多，并且在材料的运用、艺术的表现、技术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创新之处。秦瓦当凤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具象写实、现实直观、灵活创新、整体平衡。秦凤纹巧妙地与龙、虎、龟、蛇组合，造型上从过去的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段逐渐发展成了形象的具体刻画。所有的这些艺术特点使之成为开创具象凤纹的始祖，其艺术创新与价值是后世无法比拟与超越的。汉代的凤纹艺术较之前朝都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他的形象更加丰富，线条越发流畅。汉代凤纹的形象不再试静止不动，不再是呆板烦人，而是运动着的，跳跃着的，给人的感觉积极向上，身心愉悦。汉代凤纹被运用到了瓦当，画像砖，石刻等多种地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袭汉代以来的风格外，线条的设计趋于粗犷，给人一种壮实之感。这个时期的凤纹不仅仅是追求某一个局部的优美，而是从大局出发，关注的是整个图案，装饰性的图案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凤纹的表现中。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的具象化，与鸟的形象越发的接近，唐朝的凤纹常常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有着美好的寓意。唐朝的凤纹可谓是集大成于一体，吸取了前几个朝代凤纹的发展，广泛的使用了花卉的图案，使得唐朝的凤纹样式显得更加的雍容华贵。出土于西安大明宫的唐代金银凤纹图，风鸟的造型精巧、细密，头、冠、颈、躯、翅、尾、爪等精雕细琢。晚唐时期的纹样更为精巧美观。这种造型和富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凤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女性象征。宋元时期的凤纹开始进入了一个规范化使用的时代，这是一个凤纹流行的时期，凤纹被广泛运用在了妇女的头饰，建筑物的装饰，各类瓷器家具中。宋代装饰艺术在观念形态上偏重寓意，在其表现上都注重艺术性，赋予了吉庆如意的民俗思想愿望和气息。例如，政和年间的“凤穿牡丹”纹，就赋予了富贵吉祥的寓意。明清时期，是凤纹的鼎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凤纹的使用更加的丰富，各类建筑装饰、家具、瓷器上都有凤纹的身影出现，并且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凤纹被人们看作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整体纹样的表现上也更加的富丽堂皇。

2凤纹象征意义的演变

凤凰作为神鸟存在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最开始是东夷部落的图腾。同时期黄河一带的文明图腾是龙，合并统一后龙凤都成为中国的图腾，被称为“龙凤呈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凤凰看作是吉祥的象征。孔子临死时，曾哀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4］秦汉时期凤纹被赋予祥瑞、兆庆的象征意义，出现了“鸾鸟”“、朱雀”“、朱鸟”等多种命名。秦朝时期的凤纹退去了神秘的主题，开始转向对于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因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凤纹也被带上了宗教的意味。隋唐以后，凤纹逐渐摆脱了宗教的背景，而开始成了皇室的专用图案，代表了权利的象征。唐朝时期，武则天率先使用凤纹作为了自己的象征，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凤纹都被作为皇权的象征保留使用了下来。

3结论

凤凰身上既有丰富且美好的吉祥含义，又有许会让人感到崇拜的虚无和皇权的沉重，但是它的美好寓意却让人为之迷恋。而凤纹，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传统纹样，具有东方韵味，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图案的艺术魅力。凤纹作为装饰纹样，其艺术的装饰生命力也将长存不衰。

作者：章慧凰　王芝湘单位：天津工业大学艺术与服装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叙述视角”及其选择

在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中，对历史真实理解、发现、叙述及展示角度的差异，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媒介真实”，继而给受众建构出不同的“想象真实”。从视界结构上讲，可追溯到不同的叙述视角。所以叙述视角是探究纪录片深层创作理念的重要考量对象之一。叙述视角，也称为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观察和讲述故事的特定角度。按照结构主义批评家兹韦坦·托多洛夫的观点，叙述视角可分为三种形态:(1)全知视角———叙述者＞人物;(2)内视角———叙述者=人物;(3)外视角———叙述者＜人物。它们体现了叙述主体对事件或故事观察角度的差异以及与事件和故事关系的差异，从而呈现出事物不同的面貌和意义。这三种视角在表达时各有侧重，如全知视角体现出俯视的全知性、性，视野开合度大;内视角的叙述者身处故事之中，以普通人的感观“得知”和讲述，可信性和亲切性超越前者;外视角比内视角知道更有限，对内情毫无所知，即跟在人物后面告知受众其言行，但其“不知性”反而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引人入胜，尽可能地调动追问和想象的参与。不同视角既代表了纪录片叙述风格的选择，也体现了创作者之于受众的姿态以及希望受众采取何种姿态进行“阅读”和解读作品信息，从而引起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而无论选择哪一种视角，都无法克服该视角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超越的实证对故事信息及材料性负责，任何一个视界都有其独立的代言个性”。叙述视角的选择得当与否，也会直接导致观众采取不同的立场解读和评价作品信息。霍尔认为，在假定读者具备发现传播者“制码”能力的前提下，根据读者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是否一致，读者的解读方式可分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与对抗立场(oppositionalposition)。这三种立场体现着读者对编码者和主导地位不同的认同程度。持主导―霸权立场的受众类型随着信息和文化产品买方市场的形成必将逐渐减少，而更多的是会经过自己的经验部分接纳甚至颠覆性解读作品的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的解码者，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网络传播时代，面对媒介经验日趋丰富、自我意识日趋强热的传播对象，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叙述视角选择就更需谨慎，如全知视角就极易使已形成自我观点的受众产生对抗立场。但若纪录片陷于纯客观表象之中，没有合适的主观意见和意义解读的自信，又易囿于“当局者迷”的局限而难以使受众信服，从而降低纪录片的认知水平与格调，同样容易引起对抗立场甚至轻视态度。于是，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均衡比较了多种叙述视角的长短利弊，向“多元化”视角的方向探索，以协调上述矛盾。

二、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品中的多元叙述视角分析

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从表现元素上看，作品中的多元视角主要包括:代表创作主体的叙述———解说、口述者(专家、见证人、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等)和再现的历史人物。

(一)解说视角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尤其长于传达抽象信息。解说作为纪录片抽象符号系统的重要主体之一，与被访者口述和表演者对白(及独白)共同表现视觉信息难于传达的概念、观点和意义。在力图输出一定意义的纪录片作品中，解说历来是贯穿作品的最常见的主线和链条，在其节点上再安放影像、采访等其他信息板块。它赋予作品逻辑性，同时，其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特点符合该类纪录片主要目标受众群的书写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能更有效地构建出深层意义体系。解说作为诉诸听觉和视觉的符号，以索绪尔的理论分析，其“能指”包括解说员的声音符号和相应的字幕文字符号，其“所指”则直接代言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承担了描述事实、抒发感情、表明态度等多种功能，声音符号中的副语言及字幕的字体、大小、位置都承载了特定的涵义。受众借助影像本体形成对事物感性的认知，可以说画面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解说着文本，同时观众又能借解说避免画面解读的多义性和表面化，语言的逻辑特性更易于构建出结构、脉络、意义和情感。解说还是纪录片的重要美学元素。首先，渗透于解说的字、词、句和整体结构的文学美能营造出令人陶醉和回味的丰富意境，受众能借助文学语言联想出超出“画框”的宏阔而绮丽的时空并心驰神往。这种审美感受通过时间的积累使受众逐渐形成对表现主体较稳定的认知态度与情感共鸣。其次，解说蕴含思想、哲理的思辨美。语言能表现出远大于影像具象世界的思维领域，展示历史智慧和思维成果，揭示表象背后的价值与规律，发人深省。如《大国崛起》不仅有对具体国家的兴衰、具体历史事件的总结分析，而且其对葡萄牙、英、美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的选择、排序以及作品的整体结构也都体现出创作者的历史观点，展现了创作者包容的胸襟和气魄。，听觉美。该类作品体现出对人声之美的重视与挑剔，解说员圆浑有力、充满色彩和韵律的声音，与影像和音乐一起，营造出纪录片或深沉庄严或欢欣雀跃的意境美，给观众一种流连忘返的听觉审美享受。与以往作品相比，这一纪录片群落中的作品在解说方面体现出一些变化或趋势，这些变化从深层反映了创作主体话语姿态的改变。其一，淡化的“脂粉气”———抒情性文字的减少与改进。主旋律的作品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慷慨激昂、直接而厚实的情感渲染表达和词藻的铺陈让人应接不睱，但却难以溶入。纪录片的纪实本性和客观信息量一度被主观化的抒情文字所包裹，甚至让位于后者，历史叙述带着浓厚的“脂粉气”。例如《话说长江》中有许多类似的表达:“古往今来，有多少著名的诗人，为您的魅力，寻访名胜、昂首歌唱啊!数千年间，有多少杰出的文豪，为您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这种抒情化的表达方式曾受到一个时代的推崇。抒情，《现代汉语词典》将其释为“表达情思，抒发情感”，即用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文学活动。据此，笔者对比了《话说长江》、《故宫》、《敦煌》、《舌尖上的中国》等多部代表性作品的解说文本，据情感表达和修辞特点统计了其中的典型抒情性文字，选择其中几例，作如下比较(表1)。由表1数据可见，同性质媒体创作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作品中，抒情性文字比例在新时期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且这种下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是某部作品的偶然表现。创作者对解说文字的美学追求发生了理性、平实性、客观化的转变，这与国际纪录片故事化的风潮不无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创作者居高临下的精英教化心态向与受众对话心态的转化趋向，使该类纪录片表现出真诚、质朴的态度。其二，纳“他者”之见———注重引用他人观点与一手资料。解说更加注意引用他者话语，多方引证，以求更加、立体地构成与评述事件，减弱主观性，从而提升受众对作品的接纳和信任程度。例如《敦煌》及时集中便以探险者斯担因的个性化独白简洁而真实地描述了探险历程，暂时脱离了对“解说员视角”的依赖。这比解说员极描述之能事传达的效果可能更直接而动人。此外，解说中也更多地引用研究者、亲历者的观点，有时甚至借助对创作者亲身体验的原始纪录———考察笔记、拍摄、走访手记等，削弱雕琢感，丰富审视角度，更显真实。其三，“不知为不知”———全知语气的和缓。在人们的印象里，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如卷轶浩繁的史册一般谈古论今，无所不知，拥有与受众的巨大信息位差和文化优越感。但在当代作品中，解说中出现了“我们无从考察”、“我们不知道”、“或许”等词句，这些非但不是创作者的不自信，反而证明了创作者正在以一种平易而朴实的面孔与观众交流，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口述者视角

说到口述者，不得不提史学研究中搜集历史的途径之一———口述历史，它源于史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历史资料源自于人的记忆，通过访问和记录(文字笔录、录音、录像等)曾经身处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获得原始资料，从中抽取有用史料，获取历史真实。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学的术语(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正式产生。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推广运用［5］。相对于书面正史资料，口述史更能够深入到民间，在社会生活史、风俗史、灾难史等方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该史学方法也集中地体现在纪录片家族的特定类型———口述体纪录片中。中国也产生了大量代表作，如《20世纪中国女性史》、《神鹿啊，神鹿》、《百年小平》。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口述者，多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亲历者和各类知情者，把其讲述与评论的视听觉信息作为纪录片的直接构成部分，其特殊身份、特定经历以及本人影像增强了确认作用和大于语言本身的感染力。口述者视角主要具有以下传播优势。其一，性。历史信息久远的历时性意味着对普通人的门槛和“知沟”，于是，对其进行讲述及价值评判，学术研究者往往能凭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经验和文化地位引发“意见领袖”效应，提升作品的学术高度和说服效果。其二，多元性。当代作品中的口述者并不局限于专家学者，其来历既有“庙堂”也有“乡野”，创作者观念的包容带来口述者选取标准的多元。非正统的、私人的、群体性的观点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态度立场能折射出多面的历史，为靠近真实提供参考。“历史影像叙事结构的逻辑性及其现场，建立在这种多元的、个体的和局限性视角共同组成的口述见证基础之上”［6］。例如表现陕西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作品《望长安》中的口述者涵盖各级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高校教授、文化学者、作家等30余位，他们的讲述针对自己对陕西文化最熟悉、最热衷、最津津乐道的方方面面，将宏观的地方文化风貌与个性化的体验认知相结合，在口语化表达的同时又不乏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与规律独立的深层思考。这种口述相对于解说词一元讲述或专家群体口述者的一元讲述，更能显示深层创作理念中的包容性、差异性和客观性，也更容易实现传播意图。其三，感染力。口述者借大众媒介实现了类似人际传播的效果———面对面交流下的直视与“靠近”，把影像背后上帝一般的讲述者“他”转化成了一个促膝而谈、有生动表情、有肢体动作、有丰富情感的表达意愿强烈的“你”;而大众媒介借口述者成功地把久远的历史事件拉近为受众“在场”的当代事件;“教化”变为“交谈。”《望长安》第八集《鼓舞风神》中，陕西籍作家高建群以具有特色的方言、质朴的外表、憨直的神态，一下就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厚重的文化表达顿时变得亲和与轻松，他动情地讲述着自己理解的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民歌就是它的那种赤裸裸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那种热烈那种真诚”，然后，语言也不足以表达这种“热烈”与“真诚”，情到深处他便自然而然地吟唱了起来:“(唱)六月里日头，腊月里个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口述者兴至而歌、手舞足蹈，奔放豁达的人性释放真正充分利用了影视媒体的多通道和“零距离”，实现了信息与情感的双重交流，并且彰显了纪录片创作者回归人文本性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对口述内容选择及节奏把握的探索。口述视角虽然有以上优势，但也不能不分主题、风格的滥用，在当前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形成的大致规律是:口述信息多用来表达事件和史实的细节性信息、未成定论的各家之言、个人化的身心体验等。且口述部分的剪辑节奏要与作品整体风格统一，避免节奏拖沓和视觉疲劳。由此，有的创作者会借音乐及转场设计等元素进行多位口述者的快速剪辑，形成片断信息拼合和递进的紧凑感和“疾风暴雨”式的信息流。

(三)“情景再现”中的历史人物视角

情景再现，是目前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广泛使用且争议渐小的表现手法，又称“搬演”或“重演”，是由他人扮演时过境迁的特定重要情节，或者运用光影声效造型再现某种历史环境氛围［7］。这种手法可以追溯到美国纪录片先驱弗拉哈迪1916年的经典作品《北方的纳努克》。导演通过真人表演的方式再现了爱斯基摩人行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当代很多题材的纪录片中，情景再现都逐渐成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创作理念。笔者在此先搁置学界对其合理性的长期争议，仅讨论其叙述视角问题。虽然“再现”的控制者仍然是创作主体，历史人物不可能真的穿越时空，但“再现”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动作、语言(内容与风格)均基于文献资料和专家考证，有史可查，力求客观真实。而且，其表现力不局限于历史人物的言行本身，服装、礼仪、建筑、环境等形成的信息“场”，都在参与表达，其直观效果是解说和口述都无法企及的。历史人物的生命通过史书、传说、遗迹的初次复制，而后又在后世的现代影像媒介里再次实现了巴赞所说的“人类延续生命的幻想”和“木乃伊情结”，这本身就是历史人物视角下的一种“发言”，对他同时空同命运的人们具有使命般的代言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作品中，史书上的主体———帝王将相等强势阶层不再是的主角，对普通人尤其是平凡甚至苦难的个体的关注上升，比如《敦煌》中对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塑匠、舞女等的大篇幅再现。这些历史人物通过特殊的方式，获得了表达的一席之地，穿越古今的时空巨壑，诉说或无言重演着自己的命运，触动着当代人的情感神经和现世困惑。创作者不仅为古人“失语”作了改善，通过历史人物的视角实现了民族历史情感化的古今对话与中外对话，同时借用新历史主义“history———his－stories”的观念［8］，体现出将抽象化思维向具象世界和真实人物生活还原的创作趋向。

三、多元视角的“合力”

上述三种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容的体系，共同构建历史叙述的完整性与多面性，多点、多层面思维形成较的历史“拟态环境”的立体感，通过传者一方的多元(涵盖创作主体自身、学界、艺术界精英阶层、大众阶层，甚至历史人物)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这三种视角借助不同的表现方式可以使纪录片作品集可视性、情节性和思辨性、抽象性为一体，根据不同的侧重而在创作中分工与合作，创作者也通过向其他媒介的借鉴使之优化，例如新闻写作华尔街体(DEE)的理念便常被应用于纪录片创作中［9］，由个人故事、细节、事件或口述者引入(Description)，由解说语言概括、梳理、深入剖析，结合专家及口述者的多元阐释(Explana-tion)，实现价值揭示、理性升华(Evaluation)，这种剥笋式地层层深入地由历史局部向全貌延展的创作方法在《大国崛起》等偏政论型作品中均能找出痕迹。可以说，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多元视角的探索体现出当代独特的历史解读方式，它能够在“小人物—大历史”、“小事件—大背景”以及“理性阅读—视觉商品”间寻求一种平衡。借助历史话语表达了对不同社会成员的人文关怀，凸显了创作者的人文精神，也体现出对视听语言规律认识的深入。但同时要警惕创作中模式化以及因追求戏剧性、传奇性对真实性、深刻性的消解等潜在危机。

作者：王月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核心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障，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核心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作者：闫石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历史论文: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思考

一、教学内容的设计

“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课程,我校在课程设计时,定为36学时,因此要想在这有限的学时内把文献学的定义、范围,文献的载体,文献的形成与流布,文献的收藏与散佚,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辨伪、类书、丛书、方志、家谱、出土文献等一一详细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献学》教材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也作为文献学的教学内容,虽然这些内容作为文献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不能回避的,但是由于《文献学概要》这本书没有列入,且这三门学科对于学生们来讲又确实太难了,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只能割舍掉了。虽然不再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作为单独的讲解内容,但我会在讲解其它内容时,凡是涉及到相关的内容,均予以简单的讲解(我校中文系开设了“文字”、“音韵”、“训诂”学等课程,建议学生们去中文系选修相应课程)。即便如此安排,也不可能详细地介绍上述内容的每一个章节。因此要根据本课程的内容和难易程度来合理安排课程的讲授:相对容易的章节,除了必讲的内容外,安排学生课后自学,而相对难的章节,则进行重点讲述。如在讲述“文献的载体”的时候,讲解“甲骨”、“金”、“石”、“竹木”、“帛”、“草纸”、“羊皮纸”、“贝叶”、“纸”的时候,可以利用相关图片,简单讲解。而在讲到“文献的辑佚与辨伪”的时候,则会重点讲解文献辑佚的方法、作伪的主要手段和辨伪的方法等内容。合理组织教学内容,必须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有一个总体把握,同时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不仅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同时可以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

不同课程,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教学方法。而历史文献学又是一门讲求运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特性。笔者在长期的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方式,更应当注重以下一些教学方式的使用:

1.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课堂讲授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

有关启发式教学,专家学者们都进行了较为精辟的阐述,笔者在此不予赘述。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知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如何才能让学生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呢?如在讲“出土文献”里敦煌、黑水城文献的时候,我会拿出一篇黑水城文献,让大家去释读、断句、文献断代。如“俄藏敦煌Дх00293号文书”[5](P201),在释读文书的时候,我会提醒同学们注意“证圣元年”、“则天大圣皇帝”等一些关键词。然后提示他们根据“证圣元年”这个年号,在《中国历代纪元表》中,查找这是谁的年号。经过查找,发现这是武则天的年号,这正好和“则天大圣皇帝”相吻合。然后我又提示同学们再根据“则天大圣皇帝”这个封号,在《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全唐文》等唐代史料查找武则天什么时候得到“则天大圣皇帝”封号的,如果这个时间能确定,那么基本上就能断定这件文书的写作时间。经过不断的启发提示,同学们不仅完成了对文书的释读,同时也完成了对文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锻炼了学生阅读文献和利用文献的能力。通过这种实践教学的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并不断地解决问题,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成就感,使他们感觉到所阅读的再也不是枯燥无味的古文,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记载。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2.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能过多地依靠多媒体。

由于我校以前特别重视和鼓励教师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因此大多数教师都采用多媒体教学。毋庸置疑,多媒体教学有多媒体教学的优点,这一点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也是较为突出的,特别是在讲述文献载体、版式等问题的时候更是需要借助多媒体课件。如在讲文献的载体的时候,很多教具我们是没有办法准备的。这时候多媒体教学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可以把文献的各种载体,用图片的形式予以显示,并对每种载体的形式进行讲解,这样同学们不仅见到了类似于实物的图片,同时对文献的载体也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教材所写的那些枯燥的名词了。但是多媒体教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大多数教师,课件做的都非常精致,内容也非常翔实,安排也较为合理。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依靠课件进行教学,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比如我在教学过程中,引用的古文,我会直接就把加上标点符号的古文打到屏幕上去。其实这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环节。我可以把白文打到屏幕上,然后让学生来加标点;或者是把白文写到黑板上,让学生到黑板前来加标点,这既增强了师生之间的学习互动,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正是因为没有师生之间的互动,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课,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地听课,基本上达不到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要过多地依靠多媒体课件。

3.教具的使用。

由于中国历史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教具的使用。比如在讲述文献装帧形式,如“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梵夹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的时候,这些图书装帧形式,学生基本没有接触过,也没有见过,有的同学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利用自制的教学道具来演示讲解。在自制教学道具的同时,我还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我自己搜集的一些资料。如我在讲述地方志的时候,就把图书馆里的《天一阁地方志》借出来,让学生传览。在讲出土文书“玺印”、“砖瓦”的时候,把自己的“印章”和收藏的一些有关古印的图片、以及瓦当等的拓片拿出来,让大家观看。通过这些教学道具的使用,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献。

4.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以前我在讲课的时候,往往忽视这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学生们不断地反馈课程内容较为抽象、难懂,因此我不得不改变以前的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注意学生们的实践教学。在讲“版本”的时候,我把同学们带到了图书馆的古籍书库。虽然我校图书馆古籍书库藏书数量无法同重点高校相比,但是亦藏有一定数量的古籍。然后依据古籍,讲解古籍的版式等相关问题。在讲到版本的鉴定的时候,让学生自己找书的牌记、字体、版式、收藏章、序跋、刻工、装帧等内容。同时在讲解古籍装帧形式的时候,可以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等模型。而这种实践教学的尝试,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纷纷反映,他们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既增长见识,又对古籍版式有了较深的了解。总之,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不要死搬硬套。在教学方法上,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实践教学,让学生充分地加入到教学过程中来,激发学生们学习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着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着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较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较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较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较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较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较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较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民国时期，人口增长之快中国历史绝无仅有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

过去人们都有两个印象,一是清代中期人口突飞猛进,由此产生了关于清代伟大的种种说法。二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都说中国是“四万万”人口,这倒也符合人们对历代乱世人口衰落的认识,没有大减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由曹树基、侯杨方分别完成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后两卷以翔实具体的考证和统计告诉我们,这两个印象并不真实。

据《中国人口史》第5卷,以往由于严重低估人口基数导致的所谓清中叶人口空前高速增长的说法不确。从1644年清朝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人口年均增长率0.49%,增速低于唐前期、北宋前期和南宋前期,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长率也不到0.7%,所以“‘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

清末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主的咸同年间大战乱,固然使人口从4.36亿降到了3.65亿,但辛亥革命前夕却恢复了增长。据《中国人口史》第6卷,清末民初到抗战前的人口增速更是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在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该书据此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就出现了5.8亿、连同港澳台已超过6亿的惊人数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查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人口仍不到5亿),显然,1949年后超过2%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就是民国时期的这种变化的“自然延续,而并不是另一阶段的突然变化”。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文化

纵观中国历史,一般都以“上下五千年”来概述中国历史发展,五千年是一个时间概念,以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发展作为线索。历史,本就是一个对于时间的不懈求索与探究的学科,但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仅呈现的是时间上的推移与进步,更呈现的是多样化的文化现象,这与中华大地“纵横一万里”的特点不无关系。

1.地域差异形成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差异

近现代以来,许多历史学者越来越关注历史与地理的相融合,以地域的视野纵观中国历史变革与文化进步。由此形成了一门学科为历史地理学,其主要研究的方向有四点:一为复原,即各别时期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近似复原;二是变迁,即不同时期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三是分布,即特定时期的自然地理要素与人文地理要素的主要分布点研究;四是差异,即特定历史时期中地理面貌与人文地理面貌间的不同地域间的差异。而对于中国历史学者所关注的地域视野主要是第四点,即针对特定时期不同地域所产生的不同文化差展与风土人情。地域差别包括自然地理景观的差异与人文地理景观的差异。《史记》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讲的就是这种由于地域的差异而导致的人文地理景观的差异。而在中国人文地理的研究层面上,以汉族聚集地为例。秦岭淮河为界,形成南北风土人情的差异。如在使用交通工具上形成南船北车的差异,在饮食上形成南米北面的差异,更在风土人情上形成南方人细腻温柔如水,北方人粗犷、豪放如风等等。这些都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地域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差异,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而地域差别产生的渊源也是跟历史的不断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2.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文化差异

秦汉时期,我国以北方的关中与山东作为两大农业中心,也是政治经济的中心。而南方由于地广人稀,几乎属于空白阶段,因此炎黄文化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主要文化,汉中地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汉武帝独尊儒术,到百年后的成帝,刘向将全国境内划分为若干区域,时任丞相的张禹使僚属朱赣按区叙其风俗,后被班固编于《汉书地理志》当中,根据此项资料可发现,当时全国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他俗”,三辅世家好礼文,但各地还没有提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反不同地区还出现不符合儒家礼教的习俗。如三辅“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河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楚之江南“信巫鬼,重淫祀”。吴人以文辞显,“其失巧而少信”等等。表现出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特点。随着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变迁,北方移民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南北经济发展已呈均衡态势。但这个时期,仍以北方为中心,盛唐可以说是南北共荣的文化发展阶段。《隋书?志?地理志》将隋炀帝时期全国一百九十个郡按《禹贡》九州编次,各于州末略叙其风俗。《地理志》表示,九州之中,兖徐青三州十五郡为教化好的地区。其次为豫、冀两州,这五州指的便是黄河下游两岸即所谓的关东地区。而关西地区基本为儒家声教所不及,长安附近关中平原三郡,风气极坏,“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三辅以北以西的古“六郡”之地,则比较淳朴,自此以北缘边九郡及河西清群“多尚武节”。秦岭以南长江上游地区,唯蜀地“颇慕文学,时有斐然,”汉中与巴地则“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汉中以西蜀郡以北诸郡则因“连杂氐羌,人尤劲悍”……即使处于盛唐时期,其表现出的文化差异也是略有不同的。天宝年间的《通典?州郡典》中记载了其间三百多府郡的风俗。举例来说,塞上文化主要是指以驻守边疆的士兵为中心的文化特点,表现为唐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及自然地理景观。以儒家文化为例,兴盛地区在北方“山东”,兖州,南方“吴中”,略如隋时旧样;惟以蜀土比齐鲁,与隋代相比略有发展。由于安史之乱,北方居民再次大南移,使南方经济发展速度再次加大,南方人才迅速增加,五代末的时候,长江流域的经济力量已远超北方,成为重要的经济重心。北宋时期,北方再次成为政治中心,经济发展有见长之处。但靖康之难以后,文化重心再次南移,甚至远至福建及岭南地区。北方由于长年战乱,已无力扭转其经济中心南移之势。《宋史?地理志》中将崇宁时二十四路合并为十二区,略述为中原地区“多专经术”,南方地区则“好为文辞,登科弟者尤多”,在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两宋是理学最昌盛的时代,但徐福建一路讲诵竟概未涉及,由此可见即使在宋代,理学也未必已被读书人所普遍接受;二是文化最为发达的两浙、江南、福建地区,又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处。宋代民间佛道显然比周孔之教要高得多。元明清时期虽然政治重心在北方,但经济重心已固守南方,同时南方人才济济,明制内阁大学士皆翰林出身,其中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75人,占全国总数的45%,从人才分布总形势来看,东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与西南最为落后,西北陕西,现代的陕甘青宁四省区只出二人,西南的广西和云南也只出二人。清代江苏状元几乎占全国一半,重要学者皆来自于南方。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南北方经济发展特点一窥当年的历史文化变迁的脚步。

3.地域差异的语言表现形式

地域差异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即为语言的变化。作为一种沟通的工具,它随着人口的迁移而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语言发展变化来看,几次的南北大融合是语言变化的重要阶段,也是语言丰富与发展的重要阶段。首先表现在词汇的,新词的加入,旧词的灭亡,在每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阶段里,词汇变化是首当其冲的,它是语言系统中变化最快的一种,几乎每时都会产生新的词汇,又伴随着旧有词汇的消失;二是表现在语音上,目前我国语音系统已形成八大方言系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地语音也在慢慢变化。三则表现在语法上,这是语言系统中最为固定的一种。一般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参考我国文言文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仍可以发现语法的变化。总而言之,从先秦两汉历代中原王朝来看,几千年来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贯穿所有时期,各时代不同的风土人情差异,使我国历史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中华文化的地域差异并不是在否定中华文化的共同性。这二者是辩证在存在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有着共同意识的文化大国,文化在相通之处,更因地域的不同而存在着不同的差异,可以看出我国文化求同存异,兼容并进的特点。在外来文化相冲击的今天,以地域视野考察中国历史发展,与文化差异更多的便是通过对差异性的辩证讨论,而找出共同性的发展路径,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中国历史论文:读中国历史的教训有感

在工作之余看了《中国历史教训》感悟颇深，本书中共计24个小段文章，作者的借古论今，选取的历史事件大多众所周知，故事虽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忧国忧民的角度上，体现了作者不凡的思想高度和认识，真正体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另外，这本书文笔通俗易懂，娓娓道来，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正向思想读物。

赵匡胤与官二代一章中，对于科举考试公平性问题想到现如今中国社会也一直强调公平、民主。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科举取士中，赵匡胤对官二代实行严格限制政策，隐含着深邃的战略意图和政治智慧，值得我们在建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伟大工程中，用心思考、体味、借鉴；在面对升学、就业、公务员考试和干部选拔使用中的不公问题时，要看得远点儿、想得深点儿。在保持公开公正的原则上同时也要有制度的保障和监督。

书中慈禧收礼一章反映出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障制度的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我们党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部署中，不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做执行制度和反对特权的表率，还把领导干部作为廉洁从政教育、制度设置、权力制约监督和案件查处工作的重点，其历史意涵丰富，现实意义深远。就当前中国而言，解决好权力腐败问题关系到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实现现代化质的飞跃，能否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管理好政府的钱袋子、解决事权与财权的匹配等措施应时而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才能为深化改革扫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才能把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是保持其长久支撑力的基础。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纪律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掷地有声地宣示要“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严肃提醒全党：“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里面的许多道理教训值得深思，历史是好的老师。借鉴历史的经验才能看到历史中给我们的家训和启示，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国梦”。

中国历史论文:怎样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

在多年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教学过程中,我们感到绝大多数学生对本课程内容都较生疏,故学习中往往感到十分困难。其实,如果我们掌握了历史地理学这门课程的基本特点后,学习起来就会事半功倍。

一、了解现代历史地理学的

性质和归属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我们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应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科学。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较大,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沿革地理一直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主要是探讨历史上州县兴废和疆域变迁,进而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辅助,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空间的定位。故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在全国高校历史系的教学中,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一些学校是作为专业必修的基础课,一些作为专业选修课。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理环境,是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相同的,而其研究工作主要是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而阐明当前的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为当代地理学服务。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

一种说法是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学,而研究时间、资料和方法又多是历史学的,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新学科。历史上便有所谓“史地不分家”之说,一不了解历史地理学的人,往往还认为是中学的历课与地理课的简单重合。

当然,随着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些学者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的科学。其实早在20 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有人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20 世纪 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公开认为历史地理学应将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提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学科。

不管学科归属怎样,中国历史地理学目前在历史教学中受到的关注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这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的重要。

现代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是这门学科的核心。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主要是尽全时空和人地互动,这应成为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最终应树立的理念。要达到这个境界,则首先要对一些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和认识,这是我们历史专业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二、掌握中国历史地理的基本内容

历史地理学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各方面要求掌握和理解的内容和重点并不一样。

历史自然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背景,是承载历史人文地理各种景观的舞台。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了解历史自然地理知识,是了解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关系的关键,也是进一步学习历史人文地理的基础。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历史气候的变化影响着水文、植被、土壤、海岸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故历史气候变化的学习应是历史自然地理学习中最重要的内容。从学习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需要了解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并对这种周期性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认识。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则还需了解这些周期性变化的主要特征、产生变化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考古学、物候学、文献学、现代观测资料来复原过去气候的方法。植物生长特性和周期、年轮判读法、动物的生长特性、海平面的升降、雪线的升降、冰川的变化等方面的知识对学习历史气候地理用处十分大。如果从更高的要求出发,学习怎样复原过去的森林覆盖率、河流径流量、土壤肥力变化、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等也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人文地理是我们学习历史地理的主要内容,我们如果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来看,学习历史地理学的这部分内容就是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服务的。

历史政区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最传统的部分,学习者应掌握实行郡县制以来这两千多年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变化规律,并初步了解这种变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则应从行政区划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虑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现实行政区划的实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像秦汉时期的郡县制、监察州、道、都护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郡县、土断、双头州郡,唐宋时期的道路制、都督府、羁縻州、市镇、军、监、头下军州和元代以来的行省、道、市等有特别意义的行政区划变化都应是重点了解的。

中国历史疆域地理主要是分析近五千年来,在东亚地区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地域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疆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疆域史不应仅是几个中原核心王朝的疆域变迁史,而应是活动在这个时空内的所有民族和政权的疆域变迁史。历史疆域地理的学习重点应是近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史,西北和东北疆土的丧失、外蒙古的丧失、南海诸岛的争端、中印和中越边界的变化等都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内容。

历史经济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学习中内容最多的部分,广义的历史经济地理应包括经济区域的演变、农牧分布线的推移、农业植物的嬗变、手工业分布、交通通道的变迁、城镇的分布、人口的分布变迁等内容。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左右着整个经济的水平,故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区域地位的升降应是历史经济地理学习的重点,其中唐宋之际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的过程及其原因,应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在学习这个问题时,要充分利用历史地理从人地关系思考问题的优点,除充分考虑社会的因素外,更要十分重视自然因素,特别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变化的因素。同时,从技术层面分析,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角度,如汉、宋、明清三次农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历史交通地理在古代承载着主要的信息传递功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交通通道也应成为学习的重点。如历史上的直道、驰道、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隋唐和元明清的大运河,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与交通有关的是城市的分布变迁,城市分布变迁与经济区域重心的发展变化关系十分大,故历代重要的都城位置变化和重要的经济都市分布变化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习的重要内容。历史人口地理在传统社会里也可以包括在历史经济地理中,因在传统社会里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由于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单独分出来学习和研究。

历史人口地理与人口史的学习方法和侧重有所不同,相比而言,历史人口地理的学习更应看重历史人口的地理密度变化。在历史人口地理学习中,人口流动产生的移民现象也是一个学习的重点。与移民史不同的是,移民地理的研究更重视人口移动造成的人口和经济要素的空间变动及其原因和影响,特别是造成资源与产业配置的变化,尤为重要。一些重要的历史移民事件,如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唐末波动、靖康之乱等事件造成的北方民族南迁,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跑口外、走台湾,都是应重点掌握的典型,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事件。

历史文化地理的学习应重点掌握历史人才和学校书院分布的变迁,这是与中国经济文化分布的东移南迁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于文化地理的其他部分由于目前在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对于它的学习还需更多地本着从探索角度来分析一些问题。

三、熟悉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着作

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历史地理,阅读一些中国历史地理书籍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 1981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本入门书籍。1985 年以来,先后出版了 11 部中国历史地理的通论性专着和教材,即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马正林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邹逸麟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韩宾娜等的《中国历史地理》、陈代光的《中国历史地理》、张全明等的《中国历史地理论纲》、李恩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耿占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年,我编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和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教材也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专着和教材都是我们初步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读物。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学习,自然地理方面可参阅中国科学院编着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人文地理方面可参阅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一书。历史地理的学习中阅览历史地图是十分必要的,这方面可以参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书共 %册,主要是历代政区和疆域图。如果在学习的同时有探索的兴趣,可以先了解研究现状,可参考杜喻等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论着索引》和华林甫编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两书,并可阅览《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个专业刊物。在此基础上,再阅读有关历史地理的重要历史文献。

四、学习历史地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历史地理学特殊的学科特点,我们在学习时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 现代历史地理学涉及学科知识众多,主要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物候学、统计学、人类学等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充分了解有关知识和技能,在探索中学习,不断向其他学科的同事学习,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的文献。

2.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核心是人地互动和尽全时空,这样,对地理学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树立空间观念对每个学习历史地理学的初学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3. 现代历史地理学由于其研究方向越来越向统计计量发展,故对历史地理学的学习更应树立数量观念,如人口的地理密度、气候的温度波动、植被覆盖率、生产的产量、垦殖指数、江河的径流量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数字统计。在学习中要善于将难以量化的因子量化并进行比较,是历史地理在思维方式上的优势。

4.由于历史地理学特殊的学科特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成为学习和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座右铭。对于刚开始学习和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生来说,树立和培养热爱自然,走向野外的志向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一方面要求我们有一种探险献身的吃苦精神。

5. 历史地理学涉及的历史文献比其他历史学分支的文献更广泛,因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现象都是以一定:请记住我站域名的空间为背景和舞台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者不仅只利用正史、会典、会要、实录等史籍,还需要广泛地涉猎各种野史笔记、诗文集、地理志和各类杂着,尽全一切空间资料,也就是对历史上的重要历史地理文献应尽可能涉猎到,如各代的地理总志、正史的地理志等是必读之书。当前由于二十五史和四库全书都有了可供检索的光盘,故对这方面的资料应充分运用,但需与原始版本核对比较,以防出错。

现代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正在发展的学科,我们应以一种发展的和探索的眼光来学习这门课程。一方面由于对其生疏,我们首先要掌握相关的历史地理名词,熟悉一些重要的概念,一方面我们在学习中应积极发挥主动性,使这门学科在学习和研究中日趋完善

中国历史论文:世界与中国历史中现实体现思考

韩毓海先生在《五百年来谁着史》中说,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的确,拜读此书后,我们感到作者也正是以此三重视野观察和解读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问题的。作者学识之渊博、立志之高远、气势之恢宏、启迪之深刻,令读者深感折服和敬佩。笔者囿于学识,斗胆地来谈一点浅陋的读后感,且作抛砖,以引方家吐玉之论。

一、读韩着借历史之鉴察现实问题

顺着韩先生治史的“三重视野”阅读其大作就不难看出,作者正是以热忱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剑气纵横的大手笔,深邃犀利的哲学目光,深沉激越的人道主义情怀,对500年来中国和世界历史进行较为详细的审视和剖析,从而提出了一系列设问:中国自1567年(隆庆元年)来为什么会由长期的经济经验丰富而走向近代的积弱积贫?而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中国在今天又为什么会再次走向伟大复兴?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漫长的16世纪”逐渐赶超中国,并在19世纪横扫世界、所向披靡?今天的欧美各国又为什么会陷入空前的、难以自拔的金融危机与动荡?[1]P161等等。作者正是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开始了以其“三重视野”方式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具有创造价值的研究工作。在研究中,韩先生以他的三重视野方式深入地探究了中国明朝就已经具有的,较之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方式及其走向衰败的深层原因,并指出:明亡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它的经济的崩溃,而其经济崩溃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从而导致过度市场化。”……更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将这一切交给“市场”,而忽略了国家组织建设和社会保护。“……用今天的话说,明朝问题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由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造成的”[1]P136。基于这种观点,作者指出:当代中国流行的另一个观念,是将发展的动力简单化地归结为市场和市场经济的伟大,而中国历史上的落伍,也被解释为前人长期以来全然不知市场,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所谓“闭关自守”论的基础,其实质就是认为中国从来“无市场”)。他又指出:“此说涉及当下问题,或许不能一概而论,但若涉及历史,则可以肯定就是无道理的臆测。”[1]P166弗朗西斯?培根曾指出:“读史使人明智。”不难看出,作者也正是以此明智的拳拳爱国之心,借助明朝案例警示世人。其实,人们并没有忘记,那些“新自由主义市场教旨主义”的鼓吹者或“精英”们嘴边常挂的一句口号就是所谓“市场进,政府退”。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先进与发达,似乎就是“没有政府管制的、亦即一切由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才促成的一种结果”。然而在现实中,事实已经无数次地教训了我们: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一次次频繁的“惩罚性关税”或贸易壁垒事实,使我们看不到所谓的“政府退”的丝毫迹象,倒是相反,西方国家时时处处都在进行不间断的十分严厉的政府干预。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上世纪90年代后,“精英”们紧锣密鼓地配合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险恶用心。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网民们为何要抨击那些所谓“精英”为“疑似美国间谍”了。

二、读韩着看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韩先生在书中严厉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所掀起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狂潮。其实我们尽管也有过批评新自由主义的撰文《新自由主义的风行及其本质》,但与韩先生相比,那只不过是仅仅涉及新自由主义皮毛的小文章而已。而《五百年来谁着史》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力度更大、更深刻,同时它也符合历史和客观的逻辑。从作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仅从作者结合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多边多角“菱形结构”抨击新自由主义之举,就足以使新自由主义的所谓“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世界简史》的观点)的学说根基崩塌。因为,作者结合“Frank模型”对新自由主义学说观点的揭露,就足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者以“结构增熵”方式强盗式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险恶用心,同时也能暴露出“芝加哥学派”的所谓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哈耶克等人的罪恶目的。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只要按照新自由主义者政策主张行事,毫无疑问,其发展过程必然导致弗兰克所说的“无发展的增长”,亦即对广大的非西方国家来说,其GDP的增值无一例外地是以社会组织能力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下降”为代价;是以“外包加工”导致的非西方国家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自然”)为代价;是以资本导致的非西方国家的劳动畸变(马克思说的“异化劳动”)及廉价的自然资源不断地落入资本主义诸国手中为代价。很清楚,“结构增熵”将会使发展中国家因此而不断被边缘化。相反地,“Frank模型”揭示的另外情形则是:全球超额利润都会源源不断地流往中心地带,即强势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书中,作者又以“三重视野”方式,抨击了极力推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论调,他指出:“甚至今天,更有‘土地私有化’方略之呼吁,以为现代化就等于把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后备大军。”[1]P164对于“私有化”的批评,在国际上经常出现,它被着名学者郎咸平批评为西方的“第二个圈套”[2]P119。而世界上最公允的组织———罗马俱乐部,针对新自由主义鼓吹的“私有化”的风行及其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全球范围作了调查后,以“私有化的局限”为题,于2006年发出了近期“报告”。该报告向世界各国政府提出忠告: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在创新与维持之间,以及———如本书主题所述———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领域之间“谨防极端!我们所需的是适度的平衡。”[3]P3在书中,作者同样以“三重视野”方式,批评了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效率主义”逻辑。他指出:“如此产业劳动大军……他们一旦被圈到工厂里,日夜重复一件机械性的劳动动作,其‘精神异化’更是不可避免”[1]P164。事实上,这就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机器对人和劳动力的排斥”的当代版本。而在韩先生的大作之中,它被批评为“只讲效率不讲人道的血腥的资本逻辑”[1]P164。其实,在管理思想史上,所谓“效率主义”逻辑管理学思想的发起人泰罗及其追随者卡尔?巴、H?L?甘特、弗兰克?吉尔布雷斯、莫利斯?库克、哈林顿?埃默森等人的许多相关观点,早在1927年就已经被深受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社会系统管理学思想影响的埃尔顿?梅奥的那次着名的“霍桑试验”所证伪。而帕累托的社会系统理论正是以探讨“效率逻辑”和“情感逻辑”的二元效应关系及动态平衡为主旨。相比较而言,这比单纯意义的所谓“效率主义”要和科学得多。但是,也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泛起,才使得那种片面的非人性化的所谓“效率主义”逻辑迄今未能被改变。在当今,不要说远的,只要你看看那些频发的矿难和闻名全球的富士康“13连跳事件”,就足以使人心惊肉跳。这血腥的资本逻辑连帕累托所说的“情感逻辑”都难能办到,更不要说它是否有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生态系统

平衡的丝毫要求了。

三、读韩着看的伟大历史功绩

作者还以其“三重视野”方式,客观地、也是历史地得出结论:听凭金融依赖外国,这是自1567年(隆庆元年)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衰败的根本原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更是通过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借款、贷款的方式控制了中国。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连同军事失败的接踵而至,使得其财政更无独立可言。因此,货币主权荡然无存,金融依赖海外成为造成明王朝到政权持续数百年根本困局的关键性问题。对此,作者认为,“500年来认识最清楚的,就是以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1]P158-163。今天,我们所处的全球环境仍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支配的环境,这是一个危险和危机并存,并且严重不平等的世界。其基本特征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风行和肆虐。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就是:在全球范围推行“华盛顿共识”的10项内容,这些具体内容可压缩表述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其核心思想就是弗兰克所说的以多角多边“菱形结构”榨取和剥削非西方国家。换言之,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即发达资本本主义国家藉此结构,通过“结构增熵”方式,从周边,亦即非西方国家榨取剩余价值用于自身发展。显然,这正是一种新的不平等的支配和剥削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处理这一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借助韩先生所说的“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的三重视野认识问题,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不盲目地受新自由主义鼓惑,走出了一条有原则的又能与世界协调发展的道路,在适度承受“结构增熵”方式不可避免的支配和剥削的同时,又为自身的发展争得了巨大的空间和动力,他们创造的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共融的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为中国乃至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及其时代不仅得到了诸如韩丁等诸多进步的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而且受到了有国民党背景的海外学术巨擘黄仁宇、邹谠先生的高调称赞[1]P31,150。这使韩毓海先生由衷地发出感慨:“在我看来,黄先生和另外一位海外学术巨擘邹谠先生,虽然都有国民党的背景,却高调赞扬时代新中国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诚哉斯言!”拜读此书者均不难看出,作者正是以其所说的治史的“三重视野”,探析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在本“读后感”结束时,笔者对《五百年来谁着史》将发出同样的感慨:诚哉斯言!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的地图学综述

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更新：2014/6/30 栏目：中国史论文【热点导读】：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高句丽与中国论大学生心理素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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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出土古地图的研究

对古地图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热点,近三十年来,相关研究不仅学术成果众多,而且从学术理论、方法和视角来说,大部分学者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当属对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图和1986年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的研究。何双全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中综述了出土地图的整理过程和图幅内容,介绍了全图的编缀情况,研究了出土地图的编绘技术,并按图的用途所规定的内容,把放马滩秦图分别称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13]1226。曹婉如在《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中认为,这些地图是按照一定方位绘制的,并考虑到距离原则,若以裴秀“制图六体”来衡量,可以说,这些有注记的地图是依“准望”和“道里”,而关于“分率”“高下”“方邪”和“迂直”这四项原则,则不精审[14]1825。章珊在《放马滩出土地图的年代问题》中认为出土地图的绘制年代并非秦始皇八年,而是在公元前300年以前制作的[15]58。张修桂在《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中从墓主的身份、经历,结合文献记载,论述了出土地图的绘制背景,认为1号图和2号图的绘制时间当在公元前320年左右,而3~7号图则绘于公元前305年前后[16]4448。张修桂在《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中认为,这些地图绘制于公元前300年以前,其中及时图组完成于公元前324年至公元前319年之间,第二图组成图于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300年之时[17]141161。朱玲玲在《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中研究了这些地图的绘图成就,藉此还探讨了先秦地图的渊源[18]6167。雍际春、姜生分别在《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和《论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之九嶷山图及其技术传承》中按照现代、西方地图绘制技术标准来评判中国古代地图,切入的视角颇有新意[19]108114。对于宋刻《平江图》的研究,杜瑜在《从宋〈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中指出,历史文献关于宋平江府城规模及其子城范围的评判“大部分有误”,实际上大城周长约三十二里,子城周长约四里,且全城左右基本对称[20]9096;汪前进在《〈平江图〉的地图学研究》中认为《平江图》城区平均比例尺为12000,子城的比例尺为1170,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平江府(今苏州市)城市的地理面貌[21]378386;钱玉成在《宋刻〈平江图〉的比例》中认为该图采用的比例分为三个层次,城外仅具示意性质,无统一比例,城内北半部东西方向的比例为13000,其余采用的比例为12500,子城采用的比例较大,为16000[22]8081。陈香白、郑锡煌在《〈永乐大典〉所辑“潮州城图”考略》中根据大量史料考证出,《永乐大典》所辑“潮州城图”是元、明之际以宋代绘制的“潮州城图”为底本的摹绘图,其底本绘制于宋端平年间(1234―1235),绘制人可能是《潮州图经》(1236年)的作者黄梦锡等人[23]272279。刘建国在《〈禹迹图〉考辨》中将伪齐阜昌七年刻石的《禹迹图》(收藏于西安碑林)与绍兴十二年刻石的《禹迹图》(收藏于镇江市博物馆)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认为《禹迹图》不仅是当时科学水平很高的一幅山水地图,还是一幅严谨独特的行政区划图[24]4055。任金城在《〈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中论述了《广舆图》在各个方面的学术价值及其八种版本,高度评价了《广舆图》对我国传统制图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它的史料保存价值[25]118134。汪前进在《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中通过对《皇舆全览图》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发现该图采用的是着名的桑逊投影原理,并非传统认为的三角投影原理[26]186194。黄盛璋、汪前进在《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中否定了该图为清人所绘的说法,推测该图是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27]177187。汪前进在《石刻〈六经图〉综考》中研究了保存在江西上饶市博物馆的石刻《六经图》中的六幅地图,并与杨甲的《六经图》进行比较,推究出《六经图》的原貌、刻图年代及二者的渊源[28]8390。汪前进在《〈静江府城图〉的成图时间、作者及地图要素》中研究了摹刻于今广西桂林市北鹦鹉山南麓石崖上的《静江府城图》,认为它绘于南宋咸淳六年三月至咸淳八年春之间,由经略使胡颖主持绘刻,是迄今所见较大的一幅宋代城市地图[29]384388。曹婉如在《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中根据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南宋《严州图经》卷首所附九幅地图与三卷经文的记述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文不是地图的文字说明,而是记述地图所绘的地区之情况,推翻了人们通常的认识[30]374382。朱玲玲[:请记住我站域名/]在《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把郭璞的263首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认为均非地图,只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31]6167。郭红在《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进行了研究,确认了两图对于地名学及军事史的研究价值[32]239。汤开建在《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33]6271和《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研究》[34]5460中专门研究了早期澳门地图,为澳门城市的发展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张连生在《八卷本〈扬州图经〉作者质疑》中通过对焦循、江藩两人的年谱和传记进行考察,对一些出版社出版的署名为焦循、江藩的嘉庆时刻八卷本《扬州图经》提出了质疑[35]7175。郭声波在《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源》中探讨了两者的关系,认为沈括《守令图》的传绘本就是宣和《守令图》的最早底图,只要将宣和《守令图》作一定处理,一幅失传800年的精品地图就可重现于人间[36]114119。周运中的《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为《郑和航海图》原貌的复原提供了依据[37]145152。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以古地图为视角进行历史研究。苏洪济等人在《〈静江府城图〉与宋代桂林城》中以《静江府城图》为依据,探讨了宋代桂林城的建置沿革,详细地分析了该图中各种军事设施的今昔状况及其作用与功能[38]277286。李孝聪在《消失的边界,中国古地图启示录》(香港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中提出了通过古地图来认识中国文明的观点,中国地图的种类、式样、风格与内容都表达了中华文化独有的特性,地图展示的差异是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并举例批驳了西方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地图精度不高的看法。仓修良、陈仰光在《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中通过对敦煌文书中的图经和其他文献的考索,认为所谓图经实际上是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但并不皆以图为主的着作,隋唐五代图经发达是中央集权制加强的表现,各地州县必须按时向中央呈送图经,中央借此达到控制地方的目的[39]117140。潘晟在《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中通过对绘图者身份的研究,揭示了明代方志绘图丰富的个性特点[40]7482,并在《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从思想意识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更多地强调了舆图的政治功能[41]115124。于风军在《释“瀵”——基于对方志舆图符号的解读》中对“瀵”加以释读,完善了方志地图当中的符号形象[42]99104。陈广恩在《〈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中对《长安志图》所载元代泾渠的水利建设、管理、历史教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丰富了该图志的史料价值[43]8894。刘迎胜在《〈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2010年)中对两图进行了对比研究,描绘了六七百年前东亚人所了解的世界,同时还认为两图是内陆亚洲学、伊斯兰学、东西交流史研究重要的工具资料。

二、不同历史时期各类地图集的编绘

在综合性历史地图集方面: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6年)刊绘了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前夕的各种地图共191幅,其中既有原始社会遗址分布图,又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全国形势和行政区划图;既有全国或区域类型的一览图、主要农民战争图、历史战役图,又有文化、经济繁荣地区的明细图以及各种经济图、中外历史交通图,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6年)全书共八册,堪称“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共收有图304幅和约七万个地名,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基本的工具书。曹婉如等人编绘的《中国古代地图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90年)代表了古地图研究的较高水平。另外,目前尚未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包括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宗教、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战争、地貌、气候、灾害、植被等图组共一千多幅地图,将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的一个崭新里程碑。在区域性历史地图集方面: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出版,1988年)是我国及时部地方性历史地图集,介绍了自远古至新中国成立前整个历史时期北京的发展变化过程,尤其是对自金代以后北京发展情况的叙述更为详尽。司徒尚纪主编的《广东历史地图集》(广东地图出版社出版,1995年)分序图、政区沿革图组、军事·政治斗争图组、人口·民族统计图组、经济图组、文化图组、城镇图组、自然图组等内容,是我国首部省区历史地图集。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1996年)是以今西安市区所辖七区六县为主的区域历史地图集,共有正图89幅及与它相配合的图片89张,且各图均有必要的文字说明,反映了上起蓝田猿人旧石器时期,下至公元1995年西安历史时期的政治沿革、环境演化与城市变迁情况。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反映了上起秦帝国建立(公元前221年),下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上海的政区沿革及变迁情况。刘和平、谢鸿喜主编的《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再现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清末期间山西地区历史上的沧桑巨变。断代、专题性历史地图集方面: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共同编制的《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1988年),利用大量中外航海图和航海指南等资料进行航海推算,反映了当前有关《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水平,纠正了前人考证中的失误和疏漏,还解决了一些长期存疑的地名问题。郭毅生主编的《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0年)是以太平天国战史为主线,反映太平天国革命过程的专史地图集,该图集将实地拍摄与地图制版相结合,从细小处着手,极尽求详,比之同类地图集更为翔实直观。钮仲勋等人编着的《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测绘出版社出版,1994年),采用历史文献、野外考察、沉积分析、遥感技术等多种方法和手段,根据上至先秦,下至明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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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段有关黄河下游故道的研究成果绘制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国家地震局编着的《远古至元时期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0年)直观地将破坏性地震的震中位置、承灾体受损程度和波及范围绘制在当时的地理图上,并附有简短的震情介绍,为地震评估提供了宝贵的依据资料。

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评介与研究

蔡美彪在《历史地理学的巨大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评介》中颇有新意地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国及时部包括了整个中国历史疆域的地图总集,它不仅集中了秦汉以下各时期的地图,而且把那些政权较为稳定且文献记载也以较为详明的年代作为标准年代,不仅在广度上包括了整个中国历史领域,而且在纵深方面也有所发展,超越了前人[44]2530。陈桥驿在《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以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了点评,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国有史以来及时部运用现代绘图方法进行编绘的图集,与我国古典式的示意图相比,地理意义更为完整,计量也更为[45]137144。韩光辉等人在《〈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价》中介绍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缘起、编绘过程、理论基础及其编绘时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对《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学术、现实价值予以了充分的肯定[46]227250。周长山、陈大克在《广西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地图再现——关于〈广西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及其数字化工程》中对广西发展的基本轴线进行了梳理,并从发生学的视角将历史文献、文化遗产、出土文献等各类信息中所包含的广西历史文化信息用地图语言表现出来,更加直观、形象地反映了广西人与自然的互动[47]2426。王逸民在《1609中国古地图集:〈三才图会·地理卷〉导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中对《三才图会》进行了校释整理,称其为中国十七世纪百科图集,纠正了前人学者对其评价过低的观点。

四、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

朱玲玲在《论先秦时期的地图》中探讨了我国地图的起源、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图、《周礼》中的地图、《山海图》中的地图等内容,认为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西周初年我国就已在使用地图,先秦地图有种类多、用途广、制图技术已有相当水平三个特点。曹婉如在《中外地图交流史初探》中认为,中外地图交流可能以唐代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流为最早[49]287295。汪前进在《历史上中朝两国地图学交流》中认为,中国的地图知识在公元1世纪以前就已传入朝鲜。杨雨蕾在《利玛窦世界地图传入韩国及其影响》中考察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入朝鲜半岛的概况,并就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作了评价[51]9198。韩昭庆在《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中研究了中国地图流传中的一些现象,并建议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应注重古地图的研究[52]7682。喻沧、廖克在《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出版,2010年)中则系统地概括了中国先秦至今各个历史时期内的地图学成就,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历史地图和文字资料。

五、国外藏中国历史地图复原与研究

任金城在《国外珍藏的一些中国明代地图》中考察了国外搜集整理的一些有关中国地图的种类和保存情况,对中国明代地图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有益补充。谭其骧整理出版的仅留存日本、国内业已失传的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对于古地图的整理保存贡献很大。李孝聪在《记英国伦敦所见四幅清代绘本北京城市地图》中就地图所表现的内容,结合文献史实及现存北京古旧城市地图,逐一考定了四幅地图成图的时代、错讹、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在《欧洲所藏中文古地图》中及时次比较系统地综述了海外中文古地图的收藏与研究情况,介绍了19世纪末以来国外学者对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地图研究,提出了中国学者判识古地图绘制年代的几种独特方法,披露了经作者调查的海外各国图书馆中文地图的收藏情况,并肯定了这些中文古地图的学术价值;在《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中根据他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的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以及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并对有关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作了概述。华林甫在《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中对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几幅太平天国原始地图进行考察,修正了目前流行的有关永安北路清军驻兵数的观点。王大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松江府海塘图〉的年代判定及其价值》中考证出该图绘制于乾隆时期,同时也对《松江府海塘图》的完整性做了很高的评价。华林甫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8年)公布了大量的珍贵舆图史料,是海外舆图资料研究的主要成果。近三十年来,历史地图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突出,但也有一系列不足之处,如历史地图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成果就较少。自从GIS技术引入到历史地理学当中后,历史地图学研究开始向如何实现GIS技术与历史地图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葛剑雄在《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中认为,历史地图数字化的实现可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方法,并同国外学术界进行对话,有助于推动历史地图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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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的盛衰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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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民族兴盛的历史动因

1.的文化

中华文化渊源流畅,早在西周就从神本走向人本主义。《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追求和探索,中华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2。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产生了经、史、子、集与儒、道、释、理学等博大精深的文化财富。文学如诗经、唐诗、宋词,艺术如书法、绘画、雕塑,史学如《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道德如仁爱、谦和、诚信、勤俭等。纵观世界文化发展历史,也仅有约650年历史的古希腊文明和约300历史的文艺复兴这一阶段与中国文化发展相媲美。中国古代文化直至明清前保持了2500年的繁荣,反观欧洲经历了1000年“黑暗的中世纪”。繁荣的文化促进了社会的繁荣。

2.开明的君主与贤臣

汉唐盛世中出现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与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宣帝、唐太宗、唐玄宗等一批开明的君主和贾谊、霍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尉迟恭、狄仁杰、姚崇、宋璟等一批贤臣治理国家密不可分。他们视农业为立国之本,重视商业,提倡节俭,轻徭薄赋。均田制、租庸调制、常平仓制、科举制等惠民政策,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保障社会的稳定。

3.强大的国防

汉初,刘邦受匈奴“白登之围”,被迫和亲,并每年送给匈奴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等。冒顿单于仍屡次违背盟约对边界进行侵扰劫掠。文景时期,对匈奴一直实行“和亲政策”,对北方游牧民族也采取防御性国防。直至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匈奴王庭远迁漠北,这才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唐朝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对外进攻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疆土极度扩张。没有强大的国防保障,无从谈起民族的兴盛。

二、中华民族衰败的历史动因

尽管是鸦片战争彻底击碎了封建统治者的“天朝梦”,但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至明清起,其政治制度的腐败性早已显现,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中开始了她的衰败,封建社会苟延残喘500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衰败了500多年的历史,直至鸦片战争起进入百年屈辱的历史。其历史动因在于:

1.腐败的封建制度

家天下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其内部朋党之争,内乱不息,政局不稳。虽经历次改朝换代,无一能幸免于内乱纷争、兴起沉浮的封建轮回。重道轻器、重政轻技的传统观念阻隔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阻碍甚至破坏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力量3。文化为统治阶级服务,“独尊儒术”“八股科举”“文字狱”,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创造精神。农耕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次次被内乱、战争摧毁,重农抑商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也就阻碍了经济基础变化而带来的上层建筑变革。

2.横行的贪官污吏

有专制就有特权,有特权就必有腐败,这是整个封建专制社会难以摆脱的宿命。明清两代贪官污吏横行,魏忠贤、和绅更是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的代表。吴晗在《朱元璋传》里说道:“洪武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杀戮贪官最多的时期。”就是如此,朱元璋感慨仍“奈何朝杀而暮犯”。晚清郭嵩焘的史论说:“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驭吏论》讲:“今天下之患,独在胥吏。”吏治是维护封建社会正常运转的主渠道,吏治崩塌,政局不稳,百姓疾苦,国家衰败。

3.自大的闭目塞听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原本就使人们彼此隔绝。清朝统治者夜郎自大,天朝“富有四海”,“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出于统治的需要,“华夷之别甚严”,制订《防范外夷条规》,闭关锁国,构筑了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中华民族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统治者闭目塞听,其结果正如魏源所说:“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

4.积弱的国防军队

一个国家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坚实的社会稳定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为依托。衰败的封建王朝里,除了中华民族仍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以外,其他条件无一具备。经济薄弱,科技落后,社会动荡,吏治腐败,民族对抗,民不聊生的没落明清王朝,“文官爱财又惜死,武将惜死又爱财”,军备废弛、军纪荡然的“八旗子弟军”,“薄板旧钉,遇击即破”的海军,这样的国防如何能抵御列强的侵略?就连曾经花重金打造的当时亚洲及时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仅仅在6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就全军覆没。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天朝梦”从此彻底破灭。

三、中国历史盛衰动因的历史启示

1.社会稳定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坚信党的正确领导,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正确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前进中克服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保障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努力建成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2.经济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4。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城乡发展一体化,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世界水平。

3.科技创新

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是创新的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5。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路上,我们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大科技的研发力度,提升科技水平,占领世界科技制高点,实现科技成为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进步的及时推动力。

4.文化繁荣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软实力。当今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已日趋频繁,我们需要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并与时代性相结合,以宽阔胸怀对待外来文化,吸收精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5.对外开放

闭关锁国的沉痛教训与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表明: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形成开放性经济体系。

6.国防强军

国防强军是国家生存与安全的保障,国防与国家的兴衰、国民的安危密切相关。国防力量弱小会使国家、民族面临受凌辱甚至被侵略的灾难。我们要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打赢信息化战争,切实扞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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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论文:图画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以中国历史教学为例

历史所记述的都是往年的陈迹,对于现代人来说因为不可能身临其境,所以有许多的问题都难于理解,尤其是初中的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性格活泼好动,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要认清语言文字和图画的关系,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字产生史都证明图画和文字是直系血亲,图画是文字的母亲。图画在原始教育中的地位比文字重要。在欧洲、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方,人们先后发现了不少岩画。它们大多是石器时代的先民凿刻或涂绘在石壁上的。以1976年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阴山岩画为例,其主要内容有:部落征战、狩猎场面、生殖崇拜、天神地祗、星辰图像、穹庐毡帐、牲畜车辆、原始舞蹈、数码文字等,比较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和科学文化。从教育史的角度看,这些岩画其实就是刻绘在石壁上的以图画为主体的最古老的历史教科书。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表达方式上,已由过去以文字为主、图画为辅向文字与图画相结合、图文并重的方向转变。新一代历史教科书的这个转变,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图画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功能。

一、历史图画的种类

(一)历史文物图。

如刻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字样的汉砖、北宋针灸铜人、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和挑粮用过的扁担等。

(二)历史人物像。

如孔子像、唐太宗像、孙中山像、石雕像等。

(三)历史遗址图。

如郑国渠遗址、鲜卑拓跋部发源地嗄仙洞遗址、圆明园遗址大水法和远瀛观残迹、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等。

(四)历史古迹图。

如陕西黄帝陵、河北赵州桥、明代的长城等。

(五)历史想象画。

如牧野之城、莫高窟艺术及其创造者、谭嗣同殉难、炸碉堡等。

(六)示意说明图。

如: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图、地动仪震动示意图、北宋时期禁军人数激增示意图、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激增表、抗日地道战示意图等。

(七)历史漫画图。

如夏桀把人当坐骑、英国劫掠队、《时局图》、《快乐的聚宴呵!》等。

(八)历史地图。

如:春秋列国形势、元朝疆域、甲午中日战争形势、百团大战形势、深圳经济特区地理位置等。

二、历史图画在教学中的作用

(一)证明历史,增加教学信度。

例如教科书说:“商朝的手工业达到较高水平。”同时配有几幅图画──司母戊方鼎体态的雄伟、四羊方尊造型的精美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历史文物图、历史遗址图和历史古迹图在这方面的功能最突出。

(二)再造历史形象,增强历史厚重感。

历史如江水,东流不复回。时过境迁,物毁人亡,先前的整个历史形象已经消失了,存留下来的至多不过是几行文字记录,一些零散遗物。见景生情,睹物思人,是人类大脑的机能。所以历史教科书中的图画能够成为使用者再造历史形象的中介。一幅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彩色图,直接让人感觉到秦国将士的威武和阵势的严肃,进而神与物游,浮想联翩,在头脑里呈现出“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历史画卷。

(三)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兴趣是积极追求知识的一个前提,是学习的前导。新课本一发给学生, 每个学生都如饥似渴地翻看课文中的图画。哪一幅吸引他们, 他们就先看哪一部分的内容。初中学生特别喜欢听故事、看图画。因此, 教师在课堂中有时可以以图代文, 制造悬念, 激发学生的兴趣及求知欲。如果在课前运用图画把枯燥的历史文字叙述换化成观看图片,把学生引入课堂的情境,对引起历史学习的兴趣有很大帮助。

例如在讲《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一课时,老师用《少年白马图》讲述图中的传说,引出他们是契丹人的祖先,以此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认真听讲的欲望。又如《中国历史》第二册第15课中的《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是北宋汴京的市场经济繁荣景象。学生一看到这一幅图就呼出了“好热闹啊! ”我随即向学生提出二个问题:“‘热闹’表现在哪里?从‘热闹’中你们能悟出什么?”这一问, 学生的思路顿时活跃起来, 他们仔细察看着图, 指点着图中的热闹处。一些思维能力较为敏捷的学生抢着回答说:“老师, 这幅图说明了北宋社会经济发达, 尤其是商业, 特别繁荣”。我便因势利导, 对这幅图画作了个完整的介绍叙述。

(四)有助于学生对过繁过简知识的理解。

历史内容纷繁复杂、年代、人名、史实颇多,学生很难记住。为了方便学生容易理解,加深记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可以利用图画给学生一个深刻的印象。

例如:在讲《中华文化的勃兴(二)》一课时,教师除了使用课文中所给出的人物图画外,还要查找出本课中所涉及的每个人物的图像,让学生自己描述每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教师再解释补充,师生互动,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形象记忆,让学生加深理解。又如宗法制度内容,用课文的有限文字很难解释清楚。教科书编者设计了一幅《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图》,用大树主干代表天子,支干代表诸侯,分枝代表大夫,小杈代表士。这样就化无形为有形,把抽象的概念翻译成具体的形象,使学生对西周宗法制度一目了然。示意说明图和历史地图都有这方面的功能。

又如教学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一内容时,教材只提到了他用树皮、破布、麻头和旧鱼网作造纸原料,使纸的质量和产量都提高了。但没有写造纸的工艺过程,而是用《汉代造纸图》表达出来。从图上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洗涤、切割、浸沤、蒸煮、舂捣、漂洗、拌浆、制纸、脱水等造纸的工序,从而了解蔡伦造纸术的工艺过程。蔡伦造纸术如果用文字叙述就很复杂,不易弄懂,使用图画表达得很生动、形象、简明。这说明,文字能够叙述历史,图画也能够叙述历史,而且在一定的情况下,用图画叙述历史还有它的长处。历史想象图和历史漫画在这方面的功能比较突出。

(五)有助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一个人的知识是多方面的, 见识越多、视野越广, 其知识面就越宽, 对人的智慧、思维能力的发展越有帮助。新编教材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课文的图画中有许多反映各朝代生产、生活方面的图画。例如,《汉朝的饮食加工》、《唐朝穿裙衫的妇女》、《敦煌壁画里的唐朝住宅》、《隋唐大型宴会的长桌、长凳和室内家具》、《秧马》、《宋代家具》、《宋墓壁画“宴饮图”》、《明代家具》、《明朝住宅室内布置图》等等。这些朝代虽然距今那么的久远, 但从这些图画再现了古代人们生活起居的情况, 看到了古代人们生活的侧面。学生自然而然地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相比较。尽管这些插画在教学中是不要求掌握的, 但由于再现了历史, 它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

(六)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

历史课中有许多问题通过分析才能得出答案,而图画图表恰恰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可以使学生更直观地分析认识问题。如:在讲《工业化的起步》这一课时,让学生分析及时个五年计划中的背景,在及时个自然段中提到“我国的工业水平很低,工业基础薄弱,而且门类不全,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单方的语言叙述,并不能让学生所理解,只有通过引导学生分析《中国与印度、吴国钢和电产量的比较》图表,自然比较出中国与印度、吴国的差异,通过观看此图让学生分析出实行及时个五年计划的背景,提高学生分析比较能力。

(七)增强审美情趣。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 产生了美。美是人类所向往、所追求的。综观我国历史, 我国劳动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光辉灿烂的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这不仅仅可以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还可以用来歌颂人类创造的美, 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 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如我国绝无仅有的青铜器, 制造工艺上在商朝就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 如商代的“四羊方尊”和“司母戊鼎”, 设计奇特, 造型优美、雕塑艺术精巧, 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又如秦国的“兵马俑”, 那一个个武士俑, 造型生动、神态各异, 面貌不一, 充分显示了工匠们的智慧和精湛的雕塑技艺, 它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 再如宋代的“孩儿瓷枕”, 造型生动别致。活泼可爱的小孩神态自然地侧卧于榻上, 双臂紧抑置于头下, 两脚叠压, 稍稍抬起, 天真顽皮, 活龙活现, 栩栩如生。此外, 在新编教材中还有许多精美的艺术品, 如商代的象尊、犀尊, 西汉博山炉, 唐三彩、赵州桥, 敦煌壁画等等。这些都可以引导学生从美学的角度去观察、去欣赏, 培养他们的审美观及艺术想象力。

(八)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俗话说:触景生情,教材中的许多图画为学生想象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例如:《中华人民站起来了》这一课中的《开国大典》这幅图片它记录了1949年10月1日那天主席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瞬间,教师引导学生品味此图,让学生有如身临其境之感,学生的想象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许多老师忽略了图画的作用,实际上图画在图画过程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能改变当前历史教学中的“重文轻图”的思想观念,充分挖掘图画在教学中的优势,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为新一轮的初中历史教学开辟新的天地。

(九)体现情感教育价值。

运用历史的特殊功能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更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历史是无情的。它记录了英雄们的品格及英雄事迹, 永垂青史; 也将那些丧权辱国、骄奢淫逸之辈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遗臭万年。课本中的每一幅图画, 几乎都可以利用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思想品德教育也是从多方面进行的。有世界观、人生观方面的; 有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 也有为人处世方面的等等。例如司马迁“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的千古绝唱;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汉青”等都是进行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的好材料; 顾炎武及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 可以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有教人为人处世应该谦虚诚实的, 如孔子的“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教师应充分利用课文中的图画, 通过看图, 讲述英雄人物、人物的品格, 并加以评价、渲染, 从而达到思想品德的教育。

在认识了历史图画的重要性后,教师在教学中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合理运用图画,以更好地达成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学习目标,运用历史图画的方法很多,这方面内容将在以后继续撰文加以论述,希望同行们在教学中注意探索和积累,好的和有效的方法将不断涌现

中国历史论文:对中国历史教学中加强学生文化素养的点滴思考

摘要: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标志。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教育,增强和提升中华民族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电大的历史教学对加强和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历史教学加强文化素养思考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我们有义务也必须努力地传承和发扬的中华传统文化。然而当前许多中学生、中职生、甚至大学生却不能正确认识我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对一些基本的历史文化知识缺乏了解,不少学生甚至不知道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不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四大名着,不知道司马迁、司马光为何人。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已不敌外来的情人节、圣诞节,传统食品汤圆、粽子、水饺不如肯德基、麦当劳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受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

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教育,增强和提升中华民族的人文素养势在必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历史教学中加强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其它学科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

本文结合电大的历史教学对加强和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历史教学中加强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性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标志。我国是世界上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历史文化知识已成为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立足现实,了解过去,展望未来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历史教学不仅对学生知识的增长和智力的发展起着特殊作用,而且对学生的性格、气质、思想品德等基本素质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历史科学本身就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等等基本知识,也囊括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

如司马迁的《史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科技巨着等等。历史科学同其他一切科学都有或近或疏的关系,它有时要借助其他科学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反过来,其他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历史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和文献。可见,历史科学同其他科学有着错综交叉、相辅相成的关系。搞好学校历史教育,能大大开拓学生的视野,使思路敏捷、思维开阔,分析问题就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知识基础,能增强判断力、理解力和思维的深刻性。有了背景知识,有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的文化素养就能得到协调的发展。

我校电大五年制大专教学计划中有一门《历史》课程,我校采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历史教材编写组编着的《中国历史》教材,这是一本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好教材。书中尽量避免与初中历史内容重复,对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部分只作一般概述,而着重讲述我国的传统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体育等,使学生对我国悠久的文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提高学生自身的文化素质,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二、在历史教学中努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历史课程内容丰富多彩,教学方式千变万化,没有一种固定的授课模式,教学中要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现状,历史教学中有许多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机会,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因势利导地采用恰当的教法来激活课堂的生命力,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热情,并在历史的学习中提高人文素养。

(一)在博物馆中体验悠久的中华文明成果,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初中历史教学中更多地局限于让学生接受具体知识。理解概念掌握解题方法和步骤,以期考试得高分,却忽视了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承和弘扬,忽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实际培养。在电大《历史》教学中所用的教材用较重的篇幅阐述了中国历史各朝代的的传统文化,介绍了我国有代表性的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历史文物中所蕴含的艺术美。为了让学生直观地体验和感受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结合保山实际,我组织学生到保山市博物馆参观学习,学生通过观看我市的史前文化一哀牢文化一永昌文4g--,滇西抗战文化一民族文化一自然展厅等各展室中的文物,并认真听取讲解员的动情讲解,进一步认识和体验了保山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从各种文物中感受到我国原始艺术的美、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悠久历史文明成果,从中油然而生一种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崇敬之情。

(二)在知识竞赛中传承中华文化知识,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

为了克服学生学习历史的被动性,在古代史部分的教学中,每上完一章,我就让学生围绕本章知识点和兴趣点写出几个问题,可以是选择题或填空题、简答题等形式,作为知识竞赛的题库。到期中阶段古代史部分结束时大家已写出了近180多道知识竞赛题。我将这些题目提前印发给每一位学员,业余时间加强记忆,以进行知识竞赛的方式作为期中考。根据学校的实际条件,让学生3-4人自由组合成一个小组。在比赛中,每个小组的每个人必答2-3道题,其余为抢答。在知识竞赛中,由于是学生自己提出的最基本的古代历史文化常识,如:“我国及时部纪传体通史是什么?”“《史记》的作者是谁?”“我国及时部诗歌总集是什么?”“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是什么?”“我国及时部编年体通史是什么?”“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最系统的农学科学着作是什么?”“记载一元三次方程式解法的数学专着是什么?”“被后人称为‘药王’的医学家是谁?他写了什么着作?”……大家在答题中积极主动,气氛热烈,并在答题中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确实增强了对中国古代基本历史知识的记忆和了解,达到了在知识竞赛中传承中华文化,提高文化素养的目的。

(三)在史料教学中拓展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历史知识来源于史料,在历史教学中借助史料并研习史料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探究与创新精神。学生在积累史料知识过程中,能不断地丰富、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博古通今,感悟历史及其历史人物,读史睿智,就会大大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课堂上可运用的史料是丰富多彩的,有文字、图表和实物等;有来源于古代典籍上的,也有来自于影视片、录像片和网络上的。例如讲到南朝时期佛教势力的庞大时,我引入大家较熟悉的文学作品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来分析印证南朝时期佛教势力的庞大。又如在讲《甲午中日战争》一课时,我引入对联“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让学生找出对联中包含的有效信息“内庆寿,外求和”,接着再引入甲午中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日本内阁首相伊藤博文所作上联“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以及李鸿章所对下联:“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学生看着这两幅对联就有了兴趣,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自言自语:“真是辱国不耻!”此时我不失时机地提出:为什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遭到如此惨败,不得不“玉帛相将”呢?这两幅对联史料起到了以趣引思的妙用,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求知,课堂一下被激活,成为自主探究、师生互动的学习平台,在史料的点拨下,学生思维活跃,大胆置疑,并结合历史知识分析问题、佐证史料。讲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我利用自习时间组织学生到学校的多功能教室观看有关抗战的纪录片和影视剧片如《西安事变》、《地道战》等影片,这样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给学生再现历史画卷,缩小学生与历史的时代距离,使之目睹“历史的真实”,变被动的“听”、“记”为主动地看,更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观其行,为其积极思维,形象与抽象同时运作,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有机结合创造了良好环境。

总之,历史学科所学内容是过去的,而学习的感悟是现在的,在教学中必须结合教材内容,相应具体地补充史料,让学生在各种史料中延伸和拓宽历史知识,开阔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四)在各种记忆法中强化历史知识,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在历史教学中利用各种实用的记忆方法,如:概括记忆法、理解记忆法、特征记忆法、谐音记忆法、歌诀记忆法、列表记忆法、比较记忆法等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和记住必须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能帮助学生学会灵活地掌握各种记忆规律和方法,从而做到熟能生巧,举一反三,达到事半功倍的理想效果,并养成科学用脑的良好学习习惯,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在记忆八国联军时,可用谐音记忆法“饿鹰得意,熬日没法(俄、英、德、意、奥、日、美、法)”,并让学生想象为:八国联军象饿鹰一样得意地在津京地区上空盘旋,北京老百姓没法熬过那艰难的日子。讲到我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时,可用概括记忆法指出“三提倡三反对,三个代表人物”,让学生记住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记住新文化运动的三个代表人:陈独秀、、鲁迅,还可用歌诀记忆法:“陈独秀、,民主科学发号召。《新青年》,树新风,出现文化新运动。周树人,反封建,《狂人日记》树典范。”让学生更明了地记住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代表人以及主要阵地和代表作等主要知识点。讲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用歌诀记忆法“二一年,一大开,十三代表聚上海。制党纲,目标明,开天辟地大事情。”让学生很快地记住了“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任务、历史意义等知识点。又如介绍西安事变时,可用提纲记忆法和歌诀记忆法将主要知识点向学生讲解清楚,然后利用自习时间组织学生收看电影《西安事变》,让学生对西安事变有直观的了解并牢固地记忆下来。总之,让学生用不同的记忆法对学过的知识记忆得既牢又快,并能从中得出一些启发和感悟,提升了自己的文化素养。

总之,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文化继承是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没有文化的继承,就没有文化的积累和发展,为此,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教育,增强和提升中华民族的人文素养势在必行,而在历史教学中加强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其它学科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教师要针对学生的现状,改革创新教学方式,根据教材内容,因势利导地采用恰当的教法来激活课堂的生命力,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热情,并在历史的学习中提高人文素养,积极发展的传统文化

中国历史论文:非营利组织论文-举例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存在的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论文-举例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存在的非营利组织

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活跃在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国社文秘站网为本文原创网站本资料权属文秘站网，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文秘站网更多资料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总的来看，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还很不发达，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有相当的距离，且尚处在较为困难的创业时期。但是，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并非始自今日，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也曾有过发展的高潮。

在中国历史上，非营利组织有着极为悠久绵延的民间结社和民间公益活动的历史源流及原型。在中国古代，从先秦时代起就有“会党”、“社会”之说，民间结社在春秋战国时期颇为盛行。后汉出现政治结社—朋党，以及著名的黄巾（会党）起义。宋代在民间出现各种互助性、慈善性的“合会”、“义仓”、“义社”、“善会”等。元朝末年以白莲教为中心发动的红巾起义、自明朝以后绵延不断的各种秘密宗教和会社组织如罗教、大成教、天地会、哥老会等，直至近代的洪帮、青帮无不构成中国历史上有别于封建政府一统天下的民间社会。

从中国现代历史来看，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三大阶段。

及时阶段从20世纪初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由于该阶段的中国处在各种势力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它们既是民间传统的延承，又受到西方理念和慈善模式的影响。据现有资料，至少包括了六类：

及时类是行业协会，包括各种“会馆”、“行会”等，它们是由传统

的手工业者、早期的工商业者等组成的维护群体利益和行业秩序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其中一部分是传统商会、行会的延续，另一部分是伴随民族工商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新型行业组织。

第二类是互助与慈善组织，包括各种“互助会”、“合作社”、“协会”、“慈善堂”、“育婴堂”等，其中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的互助组织和慈善组织的延续，另一部分则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所建。

第三类是学术性组织，包括各种“学会”、“研究会”、“学社”、“协会”等，其中一部分产生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是思想启蒙和西学东渐的产物；另一部分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和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第四类是政治性组织，如学联、工会、妇联、青年团等革命性社团，以及相反的如“三青团”、“干社”等反革命社团，还有在抗战期间兴起的各种战地服务组织、救国会等，这类组织都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第五类是文艺性组织，如各种剧团、剧社、文工团、棋会、画社等，主要由文艺界人士创设。

第六类是中国近代一直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的“会党”或秘密结社，如哥老会、洪帮、青帮等，这类组织往往带有反政府的倾向，其中一部分为革命党人所利用。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结束。

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后，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对民间结社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整顿，这个过程大约持续到50年代前期。期间有两个方面的变化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一部分民间组织的政治化，一些政治倾向明显的团体被定义为“派”，转化为政党组织，如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一部分民间组织、一大批封建组织和反动组织被依法取缔。非政治性开始成为中国民间组织的一个鲜明而重要的特征。经过清理整顿后，中国的社会团体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较为迅速发展的时期。据统计，1965年全国性社会团体由解放初期的44个增加到近100个；地方性社会团体发展到6000多个。

第三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

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使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进了民间组织的长足发展。在整个80年代，社会团体的数量增长呈现出空前的势头。1978-1990年的12年间，浙江省萧山市的社会团体增长了近24倍。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空间。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性社会团体达到1800多个，地方性社会团体总数达16.5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迅速发展是90年代中期以来具有划时代性的事件。公民个人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研究机构等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的积极性迅速高涨。到20__年底，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种类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了统一的登记确认，确认的县级以上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共有近10万家。

以上分析和举例，描述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大体过程。我们深信，作为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中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不仅来自时代，而且必定来自我们悠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