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大学论文篇1
教师大学论文篇2
一、合并型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面临的形势
合并型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在外部环境方面：其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都给合并后的大学举办高师教育带来了诸多机遇。教育部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把“高素质教师和管理队伍建设”作为六大重点工程之一，提出了全面推进教师教育创新，构建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改革教师教育模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的新思路。
其二，我国提出到2020年要普及高中教育，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高质量教育的关键是高质量的师资，提高师资素质的关键是搞好教师教育。
其三，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非常需要一大批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高水平师资。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依托综合性、多科性大学举办高师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内部发展方面，合并办学后，传统高等师范学院的封闭性被打破，在全新的、宽广的教育环境中，教师教育具有了扩大专业规模、提高办学层次、改善学术氛围、拓宽学生视野的客观优势依托。但同时，合并型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一是教师教育办学思路和发展战略要受到大学总体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制约；二是原来长期形成的教师教育氛围和文化精神要受到合并后的大学校园文化的冲击；三是由于工、管、师等各科人才的培养成本不一样，新生入学时的收费标准不一致而带来的经济收入的差异，都不利于在合并大学内优先发展教师教育，合并后的大学加强并发展教师教育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困境。
教师教育的现状与未来的需要也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我国高师课程体系存在以下问题：学科独立，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重理论轻实践，缺乏整体优化；各类课时比例失调，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课程内容重复，难以激发学生兴趣；师范性不突出，职业技能训练不足；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我们尚缺乏教师教育的整体观念，对教师行业的师资培养缺乏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师资培养并没有把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师资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从而导致教师规格不高，培养和培训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衔接不够，导致教育资源的整合程度不高。教师教育主要针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需要专门的行业内培养；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缺乏衔接，综合性大学的学科辐射与职业教育师资的养成缺乏衔接，教师的双专业特征没有能够体现，不利于教师资源的整合。
合并后的湖南科技大学保留了原有的师范专业。学校一方面要提升学科水平、提高教师教育毕业生的竞争能力，因而要追求教师教育专业的学术性和综合性，教学内容向综合性大学靠拢；另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教师教育的传统，依托优势的学科资源，使教师教育办出新的特色。这样，如何在新形势下办好教师教育、教师教育如何发展等战略问题就现实地摆在了学校面前。
二、合并型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发展的战略对策
1．从学校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发展教师教育的重要性。尽管合并后的大学内高师教育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师范教育在我国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变，他们为我国基础教育服务的信念不变。”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趋势看，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实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的增大，必然引起中小学教育规模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教师需求量增加。合并办学的综合性大学应把握现阶段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尚需依托教育人才市场的时机，加深认识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在学校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要从学校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确定教师教育的战略位置。同时，努力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并努力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中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需求，把师范生培养成具有高尚的师德、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教育学科专业知识、较强的应变能力和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努力创建学校品牌。
湖南科技大学自合并之始就高度重视教师教育对于学校发展的战略地位，专门出台了《湖南科技大学加强教师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教师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任顾问，主管教学工作的校长任组长，另一名副校长任副组长，教师教育工作相关的职能处室和教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教师基本技能、现代教育技术、艺术三个研究小组，分别由教务处处长和人文学院、教育学院、艺术学院院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和研究小组组长。
注重加强教师教育理论研究，在学校教研经费中拔专款积极支持教育类课题的立项与申报工作，使教师教育研究常规化并提高针对性，以课题研究带动和提升教师教育整体水平。同时，每年从教学经费拔款中安排专项经费，逐步建设好教师教育所需要的基本技能训练的物质平台。所有这些，为学校教师教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正确处理好师范性和学术性的关系，加强学科融合，实现优势互补。我们认为，传统的教师教育在封闭的体系内完成，师范院校的专业设置较单一，往往只有教师教育一类专业。随着师范院校的合并，教师教育体系逐步开放，师范院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师范性”和“非师范性”的界限，加强学科融合，实现专业设置多元化，拓宽专业门类，同时注重建设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结构优化、贴近社会的学科专业体系。这样，教师教育培养途径宽广、基础深厚，除了能不断扩大高师院校的服务范围，增强师范院校的社会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一般来说，我国现阶段师范院校的合并一共有三种类型：一是相近规模的非师范院校和师范院校合并为新的综合大学，如湘潭工学院和湘潭师范学院合并为湖南科技大学；二是小型师范院校并入相对较大型综合院校，如宁波师范学院并入宁波大学；三是小型非师范院校并入相对较大型师范院校，保留师范大学的校名，如浙江财政学校和金华铁路司机学校并入浙江师范大学。其中，前两种类型的合并为师范院校创造了较大的学科融合的空间，在第三种类型中，由于合并进来的院校的学科水平层次较低，很难和师范院校原来的专业进行合作，师范院校合并后的学科融合困难较大。湖南科技大学开展“大学加师范”的培养模式的研究和实践，使教师教育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注重教师教育师范性的同时，加强了学科的融合和优化重组，打通专业限制，由相关专业、学科组成18个学院，所有教师教育专业分置于相关学院之中。这样就利于消除传统教师教育中过于封闭的弊端、实现综合性大学背景下的教师资源和学术资源共享，从而提高教师教育的专业水平。一是在学科门类多、办学规模大、学术层次高的综合性大学中进行教师教育，可以依托综合性大学中占优势的学术资源和师资条件，可以大大地增强教师教育的力量和条件，从而扩大教师教育的内容和范围，促进教师教育专业数量的快速增长和教师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二是将原来教师教育中比较单纯的教育性专业融入到现在的学术水平较高、学科空间较大、师资力量较强的学科群之中，师范专业的学生和非师范专业的学生在同等条件下学习专业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打破了传统教师教育中封闭性的教学体系，提高了教师教育的教学层次。特别是学术性发展目标能够开阔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学术视野，增强他们研究问题和创造性思维的意识，增加他们的学习实验和社会实践机会，有利于提高教师教育的学术水平。三是由于学校具有多学科、高水平、强师资的优势和长处，因而综合性大学中的教师教育，容易实现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之间的学科互补、交叉影响和有机融合，既有利于教师教育专业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综合性知识结构的提高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较为宽阔的基础和知识条件。四是由于学校比单纯的师范院校办学规模大、学术层次高，能够为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许多适应社会要求的课程和专业，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提供许多实践和锻炼的机会，帮助教师教育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调整专业结构和方向，为教师教育专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较大的机会和空间。
同时，为了突出教师教育的管理和特色，防止教师教育“师范性”的弱化和湮灭，学校专门成立了教育学院。作为教师教育工作的重要业务单位，教育学院负责了学校课程教学论硕士点(涵盖了若干教学论方向)和专业教育硕士的管理，并承担教师教育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在办学思想、教育目标、学生培养标准和学生职业技能训练等方面，学校重视教师教育的专业化特点，将师范专业的学生和非师范专业的学生区别地对待，按照相应的不同标准、水平和方式进行教学、训练和管理，加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思想的教育，使教师教育的专业化特点得到凸显和发扬。
3．结合学校整体发展状况，深化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改革
首先，拓宽教师培养规格的综合性，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拓宽教师培养规格的综合性，是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环节。教师的职业特点要求其知识结构比一般专业人员更加宽广，蓬勃发展的基础教育改革要求教师具有更高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能力。综合性大学有齐全的学科门类，有利于在广阔的学科背景下培养师范生，但必须找到多学科优势与教师培养模式改革的结合点，运用这些优势有效地拓宽教师教育专业的专业口径，实现学科渗透、文理交融，努力增强教师培养规格的综合性。
其次，深化课程体系改革，加快课程建设步伐。课程体系改革是加强教师教育建设的关键，必须加快教师教育类课程改革的步伐。其着力点主要是：第一，进行课程结构改革，更新充实课程内容。第二，加强教学设备的更新与科学管理，尽快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第三，要以评促教，变革教师评价模式。再次，改革培养模式，逐步构建新的培养模式。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的培养模式，目前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分段培养模式，如“3+l”、“2+2”、“4+1”等，特别是有过合并办学经历的国内各综合性大学，近年来在总结和探索教师教育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时，纷纷把视点落在分段培养模式上，并认为，从现阶段我国高师本科学制的实际出发，以在四年制的前提下考虑不同的分段组合比较适宜。根据学生知识结构形成规律及课程自身的结构特点，借鉴国外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经验，我们认为，现阶段实行合并办学的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是否可选择“3+1”的分段制培养模式。
湖南科技大学注重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凸显综合性大学下教师教育的新特点：
第一，创新培养模式，适应不同人才的发展需要。根据教师的双专业性质和学生的不同需求，积极探索教师教育类专业培养方案的“3+l”模式及部分非师范类专业培养方案模块化，努力提高教师质量规格和专业化水准。“3+1”培养模式即前三年在各院系进行专业养成，后一年进行专门的教师技能训练，享受师范生的待遇。培养方案模块化即非师范类专业在第四年都安排一个教师培养模块和专业深化模块供学生选择，以发挥非定向型师范的学科优势，并培养各种类型的师资(尤其是职业教育方面的师资)。
第二，优化课程结构和内容，提高课程内容的实用性。教育类课程主要由教育理论课和教育技能课两部分组成。教育理论课开设现代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和职业道德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教育技能课开设教师教学技能、班主任工作技能、学科教材教法、现代教育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学生心理咨询与治疗、教师基本技能训练等。通过调整，逐渐使教育类课程达到了总学时的20％左右。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大了师范类专业的师德教育；公共基础课的内容根据不同专业的需要进行了合理的取舍和选择，做到有用和够用；选修课程合理规划，有利于满足专业加深、专业转换或职业适应等需要而系统开设，以利于促使学生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同时，学校协调好了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建设工作，加强了教师教育教学资源的整合利用，推进教师教育教学资源的共建和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加强多种媒体教学资源一体化设计，发挥CAI课件和网络等媒体资源的作用，实现多种媒体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
第三，加强教育实习，增强实践教学实效。教育实习是教师职前教育中强化实践教学的主要环节，是提高学生实际教学能力的基本途径。为了切实增强实习的实效，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强化教育实习：一是加强实训基地和附属学校建设，建立了30所比较稳定的实习学校，每年投入一定建设资金，使其成为教师教育的实训基地和改革阵地，创造条件保证低年级学生每年都有一定的时间到中小学见习，增加师范生对未来职业的感性认识和归属感；二是增加试教、模拟实习的机会，充分利用观摩教学录像、“微格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丰富和充实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的真实情景感受；三是延长实习时间，逐渐探索10周乃至一个学期的实习模式，让教育实习真正成为培养高素质教师的重要一环；四是采用“校内教师+校外导师”相结合的模式，聘任校外有丰富基础教育经验的教师担任专业发展导师，充分利用校外导师所具备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指导学生开展专业拓展活动。
第四，改善育人环境，强化职业道德教育。一是充分调动教职员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积极性，尤其要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示范作用。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习，而且要关心学生的生活，关心学生的思想状况。二是积极引导师范类学生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学会理性地分析、对待和处理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在生活中养成健康的人格。三是针对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特点，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他们认识教育、了解教育、热爱教育，引导他们在生活和学习的实践中逐步养成良好的个人品德、优良的团队精神和求真务实、敬业奉献的职业素养。
4．发扬教育教学能力培养和师德教育的特色，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
师德教育和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使教师教育的重要特征。我国的国情要求我们培养的中小学教师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良好的育人氛围和行之有效的师德培养体系，是我国教师教育的优良传统和特色。开展必要的教师技能培训和教育实践活动，使师范生具备基本的教育教学能力，是教师职前培养不可缺少的内容。目前，在一些合并组建的综合性大学中，对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有所放松，师德教育也有所淡化。这一问题应当引起重视。要积极探索在新的办学模式和培养模式下进行师德教育和教育教学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当然，师德和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也不应拘泥于传统的内容和方式，应该不断改革，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基础教育改革对高等师范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高师应该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加强对基础教育改革的了解、研究和参与。当前，一些合并组建的综合性大学与基础教育的联系有所减弱，师范生与中小学接触的机会有所减少。这种现象不利于培养适应基础教育改革需求的教师，不利于教师教育自身的改革。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基础教育改革的动向，积极参与改革实践。要根据中小学课程改革的需要，调整教师教育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增强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适应性。要对师范生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加强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要强化教育见习、教育实习等实践环节，引导师范生尽早接触中小学教育教学实际。
湖南科技大学的前身湘潭师院有几十年教师培养和培训的历史，它凝集了几代人在教师教育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在社会上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合并形成的湖南科技大学具有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为创办教师教育提供了更加厚实的学科基础。从全省教师教育的综合实力来看，前湘潭师院作为湖南省第二大师范院校，在全校人才培养的实力方面比较具有优势，具有教师教育的良好传统。这是发展教师教育得天独厚的条件。合并以来，湖南科技大学发挥教师教育专业的传统优势，强化师范性。
第一，学校继续坚持教师教育专业思想教育。进一步发扬长期以来实施的“虚心、安心、放心”为核心内容的“三心工程”，将“立足基层、服务基层”定位为学校办学特色。这里蕴含、积淀着一种独特的教师教育文化，使学生在学习中能获得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专业思想得以保证和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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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研究课题
在这一阶段，师生要对研究的课题进行基本的准备，包括广泛的搜集资料，对课题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汇总，以及在研究课题时产生的观点的归纳。师生可以通过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网上浏览咨询等多种途径来获取相关信息，并对收集来的信息进行筛选，分类，提取出最有价值，最切合课题的内容。在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学生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尽管是疑问但也对研究有帮助，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做一总结，并对其展开讨论，还要记录下讨论的结果。在师生研究课题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学生们要进行分类和归纳，讨论后还要做出总结。
3.得出结论并总结
在这一阶段，要根据上两个阶段的研究得出关于这个课题的结论，对研究结果做出总结，并形成书面报告材料。成果的展示可以是多样的，小组交流，PPT的播放或者是辩论会，主题班会等。这样的展示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深化学习，将所学成果更系统化，全面化，形成更完备的知识体系，提高学生们的表达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师培养研究性教学能力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研究课题的确立是研究性教学的基础
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曾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呼唤。通过问题的呈现，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兴趣，通过问题的解决，训练他们的英语思维能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传统教育，研究性教学更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单纯的你教我学，而是教师以其中一员的身份参与到学生当中，更多的是引导鼓励。那么研究课题的确立就成了成功进行研究性教学的基础，师生的计划要从一个明确的目标开始，然后才能有分工与合作。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带动学生们的求知欲让学生们自觉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探求。
2.小组合作讨论探究是研究性教学的主要形式
研究性教学强调的是自主、创新，在这样一种要求下小组合作讨论无疑是最好的方式，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做的主要是组织，让学生们的小组更有序，在一种自由、轻松的环境下让学生们更有条理的进行讨论探究，并在主要方向上加以引导，使学生们不偏离课题。这样学生们才能将自己的创造力，探索力和学习动力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也是小组形式的目的所在。同时，小组讨论可以激发学生们先前的知识储备，使思维清晰明了的显现出来，并在讨论的过程中营造了一种大家参与，自主学习，积极探索的氛围，让同学们在感受观点冲突，问题突出的同时还能不断地思索，探求解决途径。另外，小组讨论这种形式是学生亲自参与，共同努力的一个平台，它会使学生们对探究的知识有更深刻的印象。
3.研究成果的展示是研究性教学的重要过程
研究成果的展示就是学生们思维成果的展示，就是思维过程外显的过程。它体现了学生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似乎不需要教师的参与，但是，教师在与学生们分享成果，要注意对学生们的成果予以应有的尊重，并作出评价和提出建议，使学生们的思维在原有的顺承性和连续性上有所突破，打破思维定势，使英语教学跳出语词积累的局限，向体验英语的方向发展。
4.成果反思是研究性教学的必要环节
学生们自主探究的成果会让学生们感受到自主学习的乐趣，因此教师应该组织学生们进行成果反思，立足于课本，内化学习知识，对掌握的知识进行分化、条理、归纳。教师也要对学生们的成果进行汇总，找出其中的亮点和不足，从中整理出学生们的思路，并进行分析总结，让学生们在反思的过程中找出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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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06)06-0066-05
大学教师发展(facultydevelopment)广义上指发生在大学教师身上的总体变化，这些变化源于学校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狭义上指为改进大学教师的教学或科研成效而设计的一些发展项目，它包含四个层次：改进课程的设计，改进教学技能和对学生学习的评价(教学发展)；提高专门技能或学科研究(专业发展)；提高管理职能方面的绩效(组织发展)；改变大学教师对自身的理解和认识，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组织环境，改变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态度(个人发展)。
一、美国大学教师发展的历史
在美国，大学教师发展长期以来就是增强高等教育活力必不可少的策略和手段。尽管休假年从1800年起就在美国大学实行，但是大学教师发展更多特指学科方面能力的提高和对本学科教学的精通。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侧重培养特定学科领域的专业技能，主要包括新教师的定位、教授职位的审查、学术休假和课程负担的削减等等，后来又扩大为包括专题学术讨论会报告、出公差、教学效能计划。所有这些策略都是为了更好地确保大学教师在高校里的生存和发展。
1．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教师发展
在高等教育领域，尽管人们对教学改革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大学教师发展办公室和中心也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20世纪60年代教学新方法在高校的推广，其中一条途径就是建立视听中心。最初只是提供一些技术服务，后来扩大为包括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方面的咨询。在很多校园里，新的视听中心是管理者的骄傲，也是来参观的州议员的一个必经之地。然而，起初该中心却鲜有教师光顾，因此初建时对教师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美国大学教师发展运动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1970年以前，美国很少有人关注大学教师发展，很少有学院和大学提供持久连续的教学改革项目。第一个教师与教学发展中心(成立于1961年)是密执安大学和密执安州立大学的教师与教学发展中心。
这一时期的教师发展项目和活动只是少数大学的自发行为，大学教师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不管是项目还是活动都是很零星的，不成体系的，主要还是针对教学发展而提出的。全面系统的教师发展项目尚未形成，大学教师发展的概念也不是很明确，还没有人为大学教师发展提出明晰的系统的概念框架。因此，这一时期人们对大学教师发展的理解还很模糊。尽管休假年、访问教授和资助出席专业会议在高校中存在已有一段时间，但直到本科教学成为一个主要议题提上日程，大学教师发展才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所以这时的大学教师发展专业人员几乎没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1958～1968年这段时期被称为美国联邦对学院和大学资助的“黄金时代”，因为大学研究费用增至三倍还多。到1968年，美国政府以学生资助、研究经费和建楼及实验室贷款等形式的资助扩展到美国92％的学院和大学。20世纪60年代早期和中期，受政府资助的激励，美国大学继续扩张，博士学位的数量暴增，这种增长有助于保持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张，致使综合大学和很多文科学院也都强调教师研究。由于持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数量显著增长，这一时期的大学教师发展活动几乎全都以学术休假和公休假等形式进行。
2．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大学教师发展
从1970年起，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格雷厄姆(Graham)(1997)所说的“停滞的十年”时期，渴望获得联邦资助的幻想破灭。美国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高通货膨胀和其它经济危机，导致了入学率的下降和开支的紧缩。这种情况造成了两种结果：教师流动性的降低和学生批评声的增加，学生们普遍认为大学不关注他们的需要。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爆发了学生抗议运动，指责学院式的课程和教学，尤其是某些课程无关紧要以及教学质量较低等问题。由于抗议发生在一流学者最集中的大学，从而摧毁了这样一个神话，即“一位好教师必须做到的是精通其所教科目”。一些非传统研究生数量的增长也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挑战，他们中很多人要求更富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大学教师的平均水平开始上升，教学的重要性也增强了。随着教师职位的减少和学生抱怨的增加，大学开始把教师发展的努力方向放在教学上，积极关注教学的改进，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资源及其利用效率。直到20世纪70年代，高校才开始特别关注更有意义和有目的的教师发展，而人们对这一新领域的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增加。
20世纪70年代，很多负责大学教师培训和发展的中心或单位纷纷建立，推动了大学教师发展项目的快速发展。这些中心通常提供短期课程、习明纳(一种研究生讨论班)、工作坊(一种专题讨论会)、咨询和评价。这时的大学教师发展项目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于来自基金会的外部支持，如丹佛斯、莉莉、凯洛格、梅隆、卡内基、福特和布什基金会等。借助基金会的支持，大学教师发展活动常常与高等教育教学与学习的研究计划联系在一起，如锡拉丘兹大学、西北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过半数的学院和大学都设立了教师发展项目。伯格威斯特(WilliamH．Bergquist)和菲利普斯(StevenR．Phillips)等把这一时期称为美国大学教师发展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有三本大学教师发展的奠基之作面世：伯格威斯特和菲利普斯的《大学教师发展手册》、盖夫(JerryGaff)的《关于大学教师更新》、林德威斯特(Lindquist)的《教学改进项目的设计》。盖夫在著作《关于教师更新：教师教学和组织发展的进步》中明确指出，大学教师发展的三维结构是由教师发展、教学发展和组织发展构成的。在这一时期，美国大学的教师开发者们极其关注在校园内赢得对教师发展活动的信任和支持。有专家称，20世纪70年代是大学教师发展的背景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这些变化包括人口统计状况、学生数量的递减、成本的上涨和职业期望的变化等等，它们开始显著地影响大学教师的工作环境。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大学教师发展项目制已经逐渐形成并日渐完善，而且遍及到大多数的大学校园。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在理论上获得了重大进步，尤其是盖夫和伯格威斯特等人澄清了大学教师发展的概念，并建立了概念框架，使得人们对大学教师发展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在校园内，大学教师发展不再是个别学校的自发行为，相关的组织和机构纷纷建立，尤其是在1976年高等教育专业与组织发展网络(POD)的建立，社会各界也逐渐达成共识，从思想上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行动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大学教师发展不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开始受到多方援助的集体行为。
3．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学教师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学对研究的资助上升，而对教学中心的资助下降。继20世纪70年代开支紧缩之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开支扩大。大学从私营部门、州和地方政府那里寻求和获得资助。教师招聘继续保持低调，教师职位短缺。另外，一批新式学生进入美国学院和大学的课堂。他们精通技术和多媒体，这就迫使其他教师反思他们的教学方法，并寻找促进学习的备选策略。到80年代中期，大约60％的美国学院和大学都确立了某种类型的教学改进项目，大学教师发展项目在校园里很普遍。与70年代相比，大部分大学教师发展项目仍然受到私人基金会的资助，所不同的是，除了私人基金会，还受到一些联邦机构的资助。这一时期，TA发展项目的增长达到高峰，教学与学习中心以及类似的组织机构也大量涌现，大学教师发展开始向组织化方向迈进。这些中心都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而且拥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教师发展项目内容越来越丰富和全面，覆盖全校，大学教师发展开始系统化、全面化。
在此期间，一些批评美国高等教育及其对本科教育的报告相继出现。这些报告来自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美国学院和大学联合会、卡内基基金会的欧内斯特·博耶和全国教育协会。报告指出了高等教育中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报告唤起人们对学院和大学中的科目和课程内容广度不足、预备教师的过度专业化和教学与学习质量下降等问题的关注。报告用足够的事实证明，大学需要给教师和教学以更多关注，重建对教师发展的兴趣。1988年全国本科教育质量改进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由美国学院和大学联合会以及西北密苏里州立大学发起的，主要探讨了高校教学质量和多样化的问题。教师开发者开始提供不同类型教学策略的信息，这些策略能创设积极的学习环境。这一时期信息技术出现了，并成为全美教师开发者的主要关注点。
在80年代，人们对在职培训的关注远比70年代多，教职员培训项目即便不是普及的，至少也是常见的。问责制在高校的建立，也推动了高校对大学教师发展尤其是教学发展的重新关注。人们进一步肯定了一些大学教师需要通过培训项目提高其教学能力，而管理者需要一些发展项目提高其领导和协调能力，其中大学管理者的专业发展是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领域。
4．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美国大学教师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学教师发展专家开始再次检查他们的作用和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手段。例如，提供的资源和激励并不总是充分影响到教学和学习或组织过程，并使之发生系统持久的变化；为教师提供一系列的教学效能习明纳或把一些教学书放在图书馆书架上并不能充分促进课堂中实际的教学技能的掌握；理解教师的专业发展目标和了解他们关于什么最能发挥作用的观点是设计有效的大学教师发展项目的关键，而实现发展的关键要素是教师个人的积极参与；在90年代，问责的重要性增强了，高等教育消费者和社会舆论对教学质量和培养目标的要求提高，希望教师在课堂上有更精彩的表现，希望大学培养出的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
鉴于以上的背景，90年代大学教师发展又有了新的特点。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在高校中普遍设立，中心的人员配备和硬件设置都大大增强了，高校拿出常规经费来支持中心的发展，教师的个人发展得到重视。针对教师个人的人生规划、职业生涯的工作坊开设起来。针对研究生助教的发展项目也日益增加，增强了研究生的职业技能，为他们以后的求职做了较好的准备。另外，终身教职后的教师发展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开始强调组织的发展，通过为教师发展创设良好的组织氛围，提高发展的有效性。这一时期，大学兼职教师的发展问题开始提上日程，雇用兼职教师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因此各类高校不仅仅是社区学院开始大量聘用兼职教师，兼职教师的发展也日益得到关注。
随着我们对大学教师发展的理解逐渐成熟，大学教师发展的范围已经并正在扩展。教师发展的原始动力——改进教师个人的教学技能——已经纳入到高校的生存需要轨道。现在的发展问题不仅仅要求如何改进教师的教学技能，还要求从总体上实现教师的发展，着眼于如何为教师创造全新的事业选择，如何再开发出吸引新学生群的课程和如何保持大学的活力和竞争力。虽然成功的大学教师发展项目未必能解决高校中的所有问题，但由于项目的推广，教师态度、过程、体制已经发生了变化。成功的大学教师发展项目通常对校园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虽然财政紧缩，绝大多数的大学还是继续坚持教师发展的理念和实践。
由前面的历史不难看出，大学教师发展主要围绕教师个人所教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教学技能。经过过去的三十多年，在高节奏的科技化和全球化的社会，这种传统的甚至有些狭隘的大学教师发展观不再充分地满足教师和大学的需要，大学教师发展当前的努力更多地集中于：应对生命力与更新的问题；加强同事之间的关系，支持既定的大学使命；应对教师和大学的“生存能力”问题。可见，每一时期大学教师发展都有不同的内容和侧重点，这与当时的社会变化和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
二、对我国大学教师发展的启示
随着我国逐渐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和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高校在关注如何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同时，对教学质量也越来越关注，由此也就把焦点集中在高校教师身上。长期以来，人们对高校教师都寄予很高的期望。一方面他们是教育者，负责“传道、授业、解惑”，另一方面还是学习者，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跟上时展的步伐，传授新的适应时展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而在国内，上至教育主管部门，下至高校，并没有为教师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
首先，在国内虽然很多人意识到教师需要学习，需要发展，但通常认为学习和发展是教师个人的事，属于自我提升，别人似乎没有这个义务帮助他们。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并没有把教师的发展问题纳入考虑的日程，教师考核远远重于教师发展，对教师发展没有给予积极主动的支持。其次，现有的教师管理制度又束缚着教师的自我发展，沉重的教学负担，巨大的评价压力，使得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一线上奔忙，抽不出时间自我发展，即便他们很想提升自己，但是缺乏时间和精力。再次，近年来高校也开始重视在职培训，选派一些教师到知名大学进行培训和学习，虽然有成效，但是培训不等于发展，培训是发展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内容，而且教师发展是长期性的计划，不是短期的培训就能实现的。美国的大学教师发展在联邦、州和院校层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教学管理者们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给教师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机会。基于此，国内高校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创设大学教师发展的良好环境
这里的环境包括校内外的制度环境和心理环境。校外环境，就是国家设立一些针对大学教师发展的专项拨款和基金，为大学教师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和资金；教育部成立一些集中的教师发展机构和组织，以负责一些具体的教师发展活动和项目的运作，并评价其实施结果。校内环境，指的是在院校层面重视教师的成长和发展，把教师发展作为一个重要议题纳入到学校发展的战略轨道上来，为教师发展创设良好的组织氛围，让全校意识到它不仅是教师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学校继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形成教师发展的紧迫意识，成立一些院校层面的中心或办公室，由相关专家负责管理，专门负责本校的教师发展，设计一些适合本校教师特点和培养目标的发展项目。在系所层面上也可以组织一些发展活动或项目，帮助本系所的教师发展，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同行之间展开合作。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展开跨学科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交叉学科教师的发展，并对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提供一些发展机会，使发展贯穿教师的一生。
2．采用弹性的评价考核机制
教师大学论文篇5
本报讯即日起至10月31日，“学大教育杯”全国中小学教师论文大赛期待你来参与，在本次大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将会结集出版，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此次比赛由教育部《中国教师报》携手学大教育共同举办。详情登录www.21edu.com/thesis.asp或中国教师报网站www.chinateacher.com.cn。
此次大赛上半年初评截稿日期为2010年5月31日；下半年初评截稿日期为2010年10月31日。《中国教师报》官方网站会开辟“学大教育杯”论文大赛专区，所有参赛论文均编号在网站上。举办此项大赛旨在促进全国中小学教师的业务水平提升，加强各地中小学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加强校外辅导机构教师与传统教育体制内教师的互动，传播个性化教育理念。
教师大学论文篇6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断。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第三，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正在发生的及将来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过程的高度综合，指明其发展的趋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国家政策来调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明确并肯定，个人与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增多，因此，个人道德，包括师德的主体地位必将为时代所强调。
“师德主体化发展”内涵的三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的，前两者包溶在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之中，师德内容及功能的变化是大学教师个人自觉对待师德的前提。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与市场经济对人的解放，特别是对个人的解放相联系，与现代社会中平民个人的崛起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德主体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对个人肯定的具体表现。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有界合理性
H·A·西蒙认为，社会事物主要是“人为事物”。“人为事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边界，越出边界将失去合理性；而看不到边界内的合理性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边界内的合理性在内容上既包括了人对社会事物发展的愿望、希望、理想，又包括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是人对社会事物的设计，是人主观能动性及客观事物规律的统一。这对探求师德主体化发展的合理性边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教师个体和师德”的关系，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教师与自身的关系；一是大学教师在职业范围内与他人、与“事物”的关系。师德主体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学教师个人在这两大关系域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我们可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其有界合理性。
(一)师德主体化发展与大学教师自我发展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意识到自我对生命本体承担的使命。那么，这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使命”是何?马克思认为其“使命”就在于“个人自由发展”，形成“自由个性”，〔1〕具体体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则是追求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本意，是生命的目的。现代伦理学对幸福进行着艰苦而又深入的探究，从其研究成果看，如下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幸福应站在·所·有·的·个·人·角·度，而不是·部·分·的·个·人·角·度，即必须肯定所有的个人价值，让每个人都拥有自身、拥有幸福。
——幸福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道德在人生幸福中具有重要意义。
——事业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师德在大学教师自我幸福中的位置：师德处在大学教师人生事业和道德的“交汇区域”。
从幸福的角度看，师德只有在“自我、事业、道德”三者中保持适度张力，帮助自我的事业域的扩展，在道德域中的提升，才能增进人生的幸福。如果师德过分张扬道德，过分张扬事业，或者过分张扬两者，必然造成对自我的直接或间接的“压迫”，从而破坏自我的幸福。
在我们师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中，由于对“个人”的误解或漠视，较少从个人人生幸福角度审视师德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师德的基本结论有：
——道德事业外在于自我客观存在。对自我而言，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事业具有无限重要性。自我与道德根本上是“遵循”或“不遵循”的关系。自我与事业根本上是“敬”与“不敬”的关系。
——社会强调并鼓励大学教师遵循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表面上看，社会的用意是在通过强调事业和道德的重要，促使大学教师自我致力于事业扩展及道德修养，以而提升自我。但由于道德与事业不以“自我”为目的、为指向，因而历史地看，这种师德实际上导致大学教师将师德作为赚取名利的工具，使师德虚伪化。
逻辑地看，道德和事业虽是人生幸福中极重要的部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我表演”的舞台。舞台再重要总不能比演员本身重要。再者，我们强调大学教师对道德及事业的自觉，如果离开了自我主体这一前提的自觉，则是自修式自觉而不是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打磨砍削自我以适应事业和道德发展的需要；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道德和事业本质上为人生服务，是因为人生才需要道德事业，不是因为道德和事业才需要人生。从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必然日益承认并肯定个人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师德对大学教师个人的建设作用，促使“个人的高度发展”。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与教书育人
大学教师个体不只是固守着人与自身的关系，还需要向外扩展，与他人、与物等“对象”建立起“关系网络”。大学教师个体对社会承担的角色也包括在这“关系网”中。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其“对象”的关系，马克思曾从反面揭示其病态的存在。他说：“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普遍尖锐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任务：确定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对个人的统治”。〔2〕据此，他区别了“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并更进一步地指出：“现实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够使自己的存在对象变得对自己有价值。”〔3〕这是我们分析大学教师个体与其社会角色的关系时根本的价值所在。
大学教师，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最根本最久远的是教书育人。按马克思对个人与其对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不仅仅是自我牺牲和自我付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建构自我，促使自我自由发展的过程。舍弃后一面，则教书育人便构成了对个人的“统治”及对个性的压抑了。两者相比较而言，教书育人对教师个人构建的作用更为基础。这是现代教育的要求。现代教育学对教育本质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大学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对学生最具教育意义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大学教师自身。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4〕“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5〕因此，教书育人活动只有推动大学教师自我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学生的发展。师德是大学教师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它充分促使大学教师个体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时，它才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促使师德的主体化发展。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有其特殊性。按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种特殊性在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材料是高深学问，即教书育人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进行的。因此，大学教师与师德的关系不能不受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性质中有两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高深性。高深学问反映知识发展的前沿，处在人类已知与未知的交接地带，对社会而言，能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始终是少数。因此，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其二，双重性。高深学问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既可以促进其发展又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其发展。因此，如C·P·斯诺所言，科学家因为知道高深学问而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责任，一种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个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他们应具备的道德，不能以“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为“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极而言之，服从也可能是这样”。〔6〕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以忠诚和服从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德国许多科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正是基于服从和忠诚才去研究细菌战的。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和技术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建设作用和破坏作用同时成长。我国也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阶段。大学教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生力军，也是科学技术走进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因此，他们对高深学问的态度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思考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能没有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从其外部条件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市场经济生活的不充分性。现实的经济生活是师德主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在我国只有极短的历史，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真正受市场规划和市场力量所支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小部分，行政权力大量介入经济活动中，形成权力经济及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对个人的解放作用受到了权力的极大抑制。
(2)社会文化支持力度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个人淹没于重重伦理关系之中，不见有个人。而近现代以来，一谈个人，便以为只有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个人，认为是在中国实践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在现阶段力量较为弱小。因此，在现阶段，社会文化力量对师德主体化发展正面支持力度弱而反面的抑制或错误引导力量则不小。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但需要社会外部条件，同样需要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现阶段也有不少困难：
(1)师德主体不成熟。台湾学者杭之曾言：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多数自觉不自觉地保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缺乏独立人格的历史传统甚至无限地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不遗余力地接受西方文化中无意识地建立起像西欧知识分子一般的“知性之自我反省”的传统。不仅如此，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处在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之价值的控制支配之下。〔7〕
(2)道德自我约束机制软弱乏力。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德治，并且以修身为本，因此人格、道德、政治三者合而为一。如龚自珍所言：“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也。”〔8〕近现代以来这种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在社会实际运行中，道德问题往往转化为政治问题再用政治手段解决。道德屈从于权力，权力排斥道德。
师德主体化发展是一历史的展开过程。在现阶段，为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方面的建设：
第一，加强政治法律建设，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政府、高校各自的职责权益，将师德建设工作主要交给高校。
第二，高校要努力建设师德自我约束机制，抑制“唯我论师德”的发展。师德主体化发展并不是说高校可以不管师德建设工作，高校在师德建设中承担着重要工作，在现阶段要致力于师德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主要取决两方面，一方面如前分析的师德自我约束机制弱，另一方面师德约束机制对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为此，高校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教师的师德建设、校规校纪建设等，通过多方面建设，有效抑制日益泛滥的“唯我论师德”。“唯我论师德”是目前最严重的错误师德倾向。
参考文献
〔1〕黄克剑·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515页
〔4〕〔5〕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4页
教师大学论文篇7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断。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第三，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正在发生的及将来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过程的高度综合，指明其发展的趋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国家政策来调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明确并肯定，个人与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增多，因此，个人道德，包括师德的主体地位必将为时代所强调。
“师德主体化发展”内涵的三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的，前两者包溶在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之中，师德内容及功能的变化是大学教师个人自觉对待师德的前提。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与市场经济对人的解放，特别是对个人的解放相联系，与现代社会中平民个人的崛起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德主体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对个人肯定的具体表现。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有界合理性
H·A·西蒙认为，社会事物主要是“人为事物”。“人为事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边界，越出边界将失去合理性；而看不到边界内的合理性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边界内的合理性在内容上既包括了人对社会事物发展的愿望、希望、理想，又包括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是人对社会事物的设计，是人主观能动性及客观事物规律的统一。这对探求师德主体化发展的合理性边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教师个体和师德”的关系，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教师与自身的关系；一是大学教师在职业范围内与他人、与“事物”的关系。师德主体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学教师个人在这两大关系域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我们可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其有界合理性。
(一)师德主体化发展与大学教师自我发展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意识到自我对生命本体承担的使命。那么，这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使命”是何?马克思认为其“使命”就在于“个人自由发展”，形成“自由个性”，〔1〕具体体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则是追求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本意，是生命的目的。现代伦理学对幸福进行着艰苦而又深入的探究，从其研究成果看，如下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幸福应站在·所·有·的·个·人·角·度，而不是·部·分·的·个·人·角·度，即必须肯定所有的个人价值，让每个人都拥有自身、拥有幸福。
——幸福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道德在人生幸福中具有重要意义。
——事业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师德在大学教师自我幸福中的位置：师德处在大学教师人生事业和道德的“交汇区域”。
从幸福的角度看，师德只有在“自我、事业、道德”三者中保持适度张力，帮助自我的事业域的扩展，在道德域中的提升，才能增进人生的幸福。如果师德过分张扬道德，过分张扬事业，或者过分张扬两者，必然造成对自我的直接或间接的“压迫”，从而破坏自我的幸福。
在我们师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中，由于对“个人”的误解或漠视，较少从个人人生幸福角度审视师德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师德的基本结论有：
——道德事业外在于自我客观存在。对自我而言，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事业具有无限重要性。自我与道德根本上是“遵循”或“不遵循”的关系。自我与事业根本上是“敬”与“不敬”的关系。
——社会强调并鼓励大学教师遵循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表面上看，社会的用意是在通过强调事业和道德的重要，促使大学教师自我致力于事业扩展及道德修养，以而提升自我。但由于道德与事业不以“自我”为目的、为指向，因而历史地看，这种师德实际上导致大学教师将师德作为赚取名利的工具，使师德虚伪化。
逻辑地看，道德和事业虽是人生幸福中极重要的部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我表演”的舞台。舞台再重要总不能比演员本身重要。再者，我们强调大学教师对道德及事业的自觉，如果离开了自我主体这一前提的自觉，则是自修式自觉而不是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打磨砍削自我以适应事业和道德发展的需要；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道德和事业本质上为人生服务，是因为人生才需要道德事业，不是因为道德和事业才需要人生。从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必然日益承认并肯定个人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师德对大学教师个人的建设作用，促使“个人的高度发展”。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与教书育人
大学教师个体不只是固守着人与自身的关系，还需要向外扩展，与他人、与物等“对象”建立起“关系网络”。大学教师个体对社会承担的角色也包括在这“关系网”中。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其“对象”的关系，马克思曾从反面揭示其病态的存在。他说：“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普遍尖锐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任务：确定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对个人的统治”。〔2〕据此，他区别了“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并更进一步地指出：“现实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够使自己的存在对象变得对自己有价值。”〔3〕这是我们分析大学教师个体与其社会角色的关系时根本的价值所在。
大学教师，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最根本最久远的是教书育人。按马克思对个人与其对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不仅仅是自我牺牲和自我付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建构自我，促使自我自由发展的过程。舍弃后一面，则教书育人便构成了对个人的“统治”及对个性的压抑了。两者相比较而言，教书育人对教师个人构建的作用更为基础。这是现代教育的要求。现代教育学对教育本质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大学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对学生最具教育意义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大学教师自身。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4〕“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5〕因此，教书育人活动只有推动大学教师自我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学生的发展。师德是大学教师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它充分促使大学教师个体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时，它才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促使师德的主体化发展。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有其特殊性。按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种特殊性在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材料是高深学问，即教书育人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进行的。因此，大学教师与师德的关系不能不受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性质中有两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高深性。高深学问反映知识发展的前沿，处在人类已知与未知的交接地带，对社会而言，能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始终是少数。因此，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其二，双重性。高深学问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既可以促进其发展又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其发展。因此，如C·P·斯诺所言，科学家因为知道高深学问而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责任，一种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个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他们应具备的道德，不能以“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为“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极而言之，服从也可能是这样”。〔6〕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以忠诚和服从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德国许多科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正是基于服从和忠诚才去研究细菌战的。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和技术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建设作用和破坏作用同时成长。我国也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阶段。大学教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生力军，也是科学技术走进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因此，他们对高深学问的态度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思考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能没有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从其外部条件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市场经济生活的不充分性。现实的经济生活是师德主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在我国只有极短的历史，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真正受市场规划和市场力量所支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小部分，行政权力大量介入经济活动中，形成权力经济及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对个人的解放作用受到了权力的极大抑制。
(2)社会文化支持力度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个人淹没于重重伦理关系之中，不见有个人。而近现代以来，一谈个人，便以为只有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个人，认为是在中国实践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在现阶段力量较为弱小。因此，在现阶段，社会文化力量对师德主体化发展正面支持力度弱而反面的抑制或错误引导力量则不小。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但需要社会外部条件，同样需要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现阶段也有不少困难：
(1)师德主体不成熟。台湾学者杭之曾言：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多数自觉不自觉地保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缺乏独立人格的历史传统甚至无限地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不遗余力地接受西方文化中无意识地建立起像西欧知识分子一般的“知性之自我反省”的传统。不仅如此，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处在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之价值的控制支配之下。〔7〕
(2)道德自我约束机制软弱乏力。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德治，并且以修身为本，因此人格、道德、政治三者合而为一。如龚自珍所言：“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也。”〔8〕近现代以来这种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在社会实际运行中，道德问题往往转化为政治问题再用政治手段解决。道德屈从于权力，权力排斥道德。
师德主体化发展是一历史的展开过程。在现阶段，为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方面的建设：
第一，加强政治法律建设，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政府、高校各自的职责权益，将师德建设工作主要交给高校。
第二，高校要努力建设师德自我约束机制，抑制“唯我论师德”的发展。师德主体化发展并不是说高校可以不管师德建设工作，高校在师德建设中承担着重要工作，在现阶段要致力于师德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主要取决两方面，一方面如前分析的师德自我约束机制弱，另一方面师德约束机制对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为此，高校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教师的师德建设、校规校纪建设等，通过多方面建设，有效抑制日益泛滥的“唯我论师德”。“唯我论师德”是目前最严重的错误师德倾向。
参考文献
〔1〕黄克剑·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515页
〔4〕〔5〕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4页
教师大学论文篇8
教育一直是现代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21世纪这个高竞争力的信息全球化社会，我国的教育事业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如何发展出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来加大教育力度，提高教学效率，也是目前教育界关注的一大热点话题。本课题就高师教师在语文教学方面所采用的有效方法做了一个具体的讨论。希望能有利于高师的语文教学的发展与改进。
2、高师语文教学法简介
高师教育即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在其中所有的中文专业里面，最具教育模范的当属语文教学法。这门课程专门是为了高等师范类院校培养优秀的语文老师而特别开设的一门专业课。这门课程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让高师院校在校学生进行由学生到合格的语文老师的转变。这些就对于学生除了大学校门，走向教育岗位非常重要；同时间接地提升教学的综合师资素质，造福于教育事业。
在语文教学中，从语文课程教学发展至今，各种教学方法层出不穷。当然这些方法的教学效果以及教学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这就需要高师教师通过不断的理论实践的筛选良方。再向学生灌输语文知识的时候，如何让学生最大程度的掌握老师表达的信息量十分关键，这也是课堂效率情况的一种体现。好的有效的方法更加利于对学生综合素质以及专业知识的培养；这也是决定是否达到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选择有效的高师语文教学法，才能更好地造福广大学子。
3、语文教学法的有效性判断
现在的大多数高师教育都是传统式教育模式，他们重视传授理论知识，不停地着重于外在的塑造但是对于加强实践以及诱使学生反思体验等素质型教育却大大的忽略了。因此在与教学效果的有效性上面往往是不太理想的。
那么何为有效性教学方法呢？就语文方面来说，目前我国对于这一点有两种比较精辟的解释。其一是指教师在遵循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下，使用较少的精力、物力和时间而达到了规定的教学目标，同时它也满足社会与个人的教学价值需求。其二，是将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的促进定为基本也是根本目标，这也是唯一衡量教育有效性的标准。另外，创造提高良好教学环境以及激发鼓励学生自觉性和积极性等也是促成有效教学的关键内容。
当然教学的有效性不仅仅局限在方法的正确选择，当然好的方法也是成功的一般，但是最关键的便是方法的适合程度以及教师将方法的发挥程度。前者是指需要高师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年级段的学生群体采用不同的方法，选择一个是适合的方法很重要。后者指教师的个人素质以及教师的讲演能力以及和学生的互动交流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决定着该教师是否可以将教学的有效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因此进行有效性判断不仅需从方法本身，还需要从学生教师以及教学环境设施等等综合因素来考虑，并且进行可行性分析以及进行实际调查论证；这样以后才可以衡量一种方法的真实有效性水平。
4、高师语文教学的有效方法
随着基础教学的改革以及教育理论的发展，以前的灌输法以及填鸭法等已经不适应现代教育机构的要求了。这些不仅不能满足教学目标，并且教学效率也很低，学生的接受度也不高。因此发展出适合于现代教育的新的有效方法很重要。在语文教学方面，已经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种新的方法，比如案例分析法、情景模拟法、活动探讨法、辩论模式法、讲座法以及教材模拟编写法等等，这些方法大多都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被不断的优化以适应不同的教学环境。
目前较有效地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自觉去学习的语文教学方法之一就是教授讲座法。这种方法可以通过讲座的形式来刺激以及吸纳一些真正对这门教学感兴趣的学生，然后讲座可以以讨论、带入、合作、提问等多种方式来达到吸引学生主动思考等的能力，这样可以使教学更加具有吸引力同时可以是学生更易介绍和思考当然也更容易记忆吸纳知识了。
另外一种比较有效的语文教学法是案例教学法。这种方法历史悠久但是如果引用得当的话一直都非常有效。这是围绕教学目的，将真实场景加以典型化渲染，然后让学生来思索与讨论，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这个过程中的互动和总结，来达到学习知识提升分析等能力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使绝大多数的学生加入到互动之中，从而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学习和提升。
教师大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5-0126-02
自然、社会、人文三大学科体系中，人文学科是人类的心灵之学，是人类精神的表达者和守护者。儒家先师孔子、孟子、朱子是人文学科教师的典范。因此，具体分析人文教师的特点及类型有助于显现人文教育的睿智性、性灵性和人文性。
一、人文学科研究的视野
1.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三者间的关系
（1）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两者的关系可以简略概括为：一是对立。因研究领域不同，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题是自然现象。”[1]二是融合。从科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出发，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相互交融。马克思曾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
（2）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般一起使用，并不做严格区分。如美国国会在建立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时采用的定义是：“人文学科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学科：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以及含有人道主义内容并运用人道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3]在我国，无论是学术领域（如学科分类体制），还是非学术场合（如图书分类标志）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提法，即“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合二为一，统称“人文社会科学”。二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二者并不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如美国学者伯纳德·巴伯认为，“社会科学主要关心分析、预见和控制行为与价值；人文科学则主要关心综合与欣赏……社会科学可以提出对人类行为系统的、实在的新理解；而人文科学有时则可以提供能预见社会科学未来进程的真知灼见。”[4]
2.人文学科的特点
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人文学科研究人本身，当然这个人并不是“个体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个人”，是“作为主体的人”。叶郎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也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人文学科总是致力于设立一种理想人格的目标或典范，引导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的完美化。”[5]我国学者认为，人文学科的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世界，而是个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化世界的统一，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6]
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人文研究有主体化和感性化的特点。”[7]它尊重人的主体性人格，把人视为有情感的生命存在。当然，人文研究也采用科学方法，如实证方法、统计方法、逻辑方法等，但更强调主客体情感的交融过程。在研究中，人文学者带有强烈的感彩，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受个人感受与性格个性因素的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文学科是以人的价值和精神追求为研究对象，强调研究方法的主体化和感性化，其学科群是以文学、史学、哲学为基础，同时包括由这三个科目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科目，如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艺学等。
二、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的内涵
人文学科教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有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包括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三方面，即“教师要积累相当的古典文化知识，关注人的存在、价值、尊严及发展，重视德性修养，尊重多元文化价值。”[8]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有稳定的精神品质。概括而言，大学人文学科教师应具有以下特点：
1.具备广阔的人文视野
人文学科教师要涉猎文学、史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人类各方面知识。正如学者黄万盛所言，“人文教师要精通哲学，掌握人类的睿智，探索存在的奥秘；接受宗教学的训练，追寻人的终极关怀，开阔存在的意义；学习历史，积累人类的集体记忆；研读文学，理解人精细深刻的情感世界；探讨政治学、社会学，了解种种的苦难无奈与不尽如意；同样，通过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领悟客观世界的复杂深邃、无穷无尽，以丰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9]总之，人文教师就是一个杂家，兼收并蓄，熟读古代经典，略通天文地理。
2.拥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第一，对学生人文性的关爱。这种爱是教师发自内心的，指向终极关怀的爱。它是一种人文情怀，一种更高的境界，是对“人”的尊重和珍视。第二，教师以宽容之心善待学生。原谅学生的幼稚，包容学生的错误，宽恕学生的冒犯，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第三，善于运用体验。教师要以学生的视角观察事物，以学生的心态感受一切，真实经历学生的学习与成长过程，深度体察和感悟生命的过程。
3.饱含深切的人文情怀
人文学科的根本任务并不是使人有知识，而是使人有智慧。[10]人文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人”的存在意义进行终极思考，对“生活世界”进行理解，从而觉悟人生的意义。促进学生把“知”转化为内在的德行与行动的力量，将人培养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主体。
三、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的三种类型
儒家文化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追求人性的提高。儒家教育思想渗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化成”的教育，具有明显的人文特征。因此，笔者以古代圣贤孔子、孟子、朱子为代表，具体阐述人文学科教师的类型。
1.温文尔雅、徳礼兼备的师长型
学而不厌，教而不倦。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他才是活学问的本身，跟他来往之后，科学的本来面目才得以呈现。也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乃至于科学的精神。”[11]孔子善于学习，择善而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子入太庙，每事问”。[12]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颜渊曾渭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12]
实事求是，教学无隐。孔子对学习抱着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2]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自己不知道或者不确定的事理，孔子宁可避而不谈，也不向学生胡言乱语。《先进》篇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2]每遇学生“问未切”时，孔子都是“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坚持将所学知识，全部交给学生。而且对学生一视同仁，决不偏爱某个学生或亲属而授以密笈。他曾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12]
温柔敦厚，爱生如子。孔子待人温和亲切，恭敬礼貌。《阳货》篇载：“居！吾语女”，然后才开始“仁义道德”的说教。简实的话语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极富生活气息。孔子对弟子，从学习到生活都体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师徒情似父子。他教导子夏要做一个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对颜渊过着“箪食、瓢饮、居陋巷”的困境生活仍能保持乐观的态度极为称赞。对于颜回的死，更是悲痛至极。“颜渊死，子哭之恸！”并大声疾呼：“天丧予！天丧予！”[12]孔子伤心欲绝，足见师生情感之深切。
2.正道直行、学博思远的智者型
刚正不阿，浩气凛然。孟子刚强正直，傲视权贵。在他看来，堂高数仞，榱题数尺；食前方丈，侍妾百人；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都不是自己追求的。孟子所善养的是“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正是凭借于此，他才敢当面指责邹国君主治理无方，才敢对齐宣王予以严厉的教训和质问。言语犀利，锐气逼人，致使对方忽而“勃然变色”，忽而“顾左右而言他”。在论及大丈夫人格时，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端发展“大丈夫”形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3]这种正道直行的品格，浩气凛然的气概实乃温顺君子所望尘莫及。
学思力行，自得专恒。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一书中精辟地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14]其含义就是懂得学思结合。“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助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15]孟子以读《武成》为例，通过思考，求证之后发现书中内容不能尽信，“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故“只取二三策而已”。[13]此外，孟子强调学习上要深造自得，追根溯源。“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13]学者志于道，日积月累，渐进有序，方可豁然通达。
旁征博引，善于权变。孟子在与诸侯国君主、非儒学派巨擘和各路弟子的谈辩过程中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援引前圣先哲权威性的言论、约定俗成的说法以及相关史实。为了驳斥当时一些诸侯君主只想“无敌于天下”，却不实行仁政，孟子援引孔子的观点“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13]孟子在谈说论辩过程中，既坚持某些经典的正确性，又承认特定条件下处事的灵活性。《离娄》载，针对淳于髡的不解，孟子解释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13]孟子通过机智灵活的变通之策，既维护了封建道德的正常礼制，又无形中教育弟子要学会变通。
3.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学者型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朱子认为读书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杂乱无章等。他以读《论语》、《孟子》为例，“则先《论》而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位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16]对于熟读精思，朱熹曾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16]学生读书要少而精，深钻细虑，反复质疑诘难，方可领会圣贤之意。
居敬持志，穷理正心。朱熹认为，居敬就是身心和谐，动静皆养，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小心畏谨。[16]它培养的是一种严肃认真、谦恭谨慎的态度。同时要树立远大志向，并持之以恒的坚持。朱熹认为：“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16]“穷理”，穷者，尽也。诚如朱熹所讲，“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7]不管是“居敬”还是“穷理”，都是为了“正心”。心定如静水，如明镜，方可获致事物之理。
格物致知，身体力行。朱熹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6]以格物就是即物穷理，穷究到极限。穷理不仅穷自然之理，而且还穷人伦之理。天地、草木、昆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学者须要穷格得尽。读书穷理，切实要身体力行。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件件如此方有益。”[16]在朱熹看来，“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16]朱熹为此身体力行，所到之处或修缮书院、或聚徒讲学，生命的最后还在和学生一起修订儒家经典。
古代儒家的人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无论是如孔子般温文尔雅、徳礼兼备的师长，孟子般正道直行、学博思远的智者，还是朱子般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学者，对当代人文教师而言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启示我们，大学人文教师必须具备人文学科特有的教学人格，独特的文化精神，成就个人德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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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大学论文篇10
如同学生为优异成绩努力学习，职称评定也可看做是大学教师的“测验”。有学者认为，目前来看，职称评定是一种有效的评价方式，职称所代表的是一位教师的资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学术能力。但是，职称评定仅是一种评价手段，而非目的。职称评定的目的，还在于促进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职称评定与教研理应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然而，在现行职称评审标准下，许多大学教师却为职称评定所累，甚至深受“折磨”。职称评定本为促进教学，却在事实上游离于教学之外；职称评定本为提高教师科研水平，却衍生出了许多的学术“垃圾”。这无疑与职称评定的初衷背道而驰，对于高校的教学科研也是一种“伤害”。
职称评定为何没有到达到理想的状态呢？究其原因在于现行职称评价标准的单一，以及“重学术，轻教学”的导向。对此，河南某高校一位教师深有感触，由于现行的评审条件中与教学直接关联的几乎没有，完成外语、科研、论文等这些硬性指标成了通往职称评审的唯一通道。于是，高校里呈现出一派人人忙科研、人人忙论文、人人学外语的“繁忙”景象，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弄虚作假、在课堂上敷衍教学等不良风气的滋生蔓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为了达到职称评审标准，许多教师本末倒置，每天忙于找关系做课题、发论文，对教学用心甚少。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偏重科研的指挥棒下，为晋升职称，许多大学教师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花在论文和课题上，无暇顾及课堂教学，其直接后果是教学质量下降。而他们职称越高，离讲台就越远。讲台上难觅名教授身影，这在大学里已不是个别现象。”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传道、授业、解惑，原是教师的本职；教学，也应该是大学的第一要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要办成研究型大学，科研的地位越来越高，教学的地位则每况愈下。不少学校急于办成研究型大学，职称评定片面强调科研特色，任意抬高科研的地位，教学不仅相形见绌，甚至连基本地位都保不住了。
那么，注重科研的职称评审制度真的促进了更多科研成果的诞生吗？有资料显示，我国的课题成果有近80%成为悬置成果，得不到实施与落实，造成了大量人力、财力的浪费。有的课题干脆就是为了职称而进行的“职称课题”，其成果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和学术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课题”太多，因为每个人都要评职称，评职称就要做课题，这种“为科研而科研”的科研，最终导致科研“异化”，形成课题“泡沫”。
由此看来，单一的职称评审标准似乎成了扼住我们教育发展的绳子，也引导着教师偏离了教书育人这个本职轨道，导致教学质量下滑。
二、课上得好也能评教授
晏才宏，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师，2005年3月12日死于肺癌。他去世三天内，上海交大校园BBS上，竟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许多学子缅怀他上课的种种独特之处：一杯茶、一支粉笔，从不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知识烂熟于胸，例题信手拈来。再加上一手俊秀的板书和抑扬顿挫的嗓音，晏才宏的电路课被学生誉为“魔电”，几乎场场爆满。
然而，尽管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但是由于没有论文，终年57岁的晏才宏去世时还仅仅是个讲师。晏才宏生前说过，发表学术论文要十分慎重，必须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创见才拿得出手，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他不忍为之。在生命最后一刻，晏才宏说：“作为讲师，我问心无愧。”
没有教授的头衔，但晏才宏显然在广大学子们心中留下了更为光辉的背影。一留言如是说：倘若以世俗的眼光看，他不能算是功成名就；但在人生价值的天平上，他的分量很重很重……晏才宏的处境引发了人们对于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现状的强烈质疑——没有论文，即使课讲得再好，也不能评职称，那么教学在高校中被置于何地？
只讲课的教师在大学地位何在？尽管大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大学教师依然为职称所累，为论文奔波。但教育主管部门以及高校已经开始了相关探索。改变正在发生。
2009年，江西理工大学推出了“双轨制”职称评价体系，改变了现有职称评审规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课上得好也能评教授。据悉，江西理工大学是为全面贯彻“教学优先、教师优先、学生优先，鼓励最好的教师到教学第一线”的原则，而决定在2009年的职称评定过程中，设立“教学型教授”、“教学型副教授”岗位的，其目的是为那些教学质量高却又被诸多职称评定办法卡住的教师开一条绿色通道，鼓励更多优秀的教师潜心于一线教学。
在此政策下，在2009年的职称评定过程中，深受学生爱戴，所教课程在全校选课听课率最高，却总因职称外语考试不能通过而难圆教授梦的教师聂龙云被评为“教学型”教授，学校已将材料报送省人事厅。
对此，江西省社会学学会会长王明美认为，江西理工大学设立“教学型教授”是个进步，“教学型教授”岗位的设立，是对教师职责的本位回归，必定促进大学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学生将是直接的受益者。这一政策的制定体现了职称的评审标准从务虚向务实的转变。
从晏才宏到聂龙云，两位普通教师的不同境遇，让人们看到了职称评定的“改变”。
三、职称评定走向何方？
职称评价，是对大学教师的绩效考量，是大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可以对教师的业绩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也是敦促教师不断学习，提高教学科研能力的一种激励方式。因此，大学教师热衷于职称评定也无可厚非。然而，关键的问题是，目前职称评审标准重学术、轻教学，直接影响到了大学教学质量，这与职称评价的初衷背道而驰。
那么，职称评定应走向何方呢？
葛剑雄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要真正办好研究型大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要办成研究型大学，不少不具备条件的学校也出于某些原因，向研究型大学发展，这其实是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国家教育部门应该限制研究型大学的数量，提高质量，完善高等学校的形态分布，理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二是使职称回归本来意义和应有的地位。比如说在研究型大学中，教授应该具备教学与科研两方面的能力，承担两方面的任务，而那些普通高校，只承担教学的教师可以另定系列，或者称为讲师，可分不同等级。只承担科研的教师可定为不同等级的研究员。资深的、贡献大的讲师和研究员也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享受类似教授的待遇。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像晏才宏那样的悲剧才不会重现。
江西理工大学创造性地建立了职称评审教学评价体系，这虽然并不是对现行职称评审标准的根本改变，也并不是每年都有固定指标的定量考评。
但它传递了一个讯息：我们的职能部门已经开始认识到职称评审对教学质量影响。并且，职称评审也不再是唯一的“独木桥”式的职称评审途径了。立足教学，课上得好也能评教授。这不能不说是江西理工大学的一个破冰之举。
大学以学生为本，教师以教学为本，很显然，作为撬动教师积极性的职称评价体系，理应回归教学本位。江西理工大学的探索是教师职称评价体系的回归，它“解放”了教师，给大学带来了活力。
对于这一评审标准的出台，江西理工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刘祖文说，江西理工大学不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学校虽然肩负着一部分科研任务，但更重要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培养学生。这种新推出的职称评定标准建立在学校自身的情况之上，相当于“两条腿走路”，对于在一线教书的老师，把书教好也能评上职称，让他们在教学的路上有目标有希望。
教师大学论文篇11
一、大学英语教师的困惑及职业倦怠成因
笔者先后于国内两大外语院校从教大学英语八年整，常有这样的体会：非英语专业（俗称大外）学生英语基础普遍较差，学习兴趣及热情相对较低，而教师较早出现职业倦怠现象的机率也较高。面对大学英语四、六级等考试压力与课堂改革势在必行的迫切要求，教师不得不在应试教育与课堂创新二者中游走，企图找寻中间道路的同时却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工作付出与其成就感难成正比，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感。出于社会偏见，或是传统的错误看法，大学英语教师在专业圈子里似乎被看作是处于类似二等公民的位置。同样令人忧虑的是，许多大学英语教师本身也有着较强的自卑感，认为自己在长期的大外教学中，专业没有增进反而退化，在教学科研、业务发展及专业深入研究方面不如英语专业教师。于是教师在教学中不思进取，面对压力困惑感到力不从心，放弃努力的情况不在少数。以下，将从通过了解大学教师中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种种困惑入手，分析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成因，进而从教师个体的视角提出有关应对方法。
成因一——教学工作量大、教学效果难以保证的困惑
众所周知，大学英语很难像专业英语那样实行小班教学，通常都在50人以上，多则是上百人的大课堂，其教学工作的强度是小班教学的多倍。而面对学生人数众多的课堂，教学效果实则难以把控。教师的课堂教学任务、课后备课及作业批改量都异常繁重，迫使教师处于非正常的高负荷运转中，极易导致心理和情绪上的极度疲劳，且身心互为影响，健康状况亦令人堪忧。长此以往，不少教师尚不到七年之痒的工作阶段，就已经在工作中提前出现衰退的迹象，职业倦怠状况由此产生。
成因二——应试压力与教学创新冲突的困惑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地深入，传统的应试教育有待逐步改革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提上教师的教学日程。然而，一方面要求素质教育，一方面却仍需强调考试的重要。传统的教学方式虽不适应教学改革的要求，但却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复杂的考试，掌握足够的应试技巧。尤其是当下的诸多考试仍将一些连英语是母语的人也常犯的细微的错误来体现考试难度，大外教学自然就难以脱离应试教育的轨道，而教学创新、兴趣课堂则无从谈起。事实上，作为教师，深知这样的教学活动与提高实际的英语应用能力毫无关系，反而往往会把学生引入歧途，大大影响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同时也违背了语言学习的规则和测试目的，但也只能慨叹一己之力实在有限，但求不要误人子弟。于是，面对课堂上无精打采的学生，不少教师也坦言其内心迷惑而无助，甚至会感莫名的亏欠与自责。
教改原本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校方如若过度强调教学创新，学生也一味期望课堂的趣味和新颖，教师则不得不否定自身既有的传统教学经验，以迎合多方的期待，把原本熟悉并行之有效的老方法都抛掉，竭尽全力使自身在课堂上改变原有的风格。即便如此，跟前卫的教法相比，仍自觉落伍老套，岂能不心有戚戚焉？
成因三——疲于教学，无暇顾及科研，职称上不去的困惑
由于教学任务过重，备课量大，同时还必须兼顾家庭的需要，大学英语教师业余能投入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疲于教学，无暇顾及科研，职称因此也久久上不去，这也令许多教师叫苦不迭。尤其是评职称期间，不得不以牺牲睡眠及健康为代价，经常挑灯夜战，以期早日，评上相应的职称。为此不少教师选择去研究容易的其它领域，无法兼顾专业兴趣。写论文成了疲于应付，毫无成就感可言。为了评职称，大外教师们还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来补习那些完全没用武之地的第二外语。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职称评定大多是以发表相应档次的论文及规定数量为重要参数指标的，这使得长期以教学为重，经历了多年论资排辈等待的教学型教师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教学能力平平，亦或是刚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尽管上课时间不长，但由于有相应，很快评上了高级职称，其岗位和工资都遥遥领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挫伤前者的工作积极性，或导致原本敬业爱岗的心理失衡。
成因四——教师进修发展的困惑
许多大外教师作为学校的教学骨干，属于教学型的人才，多年以来紧紧地围绕着四、六级英语考试的指挥棒转，如何提高本校学生的过级率几乎是他们工作的全部意义。他们在无私奉献的同时也失去了进修学习的最佳时机。令人深感困惑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专业危机感和生存危机的存在，却没有合适的办法加以解决。
国内外语类的硕博点、进修点较少，竞争激烈，入学门槛高。对于当年的一批因本科成就优异而留校任教的教师而言，校方并无专门的继续培训计划，于是随着新进的硕士、博士的涌入，前者就由先进变为落后，此种落差难以调试。不少人也自行完成在职研究生学习，但要拿到学位的关键却不在专业上，而是取决于全国的二外统一考试，为了体现“宽进严出”的宗旨，其试题难度之大，非一般研究生考试可比，通过率之低堪称众考试之冠，其本末倒置程度着实令人匪夷所思。此外，公派出国进修的机会名额相当有限，能落到大外教师头上的更是鲜见，加之僧多粥少，校方更无力顾及这一群体的广泛需求，亦无法做到以人为本，照顾最迫切需要提高的教师。正如戴曼纯（2004）曾尖锐指出的那样：“大学英语教师的进修和科研经历非常有限，这也影响了他们的业务水平的提高。”如果此类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产生倦怠心理是无奈的，但也将会是难以避免的。
成因五——教师评估求全责备的困惑
当前，各类评估盛行，学生给教师打分，学校对教师进行考核，虽然有其特定意义，但过多片面的甚至不公正的负面反馈深深刺伤教师们的自尊和热情。多年的观察发现，学生们喜欢教学方法灵活，课堂气氛活跃，幽默开朗，能做学生良师益友的教师。这样的老师善于与学生交流，也往往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课堂教学上。但由于科研成果不够理想，学校的考核成绩平平，无法客观体现该教师的综合素质。而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在教学中缺乏灵活性和幽默感、课堂气氛较为沉闷，虽也是一心一意搞教学，却也往往遭到学生有失公允的比较和排斥。这样的情况，表面看来是学生或校方的原因造成，但实际上却是继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后的另一主要矛盾的体现，即教学型和科研型教师没有单独的评价体系，都不得不共同面对的双重素质评价标准这一矛盾。由此可见，我们一贯呼吁对学生进行赏识教育，却往往忽略了教师也需要人文关怀。成因六：学校人际相处的困惑
学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它对个体行为既有助长作用，又有削弱作用。学校氛围好，尊师重教，上下级关系融洽，沟通顺畅，教师就会有安全感、自信力，就有助于缓冲其工作中所遇到的压力，降低教师倦怠的发生。如果学校同事关系紧张，则容易丧失归属感，并感到压抑，迁移到工作中则是导致压力加剧，从而诱发倦怠。通常来说，缺乏直接上级（如教研组长、系部主任等）的支持是教师产生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而上级缺乏同情心、办事效能差，通常是教师抱怨的内容，也极易导致倦怠的产生（曾玲娟，2002）。因此，当职场人际关系恶化，并缺乏一个宽松和谐的外环境，也会导致职业倦怠。
二、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的对策
综上所述，职业倦怠起源于个人、组织与社会等各个环节，大外教师中存在着职业倦怠现象是客观事实，具体到个人或各校，教师的职业倦怠又有较大差异。对于组织和社会方面的改良和应对策略，已有很多的文章涉及，本文毋庸赘述。但是自身的能动作用不可小视，基于上述倦怠成因分析，笔者有以下几点教师个人应对策略可供参考，一旦发现倦怠状况，第一时间从自身做起，使危害尽快消除或缓解。
首先，作为任何一名大学教师，面对知识更新迅猛的时代，自身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观念，在工作中也应当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更新知识。在这个“publishorperish（不发表就淘汰）”的时代（Hanson，1998），更应当不断提高学习和研究能力。尽管存在教学与科研的压力，但科研工作是大学英语教师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教师素质具体表现的形式之一，故大学英语教师自身有责任克服对科研产生的畏惧心理。刘润清教授在《一个英语教师的自述》一文中指出：“科研是一个艰苦的历程，关键是有没有科研的意识，能不能处理好科研和教研的关系。”科研上去了，职称上去了，内心的底气和自信也就充满了，成就感就必定取代倦怠感。
那么，如何应对教学科研的双重压力，处理好教研和科研的关系呢？夏纪梅教授提出较好的解决方法：“在大学任教必须具备研究能力。任教者应该为教学搞科研，或为科研搞教学。能够用量化手段和质化手段研究语言教学及语言学习（2002）。”因此，这意味着大外教师要在强化科研意识的同时，还要学习掌握一些基本的科研理论和量化手段。再结合自身的兴趣或结合本校、本学科的需求，尽早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积极地培养自身科研兴趣，变压力为动力，变课堂为科研的基地，努力使科研与教学相长。只要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再通过教学工作的积累和结合教学改革中所发现的问题，使科研工作走上正轨，最终就有望获得教学科研的双丰收。
其次，进入任何一个专业领域，都应始终保持一个虚心受教的心态，这样才能在比较和借鉴中发现自身的不足，借助他人的引领，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有时一次教学研讨活动，会胜过自己许多次课的摸索。同理，经常与那些科研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同事交流，不但能帮助自己尽早确立科研方向，还能少走些弯路。有时同事的一个观点，一句话，一种做事的精神和态度都会使自己终身受益。比如，当前，利用多媒体和网络组织教学是大学英语改革的重点，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冲击，一些中年教师缺乏学习新技术的冲动并难以开口向青年教师请教，只对新事物加以抱怨。殊不知师亦不必贤于弟子，另一些同龄教师却能在技术上虚心请教同事，甚至学生，主动抓住并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契机，交流创新体会，改进原有教学的模式，因而深受学生好评。这正如DonaldFreeman所言，心态是先于技术和知识的。只要勇于尝试和探索新事物，掌握先进的教学辅助设施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难。
此外，有意识的改变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培养良好的个性特征如耐心、坚强、乐观、幽默等，也可以很好的帮助已出现倦怠症状的教师在自己有意识的情绪调整过程中克服倦怠。当然，还可借助于他人力量，找同事朋友倾诉、或找有关专家咨询都是缓解倦怠的良好途径。
再次，有了良好的心态，接下来就要有一个合理的目标计划克服职业倦怠，如制定一个一年、三年、五年的自身发展规划，静下心来分析并逐步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然后将计划付诸行动，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胜利的喜悦，增强自信心。作为教师本人，应清醒认识到倦怠是源于自己所遇到的压力，努力提高自己的耐压能力是问题的关键。同时在制定计划和实施过程中，通过学习时间管理技巧，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中学会适当放松，也有利于防止倦怠的出现。
三、结语
教师的职业倦怠对自身、学生、学校乃至社会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现实生活中许多活生生的教训让我们看到其危害无异于庸医误诊病患所造成的伤害。虽然这二者有诸多不可比之处，但却都属于不可轻视的社会问题范畴。大学英语教师在高校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解决其职业倦怠是一个系统工程，整个社会都应该关心支持。衷心期待有关部门切实关心教师的困难和需要，建立对教师的合理的角色期待，给教师创设一个宽松的人文环境。大学英语教师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挑战和压力，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教师自身应该加强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培养终身学习的观念，端正心态，逐步挖掘自身潜力，从大局出发，努力克服职业倦怠心理。创建和谐社会首先从个人做起，愿广大教师们早日告别或远离职业倦怠，重塑美好师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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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大学论文篇12
然而，曾几何时，教师的职称被取消了。原因是有人认为，教师是不应该有自己本质性的、独立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的，所有的教师毫无区别的都应该是社会政治的工具。再以后，教师的职称又被恢复了，教师似乎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获得社会的承认了，而伴随着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而来的趋利主义潮流，深刻影响了教育领域，使实利成为教育领域中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职称作为教育领域（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中“实利”的体现，成为人们奋力追逐的目标。特别是由于职称与教师的工资、奖金（津贴）、住房等经济收入及物质待遇直接挂钩，从而成为教师事业是否成功、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有时甚至成为有些行政职务的任职条件（比如：教育部曾经规定，部属高校中的系主任必须是教授或具有正高职称人员）。这样，职称制度在短暂地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后，便再次堕入迷茫，演变成为一些高校教师苦苦追求的体现现实理想的精神目标。一种本来是教师学术劳动结果标志的概念，教师们以其学术成就或学术劳动的水平，获得与自己学术劳动质量相等或相近的学术职称，其中教师的学术劳动为因，学术职称为果。是教师的学术劳动决定了自己的学术职称等次，而不是教师的学术职称决定其学术劳动的水平。学术职称无形中却成了一些教师从事学术活动的目标或目的，甚至成了吞噬人们心灵宁静、身体健康的“妖魔”。另外，在中国的高校中还有一种被称为“跑职称”的现象，亦即每年职称评审的前夕，一些申报职称的人为求评审顺利通过而四处“拜访”职称评委们。也有以单位的名义对评委们进行“公关”，其理由是为了单位的利益等。这种性质近似贿赂或者就是贿赂的活动，不但破坏了职称评审的公平环境，也破坏了高校的教育品质，其对高校教育作用及意义的消解，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而职称的价值和作用被异化如此，着实叫人感慨万千。
职称在普遍性意义上，既联系着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又联系着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誉，几乎是教师一切价值的体现，当然也是教育生态品质或质量的体现。教师在职称问题上所遭遇的不公，很容易被理解为对自己教学工作及学术成就或成绩的轻视或漠视，甚至会被理解为是对其人格尊严的轻视或侵犯，对其或耿耿于怀，或恨恨于声，或恨恨然而心生去意。然而，是什么原因让本来衣食无忧、生活条件在社会上处于上中水平的高校教师们，对职称问题这么在乎，以至于产生强烈的职称情结呢理解这个问题的较好参照，是同样在大学校园中，为什么以前人们对于职称的态度能够那么坦然、平和。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期，我国许多大学中的职称授予似乎比较“随意”：如清华大学聘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的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聘没有大学学历的吴晗为历史系讲师；北京大学聘没有大学学历的粱漱溟为讲师；在聘季羡林副教授天后（当时的北大规定：洋博士只能聘为副教授再聘其为教授等。这种看似随意的职称授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甚至还被作为佳话而长期传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人们判断事物的依据是实质性标准，亦即这些被聘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他们与被聘的职务是否名副其实。另一方面，那时的高校教育生态较好，大学校长们一般都既有学识，又讲气节。高校中少有、聘人不当的现象。那时大学中职称评审的规矩从表面看似乎并不严格，而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不公平现象的制造者极可能因为谋私而引起众怒而被驱逐去职。可以说是其时大学领导者们的开明和公正，才使那些规矩失去作用。我国高校在“”之后初期的职称评审中，也几乎少有尖锐的批评意见，那时的评审如潘懋元先生所言：“虽然评审的标准比较模糊，但过后看都还比较公正。”由于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当时的教师中虽然也有职称及工资方面的差别，但人们基本上都能够平静对待。在对待职称的问题上，可以说公平是最为基本的原则和前提，也是最好的“解毒剂”。公平了，公正了，学校中无疑是风平浪静、和谐安宁的。
如果有人在职称问题上，其恶劣影响必定是深远的，其谋私的毒剂就如同渗入土壤中的污水，会使土质彻底破坏，长期不能正常地生长庄稼。
我国有些高校在职称评审中的谋私行为，已经演变为这些学校中根深蒂固的不良风气和工作的低效率。然而，为什么在职称制度本来应该越来越成熟的时候，高校的职称却出现了“妖魔化”的趋向呢要回答上述的问题，则有必要审视一下我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的现状。我国目前的高校职称评审分为高校自主评审和省市统一评审两种。前者主要是一些科研和教学实力比较强、办学历史比较长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后者基本上是科研和教学实力相对较弱、办学历史较短的省（市）属高校。部属高校基本上都采取高校自主评审的模式，省属高校则基本上都采取省市统一评审的模式。另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市高校的实力和水平差距较大，职称评审的标准也差异较大，所以本文主要依据笔者所熟悉的东部地区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审情况进行讨论。而在这些地区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有这样一些背离职称本质的现象：
一是只看“硬杠子”现象。有些省市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规定了许多必备条件，诸如要在权威的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要获得**项省级以上奖，要完成**项省级以上的课题，要出版**万字以上的专著，指导过**届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等。这些条件被简化为一系列被称为“硬杠子”的数字，成为教师职称申报的基本条件，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申报高一级职称，否则就不能申报。有些评审者甚至直接宣称，评审就是只看数字。在他们看来，当事人申报的奖项性质，完成课题的深度及撰写的论著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看其是否符合“硬杠子”的要求。在这样的传统和氛围中，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和习惯。人们已经习惯了不在意申报者真实的研究水平及学术影响。不在意申报者的论著是原创性的，还是诠释性的；是思想深刻，还是缺乏创见；是见解独到，还是人云亦云之间的区别。不在意其论著是否为独到见解，是否表达了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等体现申报者学术成就及资质的实质性内容，而只是在意其是否符合“上面”规定的标准。从而使作为学术职称生命的本质性评价，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形式性评价。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将评审权力交给了所谓权威刊物的编辑，交给了参与评奖和课题评审的评委。
二是显著的简单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对第一种现象的延续，其特点就是教条和僵化。表现之一是对所有的学科几乎使用同一标准。在一些省市的教师职称评审标准中，几乎没有学科区别。从知识大类的文、理科，到文、理各科中的具体学科，其标准都是一样的。表现之二是以简单化的态度对待学者的劳动数量。由于“热衷于追求科研成果数量的现象”受到批评，因而便绝对地否定了教师学术劳动的数量。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就是上述的“硬杠子”规则，其潜台词是：只要求达到标准，其他的都是多余的，是没有必要的。在这样的认识主导下，一位教师的学术论文是5篇还是篇，是10篇还是100篇，在评价中没有区别，学者的勤奋和刻苦都似乎没有意义，只有“上面”规定的几种权威期刊才有意义，从而造成了教育界内部的权威期刊崇拜症。表现之三是简单地将学术论文的水平与期刊主办单位的规格或影响划等号。对于在学术领域中属于见仁见智的刊物声誉，以及学者们质疑的“全国所有高校及科研单位都面向数个本专业权威刊物或核心期刊是否合理的问题”，则无人理会。
三是外行评价内行的现象。事实上，无论是在一些省市的评审工作中，还是在一些高校内部的评审工作中，由于评审是一种权力的表现方式，所以参与者大部分还是各个部门的领导者。这种表面上追求全面的评委组成原则，却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外行位列其中。这些外行虽然可能是自己从事专业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极其著名的专家，但却未必是参与评审领域的专家，由他们参与评审的职称质量是令人疑虑的。因为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标准是看其学问做得好不好，所撰论著是否有学术价值，而有能力对此进行判断和评价的人，只是那些国内及国际的同行专家。事实上，在以往的评审中，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对教师申报的论著作出比较客观、准确的评价，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并非是所评审专业的内行，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积极地认同“硬杠子”规则。与外行评价内行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评审程序上的短、平、快现象亦即一个涉及几千人的职称评审活动，专家们可以在3～5天的时间内完成。他们可能根本来不及仔细地阅读材料，更谈不上充分的交流和研究，而在基本不了解申报人学术水平、学术品格的情况下只能用所谓的“硬杠子”来“卡”了。只可惜教师们的职称命运，就在这种技术性的评审中被轻率地决定了。
四是缺乏申报人表达意见的“上对下”单向决定现象。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模式一样，是一种典型的“上对下”单向决定机制。在这样的机制及环境中，各种职称的评审标准几乎都是在“上对下”的心态和气氛中制定出来的。对于职称评审中的不合理现象，教师们即使有意见，也难以找到可以申诉自己意见及理由的地方。因为一些直接主管职称评审的组织，既能够以职称标准是由专家制定的借口而予以推脱，又能够以职称标准不是为（你）一个人制定的为理由而予以拒绝。比如，某省在职称时间的确定上，一直采取年度与具体时间的双重标准，亦即教师的材料截止时间为年度标准（截止到**年底）;而教师的资历时间却采取具体时间标准，亦即以现职称的批准时间为准（截止到**月）。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差距表面看是半年，而实际差则是一年，从而将教师的评审资历由规定的5年拖至6年。对于这样一些明显不合理或没有道理的问题，尽管教师不断申诉，但就是不予改正。再比如：在某省的评审职称条件中，有“本领域权威刊物”论文的条件，然而在该省的以往文件中，却从来没有规定过所谓的权威期刊。对于出现于职称文件中的规定，不仅教师，就连评委们都感到无所适从。
显而易见，上述的职称评审现象，会使学术职称中内含的科学、崇高、文明、儒雅品质流失，使学术职称的本质及价值取向被异化和扭曲，导致学术失范、学术腐败行为泛滥，造成教育界中看似公正而实际上却不公正的现象，使高等教育这块历来被视为高尚和纯洁的圣地，被庸俗风气严重污染。其对教师职称评审的消极影响是极大的忽视了对评审对象———教师学术成就的全面了解和评价。学术职称评审工作是对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学术资质及水平的评审，评审的对象是教师。教师们作为学者，不仅在著述内容、方向、水平方面有差别，而且在人格、信念、境界、抱负、风格方面也有差别。对他们学术成就及声誉的评价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价值性的，而不应该是技术性的、时期性的、表面性的。学术职称作为教师学术水平的体现，应该以遵循学术规律为基础立足于促进教师在潜心学问、执著研究、探索知识、创造文化方面的心情宁静和专心致志，激励教师求实而不求虚，求新而不倒退，高尚而不庸俗。然而现行的一些教师职称评审标准，要么将教师当成完人，要求教师的学术成就面面俱到，亦即既要发表和出版论著，又要完成课题和获奖，既要能够专心致志的治学，又要能够八面玲珑地去“公关”（拿课题和争取获奖）；要么将教师当成由一系列数字组成的“物”，只看数字不看人的研究资质，不看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看人的学术影响及声誉，以对待“物”的态度对待人，教条化地对待“硬杠子”。在这样的评审活动中，教师作为申报者的品格、尊严、成就、声誉等品行特征，都被“硬杠子”所要求的数字遮蔽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术造诣精深、学术著述丰富、学术品格崇高的学者，却因没有满足“硬杠子”的条件，而被排斥在职称之外；而一个学术思想平平，但却满足“硬杠子”条件的人则能够在评审中“过关”，从而造成学术评审中貌似公平而实则偏颇的现象。而“硬杠子”规则中理直气壮地张扬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技术化、教条化评审原则以及其内蕴的对教师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神态是对教师劳动的轻视和人格的不尊重，是对教师学术尊严的践踏，严重地扼杀了学者的创造性。对教师形成了负道德取向的压力。我国历史悠久的“学在官府”传统，使教育从来没有成为能够充分地体现自己本质的、独立的学术或文化机构，始终处于被管的“下级”的地位，而负责管理教育的政府行政机构，一直都对教育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控制感，习惯于以“上对下”的感觉和态度来制定针对教师的规则和制度。而在这样的意识和思想的主导下，由他们所主导制定的教师职称规则或标准，更多地反映的是他们的意志、观念、要求甚至情绪，他们在教师学术职称标准上的面面俱到要求，使得本来应该潜心治学、鄙视庸俗风气的教师，根本无法安心地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学问。
在本来应该安心学术研究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琢磨如何评上奖，不得不思考如何申请到省级以上机构的课题，如何在单位或“上级”指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满足“上面”的规定或要求，有些教师为了评审职称，将不得不牺牲自己的道德和尊严。
许多本来是心高气洁、自尊自爱的学者，却不得不去进行各个方面的“公关”：为了自己的成果得奖去乞求或贿赂评委；为了自己的文章在所谓的权威刊物上发表，去乞求或贿赂编辑。而这种“权威期刊”现象，则使学术腐败由教育界蔓延到出版界，造成一些“权威期刊”通过办“刊外刊”大谋实利。而正是职称政策制定者们对教育及教师职称本质的浅薄认识，导致了教育领域中的庸俗、卑下、丑恶风气的繁衍和蔓延。
一、“硬杠子”规则中蕴含的粗暴性破坏了教育的文明和理智传统
前述的“硬杠子”现象存在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教育体制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还是计划体制，亦即教育并没有能够张扬自己独特本质和宗旨的自，还是被决定、被管理的政府部门的下级。而这种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上级对下级不放心害怕其脱离自己的领导。比如，为什么高校教师的职称不能由高校自己去评，而要由所谓的省市或部委组织专家来评审呢？由于对高校不放心，认为权力下放后高校就会降低标准或乱评，所以必须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思维模式不改变，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将永远不能落实）。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评价方面，作为学校“上级”的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相对于直接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们而言无疑是外行，然而这些外行却要制定管理内行的规则，他们在不熟悉学术规律及动态的情况下，其可能采取的最简单或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制定一个能够既包容一切、又比较简单易行的“硬杠子”。然而“，硬杠子”规则中所蕴含的强制性、不容违抗和探讨性，使职称评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商讨、回旋的余地，使以逻辑思辨、心灵直觉、精神涵泳为特征的学术活动，缺乏来自社会组织及制度方面的文明、理智、礼仪资源的支持，且极容易感染和模仿带有强权意味的行政化毛病，从而导致学术研究的平庸化和功利化。当然为了使“硬杠子”规则具有说服力，人们还煞有介事的声称采用“硬杠子”是为了保障评审结果的公平所以要减少主观性，增加客观性。岂不知在职称评审问题上，关键是要保持公心，不能有私心。而保持公心的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制度（包括有效的监督制度）、社会风气和教育生态。以所谓的“硬杠子”来保持公正，显然是缘木求鱼。
二、行政权力膨胀使职称评审制度“非教育化”
高校学术职称固然具有区分教师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平高低、学术能力高下的学术成就分层功能，只是这种分层功能的作用，必须以教师学术劳动的成就或质量为基础，其结果必须体现对教师学术劳动成果评价的公平和公正。但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由于高教领域中追逐实利目的的强劲潮流，以及我国高教领域中的特殊传统及组织结构特别是非学术的行政权力对职称评审的主导和控制，使人们对于学术职称的价值及意义形成了一系列误解和误识，为学术职称附加了太多的职称之外的内容和企求。一方面，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高校内部评审职称的范围无限扩大，遍及学校中的各个方面，高校内各方面的人员都能以各自的职称与教师来“相当”。这样，教师从事教育工作及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及独特性均被消解，教育内部约束教师行为的职业神圣性和自豪感明显减弱。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背景下，无论是教师的学术职称评审标准，还是具体的评审过程，其组织和操作的力量都来自于行政部门，在权力监督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教育既无法解决外部权力者的越界获得学术职称问题，也无法解决内部权力者的超水平获得职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学术职称评审的信誉和生态受损，学术职称的公平和公正问题难以解决，职称拜物教难以消除。可见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浅显和短视，造成了教师学术职称制度设计及实施中的一系列简单化思维和行为，使学术职称的本质和宗旨被异化和扭曲，使学术职称应该具有的保护学者利益、激励学术研究品质提高、建立公平学术环境的目的没有达到，反倒诱发了人们的趋利意识和投机意识，形成了学术研究淡泊明志品质与追求职称而彰显名利欲望之间的悖论现象。
综观高校教师学术职称评审中的问题和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行政化。所以，要想纯洁教师职称评审环境，提高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声誉克服评审活动中的简单化、教条化、非人化缺陷，就应该从根本上消除教育行政化。试想，如果教师职称评审像美国高校那样校自为政，各校根据自己的标准和需要评审职称，教师则“良禽择木而栖”，高校皆为珍惜自己声誉而保持职称评审的公平、公正，学术职称的激励、褒奖、肯定功能自然能够发挥出来，良好的教育生态和精神环境也能够自然地形成，教育的进步和发展也会具有坚实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何乐而不为呢？
教师大学论文篇13
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职前教师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学术性”尚未提升。“师范性”渐行丧失
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一直是教师教育史上存在的话题。所谓师范性，是主张“学者未必是良师”，教师是一种专门人才，只有懂得教育教学规律，掌握教学艺术的人才能当好老师；所谓学术性，是主张“良师必是学者”，一个称职的教师，必须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具备广博的知识背景和所教学科专业知识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其前身一般是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主，申报本科专业时，也大多是依托原有师范专业。但一旦升本成功后，又大多定位为综合性本科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各专业也向综合性专业看齐，以期迅速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但事实上，一所学校、一个专业一定需要长期的历史沉淀．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一味地急于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是办不到的。与此同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注重向综合性发展的同时，教师教育被边缘化、不重视的现象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在院校命名上“去师范化”特征比较明显，急于更换校名，摘掉“师范”帽子；二是在办学定位上强调从单科到多科、综合性发展，热衷于扩大非师范专业．导致学校办学重心的迁移：三是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往往视学术性为学校“强大”的表征．过分追求学术性，导致教师重“科研”轻“教学”，使教学质量下降。
(二)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陈旧，教育实践环节薄弱
我国于2001年启动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深刻、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次课程改革。基础教育正经历的这种革命性变化。无疑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给当前我国的教师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尽管顺利地完成了由专科到本科的升级，但师资水平、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方面并非可以在短期内可以迅速提高。许多新建本科院校仍然沿袭传统的教师培养模式培养中小学教师．开设的教师教育专业主要课程仅局限于介绍一些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俗称“老三门”)的初步知识。其学时在总学时中只占5％一10％，而且内容陈旧、方法单调、缺乏时代感和针对性．脱离基础教育实际．与教师专业发展的本质要求相距甚远．被师范生认为是大学里最不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教育实践环节薄弱，教育实习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一是不重视实践教学，在安排教育实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问题、人员问题，多采取“回原籍实习”、“一个教师负责一个县(市)”的措施；二是不仅时间短(一般只有6周一8周)，而且安排极不合理(大多在临近毕业的一学期)，学生忙于写毕业论文或找工作，没心思实习，影响实习效果；三是实践与理论脱节，将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从整体的师范教育过程中剥离出来，认为教育见习和实习是一个孤立的教学环节：四是实践内容程序化．实习生一般被限定于听课、讲课等特定教学内容和充当班主任“规定动作”中，很难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三)职前与职后教育一体化徒有虚名
长期以来，我国教师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分别有师范院校与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承担，两类学校之间缺乏联系和整合，学习内容缺乏衔接，教师职后培训沦为低层次的重复，很不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和终身教育。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其前身大多是地区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地区性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合并而成，从形式上实现了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一体化。但这种的教师教育一体化只是“名”变而“实”不变，教师培养与培训各行其是的状况依然十分明显，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连续体，教师教育一体化程度不高。因为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在并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后，虽然在领导体制上实现了一体化。但大多是成立成人教育学院，机构依然是独立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承担本地区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与教师职前培养工作不相干。这样一来，职后培训并未得到加强，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内容仍然相互割裂，无法为教师提供连续的、一致的支持。
(四)国家对教师教育的优惠政策未被普及，导致优质师范生源匮乏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础教育开始走向复兴，为了满足基础教育振兴与发展的需要，党和政府对师范生采取了“三包”政策，吸引了大批贫苦家庭优秀学生报考师范院校。但到了2O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教育办学层次的逐步提高和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格局出现，国家对师范生的各种优惠待遇和毕业分配也被逐步取消。在这种背景下，师范类招生不再具有什么优势。2007年，国家从教育部所属的六所师范大学试点，恢复免费师范教育政策，但这一政策未被普及。目前，除六所部属师范大学外，我国师范专业的毕业生除了可以获得“双证”(毕业证书和教师资格证)外，已基本没有其他优惠政策了，师范专业也就失去了优秀生源。特别是承担教师教育任务主力军的地方院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的大发展，高校连续扩招，所招的优秀学生越来越少。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一)确立科学合理的办学定位。重塑职前教师教育理念，增强师范类学生的“师范性”
合理定位是高校发展的基本依据和重要前提。准确的办学定位，使得学校在办学类型、层次、结构、特色与学校的办学历史、教育资源、办学实力和发展能力相匹配、相适应。大部分新建本科院校都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特点，无论是在过去的专科阶段，还是升格为本科院校，都和所在地方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在办学定位上要树立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识。在办学类型上，要高度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办学性质上．要以教学型为主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职前教师教育也一样，应主动地服务于地方基础教育。另外，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要借鉴国际职前教师教育的经验，树立与时代相适应的教师教育理念目前，在教师教育实践中，许多国家把职前教师教育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起始阶段，是为教师终身的专业发展奠定基础的阶段。如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在2002年由中央教育主管部门教育与技术部和教师培训司共同签署颁布的职前教师教育纲领性文件——《英国合格教师资格标准与职前教师教育要求》的前言部分就对职前教师教育做出了清晰的定位：“职前教师教育是长期的专业发展进程的开端”。苏格兰教育部制定的《苏格兰职前教师教育课程指导性文件》也明确指出：“职前教师教育要培养学生持续的专业发展能力”，“作为教师专业教育的第一阶段，职前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要认识到职前教师教育的这种特点．避免重蹈终结性教师培养的覆辙。即不要对培养的未来教师寄予过高的要求——既有娴熟的教学技能、深厚的专业基础、广博的知识，又有熟练的教学应变能力、教学创新、研究能力，而应着重培养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和关注、借鉴他人发展的能力。另外，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职前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应重新塑造。原先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阶段是以培养合格的农村初中教师为己任。但现在我国的小学教师学历正逐步走向了本科化，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中的师范类毕业生有相当多一部分人将成为小学教师．因而在大学本科教育中．要充分考虑到小学的特点。不能沿用原来培养中学教师的专业和模式来培养小学教师。可以通过分设小学、中学教师培养的不同模块，让学生自主选择“学科教育+教师教育”模块的课程，从而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认定所需的教育专业课程学分，增强师范类学生的师范性。
(二)创新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提高职前培养质量
教师的专业发展始于集中学习教师教育课程职前教师教育课程是向未来教师传授知识、培养良好科学文化素养的重要方式，是教师教育中影响人全面素质提高的最为直接、最具稳定性的基本因素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设置与构建实际已成为提高教师教育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前所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存在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陈旧，教育实践环节薄弱的问题，所以要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职前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具体来说，要确立两种“导向”，即“以适应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导向”和“以适应国家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为导向”，来开展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为此。一是要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如开设哲学、历史、艺术、政治、经济、社会、数学、理化、生物等选修课程，并规定文科学生要任学两门课程．理科学生任选四门文科课程，以提高学生的人文和科学素养：二是要减少学科专业课程课时比例．培养学生基本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三是要大力加强教育专业课程，使其学时在总学时中要达到20％-30％。此类课程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第一，教育理论课程，如教育哲学、中外教育史、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比较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课程，通过开设这些课程．使学生从深层次理解教育思想、拓宽教育视野．树立起科学的教育理念。以便能从较高的角度明了教育的真谛、价值与意义；第二，有针对性开设教育方法论方面的课程。提高教师工作的专门化、现代化水平。如学校管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课程；第三，从技术性、操作性和应用性等特点出发，开设班主任工作、中小学教材研究、现代教育技术、心理咨询等课程．使学生一毕业就能很快上手，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工作。四是在教学形式上。要改变教师讲、学生听为主的模式。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同时开展行动研究、案例教学、微型教学等新颖的培养方式．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五是要建立完善的实习制度．加大教育实习的比重，使教育实习的时间达到一学期．而且要将时间安排在三年级下学期或四年级上学期，以充分发挥教育实习的效果和功能。
(三)凸显师范特色。建构区域教师教育培养、培训一体化体系
所谓一体化教师教育．是为了适应学习化社会的需要，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根据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对职前教育、入职教育和在职教育进行全程的规划设计、培养培训、开通基础教育师资培训和在职教师培训的上下贯通的渠道，建立起教师教育各个阶段相互衔接、良性互动的教师教育体系。一体化实现了教师教育过程的连续、形式的统一、阶段的衔接、内涵的扩大和功能的完整这有利于有关教育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统筹安排教学内容、合理利用教学时问，保证教师持续的专业成长，从而保证教师素养的全面提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长处．着力构建区域教师教育培养、培训一体化体系一是要做到教师培养的一体化。首先要使职前教育、人职教育和在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一体化，职前教育侧重于对基础学科、专业学科以及教育知识的学习，为从事教师职业奠定基础。入职教育侧重于将职前教育期间学到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巩固知识，增强技能。在职教育侧重于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不足进行反思性总结，向专家型教师发展：其次是课程一体化，包括课程设置一体化以及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一体化：再次是过程一体化．即将新手教师——合格教师——优秀教师——专家教师视为一个动态持续发展的过程．从而沟通职前师范教育、入职资格教育和在职发展教育三个阶段的联系。二是要做好区域教师的培训工作。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要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求。承担起区域基础教育发展状况和教师培训需求的调查研究、区域教师培训的研究和指导、骨干教师培训等方面的任务，提倡参与式培训．积极采取现代化教育手段，保证培训质量，提高培训效益。三是建立教师发展学校，实现培养培训一体化。即以中小学为基地进行教师培养培训的制度模式．它在美国被称为“专业发展学校”在英国称为“伙伴学校”。教师发展学校模式可以为师范生提供大量的教学实习、观摩、研究性学习的机会．将教师的培养培训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统筹安排．在培养层面较好地实现二者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