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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机理是什么？吴易风教授在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中发现了另外一种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理。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原理。具体机理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从这一原理中不难看出，决定经济制度变更的直接因素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力。因此，理解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关键在于生产方式的类型。进一步地讲，生产方式又是如何决定经济制度演进的，这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在分析生产方式决定经济制度的机制中，如何理解生产方式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方式被解释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有人还是提出不同看法，因为马克思在使用这个概念时，确实有着另外的意义。翻开《资本论》你可以在许多地方找到马克思运用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资本论》第1卷开宗明义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里所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含的意义如马克思在别处所讲的：“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而更能体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意义的是他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分析时所阐述的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由此可以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做一归结，即生产方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是自我雇佣还是受雇于别人；（2)作为劳动过程的技术和组织采取怎样的形式；（3)作为劳动结果的产品是为自己消费还是用来出卖。虽然在这三方面内容中，具有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些特征，但决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本身。按照马克思把生产方式放到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安排，再加上生产方式包含的这些内容，生产方式应该是发展或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方式。只有作如此的理解，我们才能够解释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生产力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就会出现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借助一种生产方式发展，随着生产方式扩展才会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域经济制度）这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真正机理，也是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这种机理不仅可以解释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过程，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特殊过程。下面将集中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变迁中生产方式发挥的真正作用。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及演进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视角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除了要弄清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外，还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的论述。机器和大工业是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最发达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又认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把马克思的这两方面论述加以综合，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相容，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如果做这样的解释，那么就会把马克思的理论引到一个悖论上去，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在机器和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才刚刚确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刚刚确立时就面临着灭亡。其实，马克思的上述两方面论述，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机器和大工业虽然是马克思生活时代达到的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它能否引起资本主义的灭亡，还要看机器和大工业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能否继续发展。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分析是一个可以超越马克思生活时代的问题，也就是说，机器和大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界限。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发展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一个重要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起点是简单协作。这种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劳动形式，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并不是因为这种劳动形式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言：“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简单协作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是因为这种协作劳动形式在资本雇用劳动的关系中被采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并不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中，并不意味着有多高的生产力水平，就协作本身来看，在人类文化的初期、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已存在协作。而资本主义协作的不同性质决定于它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但这一变化并不表示达到了决定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生产力水平，而是取得了一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最初的形式。因此，马克思把协作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协作中，资本雇用较大量的雇佣工人不仅是工人的个人的生产力得到提高，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种“资本的生产力”。这种资本的生产力除了受制于工人的规模外，还因为资本家的管理而得到提高。但是，不管如何，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在实现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时，它的生产方式的性质表现为：（1)资本雇用较大规模的工人劳动；（2)-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3)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出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达到了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协作，只不过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尽管在形式上，分工和工场手工业还没有完全突破协作，但它表现出的一些革命性意义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主要在于，分工改变了协作的形式，无论是把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者非独立化，还是把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片面化，都不仅把社会上的各种手工业的自然分立再生产出来，而且还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得到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不过，分工虽然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一资本雇用劳动、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和把产品作为商品出售。这些特征与协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果有区别，那只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变得更加精细。而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这种工场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这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机器和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 全新的阶段，它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体现在生产机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而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可以说，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变革，表现为“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使劳动者主体地位被机器取代。机器和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势必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家正是挟这种巨大的生产力最终占领了农业，并最终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机器和大工业为标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因为机器和大工业只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结果，因此以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能算是一个早期的阶段。第二次产业革命虽然在生产力方面较第一次产业革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与机器和大工业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工场手工业较协作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不过在生产方式上并没有质的改变一样。然而，当发生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一次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改变的不是资本的地位和商品生产的性质，而是生产机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机器和大工业时代以劳动资料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下，不断地突显出劳动者（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地位，劳动资料虽然在劳动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与机器和大工业时代的劳动资料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随着劳动者地位的上升，出现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共同构成生产机构主体的情形，甚至在一些部门出现了以技术工人身份为主体的生产机构。
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叙述只是其中的几个阶段，后续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很好地进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既然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那么就不能局限在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下来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运。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就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去发掘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秘密。
三、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拓展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更多地是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下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当封建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产生，而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被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作为一种趋势的概括，这样一个简洁的结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表明，以简单的生产力水平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是比较困难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中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演进。而这具有的现实性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要强得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协作的形式最初产生于16世纪中叶之前，正如马克思所言：“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1]786在这个时期，欧洲主要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自由的自耕农。这就是说，在16世纪中叶之前，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欧洲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这样的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它只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或者说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并不是说先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然后才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发展，最终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奠定基础。
资本主义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形式，它具有的相对于封建行会更高的生产率，不是源于协作的技术因素，而是因为这种协作是在资本雇用工人的形式下才获得了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协作这一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形式，是一种十分久远的劳动形式。但是，当这种劳动形式取得了资本主义协作的性质后，就使得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一种重要机制。而资本这个以最大程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因素就是这种机制的核心。马克思把协作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就是因为在这种形式中包含了资本雇用工人、标志当时最有效率的协作劳动和商品生产这三方面内容。而这三项内容完全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且也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
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然而，这种协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出现之前就发挥过作用，但是，它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样能够持续地增加劳动生产率。这是因为，由于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把协作具有的潜在生产率发挥到极至。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协作中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障碍，一个是协作中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要求大量的成熟的手工业者，这会成为协作发展的界限，也成为资本家最大程度地剥削工人的障碍;另一个是协作时代的商品生产并没有达到普遍的程度，如农村中大量的自耕农，大大地限制了商品生产发展，而这也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障碍。因此，资本主义协作受资本的内在要求一定会寻求新的形式。
代替资本主义协作的更高的生产方式，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通过分工把手工业者变成局部工人，也就是终生从事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从而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这引起的一个结果是，劳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不过，工场手工业难以克服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的第一个障碍，即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必须是更为熟练的劳动者，而这样的工人是资本无法随心所愿地雇佣到的，因此，这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限制。不过，工场手工业在开始占领农业后，自耕农不断被消灭，这不仅为产业工人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而且也使商品生产得以普遍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因此，工场手工业相对于资本主义协作的进步是使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和推动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但是，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准备了条件。首先分工的发展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将导致生产方式中生产机构发生质的改变，即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发展为以劳动资料（机器）为主导的生产机构;其次由消灭自耕农产生的大量的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军;最后是商品生产得以普遍化。
机器和大工业的形成，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机器和大工业相对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取得了生产力的巨大的提高，而且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最终建立，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机器和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以劳动力为起点，转变为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化对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首先借助这种发达的生产力，资本占领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完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其次，机器在生产机构中取得主导地位，使成年劳动力，甚至熟练劳动力的作用明显下降，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这为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最后机器和大工业形成的18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的自耕农完全消灭了。劳动力商品的普遍化最终使商品生产占领了整个社会。因此，机器和大工业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建立，但它引起的一些资本主义特点也非常鲜明。机器使劳动资料的运动离开工人而独立，工人因为成为机器的附属而处于最为悲惨的地步，不仅工作日延长和劳动强度增加，而且随时会被抛入过剩人口的队伍。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与工人陷入最深的矛盾中。19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矛盾最为激烈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机器和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阶段。以机器为主导的大工业确实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再加上资本的本性在这个阶段得到最大程度的放纵，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了历史性突破。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历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由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结论与这种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认为资本主义的机器和大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将被一种更高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如果机器和大工业这种生产方式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它本身包含的资本与工人的深刻矛盾难以解决，结论很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而改变。然而，在机器和大工业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不断发展的。这一点因马克思没有经历而不能纳入他的研究视阈中，但遗憾的是，后来许多一心想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也没有沿着马克思的这个思路进一步拓展。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在长达一个半世纪里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机器和大工业之后，又经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机器和大工业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标志是电气化，它为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有效率的动力。而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它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资本得到迅速积累，出现了垄断资本使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过，在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工人依然是劳动资料的附属物，在生产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另外，还有一个变化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加快了向世界发展的步伐。
然而，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迁，而且它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也非常显著。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在资本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的意义上，这一技术革命引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生产方式的技术层面上，这次技术革命对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关系产生了本质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妨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中的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在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表现出的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大工业和电气化时代，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后，劳动资料成为生产中的核心，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在信息技术取得对劳动资料的统治地位时期，劳动资料对人的优势发生了改变，由于信息技术更多地依赖于人而使人在生产中地位上升，并重新取得了在生产机构中的主导地位。这表现为一个循环的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实际上孕育了资本主义制度现实演变。在人相对于劳动资料占据主导地位时，正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虽然资本雇用工人的生产方式已经形成，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也已经显现出来，但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还是可以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制度。在劳动资料取得对人优势并成为生产的主导时，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在全面激化，资本家不仅借助机器强化了对工人的剥削，而且使工人积累的贫困达到了最为严重的程度。在人依靠信息技术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后，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家再不能借助劳动资料对工人进行无限的剥削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变得更加依赖人力资本因此，资本家开始调整与工人的关系，不仅愿意为提高工人的福利支付资金，而且也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状况也印证了这种逻辑。这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结论
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演变时，通常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在分析这一关系时用到的一个马克思理论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时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变革这种生产关系，或者表现为一种社会形态下的阶段性改变，或者表现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对于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进行历史总结时，我们可以在一个时点上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加以对照。但是，当我们要预测未来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生产力水平才会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只要换一个角度就可以有所突破。本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就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生产方式是一个不同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和的范畴，在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处于中介的地位。生产方式具体包含生产资料占有的性质、生产机构中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以及生产的目的这三方面的内容。因此，它发挥的中介作用，一方面体现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孕育了生产关系变革。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雇用劳动和商品生产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经历了生产机构从以人为器官、到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再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变迁。正是在这样的变迁中，资本主义实现了它的阶段性变革。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2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3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表现的生产的主客体之间的颠倒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劳动的社会规定物化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历史上私有经济形态所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商品的价值是间接地通过商品交换来迂回地确定的。通过商品交换,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换句话讲，商品形式“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物化和转换的客观结果，使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了拜物教性质。随着商品交换的深入发展,作为一切商品关系固定反映的货币得以出现,劳动的社会性质便独立地“物化”于货币中。劳动的一切社会规定,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是由于在流通这个循环交替的“运动”中货币的本性所致。商品和货币的这种‘‘头足倒置”的神秘性质，是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占统治的范畴、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
马克思认为,这首先意味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因为尽管资本家实际攫取的是“物化”于货币之上的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实际创造价值之间的差额，但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资本就成为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在流通领域内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一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一切商品似乎是资本的产品而与劳动无关,价值增殖成了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的、不以劳动为转移的规定。可见,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颠倒现象出现一资本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而存在,成为一个自动增殖的价值主体。
正是这种“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渗透进资本家的主观意志,促使其推动“商品”形式取得发展的运动形式,使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成为商品”。“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之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懷”“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由此，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独立地‘‘物化”于生息资本身上。在货币市场上，一切中介运动消失于资本家的视野之中，利息只是生产过程之外货币资本的固有属性，表现为一种存在于生息资本这个“物”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
然而,资本主义商品化趋势远不止于此“资本”彻底自我“商品化”，并将劳动力商品纳入其属性范畴,是它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因为生息资本一旦出现，便成为“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任何一笔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那些被想象出来的不属于现实资本的虚拟资本的利息。从而，劳动的社会性质从外在地物化于商品、货币和现实资本之中，历史性地落在虚拟资本身上,使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资本关系和资本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独立于商品生产之外的“商品”。于是，“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劳动力最终打上了资本财产的“烙印”，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而存在。进_步而言，劳动力和资本这对范畴之间的历史关系完全被倒置，不是有了劳动力商品，资本才出现，相反，是因为有了永恒范畴的资本,劳动力才成为商品。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之二:追逐剩余价值的直接目的贯穿于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这一特殊关系的确立过程之中
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特征相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特征作了更为抽象的概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瑡单看这一结论本身,或许人们不免怀疑马克思违背了其创立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因为，仅仅从目的和动机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具有主观意志决定论色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随即指出：“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一种为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
结合整部《资本论》进一步考察上述论述，不难发现,马克思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劳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形成逻辑:伴随着劳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隶属一资本家雇佣劳动力，最终让位于实质上的隶属一资本雇佣劳动,然而“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特征的概括,意在强调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折射出他对社会经济人本价值的关照情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特征的真正含义在于:追逐剩余价值的直接目的贯穿于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这一特殊关系的确立过程之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历史上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相区别的地方，不在于生产剩余价值,而在于其背后的目的性。因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凡是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都必须无偿付出剩余劳动。但是，由于在这些“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瑏。简言之,历史上生产资料垄断权所有者榨取剩余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占有产品的使用价值。而资本主义则不同，由于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使资本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拥有“产仔’、“生金蛋”的魔法。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具有绝对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的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
然而,要确保资本“永久化”增殖,资本主义必须利用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变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建立起真正独特的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因为早期资本主义采取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与历史上的生产方法别无二致“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瑏。因而,雇佣劳动这种生产方式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仍然要受到旧的剥削形式的排斥。与此同时,为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资本家无限度延长工作日的做法，不断遭到工人的强烈反抗。为此,资本主义不得不运用国家政权的强制来确保生产的运转。即便如此，受劳动力价值最低限度的约束,剩余价值也不可能永远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可见,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下,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并不牢固，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随着科学技术被并入劳动过程，以分工为基础的新协作方式一社会化大生产在工场手工业特别是机器大工业中出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应运而生。劳动者作为技术生产体系的局部环节，在包括工厂内部和工厂之间的生产空间上‘‘集结”,接受资本家的管理监督和调节指挥。这种全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集体力,从而大大缩短了制造社会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使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全面降低,剩余价值总量增加、资本增殖速度加快。这一结果不仅使先前独立的旧生产者丧失生产条件，被迫受雇于资本家,而且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致使资本被平均化，即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进一步转化为平均利润。在资本家看来，利润是其预付总资本的产物，因此要获得最大化利润，就必须不断革新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使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某些产业部门剩余价值生产的主导方式,并进一步将其扩张至所有产业部门,成为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以提高资本增殖能力作为目标和前提的，并以资本增殖能力的提高作为衡量标准。它带来的不仅是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变革,更是资本对劳动绝对控制力的根本性确立。因为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联系，都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自身独立的力量，而工人则因劳动能力的片面化培植与使用，沦为生产环节的工具。因而，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以资本为纽带的生产体系中才能发挥作用。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现在，摆在工人面前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工人唯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不断把自己作为商品出卖，依附于资本。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创造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一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大特征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互为条件和互为因果关系的有机整体
要从根本上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质，就不能孤立地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特征。回顾整部《资本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不仅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域中，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特征，而且充分揭示出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的内在逻辑关系一它们是互为条件和互为因果关系的有机整体。
首先,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化”过程,是剩余价值生产目的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劳动力成为商品构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前提,而资本的出现则是商品形式普遍化的起点。这其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得以生产的首要客观条件。而劳动力的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其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一创造价值。但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对资本家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劳动力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一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大于其自身价值的源泉。
当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劳动的社会性质便被“倒置”，资本幻化成“孕育”剩余价值的“母体”，商品和货币成了资本这个价值“自动机”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向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由于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一种形式，因此,连同劳动力和货币在内的“商品”构成了资本,表现为资本自身的产品,而非劳动产品。由此,资本朝着‘‘自我复制”的方向,推动商品朝着最后和最高的形式发展:货币和资本自身也成为商品,演化为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
定物化和物质基础主体化中的“一份子”。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片繁华的商品世界图景。总之,在商品化过程中,剩余价值不仅反映在资本家的主观意志中，而且“固化”于作为资本产品的各种商品形式之中。
其次,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资本产品‘‘商品化”趋势的主观推动力。要厘清这层关系，必须首先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一“剩余价值生产”这一主观意志产生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生产是商品拜物教历史演化的产物;换言之，是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同物自身的自然属性这两大范畴的相互关系在人脑中“颠倒”反映的历史必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角下，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直接目的产生的另一历史根源，即它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剩余劳动占有权表现形式演化的必然结果。正是上述双重原因使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推动商品成为资本的产品。
在马克思看来,剩余劳动占有权是所有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所不同的是,剩余劳动占有权在原始社会和未来社会中,只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对自身劳动的占有关系,而在私有制社会中则表现为从人的劳动实践中异化出去的对立形式。然而,资本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基础上的权威,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各种生产形式中,剩余劳动占有权主要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人类发展史上经济强制力占统治地位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绝对控制权，是通过人格化的资本获得的。这其中，社会分工与协作方式的推陈出新,以及拜物教所发挥的重要催化作用，为其提供了社会观念和物质技术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谈到，对于生态危机，人们往往呼吁一场道德革命，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道德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关键。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思路明显忽略了隐藏在个人道德背后的“结构性不道德”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道德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构成成金字塔状，即由处于社会顶端的极少数人和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构成的。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手中。福斯特认为这些人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遵循以下逻辑:
(1)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通过不断的财富积累融入这种全球体制，并构成其核心理论基础。
(2)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个体经营者转变为工薪阶层。
(3)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将所积累的财富分配到服务于扩大生产的新型革新技术上来。
(4)短缺物资的生产伴随着更多难以满足的贪欲而产生。
(5)政府在确保部分市民的“社会保障”时，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日益加大。
(6)传播和教育成为该生产方式的决定性部分，用以巩固其优先权利和价值取向。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踏轮磨房”这一特征。所谓“踏轮磨房”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个“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必须不断地扩大规模;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就必须被资本家雇佣，沦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无论是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还是维持基本生存，他们都不能逃脱资本主义“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不得不跟着“踏轮”的节奏。
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倾向于投入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并用机械代替人力，通过不断缩小劳动必要时间加快生产流程来获取利润。这势必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显然，这种生产方式是与生态环境相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福斯特进一步探讨了时下流行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一)经济学路径
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传统的经济学路径往往呈现出三个提点:一是尽力回避而不严肃地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1];二是过分迷信市场的魔力，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和市场激励的手段加以解决;三是没有认识到“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2]。而福斯特从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和基本理念的变革方面出发，分析并探讨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经济学路径:“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所谓“环境资源商品化”就是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将环境转化成像其他商品那样也可以进行分析的商品;所谓“自然资本化”，就是将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视为“自然资本”，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这种观点认为，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的会计系统的失效。
福斯特认为这两种路径不能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指出，虽然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到市场体系，在短期内有可能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本性，致使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福斯特把这种“环境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的做法斥之为荒诞的“简化主义”手段。以简化主义手段对待自然，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共产品，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将导致如下三重问题:
一是导致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彻底割裂开来，并不能说明人类需求和适应自然能力的充分发展，只能是发展一种与世界的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最终导致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不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二是应用于自然的经济简化论将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与疑惑，挤压理想主义层面的价值观的有限存在空间，使市场价值支配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更为盛行。
三是应用于环境的经济简化论不仅会造成具有道德性质的恶果，而且会造成物质性的恶果。虽然在经济活动中以内化环境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在短时期内可使问题得到缓解，但最终只会进一步加剧所有的矛盾，既破坏生活条件，也破坏生产条件。
(二)技术路径
时下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着“非物质化神话”和“技术崇拜”这一现象。所谓“非物质化的神话”，是指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的自然发展趋势将成为所有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的解决方案。该观点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新经济的增长，将与破坏环境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脱钩”，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奇迹正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而不需要也没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充其量只需要制定公共政策来加速非物质形态化的进程，并确保环境融入“更具知识驱动力和创新力的经济中”。[3]所谓“技术崇拜”，就是把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技术，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进步以及引导技术向良性方向发展，把技术的改进作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
然而，福斯特却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也始终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所以也始终伴随着环境在不断恶化。以农药为例，科学技术生产了新的农药种类，刚开始可以有效地杀死害虫，然而，当害虫对该农药产生抗体，这种药物对害虫将不再起作用。随之，为了再去杀死害虫，就不得不采用更高的技术生产出更高级的农药，如此循环。而我们得到的却是农药通过土壤渗进地下，对土壤和地下水都造成了污染，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对此，福斯特指出，我们解决生态危机只能寄希望于改造制度本身，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
(三)环保运动
随着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各种生态保护运动应运而生。然而，环保运动所取得的效果，我们从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争的教训中就可以看出。
在美国的西北太平洋沿岸，有一片古老针叶林，单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西部的森林面积就达2000万英亩。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于是决定砍伐这片森林，砍伐这些原生林的任务当然由伐木工人来进行。然而，环保主义者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予以反击:用身体封锁伐木的道路、坐在砍伐的树上以及启动大批法律诉讼，试图放缓并最终制止原生林的消失。对他们来讲，砍伐原生林的工人是破坏这些林木的罪魁祸首，并随着一种处于原生林上游食物链的以啮齿类动物为食的食肉动物—斑点鸮的栖息地的破坏，斑点鸮濒临灭绝这一事件，两者的矛盾得到升华。
“生态的急剧恶化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在具体积累过程中固有的特征”。因此，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因此，“这样的全球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性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然而，由于资本的介入，并且环保主义者局限于自身所处阶级之中，两者的矛盾必将得不到化解。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
以上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之所有不能奏效，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它们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革。福斯特指出，“当今每次环境斗争的背后都是一场全球反对扩大这种生产方式的斗争”。然而，“事实上，全球资本主义的踏轮磨房生产方式的设计结果，常常是穷国为富国提供金融支持”。此外，还包括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破坏买单。对于资本主义这种行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生态帝国主义。
福斯特认为，生态帝国主义不仅是纯粹的生态范畴而且是一个经济、政治范畴。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就不断掠夺世界资源。在1982年至1900年期间，第三世界国家是“硬通货的净出口国，平均每年有300亿美元流到发达国家”。同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人，仅债务一项每月要向富裕国家的债权人付款125亿美元。正是这种全球性的不平等体制导致人口过剩以及对第三世界热带雨林掠夺式的开发和破坏。今天，资本主义的生态掠夺表现的尤为突出，生态环境更为恶化。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对贫穷国家的生态掠夺具有以下特点:
(1)掠夺其他一些国家的资源，并且改变各个国家所依赖的整个生态系统。
(2)攫取和转移与资源相联系的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
(3) 制造和利用欠发达国家的生态脆性来强化帝国主义的控制。
(4)向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等。
这样势必造成以下后果:
(1)导致了一种规模更大、破坏力更强的“生物圈文化”的出现。使摆脱特定生态系统束缚的资本主义加快了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和资源的速度。
(2)从对本国资源的掠夺扩张到对世界资源的掠夺，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裂缝，甚至导致严重的生态退化。
(3)生态帝国主义滥用生态圈、逾越生态限制和对一些类的自然资源实施不可持续采掘方式，对第三世界国家欠下严重的“生态债务”，这一债务最终要自己来偿还。
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为自身积累财富、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的做法，抑制可落后国家的发展，威胁全球稳定，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同时也显示饿自己的发展，并最终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福斯特指出，为了挽救全球生态危机，就要以生态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以使全球生态和人类自身健康、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5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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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6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7
一、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的理解不同
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利润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轴心。资本家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商品本身，而是为了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利润。追逐利润是资本家从事商品生产的惟一目的和内在动机”。并明确指出：“剩余价值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而韦伯则认为资产阶级：“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工作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马克思认为驱使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动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家对财富的贪欲；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家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惧怕。“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强烈的致富欲望。不过，货币贮藏者的致富欲望表现为个人狂热地贮藏更多的货币，而资本家的致富欲望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资本家在这个社会机构中起着一个主动轮的作用。正是这个主动轮的作用，推动资本家去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去进行更多的资本积累。另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以强行的方式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为了避免在竞争中被淘汰，资本家只有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本，而扩大资本的办法只能靠不断的积累”。韦伯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和韦伯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内在的致富欲望，也看到了外在的经济规律或社会秩序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影响力，但二人的立场、方法及结论是存在很大差异的，马克思侧重从生产过程中来寻找欲望实现的具体方式和途径，而韦伯则侧重从文化(宗教)当中去寻找资产阶级追求财富行为的合理性解释。
二、马克思与韦伯对资产阶级追求财富欲望的历史性和合理性的理解不同
“亚当·斯密曾这样说过：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但在马克思和韦伯看来，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关于追求财富欲望的历史性问题，在韦伯看来，“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在马克思看来同样如此，“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只要是在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的地方，所有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劳动者还是不自由的劳动者，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还是罗马的市民，也不管这些所有者是美国的奴隶主，还是现代的地主、资本家，只要生产资料被少数人所垄断，这种现象就必然存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剩余劳动的榨取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实质上，在历史上的生产资料垄断者，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占有生产资料，强迫劳动者为他们提供剩余劳动，只不过他们榨取剩余劳动的形式不同而已”。而在关于资产阶级追求财富欲望的合理性问题上，马克思与韦伯则迥然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是充满了罪恶的，“资本是不顾工人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如何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消费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对剩余劳动的榨取”。马克思进一步认为这种罪恶是无法否认的，因为“资产阶级对直接生产者、劳动者进行剥夺的历史，已被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而韦伯则用职业责任和道德标准为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欲望做了合理性的解释，“确实，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不过，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需的”。因此，马克思和韦伯虽然都认识到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历史性，但对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合理性的理解则完全不同，并由此决定了对资本主义的“原罪”问题的观点也迥然不同，这反映了二人的阶级立场和理论研究目的的根本差异。
三、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前途的理解不同
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悖论”以及“铁笼”思想来看，二人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上，二人产生了明显的分歧。马克思看到了生产力和人的主体的能动性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解放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得出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结论，并乐观地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社会发展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韦伯则通过对宗教与近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探寻，得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上是合理的结论，进而悲观地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受制于合理化的力量而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正如其所说：“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一个人生在其中的广漠的宇宙，它对这个人来说，至少对作为个人的他来说，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他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假如一个制造商长期违犯这些准则，他就必然要从经济舞台上被赶下去，正如一个工人若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被抛到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在韦伯看来，个人只能被动地适应资本主义秩序而无法改变这个秩序，这与马克思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使我们看到二人在阶级立场和研究目的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促进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曾令先、卞彬、金永编译，《资本论》［德］卡尔·马克思原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8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9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0
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围绕“资本”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 展开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市民社会亦即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解放事业锻造理论武器，“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
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
马克思最终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揭示出来的？正确解答这两个问题，对于准确把握《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及其内在结构极为关键，同时对于全面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文本阐述的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要弄清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副标题的深层蕴涵，即著作正标题中的“资本”和副标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4]
关于“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它“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5]。这就表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在通过对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的论析，在动态中呈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趋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综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二是实践的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究其实质，则是一个问题，即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发展方向，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及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可见，相比于正标题“资本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突出了马克思“论资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即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时，“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6]。和列宁一样，戴维·麦克莱伦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范式出发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得出：“从19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构性的方式，它表现为私有财产、利润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他们讨论这种方式的运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价格上。由此可见，马克思要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论述的以虚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表面现象，而是主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资本”生产、流通、转化等特殊经济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包含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7]。
二、劳动价值论：解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是怎样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呢？恩格斯说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5]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一方面，是对“劳动价值论”之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价值”，不是对“价值”的主观界定，而是对“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的本质揭示和科学阐明。恩格斯说：“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
关于马克思怎样扬弃既有的范畴体系而对劳动价值理论做出的科学阐明，这是一个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发展史的课题，需要对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处暂不粗浅地旁涉。科学地把握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而揭示出的“价值”的社会关系本质，这是一个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建构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整体地把握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3]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确了以“社会普遍性”为本质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而以“个体特殊性”为特征的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接下来，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基于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撇开了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体系。马克思说：“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由于“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因而“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3]。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马克思分别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为主题，分三个层面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1）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亦即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2）剩余价值的实现规律；（3）剩余价值的转化和分割规律。
三、劳动价值论：剖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趋势的出发点
马克思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不仅是他发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而且也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出发点。需要说明的是，出发点和决定性因素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其决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却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3]。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指明：（1）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逾越他们自己的界限，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来看，根源在于他们主观地割裂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与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内在联系；（2）只有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才能正确把握“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本质；（3）表现出“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类型，作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必然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必然性。
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及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和历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落脚点及其之所以以“资本”为主题的根本目的。这就意味着，对“资本”本质的科学揭示和阐明，成为科学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资本”的本质是什么？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是“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正因为他们把“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4]。
与之相反，马克思从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出发，进而得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相应地，“资本”的本质如同“价值”的本质一样，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会形式；“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换言之，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即在同劳动者结合并充当剥削劳动者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与劳动者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而不是资本了。正是生产的二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5]。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特殊结合，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8]。因而，“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4]也就是说，随着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社会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不断增长。
由此可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剖析及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9]。亦即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的揭示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也没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识”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这一基础和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论证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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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52-08
任何理论都有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范式，所谓范式.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理解，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而且他认为，第二种意义上的范式是最有新意和更深层次的范式。学术界也一般侧重于使用第二种意义上的范式，即理论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根据这个界定，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也因研究方式和方法的不同而存在着两种范式，即时问范式和空问范式。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形态的纵向历史演进来分析帝国主义；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则侧重于从资本主义基于生存发展所需的横向地理空间扩展来考察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代视阈中，这两种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因其内在的理论缺陷而无法真正有效地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只有确立起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时空整体范式，才能科学地把握帝国主义，为有效地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霸权提供理论支持。
一、时间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分析工具.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时间和过程的绝对性，“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秉承这一传统，时间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形态的纵向历史演进来分析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其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而灭亡。
（一）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的基本框架
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安东尼・布鲁厄认为，“希法亭最先开始，他的巨著《金融资本》几乎包含了其他人提出的每一个主要论点”；布哈林“把希法亭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的描述改造为一种连贯的关于世界经济转变的理论”；而列宁的“主要贡献是把希法亭和布哈林的理论通俗化”。尼尔・哈丁也认为，“毫不过分地断言，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及布哈林的理论构成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经济框架。”他们的评价未必正确和公允，但是却点出了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和共同的方法论自觉。
第一，基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必然导致垄断”这一理论假设，从资本主义的纵向历史演进的角度，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希法亭着眼于流通领域来考察财产和货币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而来确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主要体现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存在形态的演进，从“高利贷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发展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演进的本质体现，以金融资本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就是帝国主义。布哈林也认为，“帝国主义政策是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正像金融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上限定的时期.即仪限于近几十年一样，作为金融资本的政策的帝国主义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列宁赞同布哈林把帝国主义看作一个历史范畴，认为帝国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第二，在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去分析帝国主义这一方法论基础上，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希法亭把帝国主义看作是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金融资本就是“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是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为获取超额利润而在武装暴力的协助下进行的金融资本输出就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布哈林也把金融资本视为商业资本、工业资本时代的延续和发展，“金融资本的这种政策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即生产组织已经相当成熟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政策。”列宁也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这样一个阶段，此时生产已经达到巨大的和极为巨大的规模，以致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就在于此。”
第三，基于历史唯物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一前提，认为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必然是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希法亭对帝国主义持否定态度，提出要变革金融资本的统治.而这一变革不是要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前进。“无产阶级给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给帝国主义的答复，不可能是自由贸易，而只能是社会主义。”布哈林从分析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人手来考察其历史发展趋势。他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历史的进程，随着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历史事件这整个链条上的各环节，都是‘必然性，的产物。”帝国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随着生产的进一步集中和垄断，帝国主义所包含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矛盾所引起的世界性帝国主义战争“割断了使工人束缚于雇主的最后的枷锁”。工人阶级必将通过武装斗争摧毁金融资本的国家政权，建立起新的工人阶级政权。列宁更是指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二）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得失
肇始于希法亭，充分发展于布哈林，进而在列宁那里达到成熟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在众多帝国主义理论中影响广泛而深远，必然有其自身的理论特色和优势。第一，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尤其是经济模式的历史发展演进为切入点，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第二，与其他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着眼于帝国主义现象的描述，却对帝国主义的本质避而不谈或者闪烁其词不同，时间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对帝国主义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同时也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做了深入的剖析。第三，在对帝国主义历史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地预测了帝国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的发展道路。
同时，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
第一，把帝国主义的实质归结为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过分强调了金融资本对帝国主义的支配性作用，而忽视了“国际分工”这一资本主义体系的物质生产基础，结果拔高了流通领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希法亭以流通领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按照“货币――信用――银行――金融资本”的顺序展开论述，进而把资本的现代形态概括为“金融资本”的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生产过程的忽视，也导致苏联理论界指责他犯了“流通决定论”的错误。虽然列宁也批评希法亭“在货币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列宁自己也没有走出“流通决定论”的圈子。列宁强调由于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而导致垄断，在工业垄断和银行垄断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资本及其统治，进而把帝国主义的本质归结为金融垄断。表面上看似乎克服了希法亭的“流通决定论”，但是由于他一方面忽视了“世界分工”和资本积累在地理空间的实现问题等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垄断利润及其在流通领域的再分配，这样反而加深了希法亭“流通决定论”的错误。
第二，对帝国主义的考察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关注较少，全球性视野相对缺乏。他们的理论标本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以及这些垄断组织针对民族国家的侵略扩张，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十分深入。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其他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缺乏充分的估计与说明，因此也被西方左翼一些人士指责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布劳特就认为，在希法亭、布哈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著作里，“欧洲人的世界仍然被看作为了过去和未来的历史变革进行斗争的场所，而非欧洲世界被视为由欧洲扩散出来的结果的接受者。”希法亭主要就是以德国为标本来分析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成，并且高估了德国的发展程度，后来列宁也继承了这一点。列宁曾说：“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分看重德国的发展，相对忽视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的做法，既是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缺陷，也影响了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甚至后来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缺陷也与之不无关联。
第三，由于把主要精力聚焦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历史发展演进上，过分强调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致使对帝国主义发展的某些趋势过分夸大，对另一些趋势则估计不足。一方面，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腐朽和没落的批判夸大了帝国主义的腐朽和没落这一趋势。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列宁等人的判断存在明显的差异，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剪息票”的“食利者阶层”的增加，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寄生性和腐朽性也并不是资本输出的唯一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弹性变革潜力估计不足，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发展的潜力和形式上的多样性，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日益没落和衰亡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测。希法亭信心满满地说：“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同经济权力在少数资本家巨头或这些巨头联盟手里的集中以及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列宁也曾一度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帝国主义的颠倒：“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这表明，由于种种原因，在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重大现实问题上，时间范式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彻底坚持历史辩证法。
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性质和内在缺陷，决定了其容易以对帝国主义一般发展趋势的把握掩盖对帝国主义复杂结构的深入考察，甚至会有陷入历史目的论的危险。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能力估计不足，也使其在面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新变化时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那么，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能够胜任科学全面地把握帝国主义这一任务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二、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突破相对狭隘的国内市场的限制，实现在全球空间地理中的扩张。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就侧重于从资本主义基于生存发展所需的横向地理空间来考察帝国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在全球地理空间的扩张这一历史事实去分析帝国主义的形成及本质。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为代表。
（一）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
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区域的空间依赖关系出发去阐释帝国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卢森堡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来讨论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积累顺利进行的条件。她认为，在纯粹的由资本家和工人所组成的社会里，扩大冉生产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是无法实现的，而要实现这些剩余价值，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继续，“‘第三者’――即除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是有必要的。”因此，由于整个世界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而存在的非资本主义区域，就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基础，对新市场的争夺，进行资本主义的空问地理扩张则成为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考茨基则从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国际分工来分析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乍产的正常进行，必须以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成比例为前提。由于国内的农业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工业生产对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资本主义就需要在国外寻找它所需要的农业地区，作为它的粮食和原材料的供应者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民族的在不断扩大同它有交换关系的农业地区的意图”的“一种特殊形式”。
第二，基于资本主义针对非资本主义区域采取的空间地理扩张这一事实来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卢森堡认为，空间地理扩张必然要通过暴力的手段来进行，而随着整个世界被日益瓜分，争夺尚未被占领的非资本主义区域的竞争也会愈演愈烈，必然导致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资本的统治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新的地区，就在于这些国家为了争夺这种新的地区展开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竞争。”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考茨基反对“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即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统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国主义的名下”，认为这是“最乏味的同义反复。”他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认为帝国主义只足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第三，从资本积累必须进行空问地理扩张这一基本思路出发，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卢森堡认为，随着帝国主义的空间地理扩张，非资本主义区域不断缩小，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至全世界、排挤掉所有的非资本主义牛产方式时，资本主义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随着帝国主义扩张，“供满足现有资本主义企业扩大生产的要求的市场界限也就愈加狭小。”如果“地球上人类所生产的一切东西都只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存在的不可能性就鲜明地暴露出来了。”考茨基则认为，既然帝国主义只是工业国吞并农业国的一种政策，只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形式，那么帝国主义将有可能转向“超帝国主义”。“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冉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
（二）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得失
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都是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空间，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与世界其他区域的交往，无论从理论创新还是现实意义来看，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在以历史主义的分析范式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首次引入了地理空间的分析范式，弥补了以往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对空间研究的相对不足，也突破了传统上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封闭体系进行研究的窠臼，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及其历史主义方法的创新和发展，也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后来的众多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都深受其影响。有学者就认为，“南美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满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体系理论，而是独立探索了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在这方面卢森堡确实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更加契合当今全球化时代下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显示出超强的理论生命力和前瞻性。当代资本主义也在很多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自我调节机制和法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国家间竞争、垄断等行为的约束，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更多的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化解争端。有学者甚至认为，“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这个传统术语来概括今日美、欧、日关系是不恰当的。”
但是.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缺陷与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一.立足于资本主义空间地理扩张去剖析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时代特殊性的分析则相对缺失。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到生产性积累，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国内市场到全球市场，扩张始终作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而存在。因此，从空间扩张这一普遍特征出发去分析帝国主义，至多找到了帝国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而忽视了其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垄断金融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统治地位。其结果就是容易把帝国主义和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帝国混为一谈，正像布哈林所批评的，“帝国主义是一种征服政策，但不是每一种征服政策都是帝国主义”。
第二，由于缺少对帝国主义时代特殊性的准确把握和分析，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也就显得模糊不清。卢森堡和考茨基都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一种政策，这种定义过于关注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背后经济动力的科学分析。约翰.B.福斯特指出，“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发展本性当中。”“把帝国主义视为强力的集团或者个人把持国家对外政策，以便服务于自身狭隘利益的产物是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考茨基甚至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统治政策的偶然产物，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不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只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反动、大国竞争的结果。他说：“西欧各国……以保护关税来对抗英国的自由贸易……英国对此进行了反击。帝国主义就这样产生了。”卢森堡虽然有时也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但认为这个阶段的特征依然是商品输出，而不是资本输出，也没有注意资本主义已经发生的新变化，忽视了垄断和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也就使她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并未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第三，由于没有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做出科学分析，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有美化资本主义之嫌。卢森堡认为，“富国会剥削贫国，……贫国也会由交换得到利益”。“资本家在工人的协助下生产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第三者’在获得等价物后，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生产并增加需求。他们又一次自愿地为资本主义尽了自己的职责。双方都十分满意。‘狼也吃饱了，羊也未受伤’。实现者和‘第三者’均感到很好。所以这种情况永远存在下去。”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则设想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没有战争的和平新世界，虽然他没有否认“超帝国主义”仍然是一种剥削体系，并提出要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女反对“超帝国主义”，但现实的全球霸权却比考茨基设想得更为广泛和残酷。
正是由于空间范式帝国主义存在上述缺陷，所以虽然它通过引入空间概念实现了传统帝国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对帝国主义的描述也比较契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但是它用资本主义空间地理扩张的一般性取代了对帝国主义特殊性的分析，导致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些模糊不清，在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等社会现实问题上陷入迷途。
三、时空整体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
时问和空间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在缺陷启发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考察不能仅仅立足于其历史发展和空间扩张的某一方面，而是要统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确立起帝国主义研究的时空整体范式。正像安东尼・布鲁厄所说：“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下考察帝国主义（按照这个词的几个不同含义的任何一种）。与此相适应，只有从整体上看，任何帝国主义理论才有意义。”
（一）确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时空整体范式的必要性
从理论层面上看，时间和空间作为描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维度是辩证统一的，这种统一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方法中。一方面，时间和空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历史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形成的历史，历史在生产出空间的同时，也将自己映射到宅问之中；空间也不是绝对的自然空间，亦非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而是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历史地生成的。因此，帝国主义的发展史必定是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形成的历史，帝国主义在自身历史演进中不断变换和占有空间；帝固主义对空间的变换、占有、扩张也不是现成的和一=j7永逸的，其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整体范式也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基本方式和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非常强调自己“新的科学的世界观”的整体性。“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曾经批评普鲁东把经济范畴看作是超越时间和空问的，使其失去了历史性。与之相反，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流动的、开放的过程中加以考察，不但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灭亡视为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且还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牛产方式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从现实层面看，帝国主义是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在纵向上，它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等方而的变化都和资本主义时展息息相关；在横向上，帝国主义不但由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有机构成，而且也主要通过全球的空间扩张和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来实现自身。，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全球统治和扩张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新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整个世界在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模式下日益显示出整体性特征。在经济上，资本在全球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流动，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问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在政治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帝国主义的统治方式不冉主要凭借武力的征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不再主要通过战争来解决，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表现得更为隐蔽和“温和”。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也变得日益模糊，一种没有中心、没有疆界的新的全球形式正在形成，这种新的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机构构成这螳有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
（二）时空整体范式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路径考察
面对如此复杂且日益隐蔽的帝国主义霸权统治，唯有从整体性的视野去观照，才能对其进行科学的把握和认识。笔者认为，帝国主义研究的时空整体范式，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对帝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整体性把握。如前所述，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经济上垄断组织的发展是帝国主义产生和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则认为帝国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是由于消费不足或资本主义生产需要而导致的对非资本主义或农业国家的空间依赖。事实上，经济上垄断的出现和对空间的依赖是帝国主义这一复杂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帝国主义既离不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垄断组织的推动，也离不开非资本主义区域的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因此，从整体上把握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就要统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即时空整体维度。时空整体维度要求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时间维度的分析时要看到其空间扩张的深层原因和意义，进行空间维度的分析时也不能忽视垄断组织的历史生成所起到的根本作用。甚至可以说，经济上垄断的发展是帝国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内因，对非资本主义区域的经济依赖是外因，内外因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产生的整体性的社会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2
一、马克思恩格斯小农生产方式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小农生产方式，科学地阐述了它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作为小生产方式，小农生产方式既具有小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作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小农生产方式具有自己的固有特征：从其劳动方式来看，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十分落后：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过程缺乏分工与协作。小农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依靠手工劳动，沿用传统生产技术与经验。马克思说:“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恩格斯指出: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小农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不但要独立地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而且总是“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工业”。“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从其生产形式本身来看，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由于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这种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其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小农经济以个体劳动和小私有制为基础。马克思说：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这是一种不同于剥削者私有制的劳动者的私有制，它是靠自己劳动挣取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作为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是小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2.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小农生产方式的落后性。第一，小农生产方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小农生产方式导致小农收入低下、陷于贫困。第三，小农生产方式为和专制主义提供了适当的土壤。小农虽然人数众多，而且生活条件相同，但其生产方式决定着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形成全国性联系及其相应的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马克思不仅阐明了小农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的一般联系。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印度、中国，小农生产方式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
3.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小农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马克思思格斯认为，小农生产方式作为一种过时的生产方式，是注定要灭亡的。农业上的技术进步一方面降低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都促进了小农生产方式的灭亡。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化的先进的生产力，要求以大农业全面取代小农生产方式。
二、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是通过对直接生产者――小农个体生产资料的剥夺，建立了以土地经营为内容、雇佣劳动为特征、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引起了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之一，是它打破了个体农民规模狭小的小农生产方式，“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变成了工厂化的农业，或“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另外，使农业部门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只从事自己的特殊经营，摆脱了以往小农的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得到工业部门生产的机器、化肥，需要对外贸易来得到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由市场来满足，而无须由自己来生产。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开辟了国际市场，使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销售及消费成了世界性的行为。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与现代化。首先，资本主义规模化经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应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尤其是化学、生物学和栽培学的应用等。另一方面，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起动了农业机械化耕作的进程，使得那些为大工业服务的大机械也进入了农业生产领域。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农业生产新型的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革。“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社会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并存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农业资本家、雇佣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从而使得农村的社会阶级结构更加简单清晰了。
马克思不仅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它的种种弊端，并对之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批判。第一，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业工人遭受农业资本家与大土地所有者双重剥削。第二，农业资本家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使土地肥力减退，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第三，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这表明，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日益严重的制度障碍。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化大农业发展的桎梏，必然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所代替。
三、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合理化的矛盾，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的合理化与社会化，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基本特征的科学设想。
1.社会主义农业的所有制形式是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土地的社会所有制，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全面建立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从其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共产主义将完全消灭土地所有权。“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好像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2.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是合作社联合体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农业生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单位是合作社及其联合体，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经营是按照统一计划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等“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
3.社会主义农业将实现农业与工业结合、城乡统筹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最具预见性的观点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差别的条件，而且提出了农业和工业结合、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的途径与方法。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安排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一般途径――实行土地国有化与合作社经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首先剥夺大地产，实行土地国有化。然后，再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即“转交给现在就己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且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了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的一般途径，而且还科学阐述了经济落后国家对小农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小农生产方式的基本态度是：既不能支持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帮助资本主义去剥削小农，也不能支持小农生产方式、保护小农个体经济。“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恩格斯明确提出合作化是对小农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途径，也是小农的根本出路，“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他还论述了实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第一，承认与尊重农民个人所有权，不能用暴力剥夺小农。第二，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违反小农意志。第三，要坚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原则。第四，要坚持国家帮助的原则。
四、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生产方式理论的重要现实意义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重温与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生产方式理论，对于我们当前及今后大力推进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坚持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理论，即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突破马克思恩格斯某些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具体结论，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重新。首先，应当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努力体现农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要坚持生产社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体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本质要求，发展劳动者的联合劳动，实现农业与工业结合，城乡统筹发展等。其次，要根据中国实际国情和实践经验与发展要求，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行业生产方式实现形式的某些具体结论，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崭新形式。
2.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不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老路，但应当借鉴与利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有益成果与成功经验。我们应借鉴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有益成果而不全盘照搬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学习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成功经验而不重蹈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覆辙。在物质生产方式方面：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从小规模、封闭型的小农生产方式走向社会化大农业生产方式，学习与借鉴资本主义的农场制度，从“小而全”走向专业化生产，从自给自足走向商品化、市场化生产、从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凭老经验办事走向利用现代生产工具与现代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指导农业生产。在社会生产方式方面：借鉴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经验，使资本广泛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但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社会生产方式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全面建立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坚持发展劳动者联合劳动而不是全面实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
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合作化理论，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出现了重大失误：不是坚持合作化的取向，而是把合作化等同于集体化，最终实行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制度。事实表明，通过集体化所建立起来的生产模式只不过是小农经济捆绑式的集合，实质上是小农生产方式的袋装化。这种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不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尽管一再强调要建立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新体制，但“集体经营”大多名存实亡，在中国广大农村实际上恢复了小农生产方式。中国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无论从其生产条件、生产形式还是从其个体劳动形式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没有改变小农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仍然属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范畴。这种小农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出发，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对小农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新形式。从农村公有制形式创新方面来说，应当确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基础，重建农民个人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实行土地入股、建立与发展农民股份制；在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方式创新方面，应当在土地股份制的基础上，实现农民联合劳动、民主管理，建立与发展农民合作农场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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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6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3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佩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分析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绿色战略思想，即走向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但他仍无法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陷入了空想。笔者认为要走出困境还需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他流派有益的思想。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戴维•佩珀；生态危机；现代阐释Abstract:Pepper,anecologicalMarxist,withtheapproachofMarxisthistoricalmaterialismandtheanalysisofcapitalism,expatiatedontheecologicalcontradictionsofcapitalism,analyzedtherootandthesolutionofecologicalcrisisandfinallyputforwardhisgreenstratagem,namely,strivingforecosocialismcharacterizedbyanthropocentrism.Pepper′secologicalMarxismunveiledtheecologicalcontradictionsofcapitalism,buthefailedtobreakthroughthelimitationsofwesternMarxismandeventuallyfellintofantasy.ThepaperarguesthattheMarxistfundamentaltheoriesandthoughtsofotherschoolsshouldbeemployedtosolvethedilemma.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DavidPepper;ecologicalcrisis;moderninterpretation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戴维•佩珀教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socialism:fromdeepecologytosocialjustice）。在该著作中，佩珀在很大程度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生态危机问题。笔者试就这本著作的核心内容进行一番解读。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联针对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解，其中还不乏错误理解，佩珀首先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了自己的界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受到马克思激发但由许多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它试图分析社会如何‘运作’以及如何改变。它尤其感兴趣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如何运转和如何将可能停止运转，并让位于社会主义及最终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1］89从佩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的学说；第二，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的运作方式及社会的交替演变；第三，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社会交替演变时，将着眼点放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第四，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佩珀的这些理解为他后面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奠定了基础。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理解后，佩珀就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联。首先佩珀承认，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生态问题，而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但马克思的这一关注也是对当时时代最紧迫问题的一个反应，马克思的著作不能与时代背景相分离。尽管如此，佩珀还是肯定马克思主义是有生态思想，而且他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即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运动是有贡献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马克思曾提醒我们：“19世纪的环境问题……主要由日益与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包括农业工业化）相关的经济剥削而产生。”［1］94佩珀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贡献并不在于其理论本身，而在于其分析问题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这里的方法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注重物质组织变革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另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的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人们对当今的生态危机将会有全新的认识，并对生态革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佩珀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是有贡献的，这比较贴近事实，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确实谈及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佩珀只是将这种贡献限定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就显得有点狭隘，这也成为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局限之一。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学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在解释社会如何演变上采用的是唯物主义的思维，马克思历史概念的起点是物质生活。佩珀认为，正是唯物史观的这一特点，分析事物的本质首先应从分析物质生活开始，通过对物质生活的透析，我们可看出物质生活中的产品生产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生产塑料碗时，要与原油接触，同时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而不是单个人进行生产，因此，产品生产的方式就强烈地影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蕴含着人与自然和人们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与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一种封建的或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会意味着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1］101所以，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决定社会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就是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特征，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以其为基础，简言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如此，要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仅仅靠改变人们的思想，包括各种见解、社会意识形态，这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些思想赖以生长的生产方式。这也就暗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或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引起的，要改变这种关系就必须进行社会变革，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佩珀也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以及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想要超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对此，佩珀也提醒绿色分子：“任何一个建立在它们偏好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精神价值、合作、主观性和情感基础上的社会，能否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生存是令人怀疑的。”［1］103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历史的进程，就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历史是不同生产方式相转换的历史。佩珀介绍了几位学者的这一观点：格伦德曼提出了生产方式四阶段说以及对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四阶段说；帕森斯指出了与一定生产方式相一致的西方自然概念的改变；史密斯提出了类似的人类历史演进；约翰斯顿着重谈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进中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自然和人们心理上的变化。佩珀通过介绍这些学者的思想，无非想表达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探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时候不能逃避资本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这也是佩珀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才有佩珀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矛盾的认识。三、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佩珀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资本家对利润或剩余价值无止境地追求，并且将追求到的财富积累起来重新投资以获取更多的资本。简言之，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资本”二字。什么是资本呢？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就不能称之为资本，资本家是不会去追求的；只有当价值增值了，资本才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资本家的生产是围绕利润或剩余价值而展开的，只要有利润或剩余价值可赚，资本家就会采取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生产，这包括利用虚假广告刺激消费者本不需要的一些“需求”，以便来扩大生产促进销量赚取利润，生产的扩大更是需要强化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耗竭资源、破坏环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以利润为中心。正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生态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佩珀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倾向——成本外在化和生态帝国主义。要使利润最大化，就要使成本最小化，像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控制这些耗费成本的事情，资本家是不会去做的，而是把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支付它们，或者说将由于开采资源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转嫁给未来的子孙后代，让后代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这就是所谓的成本外在化。资本家还宣称自己的行为是符合国家利益，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并且他们还做着“绿色资本主义”的梦。但佩珀则坚决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1］139关于生态帝国主义，佩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本身无法克服生态矛盾，因此在生态危机面前，资本主义就通过在第三世界国家建造高污染、高耗费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直接将污染物倾倒到这些国家，从而来转嫁和缓解生态矛盾。佩珀借用皮特•格伦纳韦的“厨师、贼、妻子和她的情人”作比喻，揭露了在外表看起来某些是“绿色”的东西，其实在背后却是通过第三世界国家毁坏树木与土壤的有毒废物倾倒而实现的，这正如在外表看起来富丽堂皇的饭店，背后却是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除了环境破坏、资源损耗问题，佩珀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传统理论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历史的普遍性的问题，由于自然界本身资源的稀缺，导致一部分人没法拥有资源，这部分人就成为过剩人口，这是一种普遍的人口规律。但佩珀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人口数量难题必须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把过剩人口与特定的历史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它并非普遍的非历史的现象。例如在西方殖民化之前，第三世界就不存在人口问题，那时人口还是处于生态平衡状态的，并且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见，对人口问题采取历史的方法来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过剩人口呢？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追求利润是资本家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为了获得利润，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必然使得工人无力购买到自己想要的某些产品，再加上资本家又通过虚假广告来刺激人们的需要，一些工人更加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无法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的人口就是过剩人口。显然，过剩人口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相联系的，正如佩珀所说：“‘剩余’人口之所以不能够购买食品，仅仅是由于一种经济制度无力（或不愿）创造足够工作以增加收入或对那些工作的人支付充足工资的结果。”［1］142佩珀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原因的诊断是正确的，真正抓住了生态危机的本质，这与某些绿色分子所主张的环境破坏是与错误的态度即在观念上不够重视生态问题相联系，认为只要实施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方法就可以摆脱生态危机的观点区别开来，佩珀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大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环境问题上两种倾向的揭露及人口问题实质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伪善，从而为其寻求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奠定了基础。四、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既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要消除生态危机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佩珀看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首先，佩珀探讨了绿色变革战略。在佩珀看来，最好的绿色战略就是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首先要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利润为唯一目的，生产只是为了销售，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家的贪婪行为必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引起生态危机。鉴于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抛弃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实行按需要而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这种需要并不是资本家通过广告和营销等手段而制造的“虚假意识”，而是真正反映人们生存与发展要求的需要，因此它是一种可持续的需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根据需要而进行资源的开发与分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已不复存在，生产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基础上，按照计划以有益生态的方式进行，从而实现资源利用的计划化和资源枯竭的最小化。佩珀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因为在其中进行生产劳动的工人获得了共同体本质，社会是认知共同体社会而不是利益共同体社会，这样的社会有一种生态仁爱性，制度的设计体现了社会公正，同时也力图避免生态矛盾。其次，佩珀探讨了变革的力量。佩珀认为，工人阶级在变革中仍起关键作用，阶级冲突是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但同时要将环境运动、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目标。当然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只有“直到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它被创造出来并坚持它的时候，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到来”［1］357。在这里，佩珀其实也强调了大众革命意识的重要性。最后，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通过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建立起生态社会主义，那么，生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绿色分子坚持生态中心论，认为生态难题应归因为人类对环境的控制，认为只要人类放弃对环境的控制，把环境置于中心位置就可以解决环境难题。佩珀很明确地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人类中心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确实存在着控制自然的思想，但是，对自然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主仆关系，其实二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和社会没有分离，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部分，是矛盾的对立面，是有机的统一。同时，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类改变自然，另一方面，自然也改变人类自己。如人类通过学习如何种植自然产品，就把自己变为定居的人，学习制造东西，就变为工业社会的人，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我们的实践能力（比如运输和电子计算机）提高了，这些是物质方面的，同时也有非物质方面的，这就是人的智力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提升。正因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因此在自然面前，不应放弃人的中心位置，人对自然的控制未必会引起生态问题，相反，“‘支配’意味着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这其中隐含着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1］339。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论。技术中心论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置于中心的位置，佩珀所说的人类中心论是与人本主义同义。他反对将自然神秘化或者夸大自然的道德性，认为人类本身并不是造成污染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潜藏在社会的经济制度中，我们所观察到的生态问题是社会产生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确是人类中心论的，因为它对‘自然’状态的关心不仅被视为主要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还是由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关切引起的。因此，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而且，正像它认为从本质上说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在生态上不健康的社会一样，它宣称，一个适当的生态社会在本质上不能支持社会不公正。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的需要”［1］340。五、结语《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是佩珀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之前，佩珀并不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来研究生态问题，而是一位生态中心主义者(ecocentism)，随着绿色运动的不断分化演变，他才成为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如此重大转变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1992年的‘世界峰会’公然宣布西方资本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强大利益不打算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他被激怒了，对资本主义彻底地丧失了信心”［2］。佩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得出的结论，确实客观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弊端，为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我国的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其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展望也坚定了我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然而，尽管冠之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不一定能和马克思主义走到一起，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其实，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仍无法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弊端，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只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从而找不到一条通往未来道路的正确途径，以致陷入一种空想，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另外，在生态问题上，与生态社会主义相对的是生态自治主义，笔者认为，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若要取得突破仍需要借鉴对方的有益成果，弥补自己理论的不足。正如郇庆治所说：“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辩证阐释中必须要有时代的内容，必须要吸纳生态自治主义提出的对自然存在及其秩序的尊重，这才是它真正面向未来的生存蓝图。”［3］参考文献：［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53.［3］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7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