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篇1

关键词：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济体制

一、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步调过快，急于求成

马克思曾强调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长期性。马克思认为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目标是生产资料归无产阶级所有，想让人们接受这一变革，是一项长期性的事业。他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现实中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3]。加之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具体需要多久没有表态。在1949年7月4日，毛泽东于中央团校毕业典礼上提到，需要二十年后，我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再考虑到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目标还不明确，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并没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前途的论述，为此，刘少奇解释道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毛泽东也曾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不得，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制定的是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指定逐步过渡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在后期执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带来后续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改造问题。由于农业方面速度快，效益好的现象使得毛泽东认为可以加快步伐。1955年夏，以批判“小脚女人”邓子恢为标志，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加快了前进的步伐。1955年11月16日-24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决议案（草案）》，要求1956-1957年，加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企业要达到90%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争取过渡到国有化。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1956年1月8日-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35个私营工业行业，42个私营商业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私营工商业户，在一个月之内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宣告成功，比预计早了将近12年，非常快速。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提到：“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显然过于迅猛，这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2]这种工作过粗，要求过急的作风被保留下来，为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埋下了隐患。

（2）对资本主义家处理不当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技术人才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来临之际，中央就提出了要把企业主和工作人员包下来，“量才使用，适当照顾”，但事实上，实际工作中是存在问题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为资本家剥削压榨的丑恶嘴脸被放大，是人们内心忌惮厌恶。有的人甚至提到“资本家”三个字就咬牙切齿，这种思想影响了之后公私方合营的关系，为私方过分改造埋下了隐患。在1956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很小一部分公方能与私方融洽接谈，也有一小部分关系十分恶劣。大部分是各行其道，公方私方之间划清关系。公方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接谈，还有的公方人员以和私方人员交流为耻，生怕收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私方人员的合理建议自然也听不进去。更严重的打着改造的幌子，给私方人员超负荷工作却没有补贴。公私合营后，私方工资明显调低，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当时对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看法过于激进。方恭温提及，三反五反运动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了主要矛盾。因为，要确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不能单单看这个时期的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应根据资本主義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否阻碍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阻碍了新中国刚刚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是否威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4]因此，对资本家的不正确态度和利用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未来展望。

（3）过分强调高度集中，经济体制单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在我国还尚未完全建立，多种经济形态在市场中各显神通。尽管当时存在着剥削、竞争甚至两极分化，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城乡之间的交流，优化了资源配置，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1951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这年内获得的利润比国民党统治期间的任何一年都要高。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我国因营经济的发展，国营企业在市场论争中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并积累了关于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验，为日后进行公私合营员定了基础。

在1953年开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公私双方所占比重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半社会主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由2.2%上升到60.7%，而个体经济由77.7%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0，这表明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占到国民经济的92.9%。[1]单一体制使得企业的生产产品和销售手段由国家说了算，看似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实际上企业循规蹈矩，扼杀了创新的积极性。企业只看国家的指标，完成指标不管质量。

还存在改造面过宽的情况，改造过多的情况，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都纳入合营范围，混淆了劳动者和剥削者的界限。门市部变少，人们购买东西都需要上国家指定的地方，对于偏远地方的人民增加了生活成本。

高度集中利于管理但是过分集中扼杀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对企业发展缺少推动力。

二、对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启示

（一）先试后推，稳步执行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先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进行了试点然后才向全国进行推行的。黨的政策决策是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前途和未来，是马虎不得的。要坚持科学决策，不搞“一言堂”和“脑门一拍，计上桌来”的行为。在可以试点推行的情况下，选择先拿出一部分地区做实验然后在推行是很有必要的。在政策实行时，切勿极端冒进，宁可慢点，求稳为主。如今我们吸取了教训，很大一部分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策都先进行试点，就比如和学子们息息相关的高考改革，选择先在部分省份试点，观察其是否合理再决定推行。

同时要有合理的容错机制，不搞“一棍子打死”和无限放大错误。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反思，在反思中不断总结提炼，一步一脚印扎实前进。

（二）公私并重，协调发展

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出，单行公有制不可避免的会带来问题。不仅使得产品没有创新，竞争力下降，还会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因此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其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因为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使我们走向歧途。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有极大帮助的，应当维续鼓励、支持和引导。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做了补充，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据地效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它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

（三）重视人才，善用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技术的载体便是人才。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初步总结了16条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经验教训，其中第15条就专门谈到了尊重科学技术问题。报告指出，对于科学技术人员，要在政治上给予团结和帮助，技术上给子职务和权利，认真学习他们的技能，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正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人才安排不恰当的反思。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企业家则是企业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不仅是企业运作的负责人，也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和企业创新的引领者，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泉源。为此，党中央多次强调尊重企业家，发扬企业家精神。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尤其是来自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他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完善学重企业家的体制机时，营边学重企业家精神的奥论氛国。全力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

结语：

以史为鉴、鉴知往来，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和原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并非否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的成就，但是有反思才会有进步。要清楚认识改造过程中的历史局限性，才能更好的促进发展。

作者简介：刘馨蔚，1999年9月出生，女，山东省东营人，济南市长清区山东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

资本主义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长期性的再认识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矛盾重重，但并无法预期其何时发展停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代替资本主义，“两个必然”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创造能让世界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增强价值吸引力和解释力，营造良好的外部价值环境，而这个过程则是具有长期性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长期性；再认识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真理性论斷。它建立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之上，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

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必然性

“当一种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终究是要被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所代替。”[1]资产阶级在其产生之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特定历史阶段能够展现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方面，同时，资本主义在发展、深化、巩固这种生产方式的进程中，又孕育着自己的对立面和“死亡因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释放的生产力，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反过来，逐渐被这种生产方式所束缚。因此，尽管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得到欣欣向荣的发展，其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只要认真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会发现它不是消除了，而是进一步强化了，自然地，一切演变都不能逆转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总趋势。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必然性。

尽管我们无法预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否已经完全释放了其发展生产力的能力，也无法预期依旧掌握着绝大多数具有创造性的智囊团体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否可以继续通过在科技和教育上的优势，使其发展生产力的潜力不停滞地增强，但是，我们要立足于历史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之上，正确认识“两个必然”的科学性，不被“暂时的”资本主义的势头所迷惑，进一步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二、从“社会主义”的内涵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我们对于迎接“两个必然”到来的时间跨度有充分的理性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计划化”，推行福利主义，调整企业劳资关系，实行改良主义等，使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为了容纳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外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在对内关系上，作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经常化和强化了；在对外关系上，通过“援助”“赠与”“贷款”等形式实行国家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实现其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的重要手段。但是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垂死性特征，即资本主义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固有矛盾和危机，比如，经济危机时有发生；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没有缓解；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中的“社会主义”内涵，即要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处于哪个阶段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他们明确指出，消灭异化的两个实际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2]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已经高度发达，生产力社会化水平非常高的情况下的新社会，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里需要对“社会主义”概念做一番历史的考察。

首先，“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起初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社会主义”并不具有独立社会形态的性质，不是把它作为区别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低级阶段来使用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并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完全成熟且具有典范形式的”新型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扬弃的结果，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初始阶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确切的涵义是指：“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其次，列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出了区分。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3]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且高于、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更先进的新社会的初始发展阶段。可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称的“社会主义”，是包含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它处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三，众所周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率先发生共产主义革命，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最先在落后的俄国、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发生了。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设想的逻辑发展样式，其自身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样的“社会主义”甚至是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则是在比落后的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属于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新社会所应有的标准的社会主义，就其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而言，它还不如与它同时代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两个必然”原理中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上面提到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来被列宁称作“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主要就体现在了，我们正处于一个生产力不发达、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同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于、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积极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对外交流的话语方式，使我們的发展道路以及秉持的共产主义理想能够得到全世界的理解，为我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价值环境。同样，这项工作也是具有长期性的。

三、从外部价值环境的创造把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国际问题。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使得所有发生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讯息能够以便捷、快速、多样的形式传播开来，对信息的分享程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这个时代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时代，如果要固步自封，脱离与世界的对话，无论表面的发展情景多么繁华，都最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抛弃。特别是对我国来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得益于打开国门，充分利用世界发展资源，这种资源既包括诸如各种能源的硬资源，也包括技术、人才等软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历史发展原则，就是在讲，通过人类在空间上的沟通与分享，来争取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其他地区的文明成果就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缩短发展所消耗的时间。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最基本的经验。

回顾以往，在对外交流中，我们主要将经济利益作为维系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的话语权问题就逐渐浮出水面。而这种话语权并不仅仅可以由经济上的地位“直接”推出，当然经济上的强大是必要条件，更需要一种能为人类所普遍承认的价值观和人类所普遍理解的话语体系。用经济的手段可以让他人知道我们的“好”，而只有拥有一套让他人信得过的和理解得了的价值行为准则才能体现我们的“善”。经济状况的风起云涌，即时性很强，充满变数，而用恰当的话语方式建立起道德上经得起推敲的价值模式则是长久的，容易说服人心的。

现阶段，我们已经遇到在国际交往中自说自话的情况。一方面，我们一再强调中国市场的无限潜力，以此吸引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好中国，但是否可以很有底气地说能够向国外企业或团体提供他们欣赏的“价值环境”，而这种“价值环境”是如今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比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协商。即使强调自身价值模式的相对性，是否我们的话语足以说服国际友人，以证明我们的价值与自由平等、民主协商是可以共处的。另一方面，与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各国的交往中，我们仅仅关注的是彼此之间经济上的依赖，不关心非洲各国对政治价值的敏感，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亟需创建一套能够在国际上表达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让这套话语方式融入到世界体系当中，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的价值环境。因为我们只有先学会在价值体系上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沟通，才能依靠良好的价值环境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至加快“两个必然”的实现。但是，这个过程仍然是长期的。

资本主义论文篇2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笆S唷保撬堑摹捌笠导也拍堋笔棺杂衫投靡宰橹鹄矗袢笆S嗉壑怠薄H绻嫡馐恰鞍鳌保敲纯梢匀衔鞍饔泄Α薄?nbsp;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门格尔（CarMenger）：“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从使他名声大振的主义观点——《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to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TheConstitutionof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米塞斯批评兰格与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时强调两个因素：（1）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2）“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这代表着当时杰出学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实质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正如卡尔多所说，“效率”无非就是千万人日常的改进工作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哈耶克就这样说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个真正的“微观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后来他在（致命的自负）里批评“宏观经济学”时又表述了这一思想；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紧接着说的：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革命的这一意义到今天还被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看一看今天经济学里边以数学代替经济学的倾向吧）。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这时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noary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感知的秩序》（theSensoryOrder）。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多么西方式的纯学者态度！做为中国人我总是使我的理解带上感彩。）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我已经说过，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林统生认为是“最艰深难读的”。像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命题O”就是我在本节第二段里译的那句话，即“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理性只应当“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哈耶克说，罗马帝国的贸易扩展是人为的扩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诺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

命题一：“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论证说，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命题二：“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逻辑上的，没有“权利”就谈不上对权利的侵犯，从而就谈不上“正义”。这是洛克的原义。第二层意义指涉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包含“正义”理念的看法是荒谬的。“……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severalproperty）”，并声称“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国内的经济学家如周其仁在八十年代初认识到“市场运作的前提是利益的分立”）。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命题三：“在扩展秩序下，行为的终极目标大多是为理性所认识不到的。”这是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卷一的看法。他批评“科学主义者”对人的判断，建构，和示范的能力作了错误的假设。在观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在观测者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能观测到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通过与其他人的彻底交流和沟通）观测并理解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全部事件。“传统”是借了众多的人的心灵保存和传承的，所以是大范围事件。做为传统的主要部分的“道德”，它的效应于是不可能被任何个人的理性全面把握。哈耶文写道：“大部分知识——我承认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点——不是从直接的观实与经验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获得的。”命题三的另一层意义是，如哈耶克所说：人们“习得传统是为了应付未知。”注意，诺斯1990年那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论证非正规约束做为制度在“不确定性”世界里演化的重要方式。诺斯的非正规约束其实就是“传统”。对于“未知”,理性是毫无办法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信赖那个经历了无数未知而使人类幸免于难的“传统”。然而这里的“理性”已经不是西方人的“理性”了，按照梁溟《中国文化要义》(章七）的说法，西方人的理性应当叫做“理智”，那是追求客观的（可观测的），冷静和非人情的“理”。而中国人的理性则真是一种性情，一种“求正确之心”的“情理”。总而言之，理性对于传统应当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而不是狂妄的“改造之和设计之“的态度。

资本主义论文篇3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次重大调整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它实行单一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推行着野蛮而残酷的剥削方式，它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在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等破坏性震荡中，在反复地破坏生产力的过程中进行着恶性循环。20世纪30年生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有3750家银行倒闭，140万家工商企业破产，1700万人完全失业，约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全国18569家银行总共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的存款。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死亡”。

为了避免死亡，资本主义的决策者做出了无奈的抉择：放弃早期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制度框架内的调整。凯恩斯主义者们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出了“起死回生”的药方。第一，“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不可能通过劳工市场的自动调整而消失，因为“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根源是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二，需求本身会创造供给。因此，国家政府应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萧条期间，政府应当增加它的支出，这不仅仅是用于救济，而且是为了公共工程。这样做将有助于抵消私人企业的衰退。当繁荣恢复时，政府的收入将增加，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支出将迅速收缩。这时，盈余将代替以前的赤字，它将被用来偿付在萧条时期所发行的无利息负担的国库券或被出售的债券。”第三，“当商业活动正在衰退，或者停滞和处于低水平时，……减税和预算赤字与其说是不稳定的政策，不如说是稳定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时刻，政府应当尽可能多地支出，尽可能少地征税。”

与凯恩斯主义相呼应的是罗斯福新政，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国家整顿、加强和管理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开征高额累进的财产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举办救济事业，以此防止资本过分集中，缓解贫富差距；规范劳资关系，适当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公共工程，推动工农业复兴。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使资本主义走出了“死亡之谷”，找到了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此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频频发生，但像1930年代那种使资本主义“窒息”的灭顶之灾再没有出现，相反却使资本主义迎来了1950—1960年代的“黄金时代”。

尽管如此，凯恩斯主义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摆脱噩梦，它给资本主义又带来了新的“痼疾”。要使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折磨，凯恩斯主义的对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公共投资，刺激需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使之具有一定的有效需求能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开支。问题是，政府的钱从何而来？在通常情况下，解决这些开支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收，二是用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来“补偿”经济危机时政府投资造成的亏空。然而，战后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由于经济危机频频发生，政府频繁采用公共投资，拉动需求的“反危机”手段，再加上欧洲各国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致使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根本“补偿”不了政府频繁投资和庞大的社会福利造成的亏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便一步步地陷入了经济困境：税赋的日益加重抑制了投资的增长和劳动的积极性，进而使经济发展趋缓，失业压力增大；财政开支日益增大，致使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财政赤字急剧增加，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上述经济困难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年复一年的累积，终于酿成“癌变”——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危机爆发。1973—1975年经济危机其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降了15.3%、20.2%、12.9%、13.2%、4.7%和13.5%。1974—1979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7%，1980年只增长0.2%。伴随着经济的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美国、西德、英国的失业率分别从危机前的4.6%、1%和2.2%上升到危机时的9.1%、5.2%和4.9%。

本来，经济危机的常规表现是生产相对过剩，商品滞销，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拉动需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见到成效。但这次经济危机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生产急剧下降的同时，物价却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升7.4%、18.9%、12.7%、43.9%、19.1%和24.6%。此后，通货膨胀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痼疾。在“滞胀”危机面前，凯恩斯主义失灵了。正如美国学者哈伯勒（G.Haberler）指出：“如果我们遇着一种老式的跟物价下跌在一起的经济衰退，那末万事如意：多开支一点，物价下跌和产量降低就将被扭转过来。但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结合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向经济衰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通货膨胀，而如果我们向通货膨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经济衰退。”

在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政府角色最小化、社会福利弱化的新自由主义成了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救世良方”。

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决策者改弦更张，相继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开始了第二次政策调整。玛格丽特．撒切尔甚至把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作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并全盘接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

撒切尔政府全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在“私有化无”的政策推动下，英国于1980年代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将大批国有企业的财产卖给私人，大大缩小了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从1979至1989年，英国先后出售50余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达250亿英镑。〔有40%的国有经济被私有化。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将减少社会福利和对富人的征税视为刺激经济增长“最显而易见的原则”。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对资本收入征税从最高税率98%降到40%，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削减到22%。

美国的里根政府则将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里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他们认为，第一，“通货膨胀和低速增长是政府庞大化的产物”。货币当局须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防止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非法收益，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搞通货膨胀的动机。第二，政府应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学派的代表者吉尔德指出：“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

正是上述理论使里根政府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当成施政的关键词。1981年，联邦政府对一个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税最高可达75%，1989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到33%。〕里根政府坚持认为，“给穷人的越多，就会降低对于劳动的刺激。”〔因此，在政府的预算方案中明显削减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于克服“滞胀”危机确实产生了效果。美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回升，1983年增长3.4%，1984年增长6.9%。从1982年底到1987年初，美国经济保持了50个月的低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也由1981年的10.4%降为1982年的3.9%。此后，1983、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均为3.8%，1985年为4%，1986年为3%。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当政的十年中也创造了经济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在2%以上。其中，1982至1988年经济增长在3%以上；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的19.7%，降到1986年的3.3%，此后，通胀率一直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所以有人说：“撒切尔革命”“最为显著的功绩是治愈了长达百年的‘英国病’，英国经济终于甩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

然而，新自由主义也不是灵丹妙药，它虽然在克服“滞胀”危机上有所成效，但它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作用”更加严重。

首先，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强资本、弱劳工态势的加深。美国自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据《商业周刊》报道：美国最大的900家大型跨国公司1999年的利润增长率为19%，而这一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了1.8%，工人的收入与公司利润明显不成比例。1978—1995年，美国非农业生产性雇员小时可支配工资与可支配收入是下降的，尽管这期间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增长，但直到1999年，非农业生产性雇员的收入仍低于1970年代水平。与此同时，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明显降低。根据1999年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性中心”公布的报告，1995年美国88%的贫困儿童可以得到食品券，到1998年则降到70%。1999年，美国食品券月平均开支为1850万美元，远低于1996年的2550万美元。1980年代后期，法国把1258种药品的报销数额从70%降为40%，同时还限制百分之百报销医药费的人数其次，新自由主义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导致社会危机频发。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使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美欧各国民众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复活了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市场经济、加强竞争、优胜劣汰的口号下使资本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故此，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导致了一次次的社会危机。

2003年5月，法国掀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全国性抗议、罢工浪潮。近80个城市交通受到影响，80％的航班取消，巴黎的邮政、公交几乎瘫痪。这股浪潮甚至波及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示威人群高喊：“退休制度，社会保险，我们曾为赢得这些福利而战，我们也将为捍卫它们而战斗！”类似的游行示威及罢工在法国接连不断。2005年10月4日，展开有100万人直接参与的全国大罢工，2006年掀起300万人的罢课、罢工浪潮。值得深思的是，77%的法国民众支持罢工。

类似法国那样的抗议示威和罢工活动，在他国家也都频繁发生。为抗议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改革措施，德国民众于2003年进行了抬棺游行；2005年掀起示威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与无情”。英国民众的罢工、抗议活动连年不断。2006年3月28日，大约150万英国地方服务业人员举行了英国8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

民众的示威和罢工运动连年发生，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危机频发。这是西方国家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救世良方”时所未曾料到的。

二、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两难困局

资本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困扰和走向灭亡的厄运，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和自我调整。然而，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条件下的调整，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迎刃而解”，也没有使资本主义“全然改观”，相反，这种调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两难困局：

要逃避19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和灭顶之灾，就必须按照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取向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而这种调整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危机。要使资本主义摆脱“滞胀”危机，就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向“自由”资本主义复归。而这种复归又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遭到了民众强烈的反抗，引发了执政者的执政危机和社会危机。搞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危机，搞新自由主义遇到民众强烈的反抗，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左右为难、“回天乏术”。

就西方各国横向比较而言，资本主义也面临两难困境：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活力需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指数”太低。“在美国竞争包含的机会要比德国或法国大得多，不过不公平的程度也大得多。”反之，要使社会比较公平与和谐，需坚持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模式，但这又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遭受“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低的效率”的折磨。何去何从，难以决断。

两难困局使资本主义主流社会产生了两难的心态：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受阻；摒弃凯恩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民众强烈反对；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失去活力。在左右为难、前后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的决策者们合乎逻辑地磨光了原有的棱角：在资本主义政治光谱中原本代表右翼势力的政治人物开始转向“中右”立场，原本的左翼政治集团开始持“中左”立场。“激进”与“保守”的划分几乎已无实质性意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动态均衡态势：统治集团的各个主流派别都只能做出折中性、妥协性的政策选择：既不敢（或不愿）完全摒弃凯恩斯主义，同时也有意接受新自由主义，其决策中既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也有新自由主义因素。然而，这种折衷性的选择仍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其直接后果是：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危机频发。如此困难的形势实际上折射出的是资本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境地。

三、当代资本主义两难困局的理论启示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资本主义难以“自救”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表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可能真正“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所推行的凯恩斯主义，实质上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干预，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由于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触动根本制度，因而不可能克服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根本矛盾。不仅如此，由于凯恩斯主义频频通过政府干预为资本主义缓解矛盾，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严重背离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产生出“滞胀”怪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加深。

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统治者又举起了新自由主义旗帜，实质上就是要使资本主义从当今的“社会资本主义”退回到早期的“传统资本主义”，从“文明”的资本主义退回到“野蛮”的资本主义。统治者企图靠扼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靠腰斩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来找回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版的结合形式。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非但未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民众的激烈反抗，造成了频频发生的社会危机。

由此证明，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止痛剂”，根本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企图依靠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微调”就能让资本主义成为“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不过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自欺欺人的幻想。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从反面说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痼疾的唯一路径，只能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即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由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矛盾的根本途径。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在两难困局中显露出不可逆转的历史过渡性质。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经过多次调整，尤其是经过凯恩斯主义调整，毕竟有了重大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借鉴社会主义成功做法的过程。这一过程离社会主义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它不是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显示，而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它不是在强化“正统”资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发挥着催生作用。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架构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同时事实上已发生了部分质变。

资本主义论文篇4

从领导阶级来看，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由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和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阶级联合领导的，他们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独立宣言》的发表成为他们共同斗争的旗帜。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各个主要阶级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每个阶级基于各自指导思想、理论的差异，对中国历史前途有着各自的理想目标以及与众不同的社会实践。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渴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所有的艰辛努力都最终由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没能使中国社会得到根本的改观；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

3.从经济发展状况对比

美国独立之前，北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因此，北美独立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多种经济成份存在：这里面有1840年以后伴随列强殖民侵略而传入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还有1927年之后出现的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这些经济成份的不平衡性、不统一性，使各个革命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难以担当革命重担，因此，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4.国际环境的对比

美国所面临的环境相对有利，即18世纪英国在争夺殖民霸权的过程中与欧洲国家矛盾尖锐，特别是与法国的矛盾最为突出。美国独立战争正是利用欧洲国家与英国的矛盾，孤立了英国，取得国际上的军事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几乎是没有外援的，甚至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国际环境极为险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得到了国际上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

5.从革命的结果和前途来看

美国独立后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共和政体的国家，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封建制度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对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建设起了示范作用。中国独立后很快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大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年轻的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积极维护了世界和平与发展。

6.从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贡献来看

美国独立战争后于1787年颁布了近代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联邦宪法，在权力结构中突出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原则，在此基础上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典型的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一样成为以后许多国家学习效仿的榜样，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为其基本原则，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更好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成功总结，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通过上述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知识的区别比较，使学生能够透过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表象去了解他们的本质，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段历史，也学会了客观地正视历史，正确地评价历史，从中感悟历史带给我们的精彩和人生智慧。

资本主义论文篇5

事实证明，郑成功创建“海上商业——军事集团”“通洋裕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先进主张，不仅契合了大航海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顺应了明朝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需求，而且还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福建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契机，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一）通过贸易发展

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促进资本主义因素在福建社会的萌芽1.以瓷器制造为例，明清之际的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制作陶瓷和运输销售为主要谋生盈利手段的、分工明确的世家大族。他们不仅接受市场订货，而且还在生产方式上，形成一种“各自制坯，合作烧窑”的联合经营方式，由商人根据市场需求，将货款发放各个作坊，作坊按照商人要求的式样、数量，制出瓷坯，打上自己的商号、款识，然后由商人集中统一烧制。器成之后，再由专门的人员行销海内外。2.在水果及经济作物收购中，不同形态包买商的活动相当活跃。以蔗糖业为例，商人在糖蔗成熟之时，就以“放赈”的形式预付资本给糖寮（即糖厂），然后收购其产品。这种包买方式切断了小生产者在销售产品这一环节与市场的联系，因而“获息数倍，以此起家者甚多。”3.由于贸易兴盛，手工业产品生产繁忙，开始出现商人直接投资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雇主与雇工之间不存在主仆名分，雇工的身份是自由的，他们按月领取工资，有的按银计算，有的按铜钱计算。如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的纸厂主人吴玉贵“……小的厂内雇有工人虞五开，每月工钱银五钱，并未立有文卷，议有年限”；龙溪县（今福建龙海市）的土窑雇工“欧万向在杨莫窑内做风炉，每月工钱二千四百文”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4.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一些商人也开始造船雇佣水手，投资海运。在船主与雇工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也是平等的货币与劳动力之间的买卖关系。所谓“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富豪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亦既习惯，谓生涯无踰此耳。”

（二）利用工商业资本

培育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倪乐雄教授认为：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参照这个标准，郑成功所构筑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不仅成功运用商业资本孕育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成功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商业活动进行有效保护，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资本的集聚壮大。二者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在经济结构上远比江南的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在社会结构上则基本接近经济学家顾准所认定的那个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为其在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西太平洋海域，构筑了一个几乎无人能与匹敌的强大帝国：“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乌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当是时，闽粤逐利之氓，辐辏而至，岁率数万人。……彼往此来，以博贸易之利，而台湾物价大平。”可以想象，如果郑成功能够活得更久一些，如果沿海经济能够照此不断发展下去，中国人的发展历史，或许将被改写。

资本主义论文篇6

为什么早在一百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而今资本主义依然健在,甚至出现了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的政治表现呢?这种世界历史现象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革命导师的著名论断难道已经“过时”了?那么,与过去相比,资本主义究竟出现了那些新变化呢?今天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策源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8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仿佛巨大的羽翼,把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在“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目前已达到2/3左右。第三产业的领头雁是高科技产业,而雁头就是信息产业。与此相随,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战后,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再仅有商业银行,而且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进一步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金融资本,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的社会资本更多,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可以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新型公司异军突起。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联翩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四)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

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市场的“无形之手”能够对经济活动起调节作用,不需要外力干预就可以保持运转。然而,1929年爆发的以股票市场大崩溃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亿万富翁们的美梦。从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有形之手”即政府调剂和干预经济活动的作用就越来越大。随着国家的这些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五)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扩大资本输出,进行不等价交换,甚至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巩固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以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把广大第三世界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无偿利用巨额世界资本,是国际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以上各种因素,或互为补充、或互相交叉、或互为因果,织成了一件新的资本主义的斑斓彩衣。应当说,它比以往的任何一件衣衫都要宽大一些,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某些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新变化的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制度,有较强的调节自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能力

从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也是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推动者和历次科技革命的收益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从生产关系来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在没有经过剧烈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对生产关系进行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加大了对经济调控的力度;从社会关系来看,特别是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行,对阶级关系的调整、化解阶级矛盾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二战以后,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劳资矛盾没有发生。这就说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制度,有较强的自我革新和调节的能力。

(二)新科技革命是促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动因

20世纪中后期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始于40年代美国,随后扩展到英、法、德、日等国家,至今仍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世界,并正在向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进。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直接刺激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提高和国民财富的大增长,而且使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出现了诸多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新变化,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从总体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面貌。

(三)不断的改革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延缓危机的直接原因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缓,其原因是资本主义不断进行改革:

1、国家职能的调整和改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需求,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社会管理职能。国家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干预调控,同时借助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手段,将相当大的利润为政府所掌握,为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相对平衡和稳定。

2、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四)在两种制度的对抗和竞争中,注意吸收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原因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因素”,包括计划经济,福利措施,民主制度等。这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注入到资本主义的肌体中,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

(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席卷了全世界,但它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力量雄厚,高技术产业水平高,它们的跨国公司在各地生产和全球市场上占有巨大的优势。它们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起着支配作用,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则基本上由它们制定,因此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样,经济全球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两极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一方,以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两极格局。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得了巨额利润。正是凭借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中得到巨大的利益,给他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势头。

三、新变化掩盖下的腐朽本质

追根溯源,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健康的产儿。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一个先天的病灶———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由此产生的危机只可缓解不可根治,而且“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必须付出比这种发展沉重得多的社会代价。

(一)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垄断,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垄断资本之为垄断资本,就是因为它在竞争中凭借实力称王称霸。贪婪和专制,决定了垄断资本对待技术进步的二重性:技术进步有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投资开发和利用;技术进步不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毫不含糊地加以阻碍或扼杀。但是技术进步与利润收益往往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进行技术开发需要投资,而技术投资是存在风险的。垄断资本为了减少风险,常常推迟开发,让别人先走一步,然后或进行模仿,或以低价收购别人的成果。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必然要使部分现有设备失去使用价值甚至全部报废。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设备更新和产品更新投资的情况下,垄断资本才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否则,它就会弃之如敝屣。如果某项新的发明创造对垄断资本的利益构成威胁,其命运便更加悲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垄断资本之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小,而阻碍作用将越来越大。

(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食利资本主义”的膨胀

当年列宁论证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战后,这个食利者阶层并未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所收敛,反而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愈发膨胀。这批巨富把复杂的生产过程和企业管理交给雇佣的经理,自己则躲进豪宅,剪息票、收红利,从事商业金融投机,成为地地道道的“过剩人口”或“多余的人”一个社会要供养这样一批饕餮之徒,又是怎样的不幸和悲哀!

(三)财富的增长,导致贫穷、失业和无家可归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资本的积累,贫穷和失业也在发展、增加和积累,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经济增长所获得的成果并未在各个阶层中得到充分享受。尽管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届届都在高喊“充分就业”,但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失业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致命点。一位法国学者说得更为坦率:失业是今天西方面临的最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不找到解决办法,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自行瓦解。这绝非危言耸听。

(四)垄断资本与权力结合,导致政治上的腐败

经济上的专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制。随着垄断资本向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张,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华丽外衣纷纷落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彻底暴露了它作为垄断资本贴身婢女的本来面目。垄断资本用金钱操纵选举,进而控制政府及其决策,已是路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一百年来,美国的这一“传统”非但未见消磨,反而愈益发扬光大。20世纪末的美国总统选举,公民投票率不足一半。为了表达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沮丧,有人甚至在互联网上出售他们的选票。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官场,更是一团糟糕:政治丑闻司空见惯,贪污贿赂是家常便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几乎个个涉嫌腐败。有西方记者形容说:“不要看表面现象,那是爬满蛀虫的烂苹果!”

(五)繁荣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

以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为物质基础,以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为驱力,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弥漫着疯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风气。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而是为了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越来越多的寄生性、腐朽性行业,如侦探业、保镖业、大、贩卖枪支、黄色出版物、诲淫诲盗的“娱乐业”和货真价实的业等等,遍布欧美大陆,成为西方一道极为浓重的风景线。这种腐败的风气不仅盛行于中上层社会,而且腐蚀到底层的广大劳动者。与此同时,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就业竞争又给广大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使他们的精神、脑力和体力处于崩溃状态。超级秘书网

(六)帝国主义进行资本扩张的结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灾难

在帝国主义那里,扩张资本是目的,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手段。雄厚的资本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供了强大后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为资本扩张开辟了道路。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对发展中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构成了荼毒、宰割和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它们凭借其强大的垄断地位,主导经济全球化,通过造市、撤资、引发抛售等手段,以“自由经济”和“公平交易”为掩护,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强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战以来,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它们一天也不曾安分过。挑动宗教纠纷、民族矛盾,支持民族分裂,制造地区冲突,发动局部战争,整个世界到处都有这只罪恶的黑手。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后,它们也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给垄断团带来了滚滚财源,却把被侵略的发展中国家推进了火海和苦海———百业凋零、万家离散、民不聊生、环境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陷阱。近年来,金融风暴以其巨大的破坏力横扫拉丁美洲、俄罗斯和亚洲大陆。风暴过处,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账成堆、失业人群猛增,第三世界的经济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罪魁祸首就是帝国主义。战后50多年来,它们一直以经济援助、经济制裁、和平演变、文化殖民、政治颠覆、军事威胁为手段,诱迫发展中国家落入它们的陷阱。

(七)国际资本主义的掠夺和穷奢极欲,严重破坏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0%,消耗物质材料和能源却占全世界的80%,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质材料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

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5%,每年却消耗全世界开发资源的34%,人均消耗能源及产生的废物分别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500倍和1500倍。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那样消费,整个地球将不堪重负,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内被消耗殆尽。

资本主义于上,败坏人类祖先遗泽;于今,殃及百姓生灵;于后,贻害万代无穷,资本主义的罪孽罄竹难书!这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新变化的资本主义,就是以“人性”、“人道”、“人权”自诩的资本主义。

毋庸置疑的结论就是:不管资本主义发生了多大的新变化,都终究不能阻挡它日益腐朽的趋势。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是“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资本主义论文篇7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全球化虽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历史现象，但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并且全球化发展早期的特征和影响已经到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并被给予了透彻的分析。经典作家生活在全球化已开始的时代，他们虽然没有使用全球化概念，但是已经自觉地从世界的视角、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和判断是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视角是全球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他们的研究和分析对社会主义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可以说: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是我们理解当代全球化问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指导。

2.中国共产党关于全球化的观点

分析论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这一变化，明确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现象，帝国主义的特征、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不因为种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或作用决定它的存在。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时存在或消亡。但全球化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新发现，赋予无产阶级以新任务。

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化问题倍受人们关注。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问题，对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总体上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好处。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处于“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同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二、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主要可以概括为: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球化三个方面。具体来说，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加强，资本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资本的跨国流动促进了国际经济一体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全球主义的属性。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了全球的范围。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地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关系的绝对统治。市场成为永恒的、决定一切的力量，在其驱动下，资本实现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好处。从经济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极大的财富，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物质财富，科技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全球时代，创造财富的资源发生了变化，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源。

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诸多弊端。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加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情绪。随着国际资本的优势地位的产生，资本开始跨国流动，出现了“跨国资本阶级”。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绝对收入下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环境污染也在全球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污染重的工业转移至落后国家，表面上将污染转移出去，而人类生存的环境圈其实是没有国界的，面临的环境威胁也是全球化的。

三、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

今天，我们党“应当汲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活水，充分借鉴‘新左翼’的观点和方法，批评和扬弃西方主流派的全球化理论，立足于当今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全面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加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并存，是当今时代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开放性与自主性辩证统一的方略，借鉴前人、少走弯路的后发优势，采取开放引进、综合创新的后发战略，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以弱制强、后来居上的战略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中，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困扰，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政治上摆脱旧机制的束缚，经济上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有效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当前，我们要努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完善各行业的监管体制，维护各方面的稳健运行;扩大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安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努力做到经济贸易与环境、人口、资源协调发展，下决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

参考文献:

资本主义论文篇8

一.加强整体研究是时代的需要

顾名思义,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指的是研究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整体,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局部和个别,不仅仅是研究个别时期、个别地区和国家的资本主义。

20世纪的资本主义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而不是早期和近代的资本主义,也不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或21世纪后资本主义的未来。长期以来,在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问题上,我们的研究理论相对滞后,对于20世纪初期的现代资本主义,有着比较完整和切合实际的理论概括;对于资本主义未来的历史命运,也有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但是对于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在研究方法上,往往不够全面,偏重个别国家和时期的研究，对于从资本主义的整体角度来全面系统的研究则相对不够。

笔者认为整体研究在今天需要强调和重视,是鉴于下述理由。

1.整体研究是完整正确地定位20世纪资本主义的需要

要给予20世纪资本主义完整正确的历史定位,仅仅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资本主义、仅仅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够的,也是不完整的。我们要研究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它的早期和中期,更要注视当代资本主义的进程。

作为整体,不仅指作为20世纪资本主义主体和心脏地区的发达国家部分1,不仅指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美国,而且应当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其它类型的国家,如新兴的发展中的东亚资本主义国家2、石油致富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3、拉丁美洲地区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4、南亚地区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5、以及处于低中收入的非洲地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等。6即是说，同样要研究新兴的大展宏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进的刚刚迈入资本主义轨道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外还应该包括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转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7

作为整体，同样要注意到在20世纪中，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三种力量和因素的比较，注意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中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也注意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甚至前资本主义因素。为此，既要考查资本主义国家，又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就存在着某些初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允许存在的事实上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因素。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则实际上存在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

作为整体，不仅要研究20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而且综合考察20世纪的世界科技、军事、社会、思想和文化，尤其是考察制约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

笔者以为，下列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即

第一,在19-20世纪两次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及其影响。

第二,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中,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危机的协调中作用,以及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第四,在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和政府干预政策协调中的作用。

第五,在改革和调整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体制运行机制时的作用。

第六,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效应中的作用。

第七,在现代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的"安全阀"功能。

第八,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多元化和不平衡发展趋势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九,在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一体多元化进程中的作用。

第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

这些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重要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重要的。而没有对于这些制约因素的整体研究,要准确把握定位是困难。

2.整体研究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真理，它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不断地修正和发展。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对于20世纪初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争论的总结,标志着列宁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建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著作,不仅科学地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的规律,而且对于指导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了写作这部著作,列宁参考了几百种基本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大国出版的相关书籍、学位论文和小册子,报刊上的文章和各种统计资料。《列宁全集》第39卷收录了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笔记和1912-1916年的单独札记,包括148本书(其中德文的106本,其他有法文本,英文本,及俄文本)和49种期刊(德文的34种,及法文和英文),摘录了232篇文章。8如果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列宁摘抄和评述的《帝国主义笔记》两书相对照,可以看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直接引用资产阶级学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论述,据粗略统计共有203处之多,这些引文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总字数的86％以上。9

列宁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现展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得出了崭新的科学结论,为我们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和借鉴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同时也充分说明为了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需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10

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在一个相当时期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理论界的经典依据，和对于列宁主义的"正统"解释。他的理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全世界的很快成功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很快灭亡的估量上的,是和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紧密相联系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111952年他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更系统地发挥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把总危机与革命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已经失效"。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12然而,战后世界56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并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而带来了理论滞后的严重影响。

实事求是地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涉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离开对于现当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当代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实事求是的估量,从而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共运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说:"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4"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15他还指出，南北问题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16"南北之间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17在谈到新兴发展中国家时他说:"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18"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19

这些论断是建筑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基础上的。当代世界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人们习惯于用冷战思维来观察问题，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姓"社"还是姓"资"是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而姓"现"和姓"球"却往往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相连的见解。然而邓小平理论和实践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为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人民完整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大家注意到去年秋天，总书记强调要按照邓小平理论认真研究四个如何认识，其中十分十分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说，如何准确认识20世纪的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3.整体研究是当代世界多样化统一发展进程的需要

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别研究,个案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考察和研究在今天更要多加关注。我们的科学理论和战略决策不能仅仅建立在个别国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更加需要重视对它的整体研究和考察。

我们理论上的滞后，方法上的单一,研究领域的薄弱，是与整体研究的思路的缺乏和方法上的缺陷是分不开的。

当代世界的多样化统一进程、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潮流、当代世界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模式以及当代世界的改革调整趋势,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全球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及资源利用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当代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演变及社会思想文化现代化、多元化趋势,当代世界国际关系多元格局演变等重大课题,需要进行全球性、整体性的开创性研究,否则就谈不上准确阐述符合跨世纪实际的当代世界多样化统一的进程。

当代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科学技术领域间相互渗透和分化,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又高度综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学科愈来愈多,分工愈来愈细,研究愈来愈深入,另一方面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愈来愈朝综合方向发展,并且出现了''''多学科集合体合作研究''''时期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新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发展,为我们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提出了进行整体研究的客观需要。

4.整体研究是整体史学发展的需要

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的史学发展趋势显示:更加重视整体性的动态研究,从单线到多线的综合研究;更加重视环境和条件的研究;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更加重视底层史学的研究。20

推动史学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在于:其一,世界全球化和多样化发展的影响,要求对历史事件和非历史事件进行宏观地综合的考察和总结,对现实问题加强研究,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探讨。其二,科学整体化综合化发展趋势的强化。其三，传统史学面临的"危机",从而出现了在理论体系上五花八门的方法论流派,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用科学理论的方法来考察历史现象，在内容上重视整体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底层史学的研究。这种发展趋势认同历史是"整体历史"和"综合历史";重视多角度、多层次的历史研究;重视历史的解释和理论;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

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史的整体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1983年法国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对资本主义从16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宏观和微观的阐述。该书不足处在于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论述的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别的领域涉及极少。21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1982年在美国出版《1500年以来的全球通史》,该书称:"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所有文明的历史的总和""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世界历史课程涉及的史实繁杂,而是观察角度不同,即世界历史课史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重新开始，将这门课程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础上,是十分必要的。"22不过,这是一部全球史和传统地区国别史的兼顾,主要阐述政治史的变迁。

1997年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出版《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宏观论述20世纪史,显示了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历史研究,在体系上也值得借鉴。23至于美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年所著《现代世界体系》一书,则是一部整体地阐述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综合性宏观论著。称他采用的是"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即"把社会和文化思潮趋势与经济和政治运动的走向紧密联系起来考察,清晰地揭示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精辟论断。"24这部巨著,同样给整体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以很大的启示。二.关于资本主义整个研究中的误区

前已指出,在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中,我们不能把整体研究和个别研究相混同，不能把局部研究当整体研究,不能把对一段时期的研究当作全部的研究。在一段时期里,我们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研究上存在一些弊端和误区。这里举例如下：

1.把俄国资本主义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阵线,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然而,长期以来有些人把俄国城市中心起义的特殊性,民主革命迅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也当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道路,则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误导。列宁还在1916年谈到现代世界各国发展道路时就说过："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25

而且,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一国的被突破,并不表明整个资本主义已经衰落或已经走下坡路。诚如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整个封建主义的衰落一样。一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兴起和整个资本主义力量衰落之间并没有时间直接衔接的必然联系。必然胜利和必然灭亡之间不一定是同时存在的。

从历史上看两种和多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就并存过不至一个世纪。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存,从时间上说还只有80多年时间。从发展趋势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同样具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力量之间的共存和竞争,而不能简单理解为直线式的一盛一衰一之间的力量的竞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解决,就一个国家来说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世纪的现实来看，我们绝不应轻信所谓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走"下降路线"、"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腐朽"、"走向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等结论。

在20世纪，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过社会主义胜利的,只有俄国一个国家和半个德国的民主德国，而迄今保住社会主义胜利成果的一个也没有。90年代初苏联解体，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所吞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转轨。这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不是一帆风顺的。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的生产力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毛病,而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吗?"他还说过:"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从世界历史的长河看,社会主义在长时期内还只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邓小平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现象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26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纲领宣称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的、最后的胜利",要在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建设;1961年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预言20世纪是资本主义灭亡的世纪;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称在二十年内要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则在苏共二十七大修改为社会主义完善论。所有这些,现在已经被历史所否定,它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不够成熟，显示了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定位不准，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历史教训。

我国汲取了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教训,提出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将这个观点写入修改后的宪法中。27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营、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8这意味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竞争。它的主体无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但是这并不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衰落，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已经不存在。

2.把美国的相对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与把俄罗斯资本主义的衰落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一样,有些人同样习惯于把美国的超级大国兴衰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兴衰相提并论。

这里的问题在于第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是否真的衰落了?美国超级大国的相对衰落是否等同于美国的衰落？

第二，美国的衰落是否表明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如果考察整个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英国和法国，也不是德国和日本，而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美国具有年轻、快速、实力最强和富有活力的特点。29从1894年以来，她的工业生产总值就居世界第一位。1894年的工业产值美国94.98亿美元,为英国的2.2倍,德国的2.93倍,法国的3.28倍。而1860年时只是英国的68％;法国的91.1％;德国的95.6％。世纪之交,美国在世界国民财富的比重占30.1％;英国占19.5％;德国占16.6％。301916年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在各个经济领域占有全面的优势,20年代美国成为汽车王国。1938年,以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为100,美国占36％,西欧共同体(含英国)占35.6％,即美国比英、德、法、意等国的总和要多;1948年美国为54.8％,西欧共同体为22.6％,是西欧共同体和日本总和的229％。黄金外汇储备资本主义世界为100,1937年美国为46.4％,1950年,美国占48.5％,为法、意、德、英、日本五国的441％。3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当代世界已有56年,美国一直是超级大国，虽然80年代以来超级大国霸权地位一度相对衰落，但迄今在多极化趋势中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1997年美国的GDP达80834亿美元32,而后199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又达3.9%,33，GDP达到82106亿美元。到2000年底已经创造了连续9年多的增长记录，成为20世纪美国历史上的最长的经济持续发展周期。

在对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有时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实力地位估计过高、过早,有时又对它的衰落过程估计过快、过于严重。

例如有人称本世纪初美国的门户开放计划是"美帝国主义侵华独占政策的代名词"。34有人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14点计划"是美国称霸世界的计划;称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英国的矛盾等等。

对于美国已经衰落的说法则从50年代开始到世纪末从未停歇过。例如有朝鲜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越南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70年代滞胀后美国开始衰落论；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衰落论等等。35尽管预测美国开始衰落的时间已经一再推延,但是把美国的相对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开始衰落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和见解则仍然不乏其人。

其实,大国的兴衰或超级大国的兴衰和一种社会制度的兴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36,历数500年来大国地位的更迭,然而这种更迭并不表明社会制度的更迭。犹如19世纪英国超级大国地位在20世纪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衰落一样,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在20世纪末的相对衰落,也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衰落。整个说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本世纪末并未显示整体的衰落。37

这里，仅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的GDP对比，就十分明显了。

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含中国和印度)(单位:百万美元)38

1965年2,003,7001,413,280163,040

所占％100％70.53％8.14％

1970年2,808,0262,105,694225,563

所占％100％74.99％8.08％

1995年27,846,24122,485,5281,352,256

所占%100%80.75%4.86%

1998年28,854,04322,560,6241,811,10639

所占%100%78.19%6.23%

这个统计表说明,1965-1995的30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从占有份额的70.53%增加到了80.75%。显然认为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每况愈下的论断是站不住的。何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发展中国家，极大多数仍然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3.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作整个资本主义,又把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从传统观点的角度看问题,从十八、九世纪以至二十世纪初的角度看问题,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资本主义。然而,从20世纪的全局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指的只是在世界近代史上先后崛起的荷、葡、西、英、法、俄等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美、日、德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曾经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并称雄于近代世界,被称为欧洲中心、西欧中心、或欧美中心,一旦这种模式发生危机,自然引起人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危机的关注和思考。

然而,整个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情况表明,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并非整个资本主义的全部,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新兴资本主义的崛起,即被称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40尤其是处在经济发展前沿的新兴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过去一个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看作属于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这是一种从脱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角度和两大体系争斗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在政治上站在反帝国主义立场来说的，而不应和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上的属性相混同。无论从经济制度上或者是从社会政治制度上来划分,广大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它们宣称绝不走传统资本主义的老路,但是不等于它们的道路和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的，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新模式。

其实，这是一股在20世纪下半叶崛起的后继的资本主义发展力量，它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新兴资本主义力量,人们通常说第三世界作为主力军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但是这股生力军从社会经济制度上说并非社会主义的。有朝一日,它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上了超越了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国家取代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只能是另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当然这并不排斥一些发展中国家会转而推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既然如此,我们怎能断定美国等传统资本主义的衰落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呢?例如一旦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难道这些国家是在充实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不是加强资本主义的力量。随着21世纪历史的演进,人们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会不断增强。

4.把自由资本主义的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相当流行而又相当滞后的见解。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1916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这68年间,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走过了由近代到现代,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期间马克思主义由诞生而发展为列宁主义阶段。

而1916年以来迄今资本主义又走过了85年的历程,85年来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都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在发展,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向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同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1916年的解释上。资本主义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由自由资本主义为主的阶段走向以垄断资本主义为主的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41,代替自由资本主义衰落的，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又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取代。

显然,我们不能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相等同。但是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来看对的仍然不乏其人。有人引用了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在1820年到1870年是上升阶段，在1870-1913年是衰落阶段，从1913年到大约1950年几乎处于垂死阶段"的论述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42，其实这段引文，恰恰表明引者把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相混淆了。这份报告在概论中明确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1870年和1913年之间开始的。在这个时期里，技术进步逐渐依靠科学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了一个生产和贸易空前发展的时期"，并称"许多观察家认为,现代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夕。"43通看《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根本得不出现代资本主义已处于下降和衰落时期的结论。44倒是需要明确的是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它确是衰落和下降了，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不能把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同现代资本主义或垄断主义主义混为一谈。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说成是或混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衰落。

5.把资本主义活力限于20世纪前的资本主义

长期以来在世界史学界的一个传统说法是,1870年后资本主义在总体发展上开始了下降时期。甚至连我国普及的中学教科书《世界近现代史》上册都持这一见解。45但是实事求是地考察历史，这一说法显然是与历史实际不符。

资本主义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虽然存在腐朽趋势，但总体上发展是主要趋势。46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向全世界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发展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说法最早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提出的，后来为恩格斯所引用而被马克思主义者广为流传。恩格斯1876-1878年间在《反杜林论》和1880年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中写下了同样的话:"我们看到傅立叶和它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要归于灭亡的思想"47这里讲的显然指整个历史和整个人类和整个地球都是发展的，都最终要走向灭亡的。这段批判杜林的终极理论的话，并没有回答资本主义在什么时候会灭亡的问题，更不是专指资本主义何时处于上升时期或下降时期。人们也不因此而推论人类很快或已经走向灭亡。恩格斯接着写道："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48这些话表明,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狂飙时期将继续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在恩格斯晚年,他并没有得出资本主义处于下降时期的结论。

具体谈到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并非恩格斯而是列宁在1915年1月后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说的,列宁说："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资产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积聚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49列宁的这种历史划分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暂且不论。在这里，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分期,而非整个资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阶段。列宁在该文中还强调："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50

然而,斯大林把"下降"说和资本主义的衰落论完全划上等号，进一步发挥了衰落论。1934年8月9日，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在《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第一部分----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这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部分----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这是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巴黎公社给了资本主义第一次打击,旧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以及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苏联资本主义的时期。第三部分----从1981年年末(战争结束的第一年)到1934年末，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51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斯大林的话被当作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经典反复引用,即资本主义开始衰落于1870年以后。

现在提起"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不会有人怀疑专指19世纪70年代前的资本主义，而其后资本主义很自然理解为下降时期或衰落时期了。问题的焦点在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处于衰落时期。这个问题不能靠引经据点、靠"两个凡是"来解决，而要靠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有些人口称"尊重历史实际"，但恰恰没有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提供令人信服的事实，甚至给人扣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陷入唯生产力论的窠臼"的大帽子，这种以势压人的学风是不利于学术争鸣的。

谈到活力，有一个怎么看活力的问题。人们不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活力尚未充分显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活力，人们争论重点主要是增强还是减弱,而主要不是有无活力的问题。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活力,经济增长的速度固然重要,但是不能绝对化。要注意经济结构是否形成良性循环、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科技革命的作用和创新能力的发展、经济运行中自我调节功能、应付经济危机的能力和预防止危机的对策、由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灵活适应能力、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局面的应对能力等等，这些均能显示是否具有活力。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利大于弊。从经济组织结构来看，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垄断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制经济组织、国际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具有相当的活力。而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同样显示其一定的活力。.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当作对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衰落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展趋势与危机趋势(或称腐朽趋势)在本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总的说来,既有发展甚至大发展的趋势,也有腐朽以至大危机来临的趋势,是发展和腐朽两重趋势的交替运行。在两重趋势中,主要趋势是发展,尤其是波浪式的发展52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名著中,提出:"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以前快得多"。53不久,他又指出:资本主义的腐朽趋势"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或在个别时期内的惊人的发展"。54列宁的论断被本世纪的历史发展所证实。虽然,本世纪西方世界经历了12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发展的时间更长。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较普遍现象,而不只是个别现象,不只是在个别国家、个别部门、个别地区和个别时期。虽然,腐朽趋势在深化,但是,很难说目前在总体上腐朽趋势已超过了发展趋势。55

由于市场经济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把经济周期危机现象和资本主义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周期危机或经济危机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产物。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考察,在我们的教学和研究中通常是作为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负面影响来论述的，随着一个接着一个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发展，随着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以及生产过剩危机、滞胀经济及结构性经济危机的发展，金融危机的加深，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斯大林的"总危机论"更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深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来临密切联系起来。

一般说来,经济危机是坏事,而不是好事。问题在于在一定条件下,它能否变坏事为好事。在大危机期间,许多人只认为这是件大坏事,只表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深化和资本主义末日的加速来临。然而，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全面研究后发现,在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还出现几个经济快速发展和繁荣的高潮,人们发现经济周期和危机与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相连。看来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在迫使政府进行的反危机调整内部机制的过程中,有可能形成新的运行机制,出现新的良性循环,逐步由坏事变为好事,成为一种难得的机遇,和一种推动变革的紧迫的信号。3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调整和发展证明了这一点。56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注意可能存在和发展的潜在危机；要善于抓住机遇,变坏事为好事,推动改革进程。57

正是经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经历了克服70年代经济滞胀后果的探索和实践,西方发达国家在协调市场行为和和政府干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经验。而且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现象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经济发展的波动情况，只是性质不完全相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吧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说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就在总体上衰落一次？因而经济危机的爆发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整个衰落？

7.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当作对资本主义整体衰落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是经济运行的绝对规律，然而难道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是平衡发展的吗？它们不也是不平衡发展吗？不平衡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吗？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全球情况来看，首先在西欧，随后在大西洋国家，接着在太平洋的个别国家，再后向全世界的广大地区扩展。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向横广面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向纵深方向发展，这种纵深发展不仅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而且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上,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方面。这些不平衡发展是不是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负面作用呢？或者说，是不是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呢？

无疑和任何社会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绝不是永恒的，他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并最后走向死亡，问题在于能不能把局部的死亡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死亡，能不能把资本主义在某些国家已经进入的高级发展阶段,当作整个资本主义都已经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呢?不平衡发展意味着不发达、较发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并存；意味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更迭；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与社会主义制度兴衰将将一个较长时期共存；意味着一个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并不等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

考察了上述种种论点以后,考察了20世纪的进程以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别研究,个案研究固然十分必要,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考察和研究决不能忽视。我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仅仅不能建立在个别国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同时需要建筑在整体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

三．把握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衡量标准

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准确定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践第一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等什么别的标准。

人们在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阶段时,会有各自的衡量标准,如社会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意识形态制约标准、阶级属性的好恶标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重的二元标准等。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一个长时间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见解开始逐步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认定的社会生产力检验标准，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路线。在我国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上，自50年代后起以来，也偏离了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践第一标准。

在我国提出、认同并再次强调社会生产力标准是中共七大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反复摸索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得来的。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正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8

这一标准得到中共的肯定,但是其后的22年里,"唯生产力论"的"左"的大棒砍掉了我们奉行的社会生产力标准。直到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92年10月中共第14大的报告和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强调了邓小平同志重新创导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9,中央强调,要把这一标准"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

中共十五大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再次重申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社会生产力标准，并重新强调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生产生产力标准,就谈不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定位。当然对于生产力标准如何判断是会有不同的理解的，但根本问题还在于是否确认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社会生产力标准的。笔者以为衡量社会生产力它应包扩以下一些含义:综合考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重视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购买力平价(PPP)等重要经济指标;重视对科学技术水平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重视对国民经济管理水平的考察;重视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的总体考察;重视对人口流动和人口的身体、文化素质的考察,重视对经济和自然环境及资源的考察;重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重视政府和社会集团对发展经济的政策的考察等。如果仅仅把生产力水平的综合考察,简单理解为只是对几项经济指标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以此来否定社会生产力标准更是不妥的。

实践标准即实事求是标准在学术和研究中是必需坚持的,它实际上涉及在学术和教育领域要不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是本本第一还是实践第一的问题?我们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的认识正确与否?归根到底只能是依据社会实践而不是本本怎么说,一个人怎么说。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如果只是按照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变的本本办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难以成功,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创造性的发展。再说不同本本本身的是非鉴定也必须根据社会实践的检验,而不是它的"凡是"。领导人的谈话当然具有权威性,然而领导人谈话的真正权威性也必须经受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无疑是我们在评价现代资本主义史时应该遵循的,然而这并不是要我们僵化地理解为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每句话都符合当时甚至当前的实际,让我们搞"两个凡是"。

如果认为我们只要对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80年前的列宁或若干年前斯大林、的言论照办就行,不必接受实践的再检验、补充、修正和发展，那就使马克思主义得不到发展，也就产生不了邓小平理论。

事实上目前的理论界研究中某些滞后的现实是和这种僵化地对待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关的。

对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都涉及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问题。如二十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在总体上是发展为主兼有腐朽趋势,还是衰退是主要趋势?西方经济发展的主流是大发展还是大危机?西方世界现在是大革命形势的前夜?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就要马上崩溃?还是还具有相当的活力?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实行的那些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方式和方法、某些管理手段和经营机制能否同样被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情况所吸纳？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否还在发展，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外,有没有其他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一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是否意味者资本主义的整体衰落?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是否只具负面影响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大量第一手的实践材料加以全面综合和深入剖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又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涉及于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因而最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如何区分资本本质和现代化必然的区别问题;涉及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演变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涉及反垄断弊端的斗争及其后果的评价;涉及各类垄断资本主义政府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措施的评价;也涉及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集团的发展及其评价;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和避免问题。再如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阶段、发展动因、发展趋势、发展模式的评价,都涉及到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这个根本问题。如怎样看待现代资本社会中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包括生产过剩危机和滞胀危机、金融危机，以及如何评价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不仅要看到当时的影响,而且要估计到它的深远后果,既要指出它的负面作用,还要指出它潜在的转机效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调整措施等都涉及它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经济评价和政治评价问题,对这些问题,也只能遵循实践第一这一客观标准。

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际实事求是标准，是正确认识、研究和发展关于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的唯一科学依据，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道路、发展特点、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发展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如果我们不是坚持生产力标准，那就谈不上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位。我们如果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标准,那也不可能给予20资本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定位？

四．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类型举例

这里谈的20世纪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而不是一两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兴衰,因而用例如英国在20世纪初大国地位的相对衰落、俄国在1917-1991年间退出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在20世纪末的相对衰落等的分析和评论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整体的衰落，是不恰当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就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而言,概括说来,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十种类型。

第一,是上升为主导地位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英国和法国，也不是德国和日本，而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迄今从总体上说美国仍是一个比较富有活力的大国,这是通过比较研究而言的,这个国家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和国家、集团、私人垄断所有制兼顾;美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政府干预,是一种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迄今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符合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在美国的活力。60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以来美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明显变化,美国成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单一超级大国。

请看以下比较：

国家人均GNPGNP万亿GDP万亿（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1991199819981980(全球%)1991(全球%)1998(全球%)

美国141102224029340792132709024.76%5610825.93%8210628.46%

日本10120269303238040899105939.68%3362315.54%3783113.11%

最近20年，美国由1980年的24.76:9.68%到1991年的25.93%:15.54%;再到1998年的28.46%:13:11%,估计2000年的情况还要不利于日本。

第二,迅速崛起的日本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日本岛国,本世纪初,日本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1929年占3%,二次大战战败后再度振兴,1971年占5%,到1995年日本的GDP占到全世界的18.35%,成为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超过了位居第三、四、五位的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国的总和。61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引来了对于日本模式的种种评说,并对美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有的认为这表明亚洲模式对于欧美模式的胜利,然而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又重新引起对于日本模式的慎重评价。1998年日本的GDP在全球的份额已经由1991年的15.54%急速下滑到1998年的13.11%。90年来的日本呈现经济怒景气的低迷状态。

但是日本的崛起确切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由欧美中心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的迅速扩展的态势。

这里要顺便谈谈，从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中断的日本"教科书"事件，90年代中期以来的日本面临一场新的转折,是维护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还是谋求经济霸权,政治强权,军事大国和全球主导地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我们要密切注视这个政治大国、经济超人谋求全球利益的动向。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的话至少可以得出四点共识:

第一,在日本这个近邻大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严重趋势。

第二,在日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完整舆论根据,如什么侵略有理、侵略有功、日本受害、放弃歧见、亚洲共荣等等。

第三,造成这种局面是日本右翼统治集团和势力出于难以言明的目的而不愿正视历史需要,是战后两代年轻人对历史无知受欺骗宣传的结果。

第四,对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言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加以揭露。还清历史本来面目,正确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现在,我们要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在日本这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兴起?,我以为:

其一，从历史上看虽然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但实际上在保持日本天皇权威等问题上带有一定的保留;而且盟军在日本大规模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军事行动前,日本已宣布投降,在客观上保留了日本本土的法西斯势力。从而不如德国那样,消灭法西斯比较彻底。

其二，从国际背景来看战后初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美苏冷战全面展开,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爆发,片面对日和约的签定,美国大幅度修正对日政策,由限日转向扶日,对日本法西斯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打击不力,留下了隐患。冷战结束后,日本从超级经济大国地位走向政治大国,挟经济实力、金元外交之余威来重温其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而90年代日本经济的不稳定对于军国主义复活的加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三，从日本国内来看在美国的纵恿和扶植下,日本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潮逐步向右转;日本统制经济体制和所谓"日本精神"在追究经济高速增长中被美化和神化,没有彻底划清法西斯和政治民主、经济侵略和经济民主的界线,从而为垄断资本统治的右翼势力提供了物质的、管理体制的和思想舆论的基础。事实上,正是由于日本否定了经济军事化、经济侵略扩张和战时动员的统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平等互利外贸和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持续高速地发展日经济。而利己主义经济、保留战时统制经济遗产必将损人而不利己。另一方面,日本的民主、和平和进步运动不断受挫和分化,难以形成巨大的反击力量。

第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再度振兴的德国资本主义。德国是近代史上后起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又是19-20世纪之交现代资本主义新起的国家,还是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经济大国,战后联邦德国再度崛起,成为欧洲最强的经济大国,并实现了统一。联邦德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它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模式和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竞争经济模式。尽管不同时期经济政策会有微调，但是实行适度的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内外经济平衡的基本政策不变。第四，英法传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英法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称霸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大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法已经沦为二等发达国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们已经完全衰落，无所作为，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当代英法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由于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多成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人们对"英国病"已是"绝诊"的诊断,也说明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迄今还有一定的活力。英国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地位的相对衰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表现，但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兴衰并不是一回事情，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消长不仅取决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变化，而且取决于同一时期其他大国经济实力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基本上实行以市场机制为主的有条件的计划调节经济政策。是强化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发源地。法国不依附美英的独特发展道路，使她在战后超过英国成为第四经济大国。

第五，新型的欧洲联盟式资本主义。世界近代历史时期的欧洲特别是西欧是资本主义发源地和心脏地区，又是列强结盟厮杀和角逐的战场。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这是一个分裂为军事和经济集团的欧洲，又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尖锐对立的欧洲。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由扮演唱主角变成了扮演配角。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醒悟到以欧洲联盟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来取代相互对立和频繁交战的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从50年代到世纪末，欧洲联盟终于兴起，并成为传统资本主义世界三足鼎力中的一枝不容忽视的力量，成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可以说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1995起改称欧洲联盟)是当代西方世界的一件大事。我们不妨将1995年欧洲联盟15国的经济实力量和美国、日本及全世界情况作一对比：62

欧洲联盟、美国、日本的经济实力对比表(1995年情况)

国家人口面积(平方公里)GDP(美元)国际储备(美元)进出口(美元)

欧盟37107万399.6万83816.30亿5205.12亿36191.60亿

美国26310万936.4万69520.20亿1759.96亿13555.95亿

北美自38450万2129.8万77709.86亿2049.11亿18682.82亿

由贸易区

日本12520万37.8万51080.40亿1926.20亿7789.44亿

合计88077万2567.2万212606.56亿9180.43%

占(%)15.53%19.23%76.35%

全世界567300万13348.3万278462.41亿未计103910.96亿

上述情况表明：在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国际货币储备、进出口方面欧洲联盟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人口接近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进出口相当于美国和日本总和的169％；国际储备相当于美国和日本总和的141.21%。联盟式的欧洲现代资本主义还在继续扩展，20世纪出实现东扩计划后，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形成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三极并立的局面。就欧盟在全世界的实力地位二言，这种集团实力十不容忽视的。她的人口占全世界的6.54%,面积占全球的2.99%,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30.10%,进出口总值占全球的34.83%。迄今，我们重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个别研究，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从50年代以来已经发展近半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的联盟资本主义模式是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的。

还要指出在欧洲联盟中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国家人均GNPGNP万亿GDP万亿（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1991199819981980(全球%)1991(全球%)1998(全球%)

德国11430236502585021227157437.26%214207.43%

法国1050020380249401466266466.08%119935.54%143304.97%

英国920016550214001263853744.91%87684.05%135744.70%

意大利640018520202501166244994.11%115055.31%117104.06%

总计6618730.59%8329928.87%

可见四国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欧洲联盟的发展。

第六，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新形式。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在欧洲联盟成立前夕产生和发展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发达国家加拿大及北美发展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墨西哥的贸易互补的地区性联盟。自1994年1月1日起，北美三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正式开始执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在1995年形成了拥有人口3.845亿，面积2129.8万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77710.31亿美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63。就其人口来说，超过了欧洲联盟，就其面积来说是欧洲联盟的5.3倍,就其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则是欧洲联盟的92.7%,三国的进出口总额1995年为18682.62亿美元,为欧洲联盟的51.62%,国际货币储备为2094.11亿美元,占欧洲联盟的40.23%,64成为在经济集团中与欧洲联盟较量的最重要的力量。

国家人均GNPGNP万亿GDP万亿（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1991199819981980(全球%)1991(全球%)1998(全球%)

美国141102224029340792132709024.76%5610825.93%8210628.46%

加拿大123102044020020612226602.43%51082.36%59882.06%

墨西哥224030303970380922352.04%28251.31%39321.36%

总计6404129.60%9202631.89%

全世界40104890288622109395100%216391100%288540100%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它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对立和排斥向经济联合和互补的发展态势。

第七，东亚经济区的新兴资本主义。这里指的是除日本和中国外的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等新兴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更确切地说是指七、八十年代以来腾飞的以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地区为代表"亚洲四小龙"或亚洲诸虎的东盟国家和地区,有人称东亚经济增长群体65。70年代以来先他们后走上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道路。被誉为"东亚奇迹"。1997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东南亚和东亚金融危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继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它是一次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格局将发生多方面影响的新型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也是由产品经济时代转向信息经济时代的危机的征象。对于这场早有先兆的金融危机,未能及早防范和控制,是有原因的。

和30年代资本世界大危机及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制度危机不同，这次轮到了被一致看好的"亚洲奇迹"的东亚国家，人们被"哥德派"言论所蒙蔽，再次重演了丧失"忧患意识"不重视在繁荣和危机两重发展趋势中潜在危机的悲剧。东亚金融危机告速我们经济和科技全球化，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既是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家的难得机遇，也孕育着巨大的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全球金融关系中，最易遭到冲击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不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且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不健全。东亚金融危机引起人民对于东南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再思考。

第八，其他多种类型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各具特色的类型，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还有中东和海湾石油资源国的经济改革之路、美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之路，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发展道路。至于后进的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后进地区。

第九,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资本主义。在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中俄罗斯的变化是最耐人寻味的,它经历了从俄罗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再到俄罗斯转轨资本主义的曲折变化,这种转轨资本主义既不是大俄罗斯帝国的复活,也不是步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之后尘，而且一种托着以被废弃的社会主义的躯体、又笼罩社会主义阴阴的,运用资本主义机制快速壮大俄罗斯帝国的混合资本主义。俄罗斯的转向资本主义无疑壮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同时也使本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模式更趋多样化。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独联体成立后,原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虽经叶利钦两任总统、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政府几次经济体制的激进或渐进改革和转轨的政策交替运行，仍未完全摆脱苏联成立以来的苏俄历史上和整个现代世界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困境。冷战时期不可一世的超级经济大国地位已经荡然无存。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字，对比俄、中、美的GDP力量对比：

国家人均GNPGNP万亿GDP万亿（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1991199819981980(全球%)1991(全球%)1998(全球%)

美国141102224029340792132709024.76%5610825.93%8210628.46%

中国300370750928920171.84%36971.71%96093.33%

俄罗斯32202300337944701.55%

1998年俄罗斯的GDP只有中国的46.5%,只占美国的5.4%。

东欧八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资本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又发生了逆转。1989年是东欧剧变年,来势之猛,波及之宽,为人们始料所不及，它和苏联解体一起，构成了本世纪最富曲折变化的事件之一。剧变后的东欧各国集中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工作。就转轨后的经济形势而言，大体上分为三类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罗文尼亚已到谷底或开始恢复和回升；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仍处滑坡或谷底状态；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波黑则在连年战乱中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

除了以上以上九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外，我们还要注意带，即使在已经走上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还存在着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是第十，实行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将保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某种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态。

中共十五大报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规划。指出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主张"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6这些带私和带资的所有制可以而且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至于‘一国两制''''构想下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即使完全回归和统一于祖国后，其基本制度和生活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主体下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共同发展而有利于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模式。

需要指出,模式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对一个国家来说,好的发展模式,也不一定适合别的国家,关键是是否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加以借鉴。美国前劳动部长马歇尔,雷撰文认为:"过分宣扬美国模式的优越性并不正确。""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研究出一种适用于别国的模式","万验的灵药根本不存在。"67

五．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定位的几点思考

通盘研究了笔者上述见解，我们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是不是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横广两个方面都得到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波浪式的在发展和危机两重趋势中进行的，从总体上说，目前发展仍是主要趋势。

第二，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上。这是全球发展趋势，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势。它对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在总体上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的。

第三,20世纪资本主义的大国实力对比不平衡发展具有不同于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的特色，这种不平衡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个别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就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而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战胜了封建主义经济。就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而言，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以被打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第五，发达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经济势力一方面占有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涌现和壮大，它在全世界的经济蛋糕中的份额将受到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受到削弱，因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走的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有的甚至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已经超过了欧洲某些发达国家。这种后起之秀的群体势力是一种新兴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第六,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挑战，在20世纪曾经有欧亚拉丁美洲1/3的人口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随着苏联东欧解体,苏联东欧国家重又回归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的火种在这些国家不会完全熄灭;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推进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连续1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它已经成为一盏新的社会主义明灯,并且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吸引力。

第七，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各国情况不同，没有适用各国情况的什么灵丹妙药式的模式，关键在于能否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借鉴各国经验和教训，并适时调整适合本国国情的运行机制和政策。

实事求是地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及其模式，涉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离开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正确认识现代和当代资本主义,无论是对于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均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投资。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突出反映在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上。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中国""都和错误估计现代资本主义有关。在跨世纪的紧要关头，既要正确把握"国情"，又要准确把握"资情"，唯有立足国情,了解"球"情,才能增强实现我国宏伟目标所具有紧迫感、危机感和必胜信念,以便实现我门的伟大目标:"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68

注释：

1一般指的是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七国为主导的二十几个经济与合作组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OECD)。

2主要指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为代表的东盟国家和韩国。

3主要指伊朗、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国。

4主要指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

5主要指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锡金、马尔代夫等国.

6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低收入国家指1995年人均GNP在765美元及其以下的国家(共49个国家，其中,非洲国家占29个，整个低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为290美元),人均3035美元是进一步划分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界标。下中等收入的人均GNP为1670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收入GNP为490美元,南亚地区为人均GNP350美元。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社,1997年。

71996年世界银行报告把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称HIS国家，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称中东欧国家(CEE)。这些实行资本主义转轨的国家共有27个，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波黑、斯洛文尼亚、马其顿。

8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说明。

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引自《帝国主义笔记》的材料有《列宁全集》》第39卷中的:450,369,650-651,198-199,197,53-54,55,36,40,382,23,469,420,414,236,102,102-103,384-385,101,23-26,25,26,187,170-171,421,156,422,157,74-75,40,45,414,382,37,414,180,181-182,389,392,134,389,208,64,208,308,64,196,184,69,42-43,386,349,46,177,46-47,160,396,158,159,187-188,161-162,33-34,167,146-147,163,162,423,198,420,42,65-67,377,65-67,546,114,113,111,121-122,106-108,372,226-228,232,228,32,415，416,32-33,176,72,185,185,78,119,81,140,430,143,206,140-141,431,296,456,32,318,146,76-77,44,95,96,371,132,28,395,32,28,382-383,379,377,378,379,376,167,132,73-74,172,173,402-403,237,238,35,36,324,268-275,451-453,328,629,83,36,236,503,96,635,36,88,259,290,225,286,475,287,516-517,536,542-543,544,70,156,457,503,639,97-98,497,178,462,466,465,477,482-483,483,499,503,505,98,501,455,284,759,15,214,213,145,289,189-190,190,190-191,192,478,268,89,405,401,402,38-39页等。10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4-25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11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1927);《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8-210页。

12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13邓小平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4邓小平著:《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

15邓小平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2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

16邓小平著:《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7邓小平著:《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8邓小平著:《总结经验,使用人才》(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9邓小平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20参见:[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美]伊格斯尔著,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项观奇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法]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AHistoryofCapitalism),1983年英文版,1986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2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AWorldsince1500AGlobalHistory),第2-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23[英]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出版《极端的年代,1914-1991》(AgeofExtremes),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muelWallerstein)所著《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第1卷,第10-11页,中译本第1-2卷序,第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5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65页。

26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1999年1月31日。

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1999年1月31日。

29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安年著《二十世纪美国史》,第9-1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第3-6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0参见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12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参见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25章《美国超级霸主地位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2EconomicofthePresident,1998.45p,TableB-1----GrossDomesticProduct,1959-1977,280p.

33美国商务部报告，1999年1月。

34[苏]赫尔斯托夫:《外交史》,第652页,三联书店,1973年版。

35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479-48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6[美]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37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235-2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8世界银行1997、1996、1993年、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996,1993,1991年版。

39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0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32节《告别全球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1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389-3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42参见《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尊重历史实际,为提高学术水平而奋斗》文章中第98页。引文自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43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44报告很清楚地说明："在这些年代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频繁的贸易战，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式，以前作为初级产品供应者为世界贸易体系服务的一些国家采取一种强调在高度的保护壁垒后面发展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接着报告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后重建工作几乎完成，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产值和贸易空前发展的时期。"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

45"19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途径，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下降线的轨迹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世界近现代代》上册,第162页,1991年新版。

46请参见黄安年《20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世界5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2页。

48同上，恩格斯文。

49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44页。

50同上，第144页。

51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1934.8.9),载《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52参见黄安年:《试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社,1997年版。

5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第84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4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列宁选集》第2卷,第88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5参见黄安年:《试论二十世纪西方经济的几个特点》,《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

56黄安年著:《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观评述》,载《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57黄安年著:《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观评述》,载《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58《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02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60主席1997年11月在哈佛大学演说中谈到:"我不认为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国家"(见香港《中》月报,1997年第2期(1997年11月)

61[日]宫崎犀一、奥村茂次、陈小洪等译：《近代国际经济要揽(16世纪以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世界银行:

62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附表材料统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和1996年版。

63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15,237页。

64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43,245页。

65谷源洋主编：《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资本主义论文篇9

引 论 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质，许多人谈过。例如西方有马克思，韦伯，桑巴特（Werner Sombart），陶普（Maurice Dobb），……中国有梁漱溟，余英时，黄仁宇……最后，哈耶克在1988年发表了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算是给这场“主义”之争盖棺论定。我要在这篇小文章里叙述的，大致就是这些大学者们说过的话。但是我把这些话分做两段说，一段是人们在哈耶克那本书发表之前的认识，我称为“传统的看法”。一段是哈耶克的看法，我称为“最后的看法”。一提到“最后”之类，就难免有质疑说“僵硬”或“教条”。不过我这里的“最后的看法”确实是哈耶克最后的看法，这位从本世纪初即参与了人类认识“资本主义”的思想运动的学者已经于1993年3月辞世而去了。 一 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 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 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 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 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 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 笆S唷保撬堑摹捌笠导也拍堋笔棺杂衫投靡宰橹鹄矗セ袢 笆S嗉壑怠薄H绻嫡馐恰鞍鳌保敲纯梢匀衔鞍饔泄Α薄?nbsp;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 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 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 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 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 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 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 Hum 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门格尔（Car Menger）：“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从使他名声大振的反社会主义观点——《通向奴役之路（The&n bsp;Road to 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米塞斯批评兰格与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时强调两个因素：（1）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2）“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这代表着当时杰出学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实质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正如卡尔多所说，“效率”无非就是千万人日常的改进工作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哈耶克就这样说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个真正的“微观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后来他在（致命的自负）里批评“宏观经济学”时又表述了这一思想；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紧接着说的：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革命的这一意义到今天还被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看一看今天经济学里边以数学代替经济学的倾向吧）。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宪章》。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这时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noary 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感知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能够纠正 这一谬误。（多么西方式的纯学者态度！做为中国人我总是使我的理解带上感情色彩。）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我已经说过，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林统生认为是“最艰深难读的”。像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命题O”就是我在本节第二段里译的那句话，即“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 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理性只应当“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哈耶克说，罗马帝国的贸易扩展是人为的扩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诺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 命题一：“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论证说，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命题二：“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逻辑上的，没有“权利”就谈不上对权利的侵犯，从而就谈不上“正义”。这是洛克的原义。第二层意义指涉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包含“正义”理念的看法是荒谬的。“……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several property）”，并声称“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国内的经济学家如周其仁在八十年代初认识到“市场运作的前提是利益的分立”）。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命题三：“在扩展秩序下，行为的终极目标大多是为理性所认识不到的。”这是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卷一的看法。他批评“科学主义者”对人的判断，建构，和示范的能力作了错误的假设。在观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在观测者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能观测到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通过与其他人的彻底交流和沟通）观测并理解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全部事件。“传统”是借了众多的人的心灵保存和传承的，所以是大范围事件。做为传统的主要部分的“道德”，它的效应于是不可能被任何个人的理性全面把握。哈耶文写道：“大部分知识——我承认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点——不是从直接的观实与经验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获得的。”命题三的另一层意义是，如哈耶克所说：人们“习得传统是为了应付未知。”注意，诺斯1990年那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论证非正规约束做为制度在“不确定性”世界里演化的重要方式。诺斯的非正规约束其实就是“传统”。对于“未知”,理性是毫无办法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信赖那个经历了无数未知而使人类幸免于难的“传统”。然而这里的“理性”已经不是西方人的“理性”了，按照梁溟《中国文化要义》(章七）的说法，西方人的理性应当叫做“理智”，那是追求客观的（可观测的），冷静和非人情的“理”。而中国人的理性则真是一种性情，一种“求正确之心”的“情理”。总而言之，理性对于传统应当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而不是狂妄的“改造之和设计之“的态度。&nb sp; 最后我回到第一个命题，资本主义应当被称为“扩展秩序”。从扩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确实是有些误导了。那是因为按照前述“传统的看法”，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资本”的种种性质（社会史的，金融的，雇佣劳动的）。在哈耶克看来，“资本”只是人类合作的秩序由以扩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须的。例如，资本雇佣劳动的情形在知识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时代不会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后三个命题合起来说就是，扩展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运作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则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学主义”在哲学上的谬误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应当指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资本主义’仅为历史过程的一个抽象。它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三 简短的结语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虽说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检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尝试，但也可以纳入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求富强求变革的主流。其中有“救亡呐喊”，有“传统卫道”，也有“鸳鸯蝴蝶”和“新月”。到底是“为艺术的艺术”，还是“大众的文学”。“西学”，“中学”，“为用”，“为体”。“道德承当”，为“毛”，为“皮”。感受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冲击，那种种的议论，“蹈海”，“沉湖”。“春秋以正名分”。以往叫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应当正名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的基本要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就存在着：财产权利，市场和交易，道德意识。所需要的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创造性，和制度与技术的创新一样，蕴涵于无数文化实践者的创新努力，取决于大众拥有的创新自由。

资本主义论文篇10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

[1]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资本主义论文篇11

马克思的一系列深远思想总是离不开他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而世界历史这一重要理论依然如此。可以说，唯物史观依然为马克思分析探讨世界历史提供了内在严密的逻辑基础与外在辩证的理论原则。从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层次上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一个饱满且立体的层次性思考，是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唯物史观并结合剩余价值理论，全方位地分析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成果；也是马克思在具体地运用多种经济学原理，分析当时的全球经济形势以及走向规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世界历史”是理性所掌控的历史，世界性理性构成了人类理解历史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持一致性的基础就在于，马克思也把“世界历史”从历史编纂学的狭隘层面脱离出来，而赋予其以哲学历史观的意义。但分歧是，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观绝不能完全忽略物质生产及生活的现实基础，或者只是将前者作为某种附带因素，“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①。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只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里兜圈子，那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紧紧抓住了物质生产的现实基础，从唯心史观的圈子中跳跃出来，实践性地赋予了世界历史以哲学历史观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物质生产生活这一现实基础的历史演变的深入研究，发现“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发端，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致于他们都直观地将地理大发现看作世界历史时代的起点。的确，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人类的狭隘眼界，形成了实际上的“世界”概念和视野，马克思也是在这之后创作了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但事实上，马克思超越了这种表层的事实，他认为地理大发现绝非历史进程中偶然的、独立的事件，它背后一直积蓄着能量的是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原因。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基础与内在条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本性时提到：“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③资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增值，不断前进与发展。同时，为了这样的目的，资本一方面不断扩大流通范围，一方面把所有地区的生产都转变为资本推动的生产。资产阶级在剩余价值的不断趋利下，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进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所到之处，资本的利刃都在无情地斩断束缚人们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迅速的消除生产资料的分散状态，进而集中财产，招拢人口，使世界逐渐形成经济、政治的统一体。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大工业化使得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社会生产能力在不断提升。只有当生产力大力发展，并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跨越性变革后，才能将原本贫穷、落后、闭塞、禁锢的局面打破。当人们的交往变得更为普遍以后，才能使某一个民族更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高度意识到了人类生产中的分工与交往对于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意义，“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④。伴随着一个民族分工的程度提高，必将增加人们的交往与联系，从而扩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交往。分工与交往的扩大对世界历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⑤，“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⑥。总之，“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⑦。其次，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方式之一。马克思在1858年10月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资产阶级对资本欲望的无限膨胀，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向外开拓，不断侵略弱小民族，以使他们成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附庸。这种开拓既包括了对市场的探寻，也包括了对原料、产地等生产要素的渴求。生产社会化使得资产阶级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同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提升了交通的多方面便利，于是，出现了东印度公司，出现了中国市场，美洲土地被开拓，出现了各国殖民地，而以上这一切，使得世界市场得以形成，从而表征着世界历史在这些不断扩大的交往和联系中日益演进。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各民族、各区域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需求与联系，世界市场这只全球背景下的微观无形手，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拉越密切，把区域、民族等限制性的概念越减越模糊，“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①。最后，整个地球上的相对独立的各区块市场，都将融进世界市场这历史必然的洪流中。再次，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充满了资本主义的复杂矛盾，要用复杂多元的眼光来对待世界历史这一绝非太平的过程。如上所述，世界历史的内在形成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变革下的时代产物。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是与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早期殖民主义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囊括四大要素，即资金、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为了这四大要素，资产阶级开始了各种疯狂的暴力行动，于是，圈地运动肆虐，殖民掠夺横行，海盗行径残暴，奴隶贸易盛行。资产阶级以上这一系列不太平的问题尖锐且刺目，而这一切都是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不断突显的矛盾的衍生品。马克思分析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简化了阶级矛盾。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其次，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强势与主导，国际关系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起这个发展中的世界，因此，世界历史绝非是一个公平的蓝图，它时刻都映照着这个在资本主义大国左右下的主次世界。马克思还着重指出了不平等的世界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不等价交换问题，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强者民族和弱者民族间，通过不等价交换的劣行，财富更急速地流入西方列强手中。“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④世界历史就这样被资本主义国家强行造就了福音之于强者、悲乐之于弱者的失衡画面。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欲望促使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再生产。于是，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与资产阶级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矛盾越来越尖锐。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最终出路就是资产阶级相互间掠夺性的世界市场战争。此外，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机器大工业时代的高生产能力与强社会生产力遭遇了无序化、无政府状态的阻碍。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甚至是周期性的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确是马克思一生批判性理论工作的主线和重心，但我们不能被其简略的、一笔带过的表象所障目。若是盲目地认为马克思并不强调或不重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只是一味地揭露它的剥削性、残酷性和非人性，那么这会是对马克思的重大误解。实际上，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始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要环节，倘若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发达生产力，以及加强的社会普遍交往，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世界历史的形成并非否定民族历史，而是以之为前提。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另类的变化。晚年的马克思开始更多地关注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俄国的历史轨迹恰恰是民族历史的标志性案例。“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的存在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逐步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但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⑤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虽然只是个特殊的例子，但马克思对这个例子却是保持着特殊对待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发展，区别于西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俄国这个特殊的民族国家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个广泛交往、联系交错的大环境，但它又凭借着自己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中有着独特的偶然性。

资本主义论文篇12

从一开始，有点机械的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生产的描述就不同于辩证的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惭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在这里商品生产成了某种天然的普遍的人类倾向的产物（如果能这样看商品生产倒是能给现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家省不少气力！）。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2）。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商品生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这两个条件缺失任何一个便构不成准确的商品生产的概念。

现实社会可以是商品生产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社经验材料绝对不能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多余，可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所谓理论，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从在现实社会中作用的程度、规模、范围等标准出发，将商品生产分为简单的小商品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顺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提高到过去任何社会形式从未达到的水平，商品生产已是社会增加财富的主要源泉。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这一逻辑主干之上的一个支干，考察社会经验材料能否混入资本主义概念中，还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务只是辩明它属于小商品生产概念还是资本主义概念。

（二）商品经济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的规律性

更深的抽象表明，商品生产者交换的不仅是具体的、实在的、有用的物品，而且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这不是心血来潮随意做出的武断抽象，它表明了生产商品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共性，从而也表明了用于交换的所有商品的共性或本质。只要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在量上是相等的，这些商品在抽象意义就是相同的，这是它们得以按一定比例交换的基础。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耗费的量不由每个具体劳动量决定，而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这就是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在现实中没有人先去计算必要生理耗费再去交换，价值规律是以供求和竞争规律的形式在市场上现实地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各个私人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3）显然，价值规律的作用制约着商品的交换比率、每种商品的产量、劳动力在各个部门的配置。

当“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4）时，商品生产就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大体上每个生产者拥有自己的数量不多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生产商品；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商品了，生产资料属于一些人，出卖劳动力来干活的是另一些人。资本主义仍符合商品概念的一般规律性，但特征性的东西已开始出现，一般规律在具象时有了修正的必要。

新增的价值已不象以前那样全部归生产者所有，而是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死劳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归活劳动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劳动力价值。两者量的划分的斗争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就没有停止过，但只要这种斗争主要是靠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自由的市场契约来调节的，这种斗争就还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能概括的经验材料。

又由于生产资料不仅总规模扩大了，而且各行业所用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也不象以前那样大体相差无几了，各行业利润率均等性的假设和剩余价值率均等性的假设还基本符合对经验材料不完全归纳的判断，资本有机构成则没有任何做均等假设的基础了。这时，跨行业的商品价格等于价值（剔除掉供求不平衡因素）和利润均等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就不正确了。必须修正为：所有行业的利润总额和总价格，还是等于以前的剩余价值总额和价值总额。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律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规律。以上就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的规定性。它对政治制度结构的基本要求就是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

（三）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马克思用抽象思维方法得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想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内的作用要素而不是这两个概念所能概括的范围以外的、价值规律管不着的作用要素，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被替代的必然性。在这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判断、价值追求被明显地摆列一个次要的位置，起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要求助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追求历来被马克思视为庸俗的和空想的。马克思愿意看到是资本家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5）。即使对马克思这样的抽象思维大师，我们也要试图鉴定他的抽象思维过程。

我们可从（S，是剩条价值率，s是剩余价值，v是可变资本，q是资本有机构成，c是不变资本，p是利润率）推导出p以q和S，表示的函数式：要想使P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必须是二种情况之一：（1）S，下降同时q不下降或者S，下降的程度高于q下降的程度；(2)q上升S，不上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

马克思显然排除了S，下降的情况。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马克思得出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就必须先做两个假设之一，即q上升S，不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马克思认为q上升比较符合经验材料（情况可能不是如此简单，后面会论及），两个假设就变为S，不上升或者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就是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隐含着这两个假设条件的。这个规律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两个暗含的假设与现实经验材料对照的结果。在《资本论》整个第十三章对这个规律的描述中，都没有有意识地将假设与经验材料相对照的部分。在随后的第十四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中将S，的提高作为了一个起相反作用的修正因素。这样，实际上马克思的假设又变成S，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

只要能证明这个假设比较符合现实的长期趋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就真的是资本主义范畴内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资本主义的消亡就指日可待，这个论证过程是比较严密的抽象思维过程必须要求的。

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中没有直接地全面地接着说明这个假设，从而完成论证，而是换个角度换个假设前提，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在这里——大多数有益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如此——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包含着这个结果：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时，剩余价值量将会减少”，“从而使利润率减少。”（6）。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出，“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同时也使他的新假设“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中的一定量变得不“一定”了，变小了。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不变资本的贬值和有机构成的下降。这个新开辟的论证同样无法说明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有人会说：不变资本贬值马克思已作为修正因素之一，在具象过程中说明了，这是抽象思维方法的惯例。但是具象不是再一次分别把各修正因素与本质因素的关系罗列出来，这是舍象过程的任务，它必须在可叠加的假设条件下，综合说明本质因素和6个相反因素共同作用时的总结果。即使不精确，也必须判断各个力的强弱和方向，从而判断合力的方向，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完成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所下的结论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有些含糊地“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视为是一种倾向的下降”（7）。”

我并不是据此断言说资本主义没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我只是断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理论家到目前为止并没能证明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范畴本身所必然带来和资本主义范畴可以概括的所谓客观规律。利润率的变化有多种可能性，有些是资本主义因素引起的，有些是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引起的，强调这种区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面还会论及利润率变化的极端复杂性。

（四）垄断和帝国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加剧，随着资本主义不断积聚和集中，各个生产行业的企业数目大大减少。这些在竞争中幸存下来的企业，规模大都十分庞大，接下来的竞争更可能带来的将是两败俱伤，而不是某一方的完全胜利。这时在大资本家头脑中占上风的已不是资本主义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更不是商品生产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而是过去封建领主们惯用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封建契约，这是完全不同于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契约的一种超经济的契约。这种封建契约有企业同盟、卡特尔、托拉斯、完全合并等多种形式。从此现实社会已不再象此前近100年那样接近于较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主要成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混合社会。这种混合在大约几十年的时间内全面触及了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劳动力市场。划分新增价值的另一方——劳动力出卖者靠自由市场原则调节自己利益的机会被大大削弱了，他们面对的是联合起来的蔑视市场的资本所有者，他们现在的地位用工奴来描述毫不为过。

我们再次强调，严格的抽象思维方法一定能判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要素和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混合的结果，决不能把一切现象材料都装进资本主义范畴内。不能把垄断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抽象思维的意义上找不出垄断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说明它们的关系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能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是在垄断产生之前完成他的经济著作的，因此在《资本论》中没有这方面的分析。列宁等人用新的经验材料来发展和修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时，最大错误就是没有仔细审查新材料是否具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没有共性就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修正和具象，而是一种杂乱的堆砌。并且它所造成的概念的混乱为我们将要进行的混合社会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同样，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相混合的现实社会的一个阶段。

二、关于利润率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危机

我们认为利润率p=S，(1-q)绝不是简单地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其变动的极端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在抽象思维模式下p作为因变量在S，和q的作用下有多种变动的理论可能性；另一方面体现在科学具象思维模式下p、S，q还是互相影响和互动的。作用于p、S，q的有些是资本主义要素，有些则是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

（一）在p不反作用于S，和q以及S，和q不相互作用的假设条件下，P在理论上上有11种变动的可能性。

（1）S，上升且q下降时，p上升；(2)S，上升且q不变时，P上升；(3)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快于q的上升时，p上升；(4)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慢于q的上升时，p下降；(5)S，不变且q下降时，p上升；(6)S，不变且q不变，p不变；(7)S，不变且q上升时，p下降；(8)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快于q的下降时，p下降；(9)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慢于q的下降时，p上升；(10)S，下降且q不变时，p下降，（11）S，下降且q上升时，p下降。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只是其中（4）的情况。前面已提到，关于这个规律的唯一性的证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与其坚守一个不能证明的简单化了的所谓规律，不如承认利润率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此为起点展开丰富的实证的研究，历史地描绘出利润率变化的实际状况。

上面11种情况的每个假设条件，在没有经过仔细的对照之前，都不能冒然断定它与实际不符。例如，马克思认为q的上升一般来讲比较符合经验材料，而实际上q的变化也非常复杂。当我们从微观角度考察时，技术进步往往直观地带来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从宏观的和较长期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如此：第一部类长期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一定实物量的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也包括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数学上很容易证明，当C下降时，也是下降的；弥补存量损失后的利润部分下降幅度更大，从而利润率也是下降的；在新增价值的划分上，也是下降的。紧接着的应该是第二部类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消费品的贬值，全社会在维持绝对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v降低了。明显上升，新增价值的划分中也上升；也上升。

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技术进步会由于微观单位的竞争推动而成为影响两个部类生产的长期的和主要的因素，全社会的q,S，p更倾向于随着两个部类技术革命的更迭而呈现一种上下波动的变动状态。而绝不是单纯的上升或下降。

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但不一定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的价值。这是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的重要区分。马克思也提到过的不变资本贬值绝不能摆在一个次要的修正因素的地位，它是和劳动力贬值同样重要的并且交替出现的因素。

（二）在现实中的p绝不仅仅是S，和q的被动的因变量，它的水平和变化反过来直接影响S，和q的水平，S，和q也是在时刻相互影响和制约着对方的水平。例如用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来提高S，往往就伴随着q的提高，但它们的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此外，现实社会的q,S，p还会受到种种市场契约天法调节的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影响。由于这种复杂性，我们肯定得不出某种P的单一趋势的规律。因此面对多变量共变的情况时，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的确无能为力，求助于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三）到目前为止，关于资本主义自动走向灭亡有两大核心理论。一个是前面已分析过的在资本有机构的提高快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关于这个规律的证明是缺乏说服力的；另一个是假设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带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这样就必然带来消费不足这种资本主义市场无法自我调节的生产比例失调问题。按比例生产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有规律，如果资本主义最终带来的是生产不能按比例进行，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无可争议。

我们仍用马克思的方法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ц部类。我们先把剩余价值分为四个部分（8）；第一，适量的消费支出，数目刚够把资本家的消费维持在前一期的水平，记作SC；第二，资本家消费的增长额，记作SC；第三，资本家用来扩大可变资本的积累，记作Sav；第四，资本家用来购买追加的不变资本的积累，记作Sac.为了保持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就必须使所有代表对不变资本需求的项目的价值（生产价格）等于不变资本的总产量的价值（生产价格），并使所有代表对消费品需求的项目的价值等于消费品的总产量的价值。用等式可表示如下（字母右下角的数字1和2表示生产部类）：c1+sac1+c2+sac2=c1+v1+sc1+sc1+sav1+sac1

v1+sc1+sc1+sav1+v2+sc2+sc2+sav2=c2+v2+sc2+sc2+sav2+sac2

化简后得：C2＋Sac2＝V1＋Sc1＋Sc1＋Sav1其中方框内所含项目就是简单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以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为例，C2＝V1＋Sc1，如果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就意味着等式中V1在不断缩小，理论上不能由此就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等式C2＝V1＋Sc1不再成立了，简单再生产的比例已被破坏了。因为显然还有理论上的替代办法；Sc1不断加大，并且Cz在实物结构上适合加大了的Sc1的情况。即劳动力出卖者减少的消费由资本家增大的消费替代了，这时等式仍旧成立，简单再生产仍是按比例的。按比例生产规律本身不能证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会是一个按比例生产的破坏因素。

按比例生产是超商品经济的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性，是更抽象更一般的规则。它对现实生产的要求只是有前后一贯的、系统的生产比例，并且再无其它要求。至于现实中按比例生产的多样性则是由这个抽象规律以外的作用要素形成的。重视这种区别是严密的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

马克思曾嘲笑这种把资本家变成一个只关心使用价值的善良市民的假定是把资本主义最实质的东西—笔钩销了。但是最先一笔勾销资本主义的是剩余价值率不断上升且不再受资本主义调节的假定，是前一个荒谬产生了后一个荒谬，当你假设剩余价值率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持续提高时，你就已经假设剩余价值率由市场法则调节而上下波动的资本主义已不起作用了，你就已经假设资本家不是资本家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证明“有效需求不足不能直接导致对按比例生产规律的破坏的演绎推理是无懈可击的。杜冈那个著名的一个工人操作全部机器的假说无非也是想说明同样的问题，但不幸他始终没能说透。就纯粹的资本主义作用要素而言（抽象的、理论上的），V和S的划分是由市场契约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也是劳动力出卖者的资本主义，就不考虑外来因素的纯模型而言，按比例是可以由市场调节来完成的。

但是越来越频繁的V或S一方借助资本主义以外的作用力量来参与新增价值的划分的作法，使得比例问题也不可能单有市场调节来完成了。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介入使单纯的资本主义市场契约原则失灵了。但如果这时出现了生产不能按比例进行的罪恶，承担责任的不应是纯资本主义概念所概括的东西。而是那些资本主义以外的混合要素。在资本主义模型下，生产的按比例是要不断经过市场调节才能达成的，特别是V和S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当V过多S过少时就会出现产品不足，市场通过价格变化能把它们的比例调整过来；当V过少，S过多时，就会出现消费不足，产品过剩，市场同样能把它们调整过来。但如果有一些超经济因素引起V或S的过多或过少时，市场就成了多个作用力中的一个，V和S的最终比例是取决于多个力的合力，而不仅仅是价值规律的力量。但不能由此说价值规律（生产价格规律）就过时了，它仍是重要力量之一。

（四）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主义是一种理论抽象模型，它不等于现实社会。如果人类社会在某一时期比较接近资本主义模型，那只表明现实社会患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偏执病。人类社会正常的和长期的情况就是各种抽象模型的混合社会。

现实社会不等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危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危机。在理论上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如果在概念上搞不清这种区别，接下来的错误和混乱就不言白明了。

资本主义危机就是因为利润率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或工资水平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所引起的流通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危机应当如鲁道夫·希法亭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比例的失调。只要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等指标的影响因素还是市场契约原则可以调节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以调节归位的。如果支配这些指标的还有某些超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原则，我们的思维要下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现实的危机不等于资本主义危机。单纯调节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方法就无法单独完成调节这个现实危机的任务，起作用的应是某种混合的方法。例如，1929年危机就主要是由垄断造成的新增价值的划分长期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引起的。危机持续时间长，破坏力极大。至少有两种解决危机的途径可供选择，一种是继续维持新增价值划分有利于资本家的状况，同时将产品结构调整为可将工人消费不足的部分由资本家的消费或投资来替代，接下来还必须有人口减少、超级消费形式的出现（如太空旅行等）等经济政治配套条件。人类社会否定了这种选择，而采用了解决危机的第二种途径：通过国家机器等手段改变新价值划分明显不利于工人的状况，使比例重新回归。毫无疑问，这两个办法都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方法能单独奏效的。

就纯粹的理论上的资本主义危机而言，“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利润率下降趋势，或离不开消费需求越来越落后于生产要求的趋势，或者两者都离不开，那么，这个制度的毛病就可望随岁月的推移而加剧，而资本主义关系变成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锢的时候，也必然同黑夜跟随白昼一样，非来不可。既然这样，周期地打断社会经济生活的危机，就的确必须看作是现存社会体系的死亡象征”（9）。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随着全面技术进步在两个部类交替出现而呈上下波动状态，资本主义至少不会因为那两个原因而灭亡，资本主义危机也不是资本主义趋于灭亡的象征。

但我们绝不是由此得出资本主义永远起主要支配作用的结论。由于单位价值所代表的物质量越来越大，资本主义自动调节的社会物质代价也越来越大，资本主义方式可能会因为这种日趋增高的社会调节成本而逐步不再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此外，按照需求交替理论（参见《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物质、创新、依附、平等、自由这五种基本需求，区别只是量的不同格局而已，资本主义将这五种需求都价值化了，应该承认，价值化是一种精巧的制度系统，它为五种需求都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是，在现代人类五种需求新格局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系统或价值化制度系统，已不可能单独包容或衡量人类的五种基本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明明在改进五种需求的格局方面取得了进步而经济增长率等价值指标却始终低迷和令人丧气。再不接受新的概念系统，人类社会简直就要失去方向感了！这些是资本主义在特定条件下不合理性的根源。显然这种不合理性还是来源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而不是单有资本家就可以把资本主义推进死胡同。并且，这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具备全面消亡的条件，无视这一点，只能得到以另一种不合理或不完全全合理法则代替现在的不完全合理法则的结果。

在现实社会，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本日益集中时，资本主义调节成本日益增高的不合理性可能带来两种不同的超资本主义力量在和资本主义法则对抗。这两种力量的任何一种达到某种极端程度时就现实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可能是不合理地灭亡）；这两种力量没有出现极端程度时就现实地表现为它们和资本主义法则相互混合共同作用的混合社会状态。

这两种力量一种是封建主义力量，具体表现为大资本家为限制竞争而采用的封建领主划分势力范围式的超经济契约；另一种是社会产义力量，具体表现为劳动者通过工会或国家机器而实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市场法则的平等性的分配。

资本主义与这两种主义的关系并非截然不可过渡。如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本集中到一定临界点时，资本家很容易放弃资本主义法则而选择封建主义法则；再如，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10）。如果接着演绎下来，当一个国家的公众的文化水平要求稍多一点平等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时，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中也就会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要素，资本主义显然向社会主义原则过度了一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本没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当历史按时序发展到一定条件需要将某种社会关系制度化和稳定化时，才有了这些主义的区分。

另外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单向的，一些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作用可强可弱，可接近于零，但这不意味着在以后的历史时期这种主义就永远不再发挥作用了。起根本作用的规律是我在《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描述的需求替论。

混合社会必须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混合，才会有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包括所有制（产权制度），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

（五）所有制、国家制度

我们把人类现实社会按一定标准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或它们的各种混合形式，这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冠以某种主义的追求和实现追求的条件使该主义对社会的作用力日益显现出来，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内在力量之一；另一方面是指这种内在要求或内在力量只有以所有制、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形式予以制度化以后，才能完整地、系统地和稳定地表现出这种主义的全部内容和发挥出全部的作用。第一个层面是第二个层面形成、稳定和变化的基础或内生力量；第二个层面决定第一个层面能否充分地现实地发挥作用，从而甚至也决定了不同民族在某一时期不同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资本主义最基础的制度是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11）。在使私人产权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不让未获授权的个人使用它，并且运用资产的全部获益和成本都应归属于资产的所有者。只要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都可能需要用某种超经济的政治办法来决定资产的运用和获益。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正常运转还需要另一些外在制度为条件，这些制度允许并保证自由缔约和确定明晰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外在制度就是法律和国家强制。它们“都立足于公共的强制执行组织（法院、警察、检察员、监狱）。统治者和议会曾普遍使自己成为可信赖的第三方，来保证契约的履行。因此外在执行机制往往增强着缔约伙伴的信心”（12）。但这些外在执行机制在保证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也在侵蚀着资本主义所有制，以至现实的产权制度往往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排它性的对财产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外分的权利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国家的限制。绝对排他性资本主义所有制从它产生那天起就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某种混合的所有制。只不过在一定阶段，顶多这个混合的所有制比较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已。

作为强制手段的国家的概念有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表述：一种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第二种认为国家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机关，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

其实，至少当资本主义成为主要社会力量时，国家的统治工具的作用和利益调节器的作用是一种抽象思维方法下的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前者是国家概念的实质、本质，后者则是这个本质经过某种修正后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抽象本质几乎没有修正地就表现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调节器的作用顶多只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阶级与阶级之间界线分明，并且难以逾越。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要加入多种修正因素，以致于抽象中的直接阶级对立，在具体表现形式中不那么容易一眼看出，除非加以抽象化。这些修正是：a、阶级间的共性因素较早期多，例如都是政治上的自由人。b、阶级之间的转化较早期容易，阶级概念的承载人极不稳定，例如管理职业化和经济的科技化都是低层阶级升入高层阶级的渠道。再如股票市场又使普通人可以成为股东等等。因此国家概念在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各种利益的一种公正的调节器。但是透过具体形式，还是能发现（用抽象力）国家归根到底是对具有资本家素质的人群极为有利的强制机器，它是追求和信奉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人群的选择结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

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制度，一方面是各种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向新的混合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它总是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排它性产权关系的必不可少的保护机器；它同时也是削弱排他性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并使社会迈入混合状态的超经济的双刃剑。

三、资本主义与混合社会

“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着近似的情况。”（13）。

有两个原因导致马克思没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的混合状态的规律性给予充分研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理论上的资本主义模型与现实社会，引者注）也就越大。”（14）。虽然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消除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且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现实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前的封建社会的一个混合社会，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已是发展的趋势，它对现实社会的作用已接近于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专注于资本主义理论模型的研究，实际上就近似地等于对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经济的研究。二是在方法论上单一的抽象思维方法实在无法胜任对几个完全不同质的概念混合和交织在一起的规律性研究。它除了能说明现实经济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的混合经济以外，无法进一步得出有意义的通例性的结论。

资本主义到了成熟期以后，现实经济的新的混杂不清的情况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和现实经济的近似程度又开始出现由大变小的情况。在资本家方面开始出现求助于封建主义的倾向，在无产者方面开始出现求助于社会主义的倾向。如果要求马克思的理论应对将要出现的新的混合状态做出解释和预测，那是对理论家的苛求。马克思的后人作了各种企图以单一抽象思维方法描述新现象的尝试，这种方法论就决定了他们都讨厌混合状态，于是出现了信奉资本主义的阵营，也出现了信奉社会主义的阵营，他们最初都试图通过现实的消灭对方来恢复社会的单一状态，但这个结果未能如愿出现。到了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阵营分别从内部开始了政治家们的对峙的松动，两个单一社会都先后出现了混合的状态。但探讨混合规律的系统理论仍旧没有出现。马克思和他以前及以后的理论家以抽象思维方法为基础对封建主义模型、资本主义模型、社会主义模型等的理论构建是人类思维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以这些抽象思维的结晶为出发点，采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进一步探讨混合状态的规律。因为混合状态是和现实社会近似程度最高的情况。

一个相对稳定的混合状态不仅是经济的制度化的混合，也是政治、文化的混合，我们更愿用混合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范围广泛的混合。如果要对资本主义发展做一个粗略的阶段划分，我倾向于认为：a、14世纪中期——16世纪中期，贸易和小商品生产繁荣，这个时期是以封建主义制度体系为主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的混合社会。b、16世纪中期——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均力敌，矛盾比较尖锐。c、18世纪中期——19世纪7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逐渐占上风的混合社会。特别是到了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使现实社会几乎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模型。d、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科技主义开始形成独立的意识形态。由于大资本的形成，大资本家最先摒弃资本主义规则而采用了封建领主式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垄断方法，单纯的资本主义规则已无法保护小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利益。无产者也开始借助社会主义的平等规则而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自由契约规则加入社会选择过程。这一时期主要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等的混合社会。资本主义和大封建主义的力量占伏势。e、20世纪30年代至今，垄断的封建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拗疲且宰时局饕逦饕α康淖时局饕濉⑸缁嶂饕濉⒖萍贾饕宓鹊幕旌仙缁帷?/P>

当回头看我们走过的历史时，我们的思路比较清晰，因为时间已帮我们做了大量的抽象工作。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几百年间，我们已习惯于把当时的社会理解为一个混合社会，能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封建主义制度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但我们却不能把这种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运用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理解多种矛盾的产生和变化，在这里我们更习惯于形而上学。我们不能容忍存在一个社会的鸭嘴兽。但现实社会的确是鸭嘴兽，以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为基础的混合社会理论有可能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

（1）亚当期密：《国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上卷，第12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55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995页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3卷，192页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288-289页

（6）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5页，着重号是引者所加

（7）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4页

（8）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83页

（9）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80页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193－194页

（11）《拿破伦法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2页

资本主义论文篇13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综述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著述颇多，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是根本性质还是非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剥削形式和统治措施上的改变。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发生了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些变化只是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改变了矛盾的外部形态”。“穷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比比皆市”。

其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均衡”。他们认为，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丰裕社会”，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要比饿死的还要多”。“丰裕递增的影响”使人们有了“幸福和谐的追求”。

其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这包括：“合作工厂仍然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三大差别的消失”；“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等等。

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未能正确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也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第三种观点则代表了当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部分质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形式：即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部分质变，经过诸多部分质变的中间环节，最终突现根本质变。所谓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是指在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非根本性质﹑非基本矛盾已有所改变；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出现了局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在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因素或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并发展；“社会主义入口”的特征日益增多。

大量的实际资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其非根本性质和非基本矛盾则有所改变，从而“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斯大林选集》下卷P35）这主要表现在：（1）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然为基础的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倾向。国有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合作者经济﹑股权分散化﹑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出现，都是资本占有形式社会化的例证。（2）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经济运行有序化，可调控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有序的﹑可调控的，在有些国家还实行经济计划化。它不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3）在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收入分配兼顾公平的倾向，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幅度得到了限制。（4）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中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对立和斗争，亦出现了对话与合作，劳资谈判制度，共同决定制度已较为普及。同时，阶级的分野也出现了非固定化和复杂化的倾向。（5）在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构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日益突出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想总资本家”的特征，它服务于全社会，服务于全民的特征也越来越多。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并非根源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改变。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上百年不懈斗争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对资本主义构成强大推动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优越性初步得以显示，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三﹑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恒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种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注定要通过部分质变的方式来否定自身，逐步向新社会制度嬗变。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结果，是资本主义衰落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在这种部分质变的过程中，与其说资本主义的自我肯定因素在增长，不如说它自我否定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和扩张。其中，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等是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因素；国家对经济的有序调节是无政府状态的否定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及有些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是贫富分化的否定因素；共同决定制度﹑企业民主管理则是阶级压迫的否定因素。这些自我否定因素的生成及发展，无疑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超级秘书网

与此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生成和积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论断是否成立，不能只看它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求证是否精当，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得住现实实践的验证。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实践证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以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2）以共同决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为标志的企业管理社会化。（3）以政府宏观调控﹑计划调节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计划化。（4）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的社会生活福利化。（5）以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三大差别逐步弱化。（6）以国家强化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为标志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部分质变的实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是当代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嬗变。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是资本主义不断反思自己所进行的一种生产关系上的局部变革，这一变革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正作为资本主义母体内部的否定力量改变着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作着某些必要的准备，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

参考文献：

[1]黄安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