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1
珠海作为珠江西口岸的核心城市，是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与横琴新区的开发，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珠海市的整体发展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一、珠海市经济发展的现状
经济是资源配置的全过程，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从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特征两方面分析珠海市经济子系统的现状。
（一）经济发展状况
珠海市自1979年建市以来地区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持续增长，GDP由1979年的2.1亿元，增加到 2011 年的1404.9亿元，增长了约668倍；人均GDP由1979年的579 元/人增加到2011年的89794元/人，增长了约154倍。可见，昔日的小渔村在改革开放潮流的推动下，以其经济特区的独特优势、优美的宜居环境赢得了GDP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产业结构特征
《珠海市统计年鉴》显示，珠海市第一产业占三产总值的比重近33年来急剧下降，从1979年的38.6%下降至2011年的2.6，下降了36%；第二产业产值占三产总值的百分比增长变化最大，由1979年的30.6%增长至2011年的54.4%，增长了23.8%，且逐年持续增大；第三产业增长幅度稍小，由1979年的30.8%增长至2011年的43%，增长了12.2%。
珠海市在1979年建市时仅仅是一个小渔村，三类产业发展水平持衡，但是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随着改革开放，1980年被划分为经济特区，在国家特区政策优势下，又借助港澳和横琴新区的助力，港口运输、航空航展、大学园区、旅游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33年来珠海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产业结构日渐优化。
二、基于熵权法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熵权法是基于原始数据之间的关系确定指标权重。熵是指解释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所需要的信息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越小；反之，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就越大。若一个事件为必然事件，则其熵值为0。因此，可以根据评价指标的差异程度，以信息熵为工具，给各评价指标赋予恰当的权重，从而进行多指标的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熵权法在进行综合评价时不会丢失任何评价指标所能反映的信息。同时，熵权法下，权重越大的指标，说明其基础数据的差异越大，这就便于人们顺利找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本文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导向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初步选取的珠海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包括反映资源拥有水平、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的10个指标。通过对《珠海市统计年鉴》和《珠海市水资源公报》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进一步采用熵权法对这10个指标进行赋权，赋权后的珠海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及建议
（一）珠海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
根据上述所选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值及其权重对各指标进行加权，可得珠海市2007-2011年经济发展的标准化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珠海市2007-2009年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均为负数，表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出现这种结果很可能是因为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以致地区生产总值、出口额和旅游外汇收入都有所下降。但到2010年，随着金融危机影响力的逐渐褪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从2008年的最低-0.1351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0.1681，上升了124.43 %，表明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二）珠海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据有关资料显示，珠海市的经济在广东省的排名比较靠后，大力发展经济应该是珠海市需要持续努力的大事。
一方面，鉴于珠海市是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随着国内一线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化，未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二、三线城市居住。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珠海是人们最向往居住的城市之一，提升服务水平，加大服务经济的贡献率可以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因此可以考虑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具体可以依托现有的文化产业（如大学园区）和旅游产业（如国际赛车场、国际航展及其他旅游景点等），加强服务产业的经济贡献。
另一方面，提升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突出工业特色，以加强工业竞争力。具体可以通过产品研发，增加产品附加值和核心技术，以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要围绕珠海市的支柱产业，根据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有规划地承接，以更好地提升支柱产业的综合经济实力。此外，要加强工业园区内的生态化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尽可能实现工业废物的零排放。
参考文献：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2
一、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一）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稳步上升，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自2008年以来，广东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稳步上升，2012年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2013年约达1.13万亿元。然而，2008年以来，广东海洋经济REFORMATION&STRATEGY2017.4增长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与广东经济发展速度度呈现出高度相关性。（二）广东海洋就业人口数量、万吨级泊位数量逐年增加2008—2013年，广东海洋就业人口增加了70多万，每年吸引新增就业人口10万多人，这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还奠定了海洋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广东沿海港口万吨级泊位数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08—2013年新增万吨级港口泊位数60个，平均每年增长10个，万吨级港口泊位数为第二和第三产业海洋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和空间较大广东未开发海洋领域比例较高，2008—2013年广东海洋养殖面积仅占可养殖面积的20%多，未来海洋新生物品种养殖具有很大空间。单位海岸线海洋GDP呈现增长态势，海洋经济发展潜力较大。2008年以来，广东单位海岸线GDP已由2008年的1.416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2.742亿元。但2011年起，广东单位海岸线GDP的增长速度放缓。
二、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省（区、市）的比较
（一）海洋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比较1．海洋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增长速度发生分离。我国11个沿海省（区、市）中，广东海洋经济总量稳居首位，这是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广东海洋经济规模与其经济规模存在高度相关性。速度方面，2013年广东海洋经济增长速度仅有7.40%，低于广东GDP的增长速度，在11个沿海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五，海洋经济增长速度排名前三名，天津、广西和海南依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海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意味着广东海洋经济与广东外向型经济的高度相关性，世界经济冲击影响了广东海洋经济的发展。2．广东海洋经济结构相对合理，海洋经济占GDP比重及海洋经济中第三产业占比与个别沿海省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产业结构方面，广东海洋经济的三次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基本呈现出第二、三产业并驾齐驱的均衡发展格局。但广东海洋经济的产业发展方式还比较传统、粗放，海洋经济占GDP比重及海洋经济中第三产业占比与个别沿海省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天津、上海、海南和福建的海洋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要高于广东，其中，2013年天津达到31.7%，上海接近30%，而广东还不足2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广东经济规模大，另一方面是天津、上海属于直辖市，而海南和福建本身经济体量小。此外，广东海洋经济中的第三产业占比低于上海和海南，上海海洋经济第三产业主要体现在港口现代服务业，海南主要体现在旅游业，这说明广东海洋经济的发展空间还很大。3．海洋经济提质增效的空间较大。2013年广东单位海岸线GDP排在11个沿海省（区、市）的倒数第五位，且2008年以来一直是第五位。关键问题是与天津、上海比较差距太大，天津和上海单位海岸线的海洋GDP接近每公里30亿元，是广东的15倍左右。不仅如此，相对河北、江苏和山东，广东也还有较大差距，它们是广东的1倍。广东海洋经济规模、结构具有先发优势，速度呈现出中等态势，但相对于天津和上海，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效益弱势较为突出。因此，未来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更要注重质量，提高单位海洋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海洋经济发展的产业空间比较1．广东海洋第一产业发展空间相对充足，海洋产业仍以传统产业为主。广东海洋养殖面积和可养殖面积比仅为20%多，而河北、辽宁、江苏和山东养殖面积超过可养殖面积，这表明广东海洋第一产业发展空间还很大。2．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贡献过小，而且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沿海区域平均增长水平，广东海洋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海洋生物品种培养还有很大空间。广东海洋原油产量逐年增加，产量位居天津之后，2013年达到1345.3亿吨。广东天然气产量位居沿海省（区、市）第一位，海洋化工产品产量低于天津、江苏、山东，特别是山东，已经超过1000万吨，而广东还不到100万吨。广东风力发电还处于刚起步阶段，未来发展空间较大。3．广东港口平台较多，航运物流发展潜力较大。广东万吨级港口泊位数居全国首位，2013年达到270个，远多于上海156个、浙江196个。然而，广东港口货运量小于上海、浙江，货物周转运输量不仅低于上海、浙江，还低于江苏，江苏万吨港口泊位数仅为44个，这说明广东发展航运物流的潜力较大，未来海洋经济增长的空间也较大。4．船舶制造业还处于落后位置，海洋第二产业不强。2008—2013年，广东船舶工业处于全国第七的位置，明显落后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山东。广东第二产业基数较大更多是原油产出量，近年来原油保持1400多亿吨，处于第二位，位于天津之后。（三）海洋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比较1．科技力量仅处在全国沿海11个省（区、市）中等水平，而且与上海、山东等海洋科技力量领先的区域相比差距较大，科研投入亟待增加。广东海洋经费收入相对于其他沿海省（区、市），还是存在研究经费收入不高的问题，2013年上海和山东的海洋研究经费收入分别超过30亿元，而广东不足20亿元。研究经费收入增长速度方面，2008年江苏几乎是广东的50%，2013年江苏研究经费收入超过广东，且突破20亿元。广东海洋研究经费内部支出与经费收入呈现相似特征，广东海洋研究经费支出小于上海、山东和江苏，规模和增长速度均存在较大差距。2．广东海洋专利拥有总量小于上海、山东和辽宁，海洋科技研发能力较弱，海洋科技成果、先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过长。广东的科技产业多元化投资和风险投资机制亟待完善，海洋经济人才层次太低，科技兴海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2013年广东海洋发明专利拥有量仅为527项，只是上海的四分之一。不仅如此，广东海洋发明专利拥有量也远远少于辽宁省。2008—2013年广东海洋发明专利拥有量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省份，如江苏由2008年的46项增加到2013年的201项。根据前面分析可知，辽宁海洋经济发展特点之一是海域确权工作的力度较大，这可能与海洋发明专利拥有量有关，因为辽宁海洋研究的政府投入明显不足。与全国相比，广东海洋创新能力处于前列，大部分指标排在第三名，核心问题是广东与前两名的差距较大，而与排在后面的差距较小。因此，总体而言，海洋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海洋经济创新能力与广东经济以及海洋经济规模不相匹配。（四）海洋经济发展的管理能力比较1．广东海域确权工作要滞后于江苏、辽宁和山东。2013年辽宁和山东每年海域确权面积分别达到14万公顷和12万公顷，江苏也达到5万多公顷，而广东仅有6000多公顷。关键问题是，2008—2013年辽宁、山东和江苏海域确权不是增长，就是基本保持稳定，而2008年、2013年广东的海域确权面积明显减少。2．广东海洋保护力度不及辽宁、山东和海南。广东海洋开发与保护矛盾日益突出，污染严重，海洋生态环境压力增大。2008—2013年广东海洋保护区数量减少14个，保护区面积减少近2000公顷，而辽宁省海洋保护区面积依然保持9860公顷，山东海洋保护区面积一度下降后，自2009年保持上升态势。海洋经济开发和海洋保护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广东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保护并不是平行推进的，且落后于经济次发达地区，这说明广东海洋经济发展、陆地经济发展以及海洋保护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加大海洋保护力度、提高海洋治理能力是广东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三、新常态视角下广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困境
（一）海洋经济结构调整较为缓慢1．海洋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不断降低，调整速度缓慢。2008年以来，广东海洋第一产业的比重由3.8%下降到2013年的1.7%。广东海洋第二产业稳中有升，2013年海洋第二产业比重比2008年提高0.7%。2008年广东海洋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海洋产业生产总值的49.5%，2013年该比值为50.9%。2．海洋经济第二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出现增长乏力困境。以造船业为例，2008年广东修船完工量是112艘，造船完工数量是39艘，2011年修船和造船数量达到最大共512艘，此后该数量开始下降。2013年造船和修船完工数量仅有353艘。此外，石油开采原油产量每年约1400万吨，占广东海洋GDP的比重较大。2009年广东海洋第三产业达到52.5%，高于2013年水平。3．广东海洋新兴产业和高端临海产业依然处于落后状态。海洋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路径是新兴产业或高端临海产业。尽管广东初步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集群，以及以粤东、粤西海洋生物育种和海水健康养殖产业集群，但广东还没有反映海洋生物医药专门的经济统计数据，这说明广东海洋新兴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在新能源方面，2008年以来广东海洋风力发电虽然得到快速发展，2013年风力发电仅有180万千瓦，规模偏小。（二）海洋研究投入需要增大，海洋创新能力亟须提升1．海洋研究经费投入不足。2008年广东海洋研究经费收入还不到10亿元，2009年则更少，不到5亿元，2013年广东海洋研究经费收入还是不到20亿元。在研究支出少于收入的背景下，2008—2013年广东海洋研究经费收入仅占海洋生产总值的1.6%~1.8%，达不到创新驱动研究经费投入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广东海洋研究经费收入就是研究经费的支出。如果按照人均来计算，广东海洋研究人均经费更少。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广东海洋科研人员数量是逐年增加的，2008年广东海洋研究机构有2253名研究人员，到2013年有3250名研究人员，6年增加近1000人。2008年人均研究经费为40多万元，2013年增加到60万元，扣除劳务费用后，真正用于科研的费用更少。2．拥有海洋发明专利总量不足。2013年广东拥有海洋发明专利的总数为527项，比2008年增加160项。总体而言，发明专利拥有总量与广东作为海洋经济大省不匹配，与海洋经济强省对科技创新的要求不相适应。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发明专利，海洋研究专利拥有量明显不足。（三）海洋管理和保护的效果不明显，海洋保护任重道远增长与保护均衡协调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粗放式经济增长使得广东海洋生态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如果长此以往，海洋经济不仅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还可能成为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源头。1．海洋生态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2008年以来，广东海洋生态监控区基本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海洋监控区的生态多样性较差，需要保护的物种达20多种。2008年广东海洋保护区有64个，2013年减少到50个，海洋保护区的面积也由2008年的5701公顷，减少到2013年的3820公顷。2．广东海洋确权面积逐年减少。海洋确权是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保护的重要条件，广东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是，大量海洋资源被闲置，海洋资源产权不清，对海洋资源管理能力下降，上述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海洋经济的发展。3．海洋污染治理能力和海洋管理能力制约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发挥。海洋保护和管理不足是广西海洋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问题，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思路已经影响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未来必须加大海洋保护力度和提高海洋管理能力。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3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观国际国内形势，世情和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变化孕育着机遇，也伴随着挑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
（一）国际环境的新趋势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供需关系、治理结构调整变化，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多方面影响。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发生新变化。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各国经济复苏仍不均衡，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不振，房地产、金融等支柱产业在危机中受到重创，新的经济增长点短期内还难以形成。一些国家政府负债过高，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其潜在危害和影响不容小视。特别是一些主要经济体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持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大量投放流动性，可能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推动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热钱的涌入也会对新兴经济体发展带来冲击。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重组引人关注。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倡导储蓄、鼓励出口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试图解决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过高、经济“虚拟化”等问题。有的发达国家还实施扩大出口战略，推行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力求改善贸易失衡状况。世界经济缓慢增长，全球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对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形成新的压力，也对我们在内需和外需的平衡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新突破。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可能进入创新集聚爆发和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时期，绿色发展成为一大趋势。不少发达国家在应对危机中提出“绿色新政”，制定未来发展战略，大幅增加研发投入，支持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等领域创新发展。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正在兴起，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有些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把握趋势、应对得当，就可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否则，就会贻误时机，难以实现赶超，甚至陷于被动和落后。
三是国际治理结构出现新调整。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结构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通过改进和完善已有架构，形成一个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已成为各方共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调整已经实施或正在推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有所增强。各国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与博弈强化，牵动着国际关系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分化组合。如何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趋利避害，有所作为，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二）国内环境的新特征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继续发生新变化。
一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呈现新特点。200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700美元，2010年有望超过4000美元，“十二五”期间将向更高水平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对我国而言，在这个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消费结构将持续升级，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也将随之调整变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为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快速增长变动中，经济结构升级的约束增多，社会结构平衡的难度加大，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亟待加强和改善社会建设。
二是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新挑战。现在，我国经济规模已位居全球前列，但人均国民收入仍排在世界百位左右。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推进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在经济持续发展中瓶颈制约也明显加大，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主要表现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增长方式粗放。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消费率偏低。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许多核心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受土地、水、自然灾害等多重制约，主要农产品稳产增产难度较大，加上市场流动性较多、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保持国内价格稳定、管理通胀预期的压力加大。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三是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新期待。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对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明显增强。近些年来，尽管我国社会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但总体上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仍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块“短板”。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还存在不少难点和焦点问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仍然不够。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而社会建设还不到位，经验缺乏，人才也不足。这些都与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有较大差距。
（三）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七大提出，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建议》明确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们党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的进一步阐述，是指导我们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战略判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历史潮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关起门来搞建设转向通过开放促发展，由传统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新世纪以来，我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迈出坚实步伐。
应当看到，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内在优势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发展的回旋余地广阔，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比较完整，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具有综合优势，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经过近些年的磨砺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在许多方面又积累了新的经验、铸造了新的优势。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形势长期保持下去。
还应看到，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没有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国际环境总体上仍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国内外两个大局互动加深，相互联系更为紧密，为我国在全球范围提高配置资源能力、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全球科技产业变革趋势，为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和产业整体跃升创造了条件；国际经济体系和治理结构进入调整期，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更加受到重视，为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使我们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可能。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战略机遇十分宝贵，时不我待，稍纵即逝。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在形势发展变化中捕捉新机遇，在国际国内相互影响中把握主动权，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妥善应对各种挑战，继续紧紧抓住并用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
二、牢牢把握“十二五”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主题和主线是发展的指南，也是规划的灵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符合党心民心，符合时代潮流，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现实意义。把握好“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是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建议》精神的关键。
（一）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必须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是我们考虑问题的重要出发点。资源相对不足、环境容量有限，成为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征。我们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年、几十年，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基础和“总钥匙”，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定不移地实现现代化的既定目标。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所谋求的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坚持科学发展，需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着力把握发展趋势，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完善发展机制，破解发展难题，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按经济、社会、自然等客观规律办事，把发展的途径和方式与发展的成效和结果有机统一起来，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二）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我国已经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一，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举措。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使发展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其二，这是我国发展实践的深化和经验的总结。早在“九五”时期，中央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任务，强调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三个方面加以转变。其三，这是适应发展新阶段、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要求。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转型所形成的“倒逼机制”，化解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现实需要，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现在只有10年时间了。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面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关键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早转早主动，能够实现更好更大的发展；晚转则被动，付出的代价大，影响发展全局。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发展理念的变革、模式的转型、路径的创新，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与改革开放的要求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改革开放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也是改革。《建议》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涵，是规划主线的具体体现。
（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处理好转变与发展的关系，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转变是发展的必然要求，不转变，发展就会重量轻质、不可持续。发展是转变的基本前提，不谋发展，转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转方式与谋发展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促转变，要坚持好字当头、快在其中，为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支撑。谋发展，要坚持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以科学的方式推动发展。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增长、持续发展中的转变，也是调整结构、有促有控、调优调强的发展。我们要切实在加快转变上下更多功夫、见更大实效，使经济增长真正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切实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促进经济转型，也要创新体制机制。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发展生产力与调整生产关系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中努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一）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调整经济结构既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又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必须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针对突出矛盾，采取有力举措，大力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全方位调整，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一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任务。从国际经验看，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内需潜力是促进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优势。扩大内需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战略重点，注重发挥投资与消费的协调拉动作用。消费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民生，扩大消费是提高经济内循环能力的根本途径。核心是要大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建立起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在消费政策、消费环境、消费业态等方面综合施治、多策并举，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
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这也就必然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更加注重就业创业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再分配中的作用，通过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需要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速度，但如果投资率过高，各方面条件难以承受。应当把政策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上，把增投资与扩消费、惠民生更多地结合起来，实现一举多得。要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管好用好政府公共投资，引导投资向重点领域倾斜，建设好关系发展全局和保障民生的重大工程，增强发展后劲，提高发展水平。
二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超过50％，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人口将工作和生活在城镇。我们应当顺势而为，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强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确保耕地安全、粮食安全，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全局的重大战略，是扩大内需、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引擎。我们应当遵循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抓住城乡人口结构转折的重大机遇，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构建城镇化战略格局。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在城镇化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城乡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关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要按照“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现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对特殊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支持、新疆等地的发展，这事关全局。要搞好主体功能区等规划引导，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促进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三是推动科技创新和结构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要靠科技创新。在创新路径上，对关键领域核心技术，要集中力量组织攻关推进原始创新，努力取得突破；对能够引进的技术，应善于站在“巨人”的肩上，搞再创新和集成创新，缩短创新的进程，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基础在教育，把人口多的压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可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近年来，国家在科技、教育、人才三个方面相继制定了中长期规划纲要，覆盖了“十二五”时期。要以这些规划为抓手，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优化升级的驱动作用，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继续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面向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加快发展服务业，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还要着眼于抢占未来技术和产业制高点，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高技术产业，努力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加快建设宽带、泛在、融合、智能、安全的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要把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趋势。无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服务业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都要切实加强节约增效和生态环保。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技术，大力推进节能环保技术改造，努力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把节约和环保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建设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一举托两头的大事，既有利于改善民生，又有利于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的繁荣进步，是建设现代国家的要求。我国发展到今天，社会事业这块“短板”如不尽快补上，就会拖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的后腿。现在，我们既需要也有条件加强社会建设。要把推进社会领域发展改革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和公共财政支出的优先方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全面进步，增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要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建立健全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做好这方面工作，应当区分“基本”和“非基本”两类性质的服务。基本的部分属于公共产品，保基本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明确今后五年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保基本，应做到广覆盖、可持续，使保障范围逐步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在保障标准上，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刚开始可以低一些，以后再随着发展而逐步提高，增强政策的可持续性，使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能够长期运行下去。非基本的部分，应当交给市场和社会，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调控办法，通过发展相关行业，满足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这样做，既可以为社会资本开辟更大的投资空间，促进社会建设，又可以使政府更好地集中财力，履行保基本的职责。即使是政府提供的基本部分，也应注重利用市场手段，通过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社会领域既有事业也有产业。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应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文化市场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加强社会建设，重点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应当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推进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重点民生工程，着力构建社会保障的安全网。近年开始实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必须深入推进。要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实施近期五项重点改革措施，逐步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要强化各级政府职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继续推进廉租住房建设，加快棚户区改造，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通过建机制，做到保基本、促公平、可持续，形成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应做更加艰苦细致的工作，把这些惠民利民的事情办实办好。
随着社会结构加快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社会矛盾也可能进入多发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面临更大挑战。在新形势下，迫切需要我们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履行好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要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推动社会管理的重心下移。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增强公民意识，推行公共治理，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要针对社会安全保障的新形势，强化抗风险意识和危机管理能力，健全社会应急管理体制，按照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的原则，有效处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公共事件。
（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
实践表明，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症结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推动科学发展根本上要靠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十二五”时期，是改革的攻坚时期，不加快改革，就可能贻误重要战略机遇期，丧失已有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精力，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的积极性，切实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障。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环境。行政体制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和监管职责，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财税体制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要围绕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平税负、节能环保等，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对资源有效配置具有关键作用，要立足我国国情，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完善金融管理体制，增强金融企业活力，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价格是经济活动最为灵敏的信号，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价格关系，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要素市场。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共享发展机遇的客观需要。“十二五”时期，要适应世界格局深刻变化，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拓展开放空间，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新形势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扩大开放，有一个完善开放格局的问题。既要提升沿海开放、向东开放，又要加快沿边开放、向西开放，还要扩大内陆开放，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扩大开放，也有一个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问题。要下大力气推动外贸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推动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中逐步从低端向高端转变。扩大开放还有一个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的问题。要在继续做好“引进来”工作、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同时，加快“走出去”步伐，着眼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要素，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投资大国转变。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4
一、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
2.乱采滥挖草原牧区、半农半牧区由于缺少燃料，农牧民群众烧茶做饭，主要依靠拾粪捡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铲草皮、砍伐草原上的乔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对原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内蒙古大草原大部分高寒阴湿草原，生长有多种药材等，而且品质优良，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农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仅使药材资源日趋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荒漠草原，搂发菜、挖甘草、麻黄的现象年年都有发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3.鼠虫危害草原鼠虫害的发生与猖獗是在一定气候、土壤、植被条件下形成的，气候干旱和草原退化为鼠虫害的发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而鼠虫的发生危害，又加剧了草原的退化，处于一种恶替过程。草层高密度大鼠虫害不易发生，而草原退化、草层变矮、变稀，有利于鼠虫害的繁衍。近年来，草原鼠虫害危害面积仍在逐年扩大。全国的面积已达6亿亩，仅鲜草折合人民币损失60多亿元，经济损失严重。虽然每年都采取化学、生物等防治措施进行防治，但因经费不足，防治面积小，每年的防治面积只占发生面积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被动局面，防治成果难以巩固。
4.毒草危害长期以来，随着草原“三化”面积的日趋扩大，许多草场优良牧草减少，有毒植物不断生长蔓延，加剧了草原退化。 在内蒙古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马草等，面积达到1500万亩。这些有毒植物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强、并有较强的抗逆性，它不仅与优良牧草争地，而且和优良牧草争夺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显的优势种群，使草场利用率下降。
二、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1.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原分户有偿承包使用，理顺草原管理体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责、权、利相结合，适应现阶段家畜私营形式的首要措施。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业务部门要依据《草原法》，全面彻底地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建设责任，真正做到“谁承包、谁建设、谁受益”，才能调动农牧民主动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进植被恢复。
2.以草定畜，科学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原围栏建设，以草定畜，以畜定草，严格控制牲畜数量，实行划区轮牧，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用养并举。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场时，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明确，草原是牧业生产资料之一，不单纯是自然综合体，更不能认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时候，必须具有生产观点，而在利用中应该强调，要利用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进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发挥自然生产能力。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人为措施，才能维持并逐步提高草场生产力，使牲畜得以稳步发展。
3.充分发挥夏季草场，发展季节畜牧业依据草原的季节分布特点，在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场的牧草优势，适时转场轮牧，发展季节性畜牧生产，扩大出栏率和商品率，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农牧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减轻冬春草场的放牧压力，防治进一步退化。此外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生产足量优质饲料，增加牧草贮备，降低放牧家畜对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压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复。
4.加大鼠虫害防治力度，巩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草原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必须加强草原建设，搞好鼠虫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鼠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认真各项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预测工作，建立健全预报体系，不断改善预测预报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标责任制，把草原鼠虫害的防治工作同农牧民草原承包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是大力推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无公害药物防治技术，保护天敌，不断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虫害综合防治力度，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才能有效地减轻鼠虫害对草原的危害。
5.加强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区草原为重点，建立重大毒草灾害报告制度。实施草原毒草调查、技术规程和防治标准，逐步减少毒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开展毒草灾害的风险评估、生态示范工程、防治机具购置、治理设施的建设、除草药剂的研制及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5
20世纪末，当发展中国家还沉浸在消耗型生产发展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竞相开展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研究，并涌现出最具代表性的四大模式：美国杜邦模型，丹麦工业示范园区，德国DSD循环回收体系，以及日本循环型社会模式。 这使得一批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尝试引进国外先进发展模式。由于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阶段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另外，中西方的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换句话说，中国从建国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势头，但其发展是以过度能源消耗为基础，所以其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不可协调性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缓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日益激烈的矛盾。为此，中国必须致力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强度，并最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体系。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物资稀缺，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仍采用传统经济模式，未能很好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使得原本已经稀缺的资源更加捉襟见肘，加之中国许多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资源再利用率低下，这也进一步局限了经济的发展。虽然近年来，中国不断地摸索尝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也在循环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即使对于邻国日本也相去甚远。
一、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必须要正确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一）控制人口
正确处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我国人口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沉重压力。人口数量的继续增大，对资源的需求会更多，环境保护的难度会更大，从而激化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严格控制人口总量是我国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思路和途径。
（二）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
就人均水平而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要解决资源短缺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确保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使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统一，减少资源浪费。
（三）改善生态环境，控制环境污染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体系；在环境保护方面，要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加强环保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综合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强化环境保护。
二、如何确保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需要大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调整经济结构，控制人口总量，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加快立法，完善体制，确保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形成健全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引导可持续发展经济及生态工业规范化实施；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财税政策，对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和环境友好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上给予支持鼓励，积极推动政府绿色采购，扩大绿色产品的消费市场需求，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另外，环境法制和法规是保护环境和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环境法规作为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手段，通过对行为主体的规范可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发生。
（二）树立正确科学发展观，调整产业结构，开创新型工业化道路
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因其粗放经营和盲目开发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以及环境生态的失衡，限制着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树立科学发展观，调整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必要的。要在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进程中，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提升产业层次，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提高发展循环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三）合理运用市场机制，使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
建立循环经济理论和技术支撑体系，逐步建立企业为主、政府支持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提高我国循环经济技术支撑和创新能力，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大力发展静脉产业，加强示范园区环境管理，制定再生资源产业环保控制标准和技术规范，推进和规范各类社会废弃物和工业废物的循环利用。
（四）依靠科技进步，确保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依靠科技进步研究开发无废、少废、节水、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如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可最大限度的减少原材料和能耗，兼顾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同时，需要加强宣传，广泛传播循环经济理念，宣传循环经济的成功实践，形成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总之，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原有发展模式上有一个革命性变革。无论是从全球范围，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类文明都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证。
参考文献：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6
可持续发展有各种不同的定义，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的定义被广泛使用之外，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有类似的定义：“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谨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的提高。”国内一些学者则认为：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经济、社会、体制四个方面，也可称为“生态、生活、生产、体制”的“三生一体”的范式。综合各种定义，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基本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或内涵：
（1）生态可持续：保护自然生态为基础，包括自然资源的復育与再生；考虑环境承载力、容受力的有限性；建立“生态足跡”的衡量观念。发展的同时，生态保育和环境保护都获得休养生息。具体作法是保护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
（2）经济可持续：依靠科技革新提高生产的质与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强调“绿色GDP”、建立环境经济学的新思维。
（3）社会可持续：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的，要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当代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仍处于半贫困或贫困状态，“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贫困问题。而对待社会弱势族群的公平与正义、保存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性，是社会可持续的主要关怀。
二、可持续发展的层级与范畴
可持续发展固然是全球共同的议题，但在推动或执行上，可以分为全球可持续、国家可持续、地方可持续与社区可持续等不同的层级：
（一）全球可持续
全球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从国际的观点，整合各个国家、各区域，共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最明显的例子是1972年6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共同发表《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rio declaration）又称《地球》（earth charter），其“目标是通过在国家、社会重要部门和人民之间建立新水平的合作来建立一种新的和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签订尊重大家的利益和维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完整的国际协定而努力；因为全球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大自然的完整性和互相依存性。除了里约宣言之外，“二十一世纪议程”的第一部分“社会和经济方面”特别列举了以下多项的内容：加速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和有关的国内政策；消除贫穷；人口动态与可持续能力；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促进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将环境与发展问题纳入决策过程等。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COP3）签订《京都议定书》，显示各国对温室气体影响全球暖化议题的重视，且愿具体执行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所订的减量目标，2004年俄罗斯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而使此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
（二）生态环境面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关怀，详细区分还可分为生态保育与环境保护两部分：生态保育系指自然生态的维护、保存、復原，进一步还希望“复育”成功。环境保护则系针对物理性公害如：噪音、悬浮微粒；化学性（毒性化学物质）、生物性（水质优氧化）等公害的防治或减量，使环境受到的影响力增加，达到地球可持续。
（三）社会经济面的可持续发展
在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经验中，环境生态维护与经济发展，往往呈现相反的走向，甚至被形容为“经济与生态相悖”的现象。因为资本的内在逻辑是建立在：（1）无止境的累积与商品化；（2）生存竞争与利润极大化。因此，资本家对自然的剥削，对环境的破坏，是不会纳入其“生产成本”的计算之中，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污染与污染权的买卖只是个“经济问题”，而无关乎道德。当然，无可否认的，经济生产会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在合理的、可容受的范围内，基本上还是符合可持续（可持续）的精神，反之，若超过其限度，就无法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7
引言
生态文明重视人与自然的平等，强调代际之间的公平。人类从大自然长期索取各种资源能源，就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就必须考虑保持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当代人必须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生态文明既关心人又关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携手、生物与非生物的共进、现在与未来的对话。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引发各种问题的大背景下，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转折点，如何汲取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走出一条以生态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是我们亟需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主题演变
（一）第一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1、会议主题
2009年的第一次生态文明会议是以“发展绿色经济——我们的共同责任”为主题，共同探讨生态文明。首届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共设生态城市论坛、科学家论坛、生态教育和传媒论坛、经济企业界论坛4个专题论坛，分别围绕“生态城市——宜居、宜业、宜游”、“科技与创新——生态社会基石”、“教育和传媒——生态文明软实力”、“生态经济——绿色产业”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2、成果
会议发表的《贵阳共识》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观念和文化转变、产业转换、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文明建设，城市是关键，科技是基石，企业是主战场，教育是根本，传媒提供软实力支持。会议倡议，观念先行；密切合作；加大投入；知行合一；进一步依靠科学技术；企业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教育和传媒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基础性、综合性和先导性作用；探索建立生态城市的评估和评价体系。
（二）第二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1、会议主题
2010年的生态会议是以“绿色发展—我们在行动”为主题。此次会议的规模不断扩大——会议举办了主旨演讲和生态城市论坛、科学与技术论坛、教育论坛、企业家绿色行动论坛、国际传播论坛、生态文明与传媒行动论坛6个专题论坛，交流了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举办了NGO与政府、企业家圆桌会，以及生态城市规划案例讨论会。
2、成果
凝聚着与会者智慧的《2010贵阳共识》指出，要从当前的事情做起，从能够做到的事情做起，立即把凝聚的共识落实到行动上，让生态文明走进楼宇、走进社区、走进车间、走进田野，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脑海，不仅把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念，而且要作为一种行动指南，作为一种道德标准。《2010贵阳共识》呼吁，应采取坚实和有效的行动，减少个人和集体的碳足迹。这些行动包括：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积极推动绿色消费；大力发展绿色科技等。
（三）第三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1、会议主题
2011年7月16日至17日，围绕“通向生态文明的绿色变革——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在西南地区设施一流、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的2011生态文明贵阳会议，把海内外政要、专家、学者、企业家聚集在这座美丽的山城，围绕生态畅所欲言。此次会议层次大幅提升，会议举办了科学论坛、技术论坛、教育论坛、企业家论坛、高新产业金融论坛、跨国公司论坛、城市规划典型案例和最佳实践论坛、绿色文明与媒体传播论坛、共建低碳生态城市论坛、生态修复论坛等专题论坛。
2、成果
经充分讨论和深入交流，《2011贵阳共识》提出三点重要倡议：一是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双赢。二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三是坚持把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长期战略。
（四）第四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1、会议主题
2012年7月26日到28日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在贵州省贵阳市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办，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变局下的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增长”。2012年，为使分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加贴紧大会主题，论坛围绕“绿色经济转型”和“包容性增长”两方面设计四大分议题，分别为：“绿色转型与绿色就业”，“绿色农业与食品安全”，“生态城市与包容增长”，“生态文化与大众参与。论坛继续致力与社会各界决策者开展交流与合作，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分享知识与经验，促进政策的落实与完善，抓住绿色经济转型的机遇，形成国际、地区和行业议程，以利于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
2、成果
会议在闭幕时正式通过《2012贵阳共识》。1200余名海内外与会嘉宾认为，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增长本质都是寻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增长，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会议认为，应从五个方面推进绿色转型和包容性增长：一是把绿色转型作为促进增长的首要选择；二是把绿色理念深度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各环节；三是在加速绿色发展、绿色转型中推动民生改善；四是运用新的模式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五是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
（五）第五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1、会议主题
2013年7月20日到22日，第五次会议在贵阳召开，年会主题为“建设生态文明：绿色变革与转型——绿色产业、绿色城镇和绿色消费引领可持续发展”。4000多位中外嘉宾参与探讨，议题涉及绿色变革、生态文明建设、城市低碳转型、企业家战略、全球气候变化、森林碳汇、西部矿产开发、绿色文明与媒体传播、能源危机、低碳技术、环境权益、生态城市规划、金融引领绿色生产力等议题。本届论坛密切结合贵州实际，设置了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山区经济等内容的讨论。
2、成果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8
一、G20的发展议程
发展议题并不是G20的新议题，从1999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简称G20部长级会议）建立之初，发展便是主要议题之一。加拿大学者约翰・柯顿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从1999年到2011年间历届G20部长会议和领导人峰会在发展议题上的进展，认为“G20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投入和创新处于持续增加的趋势，而且G20既处理了传统的发展问题―一发展援助，也开拓了发展问题的新领域一一贸易、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等。对于发展问题的关注在G20治理的六个纬度上都有所体现。”
（一）G20部长级会议时期的发展议程
G20部长级会议时期（1999-2008），发展便是主要议题之一。以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由而组建起来的G20非正式对话机制，在其初期的1999年、2000年和2001的三次部长级会议上，主要议题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领域的稳定和发展问题，其中2001年峰会受“9・11事件”影响，主要关注恐怖主义议题。2002年的印度新德里G20部长级会议，首次讨论了千年发展目标问题，开始关注更为广泛的发展议题。随后的2003年墨西哥莫蕾利亚会议，2004年的德国柏林会议和2005年的中国北京会议，对千年发展目标都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和重视。其中，2005年的中国G20部长级会议还了《关于全球发展问题的联合声明》，强调了“二十国集团作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政策对话的主要论坛，应在解决重要的发展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2006年到2008年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巴西的三次G20部长级会议上，越来越多的发展议题加入，其中2007年的南非会议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关联起来，2008年的巴西会议提出了要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回顾G20部长级会议在发展议程上的进展，几乎所有当前讨论的发展问题都涉及过，并且早在2002年G20就开始关注落实联合国的发展倡议。由于G20部长会议期间，发展议题的对话是在成员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之间展开的，因此发展议题对财金政策的潜在长远影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G20领导人峰会时期的发展议程
G20上升为领导人峰会以来（2008-至今），发展议题逐渐呈现出两个比较积极的趋势：一是更加强调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关联，将发展议程纳入宏观政策协调的呼声逐渐受到重视；二是G20在发展议程上的资源动员能力和集体行动力不断加强。
发展和增长的关联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全球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G20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发展不再被作为一个相对孤立和专属于新兴和发展经济体的议题。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在《G20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中，明确提出了促进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以缩小发展不平衡，减少贫困。2010年《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第47条再次强调了“对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并有效抵御冲击这一宏大目标，缩小发展鸿沟、消除贫困是不可或缺的。”2016年G20杭州峰会则把促进经济增长和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更为广泛的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从G20发展议程看，领导人峰会在应对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实现发展目标这四个主要任务上，现阶段和未来较长时间内对于增长和发展的关注将会是一个重点。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增长会带来新的发展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加大造成的社会不公平，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破坏等等。因此，G20的发展议程具有了统领所有议题的潜质，如果没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全球治理改革和危机应对结果的重要因素，其结果很可能造成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的损害。
就发展资源动员而言，G20具有明显优势。G20不仅包含了全球最大的传统发展援助提供国，还包括了新兴援助大国。G20的组织如商业20、市民社会20、智库20等等，在动员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方面具有较多影响力。同时，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经合组织都参与了G20发展议题的讨论。因此，就资源动员能力而言，G20的优势十分明显。2010年G20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的增资，是最好的例证。增资举措为发展中国家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其中对非洲开发银行增资200%，其年度贷款水平相应增长3倍。具体的增资情况见表1。
就G20的集体行动能力而言，除在危机初期推出的共同经济刺激方案外，在推动与发展相关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上也已取得实质性成果。按照匹兹堡峰会共识，“增加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3.13%投票权。再加上前一阶段改革增加的1.46%投票权，已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转移4.59%的投票权，总投票权达到47.19%。G20承诺将继续推进改革，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目标，同时保护最小国家利益，形成一个动态公式以反映各国经济权重变化和对世行发展使命的贡献。同时还核准国际金融公司的发言权改革，将总额为6.07%的投票权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使其投票权增至39.48%。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G20推动发达成员国向富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5%的份额，并承诺保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贫困成员的投票权。”
G20还通过建立发展工作组形成发展共识和共同行动计划的方式来展现其集体行动能力。2010年加拿大多伦多峰会建立了发展工作组（DWG），授权其根据G20重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完善发展议程，制定跨年度行动计划，并提交首尔峰会讨论通过。2010年G20首尔峰会《关于共享增长的首尔发展共识》，承诺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合作，帮助他们加强能力建设，最大程度发掘增长潜力，进而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作出贡献。这份G20的首份发展共识确认了九大重点发展领域，包括（1）基础设施投资；（2）人力资源开发；（3）贸易；（4）私人投资和就业；（5）粮食安全；（6）弹性增长；（7）金融包容性；（8）国内资源动员；（9）知识共享。与此同时，首尔峰会还了《跨年度行动计划》，提出了具体的行动原则：（1）关注经济增长；（2）全球发展伙伴关系；（3）全球或区域系统性问题；（4）私营部门参与；（5）互补性；（6）成果导向。首尔峰会标志着G20成员国已经开始以共同方式来实现发展。以首尔峰会为起点，G20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发展政策框架，明确了其发展议程的重点领域，后续的峰会均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减或者强调。其中，墨西哥峰会增加了包容性绿色增长，将G20的优先领域扩大到十个。（具体情况见表2）
二、G20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角色和优先领域
G20成员都是联合国成员，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具有天然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是与2002年的G20印度部长会议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纳入发展议题一脉相承。G20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双赢选择。对G20而言，制定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集体行动计划为系统整合G20以往发展议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对联合国而言，借助G20平台可以切实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同时G20的集体行动计划和国别行动方案也是树立发展榜样的最佳选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份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的纲领性文件，在延续千年发展未竞目标的基础上加入了更为综合的发展目标，全面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安全四个纬度。这份新的发展议程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的关切，并且难得地形成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共识。这份富有政治雄心的全新发展议程，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其基本目的是在发展的进程中“一个都不能拉下”，最终目的在于推动世界在今后15年内实现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及遏制气候变化。如此宏大的发展议程，需要动员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激励全球各国政府给予关注，才有可能在最终的目标实现上取得实质进展。
（一）G20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角色
G20始终强调其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角色是“补充性”的，联合国才是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机构，G20主要辅助联合国做出发展贡献。首尔峰会公报对于G20的“补充性”角色做了具体说明：“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G20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作用，与捐助国、联合国系统、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机构的努力形成补充。我们的角色要同自身促进全球经济合作的职能相一致。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保持持续、高水平的包容性增长虽不足以消除赤贫问题，但对减贫事业极为必要。”G20“要同现有的发展努力相区别、相补充，避免重复劳动。要从战略上重视能发挥G20比较优势和体现附加价值的领域，彰显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核心职责。”
G20的“补充性”角色与其实际发展贡献相符。一方面，G20对于自身的定位是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包含的目标并不局限于经济指标，因此G20的落实行动计划很难全面覆盖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尽管G20对发展议题的关注持续上升，内容和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发展议题的长期性属性，这个议题无论在G20部长级会议时期还是领导人峰会时期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核心议程。造成发展议程非主流化的原因，既因为发展工作组属于协调入轨道，与掌握金融资源的财金轨道对话融合脱离；也因为G20发展工作组的层级过低，并不具备协调其他工作组的权力和能力。因此，即使G20仅仅是发挥“补充性”角色，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
“补充性”并不意味着可有可无的次要性，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上G20的“引领性”角色不可或缺。囊括系统性大国的G20更容易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相比之下，联合国成员过多导致协调困难，经合组织则因“援助国俱乐部”的性质导致“合法性缺陷”。并且，G20的非正式特小使其更容易避开成员国国内立法部门的政治障碍，更迅速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在引领全球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G20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对话平台，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建立方面具有优势。G20通过集体行动和国别落实相结合的方式，为推动全球各国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树立榜样。
（二）G20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优先领域
首尔峰会虽然确立了G20的发展议程框架，但是九大发展领域缺乏内在逻辑和联系。实际上，这九个领域只是指出了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九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相比之下，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则系统地规划了人类社会未来15年的共同发展目标，获得了最大范围的国际认同。G20将发展议程的重点放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上，既增强了G20发展议程的系统性，也可以提高G20发展议程的合法性基础。杭州峰会之前的历届G20峰会主席国都在发展议程上加入各自偏好的发展议题，发展领域的重点每年都有所调整，在秉承自愿落实原则的情况下G20发展议程的灵活性得到保障，但是落实和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因此，G20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上，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有选择地落实，其次是如何切实提高集体行动力。
在选择优先落实领域方面，G20主要选择那些自身具有比较优势并且能够贡献价值增值的发展领域，这其实也是G20一贯的传统。与八国集团（G8）关注发展议题相比，G8注重人权、国家结构调整、移民冲击等问题，而G20则更多关注国家的增长、全球不平衡调整、系统性风险的管理等。根据G20发展工作组已经多次展开的关于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集体行动计划的讨论草案来看，以下16个重点领域基本获得了G20各成员方的认同，但是仍然有待杭州峰会成果公布的最终确认：（1）基础设施；（2）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3）人力资源发展和就业；（4）普惠金融和侨汇；（5）国内资源动员；（6）工业化；（7）包容性商业；（8）能源；（9）贸易和投资；（10）反腐败；（11）国际金融结构；（12）增长战略；（13）气候融资；（14）绿色金融；（15）创新；（16）全球健康。这16个优先领域基本涵盖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是在具体的落实领域上有所侧重。其中，可能相对较新的领域是全球健康。但是，实际上在2014年G20澳大利亚峰会上，已经将卫生健康问题纳入领导人的对话，鉴于埃博拉疫情的紧急状况，布里斯班峰会后还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埃博拉疫情布里斯班声明》。无论是出于全球危机事件的应对，还是出于人道主义，抑或是减贫和发展的目的考虑，将卫生健康纳入G20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点领域都是必要的。
在国别落实方案上，G20集体行动计划可以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成员国自身的优先发展战略和选择。G20平台为集体行动计划和国别落实方案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也为提高G20发展议程的对话效率和加强共同行动能力提供了基础。同时，在一个初步确立的优先发展领域框架下，将有助于G20通过建立相关的同行审议制度，来监督成员国的具体落实效果。
三、G20如何更加有效地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G20在过去十几年中对于发展议题的持续关注，为其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奠定了基础。G20具有政策协调和发展资源的动员优势，但是也面临着执行和落实能力较弱的难题。如何更好地发挥优势，同时提升G20的行动能力是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
（一）G20应更好发挥其独特优势
G20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上究竟具备哪些优势？李小云和周太东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优势：（1）与联合国相比，G20因为相对较小的规模而具备更大的灵活性；（2）G20因为包含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具有更为多元的发展经验；（3）G20的集体行动力对于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而言至关重要；（4）G20的榜样作用，尤其像中国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可以成为“发展样板”；（5）G20“全政府”式的全方位政策模式，可以将发展纳入更广泛的政策框架等等。从成员数目上看，G20的确比联合国更容易达成共识。但是也正如李小云和周太东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价值观上的分歧，G20发达成员和新兴成员之间欠缺凝聚力。就发展经验和典范作用而言，G20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实际效用有限，国际发展合作的众多案例已经表明发展经验的成功复制并非易事，发展经验的分享更多是提供发展知识，与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实践尚存在距离。因此，相比于灵活性、发展样板和知识分享而言，G20更为显著的优势在于其召集和动员能力，以及推进政策一致性方面的优势。
1.召集和动员能力
G20的召集能力体现在可以在领导人这一最高的政策对话层面推动共识达成，并且在全球形成共同行动的政治意愿氛围。这种召集能力正如戛纳峰会强调的“G20将主要经济体以平等身份集聚一堂、开展合作并采取行动的创始精神最为核心。”通过定期磋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交流各自经验以及持续评估等举措，G20在推动各国开展广泛的发展合作、增强成员方和国际社会对于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认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G20的优势在于：1、代表性。G20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平衡，人口占全球的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2、平等性。G20采用协商一致的原则运作，新兴市场国家同发达国家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就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交换看法；3、实效性。G20峰会通过一系列重要决定，为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G20不仅将全球主要经济体聚集在一起，而且还推动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部分非G20成员，保持连续性、密集性的政策对话。每届峰会都具备不断凝聚新的政治共识和意愿，推进全球经济治理议程的潜在可能。在集体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后续峰会主席国可以在已经确立的16个优先政策领域中有选择地深入落实，并开展与非G20国家的广泛对话，这可能是强化G20召集和动员能力的关键。
G20的召集和动员能力并不止于推动政府层面合作，G20组织在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方面影响巨大，如智库20（T20）、市民社会20（C20）、青年20（Y20），商业20（B20）等。G20相对灵活的非机制化特点在强化其召集和动员能力方面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其既能就最为急迫的危机性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如难民危机、埃博拉病毒等，也能就长期的发展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达成广泛政治共识。总之，G20的广泛召集和动员能力如果能持续发挥作用，那么在落实2030可持续发议程所需要的政治意愿、资金支持、社会参与等方面都会有实质性进展。
2.政策一致性
G20在提高政策一致性方面至少具备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G20平台对话包含了金融、增长、贸易、投资、气候和腐败等领域广泛的议题，这些议题与发展问题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因此，G20从政策协调层面为发展政策和其它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提供了可能。G20所有工作组和对话协调的议题都与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联，G20有能力要求所有工作组和政策协调都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第二，作为领导人峰会，G20平台提供了一个在全球主要经济之间保持对话和政策沟通的机会，减少了政策不透明，提高了成员国之间在发展政策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同时，正是由于领导人峰会的特性，在国内政策协调方面，G20也具备推动成员国领导人给予更多关注和重视的可能。第三，G20平台除了20个成员方之外，还有与国际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组织参与对话，比如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地区性开发银行等等，因此G20平台也促进了不同的国际组织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推动共同行动，加强政策一致性。
（二）G20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的挑战
在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G20虽有优势，但其目前仍然是一个决策机制而非执行机制。G20是一个“没有牙齿”的协调平台。鉴于此，加拿大学者巴瑞・卡林（Barry Carin）评价发展议程对于G20来说无疑就像是泰国人心中的白象，只可远观。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G20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突破其落实能力的瓶颈，提高落实效率，并且在落实方式上有所创新。
具体来看，无论从G20峰会层面还是具体的发展工作组（DWG）层面，都面临不少挑战。就领导人峰会而言，从领导人达成共识到具体的国内实施，没有强大的政治意愿推动，以及落实监督和评估机制，共识往往流于形式。就发展工作组（DWG）而言，由于层级过低，在协调和动员G20其它工作组共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上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发展工作组属于协调入轨道对话，对于掌握发展核心金融资源的财金轨道对话影响力有限。这些问题是G20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的现实制约因素。
（三）G20更有效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建议
G20如何有效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9个方面的具体建议：（1）投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运营，以促进发展；（2）强化绿色增长；（3）培育创新；（4）增强平衡和包容性增长；（5）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6）加强国际税收制度；（7）推动数据革命；（8）协调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融资的贡献；（9）强化包容性体制。中国学者对于G20杭州峰会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技术性建议：“使作为整体的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典范，通过‘榜样’作用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以G20发展工作组为核心机制，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升级到2.0版本，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通过强化与相关机构的沟通与协调，使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桥梁；提升对‘后千年发展目标’及‘被忽视的具体目标’的关注，使G20成为重拾议程指标制定过程中遗失目标的核心力量；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权利，确保2030年议程在后续落实过程中不偏向、不跑题等等。”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9
“里约+20”峰会的目标与主题
峰会实现了三个目标：第一，重申各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第二，评估迄今为止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峰会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实施中存在的差距；第三，应对新的挑战。大会聚焦于两个主题：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
峰会以“重申各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评估迄今为止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峰会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实施中存在的差距”和“如何应对新的挑战”为目标，以“如何建立绿色经济以达成可持续发展”和“如何改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协调工作”为主题进行了讨论，其具体内容涉及到就业、能源、城市、粮食、水、海洋和减灾等七个方面。对全球1.9亿失业人员和在未来10年内潜在的5亿多的求职者来说，能使工作适应自然环境的需要是至关重要的，绿色就业机会有助于确保生物多样性，降低能源消耗，去碳化经济，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形式的浪费和污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带头推动的，旨在确保普及现代能源服务，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效率和使用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也引起了全球性关注。
此外，面临拥堵、缺乏资金提供基本服务、住房短缺和基础设施的下降等挑战的城市问题也是热点议题。城市面临的挑战可通过不断繁荣和发展，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及减少污染和贫困的方式解决。
与此同时，根据专家关于到2050年新增加20亿人口的预测，粮食和水的问题理所当然地被提上了讨论日程，而与此密切相关的海洋问题和减灾问题，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我们想要的未来》
大会的主要成果是高度聚焦于重点问题的政治文件——《我们想要的未来》。文件包括前言、重申政治承诺、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行动措施框架等五部分内容。
“重申政治承诺”重申了世界各国对《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约翰内斯堡宣言》等地球峰会和后续可持续发展峰会主要成果文件，以及对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蒙特雷共识》等发展筹资机制文件的承诺。评估了目前各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在实施可持续发展主要峰会成果方面存在的差距，以及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并提出了行动框架。
“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论述了绿色经济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手段与具体行动，包括建立有关经验分享的国际机制、制定绿色经济发展战略、增加投资、支持发展中国家等，同时提出了评估绿色经济发展进程的时间节点。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论述了推动可持续发展体制框架改革的方法。在机构强化方面提出了加强联合国系统内原有机构能力和建立新机构两种措施。强调国际金融机构对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尤其是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的责任，并提出了针对不同层面的实施要求。
“行动措施框架”列举了需要采取行动的优先（重点和交叉）问题和领域及相应行动。提出应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应评估指标的建议，并从资金、科学与技术、能力建设、贸易4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措施。
未来行动措施
峰会分析了绿色经济的整体环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指出，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大背景下，绿色经济能够为实现人类发展的重要目标做出贡献，尤其能够帮助人类实现在消除贫困、保障粮食安全、合理管理水资源、普及现代能源服务、可持续发展城市、管理海洋提升其恢复力与应灾能力、公共卫生、发展人力资源、维持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包容性增长和平等增长等优先领域的目标。
峰会还提出应支持建立一个国际知识共享平台，协助各国制定和实施绿色经济政策。这个平台应该包括如下内容：可选政策措施的清单；在区域、国家和地方3个层面实施绿色经济政策时可以使用的最佳实践集；用于评估进展的指标体系；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绿色经济的技术服务、技术与筹资指南。另外，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部门的需求制定一组各具特色的战略至关重要，应当鼓励所有国家和地区通过一个各利益相关方均参与的透明程序制定各自的绿色经济战略，鼓励联合国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携手支持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绿色经济战略。
峰会还提出了一个世界各国需要遵循的、包含指示性目标与时间节点的路线图。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阶段（2012年—2015年），制订相应指标和措施评估实行绿色经济进展；建立技术转让、技术和知识分享和提升能力的各项机制；第二阶段（2015年—2030年），发展绿色经济，并定期评估实施进展；第三阶段（2030年）：全面评估绿色经济的发展状况。
全球：从新世界中寻找新思维
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首脑缺席了本次峰会，但是各国在会议之后都陆续表达了明确的立场。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10
1林业可持续发展概述
本文结合前人研究，釆纳林业可持续发展一般意义上的解释，即认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是指确保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物种及生物多样性不受损害的林业实践活动，它通过培育、利用森林，实现森林综合开发，充分发挥森林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既满足当代人对林木产品及其服务的需要，又不削弱未来满足其需求的林业。
2具体政策建议分析
2.1制定资金补贴政策，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目前辽宁省林区基础设施投入较少、林业职工工资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森林防护费用不足等严重影响辽宁省林业可持续发展，这一点在调研中也可以得到明显体现。为此，建议政府借鉴林业发达国家经验，在现有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林业补贴标准，创新补贴形式。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对于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来说更是如此。其中建议根据步道、集材道、板车道、机耕道及林区主干道等道路类型，设置不同的补贴标准，加快完善辽宁省林区道路建设；补贴具体的森林经营活动，如苗木培育、间伐等环节，引导森林可持续经营活动的有序顺利开展，也可以增强林农参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积极性；增加森林防护投入，包括病虫害防治投入、森林火灾防护投入、森林管护投入等，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
2.2.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减轻林农负担
目前整个森林经营活动涉及税种包括育林基金、维简费、林业保护建设费、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繁多直接加大了森林经营的成本，极大限制了森林可持续经营。因此本文建议可以在税收方面釆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减轻林业生产单位的税费负担，让利于林业发展，最终实现惠民、利民的政策目标。具体体现在：合并重复设置的税种，取消阻碍林业发展的税费，鼓励荒山造林、退耕还林及木材综合林业等营林活动；降低税率，针对林业生产的实际承受能力，对林业采取低税政策，对各税种现有税率进行降低甚至减免调整，以鼓励林业发展；调整税基，对部分税负过重的税种，可以通过税基的调整进行减负。
2.3设立专门的信贷基金，改善林业发展的融资环境
由于林业投入大、生产周期长、外部性明显等特点，使林业发展很难进行必要的融资，尽管项目试点区有德方贷款，但依然存在补贴标准过低和补贴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建议政府设立专项贷款基金。理顺林业建设的融资渠道，针对社会、生态效益为主的防护林、天然林等，以国家无息贷款进行支持。而对于经济效益为主的人工林、经济林等，则依靠商业贷款予以解决。
2.4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策的适应性
建议政府积极参与制定公正公平的市场交易准则，为林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引入林业保险等制度以适应当前的林业发展；积极引导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针对林业私有产权的弊端，国外大都釆用建立林业合作组织的方式予以克服。因此建议政府引导农民积极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提升森林经营者市场交易的话语权，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也便于林业技术的推广及林业相关部门的监督与管理。
2.5健全法律法规，实现规范化管理
保障政策的落实是实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森林法》、《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尽管辽宁省也制定了《关于加强林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条例，但由于部分具体法规可操作性不强，森林经营者参与意愿不高，致使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此，笔者建议尽快制定全省统一、详细的收支记录表，实现规范化管理。要求各具体经营单位如实、及时填写，相关部门定期进行监督检查。不但便于各经营单位随时清楚各类各项经营活动的成本收益，改进后续工作；而且也便于有关机构开展成本效益测算和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等工作，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3小结
文章通过政策方面对辽宁省林业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在理论方面，本文的研究内容有利于深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促进林业相关学科发展,拓宽相应的研究领域；在实践方面，通过对辽宁省林业可持续发展障碍性因素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进而为辽宁省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现实参考，有助于推进辽宁省林业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融合。
参考文献
[1]黄选瑞，张玉珍，周怀钩等.对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认识[J].林业科学，2000（04）.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11
首先，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们前进中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归根结底得益于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2237亿元和近5000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年位居全国第23位分别上升到年的第12位和第10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面临着国家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支持经济区在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以及两岸关系正处于和平发展阶段等诸多重大机遇。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提前三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同样需要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促进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同时，我省发展与先进地区仍有相当差距，周边地区竞相发展，先进地区继续领跑，后发地区不断赶超，我们必须牢牢扭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迅速做大总量、提升质量。为此，《建议》提出“十二五”时期要围绕“两个力争”落实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比年翻一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赶超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实现财政总收入翻番，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
其次，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全面准确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努力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加以落实。当前，我省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凸显了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为此，全会作出一个重要论断：“对来说，坚持科学发展，就是要推动跨越发展；推动跨越发展，就是落实科学发展。”未来5年，我们必须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科学发展取得新的显著进步。
突出主线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把加快转变、跨越发展确定为“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线，是《建议》的一个突出亮点。潘同志指出，《建议》突出这一主线，有三个原因：
这是顺应发展的阶段性特同志的必然要求。《建议》指出，“十二五”时期，我省进入了加快转变、跨越发展的新阶段。以加快转变、跨越发展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推动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十二五”时期我省发展的历史方位所在和责任使命所在。
这是解决发展中深层次矛盾的根本途径。当前，我省发展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投资带动、消费拉动较弱，产业规模不大、层次较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矛盾增多，等等。必须把加快转变、跨越发展这条主线，贯穿经济社会全过程和各领域，才能切实优化经济结构，真正突破资源环境制约，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不断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这是抢占未来竞争主动权的重大举措。面对各国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形势，面对国内新一轮区域竞争激烈、一批新兴区域加速发展的态势，只有加快转变、跨越发展，积极培育新的长期竞争优势，不断提升我省经济竞争力，才能为跨越发展增添后劲、开辟广阔空间。《建议》强调，必须坚持先行先试和深化改革，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引领，坚持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坚持实施全方位大开放战略，把加快转变和跨越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在转变中实现跨越、在跨越中促进转变，努力实现快步伐、求突破的发展，高水平、可持续的发展，重民生、促和谐的发展。
立足根本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践行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获得持续动力的关键所在。”潘同志告诉记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确定为“十二五”时期发展的立足点，这是《建议》的又一大亮点。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12
二
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思想变革,必然引起地理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变革。因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对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提出来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待地理事实,把发展环境与持续发展积极联系 ,解决环境问题、有害性生产问题、贫困问题,调动全体人民(包括青少年)参与持续发展战略和21世纪议程 ,都提高到战略高度,作为策略和行动的重点,传统的、现行的地理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是很不适应的,显得 陈旧滞后。不认真对待,实行变革,就难以完成地理教学的历史使命,甚至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转变发展战 略向持续发展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教学是培养人的,有它的超前性,必须早开始变革,为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早作准备。当前地理教学变革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
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篇13
Keywords：sustainabledevelopment；energydevelopment；legalsystemconstruction
一、可持续发展：中国能源发展及能源法制之路
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18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签署了五个实现和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文件，其中《21世纪议程》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但是，《21世纪议程》并未直接对能源的使用提出明确的义务要求，而只是在交通通信部分的文本中提及需要更有效更环保地使用能源(注：《21世纪议程》第7.5段建议“在人类居住的地方促进可持续性能源和交通系统”。)。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在事隔十年后的2002年9月4日，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通过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实施计划》(又称《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该实施计划规定了《21世纪议程》遗漏的能源建议，将能源政策作为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核心部分，各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以充分增进人们获得可靠廉价能源服务的机会以及实现在2015年前使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为此，各国一致赞同以下六项优先性建议：①“加强使用可靠、廉价、经济上可行、社会上可接受且无害环境的能源服务和资源”。这就要求加速研究氢燃料电池技术，广泛使用风能和太阳能，或在山区建设适宜的小水电设施。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各国必须“加强地区和国家合作，包括通过能力建设、财政和技术援助支持各国的努力”。②“进一步使用现代生物技术”。此项目承认将现存的农业或林业废料用做能源财富的机会，使生物质利用商业化，并在农村地区加以使用。③“支持转向使用较洁净的液态和气态燃料，这种使用被视为更加无害环境，社会上可接受且成本效率较高”。④“为了实现第一个建议目标，制定国家能源政策和管理框架，以帮助创造能源部门所需的经济、社会和体制条件”。⑤“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便实现上述目标并再次“特别注意农村和偏远地区”。⑥“加紧协助和促使贫穷人口获得上文所述的能源系统”(注：《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第8(a)(b)(c)(d)(e)(f)段，参见[澳]艾德里安·J·布拉德布鲁克、[美]理查德·L·奥汀格主编的《能源法与可持续发展》，曹明德、邵方、王圣礼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原著序言Ι”第10-11页。)。《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及《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为世界各国的能源发展及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避免功利性的短期经济目标；应该实行能源与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政策；应该利用经济和技术资源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氢能等)。
1994年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对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确定了总的指导思想、发展模式和具体行动纲领。但是，《中国21世纪议程》只是规定对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在税收、信贷和价格方面给予优惠(注：《中国21世纪议程》在2.16段(d)项规定：对环境污染治理、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废物综合利用和自然保护等社会公益性项目，在税收、信贷和价格等方面给以必要的优惠。)，这种规定未能全面和明确地确立能源发展的战略地位。然而，这种不明晰的状态很快就得到了矫正，中国的能源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背景和可持续发展的要义：一是中国经济自2003年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以来，再次遭遇了能源瓶颈的限制。2005年，在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下，能源紧张的局面稍微得以缓解，但能源缺口依然存在。二是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1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预计将达到3.5亿吨，其中50%左右需要进口。到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预计将为5亿吨，其中60%需要进口。未来中国石油对海外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国际市场极大的不可预测性，将给中国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三是可持续发展对能源的要求。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都要以一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前提和条件。如果其发展是以消耗浪费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实际上是以牺牲他人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求得部分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既不是经济发展或社会发展，也不是单指生态继续，而是指以经济—社会—自然为中心的复合系统，是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提高生活质量”[1]。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如果能源的利用方式不合理，就会破坏环境和生态甚至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因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建立可持续的能源支持系统和对环境友好的能源利用方式。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了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方向，着力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强化能源储备，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以达到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服务的目的。“能源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支持和保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一是支持年均7.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二是能源的生产、消费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三是提高能源供给的安全性。”[2]基于国家发展改革委2007年4月《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的规定：十一五期间应“贯彻落实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的能源战略，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见，“十一五”期间能源将依循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发展，并且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一致。在能源建设方面，其总体安排是：有序发展煤炭；加快开发石油天然气；在保护环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火电，推进核电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此种能源建设的总体安排，必须要有法制的支撑和法律的规制。因此，与之相适应的能源法制亦应“与时俱进”。
但是，与能源相关的法律如《节能法》、《煤炭法》、《电力法》等皆是在“九五”期间制定并实施的，由于当时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体制和机制条件尚不完备，因而，在法的规范和制度上未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现阶段，能源法制建设应符合能源、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200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尽管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制定的，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但是由于过于原则而不具有操作性和具体适用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加快《能源法》的研究和起草，同时在抓紧《石油天然气法》、《国家石油储备管理条例》研究起草的前期准备，正在修订《煤炭法》、《电力法》、《节能法》和《节能用电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这一系列的立法工作将有助于全面推进我国能源领域的法制建设。
二、利弊共存：能源开发利用的客观现实
