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实用13篇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

(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属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式，其产生的背景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特征。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其实质乃是政治结构的科技化:“它不管实践问题，因而也不管关于接受似乎只涉及民主的意志形成的标准讨论……国家活动的任务表现为技术任务”［4］61。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这两种特征形成之后，现代社会使得“自然科学成为教条，使它看不见可以影响和构造其运作的惟妙价值观体系时，科学自身就变成了意识形态”［7］80，即只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成为了意识形态这一当代社会的重要构成因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政治活动的科学化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在这种语境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之中，成为社会主导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形式。而这种意识形态则逐渐塑造人们的自我理解，一方面将传统的文化价值作为落后的要素排除出去，将科学技术价值作为唯一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科技意识形态背后的目的理性系统则压制了人们的交往活动和语言系统，树立了目的理性系统独大的局面，从而使得交往活动逐渐萎缩，退化为一种畸形的交往，成为科学理性的附属物。

(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形式，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具有重要的维护功能。第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更能维护统治的稳定性。旧的意识形态是“个别的信仰体系或象征形式，它们在世俗化以后出现，服务于发起政治运动或掌握现代社会中的合法政治权力”［2］93，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虚假的东西，它含有一定的技术性和真实性，如补偿纲领，而这种补偿纲领就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现实表现，其由于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某些生存问题以及个人的发展问题，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从而保证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就维护了社会统治的稳定性。第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形意识形态，在突出目的理性系统子系统问题重要性的同时，又掩盖了人类交往活动中的实践问题，即忽视了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工具理性并不仅仅是变成了支配性的，而且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承认的唯一的合理性形式”［7］85，这种意识形态“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的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4］69。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排除了与生活联系的问题，将科学技术问题或目的理性的子系统问题作为社会生活问题的全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并且通过这种手段的实施及其结果将生活束缚于目的理性系统的坐标系之内，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开始被科学技术问题及其思想同化，这无形中消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往意识与反抗意识，维护了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在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同时，损害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为标志的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片面化发展，取消了以交往理性为内容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失去了解放的潜力，成为阻碍人类自身发展的桎梏。

二、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是重建社会合法化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凸显了目的理性系统的重要性，却严重损害了交往理性的正常发展，导致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片面性和异化，这种情况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只有恢复交往理性的地位，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束缚，才能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设想了几种可能性的途径，企图通过它们反抗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恢复交往理性的功能，以便重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一)建立批判的解释学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涉及的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语言理解的问题，他指出，语言是社会系统的“元制度”，对于人们的交往活动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把语言理解成为所有社会制度都依赖的元制度具有一种重要意义”［8］。在科学技术理性的压抑下，交往活动的基础———语言结构也被科学意识形态所侵蚀，语言成为表征社会权力关系的媒介从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而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又造成了语言交往中的“误解系统”，使得日常语言交往成为一种“一贯被扭曲的交往”，交往活动失去了其本质，这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滥觞。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关键和重点就是要改变当前扭曲的语言结构，建立正常的语言交往系统，以达到社会交往活动的合理化。鉴于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的解释学”的方法，即通过对交往主体的交往方式进行反思，以此来纠正语言交往的歪曲性，这主要包括两种批判:交往行为者相互对他们的解释进行批判与解释者对自己的解释进行批判，通过这两种批判，使得交往主体能够反思性的使用交往能力，破除科学技术理性的束缚，达到“把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移入生活世界语境……变得明白易懂”［9］，进而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对话关系，以此来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压制，建构合理的交往活动结构，破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实现社会历史的合理性。

(二)实行协商民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与国家干预活动片面凸出技术问题和补偿纲领，而将人类的自由和价值问题排除出去，民主成了虚伪的形式，“在市场和管理的自动调节功能下，我们现代人则要使我们自身的行为与交往的最小化相适应”［10］，“资本主义的致命问题就是把民主工具化……工具性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11］。针对这种情形，哈贝马斯指出，要消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制约，必须要发展一种真正民主化的社会制度，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讨论道德实践问题和人类解放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了协商民主的对策，这种协商民主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12］，前者属于高度结构化和形式化的强公共领域，主要解决的是社会事实上的民主有效性，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维护民主的效力;后者属于以非组织化的舆论为主的弱公共领域，主要解决的是合法性意义上的有效性，通过市民的自由交流和协商，体现民意和价值诉求，但是必须遵循语言交往的真实性、真诚性与正当性等原则和程序。可以看出，这种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民主，“民主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为在民主过程中并不存在脱离程序的正确性标准;决策的正确性完全取决于过程是否符合程序”［13］。哈贝马斯主张在遵守严格程序的前提下，强公共领域的民主协商应该向弱公共领域开放，以此将公共舆论和公众意见纳入形式化的法律程序之中，“把国家公民和私人法律主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14］，保证广大公民意志的法律化，从而实现民主协商的事实意义上的有效性和规范意义上的有效性，并最终体现并保障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权力，在此基础上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保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三)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批判的解释学和协商民主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发展交往理性提供了条件，那么，现实中的交往主体由谁来充当以反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是社会公众。他指出:社会公众通过呼吁科学技术专家与政治专家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对话，可以树立“人道的科技观”，将科学技术的选择同人们的交往活动联系起来，进行“劳动和语言方面的设计”与“整个人类的设计”，从而达到主客体的解放，进而促使社会制度更加合理化。哈贝马斯尤其关注学生团体的反抗力量，因为大、中学生集团不像其他社会阶层那样去被动的适应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及其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而是从人类的交往活动层面向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贝马斯从这种要求中看到了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潜力和建立合理化社会的信心，“从长远的观点看，大、中学生的抗议运动，也许能够持续地破坏这种日益脆弱的功绩意识形态，从而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本来就虚弱的、仅仅由于群众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护的合法性基础”［4］80。只有瓦解了这种脆弱的合法性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以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和谐发展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方式，才能实现更加合理化的社会制度。

三、结论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视角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基础及其发展趋势，揭露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及其解决途径，对于深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影响。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2

科学一直被看做是一种人类生产，并且具有其他生产所没有的特殊性。科学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可以成为生产力，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服务。而哈贝马斯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会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应该被放在最高的位置，哈贝马斯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将所认识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一、如何理解“意识形态”

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但却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们要对哈贝马斯理论进行探究，掌握哈贝马斯理论，首先就是要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什么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追溯“意识形态”的根源我们可以知道，它最开始是来自于法国，被一位叫做特拉西的哲学家首先提出，并且试图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一门关于观念与感知的分析的新学科。马克思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代表着法律、政治以及统治阶级利益，是情感表象与观念的总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体现了在具体社会中人们通过实践对于社会物质形态的理解，以及把握社会物质的程度，而这种对物质形态的理解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的，它反映现实的方式是依赖主观幻觉以及错误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使得统治阶级的一切统治都变得合法起来，从而让民众服从于统治阶级，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来了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各个方面满足了不同人的需求，这种满足程度使人们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满意度逐渐增加，导致人们对社会基本职能的思考减少，对社会基本职能的议论程度也逐渐降低。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晚期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来得到完善，因此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起着辩护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一旦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将履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标准，分析了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原因，以及它与资本主义逐步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了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合理化与制度化的结论，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阶级统治的结论。而如果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将有利于高度丰富社会财富，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如何理解技术对意识具有统治功能的思想

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只是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热衷关注的理论之一，他们在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能够促进后来的人们继续深入研究的结论，为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法兰克福派的思想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合理性，并且将之作为社会的本体，通过科学技术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一意识形态实现对人们的控制，让广大人民群众服从统治阶级的领导，以巩固他们统治的长久治安，使整个社会实现形式意义上的一体化。

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意识形态会对人们真正认清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阻碍，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具有模糊人们视线，阻碍人们看清现实的功用。将科学技术当做意识形态，通常会让人们丧失他们本应该具有的对于社会整体性把握的能力，在对社会的认识上，失去他们自己的认知，而人们所看到的和所认识到的社会完全就是统治阶级通过科学技术向人们展示的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不是人们真正通过理智认识到的社会。科学就像政治、法律及哲学一样，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下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掩饰社会的本质，而且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发现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使得人们对社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欺骗性，这也符合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识。

德裔美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更深入地对霍克海默的观点进行了研究论证，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正在改变并且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传统意义，成为统治者辩护的工具，它的奴役性和工具性体现的日益明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对人进行“奴役”和统治。科学技术让人们认为它所带来的一切改变就是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试图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从而不断巩固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提高技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

关于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哈贝马斯与前面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持有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在诞生之初就附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初期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而是到了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才体现出日益明显的特征，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直以来，人们相信科学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它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知识的灌输，就能自然地进入人们的意识当中，让人们自觉地承认科学技术统治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而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统治方式。

三、“技术统治的意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第一，技术统治意识已上升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减少了意识形态性，那种使人们感到迷惑的力量已消失，从而使得它对人们的欺骗性减少，变得更为客观，合理，技术统治下的意识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为广泛。技术统治的意识比旧的意识形态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在资本主义晚期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增加了国家干预，使得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成为了政治问题，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性质。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已经被当成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使得原本政治上的问题演变成为了技术上的问题。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它的社会制度得到改进与完善，从这方面看来，科学技术充当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角色，它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并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

四、科学技术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并且这种渗透是无法抗拒的，它在人还未作出反应时便迅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强大的控制性是它的双重职能带来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控制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整合的实现

科学技术不断向生产领域发展，并逐渐渗透其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促进改革生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还能够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促进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迁，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日益渗透的科学技术有利于维护现行制度，它并不会使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被颠覆，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看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有两种新趋势：一是国家越来越频繁对社会各项活动进行干预，国家的职能体现的日益明显；二是技术与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并且依赖程度加深。有了这两种新趋势，之前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各种体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控制和领导经济活动，达到调节经济发展过程的目的，从而消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

所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对实现社会整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存在，而且还以意识形态的状态存在，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二）科学技术通过整合文化和人心，加强社会整合

科学技术通过自身的社会职能对人心与文化都进行了整合。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将自身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对创造“利益一致”这一幻影深深着迷，丧失了自觉意识，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科学技术就这样实现了对人心的整合，使得它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的更为突出。

哈贝马斯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板块进行剖析，在科学技术的论述上具体地体现。他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人心和文化的控制因为他觉得文化领域能够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施提供依据，笼络民心，淡化阶级观念，最终实现对社会的更大程度的整合。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人们从中获取了利益，丰富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人们关注的视线逐渐转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上来，淡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关注，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很好地做到了对人的统治。

科学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通过自身极强的控制力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与重视。科学技术通过对文化系统的强大影响力，达到通过文化的整合促进社会的整合的目的。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理论是有它一定的缺点和局限性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对它的优点的认识。哈贝马斯在研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通过科学技术的双重职能得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整合作出的贡献，这是哈贝马斯的不可忽视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倪伟波，任雪萍.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J〕.江淮论坛， 2007，（01）.

〔2〕刘京.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思想探源〔J〕.求索， 2006，（02）.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3

一、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观念的经典解读

马克思指代的科学有四种含义：一是指自然科学；二是指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三是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理论；四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而本文主要谈的是在马克思语境中的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

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是在物质生产需要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因而更倾向于把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在应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看作是从属于生产力范围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的高度关注，并始终把科学技术视为革命的重要契机的观点发明，自然科学和技术始终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马克思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时，从未把自然科学作为具体的意识形式之一。因为在他们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以扭曲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自然科学则是客观正确的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为根本特征。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一个分子即自然哲学相比，则有本质差异。自然哲学用幻想的联系去取代尚未知道的现实联系，因而明显的具有意识形态特征，而自然科学则力图描绘出关于自然界的真实联系的图景，从而蕴含着对自然哲学这种意识形式的批判。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本质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仅停留在幻想的联系中，科学则把握了对象的真实的联系。

马克思也不否认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自然科学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对人的社会生活有巨大影响。“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人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社会存在物，人用以表达自然科学研究的语言是社会语言；人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接受者、传播者或者创造者，因而他漂浮于其中的社会语言总是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自然史与人类史是交织在一起的。完全撇开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史和意识形态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发展史，反之亦然。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当代的新发展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解读，受制于时代。当今时代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明显不同，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信息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彻底的变化。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时代衍生品，雕塑着这个世界。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观进行系统阐述的则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在《带向度的人》中详细阐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和人的困境不是经济钳制和政治暴力的结果，而是技术理性的奴役所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解放和主体性、自觉意识的增强，而是人的自觉意识的丧失和整个社会的灾难。因此，技术理性批判就成了马尔库塞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的理论，构成了他整个文化批判理论和总体革命理论的基石。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集中体现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本身，社会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科学及时的成果与惊人的发展速度来获得的。“因为现代，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通知的合法性的基础。这种新的合法性的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同以往一切旧意识形态相比不再具有多少意识形态性质，因为它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迷惑人的力量。他说：“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在当代中国的回响

1继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改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增强其人文性。在国际交往中，要坚持国家利益这条红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指导下，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2继续推进马克思当代中国社会的大众化，探索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渠道和方法。随着传播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传播方法，比如微博等。在这种新的科学技术充分涌现当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信息交换方式和方法，对之充分尊重和利用，比如采纳政务微博。

3 培养公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体认感，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中国的实践性。当前我国正处在巨大变革和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逐渐出现差异化，必然导致民众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出现危机。因此，广大民众需要继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汲取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理论营养，坚定对民族、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4

科技英语指的是对于自然科学以及工程技术方面的科学著作，是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用到的重要的学科。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科技英语逐渐地呈现出其重要性。同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国家也逐渐重视起美学的实际应用，并设立了相关的专业。在科技英语当中涉及到的词汇，多数都具有半科技型的特点。英语词汇会根据具体的情景表现出不同的含义，科技英语词汇也是如此。例如：inventarobot翻译成为“发明机器人”，inventacom－puter翻译成为“发明电脑”。但是在其它的实用英语当中，inventlies不能够被翻译成为“发明谎言”而是被翻译成为“编造谎言”。在实际的英语翻译当中，应该重视具体情境的使用。

三、翻译美学取向在科技英语中的具体应用

（一）科技英语翻译中的精确特性在科技英语翻译当中，同样要重视翻译的准确性。翻译的准确性是体现原文具体含义的重要因素。科技英语翻译应该重视挖掘词语当中的深层含义，这会使得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语言的使用更加和谐优美。此外，词语的简洁性也很重要。例如：dogclutch含义是爪型离合器；piggyback表示的是背负式运输。科技英语具体概念的精准定义也是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重视词语的辨析，才能够针对具体的语境准确地定义词汇表达的具体含义。通过对于整体句子的理解，明确其需要表达的正确含义，重视多义辨析以及词语的引申含义。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体现精准度的控制，同时能够达到简洁优美的表达效果。同时对于句子的翻译工作，应该结合语境进行完善，防止执行汉语的表达方式。如：“Photosensitizingeffectsofvitamins（orphotosensitiza－tion）onlylatertoRecognized．”原文直译为“维生素感光在后来才确认的”，正确的翻译为“维生素（或光敏）光敏效应知识后来才确认的”。

（二）科技英语翻译中的逻辑推理特性科技英语翻译应该重视逻辑推理性。逻辑推理性在具体的语言实施当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体现语言优美特点的重要因素。逻辑美学是科技英语翻译中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产生的因果关系进行科技英语翻译，对于表达英语的重要特性有着重要意义，体现科技英语当中的内部关联特性。在逻辑推理的使用中，应该明确文章的实际逻辑顺序，通过正确的理解，体现语言美学的特点。如：“Themorehardrock，drillingmoredifficult．）Nevertheless．FewWhichtypeofrockafterblastingalsohassufficienthardness．Andnolongerneedtousestonesorconcreteliningup．”被翻译为“更坚硬的岩石，钻井更有难度。尽管如此，一些爆破后的岩石类型也有足够的硬度。不再需要用石头以及混凝土衬砌”。句子的逻辑顺序，能够有效地促进科技英语的翻译准确度，并且体现出语言的逻辑美感。

（三）科技英语翻译中的条理特性条理性在英语翻译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遵循条理性的原则，才能够在实际的科技英语翻译中保证翻译的简洁准确性原则。科技英语当中对于促会的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混成法，例如“Lenovo”是“Le”与“novo”的混合模式；第二，词缀法，如：调节“demodulation”的构成主要是以前缀以及词根组成；第三，缩略法，如：不明飞行物UFO：UnidentifiedFlyingObject；第四，合成法，例如：下来“down”以及装载“load”，合成起来就是“download”下载的含义。只有通过词语之间的正确组合，并进行实际的分析，才能够突出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条理美感以及不同的韵味。

（四）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审美特性修辞手法是语言实际运用的重要体现，在实际的语言描述当中，加入修辞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科技英语具有相对的严谨性，实际修辞手法的使用中包含比喻以及拟人两种手法。比喻，通过对于科技英语的理解，运用本质不相同但是现象相同的方式来进行语言的翻译工作，使得表达效果更加生动。例如“like”“as”“asthough”等的使用。拟人，拟人的手法是通过运用生动的形象和语言进行实际的表达，将事物赋予人格，拟人的表现形式进行实际的事物描述，使得理解更加直观、自然，便于理解。例如：“Whendifficulttoreturnwhentheweatherbegantoslowlywar－ming，northernChinaswallowsuptheirmindsaroundtheMid－AutumnFestivalagainstthetide．camesouthtoset－tle．”译文是“当南方天气开始慢慢变暖的时候，我国北方地区的燕子在中秋节左右开始拿定主意进入反潮流，来到南方定居。”这里将燕子进行了拟人化的处理，实现了修辞手法的重要意义。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KS0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XKS014)；广西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师政科技[2008]9号)。

作者简介：廖和平(1977－)，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谭培文(1948－)，男，湖南衡山人，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战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场以核能和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规模空前巨大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资本主义进入到所谓的“黄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繁荣稳定，革命偃旗息鼓。高新科技在彰显人的本质力量，提高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本身。科技进而成为衡量人的精神世界的终极标准，成为统治人的外在力量，于是便产生了技术理性与传统的价值理性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批判，并论证科学技术在现代已成了意识形态，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起着“合法化”、“合理化”的作用。

一、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

哈贝马斯在1968年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所作的长篇演讲中说：“自19世纪后25年以来，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强化国家干预，这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其二，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使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这里哈贝马斯断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

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渗透性的生产力组成要素，其作用本来是隐而不显的，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但现在它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越来越彰显出其在改造世界以满足人类自身需要方面的威力，这与科学、技术、生产的越来越合一是相关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很难分清科学与技术的差别，进而也很难分出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差别，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就是其最重要的体现。在直接的生产中，人似乎已经隐于幕后。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组成部分，不再是生产中的主体，反而是作为生产工具的技术设备越来越成为主体本身，甚至就是主体，似乎生产已经成为生产设备的事情，而不是作为生产者的人的事情了。主体不在场，客体成为主体。

哈贝马斯认为，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公平交换”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观点，它起着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辩护和维系作用，但是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国家的干预使得原有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辩护已经失效。哈贝马斯断定，国家干预使“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人们也就不能再用生产关系直接地批判统治制度了。”他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履行着意识形态职能，实现着对人的统治，不仅不是人类解放的力量，反而成为人类解放的梗桔。这与国家的“科技立国”的战略政策是直接相关的。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成为了当代生产力新的增长点。人的素质的高低，劳动对象的拓展都决定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人的价值与企业的效益的高低也是由科学技术决定的。由于企业生存的需要，也由于国家实力竞争的需要，社会对科技需求急剧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再仅仅是为了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强国的需要，是为了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为了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国家作为一个主体积极介入到科技的研发之中，纷纷出台“科技立国”、“科教强国”战略。“科技立国”战略的出台使得各国纷纷增加科研投入，科技迅速发展，使得其发展和规模也只有国家才能控制。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反过来，科学技术越发展，运用越广泛，国家的统治也越容易。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影响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进而使得人们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都归结为科技问题，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认为一切问题的缘由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合理。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合理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这就使人对社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关注，消解了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使得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起着使资本主义合法化的支撑作用。他说道：“如果合法化力量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激进化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但哈贝马斯也认为，不能无限夸大科技的社会作用，科技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原有社会制度中出现的各种“危机”，无法真正实现社会的完全合理化，无法赋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彻底的新的合法性。而且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必然会走向“科技统治”，使人的目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人对人的统治都内化于科学技术之中，导致人的主体性缺失和异化，导致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受挫，进而使得人们最终会质疑科学技术，对科技理性的批判成了唯一的选择。

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理论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指出：“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_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并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恩格斯也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不仅如此，马克思更是明确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适用的动因自身……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确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看到和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物质财富创造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其实马克思也看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可能的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论述了科学技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了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工艺学(Die Technologie)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但是马克思也并不因此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科学技术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是必然的，只是相比其它社会存在的影响更加深刻而已。

哈贝马斯接受马克思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思想并进行了系统“发挥”。他说，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这种经验的最深刻的证明，至今依旧是《共产党宣言》”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有关科技是生产力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仍然适用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赞扬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的维护与摧毁的辩证作用，但是其维护作用却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辩护作用。而哈贝马斯把他引申到意识形态上去了。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更直接的是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兰克福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的关于生产力的思想。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霍克海默提出了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写道：“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认为信仰、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皆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说法。并不是攻击那些发明这些行当的个人。而仅仅是陈述了这些实在在社会中所起的客观作用。”霍克海默指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并没有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更少意识形态性，“相反，在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而且“以某种富有争议的形式，该命题揭示出现行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成份。”霍克海默在自己的著作中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和意识形态中的巨大作用。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的一份子，接着霍克海默的论述提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理论发展自身要求的必然。

三、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和缺陷

(一)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

1.揭示了技术的负面作用，使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上的态度更加谨慎。科学是对自然界的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其社会效应是中性的。但其应用即技术则会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功效。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贯彻着人的意图的，是人们利用真理以达到价值目标。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必然导致从真理问题到价值问题的转化的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异化的加深是同时的，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哈贝马斯虽然也看到并论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是主要关注和揭示的是其负面的功能，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注意到了科技进步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以及科学技术被资产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与特定制度有关，这是值得肯定的。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虽然错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存在和作用，用价值因素和主体性消解了科学的真理性和客观性，滑向了相对主义。但是，不可否认，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背景，会渗入到科学中，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起导向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也向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部分地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科学技术确实起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当今时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碰撞与融合，导致对科学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的追问，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所作的批判性思考，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有助于我们深刻地汲取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技术发展客观规律的新的运行机制，有效地协调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更好地发挥它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中的伟大作用从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它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也要慎重。

2.给了我们一个分析资本主义得以生存的另一种理由和解释。我们在分析资本主义何以没有灭亡时。常常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纳能力还没有释放完，还有继续发展的潜力，资本主义的经济还在快速发展。这些都没有错，可是事情并不是如此般的简单。哈贝马斯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原来是科学技术不单单是由于它自身的发展而使得生产力发展，而是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但因为自身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并且在这种需要中让人们沉沦到物欲的享受中去，自觉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使得人们认同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合法性”。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操纵功能不可抗拒，它不是一种幻觉，它对人的宰制与操纵极有“说服力”，容不得人们作出反思。哈贝马斯说：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一种被理性化的，能满足欲望的幻想(fantasy)、不是这样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幻觉(illusion)，可以用这种‘幻觉’来表示、解释和建立相互作用的体系。即使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公平的、摆脱了统治的、双方都会满意的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正是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那些实现欲望和满足补偿的标准相符。它们赖以存在的交往是如此地受到压抑的限制，以致于不能直言曾经作为资本——劳动关系被制度化了的强权关系。但是。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在分裂的符号与无意识动机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因果关系既形成了虚假的意识又产生了意识形态批判所欠缺的反思力量，它不大容易被人们所反思，因为它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并不按照意识形态的方式代表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规划(‘美好生活’不能与糟糕的现实同日而语，它至少可以获得事实上的与这种糟糕的现实相符的满足)。当然，这种新意识形态像老的意识形态一样，所起的作用是阻碍把社会基础作为思维和反思的对象。先前，社会暴力是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基础。如今，基础是由预先就赋予维护制度的任务的下述结构性条件所提供的：资本利用的私有形式以及分配可以确保群众忠诚的社会补偿的政治形式。”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不仅行使着操纵与控制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的发挥带有很强的欺骗性，披着一层虚伪的面纱。而“在技术面纱的背后，在民主政治面纱的背后，显现出了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在作预先规定的自由选择时的沦丧。”

(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缺陷

1.它的片面的深刻偏离了科学技术的本质。科学技术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力量的彰显，它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科学技术的进步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科学技术有它自身的辩证性，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是主要的，消极的是次要的。而且消极大都还不是它本身造成的，而是制度和人的使用所造成的。虽然这一理论较为深刻地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但却走向了极端，最终否定了它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这就歪曲了科学技术的本质，走向了技术悲观主义，进而走向对科学技术本质的彻底怀疑。这是错误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背道而驰的。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部分，科学技术所渗透的生产工具和所武装的劳动者推动着历史前进的步伐。科学技术进步使得人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自身的需要。它使得“世界历史”成为可能，使得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快速提高，使得人类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以拥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它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前提或物质保证。人类不应该惧怕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应该更加快速地发展科学技术。科技理性对人的控制诚然体现了它的消极作用，却也使得人的能力得以提高，使人的素质得到增强。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只是表面的。它指出了科学技术发展导致的物质丰富使得人们跌入消费的欲望中消解了人的反抗意识，但却从一开始就误解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认为贫穷或者没有消费品是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2.把科学技术看做意识形态偏离了“两个必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贫穷，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不发展，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是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产品和财富的快速增加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当然这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得以存在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促使资本主义灭亡的不是他的财富、商品的少，而是“多”，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购买力来说的过剩，而不是商品缺乏。相反，是因为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削使得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导致的生产的商品不限扩大与无产阶级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使得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无法维系。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经济危机使得再生产无法维系，同时也使得消费无法继续。无产阶级就必然要起来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针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本身来解决的结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不适用。继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范畴也不再起作用，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干预，生产和交换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经济基础”的功能中也包含有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会长期地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说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最后，顺理成章的结论是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能到处搬用了。“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就是从对阶级冲突的危害所作的反应中产生的，它平息了阶级冲突。”这样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是不可能的了。

3.把科学技术当作唯一的剩余价值的源泉偏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哈贝马斯的“第一位”有“独立变数”、“独立剩余价值来源”之意。有排除其他要素之嫌。哈贝马斯是从本原意义上来界定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他强调科学技术是唯一生产力，是生产力，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应用前提便从此告吹”。因为“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来计算和研究发展方面的资本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劳动力只在社会的前工业阶段才有决定意义。这显然是偏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剩余价值唯一的来源是劳动者的活劳动。是劳动力。邓小平的“第一”是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科学技术并不是生产力的唯一源泉和动力。”科学技术作为潜在的生产力，日益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去，因而起到变数的作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在哈贝马斯这里，劳动力已经于剩余价值的来源无关了。与此同时，既然科学技术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不是工人阶级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那么无产阶级就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就成为逻辑的必然。无产阶级没有受到剥削，进而有可能与资产阶级一起享有了科学技术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为“共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没有必要和不可能的。

4.“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是非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哈贝马斯注意到了科技进步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以及科学技术被资产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与特定制度有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这就错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不可否认，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背景与科学本身有双向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人类提供改变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不必然导致它对人们的控制，成为意识形态。起意识形态功能的科学技术只是在科学技术一体化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也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也无法起到真正的长期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仍然是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极限，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其实科学技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与它应用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直接相关的，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好，剩余价值的生产功能也罢，还是使人异化的功能都是只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会有的。把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的现象，不加限制的说成是科学技术本身必然会出现的后果，进而攻击科学技术本身，这就是一种非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对待科学技术不科学的态度。

5.它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哈贝马斯认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生产力，在它的“连续提高依赖于本身也具有使统治合理化的功能的科技进步以来”，已不再是“一般情况下解放的潜力，而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生产力”的三种表述。都内涵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和对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肯定。如哈贝马斯说“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就愈来愈不重要了。”科学技术“已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哈贝马斯“第一位生产力”在理论来源上虽然接受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实质上他是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之上来表述他的思想的。哈贝马斯“主张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单向决定性’、‘唯一决定性’、‘孤立决定性’。这样，他就把科学技术及其作用偶像化和绝对化，置于社会经济根源之上，看成是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很显然，如果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都只能归结为本属于智力或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这也就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哈贝马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一切矛盾的根源，经济危机即使有意义也微不足道。如果社会的好坏决定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于科学技术，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消极因素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的原因，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就是无理无知的，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理论直接的就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与马克思主义要资本主义是截然相反的。这样。哈贝马斯完全站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哈贝马斯确实是维护资本主义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批判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延续资本主义的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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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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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霍克海默，科学及其危机札记，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3]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4]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M]，渡士顿，1970.

[15]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6

当前，英语不仅是科技创新和发明大国美国、英国等的第一语言，它更是世界性的语言。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出版的科技书籍有80万篇到100万篇，科技期刊有5万多种，会议论文也有10余万篇，标准资料约10万件——20万件。其中，用英语的科技文献占总量的60%以上。到了上世纪末期全世界发表的各种科技文献平均每年约265万篇（种），而其中用英语发表的就占了65%左右。因此，科技研究和科技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科技英语的研究和翻译。

根据前人的科技英语翻译理论和科技英语文本的特点，传统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者和工作者主要关注和解决科技英语文本中存在的大量被动句、动词非谓语成分和长句等造成的汉译问题。但是，随着科技英语本身语言、表达形式等特点的变化及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其他因素也被逐渐考虑和重视。其中，科技英语的语境就被众多翻译家们认为是越来越重要的、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leech曾表述语境对确定语义的三大作用：1）语境消除信息中的歧异和多义；2）语境指出某些指称词的所指；3）语境能提供说话人和作者省略的信息。而具体到科技英语的翻译过程中，语境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知识”语境对科技英语翻译的重要作用。

科技英语翻译的目标就是要用通顺的汉语言文字客观、准确、清楚地表达出所译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专业知识对于科技英语翻译来说不仅是翻译的目标，更是翻译基础和根本。如果说文字功力是文学翻译的基石，那么专业知识则是科技翻译的基石。在“专业知识”这块大基石上进行的科技翻译自然受其支持和影响，可以说专业知识对于科技英语翻译来说是范围最大、涉及面积最广的语境。由于不了解或没有充分理解“专业知识”语境而导致的译文不忠实或不准确的例子有很多。例如：

例1， massless particles, including photons, 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nd others, were mentioned in section 8-8.

原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由于译者对光学知识的缺乏，导致了译文的“不信”。光学理论告诉我们，光子（又称光量子）就是电磁辐射的量子。因此，原文中的“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应该是“photons” 的同位语，而不是它的并列成分。

改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即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例2， if the electron flow takes place in a vacuum, as in the case of electronic valve, the electrons will travel at considerable speed, 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

原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

将“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译为“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没有充分表达出原文的内涵。该段谈得是电子在真空中的流动，懂物理的人都知道，真空中是几乎没有空气的。原文中的“medium” 指的是真空。因此，翻译时应更深一步挖掘出原文内涵，将“medium” 进一步具体化。

改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此几乎没有空气对电子流动产生阻力。

例3， he took a course of machine drawing.

原译：他曾选读过机器制图课程。

将“machine drawing” 译为“机器制图”，说得是“外行话”。 “machine drawing” 在汉语中有其对应的专业表达制图法：机械制图。

改译：他曾选读过机械制图课程。

在上面的三个例子中，不论是对句子成分功能的错误判断（例1），对句子语义内涵的不充分表达（例2），还是译文词语的非专业化使用（例3）都是由于译者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对“专业知识语境”的忽略和不重视所引起的。要做好科技文献的英译汉，转业知识这个大语境是必须正视和考虑的。

二、语境对确定科技词汇词义的重要性。

所谓语境，就是指语言所处的外部的和内部的环境。英语是由其基本语言单位——单词所组成的，因此可以说词汇意义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所在的语境，单个词语可以是词组，也可以是短语、句子，再到整个篇章。而科技英语词汇具有出现频率低、词义专一、词汇来源广泛和数量庞大等重要特点。另外，科技词汇构成法中的借代法和转换法更是使词汇的意义扑朔迷离、难以琢磨，因此，其词汇意义的确定也更加依赖于语境。在科技英语翻译中，词汇含义随语境变化而出现各种变异也是非常普遍的。

1. 语境对科技英语中借代词汇语义的确定。

所谓借代词汇是指一些词本身或其表示的概念和含义是从外来语、人名、地名等直接借用和代替过来而产生过来的。科技英语中，用这种方法构成词汇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例如下面这些就是借代词汇。

robot机器人（源自捷克语robota）； satellite人造卫星（源自拉丁语satelles）

alloy合金（源自古法语aloier）； silo 导弹发射井（源自西班牙语）

roentgen-ray伦琴射线，x射线（人名）；japanner 油漆工（地名）

china clay陶土，瓷土（地名）； xerox 施乐复印机，静电复印机（商标名称）

虽然这些借代词汇一旦出现，其科技含义就会相对稳定，但并不排斥他们的灵活多变性，尤其是在当代科技翻译越来越注重美学观的潮流下。

例1，business lobbyists on capital hill are keeping close tabs on what is known as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vel act”.

“capital hill” 是美国国会所在地，是一地方名词。但lobbyists（说客，在议院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们不可能会对着一个地方进行游说，显然他们的对象应该是这个地方的人。因此，这句话应该翻译为：“围绕国会议员进行商界游说的人士，正在密切注意着所谓的‘家庭与病假法案’”。

2. 语境对由一般生活词汇通过转换法生成的科技英语词汇意义的确定。

一般生活词汇是语言的共核，许多科技词汇都是由一般生活词汇转换而成。通常情况下，由一般生活词汇转化而成的科技词汇都与原意有着关联性，但由于科技英语词汇要求其含义准确，所以由一般词汇转换生成的科技词汇的确切含义就必须通过语境来解读和确定。例如：

英语中的“carrier”一词作一般词汇时的意思为“搬运工；携带……的人”，转换为科技词汇后，它又有多重含义。它可以表示“航空母舰；载体；载波；病毒携带者；带基因者”等,甚至是“显微镜载物的玻璃”。面对众多的选择，其词义的确定除了要依据资料的专业这个大的语境外，词汇所在的段落和上下文也是确定词汇含义的重要一环。

“space”一词在日常交谈中指空间、地方等，但在科技英语中，它可以指太空、宇宙等。如space junk(太空垃圾)；space cell(太阳能电池)。但是，由于忽略固定的文化和话语语境而造成错误的理解和偏差也是层出不穷。如在美国硅谷地区，有人会问你“what’s your space?”在不了解这一问话独特的文化语境前提下，一些人想到了硅谷的高科技环境，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问宇宙或电子方面的问题，其实不然。“space”在这里既不失宇宙，也不是空间，更不是电子时空，而是指“谋生的手段”。故该句意为：“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你在何处供职？）其真正的语用涵义有“the living is more than a day’s job.” 即有份稳定的工作。

3. 语境对于其它一词多义词汇词义确定的重要性。

例如：①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 num

ber of examples of th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designs will be shown and described.

原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系统的设计。

在这里，“design(s)”可以明显从句子的结构中看出是一个名词，因此虽然“设计”在汉语中也可以作名词，但却给人以不达的感觉。

改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导弹系统的结构。

② fighter 一词是根据词根fight（动词：战斗、斗争、搏斗、忍耐）加表示人或物的后缀“-er”构成的，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也不尽相同。如：“he is a fighter of the pla.” 应译为：他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而“fighter escort wing”则应译为“护航战斗机联队”。

③ shipment 一词也有若干意义。究竟如何解释，只有放入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a）shipment is effected during may.(装船)；b) we have done our best to hasten shipment. (装运)；c) quality must be the same as your last shipment.（船货、到货）；d) please extend shipment 30 days.（装船期限）；e) shipment by air would be quicker.（运输）。

三、语境对分析和翻译隐含意义时的重要性。

多用主动句、含人称的句子和简单句是科技英语的新特点。加上其越来越受重视的艺术和美学功能及英汉两种语言本身存在的差异性，这些都促使科技英语的语义越来越具有含蓄性、引申性和推理性。这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词义、句意和语篇含义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词典所罗列的含义，而是需要译者根据上下文去分析、去揣测、去推理它们的隐含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语境就对深刻透彻地理解原文，准确判断词汇含义，完整表达原文内容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例如：every candidate has its own brain trusts in the process of election. and jourge w bush has the biggest one. （每一位侯选人在大选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智囊团，而乔治.w.布什拥有最大的一个。）

在这里，根据其上下文语境（election）把“brain”所隐含的抽象意义“智力”具体化和明确化了。

尽管科技英语文体以直观、清晰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但并不影响其使用生动的语言，特别是在很多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科普文献中。所以科技英语文本中也常常使用一些隐含意义较深的词或短语。这种情况下，语境是译者需要多加斟酌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与文学翻译一样，科技英语的翻译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科技翻译旨在准确地传递科学技术信息和成果，它的过程不仅要求译者熟练各种专业术语，精通英、汉两种语言，而且要求尽量用词准确、文本专业、行文流畅。这些科技英语的翻译特点及其在两种语言之间造成的翻译障碍都需要语境来帮助解决，毕竟任何词语、语句和段落都必须在特定的联系关系，即语境中才能有确定的意义。总而言之，语境是科技英语翻译不可或缺的参照因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 冯志杰《汉英科技翻译指要》[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2] 韩其顺、王学铭《英汉科技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7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8

根据前人的科技英语翻译理论和科技英语文本的特点，传统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者和工作者主要关注和解决科技英语文本中存在的大量被动句、动词非谓语成分和长句等造成的汉译问题。但是，随着科技英语本身语言、表达形式等特点的变化及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其他因素也被逐渐考虑和重视。其中，科技英语的语境就被众多翻译家们认为是越来越重要的、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Leech曾表述语境对确定语义的三大作用：1）语境消除信息中的歧异和多义；2）语境指出某些指称词的所指；3）语境能提供说话人和作者省略的信息。而具体到科技英语的翻译过程中，语境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知识”语境对科技英语翻译的重要作用。

例1， Massless particles， including photons， 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nd others， were mentioned in Section 8-8.

原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改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即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例2， If the electron flow takes place in a vacuum， as in the case of electronic valve， the electrons will travel at considerable speed， 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

原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

改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此几乎没有空气对电子流动产生阻力。

例3， He took a course of machine drawing.

原译：他曾选读过机器制图课程。

将“machine drawing” 译为“机器制图”，说得是“外行话”。 “machine drawing” 在汉语中有其对应的专业表达制图法：机械制图。

改译：他曾选读过机械制图课程。

二、语境对确定科技词汇词义的重要性。

1. 语境对科技英语中借代词汇语义的确定。

robot机器人（源自捷克语robota）； satellite人造卫星（源自拉丁语satelles）

alloy合金（源自古法语aloier）； silo 导弹发射井（源自西班牙语）

Roentgen-ray伦琴射线，x射线（人名）；Japanner 油漆工（地名）

China clay陶土，瓷土（地名）； Xerox 施乐复印机，静电复印机（商标名称）

虽然这些借代词汇一旦出现，其科技含义就会相对稳定，但并不排斥他们的灵活多变性，尤其是在当代科技翻译越来越注重美学观的潮流下。

例1，Business lobbyists on Capital Hill are keeping close tabs on what is known as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vel Act”.

“Capital Hill” 是美国国会所在地，是一地方名词。但lobbyists（说客，在议院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们不可能会对着一个地方进行游说，显然他们的对象应该是这个地方的人。因此，这句话应该翻译为：“围绕国会议员进行商界游说的人士，正在密切注意着所谓的‘家庭与病假法案’”。

2. 语境对由一般生活词汇通过转换法生成的科技英语词汇意义的确定。

转贴于

英语中的“carrier”一词作一般词汇时的意思为“搬运工；携带……的人”，转换为科技词汇后，它又有多重含义。它可以表示“航空母舰；载体；载波；病毒携带者；带基因者”等，甚至是“显微镜载物的玻璃”。面对众多的选择，其词义的确定除了要依据资料的专业这个大的语境外，词汇所在的段落和上下文也是确定词汇含义的重要一环。

“space”一词在日常交谈中指空间、地方等，但在科技英语中，它可以指太空、宇宙等。如space junk(太空垃圾)；space cell(太阳能电池)。但是，由于忽略固定的文化和话语语境而造成错误的理解和偏差也是层出不穷。如在美国硅谷地区，有人会问你“What’s your space?”在不了解这一问话独特的文化语境前提下，一些人想到了硅谷的高科技环境，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问宇宙或电子方面的问题，其实不然。“space”在这里既不失宇宙，也不是空间，更不是电子时空，而是指“谋生的手段”。故该句意为：“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你在何处供职？）其真正的语用涵义有“The living is more than a day’s job.” 即有份稳定的工作。

3. 语境对于其它一词多义词汇词义确定的重要性。

例如：①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 number of examples of th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designs will be shown and described.

原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系统的设计。

在这里，“design(s)”可以明显从句子的结构中看出是一个名词，因此虽然“设计”在汉语中也可以作名词，但却给人以不达的感觉。

改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导弹系统的结构。

② fighter 一词是根据词根fight（动词：战斗、斗争、搏斗、忍耐）加表示人或物的后缀“-er”构成的，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也不尽相同。如：“He is a fighter of the PLA.” 应译为：他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而“fighter escort wing”则应译为“护航战斗机联队”。

③ shipment 一词也有若干意义。究竟如何解释，只有放入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a）Shipment is effected during May.(装船)；b) We have done our best to hasten shipment. (装运)；c) Quality must be the same as your last shipment.（船货、到货）；d) Please extend shipment 30 days.（装船期限）；e) Shipment by air would be quicker.（运输）。

三、语境对分析和翻译隐含意义时的重要性。

例如：Every candidate has its own brain trusts in the process of election. And Jourge W Bush has the biggest one. （每一位侯选人在大选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智囊团，而乔治.W.布什拥有最大的一个。）

在这里，根据其上下文语境（election）把“brain”所隐含的抽象意义“智力”具体化和明确化了。

参考文献：

[1] 冯志杰《汉英科技翻译指要》[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2] 韩其顺、王学铭《英汉科技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9

关键词：术语教育；高校；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06-0071-02

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国内外科学技术交流日趋频繁，尽快让高校学子了解各领域科技名词术语，对他们目前学好本专业知识，掌握最现代科学领域的基本知识，提高术语意识，扩大知识视野，树立明确的学习和研究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中国应尽快争取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该课程不仅可以为中国术语规范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培养人才，还对提高学生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品德；二是增强学生的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三是传授系统的术语学理论，增加就业机会；四是有助于培养学生使用规范术语的习惯”[1]。用潘书祥同志的话说：“这项工作对于我国的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项配套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和长期性任务，在支撑学科建设、保障和促进现代科技协调发展、保障民族语言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

在国际上，术语学是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有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和完善的教育体系。而在中国，尤其是近年来，虽已在术语规范实践工作和术语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培养了一部分术语研究人才，但整体上现代术语学研究和术语学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了解术语学这一独立学科的发展脉络，洞悉术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是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前提。

一、术语教育的基础

当代术语学研究为开展术语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那么，何谓“术语教育”？《中国科技术语》杂志从2009年开始开设“术语教育”专栏，认为，术语教育是从术语学的基本原理出发，面向各行各业专业工作者的普及性的宣传教育活动。著名术语理论家郑述谱先生进一步将术语教育定义为：“术语教育是以术语学基本理论为依据，以具备某一专业背景知识的高等学校学生及社会有关行业人员为基本对象，以培养术语意识为中心目标的、普及性的教学培训活动。”[3]

应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开展术语教育的大环境和小基础。大环境是指，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开展术语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积极倡导开展术语教育活动。2002年中科院科技名词代表团赴欧洲专门考察术语建设问题归来之后，提出了六条工作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的网络体系”[4]。潘书祥、刘青、郑述谱、梁爱林、张金忠、张永涛等众多学者亦撰文呼吁开展术语教育工作。

小基础是指中国的术语研究及术语学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虽说中国在现代术语学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但术语研究之本质早在2000年前就已植根于中国。随着古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传播，科技名词术语也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科学著作记载的大量科技名词，标志着中国古代科技之发达及科技名词研究之悠久。《尔雅》是中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收录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尤其是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词典。再如唐代玄应著的《一切经音义》，北宋年间的《营造法式》，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都创造了大量科学术语。这些百科类工具书表明中国古代在术语工作方面已经存在科学的命名和释义原则。正如郑平所言：“跨学科的术语学研究方法‘之名’，对中国学者也许陌生，但‘之实’却是早已有之的。”[5]

温昌斌同志将近代以来的汉语术语学研究以改革开放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术语规范中的实践问题，如术语翻译方法、术语定名要求。第二阶段的研究呈现出多个变化，一是研究方向多样化，除了术语规范中的实践问题外，还有术语学基本问题、术语教育及学科建设问题等；二是开始借鉴国外术语学理论；三是术语学教育起步；四是专业研究机构出现[6]。

二、术语意识与术语能力

术语教育分为狭义术语教育（专业教育）和广义术语教育（普及教育）。狭义术语教育指的是术语本体论的研究，把术语和术语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和探讨术语学理论、术语学的基本概念、术语和概念的关系，研究术语的特点、构成、类型及其方法论知识等，目的是培养一批高层次的术语研究队伍——术语学家，其教育对象是术语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广义术语研究指的是普及性的教学培训活动，主要学习术语的基本理论知识，把培养术语意识和提高学习者的术语能力作为教学目标，其教育对象主要是大专院校的专科或本科学生以及非术语专业的研究生。郑述谱先生把“术语学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即狭义的术语教育）有意排除在术语教育之外”，认为“那是术语学科本身的建设问题，属于另一个话题”，也自有他的道理。本文的术语教育主要指的是广义术语教育。

这里提到的“术语意识”非常重要。培养学生的术语意识是术语教育的首要目标，直接影响学习者的术语能力。术语意识是指“基于对术语的性质与功能的认识而产生的严谨、科学地对待本专业术语，小心慎重地对待其他专业术语的一种学术自觉性。对术语的性质与作用是否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决定是否具有术语意识的关键”[7]。

术语意识基于术语属性。谈术语学教育，须从认识术语的属性开始。梁爱林认为：“术语具有语言属性、认知属性、社会文化属性和寓教寓学属性”[8]。其中术语的寓教寓学属性说明术语作为知识单元，担负着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概念的使命，没有术语就没有学科领域的知识，了解术语是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学生们一旦清晰准确地把握了学科中的专业术语及其概念，也就说明他们具备了该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正是术语所具有的寓教寓学属性决定了术语学教育的意义”。

通过术语教育，使教育对象了解术语的基本属性，认识术语的性质与作用，在掌握本学科和某些其他学科术语知识的基础上，获得术语意识，从而提高个人的科学文化素养。

术语意识直接体现为术语能力，是教育对象获得术语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或者说，术语能力是检验教育对象术语意识强弱的标准手段和结果。术语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提高学习者的术语能力。

关于“术语能力”（terminological competence），梁爱林先生指出，术语能力包括：1.具备术语知识的能力，指语言知识（包括词汇知识和语义学，如了解术语的语义关系）和术语的概念知识与定义的能力；2.技术能力，指用信息技术手段处理术语数据的能力；3.术语的应用能力，指能够解决具体的或者特定的术语问题的能力；4.专业能力，指具有专业知识或者专业主题方面的知识，具备（专业）文本处理能力；5.交际能力，能够顺畅地传播术语和科技知识，懂得交际策略，了解术语所隐含的科技文化。知识传播和技术转移及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是要准确地使用术语与传播术语。“无论是教学还是培训，只有获取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术语学知识与理论，包括术语工作的方法与原则并且有实践的经验与能力，才能够成为合格的术语工作者”[9]。

三、术语教育的模块与内容

传授术语学基本理论知识是一切术语教育的基础内容。高校开展术语教育是针对所有学科和专业的学生，而每个学科或专业都有自己的术语体系。在充分意识到术语对本学科或专业发展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使学生获得包括整理和规范本学科术语、了解术语的概念（定义）结构和术语体现特征等能力。术语学及术语学基本理论知识是术语教育的基础模块，是不同专业学生接受术语教育的共同内容。简单说来，就是使受教育者掌握术语及术语体系的概念、性质与作用，了解术语学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知识。

专业术语知识是术语教育的第二模块。如果说术语教育的基础模块是侧重理论与方法，则术语教育的第二模块则是侧重应用与实践。在教师及术语理论知识的指导下构建本专业的术语知识体系。通过建构本专业的术语体系来明确和掌握本专业的宏观知识结构，专业术语体系内部结构被划分得越具体、越详细，说明学习者对本专业整体知识结构了解得越清晰。同时，通过对术语概念进行分析和分类，获得术语概念的认知类推能力，从而能够对新的研究对象或现象进行科学的描述和定义。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逐渐地意识到要严谨、科学地对待本专业术语，进而获得直接的术语意识和术语能力，获得科学型的思维能力和思维习惯。在此基础上，学习者可以有能力对原有的概念和定义进行质疑，并对其进一步修正、补充和突破。

术语教育的第三模块是非专业领域术语知识的学习，同样侧重术语应用与实践。高校学子们不仅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还要拓宽学习视野，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中国高校开展的许多通识课程，如“法律基础”、“计算机基础”、“社会学概论”等，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属于非专业性的术语教育，具有跨学科属性或者交叉学科属性。这类术语教育的重点是建构“核心术语体系”。核心术语是某一专业领域的最具代表性的术语，是该专业体系的核心知识内容，通常在术语体系中表现为上位术语。非专业术语知识的学习，因为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学习者只需掌握核心术语和某些重要的下位术语之外，不一定要通晓所有的术语概念定义。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某一领域的最基本的术语知识。同时，使学习者们养成谨慎地对待其他非专业领域术语的意识和习惯，提高学习者的综合科学素养。

参考文献：

[1]刘青.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的探讨[J].中国科技术语，2008，(6).

[2]潘书祥.关于加强我国术语学建设的几点思考[J].科技术语研究，2005，(1).

[3][7]郑述谱.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几点思考[J].中国科技术语，2009，(6).

[4]本刊编辑部.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J].科技术语研究，2002，(4).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0

一、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所起的消极作用

哈贝马斯同意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作用的基本估计。他认为马尔库塞有关这一方面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其对着名社会学家韦伯的“合理化”这一概念的改造上。“合理化或理性化的含义首先是指服从于合理决断的那些社会领域的扩大。”哈贝马斯强调,马尔库塞只是赞赏韦伯对“合理化”现象的揭示,而并没有接受韦伯对“合理化”性质、作用的分析。“在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中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马尔库塞对韦伯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马尔库塞揭示了这样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新现象: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从政治方面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对有效的合理性进行批判的基础,它本身就成了合理性的基础。

那么,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的这种消极作用是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造成的还是外在原因造成的?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摇摆性。他说,马尔库塞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念,根据这种新的科学观念,假如消除了技术和统治、合理性和压迫的真正的融合,改变了科学发展的方向,那么,科学“的假说就可能在一个根本不同的经验联系中(即在一个和平的世界的经验联系中)得到发展”。“马尔库塞不仅始终注意所形成的不同理论,而且也注意原则上不同的科学的方法论”。按马尔库塞的观点,似乎只要采用了合理的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的那种消极作用就可避免。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是在科学技术之外去寻找科学技术起消极作用的原因。他认为科学技术本身的消极作用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由此,他提出了科学技术不受政治所干扰。他说:“创造新事物是科技进步的方向。但是,合理性的标准本身去始终不变”。

哈贝马斯强调,要真正揭示出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起消极作用的原因,正确地分析“合理化”的过程,就须“用另一种坐标系来重新表述韦伯的合理化概念”。他的“另一种坐标系”的出发点是“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

他用“工具的活动”、“合理选择”、“目的理性的活动”来解释“劳动”这一概念的含义。“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在和对可以观察到的(时间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而战略又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目的理性的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他所说的“劳动”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是“目的——手段”性的,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改造。

什么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即“相互作用”。他说:“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目的理性活动所掌握的规则,使我们具有熟练的纪律性”。总之,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相互作用”是一种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

在提出“劳动”、“交往行为”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极作用:

第一,“劳动”即“目的理性的活动”的“合理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劳动”的“合理化”已经得到实现。所谓“劳动”的“合理化”是指“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这种“合理化”意味着使人成为物,使人成为工具,使人失去了本质的存在,加剧了人的异化。他说道:“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

第二,“交往行为”即“相互作用”的“不合理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劳动”的“合理化”,而“劳动”的“合理化”又造成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他说:“生产力的潜能就具有一种能够使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在人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形态”。所谓“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在人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是指前者他后者吞没了,使后者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还说道:“当人们研究社会系统的与本能相类似的自我稳定化的这种意向时,……目的理性活动的功能范围,不仅同制度的联系相比较具有一种优越性,而且还会逐渐地兼并交往活动本身”。“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意味着交往者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控制与压抑的生活世界上。“交往行为”被吸收到“目的理性活动”的功能范围中,这必然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了控制,招致歪曲,交往者从而也就陷入痛苦之中。

哈贝马斯无非是要说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消极的社会效应是由科学技术革命本身所带来的。他把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科学在某种社会条件下运用的非人化倾向混淆在一起了,用虚构的“科学技术与人性”的对立来代替真实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从本质上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它推动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发展,也推动文化的发展,它只能使人脱离愚昧,而不是使人陷于受控制的悲观情绪。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论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与19世纪中期显然不同的趋势。这不同的趋势除了“ 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使得“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

首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范畴不再起作用。他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叶以前,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是完全自由的,没有国家的干涉。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情况大变了,社会的体系框架又重新政治化了。这时候,体制框架不再与生产关系相符合。这时候,经济关系变成了政治制度,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不再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了。他认为,要了解社会经济活动规律,只有在政治作为上层建筑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才行。而现在,“基础”的功能中已包含了政府活动与政治斗争,这就不能单独从经济方面去把握社会生活的结构了,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目前,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单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认识社会,必须要进行对社会的批判。他说:“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

其次,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失效了。他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来计算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资产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体现了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水平,但是机器仍然是劳动的产物,机器所创造的价值仍然是劳动所赋予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工具为资本家所掌握,雇佣劳动者的无偿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不管科学技术多么发展,不能说科学技术的进步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因为是无偿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不是科学技术创造剩余价值。而且在科学技术革命以前,科学技术在生产中也占一定的比重,不能说,科学技术革命以后,比重增加了,剩余价值的性质也改变了。

再次,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开的阶级对抗对制度产生了种种危害;而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就是从对这些危害所作的反应中产生的;它平息了阶级冲突”,“那些同维护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利益,不再是阶级的利益”,“处于制度化了的暴力的,经济剥削的,政治压迫的关系中的双方之间的阶级对立,将成为次要的。” 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发展了的情况下发生的新变化,并不涉及到阶级对立的本质。工资的补偿政策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一时消灭罢工的斗争,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资的对立,更不能取消劳方与资方的区别。所谓结构内部的冲突与生产方式引起的冲突本身是一回事,劳资纠纷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一种表现。所谓局部的利害关系,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是相等的集团,统治制度排斥了统治等等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调。

复次,生产力将不断起着解放人类作用的“信条”被淘汰了。哈贝马斯认为,自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之后,生产力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这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科技进步,而非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不再是对生产关系的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了。相反,由于科技进步本身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所以,与科技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也成了使统治合法化的基础;生产力已不再是社会向前发展和人类要求解放的革命潜力。对此,哈贝马斯说:“生产力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

最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能用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他认为,鉴于生产力只在社会的前工业阶段才有决定意义,而在生产关系原先具有的职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不能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来加以说明。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已不适用。他建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1

加强党组织建设和管理

各级党委要加强科协党组领导班子建设，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配备党组成员。科协党组要认真履行政治领导责任，做好理论武装和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

科协系统基层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党员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积极稳妥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注重把符合条件的社团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培养发展为党员。深入开展党建强会行动，探索开展形式多样的组织活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科协系统广大党员同志要按照规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要自觉抓好学习、增强党性修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必修课，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做勇担当敢作为的表率。在新形势下，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就要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始终保持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始终坚持务实重行，少说多干、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把担当体现在既管当前又利长远的工作上，体现在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上。

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引领

科协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也是科技工作者之家。科协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固树立“科协是党的科协，科协干部是党的干部”的思想，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2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构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制度创新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本文探讨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而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坚持、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理论，而绝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就坚持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因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本身就是在一个新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科学概括。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1](P17)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应当说，这一历史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现实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如何将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转化为制度创新的现实过程,马克思本人为我们作出了典范。1861年，当时的沙皇俄国废除了奴隶制，俄国社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的社会制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处于这场辩论中心的查苏里奇便写信求教于马克思。针对查苏里奇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则显示了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探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创新之路。在深入分析了俄国的具体情况后，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俄国社会是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在近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及其交往方式是俄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俄国社会由于其独特的公社公有制的存在，这就可以使得俄国社会在吸取资本主义现有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避免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个因素基础上建立的东方社会制度，将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制度。当然，由于各种社会客观条件变化和制约，人们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理解还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其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P131)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由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迫使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于克服困难、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人们将这一应急性的对策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的便捷之路时，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便迅速出现了。严峻的现实使得列宁开始探求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之路。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种过渡必须是在全面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二是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三是要建设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并充分利用这一政治权力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四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实施不能机械照搬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断加以创新。这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论及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列宁特别强调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要不断创新的重要性。

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在经济制度方面，开始突破苏联模式，注意区分根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开始考虑允许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在政治制度上，一是提出了政治协商政党体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体制；二是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体制，这也不同于苏联所坚持的苏维埃和两院制的政府体制。在文化制度方面，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创建以现代化为坐标的新的文化制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党和国家于50年代后期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没能在正确的方向下坚持下去，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样构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体系的活的源头。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思就在于邓小平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方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制度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的创新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遇到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对自身制度作一个科学清醒的历史定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间内，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位过高，从而滋生了一系列“左”的失误，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中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等，都使得社会主义蒙受了损失。因此，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无从谈起。邓小平也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发展依据。他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

2.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未来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产品经济，在这一经济形态中社会将对生产进行自觉的计划调节，按照社会需要合理分配社会劳动和利用资源。但这种产品经济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一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二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工厂，社会总劳动由一个计划统一调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产品经济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首先从所有制形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其次，在现实中社会的计划中心无法保证个人劳动都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个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必须达到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必须在企业里集合成为企业联合劳动；二是企业联合劳动成果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在市场上完成了商品交换。面对国际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和市场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P148)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3.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先进的，具有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根本政治制度的实质性转变。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和氛围。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曲折的，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来说，建国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建设，我们选择了一个党、政、经、社一体化的政治制度，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具体制度便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等，进而最终导致“”的灾难。在总结“”的教训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为此，邓小平设定了政治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基本目标，这包括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长远来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P322)从近期来看，包括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P179-180)

4.以“四有”和“三个面向”为目标的文化制度的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创新，就体现在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上，体现在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特征上。从“四有”到“三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文化制度创新，贯彻着这样一个原则，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个没有共同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共同理想的形成又是建立在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同的科学的理想信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2](P137)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我们要不断深化改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更需要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理想。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化制度创新的首要标志。其次，当代中国的文化制度创新必须吸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面向未来和继承传统是内在统一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理念层面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剥削和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秀的文化积累，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这两者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纷纷被介绍进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一时间各种理论被传得沸沸扬扬。实用主义、社会进化理论、弗洛伊德主义等等，都曾以各种形式在中国的学界亮相，也曾吸引一些年轻人的注意。但这些理论各领没几时，很快便成为过眼烟云，明日黄花。惟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站稳了脚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彻底胜利，首先是因为其理论本身是真理的反映。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一举击败各种思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汇合。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新的世界观在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首先是它取得了传统文化进步或优秀因子的认同，两者在严峻的现实基础上发生了一次现代性整合。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所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一个创造性整合，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的一次综合创新。离开这种文化承传关系，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难以在中国形成一种民族凝聚力。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世界，当代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一次革命。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造成了全球性的信息同步效应。当代中国要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经济交往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一种开放意识，必须构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制度和理念。“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p64)

二、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地理条件的阻隔，不同的民族、地区和国家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生存和延续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转折，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P114)。

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列宁曾用一个著名的公式说明世界交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5](P768-769)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3](P78)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互联网的出现，人类交往更加密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呈现为世界历史的最重要趋势。经济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在当代世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现代产品的成本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交往程度。正是在世界经济的普遍交往中，才会使产品的成本效用降低。

二是资本的国际化。国际资本已成了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基本走向。资本在国际交往中得以优化集中，将大大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国际化。

三是世界贸易的比重增强。世界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反映世界开放的综合性标志。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靠现代科学技术，通过资源和资本的优化配置，推动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它们控制和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力图将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

不难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有着很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就是资本主义向整个世界展示其“资本文明”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并不是人的各种意志相冲突的无序的过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的，主宰历史命运的力量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性，这就决定了历史的世界性。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6](P503)由此可见，或许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最终都要被“自由概念”所统一，最终都要走向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上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化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因为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顶峰，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无限的永恒性。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资本主义控制世界交往的状况，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全部含义。

理想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国家和民族间相互独立和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将自己的优势换取对自己不足的弥补，正是在这种互补关系中，世界性的交往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来看，发达国家诚然力图利用其种种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即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颠倒的经济依赖”关系也越来越明显。因为第三世界的市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发达国家如果失去第三世界广大的市场，它们的整体经济发展就会出现结构性危机。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2](P79)

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内生的一种价值误导，即制造出一种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表现为一种抽象普遍性。资本主义把理性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理性既是自然的巨大力量源泉，又是人生幸福的最后根据。他们将整个世界纳入到由理性决定的抽象普遍性模式中。在这一价值坐标中，一切具体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这种抽象普遍性的特殊表现。事实上，在公平交往中所形成的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共生性和整体性。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总和。列宁从“器官”的意义上来看待部分，认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如果说，在世界历史之前，人类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现为“普遍—特殊”的关系的话，那么世界历史的转折标志就体现在“整体—部分”上。

总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现代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断维护国家和经济安全，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一个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高度评价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完成对封建社会跨越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7](P424)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正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才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8](P277)。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意味着：

1.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3](P86)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当今世界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生产力的竞争，而生产力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正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构成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这一历史大趋势，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9]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发展资金相对短缺，这是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要注意避免单纯依靠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的作用。据统计，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到了70年代，上升至50%，到了90年代则上升至70%以上。美国90年代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30%左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7)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产力水平高。只有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各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且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直接的关联。针对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现状，邓小平提出了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一是从科技体制改革入手，进一步明确依靠科技进步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科技体制是建立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基础上的，条块分割，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研究中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科学技术缺乏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他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3](P108)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应从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需求，从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角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建立明确的科技目标、评价标准、人事制度、分配机制等，进一步解决我国科技体制中重复设置、人员臃肿、机构僵化的问题。

二是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建立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相结合、相配套的新机制，改变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3](P108)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机制和渠道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92年10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思路，通过分流和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等做法，比较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96年9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则。我国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正逐步形成。但应当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有许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探索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新思路。

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政策导向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条件下，知识和人才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因为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根本就是人才的竞争。邓小平从整个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导向。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时期人才政策的内涵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是涉及到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重要问题。科技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完成这一历史性改革，改革能否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这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他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2](P108)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面向21世纪中国能否在世界竞争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能否完成，最终还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P380)

第二，科技人才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随着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邓小平敏锐地看到这一问题，深刻指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4](P34、88)

第三，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在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培养、选拔高素质、创造性拔尖人才就成为当务之急，只是建立一个优化拔尖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才能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拔尖人才。邓小平特别指出：“在人才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4](P95)

收稿日期：2000-06-2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3

一、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理论渊源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理论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主要源自于它广泛涉猎的研究领域和科学的实证性论证方法。这一学术特色使他的科学技术理论汲取了多个前辈的科技思想的营养，如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对科学和技术有关思想进行的探讨，第一个指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然而最重要的是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理论建立在对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科学技术思想的批判继承上。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主要渊源之一，马克思认为科学和技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时期已经成为了一种直接的生产力。科学即是观念的财富又是实际的财富，科学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表现形式。他认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此外，马克思还认为科学通过各种完善的机器系统，以机器为媒介进入物质生产的活动当中，机器在科学的驱动下有目的有规律的运作，这种科学作为机器本身固有的属性和力量，进而对生产工具发生作用，是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并且并不存在于工人的头脑意识中。继承了马克思有关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关系的某些论述，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已经无法去预测一个正确、自主的经济发展体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哈贝马斯提出要重构马克思的科技理论思想，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经济范畴已不在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不仅仅从生产领域更重要的是从国家行为进行剖析科学技术理论。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另外一个主要渊源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成员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早起成员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从否定的角度上看待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虚假的、欺骗性的，所以他们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自然和社会对人的控制在霍克海默那里被称为对人的支配，马尔库塞也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失去了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只是单方面的欣然接受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成果，从而异化为单向度的人。“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马尔库塞已经意识到了进步的科学技术慢慢地成为发达社会的一种统治工具。由此可以看出法兰克福早期成员都仅仅将科学技术作为贬低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而忽视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所起的进步意义。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技术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的传统，但是他摒弃了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离开了科学和技术本身的革命化来谈论解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二、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等于意识形态”

1968年为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的演讲中哈贝马斯率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他指出： “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他把“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的一体化”视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根据。国家调控科学技术由此激化和拓展了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途径与能力，使转化的速度、规模与效率大大提高。这种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可逆转的一体化趋势，直观地说明了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指导和控制生产的发展趋势和速度的关键，在丰富了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大大地缩短了生产的时间和周期。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实现了对人的控制，成为社会的统治工具并显示出其异化的本性。

（一）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进行辩护

哈贝马斯汲取了韦伯的“合理化”观点，认为合理化的意义首先在于使社会服从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科学技术把工具理性、工具行为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尤其是使得社会劳动日趋工业化。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被社会上层的统治者使用，为达成合理的活动结果，而进行组织一些恰当必要的手段和新的选择，因而科学技术不断地补充、更新资本主义的制度，使其更加合理，这种合理的活动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实现控制的过程，控制对象既包括自然也包括人。这两种对象在哈贝马斯看来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认为当今的科学技术使人的不自由变得十分合理，并证明科学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行为主体，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决定自己的生活形式，这个不自由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因为是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所以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的相当合理了。科学技术不仅仅起到了为资本主义的统治进行合理辩护的作用，而且更进一步把科技合理性正逐渐扩大为人们接受的普遍的生活方式。他说：“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总体性’”。科学理性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工具理性的全面传播，这样导致科学技术自然而然地大规模渗入到生产领域，导致物质财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阶级差异和阶级对抗逐渐消失，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社会所表现的这些方面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带来的“合理化”影响。

（二）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just exchange）的基本意识形态（root ideology）在实践中瓦解了”哈贝马斯认为，一方面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一发展趋势，使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以往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旧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科学技术本身起到了进步的推动作用，使得社会制度和技术系统两个领域之间不断地摩擦、碰撞，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产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科学技术地位地不断提升乃至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因此统治阶级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使之成为新的统治工具。哈贝马斯进一步清楚的认识到，晚期资本主义以科学技术本身的需要为借口，并从技术统治中寻找依据，用变种的技术统治论取代传统意识形态纲要，以此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同社会相互作用领域的破坏蚀进行辩护，从而消解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传统的意识形态往往涵盖了超越现实的某种理论理想和价值，为了维护当权阶级的统治和社会的现状而反对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并且具有更强的辩护力度与压抑性，而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更加理性化、透明化，直接把自己的力量诉诸于客观的合理性和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当中，让生活当中的所有人深切感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化的切身利益。这样以来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自然而然地生根发芽在人们的大脑里而挥之不去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大力的宣扬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很好的去维护了统治者的统治，使其统治合理化，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异化，认为需要对其展开严厉的批判，尤其是要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进行口诛笔伐，使其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对于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理论的正确把握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造福于人类等人类实践生活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也对人的思维方式和理性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科学技术成为了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内在标准。哈贝马斯意识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异化的现象，提出对此现象进行批判并试图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他在意识形态批判中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沦落为工业文明的奴隶的罪责归诸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赋予科学技术以一种“原罪”，这样就走向了社会批判初衷的反面。哈贝马斯也没有看到意识形态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对意识形态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这些都是不科学的。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今社会中，科学技术变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影响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但这一局面的形成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造成的，而是由现实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对人的统治和压抑，表面上看来源于科学技术，而实际上其真实性来源却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此外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也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存在，科学的真理性和客观性被价值因素所取代。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一方面意识形态会渗透到科学中，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起着世界观、价值导向和舆论宣传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也渗透到意识形态当中，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不能用科学技术中的价值成分否认科学技术中的真理性和客观性。马克思则始终未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而是在生产力的范畴内将它称为“头等生产力”。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作为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只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人的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方面。与传统的宗教、哲学等知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内在地连接着劳动者的体能、技能和劳动工具，具有技术实现的可能和需要。一旦它被应用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就会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改造的技术，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因此，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本身可以直接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能够使整个社会的结构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以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理论的区别为契机，科学技术该何去何从？彰显人文精神、尊崇科学理性和对非理性的技术行为进行约束，这是对科学技术理论发展过程的最好诠释，这也体现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性的复归和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0版.

[2] 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3]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