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1
一、中职语文教学现状的分析
就目前中职语文教学现状而言，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在语文教师方面，他们在教学方式上还是运用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对于新课程标准与语文教材的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真正落到实处，付诸实施的老师可谓凤毛麟角。
在学生方面，大部分学生对语文学科还是感兴趣的，但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语文学习观念上，认为语文课程中最不能缺少的是教师的精彩教学和知识拓展，而对于语文实践活动则态度漠然。从学生语文学习的需求来看，他们的内心还是渴望语文教学能够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而这个观点恰恰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不谋而合。
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
陶行知一生的教育论著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新课程改革息息相关。其中，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主要包括两部分：生活即教育（生活教育的本质）；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方法）。
1、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生活就是教育的内容。“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他认为“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认为，当生活起了变化，教育也要随之变化，生活是不断前进的，教育也在相应地不断前进，与时俱进。而其认为的“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死同去。出世便是棺材才算毕业”的教育思想与现行的终生教育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生活教育理论对当前实施的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现代化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也与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不谋而合。
2、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驾御理论的方法论，其主要内容包括：①“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②“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③教师“须一面教一面学，教学相长”。其中“做”字便是这一方法论的核心，“‘做’在晓庄有个特别定义，这定义便是在劳力上劳心，单纯的劳力就是蛮干，不能算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由此可见，“教学做合一”的“做”，不仅仅是手上的操作，他还包含着大脑的思考，事实上包括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一切时间活动，身体和精神是统一的。
三、中职语文教学的生活化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强调大众性、爱国性、整体性、关联性、发展性、开放性、实践性等特征，与现今强调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不谋而合，也就是强调语文必须回归生活。中职语文新课程标准强调：重视以学生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课程资源，重视除了基础模块以外的职业模块。强调学生的亲身参与，要求学生在亲身的时间中，在“做”、“考察”、“实验”、“探究”等一系列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并且在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之上，加强本职业所需求的常识积累。由此可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对现今的新课程改革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尤其对中职新课程改革中“语文教学生活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方向性。
那么如何运用生活教育理论的思想来指导高中语文教学生活化的改革呢？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强调“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么做，就怎么学，就怎么教。”因而我们在传授语文知识和训练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地融入生活元素，进行生活教育，让学生明白“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而教学情境的创设，应该从教学目标的需要，根据教师与学生的特点，在一个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中进行，而非只是一个花哨的环节摆设，这样有可能导致学生注意力的偏离，不能有效地投入到课堂的学习之中，主动地参与课堂之中。
1、话题生活化，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有些知识点比较枯燥、抽象，有的文章离学生的生活年代久远，有的课文因为意境朦胧给学生在理解上造成了障碍，这就需要语文老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和对课堂的驾御能力了。但是如果语文课文选材还是那么古板跟时代脱拍的话也势必让学生感到疲惫，例如旧教材中的《讲讲实事求是》，时代相差甚远，学生在理解过程中存在很大障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疲态。如果课文选材比较生活化，那么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地创设一些生活情景，将生活元素注入课堂中，所取得的教学效果则会事半功倍。例如在教《好雪片片》这篇文章时，如果只是分析课文内容和记叙文的特点，这样的课堂容易让人产生感觉疲劳、枯燥。于是，笔者在教学设计中采取从生活入手，运用学生已有的生活体验，从学生熟悉、感兴趣的地方入手。在教学的开始，就从2008的512汶川地震的捐款图片中选取了最为感人的一系列组图，其中有一组是一个失去双腿的乞丐经过募捐箱定格的那一瞬间，并且从这张图片引出一个话题：怎样的人才是最美的人？并且还就这个话题延展到拓荒者，城市的拾遗者是否就破坏了城市的和谐这样生活化的话题导入了本课，学生在听的过程中就非常乐意去讨论去思考。这样也激发了学生表达的欲望，提升了学生的话语权，让他们愿意阐述自己的想法，同时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教学。
2、寻求反差点，激发学生求知兴趣
依照心理学的研究观点，学生除了对新奇的，未曾接触过的事物比较感兴趣以外，还对和他们已有的生活体验存在着反差的事物也特别感兴趣。因而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中，我们要适当地寻求一些与生活存在着的反差点或矛盾点，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通过自主、合作的方式去用心探究、学习，获得自己的学习体验。同时，这种生活反差的引入，在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的同时，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去思考生活，适应生活。比如北京的周曼云老师在讲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时，由于这篇课文的写作时代与学生的时代相距比较遥远，而这篇课文的教学重点就是品味课文的语言美和意境美，领悟作者从中表现的情感，尤其对秋味的“清、静、悲凉”的特点的把握。于是，她在教学中采取在平常中寻求与生活的反差点入手，还原生活提出矛盾。在讲作者描绘北国秋景的五幅画面中的“庭院清秋图”时，为了让学生体会到里面对“清、静、悲凉”秋味的描绘语言运用的妙处，她让学生们先提取里面的景物，如“陶然亭的芦花”“浓茶”“秋草”“破屋”等，再问“在当时的北平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有许多名胜古迹，典型的景致，为什么作者却选择了如此平常的景物来描写呢？”这一问题的抛出，马上激发了学生的思考兴趣。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对生活的还原，同时调动他们对这些平凡景物的生活体验，将这些平凡的景物与那些典型的景致的特点进行比较，得出了这些景物虽然平常但相对与典型的景物更能表现出作者对故都秋味“清、静、悲凉”的独特感受，自然而然地理解了课文以情驭景，以景显情的艺术手法，对“一切景语皆情语”有了自己独特的体验。如某位在上新教材中的综合实践活动的“热爱大自然”这个活动时，就大胆发挥了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让各个小组就不同的话题分别准备，并且要学生通过图片的展示文字的阐释来制作课件，再进行成果交流，这个环节就很显然把生活化设置融入了其中，让学生学会把自己的旅游经历，自己饲养小动物的经历，自己养花养草的经历，自己对自己家乡名胜的了解情况，一并在课堂上体现出来了，不仅锻炼了口头表达还形成了大众评价机制。将语文彻底回归到了生活中去。
3、回归自然生活，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作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难点。新课程标准在“表达与交流”方面，提出了让学生“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力求有个性、有创意的表达，根据个人特长和兴趣自主协作。在生活和学习中多方面地积累素材，多想多写，作到有感而发。”等课程目标。而由于高中学生的学习科目繁多，学生的大部分学习时间都花在了课程内容的学习上，关注生活的时间很少，更别说用心去积累生活经验了，出现“虚构”、“移花接木”的虚假作文现象也是难免的。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为了改善学生在写作方面感觉无话可说的瓶颈，语文老师要课堂的作文教学中不妨把眼光放在生活上，引导学生深入生活，调动平常被学生忽略的生活。小到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琐事，大到关注时刻都在变化发展的社会生活。如在指导学生“写触动心灵的人和事”这一话题的写作时，老师不妨先让学生来谈谈对往事的回忆，想想曾经让自己有所触动的事，勾起被他们忽略的生活经历。这样处理，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还给一些缺少生活触动体验的学生创设了一个真实的、触动的生活情境。这样一来再让学生们进行写作，学生们的作文中自然少了一些虚构的东西，多了许多学生对生活的真实感悟的文字。
要实现中职语文教学的生活化，首先应转变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双方观念。老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拥有一颗热爱生活、体验生活的热忱之心。学生要在自己的努力和教师的帮助下逐渐地转变传统的被动学习观念，降低对老师教学的依赖性，培养“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观念并且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语文教师要认真地钻研新教材和新改革方案，努力寻求实现中职语文教学生活化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创设语文课堂生活化情境，寻求生活与语文的反差点或矛盾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引入生活中的元素，唤起学生忽略的生活体验，让学生的写作回归生活，努力将课堂拓展到生活中去，在生活中学习语文，在语文课堂中学会生活。
参考文献：
[1]杨春平.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语文教学实践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5.
[2]杨红.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2（96）.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2
陶行知理念 生活教育理论 初中语文教学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指出，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应该融入与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以激发其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应用能力。并且，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使学生的思维得到扩展，从而从整体上提升初中语文的教学水平。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学与生活联系不够紧密
初中语文教学基本以学习教材中课文内容为主，而没有将课本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的联系起来，使教学显得比较空洞。并且，课本中的许多内容与学生平时的生活差距甚远，学生理解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将课本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不仅能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还能激发其学习兴趣，使枯燥的课堂变得活跃起来。
（二）学生缺乏对语文的学习兴趣
浓厚的学习兴趣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而许多初中学生认为语文课程比较枯燥，阅读、写作能力也难以得到提升，从而失去了学习语文的兴趣。有的学生虽然在语文科目上所花的时间比较多，但其并不是因为兴趣而学习，而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这样的学习效率其实并不是很高。此外，是否具备学好语文的信心也是影响学习兴趣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有足够的信心能学好语文，那么学习兴趣自然也会逐渐的积累起来。反之，学习兴趣则会降低。
（三）教学中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通常是以教师的分析、讲解为主，学生处于比较被动的学习状态，教师占据了教学的主体地位。但是，在新课改的要求下，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渐被重视起来。只有将学生作为教学中的主体，才能使其自学能力得到提升，并激发其学习兴趣，同时使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锻炼。
二、以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来促进初中语文教学的生活化
（一）将学生的实际生活融入到初中语文教学中
将理论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是提升学生理解能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这也是陶行知理论所推崇的。语文课本内容来源于生活，同时又是对生活中的一些理论、道理的升华。因此，初中语文教学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否则语文教学就会失去原有的意义。比如，《秋天的怀念》表达了作者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也表达了作者对之前不理解母亲的懊悔之情。而生活中，学生与父母的交流沟通也许并不是那么和谐，也存在学生不理解父母的情况。在教学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将自己与父母的生活细节联系起来，想想自己是否也有不理解父母，让父母伤心的地方，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了这篇课文后，能够对父母多一份理解，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
（二）利用多媒体技术将生活场景重现于课堂之上
多媒体教学是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其优点很多，比如能将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将抽象的事物变得形象，能将生活中的场景搬到课堂上等。比如，朱自清的《春》，其中有许多关于春天美景的描述，在教学时，就可以利用多媒体将这些美丽的景色呈现出来。早上初升的太阳、刚发芽的嫩绿的小草、各种果树盛开的花朵、飞舞在花朵间的蝴蝶、在田野中嬉戏的孩子等等，都表现出了春天的生机盎然。而这些景象在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通过多媒体技术将其搬到课堂上来，能够让学生体会到春的另一番滋味，从而体会出作者对自由的向往之情。
（三）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
传统教学方式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基本限于课堂上，而交流的内容也仅限于文化知识。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告诉我们，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有利于改善初中语文教学效果。比如，在学习《我的老师》时，教师可以与学生分享自己学生时代遇到的各位老师是怎么样的，自己对这些教师的感情是怎样的。然后，再请学生分享自己眼中的老师又是怎样的，加强课堂上的互动，从而增强师生间的相互了解。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在活动中与学生打成一片，与学生做朋友。而情景教学模式能使严肃的课堂气氛得到缓解，使教学变得更加轻松、愉快，从而对教学效果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结 语】
综上所述，目前初中语文教学中还存在理论与生活实际缺乏紧密的联系，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够浓厚等问题。通过多媒体教学，将语文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加强师生交流等方式，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融入初中语文教学中，能蛴行У母纳平萄效果，提升初中语文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3
二、引用名言警句，明理释疑深化主题
我国古代有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军事家等，他们在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中，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富含智慧、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在教学中适当引用名言警句，能说明和揭示哲学概念和原理，既能把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又能把抽象的东西变得具体形象；既有利于突出重点，又能深化主题。如在学习《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引用范缜的名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导入课题，在课堂上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里的“形”指的是什么，“神”指的是什么？你认为先有“形”还是先有“神”？“形”和“神”关系如何？“形”和“神”关系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范缜的这句名言说明了什么哲学道理？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自主思考得出结论：“形”指的是“肉体”，“神”指的是“精神”；先有“形”后有“神”；肉体存在则精神存在，肉体毁灭（不存在）则精神毁灭（不存在）；“形”和“神”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即哲学的基本问题。范缜的这句名言说明存在（物质）决定思维（意识），先有存在（物质）后有思维（意识），就是唯物主义；反之就是唯心主义。思维（意识）和存在（物质）何者是世界的本原、谁决定谁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派别的唯一标准。这样，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不断获取新的感受、新的体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思考，加深了学生对哲学观点和原理的理解。
三、引用古典诗词，立疑激趣达成目标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4
生活化的教学同样可以体现在生活实例的列举上，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模式。课本中讲到的一些知识通常较为理论，不利于学生的深入理解。教师如果能够列举一些生活化的实例来作为知识讲解的辅助，这不仅能够极大的提升大家对于教学知识点的理解与认知，也能够很好的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教师要有意识地进行知识的发散与迁移，要通过生活实例的列举来增进大家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与体会，这将能够有效提升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很多知识点的讲授过程都可以穿插一些好的生活实例，并且实例的呈现方式也很多，教师应当做好教学的组织与设计，让生活化教学能够在地理课堂上收获更好的教学成效。例如：在讲《海陆的变迁》这节课时，我让学生观看了有关汶川大地震的影像资料。学生从悲壮的画面中深深感悟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性。在此基础上我会进一步引导学生分析为什么我国四川汶川会发生大地震，如果一旦发生了灾害，我们大家应该怎样做。生活实例的列举不仅给大家创设了更为生动的教学情境，也能够更好的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促进学生思维的活跃。又如，在讲到我国人口问题时，我给学生们播放了春运时上海火车站的情境，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深深地体验到我国人口之多，并且会结合课本知识为缓和我国人口问题献计献策。
三、设置生活化的探究活动
生活化的教学模式还可以体现在生活化的探究活动的设置上，这同样是丰富课堂教学的一种很好的模式。想要增进学生们对于课本知识的理解与认知，设置一定的探究活动是很有帮助的，这不仅能够加强学生的知识实践能力，也能够深化大家对于相关教学要点的理解与吸收。教师可以给学生们设置更多生活化的探究活动，这对于提升学生对课堂的参与也是一种推进。在学习了地球自转和公转之后，我给学生们设计了这样的拓展和探究活动：日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件很普通的物品，但同学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它呢？它蕴含着怎样的科学知识呢？我要求学生回家后仔细观察日历，并且总结出日历的一些基本特征及呈现的主要信息。很多同学平时根本就没有仔细观察过日历，通过这次探究活动，很好的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不少学生回家观察的都很认真，并且总结出我国的日历通常由阳历和农历两部分组成的。阳历是根据地球的公转周期为依据，阴历是根据月相变化周期为依据，并根据拓展的知识，分别说出了公历和阴历的优缺点。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探究活动，不仅将课本知识很好地融入生活化的情境中，也让大家有效地展开了对于课本知识的理解与实践。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5
纠正策略
作者简介：褚宝福，男，浙江省嘉善高级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文化生活》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不仅在表述上和《生活与哲学》中一些相关概念、观点、原理很相似，如“文化”与“意识”、“文化的精神力量”与“意识的能动作用”、“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等，而且在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方面也和《生活与哲学》中部分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相似，如正确对待文化的作用，既要看到“先进健康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又要看到“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这与矛盾普遍性原理要求“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很相似。为此有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时往往会无视它们间的差别而犯三大“模糊性”错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概念模糊地解读为哲学概念、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模糊地理解为哲学原理、将《文化生活》中理论知识的一些应用要求模糊地推断为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对于这些错误做法，我们需要加以纠正。
一、对基本概念和观点的模糊解读及纠正策略
于《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基本概念，如“文化”、“先进文化”、“社会实践”等概念分别与哲学中“意识”、“正确的意识”、“实践”等概念相似，因而有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会模模糊糊地做出下述两方面的错误解读：一是将《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相关概念直接等同于哲学概念，如将“文化”等同于“意识”，认为“文化”就是“意识”，将思想、理论、信念、信仰、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丰富的文化形式等同于意识本身。二是基于上述错误解读而产生一系列新的错误性观点：将“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将“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解读为“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的发展”；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对上述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概念、观点间的区别。《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其内涵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不能混淆。一般而言，哲学中的概念、观点最为抽象，而《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是具体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和哲学相比，两者应该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如《文化生活>中的文化，相对于哲学中的意识，是个具体的概念，其中的优秀健康文化、落后腐朽文化、传统文化、当代或现代文化、区域（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时尚（流行）文化、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等，都是意识在文化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形式。意识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它来自对各种领域内各种具体意识表现形式相同共性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正确把握概念、观点间的联系。《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虽然有严格的界限，但却因为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所以教学中可将哲学概念、观点与《文化生活》中的相应概念、观点巧妙地联系起来，将它们理解为抽象理论与具体表现形式间的关系。这样既可立足于相对具体的事实对哲学概念、观点有形象化的理解，又能站在哲理高度对《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如对“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的理解，可将它解读为“意识依赖于物质而不能离开物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对“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的理解，也可将其解读为是“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还有对“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的理解，同样可将其解读成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等等。
第三，以哲学概念、观点为指导，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哲学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观点，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所以还需要根据哲学概念、观点的丰富内涵，指导《文化生活》概念、观点的教学，从而使学生对《文化生活》概念、知识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如依据哲学中意识概念内涵的三个主要层次：“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是客观存在人通过生活和实践的环节进入人脑”，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更加深入、更全面的解读：“文化是在一定经济、政治等客观实际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形式源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地理等客观因素，是它们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们经过各种生活和实践活动，在与各类客观存在的现象相互作用过程中，使它们进入人脑，并经过人脑的不同加工改造，最终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
二、对基本理论模糊理解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重要的理论知识，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理论知识与《生活与哲学》中“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原理很相似。因此，有不少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同样会模模糊糊地产生下述两方面的错误理解：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与某些哲学原理简单地等同起来，即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直接当作哲学原理来教学。如将“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这一理论知识直接等同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二是在上述误读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些新的错误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等等。对上述哲学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区别。《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毕竟不同于哲学原理，它们是相对具体的知识，局限于对文化生活领域内的重要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和阐述。而哲学原理则是抽象程度最高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理论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因此两者不能混淆、更不能等同。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强调的是在文化领域内，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文化创新也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强调的是当我们面对主客世界关系时，从一般意义上来认知实践决定认识的。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关系。《文化生活》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我们往往能找到它们所依赖的哲学原理，事实上，它们也是这些哲学原理在文化领域内的运用或表现，两者同样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教学时，特别在《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复习教学时，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展开，这样既可更加形象化地理解哲学原理，又可提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及目的”的具体形式之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又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以哲学原理为指导，更深入、更有逻辑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哲学原理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各层次内容间又存在着严密的逻辑，以哲学原理为指导，开展《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教学，就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丰富、更富有逻辑的解读。如根据“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哲学原理涉及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等四个层次内容，对正确对待“文化创新”可做更加丰满、更具逻辑性的解读：第一，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第二，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正是由于社会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要求，推动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文化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第三，社会实践是检验文化创新的唯一标准，文化是否创新，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第四，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目的和归宿，文化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回归社会实践、指导并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三、对理论知识实际应用要求的模糊推断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中许多理论知识在阐述基本理论内容后，都有实际应用的说明，如在阐述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理论知识后，就指出“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一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教学时，同样会模糊地做出下面两方面错误的推断：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应用性要求直接等同于哲学中的方法论要求，如将“先进健康的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直接等同于“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缺点”。二是基于上述误读而产生出新的错误推断，如将“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直接等同于“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此类教学中的应用性错误，是违背思想政治课教学本意的，必须加以纠正。
第一，严格区分《文化生活》理论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是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不同于具体某一领域内的具体的应用性要求。如唯物辩证法中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要求，不是具体意义上的、仅仅要求区分出优劣好坏，而是源于矛盾哲理的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原则。它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由两个对立面构成，而且相互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属性，双方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不能分割，所以想问题办事情要求做到全面。而《文化生活》中一些理论知识在应用时的要求，只是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如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的实际应用要求，只是具体地要求做到：将文化分为优秀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既要看到优秀文化具有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落后文化具有的阻碍作用。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间的关系。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与《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间的关系，同样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表现出来，后者以前者为指导、是前者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活》知识教学时，完全可以以一般哲学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展开相关《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如以“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开展。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应用要求的教学：阐明文化的作用不是唯一的、单向的，既要看到有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有可能起到阻碍的消极的一面，还要考虑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可能等。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如通过对文化作用的两面性的认识，认识到树立起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6
一、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特定价值
（一）大学生理论社团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课堂教学以理论灌输为主，理论毕竟是理论，还需要客观实践的有力说明和积极支持，才更具说服力。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应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等方方面面，通过正确的引导来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使学生不断自我完善和实现全面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理论社团为载体，一方面在立足教学内容的基础上，结合重大节日、社会热点，以爱国主义、感受改革开放成就等为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依托“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平台进行研究性学习和了解社会、服务人民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融入渗透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内容，使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透视角度、不同的思想观念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交融。学生在参与理论社团丰富的活动过程中，通过亲身实践，将思想观念、理论知识内化，从而达到提高道德素养、理论水平和综合科学文化素质的良好效果。
（二）大学生理论社团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力、以教室为主阵地、以讨论播放影视资料片等单一的方式进行，是一种防御式、单向式的实践教学模式，而大学生理论社团具有群体凝聚功能、思想教育功能，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开展校内校外各种形式的提高自身素质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参观考察百色革命老区等红色资源、利用柳州市文化名城和工业城市等丰富的博物馆、国有企业等教学资源开展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为学生的理论学习提供了一个更直观的阵地，丰富了理论学习的形式，提高了理论学习的效果。通过开展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把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与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达到了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大学生理论社团引领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大学生理论社团能够很好地把课堂和课外联系起来，更由于社团活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学生的日常学习、思考和活动紧密结合，因而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顺畅地内化于学生心中。大学生理论社团集聚了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能够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大学生理论社团通过丰富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其成为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的课堂和舞台，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广大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已逐渐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四）大学生理论社团提高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当代大学生面对新的社会趋势和竞争要求，积极寻求能力培养和素质养成的途径。大学生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多样性、多变性的特点，如果单靠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是无法满足学生的多种需求的。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利用其自身的优势，通过大量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活动，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有力地化解了冲突，保证学校的和谐稳定，促进了学生对学校的感情。大学生理论社团开展的各种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校内外实践活动中，学生的思维活跃，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感受时代的变化，从而使大学生理论社团成为学校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的重要而真实的窗口，使学校能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脉搏，调整工作思路，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更好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五）大学生理论社团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理论社团作为群众性组织在学校中的大量出现，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大学生理论社团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块新阵地，可以通过利用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思想去占领这块阵地，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层次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理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中，提高广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作用，不断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
二、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引领作用
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有利于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需要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来体现，在班级概念日趋弱化、学生流动性日趋增强的情况下，以社团为单位的学生集体组织成为校园文化的主力军。各种类型的社团活动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构建校园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理论社团精彩纷呈的活动给校园文化注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对建设良好的校风、学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大学生理论社团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导向功能。高校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而理论社团的各项活动集中体现了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坚持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导向作用，有利于保证校园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大学生理论社团在长期活动中所形成和创造的价值观、社团形象、社团精神、社团品牌和文化产品等方面的内容，是校园文化建设中最具特色、最具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使校园文化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更富有时代特征，更加健康地发展。
（二）大学生理论社团推动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播。在学校内，校园文化只有经过传播，才能影响和感染更多学校成员，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大学生理论社团则能够有力地促进校园文化的传播，如举办各种知识讲座、各种以节假日为主题的丰富多彩的社社会实践活动，参加青年马克思主义培训班和党校学习、学术报告会，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无不是在对学生进行文化熏陶，这一系列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校园文化的传播。同时，大学生理论社团活动的一项重要形式就是社会实践，如暑期社会调研和红色之旅调研考察活动，它极大地促进了校园文化向学校以外的社会传播、渗透与融合。一方面，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作为校园文化的载体，将各种校园文化知识运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并将学校的精神风貌、校园风尚展示于社会；另一方面，在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又将社会文化传入大学校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校园文化，进而达到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融合的目的。
三、大学生理论社团活动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有效载体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内容繁杂，主要包括基层组织的建设、学生党员的发展、教育和培训工作。学生党建教育工作则包含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发展对象的培养教育、预备党员的培养教育以及正式党员的继续教育培训等。其中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各项教育工作中都需要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教育、入党动机的教育、党的知识的教育、党员意识的教育、科学的理想信念教育等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更加明显，而大量学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又有些学生入党的思想动机不纯，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使学生党建教育工作更显重要，也要求高校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开展党建教育工作。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和大学生理论社团开展的理论学习、实践活动在内容上有一致的地方。二者都是在高校党委、团委的领导下学习、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教育、凝聚、鼓舞、引领”，都涉及学生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者都要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与政策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这种内容上的相通性特征，也就使二者工作之间的互通有无成为可能，也要求彼此之间工作的有效开展为对方工作提供促进作用。这就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指导下的大学生理论社团为促进学生党建工作提供了可能，提供了更有效的党建工作培养途径。
大学生理论社团的自我建设与发展，不仅关系到高校社团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且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校园文化的营造、学生党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新形势下，大学生理论社团的发展还要通过不断的探讨、交流与沟通互助，探寻到一条更加适合其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凸现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7
一、国学的内涵
《辞源》中国学的定义为：“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广义上的国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为主体文化，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科技等，是研究中国传统文明的一门学问。狭义上的国学可以分为三类：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流派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释道三家等；以目录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二、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关系
国学经典涵盖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教育原则和方法，可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理论资源和方法借鉴。将其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也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所在。
（一）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
国学经典凝聚了华夏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例如国学经典家国一体、心忧天下、以身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宽厚仁德、诚实守信、浩然正气的德行修养，奉养令其身安、尊重令其心安、孝要推恩及人的孝道教育，见贤思齐、和而不同、信义为重的人际交往原则，自强弘毅、学而不厌、知行合一的为学思想，进退有度、顺应自然、得失自如的人生境界等，都是思政理论课的重要内容，可将其融入思政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中。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应当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从国学经典里汲取充足的养分，通过继承、转化国学内涵并赋予时代性，才可以给予传统文化绵延的生命力，赋予思政理论课、实践课教学深厚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底蕴。
（二）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原则与方法
国学思想涵盖了行之有效的德育原则和方法（两者的相同之处）。国学思想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比如引导、规范、教育等，尤其在德育原则和方式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学思想主张的立德树人原则、知行合一原则、榜样示范法、家校共同教育法、自我教育法等，都可以融入当代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中。
三、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增强大学生民族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呈现信息多元化、社会开放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征。一方面，各种思潮的交汇交锋，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交流碰撞，使得当代大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易发生各种冲突和选择，从而影响到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认知的稳定性，强化了他们的功利性，弱化了或消解了他们的主体性。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引导大学生克服多元文化的冲击，解决他们在成长成才中的精神迷惘和传统文化素养的缺失问题，如何进行国学教育，让大学生感受国学魅力，增强其民族文化自信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自觉性，成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又一新的教学难点。因此，思政理论课教学不能脱离对国学经典的传承，要让国学所具有的民族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在实践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的心灵产生影响，才能提高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认知程度，使大学生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二）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思政理论课，长期以来的教学效果堪忧。将国学融入思政理论课不能只强调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
一是国学经典本身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与价值。要让大学生通过实践活动体会到国学对思想的引导、教化作用，对社会环境的净化作用，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的热情，深化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逐渐将理论知识转化成为自己的观点与立场，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立足于国学经典开展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实践活动。大学生通过参与实践活动，能够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了解民族精神，了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开阔眼界，增长才干，从而实现思政理论课的教学目的。
三是国学经典能够极大地改善传统思政理论课单一枯燥的教学内容。运用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灵活地将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听课热情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总之，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可以将传统文化落实到大学生的一言一行当中去，让国学真正入脑入心，使大学生从本质上陶冶性情，提高个人修养。
四、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途径
（一）国学经典与思政理论校园实践活动相融合
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校内实践教学形式通常分为课堂实践和课外实践。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和阐发思政理论课教学体系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结合实际开展学生乐于接受、易于操作的活动。例如国学经典中的家国一体、道德教育和个人修养、道生法、唯公无私的道家法治思想等，都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三大块内容相契合。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可以组织开展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演讲、辩论、诗歌朗诵、红赏析、道德法制剧表演、历史人物故事分享等实践活动。在教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第八章第三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教师可针对课程内容组织实施以“中国民族文化的当代价值”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通过主动阅读经典著作，查找重要文献，整理分析收集材料，撰写研究论文，制作汇报课件，师生课堂讨论交流一系列环节，深刻认识民族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教师可以在课堂实践教学活动课前将任务布置给学生，学生可以独自或合作完成这些任务。任务完成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活动进行总结和评价，让学生体验每一个学习环节。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
国学经典还可以渗透于课外实践活动中。高校思政部门可以组织开展国学讲堂、汉字书写比赛、知识抢答、征文比赛、国学读书会、国学经典诵读、中国书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此外，思政部门可以与其他部门联动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文艺节、学生社团协会活动、党课团课培训学习、板报展示、橱窗宣传栏、文化艺术墙、校训、校徽、校歌、学校精神等都可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如我院开展的狮山讲坛之国学讲堂、经典红歌咏比赛、经典诵读、传统节假日系列文化活动，以及阅读经典校本德育读物――《国学之美》等实践活动深受学生喜爱，极大地提高了思政教学质量。我院还充分利用广播、学报、校刊、网站等媒介，将国学普及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国学氛围，让学生深度领会国学思想精髓。
（二）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相契合
社会实践是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常见形式，是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因此，将国学经典融入社会实践，开展校外实践活动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可将地域文化融入校外实践教学中，开展具有地方人文内涵的活动。例如学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开展地域人物寻访、地方红色教育基地考查、地域历史文化学习活动；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开展追溯文化源头、重走文化古道、寻访民间艺术、考察民俗文化等活动，让师生们在实践中感受文化的魅力。另外，我院组织实施的德育实践项目、志愿者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慈善一日捐”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都融入了国学文化。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将国学理论知识化为生动形象的素材，从而化教为学，化学为思，化理为情，化知为行。这样既促进了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重视、喜爱、守护和践行，又进一步提升了思政理论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三）国学经典与校园新媒体相结合
在新媒体时代，文化传播时空的限制、覆盖面窄的局限被打破，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影响力日渐深入。而且，高校校园网络建设日益完善，信息化技术手段日益成熟，“数字校园”和“智慧校园”的建设开始普及。这一切都使得思政课的教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基于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丰富形式和新媒体的特点，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可以与校园新媒体有效地结合起来，创新实践教学方式。例如教师可以运用思政理论课专题网站、世界大学城空间、微课、MOOC、QQ、博客、微信公众平台等形式进行国学课程的开发和共享，利用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技术，结合视觉与听觉，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强化教学效果。网络视频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在线观看，国学讲座视频也可以运用其中；APP游戏可以在好友之间进行竞争排名，国学经典也可以融入其中；选秀比赛可以吸引选手参赛和粉丝目光，国学知识比赛也可以吸引大众学习。因此，运用新媒体的多媒体性可以改进和完善传统的教学形式，从单一运用参与性教学方法到融合吸收在线互动学习、研究性学习等多种实践教学方法的综合提升，增强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W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骆建彬.卓越领导国学讲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8
二、用生活教育理论破解作文教学难题
一是教师在作文命题上要以生活为背景，越贴近生活的命题，学生写作越顺手，因为学生并不觉得题目空洞，生活中的素材信手拈来。生活教育理论要与教学紧密地联系起来，结合生活和实践。教师在作文命题前，要对学生的实际生活特别地留意和观察，从学生的生活中挖掘命题的材料，让学生能够通过该命题捕捉到生活的乐趣，使学生有物可状、有情可抒。总之，作文的命题要以生活为原则，体现生活的实情实景，从而提高学生对生活的认识。
二是教师要引导学生获取生活的材料，强化学生对生活的作文意识。在教学期间，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体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生活不仅是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通过参与活动，学生能够感受到生活需要亲身交流，需要对事物的表达，丰富的社会生活素材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借鉴。基于对当下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思考，学生对生活有了真情实感和正确认识，端正了作文的写作态度，提高了作文写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是教师与学生要共同参与到生活化的作文训练活动中，深化作文教学的研究。学生在日常的作文训练中，可以拓展生活的视野，教师要鼓励学生走进生活，描写生活中的人和事。在训练中，教师要为学生多提供些真实的生活场景，例如一些典型的具有社会背景的人和事，让学生对此产生感想，作出独立的判断。学生写作需要掌握多种的常用文体，教师要深化各类文体写作知识的讲解，加强对读写结合策略的研究，借鉴美文佳作，让学生对其阅读和思考，适时指导学生进行反思研究，使学生具备破解难题的勇气。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9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双效互动的体现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高等学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两者关系相辅相成，具有融通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上的相互渗透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完成高等教育任务的一项根本措施和基本途径。“05方案”以来②，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课程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及“形势与政策”，它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观点，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因此要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就必须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渗透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支持，引导着校园文化的主流和方向。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属性和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大学人才培养的方针。校园文化强调理想信念教育，注重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重点，思想道德教育是基础，对大学生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其全面发展是目标。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思想文化也在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坚持不懈地运用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武装当代大学生，引导学生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促进学生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渗入。
(二)途径上的相互补充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主要在是课堂上完成，特别是高校扩招以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是以“大班课”教学形式进行，这种教学途径上的局限性，必然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灵活性受到限制，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相对于课堂教学而言，校园文化活动主要让学生通过各种实践活动的途径，参加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各种活动，在这种由大学生自己为主体营造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有校园特色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以及由大学生参与的报刊、社团及其他科学文化体育活动和各类文化设施会作为校园文化的主要特征充盈着大学校园的各方面建设，从而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生机和活力。校园文化活动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育途径上，由课堂拓展到课外。由于校园文化活动总能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开展活动，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时代特征，满足了学生自我管理、主动成才的需要，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能力，更陶冶了情操，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强有力阵地。
(三)手段上的相互融通
我们在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比较注重认知，在认知方法上强调灌输。其实，认知应该是启发，教学生学会如何学习，掌握认知的手段，而不仅在知识本身。传统的教学手段强调教育者对学生的硬性灌输，往往忽略了学生的情感与意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各领域改革的日臻深入，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出现了利益要求和精神需求的多元化。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这种由教育者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灌输，只强调学习理论的内容，忽略了教育的多
种形式;只强调施教主体的愿望，忽略了教育客体的需求;只强调知识的传授，忽略了能力的培养。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活动，一般通过实践参与和自我教育的途径实现。它注重从感性教育入手，结合院系开展的有序而系统化的系列活动，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理性的飞跃。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日趋丰富，有以知识拓展、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着眼点的学术研讨类社团，有以凸显特色、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艺术类社团，有以奉献社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志愿者服务类社团。校园文化活动所具有的实践特质和寓教于乐功能，弥补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空泛性和生硬性，增强了其针对性、娱乐性，强调学生积极的参与意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四)目的上的彼此一致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以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大学生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及国际敌对势力的能力，它的价值导向功能是教学育人。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目标是高技能人才，而高技能人才一定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强调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校园文化建设也应体现高职特色，反应高职院校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特征，使生活于其中的学生受到浓郁的“大学精神”“高职气息”的熏陶，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它的价值导向功能是文化育人。
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各有特点、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在育人的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就是把当代大学生培育成为四个“新一代”，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五四”青年节向中国青年群英会致信中所希望的“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③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在高校育人过程中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为了实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双效互动的保障
近几年来，随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日益深化，育人的主渠道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而校园文化活动也更加富有生命力，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活动中的系统意识和理性色彩也日趋浓厚。但在两者有机结合，共同发挥育人合力的工作思路方面，仍需探索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笔者认为，要实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二者的双效互动作用，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机制的保障
为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的结合，需要建立和健全机构完整、操作可行的领导体制。学校领导应该高度重视，成立以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书记和分管教学校长为主任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系部要由党团总支负责人、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组成院系一级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这样便形成由书记校长领导的纵向机制，又成立了将党、政、团、系联动起来的横向机制。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转，便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教育机制保障。 转贴于
(二)学校制度的保障
在学校领导小组的统一布置下，各职能部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学生处、团委、宣传部)和管理部门(教务处、人事处)通力协作，统一协调，共同制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计划和校园文化活动安排计划，并纳入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在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可以要将体现共同教育目标的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尽量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讲授过的内容，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又重复出现，引起学生的抵触情绪，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应尽量做到二者在内容上的一致性，形式上的互补性，使得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衔接，课堂活动与文化活动相互补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优化的组合。计划实施过程中，既要遵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规律的要求，又满足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的需要，充分发挥二者的双效互动，追求完好的教育效果。
(三)师资队伍的保障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的有效结合，关键是要培养一支优秀的具有战斗力的师资队伍。他们需要有强烈的政治感和使命感，有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有良好的岗位素质和相关的知识结构，有对事业忠诚、对学生负责、乐于奉献、开拓创新的精神。随着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对师资培养力度加大，两支队伍的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在理论素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与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相比，他们的不足在于除了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对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动态知之甚少。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平时经常置身于学生当中，对学生的了解宛若父母和兄弟姊妹，因此对学生有针对性的教育能力较强，而且他们直接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制定和指导，有着丰富的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活动的经验。两支队伍可以通过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
可以聘请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参与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整体实施中，作为教学实践环节的辅导教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或直接承担班主任工作，或担任学生社团或学生活动的指导教师，积极参与到校园文化活动中去，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更接近学生、了解学生，既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又增强校园文化活动的理性指导，实现教学与学生文化活动的双赢。
(四)育人环境的保障
良好的育人环境，和谐的教育氛围，更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并取得明显的成果。育人环境的营造是一个系统工程。根据教育部的统一要求，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作为必修课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在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过程的实施方面，目前各院校基本上都是统一安排教学;而校园文化活动从计划的制订到活动的开展，基本上都是以院系为单位，因而是相对独立的。这就要求校园文化活动相关部门应统一协调，力求做到全校统筹安排，树立宏观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共同营造积极、健康、向上、和谐的校园育人环境。
(五)考评机制的保障
从目前的考评机制来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是与学校教学考评制度相一致的，考评体系比较完善和规范。而建立和规范学校的校园文化活动考评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为便于考评，应注意校园文化活动考评机制中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尽量做到定性分析和定量测评结合，阶段测试和期末评定结合，教师考评和学生评价结合，制定完善、合理的考评标准。其中明确考评中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最终目标，以高职学生认知结构作为考评依据，坚持考评中客观开放的原则，制定考评中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指标，成为完善考评机制的题中之意。
[注释]
①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教社政[2004]16号)[Z].2004-12-13.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教社政[2005]9号)[OL].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226&infoid=14122，2005-03-02.
③胡锦涛.致中国青年群英会的信[N].人民日报，2007-05-05.
参考文献
[1]官秀成.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10
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显然同当代流行的并占统治地位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密切相关。
所谓知识论的科学观，就是用知识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与生命个体无关的纯粹客观的知识，而不是用文化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由无数生命个体创造的文化。知识只是这种文化的结晶。于是，它所关注的往往只是科学的实证性、逻辑性和分析性，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思想性、创造性和人文性。因此，建立在这种科学观基础之上的科学哲学必然是一种实证哲学、逻辑哲学或分析哲学，必然同生命哲学、诗性哲学或人文哲学无关，因而也必然同人文化的科学生活或科学生活的人文化这一主题无关。
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不是从文化论的广阔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知识，而是从知识论的狭隘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知识，即切断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来理解科学，切断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来理解知识，于是，知识变成了科学最根本的东西，而创造科学及其知识的入、文化和生命变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或以知识为本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而不是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
这种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后果是，科学与文化的分离，科学与生命的分离，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于是，科学与人文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艺术同人、文化和生命息息相关，它源于生活并且离不开活生生的生活，以至致艺术即人文、生命和生活：相反，科学似乎同人、文化和生命无关，它并非来自生活，并且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生活，以至科学即逻辑、实证和“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
这样一来，科学仿佛变成了脱离人和文化母体的客观存在，变成了脱离生命的逻辑抽象：科学家似乎只是关于逻辑和实证的机器，没有内在的精神世界，也不需要有这种精神世界；哲学家无须关注作为科学命脉的人、文化和生命，只须关注其命题有无意义。由此可见，这种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是导致科学生活人文缺失的重要根源。
工具论的偏颇
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也同当代流行的并占统治地位的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密切相关。
所谓工具论的科学观，就是用工具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与生命个体无关的纯粹外在的工具，而不是用文化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对大多数生命个体有着深切意义的文化，工具性只是这种文化的诸多功能和价值之一。于是。它所关注的往往只是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功利价值，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思想价值、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
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同样不是从文化论的广阔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价值，即将科学看做是人类的历史的文化活动，看做是人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其内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又有其外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而工具性只是诸多外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之一。
如果说，在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那里，似乎还保留着某些“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色彩的话，那么，在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那里，连这些文化气息和文化色彩也已经荡然无存。这种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剧科学与文化的分离，科学与生命的分离，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如果说，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倾向于将科学归结为与入、文化和生命无关的“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话，那么，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则更进一步将科学归结为与人、文和生命无关的外在世界的工具。如果说，前者从知识的角度将人类文化切割成科学(认识)与人文(体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话，那么，后者则从工具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两个世界的区分：似乎科学世界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技术世界，而人文世界则是一个纯粹主观的精神世界。
他们的共同点是：二者都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不同点是：前者基本上将科学看做知识理性的世界，而后者则基本上将科学看做工具理性的世界。这样一来，科学仿佛变成脱离人和文化的客观存在，变成了脱离生命的逻辑工具；在这个工具理性的世界中，不仅知识是一种工具，而且创造知识的人也变成了一种工具。于是，培根所说的科学“雇佣化的”毛病不仅难以克服，反而被大大强化了。
由此可见，这种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也是导致科学生活人文缺失的重要根源。
科学的人文本性
为什么对艺术和科学的理解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关键是，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从科学的最终成果及其效用出发来理解科学。于是，得出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结论。
如果超越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狭隘视野，同样将科学看做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从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出发来理解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如同艺术一样。科学也有其深刻的人文本性。因此，科学生活的人文化对科学来说是何等重要，以至它就是科学的生命。
人为什么要从事科学?其动因是什么?许多西方学者往往归因于好奇心。虽然这种概括已触及到了科学的人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和浅显。
爱因斯坦曾经对“探索的动机”作过较为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在科学的殿堂里有两类人：一类是为了娱乐，从中寻求“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另一类人则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然而，这两类人还不是科学的中坚力量。光靠他们，科学就根本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会有森林一样。
那么，科学的中坚力量是哪些人呢?爱因斯坦说，“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这些人极富有个性，彼此很不一样，而不像前两类人往往彼此非常相似。
他们对科学怀着两种动机：一种是“消极的动机”；另一种是“积极的动机”。
从爱因斯坦的阐述中，我们不难领悟科学的人文本性以及科学生活人文化的最深刻的涵义。其一，科学同艺术一样，从根本上说也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其二，选择科学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如同选择艺术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一样，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和文化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物质的和功利的选择。其三，科学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如同艺术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一样，其人文意义并非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都直达生命之根。总之，正是在生命
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科学最深刻的人文动力和目的。看到了科学最深刻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也正是在生命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科学的生命同科学家的生命的融合，看到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同科学家的意义和价值的融合。
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
虽然从生存论、文化论和生命哲学的观点来理解科学也只是一个视角和维度，并不能以此来替代别的视角和维度，例如对科学的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理解，但是，应当看到，这是理解科学的一个新的视角和维度，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和维度，它比别的诸如知识论和工具论的视角和维度要深刻得多，并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因为这个视角和维度关注的是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关注的是科学内在的生命，关注的是科学的殿堂能够得以建造、确立和完善的根基，而知识论和工具论的视角和维度则往往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对科学的理解仅仅分别停留于其外在的形式和外在的价值层面。这种理解科学的新视角和新维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看。其一，有助于突破并超越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狭隘视野，将对科学的理解从知识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特别是深入探究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揭示科学的人文根源和人文本性，揭示隐藏在规范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知识深层的生存论、文化论和生命哲学的意蕴。
这种新视角和新维度蕴含着一种新的科学哲学观。这种新的科学哲学观强调，既要重视对科学的外在形式的研究，更要重视对科学的内在生命的研究，特别是研究二者之间的深刻关联，揭示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实现生存论和知识论之间的有机结合。其二，有助于突破并超越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狭隘视野，将对科学的理解从有用的知识和工具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对科学的价值理解从_T具价值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的价值，特别是深入研究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揭示科学的人文根源和人文本性，揭示被科学的外在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所掩盖的科学的内在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
从实践上看，这种新视角和新维度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科学生活的人文化问题。既然科学有其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有其人文本性，那么，科学生活就应当最大限度地切近其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切近其人文本性，因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加以人文化。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11
游戏作为一种富有趣味性的活动，被广泛应用于语言教学中，尤其是儿童语言教学。维果茨基及其学派所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游戏理论、活动理论和儿童语言发展理论等为游戏和游戏教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维果茨基采用社会文化历史的观点解释人类认知的发展，认为人类高级心理机能是人类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王光荣，2004）。在游戏研究方面，维果茨基坚持游戏的社会性本质，认为游戏创造了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强调游戏是幼儿同化的最佳方式（吕晓、龙薇，2006）。而活动理论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也为游戏和语言游戏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一代活动理论重点强调中介概念，活动系统由主体、对象和中介工具组成；第二代活动理论除了主体、客体、中介工具等核心要素之外，还包括共同体、规则、分工等调节要素；第三代活动理论又加入了网络的元素，主张建立活动系统网络。（于璐，2011）
根据上述理论，游戏中的学习不仅包括玩游戏过程中的学习，还包括玩游戏之后的另一维度中的学习，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游戏文化。Dongwan Ryu（2013）调查研究了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在游戏中学习英语的全过程，指出游戏和学习之间的关系不仅在于学习者参与到游戏中，而且还在于游戏后的互动交流；并将“游戏文化”分为“玩游戏的过程”和“超游戏文化”两个相互影响、紧密联系的部分，指出游戏参与者并不是单独地通过玩游戏或超游戏文化来学习语言的，而是通过综合的游戏文化来学习语言的。所以，玩游戏过程和超游戏文化中的语言学习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共同构成了游戏文化，进而使学习者在这种情境中提升语言水平。
由此可见，超游戏文化在语言学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相关研究仍然仅仅停留在玩游戏的过程和课堂游戏层面，鲜有人关注到超游戏文化和课后游戏。目前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尤其是在小学生汉语教学中，游戏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和环节。那么，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堂上，小学生是如何通过游戏进行汉语学习的呢？超游戏文化在小学生汉语学习中有什么表现和作用呢？
据此，本文以澳大利亚大南方文法学校（Great Southern Grammar School）为例，调查了小学生的汉语游戏学习情况，并结合活动理论和游戏文化的已有研究作了分析，尤其强调了超游戏文化的作用和发展前景，以期能够丰富小学生游戏教学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
大南方文法学校位于澳大利亚西澳洲最南部的奥尔巴尼（Albany）地区，是一所“K-12”（从幼儿园至12年级）一贯制全日制私立学校，分为学前部、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共800余名学生。该校于2015年初在小学部（1-6年级）全部开设汉语课程。小学部共180余名学生，从一至六年级共10个班。所有学生第一语言都是英语，汉语课是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课或外语课。针对该校的实际情况和小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汉语课运用了大量的游戏活动来带领他们学习汉语并感受汉语文化，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所学校的游戏教学和学习情况对于调查小学生汉语游戏教学具有代表性。
二、课堂游戏过程中的汉语学习
（一）汉语课堂游戏
课堂游戏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包括一个特定的任务或目标、一套规则、游戏者之间的竞争，以及游戏者之间沟通所用的语言（韩鑫兴，2009）。从广义上说，语言课堂游戏指二语课堂教学中一切有组织的语言活动；从狭义上说，语言课堂游戏指在二语课堂教学中为调动学生积极性，巩固运用所学语言知识，以趣味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的内容穿插在教学过程中的语言活动；目的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从而达到二语教学效果。（曾健，2006）
在澳大利亚大南方文法学校的小学生汉语课堂教学中，游戏活动出现在每一节汉语课中。例如，利用“抛绣球”“N-1”“传递信息笔”“猜词与抢答”等游戏来强化练习所学词语；利用“萝卜蹲”游戏来操练家人称谓；利用“模仿动物”游戏来学习动物词语；利用儿歌《两只老虎》及其动作和手势来学习汉语数量词短语和其他句子；利用“筷子夹乒乓球”“画脸谱”“叠龙舟”等文化游戏活动来学习文化知识等。游戏应用于汉语教学的各个主题、内容和环节，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促进了学生的汉语学习态度和动机。
我们以“汉语课上，你最喜欢什么”为题，通过口头提问和访谈法（主要针对1～2年级小学生）以及问卷调查法，针对该校小学部1～6年级全体181名学生进行了汉语课堂游戏活动的态度调查，其中1～2年级（6～8岁）44人，3～4年级（8～10岁）48人，5～6年级（10～12岁）89人，均为有效反馈。答案选项为：A.“所有事情”，B.“课堂游戏活动类”，C.“与语言本身相关”，D.“与教师相关”。调查结果如表1。
表1显示，学生最喜欢的汉语课内容中“课堂游戏活动类”的数量占到了决定性的地位，分别是78%、87%和92%。此外，学生在课堂游戏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内在动机”，且随着年级的增加，自主性不断增强，对游戏的“内容性”“文化性”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由此可知，课堂游戏活动对小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
（二）活动理论与课堂游戏过程中的汉语学习
根据活动理论，结合Dongwan Ryu（2013）对游戏过程中的语言学习的分析，小学生在汉语课堂游戏活动中的学习，属于“玩游戏过程”中的语言学习。小学生（主体）在汉语课堂中，通过一系列课堂游戏活动（协调工具）来学习汉语（客体），即参与到了有结构的、以特定学习目标为导向的汉语学习活动中。
课堂游戏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了一种简单的情境，学生可以参与到游戏的角色对话中，从而学习到汉语语言及文化知识。但是，玩游戏过程中的汉语学习具有较高的限制性。学生只是参与到“游戏者―游戏”的活动中进行汉语学习，而不是“游戏者―游戏者”的活动中。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通过玩游戏来学习简单的词语和句子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玩游戏的过程也缺少真实的互动，游戏的内容、时间、规则、目的等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这就激发了他们参与到课后的“超游戏文化”的汉语学习活动中，进行更多真实的练习、分享、合作和实践。
三、超游戏文化中的汉语学习
（一）超游戏文化
超游戏文化是一种受到课堂游戏的激发，学生自发形成的游戏延伸的环境和活动。游戏在课堂之外得到了延续和升华，并获得了新生命，从老师安排的“游戏中”的活动升级为“超游戏文化”。在超游戏文化中，每个学生都可以与其他同学、朋友或家人一起练习、交流、讨论、思考和实践等。
课堂游戏虽然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满足学生对游戏内容和性质的更高要求，所以学生在游戏之外或课后就会自发形成超游戏文化。这种超游戏文化是课堂游戏活动的延续和升华，是对课堂学习内容的练习、思考和实践，是汉语课堂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和提升，对学生的汉语学习也起到了更加积极有效的帮助。
鉴于此，我们也对该校小学部3～6年级（8～12岁）全体137名学生进行了一项关于小学生汉语学习超游戏文化的调查。调查的问题是：在课后或回家后，你有没有将你在汉语课上的游戏内容和经历告诉其他同学、朋友或家人，跟他们一起对此进行讨论、练习，或者教他们汉语游戏内容，或者去查询更多资料？如果有，有什么表现？
调查的方法包括：1.问卷调查法：采用开放式问题的问卷。2.观察法：观察他们课后的汉语学习活动，如分角色练习、小组讨论、练习歌曲等；并通过和学生及学生家长的聊天，了解他们课后的汉语学习环境。
调查结果显示，在137名学生中，有109名学生作出了肯定回答并给出了具体表现，占到80%。其表现为：
第一，表达汉语游戏经历并讲述汉语内容。如：向家人讲述汉语游戏、活动、歌曲、故事等汉语课内容；跟家人讲“孙悟空的故事”等。
第二，跟他人一起进行小组式的讨论和练习。如：下课后和同学一起看十二生肖、脸谱等相关图片并进行讨论；和同学一起练习中文歌曲；和同学一起分角色练习汉语对话，如“买东西”主题对话等。
第三，以汉语游戏规则为依据，教他人学习汉语内容。如：教家人唱汉语歌曲；教家人或朋友说汉语词语和句子；教他们学中国功夫等。
第四，主动思考、探索和应用。如：查找十二生肖的来源并查找自己与家人的属相；思考并搜索“孙悟空的故事”；主动地用汉语跟中国人交流等。
结果表明，受到课堂游戏的激发，绝大部分小学生在课后能自发地与其他同学、朋友或家人一起，分享课堂游戏经历，进行讨论、练习，还会指导他人学习汉语，进而形成了汉语学习超游戏文化，在这种环境中操练和提升汉语。这种超游戏文化，突破了课堂游戏活动的限制，学生们在其中可以自由分享、讨论，可以更加积极地互动、练习、思考和应用。超游戏文化中的汉语学习活动，形式灵活、自由，满足了学生对游戏内容和性质的更高要求以及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因此对学生的汉语学习更有帮助。
（二）活动理论与超游戏文化中的汉语学习
根据活动理论，结合Dongwan Ryu（2013）对超游戏文化中语言学习的分析，小学生在课后已经参与到了超游戏文化中的汉语学习活动中。小学生（主体）受到课堂游戏的激发，在课后也自发地与他人一起，对汉语课堂内容进行讨论、练习或思考（协调工具），进而参与到课后的汉语学习活动中（客体），来操练汉语并提高汉语学习水平（结果）。
此外，活动理论还包括规则、社区和劳动分工。这里的“规则”，是课堂游戏规则和汉语规则的类推。这里的“社区”，是小学生课后自发形成的小组合作空间，是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个人与他人一起生活和学习的“个人学习环境”（于璐，2011；杨莉娟，2000）。在这种类似于“社区”的小组合作空间和学习环境中，学生与其他同学、朋友或家人一起，分享课堂经历，进行讨论、练习，学生也会指导他们学习汉语或做汉语游戏，进而参与到“超游戏文化”中的汉语学习活动。这里的“劳动分工”，表现于“行动者”（学生）和“指导者”（教师）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学生处于“行动者”的身份，与他人一起分享游戏经历、讨论和练习。另一方面，学生还作为“指导者”的身份指导他人学习汉语。这是相互转换、相互促进的过程。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课堂游戏是超游戏文化的先导和基础，超游戏文化是课堂游戏活动的延续和升华，是对课堂学习内容的练习、思考和实践，是汉语课堂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和提升。学生参与到超游戏文化中的汉语学习活动中去分享、练习、互动、讨论思考、应用，进而使他们更加积极热情地参与到下一次课堂游戏活动中去，他们对汉语课堂游戏活动的要求和期待也会继续提高。所以，在汉语学习中，玩游戏的过程和超游戏文化是相互促进、紧密联系的，这两个方面不断融合，构成了汉语学习的游戏文化，进而使得学生们在这种游戏化的汉语情境中学习汉语并提升汉语水平。
此外，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和活动理论，我们认为超游戏文化中的汉语学习更加真实、主动，更符合维果茨基提出的“社会文化”和“活动”内涵，也更有利于汉语学习。所以在小学生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一方面要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安排汉语课堂游戏活动；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创设适合学生学习汉语的超游戏文化环境，引导、帮助学生参与到汉语学习超游戏文化中；课堂游戏活动的设计要结合超游戏文化环境，激发学生在课后继续参与到汉语学习中，让他们更加真实积极地进行互动、讨论和练习。最后要结合汉语教学规律，提升游戏的交际性、情境性和文化性，形成适合各阶段学生汉语学习的游戏文化。
我们知道，海外汉语学习最大的困难在于学生是在母语环境中学习汉语的，缺乏能够让学生练习、巩固课堂所学汉语知识的真实环境，而且小学的汉语课堂教学时数较短，很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练习机会。我们认为，小学生汉语学习的“超游戏文化”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样的不足，值得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加以引导和推广，因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Dongwan Ryu.Play to learn，Learn to play：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Gaming Culture [J].Recall，2013，（2）.
[2]韩鑫兴.试论游戏教学法在小学初中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吕晓，龙薇.维果茨基游戏理论述评[J].学前教育研究，2006，
（6）.
[4]王光荣.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影响[J].西北师
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5]杨莉娟.活动理论与建构主义学习观[J].教育科学研究，2000，
（4）.
[6]于璐.活动理论与当代教育[J].学理论，2011，（11）.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12
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
本文诗学作为隐含在具体文本中的一种诗学思想，它是诗学的原初形态。诗学的原初形态，实质上就是批评家立足于文学本文，从本文出发，将作家创作的文本中隐含的“本文诗学”进行理性化的归纳与呈现的结果。通过“文学本文”，建立诗学的基本立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样的范例。当然，也必须认识到，没有荷马，没有悲剧家，就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同样，没有先秦两汉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当然，后起的传统以诗学思想史为依托，寻找诗学与人文学科的沟通，评价文学的功能价值，超越于具体的文学本文之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独立思想立法。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本学诗学作为创作者内在文学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创作诗学，其形态是隐含着的，它隐含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这种内在意识的诗学观念在接受美学看来是一种虚假的观念。按照现在接受美学的观点，当作家创作出作品之后，作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品已经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物在历史的视域中接受读者的审阅，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当然，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也不是要回到亚里斯多德和刘勰的水平上，因为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本文诗学虽然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但是由于理性诗学的作祟，亚里斯多德试图为整体的文学立法，他采用了科学主义的完全归纳方法来建构本文诗学，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试图在古希腊的全体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诗学的基本话语主要研究路径，在研究对象上虽然具有本文诗学的特征：即从文学本文出发的特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则是科学主义的本质归纳法，并将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摹仿”，这样就造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了本文诗学的衰微和理性诗学的勃兴。亚里斯多德的这一方法论困境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时逐渐被诗学家认识到，从这个时期开始人们对希腊文学的认识就不再企图对整体的希腊文学发言，而是从某一个视角切入古希腊文学，采取“诗思”的方法重构古希腊诗学，这种超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方法就是不断的返回古希腊文学文本自身，以“诗性之思”为中心，重新建立文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达成对诗学观念的更新。例如，席勒首先将古希腊与近现代文学进行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从而认识到，古希腊文学偏重于一种素朴精神的表达，是一种素朴的诗学，而近现代诗学则偏重了一种感伤情调的表达，构造的是一种感伤诗学，尽管他并不否定近现代的感伤性诗学，但他似乎更推重素朴的诗学。落实到古希腊诗学的具体分析之上，他特别重视希腊人所具有的一种自由而质朴的生命文化理想从而达到重构希腊诗学的目的；尼采通过解读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艺术，特别是建基于对古希腊语言和古希腊神话的深刻理解，尼采认为古希腊诗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它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特别以狄奥尼索斯为象征的酒神诗学，这是一种生命化诗学。这种以“诗性之思”为中心的诗学方法论就是本文诗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一思路也应该是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所遵从的基本范式。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是建立在先秦两汉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但是由于当时纯文学与杂文学没有区分开来，《文心雕龙》在研究对象上就包括了骚、诗、乐府、颂、赋、赞等35种体裁，有些体裁则根本不是文学文本，虽然在“文”的本体论“原道”的统摄下展开，但是具体落实在文学创作、批评、发展等环节时，刘勰采取了诗话和词话的方式，对具体的诗学思想不能明确提炼出来。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精神：虽然能够对某一文本发表高明的见解，但是缺乏系统性，也就是说，它只具有特殊性，而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诗学观念。因而今天我们重建本文诗学，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处，透过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寻隐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批评家通过对本文的分析、论证和思考，去考察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的诗学思想是怎样由本文建构与消解的，因而本文诗学考察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文本的思想要素。在西方现代文论系统中经历了由“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到“读者中心论”范式文论的转换。“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主要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早期精神分析文论等类型。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从“作者中心”的角度出发，将文学视为一种幻象、直觉或白日梦，把主体的直觉、表现、乃至元欲（性本能）作为文学的根本动源。“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强调作家的中心地位，主要考察作家的创作实践问题以及在创作中所涉及到的心理问题，比如说“天才”、“想象”、“白日梦”和“无意识”等；在“文本中心论”范式中，苏俄的形式主义开创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先河，再到布拉格结构主义，巴黎的结构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美的新批评也重视文本的阐释。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以及由语言形式和结构所组成的“文学性”问题，而对作家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作家创作的心理状态如何则完全不予考虑；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和“感受谬见”说更是把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的相互关联彻底隔断，而只是孤立的研究文学作品自身的特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日常语言，主要因为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还必须通过语言书写的陌生化来加以表达，就整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主要想通过一种内在的结构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比如俄国的普洛普就在《民间故事形态学》①一书中通过一百多个民间故事的分析，认为故事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人物所承担的功能却只有31种，这种从文本的内在结构出发去解释文学作品的方法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的兴起。到了结构主义阶段，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了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出现了“作者死了”的呼吁。
生活中的化学论文篇13
文化哲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兴起，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显学，也成为当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学界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和建构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如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所言：“有趣的是，如同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复杂多样一样，在对‘文化哲学’的界定上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在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下，其实主要呈现了对文化哲学的三重解读：作为元理论的文化哲学、作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文化哲学以及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哲学。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三重解读的分析能对文化哲学的概念的厘清以及文化哲学理论建构有所裨益。
一、作为文化学科元理论的文化哲学
将文化哲学作为文化学科的元理论，实际上是从“文化”与“哲学”两者的内在关系来把握文化哲学。有学者将“文化”与“哲学”两者的关系理解成为“器”与“道”的关系。邹广文对其描述为“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超验的，前者所要解决的是‘现象界’（或称感性现实世界）的问题，后者要追求的是‘物自体’（或称宇宙本原的问题）；前者涉及物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活技巧，后者涉及物的存在根据和人的生存意义”。“文化”被认为是人存在的外在形式，而“哲学”是人存在的内在向度，文化哲学则是内在与外在两种向度的统一，它最终要探讨的是文化的内在本质、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为文化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众多学者认同的一种解读，即使许多学者并不是从这一维度来诠释文化哲学的，但是他们也不否认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洪晓楠坚持从这一维度把握文化哲学，他认为文化哲学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具有抽象整合文化人类学的功能，他说：“由于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学理论都有着相应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成果进行哲学的抽象和概括，并试图为一切研究人和文化的人文科学提供研究的出发点，在哲学的基础上形成抽象完整的人的形象也就成为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邹广文也说：“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抽象性概括性方法，它应是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各门实证性文化学科的一般理论研究。”他强调文化哲学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直接联系，强调文化哲学对文化学科的抽象概括的功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文化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简言之，文化哲学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本体论基础，提供了对人类文化进行“总体性”把握的方法指导，而文化人类学则为文化哲学提供了形而下的研究资料，从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即文化哲学是从本体论层面来回答文化的深层问题，从这一点来区分文化哲学与具体的文化学科是这种解读的主要特征。
将文化哲学视作一种元理论，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的。文化哲学自兴起以来，一直受到诟病的是文化哲学的理论视域与文化学的理论视域很难区分清楚。例如有学者归纳分析了文化哲学的四种基本视野：“第一，强调文化哲学是文化学的元理论。……第二，认为文化哲学是对人类文化现象的总体性考察。……第三，不同文化圈和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第四，文化哲学是以文化为本体，探究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宽容的哲学形态。”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四种视野中的后三种视野其实都在文化学的视域之内，受到了质疑，但是即使是第一种也同样受到了质疑，邹广文质疑说：“既然界定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的元理论’，那么这种‘元理论’的视点应如何着眼？如果认为文化哲学讨论的是‘文化是什么、文化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等这样一系列问题，显然这属于‘文化学’视野中的问题。”邹广文的质疑是合理的，如果这样着眼“元理论”，的确没有跳出文化学的视域，那么文化哲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的那样，“这是元理论的工作，当人们正在倡导一种自己的独立概念之际，它试图抓住一种事业的前提”。文化学虽然回答文化的结构、发展规律等问题，但是它对自身学科的前提是缺乏反思的，文化学是以“文化”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对“文化”本质的思考与回答不可能在文化学内部得以完成，这一点是通过哲学实现的，这就是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的“哲学”在介入“文化研究”时首要的特殊功能。道格拉斯・凯尔纳这里不仅提供了解读文化哲学的一种路径，他还通过对“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论述提供了对文化哲学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方式。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文化研究与哲学：一种介入》一文开篇提到：“过去二十年来，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的显学，哲学已经成为这一事业中一种非主流的并常常备受抑制的一维。”道格拉斯・凯尔纳实际上告诉我们三点信息：第一，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第二，哲学在文化研究的推广和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第三，哲学的作用发挥受到了抑制。这里道格拉斯・凯尔纳已经隐晦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需要哲学发挥更大的功用，哲学的功用不应该被抑制，而且应该积极介入到文化研究中去，接着他指出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三种特殊功用，论述了“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他还说：“我并不想夸大哲学的重要性，我的论点是今天的文化研究应该在发展一种适应现时代挑战之文化研究的努力中通过合并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文化批判和一种批判理论的多样性进行其跨学科计划。”他实际上论述了“哲学”与“文化研究”合流是一种理论发展趋势，也就是具有必然性。道格纳斯・凯尔纳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哲学”的概念，但是他在这里关于“哲学”与“文化研究”二者关系的论述从研究对象上将文化哲学与文化学区分开来，文化哲学因此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同时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也得到了捍卫。
将文化哲学视作一种元理论，也是具有现实背景的。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发展，推动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人类学最初的研究视域非常狭窄，只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的体质特征问题；后来，人类学逐步拓宽视角，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元素融入到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典型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就表达了早期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观点；进入20世纪，由马克斯・舍勒开创了哲学人类学，将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将人类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后，文化人类学吸收和借鉴了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将“哲学”、“文化”、“人”三者统一在理论研究之中，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哲学人类学”，这一新的理论形态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文化哲学的典型理论形态。例如，有学者就认为“现当代文化哲学人类学就是文化哲学的典型形态之一，它实际上是对生物哲学人类学、心理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人类学等部门哲学人类学的概括、总结和整合。”邹广文也将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等文化人类学学派归入文化哲学。这正说明当下一些学者对文化哲学的把握正是从哲学在文化学科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突显的理论背景下完成的，对文化哲学的理解不能离开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的“哲学”介入“文化”的特殊功用。
二、作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文化哲学
把文化哲学理解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哲学研究范式，是对文化哲学的另一种解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从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对西方哲学史两种范式的这种划分实际上是援引了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的观点，文德尔班对整个西方哲学史进行了考察，认为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传统，以哲学的对象来区分，第一种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哲学家追求的是真理和知识体系，哲学“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这一传统就是思辨哲学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二种哲学传统是由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开创的，哲学家所关注的是人的生活实践、价值和意义，哲学“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这就是所谓的实践哲学或者文化哲学的传统。而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将两种哲学传统的对立归结于研究范式的不同。
那么，何为哲学范式？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范式”一词本来是哲学家库恩提出的哲学概念，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重点阐释了“范式”的内涵，意指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在库恩“范式”的概念内涵的原有基础上，对文化哲学持这种解读的学者对“哲学范式”作了重新表述，他说：“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它涉及到哲学理性活动的各个基本方面，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这就是说“哲学范式”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活动整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而不是某一种哲学流派所具有的独特的哲学方法，那么对“哲学范式”的理解不能横向地比较，即不能从同一时期不同哲学流派的比较中去理解，而只能是纵向地历史比较，将后一时期的哲学活动与前一时期的哲学活动进行比较，两者在整体特征上的差异，就是哲学范式的内容，就是两者所各自具有的范式特征。
因此，将文化哲学和意识哲学作为哲学史上相互对立的两种不同范式，实际上并不是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哲学流派，也不是视为一种哲学思潮，而是一段时间内整个哲学活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文化哲学渗透在各种哲学理论中是当下哲学活动的主流特征。
那文化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范式呢？这需要在与意识哲学范式的比较中得以把握，意识哲学注重思辨，哲学活动在于追求牢不可破的知识体系和“绝对真理”，因而不关心现象世界，不关注入的生活世界，哲学理论局限在纯粹思辨的“理念世界”，那里是无“人”的世界。因此，文化哲学作为以意识哲学对立的哲学范式，它必然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具有关注现实的生活世界，关心人的生存境遇的特征，哲学活动不再是追求真理，而在于探讨人的意义与价值。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文化哲学应该坚持“日常生活批判”的方式。上述观点并非一家之言，江天骥在《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也认为“文化哲学主张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由此，我们看到，文化哲学肩负着将哲学从“无人”的思辨领域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历史使命。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范式，它实际上完成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范式转换，它意味着在当下和未来的哲学活动中文化哲学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而成为哲学活动的主流范式，任何哲学理论都不能忽略人的价值维度。这一场革命从康德就已经开始，康德区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批判了“纯粹理性”统治一切的错误观点，为人的“实践”（在康德那里主要指道德实践）开辟了一块独立的领域，康德虽然有力地批判了思辨哲学，然而自身还是无法摆脱思辨哲学的幽灵，但是他的批判精神被后来的哲学家所继承，为思辨哲学的范式转换拉开了序幕，文化哲学这一过去长期被忽略和抑制的一维，被逐步认识和确立。程在论证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当代哲学在它内在逻各斯方面和外在的世界（社会历史）功能方面，都有一些导致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失语’状态的问题。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理路的提出，也就是力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并且“不少哲学家在自己的探索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新的追求：哲学研究应该有新的思路和方法，它就是：从理性哲学向文化哲学过渡”。因此，文化哲学作为“新的思路和方法”，是哲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哲学活动当下以及未来应该坚持和选择的方向。
三、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哲学
将文化哲学视作批判理论，实际上是将文化哲学的主要功用和理论使命归结于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这种解读强调从文化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来把握文化哲学。“现代性”的概念是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扩展而产生的，而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过程，现代性就是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现代性作为一种时代意识，它坚持理性至上、个人主义、历史进步等观念，这些观念最初被人们热情拥护，是因为它促进了人们的自我觉醒，呼吁人们追求个人自由、解放，将人从原有的具有依附性、严格等级制的封建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现代意识破除了人们原有的神话、自然崇拜等意识观念，成为统治人们的主导意识，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除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同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扩张开辟道路。但是现代意识并不是人们应该永恒坚守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证明了它自身宣扬的那些观念所具有的欺骗性，人所获得的“自由”只是个人解放的假象，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反而是为生存物质条件所迫不断地出卖自身，让资本家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人类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而是又被纳入新的受压抑和束缚的社会环境中。
持这种解读观点的学者，往往是把“文化哲学”中的“文化”理解为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生存方式，但它不拘泥个别的文化形式，而是侧重于这一时期内人们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反映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精神领域，也表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中，总之，它浸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哲学对“文化”的反思，实际上是对人生存方式的反思，由于现代性深入到人的存在方式――文化中，控制和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因此，对现代性的反思处于文化哲学的理论核心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文化哲学，它企图对人类生活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反思深入到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因此，文化哲学在产生之初，就决定了它批判性的本质特征。正是基于这样的解读，许多学者并不认同文化哲学肇始于新康德主义的观点，他们根据文化哲学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本质，将文化哲学追溯到马克思那里，因为“许多当代的研究者都认为，马克思是对现代性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真正的先驱者”。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批判理论，也让众多学者将20世纪的批判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同时，基于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共同理论目标，后现代主义理论也被纳入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当中，洪晓楠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广义的文化哲学运动。”
四、三重归一：文化哲学的合理内核
应该指出，上述三重解读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会导致对文化哲学理论认同上的巨大分歧。比如，有学者对文化哲学持第一重解读，将它视作一种元理论，最后将文化哲学定位为一种和历史哲学、道德哲学等并列的一个哲学门类；也有学者将第二重解读庸俗化，抓住文化哲学范式注重人的价值、意义等特征，将所有与人及其文化形式相关的哲学派别和门类全部纳入文化哲学的理论框架之中，文化哲学变成了集科学哲学、语言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法律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等多种理论的“学科群”；当然，还有学者将文化哲学视为批判理论，将众多的文化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等批判理论也归入文化哲学旗下。其结果毋庸置疑将是“鱼龙混杂”、“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局面。当然这是一种隐含危机的局面，“目前的问题在于，在文化哲学的旗帜下集合了无数差异颇大的理论学说，人们往往把文化学、人类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非反思’地冠以文化哲学的名义，而文化哲学的真正地平线则变得十分模糊、十分可疑，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地提及文化哲学，而细追问起来，却很难说清文化哲学的具体规定性”。在各种不同观点相互攻讦、文化哲学的丰富性看似不断扩展的同时，文化哲学自身的界限开始模糊，处于不断被消解的状态之中，在“无所不包”的外衣下是文化哲学合法性的危机，文化哲学想要统摄众多理论的雄心壮志与它理论建构中的尴尬处境形成鲜明的反差。
但是，在多重分歧的背后，存在着统一的可能性。其一是：统一的理论基础在于文化哲学的研究者不管持有哪种观点，最终都将文化哲学的理论核心聚焦于“人”。其二是：现代性批判的维度应该处于核心地位，它是文化哲学的根本理论生长点。
李维武、何萍认为：“文化哲学所探索的主题，实际上是人的主体性问题。”衣俊卿说：“人是哲学的根本，人是哲学的主题。”李成蹊论述说：“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则是人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践活动，人是文化哲学的本质和核心，离开了对人的研究，文化哲学的研究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邹广文也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在文化哲学研究的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上述解读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第一，将文化哲学视为文化科学的元理论，是将哲学的对象确立为人及其主体性。哲学的对象不是文化科学所面对的具体的文化形式，哲学思考的是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又是人的创造性成果，文化现象中已经蕴含了人的本质问题，文化本质的追问最终会变成人的本质的追问，文化科学的成果只是为文化哲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料，而哲学思考的根本对象应该是人及其主体性，人是哲学的主题。
第二，将文化哲学视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立的哲学研究范式，是在研究范式中确立了人的地位。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应该坚持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关注人的生活实践及其价值。文化哲学关注的世界与意识哲学关注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意识哲学的世界中是“无人”的理念，而文化哲学的世界中是现实的人。只有在研究方法上把现实的人置于核心的地位，人才能真正成为哲学的主题。
第三，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批判理论，是强调文化哲学的批判性本质，其最终将人的地位在哲学的理论旨归上得以确立。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是要将人们固守的现代意识予以破解，将人从现代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中解放出来，因此，文化哲学的理论旨归是人的真正的全面的自由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