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1
另一方面，在西方社会，无论律师是否成功的转译了当事者的愿望，但这至少给当事者留下了一线实现深度自我的希望。但是，中国法律-司法的制度性缺陷，严重限制了律师的活动空间，从而削弱了律师可以发挥的于公众认同有所助益的功能。[3]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律师没有一个基本自治的律师团体，而是呈现出各自为政的面相，从而根本不能抵御和反抗各种权力的入侵，也注定了其“为权利而斗争”的行为难有成效。在律师利益的驱动下，这些因素直接促使律师成为法官的附庸，而不是当事者的守护神。这往往致使普通民众对律师心存芥蒂，“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这类问题的提出证实了律师职业伦理的民众道德基础的亏空。[4]
这样看来，由于律师职业群体自身的伦理自由尚没有实现，因此，将法律-司法的公众认同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自身都尚不能自主的群体身上，似乎更加剧了当事者和普通公众异化的可能。
然而，中国法律-司法的认同问题，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似乎并不是什么特别的难以实现的目标。也许我们移植一套法律规则就能将问题解决。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搬来了一套法律-司法程序的发达规则，即便律师的伦理自由成为可能，由于一种张力结构的缺失，使得中国法律-司法的认同丧失了根基。
西方法律/社会理论在探讨法律-司法系统（结构）下人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机制时，一个基本的潜在基设是，西方社会的法律，在主题上是实定法而不是自然法，自然法最多只是体现为一种（而不是唯一）价值观念对法律-司法体系发挥作用；实定法的制定，乃是不同价值-利益群体在价值关涉下的价值-利益表达互相斗争妥协的产物；但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分化和价值-利益集团的势力均衡，使得法律-司法体系不可能完全体现或者偏袒某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从而最终却产生了价值中立的法律-司法体系。这是欧美法治国家法律-司法与价值相关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从这样一个由价值关涉到价值中立的法律-司法连续体中，法律-司法规则产生了其被认同的基础；[5]不同价值关涉的主体之权利诉求，都能够在这样的体系中得到表达和可能的支持。因为，法律-司法规则的产生，根本上就是多元价值观念内在张力的结果，这样的张力格局造就了法律-司法规则的如下品性：一方面，由于各种价值都极力主张自己的管辖权和至上地位，服从必须达成共识这一目标，法律-司法规则的制定必然不能偏向任何一种价值，从没有偏私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价值中立的；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价值中立”的法律-司法规则制定后，多元价值中的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在转化为一种权利诉求后，却又都可能在规则体系中找到一定的支持，因为规则的制定有着该种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印痕。
正是西方法律的这样一个潜在特点，构成了前述所有社会理论家探讨法律-司法系统下个人伦理自由和深度自我实现如何可能的当然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下，通过程序性沟通和论证，通过对程序的反思性监控，以及通过律师深化认同才有可能。
但是在现时代的中国，法律-司法主要是作为一种治理术而从欧美移植过来的，由于移植法律-司法本身的特殊困难，西方的法律-司法规则主要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技术被借鉴的，虽然经过了立法的形式承认。这种移植法律-司法的致命之处在于，它不是在法律-司法受众的价值关联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在表面上她仍然保持一副价值中立的面孔。这种不是建立在价值关联基础上的价值中立的后果在于，其动摇公众对法律-司法的认同基础。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单纯程序技术而移植的法律-司法体系，其价值中立的面目是建立在虚空的基础上，其本身既不是某种单一价值的霸权体现（比如来源于上帝和祖制的法律-司法），也不是本国法律-司法受众在价值关涉前提下价值-利益妥协的产物。这就使得具有价值关涉的公众的权利诉求在移植的法律-司法规则内部失去价值共鸣的可能。也因此，在根本上当事者的认同问题被悬置起来。
至此，我们有关中国的法律-司法认同的讨论似乎才真正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但是，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却使我们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制度上，我们的改革家和理论家的种种建言的效能似乎都被大打折扣，而根本的问题却被悬置一旁。但是，这也许是暂时的情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问题也许会“烟消云散”的。不过，时间流逝的过程，可能只有在哈耶克那里汲取营养，才可能真正使这些问题“烟消云散”。
五
法律-司法的认同问题，就规则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在另一个更根本的角度上，实乃“外部规则”对“内部规则”的挤压使然。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的区分，在哈耶克那里，体现为一社会是以何种规则作为社会整合的基本方式。所谓内部规则，是指那些“在它们所描述的客观情势中适用于无数未来事例和平等适用于所有的人的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而不论个人在一特定情形中遵循此一规则所会导致的后果。这些规则经由使每个人或有组织的群体能够知道他们在追求他们目的时可以动用什么手段进而能够防止不同人的行动发生冲突而界分出确获保障的个人领域。这些规则一般被认为是‘抽象的’和独立于个人目的的。它们导致了一平等抽象的和目标独立的自生自发秩序或内部秩序的型构。”[6]而外部规则，则意指“那种只适用于特定之人或服务于统治者的目的的规则。尽管这种规则仍具有各种程度的一般性，而且也指向各种各样的特定事例，但是它们仍将在不知不觉中从一般意义上的规则转变为特定的命令。它们是运作一个组织或外部秩序所必要的工具。”[7]
由于内部规则是人类的生活世界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规则，它与人类的生活世界具备某种切近和亲和性。[8]这种亲和性，正是建基于内部规则成型之价值关涉的前提。这里的价值关涉，正如前文提到的，乃是建立在各种独特的价值观念的持续张力上，从而使得：内部规则既表达各种价值观念又不表达任何价值观念。前者是从规则的来源上讲的，正是各种独特的价值-利益冲突导致了一种导向“美好生活”规则的产生，虽然这规则的产生同样是各个价值观念争夺管辖权之斗争的结果。后者是从规则的适用的表象上看的，规则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中立的面相，从而不会偏向任何一种独特的价值。这在司法中表现尤其明显，当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同样也反映了这一特点。在这样的潜在基设下，哈耶克认为，内部规则不断具有“适用于在数量上未知的未来情势”的抽象性、与共同目的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相应的“目的独立性”以及将自身局限在对那些有可能伤害他人的涉他性行动的禁止方面的“否定性”，因此它可以从封闭性的目的关联群体扩展到整个开放社会，并确认一个不受侵犯的私人领域及公共领域以维系个体实践的自由。从而在本文的意义上，获得了法律-司法的公众认同。
显然，哈耶克的“外部规则”在中国的对应物，无疑就是那移植的法律-司法体系。由于外部规则的目的依附性和规则方面经常具有的“肯定性”（这尤其表现在意识形态规则的“你必须”、“你应该”的语式上），必然表现为对个体实践空间的限制或剥夺。[9]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法律-司法受众而言，这类“应该”、“必须”的“肯定性”句式乃是建立在价值阙如的基础上，因此没有价值共鸣的基础，从而缺乏认同的基件。在中国，外部规则对内部规则的挤压虽然已经不可能采用阿伦特所说的“恐怖”作为其运作方式（事实上，在哈维尔意义上的“后极权社会”中意识形态依赖的不是恐怖而惯性[10]），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空间的存在；但由于法的规则主要表现为一些外部规则，这些外部规则主要是某个维系统治秩序的工具，不可能获得其自身的目的独立性，最终也就丧失了法律-司法体系的自恰性。外部规则通过国家权力强行实施，无视或忽略民间自身形成的习惯法的存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则运作对社会生活的强行干预，一方面提高了法的实施成本，另一方面也窒息了民间规则的自发形成。这些外部规则把整个社会的空间全部置于自身的控制之下，因而也取消了公共领域。在“确获保障的私域”和其前提的公共领域丧失的境况下，当然就不可能有法律-司法认同，而只能是韦伯所说的“一部没有生命力的机器，只是僵死的精神”；[11]而这法律-司法体系中的人，也就成了“扁平的纸世界”[12]中的“全无精神或睿智的专家与毫无心肝的之徒”。[13]甚至连基本的自我实现的要求也消失不见了。
哈耶克就“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所作的区分，以及就“外部规则”对“内部规则”的侵蚀展开的批判，目的既不在于建构一种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更不在于实现“内部规则”对“外部规则”的完全颠覆或取代，而在于在这这两种规则之间设定一共存的边界。[14]亦即，哈耶克虽然承认外部规则是人类社会所不能或缺的治理工具，但是它却不能因此而侵扰甚或替代内部秩序得以生成并得以继续的内部规则。[15]这在哈耶克意义上的“公法”和“私法”关系上，即表现为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2
政治法律化是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治生活， 保障公民权利， 包括以宪法和法律解决政治争议和冲突， 它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过程。
司法释宪是一种以宪法文本规范为依据， 以宪政制度为依托， 具体在司法或者中立机构的操作下通过扩充宪法规范的内涵来解决政治生活中的冲突和争议的一种机制。司法释宪通过解释扩充宪法的内涵， 避免频繁修宪冲击宪法的稳定性， 造成宪法权威的失落， 以此缓解政治与法律不同属性所形成的矛盾。司法释宪的形式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宪法成文主义， 一是政治与审判分离。没有成文宪法， 就没有宪法解释， 也无法判断政治行为的合宪性; 宪法成文主义不仅仅表现为宪法的文字和语词， 还包括宪法结构、各部分的宪法地位、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且， 作为整体的宪法所反映和体现的原则和价值理念也是宪法成文主义的内容， 它们共同构成了法官在释宪过程中的基本依据。在解释宪法和法律过程中， 独立的审判机关可以通过其自身的专业性、封闭性， 程序化的审判规则， 及一套推理能力来解释和宪法和法律的内涵， 而不是以机械方式适用法律。
一、司法释宪可以弥合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是法律与政治不同属性的表现之一。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属性与政治的现实属性经常发生冲突， 在此冲突中， 人们对究竟是规范服从现实， 抑或是现实服从规范一直争论不休。以规范与现实的二分法为前提作出的判断都有不可避免的弊端。如果牺牲规范， 服从现实， 则有可能使政治之河泛滥成灾， 宪法和法律所宣扬的价值无法贯彻和体现在现实社会之中， 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价值将无从体现。如果服从规范， 无视客观现实生活的运行， 则无疑使僵化的规范成为束缚社会变革的桎梏， 而规范体系自身也不可能得到发展与更新。并且， 如果一味强调规范价值， 宪法和法律不能反映冲突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 则这些政治力量有可能积聚为反体制力量， 冲破制度与规范约束酿成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革命。这一非此即彼的困境暴露出论上的固有弊端， 故必须超越将规范与现实割裂与对立开来的二分法，突破思考框架本身的局限， 将规范与现实置于同一体中并以动态的眼光重新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
规范与现实并不总是呈现对立状态， 而是相互促进的。这是因为， 规范既是稳定的， 也需要不断革新; 而现实既是不断变化的， 也蕴涵着合理因素。在规范与现实关系上， 一方面需要用规范衡量和评判、约束现实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需要将现实中的合理成分上升为规范， 既为合理的现实发展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 也为宪法内容的更新和变革提供源泉， 增强宪法的性与现实适应能力，使宪法和法律不至于沦为僵死的教条。
司法释宪在弥合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上有相当的价值， 并突出了其形式化特征。多元实质理性中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是政治与现实的表现; 稳定性、可预见性和持续性的形式理性正是法律与规范的特性。司法释宪既可以避开那种流于被实质理性也即现实所左右的局面， 防止宪法学变成纯粹的事实学， 也可以避免那种凯尔逊式的绝对的实证主义法律理性， 不使现实绝对地服从于规范。同时， 司法释宪过程也是一种自助制度， 该制度充分尊重个人的自主意志， 依靠个人的司法行动来实现法律的管理。它既能够运用个人的自主行动来创造法律上的自由空间， 同时又能够运用法律的程序技术， 来维持法律的稳定性与中立性， [1]实现规范与现实的统一。
二、司法释宪可以消除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
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与法律不同属性的另一种表现。社会政治总是表现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法律和规范则是价值， [2]也即正义的集中体现， 而事实是否总是符合正义或者宪法与法律的价值规范则并不一定。究竟是事实服从价值还是价值服从事实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政治的正义性既需要以价值衡量和评判事实， 也需要将事实中富于价值的成分给予宪法和法律规范上的肯定。这就必须排除那种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法， 将事实与价值放在同一整体中衡量。事实与价值不是两个固定不变的对立体系， 事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既是传统的， 也是现实的; 而价值体系也是开放的。事实中不仅包含着一些价值成分， 而且变化的事实还孕育和产生一些新的可欲价值; 价值体系的开放性则需要不断更新。这既需要注意那些变化的事实中与价值发生偏离的部分， 通过价值衡量和价值评判否定某些事实， 也需要在变化的事实中及时发现那些富含价值的部分， 将其纳入到价值体系之中，上升为宪法与法律规范。并且， 正义并不是既定不变的普通正义， 而是体现在具体事物中的特殊正义。而宪法解释有可能对事实中的价值成分给予充分关注， 从而不断扩充宪法的内涵， 在个案中实现正义。
解决规范与现实冲突的综合评价规范方法就包含这一认识。该认为， 必须把规范与现实置于同等价值体系中加以考察。这一规范和普遍性要求就是价值， 也即规范是价值的法律表现形式， 此其一。其二， 受宪法规范调整的社会生活是宪法发挥功能的基础， 为宪法的发展不断提供必要的营养。并且， 规范中包含着现实生活的价值， 构成宪法的规范不可能从现实中分离， 同现实处于对立状态。如果宪法规范不能对人类行为模式产生实际或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遵守， 规范便成为死的文字。宪法的社会现实意义正体现在它在实际生活中的被遵守。并且， 只有与宪法和价值体系保持开放与反思能力时， 宪法和价值体系才能包容冲突， 解决问题， 增强其现实适应性， 否则， 如果价值与规范呈僵化与封闭状态， 则因其可能阻碍社会变革而被废止。
将事实提升为价值的方式可以有多种， 包括修宪和释宪， 释宪是在社会政治冲突不那么剧烈的情况下的一种兼顾规范与现实的方式。特别是司法释宪， 可以经常性地提炼和发现事实中的价值成分， 从而将事实上升为价值， 成为宪法或者法律保护的内容。因为， 并不是所有价值都以法律规范方式表现， 事实中存在的价值要不要获得宪法保护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美国法官以行动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承认有些价值并未以明示方式获得规范性的宪法地位， 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具有宪法价值。美国宪法史充分证明， 美国宪法权利内容的扩充除了通过宪法修正案这一形式外， 更主要是通过司法释宪来实现的。在确定基本权利的过程中， 法官分化为解释派与非解释派， 而非解释派就是依据事实确立某一权利的价值与宪法属性的。前者是以宪法文本和规范即以宪法明示权利为依据， 进而解释某些权利何以成为宪法权利; 后者是从事实中发现价值， 确认其宪法权利的地位。从事实中发现价值的非解释方法首次运用在1942年的“斯金纳诉俄克拉荷马州案”中。该案裁定对某些罪犯实施绝育违反了平等保护， 并强调了婚姻和生儿育女的重要性。在发现和形成这些宪法外权利的依据问题上， 司法界承认有两种方法可以识别哪些可以成为宪法权利， 它们是非解释派确立宪法权利的依据: 其一是依靠传统和习惯得来的价值观; 其二是以一种动态方法来确定那些包含在有秩序的自由概念中的价值观。[3]这两种方法虽然有一定的差异， 但两者都承认事实中蕴涵着价值成分， 这些价值可以获得宪法地位并成为宪法权利。在此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美国一些评论家也赞同这一点。这一判例的特点是承认和确证事实中的价值成分， 主张给予其宪法地位， 使其获得宪法保护。而事实中的价值取得宪法地位的恰当和便捷方式就是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宪法解释。
三、司法释宪可以调和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
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是政治与法律不同属性的又一表现。通常认为， 政治决定的作出是主观的， 带有主观随意性， 立法过程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的主观意志， 是主权者的意志表现。宪法和法律则是客观的， 这既是人们一直赋予法律的基本特征和优点， 也是法律与政治不同属性的区别所在。政治法律化就是要在政治服从于宪法和法律， 服从于规范和客观性， 排斥专断和任意的前提下保持政治问题自主处理的空间。宪法解释特别是司法释宪是一个融主观与客观为一体的过程， 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政治与法律因不同属性所造成的矛盾。
首先， 政治和法律的主观与客观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且政治与法律之间呈互动状态， 而不是截然对立关系。关于客观性， 波斯纳认为其有三重含义: 一是主张与外部实体相符合的本体论上的客观性; 二是强调可复现性的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 三是讲求合理性的交谈性的客观性。他认为， 法律的客观性既非本体论上的客观性， 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 而是交谈的客观性， 这种客观性就是合乎情理， 不任性、不个人化和不政治化。[4]
不是绝对主观的， 而宪法和也非绝对客观。不能因为政治更多地反映了人们的主观意愿就无视政治本身具有的客观性， 也不能因为成文的宪法文字是客观的就排斥制宪者制定宪法之时的主观意图， 及法官在释宪过程中的主观因素。政治既有主观属性， 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一方面， 法治国家的政治通常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 宪法规定了国家各机构的权力、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 政治的运行， 包括国家机关的活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客观， 表现出政治运行本身的客观性方面。这提供了政治法律解决， 以宪法判断政府行为及政治合宪性的依据。同时， 政治的主观性方面要求政治绝对服从法律是不可能的， 这正是司法释宪过程中回避政治判断的根据。这是因为， 一方面， 要求政治绝对服从法律有可能阻碍变革的力量或者忽视政治自身特有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 在政治判断上， 法院的能力受到限制， 无法用宪法和法律决定所有的问题。立法机构在解决政治问题， 诸如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比法院更高的水平或能力。这正是由政治的主观性决定的。同样， 宪法和法律也并不是绝对客观的， 渗透和体现着人们的主观意愿， 宪法制定过程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 释宪过程中人们执着与苦苦寻求的制宪者的意图就说明宪法本身的主观性， 说明任何时候， 宪法和法律也并不呈现一种绝对客观状态， 而是一个集主观与客观为一体的过程与表现。
其次， 司法释宪带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一定的中立性，是一个结合、超越或者独立于主观与客观的过程， 这是由司法释宪的形式化特征决定的。司法释宪的客观性表现在它受制于宪法文本和已经获得正当性的解释秩序。宪法成文主义所表现的宪法文字、宪法结构与宪法的整体价值秩序在相当的程度上制约着解释者对宪法的任意理解，它们与解释程序、技术一起制约着解释者的主观随意性。司法释宪的主观性表现为宪法结构的开放性， 在解释过程中， 解释者本人并非机械地适用宪法文字， 而是要根据特定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宪法作出解释， 以回应社会现实。法官个人的直觉、价值判断、政治与偏好等主观因素也会解释过程和结果。这是司法解释主观性的表现。
所以， 司法释宪是一个中立的技术过程， 既有主观性， 也有客观性。如果认为解释宪法的过程是一个纯粹的遵循逻辑演绎的结论推导， 那就等于认为解释是纯粹客观和的; 而否认这一点也并不就是否认其客观性。宪法的开放性结构允许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回应现实和政治， 这一主观性不是要求放弃宪法和法律的客观性目标; 而宪法文本、原则、先例规则、宪法语言及司法过程本身约束着法官随意地创制宪法和法律。因此， 主观与客观结合是宪法解释既能遵守宪法文本所体现的基本价值， 又能灵活地回应现实的发展。“实证的政治”的法律解释观就是基于这一立场， 该理论既反对把法院视为独立的政治过程之外， 也不赞成将法院视为受利益集团支配的机构。也就是说， 法律解释既不是绝对独立和客观的， 也不是纯粹政治和主观的， 其职业化、专业化和形式化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超越主观和客观的中立过程。司法偏好并不来源于个人私利或实体性的意识形态， 而产生于法院所处的制度性单位及程序所导致的价值。因此， 解释的客观性与法官的自由裁量并不矛盾， 虽然每一个解释者个人都参与了这种秩序的创制， 但创制的结果却并非个人所能左右。[5]
四、司法释宪可以兼顾民主与自由之间的统一
民主与自由是政治与法律不同属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司法释宪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对民主概念新理解、调和民主与自由之间关系、将民主地参与和决定事物的能力与受到同等尊重的权利和自由统一在一起的契机。
作为法治国家中的一种制度运行常态， 司法释宪过程一直被人批评为违反了民主原则， 认为法官解释宪法的过程既是一种制宪活动， 也是在造法，而这两种活动都违背民主价值， 是以法官自己的决定代替本应以民主方式作出的决定， 或者推翻、评判立法机关的制定法。传统观念认为， 民主是一种多数人的参与、表决或者决策的过程与机制， 而个人自由则是防卫国家侵犯的权利， 在很大程度上， 民主与自由是对立的， 民主对个人自由也是不友好的。这是一种将民主理解为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民主，即多数至上主义民主的概念。如果按照这一概念机械地理解民主， 法官就只能囿于制宪者意图进行解释， 即原意解释， 而不能采用或者发展其他， 否则， 司法释宪判断法律的正当性就被指责为违反民主， 但是， 如果将民主定义为一种“合宪性的民主”或者“共同兼顾的民主”， 则法官释宪就会具有更多的灵活性， 而不会招致违反民主的批评。与传统民主概念不同，“合宪性的民主”概念否认集体决定总是或通常是大多数或相对多数公众赞成的观点， 而认为集体决定是由政治机构作出的， 而这些政治机构的结构、组成和实践是将社会所有成员都视为一个个体， 并予以同等关注和尊敬。[6] 法官可以将宪法作为整体性的价值秩序来评判这一决定的合宪性与正当性而不必拘泥于条文的原意， 而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从而采取或者发展多种解释方法。
首先， 法官能够坚持宪法原则和价值对多数决定的正当性进行评判。法官是任命的而非民选的会影响法官在解释过程中的判断， 保证法官不会太多地受到民意和社会力量的压力， 而能够单纯从宪法和法律的一般规则中寻求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并且， 法官的独立性和对少数人的信仰的敏感性也要求法院在个人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时给予特别的关注。前述表明， 立法过程中的多数决定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检验， 特别在有异议的情况下。这是因为立法机关的多数决定是一个寻求政治妥协的过程， 它有可能放弃和牺牲一些重要的原则。而宪法成文主义昭示出宪法始终是这些原则的体现者和守护神， 故必须由特定机构坚持以宪法原则和价值重新判断多数决定的正当性问题。司法释宪通过采用目的论、哲学的或者整体解释方法， 解释体现在宪法中的原则和价值， 以此在每一个具体的判例中评判法律的正当性， 实践“民主的合宪性”这一概念。
其次， 法官可以在释宪过程中以“整体性”方法解释宪法， 根据宪法原则确定个案自由， 弥补修宪周期的缓慢与滞后及宪法条文空缺。无论宪法文本和宪法修正案， 都不能避免一个突出的“民主空缺”或者“宪法空缺”问题。因为形式化的宪法文本并不能包容或者穷尽所有的宪法权利， 宪法文本以外还有许多权利需要宪法保护。如果机械地按照宪法字意， 则这类权利无法获得宪法地位， 不能抵制政府立法中的任意与专断， 自由也就无从得到保障。但是， 法院在释宪过程中可以使用整体性解释方法对宪法进行解释， 从而将宪法条文中所没有列举的权利包括进去， 使其获得宪法保护。这是因为， 宪法成文主义的含义表明， 宪法文本不仅仅是条文的载明， 它还是宪法原则、价值与理念的体现。[7] 德沃金就坚持这一观点。“除了法律条文以外， 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还包括法律原则。当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找不到可适用的条文时， 法律原则就会作为处理案件的指针。”[8] 美国宪法实践也表明， 许多美国宪法中没有提及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并不是通过宪法修正案成为明示的宪法权利的， 而是通过法院的释宪获得了宪法保护， 成为美国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宪法权利。如契约自由、公司的宪法人格、隐私权、婚姻权、州际旅行的权利等。这正是司法释宪过程中将宪法视为原则和宪法成文主义的体现和结果。“因此，司法释宪在矫正民主的滞后、给予权利的即时性保护方面有着修宪所不可比拟的优点。
注释:
[1] 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 载《韦伯: 法律与价值》，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第191 页。
[2] 一般而言， 价值由“应当”， 而规范由“是”来表示。就实在法与法的关系来看， 作为实在法体现的规范似乎不属于价值， 而是一种现实。但是，“实在法， 作为一个规范， 从其本身的内在角度说， 是一种‘应当’， 并因而就是一种价值， 并在这种外观下， 面对着人的实际行为的现实， 实在法评定这种行为是合法的或非法的行为。”在此， 规范同时体现为“应当”和“是”。参见〖奥〗凯尔逊:《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 载《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 第429 贞。
[3] [ 美] 杰罗姆巴伦等:《美国宪法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 第110 页。
[4]梁治平:《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 载《法律解释问题》， 第96， 97 页。
[5]郑戈:《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 载《法律解释问题》， 第82、83 页。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3
一、价值规律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要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所谓“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指的是当时在某个生产部门里,绝大部分同类产品的生产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工具。比如织布,如果社会上绝大部分布匹是用机器织出来的,而手工织的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用电脑操作织的布更是极少数,那么使用机器就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不同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生产同样一匹布,耗费的劳动时间也不同。如果有的用8小时,有的用13小时,而大多数用10小时,那么生产一匹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接近于10小时,一匹布的价值量就相当于10小时。
商品交换要以双方商品的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因为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两种商品都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才能使交换成为互利的事情。如果是不等价交换,交换的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商品交换就不能长久持续下去。
货币出现以后,商品的价值都由货币来衡量,表现为价格。等价交换也就是要求商品的价格应该与价值相符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价格并不总是与价值相一致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价值规律是通过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表现出来的。在市场上,发生价格与价值相背离,主要是由市场上的商品供给和需求不平衡引起的。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买者同买者就会竞争,从而使价格高于价值;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卖者同卖者就会竞争,从而使价格低于价值。可见,供求变化会影响价格,使价格上下波动,引起商品的价格经常与价值不一致。反过来,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供给和需求。当某种商品的价格高于价值时,会吸引商品生产者增加该种商品的生产,从而改变供求关系,导致价格下降;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低于价值时,会使商品生产者减少或停止该商品的生产,从而改变供求关系,导致价格上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价格上下波动的运动,这个运动表现为一条曲线。人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和接触的,就是价格上下波动的曲线。但是,价格的涨落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来进行的,这个中心就是商品的价值。恩格斯说:“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
事实上,价格上涨或下降,都不会距离价值太远,价格不能无限制的上涨,也不能无限制的下降,价格的上下波动总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的。从单个交换过程来看,虽然价格时涨时落,但从一个较长的时 间来看,商品的价格总的来说仍然与价值相符合。“如果你们不是只考察每天的变动,而是分析较长时间里的市场价格的运动,……那么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们各自的价值,即它们的自然价格出手的。”[1]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表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始终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个规律在贯彻着。所以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不仅不违背价值规律,反而正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而且是唯一的表现形式。
二、价值规律在国内市场上的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就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哪里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在哪里起作用。价值规律是客观的,人们不能创造它,也不能取消它,只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利用它。价值规律在国内市场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
商品的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价格高于价值时,由于有利可图,许多商品生产者就会被吸引来生产这种商品,从而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流入这个生产部门,导致这个生产部门的扩大和产品供应的增加。反之,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价格低于价值时,由于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许多商品生产者就会减少或放弃这种商品的生产,从而使某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这个生产部门退出,导致这个部门生产的缩小和产品供应的减少。这样,通过市场价格的调节,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可以大体上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所以说,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调解者。
(二)价值规律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率
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量进行交换的。因此,某个商品生产者如果率先改进技术设备,经营管理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在交换中就获利较多。反之,那些劳动生产率较低,个别劳动耗费较高的生产者,便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甚至不能弥补自己的劳动耗费。这种情况必然会刺激商品生产者努力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各不相同。生产条件好的生产者,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获利较多,能够不断扩大生产,更新设备,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在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不断地因优取胜。生产条件差、经营管理水平低的生产者,物无力改善生产条件,处境更加不利,在竞争中就会遭到失败,以致被淘汰。
三、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发生作用,同时也在世界市场上发生作用,但是,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与其在国内市场上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在一国范围内,商品交换是等量劳动的交换。在世界市场上,商品的价值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由于生产要素在国际上缺乏流动性,导致各国国民经济的相对孤立性,从而各国有着相对独立的民族市场和商品的国民价值。
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国际分工、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商品的国际价值。由于各国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是有差异的,因而商品的国际价值和国民价值也存在差异,而在世界市场上商品的交换只能按照国际价值进行,于是便出现包含相等国际价值的不同国别价值相交换,即不等量劳动相交换,这正是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与它在一国内市场上的作用的区别所在。[2]马克思指出: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一国的三个劳动日可以和别一国的一个劳动日相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重要的修正。”[3]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三个劳动日”和“一个劳动日”是指国别社会劳动时间或国民价值。如果以“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这一国际统一尺度来衡量,那么它们有相等的国际价值。
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调节国际分工
如前所述,在世界市场上,商品交换是按照国际价值进行的。因此,一国专业化生产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即国别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少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耗费的产品,便可通过对外贸易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并盈利。世界各国正是根据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提供的价格信息来安排其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的。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就像只看不见的手,不断地指挥和调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目前,拥有高科技、资本又丰富的国家专门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劳动力较多的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则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这些都是国际价值规律起作用的结果。[4]
(二)刺激各国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和销售技术水平
由于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商品交换中,国别价值越是低于国际价值或符合国际价值的价格的商品获利越多。因此,世界各国均致力于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并在商品质量、包装装潢、销售技术等方面下功夫,以在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取胜,从对外贸易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三)加深了世界各国的不平衡发展
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交换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导致各国的不平衡发展。不发达国家因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强度较小,所生产的商品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耗费较多,国民价值较大,但在世界市场上却只能以低于其国民价值而符合国际价值的价格出售,因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国民经济发展缓慢。而发达国家由于劳动生产率高,劳动强度大,所生产的商品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耗费少,国民价值小,在世界市场上按照高于其国民价值而符合国际价值的价格出售,不仅能获得大量的利益,而且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利于其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当然,发达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也存在差异,加之他们的生产状况、原料供应和对外贸易政策各不相同,因而他们生产的商品国民价值大小、从而国际竞争力强弱也不同,这就决定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5]
(四)影响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由于各国生产力水平和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各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强有弱。为了发挥优势、弥补劣势,各国政府往往采取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商品竞争能力强的国家,往往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让有竞争力的商品打入国际市场。而商品竞争力弱的国家,则执行保护贸易的政策,通过各种奖出限入得措施来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和限制别国产品的进口。当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发生了变化,该国政府便会相应的调整其对外贸易政策。
总之,无论在国内市场或是世界市场,价值规律都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在国内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率;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在世界市场,价值规律调节国际分工;刺激各国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和销售技术水平;加深了世界各国的不平衡发展;影响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P177
[2]陈宪,韦金鸾,应诚敏,陈晨编著.《国际贸易-原理.政策.实务》.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P6-68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4
价值原为经济学上的语汇，例如“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等，用以表示产品对人而言的需求、有用和相对稀缺。据国外学者考证，这一范畴引入哲学、人文科学之中，始于19世纪下半叶赫尔曼・洛采所创立的价值哲学。自此以后，“价值”成为一个伦理性的概念，用以表达人们的某种需求或对事物的相关评论。按照哲学界的一般说法，所谓价值就是在人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客观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由此可见，价值体现着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表征着作为价值主体而言的人的主体性意识，同时也代表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契合程度。
引申过来，法的价值就是法这种规范体系（客体）有哪些为人（主体）所重视、所珍视的性状、属性和作用。具体而言，法的价值这一范畴包含如下意义：（1）同价值的概念一样，法的价值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由人对客体的法律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的价值不是以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这一关系得以存在的。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法的价值概念存在的基础。（2）法的价值表明了法律对于人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它体现了其属性中为人们所重视、珍视的部分。也就是说，法的价值意味着它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例如在法律中常言到的自由、正义、秩序等，都是人们为了生存、合作所必须确定的一种理想状态。（3）法的价值既包括对实然法的认识，更包括对自然法的追求。也就是说，法的价值的研究不能以现行的实在法为限，它还必须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判断的方法，来追寻什么样的法律才是最符合人的需要的这一问题。
二、军事法的价值及构成
价值取向的直接任务，就是在几种互不相同而又关联的价值内容之间作出选择或扬弃。
军事法学要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形成科学、明确的价值取向，就不能不先对军事法领域所存在的主要价值构成要素进行考察，并藉此推寻其内部固有的必然联系。
利益和需要是一切价值存在的基础，以此界定军事领域内的价值内涵，其实质是国家军事利益与军队建设需要的内化和升华。军事利益和需要的全方位、多层次特性，又给军事领域注入各种纷繁复杂的具体的价值内容，诸如军事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外交价值、科技价值、法治价值、审美价值和公共关系等等，都成为军事领域的内部运动及其与外部社会联系而产生的、与军事利益和需要相关的各种矛盾关系的价值折射。同样道理，军事法制的价值内容与意义也相当丰富，如巩固军队的稳定和提高战斗力、降低军事建设的经济成本、提高军事建设的法治化水平、增强军事建设的效能和树立军队的良好社会形象等，涉及军事、经济、法律、美学等多元价值领域，这些价值多元而又复杂，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即都体现着军事法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据此我们不难得出军事法的价值是什么。
军事法的价值即在军事法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军事法的直接意义或有用性。
这种价值体现在经济、法律、美学等多元价值领域，但这些价值要素同时却非平行地存在，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浓缩到军事法层面，军事与法就成为其价值构成的两个主要方面，集中表现在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以特殊的联系而共存于军事法之中，决定了军事法主要价值构成的双重性。
一方面，军事秩序是军事法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军事秩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军事领域内的人员和装备遵守统一的行为规则而形成稳定的、有条理的社会现象或情况。从运动和联系的观点看，军事秩序还应包括表面现象背后隐含的基本军事规律和各种具体军事制度及其运动等一系列综合因素。据此，作为社会现象或情况的“军事秩序”，正是在静态因素(规律和制度)与动态因素(规律和制度的运动)结合作用下产生、维持并外化为特殊的社会张力，从而影响和制约军事法的产生和发展，并占据军事法价值构成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军事法伴随军事秩序而产生。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出现导致部落之间频繁发生战争，这就需要一定的规则进行规范和调整日益复杂的会关系，以维护军事领域内的特定秩序，奴隶制军事法应运而生。自此，军事法就深深地打上了军事秩序的烙印，任何类型或性质的军事法都以军事需要为存在基础、以军事利益为存在目的、以军事领域为存在空间。离开军事秩序，军事法将彻底失去其生存空间及意义。军事秩序影响甚至决定军事法的发展。军事秩序对军事法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为其提供一个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自身所具有的制约和决定力量，影响和决定军事法的性质和发展。纵观军事法制发展史，军事法从奴隶社会的“临事制刑”到封建主义的军事法律体系，从传统军事法到现代军事法的转型，再从剥削阶级军事法到无产阶级军事法，每一次革命都无不受到不同军事制度的更迭的影响。虽然军事法对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军事秩序之间的更替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来自军事法本身，其实质是反映和代表了相应新型、先进的军事秩序的要求，仍然源自军事秩序的变革。综观当今世界各国军事法，也无不与一国的基本军事需要、制度和实际相适应，深深地刻有本国军事秩序的印记。军事法律制度是军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军事利益、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军事秩序，势必寻求各种手段、设计各种制度，包括纪律制度、作战规则、领导体制等具体内容，它们在运动中所形成的系统的军事法律制度，也便成为军事秩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进而以整体的合力在维护军事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法治精神是现代军事法固有的基本内容和内在品质。现代法治是一个涵义十分广泛的系统概念，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标准和基本原则。它植根于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社会利益的多样化、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以社会权力结构的本质性变迁为基础，以权利本位为主导，以追求自由与保障人权为宗旨，崇尚正义，注重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保护与个性的张扬。这些基本的精神程度不同地渗透于军事法之中。法律属性是军事法的基本属性。尽管军事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在具体行为规范的内容和效力范围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军事法本身在产生方式、外在规范、内在逻辑、运行程序、效力根据以及对社会行为的调整作用等方面，均符合法律的一般性要求和特征，即军事法具有法律的基本属性。正因为如此，军事法才得以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概念和规则体系，超越军事秩序的一般限制而相对独立于军事秩序的其他领域，成为一种独立的知识传统，并进一步发展为一门科学。法治是现代军事法的内在品质。我国军队的全面建设是在社会主义法治背景下进行的，势必受到国家法治建设的影响，也必须符合依法治国的长远目标和内在要求。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需要通过各种国家行为表现出来，反映到军事方面就是依法治军，通过依法治军来体现军事领域的法治，并以此来提高军队建设的水平。在依法治军过程中，法治的基本精神被贯彻于具体的军事法规范中，以特殊的调整方式和作用保障良好的军事秩序，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成为军队建设的应然要求和内容。军事法是现代法律体系的一个法律部门。在十几年的理论研究中，关于军事法的地位问题已经取得了学界的共识，即“军事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而，必然在其调整对象的选择、调整方法的扬弃及调整作用的实现等方面，遵循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而非一般秩序体系所应具有的法治品格，不能脱离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另辟蹊径。
三、军事法两方面价值的对立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军事法的两方面的价值：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是对立和统一的，这可以说伴随了军事法从古到今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无论国内或国外均无例外。即使在现代军事法制中，他们的这种矛盾关系也是随处可见，几乎在每一个军事法制建设的实际问题中都得到反映。例如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化的问题，党依据自己制定的《政治工作条例》开展政治工作、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政党不能制定法律、不能自我设定行为规范等一般法治理论是对立的，但在保证军队无产阶级性质不变、促进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化、正规化方面又是统一的；再如战时军事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问题，根据作战需要、突破平时司法程序从严从快惩治战时军人犯罪与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保障诉讼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治精神是对立的，但在惩治战时犯罪、维护国家军事利益上又能够相互统一。其它诸如义务兵犯罪适用罚金刑的争论、军事法院是否应当审理军内民事、经济案件等问题，也无不折射着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的矛盾关系。历史已经说明二者必须共存，而现实问题又必须解决。它们在实证了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对立统一关系的同时，无疑也对军事法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突破纯粹的军事思维或法治视角，充分尊重矛盾运动规律和军事法制实践，作出理性的价值抉择并促使二者良性互动，形成科学、明确的军事法学价值取向，从而指导军事法制建设实践处理好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实现军事领域的根本建设目标和固有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山新主编.军事法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
［2］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德］乔治・恩德勒主编.王淼洋译.经济伦理学大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574页.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5
一、商法的客观功用价值
商法的客观功用价值，也即商法的内在价值，是指商事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独特的规范功用。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商品高度的必然产物。商法最初体现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新型社会阶层即商人之间订立的适用于商人的内部规约、习惯，因而最初只适用于商人之间，后逐渐扩大到商人与非商人之间以及非商人相互之间。由于商法自产生之初就和民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私法性质等诸多方面存在近似和重合之处，商法的独立性的理论和实践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大多在于商法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或者说商主体和商行为是否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并把这些作为认定商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依据[4]。商法与民法同为私法，具有诚实信用、秩序、公平、平等、效益等基本价值目标，但商法与民法之间的差异除了商主体与一般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一般民事行为，以及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之间的区别之外，立法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也颇具说服力，即商法的外在价值追求与民法的价值目标具有不同的偏好。一般认为，民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即公平优先兼顾效益与其他；商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效益，其基本要求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与其他[5]。由于价值具有多元化、主观性、层次性等特点，不同商法的内在价值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必须从商法的动态发展中才能全面把握商法本身的价值。
(一)保护商事利益
一般认为，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地中海沿岸诸城市的习惯法。从公元11世纪开始，由于经济发展、城市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商业发达促使商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由于封建势力和宗教教义的束缚，商人的商事利益往往得不到保护，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为此，商人们组织成立了行会组织，即“商人基尔特”，他们凭借自身发展中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商人内部的习惯、规约，并组织了商事法庭，从事商事裁判[6]。由此见，商法自产生之初期即为了使商事活动摆脱封建法律和教会的束缚，体现和保护商人阶层的特殊利益。而早期的商人习惯法，包括商人资格、商条规则、商事合伙、商事、居间、行纪、票据制度、保险制度、海商制度等，为后来各国的商法的制定和法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的商事立法，特别是19世纪欧洲广泛出现的商事法典化也都无一不体现了促进商业发展，保护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中所获取的商事利益的这一要求。和早期的商事习惯不同的是，商法规范由非正式的法律规范上升到了国家制度层面，由商人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上升到国家的根本意志。只有这样，“公民与个人的联合（协会、社团、社会）才能获得法律保护的自我发展的行为空间，以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7]
（二）规范商事行为
保护商事利益是从商主体个体需求的层面来提示商法的内在价值，规范商事行为则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探寻商法的社会作用。按照大陆法学者的一般认识，商行为是指从营利性营业为目的而从事的各种表意行为。在现代商法中，商行为法律制度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普遍的、基本的法律制度[8]。商行为区别于一般民事活动的法律特征在于：第一，商行为是主体从营利为目的而从事的特定行为；第二，商行为原则上应是某种营业性行为；第三，商行为本质上是具有商行为能力的主体从事的营业性活动[9]。虽然对于何为商行为，各国的商事法律并无统一的规定，如存在主观主义原则、客观主义原则和折衷主义原则的三种不同认定标准。但商事行为的独立存在说明，需要一套适应规范商事行为的规则，以明确界定商事行为的成立、生效、商事能力、法律责任等不同于一般民事行为的内容，从而达到促进商事交易和维持商事秩序的目的。此外，商事行为与一般民事行为的差别还体现在现代商法深化了商事行为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所需承担的包括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内的多种责任，以及商法坚持的外观主义原则和公法化倾向对商行为意思自治的限制等诸多方面。
（三）促进商事交易
正如恩格斯指出，“、法律、哲学、宗教、文学、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10]商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而商法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又反过来为商品经济服务。商法规范通过保护商事利益、规范商业行为，保障交易迅捷，维护交易安全等作用和手段，既为商业发展保驾护航，又对商事交易起到鼓励和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首先，使商事主体从事商业活动中所获得的利益得到法律保障，促进了资本的扩大和循环，从根本上为商事活动的繁荣和发达注入无穷动力；其次，商事规则使得商行为有序进行，商事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是对商业自由进行基本前提条件；第三，商法规则适应了商事交易简便性和迅捷性的需要，如权利证券化 、程序简易化、契约定型化、短期时效等制度极大地方便了商事交易活动；第四，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社会化、制度化、普遍化，它在本质上是权利经济，内在地需要法治[11]。而商法是最直接反映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12]。第五，随着国际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商法已大量出现并促使商事交易区域化和国际化。
综上，商法的内在价值或功用，在于规范商主体的设立及其行为，保护商事利益，保障商事活动中的良好秩序，促进商事交易，及时给予遭遇商事违约和商事侵权者法律救济，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上述价值只能体现于商事法律领域，是一般民法规范不具备或难以实现的特殊功用。
二、商法的外在价值
商法的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简称商法的外在价值，是外部主体对商法功用的预期、评判、认知中所形成的主观评价和价值追求。由于法的价值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加上人类永远具有对公平、自由、正义、效率、安全、秩序等价值的无限追求，对于一门具体的部门未能应将哪些价值作为首要的选择，必然难以有统一的结论和答案。就商法的价值取向而言，笔者以为，除了一般法的价值，如秩序、正义等之外，商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为效益、安全和公平。
（一）效益价值
作为学上的概念，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基本含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更大的产出，即以少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商法之所以将效益作为首要的价值选择，是由商行为的营利性决定的，因为无论是最初的商人交易活动还是商人的经营行为，其直接和根本的目的都在于尽可能用少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谋求最大的利益，即追求效益。“与其他任何领域比较，商法更能表现出法律与利益之间的较量以及利益对法律的”[13]，具有保护商事利益、规范商事行为、促进商事交易三大功能的商法也必然要首先关注效益。商法上所追求的效益，包括个人效益和效益，主要是强调个人利益，但也不忽视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一方面，商法虽兼有公私法特性，但其本质仍为私法。商法的旨在调节和保护商事行为和商事利益，无论是法人还是个人，当其以商主体身份参与到商事关系，即处于平等的商事地位，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只是为了规范和限制某些商事行为，并不能改变商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商行为的私人性质。因而，体现和保护私人之间商事利益和商事关系的商法，其主要价值在于促进个人利益。另一方面，整个人类社会表现为一个利益互动的社会，强调个人利益保护的同时还必须使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均衡，即商法必须兼顾社会效益，以促进个人效益地更好实现。
商法追求效益价值，则必然保护营利，这其实是维护人类生存和的基本条件[14]。营利性是商法与民法的显著区别之一，是商法对于市场经济价值客观的客观反映。而营利与营业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以至于各国商法在揭示其营利性时往往通过“营业”来表述。如德国商业登记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商业，谓以营业为目的，以独资或合伙方式经营之事业。”日本商法典在第502条中规定：“以从事下列营业活动为商行为……”[15]商法的效益价值还体现在商事主体范围的扩大和具永久持续性，为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而规定许多具体的制度，以及提供专门、高效的救济渠道，如商事仲裁等。除此外，有限责任制度、无因性制度、外观主义制度等甚至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其目的也在于鼓励交易和促进财富增值，即提高效益。
（二）安全价值
商法对于安全价值给予特别的关注，这是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其一，是商法的效益性价值追求不可避免的产物，商事主体从事商事交易，目的旨在营利，除了通过简便、迅捷等方式交易之外，还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以便达到营利的目的，如果忽视了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则商业社会将很快陷入混乱和无序，营利性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其二，现代各国逐渐改变了私法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转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适当予以干涉，即私法公法化的倾向，其目的是关注社会公益，以便维护社会安全。
在现代商法中，安全价值主要体现在：（1）信息公式制度。即商主体在从事商事交易时，应当公开交易活动中理应为公众所知的事项，以增强交易行为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使交易者获得关于交易对象的准确信息。（2）要式主义制度。国家通过立法制定强制性规定，对商事关系施加了强制性影响和控制。如保险合同条款的强制规定，票据必须记载事项的规定，海事、海商合同应记载事项的规定，关于提单、托运单、仓单统一格式的规定，信用证统一规则的规定，各种贸易术语的规定等。（3）外观主义制度。即以交易行为人的行为外观为标准，而确立商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与民法上的表见作为个别例外不同，商事法规范中确立了大量根据行为人外观来判断法律后果的原则。如票据行为的外观解释原则、公司未登记事项不得对抗第三人、表见经理人等规则都体现了外观主义的要求。（4）无因性制度。即把基础行为与派生行为相分离，基础行为无效，不影响派生行为的效力。把有瑕疵或者确定无效的行为从商事交易的环节中单独列出加以补正，不影响其他行为的效力，以保障交易安全。这一制度在票据法中体现得最为广泛。（5）严格责任制度。商法对商事主体从事商事交易活动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这是保障交易安全的又一重要措施。主要表现为广泛地连带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如票据法上的出票人、承兑人、背书人及其他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均承带连带责任；保险法上保险人对于因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事故的造成的损失，均应负赔偿责任等。
（三）公平价值
公平的一般含义是公正合理地分配利益和给予救济。在商法上，公平的价值追求主要是指公正合理地分配商事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当一方权利受到侵害时，公平合理地给予法律救济。公平价值是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容忽视的，因为“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16]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方面，公平与效率既有协同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协同的一面是指某些法律制度在保护公平的同时，又可以促进效率；冲突的一面是指片面地追求其中一方则是以牺牲另一方作为代价[17]，可能最终二者都难以实现。商事活动的营利性决定了商法的首要价值是追求效益、效率，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原理决定了商法的公平价值也绝不能忽视。并且，商法的社会性和公法化的一面也对公平价值提出了要求，如商事立法中越来越多地体现了政府职权干预，个人自由意志受到一定的限制等，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在公平的价值追求方面，现代商法和传统民法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民法的最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当公平价值与民法的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采取公平至上兼顾效益和其他。而商法的最高价值目标是效益，在处理效益和其他价值目标的冲突时，采取的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和其他。并且，民法上的公平主要是保护个体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即形式上的公平与机会上的平等，而不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追求实质的公平和平等[18]。而商法上的公平和平等则更多地强调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和保护。
在商法的外在价值中，效益与公平、安全之间存着密切的关联。只有建立在安全和公平的基础之上的效益才是持久和稳固的效益，才能在促进个体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并着眼于眼前效益和长远效益；效益的提高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为经济安全和社会公平奠定基础；而公平和安全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公平促进和保障安全、安全体现和巩固公平，二者共同为提高商事效益打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由于“法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多维、多层次的庞大体系，不同的法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准则和价值观念”[19]，上述各种价值之间难免会有冲突。在商法上，欲解决价值冲突，“最佳效益原则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20]，即以效益为先导，兼顾公平与安全。
上述商法的内在客观功用价值和外在主观评价价值，作为商法价值体系的两个基本子系统，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其中，商法的内在价值从根本上决定、检验商法的外在价值，外在价值反映并指导商法的内在价值。例如，为实现安全，商事交易中建立了公示、外观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实施效果反过来又决定和检验安全价值是否在商事法律制度中得以贯彻。
【注释】
[1] 张恒山：《法理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207页。
[2] 胡鸿高：《商法价值论》，载法学会商法学会编《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张守文：《经济法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3](美)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
[4] 赵万一，叶艳：《论商主体的存在价值及其法律规制》，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5] 范健、王建文：《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6] 雷兴虎：《商法的独立与独立的商法》，载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主编《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7]（德）泊恩魏得士著，丁小春、吴越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8]徐学鹿主编：《商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9] 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11]李步云主编：《法理学》，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12]柳经伟主编：《我国民事立法的回顾与展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13]（德）拉德布鲁赫著，米健、朱林译：《法学导论》，中国大全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14]顾功耘：《关于商法基础理论的几个问题》，载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第三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15]周林彬、任先行：《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16](美)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6
二、从价值无涉视角理解法律的概念
价值无涉这一原则首先是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广为接受的标准。韦伯在《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中明确了价值无涉作为经验科学的原则向文化科学提出的客观性的要求: 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价值无涉要求研究主体按主观愿望选择了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后，应该客观地描述关于所要研究问题的全面资料和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不管这些资料和结论是否与研究主体、社会或者他人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相对立。也即是说对事实的客观分析不能提供价值判断，研究主体按主观愿望选择了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后，应该客观地描述关于所要研究问题的全面资料和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不管这些资料和结论是否与研究主体、社会或者他人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相对立。
韦伯继承了李凯尔特对于价值的解释，即关于思考世界的一个终极和非衍生的概念，韦伯在论文中提到价值是表示人与实在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如若消失那么价值也就无存在的根基和意义。文化现象的价值基于人的世界的多元性与世界对于个体的价值性，并且这种价值不是单一的，可以从一个更宽广的意义去理解，比如个人兴趣，阶级利益乃至纯粹理想均可包含其中。由此，价值判断实际上就是价值关联，是人们对具有特殊性质的文化对象所拥有的一种评价态度，但不能理解为任何现象都在认识者眼中具有文化意义，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只有那些依照某种价值观念对主体有研究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 所以，韦伯认为价值关联才是价值无涉逻辑前提。价值无涉强调事实与价值判断的区分，科学研究不应将主观的东西纳入到客观性范畴中去考察。价值的本质不在于真实的事实性，而是他们的有效性。韦伯所提出的方法论体系不同于休谟之处在于他强调的价值无涉并非与价值决裂，完全抛弃价值考量这个因素完全对立，而是与价值相关联的无涉。价值无涉原则的意义便在于提供一种与研究自然科学类似的客观的、可控的、标准统一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社会科学。韦伯坦陈道价值判断任何社会理论都无从回避。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该根据主观喜好来对道德加以评判，而是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分析文化现象固有的客观价值，以此作为评判这种事物的价值的标准，探寻其社会基础和意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价值无涉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要求。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7
应当说，这些范畴并不是法所必然包含的，即法并不必然包含或提供正义、自由等。这些范畴实际上是人们利益的抽象。从发生意义上说，这些范畴的内容来源于社会，它们的产生和范围由一定社会结构所决定，这些范畴所表达的实际内容，其实正是人们的普遍利益本身。比如，正义在实质上“始终只是现存的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2］（P212）。或者说，它就是一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益要求的理论抽象和神圣化的表现。人们居于现实生产关系的不同方面，其由生产关系不同方面所决定的根本利益要求，总会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总会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抽象为一般观念，成为这些人评价一切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最一般标准，这就是正义。又如自由，它是主体不受约束的状态，在实质上它是人的存在与整个世界的一种关系，是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支配，其表现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志具有独立性，在和社会所具备的条件范围内，主体自主选择和安排自己的行为。
这些范畴体现了人们的利益，它们是人们利益的抽象和观念化，因而成为人们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人们需要用法律来确认和维护这些价值目标。当法律制度把这些价值目标纳入了自己的体系、确认了这些价值时，人们就感到法本身具有了这些价值，它能够提供正义、能够保证自由等等。①这些作为价值的范畴，其内容是经验的，也是理性的。在经验方面，它来源于经验生活，是现实社会利益的抽象和观念化，而并不产生于纯理性的要求。正因这样，不同社会及其不同阶段以及同一社会中不同的人群，都会有不同的价值追求。
在理性方面，它经过理性证明和提炼，超越了纯经验领域的实利，因而它是体现利益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标准。对于这种理性证明的方式和过程，罗尔斯在对两个正义原则的证明中给出了很好的例子。罗尔斯提出两个正义的原则：“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对于平等的基本自由最广泛方案的平等的权利，而这种平等的基本自由最广泛方案是与其他人的同样自由方案相一致的。第二，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被作这样的安排以便：a）被合理地期望益于每一个人的利益；b）其所依附的地位和职位向所的人开放。”［3］（P53）他以“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假定来证明这两个原则的可接受性和必然性。这种“无知之幕”的状况是：首先，没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处境，他的阶级地位和社会身份；不知道他在自然资产和能力分配方面的命运，他的智力、体力等。其次，没人知道自己善的概念，自己生活合理计划的细节，甚至他特殊的心理特征诸如讨厌冒险或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倾向。甚或参与的各方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社会的特殊环境，即他们不知道它的经济或状况，它的文明和文化所能达到的程度。居于原初状态的人也没有他们属于哪一代人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不接受或不认可这两个原则。康德对于权利的普遍原则也有类似的证明方式［4］（PP40~44）。
理性具有普遍性，因而价值具有共识性和普遍性。同样，理性具有有限性（一代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有限性），由此也决定价值共识的有限性。所以，才会出现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价值追求、同一历史阶段也有价值冲突等现象。②
二、法的价值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
要了解法的价值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首先应了解法的体系的结构。人们通常将法的体系称为法律体系，将一国法律体系解释为该国法律规范的总和或部门法的总和。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法律规范无论在效力或在内容上，都不是处于一个层面上的，它们是有层级关系的。
对于法的这种层级结构，很多学派都给予过关注。比如，自然法学派认为，法的价值如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居于法律制度的核心或最高地位，法律规范是体现或实现这些价值的行为规则。又如，规范法学派尽管将法的价值问题放在一边，他们也认为法律体系是有层级结构的。例如，规范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凯尔森提出，法律（规范）秩序是一个等级体系，其中可分为高级规范和低级规范，低级规范的效力来源于高级规范，高级规范的效力来源于更高级的规范，如果这样不断地将更高级规范的效力向上追溯，最后会以一个最高的规范为终点。他称这个规范为基础规范，而这一基础规范的效力是我们所不怀疑的，它是一种假定或公设。③上述两个学派的观点对于我们了解法律体系的层级结构和法的价值的地位都具有启发意义。
法律规范从上到下，在效力上是层层授权的，下级规范的效力来源于上级规范的授权。而如果我们从规范的内容上，则可以看到规范在内容上是层层具体化的，即下级规范的权利义务内容是对上级规范权利义务规定的具体化。如果我们对法律一个最直接的行为规范追问其正当性（或合理性或合法性）根据时，我们会上溯到一个更抽象的规范，如果按这一路径不断追溯上去，我们就会看到人们的一种根本要求—一种以最基本的概念或规范所表达的重要的社会价值。
我们可以以诉讼制度为例来看这种情况。各国司法制度都有审级的安排，如我国是四级两审制，如果我们对一审不满，我们可以上诉，因为有上诉规则，如果追问为什么安排上诉，得到的回答是为防止出错和不公，这表明上诉制度安排所追求的是案件处理结果的正确和公正这也是这一制度正当性的根据。但是，人们会继续追问二审能够完全杜绝错误和不公吗？回答是否定的。于是人们会基于正确和公正的价值提出设立三审、四审以至更多审的要求，而这些要求都具有正当性。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许可案件无限制审下去的，理由是社会管理需要效率，纠纷需要尽快解决，违法需要得到迅速纠正如果久拖不决会社会管理。同时，法院审理案件是要消耗社会财富的，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法院不可能为一个当事人不满意的判决无限耗下去。有限的上诉制正是司法制度追求公正与效率之间平衡的结果。司法不能只求公正不要效率，也不能为了效率不要公正。在这里，公平和效率就是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公正与效率的两重价值追求，构成了有限上诉制度正当性的根据。
法的体系存在一种纵向结构，这种纵向结构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法的价值，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法的价值，是被人们以正义的理念和思维形式来抽象和神圣化了的社会利益要求，如正义、平等、自由、财产、安全、秩序等等。法的价值统辖整个法的体系（legal system），决定着法的体系发挥作用的方向。同时，法的价值是法的体系正当性的根据。人们总是从价值出发来评价和证明法律制度的正当性的。法律原则，是建立法律制度和法律调整机制的原理和基本准则，它是法的价值在规范体系中一定程度的具体化，也是一定法律制度调整的集中体现。法律原则统辖着法律规范，一定原则与其所统辖的规范的统一，构成具体的法律制度（institution of norms），如诉讼原则及其相应的规范构成诉讼法律制度，归责原则及其相应规范构成法律责任制度。具体的法律制度通常是以一定的法律原则为核心的规范集。法律规范，是法律提供的行为模式，是法律原则要求的具体化，它表达了对行为的授权命令、禁止，以及违反规则的法律责任。以前面有限上诉制为例，有限上诉是一个原则，它下面有很多具体规范，如关于上诉主体、权利、程序、审级等方面的规定，这些规则与有限上诉原则一道构成有限上诉制度，而这一制度体现着对纠纷审理中的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又如关于我国刑法的域外效力，我国《刑法》第 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这一规范的根据，就是刑法在地域和对人效力方面采用的有限度的保护主义原则。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有限度的保护主义原则呢？这就是《刑法》总则第 2 条在关于刑法的任务中所表达的目标与价值：国家的安全和我国公民各项权益的安全。无罪推定原则及所辖的规范构成的无罪推定制度，体现对个人免遭国家暴力侵害的要求，体现着对个人权利的保障。 法的体系纵向构成的三个层次是大致的或基本的，并不是说一个行为规则的上位必定是一个原则，原则的上位就是价值，比如劳动法、婚姻法、社会保障法中都有各自的平等原则（它们下面都有具体规范），这些原则源于宪法中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宪法的平等原则所统辖的部门法平等原则及制度，其体现的是机会（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价值。
法的这三个层次自上而下是层层具体化的关系，自下而上则是层层遵循的效力关系。用规范法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下级规范的效力来源于上一级规范，下级规范必须服从上级规范。原则是法的价值目标的具体化，法律规范又是法律原则的具体化。在法的适用当中，对规范的解释要符合法律原则，对原则的解释要符合法律价值目标。在人们通过法律解释、法律类推来弥补法律规范的空白时，理解这种关系是特别重要的。
在法律文件当中，法的价值通常表达在规范性文件中对立法目的的说明部分，或者在立法草案的说明文件当中。有的时候这两种表达形式都没有，它以公理的形式存在于法律文化（特别是职业法律文化）中，直接构成法的正当性的前提，如人权，无论是否有法律文件明示为法律体系的价值追求，在当代人们都会以人权来评价法的正当性和善恶。法律原则通常是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则中明示的，但有的时候也并非明示，如前面所说的“有限上诉”，又如新法与旧法、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效力等级原则在立法法颁布以前。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要么通过一系列具体规范来体现，要么作为法律习惯存在于法律实践和职业法律文化的共识中（如前述法律冲突中的效力等级原则）。与前两者相比而言，法律规范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应当说是最清晰的。但有时立法的疏忽会产生规范的缺损，这时就需要法律原则来作补充。
三、法的价值在法的体系中的作用
在对法的体系的纵向结构的说明中，我们已初步提到了法的价值在法的体系中的作用，这里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法的价值是法的体系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根据，它统辖着整个法的体系，决定着法的体系的作用方向。
关于价值对于制度的意义，罗尔斯有一段很好的描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就像真理对于思想体系一样。一个无论它多么优美和简明，如果它是不真的，就必须被拒绝或修改；法律和制度也是同样，无论它们如何有效率和被很好地组织，只要非正义，它们就必须被改革或废除。”［3］ 罗尔斯表达了一种应然：非正义的制度必须改革或废除。非正义的制度是没有存在的根据的，这就是价值对制度生存与否的判决。当然，这是一种置身于其中的表达，既表达了一种观念，也表达了一种意愿。
如果我们从的角度来看，历史则给我们展现了一种实然状况：一种普遍被认为非正义的法律制度，最终是被改革或废止的，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法对封建制法的普遍代替。以资本主义的平等、自由、民主为价值标准，体现着等级、专制特点的封建制法就是邪恶的。一种价值标准否定了一种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那么，持有这种价值标准的力量就会摧毁被认为不合法的法律制度，建立起符合这种价值标准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立也是这样。本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主张开始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就像《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在 19 世纪中期，共产党及其主张像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它受到各种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势力的围剿。但经共产党长期奋斗和宣传，公有制、劳动者利益和政治地位等主张在劳动者中成为普遍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法的建立也就成为一种现实。这两种历史类型法的出现都表现了一种社会价值对它以前的法律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并对一种新的法律制度的引导和证明，并且，这些价值决定了整个法律制度的作用方向，两种类型的法都有效维护和实现了其所体现的价值。
除了这些性质差异极大的历史类型法所给予的说明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同一性质的法律制度中法的价值目标变化给法律制度带来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由向后工业时代，与之相伴，社会的阶层结构、社群结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劳工、妇女、少数民族集团的兴起和民主运动、人权运动的发展，都引起了法的价值的变化，平等参与、经济与社会中的实际平等、公共利益和福利等成为重要的价值目标，这些价值目标构成了对放任的自由主义法批判的根据，引导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改革：合同自由不再绝对；所有权负担了社会义务；社会福利保障法不仅出现了，而且成了一个重要部门；严格责任制度被创制出来并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救济功能。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在原则和上都与自由放任时期的法律制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诸如此类的变化也同样发生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当我们的价值目标在经济领域由平均转为机会平等和对效率的追求时，我们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的法律制度出现了，多种分配形式也得到法律的肯定；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个人自由的价值时，法律不禁止即不得追究的原则在我们的刑法和行政法中得到了肯定，法律认可了个人更大的自由空间；当我们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上不再绝对地将集体利益置于至上地位而越来越重视个人利益时，我们的法律制度确认了对个人财产征收征用的合理补偿原则，等等。
历史这种实然过程的演进，在每一阶段和每一事件上，都是通过像罗尔斯所表达的“必须”的意志行为来完成的。每一代人、每一代的立法者，都是在自己的价值目标引导下来选择具体的法律原则，来改造和构筑适应自己价值要求的法律制度，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特别是法律职业的价值观发生演变时，那么法律变革的时代就会到来了。
[注释]
①卓泽渊教授在其著作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关系，其论证的逻辑是“作为法的价值的‘某范畴’”。见卓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以罗尔斯的证明为例：人们对于罗氏的假定和推论一般能够接受，因为他造就了一个可供许多人接受的交流平台，因此，两个原则也就容易被接受。如果在与宗教人士讨论人与上帝谁服从谁的关系时引入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证明方式，似乎也能得出谁也不服从谁的结论。但实际上这种无知之幕的假定在讨论中根本不可能被采纳，即人们对这样的一个平台是不能接受的，是没有共识的。在宗教人士那里，上帝高于人类是他们的共识和信仰。
③具体参见汉斯·凯尔森著：《国际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39 页；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1 页。
[]
［1］孙国华，朱景文 . 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8
表1
法学研究中表述“是”与“应当”关系的若干概念
对应于“是”的概念 对应于“应当”的概念
1
合法律性
合道德性
2
合法性
合理性
3
合法(律)性
合宪性
4
有效性
合法性
5
形式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
工具合理性
价值合理性
6
法定
应有
实有
法定
实然
应然
7
法律
法
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这对概念分别表示合乎法律与合乎道德，所表达的“是”与“应当”的内涵是明确的。
合法性与合理性，是较复杂的一对概念，严存生教授对此曾有系统论述[1]。在法学中，与合理性对应的合法性，就是合法律性；合理性则比较复杂，后面将深入分析。
合法（律）性与合宪性，是法律科学内部的区分，因此合法律性常直接略为合法性。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法律，它与宪法相对作为被评价对象；法律应当合乎宪法，宪法当然有评价法律的资格。西方法治国家普遍存在对法律合宪性的审查制度，评价标准就是宪法。
有效性与合法性，在宪政问题中常常涉及。这里的合法性具有价值意义，它是对于现实统治提出的标准，而不是合法性、合理性对举的那一含义。如果仅仅在程序方面违背法律，合乎法律的实体要求，仍有合法性；如果在实质上缺乏道义支持，即使程序合乎法律，也不具有合法性。这就不同于法律标准。因此，合法性在宪法学中有另外的含义，这种用法给法学理论带来了复杂影响。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同样用“有效性和合法性”这对概念表达这种“是”与“应当”关系，即一个政权事实上在统治，具有有效性（“是”），却可能不具有正当性，即合法性——“应当”属性[2]。
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都涉及合理性概念。合理性概念本身比较复杂，它们同韦伯都有密切联系，我们需要考察韦伯的用法。
韦伯对合理性的用法，一是把合法统治的类型分为合理型（或法理型）、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三种[3](P241)。法理型统治类型与其他两种类型的对比在解释许多国家和社会的法制现象时具有重要价值，对研究中国的法制问题也极具启发意义，因此为学人重视。
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是韦伯合理性类型分类中的“合理性”。韦伯按照行为动机的不同将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目的合乎理性的、价值合乎理性的、感情的、传统的[3](P56)。一般社会行为都可以通过这四种方式得到解释。韦伯提到的目的合理，后来被直接地使用为工具合理， 这是符合韦伯本意的。
另外，韦伯在分析经济行为的形式时提出另一对分类：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一种经济行为形式上的合理应该自然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的程度。”“实质上的合理，应该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从曾经、正在或可能赖以观察的某些（不管方式如何）价值的基本要求的立场看，允许用货物供应现存的人的群体（不管其界限如何）的程度。”[3](P106) 这种分类对法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法学学科具有明显的形式化特点，形式合理性概念对法学的自主性和独立价值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法学中自然地以手段与目的的框架得到理解；形式合理和实质合理，在法学中经常以同实体法和程序法暗示性的对应而予以运用，例如人们习惯将正义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一般地，合理性在此可以理解为合乎“理性”，在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传统中，理性、合理性的表达自然带有权威性；它也可以理解为合理之性，这就带有了“非理性”成分，中国传统中说到“合理”，往往不仅仅合乎纯粹理性，它可能包含“道理”、“情理”的意思，更主要的可能是“合情合理”，即人情、常识笼罩下的“理”。它不同于逻各斯、上帝之类超越于人的形上标准，它不会是以数学、逻辑学所要求的所谓合理——合乎理性，而更可能是合乎“道理”、“情理”，“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等与纯粹理性的思辨要求相比并不纯粹的内容。因而，合理性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其“能指”要多于“所指”。严存生先生认为：“合法性评价主要属于事实评价，合道德性评价则主要属于价值评价，合理性评价中既有事实评价又有价值评价。”
应有、法定，法定、实有，实然、应然，这三对概念相互有密切联系。前两对通常结合起来以应有、法定、实有的模式研究法律，所指也比较明确。实然和应然则有比较模糊的空间，实然是指事实上的实然，还是法律规范方面的实然？应然是指法律“应当”要求意义上的应然，还是社会价值对法律进行评价的应然？显然它同时能够容纳两种解释。
法与法律的关系已是法学中老生常谈，一般认为法决定法律，法律反映法，法比法律更基本、更丰富。它们也对“是”与“应当”有所表达。
这里列举的对法学中“是”与“应当”的多种表述足以让人困惑。然而，毕竟我们只面对着一个法的现实，众多歧异概念给法学中“是”与“应当”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困难，值得我们做一番分析梳理工作。
二、法律中的“是”与“应当”
一般地，事物存在事实与价值两个层面，确认现实状态“是”或“不是”，这属于事实；评价事实“应当”或“不应当”，它表达价值。法律则比较特殊，凯尔森指出：“法律同时体现为‘应当’和‘是’。”我们认为，这是理解法学中“是”与“应当”问题的关键。
1.法律作为“应当”。一般都将道德科学和规范科学的特点概括为，它表达一种“应当”的要求。存在着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提出一个“应当”的行为标准，其一般形式是，“你应当如此行事”，同时它也评价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应当”标准。与此“应当”相对的是人们的行为，它是事实。法律规范与行为是“应当”与“是”的关系。
2.法律作为“是”。法律作为“应当”，对人的行为提出要求；但法律仍然是人造物，具有独立内容，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存在，因而，法律作为“是”，是一个客观事实。法律作为“是”，还相对于其他价值；法律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物、一个事实，仍然接受价值评价，人们会对法律作“良”、“恶”评价。法律与评价法律的价值是“是”与“应当”的关系。
3.法律同时是“是”与“应当”。结合前两方面论述，其一，法律作为“应当”，它代表着社会公共权力对正当行为的有效要求和评价标准；其二，法律作为“是”，它相对于广泛存在的社会价值，是经立法过程凝结成的一种客观价值标准和普遍行为规范。法律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存在着，它具有其独立性，这是客观“事实”，因此法律是“是”。下面用表2来表示法律同时作为“是”与“应当”及其相对的事物。
表2 法律同时作为“是”与“应当”之一
A 区:价值(作为“应当”，主观评价)
B 区:法律1(作为“是”，客观存在);
法律2(作为“应当”，主观评价)
C 区:事实(作为“是”，客观存在)
B 区比较复杂，存在着法律1和法律2，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存在，只是由于法律对应于不同对象时，思维对它的构想不同，我们在思维中将一个法律分析为两个不同内涵的法律，以与不同的事物相对应。
表2也可以用表3表示。
表2 法律同时作为“是”与“应当”之二
A 区:价值(作为“应当”，主观评价)
B 区:法律1(作为“是”，客观存在)
C 区:事实(作为“是”，客观存在)
法律2(作为“应当”，主观评价)
表3显示：A 区的价值，作为评价尺度居于上层，表示价值对事实和规范的超越性；B 区的法律虽然价值层次上低于A 区，但相对于C 区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或先验性。 这样看来，价值是“应当”，事实是“是”，法律是“是”与“应当”。这是否意味着法律是价值与事实的相加，或一半是事实，一半是价值呢？法律中“是”与“应当”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揭示。
三、法学中的“是”与“应当”
下面再分析法学中的“是”与“应当”的关系。为简化问题，我们不讨论判例法等问题，将法律视为大陆法系中理想的法律规范体系，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
1.法律的效力与价值评价：规范的“应当”与价值的“应当”。法律的“应当”与价值观念的“应当”是有区别的。凯尔森说：“我们一定要避免将‘应当’的概念同‘善’、‘正当’或‘正义’这些观念混为一谈的那种常犯的错误。……结果就是‘应当’的概念只具有一种形式的意义。”[4](P429) 他说：“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4](P5) 这样就将法律问题同其他价值问题彻底分开。在划清这一界限，将正义推出法律科学之门后，凯尔森又补充道，纯粹法学也有“正义”问题，不过，“只有在合法性的意义上，正义概念才能进入法律科学中。”[4](P14) 这个正义是对实在法的严格遵守，即合法性。因而，法律的“应当”以法律规范为根据指示法律的效力，它直接要求，并且命令，具有强制力量；而价值观念的“应当”则只作出评价，这一标准并不具有指示国家权力保证其实施的规范性，它不能动用国家强制力。在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与道德多元化的社会中，道德“应当”与法律“应当”的区别就更明显了，道德强制是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的。
2.法律的客观存在与社会事实的客观存在：规范之“是”与事实之“是”。法律存在与社会事实的存在不同。在凯尔森看来，“由于规范并不是现实的陈述，任何关于真正事实的陈述都不可能与规范发生矛盾。因此，不可能有对规范的任何例外可言。规范，就其本性而论，是不能被违反的。”[4](P50) 法律（规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这一领域同事实领域互不相干，它们是不同的领域。在独立存在的规范领域中，只存在逻辑问题，而逻辑一贯性是可以解决的。因而，法律存在是由于其理论的逻辑性而获得独立性，不遵守法律的事实不会改变法律独立存在的特点。规范之“是”独立于事实之“是”。
反之，法律将社会事实纳入规范视野时，事实将按照规范性原理得到重新认识：“事实只有在首先通过一个法律程序加以确定后，才能被带入到法律范围中来……确定案件事实的主管机关，在法律上‘创造’着这些事实。所以通过一个法律程序确定事实的功能，就始终具有一种特定的构成性。”[4](P154) 这就清楚地说明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有本质区别，法律事实是一个特殊“事实”，它浸透了法律规范性的影响，法律事实的形成需要对社会事实取舍，比如，违背程序得到的证据不被承认，宣告死亡的人即使事实上存在他也在法律上死去了，客观事实（客观之“是”）通不过法律的规范性标准，就不能成为法律事实（法律之“是”），即社会之“是”不等于规范之“是”。换言之，存在着不是法律事实的“事实”，社会事实可能不是法律事实。
3.法律的客观存在与价值表达：规范之“是”与价值之“应当”。价值与法律的关系主要侧重分析法律规范中的价值。法律（规范）可以分为两类：表达价值的法律（规范）称为“规范1”、不表达价值的法律（规范）称为“规范2”。规范1好理解，规范2如庞德提出的标准、技术性要求等，如红绿灯信号作为技术性规范，不表达主观价值，当然不会有价值争议。因此，存在含道德“应当”的“是”，也存在不含道德“应当”的“是”。
社会价值是多元的，但只有凝结在法律中的社会价值（“应当”），成为法律所表达的价值（“应当”）；而其他社会价值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施加影响。因此，价值可以区别为两类，法律已经表达的价值称为“价值1”，法律未表达的价值称为“价值2”。价值1支持着法律，价值2 影响着法律。价值1可能变成价值2，价值2也可能成为价值1。价值1是已经成为“是”的“应当”，价值2是正在努力成为“是”的“应当”。（如果愿意，在道德多元化时代还可以对价值1和价值2再次区分，以区别体现甲种价值、乙种价值等不同价值的东西，比如可以表述为“价值1[a]”、“价值1[b]”等）价值1认为它影响下的法律具有“合道德性”，价值2认为它未影响的法律虽然有“合法律性”，但不具有“合道德性”，而且对某个法律的评价不等于对其他法律和整个法律体系的评价。
4.法律的效力与社会事实的客观存在：规范之“应当”与事实之“是”。法律能够存在并有效运行，同社会事实的支持有密切联系。凯尔森用基础规范表达法律秩序与事实的联系，并防止法律与事实的混淆。该理论简洁、明了地说清了两者的复杂关系。（1）法律的效力根源。法律只有具有效力才能产生作用。那么法律的规范性，即“应当”为何有效力？人们追问法律的效力来源时，会追到第一个宪法，它是其他法律的效力源泉，如果进一步追问第一个宪法的效力来源，就无法再追问下去了。凯尔森认为存在一个为其他规范提供效力的规范，其他一切“不能从一个更高规范中得来自己效力的规范，我们称之为‘基础’规范”[4](P126)。基础规范的效力来自何方？凯尔森认为它是一个假定[4](P132)。没有这一假定，不停地追溯将导致无限因果之链，这是非常荒谬的。规范效力的终点就在这里。（2）法律体系的规范性效力来自法律秩序的实效。基础规范的效力在规范领域是一个假定，当然它事实上并不只是假定，它就是整个法律秩序实际有效这一事实：“这些规范之有效力并不是由于整个秩序是有实效的，而是由于它们是在合宪方式下创造的。然而，它们只有在整个秩序是有实效的条件下才是有效力的。”[4](P135) 凯尔森以革命现象为例来说明，如果革命成功，则基础规范被改变了；如果革命失败，则革命须被解释成一场叛乱，它没有能够改变基础规范。即“合法性原则是受实效性原则所限制的”[4](P135)。因此，基础规范的效力同法律秩序的实效有关系，这就涉及事实，“是”仍然是“应当”成立的最终原因。但一涉及事实问题，就已经跨出法学，进入了实证科学领域，而“真正的”法学家必须安于基础规范的假定。
5.研究“是”与“应当”的各法学流派。法律在与价值和事实的联系中，表现出它同时作为“是”与“应当”的独特性质，它的复杂特征在不同的法学流派中得到强调。首先，法律作为“是”（规范形式的存在）受到价值观念的评价，因而存在对实在法进行评价的自然法学，它提出“良法”的标准，将违背价值的实在法断然评价为“非法”或“恶法”，它持有价值的超越性尺度。其次，法律作为“应当”（有效的规范命令）受到现实制约，法律固然可以对现实提出要求，然而它并不能随意命令，如果背离对现实的观照，法律可能会因整个体系失去实效而变成一张白纸，停留于“纸上的法”，因而法社会学关注法律与现实的关系，更强调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厚基础，只有事实上生效的“活的法”才是真正的法律。第三，法律同时作为“是”和“应当”，主要是强调法律作为规范体系的独立存在，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是一个逻辑合理、形式严谨的规范体系。法律既不是事实之“是”，也不是价值之“应当”，法律不同于它们。作为“是”的法律表现为规范形式的客观存在；作为“应当”的法律表现为能够牵动国家强制力量的实际有效性。
我们首先看到价值、规范、事实分别与“应当”、“是＋应当”、“是”有着对应关系；继续分析发现，“是”与“应当”的内涵复杂，此“应当”不是彼“应当”，此“是”非彼“是”；需要对不同的“是”与“应当”作出区分；继而又发现，“是”与“应当”毕竟联系密切，各种“是”与“应当”存在不能截然割断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那么，我们又返回起点了吗？显然，对法学的“是”与“应当”问题我们有了新的理解，面对它们我们更有信心了。
注释:
[1]严存生．合法性、合道德性、合理性——对实在法的三种评价及其关系[J].法律科学，1999，(4).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9
目前，有关图书馆核心价值的描述有数十种之多，此处不一一例举，虽然能从中找到许多共识，但毕竟没有得到科学的界定，首先是对“图书馆核心价值”这一命题本身的界定不够明确，导致多重研究主体对多重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立论，分歧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正如戈曼(M.Gorman)在《数位时代的图书馆价值》演讲中所说：“最主要的困难在于价值这个概念难以驾驭，而且容易与其他有益及有德行的事情混淆，……价值就是信念，……有没有这样一组像这类的信念(或者说是一个价值体系)为所有人共享……如果我们可以明确陈述并定义出我们的价值，我们就能声明，作为一种事业我们相信什么?以及什么是所有图书馆工作的必要基础”。
因此，我们首先应就“图书馆核心价值”这一命题所指范围进行必要的界定，才谈得上建立共同的价值观。
1 命题界定与概念辨析
从“图书馆核心价值”这一命题的词组结构来看，它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数个概念的有机组合，从字词层面上可划分为两个以上概念，即“图书馆”和“核心价值”，而“核心价值”还可以划分为“核心”和“价值”两个概念。
该词组中，“图书馆”概念不仅可以单指具体图书馆的个别属性，也可以是“图书馆事业”、“图书馆行业”、“图书馆职业”、“图书馆界”等复指性概念。
其中，“核心”概念可以理解为“中心”、“主要”、“重要”、“基本”等意思；还可以理解为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的“独特”或“不可替代”的意思。以及相对于历史来说的“永恒”等意思。
而“价值”概念则可引申出更多解释，如果从经济视角看，“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指商品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如果从社会视角看，“价值”的内涵更加丰富，不仅包括经济学中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还泛指一切对社会有效、有用、有益的原则、规定、措施、行为及其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的社会存在价值。且“价值”概念本身还可以是“价值观”、“价值体系”等概念的省略语，使得“价值”概念延伸出许多层意思。
因此，看似简单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这一命题，由于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数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的复杂组合，通常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下定义的做法不适合该项研究，即一般不能用判断来完成该词组的定义，而必须经过辩证逻辑推理才能论证这一命题。
2 图书馆核心价值表述举要分析
2.1 美国图书馆界的表述
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对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研究长达近十年，先后组成两个特别任务小组，其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确定主要是在第二特别任务小组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的。该小组的研究方法是从ALA的有关文件中抽取与价值相关的观念、观点、关键词来作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要素，由这些价值要素的组合来形成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ALA总结为：可获取性、协作、多样性、教育与终身学习、知识自由、保存资源、隐私权、专业能力、公共物品、服务、负有社会责任11个方面的核心价值。从这些价值要素来看，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核心价值显然指的是一个价值体系。就主观对这种客观价值体系的描述而言，亦未尝不可称之为一种价值观。这一做法的优点是简单明了，具有一定权威性。其概念间的联系性留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具有灵活和变通性。这种做法也被其他一些国家效仿，缺陷是由于未做具体阐释，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缺乏来龙去脉的陈述，也缺乏严格的逻辑推导，要素间失却内在关系的论证，因此即便结论是正确的，也仍然是一个缺乏说服力的价值体系的表述。
2.2 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的表述
《图书馆服务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代表中国图书馆界发表的第一项宣言”，。其引言及七条内容来自于国内外有关重要文献，权威性无庸质疑，且《宣言》从酝酿、立项、起草、讨论、修改，直至形成和颁布的整个过程和程序都是无可挑剔的，应当说是比较成功的。或许可以认为它是一项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的衍生成果，是代表中国图书馆向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
但《宣言》本身并不能代替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学术理论问题不同于政策、法规、声明、宣言，学术问题重在说理，容纳百家之言，允许差异性的表达，不必强求统一，只顺从公认原则；而政策、法规、声明、宣言则是人们应遵守的共同准则、原则、立场、承诺等。学术问题尤其忌讳行政命令或投票表决式的运作方式，强求统一。因此，就这一点看，《宣言》显然不应妄言已形成了中国图书馆界的核心价值观，至于其是否系统地说明了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还是应当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好，使之有个宽松的学术气氛。
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作为图书馆学的一项极富当代意义的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学术问题，可以产生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宣言》只是其成果之一；还可以对政策性、法规性文件的制定产生影响，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的研究。《宣言》通篇未提及知识产权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是当代图书馆界陷入法律尴尬的核心问题，也是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环境下图书馆立法、图书馆宣言、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图书馆作为社会基本文化建制，必须与社会制度的发展和谐共存，除体现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外，还必须负有法律和社会责任，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及表述显然有必要厘清图书馆与各种法律的关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并不只是社会文化关系和信息权利问题。
3 图书馆法权与图书馆核心价值历史演进的关系
3.1 法权
《汉典》对“法权”的解释是依法享有的权利、法定之权。
《百度百科》词条认为法权概念应从广义及狭义层面上理解。广义上的法权概念反映其主观应该性。而狭义的法权概念反映其实然客观性，即法权是通过法律确认与保护的权利。法律性是法权的最基本属性，也决定了法权的缺陷性。法权关系，根据马克思的研究，简言之，就是指由国家保护着的，以法律手段调整社会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要求基于法律而产生，以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其他活动中应当严格遵守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
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将“法权”界定为法律上的权利，指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由其他人的法律义务所保证的法律手段。
关于“法权”的定义很多，以上列举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虽然也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点是指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3.2 图书馆法权
根据法权的有关定义，可以认为：图书馆法权应是图书馆依法享有的权利、职责、义务及社会关系准则。
在我国，图书馆法权主要来自于宪法的宏观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是图书馆依法存在和发展的直接依据，也是图书馆法权存在的基础和立法依据。在中国虽然还没有一部图书馆法，但仍有各种行政法规表达了以宪法为基础的图书馆法权及社会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法权是现实存在的。
图书馆法权由于是依据法律而产生的权利、职责、义务和社会关系准则，其实就是社会制度及其发展对图书馆的法律定位。图书馆界主张的“图书馆权利”从广义法权概念上说，它反映了事业发展的主观应该性，但是否具有狭义法权概念所要求的实然客观性，则取决于现实立法实践。由于我国迄今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图书馆法》，图书馆法权的内容是什么?图书馆事业有哪些事项和职责需要得到法律确认与保护?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和授权，也没有系统说明，这就使图书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即法理上广义的图书馆法权理念是客观存在的，狭义的法权内容却明显缺失。
图书馆法权应当通过《图书馆法》这个行业法来予以确认和保护，长期以来是图书馆界的共识。
3.3 图书馆法权发展观
图书馆法权不仅是现实的、客观的，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法学范畴。在社会发展的各历史阶段都存在并对应着相应的图书馆法权，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存在和发展如影随形。图书馆核心价值从历史上看，其演进实际上就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法规调控下的图书馆对各类文献的收藏权、保存权、整理权、编辑权、所有权、管理权、限制权、传播权等一系列以文化权利为中心的价值延续与更迭。其中无不彰显着法制的观念和实践。
3.3.1 古代图书馆法权 自古以来的法制史中，很早就出现了文化法律和文化垄断现象。早期社会形态中就显示了奴隶制和封建统治者的文化特权。在欧洲主要体现为中世纪封建专制和教会的思想文化禁锢政策；在中国则表现为逐步发展出以王权和皇权为中心的文化专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上古时期封建文化法权理念的典型表现。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文化职官制度，是确保统治者对藏书楼四大藏书体系进行系统控制的制度保障。
从世界视角看，古代图书馆法权主要体现在对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的各类文献“藏”、“用”制度的调控上。归根结底是对文化权利和文献支配权的调控。图书馆在各国的起源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文字、文献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统治者对政治、宗教、文化的垄断控制逐步演变为记录以政治、宗教、思想、制度、法律、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百科知识为内容的文献集中管理与保存的社会基本文化建制(古代图书馆虽然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尘封淹灭，但经其保存的各类文献犹存)。其传承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是永恒的。
3.3.2 近代图书馆法权 近代国家图书馆的出现，如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将皇家图书馆和教会图书馆收归“国有”，完成了图书馆的国家所有权的变革，实际上是从法制上肯定了公民的文化权利，也奠定了国家财政支持图书馆事业的基础。19世纪中期，在英美先期出现的公共图书馆立法及一批公共图书馆，则完成了图书馆的大众化模式，以立法的方式彰显了公共图书馆精神，体现了公益性、共享性、开放性、免费服务、公款经营、平等获取等图书馆核心价值。
3.3.3 现代图书馆法权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图书馆的立法和修订。总的来看，图书馆法的历史演进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进入网络社会后，虽然社会形态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但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共同面临网络经济、网络政治、网络信息带来的全球化、市场化、一体化进程。在新形势下，知识产权保护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更为重要，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日益完善，大多数国家的图书馆法及其法权表述都未能适应社会法律的调整，图书馆法权面临新的社会定位，这正说明图书馆法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图书馆核心价值也必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3《4 当代图书馆法权体系
图书馆法权体系(关系)即一系列有关图书馆存在、发展、权限、职责、义务和社会关系准则的法律规定，是图书馆与一系列法律的关系，也就是图书馆法律环境。《图书馆法》应是图书馆法权的核心内容，但图书馆法权体系(法律环境)却决定了图书馆法权和图书馆立法内容。在图书馆与各种法律的关系中，最基本的依据是宪法，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知识产权法。要为图书馆立法并确立当代图书馆法权，就必须弄清楚图书馆与各种法律的关系。
3.4.1 图书馆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制定普通法的依据，普通法律的内容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宪法抵触的法律无效。但是宪法也只能是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法律立法。因此，应当有具体的《图书馆法》对图书馆法权予以明确确认和规定。《图书馆法》立法程序则应依据《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由具备立法资格的国家立法机构或行政主管行使立法权。
3.4.2 图书馆与相关法的关系 在各种法律中，知识产权法及其制度与图书馆关联最为密切。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问题是图书馆陷入法律尴尬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国际图书馆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著作权法、版权法及其延伸法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关法规更是与图书馆法权有着直接关系，既是图书馆法权的保护体系，更是图书馆法权的限制和约束体系。图书馆法权与知识产权法的矛盾，主要来自于私权法与公权法利益的均衡与对立，以及保护知识产权持有人利益与公众自由获取信息之间的矛盾。从目前各国立法实践来看，代表公共利益的图书馆，在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明显处于被挤压和边缘化的境地，立法失衡是显然的。
鉴于国际版权立法的严峻形势，国际图联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制定过程中，于1996年发表了《数字化环境下版权立场》，强调：“信息是所有人的，无论何种形式的信息均应被公共获取，版权不应当成为信息与思想获取的障碍。”为了真正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学术界普遍认为应该赋予公民信息自由权，为此应该制定信息公开和信息自由的法律与政策。国际图联虽然是国际图书馆界的合法代表，但由于其非官方身份和非立法机构。其多次呼吁的作用也仅限于公理的声明而己。
3.4.3 图书馆法中确立的图书馆法权 从当今图书
馆面临的法律环境看，图书馆运行空间遭到越来越多来自知识产权法的限定，图书馆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范围明显缩小了。无论过去有无图书馆法的国家，其图书馆都面临同样的处境。
原因就在于图书馆法只能陈述和确认特定历史阶段和范围的图书馆权限、职责、义务以及社会关系准则，而图书馆法权则是一个现实的、客观的、历史的、发展的法学范畴，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法律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和变化。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制度的重新建立与完善，意味着图书馆法权关系面临新的规定、限制、义务、职责和社会关系准则。这就出现了图书馆法以往未规定和未遭遇的法律条件，未能陈述图书馆法权新的法律关系。
总之，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基本建制，从古至今都是被社会发展的制度加以定位和调控的，图书馆法权体系(法律环境)决定图书馆法权，也决定图书馆立法具体内容。要达到新的立法平衡，不仅要靠国家立法机构的总体调控，而且还取决于国际立法环境，这也是在“版权平衡”理论中，人们试图从信息法法理学视角来调控有关立法的原则，信息法的发展趋势是覆盖包括知识产权法在内的所有与信息相关的法律。目前，以知识产权法这种私权法来限制公有权的图书馆法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
由于图书馆不具备立法权，图书馆界与各界的法律关系必须由国家立法机构予以界定，其立法难点是与知识产权法的兼容问题以及新形势下对图书馆法权的确认。除(宪法》提供的指导原则外，在我国主要根据《立法法》的要求对图书馆立法程序、立法权限、立法范围、法律解释、运用规则、立法监督等方面的规定，进行条例化陈述以明宗旨。无论人们对图书馆核心价值在主观认识上有多大差异，一经立法，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实质内容将得到法律的客观认定和确立。或者说，图书馆的社会定位经法律条款的陈述和保障，其权利、职责、义务及社会关系准则将客观地体现其在社会中的核心价值。据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宣布，《公共图书馆法》2008年3月已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立法规划中的第二类项目(即“研究起草，条件成熟时安排审议的项目”)，这是阐述我国图书馆法权的一次极好机会。
4 图书馆核心价值是文化权利框架内的综合价值体系
4.1 图书馆核心价值的辩证现
其实“图书馆核心价值”是一种文化权利的阐释已见诸刊物，只是还需要有力的论证。当然文化权利这一术语可能稍嫌宽泛，图书馆法权则是文化权利的下位概念，是文化权利的一种，能更客观地表述图书馆的社会定位与图书馆自身的内部规定性。
经上述图书馆法权的论证及图书核心价值的历史演进分析，我们已能初步看到，图书馆核心价值实际上是由图书馆的内部规定性和外部规定性(外部联系性)构成的。图书馆内部规律和定性决定了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基本职能和基本价值：图书馆是搜集、收藏、存贮、保存、管理、传递各类文献的社会文化基本建制，具有传承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记录人类历史档案框架，提供百科全书式服务这些不随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的永恒价值，而图书馆的外部规定性即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则决定了图书馆在社会发展各阶段的法权，以适时调整图书馆适应社会制度、环境的变迁，动态地调控图书馆的延伸价值职能，使图书馆产生大小不同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可见图书馆核心价值是由图书馆内部规律性和外部联系性决定的，图书馆核心价值必然包含图书馆的永恒价值，同时又反映图书馆与时俱进的延伸价值，是变与不变的统一、稳定与发展的统一、内部规律与外界联系性的统一，其焦点便是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发展的图书馆法权。
为进一步展示图书馆法权理念在具体图书馆中的应用，便于把握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系统动态特征，可通过建立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系统模型进行具体分析。
4.2 建模
建模本身表明了图书馆核心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观点。根据特殊性包含了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哲学原理和辩证法，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模型来发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一般规律。在该模型中，通常无形的内容如权利、价值、使用价值、知识产权、图书馆法权、读者权利等被显性化，便于人们通过这些无形价值去认清图书馆核心价值，如图1所示：
4.3 模型的系统分析与综合阐释
“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系统模型”共分为三个基本部分，即输入、处理、输出三个基本环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内部运作规律中信息、知识的编码过程以及价值向使用价值的转换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图书馆作为信息和知识“处理”的中心环节与外界“输入”和“输出”环节的法律、权利关系，图书馆核心价值以及图书馆职业核心能力是通过图书馆法权的保障才能体现出社会价值最大化并充分履行其社会职能的。试分析阐释如下：
从模型的整体来看，图书馆核心价值是一个系统的、分层的综合价值体系，不仅是图书馆内部诸要素主观、客观能力的综合表现，同时也是图书馆内部价值体系与外部联系性的综合反映。因而相对于其他社会各界来就，图书馆的基本社会价值、基本功能、基本职责、基本任务、基本作用、基本义务、基本社会关系和基本权限都可概括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这实际上是对狭义和广义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系统说明，即图书馆永恒价值与延伸价值的综合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区别其他社会各界的内在价值规律，也是图书馆行业在外部联系性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体现的价值特征。图书馆的社会定位无论从性质、权利、义务、职能和社会关系准则上权衡，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法权，这种文化权利从古至今一直是发展的、演变的、被社会制度调控的，唯其积累、保存、利用、传承知识和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永恒的。
具体来看，模型表达了图书馆是由图书馆法权体系、信息资源体系、综合价值体系、知识资本循环体系四个互相联系的体系构成的有机组合，可从中分别抽取出不同的核心价值要素。
4.3.1 图书馆法权体系 即一系列有关图书馆的存在、发展、权限、职责、义务和社会关系准则的法律规定，是图书馆与一系列法律的关系，通俗地说就是图书馆的法律环境。《图书馆法》应是图书馆法权的核心内容，但图书馆外部法律环境(包括国际知识产权法、国家宪法、国家信息政策和法规)的变迁却决定了图书馆法权和图书馆立法内容，是图书馆社会定位的法律依据，由此可决定图书馆的信息使用权、传播权和读者权利。从中可提取与法律相关的价值要素，诸如：公共物品(公益性)、公共权利、渎者权利、民主、社会责任、公平存取信息等核心价值。
4.3.2 信息资源体系 信息资源体系或知识体系是图书馆资源的集成。主要包括：传统文献资源、数字资源、情报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设备资源、技术资源、无形资源、知识创新资源、发展规划资源等。这些资源是通过图书馆制度体系、标准化体系、图书馆分类
编目采访体系，经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而建立、维护、运作的，凝结了馆员群体的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反映了图书馆最基本的社会职能。如：保存和传承人类文化遗产，提供百科全书式服务，记录社会文明进程，提供社会教育资源和终身学习场所等职能。由此可提炼出保存与记录、教育及终身学习、服务大众、馆员的专业性、多元性、维护知识自由等核心价值要素。
4.3.3 综合价值体系 图书馆是一个综合价值体系，是图书馆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从经济角度看，图书馆价值体系是一个非营利的以社会效益为主的价值体系，图书馆资源总价值包括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两大类。网络环境下，无形价值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有形价值的增长速度。设备资源等有形资产的投入与数字资源、文献资源等无形价值的关联日益密切，且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软件开发中呈现无形价值迅猛增长态势，在知识编码和再编码中投入的创造性劳动价值提高。这种综合价值体系是社会信息资源总价值在图书馆资源总价值中的必然反映。这种综合价值在图书馆通常以社会无形资产公有权的形式出现，通过无形价值资源共享、无偿服务的方式，向用户和读者提供使用权的无偿转让，以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服务宗旨和目的。由此可提取资源共享、无偿服务、社会效益最大化等核心的价值。
4.3.4 知识资本循环体系 图书馆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可再生利用的知识资本循环体系，是一个开放性的知识资本运营机构，这主要表现在其动态的知识管理和与读者互动的知识活动中：
持续增长的有机体。图书馆在信息资源配置中，是在不减少存量配置的基础上进行增量配置的，是有计划地持续增长的知识体系。
资源是可持续利用的。图书馆资源可循环利用，在其知识转移机制中可持续向更多的读者提供存量资源而基本不丢失资源的原有价值。
图书馆资源再生价值的循环。图书馆人力资源的劳动价值和知识创新价值凝聚在对已编码知识资产的再编码过程中，这种增值的知识价值在知识资本循环中周期性地再生和积累，并持续地转移到用户的使用价值上。
图书馆信息“中介”与社会角色的循环转换。图书馆角色的相对性和信息“中介”功能具有重要社会存在价值。图书馆相对于各类专有权信息源是信息的买方和“消费者”，而相对于用户来说则是信息的无偿“提供者”，这种为读者埋单的社会“中介”功能，使之扮演了双重社会角色，对平衡信息源“专有权”利益和“公有权”公共利益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和社会存在价值。据此，可提取出信息公开、知识转移、权利平衡、知识创新、公共权利等核心价值要素。
以上四个体系中可提取出以下核心价值概念：①公共物品(公益性)；②公共权利；③稳私权；④民主性；⑤公平存取信息；⑥社会责任；⑦保存；⑧记录社会；⑨教育及终身学习；⑩馆员的专业性；(11)多元性；⑩维护知识自由；⑩资源共享；⑩无偿服务；⑩社会效益最大化；⑩知识转移；⑩权利平衡；⑩知识创新。
5 结 论
综合全文观点，按中国的表达方式所下的结论，图书馆核心价值可表述为：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文化、科技、历史知识的传承者、传播者、保护者和记录者，是依法建设和发展的国家基础文化设施。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财产和公益事业，在搜集、整理、存储、传递信息和知识资源中负有法律和社会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文化权利，是知识产权的维护者，在专有权与公有权利益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信息中介和社会作用。图书馆以秉承开放性的资源共享、无偿服务为基本原则，向公众提供教育、娱乐和终身学习的场所、设备和资源；保障读者隐私权、公平存取信息权、维护知识自由；实行民主的、多元的、人人平等的服务。通过馆员群体专业化的知识创新活动和业务工作，持续完成知识转移和信息传播任务，以实现图书馆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履行图书馆社会职能。
参考文献：
[1]宋剑祥，近十年来图书馆核心价值内涵研究综述。图书情报工 作,2009，53(15)：52―55，39
[2]姜永常，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多元化分析与确立原则，图书馆。 2009(2)，4―6
[3]林珊如，数位时代的图书馆价值，(台湾)图书馆通讯，2005(3)：
1－5
[4]范并思，核心价值：图书馆学的挑战，图书与情报，2007(3)：2―5
[5]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67
―370
[6]王小会，数字图书馆与版权保护。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1-27
[7]蒋永福，文化权利：中国图书馆行业的核心价值，图书馆论坛， 2007，27(6)：70―73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10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09)06-0014-04
什么是教育政策主体性？教育政策主体性是一种认识论属性，还是本体论属性，抑或是价值论属性？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对教育政策的逻辑构成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教育政策现象能否超越教育政策主体性而获得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客观性？在以往的教育政策学理论研究中，这些问题都是沉睡着的“斯芬克斯”之谜。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教育政策主体性是很重要的教育政策范畴，它的主要内涵是作为教育政策主体的国家或政府（决策主体）、专家和智囊（咨询主体）以及教育行政机构及其官员（执行主体）所具有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是教育政策价值体系中高于其他范畴的上位价值范畴。正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左右了现代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形式和内容。为此，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不能脱离教育政策主体性来作为合目的性的前提，价值不能自证其合规律性，而必须通过认识论和实践论来寻找价值证据，这是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逻辑分析的一个基本手段。
一、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纬度
教育政策主体认识、信仰等许多问题，其实均可回溯到简单的思想范畴，这些思想范畴通过逻辑学就能得到透彻的处理。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纬度是教育政策实践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客观依据。E·迪尔凯姆(Emile Durkeim)曾说过，许多社会现象之所以具有一种规律的性质，实际上是强制性的结果，而不是普遍性的结果。人们在强制性面前往往将这种社会现象看成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团制造的结果。[1]教育政策作为现代教育的一个领域，教育政策主体是形成价值观念、构成价值关系以及影响价值判断的核心要素，因此，对于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纬度的探究是非常必要的。价值不仅体现着对人的需要的某种满足，而且还体现着人的主动追求。作为主体性价值的形式概念，其本质体现为：教育政策实施是使主体自身作为教育政策的对象，然后再成为主体的过程，有着更多的“价值负载”或“多重利益”参与其中。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是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结果，即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质上是教育政策主体的一种利益表达与整合过程，包括概念、判断和推论在内的通常所谓主观思维形式，其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主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体的重要特征决定或支配着主体的价值选择。
（一）主体性价值：概念的纬度
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的概念，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总是对于主体本身而言的，除了属于思维本身和通过思维所产生的东西外不能有别的内容。从主体性价值质的规定性来看，主体精神是自由的东西，是作为自觉地存在着的实体性力量。教育政策主体不仅要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教育政策责任以及教育政策的本质和价值，而且要考察教育政策本质的客观逻辑并建构教育政策活动的新型人际态度和思维方式。主体能力是把自己从一种潜在的主客统一体变成一种现实的中介，即具有外部实在性的主体性统摄客体性的统一整体的内在中介，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决定性力量。主体价值是指主体通过其对象性的各种活动，创造出适合作为主体在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发展方面所需的各种事物。这些产品反映着人的主体精神和主体能力，是人主体性的确凿证据。主体性价值的概念不是现成的东西，也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产生的，而是它自己活动的产物，它只是在把自己建立起来时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自己实现自己、自己产生自己、自己创造自己的活动，这种活动一停止，概念就不再是概念，主体性就不再是主体性了，主体性价值就不再是主体性价值了。
由此可见，从概念的纬度把论述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存在和本质的客观逻辑看作是概念来展示，这里面除去逻辑学（作为逻辑学、本体论及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所应有的意义之外，还包含着必须把论述从一系列价值原则及其理论依据到教育政策活动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基本问题和关系，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或思想，即着重揭示貌似自然的事实或“规律”背后的利益关系、价值选择和价值冲突，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来展示的思想，并为此准备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取向模式和内在格架。在教育政策科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人们曾经从许多不同角度和层面讨论政策研究或政策分析，但对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的认识没有给予关注。其实，正是因为价值的涉入使教育政策的主体性自觉地变为了存在着的实体性力量。就公共政策本身的特点和当前我国教育政策的具体背景来看，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教育政策的性质、方向、合法性、有效性和社会公正的程度。
（二）主体性价值：判断的纬度
概念自身是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出发点，它仿佛是一粒种子，从那里将要生长出主体性的整棵植株。因此，从判断的纬度分析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存在和本质的全部内容包含在主体性价值自身之中，来引导教育政策的形成，影响教育政策的过程，决定教育政策的结果，是贯穿在教育政策一切特殊性和个体性中的“灵魂”。一般而言，教育政策主体可以被简单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然而，无论是教育政策功能的实现还是教育政策需要的满足以及教育政策的实践活动都是构成教育政策的必要要素，是构成教育政策主体价值的客体内容。基于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判断，我们可以把价值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否定统一所抽象出的主体需要作为教育政策实践中主体性价值的利益诉求和选择取向。实际上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判断突破了所展开的客观性分析过程，是把自身的内容创造成为自己的客体的自由创造活动。因为价值本身既是特殊的东西，又是普遍的东西。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判断的进展重演了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从存在到本质到概念的逻辑发展进程。
托斯顿·胡森和莫里斯·科根曾经对决策者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过研究，认为他们分属于“政治”与“学术”两种不同的文化，由于不平等的地位、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以及对学术的不同看法，决策者和研究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意见分歧常常会引起他们的分裂”。[2]为何会分裂，从主体性价值判断的纬度来看，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内在的否定性把自身内部的各个环节区分了开来，同时又把区分开的环节的同一性建立起来了。决策主体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咨询主体和执行主体作为教育利益的代表，由于利益追求的差异会表现为价值认识和选择上的冲突。面对国家教育权力、教育制度、受教育权利、受教育机会、教育资源、教育过程中个人与组织的活动、政策环境，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原始的统一性被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判断分割，从而把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内容显示出来了，就好像种子发芽把种子内部的潜能表现出来了一样。自身判断将教育权力分配关系、受教育权利与机会分配关系、特定教育制度框架下个人及组织活动的关系、教育资源配置关系、教育政策与其政策环境的关系等概念中潜在的规定性揭示了出来。
（三）主体性价值：推理的纬度
教育政策本质上应该是教育政策的客体属性与主体的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效用关系。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自身是否定的自身统一，因而就是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发展的东西。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判断所建立的各种有区别的环节的同一最初是抽象的，在教育政策活动的过程中，不同的政策价值主体需要、利益、活动等动态地交织在一起，政策主体必然要面对政策问题作出价值选择，经过判断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和发展过程，不同内容和类型的价值选择之间相互博弈，通过价值组合和价值对抗等活动，最终构成不同的价值选择模式与取向，当这种同一被建立为具体的同一时，判断就过渡到了推理。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推理是概念和判断的统一，从概念自身的原始统一性来说，由于教育政策对象主体的价值追求是为教育活动提供教育环境或分配教育资源，使主体自身的教育活动得以有效的完成。为此，引导和促进教育政策主体确立合理的价值取向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从判断的自我分化来说，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决定并表现着教育政策的功能、教育政策主体的需要以及教育政策实践活动。
正因为如此，教育政策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有组织的动态发展过程，其逻辑推理本身实质上就是一个价值选择的结果。“教育政策的主体性价值与其他政策相比并没有更多的自由——并没有令人折服的理由根据说明教育政策有如此显著的特征和区别。”[3]相反地，推理作为主体性价值的自身反思，它的不同环节本身即是全体也即是概念，因而彼此同一。教育政策活动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就其为自觉地存在着的客观依据，即推理的各环节作为概念的不同规定性，是概念本身的一个“自由存在”，而主体性价值推理本身则因此是一个绝对否定性的全体，即一个自我规定、自我分化、自我统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自由而有机地进展的主体。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推理一方面能够在客观逻辑上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反思，另一方面通过主观逻辑的方法能够对教育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控制决策主体比较隐蔽的意向和行为，而作为这两者之间的反思规定体系则形成了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
二、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意蕴
肇始于逻辑学的纯粹概念是一个整体，必须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当作实在的或存在的来考察；另一方面，作为概念的概念来考察。这种概念用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具体的形式来说，其意蕴就是对于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存在、事实、“是”，主体性只是其基本属性之一；而对于价值、“应该”，主体性则是其根本性质。因为实体是本质论范畴运动的最高阶段，而本质又是从存在发展而来的。由于不同的教育政策主体对教育政策的价值的理解与需要存在着差异，在教育政策价值的实践和运行过程中，政策价值主体或利益需求主体的政策价值目标、政策价值评价和政策价值选择以及政策价值实践手段等因素对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自身、判断和推论的规定构成无法超越表面化的文本政策而溯及其背后真正的利益动因。或许只有在认同教育这种共同利益的实体基础上，它们才能寻找和彰显自己存在与发展的意义。据此分析，从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意蕴关注现代教育政策价值体系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立足主体性的逻辑表征来进行价值分析，主体性价值就会变成现实教育政策价值环节的统一体。
（一）合目的性的逻辑表征
目的性作为理性概念，由于否定了直接的客体而达到了自由的实存，教育政策价值的客观性向自身回复着主体性，它可以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要求每个人立足自身的主体尺度，选择对于自身、对于社会最有意义的价值。尽管目的最初是主观的，或者说，是一种自觉的主观的东西，然而，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目的，除了把自身作为主观的东西同外在客体区别开来，它还通过主体性思路与方法，明确主体的权力与责任，高扬主体性，消解传统价值哲学中的客观性神话、普遍性神话以及所谓永恒真理。正因为如此，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同目的性内在的逻辑联系随着主体性价值从消极地适应教育政策到积极地驾驭自己所认识的客体的进化，获得了日益丰富的表现形式。教育政策主体目的与利益的结合在一个辩证否定的逻辑链上不断运动，由对教育政策主体利益的漠视，到对教育政策主体价值的肯定。在教育政策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中，教育政策主体的目的与利益实现了逻辑上的直接结合，并产生了教育政策目的与利益彼此互动的逻辑关系。
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目的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坚持为国家发展与为教育发展的统一。从逻辑联系上来看，国家发展可以为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从而促进教育发展，教育发展则可为国家发展提供良好素质的公民从而促进国家发展，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教育政策目的的这种特性表明，目的最初虽是主观的，但并不是从外面提出并硬加到客体上去的偶然的规定，而是客体自身的内在本质或内在目的性。当国家发展与教育发展直接地发生逻辑互动关系时，合目的性就会使客体内在价值在客体中具体体现或显示出来。第二，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种统摄教育政策外部实存的主体性，是衡量教育政策价值的两个重要尺度。教育发展是整体发展，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于教育发展整体之中，是单一指向并互补的两个方面。只有在认同教育机会均等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教育政策才能寻找和彰显自己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合目的性使沉寂为“自在”状态的教育平等权利，揭示并激活成“自为”状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冲力，确信主客的同一为真，对立为妄。
（二）合规律性的逻辑表征
从逻辑学意义上讲，合理性就是合规律性。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理性一般是普遍性和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其形式就是根据普遍的规律和原则而规定教育政策行为。要把政策做成“应如何”？即按照主体的目的来确定价值，或者说，使主观的规定成为客观的东西，就要在宏观上保持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基本性质和方向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历史进步潮流或趋势；微观上保持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在目标定位、现实化的设计与操作等方面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说来，表现在教育政策主体能够规定自己，并按自己的规定来改造外界客观对象，使之与主观的规定一致，在逻辑层次上使它变成政策主体所要求的某种需求满足物。不为利益的存在形式而任意判定规律的逻辑要素，在统一性的基础上坚持偏移性原则，实现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在现阶段应当相对突出价值取向中“为教育发展”这一极，尊重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引导个体发展他们的主体精神，从而使国家和教育的共同发展得到全面自由和谐发展，为社会整体进步提供原动力。这样的逻辑过程才是真正地实现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需要的有机结合。
合规律性在逻辑上的核心要点是要有效地组合教育政策主体意志和利益的互动运作形式。在教育政策领域，国家利益和教育利益在观念上的障碍反映到教育政策中，会影响教育的生存与发展，最终会损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规律性作为教育政策的“均衡器”或“显示器”，简单用一种“应然性”来推及整体的“应然性”，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也行不通的。为此，在理论上要使自己的认识理念符合教育政策的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在实践上要使自己的主观目的同教育政策的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相一致，把认识自己和认识教育政策、改变自己和改变教育政策相统一。国家利益与教育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很多方面不再只是一般的观念问题，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合乎规律性的问题。伴随着知识权威和教育主体地位的确立，教育政策应当在现代教育的两翼，即人力资源开发与人的自主发展上保持教育的功利价值与非功利价值相平衡，提升和改善教育的内在品质，防止国家主义、经济主义、技术主义、能力主义以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等对教育的伤害，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三）目的性与规律性统一
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的最一般规定性是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现代教育政策的设计是在综合考察主体价值的目的性和规律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教育政策的价值既有合目的性的一面，也有其合规律性的一面。合目的性是基于为国家发展与为教育发展的统一以及做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在目的性上具有强烈的理论主义预设的特点，也就是说，国家发展可以为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从而促进教育发展，教育发展则可为国家发展提供良好素质的公民从而促进国家发展，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教育效率为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与实施基础，教育公平又为教育效率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和有效环境。由于教育政策主体价值是依靠蕴藏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中内在有序的逻辑关系运作的，离开了最基本的逻辑要求，仅仅依靠缺少目的性指导的实践活动，教育政策主体的价值是没有生机的。抽象地说，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合目的性同合规律性一般是普遍性和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具体地说，这里合目的性同合规律性是教育政策主体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两者的统一。
总之，从逻辑学视域分析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其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不是偶然的。作为主体性价值下的合目的性，在国家发展与教育发展秩序的维持上表现为一种双向制约与“塑造”，两者互为目的、互为手段。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在逻辑上应属于全社会的每个个体，在具体制度上是通过教育发展来实现的。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的价值理念代表了人类精神发展的基本走向，通过教育政策的主体性、否定的统一、绝对的否定性，理想便不再只是我们的理想，而是它自己的对象了。如果说合目的性要求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做到为国家发展与为教育发展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那么合规律性就是这种合目的性得以现实化的必要条件。合目的性的逻辑形式是可以概括合规律性的逻辑形式的，但合目的性的逻辑形式却不能无限制地适用于合规律性的逻辑形式，合规律性应当作为合目的性的有效形式而存在。在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意蕴中，合目的性的实质逻辑内涵拥有合规律性形式的逻辑上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11
外资并购是引进外资的重要形式。所谓并购是企业合并与收购的总称,企业并购最先在英美国家实践和提出，它泛指以取得企业的财产权和经营权为目的的合并、股票买入和经营权控制等活动。在我国，外资并购指的是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外资进入中国的方式有了重大改变，那就是与中国的知名品牌企业合资。外资的进入虽然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但外资进入中国时所采取的所谓商标战略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品牌损失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外资并购中商标价值评估状况
商标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为了表明自己、区别他人在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的可视性标志，即由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所构成的标志。外资企业愿意并购中方企业，更多看重的是中方企业的商标价值，因为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商标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产品的标识，更多意义上是代表一个企业产品的质量、企业文化和在所属行业中的影响力，更多的是在标识一个企业的商誉。特别是驰名商标的价值更是不容小觑。在外资并购中必须要对商标价值进行评估，以便交易双方明晰商标价值，尤其是让被并购企业清楚知道自身商标的价值。然而由于商标评估存在种种问题，以至于中方企业的商标的价值被低估甚至不作价拱手让与合资企业。如1994年，“金鸡”品牌的持有人——天津日化四厂，为了引进外资，与美国莎莉集团所属奇伟日化公司合资组建了中美合资奇伟日用化学（天津）有限公司，当时金鸡鞋油已占据中国鞋油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合资时金鸡品牌却只折价1000万元。又如广州饼干厂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时，将其在50年代注册并享有盛誉的“岭南”商标无偿转让给合资企业使用，这都造成了中方的巨大损失。
二、商标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
外资并购的前提和难点是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和评估资产。科学准确评估商标的价值，合法公正地处置商标，有利于在并购过程中维护双方企业的利益，推动和保障外资并购的顺利实现。目前在商标价值评估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表现在：
（一）缺乏有关商标评估的法律
国家工商管理局曾在1995年颁布《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该规定明确规定企业转让商标或以商标权投资，应当委托商标评估机构进行商标评估。接着1996年又颁布了《商标评估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但该办法只对商标评估机构的条件、业务范围及评估原则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规定，而对商标价值的构成、评估的具体方法等商标评估的实质内容为予明确，操作性不强。然而这两个规章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被废止。目前我国没有一部关于商标评估的法律法规。
（二）评估机构不规范
商标等指知识产权的评估技术含量高、程序要求严格，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对资产评估机构的设置把关不严，对从业人员缺乏严格的培训与考核，常常出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状况差距极大的问题。
（三）评估方法不科学
按照国际惯例，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有三种，即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评估对象和评估目的不同，评估方法也不同。有些单位却是不分对象和目的，只用一种方法或用错了方法。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导致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中，标准不统一，高估低估现象严重。
（四）不重视对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评估
有的中国企业在重视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却忽略了通过自己长期经营形成的商标等知识产权，在评估时将这一部分资产价值低估甚至没有将这一部分资产作价，造成商标流失。尤其是造成驰名商标、著名商标流失时，其损失更为巨大。
三、完善外资并购中商标评估
（一）加强商标评估理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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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商标评估是按照一定的估价标准，采用适当的评估方法，通过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计算确定商标资产在某一评估基准日时现时价值的工作。商标价值构成比较复杂，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比如，商标的设计、注册、广告宣传等费用，商标的使用期限、侵权状况、法律保护程度，商标的显著性以及商标带来的市场占有率、企业知名度和信誉，商标资产依附于有形资产发挥的作用，包括所使用产品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与行业发展前景，企业管理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等。④加之我国开展商标评估的时间较短，积累经验还不够。为了促进并实现商标评估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应当在借鉴国外商标评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商标价值的现状和具体实际，加强理论研究，探索影响商标价值的定性因素及定量计算方式，逐步发展一套更加科学合理和规则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以及技术规则，通过有关政策法规的颁布与实施，建立科学合理的商标价值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
（二）完善商标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当前商标评估无法可依的状况，应加强商标评估立法，制定商标评估的统一法律规范，详细规定商标评估的形式、时间、表现、机构及工作人员，建立和完善商标价值评估制度。
．关于商标评估标准和方法。在商标评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商标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并通过法律法规将其确定下来。
．关于商标等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国家工商管理局曾于年颁布了《商标评估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玩忽职守，使评估结果严重失实的，所在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除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外，视其情节予以警告，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实际上让商标评估机构在对商标价值评估失实时仅承担警告、罚款的法律责任并不能起到处罚作用，也不能有效遏止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并且该规章在年被废止。虽然随后国家出台了《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但是这两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并没有规定评估机构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没有相关法律对商标等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应承担的责任做出任何规定。由于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对我国商标评估价值失实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经济责任、道德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尤其是法律责任，导致背离商标实际价值的评估现象屡见不鲜。针对这一情况，在商标评估立法时要明确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法律责任。
．关于外资并购时的商标价值评估。外资并购涉及外方企业，与企业并购时双方都是中方企业不同，外资并购时企业商标等无形资产被低估甚至是没有估价，会造成商标流失，造成损失，尤其是造成驰名商标、著名商标流失时损失更大。因此法律要对外资并购时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评估做出严格的规定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三）强化企业商标保护意识，重视自身商标价值评估
按照我国现行会计制度的要求，企业资产的计价是遵循历史成本原则。由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无形资产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取得成本的不可分性，使得大量无形资产不能确认和计量，即使确认入帐，但计量的成本也往往是不完整的。导致专利、商标、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在研制、开发过程中投入的费用并没有计入无形资产成本，使帐面上反映的无形资产价值与其真实价值相差甚远，这样当企业发生产权变动或产权交易时，帐面无形资产价值并不能成为交易的价值基础。所以当企业涉及资产拍卖、转让、企业兼并、出资、出售、联营、股份制改造、合资、合作时，对无形资产的评估就成为必要，以反映无形资产的真实价值。⑤商标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本身具有巨大的价值。中方企业作为外资并购的目标企业，要增强商标价值评估意识，要认识到商标价值评估是必要的，以商标使用权作价出资时要同并购企业商定商标评估办法确定商标价格，避免企业自身商标价值被低估甚至是无偿转让。中方企业与外方企业应当商定评估机构选择办法，比如双方共同选择、委托第三方选择等，应当选择有资质且资质比较高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做出报告后，应当聘请无利害关系的独立专家对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和评估，判断评估报告依据的资料是否充分、真实，评估方法是否科学、评估程序是否公正、合法，调整参数是否科学、合理，最终得出评估结论是否真实、可靠。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12
一、外资并购中商标价值评估状况
商标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为了表明自己、区别他人在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的可视性标志，即由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所构成的标志。外资企业愿意并购中方企业，更多看重的是中方企业的商标价值，因为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商标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产品的标识，更多意义上是代表一个企业产品的质量、企业文化和在所属行业中的影响力，更多的是在标识一个企业的商誉。特别是驰名商标的价值更是不容小觑。在外资并购中必须要对商标价值进行评估，以便交易双方明晰商标价值，尤其是让被并购企业清楚知道自身商标的价值。然而由于商标评估存在种种问题，以至于中方企业的商标的价值被低估甚至不作价拱手让与合资企业。如1994年，“金鸡”品牌的持有人——天津日化四厂，为了引进外资，与美国莎莉集团所属奇伟日化公司合资组建了中美合资奇伟日用化学（天津）有限公司，当时金鸡鞋油已占据中国鞋油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合资时金鸡品牌却只折价1000万元。又如广州饼干厂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时，将其在50年代注册并享有盛誉的“岭南”商标无偿转让给合资企业使用，这都造成了中方的巨大损失。
二、商标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
外资并购的前提和难点是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和评估资产。科学准确评估商标的价值，合法公正地处置商标，有利于在并购过程中维护双方企业的利益，推动和保障外资并购的顺利实现。目前在商标价值评估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表现在：
（一）缺乏有关商标评估的法律
国家工商管理局曾在1995年颁布《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该规定明确规定企业转让商标或以商标权投资，应当委托商标评估机构进行商标评估。接着1996年又颁布了《商标评估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但该办法只对商标评估机构的条件、业务范围及评估原则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规定，而对商标价值的构成、评估的具体方法等商标评估的实质内容为予明确，操作性不强。然而这两个规章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被废止。目前我国没有一部关于商标评估的法律法规。
（二）评估机构不规范
商标等指知识产权的评估技术含量高、程序要求严格，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对资产评估机构的设置把关不严，对从业人员缺乏严格的培训与考核，常常出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状况差距极大的问题。
（三）评估方法不科学
按照国际惯例，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有三种，即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评估对象和评估目的不同，评估方法也不同。有些单位却是不分对象和目的，只用一种方法或用错了方法。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导致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中，标准不统一，高估低估现象严重。
（四）不重视对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评估
有的中国企业在重视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却忽略了通过自己长期经营形成的商标等知识产权，在评估时将这一部分资产价值低估甚至没有将这一部分资产作价，造成商标流失。尤其是造成驰名商标、著名商标流失时，其损失更为巨大。
三、完善外资并购中商标评估
（一）加强商标评估理论的研究
商标评估是按照一定的估价标准，采用适当的评估方法，通过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计算确定商标资产在某一评估基准日时现时价值的工作。商标价值构成比较复杂，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比如，商标的设计、注册、广告宣传等费用，商标的使用期限、侵权状况、法律保护程度，商标的显著性以及商标带来的市场占有率、企业知名度和信誉，商标资产依附于有形资产发挥的作用，包括所使用产品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与行业发展前景，企业管理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等。④加之我国开展商标评估的时间较短，积累经验还不够。为了促进并实现商标评估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应当在借鉴国外商标评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商标价值的现状和具体实际，加强理论研究，探索影响商标价值的定性因素及定量计算方式，逐步发展一套更加科学合理和规则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以及技术规则，通过有关政策法规的颁布与实施，建立科学合理的商标价值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
（二）完善商标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当前商标评估无法可依的状况，应加强商标评估立法，制定商标评估的统一法律规范，详细规定商标评估的形式、时间、表现、机构及工作人员，建立和完善商标价值评估制度。
1．关于商标评估标准和方法。在商标评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商标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并通过法律法规将其确定下来。
2．关于商标等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国家工商管理局曾于1996年颁布了《商标评估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玩忽职守，使评估结果严重失实的，所在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除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外，视其情节予以警告，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实际上让商标评估机构在对商标价值评估失实时仅承担警告、罚款的法律责任并不能起到处罚作用，也不能有效遏止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并且该规章在2001年被废止。虽然随后国家出台了《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但是这两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并没有规定评估机构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没有相关法律对商标等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应承担的责任做出任何规定。由于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对我国商标评估价值失实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经济责任、道德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尤其是法律责任，导致背离商标实际价值的评估现象屡见不鲜。针对这一情况，在商标评估立法时要明确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法律责任。
3．关于外资并购时的商标价值评估。外资并购涉及外方企业，与企业并购时双方都是中方企业不同，外资并购时企业商标等无形资产被低估甚至是没有估价，会造成商标流失，造成损失，尤其是造成驰名商标、著名商标流失时损失更大。因此法律要对外资并购时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评估做出严格的规定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三）强化企业商标保护意识，重视自身商标价值评估
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篇13
为了获得公正、有效、真实的会计信息，在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质性要求的实现中有两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1.法律形式规范的准确把握和执行；2.价值判断的合理和准确。只有这两个条件的充分具备，才能保证法律实质价值推理的合理性。
二、法律形式规范的准确把握和执行
一旦这些实质性因素被纳入确定的法律规范或会计准则之中，其就具有形式性的特征，所以法律的形式性没有完全的脱离经济实质的考量。相比较于实质主义思维，法律的形式主义思维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法律形式主义思维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思维方式。形式推理可以直接依据相关法律或者会计准则遵照执行，比实质推理来说可以更快地确认和计量特定主体的经济实质价值，同时更加客观，更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性。
第二，法律的形式推理较之实质推理更节约成本。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实质推理，不仅需要考虑有无相关法律规定，考虑该法律制定时所依据的政策，据此判断该法律规定的含义；还要考虑这种含义在当下的交易或者事项中是否适用。
第三，法律的形式推理可将错误的风险最小化。规则不是立法者随便制定的。经验表明，制定法是现实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经常适用的规则的法律表现，其凝结着人类生活的经验，是在人类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依据规则进行形式推理，可将错误的风险最小化。反之采用价值实质推理方法，不仅仅需要考虑操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更加要求市场体系的完善、市场价值信息的充分和准确。
法律是国家通过外部强制手段而加以保护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保护社会生活条件是法律的实质。法律用来保护这些价值的手段和方式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些手段和方式必须同当时的需要和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相适应。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首先，由于传统的延续性，仍然把法律当成与道德、政策并列的一种统治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规范社会生活的正当性的依据。其次，我们国家的行政管理往往把社会的稳定作为行政管理的首要目标，法律体系在执行中往往受制于种种的限制，法律的严格履行很难得到保证。这样，在经济评价、经济信息计算中，就会更多地考虑某些实质性因素，法律的形式价值更加难以得到实现。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法律形式价值的严格遵循，而不是盲目的照搬国外的会计标准，更不能不加限制的滥加使用，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客观现实环境和条件，避免会计信息变得难以理解，会计信息最基本的公正、客观性难以保证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