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财经的论文篇1
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企业财务也不例外,企业财务的背后就是财务文化。企业财务文化与财务资本的结合,是推动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因素。因此,注入“文化”因子于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之中,深入挖掘财务学的文化内涵,不仅将对原有的财务管理学带来冲击,同时也预示着我国财务管理的实践方向和发展趋势。
一、财务文化的内涵界定
对于财务文化内涵的界定,近几年我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课题组(2003)认为财务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财务人员在长期的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中创造和形成的、最高层次的、非经济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财务文化可分为财务物质文化、财务制度文化和财务精神文化。财务价值观、财务精神(风气)、财务道德观、财务知识、财务形象和财务设施是财务文化的要素。财务价值观与财务道德观是财务文化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冯巧根,2003)。
陈兴述(2003)认为财务文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认识。广义的财务文化是指影响财务发展变化及其模式选择和财务行为的,包括知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在内的人类的活动方式、行为模式以及精神与物质设施构成的并为财务所隐含的复合体。狭义的财务文化仅仅是指财务人员的意识形态,即财务人员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
李连华(2004)则认为财务文化应该包括财务价值观和财务理念两个不同的层次,财务价值观指股东利益最大化、诚信至上、社会责任感,而财务理念则是服务为先、现金至上、时间价值最大化、财务风险最小化、沟通和合作、财务管理创新。
夏明(2006)认为广义的财务文化是企业在财务领域的渗透和体现;狭义的财务文化是企业财务部门长年累积形成的具有自身个性的财务宗旨、财务观念及财务行为准则的综合,是融化于企业财务流程并与企业的资金流、行为流相互糅合的一种“文化流”。
二、财务文化对传统财务理论的影响
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不难看出,财务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根本手段,以激发财务人员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和财务管理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强调建立以人为本的财务管理哲学。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时都以人为出发点,以文化的形式实现财务人员群体的凝聚力,从而使财务人员群体发挥出最大的整体功能。作为一种财务管理思想,它认为财务人员是财务管理的主体,财务管理的核心是对财务人员的管理,只有提高财务人员的思想觉悟、业务水平、文化素质、道德情操等,才能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作用,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由此可见,传统财务理论忽视财务文化的重要性是偏误,而重新挖掘财务学的文化属性并以此探讨财务文化对传统财务理论带来的影响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研究前提的重新界定
任何一种理论,必须有其严谨的理论前提。而财务理论的理论前提从根本上可归纳为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缘于古典经济学兴起之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是:经济人是自私的,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是驱动其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扩大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因此,“经济人”可以设定为“利己动机+理”(李心合,2003)。这一假设运用到财务理论中,才有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的可能,才有资本成本成为企业融、投资决策的依据和标准等等。可见,经济人假设是判断经济主体行为是否合乎理性的价值判别依据,如今已成为指导我们认识公司财务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工具。
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现代财务理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体现,但其局限与无能也使人们越来越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第一,中国从“富则修”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历了对穷的狂热、虚假的赞美到对金钱病态的疯狂追求。在物质财富面前,部分中国人变得狂躁不已,把道德置诸脑后,不择手段。这正如马歇尔所说,“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第二,经济人也可能存在私人偏好和社会偏好。在现代经济学中,说“经济人是自私的”,仅仅是就“使偏好函数最大化”而言的。作为经济人,“自利”这一概念仍然可以很好地表达包含利他偏好的“私人偏好”:一是基于“血亲机制”,经济人自愿放弃自己的部分财富来改善亲朋好友的处境而获取“声誉收益”;二是基于“互惠机制”,经济人以牺牲眼前的资源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此外,经济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并不只是物质利益,受人尊重、社会地位、名誉等“个人的社会价值”也构成个人利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既可能是利己主义者,也完全可以是共同利益的直接追求者,甚至可以是利他主义者。这正如经济学家A・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所言,“如果假定人类是坚定的自利者,永远以一种自我中心的范式来行使自由,那么对理性的进步和公共行动的预期就是异想天开。”第三,当我们进入那些与交易缺乏明显的、直接的联系领域时,经济人就会终止履行经典教义的规定(杨春学,2005)。企业家为保护环境而自甘受损、为救助穷人而匿名捐款、为社会公正而甘愿牺牲等行为,都是理性经济人假设难以解释的。同样,经济人假设也难以解释企业员工出于对团队的忠诚而忘我工作、不计报酬。因此,我们不能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视为唯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目标(如公益精神、团队精神等)就是不理性的,这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理论的研究前提应该是“经济人”与“社会人”的交融。
(二)研究导向的重新定位
在传统财务理论中,把企业的行为抽象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这种理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自身的目标。以此为导向,传统财务理论构筑了一套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套理论体系直接导致了财务价值导向的偏颇,基本上排斥企业“与制度相关动机”和“与伦理相关动机”,而这些动机事实上都是现实世界里企业财务活动无法回避的。因此,在嵌入财务文化的情况下,财务研究导向(即企业理财目标)就需要作出重新定位。我们知道,企业作为多种资本的集合,作为一系列经济性和社会性契约的集合,其目标函数的结构是很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其中既有经济性契约的目标函数,又有社会性契约的目标函数。经济性契约的目标函数要求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社会性契约的目标函数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应该履行其社会责任。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导向应该是“利润”和“责任”的统一。
(三)研究方法的重新考量
传统财务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承袭了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或个体组成的,所有行为都是个人或个体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整体的存在和现实性。哈耶克(1989)说得更彻底,“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但是,财务学界对个体主义方法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认为其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一,个体主义方法论将人类行为的动机假定为主观效用价值最大化,而这个假设的理论前提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然而事实上,由于社会成本的存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随处可见。第二,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确认公司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却忽视了非财富性目标的客观存在。第三,由于实证研究的盛行,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构建的传统财务理论基本上无视制度和文化因素对公司财务行为过程和方式的影响,而是只注重“理性工具”(即财务技术)。不可否认,财务研究方法由于包含众多的数理知识而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性特征,但“人”(既为经济人,也为社会人)的“观念判断”却常常决定财务研究方法的走向和结论。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方法应该是“技术”和“观念”的糅合。
(四)研究对象的重新表述
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公司财务的经济效率性,或者说价值创造是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但不管如何表述,传统财务理论忽视财务的社会性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企业关注其价值的最大化也无可厚非。但是也应看到,公司财务行为作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受社会结构限制的网络化行为(李心合,2003),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或无法离开社会对其的影响。历史、文化、经济与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等非经济要素,同样是进行财务理论研究时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财务理论研究不仅要关注财务活动的效率性,还应该关注财务活动背后所蕴藏的财务关系。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对象应该是“价值”与“关系”的互动。
(五)研究内容的重新审视
在传统财务理论研究中,一般将财务管理划分为筹资活动、投资活动、资金营运活动和利润分配等财务活动并单独研究某一项财务活动的规律性。这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看是必须的,也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势必导致财务理论研究的日趋封闭。所以,对财务理论研究内容的重新审视,就应该把握两个方向:一是重视财务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强调道德文化的重要性。
对财务制度的重视,除继续研究完善财务本位性正式制度外,尤其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所谓财务本位性制度是指直接约束企业财务行为要素的制度规范,它既可以是财政部制定并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也可以是散见于公司法、税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公共财务规则”。而财务关联性制度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比如伦理道德、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等,但却对企业财务行为及其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关系起约束和限制作用。财务关联性制度事实上就是财务本位性制度的环境性约束条件,因而财务本位性制度与财务关联性制度需要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以摆脱传统财务理论“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局限性,实现财务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式发展。但是,财务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有效率的财务制度除了需要同有效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具备诚实、正直、公平、正义等良好道德品质的执行者,同时还需要与制度相吻合的、丰厚的文化土壤。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内容应该是“制度”与“文化”的衔接。
三、嵌入财务文化的财务理论重塑
传统财务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技术财务学”,它是诉诸物质财富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其内容结构基本上是按照融资管理、投资管理和利润分配为主线布局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人为本”观念的价值逐渐凸显。从宏观角度而言,无论何种经济体制,无一例外地从不同侧面强化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从微观角度来看,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也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文化”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因此,在此背景下,财务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就必须要反映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充分展示企业财务中人文思想与财务机制的内在联系,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把握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内涵。也就是说,是否关注“财务文化”是传统财务理论和现代财务理论的根本区别。
(一)让“认识”变为“理念”
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一直局限于“技术主义”而不能自拔,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认知是不符合财务的本质特征的。财务,顾名思义,是指涉及钱财的事务。这里的“财”,属于物质的客观范畴;“务”属于意识的主观范畴。也就是说,“财务”原本就是物质的客观性和意识的主观性的统一。那么,财务理论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强调“技术”而忽视“人文”,财务理论应同时具有技术和人文双重属性。毋庸讳言,财务管理学关注资产、资本、成本和利润等物化因素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此,在财务理论的创新研究中,要把对财务的“认识”变为一种“理念”,不仅要继续重视“资金流”,更要充分关注“文化流”。
(二)让“观念”充满“过程”
财务文化的缺席,充分说明传统财务理论对财务观念的理解是片面和狭隘的。文化的主旨是观念、思想、精神和智慧,而“观念”又是文化的核心。从财务理论的发展来看,在由“哲学观念、专业观念、基础观念”所组成的财务管理观念层次中,最核心的观念应该是“人本观念、市场观念、法治观念、信用观念、环保观念、公益观念”。这些核心财务观念不仅源于市场经济的精髓要义,也深刻体现了财务文化的精神实质。它们不仅是企业财务活动的中心内容,也是进行财务理论创新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三)让“文化”融入“创新”
财务理论整体框架既包括财务专业技术的知识内涵,又包括财务文化的知识内涵。作为财务专业技术的财务理论已日臻成熟,并在财务管理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但对于财务文化以及财务文化对财务专业技术影响的研究却乏善可陈。财务专业技术对于保证企业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进行财务管理的是人而不是物,人是有思想的,所以对财务文化的研究与关注是不可或缺的。财务诚信的建立、财务行为的慎独、财务能力的发挥等,无一不打上财务文化的烙印。同时,财务文化对财务技术有很强的制约性,没有财务文化将无法保证财务准则的有效执行。财务专业技术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在财务理论的创新研究中,我们应该跳出技术层面的束缚而努力向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拓展,使财务文化深深融入财务理论的整体框架中。
【主要参考文献】
[1] 夏明.财务学的重新塑造与整合:一个文化的视觉[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8).
[2] 陈兴述.论财务文化[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3] 夏明,杨春甫.财务文化与财务文化学[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4] 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5] 夏明.“双翼财务学”:重构财务学科新体系的另类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8).
[6] 李心合.论制度财务学构建[J].会计研究,2005(7).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2
一、财务学研究视野的扩展
财务学者最初是从比较容易观测感知的财务活动来探讨一个财务主体的财务规律与奥秘。财务学者一直把资本（包括厂房、机器等实物资本）等具有客观物质属性的生产要素视为财务主体财富生成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财务学者进一步发现，一些不易被观测感知的非物质因素也对财富生成具有重要影响，如技术、知识、信息、法律、制度等。而且那些无法通过感官直接观测感知的纯粹主观精神因素也对财务活动从而对一个财务主体的财富生成具有明显影响。财务行为主体的主观精神因素由此也渐次进入财务学者的研究视阈。财务学者还发现，乐观、充满希望的企业比悲观、失望的企业有更好的财务前景。诚信和信任也成为财务学者研究的对财富生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因素。财务学者发现，诚信和信任有助于财富生成。因为诚信和互信精神可以显著降低财务主体的交易与管理成本，扩大交易与相互合作的范围和深度，从而促进财富增长。耐心也是财务学者观测到的对一个财务主体的财富增长具有明显影响的心理因素，这在股票市场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就系统地论述了信仰和价值伦理观念与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在关联，提出了财务文化概念。然而，财务文化理论并没有得到财务学者们的积极回应与认同。现在一些深受经验实证主义思潮影响的财务学者无法在自身的经验实证理论框架内接纳财务文化这种主观理论元素。所以财务文化理论提出以后很久，仍然迟迟没有进入广大财务学者的研究视野。
习惯于实证研究的财务学者虽然不屑于在自身的语境与理论逻辑中讨论财务文化，因为把财务文化这个无法通过经验把握的研究对象纳入财务学研究分析体系不符合实证主义理论传统。但是，财务学者又无法回避一个国家、单位的财务文化会影响该国家、单位的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所以，一些受实证研究理论教条禁锢较轻的财务学者，把财务文化作为财务学的研究对象。他们沿袭了制度学派的基本理论立场，把财务制度作为一个国家、单位财务活动和管理的重要背景条件。他们认为，不仅明确的财务制度对财务活动和管理有显著影响，而且看不见的习俗、价值观念、伦理精神、财务行为习惯等财务文化因素同样对财务活动和管理有显著影响。财务文化表明财务行为人群体的主观文化精神禀赋是一个国家和单位经济增长不可忽略的重要决定因素。不同国家、单位的财务文化存在差异性，会显著影响其财务活动和管理的路径与绩效，这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令人欣慰的是，财务文化概念提出以后，开始有更多财务学者关注和研究财务文化对财务活动和管理的作用。
二、财务文化难以融入财务学的原因
国家和单位的经济发展尽管难以排除财务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在主流财务学理论框架内财务文化精神又始终被隐匿遮蔽，其主要原因有：西方财务学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财务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受新古典经济学思潮的影响。而新古典经济学又受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影响，他们主要关注土地、气候、矿藏、机器等物质要素和自然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几乎完全忽视人的精神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财务学者普遍把具有丰富精神个性的财务行为人视为与物质资本一样的无差异的资源，财务文化的重要性在主流财务学者的理论视阈里几乎完全消失了。财务学将人的财务活动和管理作“拟物化”处理是对财务运行过程作机械物理运动理解的需要。特别是流行的实证分析财务学，他们追求一种精确完美的分析计算工具。但是，这种所谓精确完美的分析计算工具却无法用来分析和把握人的主观财务活动和管理，更无法用它来分析财务文化对财务过程的影响与作用。因此，他们只有将人们的财务活动及管理“去文化化”，财务学作为“一门科学”才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却造成理论失真，从此人的财务文化因素对财务过程的密切关联、作用与影响，被排除到了财务学研究的理论视阈之外。其实经济学巨匠斯密、马克思、马歇尔都没有回避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他们从来不认为人是单纯的“理性经济人”，而是具有多重属性的“文化人”。脱离文化因素对经济学和财务学进行研究肯定是有重大缺陷的。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财务学又深受经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经验数据计量检验成为财务学研究的主要工具手段，也成为财务学者选择研究变量的基本准则。那些不具备客观经验表象的文化因素，受到财务学者的冷遇和排斥。财务行为人丰富的文化特质在主流财务学者分析视阈里基本上是缺失的。财务趋利性成为财务学中涉及的财务行为人唯一的人格理性特征。主流财务学对财务行为主体财务文化特质的舍弃，究竟是否科学合理？这是财务学者必须厘清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西方主流财务学忽视财务文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基本财务文化背景和历史源流同属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具有相似性。西方国家的基本财务文化价值取向是崇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因此，历史文化背景的同质性使得财务文化因素退隐为其他各种显性因素之后的隐性因素。但是，当西方财务学者的分析视野跟随着西方国家资本外拓延伸到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并试图解释财务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其他国家的财务活动和管理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不考虑这些国家的传统财务文化背景条件，仅仅用西方财务理论范式，无法对这些国家的财务活动和管理作出合理解释与准确预测。例如，以个人功利、完全理性为基本理论假定的西方财务学，就难以解释中国人在世俗财务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义为先”的财务行为。也无法理解中国民间社会所崇尚的“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好汉财务行为。所以，如果基本文化背景和财务行为价值取向出现显著区别，财务文化就成为财务行为解释的强关联变量。也正是在对不同财务文化背景国家的财务行为研究的过程中，财务学者们看到了财务文化对财务活动和管理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财务文化对财务行为的影响
社会学意义上的财务文化可以泛指人类发展所取得的所有财务文明成果。这些财务文明成果包括三种不同文化形态：第一种是有形的财务文化，如有形财务资本等实物形态文化；第二种是无形的主观财务文化，如财务信仰、财务道德理念；第三种是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的财务文化，如财务知识、财务技术、财务信息、财务法律和制度等。在本文的理论思维中，财务文化既不是指第一种有形的文化，也不是指第三种类型财务文化，而是指第二种财务文化。一个国家、单位的财务文化是由这个国家、单位的人群共同分享和信奉的一种财务文化精神。这种财务文化精神是人们在长期财务活动及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财务信念、财务准则、财务偏好、财务行为范式和财务思维习惯，并且经耳濡目染、口口相传地继承下来。
作为主观精神的财务文化是如何对财务活动及管理过程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呢？人是财务活动的主体，财务选择和财务运行过程是由人完成的。财务文化通过影响财务行为主体的财务行为选择从而影响财务活动及管理的发展与运行。财务文化对财务行为主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3
(一)财务分层理论的二层次说阶段1988年郭复初教授发表了《社会主义财务的三个层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财务体系包括国家财务、部门财务和企业财务三个层次，首开财务分层理论的先河。虽然市场经济下部门财务已无存在的必要，但其提出的国家财务和企业财务是所有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的雏形，是财务分层理论的起源。之后于胜道教授于1995年明确提出所有者财务理论，并根据现代企业制度两权分离的实际，将财务分成所有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同时，他还重点阐明了所有者财务存在的意义以及所有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的区别。此后，干胜道教授在随后的系列论文《试论创建所有者财务学》、《对所有者财务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和专著《所有者财务论》中形成了关于所有者财务的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标志着财务分层理论的初步形成。
(二)财务分层理论的三层次说阶段1997年，汤谷良教授发表了《经营者财务论――兼论现代企业财务分层管理架构》一文。该文吸收了西方财务理论中的相关内容，丰富了财务分层理论。至此，财务分层理论就发展到“三层次说阶段”――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汤谷良同时指出，在以上三个层次的财务管理中，经营者财务是最主要的。其理由是：“所有者财务在企业以法人形式存在以后主要是一种监控机制，而不是一种决策机制；财务经理的财务是注重日常财务管理，是经营者财务的操作性财务；经营者财务是企业财务的精髓。经营者具有财务自，有权独立进行财务活动，包括资金筹集、投资、使用、分配和偿还的自和财务预测、财务决策的自”。赵德武教授(1998年)提出了另一种“三层次说”，指出财务问题包括债权人财务、出资者财务和企业财务。伍中信教授(2005)赞成汤谷良教授关于财务分层理论的有关观点，并进行了一定的发展，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财权分割理论，以弥补财务分层理论的不足。
(三)财务分层理论的五层次说阶段李心合教授(2003年)指出财务体系应当包括五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外部利益相关者财务，包括出资者(或股东)财务、债权人财务和政府财务。出资者财务具体包括终极出资者财务和中间出资者财务；债权人财务主要指银行作为企业债权人的财务，其涉及的财务问题主要包括：银行对企业的信用分析和资信评估制度、限制企业负债期限和债务资金的用途、抵押和担保制度、对企业及其经营者财务行为的约束制度、银行介入公司财务治理的制度以及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财务和解及清算重组制度等；政府财务指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制定“公共财务规则”，以界定公司财务行为边界、方式和后果。第二层次为经营者财务(或受托管理人财务)。经营者财务内含董事会和总经理两个具体层次。经营者财务是拥有实际控制权的财务层次，其财务对象是公司的全部资产，目标是使其控制下的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并公平地协调各种财务利益关系。第三层次为职能部门财务(或财务经理的财务)。由于分权制的存在，企业内部下设很多职能部门，对应到财务方面则要设立财务部门。就职能部门财务而言，它是经营者财务的职能化和具体化，在性质上是从属于经营者财务的操作性财务。第四层次为分部财务。在一个实行授权制的层级制企业里，分部或责任中心实际上构成内部相对独立的理财层次，因为分部或责任中心一般都有其相对独立的财务活动，由此形成了财务的第四个层次。第五层次为员工财务。李心合教授认为，除了公司层面的财务决策控制权分享和收益分享制度外，财务公开制度、公司财务运作层面上的财务责任或责任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在员工个人层面上的合理化建议制度等，都是员工参与公司财务治理与管理的重要机制和方式。因此，公司财务应当包括员工财务在内，员工财务同其他财务共同组成财务分层理论等方面。
二、财务分层理论的分歧
(一)二、三层次说的理论依据――委托理论在有关财务分层理论的研究中，二、三层次说和五层次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来发展财务学，主要代表人物为伍中信、干胜道、汤谷良等绝大多数学者。伍中信教授(2005年)运用经济学理论对财务分层理论的依据进行了深刻剖析，认为两权分离是财务分层理论的理论来源，而委托理论则是财务分层管理的理论基础，财务分层理论是完全可以置于委托这一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的。因为，企业的所有者是否将某些财权以及将哪些财权让渡给其他理财主体，归根结底是要将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和权衡。如果某一财务事项因委托而产生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则所有者会让渡该财务事项的处理权。由此就为财务分层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学基础。
(二)五层次说的理论依据――利益相关者财务与二、三层次说不同的是，五层次说的提出者李心合教授则考虑到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融合，并在二者的基础上开创性的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财务”作为财务分层理论的理论基础。具体来说，李心合教授提出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是吸取了共同所有权理论、托管责任理论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精华并结合财务学自身的特点而产生的。
(1)共同所有权理论。“共同所有权理论”最早是由弗里曼(Freeman)、多纳德逊(Donaldson)、布莱尔(Blair)，米切尔(Mitchell)等为代表的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共同所有权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集合，而这组契约并不仅仅包括股东和经营者，还应包括债权人、员工、政府、社会公众、供应商和顾客等。影响企业治理的专业化投资中的任何一方，都要求参加企业分配，即股东获得红利和股息，债权人获得利息，经营者和员工获得工资和报酬，供应商与客户从与公司的交易中获得利益，政府从企业收税。
(2)托管责任理论。2001年，美国学者约翰・凯从托管而非所有权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托管责任理论”。约翰，凯认为，所有权概念是不适用于公司的，没有谁能够拥有公司，公司应当是“有自己个性、特点和激情的机构”，是一种社会组织，拥有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是公司资产的受托管理人，而不是股东的人，“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是保持公司的资产，并公正地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并为了促进公司利益的发展，有权在任何情况下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采取行动。”按照约翰，凯的托管责任理论的观点，公司受托管理人所关注的“是利害相关者群体――投资者、雇员、供应商、顾客和管理者等的广泛利益，而不是仅只关注其中某一类”。
(3)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在管理学上，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通常是指“公司董事作为公司各类利
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该定义包括两项基本原则：利他主义原则和受托管理原则。公司社会责任一词内含公司股东以外的其他利害相关者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以及整体社会的利益，因此是对单纯的股东利益导向的公司财务模式的重大挑战。
由于财务分层理论的提出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导致了在财务分层上的重大区别。从财务分层理论的发展阶段而言，二层次说和三层次说基于委托理论，认为所谓的分层就应该是具有委托关系的分层，是具有产权关系的上下级之间的分层。其主要代表人物伍中信教授虽然也认识到了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但认为不应把除股东、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纳入到财务分层理论体系之中，并强调指出，其他利益相关者是财务主体之外的主体，所掌握的财权不属于分层的范畴，是一种平行的主体。同时，伍中信教授还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财权分割的概念，对财务分层理论进行了推进。而五层次说主要依据的是共同所有权理论、托管责任理论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财务分层应当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经营者、财务经理、企业员工等主要利益相关者在内，这些利益相关者同股东和经营者一样，均从属于同一财务主体。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财务分层理论的客观要求
(一)和谐社会思想的引入在目前的财务学界，西方现代财务理论仍占据主流地位。西方现代财务理论由Markowitz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Miller&Modigliani的资本结构理论、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Fmna的有效市场假说以及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理论组成。其中1959年最早提出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理论。但是，中国关于财务理论的研究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建国初期，中国财务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引进原苏联的财务管理理论。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将企业理财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中国在吸收西方先进财务理论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很多具有自身特色的财务理论，财务分层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在新的时期为了更深刻的体现中国特色，财务分层理论必须契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和谐社会是指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的社会形态。和谐社会的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如《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周礼・春官》提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这些都体现出了古人对和谐的重视。而后来的《易传》和《中庸》对和谐思想的认识更深了一个层次。《易传》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儒家经典中的和谐思想也得到了后人的传承和发扬。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提出了实现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2005年2月，主席又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的财务分层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契合大的时代背景，把和谐思想充分地纳入到企业微观层面。
(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引入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1980年由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出版的文件《世界自然保护策略：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资源保护》中第一次出现的。该文件第一次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术语提出，指出：“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对地球的关心，除非地球上的土壤和生产力得到保护，否则人类的未来是危险的”。1987年2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第八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即布伦特兰报告)。该报告首次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国际社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是第一份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动计划，从政治平等、消除贫困、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生产和消费方式、科学立法、国际贸易、公众参与能力建设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活动和手段。这些决议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而中国政府更是积极响应，并率先于1994年3月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至此，可持续发展便成为了中国的一项发展战略。而可持续发展也从最早关注自然属性发展到关注其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一点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因此，有必要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引入财务分层理论中。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4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财务治理 框架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财务造假案件屡现，财务治理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对于财务治理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外关于财务治理的研究多寓于公司治理的范畴内，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课题加以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委托理论，该理论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成本模型，指出了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Richard和Philip（2000）提出公司财务报告应披露与公司治理有关的信息。华盛顿大学教授Jarrad等（2008）从实证角度论述了公司治理对库存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认为完善公司治理有利于公司确定最佳现金持有量。Christopher等（2010）关注了公司治理、财务报告及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课题，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比较而言，我国学术界则把财务治理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研究，更具系统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汤谷良（1994）教授在其论文《出资者财务论》中首次提出了财权的概念，并认为财权应该是一个与产权相区别的独立财务学概念。杨淑娥（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配置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成为后来财务治理结构建立的基础。伍中信（2006）以财权理论为理论基石，构建了一个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财务治理体系。
本文认为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应以我国现有的财务治理研究成果为基础，并借鉴国外公司治理中财务部分的最新前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框架。
理论基础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是指在公司中存在利益或具有索取权的群体。Freeman（1984）认为，利益相关者应包括供应商、客户、雇员、股东、当地的社区以及处于人角色的管理者。米切尔（1995）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三个层次—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潜在利益相关者。我国学者李心合（2004）分别从合作性和威胁性两个方面，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支持型、边缘型、不支持型和混合型利益相关者四类。
本文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向企业投入了专属资本并对企业有要求权的利益群体。这些专属资本可以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借贷资本亦或上述资本所有者的授权。具体包括股东、经营者（含董事会和经理层）、监事会、员工、债权人、政府等。
（二）财权理论
财权是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它包括财务关系和财务活动两个层次。伍中信提出的财权流理论认为财权起源于原始产权主体。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资本雇佣劳动，他支持的是股东至上理论，认为只有向公司投入资本的股东才具有企业的财权。本文认为，在现代公司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所有权资本不再是企业资本的唯一来源。企业除了所有权资本外，还依赖于人力资本、借贷资本等专用性资本的投入程度。因此，财权需要在上述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配置。
财权从范畴上来看，可分为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前者源于显性契约视角，后者源于隐性契约视角。本文在考虑以上分类的基础上，认为财权具体包括财务收益权、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控制权。
框架构建
（一）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目标
公司财务治理的目标，应该与公司目标、公司治理的目标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西方关于公司治理的目标有如下两种理论：一是“股东至上”理论，其理论基础是资本雇佣劳动，认为公司的目标应最大限度的保证股东的权益；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其理论基础是劳动雇佣资本，认为公司应体现利益相关者在公司中的利益诉求，即企业价值最大化。由于财权的分散化，企业价值最大化逐步取代传统的“股东至上”目标并成为主流财务目标。因此，本文认为，应将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作为企业财务治理的目标。这一目标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处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其二是开展利益最大化的财务活动。
（二）利益相关者静态财务治理：财权配置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因此，利益相关者静态财务治理即以财权配置为核心建立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明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财权配置如表1所示。
1.股东的财权配置。股东基于其向公司投入的所有权资本而享有公司的财权配置。具体包括：一是财务决策权，如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董事和监事的报酬、利润分配方案、证券发行等；二是收益分配权，股东基于其持股份额承担公司亏损的份额和分享公司盈利的份额；三是财务监督权，由于现代公司的两权分离，并非所有的股东均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因此股东有权利获悉公司运行情况的财务信息。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5
（一）环境起点论
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从财务管理实践中产生的，而这些实践活动又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应以环境为起点来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会产生相应的理财模式，也就会产生相应的财务理论体系（王化成，2000）。”环境是财务管理理论发展变化的基础，一切的财务管理理论问题都由此展开。
（二）假设起点论
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与发展，都是以假设做为逻辑起点的，然而在财务学的研究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它对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或奠定了基础”（陆建桥，1995年）。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的相关人员对经济事物和财务现象无法确切认识和论证进而根据客观情况所做出的合乎逻辑的断定。假设为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
（三）目标起点论
“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财务管理也不例外是，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我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务理论结构应以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出发点。”（王化成，1994）财务管理目标的确立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既与理论相结合又与实践目标相联系，突出了财务目标在财务管理理论中的地位。
（四）本金起点论
“本金起点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前述不同起点理论的种种不足。”（郭复初，1997）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本金起点理论符合逻辑起点的标准，并弥补了其他起点的不足，一门学科能找到渗透于该领域的一个基本细胞，那将它作为研究起点最合适不过，那么财务的本金起点便是如此，有利于从各个方面概述，并构成完整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五）本质起点论
这种观点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财务初建时期。“本质是事务的内在联系，财务本质是财务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财务管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标志。”（张兆国，1999）杨淑娥认为，财务管理的逻辑起点应是整个财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部分，应能够体现理论内在的规律性及客观性并能演绎推理出整个财务理论框架，因此以财务本质做为逻辑起点是较好的选择。
二、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条件及评价
（一）符合财务管理理论逻辑起点的条件
本文综合相关理论研究的成果，认为财务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应具备六个条件：第一，逻辑起点应具有内生性，而不是外在的条件；第二，逻辑起点应具有原生性，而不应是由其他前提或条件派生出来；第三，逻辑起点应具有客观性，而不应是人们主观确定；第四，逻辑起点应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不是多变的；第五，逻辑起点应具有发展性，应随着环境的发展和信息的完善不断发展和完善；第六，逻辑起点应能够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
（二）财务管理理论相关逻辑起点的评价
环境是一种外生变量，对任何学科和任何活动都有影响，不能将其自身与财务管理理论相结合，更不能演绎、推理出财务管理的其他理论和范畴，且环境具有复杂性与多变性，因此很难建立相对稳定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也很难为财务理论的研究提供深层的根基。所以环境只能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外部条件。
财务管理假设是对财务管理环境的高度概括、抽象、提炼和总结，也是对财务管理相关活动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因此财务管理假设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且与环境密不可分，环境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决定了相关财务假设复杂性与多变性。财务管理假设又具有人为的主观性，对实务和实践的指导缺乏一般性认识，所以以此为起点对财务管理理论系统研究不具有统驭作用。
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管理活动的起点，但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不应等同于财务管理活动的起点。财务管理目标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多变性，不同的环境和时空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将不同，目标缺乏稳定性与自身逻辑性的科学反映，因此不能将其做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
本金虽贯穿财务管理活动的起始，但它只是财务管理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且财务管理对象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因此以它为逻辑起点会限制财务管理的作用范围，并很难构建起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财务本质反映了财务管理理论与财务管理活动的内因及内在规律性联系，弥补了上述不同起点理论的不足，以此做为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起点是最符合。而关于本质起点中本质的观点也不一致，关于财务本质有货币关系论、资金运动论、资源配置论、本金运动论等多种观点。而本文认为在众多观点中，资源的概念最大，涵盖的范围最广，大于资金、货币及本金等的概念。只有资源配置论的观点可以阐述企业的财务活动，资源配置论是以一定的方式来配置经济资源、生态资源、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使各方平衡、协调发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生态的恶化。所以财务管理理论应以资源配置论的财务本质作为逻辑起点，结合财务管理目标、假设、原则、职能、环境等来构建财务管理概念框架。
三、可持续发展观下对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
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而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是可持续发展观不可忽视的一项。“资源”由过去只关注经济资源转向关注经济、社会、生态总资源，资源的范围在扩大，这对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也具有重大影响。而财务管理的本质是资源配置论，正是以可持续发观为背景，在此情况下研究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既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不可缺少的因素。本文从财务管理本质、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假设三个方面重新思考与定性。
在可持续发展的观下，本文认为财务管理本质就是资源配置论，即财务主体对经济、社会、生态资源的有效性及合理性配置。
财务管理目标由企业价值最大化向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时兼顾社会与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企业不能只追求自身的效益，要把尊重自然、改善环境、履行社会责任做为企业永续发展的目标。
财务管理假设，以前的假设全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如“经济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财务主体假设、理性财务行为假设、不确定性假设假设等。在可持续发展下，我们更应该关注生态发展，把“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做为财务假设的范围。
四、我国可持续发展观下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一）贯彻十精神的必然要求
十报告中，回顾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对我国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这个背景下，企业将可持续发展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观点纳入企业发展的思想体系中符合时代的要求。
（二）企业竞争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企业逐渐意识到，企业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实现长远发展，除了不断创新外，企业还要维护良好的社会形象，这种形象的维护来自于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和维护生态环境所做出的贡献，所以在可持续发展观下，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三）适应新经济形势需要
新经济形势要求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者的统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耗费，企业相关成本的核算也应考虑资源成本与环境因素。对企业来说，企业要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念，才能保证企业的清洁生产，才会意识到生态问题，才能实现企业有序健康的发展，也才能符合社会新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化成.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353.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14日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总体偏低。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还是体现在教学方面，就其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而言，与本科院校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尤其是科学研究方面。要提升高职院校的科学研究功能，就必须了解高职院校目前的科研现状。
陕财职院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坐落于陕西省咸阳市，创建于1960年4月，其前身为陕西省财政学校，先后更名为陕西省统计财经学校、陕西省财政会计学校、陕西省统计财金学校、陕西省财经学校等，1986年由西安迁建咸阳。2001年9月独立升格改制为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7月正式由陕西省财政厅划转陕西省教育厅管理。陕财职院秉承“博学、慎思、诚朴、笃行”的校训，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的办学理念，立足陕西省，面向全国，依托会计行业，面向三大产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人才需求，为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培养了大批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形成了“团结、严谨、勤奋、奉献”的优良校风和“实训与理论相融并进、岗位与课堂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陕财职院以建设成为陕西财经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陕西财税干部培训基地、陕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会计工作能力训练与认证基地、财经类高职学生就业创业培训基地，实现“省内一流，行业著名”为办学目标，根据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设置和调整专业，旨在形成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专业体系。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检索网址为http：///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检索时间为2017年2月7日；检索方式为“高级检索”，控制检索条件为：作者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模糊匹配方式，发表时间从“2001年”到“2016年”，来源类别“全部期刊”，共检索到文献1，454篇，然后利用CNKI提供的“分组浏览”和“文献分类目录”功能进行统计分析。
二、统计结果及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统计与分析。发文量是衡量一个单位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不仅能体现单位的科研水平，同时也能说明单位的学术氛围。表1为陕财职院2001～2016年发文量统计。其中升格初期，由于科研实力薄弱等原因，年发文量较少；2009年首次突破100篇。可以看出，自升格以来，陕财职院年度发文量虽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增长趋势，科研总量在增加。（表1）
（二）学科分布统计与分析。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学科分布进行统计，所得数据能体现学校设置的各个学科（专业群）的学术水平及科研实力。截至2016年底，陕财职院作者发文量超过50篇的学科共有11个，具体如表2所示。陕财职院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两个学科是企业经济、会计，发文量较多的学科有贸易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金融等，这与该校开设的主要专业吻合，也体现了该校的办学特色。其中，在企业经济学科203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13.96%，说明该校企业经济学科科研实力最强，财经特色较为鲜明。（表2）
（三）研究层次统计与分析。研究层次是指研究论文所属的领域。截至2016年底，陕财职院作者所属最多的五个领域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该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说明陕财职院是一所以人文社科为主的高职院校。在以工科为主的省属高职院校群体中，陕财职院办学特色和专业特色较为鲜明。（表3）
（四）合作机构统计与分析。合作发文机构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情况。科研合作对合作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作发展有很大帮助。截至2016年底，与陕财职院作者科研合作最为密切的机构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陕财职院地处咸阳，该校作者与民族学院（坐落于咸阳）、咸阳师范学院、陕西科技大学（以前也坐落于咸阳）合作比较密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表4）
（五）基金资助统计与分析。基金论文是指由各类研究基金项目资助产出的论文，是衡量论文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基金论文比是各类基金论文数占论文总数的比例。陕财职院作者科研论文标注的主要基金项目详见表5。截至2016年底，该校作者共有33篇产出论文标注了7种基金项目的资助，基金论文比为2.27%。这一比例在陕西省高职院校中属于低水平，主要是由于高职院校科研实力相对薄弱，较难获得高层次基金的支持。（表5）
（六）发文期刊统计与分析。期刊档次整体上反映了该期刊所的普遍水平。表6列出了陕财职院作者数最多的10种期刊。可以看出，在该校作者发文最多的10种期刊中，有《教育与职业》、《财会通讯》、《商场现代化》等期刊出现（或曾经出现）在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该校作者的其他主要期刊影响力不足，大部分论文质量尚待提高。（表6）
（七）论文关键词统计与分析。关键词频次越高，说明相关主题论文数量越多。表7列出了2001～2016年陕财职院作者发表期刊论文标注频次最高的10个关键词。可以看出，陕财职院作者使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高职院校”、“对策”、“问题”、“高校”、“教学改革”等，这说明陕财职院作者关心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关注教学改革，能够针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同时，高频关键词“电子商务”体现出来该校的专业特色。（表7）
三、结语
本文统计了陕财职院升格为高职院校以来到2016年底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统计显示，该校科研实力持续不断增强。该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在企业经济、会计等学科的科研实力最强，财经特色较为鲜明。该校作者的科研合作具有地域倾向，发表的基金论文较少，的主要期刊影响力不足，论文质量尚待提升。该校作者科研工作聚焦于“高职院校”等与自身关系密切的问题，关注教学改革，能够针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1]石伟平，唐林伟.我国高职院校科研总体水平偏低[N].中国教育报，2015.7.9.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7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8
二、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含义
当前，中小企业都着力于构建和谐财务环境，而三位一体财务管理理论框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对刚性及柔性财务管理进行兼顾。其主要是为了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目标，符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也与中小企业财务管理诉求相匹配，更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预期。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除却包含企业财务基本要素，也与企业财务相关文化要素具有直接相关性，有助于对企业财务管理理论进行不断建构和丰富。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导入文化要素，能够形成财务管理文化。例如，在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中，对心理契约理论进行借鉴，并以此为依据对各种财务关系进行约束。而书面财务契约则属于显性财务文化范畴，它能够引导企业进行刚性财务管理，而以心理契约理论为代表的隐性财务契约，与显性财务契约互为补充，使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处于良性发展状态，实现柔性财务管理[1]。
刚柔并济财务管理模式需在财务权变理论基础上，考量传统文化要素。中小企业依据自身财务环境，在通常情况下以刚性财务管理为主，而柔性财务管理则主要是为了应对特殊需求。
三、中小企业构建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意义
首先，财务管理的理论储备比较丰富，它不仅具备既定的理论框架，更将财务文化考量在企业财务管理范畴内，充分发挥刚柔相济财务管理作用，真正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目标。
其次，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一直存在误区，它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服务。但是其容易滋生过度筹资、投资等诸多社会问题，而忽略社会责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和谐作为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对各主体利益进行兼顾，使企业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实现社会和谐与企业和谐。例如，传统意义上，企业以经济目标为主，受利益驱使，很容易出现恶意并购情况，而和谐财务管理更加倾向于沟通和谈判，避免了不必要的经济纠纷[2]。
第三，传统企业财务管理主要依托于财务制度，并没有认识到财务文化的重要性，容易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产生阻碍。传统企业财务管理背景下，将资金作为主要要素，并借助财务制度对其进行约束。近年来，逐渐发现，企业财务管理中也离不开技术、信息、法律和文化等细部性要素。财务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其在特定企业环境下兼顾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使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更具可开拓性。对财务文化和财务资本进行同步考量，使中小企业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益，而是更多着眼于社会效益关注层面，且对财务资本的影响也极具正向性。财务文化在该过程中起辅助作用。
第四，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在中小企业财务工作中缺一不可，二者的侧重点也不同。刚性管理的考量要素是制度层面的内容。柔性管理则更注重财务工作中的人文性，它有助于充分挖掘财务管理潜力，使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更具有效性。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理财精神的架构，确保财务管理工作的灵活性。企业要依据自身发展背景，对财务管理模式进行合理选择，如果仅一味选择柔性财务管理，很容易适得其反。企业负责人和财务管理人员要结合中小企业财务工作背景，对刚性财务管理及柔性财务管理进行合理界定，为刚柔相济的财务管理方法提供理论支撑[3]。
构建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根本目的是充分发挥财务工作效力，缕清和处理各种财务关系，消除财务管理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实现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结构及财务文化优化。
四、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完善方法
完善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需对和谐财务管理目标进行部署和细化，分别从社会、经济和道德三个层次对其进行划分，并对各目标主体进行明确。企业和谐财务管理工作需真正服务于企业利益主体及未来发展。依托量化指标实现企业经济责任目标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目标和道德责任目标是通过定性或定向财务管理方式实现的。
企业负责人和财务管理人员可尝试借鉴行为财务学研究成果，对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进行拓展和补充。顾名思义，行为财务学考量的主体是人，它的研究重点是人的心理因素及期望对财务管理工作的影响，能够对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中的不安定因素进行消除。行为财务学内容比较丰富，不仅包括财务行为，更对财务规律及心理因素进行考量，着重揭示各类财务现象。财务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往往受财务环境约束或某种价值观念影响。因而，需对财务环境进行完善，并树立正确的财务理念。财务文化属于内部财务环境范畴，构建企业财务文化，有助于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目标。首先，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要将基础财务工作落实到位，使企业财务信息更加透明；其次，重视企业财务道德建设，对权利与义务的尺度和关系等进行合理把控；第三，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和谐财务关系构建。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取决于思想因素，并且直接决定了财务权力和财务行为。和谐财务管理使中小企业经济目标更加明确，资金分配也更加合理，极具市场匹配度[4]。
当前，中小企业内部财务环境仍亟待优化，这样才有助于与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形成良好的匹配关系。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必须对内部财务环境进行优化，树立正确的财务管理理念，并应用刚柔丙级的财务管理方式，达到良好的财务管理效果。例如，企业运营发展中没有充足的固定资产，可尝试借助企业资金周转和变化，实现专用资产投资，使其更具柔性。内部财务环境比较复杂，包括规章制度、财务情况、财务关系等。直接影响企业财务管理行为和方式，为实现企业和谐财务管理提供助力。企业负责人和财务管理人员要将文化要素渗透到财务工作中，确保价值导向正确，借助财务文化对财务工作进行激励和规范等。
五、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与我国传统文化
当前，中小企业尚未形成完善的具备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仅仅借鉴西方财务管理理念，很难达到良好的财务管理效果，也不具备适用性。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需要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文化基础上，以保障财务工作效果。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无论是我国社会制度，还是企业财务管理制度都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而文化背景也存在较大差异[5]。
西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讲求制度和平等。而我国财务管理工作则容易受传统文化限制，导致对领导层和普通员工的约束存在偏差，该种亘古不变的文化现象很难突破。如果文化现象很难更改，需要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制度对其进行限制，以实现文化平衡。企业领导在财务问题处理过程中保持公正，即可得到员工的认可。中小企业要尝试在刚性财务管理基础上，辅之以柔性管理，实现二者平衡。我国传统文化讲求等级性和权变性，企业领导要刚柔相济，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降低财务管理工作难度。领导者要采用刚柔相济的财务管理方式对相关财务问题进行灵活处理。同时，也要对领导者的财务管理行为进行约束，加强财务监督。财务管理制度要对领导者和普通员工进行同步约束[6]。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9
一、以商务“十三五”规划为引领，使财会理论研究成为商务“十三五”规划实现的“助推器”
“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研究，应当以服务商务“十三五”规划的实现为根本任务。商务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十三五”时期商务发展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进行了深刻分析，对商务领域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着眼点、着力点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商务发展的主要目标，确定了实施流通升级、外贸优进优出、国内外市场一体化三大新战略，确定了九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围绕促发展、上水平、补短板，规划了26个重大工程项目，并提出了若干重大政策。“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研究，应当努力适应商务发展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以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发展战略、主要任务、重要政策、重要举措为引领，突出应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围绕商务领域财务工作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开展理论和实践论证，为推进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和对策支持。除了针对商务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外，应当选择商务领域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性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从而为商务领域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政策、举措的出台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在具体内容上，应包括以下几个重点。一是与“十三五”期间商务领域改革发展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研究商务工作如何更好地适应“十三五”期间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新政策、新举措；另一方面，对财政、税收、金融等领域如何更好地支持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供相关部门在制订与商务领域相关的政策、举措时参考。二是研究商务主管部门在“十三五”期间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商务财会工作，为商务“十三五”规划的实施提供财务保障和支持。三是研究商贸流通企业和外经贸企业在“十三五”规划下如何实现财会工作的转型升级。四是企业日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实务的技术性研究，积极探索财会工作方面的新模式、新技术、新方法，并及时总结、推广与此相关的新经验。
二、着力改进财会理论研究的组织工作，不断提升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水平
（一）以商务主管部门为主导，构建财会理论研究的新机制
从总体上看，目前财会理论研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参与面不广、论文水平有待提升、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不够等。其原因较多，但商务主管部门主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理论研究工作机制不够完善是重要原因。目前，一些地方的商务主管部门很少顾及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有的商务主管部门对财会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视也仅仅停留在与会计学会联合发发文件方面。针对这种状况，必须进一步完善商务主管部门为主导、会计学会承办具体事务、相关单位及行业内财会人员积极参与的理论研究工作机制。在发挥商务主管部门主导作用方面，建议重点抓好三个方面。一是正确定位，确立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在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工作中的地位。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应将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列为财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与其他财会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在理论研究工作的组织推进、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对“十三五”期间的理论研究作出系统性安排。建议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以服务商务“十三五”规划的实现为立足点，认真梳理、分析商务“十三五”规划中涉及到商务财务工作的相关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制订“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研究工作计划，对财会理论研究工作作出系统性、制度性安排。三是创新重要课题研究的组织形式。积极探索运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理论研究工作。如对一部分重点课题，可以由商务主管部门采取向会计学会等社会组织或院校及科研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其开展研究。三是建立理论研究经费的保障机制。目前，多数地方开展理论研究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计学会的会费等收入，总体上看，经费不够充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建议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在每年的年度部门预算中安排适当的理论研究经费，从而为财会理论研究活动的正常开展提供经费保障。
（二）以“三结合”为基本方式，科学确定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
目前，财会理论研究课题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作者自行确定。二是由理论研究活动的承办单位提出参考性课题，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每年都会提出一些参考性课题。这种方式对引导参与理论研究的人员更好地确定研究课题、把握研究的内容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不足之处是这些参考课题的来源渠道相对比较狭窄。建议进一步改进课题的确定方式。可采取作者自行选择、商务主管部门推荐、向社会公开征集三结合的方式。三种方式各有所长。作者自选课题，有利于作者选择自己最熟悉、最贴近实际的课题。主管部门推荐，可以使理论研究工作更加契合全国或地方商务工作的部署，有利于发挥理论研究对商务主管部门进行决策、指导工作的作用。向社会公开征集课题，有利于集思广益，使理论研究的内容更具广泛性、针对性。在全国和省级两个层面，可考虑采取公开征集课题的方式确定“十三五”期间及每年的部分重点研究课题。征集的重点对象可包括商务主管部门，与商务工作相关的部门如财政、税务、外管、保险、银行等，相关的院校及科研机构，行业内相关协会、学会，行业内的企业，理论研究骨干。在广泛征集课题的基础上，经过筛选，最终确定重点参考课题。
（三）以骨干队伍建设为基础，为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建立一支骨干队伍对做好财会理论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多年来，我市的财会理论研究得以正常开展并取得较好成绩，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有一支骨干队伍。建立骨干队伍，着重是抓好两个方面。一是选好人员。作为理论研究骨干，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对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为便于组织骨干力量活动，有行业内会计学会的，可以在学会内部设立理论研究机构，没有会计学会的地区，可以由商务主管机关的财务部门牵头成立理论研究小组或商务财会理论研究会一类的组织。二是抓好业务培训和指导。建议以省级层面为主开展骨干队伍的培训，这样，既可以保证培训班具有一定的规模，又可以使培训的内容更加契合地方实际。培训方式上，既可以安排一些专家学者讲课，也可以安排一些积极参与理论研究并且具有一定经验的骨干介绍心得体会，还可以选择一些典型课题，进行教学互动，引导参加培训的人员对同一课题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除了开展集中培训外，对骨干人员的研究工作适时给予指导帮助也非常必要。如帮助骨干人员选择课题，谋划论文的框架结构，利用主管部门或会计学会自身的条件为研究人员提供相关情况、数据，帮助研究人员修改论文，对比较重要的论文在一定范围内组织相关人员对论文进行研讨，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
（四）以课题小组为重要形式，着力提升重点课题研究水平
近两年来，我们采取成立课题研究小组的方式对部分重点课题开展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践证明，这样做，至少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是责任主体明确，保证了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二是有利于集思广益，深化对课题的研究。三是通过实施相关的程序，显著提升了论文的质量。建议部、省、地（市）三级在开展一些重点课题的研究时，更多地采取课题组形式。采取课题组形式，并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精选课题。采取课题组方式研究的课题，应与商务“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战略、主要任务、重要政策、重要举措等内容相契合，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特殊性等较高层次的特征。二是建好课题组。课题组至少由三人以上组成，成员除了应该具备较优秀的基本条件外，还必须熟悉该课题或对该课题有一定的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须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在课题组的选择上，可以尝试采取竞争性方式。如采取公开招标方式，或在志愿申报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方式评审确定。三是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四是建立比较规范的课题研究管理制度。五是对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给予全程关注。
（五）以建立专业评审队伍为抓手，进一步改进论文评审工作
多年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我省外经贸会计学会不断改进、完善论文评审工作，形成了比较科学的论文评审机制，如分层级逐级评选推荐，对论文采取“双盲评”方式评审，都是值得称道之举。但目前的评审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下一层级推荐论文到上一层级参加评审的环节上，还存在推荐程序不够严密、论文的代表性不够充分的情况。又如一些地区论文评审人员的结构不尽合理，评审队伍不够稳定，人员经常发生变化。建议采取下述改进措施。一是建立逐级评选推荐制度。凡推荐到上一层级参加评选的论文，应在本级参评的全部论文中筛选产生。建议大区适当推迟论文评选的时间，从而为省级层面推荐代表性更强、质量更高的论文参加大区评选创造条件。二是建立相对稳定的论文评审队伍。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评委库。评委可采取单位推荐或个人自荐、论文评审组织单位根据优化评委年龄、来源、知识结构的要求择优选择的方式确定。评委应当具有较高的政治和理论素养，熟悉商务财会业务或熟悉与商务财务工作相关的业务，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人选来源主要考虑四个方面：商务主管部门、相关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行业内企业、其他与商务工作相关的部门或单位。每次组织论文评审时，可根据参评论文的内容及评委的工作安排情况，在评委库中选择相应的人员组成评审委员会或评审小组。三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制订可以具体考量的标准。在内容方面，把能否服务于推进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以及对商务领域改革发展贡献的大小，作为成果评价的第一位标准。四是做好参评论文的预审工作。由于集中对论文进行评审的时间相对较短，这就要求评委预先做好“功课”。近年来，我省外经贸会计学会每年提前将参评论文发送给相关单位进行预审，这无疑是一项提高评审公正性、科学性的重要举措。在对报省会参评论文进行预审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集中预审的方式。具体做法是将需要预审的论文制作成书面材料，参加集中预审的人员人手一册。预审过程中，将参评论文根据内容分为若干类别，每类论文分别由一个小组进行预审，在各小组发表预审意见的基础上，对拟推荐为同一等级的文章进行比较分析，最终确定拟推荐的等级。实践证明，这样做，至少有三点好处，一是有利于参加省会论文评选的评委届时能够发表更加公正、科学的评审意见；二是为参加预审的人员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其效果不亚于参加一次内容丰富的培训班；三是扩大了参评论文的影响。一些新的观点、理论、方法、经验通过预审渠道得到了传播、推介，有利于实现理论研究的目的。
三、切实抓好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努力实现财会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财会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服务。如果将研究成果束之高阁，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理论研究成果的推广、转化、运用并不尽如人意，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纸上，其积极作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必须把成果转化作为推动商务理论研究的重点工作来抓，着力完善转化机制，突破瓶颈，增强实效，使财会理论研究成果真正成为商务领域改革发展的“催化剂”、“牵引器”。
（一）科学选题
从源头上确保商务理论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选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是顺利实现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的前提条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确定的选题，都要真正体现商务发展改革实践的需要。增强问题意识，重视实证研究。
（二）强化宣传
研究成果如果不为人知晓，其转化应用自然无从谈起。对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可以考虑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宣传、推介。一是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可分散发表，也可对总会每年评出的优秀论文采取专刊形式结集发表，并适当增加发行量，向相关单位免费发放，所需经费建议由商务部在部门预算中申请专项费用。省级层面可以定期编印优秀论文集。二是在商务主管部门或会计学会的网站上发表。三是在相关的会议或在培训班上进行交流。四是就重点课题组织深度研讨。五是尝试建立重大课题研究成果的新闻制度，借助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推广。
（三）主攻“转化”
各级特别是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会计学会等单位，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的渠道和方式，着力推进研究成果的两个“转化”。
1.着力推动研究成果向政策、决策的转化。对涉及商务领域自身改革发展以及涉及财政、税收、金融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可通过摘编、专报、要报等形式，推荐给商务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供相关部门在制订相关政策、进行工作决策时参考。其中，涉及非商务领域的研究成果，建议由商务主管部门向相关部门推荐，以便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10
三位一体财务管理理论框架是对传统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升华，其主张采用刚柔并济的管理方式，这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潮流，有利于实现和谐财务管理。三位一体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可以实现企业财务文化的多样性，这也可以保证企业文化的丰富性。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也会带来筹资过度、财务报表作假等问题。所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应该努力实现和谐管理，这可以减少恶性竞争。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忽视了财务文化，而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强调财务文化的丰富性，有利于增加企业的财富。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是以沟通谈判的方式竞争，在企业文化中加入了诚信与信任，主观精神因素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有着一定影响。企业文化是指在特殊的环境下，企业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的财务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财务文化与财务资本相结合后，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笔者注重人性化的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通过发展企业的财务文化，可以提高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回报力量。财务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其基本含义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能力。传统企业财务管理以刚性财务管理为手段，其效果不太理想;而柔性财务管理可以克服刚性财务管理的不足。构建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财务管理活动，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好财务关系。它的财务管理目标理论是和谐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基本理论是优化企业财务文化，财务管理运行理论是以刚性财务管理和柔性财务管理为手段。这里面都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也需要认真设计工作规范和流程。
3、完善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措施
3.1以细化和谐财务管理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目标必须内含经济责任目标、社会责任目标和道德责任目标三个方面，其中的经济责任目标应当涵盖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换句话说，企业和谐财务管理应当是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仅是企业的股东，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儒家传统和合思想中讲求的中庸之道。既然是经济责任目标，就可以用许多量化指标进行管理。至于社会责任目标和道德责任目标两方面，既可以进行一些定性财务管理，也可以进行定量财务管理。
3.2借鉴行为财务学的研究成果。行为财务学就是将人的心理活动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来，探讨人的期望、心理对财务管理的影响。这与我们完善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目标是一致的，许多方法也是相通的，刚柔相济财务管理与行为财务学有异曲同工之处。企业优良财务文化就是好的内部财务环境，加强企业优良财务文化建设对于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目标至关重要。财务文化具有导向作用、激励作用、规范作用。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定为和谐财务管理，实际上就是为了人、企业和社会更美好，这可以赢得绝大多数人的信赖和支持。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11
（一）西方对财务治理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家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司财务理论和治理理论的融合研究，这是最早的企业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雏形。但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沿着这种研究思路继续研究下去，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司治理理论及其实证方面的研究中，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理论方面的研究重点从传统的结构层面研究到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家更加注重公司治理与财务、资本、社会等的交叉学科研究，这为我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路。
（二）我国对财务治理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财务治理结构论和财务治理效率论。
伍中信等（2007）将财权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合同中明确规定的“通用财权”和基于企业效率、由企业合同疏漏形成的“剩余财权”。由于财权的二元性，导致了财务治理领域的细分：传统财务治理结构论和财务治理效率论。
现代财务治理结构理论是研究财权配置的理论，是构建于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一个理论体系。事实上，整个现代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的研究正是围绕着财权这一核心概念而逐步展开的。李心合（1996）开创性地提出了财务治理结构的概念，随后汤谷良（1997）、宋献中（2000）、伍中信（2001）、杨淑娥（2002）、张敦力（2002）、黄菊波（2003）、李连华（2003）、衣龙新（2005）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去界定财务治理结构的范畴。尽管理论界对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论述不尽相同，然而，建立在财权理论基础上以实现财权合理配置为目的的财务治理结构理论已成为目前财务理论界的共识。
林钟高（2004）研究发现，财务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伍中信（2007）认为，财务治理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通过财权的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伍中信（1999，2010）、衣龙新（2005）和白俊（2009）等的专著均不同程度地涉及财务治理效率问题，这是财务治理效率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虽然，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大部分对财务治理的研究都集中在完善理论体系以及构建合理的财务治理结构上，对财务治理评价的文献很少。高明华（2011）首次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报告，通过4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评价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状况，这是我国财务治理评价体系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为今后学者提供了研究方向。
二、我国计算机产业现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互联网络飞速发展，计算机、通信广播日趋融合，电脑在社会和家庭得到迅速普及。目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业向制造、服务、高技术含量方向的转型期，整体业绩不稳定，波动较大，使得计算机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随之而来的困难使得其发展受到阻碍。我国计算机行业属于信息技术类，包括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业，但由于计算机及相关设备业制造业属性较强，因此本文立足于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分析。
计算机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高学历的人才，因为知识密集度高是计算机业最为显著的特点，其次由于该行业本身的高风险、高投入性，使得计算机业在融资方面遇到阻碍，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其发展，成为很多计算机业公司倒闭的原因。
三、我国计算机企业财务治理现状
（一）资金管理机制不健全
计算机行业的产品或者服务销量越大，出现资金不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公司管理人员往往忽视了这个问题，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前期准备中，而后续运营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
（二）缺乏健全的研发和创新激励机制
计算机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技术不但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而且也需要一定的人力投入。在计算机创业企业内部，企业领导和员工的薪酬、职位的升降、福利待遇不确定，致使企业内部员工缺乏研发和创新热情。
（三）研发和创新决策机制不合理
计算机企业研发和创新技术决策机制不合理，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程序和组织机构，在研发和创新技术项目选择和管理上，缺乏持续性战略核心。企业是否重视研发和创新技术，主要取决于企业领导者的素质和个人偏好，也常以管理者个人经验为主，缺乏对市场、产品、政策、技术的系统分析研究，以及方案比较论证。没有对研发和创新技术进行管理的一整套工作规范，决策的随机性大，导致创新失败的几率较大。
四、实证研究
（一）样本的筛选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的行业划分方法，本文选取信息计算机应用服务公司2008-2012年作为分析期，以该段时间的年度财务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本文在剔除掉部分企业财务数据有缺失或不完整的以及被ST的部分公司，最后确定符合要求的97家企业2008-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1.因变量。本文选取企业价值作为评价财务治理效率的因变量。企业价值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账面价值、市场价值等。本文将价值界定为：市场价值。即：托宾Q=（股权的市场价值+负债的账面价值）/总资产的账面价值。
2.自变量。为了能够全面地反映企业的财务治理状况，通过对相关理论文献的研究，结合本次研究样本的实际情况，本文拟采用表1所示指标。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我国计算机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效果、财务状况以及发展趋势，可以综合反映到各项财务指标中。通过借鉴国内外公司财务治理的相关假设，结合我国计算机业上市公司的行业特质及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H1：我国计算机业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与财务治理效率正相关。
H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Z值与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呈正相关。
H3：信息技术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财务治理效率产生呈正相关。
五、假设检验
运用SPSS软件，计算出Person（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分析。
由表2、表3、表4得知，企业价值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与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正相关，这说明企业价值与企业的偿债能力负相关，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正相关、与企业的营运能力正相关，但与营运能力相关性小。企业价值的提升，可通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尽量将偿债能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由此得出，假设一不成立。
由表5可知，企业价值与股权结构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价值越小。由此得出假设二不成立。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12
二、学科研究与理论研究
众所周知，搞好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关键。但人们往往只将学科建设问题视为教学研究问题，其实学科建设中的学科定位、学科范畴和学科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于该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财务学科研究与财务理论研究密不可分，也可以说，财务学科研究本身就是重要的财务基础理论研究。要解决目前财务研究主题不清晰的问题，就必须处理好财务学科研究与财务理论研究的关系，基于财务学科定位、学科范畴和学科方向，确定财务理论研究范畴、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
1.学科定位与理论范畴。财务学科定位涉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一是财务学科的内涵问题，财务学科具体是指财务管理学，还是财务学，或是财务金融学？二是财务学科的归属问题，财务学科是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企业管理二级学科下的财务管理，还是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会计学二级学科下的财务管理，或是属于经济学科门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金融学二级学科下的财务管理？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学术研究所鼓励的。但是针对某项具体的研究成果，关于上述问题的观点必须是明确的、协调的。即：如果将财务学科定义为财务管理学科，它的学科归属就是管理学科门类；如果将财务学科定义为财务金融学，它的学科归属就是经济学科门类。当然，在某一学科门类下，如何定位其一级学科归属和二级学科归属仍然是要有明确观点的。
财务学科的不同学科定位或学科归属，决定了财务理论研究的范畴。如果将财务学科归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则财务理论研究的基点应是管理学理论，即以如何管理好财务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将财务学科归属于经济学科门类，则财务理论研究的基点应是经济学理论，即以财务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使用效率提升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如果将财务学科定位为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科，则财务理论研究应该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进行学科交叉融通研究。可见，财务学科定位不同，财务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不同的。我们在进行财务理论研究时，应该基于明确的财务学科定位。
2.学科范畴与研究主题。财务学科的范畴受财务学科定位的制约，明确财务学科定位之后，财务学科范畴就清晰了，而财务研究的主题正是取决于财务学科范畴。例如：如果将财务学科范畴定为企业管理下的财务管理，那么财务研究显然要围绕企业财务管理或公司理财来进行，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金融市场管理等则不属于财务研究的主题范畴；如果将财务学科范畴定为管理学科门类下的财务管理，则财务研究的主题范畴扩展到企业财务管理之外的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如果将财务学科范畴定为财务金融学领域，则财务研究的主题范畴不仅包括企业财务、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而且包括金融市场学及投资学研究的主题。当然，在不同的研究主题范畴下，可进一步从不同角度确定财务研究主题。例如：从财务理论视角分类，可分为财务理论基础研究主题、财务基本理论研究主题、财务应用理论研究主题；从财务研究对象视角分类，可为分企业财务理论研究主题、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理论研究主题、资本市场财务理论研究主题，进一步对企业财务理论研究主题进行分类，可分为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研究主题、企业财务控制理论研究主题、企业财务决策理论研究主题、集团管理控制理论研究主题；等等。财务研究主题可在财务学科范畴框架下不断细化，深入挖掘财务研究中的问题。
3.学科方向与研究问题。在明确研究主题范畴的基础上，财务理论研究的创新关键在于发现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在财务研究主题范畴非常广泛的背景下，确定科学的研究问题本身就是一道难题。通常我们应基于各学校财务学科方向、特色及优势来选择研究问题。例如：有的学校的财务学科方向是基于会计学的财务，有的是基于资本市场的财务，还有的是基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财务；有的学校的财务学科优势在于可持续发展财务，有的财务学科优势是跨国公司财务，还有的财务学科优势是非营利组织财务；等等。研究问题的选择应符合各自的财务学科方向，突出其学科优势和特色。
关于研究问题的类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科学问题属性分类资助导向中明确了四种科学问题：一是鼓励探索、突出原创；二是聚焦前沿、独辟蹊径；三是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四是共性导向、交叉融通。这四种科学问题属性分类对学术研究问题导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四类科学问题实质上也是学术创新的四种路径。当前财务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归因于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四类问题，特别是在突出原创和交叉融通方面的成果很少。因此，财务研究科学问题导向可以此为依据，以财务研究的原创问题、前沿问题、需求牵引问题和交叉融通问题为选题方向，应特别重视根植于中国的财务原创问题研究，针对我国财务学科内涵与定位复杂的特点，突出共性导向，加强学科交叉融通研究。
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学术研究的类型通常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综合研究。不同的研究类型各有其研究目标、研究重点以及研究价值，应当协同发展。但当某种类型的研究过多，而另一种类型的研究过少时，可能需要引起注意。例如，当前的财务研究大部分是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一些综合研究实质上也是以应用研究为主，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不利于财务理论创新，特别是不利于原创理论成果的产生。财务基础研究的重点是解决财务理论基础和财务基本理论问题，财务应用研究的重点是财务应用理论和财务影响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可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支撑，应用研究可为基础研究提供需求导向。
1.理论基础与基本理论。基础研究通常涉及理论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财务基本理论研究通常涉及财务的内涵、本质、对象、目标、内容、职能等关于财务本身的基本问题，以及基于财务内容的资产组合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股利分配理论等。财务理论基础则是指支撑财务基本理论的更深层次的相关学科理论，如有的财务理论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基础，有的是基于管理学理论基础，有的是基于法学理论基础，有的是基于社会学理论基础，还有的是基于数学理论基础。财务基础研究中的财务理论基础研究非常重要，通常财务学派的产生往往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当前财务研究中研究主题不清晰、研究问题不科学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从其理论基础薄弱方面找到原因。特别是我国目前财务学科定位及范畴并不统一，基于学科交融进行理论基础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
财务创新的根本是财务基本理论创新。在明确了财务理论基础与财务基本理论的关系后，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或多学科交融的理论基础进行财务内涵、财务主体、财务本质、财务对象、财务目标、财务内容、财务职能等基本理论研究都可能取得创新成果。特别是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基于数字经济创新财务基本理论，如何基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根植于中国的财务基本理论和国有资本经营管理理论，如何基于智能会计理论发展创新智能财务基本理论，是当代财务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
2.基本理论与应用理论。应当指出，财务学术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并不是财务实践中的解决方案，它实际上仍是理论研究。目前大量的财务学术研究成果属于应用研究范畴，例如：有的是宏观领域的财务应用问题研究，有的是微观领域的财务应用问题研究；有的是投资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筹资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分配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经营管理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对影响财务的因素进行研究，有的是对财务决策的后果进行研究；等等。虽然目前财务研究有大量的应用研究成果，但为什么进行财务应用研究，财务应用研究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成效，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财务应用研究不仅仅要论证与检验财务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财务应用研究，发现与解决财务理论问题，进而从财务应用理论视角反思财务基本理论、完善财务基本理论、创新财务基本理论。财务应用理论研究虽然是基于某种现实需求牵引，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放在创新财务基本理论的范畴。这样的财务应用研究才真正符合财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
3.基本理论与影响理论。目前财务研究中影响理论研究盛行。财务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包括宏观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研究，公司治理对财务管理的影响研究，公司管理对财务管理的影响研究等；财务管理的影响后果研究包括财务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财务管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财务管理、财务治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财务管理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等。这些财务影响理论的成果表面上看研究视角宽广，财务影响范畴涉及领域众多，似乎对提升财务管理的地位及作用范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换一个角度来看，目前许多财务影响理论研究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财务本身上，而是放到了影响因素和影响后果上，实质上是提升了宏观经济、公司治理等的功能作用，并没有基于影响因素和影响后果来论证、完善和创新财务基本理论。
因此，在财务应用研究中，必须将财务影响理论研究的重心归位到财务基本理论研究上，使财务影响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财务理论创新上。一方面，通过财务影响因素理论研究，从多因素视角完善、创新财务资源配置和使用机理；另一方面，通过财务影响后果理论研究，从不同后果角度完善、创新财务管理功能和内容。以基于会计学的财务管理为例，当我们研究会计信息对财务决策和管理控制的影响时，应将研究重心放到基于目前的会计信息，探索财务管理应该如何改革与创新上，应思考我们的财务管理是否真正充分有效地使用会计信息进行了管理，而不是一方面论述会计对财务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财务管理教材和研究中却很难看到利用会计报告进行财务管理的成果。
四、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学术研究中的研究方法通常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规范研究可进一步分为规范分析研究、分析式研究、文献研究等；实证研究可进一步分为文档研究、案例研究、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实验研究等。研究方法是为研究主题及研究问题服务的，一项研究可能用到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当前财务研究中应用的研究方法与其他经济研究和管理研究中应用的研究方法类似，偏重实证研究，轻视规范研究，严重影响了财务研究的质量，上文探讨的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研究方法的影响。因此，正确理解与处理各种研究方法的关系，对于提升学术研究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1.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一项学术研究成果必然要有论点和论据。研究论点通常是通过规范分析方法提出的，研究论据则可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式研究、文档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进行论证。因此，通过规范分析提出论点是所有研究必然采用的方法，也是使用其他论据检验方法的前提。一项研究成果可以是纯规范研究，即用规范分析提出论点，用分析式方法或文献研究方法形成论据，但所有实证研究的前提都是用规范分析方法提出论点。如果没有运用规范分析方法进行好的理论分析与提出研究假设，那么再科学严谨的实证检验都没有太大意义。实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仅仅是指模型及检验的科学性，还应包括规范分析提出论点假设的科学性，而后者正是目前财务研究中所忽视的、关键的问题所在。
2.实证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财务学术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实证研究方法中不是仅有文档研究，还有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本文统称为“实践研究”）。财务研究的科学问题往往来自于实践，而不同的问题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都各不相同，文档研究通常采用的大样本数据往往难以准确反映所研究问题的特质，而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实践研究方法则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和检验所研究的主题和问题。因此，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时，应根据所研究的主题和问题，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应当鼓励实践研究方法的运用。当然，实践研究过程中的调研访谈等涉及许多方面的协调，研究难度大、工作量大、时间长，这些都是相较于一些“短平快”研究方法的“劣势”。但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不鼓励这种根植于实践的研究，不能从中国特色实践中研究中国特色财务问题，则很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财务研究成果。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13
一、财政属性问题回顾
财政是属于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的问题,直接导源于财政本质的争议。不同的财政本质观将得出不同的财政属性论,反过来财政属性分析也将加强和支持自己的财政本质观。
我国财政理论界早在50年代前半期,就已提出了财政属性问题。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财政本质大争论中,则成为热门话题之一。60年代出版的《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小册子,大体上囊括了这一问题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故下面着重介绍之。
邓子基为该书写了《关于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问题讨论综述——代序》,介绍了关于财政属性的争议概况:“这个争论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是随着对财政本质的认识而逐步展开的。起初,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财政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财政,都是一种上层建筑。后来,有人对上述论点表示怀疑,认为社会主义财政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也是经济基础,肯定社会主义财政具有两种属性,对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政,则仍认为是上层建筑。近几年来,有人主张财政是经济基础。其中又有两种意见:有的同志主张社会主义财政是经济基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政还是上层建筑;有的同志则主张任何社会形态的财政都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1)具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三大类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是一种上层建筑。持这种观点的有陈明鉴等人。陈明鉴在《财政是一种上层建筑》一文表明了这一观点。该文主要是“从上层建筑的特征来探讨财政的上层建筑的性质”的,认为“财政本身不能生产物质财富,它不是物质的形式”,从而也应是一种上层建筑。此外,他还指出,“财政比之一般上层建筑又有其特殊的地方。财政是伴随国家而来的东西,……国家本身是一种上层建筑,财政既伴随国家而来,我们就不能否认其依存其他上层建筑——国家的事实。”(2)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种属性。在姜维壮的《社会主义财政基本上属于经济基础,私有制社会的财政是上层建筑》,和叶振鹏的《国家预算既属于经济基础,又从属于上层建筑》等文中,阐述了这种观点,这只要从论文的题目可清楚地看出了。
这种观点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主张社会主义财政具有两重性,理由是:(1)财政为经济服务的部分属于经济基础,财政为上层建筑服务的部分属于上层建筑;(2)企业财务是经济基础,国家预算是上层建筑;(3)来源于生产领域的财政收入和用于生产建设的财政支出是经济基础,来源于非生产领域的财政收入与用于非生产建设的财政支出是上层建筑。其二主张社会主义财政和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均有两重性。因为财政作为一种经济关系是经济基础,但财政与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有关,所以又是上层建筑。其三主张社会主义财政是(或基本上是)经济基础,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则是上层建筑。因为社会主义财政直接同物质生产密切联系,它参与生产和分配,所以是经济基础,而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则与物质生产没有联系,只是生产过程以外的偶然的东西,所以是上层建筑。
一种观点认为,不论社会性质如何,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这是因为:(1)财政的本质乃是一种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本身就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2)财政虽以国家为前提,是国家的产物,但财政不是国家这个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能混淆财政的产生与存在原因同财政本身的区别,不能混淆财政本身和服务对象的区别;(3)财政的性质虽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但最终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性质,国家只起中介作用;(4)应该把财政这一分配关系本身同反映这种分配关系的财政观点、财政政策与规章制度区别开来;(5)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样具有阶级性与历史性,不能因为财政具有阶级性与历史性,就肯定为上层建筑。(6)财政收入来源与支出用途反映着一种分配关系,不能作机械表象的理解。(3)
在《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小册子中,持经济基础观有5篇,超过一半。持这种观点的有邓子基、赵春新、安体富和蔡次薛,以及主张剩余价值产品决定论的王绍飞,和在70年代末提出社会共同需要论的何振一等。
此后在“”中对该问题的争议几乎停止了。“”结束后不几年,我国财政理论界重开财政本质问题的论战,作为该问题伴生物的财政属性问题,很自然地也被重新提出。尽管已时隔十几二十年,但在我国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没有大的变化的大环境下,参加争论的主要还是那些人,因而所持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分歧依然如故,除了有所深化之外,基本上没能超出原有的窠臼。此后,随着人们对于财政本质问题的淡化,我国财政学界对于财政属性问题的争议也逐步沉寂了。至今除了在大学课堂上教师有所介绍之外,基本上不再见诸于财政刊物和论着之中了。
二、财政范围问题回顾
财政范围或者说财政体系的问题,也是与财政本质直接相关联的财政基础理论之一,因而将其与财政属性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
在大连财政学讨论会上,几乎每篇论文都涉及了财政范围问题,并且在当时就形成了“大财政”、“中财政”和“小财政”三大类的看法。
1.“大财政”其主张者主要为李成瑞。他认为,“社会主义财政的范围(体系)包括
以下三个部分(环节):(一)国家预算;(二)国家银行信贷;(三)国营经济各部门和国营企业财务。”(4)
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的《财政学》(初稿)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即“财政体系是由财政实质确定的。在我国有计划分配社会产品过程中,属于国家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形成集中性货币资金与非集中性货币资金的诸分配关系,构成了我国的财政体系。我国财政体系主要包括国家预算、银行信用和国营企业财务三个环节。”(5)
2.“中财政”其主张者邓子基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本质决定财政范围。……凡是具备反映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特征的分配,都属于财政范围。不具备的,都不属于财政范围。”(6)因此,“在我国条件下,财政的范围主要包括国家预算与国营企业财务两大环节。…前者是我国财政的中心,后者是我国财政的基础。此外,财政的范围还包括国家信用(公债)和其他财政资金等方面。”不过,“企业财务虽然成为财政的基础,但不等于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全部属于财政范围。……国营企业财务中反映的财政分配关系的那一部分,即体现以国家为主体与无偿特点而与国家预算发生相互关系的那一部分,……才属于财政范围……。财政既不包括全部经济关系,也不包括那些由信贷、等价交换、提供劳务而形成的分配关系”。(7)这是典型的“中财政”,它由国家预算和国营企业财务的部分内容所组成。
3.“小财政”陈共撰文指出,“我们是主张‘小财政’的”。至于“小财政”包括哪些内容则没有具体指出,而仅谈到小财政在概念上是不等同于国家预算的。(8)不过,通常来说,“小财政”即是主张财政范围仅由国家预算和预算外资金所构成。
此时人们的争论还未涉及预算外资金,是因为当时预算外收入数额过小。在80年代随着其规模的膨胀,预算外资金也自然地被纳入财政范围内,这对于各种财政范围观来说倒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此外,还存在着若干处于中介状态的财政范围观。
在国家分配论者中,有些人的观点介于中财政和小财政之间,但实质主张小财政。翟华林的《关于财政学上几个问题的认识》具有典型性。该文认为企业财务只是财政的基础,但不是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国家财政基础的,不仅有国营企业财务,还有集体经济财务以及其他经济成分的财务,虽然它们作为基础不及国营企业财务那样大、那样密切,但是,其为基础则一也。…把国营企业财务这个基础,当做国家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它与主张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的说法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进而指出,“把国营企业财务这个基础当做国家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不好解释的,而且必然要混淆了财政与财务的界限。”(9)
应当说,翟华林对国营企业财务是财政基础环节观点的批评是中肯的,因为国营企业财务分配并不是强制的和无偿的。但他又没有完全提出小财政的主张,而稍微留了点尾巴,将“企业财务”而不是“国营企业财务”说成是财政的“基础”,这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80年代编写组编写的《社会主义财政学》教科书,实际上受到了翟华林观点的影响。该书主张:“国家预算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主导环节,…预算外资金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补充环节。…国营企业财务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基础”。(10)这实际上退到小财政观上来了,因为在这儿国营企业财务仅是“基础”而去掉了“环节”二字,其实质是将国营企业财务从财政范围中剔除出去。
在国家分配论者中,还有较多人的观点介于“大财政”和“中财政”之间,但根本上则属于“中财政”。谷棋和刘明远等人就认为:“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国营经济财务及预算外资金在资金综合计划上共同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其中国家预算是主导环节,国营经济财务是基础环节。”沈云也认为,“国家财政范围主要应该包括:国家预算、国家财政信用、国营企业财务、国家税收、其他财政资金等五个环节”。(11)而该文的“其他财政资金”,则大致上指的是预算外资金。
这些作者的观点将银行信贷包含入财政范围内,乍一看与“大财政”相类似,但实质上与大财政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大财政”将整个银行信贷都纳入财政范围,而这些观点则仅将财政通过银行发放的长期信贷列入财政范围。由于财政拨给银行的长期信贷资金本身已包含在国家预算内了,因而它的单独提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而其实质仍是中财政观。
这两类具有中介状态的财政范围观,与前述三类财政范围观相交融,就使得我国财政理论界对于财政范围的看法,呈现了一种连续分布状态。此时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如认为税收也是财政的一个独立环节。这种主张,甚至在80年代还为许多财政学教科书所采用,但终究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改革赋予国有企业愈益增大的独立自主性,使得几乎无人再主张国有企业财务也是财政范围的构成部分了。于是,我国财政由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部分组成,大体上已没有什么争议了。此时则冒出了一个“制度外”财力问题。所谓“制度外”财力,它也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的财力,但不仅没有纳入各级政府预算,而且也不是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征收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规性质的政府财力。作为政府财力,它们显然属于财政范围,是财政的组成部分。由于它们往往与乱收费乱摊派直接相关联,因而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此时分析的并不是“制度外”财力是否属于财政范围,而是如何规范和管好这部分财政资金问题。因此,财政范围问题在90年代可以说是完全沉寂下去了。这对于我国财政理论研究来说是正常的,甚至是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是市场基础的建立解决了认识分歧的结果,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从“纯”理论争论中超脱出来的表现。
三、财政属性问题评价
由财政本质问题决定的财政属性问题和财政范围问题,尽管直接源于前苏联的财政理论,但如同财政本质论一样,也具有了我国自己的特色。它既受经济体制决定,又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变化和发展更新。
在前述的几种财政属性观点中,乍一看经济基础观是正确的,而上层建筑观则是明显错误的。其实不尽然,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其结论就不那么绝对了。
这一问题的分析是以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为基础的。对于国家分配论者来说,在“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命题下,财政本质归结为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纯分配关系”显然只能是经济基础。但这种观点未考虑到财政活动主体是国家这一特殊性。国家主体使得财政分配直接渗入了上层建筑的因素,而绝非企业等经济主体那样,进行的是“纯”经济基础的活动。财政主体的这一特殊性,使得财政成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直接中介物与联结体。这似乎是符合辩证法要求的,它避免了截然分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发生,而鲜明地表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可见,财政作为分配是一种经济活动,而其国家主体身分又使得这种经济活动直接包含了国家因素。这表明,从国家分配论出发,绝对地将财政归入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的范畴,都是无法圆满地说明问题的。
正因为如此,反对国家分配论而以客观经济因素为基点的剩余产品价值决定论者和社会共同需要论者,都是经济基础观的主张者,如王绍飞和何振一等人。他们都是仅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财政本质问题的,都否定国家与财政存在本质联系,从而在财政属性问题上不存在“国家主体”所引起的困惑。他们得出经济基础观是自然的,是与他们的财政本质观完全一致的。相反,国家分配论者则不同,“国家主体”和“分配”的混于一体,使得他们在财政属性问题上陷入困惑,产生种种不同歧见,其得出纯经济基础结论是勉强的。
从纯上层建筑观来看,它完全将财政视为国家的政治行为,而撇开了财政的分配性质,是不符合财政实践状况的。正因如此,这一观点在我国财政理论界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但就财政的主体是国家这个侧面来看,其观点则又有某种正确之处。
既然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看,单一属性观存在认识绝对化的问题,那么,双重属性观是否都正确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就双重属性观来看,我国财政界也存在着种种具体分歧。财政属性应是“财政一般”的属性,即所有社 会形态下的财政所共有的性质,而不能仅就某个社会形态或某个时期的财政,即“财政特殊”所特有的性质得出结论。因此,那种以财政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处于不同的活动领域为标准,而将整个财政的一部分归结为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归结为经济基础的观点,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那等于从根本上将财政分割为两个事物了。
这样,相对正确的观点,将是以单一标准得出的结论。为此,叶振鹏等人的双重属性观就显得较为全面,与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也更为一致。这类观点认为,财政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基础,又含有上层建筑性质,不能作为“纯而又纯”的经济基础来看待。
就财政属性问题本身来看,似乎是纯理论的问题。然而,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下,它又有着现实意义。这就是强调财政属性的经济基础观,很大程度上是希冀从理论上强调国家活动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以此减少我国经济建设中长官意志的危害。60年代是我国财政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讨论最为热烈的时期,大约就是惨痛教训的自然反映。然而,也正是由于它完全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因而也是最不为政府所重视,在其后的改革开放中几乎没有再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然而,财政属性问题与西方的公共选择论,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的是同一问题,即究竟应该仅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仅从政治的角度,抑或从两者兼顾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和研究财政问题?正是在相同的时间内,西方的公共选择论却迅速发展起来,促进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大进步。可见,回顾财政属性问题并非是毫无意义的。随着我国财政从计划型向着市场型的转变,在原有的财政属性论基础上发展我国自己的公共选择论,将是我国财政理论发展的重要乃至关键的内容之一。
四、财政范围论评价
在60和80年代两次财政范围问题讨论中,人们都同意财政范围观的分歧源于财政本质观的分歧。这是对的,因为判定“财政范围有多大”,显然必须以“什么是财政”为直接依据。这样,国家资金运动论者必须将国家预算、预算外资金、国营企业财务以及银行信贷资金都包括进财政范围,其持有的只能是“大财政观”。国家分配论者由于主张只有国家进行的分配才是财政,因而严格地说是只能持有“小财政观”,即认为只有国家预算和预算外资金才属于财政范围,因为银行信贷和国营企业财务的分配主体都不是国家。
其实不然,事实与理论推断却存在较大出入。虽然国家资金运动论者主张的是大财政观,但国家分配论者内部却出现了种种分歧,不仅有主张小财政者,而且还有相当多人持有中财政观,并且其观点往往还与大财政观有相似之处,甚至有的干脆就主张大财政观。这就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如果说财政本质是高度抽象而得出的结论,那么,财政范围则是较为具体的分析,是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各种具体的现象形态。此时概念的单一性和明了性将不存在,面对的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财政现实。于是,困惑和犹疑旋踵而至,这首先要具体解答的就是:什么是“国家主体”?
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给当时的财政理论出的一个大难题。在当时企业国有国营,银行国有国营,它们都是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活动,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组成部分,其分配从根本上看也是国家在进行分配。这样,由国家分配论出发,得出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也是财政活动,即也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也是有其依据的。由此可知,同为国家分配论者,却在财政范围问题上产生于分歧,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国家资金运动论和大财政观,也都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至少表明这些观点的持有者对于计划经济的运行特征是有着独到认识和见解的。
对此,人大本《财政学》就指出,他们之所以持有大财政观,就是因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国家具有了经济职能,使得财政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分配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财政直接伸延到生产领域,把国家预算、银行信用同企业财务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国家预算和银行信用是社会主义集中性财政,……国营企业财务是非集中性财政”。(12)
然而,企业和银行毕竟与国家存在根本区别,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和银行也仍然不是国家,它们的分配活动仍然不是国家直接进行的分配。更主要的,如果将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列入财政范围,换言之,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也都是财政,这就取消了财政与企业财务和银行信贷的区别,其结果必将导致实践工作的混乱。所以,如同国家资金运动论一样,大财政观的赞同者也鲜有其人,是可以理解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再来看中财政观就可以明了,这类观点的合理性是与大财政观相一致的,而其根本弱点也是与大财政观相一致的,简言之,中财政观能否成立的关键是国营企业财务问题。
对于将国营企业财务说成是财政基础环节的观点,李成瑞曾中肯地指出了弱点:“有的同志在讲到社会主义财政的实质的时候,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为行使其职能而形成的分配关系,但在说到社会主义财政的范围(体系)的时候,又说包括国营企业财务在内。而国营企业财务显然不仅仅是分配,而且包括资金的周转。…为了解决这个逻辑上的矛盾,已经出现了种种说法。”(13)
为摆脱这一矛盾,有些中财政论者主张国营企业财务分配与财政发生直接联系的那部分才属于财政范围。但这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将国营企业财务归人财政范围本身就是不对的,不管归入的是其全部,是其整个分配,还是仅限于部分分配都如此,因为国营企业作为其财务的活动主体,毕竟不是国家主体。
如果说这些分歧的是非曲直在计划经济下是难以判明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则是简单明了的。改革开放导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的出现,我国财政的“基础”显然已不是只建立在国有经济之上了。尤其是当着国有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运营主体之际,再以国有经济对于各级政府的行政附属关系为依据,强调国有企业财务的财政基础地位,显然是不能成立了。
总之,财政属性和范围问题,大体上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理论问题。了解这些理论及其争议,对于了解和剖析我国的计划型财政理论,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市场型财政理论,都是有其作用的。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2]何振一。理论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3]侯梦蟾。必须把社会主义财政放到再生产中来研究[A].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文选[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4]王绍飞。财政学新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
[5]张馨。财政。计划。市场中国财政比较与借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About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ZHANG Xin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se issues about the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were important fiscal theories in China in 1960‘ s.The former discussed about the effect of politics on public finance,which seems to be the issue of public choice with the Chinesemethod. The latter was discussio 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ysetm and public finance in the periods of planning and reform .
Key words: public finance; attribution of public finance;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1)(2)邓子基编:《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第1版,第5页、第111-11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3)邓子基编:《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第1版,第6-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8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5)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编着:《财政学》(初稿),第1版,第2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6)邓子基:《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若干问题》,第1版,第1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
(7)(8)(9)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39-141页、第87、90页、第250-25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10)《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社会主义财政学》,第1版,第2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